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7 16:23:23
关键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机制；消费理念；消费结构；消费需求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3-00-01
一、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缺位误导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
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或最终目标是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既包括物质消费需求，也包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只有满足社会需求，经济活动才被证明是合目的性的活动，只有满足了社会消费需求，经济活动才从社会得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也才会被证实为合规律性的活动。因此，经济活动必须接受社会需求的规定，否则就不能够持续进行，也不值得持续进行。可见，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这一关联集中体现为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即社会需求规定经济发展的合理目标。然而，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尤其是社会需求通过规定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引导经济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即以人类整体理性为主导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建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生产与消费活动是由国家计划安排的，缺少变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被僵化的计划管理阻断，消费需求对生产的引导作用被掩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种经济关系可以通过市场迅速而有效地联结起来，这就为消费引导生产、需求激励供给创造了条件。不过，目前我国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突出的特征是：第一，社会消费需求仍以个体消费需求为特征，缺少社会整体理性的引导与规范，往往带有非理性特点，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一书中列举了六种有违社会规范的消费行为，包括奢侈性消费、吝音、节俭、早熟消费、炫耀性消费以及消费陋俗等，这些以个体消费意识及行为杂合而成的社会消费需求往往缺乏理性。第二，个体消费意识及行为是分散、互扰的，难以形成明确、一致的社会消费需求信号，对经济发展的指示含混不清，对经济活动产生扰动，引导作用被削弱。在此影响下，经济结构参差不齐，难以形成结构优势、产业优势，制约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第三，个体消费较多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较多关注局部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较多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因而个体消费往往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作为消费动力，较少考虑这一个体消费行为对他人、社会对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影响。第四，个体消费需求具有不稳定性，个体消费需求既受到、文化教育、风俗习惯、消费理念等“堕性”因素的影响，使个体消费需求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个体消费需求又极易受到消费心理，如攀比心理、炫耀心理、时尚心理等“活性”因素的影响，使个体消费需求变化不拘，难以捉摸。随着现代市场供应的日益丰富以及消费文化、消费心理的日新月异，影响个体消费需求的活性因素的作用超过惰性因素，导致消费需求的不稳定性更趋明显。
二、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构成要素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致使各种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难以形成合力，消费需求难以社会整体理性消费需求的形式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个体非理性的消费需求。“消费是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或不良性循环的枢纽点”，因此，要使消费需求由非理性走向理性，由个体消费需求走向社会消费需求就必须把多种消费因素加以整合，形成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以理性因素约束非理性因素，把分散、互扰、不稳定的个体消费行为整合成理性、科学、健康的社会消费行为，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目标更趋明确、科学、合理，引导经济实现持续发展。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由二个要素构成，即消费理念、消费结构。
其一，消费理念，即消费观，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持有的对待消费的一些根本原则和观念，如我国人民长期持有的节俭消费是一种传统的消费理念，而近年来从国外引进的超前消费、借贷消费或透支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理念。影响消费理念的因素大多是哲学层面的认知科学及认知理念，如生态文明、消费文明、消费伦理等。消费理念应为社会普遍认可并接受的科学、文明、合理的消费原则及观念，更是社会整体消费理性的集中体现。
其二，消费结构。消费结构是指消费对象的组成结构，可用各种消费对象之间的比例关系来表示。根据消费主体的不同，消费结构可以分为个体消费结构和社会消费结构。社会消费结构与个体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其形成、演化、变动规律存在一定差异。相对而言，社会消费结构受宏观因素的影响较大，如消费文化、消费理念、生产结构等，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稳定性等特点；而个体消费结构往往受消费心理等活性因素的影响，呈现多动性、个性化等特点。
消费理念对消费者的消费目标选择的影响较为间接，其作用方式及效果也并不稳定。当然，消费理念对个体消费需求也有两种直接影响方式。一是消费理念直接引导与约束个体消费需求，这依赖个体消费者对消费理念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二是国家和社会通过非市场手段将消费理念直接内化到个体消费需求中，常见的方式是强制性消费，如政府为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以教育行政命令的方式统一、强制推行的“早餐奶”消费。
关键词：创新要素；广州；区域经济；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2
在经济学领域内，以产品、产业、区域等单一性经济对象所进行的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动力研究，无论从经济原理深化方面抑或实践性应用方面都取得了相对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但就如何融合产品、产业、劳动力、资本、科技等要素于一体，形成集成创新效力应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层面，是当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一直探求的时代问题。本文以广州区域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力图以创新要素集聚视角下深化广州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路径，以拓展和延伸生产要素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内在关联性和客观性规律，探索其内在互助动力机理，揭示创新要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期望能够获得广州地区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思路和路径。
一、产业集群下的广州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知识、技术、信息、互联网等经济要素为主导的新经济时代到来，经济发展模式由产业聚集到集群升级已经成为我国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共性，且极大化地拉动了区域经济获得了深化发展。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成为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一个主流方向，致使知识、技术、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在全球化产业链条上不同国家和地区成为某一生产环节中所在地，生产的全球化互助互动性和区域经济社会的集中性倾向日益凸显。而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和贸易组织方式，有机地联系和聚合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生产地，使得各国和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共存共赢的外部环境共同w。
从经济发展方向的维度来看，区域产业集群要求上升到较高的层面，然而，就当前我国区域产业集群的创新升级运作机制还存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广州地区为例。作为珠三角经济发展带的核心增长点，广州区域经济发展在新型轻工业、现代智慧农业、创新性重工业等产业发展与创新动力机制不足。主导产业中的第三产业和轻工业密集型产业，以及以及汽车、钢铁、石油化工、水泥等高能耗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而以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新文化创意、新科技、新工艺等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型产业所占比重不高，产业发展重复化建设比较严重，产业优势发展点不突出，还没有把广州区域经济发展置于一个现代化城市发展群角度进行产业重新定位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致使广州各个产业发展缺乏一个集合信息、资本、人才、技术、培训和教育等生产要素交叉融合的生产、服务和管理于一体的共享平台。
相比于其他地区，广州地区虽然集聚了许多中外合资、合资和外商独资的大中型企业，汇集了经济发展产业群和科研机构，形成了广州高新区、知识城、科学城、智慧城、国际创新城、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等现代轻工业、智能装备制造业、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技术区域产业群，但广州区域产业集群内的创新动力和共享资源程度不高，特别是传统性产业盲目扩展的趋势不减。显而易见，广州区域的产业集群创新升级面临着冲击和挑战。
二、区域创新发展中的路径依赖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区域划分也俨然不同：基于物质内容不同分为自然区域和社会经济区域；基于地理位置的差异性，有沿海区域、内陆区域、中西部区域和边疆区域等；基于行政地位的不同则分为直辖区域、特别行政区域和一般性行政区域。然而，本文所指的区域是指具有独立核算经济体系的社会经济区域，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界定了区域发展。所谓的区域发展具体表现在：生产产业的发展、科技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的有机调整、人民生活结构的优化、区域整体经济财富的积累、科研成就的堆积和对外开放程度提高等方面。
区域经济发展是有多因素综合合力的结果，包括自然环境条件、物质资源、人口、商业、服务、教育等，它们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直接或间接作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自然条件。囊括了地理位置、资源丰富度、气候条件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着劳动力起作用的效果，以及区域产业布局和结构设置选择；第二、人口因素。人口的密度、劳动力的质和量、素质的高低、区域文化的氛围导向都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三、资本因素。这里的资本是广义范畴上来讲，是由不动产和动产而产生出来的价值意义上的综合资金；第四、科研水平。区域内的科研研发水平和应用程度，直接影响着区域内产业经济的科技含量和发展空间；第五、政策制度等因素。这些因素是一种人为地根据外部的经济发展现状需求和产业生产条件具备情况等，聚合民意而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区域经济发展所进行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纲要和规划等，旨在与外部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一致性来最大化地挖掘区域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调控功能。
三、创新要素集聚视角下广州区域经济发展路径
区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的发展，不是一个单一性经济发展问题，而是涉及到体制创新、组织创新、机制创新等多元化问题，而且需要遵循一定的客观内在经济发展规律推进，进而形成符合本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方向的创新系统发展的特色路径。从广州地区现有的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在创新要素集聚视角下推进广州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推进。
一是以主导企业为中心的集结型优化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主导企业是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在产业集群中其创新动力比较高且产业创新成果占主导地位，已经成为区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中经济发展集结点。代表广州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企业，要充分发挥其产业群模范先导作用，主导企业要站在广州区域整体发展的战略布局层面，深化企业的创新动机发展机制，特别是深化科技、信息、技术、人才和新工艺等要素在企业生产领域内的渗透，以形成生产发展动力延伸到整个主导企业乃至产业集群中，进而使产业创新生产系统路径不断分化、增加和优化。
二是产学研一体化的优化经济发展路径。广州区域内的科研机构、产业层、教育培训机构要形成创新性战略发展联盟，以形成联合开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和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发展局面。产业层要积极把科研机构和教育培训机构所倡导的新科技、新能源、新信息和新研究等积极地投入到生产实践活动中，以形成创新生产机制来提升产业层的生产效率，而科研机构和教育培训机构应产业层的现实发展需求，深化科研和教育领域，以把握现代科技发展的最新资讯和发展趋势，推动科技研发、新工艺改进和新理念形成，从而引导生产层进行创新生产革新，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化和成果最大产业化。
三是政府主导的宏观性协调优化路径。广州地区的决策层和管理层要以广州区域发展的现状及特有产业发展优势为依托，规划布局广州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机制，特别是注重制度创新、规划创新、信念创新和思路创新等，敢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重点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产业，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等方面对创新性驱动产业加大扶持力度，注重以产业园区为示范性创新产业集中点，优化调整产业发展和大力推广创新性生产模式，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广州区域经济发展创新基地。此外，广州政府要注重与区域内的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中心等机构形成政策衔接，对这些科研机构中创新性研究和应用要采取措施给予大力支持，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科研驱动创新系统。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优化创新路径，要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和前瞻性，政府要以市场运作为主导，结合广州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创新系统要素，对创新性资源扩展和配置要适时地进行引导，以便于规范产业集群创新运作外部市场环境。毋庸置疑，广州政府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实施者，尤其要具有全局意识，以广州区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运作为核心，主导广州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机制要可持续性地、长期地、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
四、结语
显而易见，广州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是可以通过创新要素集聚系统之间科技协作机制的运行，可以通过以市场为主导和以政府为引导的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其中，核心枢纽是各生产要素聚合的跨区域性科技协作机制运行。在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中，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可以以创新为动力，聚合各生产要素形成一个产业优势和行业特色突出的发展路径，发动和组织起区域内产业集群紧密合作的科技创新协作机制。这就需要广州地区以创新精神砼嘌该区域的企业发展文化，注重经济发展进程中创新技术、创新人才、创新机制、创新制度等要素的引入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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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环境 会计模式 影响
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环境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会计的社会环境。会计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它对会计模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产生着影响。会计模式同时又会影响会计环境。会计作为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利益调节器,会计系统作为企业管理系统的子系统,其发展水平无疑影响会计环境的变化与发展。会计模式就是在与会计环境的互相影响中发展起来的。
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因素对会计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决定了会计模式的生成。任何一种会计模式的生成,都源于经济环境内部矛盾运动,其具体内容则分别受到各种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经济环境决定会计模式的转换,经济环境内部的矛盾运动是一种会计模式替代另一种会计模式的动因。经济环境涉及许多经济因素,主要有社会发展水平、经济体制、所有制形式、企业经营方式、企业组织形式等,都对会计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一)经济体制对会计模式的影响
从经济体制来看,正是基于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及其具体运行过程不同,才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竞争型市场经济会计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有计划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会计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美国的证券市场发达,企业的权益性资本比重较大,强调财务会计的独立性。其会计目标是保护权益性资本投资者的利益,强调充分披露并不受税法的限制。所以美国“公认会计准则”中最主要的是相关性和可靠性,这两条原则可以说是美国会计的灵魂。
而法国就和美国完全不一样,由于其证券市场不发达,所以企业的资金大部分都来源于银行,因此法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实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双重调节机制。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确立以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共同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的经济体制;国民经济宏观计划调节。法国政府制定了“五年计划”,政府每半年要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综合平衡;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正是由于法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三大特点,使法国会计目标强调以税收为导向,注重微观经济信息与宏观信息的沟通。
德国的会计模式作为一种独特的会计模式,具有鲜明的特色。德国的会计目标是为宏观经济服务,保护债权人利益,因而在其会计报表中会出现很多的“准备金”,这也是极为保守的一种会计,而且德国的会计准则都一条条的列示于《公司法》、《商法》、《税法》中。在《税法》中对德国公司的约束作用更加具体和细致。收入费用的计算方法、分配方法、账簿记录必须同税收目标保持一致,会计报表上的收益必须同税收收益保持一致。
(二)所有制形式对会计模式的影响
一国的经济制度主要体现在该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上。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资本所有者的私有财产和权益是其经济制度的本质所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维护公有财产、保护社会的根本利益是该经济制度的本质内涵。建立在这种经济制度上的会计服务宗旨,更多的是强调社会的宏观效益,推动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其会计法规、会计政策、会计方法的建立,都体现在较明显的统一性、强制性上。而对会计本身的技术性考虑较少,企业的会计行为完全制约于政府的会计法规和制度。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决定了会计模式出发点的不同。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占到社会经济成分相当比重的条件下,会计的目标是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并且以国家利益为重。例如对于会计目标的表述,中国的《企业会计准则》明确规定,企业除了为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者提供会计信息,还必须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信息,这是因为无论是从社会经济成分构成来看,还是从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中国公有制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会计目标是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实施一系列所谓客观、公正、公允的会计原则和会计方法,政府就会利用国家的权利干涉会计工作,会计制度就会高度统一,会计信息主要服务于政府的需要,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向社会公众披露信息,会计的自主性就小。
政治环境
会计模式的运行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任何国家的会计模式都必然体现本国的政治要求。政治环境因素对会计的作用比较明显,因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下的统治阶层,可以通过一系列政治环境和法律手段来约束经济活动,调整各种经济利益,会计作为维护各种经济利益的一种活动,就必须对之作出反映。政治环境因素对会计模式的影响往往是通过一些经济政策来体现,并且与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因素一起发挥作用。
对于会计模式,可以比较法国和美国,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法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市场,亦即实行市场调节与国家计划指导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对集中,国家对于市场的干预较大,政府的集中决策对企业决策有决定性的影响,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公有化比重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导作用是实行经济计划。政府对国民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是规模不大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股份公司相对其他国家重要性差。由于“税法的有关规定对于法国企业报告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法国的会计来说,适应税法规定的要求就是非常必要的”。由此导致法国会计属于政府税收导向模式,强调为宏观经济服务。而美国会计的理论和实践主要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会计准则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生、发展、完善起来的,民间会计职业团体制定和修改会计准则,要求会计保护股东的权益。
很明显,法国与美国的会计模式不同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法国受《拿破仑法典》的影响,国家的政治体制采用了中央集权制的形式,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对集中,国家对于市场的经济干预较大 ;美国的国家政治体制采用联邦制,与法国相比较,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对分散,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程度更高一些。
法律环境
法律对包括会计在内的社会各方面产生深刻影响。不少国家在法律中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会计工作所应遵循的准则及所应采取的会计程序和方法。法律环境因素对会计模式的影响主要包括法系种类和会计立法主导思想。
法律环境是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制度的总和,“法律”是阶级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它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制定并认可而且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不管意识形态如何,各国都有不同的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度是最直接、最经常地制约经济行为和会计实务的。由于不同的法律制度存在差别,导致它们会计制度的差别,最主要的是法系对会计模式的影响。
法系的不同影响会计管理体制的形式和内容。大陆法系的国家由于其中央集权较高,导致国家对会计实务的操控较强,而其相对弱小的会计职业团体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上存在着严重的被制约性;法系的不同导致会计准则的形式和内容的不同。大陆法系的会计准则受政府的严格管制,其准则都由政府在法律条文中有明确的列示,会计职业团体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不同的法系对会计所要披露的要求不一样。大陆法系由于会计要服务于宏观经济,政府对于企业的所有事项都要十分详尽的了解,从而实现政府税收的最大化,因此所要披露的东西非常多,而且要详细。英美法系对于披露存在一定的差异,美国由于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影响,出于对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的考虑,要求美国企业或在美国上市的企业披露的内容较多,但法律对会计信息披露的规定比较笼统,没有大陆法系那么详尽。
文化环境
文化环境对会计模式的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模式都不可能超脱其文化环境的熏陶而独立存在。每一个国家的会计模式在其发展形成过程中都会以其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形成会计理念,以其特有的语言文字描述和传播会计信息,按照其职业道德规范和习惯处理会计业务。文化对会计模式有直接也有间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结构、全民文化素质和教育体制方面。
(一)美国文化环境
美国是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尊重个性,强调个性的发展,人们注重成就、英雄感、决断能力和物质上的成功。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下,美国会计模式呈现出以下特征:在会计管理体制上,强调专业导向、行业自律,较少依赖法律和政策,政府在会计管理上的作用有限;在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上,强调制定会计准则的主体以民间职业团体为主,会计准则注重灵活性、可选择性;在会计职业上,会计人员的专业水平高,会计职业的社会地位也高,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在会计信息披露上,倾向于透明、公开,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决策相关性。
(二)我国文化环境
我国从古至今都不是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一向推崇国家、民族、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强调社会价值的实现,集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由于长期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对不确定、不明朗因素反应较强烈,习惯于按规范行事,讲究中庸之道,不易接受新生事物,思想观念偏向于传统、保守,也不象美国社会那样偏重“阳刚”,与此相应,虽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会计模式已经在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上推进了许多,对美国的会计模式也已有所借鉴和融合,但仍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在会计管理体制上,强调立法管理和行政管理,虽然认为民间职业团体也有参与管理会计工作的必要,但主要是政府出面以法律、政策等形式统一管理会计工作;在制定会计规范时总是力求使各种会计主体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偏向统一,并力求会计规范的完备化和法制化,强调会计规范的指令性和强制性;在会计职业上,民间会计团体的规模和力量都很弱小,会计职业的社会地位至今仍较低,会计人员的权威性不足,会计工作的质量也还不高;在信息披露上,偏向适当揭示,不够透明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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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消费对生产具有重要导向作用。由于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缺位，个体消费需求的分散、互扰、不稳定，缺少社会整体理性约束，从而误导经济发展目标，制约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需求导向机制有三个构成要素：消费理念、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构建要素齐全、内在逻辑统一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是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目标理性的关键。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尤其是社会发展滞后问题，人们习惯偏至于批判经济发展方式的落后，进而质疑经济发展目标的失当，而人类在反思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似乎不太情愿反思自身的消费行为。经济发展饱受垢病，其实经济发展目标的失当根源于社会需求的非理性，而社会非理性需求则根源于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这实质上是社会整体理性的消极不作为，纵容个体非理性需求对经济发展的误导。
一、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缺位误导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
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或最终目标是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既包括物质消费需求，也包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只有满足社会需求，经济活动才被证明是合目的性的活动，只有满足了社会消费需求，经济活动才从社会得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也才会被证实为合规律性的活动。因此，经济活动必须接受社会需求的规定，否则就不能够持续进行，也不值得持续进行。可见，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这一关联集中体现为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即社会需求规定经济发展的合理目标。然而，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尤其是社会需求通过规定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引导经济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即以人类整体理性为主导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建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生产与消费活动是由国家计划安排的，缺少变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被僵化的计划管理阻断，消费需求对生产的引导作用被掩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种经济关系可以通过市场迅速而有效地联结起来，这就为消费引导生产、需求激励供给创造了条件。不过，目前我国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突出的特征是:第一，社会消费需求仍以个体消费需求为特征，缺少社会整体理性的引导与规范，往往带有非理性特点，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一书中列举了六种有违社会规范的消费行为，包括奢侈性消费、吝音、节俭、早熟消费、炫耀性消费以及消费陋俗等，[ 1 ] 136-153这些以个体消费意识及行为杂合而成的社会消费需求往往缺乏理性。第二，个体消费意识及行为是分散、互扰的，难以形成明确、一致的社会消费需求信号，对经济发展的指示含混不清，对经济活动产生扰动，引导作用被削弱。在此影响下，经济结构参差不齐，难以形成结构优势、产业优势，制约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第三，个体消费较多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较多关注局部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较多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因而个体消费往往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作为消费动力，较少考虑这一个体消费行为对他人、社会对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影响。第四，个体消费需求具有不稳定性，个体消费需求既受到宗教信仰、文化教育、风俗习惯、消费理念等“堕性”因素的影响，使个体消费需求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个体消费需求又极易受到消费心理，如攀比心理、炫耀心理、时尚心理等“活性”因素的影响，使个体消费需求变化不拘，难以捉摸。随着现代市场供应的日益丰富以及消费文化、消费心理的日新月异，影响个体消费需求的活性因素的作用超过惰性因素，导致消费需求的不稳定性更趋明显。
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导向密切关联。马克思说:“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 }a7 zo因此，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误导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而对经济持续发展产生严重制约。个体消费的非理性，尤其是过度消费引发经济不断扩张，加剧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紧张，削弱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个体消费需求的散乱特性，使经济发展目标难以统一、明确，经济活动相互干扰、内耗，降低经济发展的效益;个体消费需求的不稳定性使经济发展面临更大不确定性，承担更多的风险，经济发展缺乏稳定的市场环境。
二、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构成要素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致使各种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难以形成合力，消费需求难以社会整体理性消费需求的形式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个体非理性的消费需求。“消费是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或不良性循环的枢纽点”，〔’〕”因此，要使消费需求由非理性走向理性，由个体消费需求走向社会消费需求就必须把多种消费因素加以整合，形成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以理性因素约束非理性因素，把分散、互扰、不稳定的个体消费行为整合成理性、科学、健康的社会消费行为，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目标更趋明确、科学、合理，引导经济实现持续发展。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由三个要素构成，即消费理念、消费结构与消费需求(如图1)a
其一，消费理念，即消费观，是人们在一定历
史条件下持有的对待消费的一些根本原则和观念，如我国人民长期持有的节俭消费是一种传统的消费理念，而近年来从国外引进的超前消费、借贷消费或透支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理念。影响消费理念的因素大多是哲学层面的认知科学及认知理念，如生态文明、消费文明、消费伦理等。消费理念应为社会普遍认可并接受的科学、文明、合理的消费原则及观念，更是社会整体消费理性的集中体现。
其二，消费结构。消费结构是指消费对象的组成结构，可用各种消费对象之间的比例关系来表示。根据消费主体的不同，消费结构可以分为个体消费结构和社会消费结构。(a) ioa社会消费结构与个体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其形成、演化、变动规律存在一定差异。相对而言，社会消费结构受宏观因素的影响较大，如消费文化、消费理念、生产结构等，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稳定性等特点;而个体消费结构往往受消费心理等活性因素的影响，呈现多动性、个性化等特点。
其三，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购买力条件下的消费欲望。广义的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可以指有购买能力—即能通过购买得到满足的现实的消费欲望，也可以指纯粹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想象，但这种消费想象因缺乏购买力支撑，因而是不现实的，只是在购买力条件改善后，消费想象可能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由于受购买力条件的约束，现实消费需求必须有明确消费目标指向及消费数量的限度。消费需求的目标指向性及有限性是其重要特征。
消费理念在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中居于最高层次，是社会整体消费理性的集中反映，体现一定时期内的消费文明，对社会消费具有重要引导、示范及规制作用，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形成较为稳定的消费结构。消费结构的形成与稳定是社会消费理念的载体，反应并折射消费理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程度。 消费理念对消费者的消费目标选择的影响较为间接，其作用方式及效果也并不稳定。当然，消费理念对个体消费需求也有两种直接影响方式。一是消费理念直接引导与约束个体消费需求，这依赖个体消费者对消费理念的认识和接受程度。
二是国家和社会通过非市场手段将消费理念直接
内化到个体消费需求中，常见的方式是强制性消费，如政府为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以教育行政命令的方式统一、强制推行的“早餐奶”消费。
与消费理念的作用方式及效果相比，消费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较为直接，效果更为明显，原因在于消费结构是社会群体消费需求的集中反映，也是经过长期的消费者群体的消费行为形成的客观结果，因而对消费者个人的消费选择有直接指导作用。消费者的个体消费行为往往受到从众消费心理的影响，使得他人的消费行为及习惯对自己的消费选择产生示范作用，一旦从众消费，便会以个体消费习惯的方式对个人的消费行为加以固化。
当然，消费需求也会反过来对消费结构及消费理念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作用，三者之间的互动关联性较强。但从作用机制上看，消费理念体现消费文明，引导社会群体消费行为的理性形成稳定的消费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消费心理等影响个体消费行为的因素作用，进一步引导个体消费选择。这样从理念到集体行动再到个体行动，使得社会消费需求理性得到贯彻，使分散、互扰、不稳定的个体消费，趋于科学、合理、稳定，从而使社会消费需求目标明确而一致，这是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整个逻辑体系。这一内在逻辑严密机制的建立目的在于向经济发展发出明确的信号，即经济发展必须以满足理性的社会需求为目标，也从而为经济发展追逐不正当的发展目标划下红线。
三、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理性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目标是确保社会需求理性，以实现对经济持续发展目标的正确引导。因此，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作用可以分解为:保证社会消费需求体现社会整体理性，即倡导科学、文明、健康、适度的社会消费需求;尽可能消除个体消费观念及消费行为的分散、互扰，实现社会理性消费需求目标的明确、统一;向经济活动发出明确的社会需求信号，引导经济发展确立科学、合理的目标。
第一，消费理念引导社会消费需求体现社会整体理性，从而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理性。体现社会整体理性的社会消费理念至少应具备四个特征，即科学、文明、健康、适度。消费理念的科学性是指消费行为要遵循科学规律。科学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基石。消费理念的文明，指消费理念是生态文明观、经济伦理观、经济哲学等科学认识论的重要载体，是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经济一社会一自然”等重大关系的认知成果的集中反映。文明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最高表现形式。健康的消费理念是指人们的消费行为必须以提高人的生存与发展质量为目标，也就是说，人们要生活得健康且有尊严。健康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根本旨归，是判断消费理念是否理性的根本标准。消费理念的适度是指社会消费行为控制在适当的限度之内。适度消费观念的提出对传统消费观提出了挑战，即人类消费的无度是有害的，人类消费的非理性欲望及行为是应该收敛或禁止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类没有无限消费的权利。科学、文明、健康、适度的消费理念将保证社会需求保持理性状态，从而使经济发展确立理性目标。
第二，消费结构引导分散的个体消费倾向统一到社会整体消费倾向，从而向经济发展传达明确、一致的信号，引导经济持续发展确立理性目标。实践证明，消费结构可以通过消费文化、消费时尚、消费潮流等确立消费标准与消费模式，引导消费者的模仿行为;或者通过攀比、从众、炫耀等消费心理，促使消费者进行从众消费;或通过消费反作用生产，引发消费结构—生产结构的调整，从而迫使没有确立消费目标的消费者进行强制性消费选择，即市场供给并不提供和满足消费者其他消费选择。
论文摘要:社鲁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呼唤高素质的领导干部。文章有针对性地论述1市场垃济条件下的领导干部应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廉洁公正的高尚情操、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敬业精神、竞争意识、法制观念等素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其领导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企业.领导干部都是各项政策的最终确定者和未来前景的设计者,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命运。古今中外,无数事实充分证明,一个睿智、英明的领导者,可以宦民一方,可以搞活一个部门,可以拯救一个企业;而一个平庸的、蠢笨的领导者,则可能搞乱~个地方,搞垮一个部门,断送一个企业。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挤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领导干部手中。这些人的素质高、能力强,领导得力,市场经济体制就会得到健全和发展;如果这些人素质低下,能力差,领导无力,甚或盲目乱抓,瞎指挥,则会严重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也可能使其遭到某种程度的挫败。
一、现时期领导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一时的失误或缺陷在所难免。但是,有许多本不该出现的问题,却人为地出现了;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诸如,一些企业的盲目上马.设备的重复引进.对外经济活动中的上当受骗,内部承包者的掼公肥私,以及一哄而起的股票热、经商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种种“发热”、“发烧”现象。这些问题会直接导致企业效益不高甚至严重亏损.使国家财政收入减退,物价失控,社会治安混乱这些缘于对形势认识不清,把握不准、决策失当造成的失误.说到底,还在领导干部本身要么对中央政策理解不深.在落实过程中走形,要么认识上有偏差,在执行中没有及时予以纠正。那些因领导干部素质低下而形成的,备受群众指责的领导方式,归结起来约有以下几种:
一是照抄照搬,生吞活剥。不是因地制宜.制订符台本地区、本单位、本企业实际情况的发展规划而是盲目地敝样画葫芦.别^修集贸大市场他也修.别人建开发区他也建.别^搞房地产生意他也搞,结果往往是劳民伤财。使自己陷于被动的窘境。
二是心中无数,不求进取。不是积板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锐意开拓新局面,而是消极地满足于过去那种“步子不大天天走.成绩不多年年有的老规程。没有想过发展战略,说不清未来目标,固步自封,远远落伍于时代大潮
三是摘形式,走过场。不是实实在在、兢兢业业地干些有益于群众的实事·以优异的成绩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是走形式,讲排场,以所谓的“新点点”、“新经验哗众取宠,谋图个人升迁结果是;为官一任,误事伤民
四是拉帮派,搞投机在责与权面前,不求责任,而是拼命抓权}对待人与事,不是想方设法谋事,而是掏空心思搞宗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是抓机遇求发展.而是伺机寻求个人私利。总之,这种领导对工作敷衍,对同志猜忌,对上级瞒和骗。
五是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只看目前.不计长远,但求能快出成效,早见“政续”,不管投入再大,收益甚微。
二、市场经济呼唤高素质的领导干部
当前,我们党正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变。新的时期,新的任务,新的环境,对领导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在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D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也一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关键在于我们党,首先在于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②并指出:“必须全面提高现有领导干部的素质,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领导集体③因此,大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使之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利的要求,已成为目前领导班子建设的当务之急。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领导干部应具备的素质
首先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取向,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很强的政治原则性.必须全面自觉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面前保持清醒头脑,旗帜鲜明地站在党和人民一边。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能够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力挽狂澜,稳定局势,及时把群众引向正确的轨道
其次,要有高尚的情操。这里的关键是“廉洁公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以公有制为主体,集体、私有、外资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显着特点,基本形成市场开放,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局面。这样一来,就会有一部分领导干部与资金接触的机会更多,实际的经济权力比过去更大。而商品交换原则又极易诱发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必须经得起这种考验,切实做到廉洁自律,清正为官,管好自己,管好家属子女.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坚决抵制和惩治腐败,做端正党风的模范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运彳亍,更需要一大批不尚空谈的实干家,更需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更加需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调动、保护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要像xl~d-.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自觉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领导干部,要悉心洞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像、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B。
第三.要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首先要学习建设有中国特邑的社会主义理论,能够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要熟悉和掌握蠹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基本知识,在领导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领导、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薛能力其次要有一定的统揽全局能力。“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垒局在胸,才能审时度势,高屋建瓴,把握事物发展趋势,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在实际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局部利盏与全局利益跟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要把握全局I必颁吃透本地区.本单位、本企业的实际情况.从而在领导工作中,统筹安排部署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到有条不紊。再次要有用人本领,自古至今,“得人才者得天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干部更要有容人容事的恢宏气度和兼取并蓄的政治胸怀。萄子有旬名言“君子善假于物”,④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方面.要善于用^所长,尽可能发挥部下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要重视人才,广招人才,在用人上螭“五湖四海,不搞亲亲琉疏,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会无往而不胜。
第四要有敬业精种。一是进取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模武可资借鉴,只有勇于打破旧框框的束缚,大胆地甸,大胆地试,不断地撵索新路子;冲能保证甫场经济快速地向前发展,晟终将理想变为现实。二是长久性。专L-是千好任何事情的先决蒸件既在岗位上.就要力戒短期行为,不辜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要排除一切干搬,安下丹L下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三是预见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千好一项工作,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心理,须经一番科学韵分析,严密的论证,并广泛征求意见。使计划不断充实完善议减少不必要的失误。
第五,要有广博的知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科技文化发展水平之上的经济。因此,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科学文化素养,了解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的趋势。掌握科技进步的一般规律,自觉运用科学理论、科技知识科学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效益经济。市场经济要求效率要高.节奏要恢.设备要精,信息要新,l管理要科学,用人要得当。所以,领导干部又必须掌握比较全面的知识,除精通业务.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管理学、领导学、信息理论等知识外,还要懂得心理学,善于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渊博的知识-会使领导干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将比较容易地看清伺题的本质,迅速雨准确墙赴淫各种矛盾。
关键词：国际贸易主导生产要素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1]。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2]“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3]。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wwW.133229.cOm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4]。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5]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6]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理论的分析始终局限于生产要素概念的内涵、分类、性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现代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视角转换，把生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考察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选择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开辟了生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版《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提出了其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区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具有优势，即该产品含有该地区拥有丰裕而便宜的相当大量的生产要素。”[7]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只不过将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变成了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已。正因此，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8]与奥林不同的是，波特关于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国际竞争的分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生产要素的涵义
综观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过程，关于生产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没有阐述生产要素的主次、优劣问题。二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基本都是静态的，实际上生产要素形式是发展变化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提出国际贸易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活动和贸易商品生产中所必须的并在生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序列也在不断延长，到目前为止，这个生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
其次，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元勋提出生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生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9]刘国武、李卫星提出知识企业的主导生产要素就是知识资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10]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分析所提出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就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他已观察到并论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和产业竞争力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重要的主导生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单纯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比较优势陷阱”。[11]显然，这已充分认识到以不同生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
每个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都有一个生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生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其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知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上，其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但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生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生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主导生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和世界主导生产要素，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必须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不一定是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代表了世界生产要素序列发展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其理论分析严格限定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分析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有效的，但在多国模型中要确定一国究竟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却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以主导生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容易。
最后，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生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叶文虎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12]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是非物质元素没有说明。于刃刚、戴宏伟将生产要素分为传统性生产要素和知识性生产要素。[13]本文将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而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和知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当过主导生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察
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开始作为时间起点，本文将这一时间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不同的，但它依世界生产要素变化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很明显这些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天气变化、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源与矿山资源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减少等等对第一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期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加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
（2）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技术，占据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经历过工业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人对付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器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期，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彻底占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其制约因素往往是资本。”[14]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充裕的资本要素，生产越来越多的资本设备。
（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现在西方社会延长线上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w．e．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包括两个相继出现的、与社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产生一个“服务社会”和一个“知识社会”。[15]
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服务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转向以服务行业为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汤姆·斯托尼尔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变化与两个世纪前经济重点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是类似的。[16]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服务社会”阶段：第一，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辅助性服务—运输、公用事业、销售等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增加；第二，白领工人在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行业中增加；第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对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等）、奢侈品和娱乐消费的不断增长，第三产业部门如饭店、旅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开始发展；第四，保健和教育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第五，人们对社会服务行业的更多要求，导致某些政府部门的增加和发展，等等。与这一阶段对应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管理，此时的技术主要表现在产品工艺的改进、新产品的研发、标准的制定，等等；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已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管理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科斯指出：“我们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它的功能是协调。”[17]但这仅仅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管理的内涵已大大扩展，既包括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运作、营销网络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更包括国家政府为打造本国产业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宏观管理。
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是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在信息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创造和使用信息，以提高各种生产的效率，并创造新的财富。这时的制约因素是所掌握的知识。”[18]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信息技术或知识。谁拥有信息技术知识并系统化地生产知识，谁就能取得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总之，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规律与世界生产要素序列的发展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其以图表形式表述如下：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0．
[2]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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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特征,无论在全球的范围内,还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其发展过程始终贯穿着不平衡性,只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其不平衡性程度不同而已。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也是如此。究竟什么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如何看待和把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平衡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何种影响和后果?如何避免和克服社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把这些问题纳入到哲学的视野内进行反思,在现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涵义及其表现
“不平衡”作为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范畴,是指:“一个自然物的诸多因素在比例关系上不在那个应有的定值之内,诸因素之间表现出不协调、不和谐、不一致、不适应或不均衡的关系时,这时候该物质所处的状态就谓之不平衡状态。”¹而所谓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指社会系统内部各领域或各要素在发展上不一致或不适应、不协调的状态和过程。展开来讲,社会发展不平衡包含着四层涵义:(1)社会系统内部各领域、各要素之间在发展变化的方向上不具有一致性,在发展目标上甚至相互矛盾,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背道而驰。(2)社会系统内部诸领域、诸要素在质的关系上不能相互适应与协调,没能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3)社会系统内部各领域、各要素在量的关系上不成比例,因而在发展上具有异步性。(4)社会系统内部各方的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不能促成统一目标的最优化的实现。社会发展不平衡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类型及其表现形式。从宏观层次上看,就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而言,有两种类型的不平衡表现得比较突出,一种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不平衡,另一种是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这两种类型的不平衡都有着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所谓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不平衡,是指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或系统,各基本要素由于其地位和作用不同以及各要素自身的变动,或由于社会系统内部或外部条件的变化,使各基本要素之间不能相互适应或相互协调,出现了一种在发展上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非稳定状态。就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现状而言,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经济文化结构的失衡和经济政治结构的失衡。经济文化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改革以前,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重精神轻物质”的倾向严重。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人们认识到这种的倾向对社会发展危害极大,“重精神轻物质”的失衡现象得到有效纠正;然而,另一失衡现象即“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又发展起来,经济发展与精神文化发展的反差日趋严重。这种反差首先表现为经济效益的大幅度增长和道德价值观一定程度的失范,其次还表现为不良社会风气的滋长,如社会道德在某些方面的倒退、部分公民责任义务意识的淡薄以及过于功利性价值定向的强化等。
经济政治结构的失衡则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民主政治建设仍然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地区和经济领域开始的,这种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随之启动和逐步与之相适应的改革模式减少了社会动荡,有效保证了政治稳定,故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的时差和进展不能拉得过大。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政治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如党政不分、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依然存在,政治腐败不断蔓延,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并效率低下,以及人治现象、家长作风和司法不独立等问题突出等。所谓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指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或不同步性,从而使社会总体在发展上呈现出一种非均衡的状态。在我国,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二元结构”的加深以及东西部地区差别的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不可能全面齐头并进,而只能在最有利的区域或部门率先启动,然后带动其他地区或部门的发展。现代化的这种异步性,首先造成城乡两端的现代产业及部门与传统产业及部门的分化。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城市中的现代产业及部门变得越来越现代化,乡村的传统产业及部门变得越来越落后。同时,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村也是典型的弱质产业,极易被排除在现代经济系统之外,从而导致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发展不平衡。其次造成区域发展关系的异步性,即一些沿海地区高速持续发展,而一些内陆地区却发展缓慢。改革开发以来,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明显扩大,东部地区在居民生活、经济收入、人口素质、劳动条件与机会、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远远超过西部地区的居民。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平衡状态都是客观存在的,且具有普遍性。无论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不平衡,还是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都是制约和影响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社会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
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不平衡之所以是经常的和不可避免的,首先根植于社会基本结构中各基本要素的差异性和变动性,即各要素在社会系统内部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如经济与其他要素相比较,在社会系统内部处于基础和主导的地位,而且是一种最活跃的因素,其变动性最大。而政治和文化作为经济的反映,往往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其次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经济因素与主体的基本需要、利益具有最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社会主体生存需要的满足直接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驱动下,经济的发展具有优先性。而政治、文化等要素与经济相比较,在发展上和变动上相对滞后。固然,政治、文化等要素为使自己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通过不断调整自身,努力与经济形态相适应和协调,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总会不断地打破它们之间的均衡关系,使社会在结构上处于一种不平衡和不稳定的状态。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急于摆脱落后的面貌,快速发展经济、优先发展工业是其必然的选择。于是在社会发展观和发展战略上,把经济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甚至把社会发展首先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把社会发展目标主要地定位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以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以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带动社会其他目标的实现。因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这说明,社会有机体发展不平衡的形成带有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并且是经常发生的。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其形成的原因更为复杂。因为不同地区间在发展上的差距不是单一的,而是体现在许多方面,这些方面差距的形成又是相互关联的。因此,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往往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理论上很难找到一个最终的原因。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因素,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本身的基础条件,是导致社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最为根本的原因。但又不能不看到,造成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结果上的差别又可在经济以外找到其他原因,也就是说,非经济因素如科技、教育、卫生、人口素质、文化和人的观念等又是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
因此,对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分析,不可忽视非经济因素在不平衡中所起的作用。在此我们单就经济而言,的确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各国发展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人类文明史证明,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拓宽生存空间和梯度推移的过程,起初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有利于农牧业的江河中下平原地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城市,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港口,于是城市和港口便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最繁荣的地方。总之,由于各个区域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密度与素质、技术水平和原有基础条件的不同,形成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和综合实力的巨大差距,这种区域性的不平衡,在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经济学的研究还表明,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在各区域具有同时性,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的发展格局上,只能是有的地区处在经济发展的中心,有的地区则必然处在发展的边缘。因而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区域差异由扩大到稳定、缩小等几种情形。”
综上所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具有必然性和经常性,即不平衡性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特征。问题在于,由于社会的发展不是一种自然的和自发的过程,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社会组织总会意识到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因而总是采取一定手段和措施,对不平衡的极度发展进行调整和控制,竭力使社会的发展处于某种相对的平衡和稳定状态。于是,平衡与不平衡的相互转化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
三、社会发展的“适度不平衡”与“极度不平衡”
当我们把不平衡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经常性状态时,又不能不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作出程度上的区分,进而区别对待,并在实践上采取不同的对策。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上看,我们可以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分为两种,一种称之为“适度不平衡”,另一种称之为“极度不平衡”。这两种程度不同的不平衡状态,给社会带来的后果是不同的。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在此讨论和研究的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学范畴之内,因此很难在理论上确定“适度不平衡”与“极度不平衡”的数量界限,所以我们只能从性质上或特征上对它们加以描述。
所谓社会发展的适度不平衡,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一定限度内的不平衡,即是一种包含着某种平衡的不平衡状态。如在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不平衡中,尽管社会各要素在其发展中具有不同步性和不协调性,但由于各要素在性质上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且在方向上趋向于相同的整体发展目标,因而在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一面。这种社会有机体发展的适度不平衡是传统社会急于进入现代社会进程中常见的一种发展状态,这种状态持续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进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在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中,尽管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不具有同时性和同步性,尤其在经济上存在着富裕和贫穷、发达和不发达的差距,但其差距并没有严重影响落后地区经济与社会的正常运转,尤其是在经济上不发生危机,而且经济上的困难和负担并没有超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较短时间的区域差异逐步扩大,是任何国家、任何发展阶段都可能发生的,但只要不超出一定的限度,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不会产生太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可能是促进区际要素流动、刺激区域发展的必要条件。总之,适度不平衡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容许的,社会在这种状态下仍然能保持较稳定的发展。此外,此种不平衡状态可以通过改革或改良的手段加以纠正。
关键词：历史合力论；正合力；意识形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035-02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是为了反驳19世纪末各资产阶级理论家和部分德国社会人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提出的，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但是合力理论科学性的光芒仍然照耀和指引着今天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引导我们不断前进的灯塔。
一、恩格斯历史合力理论的提出
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不可避免地遭到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极力篡改和攻击。首先是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巴尔特在他1890年出版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歪曲解读，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只承认积极因素单方面作用的“经济唯物主义”和“历史宿命论”。同时，德国社会内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也在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他们将马克思书中的只言片语当成僵硬的公式和套语，机械搬用，完全忽视上层建筑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造成很大的伤害。正是在这样斗争异常激烈的社会背景下恩格斯对历史合力理论做了详细阐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深刻内涵。
1886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提到合力论思想，即：“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合力，就是历史。”[1]248恩格斯对历史合力理论更详尽地阐述是在1890年9月给柏林大学数学系学生约・布洛赫的信中完成的。1890年9月3日，约・布洛赫向恩格斯求教，信中说：“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这个原理应当如何理解？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关系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或者经济关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其他一切关系的固定基础――虽然这些关系本身然后也可以发生作用？……因此，我想请教您，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经济关系到处地、直接地、唯一地和完全不依靠于人地，像自然规律一样，不变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作用，或者说，其他的关系――当然它们归根结底决定于经济关系――本身能够加速或者阻止历史发展过程，实际情况是这样吗？”[2]694
信中涉及的问题可归纳为两点：第一，肯定现实中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是否意味着否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第二，承认个人创造历史的作用，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原理是否还成立？这封信也映射了各资产阶级理论家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事实。
二、恩格斯历史合力理论的主要内容
恩格斯在回信中对合力理论内容做了具体阐述。
一是“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结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1]695可以看出“历史合力论”是针对当时德国社会内教条主义者所宣扬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而阐述的，它将经济、政治、文化等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系统有机整体。
二是“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一定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结果，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1]696-697上述说明两个问题，即历史进程是在客观条件和主体力量的双重作用下发展的，同时单个主体力量的发挥会受到客观条件和其他主体力量的双重影响。
在这种斗争尖锐的背景下，恩格斯详尽阐述历史合力论的具体内容，绝不仅仅是为了回答布洛赫的问题，合力的概念也不可能单纯指某一种历史因素（如经济因素）或某一个人的意志和行动；合力的概念既包含了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因素，又包含了其他诸如政治、文化、历史、思想、意识等综合交错的因素；历史发展的动力既包含了伟人突出的领导作用，也包含了其他普通人的综合作用。
具体可以从三方面理解：第一，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在肯定物质条件决定论基础上的补充和展开，而不是另找新起点，每个人的意志力量本身就属于意识方面的范畴，它服从和服务于物质条件的决定力量。第二，利用意志相互冲突导致的意外结果反向证实历史过程的非主观任意性。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是在既定历史条件的限定下进行的，因此各个阶段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必然会受到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状况的影响和限制，这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所在。第三，单个人的意志和愿望是源自人们自身条件的特殊性所形成的，是经济条件不同、不平衡的体现。这种不同意志力量作用的发挥必然会受到彼此的影响产生最终的合力结果，而意志力量作用的发挥也会受到物质力量的束缚。历史的具体面貌和发展是所有历史因素共同作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不忽视和否认任何一种历史参与因素的作用，才能真正理解平行四边形的合力的力量之所在。
三、恩格斯合力理论的现实启示
对于恩格斯历史合力理论的现实意义，学者们已经做了多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历史合力论”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启示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要全面重视社会系统中所有因素协同并进的整合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既要强调经济动因的根本作用，又要发挥其他因素的积极作用，同时需要重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适宜结合；另一方面，“历史合力论”指导我们正确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并且启示人民树立民族问题的整体性观念，发挥社会动力系统的合力以实现和谐民族关系。
然而，对于利用合力理论正合力思想警示思想阵地意识形态安全性的问题却少有学者进行研究。从恩格斯的阐述中可以看到，当有很多个力作用于一个点时，最终的合力不一定是朝着同样的或者相近的方向进行，即所形成的合力并不都是与其最初愿望朝相同方向或相近方向发展的，如图（1）OF所展示的方向；很有可能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的，如图线段R所展示的方向，甚至即使抱着这个最初愿望的人数占了很大比例，也有可能因为某些特殊、隐蔽的原因而让最终的结果走向图（2）所示的方向。
当今社会，各种社会思潮泛滥，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更有甚者企图任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舆论阵地的主导权面临着四面八方的挑战，各种思潮联合形成的负面力量警惕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各种思潮的本质和它们的伪面孔。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民主论和是对当前社会影响比较大的几种思潮。新自由主义，突出特点在于主张非调控化、私有化和全球自由化，这些主张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利的，是要割裂社会主义性质对市场经济的控制。从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分析，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激进经济学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也有某些合理的思想颗粒，但总体上、本质上是保守和落后的。普世价值论所宣传的自由、民主、博爱，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而是为了鼓吹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自由和民主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在不同的社会范围内它呈现的方式和实现的方法都会不一样，西方国家所输出的普世价值论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斗争性，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一点。以“民主是中国唯一出路”的政治思潮也是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无论“西方观”还是“伪社会主义观”，都以直接或间接地方式鼓吹“社会主义导致集权和专制”，目的就是要摧毁社会主义制度，歪曲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我国一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一些学者所鼓吹的“”并不是要强化法律权威、推进依法治国的发展，根本目的在于取消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进一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西方的实质是宪法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并不等于民主。思潮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引导人们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形成错误的认知以达到否定、扭曲我党的奋斗历史。苏联解体这种政治灾难性颠覆的前车之鉴，是值得我们时刻谨记和堤防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的今天，依然需要在全民心中建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把握方向的正确性。整个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力量还处于弱势地位，既要面对来自外部时刻想颠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力量的攻击，又要防止内部矛盾对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阻碍作用。因此，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更应该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通过增强主体的力量来提高正向力量的比值，时刻把握思想领域的主动权，减弱敌对势力的破坏力量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带来的冲击，避免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产生负合力的现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物质性;精神性;实践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秩序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及维系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进程中,我们仍有必要重新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发掘它的当前价值意蕴。
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能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创造的能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效应。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特别是对生产力所发生的作用,只能是一种以政治为中介的作用,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用。“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1](第50页)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价值。
这一命题的确立是基于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生产力,归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而思想政治教育则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根据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起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而且,从生产力诸要素中最主要的因素劳动者来看,劳动者是指有一定体力和智力的人,是首要的生产力,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发展。此外,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来看,生产力由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构成。其中,人的因素是生产力最活跃、最具潜能的主导性因素,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我们应该从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主要因素劳动者的作用去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着眼点首先在于培养人们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激发和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加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还体现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必要性,从而使人们投入到变革生产关系的实践中去,最终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第9页)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讲的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用;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
展开来讲,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对物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保证价值。这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它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导向和调节的作用。首先,它保证我国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产生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其次,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我国经济基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定向导航作用正是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保值上。再次,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正常运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和强大的政治优势的市场经济,这个政治优势既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又是使经济沿着正确方向有序运行的有力保证。
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环境营造价值。毋庸置疑,任何社会形态的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都要受到思想意识的支配,而思想意识又有先进与后进之分,那么要促使物质生产及经济建设的提高和发展,就必须破除落后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之一,就在于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精神环境。具体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使人们全面地、辩证地看待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使人们的眼光从片面的、狭隘的纯经济增长的旧框框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全面的、系统的和发展的观念,为经济的全面进步提供总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
确立“思想政治教育也出物质生产力”的新观念,要求我们在思想认识上应该注意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发展生产力,搞“空头政治”;二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同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和生产力发展的“两张皮”现象。应当承认,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发展就其工作性质而言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生产力与物质生产部门产生生产力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但不能据此把思想政治教育和经济工作简单地分割开来。相反,我们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
产生生产力的长效性和持续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生产力发展价值的潜在性。
一言以蔽之,思想政治教育对物质生产力的作用是间接的,同时又是客观存在的。在物质生产力的诸因素中,人是主体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从本质上说,它就是提高劳动者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工作,就是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工作。虽然这种工作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它可以通过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间接地创造物质财富,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道德精神资源的开发价值
道德精神资源作为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人的情感、意志、观念、信仰等各种主体性因素。而道德精神资源的开发就是要通过引导人们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激发人的上进心和积极性,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并最终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道德精神资源的开发程度不仅关系到个人,也关系到组织乃至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水平。江泽民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与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3](第1版)
当前,在开发道德精神资源上,思想政治教育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面对新的精神环境生态,开发人的道德精神资源,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势在必行。
从宏观层面看,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凸现其人文道德关怀价值。以人为本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和思维原点。强调尊重人的道德存在价值、道德需求价值和道德发展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道德发展理论的重要特征。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精神资源开发价值明确指向以人为本,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目标高度结合的必然结果。
就微观层面讲,思想政治教育者以理服人,从而满足人的内在道德精神需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植根于生命体的内在道德精神需要,人的这种内在道德精神需要是通过与思想政治教育接触的外化过程而表征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道德自律精神,它的价值创造要靠人的内在道德精神需要来保证,这种保证使人的内在道德精神需要获得自我要求水平和社会规定范畴上的提升。随着道德社会化的发展,人的生理需求会向道德精神需求自觉过渡。换言之,人类社会越是进步,就越是需要物质需求与道德精神需求的匹配和融合。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道德精神资源开发价值的体现。
当今条件下,受教育者是有思想、有情感、有精神需求的活生生的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现代化传
媒,引导现代人的道德精神走向。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使命就是关心他们的道德精神生活,关怀他们的道德精神发展,关注他们的道德生命的自由成长。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创造的着眼点就是在观念层面上引导中国实现传统道德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其与世界现代道德文明相融合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者鼓励人们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锻炼中,运用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去分析社会问题及自身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而自觉把正确的个体意识外化为良好的个人道德行为,从而形成稳定的道德行为习惯。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道德精神资源的开发价值“可以被当作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4](第27页)。
一、会计行为的构成要素
（一）会计行为导向
会计行为导向是会计行为管理的核心。导向不同，行为各异。影响会计行为导向的因素有众多方面，可作不同分类。笔者认为，其核心导向因素为会计人的价值观。具体包括三部分：主观能动性部分、客观环境性部分、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客观环境性所产生的效应部分。其中，主观能动性部分包括会计精神、会计意识、会计心理等。尤为重要的是，会计精神，具体如会计人群的指导思想、遵循原则、方针、宗旨、价值取向、会计管理哲学、会计人员的理想、职业道德以及会计人群之精神风貌等。客观环境性部分包括会计人群所处客观环境的各个方面。从宏观会计来讲，包括社会政治气候、社会文化环境、社会风俗习惯、社会道德传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生产关系变革要求、社会经济管理水平等；从微观会计来讲，包括会计经营管理活动、会计生产技术活动、会计教育培训活动、会计生活福利活动、会计人事管理活动、会计社会贡献活动等。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客观环境性所产生的效应部分是会计行为的核心部分，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会计人员行为准则、道德规范、追求意识等。
会计人价值观的3个方面是紧密相关的。会计行为导向是三者的有机统一。会计行为导向的正确与否则直接影响会计个体的认识能力、鉴别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及创造能力等，直接影响会计管理的绩效。因此，正确把握会计行为导向，应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去确定主要矛盾，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去指导，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行为科学理论等去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研究会计行为理论，探讨会计行为规律，概括会计行为术语，确定会计行为研究方法，驾驭会计行为创新，指导会计行为实践。
（二）会计行为主体和会计行为客体
1、会计行为主体
会计行为主体是指那些具有一定的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会计行为能力，并获得权威机构（政府或民间）的认同，直接参与企业、事业单位的会计实践活动，能独立或与他人协作实现会计目标的会计行为个体以及由其组成的会计组织——会计行为群体。应该注意的是，会计行为主体与会计主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会计主体是会计行为主体处理经济活动的特定单位，凡是具有经济业务的任何特定的独立的实体都必须进行独立核算，成为一个特定的会计主体。
会计行为主体具有以下特征：（1）它是会计行为发生的先决条件。只有从事会计管理的人，才能成为会计行为主体；只要有会计行为存在，就必然有会计行为主体存在。（2）它具有自觉的能动性。（3）它既可能作用（施管）于“物”——资金，也可能作用（施管）于人。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4）我国的会计行为主体在目前条件下事实上具有三重身份：代表国家对企业施管，代表企业对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施管，代表本身施管——作为会计群体施管于会计个体，也施管于自身，作为会计个体施管于别的会计个体（表现为会计行为中的领导行为）及自身。（5）会计行为主体对特定行为的效率负有责任。
2、会计行为客体
会计行为客体是会计行为主体实施会计行为的物质承担者，也就是会计行为主体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客观事物。作为会计行为客体应具备以下特征：（1）客观性。会计行为客体必须是客观发生的事物，会计行为尤其是企业财务会计行为都是以获取初始信息为开端，初始信息的载体就是原始凭证，而原始凭证就是对已发生的客观经济活动的定性和定量描述。没有客观的经济活动，会计行为则为无源之水，是违法行为。（2）对象性。即作为会计行为的物质承担者的会计行为客体应能被纳入会计直接行为的范围，即能纳入会计信息系统，反之，如不能进入会计信息系统，则不能成为会计行为客体。（3）历史性。即会计行为客体应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经济活动，而不应是将来要发生的经济活动。
会计行为客体是会计管理的受控主体，它既可能是物，又可能是人。对于前者，从理论界到实务界均认为，会计行为的对象就是会计反映和监督的内容，即企业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等，而对于后者，人们就比较陌生了。笔者以为，作为管理活动应既包括对物的管理，又包括对人的管理，会计管理亦当如此。既然我们在会计管理活动中强调优化内部结构，强调“软”（精神）、“硬”（物质）管理，就应该将对会计人的管理列为会计管理对象去界定，应当还会计管理的本来面目，应当包括会计人的管理。
会计行为客体是会计行为受体和会计行为对象的对立和统一。其中会计行为受体必须满足3个条件：（l）和某一特定的会计行为相联系；（2）部分或全部承担该会计决策的机会收益和机会成本；（3）该实体必须和其它所有实体相对立，会计行为受体一定要独立于其它所有的行为受体。会计行为受体的类型也有3个：完备的行为受体、合理的行为受体和不合理的行为受体。前者指该受体必须承受某特定行为全部的机会收益和机会成本，中者指该受体必须承担足够多的机会收益和机会成本，否则，不符合会计管理中收益与费用配比原则。
3、会计行为主体与会计行为客体的关系
会计行为主体与客体是对立统一的，会计行为客体是不依赖于行为主体而客观存在的，但其基本可通过正确认识客体的规律，把握其发展变化趋势去能动地引导它，反作用于它；主体能力的提高，拓宽了客体的深度和广度，客体又反作用于主体，促使主体繁荣。两者不断地相互作用，丰富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践。
若从会计行为的起因来论，其根本起因为经济管理的要求，这些需要具体通过上级的指示，下级的要求及会计人员或会计行为主体的创造性表现出来。前两种表现，则毫无疑问地被会计行为受体接受，最后一种表现，则要求会计行为主体用自己的创造性来处理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其它主体不能有效处理的问题。如此看来，会计行为主体尽管对其任何行为都负有责任，但该责任能否有效、及时地落实，并产生较好的效益，则又受会计行为客体对主体行为接受程度的影响。同时，一个会计行为只有其特定的（单一的）行为主体与行为客体，但某会计行为主体可通过多种行为同时和数个受体相联系。例如，会计主体的成本控制行为，就通过全过程、全员的成本管理同时与多个成本控制受体相联系。
会计行为主体与会计行为客体都是会计人。作为特定的会计行为，两者有比较明确的界限，两者非此即彼，主体的存在是为了施管，客体的存在是通过受管与主体行为吻合，两者仅是行为目的不一样产生的结果。从长期、动态观念来考虑，两者在不同的行为过程中可以转化。
（三）会计行为目标
会计行为目标是指会计行为系统运行的指向，以及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它是整个会计行为系统运行的定向机制，在会计行为实践中，人们之所以选择了某些程序和方法而抛弃了另一些程序和方法，总是基于一定的动机和理由，由此追溯下去直至最终理由，就是会计行为目标。可以说，会计行为目标不仅是会计行为理论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会计行为实践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客观因素，这个因素制约和影响到会计行为的所有方面，控制着会计行为的各个环节和整个过程，是会计行为的内在规定性。
会计目标是会计行为主体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通过自身的会计行为活动所期望达到的结果和基本要求，它是会计系统运行的归结点和出发点。会计目标包括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层次。基本目标是会计行为活动的终极目标，它不会因具体目标的差异而改变。基本目标决定着具体目标，是具体目标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方向。具体目标更多地反映会计管理的特点，以区别于其他管理活动，具体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会计管理行为的完成。在我国现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会计的首要目标是从会计角度向企业管理当局提供管理性信息，以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同时，社会各团体、个人（如国家、银行、股东等）要求会计提供反映企业受托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信息，如企业财富的增加、税款的缴纳、环境的治理、社会福利的提供等。因此，现代会计的基本目标主要是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从信息系统的角度出发，会计是一种信息系统，会计管理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会计具体目标是提供信息和利用信息。
二、会计行为的影响因素
会计系统是一个由外部输入并向外输出的信息转换系统。系统本身是一个具有相机抉择的自主行为能力和不断与外部环境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能动机体，这一特点，决定了会计行为既是系统外部环境刺激的函数，又是系统内部条件结构制约的函数。内外两要素的任一变动，都会引起会计行为的波动而失去其原有的稳定性，各要素刺激的强弱决定着行为波动幅度的大小。这就是引起会计行为的直接动机。
（一）会计系统的外部环境因素
会计系统的外部环境是指会计组织以外空间范畴的各种因素，它是会计行为存在和变化的空间形式和前提条件。虽然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教育、文化等因素都会影响会计行为，但刺激会计行为波动的直接外部因素是政府（国家）行为和企业行为。政府行为是国家为实现经济总目标，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而有意识地作用于经济活动的行为，按运作方式划分，政府行为包括行政干预行为、经济控制行为、法律仲裁行为，这几种行为都会直接关系到会计行为的规范化，制约会计行为的方向和结果。如果政府行为强制性较强，干预普遍性较大，以及政府行为的企业化，都会使会计行为倾向于社会性，这也就是报账型和工具型会计形成的起因之一。企业行为是企业为实现自身的经济目标，而作用于企业经营过程的理性活动，它既指企业作为独立法人的经营管理活动，也是受外在环境刺激而作出的对策或决策反应，企业行为直接制约会计行为的目标和性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市场为中介而连接的国家与企业间的示向性关系，使会计行为倾向于企业行为并兼顾政府行为。当然，由于企业行为的相对独立性、执行性与决策性的结合，以及企业行为短期化的影响，必然会使企业行为、政府行为的矛盾直接影响会计行为的实施，这就给会计系统本身提出了如何兼顾两种行为，以及会计人员企业化还是社会化等一系列问题。
论文摘要：生产要素理论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但其没有阐明生产要素的主次和优劣，基于此，本文提出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并对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进行了考察，农业社会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工业社会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后工业社会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管理和知识。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主导生产要素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 。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 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 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理论的分析始终局限于生产要素概念的内涵、分类、性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现代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视角转换，把生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考察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选择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开辟了生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版《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提出了其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区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具有优势，即该产品含有该地区拥有丰裕而便宜的相当大量的生产要素。” 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只不过将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变成了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已。正因此，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与奥林不同的是，波特关于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国际竞争的分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生产要素的涵义 综观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过程，关于生产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没有阐述生产要素的主次、优劣问题。二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基本都是静态的，实际上生产要素形式是发展变化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提出国际贸易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活动和贸易商品生产中所必须的并在生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序列也在不断延长，到目前为止，这个生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 其次，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元勋提出生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生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刘国武、李卫星提出知识企业的主导生产要素就是知识资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分析所提出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就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他已观察到并论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和产业竞争力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重要的主导生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单纯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比较优势陷阱”。[11]显然，这已充分认识到以不同生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 每个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 阶段，都有一个生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生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其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知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上，其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但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生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生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主导生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和世界主导生产要素，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必须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不一定是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代表了世界生产要素序列发展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其理论分析严格限定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分析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有效的，但在多国模型中要确定一国究竟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却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以主导生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容易。 最后，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生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叶文虎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12]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是非物质元素没有说明。于刃刚、戴宏伟将生产要素分为传统性生产要素和知识性生产要素。[13]本文将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而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和知识。从人类社会经济 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当过主导生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察 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开始作为时间起点，本文将这一时间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不同的，但它依世界生产要素变化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很明显这些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天气变化、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源与矿山资源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减少等等对第一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期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加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 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技术，占据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经历过工业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人对付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器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期，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彻底占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其制约因素往往是资本。”[14]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充裕的资本要素，生产越来越多的资本设备。 （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现在西方社会延长线上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W．E．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包括两个相继出现的、与社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产生一个“服务社会”和一个“知识社会”。[15] 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服务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转向以服务行业为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汤姆·斯托尼尔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变化与两个世纪前经济重点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是类似的。[16]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服务社会”阶段：第一，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辅助性服务—运输、公用事业、销售等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增加；第二，白领工人在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行业中增加；第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对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等）、奢侈品和娱乐消费的不断增长，第三产业部门如饭店、旅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开始发展；第四，保健和教育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第五，人们对社会服务行业的更多要求，导致某些政府部门的增加和发展，等等。与这一阶段对应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管理，此时的技术主要表现在产品工艺的改进、新产品的研发、标准的制定，等等；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已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管理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科斯指出：“我们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它的功能是协调。”[17]但这仅仅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管理的内涵已大大扩展，既包括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运作、营销网络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更包括国家政府为打造本国产业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宏观管理。 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是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在信息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创造和使用信息，以提高各种生产的效率，并创造新的财富。这时的制约因素是所掌握的知识。”[18]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信息技术或知识。谁拥有信息技术知识并系 统化地生产知识，谁就能取得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总之，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规律与世界生产要素序列的发展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其以图表形式表述如下：
关键词：经济增长，效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
经济增长是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通常表现为一国国内生产总值即CDP的增加，它是对社会再生产动态过程和结果的整体反映。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规律性，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实现的途径也有差异。中国以“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既与底子薄、科技落后等基础国情有关，也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制度安排有关。这种粗放式增长导致的资源、环境、国内市场需求、弱势产业、区域和行业差距等问题，已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实现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根本出路，是要把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和社会结合统一起来，从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人手，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加快结构调整，逐步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与理论阐释
经济增长方式，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和作用的方式。从要素配置状况出发，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增长质量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同时期、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中，两种增长途径往往是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并存，而主导地位会有所不同。
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这个内在的规律性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演变反映出来，并展现出不同的特征(波特，2002)。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首先表现为要素驱动阶段，即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即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后则为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特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第三为创新驱动阶段，即知识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特征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是该阶段的主导产业；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自然产业、精神产业和社会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
从经济增长的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律性演变，也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770年以前的经济“起飞”前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驱动因素以自然资源投入为主，农业是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第二个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成为主导产业。第三个阶段是1870—1970年的百年发展时期，这一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是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是与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及农业。第四个阶段是1970年以后的经济信息化发展时代，用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是渗透到各个产业的信息通讯业。
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直接反映在不同经济时期的增长理论上。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由于人口增长与粮食等产品增长的不同步，人口增长的扩张性与土地等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因而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Trap)。对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驱动的困境，斯密与李嘉图等曾持悲观的态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论上的“马尔萨斯陷阱”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在早期增长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资本的积累，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1939；Domar，1946)作为分析这一时期增长特征的工具，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认可。在第三个阶段，随着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高，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Slow，1956)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好的注解。
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内生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在AK(accumulationofknowledge)模型中，知识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Arrow，1962；Romer，1986；Lucas，1994)；在基于R&D(researchanddevelopment-based)模型中，技术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主要归于对R&D部门投入的不同，这是各国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Romer，1990；Lucas，1998)；ED(evolvementofdivisionoflabor)模型则主要是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演进出发，研究经济增长问题(YangandBorland，1991)。新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必须遵循内在的实现机制。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事实上已得到大量历史经验数据的支持。相关研究表明，现代西方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5%多，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则为1.3%。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工业化国家已走过了单纯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期，因为“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库兹涅茨，1985)。萨缪尔森(1992)在分析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状况时发现，美国在上世纪初至80年代，年均增长率达到2.2%，其中资本深化所占份额仅有0.5%，而资本效率提高的贡献份额却占到1.7%。
在肯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不能忽视技术进步的社会制度环境。不同历史时期的增长方式是否科学和合理，需要通过社会生产过程中投入和产出关系的检验。社会产出的增加与社会对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密切相关，而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多元的，且受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从历史和当代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社会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也是从理论上阐释经济增长的另一条主线。
制度经济学着重研究一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对技术的决定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旧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过程的起点是技术上的突破，而技术的应用必须有赖于组织，组织是用几个人或许多人的比较专业化的努力或知识来代替单独个人的这种努力或知识的一项措施(加尔布雷思，1980)。新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视角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交换和分配领域，以要素间交换存在交易费用为依据，提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DavisandNorth，1970)。诺斯等人进一步指出，制度创新是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其动力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其实质是通过制度的调整和变革，创新者把握新的盈利机会以实现预期的收益增长，因此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制度均衡与制度创新交替出现的过程，制度创新过程可以对一些国家(如美国)的经济增长作出解释。这些研究成果对探讨当代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技术和制度特点。从现实国情看，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主导产业，经济增长仍然是以资本投入作为主要驱动因素，经济效率仍然低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前正处于重要的经济转型期，适应于要素数量投入型增长的传统经济体制和制度安排还在顽强发生作用，客观上加大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因此，中国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理论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不仅要着眼于技术因素决定的效率，也要强调制度创新的作用；二是拓展对增长方式内涵的研究，既要分析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也要研究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提高的内在机制；三是要具体联系中国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把握好增长方式转变的时机和环境；四是要改变个别因素的一元决定论，代之以多元化的系统性研究。
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经历过粗放型增长的阶段。新中国建立后的前期阶段，以大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短期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不能认为，中国过去立足于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既然取得了成功，就可以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按同样的方式全面实现工业化。金碚(2003)的分析也表明，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无法承受粗放型经济的持续增长。从现代经济增长的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看，粗放型增长是没有出路的。
资本驱动的增长并不必然解决增长中的效率问题。尽管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贡献度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劳动力贡献度的增长幅度，但这种资本的贡献度大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资本投入与产出效率却并不高。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4%，但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却一直低于0.02%，远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这是产生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的主要根源。要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选择与定位，必须立足于集约型增长方式。
集约型增长与粗放型增长相对应，此消彼长，但并不排斥外延式的增长。尽管集约型增长更多地具有内涵式增长的特征，强调的是对生产要素的节约使用，强调的是“低投入、高产出”，但它本身并不排斥高技术和高效率基础上的外延式生产规模的扩大。中国底子薄、经济基础差，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实现，扩大经济规模的潜力仍很大，人民整体生活水平还要进一步提高；因此，经济发展还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和产业规模的扩张，不能忽视外延式增长在扩大经济总量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
集约型增长与科技进步相联系，但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技术创新驱动的增长，技术上的高效率并不能够完全和必然解决集约生产的问题。集约是针对生产基本要素的投入，特别是资源投入而言的，资源的有限性特别是重要生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持续增长只能走集约式的发展道路。技术创新则主要是针对产出的效率而言的。技术创新固然是集约型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技术创新只能解决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问题，而不能解决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问题。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一方面来自于生产力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因而，生产因素除了一定形式的技术结合，还必须有相应的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结合形式，这种社会结合与经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技术创新固然可以极大地增加生产能力和提供更多的产品，但如果经济体制和制度(如分配制度)不合理，也会影响到增长的持续和最终实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重视有利于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有效制度安排，特别应重视提高劳动者掌握和发挥技术作用的生产积极性及其社会公平地位的制度保证。
集约型增长方式不仅不排斥劳动要素的地位，相反，还有助于解决劳动要素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虽然丰富，但劳动力结构却很不合理，高素质的劳动力包括高级技工严重缺乏，制约了经济效率的提高。所以，实行集约型增长的重点之一，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改善劳动力的结构，使之符合社会生产对劳动要素的要求。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劳动力数量庞大与科技水平较低并存的现实，使中国在选择经济增长方式时，不能回避自身资源禀赋的特点。既要避免走过去粗放式增长的非良性循环的老路，也要避免片面强调单一因素、不符合国情的“赶超式”增长方式。经济,国内宏观-[飞诺网]
三、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点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要确立增长途径上的效率导向，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效率；其次，要树立增长目标上的竞争导向，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化，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升产业和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其三，注重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协同性，集约型增长方式要兼顾资本、技术和劳动等要素间的结构和比例的合理性，降低和缓解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最后，要有经济增长视野的开放性，借鉴当代各国先进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以适应更加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
中国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现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备了较强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但旧的增长观念和发展思路的思维惯性还在发生作用，特别是由利益原因产生的阻力很大。因此，中国实现向集约型为主的增长模式的转变，任务艰巨，当前尤其要克服以下几个难点问题：
1.投资、分配和消费结构的协调。再生产结构不仅是生产，还有流通、分配和消费的问题，因此不能单纯强调投资，要看到分配和消费结构对决定增长方式的意义。庇古和罗宾逊等人就强调公平分配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主导作用；以西斯蒙第、凯恩斯、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中国现有的投资结构的问题，主要是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部分行业因过度投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突出。据商务部材料，2005年前5个月，39个工业行业的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19%。另一方面，分配和消费结构不合理，又加剧了产能和产品过剩。在分配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1995年为2.71:1，2002年扩大到3.11:1，收入差距拉大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连续多年在不断上升。目前中国全社会的基尼系数已达0.46以上，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就会使总消费的水平下降，由此产生生产能力与产品的过剩。这种制约经济增长的市场需求约束，实质是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价值形态补偿难以顺利实现的问题。2.产业结构优化与劳动力就业的平衡。产业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产业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一旦形成，由于其资产专用性，不容易在产业间顺利转移。产业结构还由于劳动力结构的原因，易于陷入“路径依赖”的陷阱。掌握一定技术知识的劳动力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仅要投人大量的教育、培训费用等资源，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人力资本形成的时间效应，无疑会制约新产业的增长，降低经济整体效率。然而，经济增长的过程总是和产业结构的变动相伴随(钱纳里等，1989)，产业的内部升级和资源在产业间转移，是推动集约型增长的原因之一。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的结构性失业是一个常态，而实现劳动力的再就业，则要困难得多。实现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需要正视和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每年新增的庞大劳动力就业问题。
3.资源有效利用上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抉择的结合。任何经济增长都会面临着资源的约束，缓解资源约束当然需要提高技术利用效率，但也需要提高资源的社会利用效率。资源的合理价格，是衡量资源社会利用效率的重要参照物。中国目前的资源价格不够合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根据张卓元(2006)的分析，2004年中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当年全球消耗总数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30%的钢铁和31%的煤炭，资源利用效率低。在能源方面消耗过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十五”期间超过1，其中2003年达到1.53，2004年达到1.59，导致中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从199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50%以上。环境恶化状况也令人担忧，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中国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仅位居第133位。显然，这种经济增长中的高耗费，是与集约型增长的要求相悖的。
合理开发与利用资源，需要政府的规划和管理，也需要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矿产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的价格，长期受到国家管制，严重偏低，使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仍不健全，导致价格失真。特别是由于土地、资源和资金等要素的虚假低成本，鼓励了企业过度投资和忽视效益的倾向，误导了投资和消费，这是形成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增长方式的重要诱因。既要加强政府的管理，又要完善市场价格机制，两者如何结合，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难点。
4.转换政府职能和创新科技体制的衔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改变科技投入主体、创新科技体制，这就需要转换政府职能。目前，政府职能转换滞后，科技投入严重不足，是制约技术进步水平的重要原因。科技投入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将有限的财政收入，首先用于解决企业生产发展和人民衣食住行问题，必然造成削减科研项目和教育经费，使科技投入相对不足。一方面，改变政府在科研投入上的主体地位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尚未成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主导性推动力量。在目前企业的外部体制环境尚不完善，企业自身仍以压低劳动力价格、进行低价竞争而不是以质量竞争的环境下，试图在短期内很快就实现企业向技术创新主体的转变，也是不现实的。寻求政府职能的转换与企业改革的有机结合，是科技体制创新时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四、转变增长方式的出路在于两个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
当前，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应从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两方面人手，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逐步扭转粗放型增长的局面，引导和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方向的转型；同时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体制改革，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保证。
1.以科技创新提高效率，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能源的节约。科学技术创新是集约型增长的基础与核心，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主要都是依托于科技优势取得的。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途径，一是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扩大要素的范围，发现自然资源新的生产用途，对新劳动对象进行开发和利用；二是提高劳动者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的能力，提升生产的劳动结构，减少体力劳动的支出，提高智力劳动的比例和知识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三是通过“溢出效应”，提升社会整体技术水平，在提高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益；四是优化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促进生产要素根据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原则流动，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经济效率。此外，科技进步可以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物耗和能耗，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缓解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保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科技创新的前提，是重视公共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提高对科技和教育的公共支出。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需要利用财政政策增加对高素质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中国在这方面差距很大。以公共教育支出为例，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趋势。中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在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方面，中国1990年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近年来虽有所提高，2004年达1.35%，但比例仍较低。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科技投资的见效周期长，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绩的考虑，宁愿把资金投向那些能够较快显示其政绩的项目，而不愿投向科技、教育等长效项目。当前迫切需要利用财政政策增加对上述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为科技创新提供保障。
推动科技创新，需要扭转中国在低效率基础上的重复技术引进的局面，确立知识自主创新的意识。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原因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学研究实力不强，高科技人才比较匮乏，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加大对科研开发的投入。实现科技创新，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改变目前中国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动力、科研成果转化难、科技研发与企业生产经营在很大程度上相脱节等现象。克服这一弊端，一是要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人、技术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二是要加强职业和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企业对科技产品的消化吸收能力；三是深化科研部门和事业单位改革，促进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的一体化。
2.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应用程度的提高，体制和制度因素越来越制约着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运行中屡屡出现并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投资过度膨胀、低水平重复建设、高速度低效益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和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制度创新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义重大。
制度和体制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固定化和规范化，社会制度和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是通过利益机制，如产权制度、分配体制等，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客观上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影响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影响生产要素的社会流动，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中国过去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就是适应并服务于“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制的产物。三是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其他手段作用于经济活动，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
体制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础，是要塑造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微观载体。企业是微观经济主体，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载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终要落实到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上。要通过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改进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使企业成为追求集约经营和提高效率的微观经济主体。
体制制度创新必须塑造效率主导型的投融资机制。目前政府仍是社会投资的主导性力量，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来自于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仍在50%以上。在相应的投资决策和风险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的背景下，领导政绩、本位主义等诸多因素直接干扰着投资的立项和投向。一方面，使投资增长没有责任约束，经济扩张伴随着投资盲目扩张，成为地方追求产值、速度的重要“助推器”；另一方面，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现象较为普遍，造成大量资源、设备闲置和浪费。通过金融创新改革现有投融资机制，才能提高资产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体制创新的关键，是要转变政府职能。目前，政府对主要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直接和间接控制，对市场和企业的行政干预，以及行政垄断、价格和市场准人方面的行政审批、地方保护等，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扭曲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还造成大量的寻租、贪污和资源浪费。只有转变政府职能，才能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政府调控、市场主导、企业创造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应体现在对市场主体“负外部性”效应的弥补上，诸如国土规划、不可再生资源使用、环境保护、社会分配、公共安全与卫生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政府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通过经济、法律、技术法规和标准等政策工具进行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