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7 16:23: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民间金融风险的成因
民间金融相对于国家批准的金融活动，其受约束性和规范性相对较差，是民间金融的基本特点，属于非正规金融，在制度建设、金融运行等方面存在薄弱性。特别是凭借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民间网络借贷(P2P)债权融资、众筹式的股权融资模式。这种模式并没有正式申请取得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照，其实从范畴上来讲也属于民间金融。民间金融发展的天性本来就相对脆弱，发展还不够成熟，交易的对象非正规化，再加上互联网便利性，使民间金融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更加复杂的金融风险管理问题。
(一)民间金融机构相对脆弱
民间金融风险的产生，首先应从民间金融机构内部考虑，机构相对脆弱是不争的事实。民间融资基本处于“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无主管机构”等“三无行业”状态，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任何金融机构在运作过程中都有严重的负债现象，在运营的过程中系统相对脆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极易导致风险的产生，而对于民间金融机构则更为严重，本来民间金融机构要比国有金融机构的负债率高，在如此复杂的经济环境中风险更大，风险问题更加突出。如今的民间金融运作，出资者都不知道资金的流向和用途，若其中存在资金未能偿还的现象，民间借贷主体会由少变多，形成连锁反应，一旦市场经济出现危机，民间金融机构会面临崩溃的边缘。
(二)缺乏有效的信用约束机制
一般情况下，民间金融大都属于家族或地缘性的金融机构，是一种传统的金融运作模式，在信用度方面存在着极大的风险[2]。民间金融互联网化之后，使交易主体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传统的民间金融主体是在熟人小圈子里进行借贷行为，现在民间金融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之后，从传统的熟人“小圈子”发展到的陌生人社交圈，传统的民间金融只有出借人与借款人两个主体之间形成单一的借贷合同法律关系，而互联网通过P2P形成的借贷关系的主体就增加了，除了有借款人、出借人，还有P2P平台、第三方支付机构和担保机构等等。这些主体的增加也使法律关系复杂化。如P2P网络借贷平台不提供担保，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完全由出借人承担，若其中一方出现失信或抵赖现象，会对整个机构造成严重的打击，使借贷双方的权利和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进而产生道德缺失问题。
(三)国家政策与法律的影响
在民间金融机构运行中，除了机构本身的问题外，与国家的法律与政策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受法律与政策的保护，机构运作相对脆弱，处于法律的边缘或法律空白，极易出现一系列法律问题。例如，民间金融为了重视对利益的追求，借高利贷、向借贷组织进行借贷等，与法律打球，借贷组织进行一系列的非法集资，从中骗取他人钱财，出现诈骗风险。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股权众筹融资方式主体有发起人、投资主体、众筹平台、第三方支付机构。而这四个主体形成的法律关系不仅是传统私募的股权法律关系，而是除股权法律关系之外的发起人和投资者与第三方支付平台之间形成的支付合同法律关系。互联网股权私募众筹融资也带来了新的法律问题，比如互联网的众筹平台是否承担融资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众筹平台是否应承担对发起人的主体进行审核的义务等等。
二、我国民间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策略
(一)加强民间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立法
要提升民间金融市场的整体抗风险能力首要任务是加紧民间金融相关立法，尽早制定民间金融的相关法规和条例，以及出台互联网金融P2P网络借贷平台、股权众筹的监管办法等。用法律法规明确界定网络P2P借贷平台、股权众筹的经营范围，坚决杜绝一些金融机构一边通过小额贷款公司直接从事放贷、另一边又利用互联网搞非法集资，在小额贷款公司与互联网金融之间设立风险防火墙，违者重罚。而针对小额贷款等非存款类放贷机构，在资金源头上必须根据相关规定严格控制外部融资，严禁触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等等底线。业务经营要量力而行，要与小额信贷行业的风险控制能力相匹配，避免经营业务过度膨胀。此外，进一步落实互联网金融账户实名制，建立以正规商业银行作为第三方的资金托管机制，实现民间金融机构在互联网上的金融平台账户与客户账户分离，保障客户资金不被挪用。
(二)建立民间风险预警机制
为了降低民间金融风险的发生概率，应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民间金融机构在运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预测和感知，分为风险指标、预测方法和预警信号三个部分。机构应聘请专业人士根据当前市场经济形态以及民间金融的特点进行风险的评估与预测，在明确当前民间金融风险的同时，要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预期，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积极应对措施。例如，民间金融风险的产生，可能存在着与均衡利率、司法机构对待民间经济纠纷上的偏离等等，都制约着金融的健康发展。民间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应强化对民间借贷的风险宣传和指导，不断地调整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加强对中小型企业的关注，将民间金融与外界金融体系联系起来，不再是形单影只，做好金融的一切风险预警工作。
(三)设立民间风险挽救机制
民间金融风险的发生，对农村经济、中小微企业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经济走向不容乐观，民营企业老板跑路、高利贷崩盘现象层出，后果相当严重。为此，应建立有效的风险处理与挽救机制，面对风险应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应对，采取及时的挽救，及时做好民间金融风险准备，一旦出现该问题，应立即启动处理方案，以避免债券债务关系变得更为混乱。在出现风险时，进行债权债务清理与偿还时，要始终保持着公平、透明的原则，禁止出现暗箱操作的现象，获取群众信赖，对剩余财产进行彻查，公平对待每位债权人。风险挽救机制旨在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帮助债权人能够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清偿，但也要对债务人进行安全的保护，将其维持在相对和平的状态，以保证风险的快速解决。
三、结束语
在实务中，民间借贷是常见、也是存在形式最为多样的法律关系，尤其是在借贷利息的约定标准和计算方法上更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民间借贷多发生在亲人、朋友之间，其形式和内容由借贷双方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则自行确定，有关利息的约定没有金融借款合同那么规范严格，因此也经常由此产生争议。如何在我国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认定当事人约定利息标准和数额，是司法审判中常见的疑难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以及有约定三种情形进行分析，来讨论民间借贷利息的问题。
二、借贷双方对利息没有约定的情况处理
在借贷关系中，借贷双方对利息没有约定是指在借贷双方口头或者书面的约定中，未约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支付利息的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因此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借贷双方未约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支付利息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借款方只需偿还贷款方的本金，无需支付相关的利息。贷款方通过诉讼时要求借款方支付利息的，应当不予支持。
在借贷关系中，在借贷双方对利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借款人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如约还款，或者未约定还款期限，但是在贷款人催告后的很合理期限内仍未还款的，贷款人到法院要求借款人偿还本金及支付借款到期后的利息的，是否应当支持贷款人的利息的诉请呢？笔者认为：民间借款合同与金融借款合同是有所区别的，由于金融机构的盈利性，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借款人需要向贷款人支付利息。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一般并不是出于盈利目的，而是出于亲情、友情等等情感因素，当事人对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无息借款，并无不妥。但是当事人一方超过了约定的还款期限或者不定期借款经催告后合理期限内仍然不予偿还，贷款人向借款人主张支付利息的，应当予以支持。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逾期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贷款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 因此在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如果约定了逾期还款的利息，应从其约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逾期还款的利息，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应当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算应当支付的利息。
三、借贷双方约定利息的情况处理
在借贷关系中，借贷双方口头或者书面明确约定利息的计算标准或者数额的，约定的标准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依法应当按照双方的约定予以处理。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允许民间借贷的有偿性，借贷利率可以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是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利息不得计入本金，超出部分的利息和复利不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若干意见》是对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解释，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是对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若干意见》在立法上的确认。
对借贷双方明确约定利息或者利息计算标准的，法律规定应当这样处理。首先对于双方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正当的民间借贷行为，贷款方依照约定的标准要求借款方支付利息的，应当予以支持；其次双方约定的标准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民间借贷的借贷利率可以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是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部分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在一般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如果不违反国家相关强制性法律规定或者涉及刑事犯罪，对于贷款方要求借款方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应当在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范围内予以支持；再次，对于只约定利息的数额而未约定计算标准的，笔者认为应当先行依据本金、借款期限和利息数额确定计算利息的利率标准，如果计算的利率标准并不高于借款时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应当按照约定的利息数额支付，如果高于借款时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则不能依照约定的数额，而应当按照同期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数额支付，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四、借贷双方约定利息不明确的情况处理
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约定利息不明确的情况是指的借贷双方口头或者书面确定的借贷关系中，虽然约定要求支付利息，但是对利息的标准、期限等条件约定不明，以致双方产生争议的情形。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笔者认为，应当对约定不明的情形作出深入分析，不能因为某一项的约定不明，导致债权人的利息请求权丧失，以致于侵害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在利息的计算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当参照约定的其他事项对约定利息的标准进行分析，如果借助其他方面可以确定利息标准的，应当认定双方明确约定了利息，并依法予以支持。如双方在借条或者借款协议中只写明了"应当支付利息"、"逾期不偿还，应当支付利息"等内容，而无法确定利息的标准，自然应当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视为不支付利息；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借条或者借款协议中写明了"按照还款时的银行利率给付利息"、"依照借款期中最高利率标准计算利息"、"不低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标准计算利息"等内容的。笔者认为对此类情况，不应简单的认为是利息约定不明确而不予支持，而应当借助可以查明的事实，在法律规定的标准下认定双方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即使双方对银行利率是存款利息还是贷款利息、借款时的利息还是还款时的利息等问题有争议，可以借助举证责任的分配予以确定，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利息的计算期限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如借贷双方在借款协议中约定"借款十万元，期限五年，利息一千元"，双方产生争议，贷方认为是年利息一千元，借方认为是五年共计一千元。如果借方认为属于利息约定不明，要求认定不应支付利息的，应当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尽管双方对利息的计算期限约定不明，以致产生争议，但是要求支付利息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贷方无法证实是年息一千元的，应当认定五年的利息是一千元，而不应当认定为利息约定不明，不支付利息。
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关于借贷双方约定利息不明确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八条规定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借贷双方对约定的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参照该意见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规定。该意见的规定较之合同法的规定应当是更为合理的，双方当事人约定了利息，即使没有明确约定利息的标准，按照银行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对借款方并无利益上的损害，又能保护贷款人的合法权益，较之直接否认债权人的利息请求权，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因此在适用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利息约定不明确条款时，应当本着审慎认定的原则，作出更为公平的裁判。
五、民间借贷本金数额的确定问题探讨
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对借贷利息的产生争议，很多情况是对计算民间借贷利息的本金数额产生争议引起的。在一般情况下，贷款方将约定的借款数额如实交付，并以此数额作为计算利息的本金数额，对此双方一般并无争议。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如将利息预先从本金中扣除或者将利息计入本金的情况，对此类情况如何处理，本文将做一下探讨。对于贷款人将预期的利息从本金中扣除，并以约定的本金数额请求双方之间的借贷利息的情况，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因此，在处理此类情况时，应当按照实际交付给借款人的数额作为本金数额，从而计算利息数额。
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对于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的情况，也就是常说的在民间借贷中存在的"计复利"的情况，俗称 "利滚利"。对于这种将利息计入本金"计复利"的情况，有观点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高利贷"，严重损害了公平原则，本身就是违法的，应当予以坚决的否认；也有观点认为，这种"计复利"的约定方式只是民间借贷中存在的一种计算利息的方式，如果这种约定并不超过国家规定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应当支持，超过部分才应当不予支持。笔者认为，民间借贷本是一种形式自由多样、体现双方自主自愿性民事法律关系，法律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应当介入。"计复利"的利息计算方式是可能导致贷款额急剧膨胀的一种计利方法，但也要考虑借款时间、偿还期限等情况才能确定这种计息方式是否公平合法，如果双方约定的这种计息方式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计息标准，笔者认为应当予以支持；但是如果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七条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如果说因为使用了"计复利"这种方式，就要全部推倒重来，这不仅对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债务人也会认为法律有空可钻，并不利于社会整体诚信的伸张。
六、民间借贷能否约定违约金和违约利息问题
合同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贷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收取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支付利息。一般来讲，合同法关于借贷合同的约定是针对商业借贷合同而言，并非针对一般的民间借贷合同，那么在民间借贷案件中能否约定违约金和违约利息呢？笔者认为民间借贷合同是一种实践性合同，除了借贷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外必须有物之交付方可成立；而商业借贷合同则是承诺性合同，仅依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因此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如果贷款方未能如期提供借款或者借款方并未收取约定的借款，都表明此借款合同并未成立。民间借贷一般都是亲人朋友间基于对亲情、友情关系的信任而发生，很少存在恶意磋商等行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因合同未成立，即使双方有关于违约金或者相关的利息的规定，也不应当予以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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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载，前段时间，在高息诱惑下，江苏泗洪出现“全民放高利贷”的状况，一时间，泗洪街头宝马、奔驰车云集。数月后，借贷大户“失踪”，停止付息，高利贷市场随即崩盘，放贷者惶惶然等待或以自己的方式追讨贷款。媒体曝光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并对非法集资案件，采取多种打击措施，成效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泗洪，近日厦门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高利贷市场资金链断裂事件，造成借贷者“上高速”逃匿、放贷者血本无归或自杀的惨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私人借贷利息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从规定中可以看出，利率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以上，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高利贷了。由于畸高的借款利息远远超出了金融风险的可控范围，放贷人的资金风险事实上巨大无比。一方面，高额利息使借钱人无力偿还，最终陷入恶性循环，又因债主所迫，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另一方面，放贷人也可能会因借钱人逃匿而血本无归。民间借贷并非都是洪水猛兽，但如果缺乏监管，导致“崩盘”，将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容易演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甚至给金融市场带来冲击，泗洪高利贷事件折射出民间融资市场亟待规范。
一是从根源上治理。融资难是高利贷出现的根源，应大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这有助于隔断其对民间高利贷的依赖。当前，资金成本节节攀升，实业经营压力不断加剧，一些民间资本脱离实业领域进入民间借贷市场，相关部门应从资金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堵疏结合，给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和发展环境。
二是解决民间高利贷监管真空的难题。相对于民间借贷的凶猛，监管则显得相对单薄。目前，银监局主要针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监管，金融办主要监管小额贷款公司；而《刑法》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中，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使得罪与非罪界限比较模糊，难以界定。而高利贷又总是披着民间借贷的合法外衣，致使民间高利贷的监管成为“无头公案”。因此，政府金融机构应有明确规定，不要形成监管的“真空地带”，使得民间的非法借贷泛滥成灾。
三是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百姓正确投资、消费，增强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告知百姓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的违法性质及其巨大的风险，让百姓自觉远离高利息诱惑，既不要做高利贷的“借款人”，也不做“放贷者”，以免掉进高利贷的“陷阱”。
一、民间借贷概念新解读
在我国，借贷市场主要由金融机构借贷和民间借贷组成。金融机构借贷，指受国家金融机构监管的银行、信用社、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信托公司、小贷公司的放贷行为。《新法释》解决的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因资金融通而发生的争议，该法释第一条第一款开宗明义：“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这个界定体现出了民间借贷行为特有的本质和主体范围。从称谓的形式上明晰了与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区别，也从借贷主体的适用范围上与金融机构进行了区分。民间借贷主体不仅仅包括自然人，还包括法人、其他组织。具体分为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和法人与其他组织之间六类借贷关系。
二、民间借贷抵押登记的历史及现状
1.民间借贷抵押登记的历史情况
民间借贷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融资信用形式，“民间借贷”这一称谓约定俗成，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为社会广泛熟悉。前，民间借贷即已非常普遍，一般借贷双方都邀请没有相关利益关系的人见证，共同签署相应的借款合同，同时使用不动产（包括房屋、土地）出典担保借款，构成了中华法系特有的典权制度。后，50年代初期开展了不动产总登记，民间借贷抵押由登记部门向典权人颁发他项权利证书，证书上载明他项权利类型及债权数额等基本信息，成为不动产抵押登记的基础雏形。
2.民间借贷抵押登记的现状
目前民间借贷游离于体制之外，没有正式的监管形式，比金融机构借贷风险更高。有数据显示，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之后第二位民事诉讼类型。长期以来，为避免、减少纠纷，登记机构对于民间借贷抵押登记审查非常谨慎严格。1991年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1996年由中央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对于企业之间的借贷，一般以违反国家金融监管秩序为由而被认定为无效、被查处。有些部门规章对于民间借贷也有限制条款，2012年由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关于规范土地登记的意见》规定：“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取得金融许可证的金融机构，经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等可以作为放贷人申请土地抵押登记”。这些制度性规定在司法界和登记实务界被长期实施、执行和遵守。部分登记机构大多也仅受理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自然人为贷方）、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自然人为贷方）的抵押权登记；因购销合同等民商事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的合同义务，对义务履行的担保导致的抵押权登记予以受理。对于自然人和法人（自然人为借方）、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自然人为借方）、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借贷的抵押担保，因制度禁止都不受理。1997年《合同法》和2007年《物权法》颁布实施后，加之市场经济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绝对认定民间借贷行为无效面临着法律冲突和实践的诘难，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不断拷问着“良法之治”还是“恶法之治”？《新法释》的颁布实施，规范了民间借贷行为，明确了民间借贷的主体，拓展了不动产抵押登记的范围，为登记机构办理民间借贷抵押登记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不动产抵押登记中民间借贷合同的审查
《房屋登记办法》规定，申请抵押权登记应当提交主债权合同。《土地登记办法》亦规定，依法抵押土地使用权的应当持主债权债务合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也明确，申请人应当提交相关的不动产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登记原因证明材料。针对于不动产抵押登记，这里所指的登记原因证明材料即包含借款合同。前述法规均明确登记机构在办理抵押权登记时需要收取借款合同进行审查，以明确借贷的基础法律关系。笔者认为登记机构在受理民间借贷抵押登记时对于借贷合同的审查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判断
借贷合同有效才表示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成立，一方当事人才能向另一方当事人主张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也只有基于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才能保证合同的履行，使双方利益得以实现。《新法释》在借贷合同效力这一部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1）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为借款已实际履行完毕，这是由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实践性特征所决定了的；（2）企业之间为了生产、经营需要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只要不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本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内容的，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这是新法释的重要内容之一；（3）企业因生产、经营的需要在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有效；（4）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而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本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内容确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新法释》具体列举了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包括：（1）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2）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3）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4）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5）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由此可见，《新法释》对于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做了很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作为登记机构，对于借贷抵押的实体法律关系效力既无必要又无能力一一究问查明，但要根据前述法条规定注意两个要素：（1）借贷双方主体适格。这里的适格主要是看借贷主体如果是自然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果是法人或其他组织，需在经营期限内，且不能有营业执照被吊销或注销的情形。（2）对于企业和其他组织，无论通过何种方式筹款，借款用途系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
2.关于民间借贷利率、利息
利率、利息的规制是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是《新法释》的亮点之一。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特别是浮动利率的实施，以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作为利率保护上限的司法政策变革势在必行。《新法释》有关民间借贷利率和利息的内容主要包括：（1）借贷双方应明确约定利息；（2）确定了民间借贷适用的固定年利率。明确借贷双方约定的年利率未超过24%，法律应予保护；24%-36%这一部分作为自然债务，取决于借款人自动履行的意愿；超过36%以上的，因为其已构成不当得利，法院会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笔者认为，虽然利率、利息不是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内容，但是如果登记申请人提交了未明确约定利息或约定年利率超过36%的借贷合同，登记机构未及时指出，予以登记，很难说这项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瑕疵；一但当事人之间产生纠纷，往往会将登记机构卷入行政诉讼中。因此，登记机构需要对贷款利率进行审查，对于违反规定的合同，登记机构应不予受理，要求申请人依法更正，并不得确认为抵押担保的主债权范围。
3.民间借贷主体资格的审查
《合同法》规定，合同订立双方应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新法释》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也是《新法释》的一大亮点，与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颁布的《贷款通则》和1991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放贷主体应为具有金融许可的金融机构有了变化。不仅金融机构、典当公司、担保公司等企业可以为出借方，一般企业法人及其他组织也可以为。因此，对于登记机构，应对民间借贷双方的主体资格进行审查。即作为放贷主体，自然人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人或组织应在其身份的合法有效期内，且未被吊销或注销。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律规制；诉讼时效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4月16日
民间借贷是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但法学界对民间借贷的研究比较少，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也比较零散、粗浅、总体上缺乏对其的正确引导。在我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更灵活，有利于缓解国家资金不足的问题，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应当引导、鼓励、规范民间借贷关系的发展，而不应给予过多的限制，应当在依法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前提下着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一、民间借贷的涵义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借贷。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相对于银行借贷而言属于直接融资，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同时，因借贷产生的抵押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根据《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民间借贷在性质上是一种法律行为，在内容上只能是借用金钱，在主体上也只能是自然人和企业。此外，由于民间借贷本身具有自由性、广泛性的特征，所以弄清楚民间借贷的种类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认定民间借贷的法律效力，便于相关机构解决此类纠纷问题。
（二）民间借贷的种类。民间借贷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
1、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即民间个人借贷活动，是自然人之间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通过自愿协商，由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借款人在约定或者法定的期限内归还借款的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都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贷。且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家规定，超过部分法律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禁止复利，即“驴打滚”。
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产生的社会基础关系复杂多样，有的基于亲情关系，有的基于合作关系等，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是一种互通有无的互助行为，是符合民法要求的，是城乡居民解决生产、生活资金需求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行为。自然人之间的借贷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手续不规范。民间借贷中用来约束借贷双方的主要是口头协议和便条借据，很少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合同，极易出现矛盾纠纷。
第二，感性因素浓厚。民间借贷依附亲情体系，借贷分散，随意性大，且有很强的隐蔽性。通常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有较强的信任基础，在请求支付等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上有其特殊性。在还款时间以及利息的约定上也经常具有不确定性。这一切因素在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时，会带来举证困难，事实难以认定等局面。
第三，发生频率高。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自然人之间经常发生短期或者长期的借款现象，实现着民间借贷互助。但是，由于我国大多数人法律意识较为薄弱，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民间借贷的纠纷也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2、自然人与企业（单位）之间的借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一样，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是出借人与借款人在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往往涉及面较广，处置不当会使法律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如现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自然人之间借贷案件的处理其涉及国家利益、银行债权、购房者、股东、其他债权人利益，处理不当将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又如在有限公司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中，大多数股东并不直接参加经营并及时知晓经营信息和状况，控制公司的只是少数大股东，如果公司虚构债务，一旦执行后就会减少公司利润或者增加公司亏损，从而直接损害其他股东利益。与此相关，国家税务机关针对公司、企业利润所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必然减少，这将直接损害国家利益。由此可以看出，以企业的名义与自然人之间达成借款协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企业资金周转等问题，但是也引发了逃避债务、抽逃资金等一系列的问题。
3、企业之间的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是违法借贷。企业借贷出去的资金实际是银行贷款。1996年下发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企业之间不仅不得办理借贷，而且连“变相”借贷融资都不被允许。故这类借贷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类型。
二、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现状及完善建议
民间借贷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民法中的债权理论与合同法同样也适用。但民间借贷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有必要对其进行更为详细的规定。在现行法中搜索，就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问题，较为明确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现状及不足：
（一）民间借贷案件真实性的确定问题。由于民间借贷的手续简单，当事人之间往往不签订正式借款合同，而是以借条或者欠条、收条等来代替，或者只是达成口头协议。欠条和借条都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而收条则不仅仅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还能够作为股权关系或合同履行的证明。前者如公司收到股东出资时出具的凭证；后者如卖方收到货款时出具的凭证。在这两种情形中，持有收条的一方是无权要求对方清偿收条项下的款项的。持有收条的一方要求出具收条的一方清偿收条项下的款项，就必须证明，其所持有的收条是债权关系，而并非股权关系或合同履行的证明。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出示一张收条通常是不够的。收条的持有者在不能出具其他证据时，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败诉的风险。
在民间借贷出现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多种途径来解决。随着法制观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纠纷已诉至法院。这类案件中，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出借人作为原告需要就借款事实提供证据，借款人如果否认借款事实，同样也需要对其陈述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这种情形根据我国现行的《合同法》及《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已足以解决纠纷。
其二，在原告的主要证据就是被告出具的一张借条，且当事人双方均对债务无异议。法院是否应对借贷事实本身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以及如何进行审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方式，而这涉及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三条的理解和日常经验法则的运用。
一般认为，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模式更强调法官的中立地位和当事人的主导作用，强调“以证据认定的事实”，通常只有当事人才能够将争议的事项导入程序，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除涉及身份关系外，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审查。诉讼中，当事人往往将不利于双方的事实通过自认来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由于诉讼的公法性质，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应当顾及当事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相互协调和平衡，因此，《规定》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
民间借贷具有当事人较少、法律关系简单、证据单一、法律关系中一般不涉及第三人等特点，其主要证据就是借据。一般情况下，有借据且对方无异议时可以认定借贷关系的证据充分并可直接作出裁判或进行调解，法院一般也不再要求当事人提供其他证据。正因如此，实践中通过虚构债务经诉讼程序达到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目的从而损害国家、集体以及其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避免上述现象的蔓延，有必要放宽对法院责令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据的标准，使得案件的事实基础更为可信，且更能有效地保护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
（二）诉讼时效的适用问题。时效期间是法律对民事权利提供保护的期限。在此限期内，权利人行使请求权，即可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权利人不能再依诉讼程序获得救济。民间借贷作为民事主体进行的民事活动之一且并非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因此，同样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即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计算。
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即自然人之间互的生活方面的借贷有其特殊性，不应当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民间借贷依附亲情体系，是一种互通有无的互助行为，在城乡居民解决生产、生活资金需求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民间借贷在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在较强的信任基础，在请求支付等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上有其特殊性。为了帮助朋友、亲人，在其自身遇到困难时也不愿意向朋友、亲人讨回借款或者基于双方合作信任关系，对于彼此之间的欠款等不直接主张权利的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常见到，这不能说明这些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一种互助和诚信精神。在当今这个信用有所缺失的年代，立法的目的不仅需要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督促其行使权力，同样也需要将我们的优良传统和民间善良风俗传承下去，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应当适当延长，不应当适用过短的两年时效，具体时效的确定需要调查考量社会成本、司法成本及民俗习惯等来予以确定。
当然，2008年8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时效中断等方面做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完善了《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这对我们的司法实践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是针对民间借贷自身的功能和特殊性，我们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项关于民间借贷的法规。
（三）民间借贷纠纷中的利息和违约金问题。民间借款是自然人之间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由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借款人在约定期限内归还借款的民事法律行为。民间借款的利率由当事人约定产生，因此，民间借贷的利率实质上是确定自然人之间因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后而孳生的债，法律性质上属合同之债，是按合同约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由于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是在当事人自由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由性、广泛性的特征，因此法律法规对于民间借贷的规定并不严格，而给当事人较多的自利。《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这一条文确定了只要出借人与借款人在实施订立、变更和终止借贷行为时，在形式和内容上符合法律规定，国家就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予以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允许民间借贷的有偿性，借贷利率可以高于国家银行利率，突破了以往民间有息借贷的。《合同法》第211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从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自然人之间的借款，立法精神是以自愿为原则，充分体现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但是，对高利率没有明确的解释，对什么属于高利率等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利息纠纷的处理各地法院理解和认识并不统一，适用法律、保护的程度也不同，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和法治的统一性。在借款合同纠纷中，双方既约定了利息，又约定了违约金，且利息和违约金的总和超出了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4倍，具体如何去计算利息和违约金成了目前争议最突出的问题。
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中的利息和违约金问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中利息、违约金等问题的解答》中明确提到：“当事人约定违约金高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尊重当事人的约定。若当事人以约定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调整的，法院可以参照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进行调整。”这个解答开了关于借款合同利息和违约金纠纷问题的地方法院作出司法解释的先河，不失为利息和违约金过高而产生争议的较好的解决方法，能够有效地平衡借贷双方利益，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参考该解答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以解决利息和违约金问题各地法院司法混乱的不统一的局面。
综上所述，只有完善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使民间借贷这种行为走上法制的轨道，也才能从根本上防范民间借贷活动中的风险，减少民间借贷纠纷，从而确保民间融资市场的有序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徐德林.浅谈民间借贷纠纷中的利息和违约金问题[J].中国中小企业，2008.
欠钱不还引发的纠纷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不承担刑事责任。但当事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可能构成诈骗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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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间金融的基本理论探讨
1．1民间金融的内涵界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民间金融活动日趋频繁，究其内涵，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诸多观点，见仁见智，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国际上，由于各国具体国情和法制传统的差异，以及各学术流派研究的方法与侧重点不同，对民间金融内涵的界定莫衷一是。美国学者施密特将民间金融界定为依靠社会法律体系之外的对象运行的金融活动，其与正规金融之间的区别在于交易过程中依靠的对象不同;德国学者卡莫尔教授将民间金融界定为游离于国家官方金融体系以外的，不受官方信用控制的金融交易活动［1］。国内学界对民间金融内涵的界定也提出了种种观点，可谓见仁见智。张学军教授认为民间金融是指相对于国家金融制度和银行组织，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活动;胡德青先生则将民间金融界定为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之间、企业之间以及自然人与企业之间游离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以外的、以资金借贷为主的融资活动［2］。综合上述观点的共同之处，并对不同之处进行利弊权衡，笔者认为对于民间金融的定义应做如下界定:民间金融是指游离于在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之外，非国家正规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之间、企业之间以及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活动。
1．2当前我国民间金融的特征
其一，融资规模急剧扩大。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民间资本急剧膨胀，民间金融的涉及范围越来越广，交易总量也持续扩张。中信证券研究报告认为，2011年我国的民间融资市场总规模至少超过4万亿元。融资规模的急剧扩大一方面满足了部分融资主体的经济需求，另一方面折射出我国民间金融的泡沫性风险。其二，利率弹性大，且趋于高利率化。我国民间金融通常根据借款的主体、用途、时间长短、急缓程度来确定利率，利率的弹性很大，既有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的互助式无息、低息借贷，又有等于或略高于银行利率的普通借贷，也有“利滚利”试的高利贷。此外，从整体上看，民间金融的利率趋于高利化，特别是高于银行利率的民间借贷，其利率水平持续增高。其三，潜在风险巨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当前我国民间借贷面临着融资规模、融资结构、利率价格、信用违约等风险，多重风险交织，使得我国民间金融市场面临着巨大的潜在危机。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有相当比例的民间资本并未进入实体经济，支持实体生产，而是转入“钱生钱、利滚利”的投机性金融链条之中。
2民间金融立法原则明晰
2．1明确性原则
法律的规范性、强制性和权威性要求法律规范内容自身必须清晰明了，法律概念的内涵必须明确，逻辑必须严谨，并且避免出现自相矛盾或规范不清之处。法律是公民行为的最重要的规范，直接关切着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倘若公民不能从法律上知晓其行为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后果，必定会使其陷入一种“行为困惑”的窘境，那么法律对人们的规范作用将大打折扣［3］。民进金融不仅涉及合会、私人钱庄、普通借贷、高利贷等诸多法律类型，而且对于合法借贷、非法集资等行为类型也极为错综复杂。规范民间金融的法律更应秉承明确化原则，将相关概念的法律性质及其法律后果清晰地、规范化地规定在相关法律中。
2．2分类规范原则
立法上应根据民间金融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规范，具体来讲，主要分为以下四种类别:第一，普通民间借贷。该种类型的民间借贷利率低于、等于或者略高于同期银行利率。这种简单的民间金融属于民事主体之间平等、自愿地支配其资金流动，并自己承担风险的活动。对于此种金融活动，体现的是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精神，应当受到的法律保护。第二，高利贷。高利贷是指高于正常利率的贷款，该行为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同时利用他人的急需资金的特殊情况而掘取高额不当利润，损害了他人利益，法律应对其予以否定。第三，合会。合会是一种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具有互质的自发性群众融资组织。合会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历史，如今在浙闽一带十分盛行，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对于民间闲置资金的配置和民间的融资问题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法律上应对其进行合理规范，并予以保护。第四，私人钱庄。私人钱庄是指没有经过国家相关机构审批而设立的的金融机构，其与银行类似，通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来进行运营。私人钱庄的存在不仅对国家的金融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极大地加剧了国家的金融风险，法律应对其予以取缔。
2．3利益协调原则
平衡协调原则，是指民间金融的相关立法要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出发，来调整民间融资法律关系，以促使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协调统一［4］。作为统指导、统领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利益协调原则要求追求民间金融的相关立法应统筹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统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筹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统筹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需要注意的是，利益“协调”不等于利益“平衡”。进一步讲，实现融资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仅需民间金融主体所得到利益在自己创造的利益总和之中占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即可，而并不要求融资主体之间利益的绝对对等。
3我国相关立法现状及缺陷检讨
我国《合同法》第197条至第211条对借贷合同作出了若干规定，最高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则更为系统、具体地规范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打击非法集资等活动的通知》对地下钱庄、高利贷及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予以否定。此外，我国《刑法》建立了非法民间金融的刑事处罚制度。《刑法》涉及非法民间金融犯罪的罪名主要有三类:第175条规定了高利转贷罪，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192条规定了集资诈骗罪。2011年1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对非法集资类行为做了更为深入、具体的规定。尽管我国对民间金融做出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但民间金融的相关立法仍存在着不尽完善之处，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3．1民间金融法律地位缺失
目前我国民间金融已经步入高级阶段，融资交易的规模巨大、范围广泛、方式灵活等特点，客观上使得与正规金融相对应的民间金融可以快速适应和满足该种需求。然而，至今为止我国没有一部法律来确立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法律层面上尚未对民间金融予以明确的肯定或否定，民间金融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尚待明确。我国民间金融活动虽然“大张旗鼓”，但只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民间金融法律地位的缺失，使得民间金融活动游离于法律之外，致使民间金融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很难得到法律的保障。
3．2对超过法定最高利率民间借贷的法律后果规定不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司法解释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同期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其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然而，法律并没有对超出该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最高利率的融资行为规定某种处罚，这就导致民间金融特别是担保公司等机构提供的短期融资中，高利贷现象非常泛滥，对我国的金融秩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3．3非法集资类犯罪法律规定不尽合理
根据《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集资类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笔者认为，刑法对非法集资类犯罪存在着如下两方面不合理之处:其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妥。“目的”毕竟是产生并且存在自然人的内心世界，人们很难从客观行为中精准地把握，在实践中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极为困难。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认定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前提要件不利于严厉地、有效地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以维护国家金融秩序。其二，非法集资类犯罪配置死刑不合理。从刑罚的公正性角度分析，刑罚剥夺权益的总效用不得超过犯罪行为侵害的总效用，刑罚的严厉性也应等于或低于该犯罪的严重性，对经济性犯罪的非法集资罪配置死刑，用经济利益衡量人的生命，是对生命的一种侮辱，对犯罪人来讲是有失公正的［5］。此外，从刑罚的功利性角度来看，刑罚的目的就是预防犯罪，自由刑和财产刑足以有效的预防非法集资类犯罪，对其配置生命刑就显得“杀鸡用牛刀”了，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
关键词：民间借贷 法律性 立法 农村
一、当前农村民间借贷的现状
我国目前农村的民间借贷行为十分活跃，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民间借贷的主体多样化
民间借贷的主体十分复杂，以主体为标准进行划分，民间借贷可以分为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包括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之间、企业之间的借贷。
（二）民间借贷用途广泛
在民间借贷中，其生产性借贷与生活性借贷平分秋色。生产性借贷主要用于投资大棚蔬菜瓜果、养殖奶牛、承包土地、购买农机具等；生活性借贷主要用于看病就医、子女上大学、婚丧嫁娶、建造新房等方面。另外，子女上大学、婚丧嫁娶、建造新房等一次性大额支出经常会超过农户的支付能力，这也是导致农户借贷的主要原因。
（三）借贷方式灵活，贷款标的额不等
民间借贷的行为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口头约定型。这种类型主要发生在亲戚朋友等熟人之间，依靠血缘、道德来维持。另一种是简单借据型。这种形式主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以及数额较大的借贷之间，借据形式简单，易发生纠纷。以上两种形式的民间借贷发生纠纷之后，一旦诉诸法院，法院无法查明事实，当事人无法借助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民间借贷相关法律和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目前有关民间借贷的最直接法律规定
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尚没有专门的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或是行政法规的存在，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民事行为，民间借贷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一种形式，自然地受到相应的民事法律法规以及《合同法》的直接调整。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更加具体而直接针对借贷行为所产生的纠纷做出处理的专门性法律文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1991年7月2日第502次会议通过，并由最高人民法院以法(民)发[1991]21号通知于1991年8月13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可以说是人民法院在审理借贷案件过程中的一个最具直接意义的指导性文件。
（二）对我国目前有关民间借贷直接法律规定的评价
1.法律规定零散，没有专门法律法规调整
尽管在我国的《合同法》、《意见》以及其他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中存在某些直接针对民间借贷进行规定的法律规范，但是，我国目前尚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或是行政法规对民间借贷做出一个全面系统的规制与调整。而与这样一种法律缺位的情况相比，我国的民间借贷却大量存在并且日益成为一种显性的社会事实，
与之相关的法律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
2.现有法律法规本身科学性、协调性差
在现有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之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就拿《合同法》第196条来说:“借贷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但事实上民间合借贷合同大量存在无息借贷的情况，既然该条款包括民间借贷合同在内，那么，“并支付利息”的提法本身就有欠科学，尽管对金融机构借款而言，支付利息是肯定的，但在民间借贷，笔者认为，在支付利息前而最好加上“约定”二字。当然通过法律精神解释的方法，这个结论应当是题中之意，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条款还是不太完善的。
三、关于完善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建构民间借贷的法律价值体系
首先，民间借贷以自愿为基础，经过当事人充分的协商达成一致签订合同，集中体现了合同自由，是私法自治原则的集中体现，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理应获得法律的承认和支持。民间借贷法律的自由价值首先体现为借贷主体资格的合法性。承认了借贷主体的合法，就意味着具有了交易自由与营业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受到非法的干扰。其次，民间借贷符合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但是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始终处于高风险、不确定的状态，纠纷较多，严重影响着借贷市场的秩序。第三，保护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仅仅停留在财产权的确认方面，还有财产权的行使。利用财富、利用方式受到法律的保护才是对财产的长远保护策略。
（二）关于民间借贷立法的问题
就民间借贷来看，最主要的需要解决的是其合法性的问题，至于具体的行为规则可以参照相关民事法律规范。我国现行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虽然过于零散，过于原则性，没有形成一个体系，但却为民间借贷法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像民间借贷这一法律关系中涉及的债权人、债务人及保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在《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范中都有相关的规定，尤其是《合同法》为民间借贷法提供了很好的轮廓，因此在解决了民间借贷合法性的前提下，可以参照借款合同的规则办理。如果制定专门立法，也需要结合已有的法律规范的规定，这不仅可以缩短制定民间借贷法所需要的时间，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法制统一性的要求。
（三）完善民间借贷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
借贷双方在协议借贷后，到借款人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登记备案。首先由政府部门制定统一的民间借贷合同范本，从借贷双方、借贷时间、借贷金额、贷款利率、贷款用途、放款方式、还款时间等内容予以明确规定，借贷双方当事人在办理手续时填写，并加盖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公章，合同书一式三份，借贷双方及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各执一份。其次，每年年底由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对本年所登记的民间借贷情况统一汇总，上报政府相关部门，便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减少民间借贷对宏观调控的影响，同时对社会公众进行民间借贷的风险提示.这样，贷款人在贷款给借款人之前可以到借款人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查询借款人以往的借款还款情况，对某些借款人的欺诈行为形成了一种制约。
完善我国农村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是民间借贷发展完善的自我要求，同时对于建立诚信社会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减少了民间借贷纠纷的发生，在司法资源稀缺的今天，有利于法院及时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参考文献：
[1]戴建志.民间借贷法律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
[2]李权昆.农村民间借贷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上海金融.2003；
关键词：民间借贷；利息 ；违约金；诉讼时效
中图分类号：DF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6-0275-02
引言
民间借贷以其手续简便、时效性强、能较好满足市场对资金的需求等特点，成为市场不可忽视的一种融资渠道。但从法院每年统计显示，民间借贷纠纷势头却有着越演越烈之态势。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年底统计显示，2008—2011年，浙江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期间的2008年起，民间借贷案件的数量便急骤上升，收案72 332件，较2007年增幅高达60.56%；2009年收案88 925 件，增幅有所趋缓；2010 年收案87 741 件，同比甚至略有下降；2011年为 93 067件，比 2011年增长了6.07%。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适用不一致对于利息、违约金等问题出现不同地区同案不同判现象。本文就针对上述情况采取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以抛砖引玉之形式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持续、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民间借贷合法性认定问题
1.合法性。因为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严防“手拉手”式调解，杜绝虚假诉讼案件的发生。借款合同是事实存在的和给付事实已发生是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必具备的条件。因此在案件的审理中，法官应严格审查交付时间、地点、借款目的及用途、交付凭证、履行能力等证据材料，如债务人对借据内容的笔迹和签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的，可参考司法鉴定结论等形式来认定。不能仅限出借人与借款人对借贷关系承认与否，应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度、证据间的相互印证对借款事实进行综合认定。严防仅凭出借人出具的一份借条不做深层次地挖掘就草率地适用证据规则，从某种意义上充当了非法借贷的“帮凶”。特别是对于公告送达的案件，由于被告缺席，法官更应注重厘清细节，从而有效甄别借贷事实，对于难以查明借贷关系的，应裁定驳回，严厉打击虚假诉讼。
2.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告首先应当出具借条、汇款凭证或收条来证明借贷关系成立，使法官产生临时的心证。由于借条、汇款凭证等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此时证明责任转移到了被告身上，如果被告无法或者动摇法官的这一心证，将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被告如能进一步提供证据成功地动摇法院关于借贷关系存在的心证，至少使法院认为借贷关系存在的事实是真伪不明的，故而证明责任再次转移至原告处。原告没有能够进一步的提供证据，如证明资金的来源、借贷关系成立时的情形等，无法完成说服法官的任务，应承担不利后果。
二、主体认定
民间借贷行为人双方通过签订书面借贷协议或者达成口头协议，形成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借据中明确的出借人为债权人，没有明确出借人的，持有借据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推定为债权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借据上署名的借款人推定为债务人，具有被告主体资格。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有行为人虚构借款人或者已注销的法人作为被告的，应告知当事人主体不适格变更被告，原告拒不变更或无法变更的，可以裁定驳回。对于以下两类借贷关系主体应仔细甄别：
1.“私借公用”借贷纠纷案件主体的确定。对此问题司法实务中有两种意见：其一，对认定私人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款属于公司借款还是个人借款，应根据借据的内容、借款用途和实际支付借款来确定。借款用于单位的，由单位偿还；借款用于个人的，由个人偿还。其二，单位负责人以个人名义借款，无论是否用于生产经营，都应当判决单位负责人偿还。笔者较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如果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款，该法定代表人即为借款人，借贷关系存在于出借人与法定代表人之间，出借人与法定代表人所在单位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如果单位法定代表人借款用于该单位生产经营，则该法定代表人与所在单位则形成另一种法律关系。因此，无论法定代表人借款是否用于该单位生产经营，都将承担此笔借款的还款责任。
2.夫妻债务的认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向他人借款，债权人未将配偶列为共同被告的，法院不宜主动通知借款人的配偶参加诉讼，但配偶申请参加诉讼或者案件涉嫌虚假诉讼的除外。如婚姻存续期间的借款，当债权人时，债务人已离婚，原告也可以追加其配偶为共同被告。对于离婚案件中涉及的借款关系，法院应当慎重处理，严格审查，排除夫妻一方通过诉讼形式隐匿财产、逃避债务，故意与亲属串通的假借贷。法院应着重以下几个方面审查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1）审查夫妻双方是否有共同借款的合意；（2）审查该债务是否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或生产经营；（3）借款关系是否明确。如果经审查能够确认是夫妻共同合意形成并且确定用于共同生产、生活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反之，则为个人债务。
三、诉讼时效
时效的起算点有两种：一是从借款合同规定的偿还本金及利息的期限起算；另一种是没有约定清偿债务期限的，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未约定履行期限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主张权利，从主张权利之日开始起算诉讼时效，不再考虑债权人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届满次日起算以及即时拒绝履行债务的情形；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情况下，一般应自债权人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届满次日起算，至借款人清偿完毕之日止。笔者较同意第二种观点，民间借贷在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随时主张权利，不受两年诉讼时效限制。从主张权利之日，起算诉讼时效。对于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对于宽限期的长短，可根据借款金额明确合理期限，一般掌握不超过3 个月为宜，对于债务人即时表示不履行债务的，应当从其拒绝履行债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实践中还存在权利人主张权利时，义务人既不明确表明其不履行义务也不明确表明其履行义务要求给予宽限期，据此在该情形下，如果义务人未明确拒绝履行义务，可推定其同意履行义务，所以债权人再次要求其履行义务的，应视为宽限期届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再次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之日起算。下列情况下应认定诉讼时效期间未超过：（1）借款人在借款已过时效后，通过书面等形式重新认可借款的情况，如债务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或者盖章，可以视为借款人自愿放弃诉讼时效利益，对偿还原债务的一种认可；（2）在当事人约定分期履行债务的情况下，诉讼时效应当从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开始计算。
四、利息的认定问题
民问借款中可以计息也可以不计息，可以口头约定，也可以书面协议，利息表现形式主要为借期利息和逾期利息两个方面。借款期间内对于没有利息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无息借款，借款人逾期未归还借款，出借人对于逾期利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法院应予以支持。对于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出借人可随时主张债权，宽限期届满次日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法院可支持。借款合同约定应当支付利息，未约定利率或约定不明的，有无法证明利率的，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对于有利息约定的，借款本金所有的借期收益和逾期收益均应当以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倍为限，不予保护。但借款人自愿给付出借人四倍利率以上利息，且不损害国家、社会共同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法院可不予干预。如果仅约定借期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债权人参照约定利率或根据人民银行关于罚息利率的规定，以约定利率上浮30%—50%的利率，主张逾期还款利息的，可以支持，但均以不超出4倍利率为限。
有证据证明债权人出示的借据系双方对前期借款本金及利息进行滚动结算后重新出具的，计算复利的，折算后的实际利率没有超出4倍利率的，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折抵本金。
民间借贷中的违约金作为当事人救济的一种手段，法院不宜主动干预。借款合同中既约定逾期利率又约定违约金条款，债权人可选择主张逾期利率或者违约金条款，但均不得超过四倍利率为限。债权人在4倍利率的范围内可以同时主张，均可以支持。
结语
民间借贷作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其作用不显自彰。当下，由于专门调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法律，笔者只能根据司法实务中争议较多的问题进行一些初略探讨，以求民间借贷能更好发挥其作用，规避风险的产生，使实体权利人权利得到真实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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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成因；规制措施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149-02
一、民间借贷的界定
民间借贷又称民间贷款，它与正规贷款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广义上，民间借贷是处在国家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之外，除正规贷款外的贷款，民间借贷不出现在官方的统计报表中，同时也不受法律保护，它是一种非正规的金融活动。民间借贷是市场经济下企业融资活动的产物，当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出现总量与结构供给不足时，它又成为必要的补充。民间借代的主体仅包括纯粹的民事主体，但是不包括金融机构，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民事主体之间。民间借贷是一种民事行为，笔者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存在于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它是以货币资金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及本息偿付为内容的发生在非金融机构的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活动。
二、民间借贷激增的发生机制
1.民间资本日益增多，融资渠道不畅，人们转变投资方式
我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加之人们投资意识的增强，房地产、股票市场火爆，但这些投资行业高回报高风险，专业知识要求较高，而传统的借贷方式投资较安全，程序简便易操作，既能使借贷者较快取得收益，还免除正规贷款、投资的必要的工商、税收、银行等的手续，节省资本，因此民间借贷成为人们投资的首选方式。
2.银行贷款门槛过高，程序繁杂，人们转向民间融资
首先，银行的贷款门槛过高，把那些没有足够的财产作抵押或者提供信誉良好实力雄厚的担保人提供担保的贷款者拒之门外；其次，银行为了避免金融风险，严把放贷关，贷款程序复杂，人们转而投向见效快，程序简捷的民间融资。
3.基层金融机构功能的衰退
金融体制改革后，我国四大银行基层网点的减少与信贷管理体制的集中化，最终，以这些正规、普遍的融资方式作为基础的基层城乡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功能性疲软。同时，在资金实力、服务功能方面，像农村信用社这样的中小金融机构也无法从根本上填补这种缺位。所以，中小型企业走民间借贷这条路是必然的选择，经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和市场自身规律的作用，
4.高回报率进一步活跃了民间借贷市场
由于民间借贷利率比同期银行贷款利率高出几倍，所以出现了民间借贷发展势头迅猛的趋势。尤其是在当前正规融资渠道走势低迷的形势下，民间借贷的优势更见凸显。
5.作为民间信贷运作机制基础的亲缘、地缘为纽带的关系本位促进了其发展
民间金融机构在放贷时是以借款人和中介人的信用为基础的，它一般不以抵押或担保必要条件。这种方式有着道德约束的保障，发生的是个人的关系，属于民事行为，诉讼方便，避免了与银行、工商等部门的诉讼，节省诉讼资本，并且民间放贷自由灵活，对担保品的限制较小，正因其符合传统多数人民的风俗习惯，道德标准，故其激增在情理之中，民间借贷风险正是依靠亲缘和熟人关系来维护，才使得其势如破竹、发展迅猛。
6.借贷双方具备各自的相对优势
民间借贷的贷款方之所以热衷于选择民间借贷方式而舍弃其他投资手段，正是看中了这种方式可以为其实现利润最大化。对于借款人而言，选择民间借贷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更大收益，即使民间借贷需要付出高成本，其仍能迅速缓解燃眉之急，日后收益足以弥补现实损失，仍有利可图，尽管存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但其融资成本过高，故其自然会选择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对双方都有利益可图，为民间借贷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条件。
三、民间借贷完善、规制的措施
鉴于以上对民间借贷激增成因的分析以及其自身固有的参与主体及其资金来源的广泛性、借贷方式的灵活性、借贷形式多样化、借贷期限长期化、借贷利率市场化的特点，并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实践，本文在坚持对民间借贷的规制采取有重点，依分类的原则下，对其体制的完善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对策性建议。
1.制定《新型民间借贷机构法》
首先应明确在现有经济条件下，民间借贷机构有其存在的现实必要性，亟须法律对其主体合法性给予明确规定，以求与现有正规金融机构共存，所以允许民间闲散资金参与现有融资市场势在必行，制定《新型民间借贷机构法》刻不容缓；其次应当明确其具体职能，服务于民营经济主体。这样，以法律对其职能、内容、形式等予以明确，使其与现有的金融机构实现体制融和、对接、在这一指导思想指引下完善具体立法体系。
2.建构相关法律以规范发展现有民间借贷的活动
在立法上，以分类规制的方法，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具体应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我国现有的相关普通民事法律主要用以规范非针对性的个人借贷行为；二是相关主体法用来规制特殊的民间借贷机构的融资法律关系；三是专门的民间借贷法适合规范以具有商业目的并以从事此行为为经常性活动的机构和个人的法律行为。同时，从民间借贷的主体、利率、区域、资金来源等方面有重点的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以有利于民间借贷最大优势的发挥为原则，以民间借贷是否形成规模经济，民间借贷风险集中度的高低来确定民间借贷的具体实施区域，坚持有层次，分步骤的立法，执法，司法原则。
3.建构新型民间借贷机构的市场准入制度
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应从以下方面完善对商业性放贷人准入的相关法律：一是通过制定浮动注册资金行为的方式以实现限定主体的目的；由于借贷行为的资金密集性高的特点，其注册资本的限定远远高于我国队一般公司的规定。实现交易的安全，维护借款人的合法利益，符合其可期待利润，最终达到金融市场秩序有条不紊地运行。正因为高门槛可以屏蔽不良放贷人的进入，减少其风险性，并为整个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提供了屏障，所以规定是适宜的。二是在审查申请人资格的方面重程序、严把关。把对放贷人资格的审查和主要股东、高管人员的“软信息”审查作为重要突破口。鉴于民间放贷行为极易引起纠纷，引发犯罪，因此加大审查力度，完善相关规定，以求把那些必须有瑕疵的主体排除在健康民间借贷市场之外，应重点审查放贷人资格中的对申请人和主要股东、高管人员的“软信息”。我国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定这方面的程度和条件，并细化程序。
4.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和转移制度
通过设立由金融，法律专家组成的危机鉴定中心，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定期警报信息，改进、加强相关网络的融通，实现点、线、面全方位立体化覆盖，建立健全危机预警机制。对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要求其与银监会相互协作，对区域内外的隐患给予综合评定，对危险因素加以排除，随时追踪、预测、分析，以期实现市场那个的良性互动。
5.民间贷款利率问题亟待解决
利率作为规范民间借贷的关键，在目前的法律框架范围内，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与借贷利率水平息息相关，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制约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完善程度以及对民间借贷的保护力度。必须设定利率限制，首先要合理规定利率上限。利率本质上是利润率的一部分，因此，利率上限的确定在立法上要求具备很强的技术性，需要对生产性资本和消费性资金的收益率加以考虑，投资回报本身的风险性、契约执行的情况等也应列入必须予以关注的因素，因此，有学者建议确定一个不确定的利率限制。关于高利贷的最适宜的标准，为达到公平保护借款人的目的，则不适宜制定较高标准，并且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后，贷款的偿还客观上存在不确定性。某些借款人为偿还贷款，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这时道德风险的发生必然随之而来，同时，若对高利贷的标准制定得过低，也将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银行对借款人发放贷款缺乏积极性，使借款人融资出现困难；二是民间借贷从合法转向地下，法律规定的相关缺失，借款人将付出更大的成本。立足我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地下钱庄的泛滥充分对第二种可能提供了事实证明。其次需要完善高利贷法律责任制度。民间借贷立法可设置两个利率限制标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建立梯级过渡性的双层法律责任制度对进一步削弱高利贷的负作用，同时也可以减少刑事手段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以实现法律社会的双效应。
6.相关执法部门需加强监管、监察力度，规范执法活动中新型融资市场的秩序
严格控制民间贷款在公司总资产中的负债比例，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风险临界点—禁止吸收公众存款，不得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立法的严重缺失和执法的不作为，必将危及金融安全。在坚守这个风险临界点的前提下，应当为民间借贷资金来源提供新的，更加多元化的解决途径，以便于民间借贷的有序、和谐发展，提高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以确保商业性民间借贷负债融资相关法律法规贯彻落实，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首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线在立法上必须给予明确的划分。其次，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原则下，应有层次，分步骤地放开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向银行等融资的渠道。再次，对从事三农的民间借贷经营者，应当进一步加大政策性融资资金支出，减少可控的风险。最后，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人发行金融证券，吸收非金融类企业的大额存款、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渠道，使其具有预见性，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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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提示
（一）案例之一
福安市是福建东部经济最为发达的市县之一，这里做“会”的传统由来已久。2004年6月，“标会”这种民间金融互助组织最终走向异化，成为一场巨额的赌博游戏并演化成社会性的灾难。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标会崩盘风暴中，当地做会的百姓被卷入的财富从100多万到600多万不等，更糟的是，这些财富中只有小部分属于他们毕生的积蓄，大部分则来自亲戚朋友、银行抵押贷款、高利贷以及从小会标来的会款，此次福安倒会事件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动荡。[1]
（二）案例之二
浙江宁波市某县解放前就有合会历史。这一点与邻近的台州及温州、以及福建和广东的许多地方一样。1991年，某县的标会达到高峰。据某县工商银行1991年5月份对城关212户居民的问卷调查，参加标会的有178户，占84%.会金越来越多地用来以会养会，还有不少会金被用来赌博。许多合会成为人们企图用来获取高额利息收入的手段，这种利息收入远远高于一般投资所能获得的回报。最终，某县的“会山会海”开始倒塌，一些人席卷所标资金潜逃，造成倒会风波。[2]
合会是长期流传于我国民间的金融习惯和传统互助组织，作为闽、浙、粤地区一种较为典型的民间资金运作方式，一直以来，其运作细节不为一般人所知。由于其隐秘性和分散性，合会等民间融资形式长期游离于法典之外，成为高风险但顽强存在的秘密金融。
二、合会概述
（一）合会相关的定义
合会俗称为互助会，乃是东方国家独特的平民金融制度，为西方国家所无，相传从魏晋南北朝时代即自印度传入中国，在我国已有千余年历史。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等国也有类似组织，在日本称旧式组合无尽、无尽讲，也叫赖母子或赖母子讲；在印度称夺标制（Kuttu-chittll）或友助会（Nibhi）[3].按照有关学者的注释，合会系“由两人以上的会员约定会数，每次每会应支付的金额或者每次应得的总金额，每次支付会金的时间和方法、决定每次受款人的方法及金额等事项的契约。”在这里，合会被称为Hehui Contract[4].按照台湾地区“民法”的定义，合会为“由会首邀集二人以上为会员，互约交付会款及标取合会金之契约。” [5]有关合会更加具体的英文泛称为“mutual fund” 、“Chinese Money-loan Associations”或“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即“ROSCA”，意为“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按此，这是一种成员之间的借贷，是成员之间的资金互助，同时涉及了储蓄服务和信贷服务。
在合会中，最基本的联系体可以表现为会首－会款－会员。合会的起会人称为会首或会头，其可为一人也可为数人。其余的成员则称为会员或会脚。会款又称会钱、会金，是合会的会员每人每会逐期给付的金钱或物品，缴纳会款是会员的主要义务。
会首和会员均以自然人为限，同时会首须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对于会员而言，会员可以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其标会活动由其法定人，但显然此种行为能力欠缺者不得参加由其法定人为会首的合会，以避免发生自己的情况。合脚可以依其需要，参与数个不同的合会。而关于会首和会脚能否合一的问题，现实有出现合一的情
况，然为更好保护合会运作而避免合会成立后不久会首恶意倒会的发生，台湾地区“民法”
在此做出限制，明定会首与会脚身份不得混同。[6]在会首的人数上，民间并没有强制规定的做法，即合会相关的约定不违反善良风俗，均为有效，会首应可不以一人为限。
依习惯，会首有收取首期全部会款的权利，无须经过竞标手续，在第二会以后，会首则按所收会款全额交给得标会员。合会成员之间依据所订立的会单履行付款和享受竞标。会单，又称会约、协定等，其载有会员信息、会金数额及其他认为必要约定的信息，在缔约的合会成员之间产生某种约束力，但更多的是起到一种证据的效力，特别是在合会的性质长期未能明确的时期，会单所发挥的往往是类似借贷的证据效力。
（二）一些值得注意的分类
合会依缴交会款方式之不同，可分为“内标式”及“外标式”两种。采内标式者，得标会员每期应支付金额为起会时约定的会款，未得标会员则支付起会时约定的会款扣除自己得标时的会息即可。采外标式者，未得标会员每期应支付金额则为起会时约定的会款，而己得标会员每期应支付金额除起会时约定的会款外，另应加付自己得标时的利息。[7]两种缴款方式无优劣之分，在本文中以外标式为例予以说明。
按会员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单线型合会、团体型合会。所谓单线型合会系由会首与会员间订立的契约，会员之间并无法律关系存在，“仅由会首与会员为约定”；团体型合会即合会契约的当事人为全体会员，会首亦为会员，且会员与会员之间彼此具有法律关系存在，“互约交付会款及标取合会金”。即其间联系体已经转化为会员－会款－会员。此种分类由合会责任的推衍生成，法律关系是否得以延伸和复杂化、多面化，在会员利益保护上有识别作用[8].
互助会依投标日期的不同，可分为“月标”及“非月标”，以每月之固定日期为投标日进行投标者为月标。另非按月投标者，例如每半个月或每十日，甚至每季竞标一次者，则属非月标。我国东南地区的合会融资运作，一般以月标为典型。
此外，合会还有其他一些划分的标准。例如，在合会进行中，已得标会员之会份即为死会，该死会会员即无再为竞标之权利。相应的，为得标会员之会份即为活会；按照合会发起的目的主要可以分为四种：储蓄类、保险类、慈善类和借贷类；按参加人数的多少分为三星会、五虎会、六合会、七贤会、八仙会、九子会、十贤会等；按照得会的方法分类主要有三种：标会、摇会和轮会。按给付会款的标的物份有牛羊会、粮谷会、现金会、支票会。[9]合会留存历史悠久，形式纷繁多样，在此提及的分类仅是沧海一粟。
三、民间合会法律问题阐析
犯罪行为与犯罪心理的发生机制探讨
检察视野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论国际能源法在国际法体系中的定位
浅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和谐及意义
浅析反垄断法中的宽恕制度
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之行政纠纷非诉解决机制
运动式选择性执法的正当化研究
论少年农民工犯罪的成因及对策
论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
浅议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本质区别
关于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现状的实践分析
财产调查权在民事执行中的地位分析
公诉环节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探讨
浅析我国固体废物处理的法律完善
家政服务业应走企业化发展之路
“认定”是厂务公开中的关键
加强新形势下德育教育的途径
浅谈职工健康档案的管理与利用
从一起工资纠纷谈职工维权
把握好厂务公开切入点
欠这名职工的钱应由谁来偿还
论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
谈企业管理中激励作用
劳模,人民不会忘记
职工退休时的年龄如何认定哪些职工符合提前退休的条件
浅析诈骗罪及其与民间借贷的界限
浅析我国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存在的几个问题
如何做好基层党支部的干部队伍建设
浅谈中职德育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社会保障领域职务犯罪的预防调查报告
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之行政纠纷诉讼解决机制
武术课程与知识产权相结合的教学改革初探
补强证据规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分析
探悉如何完善公证行业信任危机管理
探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新方法
一人有限公司与个人独资企业的比较与投资选择
探析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借款凭证歧义的理解
略论民事诉讼中的附带上诉制度
信息技术推动下职业院校法律教育理念的更新与实施
检察心理测试质量技术体系建设研究
司法公开下对构建立案调解制度的思考
浅谈体育教学中的法制教育
浅析民法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
中国婚姻家庭法中离婚制度的分析研究
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法的特殊作用分析
高压线路电网维护中“线树”关系法律适用探析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做好新形势下的驻监检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