时间：2023-07-27 16:22:3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间借贷的认定，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 从近年来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借条只有夫妻其中一方签名确认，而绝大多数债权人将债务人夫妻双方列为共同被告，法院也基本上判决确认这些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连带偿还。现行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最大限度保护了债权人利益，但却侵害了夫妻非举债方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被一些恶意举债当事人利用而作为离婚时多分财产的法律工具。本文从当前司法实践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并试提出个人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完善建议。
三、完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建议
（一）建立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公示制度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由于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属于夫妻间内部协议，第三人是很难知晓的，而我国法律又没有规定公示程序，那么该规定便形同虚设。
目前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都明确规定了夫妻财产契约要公示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各国对夫妻财产约定采用的公示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公证方式。如《德国民法典》第1410条规定：“婚姻合同必须在双方同时在场订立，并由公证人作成笔录。”《法国民法典》1394条第1款规定“夫妻间的所有财产协议，均应在公证人前，有订立协议的诸当事人或他们的委托人到场，并均表同意的情况下作成。”我国澳门特区的《澳门民法典》也采用公证程序，规定选择夫妻财产制的婚前协议必须以公证书形式订立，才能发生法律效力。第二，登记方式。如《日本民法典》第756条就规定，当事人必须在婚姻申报前登记财产契约，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台湾民法典》第1008条规定：“夫妻财产契约之订立、变更或废止，非经登记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笔者建议，我国婚姻法应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公示作出明确规定，宜采取登记方式，由缔结婚姻的双方当事人在婚姻登记部门进行夫妻财产约定的登记，这种方式程序相对简单，也便于第三人查阅知晓。夫妻非举债方对于举债方的借款要免于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在取证上便有了可行性。
（二）实行民间借贷夫妻共同签字制度
“夫妻共同生活是准确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首要前提和唯一标准，只有据此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才能对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和债务人配偶的财产权予以同等保护，确保立法目的的实现。”?“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中，债权人处于优势地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交易，而且完全能够通过选择实力强信誉好的交易对象；但生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配偶一方则不一样，其已经被束缚在婚姻之中，无法再行选择。”?民间借贷案件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债权人不需要对借款用途等尽到谨慎义务就可以要求夫妻另一方承担连带责任，这样就使夫妻非举债方时时处于为配偶连带偿还其完全不知情的各种债务的风险之中，不符合对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和债务人配偶的财产权予以同等保护的立法之意。
笔者认为，目前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做法值得借鉴。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借款合同均要求夫妻双方签字确认，债的形式要件非常完整，有些借款时没有夫妻非举债方签名的，也会通过事后补签的方式予以追认并承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这样，不管借款真实用途为何，夫妻非举债方在庭审中均不会有抵触情绪，判决后也能服判息诉。笔者建议，若借款时只要求夫妻一方偿还的，则只要一方签字即可；若要求夫妻双方共同偿还的，则应当要求夫妻另一方也签字。若借款时只有夫妻一方签字而又夫妻双方共同偿还的，应当由债权人承担借款用于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的举证责任。
（三）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对司法实践进行指导
2012年8月7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实施的《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也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作了部分规定。其中第七条规定：“出借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借款所负债务主张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除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出借人与借款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出借人知道该约定的情形外，对出借人的主张一般予以支持。”第八条规定：“出借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借款所负债务主张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借款人的配偶以该借款发生在夫妻分居或离婚诉讼期间为由进行抗辩且有证据证明，同时借款人又未能举证证明借款的实际用途，对出借人的主张一般不予支持，但出借人或借款人能够证明该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除外。”第九条规定：“出借人就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借款所负债务主张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借款人的配偶以借款人有赌博、吸毒等违法行为进行抗辩且有证据证明，同时借款人又未能举证证明借款的实际用途，应结合借款数额、频率、款项去向以及出借人与借款人夫妻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对出借人的主张进行综合判断。”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意见在两种特殊情形下把证明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责任分配给了债权人，一种情形是借款发生在夫妻分居或离婚诉讼期间，另一种情形是借款人的配偶以借款人有赌博、吸毒等违法行为进行抗辩且有证据证明，无疑为这两种情形下夫妻非举债方免于受到无辜牵连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也是对当前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重要修正，有力地指导了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案件司法实践。
不管是浙江高院还是温州中院的指导意见，均只在特定地区适用，导致在各省间的裁判存在诸多差异，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结果，不利于司法公正。笔者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来制定司法解释，对当前的认定规则进行修正，同时统一各地裁判标准。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金融秩序 刑法谦抑性 合同效力
一、问题的提出
（一）案情简介
2011年12月28日，郑某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李某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该笔借款由常山县某房地产公司的一块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三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详细约定了借款的利率、还款日期及担保责任，当日三方共同到常山县国土局办妥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待上述事项办妥之后，李某将自有资金2000万元汇入郑某账户。借款合同到期后，由于郑某未能及时还款，李某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要求郑某还本付息，并要求常山县某房地产公司在抵押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浙江省江山市公安局以郑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由，要求将此案相关资料移送该局。龙游县法院认为，因郑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为由，依照《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之规定，驳回李某的。
（二）实务界的不同观点
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活跃，是非法集资类案件的高发地区，实践中也出现了很多同上面的案件相类似的案例。对于本案是否应当移送的问题，实务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直接导致了本案将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
1.借款合同效力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否成立作为依据。对于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涉及的民间借贷及相关担保合同的效力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否成立为依据，本案应当中止审理或者驳回。即使表面上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只要其构成犯罪行为的一个环节或组成部分，那么其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就不再属于普通的民事行为。刑事犯罪是法律最强制的规范，违反刑事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若当事人的借款行为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么其签订的民事借贷及相关担保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否则，在法律上就有可能会出现针对郑某这一借款行为的相互矛盾的评价。
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及到的借贷合同及担保合同的有效性应当以郑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成立为前提，鉴于郑某涉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尚处于侦查阶段，本案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50条之规定或者依据《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之规定，依法裁定中止审理或者驳回。
2.借款合同的效力应当以民商事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判断依据。即使郑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不会影响其签的借贷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的效力，刑事民事可以分别审理，并行不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合同效力的认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属于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范畴，应当遵循民商事法律规范。只有当借款人同时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借款，且其借款行为侵害国家依法保护的金融管理秩序时，借款人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单个的民间借贷行为并未侵害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民间借贷行为并不违法。在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完全可以单独通过民商法的规定来得到保护时，刑法应当保持适度的谦抑性，为鼓励商事交易，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留下足够的空间。因此，即使郑某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也不应当影响其签订的借贷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的效力，本案应当继续审理。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执行现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定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根据我国《刑法》第176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具体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一）现行司法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益界定值得商榷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法益为“金融秩序”，对于何谓“扰乱金融秩序”，我国《刑法》并没有作出具体的界定，而是留给相关的司法解除作出具体界定。
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直接对“扰乱金融秩序”的概念作出界定，而是列举了三种情形，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三种情形之一的，就可以以该罪论处，言外之意也就是，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了三种情形之一，就侵害了“金融秩序”的法益。依据《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规定，这三种情形分别是：一是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二是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三是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50万元以上的。
根据上述规定，若甲向乙借款金额超过20万元以上的；或者甲向乙借款10万元以上，但是到期无法偿还该笔欠款的，都可以将其列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追诉。而在现实中，民间借贷的借款金额超过20万以上或者债务人无法按期偿还债务的金额超过10万元以上的比比皆是，由此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方面总是在似是而非间争论不休，另一方面却已经是当下金融业发案最高的一项罪名[1]”，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司法解释对于“扰乱金融秩序”这一法益规定的过于宽泛。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诉标准过于宽泛带来的问题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为少数债务人逃废债务的借口。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及的相关借款合同效力认定不一，司法实践中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及的民间借贷行为无效，民间借贷行为的无效使得相应的担保合同也归于无效。一方面对于债务人来说，债权人只能通过公安机关追缴的资金来得到受偿，减少了自己的债务负担①；另一方面对于担保人来说，担保合同的无效也减少了自己的担保责任。因此，无力偿还巨额债务的债务人很可能利用该罪来逃废债务，减轻责任。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诉标准过于宽泛，使得大部分的民间借贷都面临刑事追责的可能，造成司法机关选择性执法。容易给执法腐败提供滋生的空间，执法者可以利用和控制执法的疏漏率或者选择执法的对象来威胁利诱管辖的客体，从而实现权力寻租的目的。
三、非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涉及民间借贷行为效力应坚持以民商事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标准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刑民交错和分野
个人或企业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可能会出现融资的需求，当其无法或者不愿意向金融机构借款来满足自己的融资需求时，即产生了民间借贷。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个完整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当包括三个步骤：一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发出借款的要约；二是出借人承诺借款；三是出借人的借款金额实际支付给借款人。按照常理，民商法的法律关系问题都应当由民商法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同刑事法律关系一般不具有交错之处。但是，由于在民间借贷合同中，合同关系的客体是货币，基于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国家将其列入监管的对象，根国家禁止不具有金融资质的单位和个人吸收存款②，因此，当借款人接受借款行为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追诉标准时，其有可能触犯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民间借贷的交错之处就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首先要以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为前提。出借人基于合同关系履行出借义务后，当借款人接受借款的行为符合刑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时，借款人的行为即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分野就在于：一是刑法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与否与民商法中民间借贷效力所关注的行为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构成与否关注的主要是借款人的个人行为，关注其行为是否侵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金融秩序”；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所关注的是借款人和出借人双方的行为，包括双方其是否达成借款的合意，双方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双方主体是否有意思表示能力等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与否是对借款人个人的借款行为罪与非罪的法律评价，民间借贷合同效力不是仅针对一个，而是对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行为的法律评价。二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后，受到刑事处罚的对象是借款人；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后，出借人受到的损失往往要比借款人受到的损失要大，客观上惩罚的对象是出借人。首先，由于合同无效，出借人的利息无法得到支持；其次，本金虽然能按照不当得利主张借款人返还，但是借款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可能早已无力归还；第三，借款合同无效，可能带来相应的担保合同无效，使得出借人原来规避的风险又大大增加。
（二）刑法的谦抑性
谦抑就是指缩减或者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当作为保护社会关系的最后屏障，只有当确无其他方式能够胜任抑制违法和保护法益时，刑法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刑法的谦抑性主要表现为刑法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逐渐缩小，总的来说，社会越文明，刑法谦抑性的表现越明显，刑法与其他部门法在体现内相互连通，相互作用，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局面。
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应当调整各种法律关系中最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有当一种行为罪大恶极时，才能动用刑法来规制，当一种行为并未达到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部门法来达到规制时，刑法应当保持尽量的克制，由其他部门法来调整。当刑法和民法调整的范围重合时，民法是防止不法行为的第一道堤坝，刑法是防止不法行为的第二道堤坝，两者相互协调，各显其能，以达到防范犯罪之目的，只有当民法不足以抗战犯罪的情况下，才能动用刑法加以抗制[2]。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及的民间借贷行为也具有交叉之处，应当以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协调两种之间的关系：第一，民间借贷是否有效完全可以有《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无效的相关规定得到解决，刑法没有必要对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进行介入；第二，正如本文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民间借贷分野中提到的，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认定定合同的效力，将更有利于保护出借人（也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第三，刑法的谦抑性还要求，当某种不法行为将要动用刑法来规制时，必须考虑到刑法惩罚后能否得到良好的效果，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在当今一方面国家对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保持高度保护，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矛盾下，民间融资是现实存在的需求，即使动用刑法也无法抑制这种现实需求，因此，刑法惩罚后并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现实中存在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打击民间借贷的方式规制民间借贷，实质是刑事对民事的一种干预，应当坚持刑法的归刑法，民商法的归民商法”[3]。
回归到上文所引出的案例，笔者认为第二种处理意见较为合理，而且在实务中，这一种处理意见也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1年第11期刊载的“吴国军诉陈晓富、王克祥及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担保合同纠纷案”。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司法解释中关于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金融秩序”的界定已经不再符合当今的社会现实，有必要重新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金融秩序”的法益，放松对金融行业的高压管控，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真正的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护合法民间借贷，缓解现实中民营经迫切的融资需求。“在涉及刑民交叉的民间借贷案中审理中，不能以刑事评价代替民事评价”[4]。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涉及的民间借贷和相关担保合同效力认定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并不一定导致的民间借贷及相关担保合同无效，对民商事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坚持以民商法的法律规定标准。
注释
①浙江省高院朱深远副院长在2011年全省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诉争的民间借贷已经被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事实范围的，原则上不再作为民事诉讼案件处理，依法裁定驳回。
②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
参考文献
[1]周阳.《唐万新抑或中国金融的罪与罚》.载《经济》2006年第3期，第35页.
[2]陈兴良.《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第102页.
[3]邓君.《从吴英案看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的界限》.2013年江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第19页.
一、证明标准的界定
证明标准即与当事人行使诉权相关，又与法院行使审判权相关。从当事人角度，证明标准是指“在法律争议中提交的证据所应达到的说服程度。”①从法院的角度，它是指裁判者认定事实的证据证明力所必须达到的程度。它一方面对当事人具有指引作用，有利于引导当事人理性地进行诉讼活动；另一方面它在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时对法官具有约束作用，有利于法官准确把握诉讼进程，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
国外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有英美法系国家的“盖然性占优势”和大陆法系国家的“高度盖然性”两大标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经历了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进而到高度盖然性的演化。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的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这是我国司法解释首次对证明标准明确确认，由于司法解释的特殊地位，一般认为我国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二、现阶段民间借贷案件的证明标准及虚假诉讼对其的冲击
（一）民间借贷案件特殊性
1、案件事实真伪难辨。民间借贷案件最主要最直接的证据为借据，法院是否以此就可做出裁判值得商榷。2．审判实践中存在调解率高的现实。按照现行考核，调解率是衡量法官办案质量和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根据法律规定，调解应在查明事实基础之上，然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为了达到双方的“诉讼合意”，并未严格审查就通过调解书形式确认了相关事实及权利义务。3．民间借贷案件除证据、收条外，留下其他客观证据较少，对当事人的陈述、自认等证据较为重视，但同时存在虚假陈述及自认等风险。
（二）现阶段民间借贷案件的证明标准
从民间借贷以上特殊性，导致这类案件事实很难查清，在现阶段的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案件的证明标准并未完全达到“高度盖然性”之证明要求。
（三）虚假诉讼对传统民间借贷案件证明标准带来的冲击
从出现虚假诉讼情况看，民间借贷案件是最易进行虚假诉讼操作的案件，加之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降低，这就导致以民间借贷为幌子进行虚假诉讼进一步增多，这与规制虚假诉讼的要求严重冲突。
三、困惑之出路
假借民间借贷进行虚假诉讼，致使以查明争议事实的传统证明标准功能发生了位移或者缺失，在虚假诉讼的背景下，更要考虑的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和公众的利益不受侵害，这造成了民事诉讼功能缺失。在这种情况下，证明标必须必须予以丰富，以达到既能查清双方之争议，又能维护社会之有序。
（一）界定严格多层次的民间借贷案件的证明标准
民间借贷案件和其他案件一样需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但民间借贷案件中，法官还需着重谨慎审查，防范虚假诉讼。
1．调解、判决均应在查清事实基础之上。对于原告的事实、理由不合常理，证据存在伪造可能；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人对案件事实陈述不清；原告、被告配合默契，不存在实质性的诉辩对抗；调解协议的达成异常容易；诉讼中有其他异常表现等行为，一定要综合全案，严格审查借贷产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用途、支付方式、基础合同以及出借人和借款人的经济状况，尽可能的查明案件事实。
2．必要时要求当事人到庭参加诉讼。当事人委托人参加诉讼，是法律赋予的合法权益，但当事人是最了解事实情况的人，故必要时应要求当事人参加庭审，并对案件的关键事实或关键证据进行质证。这样能够从双方的诉辩中呈现出更真实的案件事实，防止虚假诉讼的发生。
3．法官应依法行使职权，查明案件事实。对于有虚假诉讼可能的案件，法官可以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为由，依职权主动调查相关证据，查明相关事实，减少虚假诉讼发生的机率。
（二）完善虚假诉讼的处理机制
民间借贷实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但该标准并非是客观真实，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仍存在着错误的可能，也存在虚假诉讼发生的可能性。出现虚假诉讼情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即可，并建立与证明标准能够紧密衔接，相互配合的保护及处罚机制，降低虚假诉讼发生的机率及危害。
1.建立受害人权益保护机制。民诉法并未赋予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在民事法修订之机，赋予案外人该权利，建立受害人权益保护机制显得尤为必要。另外以民事实体法的形式，确立恶意诉讼侵权赔偿，更能达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之目的。②
2.加大对虚假诉讼当事人的打击力度，根据恶意当事人具体情节，在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中予以严厉打击。
以民间借贷案件进行的虚假诉讼危害严重，但治理较为困难，在社会转型之期，在民间借贷案件虚假诉讼多发之际，通过较严格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及法官对可疑案件及特定环节进行审慎审查，即符合司法认知之规律，又能有效减少虚假诉讼案件发生的概率。综合对虚假诉讼防范、监督机制建立，与证明标准机制相互配合，这样方能多层次的降低虚假诉讼之危害。
注释：
[关键词] 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自有资金；临时调剂
【中图分类号】 D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6-135-1
一、企业间资金借贷有不同的种类，并非所有种类都损害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
首先，根据1996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法律依据的答复》，并结合相关司法案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企业间借贷合同通常认定：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干扰国家信贷政策、计划的贯彻执行，削弱国家对投资规模的监控，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属无效合同。然而这种一概的认定，事实上忽略了企业间资金借贷所存在的不同种类和情形。
其次，对于企业间的资金借贷，通常的理解是无关企业间以牟利为目的的非法资金拆借，是企业在擅自经营银行贷款业务，损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然而，这其实仅仅只是一般情况下的企业间借贷，还有一种特殊企业间资金借贷的情形，那就是关联企业间自有资金的临时调剂（下称“临时调剂”），与前述通常意义上企业资金拆借有着本质的差别。关联企业间的资金调剂是指：对于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在确实资金压力巨大又告贷无门，或者来不及向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另一关联企业对资金匮乏企业给予的临时性资金支持和调剂。
二、我国财税相关法规及部分法院事实上已经开始肯定临时调剂的有效性
第一，关联企业间的资金调剂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而且这种行为已经为我国财税相关法律、法规所肯定。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即规定，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以支付资金使用费的形式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上市公司应按取得的资金使用费，冲减当期财务费用。
第二，2010年浙江省高院下达《关于为中心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第三点规定“企业之间自有资金的临时调剂行为，可不作无效借款合同处理”。而自2011年以来，浙江很多地方已经为企业间借贷“松绑”，其中，宁波市中院对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的原则为“要有自己主营的业务，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利率不超过合法的范围”，即可认定为有效。
三、随着经济发展，各方各面均呼吁应当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多样化的融资渠道
其一，对于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总理在今年四次提出，总理在不同的场合、通过不同途径表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要加强引导和教育，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
其二，2012年两会期间，就有代表提出：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对企业间借贷作出明确的规定。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已经废止，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间借贷问题未作规定，合同法仅对公民间借贷作了规定。根据企业间借贷案件审理中反映出的情况，企业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应当由金融法规或金融政策确定为合法借贷。有代表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尽快制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或出台相关的金融政策，有条件地承认企业间借贷的合法性，许可非金融机构不以放贷为主业的、一定范围内的借贷行为，并具体从贷款额度、期限、利息、担保、登记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作出规定。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现实的司法理念、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原有司法解释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在社会经济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坚持一味认定企业间借款合同无效显然是一种武断的做法。
四、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区别认定的法律前瞻
（一）对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区别认定才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禁止企业间借贷的时代背景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初期，需要建立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秩序，因此严格禁止任何破坏了金融业务专营的行为，当时企业间频繁的借贷破坏了这种金融秩序，所以为现行法律法规所禁止。但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需要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但是当前金融服务的垄断和其他融资渠道的不畅通根本无法满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有些企业之间目的合理、借入资金也不流入受限制行业的拆借不但不会对金融秩序构成威胁，反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二）对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区别认定，符合最高院的努力方向。最高院曾就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问题征求过有关部门的意见，并建议放开企业间借贷，其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企业间借贷普遍存在；二是《合同法》没有明确禁止；三是既然民间借贷己经放开，再禁止企业间借贷，对企业“不公平”。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最高院的征求意见并未被有关部门采纳。尽管最高院及人民银行还未修改企业间借贷无效的相关规定，但浙江省高院的司法实践却已经支持了企业间借贷行为。
五、结语
[关键词]高利贷；界定；四倍红线；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8 — 0065 — 02
一、 高利贷界定及其问题
我国学界对高利贷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近年来，浙江温州和台州、江苏泗洪、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相继爆发了民间借贷危机，出现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老板出逃甚至自杀等现象，而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与民间借贷密不可分。对于什么是高利贷，我国学界有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就是民间借贷超过银行利率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就是民间借贷超过法定界限的行为，不能简单以银行借款利率作为参数，应因地制宜制定出指导利率，超过指导利率的上限即为高利贷；第三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就是民间借贷超过正常利率的行为，而这里的正常利率是根据《民法通则》和有关法律精神，本着有利发展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以及公平正义原则确定。以上三种观点都以利率为参考标准，虽然对利率的界线有不同意见，但都认可高利贷是超越一定界限的利率的行为。以上观点有共同缺陷在于，它们只考虑利率这一个因素，而没有考虑高利贷的其他因素，例如潜在的成本等下文要分析的那些因素。
我国法律也对高利贷的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我国法律认定高利贷的依据是众所周知的“四倍红线”：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其中的利率规定即是著名的“四倍红线”。与我国学界对高利贷的理解一样，以上红线只考虑了利率因素，也没有考虑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四倍红线”是我国司法认定高利贷的基本标准，大量的案例都按照这一标准予以判决。在司法现实之中，也有现实超越四倍红线而作判决的情况，这一判决似乎更加符合民间放贷的现状。如2012年5月2日，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原告鲁某诉请被告方某还款付息，由于约定的利息超出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月利率的5倍，法院判决方某夫妇共同承担还款义务，但对超出部分并未予以支持。
以上高利贷的定义只考虑了利率问题，我们有没有必要考虑利率之外的其他借款成本 呢？就高利贷贷款合同的实际情况而言，“四倍红线”作为高利贷的认定标准，这一标准远远低于实际中“高利贷”的利率。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去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在24%以上，实际年利率则超过了40%，最高者甚至达到了180%。根据《财经》杂志记者的调查，民间借贷市场实际利率在有抵押物的情况下，年利率为12%—18%，短期抵押（一周至三个月之内）贷款年利率普遍已上涨至30%—36%，无抵押贷款年利率已经高达60%—72%。今年以来，民间市场利率涨幅惊人。温州市政府资料显示，当地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已经从年初的23.01%上涨到9 月的25.44%。2为什么人们愿意以如此高的利率向民间借款，而不以较低的利率向国有银行借款呢？是不是在国有银行的借款合同之中隐性了一些利率之外的成本呢？
二、 高利贷中“利”的界定
从广义说，高利贷中的“利”，是指借款合同之中借款人所付出的全部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高利贷，就是高成本借贷。高利贷中的成本不仅包含利息，也包含各种成本。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我们从《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等科斯名著中可以体会到，所谓交易费用就是在时常交换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也叫市场运行的费用。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包括：（1）“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2）“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科斯，1988，P6）；（3）“督促契约条约的严格履行：（科斯，1988，P91）。后来的交易费用学派对科斯的概念有所罗战和补充，交易费用大体上包括：（1）搜寻交易对象的费用；（2）与交易对象谈判的费用；（3）交易双方签订合约的费用；（4）执行合同的费用；（5）交易物运输费用；（6）与交易相关的政府税收等等。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议价成本、签约成本、决策成本、运输成本、税收成本。将此理论用于借款合同之中，那么，借款合同之中的成本包括搜寻成本、议价成本、签约成本、决策成本、运输成本、税收成本在交易过程中花费的各种成本，如手续费、审批费等，以及为了获得贷款所需花费的人情交际成本。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日前公布的《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中国现状及亚洲实践》调查结果显示，有59.4%的小微企业表示，其借款成本在5%至10%之间，更有四成以上的小微企业表示借款成本超过10%。在融资成本方面，31.8%的小微企业主认为向银行贷款的成本最高，也占比最高。报告中显示的借贷成本主要几方面组成：一是小微型企业及其企业主因多方面标准化的信息难以获得，而需要借助第三方的检验费用；二是银行为保证借贷的安全性，而要求借款人支付的保证费用、保管费用、登记费用等；此外，银行由于在借贷中处于支配地位，往往会强迫企业在办理信贷时打包购买理财产品。由此看出，银行借贷的交易成本很高，银行借贷也可以说是一种高“利”借贷。
除了科斯的理论之外，著名法学家富勒关于违约损害赔偿的理论也可以为高利贷成本的范围提供依据。以富勒1936 年的论文《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为开端， 现在已普遍接受了其提出的合同上的三种利益，即返还利益、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对民营企业而言，从国有银行借贷的利益损失比民间借贷要高。首先，繁冗的项目审批手续，让民营企业融资频频受阻。国有银行的借贷资金到位的慢，使企业的利益损失大。其次，为了得到国有银行的借贷隐性融资成本就足以让中小型企业止步。再次，更何况国有银行对于借贷相较于民营企业更青睐国有企业、大企业，民营企业若是借不到贷款则损失更大，期待利益彻底消失。正如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所指出的，交易成本不能光看交易本身，还应考虑交易行为发生时所随同产生的信息搜寻、条件谈判与交易实施等的各项成本。所以，私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虽然会高于四倍红线，从表面上看民间借贷的成本很高，但综合从国有银行借贷的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国有银行的借贷成本未必比民间借贷低，低利率却隐含更多成本在内。同时民间借贷的效率比国有银行借贷要高得多，风险和实际成本则比国有银行低。
综上，高利贷之中的利不仅应当包括利率，也应当包括交易成本。其别要注意的是隐形成本如签约成本、人情交易成本。相比于利率，交易成本比较隐蔽，因此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但是在生活之中，利率之外的成本可能是一个数额巨大的成本。
三、国外对高利贷的界定
外国对高利贷的界定与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根据西方学界的解释，现代意义的“高利贷”，就是“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非法借贷”。欧美国家都有对高利贷的法律规定。在美国，反高利贷法属于州法律，各州自己规定法定最高利率。美国有的州对高利贷的认定，消费者和企业有不同的标准。例如，新泽西州的法律规定，个人贷款利率超过30%就被认定为高利贷，企业贷款利率超过50%才被认定为高利贷。加拿大刑法第347条规定，年利率超过60%即构成高利贷罪，高利贷罪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德国的最高合法利率为20%。法国等多数欧洲国家都有反高利贷法。
但与中国强烈反对一切高利贷存在不同，在国外也有经法律许可的“合法高利贷”的存在。“合法高利贷”，很多国家称之为“高成本信贷”，像美国、英国等国存在“发薪日借贷”就在此列。发薪日借贷在很多情况下不需要任何证明和担保，要求到下一个发薪日立即还薪，在美国发薪日借贷主要针对某些弱势群体的扶助，如军人。由于美国军人工资普遍较低，2006年10月，美国国会特别通过法律对军人群体的年借贷利率规定在36%以下。综上而言，国外的高利贷界定仍然是以利率为重要的参考标准，各国之间的高利贷的界定的差异是在利率的量上做考虑，而忽略了高利贷除了利率这个因素还包含交易成本。
为什么国外的高利贷不考虑其他交易成本？一是因为其他成本少，国外有相对公平的交易机制。二是因为其他国家的交易成本也很高但由于传统原因而忽略，但交易成本太高必定会引发危机。2010年，美国通过的《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就是将交易成本考虑在借贷中，从而避免交易成本中的隐藏费用。《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所确立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有两大支柱。首先要防止所谓“大而不倒”（To Big To Fail） 的超级金融机构经营失败而引发新的系统性危机，新的监管框架必须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保证充分的信息披露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欺诈，将会有效防止因过度举债造成的信用风险危机的重演。围绕监管系统性风险和消费者金融保护这两大核心，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亮点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一是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的权力与独立性；二是建立预警系统，解决系统性风险问题；三是结束救助“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四是特种金融工具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五是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六是投资者保护；七是建立新的监管协调机制。
在消费者金融保护方面，创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以保证美国消费者在选择使用住房按揭、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时，得到清晰、准确的信息，同时杜绝隐藏费用、掠夺性条款和欺骗性的做法。《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已经禁止借贷合同之中利率之外的成本。据此说明美国是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禁止交易成本的存在，但是如果不能禁止，还是要考虑交易成本。
四、我国高利贷的确定标准
我国高利贷的界定标准。从上文“利”的界定标准，可看出高利贷由利息和交易成本组成。高利贷的界定要从“利”在借贷总额中的所占的比例才能认定为高利贷。但至于“利”在借贷总额中所占的具体比例，需要经济学家研究我国近年来的借贷具体情况制定数额，不仅考虑利息因素还需考虑交易成本中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违约成本。《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禁止交易成本的做法给我国启示，我国也应注意借贷中的交易成本问题，不应对其视而不见而应正视其存在，并在立法中考虑交易成本的问题，不将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民间借贷认定为高利贷；同时，禁止交易成本，防止交易成本给消费者的不公正交易。
〔参 考 文 献〕
〔1〕刘远.金融欺作犯罪立法原理与完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05 .
〔2〕曾文，伊陈曦.浅议我国民间借贷高利贷化的现状、原因及对策〔J〕.今日财富，2012，（11）.
〔3〕朱延福.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与马克思的流通费用理论比较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学报，1996，（03）.
〔4〕调研显示四成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超过10%〔EB/OL〕.
http：///130408/123，1764，14795687，00.shtml
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二、非金融企业以合法借贷掩盖的非法金融活动。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
(一)非金融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二)非金融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三)非金融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四)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三、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按照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四、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
《贷款通则》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违反国家金融法规，属于无效合同。
五、违背真实意图的借贷关系。
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图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借贷合同。
六、高利贷利息。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个人借款合同(民间借贷)
个人借贷款合同范本
简单民间借贷合同范本
固定资产外汇借贷合同样本
金钱消费借贷合同范本
民间个人借贷合同范本
简易民间借贷合同
关于民间借贷合同范本
融资合同：专项资金借贷合同
流动资金借贷合同范本
私人借贷合同范本
借贷合同受法律保护的条件有什么？
外币资金借贷合同范本
(一)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要件
民间借贷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要件包括成立要件及生效要件,成立要件通说包括三个要素:意思表示、标的及当事人。
1.民间借贷的主体,狭义的民间借贷合同是指自然人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转移给另一方,另一方到期返还借款(或并支付一定利息)的民事法律行为。广义的民间借贷合同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额的金钱转移给另一方,到期返还借款(或并支付一定利息)的法律行为,可见民间借贷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织。
2.民间借贷的标的物是货币,至于货币的种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公民之间因借贷外币、台币发生纠纷,出借人要求以同类货币偿还的,可以准许。借款人确无同类货币的,可参照偿还时当地外汇调剂价折合人民币偿还。可见我国民间借贷的标的物不限于人民币。
3.民间借贷行为是借贷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将欲成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的行为,故,一方面当事人双方都必须具备进行意思表示的能力,当事人意思表示不健全,例如一方当事人为无行为能力之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未得法定人的同意的出借及借款行为、出借行为是处于相对方的胁迫或者欺诈,都将影响到借款合同的成立及生效,也是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须主动进行审查的事项;另一方面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内容决定了借贷合同的内容,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中须尊重当事人的合意,在法无禁止且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下,应该按照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进行裁判。
(二)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
一般情形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是一致的,法律行为成立并同时生效,例外情形下法律行为成立但未生效。从法律理论上分类即所谓要物行为与诺成行为,从合同角度讲,即实践性合同与诺成性合同。《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显然《合同法》明确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属于要物行为,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合同以贷款人实际提供借款时方生效。在现实生活中,民间借贷的主体并不仅限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情形时有发生,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对上述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做出相应规定。从法律条款的文义解释角度,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是实践性合同,其它主体之间的借贷则属于诺成性合同,但是法院遇到此类型的借款合同无相应的明确的法律依据可循,造成法律适用的不统一。对此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必要分类处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自然人与法人、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合同自合同订立之时生效。理由如下:(1)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往往基于特殊身份关系而发生,例如亲戚、朋友、同学等,因此一般情形下,双方之间并不会订立借款合同,甚至不会出具借条,大多数当事人之间依据的是欠条、借条、借据的形式,不存在订立合同的前提条件;自然人与法人、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合同涉及此类身份关系较少,并且都会订立较为正式的借款合同或者出具较为正式的收款凭证,存在对借款合同进行认定的基础。(2)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多用于生活性支出,因此借款数额相对较少,借款形式更加灵活多样,随意性较大,以贷款的实际交付为生效要件较为合理,即使合同成立,出借人实际未交付对当事人的生活影响不大;自然人与法人、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一般用于企业的经营发展,数额较大,若订立合同后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出借屈a href=//shici.7139.com/2654/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词导事男?对企业的经营发展必然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规定在合同订立时借款合同即生效,对出借人的行为予以约束,对违约方予以相应的法律制裁;从出借人角度讲,出借人多是出于投资性借贷的目的,其借贷行为必然经过谨慎的考虑,并且规定合同成立同时生效,从一定程度上促使出借人更加慎重考虑出借风险。综上,在以后的立法中或者司法解释中有必要对不同借贷主体订立的借贷合同的效力予以明确,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有法可依。
二、民间借贷纠纷中举证责任之分配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民事诉讼的核心内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并非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例如我国《民诉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一规定设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为《证据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其它条文中分别规定了特殊条件下的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可见法官仅是举证责任分配法律规范的执行主体,但是法官对举证责任的理解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与裁判的结果都起着重要的影响。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及司法解释,民间借贷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可概括为以下情形:(1)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对权利发生或者取得的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若原告主张借贷关系存在,应对借贷关系存在的成立要件及生效要件负举证责任;若被告抗辩借贷关系已经变更、终止的,则应对借贷关系变更、终止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2)主张权利妨碍的当事人,对阻碍权利发生或者取得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如借贷人主张合同应为无效或者可撤销合同,则借贷人须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3)凡主张权利消灭的当事人,对权利消灭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原告主张债权,被告则抗辩他已经清偿时,被告应当对已经清偿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此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举证责任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并非裁判者的自由心证,前已述及,某一事实举证责任由谁承担,在起诉时也已确定,并不随着诉讼程序的进行而转换;二是举证责任的转换问题,举证责任的转换是指法律基于各种考虑之后,将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不按照一般举证责任原则分配,而是做出法律上的特别规定。故,法律认为举证责任存在转换的可能性,但是该种转换也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同样并非裁判者的自由裁量。
结合审判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按照民间借贷行为要件的内容,在认定案件事实时须借助于举证责任特别予以注意的有如下几种情形:
1.借条、欠条、借据真伪的举证责任,原告依据借条、欠条、借据等书面证据诉请归还借款,被告认为借条、欠条、借据部分或者全部为原告虚假制作,不予认可。笔者认为借款人承担举证责任,如申请笔迹鉴定的情形限于出借人提供了署有借款人签名且无明显瑕疵的借条,并能证明钱款已经交付给借款人,而借款人认为借条上签名虚假的,而其它情形原告没有完成对借贷关系存在的的成立要件及生效要件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继续举证,如申请笔迹鉴定。
2001年8月1日，某乙出具“今收到某甲人民币35000元正，收款人：某乙”的收条给某甲。某甲认为该收条的款项是某乙向其借的款，而某乙则认为该款项属双方买卖关系期间某甲返回的货款，不属于双方之间的借款，其从来没有借过某甲的款项。某甲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某乙返还该款项35000元及银行利息。
另外，某甲与某乙1999年至2001年9月期间双方之间曾存在橡胶买卖关系，有橡胶买卖往来款的行为，并因此发生买卖合同纠纷诉至法院。在该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涉及本案35000元款项，某甲要求对该款项另案处理。在该案的终审判决中，确认35000元没有结算在双方橡胶买卖往来的货款290010元的范围内，但该款项是借款还是某甲返回某乙的货款，抑或是双方橡胶买卖的其他货款。由于某甲要求另案处理，该案的终审判决没有对该35000元款项的性质作出认定和处理。
本案在审理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某甲仅以该收条起诉某乙，要求某乙返还借款，应驳回某甲诉讼请求。但本案的相关事实是，双方均承认有橡胶买卖往来款的行为，且1999年至2001年9月期间双方因发生买卖合同纠纷诉至法院。某甲在该买卖合同纠纷案中，要求对35000元款项另案处理。该案的终审判决中，已确认35000元没有结算在双方橡胶买卖往来的货款290010元的范围内，由此可见，某乙在抗辩与反驳中的事实理由不能合理说明该款属于双方橡胶买卖往来款，虽然收条的书证形式不够规范，但根据本案事实情况，某甲有事实证据证明某乙收到款项35000元，并有事实证据充分说明、合理排除某乙在抗辩与反驳中的所谓事实理由，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关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的规定，可在借款事实与双方橡胶买卖关系两者之间解释推定为某甲与某乙之间属于借款关系。某甲与某乙之间发生的35000元借款关系成立，某乙应向某甲偿还借款35000元。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某乙有否借某甲35000元。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应由某甲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从某甲提供的两份证据1、收条，2、双方发生买卖纠纷一案的终审判决书，均未能充分说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依照《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故应驳回某甲诉讼请求。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1）关于本案案由的界定问题。某甲是以某乙借其35000元起诉要求某乙返还35000元借款及银行利息，根据某甲起诉的内容，从“不告不理”和法律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诉讼理念出发，本案案由应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法官应围绕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性质和特征来审理本案。
（2）关于当事人举证责任分担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借贷案件的起诉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应要求原告提供书面借据；无书面借据的，应提供必要的事实根据……”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原则上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由原告提供书面借据或欠条，证明其主张。具体到本案，应由某甲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在某甲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某乙存在借贷关系的前提下，而某乙对借贷关系予以否认，举证责任才转移到某乙，否则某乙无须举证。在本案中，某甲提供两份证据。（1）收条，证明某乙借其35000元。众所周知，收条与借据具有不同的法律特征，收条内容反映的是给付关系，借据反映的是借贷关系。从某甲提供的收条内容来看，不具有民间借贷的性质和特征，只能认定双方给付与收款的事实，不能反映出某乙借某甲35000元，而某乙也不承认该借款事实存在。显然，某甲所举证据不足，不能说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2）双方发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终审判决书，证明某甲可以另案起诉。该案终审判决书认定双方存在橡胶买卖关系，并确认35000元没有计算在双方橡胶买卖往来款的范围内。但该35000元是借款还是返还款或是其他性质的款项，该案终审判决书没有作出认定与处理，正因为如此，某甲才另案起诉。但以该份证据证明某甲与某乙存在借贷关系，显然不能成立，所以，某甲认为35000元是借款要求某乙返还，证据不足，应予驳回。笔者认为，在某甲没有直接证据（借据或欠条）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从双方承认相互之间有橡胶买卖往来款的行为与存在橡胶买卖关系，并因此发生买卖合同纠纷这一事实来看，根据《若干规定》第64条的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该35000元认定为发生在双方之间的橡胶买卖的货款比较客观。
（3）关于当事人选择诉因问题。我国民事诉讼一贯遵循“不告不理”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以上规定都是法律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具体化、条文化。当事人有权行使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也可以放弃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造成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另一方当事人有权选择对其有利的法律关系提起诉讼要求违约方承担责任，也就是对诉因的选择。人民法院应尊重当事人对诉因的选择，并围绕当事人的诉因和与之相对应的法律关系，合理确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依据相应的法律规范，判定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从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来看，某甲与乙存在橡胶买卖关系是不争的事实，且35000元没有结算在双方橡胶买卖往来款的范围内，可见，35000元是另外一张独立单据，同时某乙也承认收到某甲35000元，在此情况下，如果某甲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要求某乙返还货款，某甲无须举证，举证责任应由某乙承担。如果某乙没有证据证明35000元包含在双方橡胶买卖往来款290010元中，应视为某乙多收到某甲货款，应予返还。但某甲没有以橡胶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要求某乙返还货款，而是选择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要求某乙返还借款，这是某甲对诉因的选择。买卖合同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不同，选择诉因不同，承担举证责任不同，裁判结果也就不同。第二种意见根据“不告不理”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针对某甲选定的诉因，以民间借贷纠纷作为本案案由立案受理，按照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性质和特征，确定某甲承担举证责任，并根据某甲举证不能的情况，判决驳回某甲诉讼请求，笔者表示赞同。
（4）关于运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能否推定本案借贷关系成立的问题。《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也就是规定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所谓盖然性，是指一种可能而非必然的性质。高度盖然性即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于民事审判，是指在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对该事实予以确认。适用任何法律规定都要遵循一定的条件，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于民事审判也不例外，也要符合一定的条件，（1）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且与待证事实有一定的关联，但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2）这两个相反证据的证明力有大小之分。其实际上是法官一种逻辑推理过程，这种逻辑推理以法官收集到必要的证据和对证据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判断认论过程是否正确、科学，是否符合证据的“三性”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为前提。法官通过对证据的“三性”综合判断，采信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本案中，某甲根本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某乙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下，就不存在证据证明力大小之分，也就不能对证据的强弱进行取舍。所以，第一种意见适用《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关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推定某甲与某乙存在借贷关系，确有主观臆断、牵强附会之嫌。笔者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运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推定某甲与某乙存在买卖关系更符合本案事实。因此，欲通过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支持某甲的诉讼请求，要么某甲另行选择诉因，改变诉讼请求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要求某乙返还货款，或者由法官依照《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使释明权告知某甲变更诉讼请求在本案中是否适用法官行使释明权有待商榷，限于篇幅不作阐述，否则应根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二条的规定，以某甲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为由判决驳回某甲诉讼请求。
前提。法官通过对证据的“三性”综合判断，采信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本案中，某甲根本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某乙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下，就不存在证据证明力大小之分，也就不能对证据的强弱进行取舍。所以，第一种意见适用《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关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推定某甲与某乙存在借贷关系，确有主观臆断、牵强附会之嫌。笔者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运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推定某甲与某乙存在买卖关系更符合本案事实。因此，欲通过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支持某甲的诉讼请求，要么某甲另行选择诉因，改变诉讼请求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要求某乙返还货款，或者由法官依照《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使释明权告知某甲变更诉讼请求在本案中是否适用法官行使释明权有待商榷，限于篇幅不作阐述，否则应根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二条的规定，以某甲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为由判决驳回某甲诉讼请求。
麦琼
民间借贷是一种在正规金融融资以外的信用行为，一般在民间的企业以及个人之间发生，用来解决资金借贷的问题。民间借贷是金融机构的补充，具有灵活性和快捷性、方便性的特点。因为在法律方面缺少法律规章制度的监管，民间借贷经常出现高利贷以及高息集资的种种现象，若是得不到及时的监管就会危害金融市场，出现较大的风险。
一、 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分析
(一) 借贷的规模呈现扩大的趋势，参与人员增多
民营企业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市场上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由此民间资本迅速积累，资金的总量不断扩大。中小企业的大力发展需要大量的融资，但是正规金融机构的数量以及其他方面并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由此导致民间资本市场诞生。例如，根据资料显示，南方某城市早在2012年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就超过1200亿，这表明该城市的民间借贷利率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年综合的利率水平在25%左右。市场上多数企业参与过民间借贷，这足以显示民间借贷主体向着广泛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前，多数民间借贷只是发生在一些熟悉的人或者有血缘关系人身上，但是现在借贷主体涉及到的行业比较宽泛，例如，企业法人、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担保公司和典当行等等。借款人也从单纯的因为生活困难扩展到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由此也导致了全国各大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不断增加 。
(二) 借贷向着职业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金融机构出现信贷收紧情况以后，企业的融资需求没有发生变化反而出现继续增长的情况，这样民间借贷就从最初的小规模扩展到职业化和规模化方向。并且因为行业环境的需要，民间借贷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展、升级，例如，典当公司和投资担保公司的出现，这些企业在金融方面得到审批，但是却没有相关的金融资质。以上这些民间借贷机构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吸纳公众的资金，然后再通过拆分和组合的方式将这些资金提供给贷款人员，由此获取利益。伴随互联网的兴起，民间借贷也开始实行网络贷款，由此网上借贷平台风起云涌，民间借贷市场开始向着更加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法律风险就是常见问题之一 。
二、 民间借贷的法学法律缺陷
(一)民间借贷的立法缺陷
我国的民间借贷的发生到盛行，缺少关于法律方面的规制，很多学者和经济学家认为，民间借贷其实属于一种不合法的行为，被归结为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但是，实事上并非如此，我国的法律条文中有涉及到民间借贷的一些规范，在法律中也承认民间借贷这种民事行为的合法性，在法律上民间借贷依然存在诸多的缺陷，具体表现内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我国法律中没有对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民间借贷由此成为一种非正式的信用形式，一直处于法律中较为尴尬的地位上，监管方面往往是行政管制和刑事惩罚两个方面，协调能力下降。
其次，法律规范之间不够协调，有时会出现冲突。也就是借贷双方的借贷行为并不能充分的将借贷双方的真实意思体现出来。
(二) 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的缺失
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缺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监管的主体并不明确，另一方面是监管体系的严重缺失。从这两方面的缺陷中可以看到，民间借贷作为一种非正式的金融组织，没有让人们意识到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简单的说，民间借贷并没有自己的金融地位。正是这种认识上的缺失性，导致了在当前情况下，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定位出现问题。P2P借贷平台已经普遍流行起来，但是因为P2P借贷平台可以让民间借贷实现规模化的经营，由此更加容易有系统的风险性 。
三、 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分析
(一) 民间借贷法律风险概述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金融形势，在运行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那么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可以简单的总结为在法律法规中对民间借贷的这种具体行为有一定的否定性评价，也就是借贷的当事人，对于法律否定的这部分，不能实现其价值，也不在法律的保护范围之内。一种具有合法性的行为，所需要遭受的风险大小，和它可能逾越的法律可能性有直接的联系。那么，民间借贷因为自身的缺点，所需要面临的法律风险可能与其他金融行为相对比，要稍大一些，更加需要予以规制，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去维护借贷双方的根本利益，才能让民间借贷的风险降到最低。
(二) 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分类
1.民间借贷的法律缺失性。 民间借贷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一种法律行为，其中可能产生的风险有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两种，所谓商业风险就是在民间借贷这一行为产生的时候，一种随之而来的自然属性;法律风险则是指借贷的具体活动中，因为操作所产生的人为风险，因此可以最大程度的去规避。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对于民间借贷和非法借贷这两种金融行为的区分非常困难，这样最后就导致民间借贷在制度层面上存在较大的风险。因为法律制度和经济发展不能够同步，出现滞后的现象，那么专门性的民间借贷立法不完善，出现缺失的状况，因此不能正确的引导民间借贷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法律法规中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规定也呈现出不合理的状况，并且没有从市场规律出发，使用自己的强制性去限定利率的高额度。 2.借贷参与者的借贷行为认知性缺失。参与民间借贷的一般为普通的百姓，在这种经济和法律行为当中，对于借贷主体的民事行为能力以及民事权利并没有过多的限制，民间借贷主要是货币，我国对金融的控制比一般的民事法律更加严格，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法律法规当中因为主体的认知性有限，并且对违法行为也认知不足，给民间借贷法律风险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例如，从民间借贷的利率出发去看，从现有的法律以及司法实践上讲，若是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而民间借贷的实践过程中，一般借贷的利率都会高出法定标准。在《合同法》中规定，利息可以在本金交付的过程中提前扣除，但借贷的本金以实际交付为准，然而实践中，利息在交付本金时即提前扣除的方式也是民间借贷的一种常见方式。在借贷人员一对多的情况，若是已经不在既定范围内，那么就是非法集资，但是在法律中，包含刑法，都没有对这个范围进行界定，缺少明确的法律标准，因此作为普通百姓更不清楚其中的法律风险所在 。
3.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民间借贷一般是借贷双方自行发生，被称为自治，借贷双方对于资金的来源和借款所用也没有过多的监管，在我国的法律中对于借款有规定，那就是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等等，那么这种借贷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但是这种活动的监管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很难得到监管，也无从落实。民间借贷过程中，因为借贷双方存在一定的强弱地位，借款人不能证实贷款人的资金来源是合法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些“洗钱”行为。
4.民间借贷与刑事犯罪。在民间的借贷活动当中，一般出现的法律非罪有非法集资和集资诈骗，在我国的法律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会受到金融管理的处罚，这也被看成是一种扰乱管理秩序的行为。
四、 民间借贷法律风险的预防措施
(一) 民间借贷立法体系的完善
法律的产生要适应需要，并且法律的变化也需要从借贷本身的发展状况来看。要充分的去完善我国的民间借贷立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
首先，清理好现有的法律法规，由此维护好现有法律的协调性，以此保障民间借贷的顺利进行。创新和改革一些与现代金融市场发展不相关的经济金融理念，废除一些金融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活动和非借贷活动进行清晰的界定，让民间借贷能够在一个清晰的法律范围内运行，让民事主体实现意思自治。立法可以让民间借贷有自己的位置，发挥正规金融的作用。例如，对新的借贷法律的学习，一些民间的借贷纠纷发生以后，经过人民法院的立案，发现了其性质是民间借贷但是没有构成非法集资，那么人民法院就应该按照民间借贷的纠纷案件来处理。一般概况下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需要以形式案件的审理为基本的依据，若是有涉嫌非法集资的内容，要交予检查机关处理。
其次，采用民商分立的思路，作出借贷的相关规定。在金融管理之中加入民间借贷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分析，例如，民间借贷的资金用途，风险的防范和税收等等，都要在一个活动平台中进行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二) 民间借贷监管体系的完善
建立起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明确监管的主体。民间借贷是一种非正规的金融表现形式，和正规的金融一同构成完善的金融体系，因此需要二者有统一的监管主体，在当前的民间借贷领域中，并没有完善的监管，因此小额贷款公司一般由政府管理，典当机构有商务局管理，这样就非常容易造成高风险性。因此监理民间借贷的监管体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有区别的对待。对民间借贷的主体和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区分，在民间借贷中更多的要展现借贷参与者的意思自治，在监管过程中，让双方都有自己的空间，给民间借贷监管的同时予以一定的自由和活力 。民间借贷中，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其次，在民间借贷中，参与者包含了借贷双方和借贷中介。每一个角色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不同，因此监管需要有侧重点。
(三) 建立民间借贷的信用体系
建立起民间借贷的信用体系，需要有一定的信用判断准则，把这些判断准则放入到社会生活以及民间借贷工作中去，个人和企业的民间借贷情况可以在信用体系中更好的表现出来，无论是企业信息还是个人信息都罗列在诚信社会当中。诚信体系还要有服务机制，让大众和社会承认民间借贷，让民间借贷成为一种规范性的社会资源，借款双方及时的了解诚信信息，以防出现不必要的借贷法律风险 。
综上所述，本文对民间借贷行业种存在的法律风险以及预防措施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对民间借贷这种经济活动有一定的约束力，使其在规范的道路中前进。
摘 要：吴英案到底是属于集资诈骗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需要依法认定。集资诈骗罪按刑法规定，最高刑期为死刑，非法吸收公众
>> 从吴英案看民间借贷 从吴英案到如何规范中国民间借贷 从吴英案透视民间金融的尴尬境遇 从吴英案浅谈民间融资的法律规制 后吴英时代的民间借贷 从人口红利的消失看企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 从大学生辩论赛看大学通识教育的紧迫性 从境外消费“井喷式”增长看供给侧改革的紧迫性 透过“CPI效应”看CPI改革的紧迫性 「吴英案有助大陆厘清民间借贷合法化 从“相关工作经验”现象看加强大学本科实践教学的紧迫性 民企环境:从“吴英案”看民企改革 吴英倒掉,民间借贷不能死 吴英 “民间借贷”等待阳光 从吴英案看网络传播时代的精英话语行为 从南宁市凤岭园艺场案看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的紧迫性 调控管理的紧迫性 论绿色设计的紧迫性 从大众化的现实性看理论教学的紧迫性 与全国比较看统筹解决辽宁人口问题的紧迫性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2012年2月14日.
[3]市场条件下如何看待吴英案，偃师民声网民声论坛，http：///bbs/read.php？tid=93441. 2013年11月8日.
[4]萧山为啥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重灾区，新华网浙江频道，http：///newscenter/focus/2013-11/13/c_118115370.htm. 2013年11月13日.
[5]浙江高院终审改判吴英死缓并没收财产，和讯网，http：///2012/wuyingjzzp/. 2012年5月21日
作者简介：欧阳靖宇（1975.11-），男，汉族，浙江省金华市人，上海大学2011级法律硕士（法学），研究方向：宪法和行政法学。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单一的法定金融机构借贷已经难以满足人们融资的强烈需求。手续简单、方便、灵活的民间借贷也因此日益活跃起来。民间借贷与法定金融机构信贷相互补充，促进了经济发展。随着借贷双方风险意识增强，现在民间借贷的双方多签订借款协议，并注明借贷金额、期限、利率等，同时进行公证或采用担保，尤其是抵押担保方式，以增强借贷资金安全性，避免纠纷的发生。
由于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对民间借贷有关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协议的履行主要依靠个人之间的诚实信用，很容易引起借贷纠纷，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于这种借贷抵押登记，应正确运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妥善处理民间借贷在抵押登记中的难点问题。笔者认为在登记过程中要注意以下问题。
确保抵押物合法有效
民间借贷抵押担保很可能出现将不能设定抵押的财产抵押的情形，因此，在抵押登记受理审查中，应审查是否属于《担保法》第37条规定的不能抵押的情形（例如，已依法公告列入拆迁范围的房地产就属于依法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另外，民间借贷双方虽然选择了抵押担保方式，但如果对抵押物价值认定过高，则担保效果难以达到。为确保抵押权人的债权对抵押的房地产进行处置时能足额受偿，借贷双方应当按照《关于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对抵押物进行估价。
抵押期限及利率约定要合法
《合同法》第62条第1款第4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此，如果借贷合同上并没有约定还款日期，借款方可以随时还款，贷款方可以随时要求还款。对于此类借贷合同，其抵押登记中的抵押期限由借贷双方设定，但设定的期限应当在土地使用权期限内。
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借贷双方最容易在利息上发生矛盾。《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由此可见，超过限额的高利贷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公民之间借款约定的利率应在法律规定范围内。
依法纠正其他不合法条款
由于很多当事人对抵押的有关法律规定不甚了解，因此，在订立抵押条款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不规范的地方。如借贷双方在订立的房地产抵押协议上会经常出现这样的约定：“当借款期限届满时，借款人无力偿还所借款额，则抵押房地产的所有权归债权人所有。”该条款明显违反了《担保法》第40条的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对于类似这样的违法约定，作为土地抵押登记的管理部门，应对抵押登记的当事人提供必要的业务指导，以正确引导民间借贷的抵押登记行为。
另外，属于《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无效情形的借贷合同，在当事人申请设定抵押登记时，国土资源部门应不予受理。
关键词 夫妻共同债务 认定标准 建议
中图分类号：DF550 文献标识码：A
一、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裁判现状
笔者以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西城人民法庭近三年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为样本进行统计。该庭从2011年5月至2013年5月期间审结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总数为2813件。其中，在立案之初出借人就将借款人及其配偶列为共同被告的有832件（含出借人将已离婚的夫妻双方列为共同被告的142件）；立案后，通过调取借款人婚姻登记信息后，追加借款人配偶为共同被告的有76件。从法院判决结果上看，只要出借人提供了借款人与其配偶夫妻关系的证据材料，且借款发生在借款人及其配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法院都支持了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夫妻共同承担偿还借款责任的诉请，该类案件共有896件。而前述896件案件中，在借款之时，借款人夫妻双方共同在借条上签字的仅有38件。
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借款人的配偶对法院将其列为被告，并判决其承担还款责任的作法，表现出较多的不满，并对法院的裁判的公正性产生质疑。该质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借款人配偶并未在借条上签名，对借款不知情；（2）借款并未用于共同生活，单纯的家庭生活不需要对外负债；（3）借款人配偶并未收到法院的相关文书，无法进行抗辩，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二、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依据
针对借款人的配偶提出的种种质疑，法院大都不予采纳。理由就在于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试作如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通过对前述两个法律、司法解释条款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借款只要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首先直接推定该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其次要由主张为个人债务的借款人配偶举证证明出借人与借款人对借款明确约定为借款人个人债务，或出借人知道借款人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否则均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并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也同样遵循了前述规定中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
在论文专著方面，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也高度的一致。如人民法院出版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总第50辑）中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答复，同样是明确了夫妻一方个人对外借款“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原则，除非存在以下情形：（1）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包括债权人明知债务人借款要用作个人消费而仍然出借款项的行为；（2）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第三人知道该约定。对前述两种除外情形，借款人的配偶须承担举证责任予以证明。
从诉讼程序角度看，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同住成年家属可以代为收取法律文书。借款人的配偶是借款人的当然的同住成年家属，因此借款人与其配偶之间自然是可以互相代收法律文书的。有时借款人为避免家庭矛盾或者另有目的，将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藏匿，拒不告知其配偶。此种情形下，借款人的配偶客观上无从知晓法院正在进行的诉讼，自然也无法进行举证、抗辩。而法院在确认借款人与其配偶的夫妻关系，并确定借款人签收法律文书后，无须另行通知借款人的配偶出庭诉讼。因此，部分借款人的配偶指责法院在未通知到其本人的情况下就草率下判，侵害其诉讼权利，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三、现行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弊端
现行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主要在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避免借款人将资产转移至其配偶名下甚至通过假离婚方式逃避债务，借款人的配偶以不知情为由进行抗辩，使债权无法实现。现行认定标准保护了债权人权益，但却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善意的借款人配偶的合法权益。笔者于2009年至2011年期间处理了一系列以延平区城区某小学教务处主任杨某为被告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杨某个人在外借款数十笔，金额达三百多万元。其妻子为乡村小学教师王某，女儿正在读初中。诉讼中王某作为杨某的妻子根本无法举证证明其丈夫所借的款项为个人债务，最后法院全部判决杨某与王某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而今，该系列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杨某却离职去向不明，工资被停发。作为借款人配偶的王某除保留了每月800元的基本生活费外，工资全部被法院扣划以清偿债务。王某和女儿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法院的任务是适用法律，而非评价法律和修改法律。审判人员虽然知道审判实践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不利于借款人配偶，但并无权修改或拒绝适用该规则，只能依据现行规则进行裁判。笔者归纳现行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标准的弊端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对借款人的配偶的举证责任过重。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借款人的配偶要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债务人的个人债务”。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借条上注明“本借款为借款人个人债务”等类似文字。而作为强势主体的出借人为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权益，是不可能允许借款人在借条上注明类似文字的。因此，该规定实际上已是形同虚设，几乎不可能做到。同时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夫妻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的少之又少。即便有，司法解释还要求借款人配偶要举证证明该分别财产制（书面材料）的存在，且出借人系明知该分别财产制的存在。在借条中无明确书写前述情形的情况下，出借人也会对此予以极力的否认，从而使借款人配偶的该项抗辩不能成立。再者，我国也无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的公示制度。因此，借款人配偶的两项抗辩几乎不可能完成规定的举证义务。在审判过程中，法院审判人员会询问借款用途，而出借人只要回答借款用于家庭生活需要或者投资需要即可。即使借款真的用于了赌博等非法用途，法院也是很难查实的。同时，借款人将所借款项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出借人在出借款项之后没有办法也没有义务监管，借款人及其配偶也不能以此对抗善意出借人，继而达到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目的。据统计，笔者处理的这类案件中，至今尚没有一个借款人的配偶成功完成举证责任后免除共同还款责任的。
第二、现行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导致了部分人利用该规则进行恶意举债，损害配偶一方的利益。部分借款人为了个人的奢侈消费，毫无节制地举债，也有部分借款人为了在离婚时多分财产或想通过第三人借款的方式变相非法获得配偶的财产而恶意举债。笔者就曾遇到过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件：夫妻双方结婚不到一个月，婚后女方在外举债上百万，均用于投资，其后双方离婚，其夫因此背上了上百万的共同债务。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常见的，法官虽然内心确信借款人配偶的抗辩理由，但苦于没有证据，根据现有的裁判规则，只能判决借款人的配偶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审判实践中，现行的送达程序规则在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纠纷中，一定程度上也会更加凸显该认定标准的弊端。如前所述，作为同住成年家属的借款人签收法律文书后，未告知借款人配偶的情况时有发生。借款人的配偶在客观上无法进行举证、抗辩，法院在法律文书生效后对借款人配偶采取执行了措施，如冻结、扣划其工资、存款时，借款人的配偶才知道有一个生效判决存在。才提出没有收到诉讼文书的抗辩。
四、建议
当前法院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标准的原则推定，虽然给予了借款人配偶举证的权利，但事实上借款人配偶无法完成规定的举证义务，致使该抗辩权利形同虚设，借款人配偶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亦受到挑战。为此，笔者建议：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当以各省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标准（以各省级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以福建省为例，201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8055元/年）作为基数，借贷数额在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范围内无需借款人的配偶签字，出借人主张借款人及其配偶共同偿还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数额的借款应有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才可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则认定为借款人的个人债务，与借款人配偶无关。
笔者建议的优点，在于抛弃了复杂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举证，以简单的借款数额为划分标准。在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范围内，因数额较少，符合家庭生活需要，可适用夫妻间家事权的规定，无需夫妻双方签字，就直接推定借贷属夫妻双方合意，为夫妻共同债务；而超过该标准的，因借款数额较大，夫妻双方均有平等决定权，以共同签字确认为原则，无共同签字则属借款人一方的个人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