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8 17:32:3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联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金融危机不是新生事物，自十七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九次波及范围巨大、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主要有：1637年荷兰郁金香危机、1720年英国南海泡沫事件、1837年美国金融恐慌、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1987年席卷全球股市的黑色星期一、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至2010年美国次贷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现代经济与金融相互渗透，密不可分。在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中，金融无时无处不在，被称为“经济金融化”。银行、保险、股市、汇市等在运营过程中不断累积风险，而金融创新、经济金融化又将各类金融风险叠加、放大，一旦出现局部动荡，就很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出现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涵义
金融危机指的是金融资产、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的危机，具体表现为资本外逃、股市暴跌、偿债困难、正常银行信用关系遭到破坏、金融机构倒闭或濒临倒闭。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并且金融危机越来越以混合形式呈现出来。
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往往正值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时期，国内普遍过度投资，信贷快速增长，金融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外部资金大量流入。而一旦爆发金融危机，整个经济社会就会遭受重创。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剧增，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区域内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规模缩减，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出现停滞、倒退。人们对未来的经济预期更加悲观，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首先是二者有区别。“金融”是以货币和资本为核心，与“消费”和“生产”相对应。“经济”的内涵显然比“金融”更广泛，它包括“消费”、“生产”和“金融”等一切与人们的需求和供给相关的活动。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过程危机，而经济危机则是一种结果危机。其次，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又有联系。从历史上看，在发生经济危机之前，通常先出现一波金融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消费与货币、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阶段出现矛盾，都足以导致货币资本运动的中止，从而出现直接的货币信用危机，也就是金融危机。当这种矛盾在较多的生产领域出现时，生产过程就会因投入不足而无法继续，从而造成产出的严重下降，导致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
二、金融危机的成因
(一)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
据测算，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游资，这些游资又被称为“热钱”，是在市场上流动迅速的短期投机性资金。基于纯粹投机盈利的目的，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就会以各种形式入境，通常会进入易于产生泡沫的经济领域，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二)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
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过于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当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弱化时，这些国家为了保持增长速度，转而通过举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内在的经济发展乏力，还债能力不足，经济泡沫导致银行贷款的坏账剧增，不良资产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三)“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
实施“出口替代”战略可以提高一国经济的开放度，也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国内经济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生产成本会提高，成本优势逐渐降低，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众多国家不约而同采用出口替展战略时，它们之间会产生恶性竞争乃至相互挤压;三是该战略也要与时俱进，尤其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必不可少，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无法长期保持竞争力，但许多国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
(四)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互联网和物联网发展迅速，商品、信息、服务、资本、技术在国际间频繁流动，金融活动也趋于全球化。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是自发性的，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也蕴含着高风险，蕴藏着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当国际信贷和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不可调和，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最薄弱的环节爆发。
三、金融危机的应对策略
(一)经济思维进行创新
一是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废除泛福利化体制。二是加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三是调整经济结构，鼓励实业投资。
(二)积极扶持金融机构
一是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二是把妥善处理银行坏账，将银行的坏账打包、切割剥离。待银行复苏后再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则由政府出面埋单，将坏账清零。三是维护银行正常秩序，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出现挤兑现象时，及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帮助银行渡过难关，增加社会信心。四是解决“资本流动性过剩”问题，不仅要解决金融体系内部的问题，更要解决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矛盾。
(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是实施产业振兴计划，扩大内需，培育市场主体，帮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渡过难关，降低税收，减轻企业负担。二是促进对外贸易，由于从事进出口行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并且从业人员众多，通过增加出口退税，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提高出口竞争力。三是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
(四)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其间几经变迁，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逐渐增强，但是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而从宏观上看，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积弊也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次贷危机、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也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势在必行。中国应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加国际货币新体系的构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
从目前可以观察得到的情况看：在金融高度扩张，金融投机增强，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日益脱离，票面资产与其货币基础日益脱节的条件下，金融企业的破产、倒闭，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和连带性等方面的特点。
——由于金融杠杆的作用，能使一定数量的票面资产成为涉及许多倍的票面资产的衍生合同的基础，一旦发生投资（机）失误，包括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企业，甚至政府机构就会因数倍于其总资产的损失而突然倒闭，如近年来著名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案和美国奥兰治县政府破产案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金融交易方式、规则的变化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世界范围内金融资产流动的规模巨大、速度极快，某些重大投机行为会导致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金融危机的突然发生，如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些都是导致金融危机突发性的原因。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间、国家间、地区间金融联系的不断增强，加之金融衍生工具的数量、规模及其复杂性以一种以往无法想象的方式迅速发展，在包括衍生合同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上出现某些错位或脱节，往往就会引发大范围的连锁反应。如美国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型避险基金公司）突然出现严重亏损，从1998年6月起在3个月内资产总值剧减90%，濒临破产。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主要是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及俄罗斯政府推迟尝付外债引起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很快又在欧洲引起了的连锁反应，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瑞士联合银行因购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5%的股权也出现了严重亏损，该行董事长不得不引咎辞职。这个事例典型地表现了当代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的连带性特点。
当代世界经济发生的上述新变化将影响到当代经济危机的模式，使其发生变化。虽然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由产业的结构性矛盾积累和演化而来，但由于金融扩张又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产业危机，使产业结构性矛盾在金融扩张中得到虚假的解决。因而在金融扩张的条件下，金融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整体状况。只要货币市场运行正常，金融泡沫不断扩大，一般来说产业危机就不易发生，而一旦发生严重的金融动荡，货币经济的紊乱就会严重地影响实物经济，进而波及经济全局。这种金融、货币危机对于实物经济的反作用和负面影响，也已经被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发展全面的经济危机的事实所证明。
从初步的情况看，金融危机对于实物经济造成损害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公众消费预期，有效需求约束进一步加强。在金融扩张的时代，公众广泛参与各种金融及投资活动，甚至出现了全民“炒股”的现象。因此，大量的私人资产是以股票形式存在的，如美国个人净财富的38%是以股票的形式掌握在个人手里的。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股票大幅缩水，势必引起公众普遍的资产损失，进而打击公众的消费预期。
第二，企业筹资、融资活动减慢，扩大再生产受阻。金融危机一旦发生企业通过金融市场筹措资金必然遇到困难。英国在1987年发生的严重的股市风潮后的一年里，通过发行新债券筹集到的款项比上一年减少25%。70年代经济危机时，英国企业的并购价值在三年中连续从13亿英镑递减至2.91亿英镑。
第三，企业利润率下降。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企业的自有资金的实际使用费用一般会上升，银行规避风险致使企业要缴付较高的贷款利息。
第四，政府的财政税收受到影响。一方面是政府出售国有企业的计划遇到困难，如俄罗斯在数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不得不修改原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另一方面，投资与金融活动的减少又使政府有关的税收相应减少。
目前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金融危机，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它初步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和金融扩张不断加剧的条件下，金融危机的出现具有一定程度的突发性和连带性特点，某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极易波及相关国家的货币、金融市场，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在国家和地区间的传染、蔓延，并迅速达到某一国家乃至国际组织、国家联盟都无法控制的地步。
1997年首先发生于东南亚进而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是一场最具有全球化色彩的危机，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这场危机是历史上首次率先发生于“”地带，进而波及“中心”地区的经济危机。自殖民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西欧、北美等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首先发生，然后再波及到殖民地或作为“”的发展中国家。数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直沿袭着这一模式。而这个沿袭已久的模式已被这场新的危机所打破。1997年和1998年，西方7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和德国相继发生经济衰退，以及在全球徘徊的金融风潮似乎在证明：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在“”的阻滞将破坏资本的整体国际循环的可能性。
西方资本集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意识到了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危机，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国际知名的金融资本家乔治·索罗斯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很可能过不了目前的这一关。边缘国家的经济还没有起色，不经过一番痛苦很难改观。”“在整个亚洲，反美、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排外的情绪已经在酝酿，连日本都包括在内。”“直到最近，边缘所发生的问题是有利于中心的。但亚洲危机的正面效应已经开始消退，负面开始出现。……一旦股价反转，财富效应就会把市场的退却转变成经济的退却。这将进一步造成对进口货品的抗拒，并因而再进一步造成边缘国家的怨怼。”“除非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有缺陷的，并且及时行动来匡正这些缺陷，否则一定会为其缺陷付出代价，不是这次，就是下次。我现在就可以说出危机的最后阶段，它一定就是政治危机。本土性的政治运动将发生于各国境内，这些运动将设法驱逐跨国公司，并收回‘国家’的财富。有些类似造反的运动也许会成功，这些成功会动摇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产生自动的下坠过程。这种情形这一次不发生，就是下一次。”（1998）
3、后殖民主义初露端倪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停滞还将产生政治的后果。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一个世界体系。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之后，对于西方来说，世界按照两个维度，分为四个方面：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在剧变、“冷战”结束后，传统的“东方”已不复存在。因此，面对新世纪，世界对于西方来说，主要是南方与北方，或者说世界更明确地分为：“中心”与“”，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中心地带和以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地带，“中心”与“”构成了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版权所有
这种格局的界限，在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在韩国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新成员国沦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济国之后，变得更加清晰了。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本国际循环的链条逐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了。应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对于第三世界来说，风险多于机会，代价大于利益。
但是，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跌入“发展的陷阱”的现实，对于西方来说也构成了严峻的，甚至是致命的挑战。因为，“发展的陷阱”虽然出现在第三世界，但同样意味着资本国际循环的阻滞甚至中断。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就在于维系资本国际循环的畅通。为此，西方在“冷战”结束后，将战略的重点转向第三世界，并提出了新的战略蓝图——“国际新秩序”。现在西方的“国际新秩序”的两个战略要点已经清晰可辨——垫高与削平。
垫高，是对于在工业化过程中落入发展陷阱，甚至发生社会动乱的国家实行扶助，以防止资本的国际循环在这些薄弱环节上发生断裂，继续将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市场纳入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由西方国家直接出面或由西方国家策动的在非洲、亚洲地区的冲突热点，实施维持和平和经济重建，就是垫高的实例。
关键词：金融危机；加工贸易；经济结构
全球金融危机使出口需求下滑，失业压力不断上升，出口增速下滑，出口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吸收就业的能力减弱，加剧了国内经济困难，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短期内社会经济工作的中心，必须与长远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联系起来思考，更不能为了应对短期的危机而为长期的发展埋下难以铲除的隐患。为此，需要思考并妥善解决以下几组经济关系。
一、处理好保增长与保就业、发展加工贸易的关系
金融危机不仅使大量农民工失业，加剧农村失业问题，而且许多城镇的企业在收缩业务、调整职能部门中裁员，城市的失业问题也同样在加剧。在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过程中，保就业理应成为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成为政府干预的首选目标。
保增长应该作为增加就业机会的手段，而增长本身不是目的。为了降低失业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不仅要保增长，更应该考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条件下，要放弃理想主义的主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附加值低，限制其发展，人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润率，逼迫其转型，而应该帮助其度过难关，在财税、金融信贷政策上继续给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业；应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较低，同量资本如果投资于若干中小企业，会比投资于资本技术构成高的大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应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经营目标单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条件下，它会选择使用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对就业贡献更大。还应该运用财政税收、信贷政策等，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帮助城镇失业者创业；鼓励企业缩短工时、减少裁员。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寻求降低失业率，应该成为我国的长期战略性课题。
二、处理好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的关系
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增加投资可以扩大内需，但投资的增长必须与最终有效需求相适应，否则，又会造成投资过剩。因此，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国内居民的最终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终有效需求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购买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钱消费，消费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须增加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须减轻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困难不小，仍需政府长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投资、出口的增长率一直高于消费增长率，这被许多人称为消费增长乏力。但近五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但两位数以上的消费增长已经不能称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率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我国还必须高度重视出口的增长。应把扩大内需与争取外需增长结合起来。
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贸易、扩大外需并不是对立的。我国不仅在扩大出口中获得大量直接的比较收益，而且因为开拓了海外市场，形成有效的国际市场供给，大量闲置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形成实际生产力，有效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这是我国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的长期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内需。但不能把扩大内需与开发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对立起来，不能把扩大内需理解为排斥发展对外贸易。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还是谋求长期发展，中国都应该继续把扩大外需作为重要支点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三、处理好保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三线并举，是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做法。但显而易见，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顾此失彼、鸡飞蛋打。
扩内需是保增长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机影响深重条件下的急迫选择，也是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扩大投资和居民消费，可以弥补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需求扩张中，一些本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又有了市场需求，过剩的钢材、水泥、建材、家电、副食品等又有了销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和创新的压力减弱，市场出清过程被延长，使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长中，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企业救助、产业救助措施，可以维持企业利润水平，避免企业大量倒闭，但同时也意味着在竞争中一些企业生存危机解除，调整
产品结构、谋求技术创新、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的动力减弱，这又容易导致企业继续维持原有的增长和扩张方式，忽视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的进程放慢。反过来，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一批企业必然要退出生产，这又会使社会投资放缓，经济增长放慢，失业增加。
关键词：金融安全 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 金融全球化
目前，我国许多业内人士对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安全混为一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前些年亚洲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对金融安全也逐渐重视起来，金融危机，金融风险以及金融安全之间的相关性和区别也逐渐显现出来。以及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中，金融安全问题的不断衍生，金融企业应当对这些变化进行动态适应。
1、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金融安全
1.1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
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的因素的影响下，金融风险会转化成金融危机，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金融风险是指金融结果会偏离预期结果的可能性，金融风险通常指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既有可能会有收益，也可能会有损失。金融风险的存在是金融机构中经济运行的常态状况。金融风险具有可避免性，避免金融风险信息的掌握很重要，信息掌握的越全面，及时，避免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金融风险还具有可测定性，在进行金融行动时，先进行预测，估值。在金融风险中，一方面损失了，可以从另一方面采取措施进行弥补，前提是要有全面的准备。金融风险还可进行转嫁和分散，可转嫁给众人，他人，也可将其在时间、空间方面分散，慢慢消化，或者在其他机构消化。我国在金融风险处理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如人们对风险的意识不够，人们认为金融机构有政府支撑，不会破产，且不注意自主掌握和分析信息来避免风险。又如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各地金融机构的实力差距过大，使其承受金融风险的能力也不一致等。
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不同，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发生混乱和动荡。金融风险具有不确定性，金融危机则具有现实性，指已经发生。金融危机由金融风险转化而来，且金融危机的形成受很多因素影响，一是政府对风险进行保障，有了政府的出面，金融风险一般不会转化成金融危机。二是金融机构的信用度，信用度高，风险也不会转化。三是在风险有扩散的趋势前，立刻进行制止，控制范围。四是对风险的的承受和消除的能力，承受能力强，有条件进行消除，也可避免发生金融危机。
1.2金融危机与金融安全
金融危机的爆发影响着金融机构的安全，但金融不安全并不仅由金融危机造成的。金融危机一般会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致命的影响，因为此国家在金融领域发生了混乱和动荡，并对该国的金融机构产生严重的影响。
金融安全是指一种动态的安全，尤其在金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下，金融危机也迅速扩散，对国际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金融领域的动荡。进而金融安全问题也逐渐被重视起来，并作为一个应对其负面影响的重要战略提出。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状态，因为经济的运行态势也在持续不断的变化着，而金融安全的状态则是在这一过程中的不断调整中实现的。一个国家经济的独立是金融安全状态存在的基础，只有经济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才不会被其他国家牵制，金融安全的隐患才能消除，才能对金融安全进行维护。在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被加大，国际金融中也相应的存在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使得一些国家开始重视金融安全。因为各国国情的差异，金融安全问题也程度不同，并且各国对金融安全的维护的能力也有强弱之分，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也不相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当发生金融危机时，政府及金融机构都通过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来控制局势，进而摆脱金融危机。行政资源一般是社会力量以及国际的支持等，经济资源则更为重要，而这些都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一个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位置也影响着此国家维护金融安全的实力。就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在国际金融占有主导地位，维护金融安全的资源也很丰富。因此，即使金融安全出现了问题，这些发达国家也会对金融危机的扩散进行制止，继而维持其稳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处于劣势，它们无力改变国际金融市场，且国内的金融体系也不够完善，还会受到发达国家对金融资本的控制。所以一旦发生金融安全问题就会危及其金融体系和制度的稳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安全。
2、金融问题上的的防范与策略
2.1适当的金融创新
在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的金融形势也日益复杂起来，因此，国家的应对策略很重要。当代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的因素是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具有两面性，多样性的金融创新产品能够分散金融风险，中国应当进行适当的金融创新，健全和丰富我国的金融体系，增强其对金融冲击的抵抗能力，在面对动荡时，使企业，金融机构能分散风险，使中国经济在面对危机和波动时能富有弹性和韧性。当然，在进行多样化的金融创新时，应注意联系现实风险收益适当创新，过度创新会使风险过度积累，导致金融风险的增长。
2.2人才的培养和各国的联手合作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金融市场，提高自身在处理金融风险方面的能力是必须的，因此，对金融风险管理人才进行培养，提高识别和管理风险的能力。从根本上避免所有由金融风险带来的损失。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金融危机不但会在一个国家发生，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影响，造成更多国家陷入其中。发达国家引发的金融危机，也会让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到牵连，因此各国联系在一起共同应对和解决金融危机是维护各国经济共同利益的必要方法。所以，应当对那些在国际金融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加强其国际责任，同时，也应让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挥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作用，进而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同时也维护了各国家的经济稳定。
总之，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也更加复杂，应弄清金融危机，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并加以深刻研究和运用。且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解决的过程，应意识到金融风险的避免，金融危机的防范制止以及金融安全的加强和提高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吴婷婷.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国际化发展趋向展望―基于金融安全的视角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9）：16-17.
关键词：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机；过度消费；生产过剩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如果联系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现实，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荒谬性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本文在对当前国内外学界一些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对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形式、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真理。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观点及其非科学性
源自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1）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储蓄过剩”或“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的危机[2]；（2）此次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支付危机”[3]、“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4]或“信用危机”[5]；（3）此次危机的实质在于“过度消费”[6]；（4）当前的危机“是一场国家干预的危机”[7]；（5）“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8]；（6）美国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9]；（7）道德危机“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症结”[10]；（8）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引起的风暴”或“资产负债表的危机”[11]等。
上述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联系危机的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论”来说吧。早在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有“群众消费不足”的说法。但能否以“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实质呢？答案是否定的。认为，“群众消费不足”或“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到来之后“才变得明显”。[12]“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13]。在说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应当承认“群众消费不足”这个事实，但只能把它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而不能用它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从历史到如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14]“群众的消费水平”可以作为“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15]20世纪30年代，作为对“群众消费不足论”的发展，凯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所致。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则是由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决定的，由于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危机随之发生。经济危机在实质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发生的经济萧条或生产过剩的危机。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实际上是19世纪初期西斯蒙第“群众消费不足”论和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在21世纪初期的再现，它不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归结于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盖了危机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机的实质，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
把此次危机的实质说成是“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支付危机
“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只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常见现象和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危机的起点或爆发点，而非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偿能力丧失，“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机的实质，不能只看现象和发生的始点，而必须由此出发，深入问题的内部，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根据。“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17] 事实上，“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18]。因此，整个经济运行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偿能力衰竭，信用崩溃，但究其原因，却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例外。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业即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为了加强房地产业，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实行扩张政策，结果房地产业迅速扩张，形成过剩局面。为了缓解过剩，银行家、商家和美国政府沆瀣一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结果使居民债务迅速膨胀。2006年，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致使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市场需求急剧下降，房产价格急剧下跌，次贷违约率急剧上升，诸多贷款机构和投资机构相继破产，危机随之发生。这次危机也突出地表现为支付手段短缺，清偿能力枯竭，信用崩溃，但危机的实质却不在这些，而在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生产过剩。“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信用危机”论，实际上只是“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出来的幻境[19]，而非这种幻境背后的真谛。 实质在于“透支消费”或“过度消费”的观点，其非科学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次危机来说吧，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行扩张政策，引起房地产业膨胀和过剩所致，是生产出了问题，而不是消费出了问题；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银行和商家为了推销过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导致居民债务膨胀，债务锁链拉长，最后由于政府紧缩政策，利率上升，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次债锁链破裂所导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费、过度消费所造成；本来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一方面房地产业过度扩张，生产极大过剩，另一方面，广大群众，无力购买，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诱下，举债购房和消费，而不是广大群众追奢求侈、豪华消费。把危机的实质归结于“透支消费”和“过度消费”的观点，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是“消费决定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
把“国家干预”或“华盛顿共识”说成是危机的实质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异见，而是新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理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前一种理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恶果、以致引发危机的弊端为宗旨，主张以新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来拯救经济，解决经济崩溃问题。后一种理论，则是以斯密和李嘉图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为渊源，以经过改进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治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为背景，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合体。这种理论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即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某些改良的经济政策来治理危机，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之上、经过几十年构建的资本主义“知识大厦”和“理智大厦”的轰然崩塌、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两种理论观点貌似相互对立，不可一世，但细究起来，却有明显的一致性。它们都把制度性危机说成是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危机，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剥削本质；都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失灵当作危机的实质，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产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经济现象即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实质；都把危机的责任推给对方，歪曲或掩盖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实质，带有明显的辩护性质。把危机说成是“信心危机”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凯恩斯、庇古和拉文顿等关于“心理危机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当资本家对社会和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信心并抱有乐观情绪时，就会增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涨和繁荣；而当资本家过度乐观，对经济形势误判，产生错误时，悲观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压缩投资规模，导致有效需求减少，引发危机。把危机归结为资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颠倒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与这种状况在资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间的关系，把属于意识范畴的心理状态说成经济运行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把危机的现象当作危机的实质，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对贪婪成性的金融财团进行“市场救助”，使之摆脱破产倒闭的境地。这种理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和阶级本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至于把危机说成“道德危机”的观点，更是荒谬绝伦。认为，道德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的。”[20]“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还认为，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2]。“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23]“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虚伪的，都是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谬论来加以粉饰的”。[24]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华尔街金融巨头似乎只是个人的行为，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5]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贪婪和道德缺失，决不是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资本的天性，或者说，只能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天性。对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6]把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说成是华尔街巨头的“道德危机”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之中；三是在谈论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时，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或者故意掩盖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现象和特征，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金融垄断资本的怀抱，充当了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列宁曾经说过：“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
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句话应当成为这些人的警钟！ 危机也绝不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谁都知道，“资产负债表”只是经济或资产经营运作状况的记录，是经济或资产运营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经济或资产运营的现象，而决非经济或资产运营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把作为经济或资产运营状况的记录、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说成是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费笔墨予以评价了。
二、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特点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实质上，依然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又由私人垄断经过国家垄断发展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目前，国际垄断已发展为以金融资本垄断为龙头，金融、经济、政治、军事以至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为一体的超级国际霸权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规定性仍然未变，引发危机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虽有深化和发展，但它们作为系统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仍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周期性过剩，引发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围发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关系的普遍化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的动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无限扩张的激素，使资本主义始终不能走出生产过剩的怪圈。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发增强，以其强制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资本以无限的规模和深邃的内涵进行扩张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不具有过剩的趋势和特点。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次改良和调整，仍未得到解决，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蔓延和扩展，演变为经济全球化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贸易的无序扩张，经济结构的失衡，资本剥削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拉大，劳动与就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在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不断把世界经济推向结构性过剩和全面过剩，走向危机的深渊。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规律的产生和作用，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垄断虽然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并未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剧烈，具有垄断竞争的特点。垄断竞争的产生，使竞争的对手、竞争的内容、竞争的手段都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程度更加惨烈，破坏性更加巨大。各垄断组织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无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能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这样，就不能不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政府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长，供给与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危机发生的机率进一步增大。
第五，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这一规律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一规律的作用，不仅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的产生，而且也引起各国垄断同盟实力对比的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不仅引起各国垄断同盟之间更加剧烈和更加残酷的竞争，而且还引起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经济领土乃至殖民地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殖民主义出现，虽然许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资本主义瓜分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必然会运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
能力，推动经济的扩张，使生产越过市场的界限，走向过剩。
第六，在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权规律。美国作为一超独大国家，处于霸主的地位。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不断向国际市场输出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资产的控制权，同时又利用贸易霸权大肆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端产品的价格，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制定相应法规严格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赚取外汇和引进外资，求存图强，又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就必然导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广大发展中国家手中结余的美元越来越多，从而不得不循环回美国用以购买其政府的债券。这样，就不能不造成美国的债务过剩、国际流通中的美元过剩和发展中国家用于出口的商品过剩。在美国国内，为了构建“一个人人拥有住房的社会”，美联储又推行了信贷扩张政策，结果推动了房地产业的扩张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居民之间债务锁链的延长。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扩张，又带动了建筑、建材、钢铁、汽车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造成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各项产业的全面过剩，而且还造成了信用膨胀、流动性过剩、投机过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过剩、债务和次级债务过剩。这样，国际经济与美国国内经济的各种过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导致此次深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从现实来看，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生产过剩的内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显著地扩大了。马克思依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危机的情况，认为生产过剩一是指商品的生产过剩[29]，二是指资本的生产过剩[30]，其中商品的生产过剩是指“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剩”[31]，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实质上“就是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即产业资本的过剩”[32]。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过剩虽然也包括商品的生产过剩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但商品的生产过剩除了包括生产资料商品和生活资料商品等物质商品过剩之外，还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过剩。而资本的生产过剩，除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过剩之外，还扩展到金融资本和以各种有价证券形式出现的虚拟资本。 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的生产过剩，在形式和规模上也有了较大发展。
第一，货币过剩。2001年以来，美联储为了防止因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放宽信贷管理，实行扩张政策。2001—2003年间，连续13次降低利息率。同时，还利用短期标售、定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信贷等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场的多个子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用贴现窗口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鼓励社会客户从银行大量提取现金；结果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超常增长[33]。美国货币的超量发行，又通过一定渠道传染到欧盟和世界各地，结果，又导致国际流通的货币过剩。据统计，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纸币，美元为7 600亿，欧元为7 600亿[34]。国际流通货币过剩，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推动了许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诸如石油、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扬。
第二，房地产过剩。2001年之后，为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美国对产业结构作了相应调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企图以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房地产业迅速扩张，楼市价格迅速上涨。据统计，2000—2006年许多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00%，住房价格总水平上涨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总值约达21万亿美元[36]。但好景不长，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抑制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实行紧缩政策，连续17次加息，结果又使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国全年新房销售量仅为77.4万套，比上年减少24.8%，旧房销售量只有562.5万套，比上年减少12.8%，新房开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国房地产业由盛到衰，处于崩溃的境地。
第三，金融过剩。房地产业的扩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的增长，从此次以“次贷”为始点的金融创新来看，涉及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证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国次贷金额有1.2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经过包装之后，其衍生品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总规模达到1
0万亿美元，其中国际市场流通额占2 / 3以上[38]。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39]金融资产也呈现出迅速增大的趋势。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仅为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相当；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5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118万亿美元，约为当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则高达150万亿美元。[40]美国金融资产的规模更是大得惊人，2006年美国金融资产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41]，2007年美国金融资产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34%、世界gdp总额的25%、世界贸易总额的11%[42]。庞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资产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照，过剩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第四，投机过剩。随着货币过剩、以房地产业为典型的生产过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贷规模的增长，各类资本家不断遭受“资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摆脱困境，便对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进行层层包装，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虚假信息向社会出售，进行欺诈活动，于是投机活动便猖獗起来，以致造成投机过剩的局面。据《华尔街日报》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债务抵押债权等用于欺诈的金融工具，规模之庞大，在高峰期竟达390亿美元。自2007年8月以来，投机触角又急剧向石油、小麦、大豆、大米等市场扩展，结果导致市场各类商品包括运输价格迅速上扬[43]。有人估计，在美国，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就达8万亿美元[44]。难怪有人把美国经济称作金融投机经济[45]。
第五，债务过剩。由于美国过剩的经济靠贷款刺激消费来消解，居民消费靠信贷来支撑，国家和地方财政亏空靠发行债券来弥补，结果使美国经济沦为债务经济。截至2006年，美国国债已达10多万亿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债务余额达11.4万亿美元[47]。2006年，美国内外债务余额为53万亿美元，为当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债务负担，给美国经济罩上阴影，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从直接原因来说，系由美国债务过剩及其锁链断裂酿成。
第六，虚拟经济过剩。上面所列过剩，除房地产过剩以外，均属虚拟经济范畴。毫无疑问，金融、投机、债务过剩的发展，推动整个虚拟经济向过剩发展，1973年以来，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信用和资本日益虚拟化起来，加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推动，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加速发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这一物质基础。据统计，1952—1979年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为257倍；而1980—2007年则迅速增长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90年代则接近90%。金融部门获得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 / 5，到2000年则达到70%左右[49]。长期以来，在美国gdp中，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逐年下降，1950年为61%，2007年则为33.9%。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到20.67%[50]。虚拟经济的过剩，给实体经济造成日益繁重的压力，当实体经济不堪重负时，必然崩溃而发生危机。
第七，对外贸易过剩。上面说过，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向世界输出大量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商品，以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控制权。同时，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权又使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汇资产的储备货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外围依附性经济。按wto和imf的数据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51%。而我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则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国际贸易格局中，美国发美元，外国卖商品，美国贸易逆差加大，外国贸易顺差攀升，美国
进口过剩，外国出口过剩。一旦美国经济过热，对内实行紧缩政策，对外实行保护政策，遍布全球的生产过剩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对外贸易过剩，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 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点，虽然千奇百怪，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生产过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实质性的现象和特征。事实证明，此次危机的实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应的生产过剩。任何否认、掩盖、歪曲和偏离生产过剩这一实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结论和启示
生产过剩这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运用抽象法，通过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一系列现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本质特征。而我国一些崇拜西方的学者，在此次危机的实质问题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正确认识和把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必须坚持和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级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那时人们追求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根本无所谓过剩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的一个很长时间，由于生产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市场狭小，经济结构仍具有自然经济色彩，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处于萌芽状态而未突出并发展起来，因而也不存在生产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以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封建所有制关系已经解体，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经成熟并充分展开，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各国经济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才得以发生。生产过剩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52]，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53]。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伴侣和不治之症。自资本主义脱离幼年时期而进入大工业时期以来，生产过剩及其危机的幽灵一直环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周围。“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54]“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可能会以我国经济被卷入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特点为由，怀疑上述论断的真理性，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国经济之所以被卷入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造成的。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在使我国分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从国内来说，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是公有制为主体、公私经济并存；在经济规律体系上也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并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发生危机有时也难以避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使我国经济少走弯路，减少震荡，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发展和壮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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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关键词：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危机；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4-0007-02
1 《资本论》关于经济危机的成因分析
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表现尚很不明显，直到1929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爆发，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最终暴露出致命的缺陷。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它的发生有其可能性与现实性。
在简单商品经济中，交换仅局限于物物偶然交换，不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成为商品交换的媒介，交换公式由原来的W--W分裂为卖(w―G)和买(G--W)两个阶段。二者的对立商品本身内在矛盾不断运动、发展甚至激化，最终必然导致商品流通过程中社会供求出现空间与时间上的双重断层，预示着商品流通中可能出现供求失衡，为经济过剩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
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经济危机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盲目性决定了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自主性与分散化，导致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的冲突与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与以广大雇佣工人为主体的社会有效需求的相对萎缩，一旦生产普遍超过了工人的有效需求，经济危机就有了爆发的可能。因此-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存在上述三个矛盾，也存在投资过度和信用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因此，经济危机在我国仍然有可能性与现实性。2008年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在当前经济危机中，更要慎重把握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尽可能减少经济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损伤程度。
2 当前经济危机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经济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更加频繁，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合作逐渐增强，贸易摩擦也逐渐升级。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经跨越美国本土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以极快的速度对全球各个经济体都产生着日趋严重的影响和破坏。
2006年春季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显现，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全面爆发。一年多来，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恶化，并进一步蔓延到实体经济，世界经济的衰退程度不断超出世界银行和IMF的预期。中国杜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认为。2008年发达国家经济已经陷入衰退，全球经济增长率大幅放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9年全球经济仍是充满变数和动荡的一年，整体形势甚至可能要比2008年更为严峻。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还没见底的征兆。美欧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破产还在持续增加，而且银行资产大幅度缩水。已注资200亿美元的花旗银行，目前市值缩水到1／10。另一方面，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迅速扩散。去年下半年以来通用汽车为代表的汽车业的亏损、破产和萧条还在持续蔓延，随着越来越大的市场风险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相互传染，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一种“去全球化”的逆潮在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间浮现出来。欧渊由于原有的经济体制问题，近年来GDP的低增长，可能成为全球经济衰退中最危险的一环。2009年欧洲央行预测，2009年欧元区国家的GDP增长率将为-1％；经合组织预测如果算上所有欧洲国家，实际GDP的负增长可能达2到3个百分点。日本内阁府2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GDP在去年第四季度下滑的幅度(12.7％)超过了美国和欧元区，其出口支柱产业电子、家电和汽车受到次贷危机的严重打击。新兴经济体国家，金融危机造成外资撤退，股市缩水。本币大幅度贬值(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韩国货币均大幅贬值，幅度分别为24.8％、20.1％、8.7％、38.7％和31.3％)；亚洲地区出现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所说的“西衰东乱”。当前世界市场萎缩，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趋大，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外部需求造成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对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很大影响，GDP“保八”的目标比较艰巨，就业难度加大。
综上所述，本次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各国纷纷出台各项政策以减弱对本国经济的冲击，甚至不惜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对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理论指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运行来说，经济大幅度波动和严重的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的噩梦。《资本论》关于经济危机的分析又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对马克思及其著作的狂热追捧，那么从理论角度来看，本次经济危机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3 当前经济危机的原因分析
经济学阐述的经济危机在当代表现出更深刻的现实性。对经济的破坏是整个世界经济史上空前的。三大矛盾依旧存在，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内部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如果我们在实际经济运行和理论研究中不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情况，经济危机也必将在我国发生。因此，有必要对当前经济危机做一个详细深刻的理论分析。
3.1 不同理论体系指导下产生的经济实践不同
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经济运行理论指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把人与人的关系物化为人与物的关系，即企业家对劳动这种要素的管理关系，通过各种制度和措施加强劳动利用率，不断追求利润的增加和财富的增值，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作为要素的劳动力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尤其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在产品的分配方面，过度追求效率，忽视了公平，仅靠政府推行各种福利政策和提供一些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公平问题。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产生的后果就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供求严重脱节，物质产品的不断增加即社会供给的增加与社会有效消费需求的不足并行；而美国对于由于收入低下而无力还贷者赋予较低的信用等级，导致这些人贷款困难，无力扩大生产-盈利困难，还款困难，形成一定程度的恶性循环。因此，与其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是信用度低下的人们不还银行贷款导致银行破产，更深刻的原因应该是由于收入低下导致无力还贷，而政府又为了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等的繁荣发展，而将无抵押贷款贷给收人低的无力还款
者，最终必将导致银行破产，整个金融体系的主要链条断裂，从而波及实体经济，引起经济危机爆发。
按照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一种集体的交互行为，而不是某个孤立个人的行为。经济活动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活动，前者是人们从对自然的交往中获得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活动，即生产活动；后者是从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活动，称为交易活动。
我国经济实践在改革开放后，GDP取得了年均9.7％的增长率，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57 ：1增大到3.28：1，东西地区收入差距2006年扩大到3.25倍。对于如何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传统看法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通过二次分配解决初次分配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寄希望于二次分配，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如果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把二次分配作为补充手段，解决初次分配可能会遗留的一点问题，则有可能很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目前出口严重萎缩、投资疲软的情况下，要实现今年GDP增长“保八”的目标。必须依赖于扩大国内需求，而我国由于社会公平问题长期存在且日渐严重，政府从民生工程人手，把投资重点放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这给我国实体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拉动内需的刺激政策逐渐发挥出作用。
3.2 虚拟经济所占比重过大，经济泡沫成分过多
虚拟经济指经济活动中，以虚拟资产为对象，通过对虚拟资产的经营，以谋取利润和报酬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包括对虚拟资产的买卖、中介、咨询等。其中虚拟资产就是市场经济中所有没有价值却有价格、其价格在本质上是某种收入的资本化的资产。虚拟经济可以吸纳大量的货币资金，从房地产炒作到股票市场，从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到收藏品市场-从各种债券的买卖差价到外汇市场，总之，在可以反复交易的各类资产市场之间流动，并随时从虚拟经济中流出或流入。虚拟经济是和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在实体经济的运行中起到资金配置、对货币资金冲击实体经济的缓冲器的作用。但虚拟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使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加，个人可以以炒作房地产、股票等虚拟资产增加货币财富，但一个社会不能仅仅依靠虚拟经济的发展来支撑整个经济体系。
而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问题，即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则日渐严重。第一，战后美国GDP占世界GDP的一半左右，而到2004年以后该比重已经低于30％了。第二，从战后到现在，美国GDP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如果用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表示美国的实体经济(依托于实实在在物质生产和服务的产业)，用金融、保险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表示美国的虚拟经济(依托于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炒作的产业)，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且实体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制造业，1950年占总GDP的27％，2007年则只占11.7％；而其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全部GDP的比例则从1950年的11.37％上升到2007年的20.67％。美国战后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钢铁和建筑业往日的辉煌已不再，代之而起的支柱产业是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第三，上述美国官方提供的制造业统计数字仍然过高，对制造业依赖金融资产创造和炒作产生的GDP还要大打折扣。
美国的“虚拟性”在不断加深。美国债券(其中就包括次贷)、股票、外汇、期货、金融衍生品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成为美国人创造货币财富的机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保守估计，2006年底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400万亿美元，为2006年美国GDP的36倍左右。而其他国家最多只有十几倍，如日本是16倍左右、中国是10倍左右(2006年中国虚拟经济发展报告)，充分说明美国经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泡沫性。
虚拟经济的不断扩张使美国人趋之若鹜，放弃传统制造业去经营金融业，放弃产品和技术设计去专供金融产品创新的复杂设计。美国特殊的经济运行方式使得美国人在国内将几乎所有能够资本化的收人流都纳入了其创造货币收入的洪流，一旦虚拟经济泡沫破灭，社会各个阶层资产大幅度缩水，必然影响到实体经济的信心。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骏民说，“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匹配良好时，虚拟经济将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广泛的融资渠道，转移市场运作的风险，从而有效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时，就会产生泡沫经济或者金融危机。”因此，我国既要积极利用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保障作用，又要坚持适度发展的原则。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发过多的泡沫经济。
3.3 西方经济分析过于模式化，对实际经济运行缺乏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汇率；转价模型；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0-0242-03
引言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如何从金融风险预警危机？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引发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东亚五国的货币大幅度贬值[1]。泰国、日本、韩国本币贬值，实现了经济的反弹，印度尼西亚本币贬值，出现了社会动荡和经济持续衰退。而中国采取人民币保持稳定，并没有发生危机。这就提出两个问题，什么情况下汇率调整，会触发经济危机？什么情况下，调整汇率没有风险？
汇率体现着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这种价值确定的不合理就会有国际经济波动刺激危机发生。实际上，汇率变动情况与贸易商品价格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被称为汇率转价（Pass-Through）[2～3]。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汇率转价联系着各国经济，汇率转价不合理就可能破坏原来的经济体系。因此汇率转价的合理性，也就成为金融危机的一个判据。Feenstra，Kendall（1997）[4]发现不合理的市场定价导致不完全汇率转价是影响购买力平价的重要因素。Taylor（2000）[5]认为，在世界性竞争压力提高、物价指数保持在低位的经济环境中，出口企业将难以将汇率的变化完全传递到出口价格上。Charles Engel（2005）[6]从名义价格粘性方面阐述了汇率转价程度的差异。这些机制显示，通过汇率转价（Pass-Through），我们可能发现危机触发的判据。
一、理论框架
由于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汇率转价理论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模型，在这篇文章中的研究是基于Tange（1997）[8]的转价模型。王铮、龚轶（1999）[9]，王铮、张焕波等（2005）[10]将此模型应用到当时人民币汇率的分析，分析了人民币的走势和经济安全性。本文利用模型中提出的两个特征α，β，来分析多国汇率走势与经济安全性。
Tange（1997）的方法中，考虑汇率r与商品价格p（t）存在下列关系：
pa（t）=px（t）/rα（t） （1）
这里pa（t）为t期外币表示的出口价格，px（t）是t期由成本决定的以本币表示的出口价格，r是由外币的本币价值定义的汇率，α为汇率弹性。为了数值处理的方便，指标分析主要利用关系式（2），这不会影响对α的估计。同时用成本c（t）代替国内价格，这有助于分析国内经济系统受国际汇率的影响，从而判断国内经济系统的安全性。
通过方程（1）我们可以看出，在直接标价法下，如果以美元为标准，在r>1的情况下，如果α小于1，按成本价计算的产品经过贸易转价，实际上低于汇率给定的价格，因此α1，说明本国的汇率定的过低，本币需要升值；在直接标价法下汇率r小于1时，α的判据作用相反。
实际的汇率是分阶段变化的，市场是有惯性的，汇率变化r应该是最近几期汇率变化率的某种加权平均。Tange（1997）应用一个汇率作用滞后的多期分配多项式将转价方程表示如下：
lnpa（t）=a0+a1lnc（t）-αklnrt-k （2）
其中，a0为常数，a1为外币表示的某行业出口价格的成本弹性，c（t）为t时期产品成本，αk为第t-k期的汇率弹性的滞后系数，k为滞后长度，n为惯性保持的时间。类似的，国内价格与成本的关系应该满足新的转价方程：
px（t）=Bc（t）/rβ（t） （3）
理论上，汇率变动不会引起本国价格变动，除非生产过程原料主要依赖进口，所以当β=0，汇率变动不会引起国内价格体系变动，因此β=0就成为了汇率风险的判据。同理用一个汇率作用滞后的多期分配多项式将转价方程（4）表达为：
lnpd（t）=d0+d1lnc（t）-βklnrt-k （4）
其中，pd（t）为时期本币表示的国内价格，d0为常数，d1为某行业国内价格的成本弹性，βk为汇率弹性。
总之，国际贸易转价系数∑α，可以反应汇率偏离均衡汇率的程度，而国内贸易转价系数∑β，反映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受汇率变动影响的程度。在实际计算中，计算所有商品的α和与β工作量太多，我们可以监测主要商品的α与β，并做加权计算作为判据。这里的权重系数以各行业的销售额或出口额所占比重计算。
二、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和英国的情况展开了实证研究，检验基于转价理论提出的经济安全性指标的可行性。之所以选择这六个国家，是因为泰国、印尼、韩国和日本是在东南亚危机中受影响较大的国家，而当时人民币的汇率却保持坚挺。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汇率状况也相对稳定。
本文中国的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司官方统计网站（http：//）。韩国的数据来自韩国银行的官方网站，日本数据来自日本国家统计办公室的官方网站，英国数据来自欧洲中央银行的官方网站。由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开始蔓延到世界多个国家，而中国经济并没有发生过大波动，所以，除中国外的五国都取自2008年的数据，中国取自2010年的数据。对于在模型中的n取2，即考虑2年的汇率滞后影响。由于分析的是经济发展问题，这种以年为单位的数据基础是在许多发展问题分析中的惯例。
根据方程（2）和（4），我们对这六个国家的汇率转价程度进行了不同时间段的估计，估计采用的是最小二乘法，值得注意的是，在直接标价法下，英镑相对美元的汇率是小于1的，而其他五国的货币汇率都是大于1的。在王铮、龚轶等（1999）的文章中已经对中国就1988―1996年的汇率转价情况做过计算，王铮、张焕波（2005）的文章中已经对韩国、日本在1988―1996年的汇率转价情况做过计算，在这里就直接引用以上三部分结果。在对中国、韩国、日本和英国的汇率转价程度中本文选取了五个行业的工业产品，分别是食品、纺织品、燃料、机电产品和化学产品，由于泰国出口以农产品和自然资源为主，因此本文选取了大米、石油、玉米、天然橡胶四个产品，同泰国类似的情况，印度尼西亚选取了天然橡胶、石油、棕榈油、玉米、可可豆。由于模拟得到的数据结果较多，此处仅给出各个国家的国际贸易转价系数∑α和国内贸易转价系数∑β。
（二）实证检验
表1中给出泰、印尼、韩、日和英的∑α和∑β值。
如表1结果所示，首先看∑α值，可以看出泰、印尼、韩和日的该值在后一阶段都比前一阶段更接近1。前一阶段这四个国家的值都明显小于1，说明他们当时都面临着货币贬值压力，而且东南亚危机期间，这四个国家面对国内动荡的经济秩序，确实采取了货币贬值策略，而且贬值后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相应的回暖。这也与后阶段∑α值更接近于1 的情况相符合。而英国的两个∑α值都保持在1附近，与其未收到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情况相符。证实了模型的合理性。相应的分析∑β值，在1988―1996年阶段，泰国、印尼和韩国的∑β值都明显偏离0，这意味着汇率变动会引起这些国家国内经济剧烈动荡，而1997―2008年，该值都更接近0，情况有所好转。日本和英国的两阶段该值都维持在0左右，说明其经济较稳定。这说明日英两国国内产品定价基本上不受汇率的一些，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是强大的。事实上，1997日本进行了汇率调整，但是没有发生国内经济危机，而英国并未受危机影响，经济保持平稳。
综上五个国家的数据结果与实际情况的比较分析看来，此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可以使用此模型来分析中国汇率的合理程度。
三、人民币的汇率分析
王铮、龚轶（1999），王铮、张焕波等（2005）分析了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他们分别得到1988―1996年，1997―2003年的∑α，∑β为0.921，0.545；1.928，0.286。因此，1997年面对东亚经济危机，由于中国人民币的∑α接近1，明显好于泰国、印度尼西亚、日本的情况，同时1997年的∑β等于0.545，明显偏离0，如果人民币贬值，必然导致国内物价系统混乱。事实证明，中国政府1997年没有追随东亚国家、没有屈服国际压力，没有实施人民币贬值是正确的。2004年，人民币又一次面临汇率变动问题，计算表明此时中国人民币的参数∑α明显大于1而参数∑β从0.545已经降到0.286，人民币应该升值，而且升值并没有造成过大的国内影响。事实上中国从2005年人民币一路升值，没有出现线性理论预测的经济下滑，而是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针对目前的中国发展问题，我们计算了1997―2010年的情况，表2给出了中国三个阶段的结果做了汇总，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汇率越来越合理，经济越来越稳健的过程：
结果发现，1997―2010年，参数∑α为1.093，参数∑β为0.142。这就是说，人民币升值越来越接近合理的汇率了。由于∑α非常接近1，所以今后一段时间人民币不再具有单调升值的趋势，人民币的汇率将进入一个波动阶段。另一方面，由于∑β接近0，已经比1997年之前的0.545已经改善了很多了。由此看来，人民币适当升值会稳定中国经济。
总结
本文的数据结果证实了∑α，∑β作为确定汇率合理性、防范国内经济危机的一组指标是合理的。而当前人民币汇率已经比较合理，中国产品价格只是略微低于购买力平价决定的价格，从长期来说，低于购买力平价决定的价格不利于中国资本的累积，所以还有小幅度的升值空间。另一方面，汇率变动会对中国国内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情况也比之前改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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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财务管理；启示
引言
如果从2007年底美国发生“次级贷款”危机算起，被称为世界性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至今已近两年了，现在还再探讨这个题目，似乎有炒冷饭之嫌，但在笔者看来，理由有：
理由之一：有人说，金融危机使我们失去了很多，但不应失去思考；它摧毁了我们许多，但不应摧毁价值。还有人说金融危机百年一遇，但要充分认识到它给我们上了生动而又深刻的一课，是年轻人锻炼成长的好机会。它给我们多了一种经历、一种见识、一种历练、一种本事。不论从哪个角度，都必须通过思考，认真总结经验，不能轻易地放弃金融危机给人类思考的价值。
理由之二：人们经常说形势决定任务。当前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对世界经济寒潮何时消退的形势做出科学的判断，以便确定当前任务。
就我国而言，在经济寒潮何时消退中存在多种意见，其中有两种代表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经济2008年底就触底，2009年第三季度就能走出低谷看到曙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次经济寒潮2009年才能见底，2010年才能有起色。应当说，这两种意见都有各自的道理。
主张2009年下半年就能见到曙光的理由，媒体已有许多的披露，这里从略。下面主要讲主张2010年才能有起色的理由。
信息时代，世界虽大也只不过是个地球村，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这里先关注世界多数经济专家的看法。他们认为，这场经济危机目前仍见不到底，也很难预测什么时候能见底。因为政府救市方案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实体经济深层次矛盾依然在激化，经济调整还将进一步展开。有的专家还预言会出现第二波金融危机。拿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来说，经济危机还在继续，其经济仍然在恶化，失业在增加，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从70％降到60％等。这是因为，美国生产要素已缺乏增长动力，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够填平金融海啸造成的巨大窟窿，更不知如何维持美元稳固的世界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因预测到这次金融危机而得奖)日前表示：到2011年世界经济将真正进入萧条期，人们将看到零利息、通货膨胀和无复苏景象，这种情况还将延续很长时间。前不久，新加坡宣布一年期存款利率是百万分之一，也就是一百万存款的利息是1元。这不是零利息又是什么?
我国的状况又是如何呢?由于这次金融危机是通过美元和五花八门衍生金融工具向世界各国扩散，并渗透到世界各国经济中。既要看到我国经济基本面及发展优势和潜力，也要看到我国所面对的外部严峻环境和自身的困难。而对于后者。主要有四点判断：
第一。经济增速继续下滑。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只增长61％；全国财政收入1.46万亿元，同比下降8.3％。用电量和运输量一般是研究宏观经济走势的风向标，而一季度用电量还在下降，说明经济产出仍是下降趋势。有人具体指出，2009年我国经济可能出现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同时减速的险情。先说投资。投资增长的原因，是经济增速的拉动。现在经济下滑，投资自然就没有积极性。再说消费，这几年主要是靠汽车、房地产拉动，而这两个产业又是靠消费信贷刺激起来的，然而百姓的消费力已经被透支了。
第二，以城市化提高消费率并不理想。三十年城市化人口要有9亿，而现在只有4亿多。而今又有1000多万的农民工返乡，农村的消费很难拉动，目前又很难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类似于家电下乡这样的策略并不理想。东部不想买，西部又买不起。有的还说，家电是因为不能出口，才转销到农村的，而价格优惠13％，只等于出口的退税而已。
第三，央行认为，房地产目前仍有回调的危险。商品房开工面积还在下降。其调整时间约需要3年，仍要引起——系列行业的调整。
第四，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产业的分工，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对外贸易的高依存度，短期内难以逆转。如我国与美国的年贸易额高达3000多亿美元。而我国出口却在下降，2009年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降24.9％。我国经济面临美欧经济衰退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巨大考验。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已到尽头的说法并不可靠，现在仅是进入止稳状态。因此，如何从认识危机产生原因和怎样科学认识危机的问题出发，进而总结经验、丰富知识、提振信心、沉着应对、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共克时艰这些问题，今天仍然严肃地摆在面前，需要我们做出响亮的回答。
因此，今天来探讨这个题目并没有过时，更不是炒冷饭，仍然具有理论与现实的针对性。
基于此，根据有关文献及笔者学习的体会，这里先讲金融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即根源；再讲当前人们对金融危机的几种认识；接着讨论一下怎样科学与辩证地看待金融危机；最后，根据上述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形势，谈一谈金融危机给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带来的思考和启示。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至今，有些人仍然感到这场危机来得莫名其妙。在谈原因之前，先通俗地说一下什么是经济危机。
一个国家的经济，由过热到停滞，再走向衰退，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发生经济危机。从其表面现象来说，就是你所生产的东西，有钱的人不需要，而需要的人又买不起；或者说，大家需要的东西无人生产，不需要的东西却还在大量制造。严重而又全面的经济危机，是以下述7种现象为其主要特征的：一是经济严重泡沫化(商品价格严重脱离价值)；二是经济结构失衡，生产相对过剩；三是银行严重亏损，有的倒闭；四是很多企业破产，大量员工失业；五是发生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缩；六是经济下滑；七是经济秩序混乱。当人类被动地接受惩罚后，又会回到价值规律上来，使经济得以恢复。但以后又会再出现经济危机，使经济呈现周期性、螺旋式上升。因此，经济危机既有始，也会有终，所以称其为经济发展的周期性。
那么，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应当说，各个时期产生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至今还在继续。此时，要对这场金融危机做出全面的寻根究源还不是时候。下面根据有关资料，讲五个主要原因。
(一)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
美国人有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的习惯，今天敢花明天或是后天的钱。然而。天上掉不下馅饼。这就要碰到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有钱保证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常规的做法是借债和捞钱。
先说借债。美国人在世纪之交，储蓄率已是0，且敢于借钱花，负债的水平相当高，据说已达10多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拿我们的人民币来说，10多万亿美元，相当于70万亿人民币。而我国2008年的财政收入约6万多亿人民币。即使什么钱都不花，12年左右才能还清债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也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有人说过。美国是太多的人花了还不起的钱，世界太多的人又把钱借给了不该借的人。如很多国家都买美国的国债，我国到2008年底总共持有美国的国债7274亿美元，占美国国债的23.6％，已经超过日本，是美国国债第一大持有国。现在，我们还在买美国的国债。
再说捞钱。多年来，他们挥舞着美元的大棒，认为经济的增长已不是依靠主要的生产要素，而是热心地去制造科技网络泡沫、房地产泡沫和衍生产品泡沫等等，以便捞钱。有这样的社会存在，就很容易养成投机的心理。投机虽是市场的剂，但漠视风险的过度投机所制造的泡沫总是要破的，也就是必然要受到价值规律的惩罚，使市场失去稳定的基础，引发金融危机。例如，近年来，在高利润的诱惑和激烈竞争的压力下，投资银行逐步地放弃需要资本金很少、以赚取佣金的主业务，而是不务正业和本末倒置地大量介入“次级贷款”市场和复杂衍生金融产品投资。而衍生金融产品又具有众所周知的杠杆效应，可以放大收益和风险，交易主体只要交少量的保证金就可以完成高回报的交易。高杠杆率使得投资银行对融资依赖增强，一旦投资银行不能通过融资维持流动性时，就容易引起投资银行的破产。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就是教训。
(二)金融创新过度和不恰当使用
虽然金融创新对金融的发展具有推进器的作用，但又有放大风险的一面，是把双刃剑。因此，必须把金融创新风险置于可控的范围内。美国是推崇金融创新的国度，现在究竟有多少衍生金融工具，谁也无法搞清楚。它们又是如何创新和使用金融创新工具的呢?如美国的房贷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商业银行和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投资银行又利用其金融工程技术，通过创新再将“次债”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在市场上分别出售。由此衍生层次变迭加，信用链条拉长。其结果是没有人去关心这些衍生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从而助长和推动了极度的短期投机趋利化，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市场危机。可以说，美国本轮金融危机就是“次贷”危机所蔓延的结果，“次贷”危机是美国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过度和不恰当使用金融衍生品的产物。
总之，好大喜功和寅吃卯粮，终究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同时，也使我们想到，我们党所提出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是何等的正确和有眼光。
(三)对经济疏于监管
正反的经验均证明，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必须依法进行监管。建立在法制和监管基础上的一些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和制度，是一个健康和有序的金融体系赖以运行的基石。市场主体如果脱离监管和法制的约束，过度追求盈利，盲目竞争，市场就可能滑向无序，金融危机就极易发生。而美国自由金融主义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顶峰，必然导致金融市场的系统性崩溃。总理2009年初在剑桥演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一味放任自由，势必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分配不公，最终受到惩罚。总理还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实体疏于监管，一些金融机构受利益驱动，利用数十倍金融杠杆进行超额融资，在获取高额利润同时，把巨大的风险留给整个世界。这充分说明，不受管理的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
(四)不合理的高薪激励
有关机构的研究资料表明，2007年美国大企业高管薪水水平是普通员工的275倍，而大约30年前，则是35比1。在中国，据媒体的披露，中国银行董事长是150万，相当于美国30年前的水平。金融机构对高管激励措施，往往与短期证券交易收益挂钩。在诱人的高薪躯动下，华尔街的精英们为了追求巨额短期回报，纷纷试水“有毒证券”，借助于金融创新从事金融冒险。如前所说，美国的房贷机构、经纪公司将贷款发放给没有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则将房贷资产打包卖给投资者，重奖之下放弃授信标准。离开合理边界的高薪激励，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之一。
(五)数学模型的滥用
数学模型本身是科学与严密的，但却是静止的，而资本市场则是生动活泼和瞬息万变的。数学模型依赖一些脱离现实市场条件的抽象假设和历史数据，因而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投资决策参考，不能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过分依赖模型进行投资决策是不科学的，必须对模型计算结果给予科学判断。恰恰是不准确的投资模型，使得华尔街分析师、精算师忽略系统性错误，并在证券化分析、系统风险估算，甚至违约率计算上出现预测失误，最终成为这次美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
存在决定意识。金融危机，既然发生了，人们会有怎样的认识呢?
二、对这场金融危机现有的几种认识
下面列举现有的三种认识。
(一)巴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告别经济危机
据有的媒体披露，1998年东南亚发生了金融危机，泰国人一夜醒来，每个家庭的财富缩水了20％。本次金融危机已造成世界4万亿美元损失，大体上每人平均约3万元人民币。这对非洲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我国有些地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对我国来说，尚未见到这样的指针和数字。尽管我国经济基本面还是好的，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蒙受了损失，其程度估计不会亚于泰国人。根据媒体的披露，给我们留下较深印象的有：
第一，经济下滑。如2008年国家的GDP和财政收入增幅都比上一年下降。
第二，股市沪A从六千一百多点跌到一千六百多点，降了72％左右。2008年A股的市值减少了20多万亿元，创证券市场开张侣年以来的记录。因市值减少，中国经济证券化比率也从2007年157.5％回归到2008年的53.87％。
第三，就业面缩小，失业增加。毕业大学生就业难，有一千多万农民工返乡，使许多家庭的收入缩水，生活陷入了困境。
第四，企业的业绩下滑，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减少。
不难想象，上述的这些情况给生活带来了压力，又给精神上带来烦恼。甚至使人容易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对经济和生活失去应有信心。例如，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人比7年前还穷，历史倒退了7年。世界上已有4位亿万富翁自杀。4月22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主要来源之一——房利美的CFO也在家中自杀。邻居都讲他是好人，同事讲他的能力出众，去年还获85万美元奖金。自杀原因可能是压力太大。俄罗斯的亿万富翁因金融危机也少了一半。香港的百万富豪在2008年减少了6.6万人，平均流动资产(基金、股票、外汇、债券及其它流动资产)减少120万港元。因此，许多人巴不得在一夜之间就能挥手告别经济危机。
(二)盼望房价能越低越好
我国房地产的价格时有上涨过快的情况，很多低收入家庭买不起房子。政府根据这一现象，采取了如运用税收和利率杠杆等调控的措施，鼓励买房。有的人希望政府能进一步运用行政手段，打压房价，价格越低越好，使大家都能买得起房子。
(三)希望天天有便宜货
为了促进消费，刺激经济，政府采取了包括发放消费券在内的许多措施，帮助困难群众。许多企业也为了使自己手头有真金白银，以便在危机中取得主动，采取了包括降价在内的许多促销策略，有许多商品的价格低于成本。这种策略使得部分人认为，经济危机没有什么不好，工资一分也没少，而衣食住行乐都在降价，天天有便宜货可买。有的人一买东西，就可以用好几年。
上述这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想法，是否全面与科学?
三、必须以科学、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一场金融危机
针对上述三种想法，相应地讲三点：
(一)应充分认识到金融危机的客观性和不可抗拒性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价值规律必然要起作用。所谓的价值规律，讲的是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目前还无法加以直接计算，只能借助于价格(货币)加以表现。由于供求关系，价格会随价值上下波动，但最终决定价格的是价值。市场经济正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价格机制进行调节。即通过价格信号知道要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所以，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
市场经济同样存在着许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追逐利润的竞争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生产的无政府主义，会使生产具有很大盲目性，进而引发经济结构失衡，从而出现开头所讲的那些经济危机现象。这些现象，不是买卖双方或是某个人特意安排的，而是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受到惩罚后才能知道的，属于事后的惩罚，当发现并要纠正时已经来不及了。因此，经济危机是无法阻挡也逃脱不了的。换言之，经济危机不是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而是具有客观性质和不可抗拒性，并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另一条经济规律，叫做经济周期规律。这也是实行市场经济这一资源配置形式，在创造高速生产力同时，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是不可克服的弊端。正因为如此，认识并深入理解金融危机应成为人生的必修课。
(二)商品房价格并非越低越好
商品房价格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思维上往往会出现“剪不断，理还乱”的状况。
首先，从理论上看，商品房价格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它最终是被商品房的价值所决定的。也就是价格太高了，背离其价值，很多人买不起，这当然不行，也不可能长久下去；反之，如果太低了，亏本生意没有人会做。其价格问题，只能由市场决定，由价值规律进行调节。决不能倒退到商品价格均由政府规定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况且，据统计，房地产行业牵涉到五十几个行业，如钢铁和水泥等行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占到GDP的比重10％，与相关的56个行业加起来占到GDP的40％。这里有个如何照顾到更多人利益的问题。
其次，商品房价格问题，同很多经济问题一样，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温总理2009年2月28日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住房人均不足10平方米的要超过千万户以上。但是。笔者认为实际比这要多。因为每年的大学生有600万人，不久就要结婚，这需要多少房子?总理这里想说的是，商品房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需求。可总理没有讲另一方面，也就是现在居民手中有钱，光储蓄就有25万亿多元，这还没有包括基金、股票、债券、外汇等。可为什么老百姓手中有钱。又有需求，而商房却大量积压?其症结是开发商与消费方想法不一致，没有找到合理的价格。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处于究竟是倾向老百姓还是倾向开发商这种两难选择的境地。十个行业的振兴计划只有房地产行业可能与此有关。如何解决需要与价格的均冲性问题，这正是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任务。最近中央发表了房地产白皮书，称由于需求的刚性，再降房价的可能性很少。
最后，关于是不是必须让每个人都能买得起房子的问题，号称世界上收入最高的美国，也只有30％左右的人有房子，其它的人都是租房子住，很多人租住政府的廉租房。其实，经济高度商品化后，人力资源也高度地在流动，买个房子会感到很拖累。
总之，商品房价格要降到合理的价位，并非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商品房价格不能严重背离价值。
(三)商品低价促销问题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经济学中有个基本常识，只有投入小于产出时，社会不仅能生存，而且能发展。因此，任何社会都要节约，力争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来取得尽可能大的产出。这里讲的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节约，时间节约规律被称为是最高级的经济规律。社会对节约要求的强制性，也适用于企业。现在用时间节约规律来看促销的现象，企业能长期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吗?如果是这样，企业一定不能生存。现在的促销只是一种战略，而且他们失去的也希望能在今后得到补偿。促销对于经济危机来说，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更不是长远之计。
由此可见，上述的三种想法均不大科学，且存在片面性，也不符合辩证法。对于金融危机，科学的态度应是：一方面是要承认和尊重规律，人类在它的面前是渺小的；另一方面，要提振信心，积极地去面对。也就是说，30年前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享受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快速发展；今天我们也要勇敢地面对市场周期性波动。
四、金融危机对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的启示
对财会工作者而言，这次经济危机，可以暴露和反思以往在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上的不足，把它看成是彰显和提升财务理念的好机会，把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当今，每个企业都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以下的建设和管理。
(一)必须加强财务管理的战略研究和建设
财务管理应采取什么战略?这是财务管理的首要问题。过去，有相当多的企业随波逐流，人家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什么赚钱就做什么。而不去研究、咨询、分析和制订战略，确定经营模式。根据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今后应看重考虑的问题主要有：
1企业的生产经营要着重于实业
当前的危机是危中有机，关键看能否抓住机遇。现在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所投入的每一分钱，在战略上都要立足于科学发展，再不能回到传统发展的老路上去。也就是在保速度、保增长的同时，要做到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因为只有培育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点，才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是应对危机的长久及治本之策。在制订企业经营和财务管理的战略时，我国的实体经济应名副其实，生产经营应重在实业。
虽然融资等问题离不开资本市场，但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资本市场上，特别是股票投资。
2要慎用各种理财的金融衍生产品
本来，金融创新的根本目的是要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并非危机的根源，但如果滥用或将其视为投资工具，就会成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2007年全球外汇资金和金融衍生产品全年交易量达3259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总和的67倍，已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求。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特别是要慎用各种理财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要注意掌握使用中的“度”。那么，其度如何把握呢?据数据介绍，一般可以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总量适度的原则。要以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的需要为标准，而不是要通过投资获利。否则又将演变成不可抗拒的风险。
第二，程控的原则。对金融衍生产品投资要有内控机制，如果是无法控制，则不能投资。
第三，稳步推行原则。先推行简单、风险低的产品，等待水平提高以后，再向复杂、风险高的产品过渡。
说到财务战略，热门的话题是楼市和股市，却很少有人去关心居民储蓄以及货币量扩大的问题。可把它比喻为定时炸弹、笼中虎、或是堰塞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和溃堤?估计在未来GDP温和增长下还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对此，在理财战略上怎么应对?
(二)加强风险导向型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内部控制随环境变化，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针对现代企业风险无时不有、无处不存的这一环境，COSO委员会于2004年颁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框架(ERM)，认为以前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包含在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之中，足以说明对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视。从中明白，风险发现就是收益发现的过程。这次金融危机不知有多少企业倒下(20世纪30年代有15000多家银行倒闭)?2009年的头两个月，美国又有14家银行倒闭。尽管各个企业倒闭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共同的原因是对风险的管理不到位，资金的风险管理做得不好。根据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育与启示。当前资金的风险管理应针对性地做好三个方面：
第一，现在相当多的企业，仍然存在着不是内部人控制就是外部人控制的局面，这是造成资金风险管理有名无实的重要原因。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要建立科学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有效的授权与监控机制。因为在风险投机收益的诱惑面前，监督往往无效。制衡才是最有效手段。
第二，要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特别是要加强责任感的建设。这是因为：一方面风险管理绝不是管理阶层几个人的事，而是要贯穿企业管理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个人；另一方面，制度不是万能的，新的情况与问题会不断发生，这就要求做到在授权之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第三，大国之间的摩擦或由于某个国家的金融危机，都会对收汇造成致命的打击。还有不断创新金融的工具，它们都充满风险，需要对此高度警惕。
(三)树立“现金为王”的观念
资金是企业“血液”。对此，人们在平日里也许不能充分领悟，但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就不再难以理解了。这次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现金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事实表明。由于现金流动性不足，不能偿还到期债务而破产的不在少数，甚至有的企业还是盈利性破产。因此，在预期融资困难时，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就必须储备尽可能多的现金，以保全企业的生存。尽管金融危机不是经常爆发，但又很难预期。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希望企业的基业常青，控制负债水平，保持科学流动性，持有必要的现金储备，就显得十分必要。这就是所说的“现金为王”的观念。同时，在方法上，要重视企业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分析和应用，把现金流量表放在首位。
这并不是说持有现金多多益善，而是要注意收益与风险的匹配。从理论上说，资产的盈利性与流动性具有替代关系。企业现金保持量越多，流动性就越强，但极端了会严重影响其盈利性；企业现金保持量少，盈利性就强，但极端了会严重影响其流动性，这就是利益与风险的匹配。如何做好匹配，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国家货币政策、公司财务状况等都是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有很深学问。现有人对1998年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现金持有比率[=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总资产－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进行了比较，发现美国企业的现金持有比率为6.4％、英国为6.1％、日本为15.5％、我国台湾为11.6％。相比而言，国内大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比较高：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比率约为16.8％。1998～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现金持有比率约为24％。各国比率相差的原因是什么?没有答案。
(四)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再认识和提出新的认识
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实施了与世界趋同的新会计准则。其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引进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经本次金融危机实践的检验，其科学性及效果如何呢?
先做简单的回顾。1990年9月10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时任主席理查德·c·布雷登，在参议院银行、住宅及都市事务委员会作证时指出，历史成本财务报告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于事无补。他首次提出应当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但是近20年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一直存在争论并不断进行调整、修订与完善，经历了风风雨雨。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金融界与会计界的焦点。对其看法有不同声音：
据资料证明，欧美政治家曾经把矛头指向了按市价计算的所谓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他们认为，在金融危机时，公允价值计量会令很多金融机构的资产价值被严重低估。为了让资产负债表好看，又会被迫抛售损失比较大的资产，进一步压低了这些资产价格，造成恶性循环。因此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是加剧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
现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在参加一次座谈会时指出，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超前消费及衍生金融产品泛滥。它原则上是经济问题而非会计问题，公允价值仅是一种计量工具，是一种事后反映，并不是促成危机发生的原因。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计量方法上还需要研究。
对这些意见怎么看?笔者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从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种计量的方法问题，这没有错。但它客观上会导致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项目发生波动，从而会影响着经营者与投资者行为，是有经济后果的。问题还在于，所谓的公允价值取得，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同时，公允价值既有如实反映的一面，又会有各人理解不同的一面，很容易纵并运用于盈余管理等。具体到本次金融危机，其主要的表现是：公允价值在反映企业金融资产的价格上过于敏感，很多时候会成为资本市场助涨与助跌的工具。也就是在市场狂热时，它可以加剧市场狂热；而当市场陷入恐慌时，则可以加剧市场陷入恐慌，这就是人们所讲的推波助澜。针对这些问题，应该通过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践进行分析，并得到相应启示。现总结以下几点：
第一，要注意流动性管理。流动性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现金支付能力，它是企业资产配置和资本结构管理的结果。因此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和负债，要以流动性为目标，要能保证企业在持续经营的前提下，有足够现金头寸。
第二，提倡交易对象的管理。交易对象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在管理上，应运用该法获得交易对象的情况概要，对各项财务的指标影响进行判断，包括收益、资本、财务比率是否达到企业内部控制标准。
第三，重视处理好与投资者的关系。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尤其是不可观测数据的采用、管理层的判断等，更是企业需要详细披露的内容。同时管理层需要重视与投资者沟通，并解释财务指标的变动，使投资者了解企业的价值等。
总之，公允价值计量不是恶魔，也不是救世主。它是现今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全面否定它并不可行。在思想方法论上，不能简单化，而要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也就是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要注意硬约束。今后，公允价值这种计量方法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不断地进行再认识并提出新认识。
内容摘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仍然存在用马克思理论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分析的某些情况,必须透过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我国出现经济危机的风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加以防范,才能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不断地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马克思 经济危机 风险
马克思《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思想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源
马克思认为,在货币产生之前, 物物交换的条件下, 买和卖的行为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同步的, 因此, 总供给和总需求总是平衡的, 没有什么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使商品的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成两次过程, 从而出现了买与卖脱节、商品卖不出去的可能。流通“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社会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
货币产生以后,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 使商品交换潜伏着经济危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 会形成支付的连锁关系, 一旦有债务人到期不能支付, 就会引起连锁反应, 使一系列支付关系不能实现, 影响整个信用关系和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发达商品经济阶段, 商品经济在一国经济中居统治地位, 一切生产都是商品化的, 社会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来实现。在这个基础上, 一方面, 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每一个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目标, 这种商品本性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逐利性, 必然迫使企业生产有着无限扩大的趋势,致使市场的发展落后于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配置资源有其自发性和滞后性的弊端, 容易产生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 资源的优化配置难以一次到位, 因为,市场经济无法合理解决个别企业投资、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投资、生产盲目性之间的矛盾。因此,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和社会生产的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追求剩余价值和外部的市场竞争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生产资料和生产越来越社会化了,生产的社会性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却没有顾及到需求的限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唯一的目标就是对价值的无休止追逐,从而导致资本积累的螺旋式上升与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 当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成本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这一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杠杆
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成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强化和加速了危机的出现。信用制度,一方面加强了货币的支付功能 ,提高了资本的流动性,“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制度 …… 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贷款而实行委托销售的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这实际上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信用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隐蔽了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
马克思认为,信用危机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危机才会全面爆发。“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 ,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人们对货币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 。信用制度的最大益处在于促使人、 财、 物的高度集中化和生产组织的高度社会化。这又使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分开,造成危机的可能性。信用制度的范围越大,造成危机的可能性越大,危害性也越大。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倘若没有信用体系,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生产扩张将不断遭遇到工人工资收入和消费需求的限制,呈现为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但是货币经济中的信用关系不断打破对生产扩张的束缚和限制。 “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其结果是信用创造的虚假需求并不能真正解决生产与消费间的尖锐冲突,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因此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往往会表现为货币流通的危机和信用的危机。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往往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会发生,并且是隔一段时期发生一次。从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到下一次经济危机发生之间间隔可称之为经济周期。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更新的平均时间决定了经济周期的长短, “预付资本价值必须完成一个包含多次周转的周期,这个周期是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寿命决定的,从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时间或周期时间决定的。……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10年。……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期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由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四个阶段组成。“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驰、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阶段。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经济危机每隔若干年爆发一次的“周期性现象”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从出现一次危机到新的危机出现,就会形成一个经济周期。危机发生后,由于商品大量过剩,商品价格就会暴跌,促使大批企业倒闭,社会生产规模急剧缩小。经过一段时间,随着过剩商品的破坏、浪费和减价卖出,再加之企业的大量倒闭,商品的供应量大幅减少,商品的供求关系趋向平衡,商品的价格逐步回升,大量企业重新组织生产活动,资本主义生产暂时恢复平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
货币的出现,买与卖的分离,是经济危机的起源,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存在信用制度,就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只不过在马克思看来,简单商品经济仅仅提供了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来完成的。在科技革命与社会生产力的共同推动下,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关系逐渐被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所取代,简单商品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经济危机爆发所需要的“一系列关系”也初步形成,这就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逐渐演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经济危机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过程。基于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也出现过类似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这需要运用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从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原因,在实践上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加强宏观调控,努力使我国的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从理论上讲,我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区别,但也有一定的共性,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急剧下降所导致的经济混乱。并且,这个体制还在不断的完善之中。经济危机不仅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也可能发生商业危机、财政危机、工业危机等。因此,经济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各种社会形态共有的。因此要提高警惕,多管齐下,努力防范经济危机风险。
我国防范经济危机风险的基本思路
(一)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努力刺激内需以避免经济大幅波动
我国的宏观调控要坚持科学的方法和适度的原则,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政府应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也要注意区分市场经济常态下的干预和某种特殊条件下的干预。在常态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在于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在某种特殊时期,政府加大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使经济运行尽快回归常态,但是,政府的干预也应该合理有效和公平正义,不可任意而为。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在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实践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
在刺激内需方面,要注意从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投入;另一方面,实行较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改善投资结构,降低贷款利率,扩大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
(二)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增强判断风险的能力
在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信用评级制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信用制度作为经济危机爆发的杠杆,往往会成为危机的导火线。目前,我国的信用评级制度还很不完善,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有效进行信用等级的区分,以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
(三)审慎推行资产证券化,防范金融风险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提醒我们在开发金融衍生产品时要更加谨慎。资产证券化有助于释放风险、活跃金融市场,但也要注意到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是一把“双刃剑”,它也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风险源。这就需要加强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效率,以稳妥的态度逐步开发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以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真正让金融创新产品为经济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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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金融危机来说，全球经济结构将在整合中向信息化发展。处在信息化产业核心部分的计算机、无形资产、咨询业以及新科技、人才和社会资源开发在经济中的功能将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将由能源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转化，信息业蓬勃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信息含量和知识含量逐步提高，物质资源的地位下降，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将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意味着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提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跳跃式发展，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将会继续增大，它们将更加依靠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入和信息化推动，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将进一步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由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起的可能性增大。
金融危机继续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新问题，还有本国货币和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靠或中心主导和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和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靠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否根本上在于中心和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向，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新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向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靠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和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假如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熟悉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向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向。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新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功能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和易崩溃的特征。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新问题得到缓解，主要新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假如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和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
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向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新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靠，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非凡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非凡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新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和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新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功能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假如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功能。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摘要：（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功能，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向。这种趋向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和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探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定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联系，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区域一体化无疑加强着金融危机由一国向另一国的传递，区域内各国之间会出现反复震荡、交叉传染的状况，使各国危机不断深化。区域之间也是如此，某个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传递到其他区域，其他被传染的区域又会将危机回溯到最初爆发危机的区域，形成遍及各个区域且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20世纪90年代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从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资本冲击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但是，在实现稳定的货币一体化之前，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关键词】 当代资本主义 金融经济危机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临危之初，各方不以为意，认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再一次触底。而当这次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垮了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美国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证券等金融机构亦宣布出现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轰然倒闭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时，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此次经济危机，我们不禁反思：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魔咒真的无法打破吗？为什么无法打破呢？第二，资本主义自诞生发展至21世纪，为何危机的规模不减，反而更加来势汹汹，如同风暴海啸一般肆虐呢？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的由来与表现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界定有两种：广义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二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而狭义上则指20世纪70年代初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界定。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批驳生动形象而一针见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就是资本主义的源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外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矛盾带来的生产过剩、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导致大众贫困、资本家追逐利润造成的商品价格偏离价值规律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的爆发原因均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金融危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发。
总体而言，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有三大新变化：即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全球经济虚拟化，显而易见，这三大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地位被动摇等一系列危机。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2008年金融危机是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性质的系统性危机，其规模之大、牵涉之广、影响之深都堪称历史之最。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仍无法避免，我们不妨从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着手，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义化。1980年是资本主义新旧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大重要的变化，即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推行至2007年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顾名思义，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该置身于经济领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为：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化，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制约，而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印证了，相比于新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其缺点与不足的破坏性影响更加深重一些。
我们之所以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化为“新自由主义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经济的自由主义化。回顾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没有监管，从而出现了过度投机和大量的金融欺诈。金融系统内的危机传染力迅速而强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盘，银行系统在几年后亦随之崩溃。银行系统的崩溃很快便传递到实体经济，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监管的、过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自由主义化有些敬而远之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完成了构建，其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进行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劳资合作，并在大企业间实行合作竞争模式。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滞涨”的现象，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与高失业使得人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版本的资本主义，因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即本文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之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渐渐淡忘，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等竞争对手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也渐渐消退。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卷土重来，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实体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内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共识已经终结：“在西方过去30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化是其发展的一大特征；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随着金融化的加深，我们亦将这一变化称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与GDP相比，债务越来越多，美国金融化的鲜明特点就是债务规模扩大；第三，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作为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金融化，受到过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开始重构时得到松绑，而新自由主义化实现以后，就给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为金融化提供了理论支持。阿罗和德布鲁（1954）认为金融资产是对未来可能现金流的索取权，所以可以针对预期的经济状态提前改进资源配置，从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资选择。弗里德曼（1953）则认为由于价格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当价格偏离正常水平时，投机者有利可图，进入市场，买入或卖出，价格会恢复到市场所决定的正常价格，因而弗里德曼认为投机行为是稳定因素，从而打消了人们对金融投资行为的顾虑。
通过金融市场的运行、公司行为（债务融资、非金融公司新股发行等行为）以及经济政策的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进展迅速。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反转，制造业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资本主义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将收入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薪资停滞现象的出现。通过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可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利影响还是很大的，其在宏观上导致实体经济增长放缓，金融脆弱性加剧，并激化了分配问题，使得金融化可持续性遭到质疑。
此外，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有了互联网助力，互联网金融出现，资本虚拟化严重，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复杂，大众广泛投资，经济实力欠佳的不惜背负债务去参与，因而又产生了债务驱动型的消费与投资。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为模式仍缺乏社会责任。金融膨胀虽然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也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88）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不可能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因而迟早会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爆炸，可能导致规模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而且很不幸，他们的预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种债务、次贷循环往复、层层叠加，经济泡沫泛滥，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
资本虚拟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资本虚拟化是指在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与实体资本相对应的虚拟资本的出现，且其种类不断演化，数量不断膨胀，并与个别实体资本逐渐脱离关系的过程和趋势。由此可知，资本具有“双重”形式，一是真实资本，即工厂库存、设备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二是虚拟资本，即真实所有权凭证所产生的金融所有权结构，如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资本虚拟化是社会信用制度发展的结果，其前提是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逐步摆脱了自身具有的价值，向完全虚拟化的价值符号的趋势发展的过程。初级形态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为商业票据和银行券，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设立本国的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货币（即法币）的出现是货币虚拟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货币虚拟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资本虚拟化，离不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票、债券和金融期货等虚拟资本的产生和膨胀必须以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存在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用关系的股票、债券等，在银行信用的介入和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推动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甚至成为另一种独立收入的源泉，虚拟资本最终得以形成。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货币的虚拟化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使得货币最终与黄金脱离联系，成为完全虚拟化的货币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随着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化自由进程推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规模创新，加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助力，引起了虚拟资产的高速膨胀，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资本虚拟深化现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交易方式的变革，使得整个金融市场更加扑朔迷离，在看似光鲜亮丽的繁荣外表下，实则暗藏着巨大风险，危机四伏。
马克思认为，只要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金融领域内的“虚拟资本”增值，而不是真实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积累，就是纯粹的投机形式。而在经济新自由主义大背景下，这种投机行为很容易导致虚拟资本膨胀，而虚拟资本的大规模发展和膨胀正是全球经济虚拟化的基础。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由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这两种虚拟资本所引发。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就是资本虚拟深化的典型产物，通过复杂的证券化技术，一笔资产可以有双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笔资金也可以有两种甚至更多的运动过程，它们具有资本的形式，却可能没有资本的内容，但它们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资本。
因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虚拟资本本身不具有价值。在金融动荡时期，它们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实际资产价值数倍的价格，也可能大幅贬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轮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参与虚拟经济部门的投资具有低门槛、低成本以及高流动性等特征，导致大量货币流向虚拟经济部门，从而造成社会整体经济普遍繁荣的假象，贷款抵押债券等虚拟资本规模亦急剧膨胀，价格不断攀升，并放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的繁荣表象刺激了人们对虚拟经济的投资，虚拟资本价格不断膨胀而形成经济泡沫。由于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投机易，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出现萎缩，当两个部门的投资比例失调超过一定限度，人们对资本市场的预期会发生逆转，实体经济资金链条也会出现问题，因此虚拟资本价格迅猛下跌，导致金融产品、衍生品价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见，虚拟资本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是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约束大大缓解；二是资本虚拟化促进银行资本本身的虚拟化；三是资本虚拟化引发“泡沫经济”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问题。
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虚拟化依然不会与实体经济相脱离，起始于虚拟资本的金融经济危机，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首当其冲的是虚拟经济部门，大量金融机构亏损甚至倒闭，从而导致金融从业人员的大量失业，货币流通和信用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被摧毁。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拟部门的危害向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及全世界蔓延，从而对整个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现在全球经济仍恢复乏力。
中美如何面对经济阵痛
美国的应对策略。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金融系统紧密相连，金融虚拟经济衰退很快传递到实体经济，并迅速从美国波及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美国作为此次危机的最初爆发国，经济环境受其破坏也是最为严重的，因而其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至关重要。美国救市的特点如下：
第一，美国采取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救市行动，直接给金融市场注血――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大量现金。资产的大幅贬值导致金融机构的自身价值大幅缩水，金融机构获取充足流动性以兑现其诺言，满足客户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变卖资产。如果金融机构不得不以减价出售的方式处理其资产，导致的结果是存款人获得一个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机构同时卖出资产，抛售压力会进一步压低价格，迫使金融机构释放更多资产，由此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为了尽快遏制住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不得不给金融市场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
第二，美国过度依赖债务。众所周知，美国采取的是“卯吃寅粮”的债务依赖型体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2008年，美国国债上限是10.6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0%；2009年，美国国债上限为12.10万亿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况更加恶化，美国债务上限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年的GDP仅为14.62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总额的98%。凯西研究所董事长凯西表示支持美国违约，理由是如果不违约，美国未来好几代人都需要不断偿还当下美国人欠下的债务。而一旦美国通过美元大幅贬值或是其他方式进行违约，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
第三，美国QE（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转嫁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宽松政策，量化是指扩大货币发行量，宽松是指减少银行的资金压力。在QE政策下，美国向市场投放了大量货币，同时也筹集了大量的铸币税。此外，量化宽松政策还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得美国外债大幅度缩水，支持了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但同时也引起了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量化宽松政策除了通过全球物价上涨和美国债务价值缩水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因而，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对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应对策略。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风雨飘摇，很多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均没有遭到流动性冲击，在2011年，中国GDP还超过了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在应对本轮金融经济危机时，中国采取的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救市行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只是受其影响。所以，中国采取的应对策略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进行应对的主要手段。
其一，与美国不同，中国并没有给金融市场注血，而是给实体经济注血――制定了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刺激内需。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外贸出口的传导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即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少导致中国外贸出口的锐减，致使中国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贸出口型产业遭到重创。一些出口型工厂破产，农民工失业。为了尽快遏制住由外需的进一步恶化所导致的需求减少，中国政府出台政策给实体经济注血，增加内需以阻止一些工厂的破产。四万亿的投资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对地方和民间的投资，同时辅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强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其二，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以降低损失风险。近年来，中国相继购买了四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时也给了美国在利率上“动手脚”的机会，这虽然让中国如鲠在喉，但也让中国利剑在手。由于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中方为了防止其长期性经济衰退并抵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已连续多年减持美国国债。2014年，中国先一次性减持2500亿美元国债，同年9月，又抛售了800亿美元国债，此后也一直在抛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国共抛售了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仍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国。
其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和升级。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美国金融创新中出现的虚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诈，以及美国的低储蓄率和过度消费造成的。保全金融机构，最稳妥的方式是从金融监管领域着手进行，而直接进行大量的注资，治标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机构长期发展的。因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的调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要从深度、效率、可获得性与稳定性这四个维度来衡量金融发展。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实现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使我国金融体系禁得起经济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的双重考验。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阵痛还能治愈吗
通过上文面对经济阵痛的中美政策比较，可知我国并未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且中国防御危机的政策更加明智稳妥，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未曾出现金融失控现象；在抵御经济危机的政策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致力于对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实行供给侧改革，未对其他国家、全球经济产生负外部性，更显大国风范。而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深化，又一次将资本主义世界带入经济阵痛的深渊，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政策何时能明显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这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旧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新体制，而在新旧体制之间，将是一个较长的、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动荡的时期。或许，当资本主义制度被彻底改变之日，就是它的经济阵痛治愈之时。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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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反垄断法 金融危机 调整 坚持
中图分类号:DF4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0.04.02
2007年底至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爆发,世界主要经济体紧急采取了一系列的“救市”措施,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与蔓延。这其中包括一系列由政府支持甚至主导推进对部分濒临破产金融机构及企业进行合并。例如,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美国五大投行中除雷曼兄弟因为政府不愿提供支援而破产外,其他投行均接受了政府的资金援助,包括在被其他金融机构合并中接受资金援助。其他国家如法国储蓄银行和大众银行的合并也被认为是政府主导促成的结果。法国于2008年10月紧急推出了3 600亿欧元的银行业救助计划,向包括法国储蓄银行和大众银行在内的法国六大银行注资105欧元。 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企业合并过程中的反垄断审查要么是走过场,要么干脆被弃之不用。全球金融危机在向众多企业发出生存挑战的同时,也促成了新“企业航母”的诞生。欧美国家面对金融危机,反垄断执法遭到了巨大的挑战。金融危机与反垄断执法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虽然中国经济在这次危机中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企业倒闭与重组现象,由此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此并无切身感受。但考虑到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经济全球化及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愈加密切关系,我们有必要未雨绸缪,建立反垄断法对危机经济的应急措施,避免出现法律与政府救市政策大的危机,尽力确保政府调整经济危机手段的合法性,规避执政者的盲目性及短视带来的危害,以求经济长远的健康发展。
一、救市与反垄断的终极协调性
这次金融危机中,不少人,尤其是危机发源地――美国的诸多学者首先意识到反垄断法遭遇的执法危机:政府挽救危机企业的许多策略不仅实体上可能与反垄断的精神相悖,程序上往往也绕过了反垄断法。若仅从反垄断法自身来看,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然而当我们将特定法律的实施放置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时,我们将意识到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性使得我们必须从更高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充分理解法律的价值、反垄断法与国家政策的冲突与协调,而不应拘泥于法条。一般说来,反垄断法通过禁止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以及预先审查经营者集中行为来确保市场得以自由充分竞争,提升经济效率,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反垄断主要是对正常经济状态下市场行为的监管,其一整套的运作方式及经济分析范式均建立在常态经济模式上。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系统陷入混乱,丧失为经济活动分配资本的功能,支撑反垄断法及政策的原有的经济模型由于模型建立的基础――经济环境的转变而视乎危机影响程度部分或全部丧失其有效性。宏观环境的变化必将影响一系列法律的执行,其中包括反垄断法。生搬硬套原有的法律制度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反垄断法虽然是以消除垄断和其他各种限制竞争行为为目标,但最终却是服务于社会发展和社会总体利益的,因此,反垄断法需要协调好现实目标与终极目标之间的关系,从社会发展与公众利益的角度考虑来设定规则并付诸实施。因此,金融危机下政府采取的市场干预措施与反垄断法实施的终极目标并不冲突,体现在:
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性使得危机法及政策目标处于高位阶
法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化的庞大体系,其中包含着不同的价值准则,每一种价值都有自身相对独特性。法律所追求的多重价值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即为法的价值冲突。当法律这里的法律采取广义定义,国家政策被视为法的非正式渊源。 之间发生冲突时,可按照价值位阶原则来确定何种价值予以优先保护。以金融危机中率先面临大规模风险的金融业来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的微观单元。金融机构失败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引发恐慌,造成国民经济生活的无序,从而需要国家耗费巨额资源来调整。稳定的秩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它构成法律调整的出发点,也是法律所要保护和实现的其他价值基础。各国政府必须将对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提升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政治稳定的高度。因此,在金融系统出现的危机足以摧毁整个经济体系时,快速恢复经济秩序是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当政府的所有精力都集中在实现这一首要目标时,“救市”手段是否会造成新的垄断及其危害性只能日后再考虑了。
(二)反垄断法与政府“救市”措施的协调性――本质上都是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干预
这次金融危机的肇始国――美国一直崇尚“市场原教旨主义”。格林斯潘领导时期下的美联储一而再、再而三地单方面为银行松绑,替法律规定作出有利于放松管制的重新解释。在美国,美联储享有高度独立性。包括总统、国会和法院在内,都不能改变其决策。美国宪法赋予国会发行货币和决定币值的权利,但联邦储备法案规定这一权利由美联储代表国会执行,国会只保持对美联储的监督权。美国国会在1999年撤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之前,法律规定商业银行不能“主要从事”证券业务,但是没有对“主要业务”作具体定义。美联储在1986年将“主要从事”界定为5%,1987年格林斯潘上任后界定10%,1996年再次将其上升到25%,这相当于宣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在分离银行和证券业务方面是无效的。参见:孙飞,赵文锴金融风暴启示录[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85-86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巨大繁荣使得政府过度信任了市场的竞争和创新能力,小布什政府放任的金融政策进一步增加了金融市场风险。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是正确的,但美投行过度利用经济杠杆不是为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是为了牟取私利。政府对市场主体贪婪本性的过度纵容导致了这场危机的爆发。因此,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作用,积极采取救市计划。这和反垄断法的理念――政府对市场失灵的适度干预在本质上是协调的。反垄断法及政策的执行与政府的救市措施从本质上来看都是为了缓解市场失灵,都是为了快速恢复经济的正常运行,确保经济的健康发展。政府救市措施从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反垄断法的执行,这体现在:
1各项救市措施保留了市场存有足够的竞争者,从长远看有利于竞争
金融危机常常是银行或其它大型企业并购的“催化剂”。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的格局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除雷曼兄弟破产以及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外,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公司被美国摩根大通公司以总价约2.36亿美元收购;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以总价约440亿美元的换股方式收购。其他一些行业如汽车业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并购和重组。从表象上看,这种大规模的合并和重组不利于反垄断法的执行,因为虽然反垄断法并不反对大企业,但行业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为市场力量的不正当行使提供了前提条件。然而,如果政府在金融危机中放任这些机构破产,即使除去资产的浪费以及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动荡不提,即使从反垄断的角度来看也未必是合算的。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政府救助、引导合并危机企业保证了市场中在危机过后仍能保有足够的竞争者继续为消费者提品和服务。这也是有些国家的反垄断法中规定不景气卡特尔豁免制度的原因之一,因为不景气卡特尔被认为是在紧急避难式的不景气情况下对竞争的限制,它的作用在于能够维持竞争主体的存在[1]。
2政府救助危机企业可以保持就业、维护社会稳定,这和反垄断法的目标具有一定的重合性伴随企业破产的是随之而来的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员失业。一个危机企业如果得不到政府的资助几乎惟一的出路就是破产。例如,雷曼兄弟因政府不愿意提供援助而无人愿意收购不得不破产。对于同样处于危机中的汽车业来说,通用和克莱斯勒旗下员工人数分别为4.9万和17.7万,退休职工各为50万和12.5万。根据美国汽车研究中心估计,每个汽车行业就业岗位带动7.5个配件等附属行业岗位,通用和福特公司所影响的就业岗位数量各约为200万,克莱斯勒则为30多万。这些巨型企业的倒闭会造成社会的动荡。而且没有就业就没有消费,失业将导致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恶化。目前不少国家在反垄断法中有保护中小企业的规定。诸多中小企业的存在能够促进经济繁荣,促进就业。然而中小企业和这些大型企业是一个彼此依存、动态变化的过程。现阶段保护这些大型企业的稳定就是保证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也可以避免下游成千上万中小企业的倒闭,这将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合同履行的情势变更等原则给金融危机下反垄断执法带来的启发
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法律本身也非万能,人不可能在制定法律时做到百密而无一疏。当出现法律本身没有预先设定的情况时,如何适用法律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一般说来有这样几种方法可供选择:援引最相类似条款,类推适用于特殊的法律事实,从而使法律获得一种自我调适的功能;预留“法律空白”有待事实发生后加以填补;设置灵活机动的法律原则,允许当事人依据具体情况进行法律行为。合同法中的情势变更原则即是如此,它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了不可预见的情势变更(战争引发的通货膨胀、能源紧张及金融危机等),致使合同的基础丧失或动摇,若继续维持合同效力则显失公平,故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2]。这个原则有利于我们理解反垄断执法的宽紧调适。如果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还适用与经济繁荣时期同样严苛的反垄断执法标准,既难以实现,意义也不大。其实反垄断法是政策性较强的法律,其执法目标可适时进行阶段性微观调整。在反垄断实践已有100 多年历史的美国,纵观100 多年的反垄断法实施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反垄断政策实施的力度、所遵循的原则存在着明显差别,反垄断法对企业的兼并态度时松时紧。经济形势萧条时放松企业合并和垄断行为的裁定标准促成企业规模变大,经济形势繁荣时相对较为严格,但是有时也会为了增强国家产业竞争力而为巨型企业合并提供支持。
为了维护经济的均衡发展,政府需要适时地调整其经济政策。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策性较强的法律,因此,在经济危机发生的状态下适时地对反垄断政策进行调整是符合国家经济利益的。反垄断法实施目标与其他部门法的目标相比,具有政策性、阶段性、多元性和冲突性四个特点。反垄断法目标受经济政策的影响,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反垄断法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制定、实施反垄断法过程中所追求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目标是多个的,而不是单一的。尤其现代反垄断法,在促进和保护竞争的同时,还关注是否对社会局部经济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有促进作用,那么,反垄断法必然会倾向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对部分垄断行为予以豁免。因此,在金融危机来到时,反垄断法及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是符合其立法目的的。
二、反垄断法对危机的结构性呼应
“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宣言式口号其实体现了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作为遵守大陆法系成文法传统的中国来说,理念的协调尚停留在法学家的研究案头,真正落实需体现在法条中。我们必须设计这样一些技术性的条款以便既能给反垄断执法适度放松的空间,又赋予执法机构必要时介入的工具,从法律结构上对危机予以呼应。虽然各国政府及专家目前已对这场金融危机的结束持乐观心态,各方面的数据也似乎表明这场危机即将过去,但是现代社会金融危机的爆发越来越频繁,19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两三年就要爆发一次的经济危机告诉我们今天的研究和思考绝对不会是无效劳动。
对反垄断法在金融危机中的适用及执法进行综合研究是一个庞大的课题。限于精力和篇幅,笔者主要选择本次危机中最突出的企业合并问题进行研究。笔者初步考虑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方式可以赋予反垄断法一定的灵活性来应对类似金融危机这样的突发事件。
(一)第一种是在现有的执法机构上确立一个高层级的机构或官员,在发生法律没有规定的突况或法律规定的适用环境明显与现实状况不符的情况下适用该机构或官员的个体性指令。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有一些国家采取了这样的操作办法来解决竞争法与国家政策冲突的问题。例如,在加拿大,财政部长的决策高于竞争局的审查,其竞争法第94条(b)款的规定明确,只要部长证明某项合并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就不能被阻挡;同时,对于一项并未带来竞争问题的合并,如果财政部长证明其不符合公共利益,同样可以予以阻止。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规定,出于整体经济和公共利益方面的考虑,联邦经济部长可以批准协议和决议豁免适用《反对限制竞争法》的禁止规定;但部长特许豁免某项卡特尔,需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某个行业的大多数企业的生存面临某种直接危险的,只有在无法或无法及时采取其他法律上或经济政策上的措施,并且限制竞争足以消除这种危险时,才能进行豁免批准。此项豁免批准只有在特别严重的个别情况下才是合法的[3]。金融危机显然应当属于这种极个别的严重情况。这种方法的使用是在极其个别的情况下行使的权力而不是一种惯例。这种权力的使用要求政府机构执法具有相当的严谨度、相当的独立性以免被利益集团游说,防止该项公共权力被非公共利用而带来危害竞争、政府机构腐败等多项不利后果。
(二)第二种则是在反垄断法中规定相关的法律原则和条款,由现有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必要时直接予以援用。从国内外立法及研究的情况来看,反垄断的豁免制度能给我们一定的启发。目前学者主要认为:“豁免制度是反垄断法出于特殊目的的考虑,对某些垄断行业或垄断行为不予追究的制度。从各国反垄断法规定与实践来看,主要包括行业豁免、特定组织和人员的豁免、特定行为的豁免。”[4]该定义的反垄断豁免制度主要还是一种常态经济下建立在合理原则基础上的反垄断法实施,尚未对金融危机这种特殊时态的反垄断实施纳入制度范围。但这也说明在特殊情况下对企业合并进行适当的豁免是有先例的,我们可以考虑将经济危机的企业合并豁免纳入反垄断豁免制度体系中,可以在进一步完善反垄断豁免制度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在非常时期反垄断法的应用豁免。
除豁免制度外,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反垄断法律中规定的“失败公司法则”(the Falling Firm Doctrine)以及“口袋法令”(pocket decree)也可给我们提供借鉴。“失败公司法则”的应用属于实体法上的规定,口袋法令则类似刑法中的缓刑或者取保候审制度,是具体实施程序上的补充。
我们以美国司法部的《水平合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的有关规定来对“失败公司法则”加以介绍。该法则是对经营失败和即将退出市场资产的专门规定。指南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当被合并企业面临即将到来的经营失败并导致该公司资产将退出相关市场时,这种合并不太可能创造或加强市场势力或是便利这种势力的行使。这种情况下合并后的相关市场表现可能要强于拒绝合并之后该资产离开市场后的市场表现。失败公司法则要求满足下面4个条件:(1)失败公司短期内即将无法履行它的财务义务。(2)“失败公司”无法按照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规定成功重组。(3)已经努力地争取合理的替代方法,该方法可在相关市场中保留该公司的有形与无形资产,且比提议的合并对竞争影响要小,但这种努力未成功。该条表述较为拗口,实际意思是被收购企业找不到另外一个确定不会带来反竞争担忧的买家。以金融业为例,由于受到金融监管机构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共同管理,不同政府机构的执法偏好使得他们对买家的偏好不同。基于与竞争无关的原因,金融监管机构偏好更少使用政府保险基金的买家。于是反托拉斯局偏好的买家可能无法获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或者美联储提供的不良贷款担保,从而无法实现其收购。(4)若无收购,该公司资产将退出相关市场[5]。《指南》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当合并企业之一经营失败并即将退出相关市场的经营时,这种合并不太可能创造或加强市场势力并便利这种势力的行使。这种情况下合并后的相关市场表现可能要强于拒绝合并而使该资产离开市场后的状况。在这次危机下,反垄断机构完全可以按照失败公司法则来审查一些符合条件的兼并。当反托拉斯局认定一个公司符合这4个基本要素的时候,在正常情况下可能被阻止的交易将被批准继续。因此,就这次金融危机下金融机构并购来说,运用“失败公司法则”这样的原则性法律适用例外规定可尽量减少执法冲突。
时间的紧迫性是金融危机下反垄断审查必须面对的大难题。在程序上,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对审查速度的要求往往超越了执法机构的极限。在美国,一般来说如果涉及较严重的竞争问题,大多数审查需要耗时6-9个月。但这次司法部审查PNC金融服务集团收购美国国民城市银行仅仅用了7周,还包括进行了实质性剥离包的谈判[6]。当然,在金融危机肆虐时,即使反垄断执法机构极度压缩了审查时限,也无法应对危机的紧迫性。例如,7周对于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这样可能严重引发竞争问题的案例都太长。然而反垄断审查是一项需综合经济、法律等多学科知识,建立在大量真实数据之上的严肃工作,过度地压缩时间带来的可能是错误的结论,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更深远的负面作用。这时司法部可以考虑使用“口袋法令”来减轻这种时间紧迫性带来的矛盾。按照该法令,竞争执法机构可以快速批准一项合并交易,如果之后反托拉斯局发现该交易是反竞争的并且需要进行补救,则可以要求合并方进行强制剥离。“口袋法令”的设置理念类似于刑法中的取保候审制度。即当合并不会带来现实性的严重竞争威胁时,可先给企业受限制的合并自由(类似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日后如果发现该问题严重必须采取法律强制手段时,可以再对其加以法律惩罚。2006年,司法部允许在完成调查前米塔尔钢铁公司敌意收购阿赛洛公司。为此,米塔尔公司和反托拉斯局签订了书面协议,协议写明如果反托拉斯局日后调查的结论认为收购实质上带来了竞争的大幅削弱,它承诺将剥离特定的资产。协议要求米塔尔在反托拉斯局的调查未决前分别持有这些资产。这是应用该法令的一个实例。
(三)除以上两类主要办法外,也可以考虑在执法的细节中做一些调整。如可以考虑将审查金融危机下企业合并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增加的幅度进行一定的放宽。在美国,一般而言要求企业合并后相关市场的赫芬达尔指数增加量不得超过一百,但是在特殊的行业如银行业,该指数增加额度则放宽到200以下。行业的特殊性和时空的特殊性均可纳入执法细节考量、调整的范围。另外,在相关地理和产品市场的界定方面,也可以进行适度地放宽,以适应危机。
最后,反垄断执法进行调整的时间节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查处价格卡特尔等违法行为时,由于是反垄断执法机构主动介入,因此在介入前往往要先判断该卡特尔是否属于危机卡特尔予以适当的豁免。此时反垄断执法机构应选取企业实施该行为的时间点作为依据。对于企业合并而言,由于目前大多数合并审查需要符合条件的企业主动申报,因此可以由企业在申报时主动提出适应金融危机下的法律标准来审查,由审查机构决定是否适用。
我国《反垄断法》实施刚刚一年,要求它做到面面俱到显然是不实际的。目前我国的《反垄断法》和经济危机有联系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15条和第28条。反垄断法第15条规定“因经济不景气,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经营者协议不适用本法第13条和14条的规定;第28条则将笼统地规定“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作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的决定。”因此,随着执法经验的丰富和各方面问题的不断暴露,我们有必要也有能力细化《反垄断法》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进行必要的理论创新,充分借鉴合同法的情势变更原则、刑法的缓刑、取保候审制度,解决金融危机中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冲突,时间和效率、安全的冲突。
三、坚持反垄断法执法的长期性
随着时间推移,经济的复苏让人们看到了危机结束的希望,也促使研究反垄断法的学者及执法人员思考反垄断执法调整的尺度与时间节点把握。如果说调整反垄断执法是金融危机来临的权宜之计,那么对反垄断的严格执法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是维护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
本文所谓的对坚持反垄断严格执法,意指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即严格执行《反垄断法》。垄断的危害童叟皆知,无需过多重复,目前世界上80多个国家已颁布了反垄断法就是对这种危害的共识。基于这种共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不乏坚定地执行反垄断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典型的代表是欧盟。欧盟竞争委员会反垄断专员内莉・克勒斯多次重申竞争政策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途径,其审议英、法等成员国提出的国家援助方案时,无一例外地是从金融反垄断规制角度入手。2008年-2009年3月间虽然欧盟竞争委员会收到的合并案大大减少――约有400多例新的案件,但其介入率持平,并对于收到的案件仍然进行和危机前一样详细的审查。见2009年3月27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律师协会反托拉斯法春季会议执行官圆桌会议上,欧盟竞争委员会反垄断专员内莉・克勒斯发言。 当然,严格的竞争执法是欧盟构建欧洲统一市场的重要法律手段,因此它近年来在对相同的案件执行起反垄断法时越来越显示出比美国政府更加强硬的一面。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欧盟实现其地区经济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之一。而对于市场经济制度实际实施还不到30年,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潜移默化在人们观念和生活中的中华民族来说,反垄断法的落实尚有一段坎坷路程。无论是现在民间对执法机构管理价格垄断“只管方便面”这种惩戒垄断行为“抓小放大”的讥笑,还是对控制国计民生重要资源的大型国企涨价容易降价难的不满,均反映了我国目前反垄断执法的现实尴尬状况,但却又无法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执法机构不作为。此时,以金融危机为理由随意放松反垄断执法就更加值得我们警惕执政者此举的动机究竟是从国家经济整体利益角度考量还是仅仅是为维护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的一个借口。
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和竞争与垄断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金融危机似乎是金融机构之间的过度竞争、人们对所谓“金融创新”的非理性崇拜和资本的贪婪导致的,和垄断无关;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五大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垄断掩饰了“次贷”产品的危险性,从某个方面引发了次贷危机的爆发。而美元的垄断地位又使得其他无辜的国家不得不为此次金融危机买单,美国得以无偿地获取他国创造的财富。不过,美国能够较为快速地从这场危机中复苏过来让我们看到美国整体经济基础的强大,这其中长期以来活跃的商业竞争与反垄断的严格执法功不可没。因此中国应当加快发展实体经济,加速打破各行业不合理的垄断,夯实经济基础。
第二个层面,则是结合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政府的各项救市措施,探讨相配套的制度来完善政府的救市措施和促进企业严格遵守反垄断法。
虽然学者普遍认为反垄断法现在主要采取的是行为规制的方法,认为反垄断理论的发展已基本摒弃了哈佛学派提出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但是合并审查的根本依据还是该范式。与反垄断法更加矛盾的是,金融危机中得到救助的往往是那些“太大而不能倒”的企业。美国AIG事件是当局为稳定金融秩序而不得不采取接管方式进行的救助,也是大而不倒的现实例证。救助后不久,AIG爆发分红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使世界深思如何才能有效克服危机救助的弊端。那么,金融危机中反垄断政策调整后,会不会被某些不良企业所利用谋取日后进一步的非法利益?如果日后这些公司利用政府的救助措施实行垄断行为,是否应当给予更加严厉的处罚?毕竟,调整不仅包括放松,也包括加大执法力度。大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由于对社会经济影响的严重性而得到政府的救助,受到政策的恩惠和倾斜。例如这次危机中的金融机构合并,均由政府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巨额资金援助。如果日后这些企业利用政府使用公共资金提供的救助从事反竞争的行为,可考虑在正常的处罚上承担与其所受援助成比例的惩罚性赔偿。即对得到救助的违法企业的处罚不只是补偿其反竞争行为对其他竞争者和消费者造成的损害,同时也要偿还政府对其就救助的适当费用。我们可以从刑法中的身份犯制度得到启发。刑法制度中犯罪嫌疑人的特定身份既可以构成特定犯罪,也可以成为某些罪名的量刑情节。身份犯予以加重处罚的依据是因为他侵害了所负担的特别的义务。而金融危机中的这些企业在受到政府公共资金的救助后,具有了特定的身份,其社会义务当然高于其他使用自营资金的企业,在均衡其他利益前提下要求其承担高于普通企业的法律责任也是必然的。
危机虽然即将过去,但是它对反垄断法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法律的威严不是体现在文本中而是体现在执法过程中。在全球为之恐慌的时刻还能坚持法律原则,坚持执法者心中正确的执法理念,不为环境所干预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智慧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危机中反垄断执法调整简单,依法调整稍难,依法适当调整更难,坚守反垄断执法标准则可能是难上加难了。
四、结论
金融危机来临时反垄断执法进行必要的调整是必要的,这种调整的程度和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度相适应。一方面,反垄断执法的调整以快速恢复经济正常化为目标;另一方面,这种调整又必须以不过度损害竞争为保障。反垄断执法调整的起点和终点的节点判断则需要经验的累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经济指标是必要的参考。目前的反垄断法尚需要进一步细化,引人行政协调制度、初步快速批准制度等来应对危机。反垄断执法的坚持是市场经济繁荣的基础,金融危机这种非常态经济下坚持反垄断执法还意味着政府投入的由全体纳税人承担的救市成本不为少数大企业所滥用,而惩戒制度的完善则可能减少这种滥用的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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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玉军法律与经济推理 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2008
[3]尚明反垄断法理论与中外案例评析[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52-153
[4]张瑞萍反垄断法豁免制度变化与趋势分析[G]//王晓晔反垄断立法热点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00-301
[5]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see
[6]Jonathon M. Rich and Thomas G. Scriven, DOJ Fast-Track Options Speed Banking Antitrust Reviews, ?id=20090424IJBLYPJ2, search date: 2009-6-19.
The Adjustment and Insistance on Antimonopoly Law in the Financial CrisisZHONG Chun
(Law School,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