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7 16:23:2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发展动能，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回顾过去30多年我国改革发展的历程，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以接近10%的平均速度快速增长，其增长动力主要源自五个方面：劳动力数量不断增长和结构变化所释放的巨大人口红利，家庭教育的较高支出所带来的快速人力资本积累，庞大的市场需求和高投资率所带来的快速实物资本积累，后发优势所带来的快速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提高，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所释放的巨大制度红利。这些方面，无一不和提高供给效率、激发增长活力息息相关。
自2008年以来，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开始变得日益复杂，且面临许多新特征、新情况和新趋势，中国经济呈现潜在增速中长期下行的明显态势。这一轮经济下行的性质与原因，周期性调整是直接原因，结构性因素则是根本原因。从产业结构来看，资源配置效率在不断下降;从要素结构来看，要素供给效率在不断下降。此外，体制性改革进展缓慢、创新能力滞后所引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资源环境约束的持续增强，也都对经济增长构成负面影响。总之，促使经济增速不断回调是上述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和叠加的结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因此，在新常态的大逻辑下，对需求端调控的过于倚重、对三驾马车短期分析框架的过于倚重，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经济减速和转型升级双重压力不断加大的现实、难以兼顾经济社会发展诸多中长期目标的实现。
正因为如此，中央才在近期反复强调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总结过去成功经验、梳理当前突出困境的基础上，转换经济治理思路，打破需求管理路径依赖，着力从供给侧发力，进一步破除供给约束、释放增长潜力，探寻增长新动能。
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主要思路
针对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难题，如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杠杆率过高、融资成本过高，政府对市场、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较多，宏观税负较高，金融风险累积，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人口红利减弱等等。中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这其中核心和关键是去产能。高库存、高杠杆，包括高成本，均与工业领域庞大的产能得不到顺畅消化、大量资源被无效占用、“僵尸企业”迟迟不能退出有关，这几大问题交织纠缠在一起，成为中国经济的顽疾。淘汰清理过剩特别是落后的产能，将有助于降低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提升资本使用效率，改善企业盈利;有助于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和转型升级。可以说，产能过剩这一中国经济最大的毒瘤一日不除，“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这一目标就一日难以实现，中国经济也难以走上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从中长期供给侧角度考虑，去产能需强调行政力量与市场手段并举。在更多运用市场化机制的同时，应将去产能与“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行业规划、政策、标准的引导和约束作用。进一步严格市场准入管理，加强产业政策的调控和引导，从源头上堵住落后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还离不开做大增量、培育新兴产业，应积极引导资源投向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型。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可以借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对外投资，拓展相关国际需求，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输出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对于政府而言，转变政府职能和政绩考核导向，也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不当干预市场。
为确保完成这五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五大政策兼顾需求端和供给侧，是未来我国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主要推手。
宏观政策强调稳。政策取向应着眼于有效对冲宏观下行风险，真正帮助企业降低制度易成本、不合理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两大政策中，财税政策将充当主角，未来应更加注重从供给侧入手，采取更大力度、更加全面的减税，坚决杜绝违法征收“过头税”，真正体现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并且更有力度的取向，发挥在优化供给、提高效率方面的独特功效。
产业政策强调准。重点是调整和完善产业政策，做好鼓励产业升级的加法，有必要将目前倾斜发展特定部门的产业政策，如对新兴产业实施的创新研究、环保节能的奖励措施，逐步完善成为长期的、综合性和普适性的创新与竞争激励机制，避免引起未来一窝蜂投资而出现产能过剩。一方面，着力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投资，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使更多中低端产业升级为中高端产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努力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助推实体经济尽快实现转型升级。
微观政策强调活。激发微观经济活力，需要继续推动政府部门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与服务。目前，特别需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强力落实中央所确定的重大改革措施，认真清理并切实减轻企业目前承担的各类不必要的非税负担，继续落实和完善简政放权的各类事项，营造良好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此外，还需进一步合并相关税种，减少消费环节税负，清理不合理收费，适度降低社保缴费率，真正为居民创业、企业创新减税让利，松绑减负。
改革政策强调实。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既能改善需求侧管理，又能减少政府直接干预，降低企业的显性和隐性成本，释放供给侧动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达到刺激生产、改善供给的目的，具有很强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意义。改革措施政策化、常态化是做实各项改革的重要手段。
社会政策强调托底。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历来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但普通民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改善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人民群众所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生产和食品药品安全等重大民生领域问题，毫无疑问是“十三五”期间亟须补齐的“短板”。补齐这些“短板”，将有利于稳定劳动者的预期，有利于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各项风险提供更加厚实的安全垫、更加密实的防护网。
抓住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供给侧改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释放三大红利是关键。
第一，释放改革红利，充分发挥四大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改革对去杠杆、控风险、提效率以及经济增长的重大牵引作用。
抓实抓好国有企业改革，可以有效地提高经营管理效率、质量和效益，切实改变国有企业财政预算软约束现状，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能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同时，重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民企进入垄断领域，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提升资本回报率，通过制度变革促进自由竞争，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未来财税体制改革应以推动税制改革为突破口，逐渐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建立和完善以居民财产、行为为课税对象的直接税税制。
全面推进金融改革，需要尽快解除金融抑制，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解决我国金融市场长期存在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明显等突出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深度动员社会资本、提高储蓄率的作用，从根本上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
考虑到淘汰落后产能、压缩企业杠杆率、清理“僵尸企业”等结构调整的力度将不断加大，过程仍将漫长，有可能造成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失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与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变动，不断提高工资和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低保等保障标准及其政策受益面，竭尽全力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
第二，释放创新红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技术进步，真正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
实践证明，我国原有的发展动力已明显退化，再依靠简单扩大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投入来驱动发展的路子已经行不通，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加强创新，提升要素投入的综合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因此，未来应紧紧围绕营造公平宽松的竞争环境、强化金融支持、建立市场利益导向机制、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激励创新成果转化、完善科研教育体系、推进产学研结合、加快人才培养和流动、推动开放创新、加强统筹协调等多方面来转变发展思路，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第三，释放人口新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既注重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改善劳动力结构;又强调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力资本。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正是孕育希望的季节！
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之年，今年的全国“两会”备受瞩目。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已深深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这个“引擎”是否稳健、能否全力开动，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牵动着全球的神经。
在“两会”胜利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总理给出了明确的回答，通过“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来适应产业革命的趋势，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确实很大，产能结构不能适应持续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任务重、压力大。另一方面需要发展以互联网、智能制造为代表的创新型产业，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发展转向更多依靠人才资源和创新，既是一个伴随阵痛的调整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升级过程。
因此，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是我们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外化表现。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积极性；需要吸引和集聚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创新潜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当产业结构调整完成后所带来的强大驱动力，必将驱动中国经济踏上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化，优势持续释放的新路。新经济孕育着新动能，既能创造着新的生产力，也能解放旧的生产力。今后伴随着以政府减政放权为代表的各项改革创新措施的加速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蓬勃发展，悄然崛起的新经济将成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新兴力量，成为领跑中国经济发展新的火车头。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伴随“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规划的不断落实推进，中国的“旧经济”正凤凰涅磐，并催生着更多的新型制造业和服务型企业。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不断深入地探索和把握好经济发展规律以及科技革命的发展方向，从大局着眼，微观入手，贯彻落实好顶层设计，中国经济这艘航船必定能闯过激流险滩，驶向光明美好的未来。
摘 要：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两者之间也有着一定的互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于经济的改革不断深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着经济法的完善，而反过来讲，完善的经济法又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本文就当前环境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之间的互动进行探究。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法;互动;再分配
一、引言
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在短时间内进行了转变。事实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法之间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两者之间也有着一定的互动关系。面对当前的市场机制，要加强政府的调控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动经济法完善，并以完善的经济法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积极发挥两者的互动作用，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
经济发展方式就是指所有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与模式，主要包括经济的增长方式，结构变化以及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收入分配指标，甚至环境保护等几个方面。所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指以投资、出口等方式来带动经济增长，并以消费、投资以及出口相协调的方式来带动。另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可以以第二产业为主，以拉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相互协调的方式来带动经济增长。此外，还可以将物质的增加和资源的消耗为转变，转变为以技术投入、提高员工素质和创造性管理的方式来带动。
所以说，改变经济发展的观念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所以应将经济数量的发展与劳动者劳动状态的提升转变成为以人为本、有科学技术指导以及协调统筹为核心、改善环境为目标的协调、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观。这也是充分证明经济方式的转变是决定我国经济有质的转变的重要前提，也是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竞争力的重要动力。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互动的战略意义
就我国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来讲，大多表现为投资过高、能源浪费严重、物质损失超高、不够环保等等情况，而这种粗放型的经济方式的重要结果。而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中，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会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加社会的阶级冲突。这也是反映社会背后发展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不协调的重要体现，会直接给我国经济发展的收入与投入造成不协调，且会拉大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差距，激化矛盾。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不仅是经济数量的增长，更多的已经扩展到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只有利用政策指导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缓解这些矛盾，以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稳定好市场。
而针对这一点来讲，经济法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基础性法律上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是实现我国经济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的重要措施，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法结合起来也成为了主要任务。作为直接反应经济发展的经济法来说，其有着调整的不要醒，不管从制定还是执行上来讲，其都对经济方式的转变起到了指导的作用。尤其在科学技术的投入与劳动素养的提升方面得到了结构优化，不仅增加了经济效益，更降低了环境污染，进一步实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的基本理论互动关系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已经是必然趋势，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要不断的将经济发展转变为以科学技术和人才创新为目标的方式，以提高企业与国家的实力。一方面，通过转变员工素质、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要在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中加以强调国家干预，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法的互动关系足以表现在基本理论上。另一方面，实施与完善有助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经济法，进而增加经济效益，并实现经济发展。
比如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很早就有了通过经济法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措施，自此之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逐渐成为了一种新型的法律概念被纳入经济法中施行。此外，对劳动者劳动能力的保护也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得到了以体现与确认，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容的提出，其已经发展到了注重脑力劳动的培养上，而不再仅仅局限于体力能力。作为劳动者劳动能力保护的基础性法律，经济法必须要在理论政策与制度上得到相应的完善。而我国的经济法则指出，要加强国家对经济市场的干预，这种制度指导实践直接带来了经济实际与法律之间的分裂，不但降低了法律对市场经济的真实反映，更局限了法律代表民众真实意愿的功能。所以，必须要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使得法律更加真实的反映出劳动者的想法，并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以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另外，随着社会的进步，还要不断完善和改进理论与制度，构建经济法律透析，对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进行规范，在公司法、知识产权法、劳动法以及多种社会保障法中得到体现，以此来不断推进经济的发展。
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实施的互动关系
1、完善对利益主体的调整。
由上文所述可以看出，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对于提高利益主体的经济效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其能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增加国家的社会经济效益与财政收入，但也会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如果过分的追求经济数量的增加，对于经济发展的质量没有足够重视，则会带来很多的环境问题，这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更会使得经济发展过分拘泥于表面，缺乏创新，最终出现产业结构布局问题。因此，想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使得经济法实施以不断实现利益主体的留意平衡，并完善相关法律规范。
2、加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的实施互动。
经济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实是相互影响、相互衔接的，完善的经济法必须要在发展方式的转变实践中得到实现，并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完善与改进，以提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另外，经济法体系的完善不仅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更是加快经济运行速度的重要前提。从理论上来讲，经济法因市场调控和政府主导所以无法满足市场经济发展，而从实质上来讲，完善的经济法体系，是实现经济法价值的基本，是以市场实际情况为导向的必然趋势。
六、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之间有着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互动关系，这种配合与衔接不仅关系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更与我国财政和社会经济收入有着重要的关系。运用这样的政策使得我国经济更加完善、科学，使得经济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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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晓波. 浅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互动的关系[J]. 东方企业文化，2014，01：28-29.
[3] 汪素芹.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相互影响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14，01：51-60.
关键词:信贷资金;区域流动;FH测试;区域配置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8-0036-04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存在互动的正反馈关系。随着我国银行业市场化的推进，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自身信贷资源配置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自，在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的引导下，金融机构作为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经济主体，跨区域配置信贷资金､货币资金由经济落后地区投向经济发达地区的现象日益突出。资金的跨区域流动和跨区域配置，一方面导致货币资金区域流动能力加强，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目前，这一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但通常人们的目光往往只停留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地区间也往往十分突出。江苏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经济发展程度由南到北呈现显著的递减态势，苏南､苏北差距过大一直为社会各界所诟病。以2005年为例，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50508元､18591元､11148元，苏南的人均GDP为苏北的4.5倍多。与此相应，省内三大经济区域的信贷资金配置不平衡特征也日益凸现。
2002年，苏南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分别约为苏中和苏北的3.8倍和4.6倍;苏南人均存款余额达到36501元，为苏中的3倍，是苏北的6.67倍。到2005年，该倍数扩大到4.33倍､5.26倍和3.3倍､7.54倍。金融机构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主要渠道，它反映了各地区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资金的情况。自2002年到2005年，苏南地区金融机构贷款大于苏中､苏北地区的倍数分别提高了0.91倍和2.22倍。
就存贷差额而言，四年间，苏南地区的存贷差增长了75.5%，而苏北地区增长了1.37倍。说明苏北地区的存款运用不充分，出现了明显的“资金外流”现象。虽然这种外流是“经济”的，也是基本合理的，但也相应带来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此外，三地区人均贷款余额也有很大差距，四年期间苏南人均贷款余额依次是苏北的7.1､8.6､9.6､10.2倍，苏中与苏北的差距也逐年加大，前者与后者比较依次是1.8､1.9､2.1､2.2倍。
从增长速度来看，表1-2显示，不管是存贷款绝对值还是人均存贷款的增长速度，苏南地区均远远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2003年以来，苏南存款余额年平均增长24.7%，而苏中和苏北的则分别只有19.1%和19%。在贷款余额增长速度方面，三地区的差距更大，苏南､苏中和苏北分别为26.5%､19.4%和11.3%。就人均情况而言，苏南的年平均存款增长速度分别是苏中和苏北的1.2和1.3倍，年平均贷款增长速度则分别是后两者的1.3和2.4倍。总而言之，江苏省内不同经济区域之间信贷资金配置不平衡问题十分显著，显然这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高度的相关性。
本文以江苏省内各地区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为分析对象，研究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在省内各区域的配置及流动性，找出货币资金区域流动的规律，对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促使商业银行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实现区域经济结构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江苏省内信贷资金流动能力及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配置影响实证检验
信贷资金区域配置差异是金融资源区域间流动的结果，为了验证金融资源的区域流动情况以及影响流动的因素，下面从两个方面对江苏省区域资金流动和区域配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基于Feldstein-Horioka 测试思想，对原模型调整之后用于检验省内区域资金流动能力;其次是建立区域流动能力模型，分析影响货币资金区域配置的主要因素以及影响程度。
(一)江苏省内区域信贷资金流动能力检验
1.Feldstein-Horioka测试模型介绍。
Feldstein 和 Horioka (1980)提出的FH测试，是对地区投资率与储蓄率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的模型，最初用于检验国际间资本流动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模型构成如下:
其中(I/Y)i为i地区的投资率，(S/Y)i为i地区的储蓄率。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如果资本不能在地区间流动，则当地储蓄只能投资于本地区，本地区的投资也只能依赖于当地的储蓄，那么该地区的投资率和储蓄率高度相关，即β估计值很大，很显著;反之，如果资本可以在地区间充分流动，则该地区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就不会有明显的相关性，即β估计值接近于0，或者不显著。
FH测试提出以后，许多学者进行了不断改进。尽管该方法在衡量国际金融体系化方面存在争议，但在一国内部，其仍不失为衡量地区间金融市场一体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良好指标。我国学者赵岩､赵留彦(2005)曾利用该方法对我国省际资本流动能力进行了检验，并且还进一步将FH测试改进，使用各省国有银行存款率和贷款率的相关程度进行验证，结果显示改革以后二十年中，开始一段时期内银行存款率和贷款率几乎没有相关性，改革的第二个十年中相关性明显提高，而1990年代中后期又出现下降现象。
本文将赵岩和赵留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调整，用于测试江苏省内部区域间的信贷资金区域流动情况。模型形式调整如下:
其中L/Y表示各区域的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GDP比率，D/Y表示各区域金融机构存款总额与GDP比率，β表示各地区的存款和贷款相关程度。在资料获得允许的前提下，数据选择1996年至2005年江苏省13个城市的GDP､金融机构综合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本文数据全部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1997-2006)，检验使用Eviews5.0软件。
2.检验结果。
借鉴并改进赵岩和赵留彦两位学者的研究方法，下面使用横截面数据对考察期间内5年移动平均贷款率和存款率进行相关性分析。使用横截面数据目的是避免时间序列导致的虚假回归问题，使用5年移动一方面是为了充分体现各地区存款率对该地区贷款率的滞后影响，使用较长时间平均数据可以克服经济周期对于两者的共同影响，另一方面又能保证数据的充足性。
表2显示，1996年到2005年间的江苏省13个城市5年移动平均存款率与贷款率的β逐步提高，根据FH测试思想，其结论应该是考察期间各城市的存贷款率相关性逐年增强，即省内城市之间的信贷资金流动性逐渐变弱。结论明显有悖于前面的分析，为此我们突破原有的FH测试分析框架，再观察α，发现α与β值的变化正好相反，前者开始时为正，而后逐期下降变成负值。α的变动说明在存款率为0的情况下，初期的贷款率为正，而后期贷款率则为负，这意味着初期在经济落后存款率低的城市，会有外来信贷资金支持本地区，而后期在经济落后存款率低的城市，信贷资金反而会流出本地区。再加上β的变化，我们可以认为，与后期相比，前期各城市的存贷款率的相关性相对较弱，信贷资金倾向于向落后地区流动，后期的各城市存贷款率越来越强，信贷资金倾向于流向发达地区。
为了进一步证明以上分析，下面将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首先是调整FH测试模型，去掉α，模型调整如下:
仍然使用13个城市1996年到2005年5年移动平均的横截面数据检验。表3显示，检验结果中的β变化明显不同于表3的结果，呈现逐期下降的趋势，可见，如果从总体上综合存贷款率的相关性，则各城市的存贷款率相关性逐期下降，即城市之间的信贷资金流动性越来越强。
其次，考察江苏省三大经济区域贷差率1变化趋势，见图1。1996年以来，苏北地区的存贷差率持续上升，苏南存贷差率逐年下降，直到2004年以后才略有回升，而苏中的情况介于两者之间，前期上升较为明显，中后期基本上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存款意味着信贷资金供给情况，贷款表示信贷资金的使用，苏北地区存贷差逐步加大说明来源于本地区的信贷资金，未用于本地区的贷款投放的差额越来越大，其缺口表示信贷资金可能流向区域以外。相反，苏南存贷差逐步缩小，表明来源于本地区的信贷资金总量及增长速度小于贷款投放的总量及增长速度，不难理解其缺口可能是由地区以外的信贷资金所补充。因此，分析说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苏南信贷资金流入趋势明显，而经济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信贷资金则流出趋势明显。
通过对江苏省13个城市的存贷款率的FH测试以及比较三大区域的存贷差率，得出结论，1990年代中期以来，江苏省区域之间的信贷资金流动性越来越强，各地区贷款除了越来越依赖本地区的存款外，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信贷资金逐步流出本地区，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则可以源源不断从外部吸纳信贷资金，从而补充本地区的贷款需要。
(二)江苏省内信贷资金区域配置实证分析
1.模型介绍。
江苏省内区域经济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不同，借鉴Park(1999)研究方法并进行简化，构建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对信贷资金投向的影响模型，模型如下:
DKL为贷款率，即金融机构贷款总量与GDP的比值，代表通过信贷途径获得资金的能力，LPGDP是对人均GDP取自然对数，用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YCL表示第一产业产值与GDP的比值，用以反映产业结构，t表示时期，取值范围为1996年至2005年，i代表地区，取苏南(SN)､苏中（SZ）､苏北（SB）三大地区。根据江苏省最新的区域划分，对数据进行了统一调整，苏南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苏中包括扬州､泰州､南通，苏北包括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为了检验三个地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分别影响，采用变系数混合数据估计模型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到随时间推移导致异方差现象，选择时期权重调整的广义最小二乘法，结果见表4。
2.估计结果分析。
检验结果表明，F值通过检验，说明总体上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加权和未加权估计的拟合优度均大于0.9，说明回归方程拟合良好，DW值显示的自相关性也不是十分明显。而且加权比未加权的估计结果有明显的改善，拟合优度从0.9439提高为0.99535，误差平方和由0.052296降低为0.047897。
β1估计值表示人均GDP每增长1%，吸引信贷资金流入导致存款率平均上升的幅度。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的β1估计值分别为0.119613､0.062827､0.024299，对应t值均在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t检验，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吸纳信贷资金的能力越强，苏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信贷资金的吸引能力最强，远高于其他两个地区，苏北信贷资金吸引能力最弱。β2的估计值反映出产业结构差异对信贷资金吸引能力的影响，苏中估计值不显著，即产业结构对该地区贷款率的影响不明显，而苏南､苏北地区β2估计值均在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t检验，其中苏南估计值为-6.801578，苏北估计值为0.154851。这表明第一产业占GDP的比率对苏南和苏北地区影响均十分显著，且对苏南的影响为负，即第一产业占GDP比率越低，信贷资金吸引能力越强，而苏北恰好相反，第一产业占GDP比率越高，信贷资金吸引能力越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在于两地区的产业结构的显著不同，苏南地区一直以来二三产业发展迅猛带动经济高速增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区外信贷资金。而苏北地区的以出口为导向的第一产业近年来蓬勃发展，以徐州市为例，蔬菜出口､板材出口近几年都有较好的发展，这些行业越来越吸引信贷资金的兴趣，因此第一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信贷资金的大量投入。
三､小结
J. G. Willianmson的区际间经济差距的倒“U”形法则､G.Myrdal的“地理二元经济”以及新古典主义的“核心一”等许多理论都从不同角度说明，区域经济差距在一国经济过程中，初期发达地区总是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落后地区资源要素的流入，地区间经济差距逐渐扩大，最后当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生产要素又会向落后的地区扩散，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将会逐渐缩小乃至消失。因此，在江苏省内，由于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政策倾向､资源禀赋等各种因素所形成的经济发展区域失衡在一段时期内必然存在，资源要素从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流向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必然形成信贷资金等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两者相互作用，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拉大区域经济差距，造成全省经济无法实现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信贷资金的区域流动问题尽管无法避免，但是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加强对落后地区政策倾斜力度､统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策略等各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市场自发形成的区域经济和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平衡。随着江苏省经济的整体发展，经济增长极将逐步由苏南转向其他地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应具备前瞻性，认识到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防止货币资金配置过度集中，造成风险积聚，从而实现金融资源更加有效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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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总理今年新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新经济”成为最热的关键词之一。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新经济”的概念并不新，最早出现于美国《商务周刊》19 9 6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其时，“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IT）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
“新经济”一词早就在中国使用，高层也早就在讲话中谈及。事实上，“新经济”这三个字也并非第一次从口中说出，李总理对这概念念兹在兹。就在“两会”期间，李总理与经济、农业界政协委员共商国是时，曾八次提及“新经济”。而就在此前的一个月里，他已经至少三次阐释“新经济”的内容和意义。在谈到“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和重大举措时，李总理说，经济发展必然会有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当传统动能由强变弱时，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形成新的“双引擎”，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在2月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总理提到，过去我们的政策主要扶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就地扩能，现在要提升政策向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倾斜，大力发展“新经济”。他还指出，“新经济”里面制造业和服务业常常混在一起，设计、制造、营销一条龙；众创空间则进一步打破了专业界限及工业和服务业等传统划分界限，促进了分享经济和共享经济，其中也孕育着“新经济”的样态。在李总理眼里，“新经济”已有了更丰富的含义；在李总理心中，对“新经济”也有了更大的寄托；在李总理的手中，“新经济”也必将打出一副经济组合好牌。
从普遍意义看，“新经济”一般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包括移动互联网、先进制造业、新能源等重要内容。广义上讲，“新经济”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内在转型升级的外化表现，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体现。当然“新经济”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即IT革命、全球化、知识经济、智能化打造的新型制造业为一体的，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为特点的一种新经济现象。“新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转型的大趋势。
有了对“新经济”这样的认识，鉴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迫切强大需求，将“新经济”正式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它不仅是千禧年之后互联网经济的代称，而且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也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等浅层次的东西，而是预示着中国经济全面深刻的脱胎换骨。
回顾美国通过互联网、信息科技的发展走出上世纪70～80年代的“滞胀”，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了“克林顿繁荣”，几乎主导了全球的产业革命，可见“新经济”对于促使经济发展转型的巨大作用。再查此轮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引爆全球金融危机，但在全球其他地区经济仍在苦苦探底低迷之际，美国经济却率先复苏，动力仍然来自于“新经济”。德国经济能够在20 0 8年经济危机后受到创伤最小，同样得益于“新经济”对传统制造业的革新和升级。德国所谓的工业4.0其实就是利用物联网信息系统将生产过程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所以说德国的工业4.0就是在“新经济”中孕育的，这就是“新经济”。由此可见，凡是“新经济”发达、发展快的国家，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强，经济良性发展的动力就十足。美国如此，德国亦如此。
中国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时期没有赶上那班早车，但却抓住了本次“新经济”的快车。虽然“新经济”在制造业上尚需像德国一样加力，但在服务业上“新经济”运用却领先世界，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在世界I T业中也是举足轻重的。电子商务、物流供应、O2O、互联网金融等迅猛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来自Wind资讯的研究数据表明，2015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速最快的行业主要为“新经济”板块，其中突出的分别是非银行金融（78. 08%）、传媒（24. 69%）、医药生物（18.48%）、休闲服务（17.04%）、通信（13.46%）、计算机（12 . 26%）和电器设备（7.00%）等。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15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4%，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4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年均分别增长9.9%和14.4%，增速分别高出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6和10.2个百分点。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高新技术产业带动作用明显加强。“新经济”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强动力，而且后劲潜力巨大。试想，如果没有“新经济”业态的大发展，那么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无疑会更大。由此可见，自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以来，这一战略已经深刻影响了中国诸多行业，“新经济”在中国也已形成了一定的基础。
分析中国走向“新经济”的背景，既是形势倒逼，也是主动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传统发展模式必须改变。2015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出现下降，预期增长目标未能实现。投资增长乏力，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金融等领域存在风险隐患，严重雾霾天气等环境事件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和困难，都要在发展中化解。
如何发展“新经济”？决策层已经提出了若干具体项目、具体政策。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快速成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设共享平台，做大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3月17日正式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出一系列支撑发展的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例如，实施一批技术水平高、带动能力强的重大工程。到2020年，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大幅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从人均8.7美元提高到12美元以上。启动一批新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家科学中心和技术创新领军企业。持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广泛应用，等等。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推动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使之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新经济”在世界范畴的实践中已经快速发展。美国、德国是走在前面的，中国这几年“新经济”蓬勃发展。美国有苹果、谷歌、脸书，中国有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在互联网发展的某些方面，中国可能已经超过了美国，比如与消费、零售组合的阿里巴巴，以及社交应用微信，但在与工业、制造业的结合方面，还需要学习美国、德国的经验。2011年，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及随着未来技术创新和进步推动工业进入智能化阶段。工业4.0的核心就是通过CPS（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统）实现人、设备与产品的实时连通，相互识别和有效交流，从而构建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智能制造模式。中国也必走好这一步，让互联网和制造业结合，将使得中国分别处于三次不同产业革命层级的产业都受益。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新经济”的下一突破点就在“中国智造”。
经济发展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上述目标的实现，需要更深层次的支撑。从政府方面来说，需要提供更加完善的法治体系，供应自由的创新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加强产权保护，政府自身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也要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部分。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企业自身提升之迫切，自不待言。除了上述直接的经济因素之外，有些其他因素比较间接，但绝不可或缺，如基础科学、优质的教育。没有强大的基础科学，没有普遍受过优质教育的高技能人才，很难想象“新经济”的走向。经济生长对参与主体不断提出升级的要求，最后指向中国经济全面深层次的脱胎换骨、升级转型。“新经济”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待“新经济”一定要有新思维，唯有新思维，才能推动“新经济”。
关键词：会展业；会展经济；区域经济
会展经济主要是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会议和展销，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年来，会展经济在我国有了迅速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会展经济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一，会展活动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直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会展活动的利润率一般都在20%-25%左右，属于高收入、高盈利的行业。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仅带动了北京基础建设设施的发展而且还推动了北京服务产业的发展，为北京赢得了10亿元左右的经济收益。
第二，会展活动能够带动区域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会展经济与交通、服务、旅游、装饰、广告、餐饮、通讯、酒店等多个行业都有紧密的联系。这不但能够推动新兴产业群的发展，同时对相关产业的发展会起到直接或是间接的推动作用。据资料显示，发达会展产业的带动系数在19左右。这种高的产业关联度，让会展业成为了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第三，推动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会展活动不但能够扩大区域内的市场规模和容量，同时还能够影响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通常会展活动都汇集了大量的信息并且统一进行，客观上就促进了区域内和区域外的交流、合作，会展活动往往会成为购销合同及投资、合资、转让等意向书的谈判、签定的协议场所。
第四，缓解区域内的就业压力。会展活动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相关资料表明，如果会展场地的面积增加1000平方米，那么就可以多提供100个就业的岗位。而我国人口众多，面临的就业压力较大，会展经济的发展，能够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如2010年举办的上海世博会，就为我国新增了近300万个相关的岗位。
二、我国会展经济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会展的场馆建设缺乏科学的规划，功能单一。会展场馆是会展经济的硬件设施，严重影响着区域会展经济的竞争力。但是目前，我国的会展场地普遍的存在着规模偏小、设施差和配套不齐全、场馆功能单一导致的重复利用率偏低等问题。如天津国际展览中心在2003年扩建后，场地面积达到了30000平方米，但是却没有室外使用面积，这就导致了停车等问题无法解决。
第二，会展活动缺乏明确的主题，展会过多，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办展现象。由于受到会展行业利润的刺激，导致着许多城市的会展活动过多过滥。展会既没有特色也没有实质内容，对会展的主题也缺乏明确的定位。重复办展严重，降低了对一些厂商的吸引力，即使有厂商参展，也往往由于收益不明显而失去了对会展的信任。
第三，对会展活动的管理不力。目前我国尚缺乏相关的法律制度和行业约束，导致了会展活动的组织管理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呈现混乱的局面。并且有的地方政府的过多干预，降低了会展的市场化水平。如很多展会是政府作为主体举办的，导致了展会看似有很大的成交量，但是实际的履约率和资金到位率却非常低，展会沦为了政府的“形象工程”，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既不利于会展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进一步推动会展经济的发展
第一，充分认识会展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会展在经济的发展中，能够传播知识、信息和观念；沟通与之相关的主体如政府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推广新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另外会展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经济发展，因此各地都应该加强对会展业的重视和研究，对会展资源要充分的挖掘和利用，使之成为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支柱。但是重视会展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应该由政府直接办展。政府办展，往往会向管辖区域内的各单位、企业摊派展位，既浪费了资源，又增加了企业负担，更不利于会展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会展的举办应该市场化，政府要逐渐退出主办方的角色，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新模式。
第二，健全相关法律，规范市场运作。针对会展行业制定并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使会展的主办主体明确化，市场化、动态化的评估和认证展会的质量以及展览公司的资质，保证会展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还可以建立区域性的会展管理自律性组织，避免重复办展和行业秩序混乱。通过法律法规的监管，逐步建立起公平、公正、公开的会展环境。
第三，注重培养高素质的会展人才。人才的培养对现代会展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会展行业可以选派一些优秀的人才去世界会展业发达的国家学习，也可以邀请国内外的精英来传授会展业在经营和运作中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技术。另外，还可以利用本地的高校对会展人员进行培训和培养人才，天津市目前就通过天津美院、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开设了相关的课程。
第四，会展经济要向品牌化发展。会展行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要想做到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坚持向品牌化发展。品牌化的发展首先离不开行业协会支持和认可，其无形之间增加展会的影响力和可信度；其次还要做到专业化，会展要能代表某个行业的发展方向，要能对其专业市场的所有信息进行涵盖，体现出会展的前瞻性、专业性；再次会展的服务要专业周到；最后坚持走品牌发展战略路线，这要求参展的企业树立长远的品牌发展战略。
现代会展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现阶段我国的会展业还存着一些问题。我们必须抓住发展的机遇，解决现存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会展业的发展，从而更进一步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大勇.我国会展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J].商业研究,2003(16).
关键词：能源价格；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发展；碳排放量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182-03
一、引言
伴随着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生效、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的制定以及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究根溯源是人类活动特别是源于化石燃料使用导致的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环境组织已经联合各方力量呼吁世界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要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现在，中国在碳排放总量上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碳排放大国，虽然在《京都议定书》中没有对发展中国家规定具体的减排或限排任务，但是在2012年中国有可能被列入减排国家的行列，所以在节能减排方面中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借鉴国外的治理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市场上能源价格在调节碳排放量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对于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经济而言，能源的定价机制没有完全放开，市场对能源价格的反应不敏感，能源价格在碳排放量的调节方面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因此，本文以能源价格为突破口，运用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增长三个媒介，去探求能源价格波动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并基于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进而为从调控能源价格的角度推动中国碳排放的有效调节与经济的平稳发展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二、能源价格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旨在研究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碳排放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三个中间变量来建构能源价格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的指标主要有：（1）以能源价格为解释变量，选取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作为其衡量指标，记为P。（2）以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增长为中间变量，其中选取每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作为能源消费的衡量指标，记为TE；能源效率是指单位能源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记为GDP/TE；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记为GDP。（3）以碳排放量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作为其衡量指标，记为CO2。
因为中国的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从1989年开始采用统一的口径进行计算，所以本文研究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89―2009年（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年鉴》）。
2.实证检验与分析。结合供求理论和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能源价格的波动首先会作用在能源消费层面，能源价格的上升或下降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或刺激能源的消费需求，进而推动能耗大的企业通过加快研发步伐、优化能源结构等方式提高能源效率，实现能源利用率的最大化和经济利润的稳步提升，从而在稳定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谋求环境效益与企业效益的最大化，最终实现在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科学地调节和控制碳排放量的目标。本文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构建如下模型：
LnCO2=C+LnP+Ln（P・TE）+Ln（P・GDP/TE）+Ln（P・GDP）
直接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下页表1）：
直接效应模型中，能源价格、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增长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能源消费、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正相关，能源价格、能源效率与碳排放量负相关。这说明能源消费的降低有助于碳排放量的减少、经济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碳排放的增加，而能源价格的下降、能源效率的提升则能使碳排放量的减少。从效力来看，能源消费与能源效率对碳排放量的作用相对较大，效力分别为0.1458和0.1279，能源价格与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弱，特别是能源价格的效力仅为0.0337，这说明在中国的碳排放量调控中，能源价格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真正的发挥，同时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能源价格不能够直接作用于碳排放量，它需要借助其他途径来对碳排放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将能源价格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过程进行分析。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采用了岭回归的方法，并将岭回归和逐步回归集成运用。具体的综合模型运行效果（见表2）：
总的来说，能源价格的上升会使得碳排放量减少，当逐步引入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发展变量时，能源价格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程度会因引入变量与碳排放量的相关性不同而产生变化。本文将从能源价格单独作用和能源价格与其他变量联合作用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能源价格单独作用：单独考虑能源价格与碳排放量的关系，当能源价格每上升1个标准单位，则碳排放量会相应的降低0.2372个标准单位，这符合能源价格与碳排放量负相关的基本推理。
能源价格与其他变量联合作用：当引入的变量与碳排放量之间负相关时，则会促进能源价格发挥调节作用，反之则会抑制能源价格对碳排放量的调节作用。两个变量联合作用时，能源效率与碳排放之间负相关，所以当能源价格与能源效率共同作用时，每当二者同时增加1个标准单位，则碳排放量会减少0.2412个标准单位，比能源价格单独作用的调节作用要强；而能源消费、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正相关，所以当二者分别与能源价格联合作用调节碳排放量时，调节的效力分别为0.2172和0.2258，相对于能源价格单独作用而言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降低。三个变量联合作用时，因为能源效率与碳排放量之间负相关，所以在能源价格与能源消费或者能源价格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引入能源效率概念时，当三个变量同时增加1个标准单位时，碳排放量会减少0.2287或0.2342个标准单位，能源价格的调节效力会增强；但是在能源价格和能源消费的基础上引入与碳排放量存在正相关经济发展变量时，能源价格的调节效力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四个变量联合作用，当能源价格、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共同作用时，能源价格的条件效力最大，当四个变量同时增加1个标准单位时，碳排放量会减少0.2518个标准单位。
综上，无论是能源价格变量单独作用还是与其他变量联合作用，能源价格都会对碳排放量产生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调节程度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引入变量与碳排放量之间的相关性。当负相关时，会促进能源价格对碳排放量的调节；当正相关时，会削弱能源价格对碳排放量的调节作用。所以恰当地把握能源价格、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科学地发挥能源价格对碳排放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帮助。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及灰色关联和岭回归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无论是能源价格变量单独作用还是与其他变量联合作用，能源价格都会对碳排放量产生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调节程度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引入变量与碳排放量之间的相关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意见：
1.建立合理透明的价格机制，推动能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首先，全面理顺能源价格结构，在与国际能源价格接轨和中国能源消费者的实际承受能力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能源定价机制；其次，按照供应成本定价，将环境治理成本和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列入能源产品的定价；再次，按照需要进行补贴，将环比年补贴与交叉补贴从能源价格中剥离出来，并通过区别补贴来提高补贴的有效性；对垄断的能源企业进行比较有效地监督，逐步降低垄断行业对能源定价的操纵；最后，完善能源价格建立与改革的配套措施，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基础上推动能源价格的改革。总之，通过合理的定价与市场化的改革，实现能源价格在供求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下进行科学地波动，从而使其对碳排放量的调节作用得到有效地发挥。
2.促进能源技术发展，全面提升能源效率，推动节能减排步伐的加快。首先，加强能源科技的投入，大力推广各种先进的、有经济效用的高效产能技术，全面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推动能源效率的提升；其次，平衡能源的区域差异，充分挖掘各个地区的能源优势与发展潜力，在统筹全国能源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区域的能源产业的全面发展；最后，加强与国际的交流与国内东西部地区的交流，推动先进的管理经验与节能办法的运用，逐步降低能耗，科学有效地推动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与产品的更新换代。总之，通过以上措施，实现能耗的降低与能源效率的提高，进而利用其与碳排放量的相关性，推动能源价格更好地发挥对碳排放量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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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Price and Our Country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ZHU Jing-ran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Management College，Xuzhou221116，China）
关键词：绵阳市；县域经济；农村经济；新农村
近几年，随着绵阳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市各级各部门在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省委省政府的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在实践中，坚持以推进现代化农业发展为主线，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通过不断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为导向，努力实现绵阳市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据了解，绵阳市农业农村经济形势总体运行开局良好，稳中有进。下面我们就县域经济视角下绵阳市农村经济发展现状进行透视。
1绵阳市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效
2017年一季度全市农业生产形势总体较好，农林牧渔服务业实现总产值71.08亿元。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实现全面增长，达到42.17亿元，同比增长3.0%。分行业看：农业10.57亿元，同比增长3.6%；林业1.92亿元，同比增长2.4%；牧业26.09亿元，同比增长2.6%；渔业2.37亿元，同比增长2.2%；服务业1.21亿元，同比增长9.0%。由此可见，绵阳市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以往发展水平来看，有了明显的提升。
2绵阳市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瓶颈
（1）市域产业结构不合理。绵阳市现代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基数低、规模小，缺乏带动力强的大型企业。与“公益性”紧密相关的社会事业领域的改革和开放明显滞后，教育、文化、体育、社区服务等产业发展潜力大的领域，市场竞争不充分；邮政、通信、卫生、传媒、公共设施等领域还存在垄断经营或市场准入条件过高。（2）资源有效利用率小，影响总体发展。根据调研结构来看，虽然我市的资源相对比较丰富，但其主要的收入来源仍是传统的农业产业，而开发潜质较大的养殖业均未得到有效的开发。这种结果的出现既有政策性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预算外收入的不确定性及不可再生性带来的必然结果，在今后几年更将影响到我市整体的县域经济的总体发展平衡。
3推动绵阳县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3.1经济条件：立足工业化体系以支撑县域经济的崛起
目前，就我国的一些不发达的小县城的经济发展现状来看，经济实力和城镇产业规模都比较薄弱，对农村的带动能力也不够明显。这必然会给县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因素，再加上农村资金原本就比较紧缺，投入严重不足，且城乡的基础设施也不够齐备，故区域居民的消费水平和二三线城市居民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且这种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基于这个背景，笔者认为，进行县域经济的统筹发展的前提就是要解决好经济条件，只有如此，才能凸显市域特色经济的发展，提升县域经济发展的经济水平。
3.2产业基础：着眼特色产业以谱写县域经济发展新篇章
深入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要结合当地的经济形势和产业实际，要以因地制宜的原则，统筹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这就需要在发展过程中，要挖掘县区特色产业，最大限度发挥市域优势产业，这样才能打出品牌，形成效益。就以绵阳市目前的市域产业现状来看，其重点是农作物基础夯实，利于发展特色农业经济，特别是在致力于农村旅游项目的开发，更是值得重视。
4推进绵阳县域经济发展的具体对策
4.1以统筹发展规划为引领，促进县域经济和谐发展
绵阳市就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通过不断修订规划纲要完成了经济发展、交通设施、社会保障、社会事业等多个发展专项的规划。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应突出城乡建设的“绿色”主题，即增加城市环境中的绿色元素。比如针对城乡固有的园林和水库等资源优势，应予以充分利用，重点突出山水资源，进一步做好植树造林工作，倾力构筑生态城乡发展中的绿色元素，使城乡建设规划中处处都能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氛围。
4.2以市域市场体系建设为宗旨，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全面对接
第一，劳动力市场培育。在绵阳市的各个企业（国有、城镇集体和乡镇企业）要针对现有的用人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合同制；建立健全劳动力服务市场体系，大力发展职业介绍、培训和咨询等市场中介组织。政府取消有碍劳动力要素流动和公平竞争的体制性制度，确保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关福利制度的实施。第二，土地市场培育。绵阳市政府要建立利于土地流转和集中的机制，科学合理的推进土地流转，帮助实现农业规模化，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形成规模效益，促进农民的增收。鼓励引导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鼓励引导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防止土地撂荒和粗放经营。
综上，本文认为，绵阳市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彰显市域特色产业的发展，只有立足这个前提，才能带头县域经济的总体的发展，才能形成市域特色经济，进而提高人们的GDP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
作者:刘平 单位:四川朝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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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加快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措施[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04).
[3]肖利群.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互动关系研究[J].商业时代，2012(06).
展示设计活动能产生可观的直接的经济效益展示设计活动一般被认为是高收入、高赢利的行业.这也是得以迅速发展的直接原因。美国一年举行200多个商业会展,其利润率大约在20%-25%以上.展示设计是这些商业会展谋划和实施者,为商家带来的经济利益超越38亿美元。
展示设计活动能传达区域之间的信息、知识和观念传达先进的科技效果.会展活动有利于技能、信息、管理方式、资源等的交流与协作,展现和推广新产品、新工艺是会展活动的重要功能之一.有利于吸引不同区域的客商相互交流,推进两边各种效果和资源的引入和转化。
展现活动有较高的相关工业股动效果展示设计活动的经济涉及到服务、交通、旅游、广告、装修以及餐饮、通讯和宾馆等诸多部门.而且能够直接或间接股动一系列相关工业的发展。据专家猜测,这不仅能够培育新兴工业群.国际上展览业的工业股动系数大约为1:9,即展览场馆的收入如果是1,相关的社会收入为9,这样高的工业关联度使得会展业成为股动乡村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自然得到各方面的注重和青睐。
展示设计活动能推进经济贸易的协作展示设计活动有利于扩大区域商场规模和商场容量.进一步推进区域内外的交流与协作,使区域内外商场相联接.对区域内外开放的规模具有积极影响。交易会、展览会和洽谈会往往成为购销合同、投资、转让和合资意向书的商洽和签定协议场所。总归.一切展现活动的谋划者和实施者。优秀的展示设计能推进信息沟通,展示设计是一门包含广泛的描绘学科.提高生活品质,提升营销水平,增强宣扬力度,给人以美的享受。能够预计,展现艺术的发展潜力无穷,展示设计越来越受到人们注重,愈发显示出它特有的艺术魅力,并将在商业经济中起着更为重要的效果。
（来源：文章屋网 ）
一、推动“双创”是立足当前、谋划长远的战略抉择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充分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准确把握国内外大势后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在历经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后，国际国内竞争格局、供需结构和要素条件等都发生深刻变化，及时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实现从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集约型增长转变，可以避免陷入经济增速无序下滑、产业结构无法升级的困境。
从国际看，产业与技术变革更加频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转瞬即逝。生命科学、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增材制造、云计算等领域极有可能取得新突破，以技术竞争为核心的全球创新竞争将日趋白热化。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积极谋求重塑制造业和保持创新的前沿地位，高端制造向发达国家回流与低端制造向发展中国家外流趋势明显，我国制造业面临“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双创”有助于形成大众创业创新的热潮，为应对全球创新竞争奠定基础。
从国内经济发展态势和动力机制看，必须着眼提质增效，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打造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升级版。当前中国经济“形有波动、势仍向好”，处于增速换挡、动力转换、结构优化的关键时期，要克服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在新常态中实现“新”增长，需要积极转换经济发展动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这不仅有利于改变过度依赖投资和资源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更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持续稳定的高质量增长。“双创”有助于发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与新模式的积极作用，引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
二、推动“双创”直指制约我国创新发展的三大弊端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创业创新氛围不佳、科技经济结合不紧、理念理解狭隘等弊端，不利于发挥创业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直指制约我国创新发展的三大弊端，为我国创新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其一，受制于创业创新氛围不佳，我国普遍存在企业创新意识不强、个人创业热情不高的情况。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以培育尊重知识、崇尚创造、追求卓越的创新文化，激发亿万群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创业创新热情，形成“集众智搞创新”的双创生态，通过人人皆可创新、创新惠及人人，拓展创业新空间，汇聚发展新动能。
其二，科技与经济“两张皮”是长期困扰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一大症结。在实验室里创新、坐在图书馆里写论文，没有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让创新和创业结合起来，在创业中蕴含更多的创新元素，在创新中使用更多的创业方式，使创业更具新颖性与独特性，使创新更贴近市场、贴近需求，真正实现科技服务经济、经济促进创新的良性互动。
其三，过去将创新仅仅局限于科技创新的狭隘认识也使我们忽视了对其它形式创新的利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以让组织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大量涌现，让创新既来自实验室，又来自创客空间等大众化平台，让人人共享创新带来的福利提升，真正推动全面开放包容性创新。
三、推动“双创”要求推进结构性改革与深化全面对外开放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保持定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总理曾明确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要坚持改革推动，以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释放促进生产力水平上新台阶、开辟就业新空间、拓展发展新天地。要通过政府放权让利的“减法”，来调动社会创新创造热情的“乘法”。为了落实政府的各项承诺，全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本届政府成立伊始就积极实施结构性改革，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不断降低创新创业的门槛，破除不利创新创业的制度瓶颈与政策障碍。同时采取措施有针对性的扶持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技术、新业态，其结果是“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一大批新模式得到了广泛应用，“互联网+”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加大力度深化全面对外开放。毋庸讳言，过去过分强调完全独立自主的技术研发并不成功，外资的进入给我国本土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尽管外资技术溢出的边际效应正在加速衰减，其在技术转移方面的策略也更加突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与他们展开高层次的创新合作。我们必须深化全面对外开放，认识到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加强合作创新的重要性。只有积极主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创新资源，才有可能在创新方面与国际接轨，最终实现在国际生产网络分工的位势上移。在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对在中国注册的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一视同仁。这不仅关系到我国市场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更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四、创新驱动发展助推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创新驱动发展并非一蹴而就、朝夕之功，“双创”也并非当下缓解经济发展下行的“速效药”，要客观认识新旧动力接续是一个长期渐进过程，同时应坚信创新驱动发展将助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在2015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总理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可以说是缓中趋稳，一方面稳中向好，但另一方面稳中也有难。事实上，稳中有难反映了经济动能转换是一个长期渐进过程，需要客观认识、理性看待。旧动力是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是较高资源消耗水平的粗放型增长，而新动力是企业创新，是资源节约利用的集约式增长。投资与出口属于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具有见效快、易操作的特点，而创新则属于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具有周期长、自发性的特点。因此，新旧动力的接续本身存在操作性差异与见效节奏的变换。若要朝夕片刻之间就实现新旧动力接续，既不符合经济学基本理论，更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规律。
关键词：人力资源；现状分析；开发对策；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D0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1
一、人力资源概述
经济学把可以投入到生产中创造财富的生产条件通称为资源，如物力资源、财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等。
所谓人力资源，指一个地区在特定时间内全部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人力资源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人力资源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适龄人口；广义的人力资源指劳动适龄人口再加上超过劳动年龄仍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口。总之，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力的人口的总称，它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指标。
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为宝贵的资源，是第一资源。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的素质决定了效率。人不仅要管理，还必须不断地开发，不断挖掘潜能，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
二、河南省人力资源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河南省人力资源开发现状
河南省是中国中部地区典型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随着河南省人口的不断增加，河南省人力资源也在不断增长，根据人口调查资料显示，1982年，河南省人力资源(15—64岁人口)为4456万人，2004年全省总人口达到9717万人，2011年河南总人口已经达到了1.0489亿。虽然河南省是人力资源大省，但是人力资源的质量不高、结构分布不合理、利用率较低，其中高技能人才短缺，技能水平与工作岗位不相适应的问题非常突出，并没有为河南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优势，相反还造成一定的压力。在中原经济建设关键时期，提高劳动者素质，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人力资源开发问题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河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1.人力资源开发的观念有待更新
中原文化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历史带来中原辉煌的同时也遗留下来许多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原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发展仍然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
首先，注重人情而轻法制，体现在单位选人、用人等环节。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通常会将工作关系与私人的情谊关系联在一起，因人设岗，决策和执行缺乏法律约束，导致单位用人制度不规范，不能选贤任能，有失公允，使优秀人才的积极性被扼杀，能力未充分发挥出来；
其次，缺乏创新意识，固守陈规不善变革，传统思想潜移默化地决定了行为方式。在选人用人上，对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敬而远之；在培训人员上，对员工缺乏创新精神的鼓励，以致人员不敢突破传统模式，不敢尝试在变化中求发展。
2.人力资源的结构不合理
首先，人力资源中人才比例不合理，人才的培养缺乏市场调研，与市场脱节。造成了人才培养的浪费，大学培养的人才理论性强，而实践性弱，特别是人才市场急需的技术人才，从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再到高级技师都颇受企业青睐，而培养这类人才的学校偏少，抑制了操作性技能人才的增长。
其次，人力资源分布不合理，并且人才流失现象严重。高学历、高技能人才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事业单位，如河南省65%的博士多集中在省会城市及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人才的空间分布过分集中不利于推动河南省各市县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最后，人力资源就业产业比例不合理，大部分人才分布集中在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人才不足，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的趋势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产业，目前河南省人力资源产业的分布不利于经济发展，必然会成为河南省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的制约因素。
3.人力资源流失率高、利用率低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的重心在东南沿海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国家制定了相应的倾斜政策，相当一部分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都向东南沿海地区流动。针对河南省，大量的人力资源不仅流向海外，还流向国内其他经济发达地区，一度形成了大量人才涌向“北上广”，造成河南省人才流失现象比较严重。河南的大学生，特别是每年技工学校毕业生人数的近80%都流向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使河南出现了技能人才短缺现象。省内高校毕业生近40%都流向外省，而到外省高校读书的学生、尤其是工科类本科毕业生回省较少，这种现象不利于河南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河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对策
(一)加强宏观调控，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
为了使人力资源结构趋于合理，挖掘人才的潜力，充分发挥人才的创造力，要有效地运用政策的宏观导向作用，制定有利于人力资源流动的政策法规，推动人力资源合理配置。
首先，根据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进行预测，对现有人才存量结构及市场就业结构进行分析，大力加强河南省人力资源的培育和开发，培养市场需要的操作性技能人才；同时对高层次人才实行优惠政策，创建高层次人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其次，人力资源的开发结构顺应产业结构调整。从近几年河南省产业结构变化情况看，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增速趋于停滞，第三产业的增速加快。河南省人力资源的结构要以此为基础，将滞存在传统农业的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向现代工业、第三产业部门流动。
(二)增加教育投资力度，提高人力资源素质
基础教育是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人才、智力和知识支持的基础，是增强区域人力资源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义务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公共事业，旨在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义务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基础，没有基础教育的支撑，任何人力资源的开发战略都无从谈起。
依据河南省特征，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进一步提升农村义务教育就显得格外重要。首先，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和完成率，增加受教育人口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其次，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强化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公平发展。
(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适应性人才
发展职业教育是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河南要把培养技能型人才作为人力资本提升的突出重点，就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以就业为导向，紧密联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调整职业教育结构，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使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及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需求。
经过多年的发展，河南职业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2008年12月5日，河南省决定实施为期5年的职业教育攻坚计划，目标是到2012年，全省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达到262万人，规模居全国第一，创造了响遍全国的“河南模式”，为河南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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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中原经济区建设也进入全面加速推进的新阶段。2012年1月9日召开的河南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大会公布了《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草案）》），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战略布局和战略支撑。
作为河南省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纲领性文件，《纲要（草案）》明确提出了“两步走”的宏伟蓝图，即五年彰显优势，十年实现崛起。
第一步：五年彰显优势
到2015年，初步形成发展活力彰显、崛起态势强劲的经济区域。
综合经济实力明显提升。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力争高于中部地区平均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8万元，财政总收入增速高于生产总值增速，城镇化率达到48%。内陆开放高地基本建成。
“三化”发展协调性明显提升。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产城互动的长效机制基本建立，破解“三农”问题取得重大进展，“三化”协调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文化教育科技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文化强省建设取得新进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品更加丰富，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教育质量整体提高，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断扩大，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充分发挥。人力资源高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科技创新成果大量涌现，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上升。
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就学、就业、就医、养老、住房等问题得到更好解决。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民主法制更加健全，社会管理更加完善，人民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社会大局更加和谐稳定。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撑作用明显提升。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要经济总量指标领先地位进一步巩固，成为带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核心地带，走在中部地区崛起前列。
第二步：十年实现崛起
到2020年，粮食生产优势地位更加稳固，工业化、城镇化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趋于均等化，基本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建设成为城乡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生态环境优良、社会和谐文明，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区。
《纲要（草案）》提出，将按照区域自然条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与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相衔接，优化中原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落实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总体要求和战略布局，必须强化战略支撑。《纲要（草案）》重点对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十大战略支撑体系”进行了谋划表述，分别是：构建统筹城乡的新型城镇化支撑体系，构建竞争力强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构建优质高效的新型农业现代化支撑体系，构建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体系，构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开发支撑体系，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支撑体系，构建内外互动的开放型经济支撑体系，构建繁荣发展的中原文化支撑体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支撑体系，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支撑体系。
亮点一：中原经济区总体发展布局
按照核心带动、轴带发展、节点提升、对接周边的原则，努力构建放射状、网络化、板块式发展格局。
推动区域互动联动发展，形成板块优势。增强郑州龙头作用和中心作用，推进郑汴一体化发展，建设郑洛三工业走廊，促进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焦作、许昌、漯河、济源融合发展，努力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板块，提高区域发展的整体带动能力。强化洛阳、三门峡、济源、焦作协同发展，巩固在陕晋豫毗邻地区的领先地位，发挥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太原城市群对接互动中的中坚作用。促进安阳、鹤壁、濮阳联动发展，凸显在晋冀鲁豫毗邻地区的优势，成为与环渤海经济圈衔接联系的前沿。推动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南阳合作发展，增强在豫皖鄂陕毗邻地区和淮海经济协作区中的影响力，发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前锋作用和对接沿长江中游经济带的骨干作用。各地要准确定位、主动融入，互动联动、协力推进，形成各自优势充分发挥、板块优势充分彰显的良好局面。
依托重要交通通道，优化空间开发格局。提升郑州交通枢纽、商务、物流、金融等服务功能，推进郑州与周边城市融合发展，增强引领区域发展的核心带动能力。依托亚欧大陆桥通道，壮大沿陇海发展轴；依托京广通道，拓展纵向发展轴；依托东北西南向、东南西北向运输通道，培育新的发展轴，形成重点开发地带。逐步扩大轴带节点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推进错位发展，提升辐射能力，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加强对外联系通道建设，促进与毗邻地区融合发展，密切与周边经济区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
亮点二：中原经济区主体功能格局
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形成以中原城市群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粮食生产核心区为重点的农业战略格局，以“四区两带”为重点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