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8 17:31: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身处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投资者，开始捧起马克思的著作，以求从中找到时下金融海啸的答案，揭开心中的疑惑。面对金融危机，马克思的哪些基本理论值得关注？对此记者采访了一些经济学家，以下是综合他们的一些观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揭示的论述。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南京财经大学教授何干强指出，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衍生的资本金融化、虚拟化及金融市场中投机、赌博和欺诈的盛行的论述，对于解释当前危机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异化与扭曲，经济危机就有了爆发的可能。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论述十分耐人寻味：“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河南大学教授巫继学认为，虚拟资本无节制地背离实体经济是危机爆发的根源所在，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高科技带来的效益被少数人获取，是爆发的深层原因。
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周期性地反复出现。从周期性来看，经济危机的再生产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
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有专家认为，这是分析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一个切入点。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中，资本家唯一的目标是把剩余价值不断地转化为新的追加资本，导致资本积累呈现出脱离社会需要而无限扩张的态势。也有专家指出，金融危机也让人们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着重研究的虚拟资本理论。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虚拟资本的产生机理、基本属性、运行规律以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危机全球扩散的背景下，10月17至20日，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14次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召开，来自全国70多个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德国、日本的200多名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用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了研讨。与会专家指出，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防范金融危机问题，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采访整理 人民论坛记者 曾金胜）
摘 要 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至今世界各国仍在努力摆脱危机阴影。此次经济危机与历史上几次经济危机有何不同？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该文章将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虚拟经济发展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角度来讨论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 资本主义 根本矛盾 相对过剩 虚拟经济
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为标志，次贷危机开始全面升级。一场规模巨大的金融危机逐步由美国蔓延到全球、由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直至今天，全球主要经济体还在为何时能够彻底摆脱危机阴影而努力。
一、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解析次贷危机的本质
从本质上讲，次贷危机与历史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无区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由于外部竞争的压力和内部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利益驱使，各生产者涌向利润率最高的行业，并积极提高劳动率，搞技术创新，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同时整个社会没有统一的规划，这样就不能保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由此可能造成买卖脱节，供需脱节。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扩大，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更加彻底，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效需求日益缩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导致大量相对剩余人口和失业的产生。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些重要的商品由于没有足够的市场购买力而找不到销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生产过剩的危机就爆发了。这是危机爆发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普遍性原理。
这次经济危机仍然没有超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本质仍然是生产相对过剩的资本主义危机，只是作用形式发生了改变而已。借助于发达的信用系统，近二三十年来美国的透支消费越演越烈，资本家们生产出大量的商品，但是劳动人民手头没钱，有效需求不足，而透支的权利给了他们消费的能力，于是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掩盖了社会购买力的真实情况，信用膨胀的虚假繁荣掩盖了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这只不过是把危机延伸到未来发生而已，一旦发生不确定因素，对未来失去信心，经济泡沫破裂，危机无法避免。总的来说，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表现出来的基本逻辑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危机爆发。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时代的新特征：虚拟经济和全球化
再具体一点，这次次贷危机是借助“金融衍生品”与“经济全球化”这两个新载体，导致危机的时间与空间远超之前的规模。次贷危机的本源其实就是房地产泡沫崩裂，在过去十几年时间内，美国房价普遍上涨了50%-100%，其涨幅超越了实际需求的支撑，这就是危机根源的泡沫所在。既然高房价不可能持久，回归理性实属必然，但是透过华尔街投行家们所创造的“次级贷款证券化”，使得房地产价格风险被进一步放大。这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时代的新特点，在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本的虚拟化和经济的全球化导致的金融危机和世界性危机。
（一）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的产生使同一种资本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运动，一是实际资本在现实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运动，二是作为实际资本“纸质副本”的虚拟资本在证券市场上的运动。虚拟资本可以相对独立于实际资本而运动，使得有价证券买卖能够成为投机的工具，从而造成虚假繁荣，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不仅商品难以转化为货币，有价证券也难以转化为货币，这必将大大缩小整个社会的支付能力。由于虚拟资本相对独立于实际资本的运动，它能推动股份制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为企业提供有效融资、扩大生产运营规模的有力工具，也能将社会闲置的货币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加以利用，同时也决定了一旦虚拟资本出现问题，给予经济的打击也是彻底的巨大的难以恢复的。严重的信用危机使金融领域坏账、呆账大幅增加，信用紧缩，造成经济衰退。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次级债券衍生合约的市场规模被放大至近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之高。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危机将导致全球金融资产缩水27万亿美元。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撰文指出：“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二）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资本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规模经济效应，对于发展中国及弥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利用后发优势以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下进行的，这些国家从自身利益和社会价值观出发，利用受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并竭力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加大剥削雇佣工人的强度，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开来，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具有必然性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使得从一个国家引爆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大经济体，打击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恢复难度更大。
三、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当代经济危机的意义
用马克思的观点分析次贷危机的意义在于充分认识到此次经济危机的本质，为缓解并最终解决引起危机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提供可行的解决办法，并对下一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作出预测，在不能解决根本矛盾，无法避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的情况下，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参考文献：
关键词：次贷危机；信用过剩；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4.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7-0001-03
对于2007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国内外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文旨在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剖析当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揭示其实质，为世界各国更好地采取应对措施提供决策思考。
一、从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危机爆发的原因
1.美国次级贷款本身的缺陷。次级贷款是美国住房贷款的一种，是针对那些信用等级或收入较低、无法达到普通信贷标准的客户所提供的一种贷款，这种贷款通常不需要首付，只是利息会不断提高。从定义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次级贷款的先天不足。首先，它的发放对象是那些信用等级较低和收入较低的借款人，是借款机构在还款来源上无法确认；其次，这种贷款通常不需要首付，极大刺激了贷款购房的需求，形成市场需求的假象，从而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最后，贷款偿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时候，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到了极限时，大量违约客户出现，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此时，危机的爆发也就成了必然。
2.过度的金融创新。人类从创造外汇期货这个金融衍生品以来，从未放弃过金融创新，而美国更是全球金融创新的领头羊。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衍生品的杠杆作用为投资者带来丰厚收益的同时，也成倍地放大了风险。以此次经济危机为例，就引起此次危机的美国次级贷款数量而言，是不足以引发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次贷危机之所以变成了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因素是美国的依托次贷产品的金融衍生品的数量远远大于次级贷款本身，并在华尔街的包装下，一层层地卖给了各种金融机构，从而加快了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的演变，也加速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
3.政府的越位及缺位。政府的越位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中政府的过度干预表现在：第一，次贷是美国证券交易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产物；第二，美联储主动推动了OTC等金融衍生品的发展；第三，华盛顿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协同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创新支持次级住房贷款；政府的过度干预间接推动了次贷危机的发生[1]。
如果说政府的越位是政府过度作为的话，政府的缺位则更多是政府在该有所作为的领域无所作为。1980—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美国政府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另一方面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这样，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吸引从事投机性业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房地产市场次级贷款何自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的所谓创新不断增加，而其规模和数量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私人机构围栏追求高额的利润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是房贷标准不断降低，各种风险防范机制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最终酿成次贷危机，成为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导火索[2]。
4.美国人的透支消费观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美国成为头号世界强国，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改变，由勤俭节约型向奢侈浪费型转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逐步走出滞涨的局面，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来自全球的资本和劳动极大地扩张和增强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使得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房贷、车贷、信用卡的出现一方面为美国人奢侈的消费方式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美国人“消费未来”的养成。但是这一模式是建立在流动性充足、资本持续流入和资产价格不断攀升的基础上，一旦产生外部冲击，经济波动即无法避免。
以上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危机的成因，虽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这些解读只看到了危机的表象，并未揭示其实质，因此很难令人信服。笔者认为，分析经济危机的根源最终还是要回到马克思，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才能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一、经济危机理论
面对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西方学者展开大量的经济研究，试图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问题也做出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论述，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
（一）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
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进而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使得社会处于非充分的就业状态。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她积极的探讨如何有效的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有效的消除非自愿失业。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文明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化大工业迅速发展，机器化的大生产促进了社会化的大生产，生产资料有资本家们控制，工人和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被资本家们所掠夺。随着社会化的程度越大，它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越发的激烈，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高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会重新激化，导致经济危机再一次爆发。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处于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样的几个阶段，危机和高涨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分析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每隔一定时间就要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平稳运行，进入到21世纪，美国的经济未能及时的找到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动力。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迅速的发展起来，为了促进消费，美联储大胆的进行了各种创新，尤其是在住房按揭贷款上面。2004年开始，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加速了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各种骤然的政策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从而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
（二）对当前金融危机的解释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马克思还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因而此 次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引起的，但实际上却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导致，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应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基础，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并积极主动的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重建，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
（一）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弊端也有益处。一方面，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导致了世界经济的衰退，中国处于其中的一员，无法躲避大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如，大量的外国投资从中国撤资，致使国内吸收的国外投资减少，各国经济萎靡不振，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复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出口贸易受挫，出口贸易型产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出口国外受挫，但是国内确是未完全开采的大市场，而且也为国家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次危机也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力反思和汲取教训的机会，要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二）促进经济增长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客观要求。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富裕。促进经济增长就要注重自身经济结构合理化，资本有机构成既符合整体经济发展需要，又立足本国国情，满足绝大多数劳动力的就业；合理规划国内消费、投资、出口这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根据马克思经济理论，消费是生产的终极目标。如果为生产而生产，那必定造成供给的过度，出现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所以，我们必须把投资放在需求允许的合理范围内，以需求带动投资，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合理搭配共同促进经济的增长。
关键词：经济学 金融危机 解读
中图分类号：F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9―0018―06
关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已经有很多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人性的贪欲；二是政府政策干预失误和监管失控；三是新自由主义泛滥，盲目崇拜市场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四是实体经济存在问题；五是金融体系和金融创新出了问题；六是美国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的恶果；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此次金融危机进行剖析，认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分层次的。
一、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2001年，美国房贷金融机构推出零首付的次级按揭贷款。借贷者买房时不再需要交纳20％或更高的首付，银行也不再对借贷者的背景和收入情况进行任何审查，这实际上是在大规模向按揭贷款信用等级低、偿还能力很差的低收入阶层贷款买房(次级贷款)。之后，银行机构把按揭出售给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变成一种“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给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机构，将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2001年“次级贷款”余额仅为1200亿美元，2006年增加到14000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1.2万亿-1.5万亿美元。“次级贷款”经过包装衍生为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总规模膨胀到10万亿美元，其中在国际上流通的约占2／3，涉及“次级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多达2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券商都参与进去。
次级贷款及能够流动起来的“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对美国的房价上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002年至2007年，美国房价上涨速度惊人，形成巨大的泡沫。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房屋总价值约21万亿美元，其中有约8万亿美元是投机的价值，泡沫占房屋总价值的38％。2007年2月，泡沫达到顶点，房价开始下跌，而在2006年，利率开始迅速攀升，结果是次级按揭贷款的整个循环链条断裂，低收入贷款者无力偿还贷款，放贷的金融机构本息无法收回，购买了“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投资者的债券价值大打折扣，由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并且在世界范围蔓延开来。
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市场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和虚拟资本理论能够对此做很好的诠释。价值规律表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价值决定价格。在市场交换中，由于供求的不平衡使市场价格背离价值，而市场价格通过对价值的背离又调节着供求，结果是使供求趋向平衡，价格趋向于价值，交易遵循等价(等量劳动)交换原则。在这里，特别需要关注马克思的需求理论，它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马克思说：“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它就必须为这种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可见，马克思认为，需求首先是生产问题，即需求方之所以有支付能力，是因为在生产中投入了相当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向社会提供了包含这个一定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使用价值(财富)。只是现在需求方用货币来抽象地代表他向社会提供的财富(抽象财富)，他持有的货币体现着换取具体财富(使用价值)的支付能力。第二，把需求放到市场中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指出了市场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在需求方面，……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如果需求减少，因而市场价格降低，结果，资本就会被抽走，这样，供给就会减少。”所以，市场需求规模取决于公众通过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所形成的实际支付能力的大小。就某个市场而言，其市场需求规模决定着供给规模。
美国的次级贷款是向偿还能力很差即没有多少支付能力的低收入阶层在零首付条件下贷款让他们买房。并且认为，在低利率和房屋需求增加刺激下，房地产价格一定会上升，次级贷款者一定会从房屋投资中获利。从而形成支付能力，并且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和物美价廉、功能齐全的高质量自有住房。银行机构通过“金融创新”把按揭出售给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变成一种“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给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机构，把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同时也把风险推销了出去。魔术似乎变成功了，低利率、不需要首付、有大量的投资机构愿意投资，这就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出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
马克思指出，证券化的资本积累是虚拟资本的积累，“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利率越低，证券化的资本的投资规模越大、价格越高，虚拟资本的积累规模越大。由于房地产和有价证券一样，有定期的租金收入，投资规模受利率和房屋价格影响大，因此，在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中也会产生巨大的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的积累会远远大于实际资本的积累。虚拟资本的积累产生于房地产和有价证券价格上升带来的投资机会。例如，如果预期房地产价格上涨，会诱发人们的投机行为，市场需求就会迅速膨胀。由于房地产和其他产品不同，在一定时期内供给很难快速增加，因此投机需求会带动价格持续上涨，而定期的租金收入和相对较低的利率会使房地产市场虚拟资本积累额巨大。2001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政府为了挽救经济，连续13次降息，基准利率降至1％。低利率使资产价格上涨，2003-2006年，房价涨幅超过50％。低利率、房价上涨、没有首付的次级贷款、“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流动，都在极大地刺激着房地产的投机行为，由此膨胀出一个巨大的虚拟资本。马克思把虚拟资本称为名义货币资本并且把它比喻为肥皂泡，所以，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资本的快速积累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但是，泡沫是不能无限制地吹大的。2004年6月，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担心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两年内将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5.25％。2007年3月，房价开始下跌。高利率和房价下降使许多低收入的次级房贷家庭无法还贷，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大幅上升，次级房贷危机爆发。表面上看，次级
贷款危机的爆发由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引起，实际上是，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出的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远远地超过了美国人对住房的正常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实体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着作用。由于美国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实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无法兑现巨大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实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把利剑最终刺破了这个泡沫，房地产价格下跌，不仅向其价值回归，而且，由于在价格泡沫刺激下使房屋供给远远超出实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房屋价格会持续跌落至其价值之下。
为这场危机买单的，首先是低收入阶层贷款买房者，他们丧失了住房，丧失了存款甚至倾家荡产。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学术顾问、东京大学伊藤诚院士指出，当年日本由投机易推高住宅价格，引诱劳动者家庭借款，结果导致巨大损失。这种住宅融资的攻击性推销，只能成为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新发明的现代化大规模的剥削手段。其次是公众的利益损失，它通过和次级贷款相关的债券贬值、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让公众来承受由此带来的损失。马克思指出，当经济中的泡沫破灭时，“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经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但是，经济泡沫的破灭往往和经济危机相伴随，并且加剧经济危机，表现为虚拟资本大规模减少，信用危机程度加深，有价证券持有者的财富大幅缩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本次金融危机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美国为什么要通过次级贷款来虚拟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呢?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导致了贫富分化，使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
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强权的社会，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冲动和经常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好处大部分由资本所有者占有，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果都必然会进入了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口袋，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是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资料显示，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相当，而最穷的50％的人口有1.5亿。从1980年到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份额翻了番。
贫富分化带来的问题是，“以广大生产者群众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一方面，资本在竞争和信用制度促使下不断集中，资本集中加速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社会财富日益增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使工人阶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提高是有限度的，“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在繁荣期间，增长更快的是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和由此带动的资本积累，这就使生产扩张快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扩张，潜伏着即将爆发的经济危机。
在美国，由于贫富分化，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它的分配制度来消除贫富分化，避免经济衰退。而通过零首付的房屋次级贷款来虚拟出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刺激总需求扩张，只能延缓经济衰退出现，并且通过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出售将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进一步促进供给相对于美国国内实际有支付能力的过剩，加强了经济危机爆发后的深度，并且把世界其他国家带人经济危机之中。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生产相对过剩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才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三、金融危机爆发的助推器：市场失灵且缺少监管
凯恩斯认为，经济波动虽然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是，“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即投资的波动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而“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除非投资市场心理有彻底改变，否则就没有办法避免就业量之剧烈波动；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可以预料会有此种彻底改变。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当前投资量之责任放在私人手里中。”可见，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国家必须对宏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意识的干预，特别是要对投资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在凯恩斯主义主导下，1945-1973年，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有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政府对经济和金融系统实行严格管制。
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的新古典及新自由主义，都主张市场是唯一有效的经济活动调节器，反对国家对宏观经济活动有意识的干预和实行有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主张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主张市场化，认为离开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指出，自由市场经济“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资产阶级……高声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可见，新自由主义并没有超越古典主义和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产阶级主张的无政府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信奉自由市场的市场经济，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之花结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恶果。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指出，现代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非常容易发生金融危机。美国在19世纪实行的是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那时大约每10年左右就有一次非常严重的金
融危机。到1929年，自由市场经济导致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此后，美国于1945-1973年期间实行的是管制的资本主义，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一次大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一家大的金融机构破产。但是自1980年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抬头，美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的资产泡沫，并伴随着产生了相应的金融问题。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危机，一种特别的金融机构――储蓄银行破产了，中央银行不得不耗资数千亿美元来挽救这些银行。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吸引了全世界范围资金的巨型泡沫，这个泡沫在2000年破裂的时候也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巨型泡沫，而这个泡沫目前也在破裂。”这是因为，有管制的资本主义通过严格的经济和金融系统管制以及调节贫富差距的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反其道而行之，反对社会对市场有意识的监督和调节，而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自由的市场调节只能加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加深危机的深度和广度。
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进行的深入剖析表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失灵，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助推器。
首先，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资本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实现最大利润的重要途径是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在资本不断积累过程中，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不断加剧。在无政府的市场经济中，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来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无法有效调节经济的表现，“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产生巨大的紊乱。”
其次，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是资本集中的有力杠杆，并且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通过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会产生虚假的社会需求来刺激实体经济生产的扩大。特别是在一些生产周期比较长的部门，生产的扩张会受到货币资本的限制，但是“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系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是，没有监管的次级房贷和金融创新创造了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推动下使实体经济中的供求失衡，而实体经济问题的爆发又引发金融市场的混乱。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经济危机，而没有监管的次级房贷和金融创新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助推器。
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的剖析表明，科学合理地设计金融创新，对市场经济体系进行包括金融体系、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必要的调节、监督、管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避免市场经济“不断产生巨大的紊乱”的基本保证。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调节、监督、管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适应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所做的生产关系的必要调整，是社会向更高级阶段演进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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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教育报[N]，2008―10―14。
[4]陈彩虹，世界大转折的伟大预言[M]，读书，2008，(1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5]陈彩虹，美国金融危机与我们[M1，读书，2008，(1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危机防范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3-087-01
一、金融危机的描述
2008年爆发并蔓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以几乎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正如格林斯潘提出的这是一次百年未遇的经济危机。本次危机的爆发源于次级债务危机,而后引发了金融市场的金融危机,最后转向实体经济,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本次危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深受影响,全球经济陷入了重重困难,部分国家甚至出现经济发展的停滞,大批国际大公司如房地美、房利美和大批的银行破产,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日本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日本实施金融自由政策,导致金融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了大量的泡沫。同时,“广场协议”助推了日元的升值,日本政府为防止日元大幅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先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后推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利率水平直线上升,股票市场崩盘,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破裂,危机爆发。
亚洲金融危机。在1997年之前,亚洲四小龙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典型,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追逐的焦点。但在1997年7月2日,泰国央行承受不住金融压力,放弃维持泰铢币值,随即拉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接着,菲律宾比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深陷金融危机行列。本次危机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监管的滞后、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外汇储备过低。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其爆发的根源在于美国高度自由的市场制度和低利率。国家长期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之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资金的大量流入,营造了低利率环境,导致房地产市场的火暴。同时,由于监管缺位,金融创新产品的复杂程度使得监管机构和评级机构对风险估计超出了一定的范围。政府对于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后不恰当的政府行为,助长了危机的爆发。
纵观上次20世纪的几次金融危机不难发现一定的规律。金融危机多是从金融市场出现危机,而后蔓延到房地产市场,引起股票市场、金融市场、资产市场的崩盘。在地域范围内,也是从一个国家向临近国家蔓延,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最后造成一定区域的危机联合体。
二、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透过金融危机的表象,需要我们深思的是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导致危机爆发多是源于货币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不健全。其深层原因可以从三个角度分析:
1.人性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起社会制度的不同,其思想和意识形态多样。人们崇尚过度消费,超前消费,没有储蓄意识和风险意识,没有良好的消费意识。另外,出于人性的贪婪,投机的意识较强,同时增大了风险的可能性,导致社会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的破坏使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大增。
2.货币体系的不健全,货币政策的不适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金融体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美元作为国际单一货币主导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虽然欧元的出现对这一格局有所冲击,但是,没有引起质的变化。单一货币主导的弊端是经济的发展,导致货币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变化。在大量贸易逆差面前,美国增大货币供给,以维持经济的发展。货币供给的增多,低利率水平,导致货币大量流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出现大量泡沫,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增大。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必然引起泡沫的破裂,金融危机成为必然。
3.金融监管不利,金融衍生品泛滥。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最大教训是金融监管的不利。金融危机爆发多是有虚拟经济爆发,而后在实体经济中蔓延。政府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抑或是法律不健全,导致各种虚拟经济体借助法律盲区进行操作,牟取暴利。同时,由于金融监管的不利,金融衍生品花样百出,日益复杂,同时各种衍生品由金融市场慢慢渗透到实体经济市场,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连为一体,为危机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4.外因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上述原因综合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收益不同导致了货币的大量流动,流入国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机制,导致货币大量流入,助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是这一原因的典型写照。
综上所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虚离实合、泡沫经济的出现和膨胀及国际金融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多种因素的结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金融危机防范的政策性建议
为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应从一下角度加以改革,减少经济危机爆发的应从一下几方面加以引导。
1.培养民众合理健康的消费模式,杜绝过度消费等的不合理消费模式。同时,加强民众的适当储蓄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进一步减少投机行为,降低危机的助推力量。
2.从国家角度,应该建立健全稳健的金融体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施行不同层次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货币的供应与需求,借助市场的力量,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
3.加强金融监管,增加政府的参与程度。任何市场都存在各自的缺陷,需要政府适度的参与,维持市场的正常运行。加强金融监管,从立法的角度进行规范,建立良好的监管机制,一方面加强金融机构建立监管;另一方面,加强金融创新的监管,避免出现金融衍生品泛滥现象,同时,建立良好的信用等级评价制度,避免信用制度的膨胀,保证信用评价的可参考性;第三,从立法的角度调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适时适度的调整不同市场的结合,关注相关市场的变化,积极采取预警机制,避免危机的爆发和大范围蔓延。
4.从国际角度,各个国家应积极建立新的货币体系,改变原有的美元作为单一货币的体制,应建立多元的货币体制,避免单一货币存在的弊端。同时,各国建立联合预警机制,积极参与,共同监督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强合作交流,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爆发。③
参考文献:
[1] 顾华详. 论国际金融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警示[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3).
[2] 周祖文.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与启示[J].甘肃金融,2009年8月.
关键词:金融危机;爆发原因;观点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7-0075-02
一、美国房贷危机是这次危机的触发点
黄朝翰认为,美国目前的金融风暴根源于次贷危机。王自力认为,美国政府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为危机埋下了伏笔。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成为美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抵押贷款公司、商业银行把各自放出去的次贷,打包卖给“房地美”和“房利美”(即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和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两房”却忽视资产质量,这就成为次贷危机爆发的“温床”。杨圣明也指出,次贷危机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由于“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加之2002―2006年期间,美国的房市火爆,很多金融机构把这种次级抵押贷款权的证券同其他行业真正的次级证券甚至垃圾证券“打包”出售,使得多年积累下的大量金融残次品涌向金融市场,出现金融危机就不足为奇。
二、金融体制结构不合理,缺乏金融监管和风险预警机制
黄朝翰认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其金融部门的结构性问题。美国金融管制框架仅仅适用于金融部门的正式机构,却不适用于迅速扩张的“非正式机构”。当产生信贷紧缩、金融机构之间失去相互信任时,就引发整个金融市场信用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秦汉峰提到,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暴露出一系列漏洞,例如,监管机构交叉重叠、监管部门过于依赖“市场纪律”等等,是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王自力认为,金融外部监管的严重滞后、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步伐不一致,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之一。朱金玉指出,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金融业严重缺乏监管,内部管理机制失误造成的。杨伟、黄贤福、杨选奎认为,忽略对金融创新的监管,特别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是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彭俊明认为,金融监管不严,导致华尔街金融机构杠杆过高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三、流动性过剩引发金融危机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过度依赖金融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使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日趋严重。晓健认为,流动性过剩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贸易顺差偏大和外汇储备过多,增加通货膨胀压力,货币供应过多和银行体系资金过多容易造成资金泛滥,引发金融危机。左小蕾认为,金融危机的缘由是全球过剩资金的过度流动。美国“9・11”事件后经济放缓,为了恢复经济增长,美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使美元的流动性大大增加。陈华、赵俊燕指出,流动性过剩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2000年后美联储开始连续降息,低利率拉动了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流动性过剩。王喜梅认为,流动性过剩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2000年以后,发达国家经济进入低利率金融缓和时期,低利率带来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
四、盲目创新金融衍生品
2002年以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金融规模超常扩张,金融创新及其金融衍生品空前发展,导致金融工具风险加大。曾康霖认为,当代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的切入因素是金融创新。骆克龙、政、贾殿春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管制放松、金融创新泛滥以及风险评估滞后,导致金融工具风险增加,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刍议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各经济体都经历了2002年以来的金融规模超常扩张、金融创新及其金融衍生品空前发展、房地产超常增长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就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胡俞越、孙提出,金融危机的爆发要归功于场外金融衍生品(OTC)这一金融创新,OTC衍生品市场的放大效应与监管缺失,使得OTC金融衍生品市场成为金融危机的催化剂。
五、经济制度不合理
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生产与消费等各种矛盾并没有随经济的发展减弱,而是不断变化,暴露出经济制度存在缺陷。瓦迪・哈拉比(美)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可以追溯至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能力和收入之间以及生产商和消费者的需求之间的内在的深刻的不平衡。高巍指出,美国的经济制度存在缺陷,违反客观规律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经济仍是金融的基础,金融创新若脱离经济,让金融衍生品无节制地蔓延,就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彭俊明指出,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社会制度缺陷,即奉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灵验了。
六、新自由主义时期的金融自由化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奉行过渡自由化的市场模式,包括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系统的崩溃。朱安东、尹哲认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主要是近三十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陆源京也谈到,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是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蒋定之提到,美国自由金融主义的发展模式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产生。衍生品过度泛滥,盲目信奉市场主义放松监管,最终必然导致金融市场的系统性崩溃。何钦梅认为,美国金触市场过度自由化的发展模式走到了极端,衍生品过度泛滥,监管长期缺位,直至出现系统性的崩溃,这是导致金触危机的重要原因。
七、不合理的货币政策
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通过不断调整货币政策,以应对经济的衰退和反弹,宽松和骤紧的货币政策交替实施,成为危机爆发的隐患。肖才林认为,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刺激经济的超宽松环境埋下了隐患。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美联储连续降息,贷款买房又无须担保,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为放贷危机乃至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伏笔。徐明祺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扭曲是形成金融危机的原因,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王自力指出,美国不合理的货币政策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网络泡沫破灭,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这促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然而,当货币政策连续收紧时,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上升,由此引发次贷危机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朱金玉也提到,美联储政策的失误可能是较为严重的一个导致危机的因素。在2000―2005年之间美联储所采取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在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埋下了危机的种子。董洪日谈到,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危机产生埋下祸根,而扩张政策则成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2000年前后,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随着美国经济的反弹和通胀压力的增大,从2004年6月开始美国政府连续17次加息,骤紧的信贷成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八、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长期的超前消费经济模式
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的超前消费习惯,加之政府的支持,导致了经济泡沫。刘玉霞认为,美国长期超前消费的经济模式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董洪日认为,超前消费、借钱消费是危机产生的社会基础性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人的消费观念就是不储蓄光消费,而且是借钱消费,加之政府的支持,一旦环境改变使多数人不能还贷且不得不违约时,危机的爆发则不可避免。
九、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
金融业的过快发展,使得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王静认为,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何维达认为,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泡沫风险,最终引发金融危机。杨圣明认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吴晓求指出,此次金融危机是对全球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严重脱节的重大调整,目的是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实体经济相匹配。
关于进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人们首先是研究出口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其次是研究进口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鲜有研究本国进口贸易对他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文献。但是在从2007年以来的这场经济危机当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对他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一些国家，不断有人把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中国出口。
首先，在探讨中国出口与他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我们还更应当关注中国进口对他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我们不应当只谈出口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而有意无意忽视中国进口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其次，在谈到中国当前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时，国内外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指出：中国较高的GDP增长率提高了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2007年9月，世界银行了《中国经济季报》就指出，以市场汇率计算，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度可能会达到16％，并超过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2009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在过去几年都是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5％［1］。按照世贸组织的数据，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是8．5％，世界GDP增长率是－2．3％。按照世界银行官方汇率计算的结果，2008年，中国GDP总额（实际是GNI，generalnationalincome，与GDP十分接近，下同）是38998亿美元，世界GDP总额是576375亿美元［2］378－379。由此推算，2009年，中国GDP是42313亿美元，世界GDP是563118亿美元。如果中国2009年GDP增长率也是世界平均水平，即－2．3％，那么，中国GDP将下降到38101亿美元，与42313亿美元相比，减少了4212亿美元，这将导致世界GDP下降为558906亿美元，世界GDP增长率将不是－2．3％，而是－3．03％。即中国GDP高速增长，使得世界GDP增长率提高了0．73个百分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就不一一列出了。严格的讲，中国GDP增长率高、增长额大，并不会直接带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或者说，这不等于中国经济增长直接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假如中国是在一个基本封闭的状态下实现经济增长的，那就不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中国对他国的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还是要通过进出口贸易来实现的。
二、中国出口与经济危机的关系
关于中国出口与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关系，我们主要强调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出口不是这次危机的根源。美国一些官方人士和学者不时的放言：是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购买美国国债太多和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太低，造成美国人不断发行国债和借债消费，才导致危机。例如，2009年初，即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公开表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并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将美国房地产泡沫归咎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额储蓄。这是典型的嫁祸于人。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内需［3］，世界经济危机另有原因［4］。
第二，中国出口不是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获利者。首先，在这场经济危机当中，中国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但是这不是得力于经济危机，而是得力于中国稳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扩大内需的结果。其次，中国并没有从这场危机当中“趁火打劫”，实际上，中国也是这次危机的无辜受害者，其突出表现就是在2009年，中国贸易出口增长率下滑的幅度远远大于进口下滑的幅度。根据世贸组织在201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贸易出口增长率为－10．5％，进口增长率为2．8％；如果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贸易出口增长率为－16．0％，进口增长率为－11．0％，依然是出口下降幅度大于进口下降幅度［5］。这必然对中国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并且，这场危机造成中国就业压力增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所以，中国也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
第三，中国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做出了贡献。在这次危机当中，中国不仅是危机的受害者，而且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不断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中国进口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做出的贡献
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不是金融危机的原因，反而是推动世界经济尽快走出这场危机的积极力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中国仍然保持GDP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率产生积极作用；二是中国维持较高贸易进口率，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长。联结世界各国经济的主要渠道是贸易进出口，尤其是进口对促进他国经济复苏的作用更大。中国一直保持高的进出口贸易额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积极力量。在2009年，世界贸易出口与2008年相比下降了12．2％，进口下降的幅度更大，为12．9％。中国出口增长率为－10．5％，但是进口增长率仍然是正数，达到2．8％（按照2009年当年价格计算，中国进口下降了11％，但是世界进口下降幅度更大，为24％），中国是世界各主要地区和主要国家当中唯一保持贸易进口增长率为正数的国家。
关于贸易进出口与本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一般使用贸易进出口指标，来衡量贸易进出口与本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尤其是贸易出口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如果考察本国经济对他国经济的积极影响，则应当用本国的贸易进口指标（如贸易进口增长率）。按照这个思路，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中国贸易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贸易进口分为商品进口和劳务进口，本文只考察中国商品贸易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运用数学回归模型，简单考察世界商品贸易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考察的年份是1990年至2009年，共20个年份，具体数据参见表1。
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2。表3的主要数据用公式表示如下：GDP＝1．4079＋0．1243•IMR2＝0．5003（4．4231）（4．2449）调整后R2＝0．4725即：世界商品贸易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增长0．1243个百分点，括号内数据是T检验值，均通过检验，相关度较高。其次，运用上述公式分析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中国贸易进口额的变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以2009年为例，按照现价计算，根据世贸组织2010年1月公布的数据，2009年，世界贸易进口额为123850亿美元，中国为10060亿美元，中国占世界的8％。2009年与2008年相比，世界贸易进口额下降了24％，中国比2008年下降了11％，美国下降了26％，独联体下降了33％。由此推算，2008年，世界贸易进口额为162960亿美元，中国贸易进口为11303亿美元①；如果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同，即也下降24％，那么，中国2009年贸易进口就不是10060亿美元，而是8590亿美元，与10060亿美元的差额是1470亿美元。由此将导致世界贸易2009年下降幅度不是24．0％，而是24．9％，即由于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低于世界贸易进口下降幅度，导致世界贸易少下降了0．9％。
如果中国的下降幅度与美国下降幅度相同，即26％，中国2009年贸易进口额就只是8364亿美元，与10060亿美元的差额是1696亿美元。由此将导致世界贸易2009年下降幅度是25．0％，即由于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小，导致世界贸易平均下降幅度减少了1．0％。如果中国的下降幅度与独联体下降幅度相同，即33％，中国2009年贸易进口额就只是7573亿美元，与10060亿美元的差额是2487亿美元。由此将导致世界贸易2009年下降幅度是25．5％，即由于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小，导致世界贸易进口平均下降幅度减少了1．5％。
以0．9、1．0和1．5分别乘以0．1243，可以分别得出0．11、0．12和0．19，即与2009年世界贸易进口平均下降幅度相比较，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低而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1％（或者说，少降低了0．11％）；与美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相比较，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低而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2％；与独联体贸易进口平均下降幅度相比较，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低而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9％。据此计算，2009年，中国保持较高贸易进口额，对世界GDP增长率，提高了0．11个百分点。如果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中国贸易进口增长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更大。因为，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贸易进口增长率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15．7％；而上文是按照2009年价格计算的，即2009年，中国贸易进口增长率只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13％。
四、结论
第一，在探讨中国当前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时，我们不能只看到中国GDP增长率对世界GDP平均增长率的贡献，还要看到中国强劲的进出口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探讨中国进出口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我们不能只看到出口贸易的作用，更应当看到中国进口贸易对促进或者说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
经济危机下创新品牌营销模式的典型即是快速时尚品牌，它们也是逆时代成长的企业范例。人们在经济情况不容乐观的时候，如果能做出具时尚功能且价格低廉的物品，这样肯定会受到大众追捧。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衣服才是快速时尚品牌真正的参考目标。这使得快速时尚品牌拥有了发展契机，大规模的企业实力提供了足够的能力紧紧跟随时尚变化。
本文将针对世界三大快速时尚品牌的发展历程及经营模式进行分析比较，并总结出快速时尚品牌的品牌特点，以此展望快速时尚品牌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经济危机；快速时尚品牌；多元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8 （B）-0000-00
引言：服饰流行是时代的镜像。它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而经济因素又是影响服饰流行的主导方面。每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极大地改变着服饰流行的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服饰品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方向。本文以经济危机这一全球性事件为背景，研究服饰品牌的发展能体现出当今社会服装流行品牌千变万化的发展现状。
1 经济危机对服装的影响
1.1 经济危机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整个世界逐渐联系在一起，地球村的概念逐渐显现出来，贸易交流的频繁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影响愈加强烈，经济对国家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而逐渐蔓延到全球。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产生在1825年英国的货币经济危机，其次是1929年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直至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又称次贷危机（或信贷危机），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危机的发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危机呈周期性发生且周期越来越短，且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对人类社会影响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复杂。
尽管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带给社会的影响大致一样，即：“产品大量积压，企业纷纷倒闭，生产大幅度下降，失业人数剧增，信用关系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经济陷于混乱和瘫痪状态”。经济危机可以带给企业、品牌以巨大打击，例如，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中，已经创立近一个多世纪身居世界第四大投资银行的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经济危机的影响可见一般。
1.2 经济危机对服装行业的影响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经济危机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经济范围，而是通过经济间接影响到人类社会文明的延伸品上，例如服饰文化与服饰品牌。一般情况下，服装业的业内人士会总结出一系列受经济危机影响给服装销售带来的打击与挫折，例如销售渠道萎缩、客户数量和交易率下降、顾客群消费率降低等等。理论与实践上都证明服装市场肯定会受到消极影响，这是不争事实。但经济危机对服装业除了消极影响之外也能为服装新兴品牌产生提供机遇。例如老牌传统服饰品牌的下滑使服装市场得到重新分配，给新兴的服装企业带来可供发展的空间。
从消费者的观念、消费动机、消费倾向考虑，保守型的消费在经济危机下会使人们更加崇尚理性消费，消费者会用他们认为适量的资金购买适合且值得的产品，“物美价廉”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我们可以说，在经济环境较好的时候，消顾客对服装品牌产品的定价是否合理考虑的并不多，而当消费模式转变为保守型消费时，这种考虑成为影响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这样就促进了一些价格偏低的新兴服饰品牌有机会进行资金积累，吸引其他品牌的顾客，在一定时间一定程度内使市场生产资源提供分配，并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自身实力和传统品牌平齐甚至超越，这也就使得经济危机下一些品牌反而能在不甚活跃的市场中扶摇而上。
从品牌的角度考虑，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当传统品牌开始削减预算、减少开支、简化运营流程时，在市场上的宣传力度也会降低，这样就造成了在顾客方面的影响度会逐渐下降，会带给消费者以品牌下滑、运营不善等种种印象。此时，新兴的品牌借此机会发展自己。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消融对手的经济实力，扩大自己的市场占领比例。对比之下可以看出，经常持续性出现在市场的蒸蒸日上的新兴品牌肯定比阶段性季度性出现的传统品牌在消费者之中影响更大，这就造就了品牌发展的逆转。
简单的用价格来衡量新兴品牌在经济危机下的发展筹码是单一的，新兴品牌的崛起虽借助于经济危机，但在经济危机过后的时间里依旧能飞速发展，这归根于新兴品牌的新型营销模式。
2 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发展的快速时尚品牌
服装企业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世界顶级的奢侈品品牌，例如Chanel、LV、范思哲等，这些品牌具有品牌价值，企业的发展核心也是其品牌价值，这就要求必须具备最高质量的设计团队和前瞻性的流行导向，企业产品必须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性。在经济情况较好的时段，人们普遍会降低对服饰功能性的需要。服饰更多情况是心理需求的体现。奢侈类的产品就是这种心理的至高追求产品。
另一类，我们可以称之为快速消费品牌，它们是建立在价廉、量大的基础上以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成长起来的。因为价格便宜，人们对其只会产生最基础的功能性需求，大众买的起，且对产品质量要求也不高，一旦产品损坏，就可重新购买。这类服装的对流行的敏锐度很小，基础产品居多，经营重点放在大规模生产上，产品设计要求较少。
《营销三维论―低成本打造强势品牌之路》中认为创新是一个品牌生存和发展的根源，而在今天只有创新才能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市场上立足，也只有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保留住顾客的忠实度和偏爱度。那些逆流而上的服饰品牌正是借助经济危机产生巨大的能量从而建立了新形势下的品牌营销模式，用创新品牌经营模式逐步扩大品牌影响以致席卷全球。每次经济危机的到来都会产生一些理念：例如“裙边理念”到后来的“口红效应”。尤其是“口红效应”，这个和快速时尚品牌借经济危机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在经济情况不容乐观的时候，如果能做出具时尚功能且价格低廉的物品，即“看上去很美”就好，这样肯定会受到大众追捧。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衣服才是快速时尚品牌真正的参考目标。
和上述两类服装企业做比较可以看出：快速时尚品牌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品牌模式。经济危机下创新品牌营销模式的典型即是当下流行的快速时尚品牌，它们也是逆时代成长的企业范例。快速时尚是这些品牌的理念定义，其实另一方面看也可以称之为平价时尚。我们称他们为快速时尚品牌的原因是它们如同快餐一样的时装消费模式，速度与价格结合的方式使得这类品牌的优越性应运而生。由经济危机而引起的市场消费者的反应直接体现在消费心理上，这种消费心理即称为："平价时尚"。
2.1 日本优衣库发展模式与商品特点
UNIQLO是日本的服饰休闲品牌。坚持将现代、简约自然、高品质且易于搭配的商品提供给全世界的消费者。“衣服是配角，穿衣服的人才是主角”突出了其以人为本的穿衣理念。 2009年日本福布斯富豪榜上，UNIQLO的品牌创始人柳井正登上了首富宝座，柳井正的名言：“经济危机是我的好朋友。”优衣库是借经济危机发展的完美典型。
从美国大学内仓储式CD销售的模式中收到启发，认为服装也可以采取自助购物大卖场的方式销售。优衣库采用的是服装大卖场的销售方式，减少的租金压力，且提供了数量多、款式多的服装展现方式，使服装的目标消费者争取最大化，优衣库的产品可以卖给所有人，并且可以与其他品牌随意搭配，这种消费模式带给优衣库巨大的经济利润。优衣库所属为速售集团“FAST RETAILING”。这个单词简单明了的说明了这一企业的经营理念。快餐文化这样一种类似麦当劳和肯德基的饮食快餐先驱的成功范例被用于服饰上也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也更加坚定了优衣库的品牌信念。
2.2 瑞典H&M营销模式和产品特点
海恩斯莫里斯（Hennes&MauritzAB，简称H&M）于1947年由Erling Persson在瑞典Vsters市创立。海恩斯莫里斯拥有遍及世界各地的专门营销店，大量工作人员的储备支持是其优越的法宝。与众不同的是，海恩斯莫里斯没有自己的工厂。H&M买最便宜的布料，所有代工加工点都选在劳动力最便宜的地区，比如中国、土耳其等。1997年H&M承诺，所有商品全部标注生产地。就H&M看来，最迅速的策划时间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做好时间、价格、质量三方面的平衡。H&M的品牌经营模式认为，产品再好，没有人购买的话就只是废品，而且还占用库房容量，压滞资金流通，这样的话不如进行尽快处理，能在最短时间内做到撇清多余，且回笼的资金可以促进二次生产。
2.3 西班牙ZARA营销理念与商品特点
ZARA是西班牙Inditex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它既是服装品牌，也是专营ZARA品牌服装的连锁零售品牌，成立于1975年。ZARA拥有庞大的设计师群；公司本身拥有9家成衣厂，从新款策划到生产出厂，最快可在一周内完成；ZARA的送货速度快；采取多样少量的经营方式，每隔3周其服装店内所有商品一定要全部换新。 ZARA深受全球时尚青年的喜爱，品牌设计师以其独有的年轻人激情与动力设计最为流行的新品，这与其设计团队常年集聚一线流行前沿是分不开的。ZARA的设计团队可以根据流行前沿的趋向、销售情况，包括饰品搭配等方面的收集与分析形成时尚前沿的最新数据，作为ZARA不断快速品牌推出的动力。
3 快速时尚品牌的特点
综上三个快速时尚品牌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快速时尚品牌建立了服装行业的一种新的经营模式。简单概括快速时尚品牌的特点：
1、一流的形象、二流的产品、三流的价格
2、快速、时尚、平民化
3、强大的实力提供超强的信息与物流支持
4、超高薪水聘请奢侈品设计师、国际巨星加盟
5、选址于奢侈品为邻，不惜工本
6、买手制，不是制造时尚，而是紧跟时尚
4 快速时尚品牌的发展前景
得益于经济危机的快速时尚品牌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我们可以笼统的概括为：因为它廉价，所以穷人可以购买；又因为它时尚，所以富人也乐于购买。
快速时尚品牌崛起于二战后的经济危机，发展于20时间80年代，成熟于21世纪，在多元化企业发展模式下，在全球经济尚未走出次贷危机的阴影之时，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快速的反应能力和庞大的生产规模使之有更好的应变与创新能力来面对未来挑战。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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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债危机；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制度缺陷
中图分类号：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4-0009-04早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进而使美国金融危机升级、金融海啸达到空前，此时，欧洲也拉响了国家债务问题的警报。继欧美大型金融机构落难后，欧亚小国——冰岛的国民经济和银行一同卷入金融危机漩涡，整个国家濒临破产，成了被美国次贷危机掀起的金融风暴刮倒的第一个国家。随后“多米诺骨牌效应”显现，以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为代表的中东欧多国信用评级遭到下调，外债压力骤升，货币全面贬值，股价跳水，银行相继倒闭。只是鉴于这些国家多为欧洲“边缘国家”，经济影响力较小，危机救助及时，其债务问题并未突显出来。2009年12月爆发的希腊债务危机彻底拉开了此次欧债危机的序幕。为帮助希腊走出危机，2011年5月，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启动经济救助机制，向希腊提供总额1 100亿欧元贷款。但外部的救援并没有挡住债务危机蔓延的步伐：2010年11月，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2011年3月，葡萄牙债务危机爆发；2011年8月，意大利和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急剧上升，成为受“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而倒下的“两块新牌”；2011年9月，由于IMF和欧盟认为希腊年内财政赤字控制的目标难以实现，对希腊第二轮救助一度面临搁浅，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
一、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直接原因
近年来，欧元区经济增长缓慢，大多成员国因维持高福利等而需要加大政府支出，被迫发行国债，给自身造成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相关数据显示，欧元区国家自成立起财政状况皆为赤字。虽然欧元区的债务问题突出，但并没产生大规模的危机，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点燃了欧债危机的导火索。
次贷危机进而演变为金融危机，不仅给美国经济带来了灾难性打击，还因资本国际化和美元霸权化而殃及到了其他国家，进而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造成各国经济发展低迷，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诸如经济急剧衰退，财政收入大幅降低。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希望扭转经济发展的颓势，不得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救市，政府支出激增，这使得本就繁重的债务负担进一步恶化，而一系列救市计划并没有使经济好转，使得政府财政陷入恶性循环，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最终演变成了欧债危机。但是从数据来看，欧元区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均小于美国（2010年欧元区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分别为-6.2%与85.3%，美国则为-10.3%和94.4%）①，却发生了债务危机，这与欧元区联盟的性质不无关系。美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实施统一的财政政策，而欧元区是一些国家组成的联盟，货币政策是统一的，财政政策却是分散的，成员国间财政转移极为有限，成员国对他国政府债务并不承担偿还责任，因欧元区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机构缺失而债务沉重的国家又无力偿还债务，由此债务危机必然发生；同时，欧元的流通使用起始就缺少对成员国的制度性约束，资本在联盟内可以自由流动，不发达成员国利用较低的成本获得资本流入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也会为其带来负效应，在财政赤字的外部约束被削弱，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尤其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负效应极易显现并被过度放大，严重时就爆发了债务危机。
基于以上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欧元区没有统一财政政策的隐患凸现并被过度放大是引发欧洲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
（二）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
由前文分析我们可知美国次贷危机是引发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索，但它只是各种矛盾激化，危机爆发的催化剂。即使次贷危机没有发生，债务危机的隐患也早已存在。究其根源，实体经济空心化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高福利高消费和制度缺陷是导致欧洲债务危机必然发生的三个重要因素。
1.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实体经济产生反作用。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全球化是以欧洲的生产要素即资本、技术、知识和劳动力跨越大西洋的相对全面的全球化，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化则是以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绝对全面的全球化，由于资本具有逐利性，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及其推动作用，使得发达国家资本在国际范围内寻求价值增值和垄断利润，实现其对世界资源的瓜分，为此，发达国家还积极倡导并引领了贸易自由化、金融扩张化、美元霸权化和证券国际化的潮流。资本全球化又使得金融进一步得到发展，金融的迅速扩张促进了虚拟经济的繁荣，其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为了快速地获得超额利润，发达国家过度放大了虚拟经济的作用。一方面，由于本国劳动力成本增加、保护本国资源以及资本的逐利性，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将低端高消耗产业转移到新兴国家，而规模不断缩小的实体经济导致其国内失业率提高，劳工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资本回报率的增长，国民贫富差距扩大，国内矛盾加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实体经济规模不断缩小的同时对虚拟经济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欧元区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从1995年的180%上升至2005年的505%。②由此可见，欧洲国家虚拟经济不断扩张，投机需求不断增大，高收益率使得资本不断从实体经济部门向股市、房市转移，高成本使得资本不断从本国实体经济部门向新兴国家转移，导致了实体经济规模缩小，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起货币购买力提高，汇率被高估，形成泡沫经济，同时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如果价格上涨预期逆转，就会导致泡沫经济破裂，引发严重的债务问题和经济衰退，最终爆发债务危机。可以说，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是引发这次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2. 高福利高消费为政府财政带来沉重负担。欧元区国家多为高福利国家，高福利制度确实为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也使得国家公共债务日益加重。高福利制度间接导致居民惰性膨胀化，缺乏工作意愿，而高消费又使得居民要求劳动获得更高的报酬，无形之中在劳动力市场设置了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从而扭曲了劳动力市场，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此外，支撑高福利所需的高额税收不仅减少了企业利润，更使得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纷纷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新兴国家，进一步导致本国实体经济规模缩小。同时，欧洲各国选举的参选党派都把更高的福利作为承诺，如果竞选成功兑现承诺，又会导致债务增加。这些因素循环往复，相互影响，使得欧洲国家财政赤字越滚越大。有远见的学者早已看到了其中隐藏的危机，呼吁改革，但是已经习惯于高福利的民众抗议示威，除了欧盟各国都对退休金制度进行了改革以外，涉及到一些根本问题的改革则阻力重重，最终导致欧债危机爆发，至此危机国政府才意识到沉重的政府债务所带来的危害。
3. 制度缺陷导致经济行为缺乏约束。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型塑行为主体互动关系的约束，其可以减少不确定性，欧元区建立伊始制度设计安排的缺陷就大大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为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首先，如前所述，欧元区采取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是各成员国独立实施的，使得各国在调节本国经济时只能运用财政政策，而从相关理论和经济发展的经验看，调节经济运行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要相机选择、配合使用的，欧元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施主体的不一致使得各成员国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捉襟见肘，难以扭转经济下滑的颓势；其次，欧元区统一的货币使得资本能够在成员国内自由流动，大大降低政府举债成本，而欧盟又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约束资本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导致一些财政赤字国家通过区内其他顺差国的资本输入平衡财政，更加放松对债务规模的控制；再次，制度软约束导致逆向选择，为了保证货币联盟的稳定，欧元区制定了制度以规范各成员国的行为，其中《稳定与增长公约》明确规定欧元区各国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和60%，并设立“不救助”的条款作为惩罚机制，但是从表1数据可以看到，发生债务危机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近年来的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大多在公约限定的范围之外，尤其是希腊（2001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加入欧元区前就不满足公约的规定，在危机爆发之前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仍在持续上升，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不断膨胀的债务负担受到惩罚，反而在危机爆发后得到了一系列救助措施，“不救助”条款最终被放弃，正是制度的软约束，使得惩罚机制不可置信，导致希腊等国家继续大量举债；最后，高收益使得大量资本涌入金融市场，由于宽松的监管机制，其中不乏一些具有高风险的投机者，同时，大量的金融产品交易又发生在不受监管的店头交易市场，这都大大降低了市场抵御冲击的能力，因此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不确定性增大是引发危机的一个隐患。
二、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如果欧债危机持续发展并进一步恶化，势必会对我国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消费需求大幅减少和欧元贬值对出口造成严重冲击
欧洲对我国经济极为重要，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我国已接近高对外贸易依存度国家，出口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经济的衰退必然导致欧洲国家的消费信心和实际消费减少，以致影响我国出口贸易，有研究表明，欧美经济增长每降低1%，我国出口增长就会下跌6%。③同时，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疲软，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增强，而货币的升值对出口也会产生负效应，这无异于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加之我国不断下调出口退税率，对目前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下的出口加工制造行业来说，更是举步维艰。我国在国际国内环境堪忧的情况下，经济已形成明显的下行压力，可以预见，若欧债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那么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受到更深远的负面影响。
（二）欧元贬值使得我国持有的欧元资产大幅缩水
截至2011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3.181 1万亿美元④，美元、欧元和日元是我国主要持有的外汇储备，与此同时，2011年总理明确表示我国已经将更多新增外汇储备用于购买欧元资产，是欧洲债券市场的长期投资者，主席与法国总统萨科齐会面时也表示中方将继续把欧洲作为主要投资市场之一，这表明我国持有的欧元资产还有增加的趋势。而欧债危机的发生导致欧元贬值，使得我国持有的欧元资产大幅缩水，但是由于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又不能抛售外汇储备，这将使得我国经济利益蒙受巨大损失，也给我国对欧洲增加投资增添了阻力。
（三）投资意愿降低阻碍经济发展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助推力就是投资需求。2010年我国利用的欧洲外商直接投资为59.218 3亿美元⑤，属于外资的主要来源，而欧洲经济的衰退使得来自欧洲的投资者的财富缩水，并伴随经济下行预期，导致投资者信心不足，减少投资，虽然相对于欧债危机起始的2009年，2010年的欧洲外商直接投资有所增加，但是增幅远低于其他地区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同时，欧洲经济的衰退还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从而冲击我国能源和原材料企业的利润、生产和投资，打击本国投资者信心。可见，欧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会对我国来自国际和国内的投资需求产生影响，这会严重影响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且投资的减少也会产生诸如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三、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纵观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特别是欧债危机的爆发这一历史事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与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为消费主导
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是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而政府在投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民间资本大多投资在高成本高污染的加工制造业，这样的增长方式易受到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且资源约束压力大，难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反观消费需求，多年来居民消费仅占我国GDP的30%左右，但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需求在几十年前就已达到本国GDP的50%以上，其中美国2010年居民消费占到GDP的80%，这充分说明消费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活力，产生了内生增长机制。因此，在未来的转型中，我国要重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经济增长由投资导向型转为消费导向型，但消费导向并不代表完全忽略投资和出口的作用而一味地追求高消费，我们也看到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对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投资、消费与出口的质和量。投资方面，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高端技术产业，并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将加工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这样既能降低投资成本，又能推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消费方面，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着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双提高。以美国为例，其居民服务性消费占到居民消费的60%以上，体现了服务业对提高消费的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应适当扩大服务业规模，以促进消费规模的扩张；出口方面，对企业推出优惠政策，并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金融是我国大多城市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大力发展的产业之一，其主要是对经济发展起到支撑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要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鼓励个人创业需要有规范的投融资平台支持，这也是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应有责任。虽然金融不等同于虚拟经济，但是金融业的繁荣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我国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都出现了过热现象，投机需求过剩，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以及刚刚发生债务危机的西班牙都因为房地产的泡沫对经济产生了严重危害，我们要防微杜渐，预防此类现象的发生。不过，我们不应看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会引发严重后果就对其望而却步，它对实体经济也有正效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对虚拟经济进行调控以使其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水平、结构和规模，充分发挥它对实体经济的正效应，如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提高国家的经济效益，并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由此可见，虚拟经济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还能为提高消费提供动力。
（三）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我国消费处于较低水平不仅与人民的消费理念有关，还与高昂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有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由于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导致居民不得不增加储蓄，提高个人对货币的谨慎性动机需求。我国要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各项基本保障制度。欧洲高福利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战后欧洲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也验证了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欧洲高福利制度所带来的高成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引起欧洲制造业向外转移，使得本国实体经济规模缩小，导致政府债务加重，社会保障计划难以为继。因此，我们要引以为鉴，要使得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兼顾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行渐进性改革。
（四）正确认识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
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确信市场能够自发调节实现自身均衡，但是经济危机的残酷事实告诉我们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政府对自身在市场经济中正确定位是至关重要的，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度，既不能过之也不能不及，干预过度就可能会出现前文提到的欧洲国家劳动力市场扭曲，而干预不及则可能出现国家陷入危机而一蹶不振的窘境。我国在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时的干预计划确实为扭转经济发展的不利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这无助于未来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阶段，政府在市场经济的重要角色是改革的推进者，制度的制定者，要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系。
（五）预防地方债务风险
欧债危机的爆发导致全球对信用的质疑，使得债务问题被广泛关注。我国政府的公共债务还未达到国际警戒线，系统性风险尚不存在，但是我国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多年来，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促进经济发展，大多采取的是政府投资拉动的措施，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不乏一些重复建设项目，加之为了配合国家应对经济危机采取的四万亿元刺激计划也引起了地方债务规模激增，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融资也大部分来源于银行，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而获得的大规模土地出让金使得地方债务问题并没有显现，但是这并不能代表对其置之不理，近两年国家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并且房地产投资也是推动各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对房地产的调控以及经济持续的下行压力必然导致地方税收收入减少，从而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现如今已进入地方债偿债高峰，若地方政府出现困境，为了防止市场波动，最后买单的还是中央政府。鉴于此，我国需要建立预防地方债务风险的有效机制，引导各地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确定符合本地特点的科学的产业结构，合理定位地方政府的投资领域，监管地方政府投资走向，并进行财税改革，以使其获得稳定持续的财政收入。
注释：
①资料来源：国研网及欧盟统计局（ec.europa.eu/eurostat）。
②王西民：《债务危机：困境、根源机器解决机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分析》，《财经科学》，2012年第2期。
③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根据历史数据所做分析。
④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⑤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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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申论，知识储备相当重要。虽然说申论题目的答案都在材料里面，但是若是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是很难揪出材料背后出题者的真实意图的。
以2014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申论为例，这则材料是讲网络的出现和迅速扩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概括材料后大概可以将影响分成两个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在问题中，要求应试者就给定材料中反应的种种弊端提出对策，在对材料进行分析之后，若是对互联网的影响这样的话题不是很熟悉，往往很难做出正确的答案。更引申一步，就是说解题的时候，一定要对材料所反应的问题的大的背景有所了解，否则很难做出合理的答案。
研读材料时一定要注意不同材料之间的联系。一份有水平的申论试题，绝不应该是让应试者一看就通的试题，决不是一则材料一个内容，内容之间缺乏必要联系的试题。
以2014年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为例，这份试题有24则材料，在公务员考试中材料绝不算是少的。这些材料的主要话题是说金融危机对浙江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浙江政府企业积极献计献策，度过经济危机难关。其中从第材料9开始便是谈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在材料21中谈到一家加工企业，以前经常接国外定单，老板悠闲得很，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再也清闲不住了，并且面临倒闭的危险。企业的老板说我这是一家小型企业没多少家底，亏不起，还不如趁早关门，若是孤立看这个材料，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显得多余，但若是联系前面的材料12便会发现，这则材料同材料12其实可以联系起来，它们都是讲在经济危机关头要加强中小企业合作，共同度过难关，这样以来两则材料便很好的有机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
文字表达能力在申论答题中的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申论专业培训或训练后，拿出一份规范的申论试题，很多人都能熟练地分析那些材料是谈现象或者叫揭示问题，那些材料是阐述问题产生的根源，哪些材料是就问题提出的解决之策。但是，若是要将上述内容用自己的语言，比较规范的表现在答题纸上，确实需要下一番苦工，而且这个工作需要长期的训练。
以2014年江西申论真题为例，作答要求的第三题是：阅读给定材料，面对金融危机，在转危为安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好民生问题。这道题实际上这就是个对策题。细读材料可知，材料中对于解决民生问题提出了很多对策，零零散散十几条，有中央政府的，有地方政府的，有企业的，要把这些零散的对策按照出题者要求的逻辑顺序把它们整理出来的确是个不小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并没有回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经济危机。然而，在其社会学系统理论的分析视域下，经济危机并不必然与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阶级统治的政治匿名化被社会匿名化所取代。哈贝马斯尽管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他否认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革命而解体。他的结论是，“重新组织经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他认为彻底变革经济基础的革命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逐步演化成一种改良的理论，而且他在改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了资本主义的辩护人。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
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
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
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
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
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1)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
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2)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
哈贝马斯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危机转换过程，并指出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虽然与行政合理性危机同属于政治危机倾向，但合法性危机并不是系统整合的危机，而是社会整合的危机。社会文化系统遭到破坏，社会规范价值体系遭到质疑，严重威胁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哈贝马斯批评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行政行为对公共舆论的操纵，“政治系统承担起规划意识形态的任务……文化系统特别能抵制行政控制:意义从来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的追求就会不战自败。”
认同是意义的来源，但现代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不但不能满足意义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会消耗原本就有限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资源。行政行为对社会文化系统意义生产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利益，利益导向取代了共同价值取向，传统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认同就会丧失。哈贝马斯上述之见解固然有失偏颇，也诚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意识到文化建设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整个文化确实导致了认同出现了危机。我国现在面临着一种“文化失衡”现象: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冲击下，已经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道德规范与价值支撑，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焦虑心理直接影响社会价值的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这既是多年来只重经济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我们过去文化建设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强调，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方面，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以此来应对认同危机与合法化危机可能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必须规范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在文化建设中，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能越位也不要缺位。
要把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人民群众现实诉求与精神需要结合起来，要防止自上而下政治说教，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并形成共识。“作为‘统一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信念’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在充分的民主协商、公共讨论之后形成，必须是社会各阶层在这种讨论和协商之后形成的共识，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圣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