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8 17:33:1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要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并且依靠经济的飞速发展来带动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然而，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就必须在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各因素方面加大投入。一般而言，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诸如生产要素的投入、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资本的投入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等。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知识和科技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就知识和科技而言，又都属于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就必须加大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投入。然而，生产要素以及其他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和制约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就现在的经济增长而言，单纯依靠生产要素或其他要素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必须依赖各种要素的共同作用。
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生产要素而言，必须要摆脱以前那种单纯的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就能促进经济快速持久增长的观念。传统而言，我们对生产要素的定义理解为：所谓生产要素指的是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是维系一个经济体国民经济运行以及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各种基本要素。就学理意义而言，生产要素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按照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界定，一般而言，生产要素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及企业家。长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我国而言，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在本文中，笔者将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推荐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对我国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进行估算研究，并且着重分析研究生产要素投入、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并进而分析前面两个方面与后者之间的关系。
一、估算方法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估算要素对其的贡献，就必须有一个可以比对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就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而言，最为知名的莫过于被誉为“经济增长原因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森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丹尼尔森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七个方面，分别是就业人数及其性别年龄结构、劳动时间、教育年限及教育水平、资本存量、资源配置状态、规模经济以及知识进展。在这七种因素中，他进一步认为知识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原因，而劳动力教育水平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为基本的要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年也会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公布其成员国的各种生产率数据。因此，采用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这一国际通用的方法来对我国的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与比较就会更具科学性，并且也在与其他国家相互比较中也更具可比性。在本文所采用的估算方法中，笔者主要采用的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方法。
具体方法是：
假设经济增长的总量生产函数为H，那么就可以将经济增长的增加值表示为各类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时间的函数。运用公式表示，即为Q=H（k1，k2，L kn；l1，l2，L lm；T）（1），在这一公式中，Q表示经济增长的增加值，k1，k2以及L kn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资本投入，而l1，l2和L lm则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劳动投入，T用来表示时间。
假设经济增长中各种类型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可以加总为单一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指数，并且用A来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则生产函数就可以用公式表示为：Q=AF（K，L，T）（2）。
二、估算采用数据说明
在以上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中，采用了各方面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对于科学、准确、客观的分析经济增长中各要素所做出的贡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衡量过程中也并不是十分简单的一件事，而是极为复杂和繁琐的，并且对这种衡量在不同的学者看来还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意见。因此，从这层面上讲，对以上估算所采用的数据进行说明就显得尤为必要。一般而言，衡量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最为理想的标准就是标准劳动时间，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测算方法。但是，我国在这方面与之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当然，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有关此类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和系统化。目前我国在资本投入此类数据的核算和使用上，多采用的是资本存量总额或资本存量净额来衡量。
综合考虑到国内在此类核算方面数据的限制，笔者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所收录的数据对我国199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估算，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算在经济增长中劳动、资本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其的贡献。在所有的要素以及数据衡量中，笔者更多地采用方便使用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收录的各个年份的各类数据，以此来作为比对衡量的指标。这些数据包括1995-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估算结果中的GDP指数、劳动投入指数、资本投入指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的劳动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
当然，在对各类数据的核算方法的选择上，笔者还借鉴和吸收了其他的一些资料，比如在对资本投入的相关核算上，就主要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生产率测算手册》中推荐使用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来估算和衡量我国资本投入方面的情况。在资本投入方面，主要是界定好资本服务物量指数与资本服务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力提供劳动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分析资本存量在资本服务中所起的作用，并且依此来核算和衡量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对其所起到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的核算中，投入要素的核算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目前对投入要素中估计要素产出弹性的核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计量经济学中常用的回归方法，一种则是收入份额法。两种相比较，各有其优劣之处。回归方法是对各类数据进行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同时也是利用统计学原理描述随机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投入要素核算中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一般来讲运用起来极为简便直接，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即需要在进行数据核算分析中假设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然而，经济的增长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变量，因此在设定要素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的时候，就已经对准确核算这些数据产生了极大的局限。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回归分析方法在要素核算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从而影响到准确核算数据的得出。同样，虽然收入份额法不用将要素的产出弹性假定为一个常数，但是这种方法却仍要在核算中存在完全的竞争市场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变的规模收益。这些同样会影响到最终核算数据的准确度和科学性，所以我们要进行系统全面的统计核算。
通过对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估计与核算，我们会发现单靠要素的大量投入已经无法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因此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同时，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还必须处理好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变以往的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在实现当前发展的同时为今后更为持久的发展积攒后劲和动力。
参考文献：
[1]李京文，D.乔根森，郑友敬，黑田昌裕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由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J].经济研究，1999，（5）.
关键词：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10日
一、引言
近年来，河北省经济快速发展，GDP在全国排名稳居前十名。但是，经济发展过于依赖煤炭、水泥、钢铁（钢铁产量连续14年蝉联中国首位，号称“世界钢铁第一省”）等重工业，资源消耗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在全国环境污染严重的城市中河北省的好多城市都排在前列。
袁靖在《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着重研究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可知节能减排并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基于能源视角对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李玄煜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从依赖资本向依靠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进行转变，从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向关注经济增长质量转变。
因此，本文将研究劳动、资本、能源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就此研究结果对河北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
二、模型的设定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经济学中使用最为广泛的生产函数，简称为C-D生产函数，它是由美国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根据1899～1922年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有关数据构造出来的。两人共同探讨投入和产出关系时，在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上引入技术投入要素，于1928年提出了这一函数形式：
根据以上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可知，D.W=2.010。给定显著性水平5%得：dL=1.28，dU=1.65，dU≤1.7984≤4-dU，说明不存在自相关。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拟合优度提高，标准误差降低。说明劳动投入、资本投入、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
四、结论及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α+β+γ=1.4>1，说明河北省经济发展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投入每增加1%，经济产出将会增加0.499%；资本投入每增加1%，经济产出将会增加0.55%；能源消耗投入每增加1%，经济产出将会增加0.351%。可以看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能源每消耗1%产出增加0.351%，说明能源浪费较为严重、工业效率低下。
河北省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以及能源消耗，经增长方式相对粗放。河北省应该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稳定经济增长速度，使经济规模与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第二产业比重；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化解产能过剩；增加环保投入力度，推动环保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率，保护环境，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科技，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河北省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借助绿色工业革命的浪潮和国家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规划的契机，改变之前“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变革现有经济结构，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实现河北省绿色崛起。
主要参考文献：
[1]袁靖.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1.
[2]李玄煜.中国经济增长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15.502.
[3]陈杰，孙小英.基于平减指数的GDP数据修订的合理性解析[J].统计与决策，2010.11.
关键词：要素积累；结构变动；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6－0017－04 收稿日期：2009－05－11
一、引言
建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GDP增长率由改革前(1953～1978)的6.1％提高到9.8％(1978～2007)，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3.3％。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这种高增长是否有可持续性?对这些问题，结构主义和古典主义观点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结构主义观点从产业结构转移、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流动等方面追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古典主义(还包括新古典主义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下省略)观点认为要素积累增长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促进生产率增长，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因而增长是结构转变的一个结果。吕铁(2002)采用1980年～1997年全国及各地区的制造业样本数据经转移一份额法计算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劳动投入并没有明显地向生产率高增长的行业转移，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尽管存在但并不明显。王德文、王美艳、陈兰(2004)以辽宁省560家工业企业1991年～2001年的调查数据为样本，来观察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对工业企业效率和劳动配置的影响，其结论表明，中国工业结构越来越符合我们的资源状况和要素禀赋，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得到不断发挥，即结构变动促进了生产率增长。李小平、卢现祥(2007)通过扩展的shin-share方法检验了中国制造业在1985年～2003年间的结构转移与生产率增长变动的关系，结果表明，南于在制造业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中劳动和资本要素并没有向高生产率的行业流动，因而在此期间，中国制造业结构变动并没有导致显著的“结构红利假说”现象。李小平、陈勇(2007)实证检验了1998年-2004年间中国省际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和资本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劳动力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资本转移对生产率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考虑Verdoorn效应后，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对中国工业TFP增长的总贡献较小。干春晖、郑若谷(2009)在估算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1978年～2007年期间产业结构的生产率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劳动力和资本的结构变动在此期间日趋加快，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比较平缓，中国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第二产业内部的要素流动产生的进步效应。
与结构主义观点不同，关于经济增长的古典主义理论假设经济活动在竞争均衡的条件下发生，部门间要素的边际收益相同，因此部门间生产要素的转移不能够增加总产出，资源的重新配置仅仅发生在经济扩张时期。据此，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部门间的要素流动被认为相对不重要。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利用索洛残差法、隐性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估算出我国1979年～200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我国1979年～2004年间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较低，仅为9.46％，而要素投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90.54％。汤向俊(2006)首先在生产函数中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计算表明中国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83；引人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外部性后分析表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仍高达0.67。郑京海、胡鞍钢(2008)对中国1978年～2005年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观察到了在此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总体下降趋势，资本的平均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3.13个百分点，资本投入贡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67％。
实际上，对经济增长动因的古典主义、结构主义二分法显得过于绝对。其中。古典主义理论所忽略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促进作用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确实发生了；而结构主义观点忽视要素积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也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历史相悖，如对日本战后高速增长成因的分析就认为资本(特别是垄断资本)积累和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快速增长是最重要的两个原因之一(林直道，1995)。实际上，推动经济增长的真实原因可能涵括了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全部主要要素，即要素积累和要素转移推动的结构转变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只不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两类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力有所不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案例而言，要素积累、结构变动在产出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实证来分析。
二、要素积累、结构变动与中国经济增长
1 数据选择与处理
实证分析的样本区间为1979年～2007年，共28个样本，数据见表1。应变量为当年GDP(y)，选择物质资本存量(k)、就业人数(f)、劳动力流动(cf)、物质资本流动(ck)和对外贸易出口年增量(e)为解释变量来分析各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物质资本存量的计算过程为，将基年定为1978年，选用徐现祥等(2007)的估算结果即6054亿元，以当年资本形成总额为当年资本积累增量；以当年资本增量与上年资本存量之和为当年资本存量，不考虑折旧；以当年年底就业人数为劳动力变量；劳动力流动变量为当年由第一产业转移出去的就业人数，即当年在非第一产业就业的农村人口，计算方法为农村经济活动人口剔除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而农村经济活动人口数为农村总人口乘以全国经济活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于第二产业的迅猛发展是工业化阶段最主要的特征，因此反映资本结构变动的变量选择为第二产业当年新增资本积累，数据选自干春晖(2009)计算的中国第二产业资本存量；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将当年出口变量也纳入模型，所有变量值均剔除了价格因素。为按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除特殊说明外，各相关基础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考虑建立模型时数据稳定性的要求，对所有变量作了取对数处理，分别得到ly、ly、ll、lcl、lck、le。
2 参数估计
(1)增长回归分析
为了考察要素积累和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我们采取了逐步回归的策略，即将要素积累变量和结构变动
变量逐步纳入回归模型。以上述策略先后得到4个回归方程，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在只包含要素积累变量的基础上，每一次纳入新的结构变量均较显著地提高了模型的拟合优度，这表明要素结构变动因素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要素积累因素回归方程中，物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投入表现出对产出增长的很大影响作用，回归方程1表明物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分别拉动产出增长O，73和0，57个百分点；纳入结构变量后，回归方程3、4均表明物质资本对产出增长的弹性下降至0，47，劳动力投入的弹性更大幅下降至0，04～0，06。回归方程3显示劳动力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一产业劳动力转出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产出增长0，28个百分点，这个影响力在所有影响产出增长的因素中仅次于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劳动力投入增长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回归方程4显示资本积累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弹性为0，015。
回归分析表明，在综合考虑要素积累、结构变动和外部需求因素的情况下。要素积累贡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63％。特别是物质资本积累贡献了产出增长的61％，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次，外部需求拉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位重要因素。当前来看，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还较小，不过劳动力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弹性略小于物质资本积累而稍大于对外贸易出口对产出增长的弹性，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物质资本结构变动对产出增长的弹性为负，成为制约产出增长的因素；计算期内，劳动力转移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为12％，资本结构变动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2％，因此综合来看，要素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10％。
(2)状态空间模型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虽然能够在总体上了解各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何种影响，但由于回归分析得来的参数是静态的值，因而不能反映各因素发挥影响作用的动态过程。为了理解这一动态过程，需要得到动态的参数，因此需要建立状态空间模型。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逐步回归法和状态空间模型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要素积累、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要素积累特别是物质资本积累是推动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素结构变动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存在但不显著；第二，劳动力投入对产出增长的弹性在过去30年中变化很大，由改革开放前期的显著影响转变至近期几乎为零，这表明所谓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优势可能即将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必须作出改变；第三，劳动力结构变动对产出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显著，但近期其影响力增长开始趋缓，这显示了当前因劳动力结构变动产生的效率改进已经达到一个极限，劳动力结构变动有待进一步优化；第四，资本结构变动对产出增长的弹性为负，究其原因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中资本积累过度扩张且过于集中在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内部的某些部门，而没有流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和部门。
对发达国家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在这些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中，资本积累因素对增长的贡献约为30％～40％，资了改革开放以来要素积累、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动态影响，其中svl、sv2、sv3、sv4分别为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资本流动和劳动力转移变量对产}H的弹性。从图1可以看出，资本积累对产flJ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出逐期增长之势，但自从2000年以来增长的势头已趋缓，不过仍是影响产出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力投入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较显著，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有明显的下降，长期来看影n向力呈下降趋势，至近期已接近为零。资本结构变动在改革开放的头10年中表现出促进产出增长的作用，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资本结构变动的影响发生转变，不仅促进产出增长的力度迅速下降，而且转变至制约产出增长。相反，劳动力结构变动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对产出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但1992年之后表现出较快的增长，直至近年转为相对平稳，因而长期来看呈现为上升势态。本、劳动力转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为20％(Chenery et al，1968；Chenery，1970；Robinson，1971)。但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检验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要素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素的结构变动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很小，因为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高达60％以上，而要素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合计仅为10％，特别是资本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弹性甚至为负数。这确实表明当今发达经济体工业化过程中曾经一再演示的社会经济结构上的转折在中国迄今远未完成，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还是通过粗放型增长方式得以实现的，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也意味着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要素积累方面转向要素结构变动方面，结构变动因素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要索积累因素仍是重要的一方面)。不过，为了这一增长途径的顺利实现，推动资本、劳动力结构变动的优化为当务之急。
作者简介：
苏桂富(1976-)，广西北海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世界经济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
陶晓慧(1977-)，女，四川射洪人，暨南大学珠海学院教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博士生。
摘要：生产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从对北海市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北海市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匮乏、技术落后、人员素质普遍较低的沿海城市。这些生产要素的欠缺使得优惠政策缺乏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要素间的内在关系导致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和“恶性循环”现象的出现。其中，以资金的紧缺、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和观念陈旧影响最大。
关键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要素禀赋
中图分类号：F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12-0075-06 收稿日期：2007-09-19
1984年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来，沿海开放地区纷纷抓住了历史机遇，通过对外开放和实施优惠政策，大力发展经济。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大部分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实力迅速得到提高，但也有一些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其优越的地理区位和国家给与的优惠政策不相吻合，其中，北海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欠发达”沿海开放城市。目前，类似北海这样的沿海欠发展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增长差距问题，引起了理论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范剑勇认为地区经济差距的持续扩大是由第二产业的高产值份额和非农产业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分布所致，缩小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在于尽快实现欠发展地区的结构转型。一些学者从增长极角度分析欠发展地区的经济增长，认为我国的沿海“欠发达”地区缺少形成“增长极”的条件，区内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被周边的经济“增长极”吸引，导致了空有“区位优势”。陈璋、袁海霞验证了：在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投资等资源向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倾斜，使地区差距在拉大的同时，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实际上，经济增长和地区差异的问题历来就是个复杂问题，关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问题一直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达成一致，对我国沿海地区经济欠发达的成因也是一样。本文尝试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给出沿海经济欠发达成因的一个理论与实证分析。
一、生产要素与沿海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后期提出的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代表，其标准表达式为G=s σ，式中G代表经济增长率，S代表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σ是资本产出系数。由于σ被假定为不变，s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匮乏，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并不能替代资本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因此，强调资本形成与产出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研究有着比较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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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灰色关联度；城市经济增长；人口流动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2）26-0020-02
在国内城市化进程加快步伐的过程中，这种关系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劳动力市场的逐渐成熟，城市人口大量地流入和流出，形成大型的人口流动潮。广东省在2011年的GDP为52 673.59亿元，高居全国各省区市经济产量的首位，同时广东省在2011年拥有常住人口
10 430万人，是全国各省区市人口集中程度最大的省份，也是全国各省区市中流入人口最多的省份，这种巧合关系让人们对人口流动潮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产生各种遐想。
其中，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就曾在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中将经济增长和人口流动相结合，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分别为传统的农业部门和城市的工业部门，其中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为城市工业部门中扩大再生产提供所需要的劳动供给和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外，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在其人口迁移模型中证明了影响农民做出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决策的是对城乡收入的预期差距，在存在很大城乡差距情况下，即使城市中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农民也会具有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倾向。
在国内，王德等在研究1985~2000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人口流动的关系中，得出人口流动在1990年前后对我国十几个省的GDP产生平均1.5%的贡献；段平中在其人口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其过程存在一种收敛性。
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很好地阐述了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统一证据支持了人口流动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这个论点。但这些研究大都专注于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略了城市之间的平行人口流动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也缺乏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但在现实中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结构除了由产业特性导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之外，还有由政策偏向、机会倾斜等引起的城市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匀。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样，这种城市区间的经济不均匀发展也会引起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经济欠发达城市地区的劳动者会产生对经济发达城市地区的高收入差距预期，从而衍生出对经济发达城市地区流动的倾向。这部分人群的流动和经济增长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如今暂未得到论证。本文将以广东省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人口流动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结合人口流动的心理要素来分析其原因。
1 实证建模
1.1 样本数据的选取
人们通常由于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学习培训、搬家迁移、婚姻关系、亲友收纳等方式由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而形成人口流动，在此过程中，由于流动人口的户籍变化更能反应其对城市经济建设的长期贡献作用，因此本文采用户籍迁移人口作为标准界定流动人口，并选用广东省2011年统计年鉴中2010年的各市数据进行分析。
2 灰色关联度实证分析
3 结 论
①广东省人口因素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关联。由表1可知，无论是流入、流出还是本地的人口，与广东省城市经济产量之间的关联度都超过0.7，达到较高的关联水平。就流向而言，流入人口都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提供了廉价的和高质量的劳动力，成为城市各类行业的劳动主体；同时，人口的向外流出也缓解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降低了福利分享规模，提高了流出城市的边际生产力；本地人口作为城市的源动力，对城市经济建设做出的贡献自然功不可没。
②留在城市内的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于离开城市的人口的贡献水平。广东省中留在城市中的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7 245、0.8 683和
0.7 214，高于流出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0.7 184。留在城市中的人口通过提供劳动力和带来消费和投资等对城市经济比较直接的贡献，比离开城市人口创造的缓解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和福利分享规模的间接贡献更具有长远而深刻的推动作用。
③流入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于本地人口的贡献水平。从表1结果来看，不论是省内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还是省外流入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都高于本地人口的贡献水平，这其中的最重要原因莫过于本地人口在进取心和奋斗欲望等心理因素上都差于流入人口。一般来说，本地人口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使本地人具有稳定的未来环境期望，且这个优势越明显，其创造能力越差。相反，外来人口本着为了能改变现状和衣锦还乡的淘金理念，迸发出热情与创造力为这个城市带来更大的发展动力。
④省外流入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于省内其他城市流入人口的贡献水平。表1中，省外流入人口对于广东省城市的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0.8 683，远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流入人口0.7 245的贡献度。本文认为其中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流入人口在心理因素上的冲劲通常会因机会成本的增加而增加，而这种机会成本往往和城市的地理距离及经济差距成正相关关系，即其返回原城市的成本越大，其冲劲越强。其二，广东省作为中国历来的经济大省，其本地人的从商意识很强但是对教育的关注并不高，尤其与山东、江浙等重视教育的省市差距明显，因此，从重教育的外部省份流入的人口在知识积累方面相对本省人口更具有优势，对如今知识化社会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实证结果证明，人口流动尤其是省外流入人口对广东省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重要。本文认为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经济增长，取消户籍限制制度等人口流动的约束和限制势在必行，才能引导各省区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以更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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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关键词：CO2排放；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全要素生产率
基金项目：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城镇化发展研究中心招标课题（XJCSFZ201202）；教育部一般基金青年项目（11YJC790148）。
作者简介：郭辉（1978-），女，江苏丰县人，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董晔（1974-），女，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2；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077-05收稿日期：2011-11-22
引言
伴随着中国GDP的增长，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耗数量增多且增速加快，导致CO2排放不断增加。能源消耗增大、环境质量持续下降约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2008年世界环境绩效指数（EPI，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报告指出，中国的EPI指数从2006年的94名下降到105名；2010年中国得到了49分，在所有16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21名，环境情况不容乐观。作为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CO2排放国，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CO2排放之间的两难选择。如何降低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消耗的高度依赖、减少污染排放的负向影响已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难题。本文主要分析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的快速增长究竟源于资本和劳动力，还是能源或技术进步；在考虑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的情形下，各要素贡献率如何；CO2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大；特别要考察中国自2003年将节能降耗作为约束性指标以来CO2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形势；同时对索洛模型进行扩展，来考察能源消费、CO2排放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大小。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制定更加有效的节能政策、发展低碳经济有一定意义。
一、文献综述
对有关能源消费、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文献，陈诗一（2009）做了归纳，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考察能源消耗或环境污染变化的驱动原因。这类文献利用分解技术，将导致能源消耗或者污染排放变化的因素拆分成几种不同的影响因子，最终确定主要的影响原因。另一类文献则研究能源消耗或污染排放对产出的影响，如揭示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之间是否存在EKC曲线，或将能源消费或污染排放纳入增长理论模型等。这些文献大多集中对这3个经济变量中两两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同一框架下考察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尤其是CO2排放）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Ang（2007）、Apergis等（2009）、Ghosh（2010）、Soytas等（2009）、任力等（2010）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预测方差分解或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进行研究。也有少数文献根据研究目的，进一步拓展了研究方法，如Lozano等（2008）利用非参数的数据包络方法（DEA）、杨子晖（2011）采用有向无环图技术方法等进行研究。
纵观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学术界就这3个经济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及作用方向尚未达成一致结论（Ozturk，2010）。因此，对这三者之间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十分必要。本文与其他文献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对索洛模型进行扩展，得到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约束下经济体的均衡增长率；二是把能源消耗和CO2排放与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一起作为投入要素引入生产函数，估算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CO2排放作为投入要素而非产出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在没有环境管制的情形下，污染排放物作为投入要素会通过两种方式对产出起促进或抑制作用。第一种方式是在给定其他投入要素的前提下，经济体利用对自然环境的污染来增加产出。起初，经济体把污染排放物通过生态环境系统的吸纳和沉积作用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来增加各自的产出水平，此时污染排放物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第二种方式是当逐渐累积的排放物最终导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并降低经济体的期望产出时，此时污染排放物对经济增长出现抑制作用。总体来看，污染排放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取决于上述两种方式下排放水平相对变化的情况。如果存在环境规制，污染排放物的负外部性会挤占部分本来用于生产产出的要素投入，从而降低期望产出的数量。第二，在投入-产出活动中，无论采用何种技术，CO2排放都是不可避免的。将CO2排放看成投入要素是不受约束的，但如果将其作为非期望产出，则要进行弱处理（Zhou et al，2008） 。
二、方法与模型
（一）模型
本文设定生产函数为
Y（t）=F（A（t），K（t），L（t），E（t），C（t），t） （1）
其中，Y为GDP；K、L、E、C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力、能源消耗和CO2排放4个投入要素，t为时间趋势变量。为简化形式，下文将t省略。
对模型的基本假设如下
f′K（·）>0， f′L（·）>0， f′E（·）>0， f′C（·）
f″K（·）
f（·）符合稻田条件（Inada condition），同时满足上述假设的模型有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为了估算投入要素随时期而变化的产出弹性系数，本文采用CD形式
Y=AKαLβEγCτ， α，β，γ>0， τ
α、β、γ、τ代表4种要素的产出弹性，A代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系数。根据Solow（1957）的经典方法，对（3）式两端同时微分并除以Y，可以得到全要素生产率（TFP）。
TF·P=Y·-αK·-βL·-γE·-τC· （4）
其中，变量标注上端点表示其增长率。在新古典假定下，α、β、γ、τ的产出弹性就等于各自的产出份额，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则近似于技术进步率。式（4）同时也可以用来进行本文所需的绿色增长核算分析。
将能源看做一次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单一混合体，其消耗率为b，再生率为c。能源E随着时间t的变化率为
E·=-（b-c）R，c，b>0 （5）
根据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对式（4）取对数得到
lnY=αlnK+βlnL+γlnE+τlnC+gt， α，β，γ，g>0，τ
对（6）两边对t取导数后，根据Solow（1957）的基本假设得
g*=[γ（g+n）-β（b-c）-τm]/（1-a） （7）
g*是经济体存在能源消耗和CO2排放的均衡增长率，其中n和g分别代表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而言，不可再生能源对其存在阻碍，其大小为bβ/（1-α）。这意味着在给定情况下，不可再生能源消耗率越高，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越大；更说明经济增长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程度越高。可再生能源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其大小为cβ/（1-α）。从总体来看，能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c-b）β/（1-α），其大小取决于b和c的相对大小。换言之，能源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即可再生能源的占比越高，能源消费对经济体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其力量为γg/（1-α）。CO2排放对经济增长存在大小为τm/（1-α）的阻碍作用。
（二）数据与变量测量
由于各类统计年鉴公布数据的时间不同，因此我们将样本区间设为1978年～2008年。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其中GDP数据为1978年不变价格的实际GDP，其他数据间接利用年鉴估算。本文主要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3种一次能源为基准来核算中国的CO2排放量。公式为
CO2=∑31CO2，i=∑31Ei×NCVi×CEFi×COFi×（44/12） （8）
其中，CO2代表估算的CO2排放量，i代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E为消耗量。NCV为2007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4提供的中国3种一次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CEF为2006年IPCC提供的碳排放系数；COF是碳氧化因子（煤炭设定为0.99，原油和天然气为1，参考陈诗一（2009））。44和12分别为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各种能源折算标准煤系数由2007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提供。
资本存量的测算公式为：Kt=（1-δt）Kt-1+It/Pt。其中Kt、Kt-1分别为t年、t-1年的实际资本存量，Pt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It为t年的名义投资，δt为t年固定资产折旧率。本文选择王小鲁等（2009）假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5%，直接采用Chow（1993）核算的1978年年末中国的初始资本值为14112亿元。本文根据张军等（2003）所估算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出1978年～1991年（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并与1991年国家统计局正式编制的1992年～2008年价格指数合并。
传统的劳动力总量不能反映劳动力素质的变化。劳动力接受不同水平的学校教育，其边际产量也不同。因此，本文根据劳动者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限来测量劳动力素质变量，即人力资本存量。其计算公式为：Ht=Lt*∑（Ei，t*Yi）。其中H为人力资本，E为各学历占比，i为各学历，Lt为t年就业人口总数，Yi为各学历所需教育年限，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受教育年限分别取2年、6年、9年、12年、15年、16年和20年。1978年～2000年受教育情况数据来自于张保法（2007），2001年～2010年受教育情况数据来自2002年～2011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本研究全部检验的计算过程通过Eviews 6.0完成。
（一）单位根检验
GDP、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为典型的时间序列，具有显著的趋势和非平稳特征。根据式（4），分别将上述变量取对数，记为Ly、Lk、Lh、Le和Lc。为避免伪回归，对各变量做ADF单位根检验，根据AIC选取最优滞后期。结果表明，所有变量一阶差分后都通过了单位根检验，均为I（1）平稳过程，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结果见表1。
表1各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
变量名称变量符号检验形式（C，T，L）ADF实际GDPLy（C，0，5）-4.14**资本Lk（C，T，2）-4.68***人力资本Lh（C，T，0）-5.26***能源消费Le（C，0，4）-2.96*CO2排放Lc（C，T，4）-3.36*注：（C，T，L）中的C、T、L分别表示截距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项；*、**、***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二）协整分析
为进行协整分析，需建立由Ly、Lk、Lh、Le和Lc构成的VAR模型。VAR滞后阶数根据各种准则选定。LR、FPE都选定滞后阶数为4，而AIC、SC以及HQ选择滞后阶数为5。为避免估计模型的过度参数，选择VAR的滞后阶数为2。
协整估计中假定在VAR（2）模型中含有无约束截距和无约束趋势项。迹检验说明在显著水平为5%时存在2个协整方程，显著水平为1%时存在1个协整方程；极大特征根检验说明显著水平为5%时存在1个协整方程。综合来看，接受有一个协整向量的备择假设（见表2）。
表2Johansen and Juselius迹和最大特征根检验
假定协整数量特征值迹统计量5%临界值P值最大特征值统计量5%临界值P值无*0.89119.9079.340.0063.5637.160.00最多1个*0.5956.3255.250.0425.57630.820.19最多2个0.5330.7635.010.13注：*表示以5%的显著水平拒绝原假设。
据此，建立VECM（2）模型，并得到各变量长期协整关系。
Ly=-3.04+0.33Lk+0.77Lh+1.89Le
（3.36）（6.74）（2.79）
-1.87Lc+0.04Trend（78）
（-3.00）
上式括号内为t统计量，协整向量中各变量前的系数反映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较低（0.33），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较为显著（0.77），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非常显著（1.89），CO2作为“负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显著为负（-1.87）。
从直观上看，CO2排放是能源消费的增函数，它对GDP的影响似乎应与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同。应用EG两步法对CO2和GDP的检验结果为Ly=-13.82+1.86Lc，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但应用Johansen协整检验发现，AIC和SC都明确指明两者存在唯一协整关系且方程包含截距和趋势。再应用VECM（2）得到Ly=8.99-0.08Lc+0.10t，表明两者为负向关系。一般而言，Johansen协整检验的准确率高于EG两步法，而且多变量综合分析也优于两变量，再次证实CO2排放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三）VECM分析
在检验协整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建立将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联系起来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由于本文重点关注实际GDP的方程，所以只列出ΔLy。
ΔLy=-0.91ECM（-1）+0.91ΔLy（-1）-0.3ΔLy（-2）+0.21ΔLk（-1）+2.34ΔLk（-2）-0.22ΔLh（-1）-0.05ΔLh（-2）-2.08ΔLe（-1）-0.21ΔLe（-2）+1.75ΔLc（-1）+0.34ΔLc（-2）-0.01-0.01Trend（78）
Adj.R2=0.79， F=4.80， LogL=85.17， AIC= -5.16
在实际产出的短期动态方程中，可决系数是0.79。这表明短期实际GDP增长率的波动可由5个变量的短期变动以及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解释79%。VECM说明短期内如果对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作出调控，将会显著引起经济增长的波动，除非对资本和人力资本作出相适应的调整以抵消其冲击，从而保证经济的平稳。
（四）绿色增长核算
表3报告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至今的绿色增长核算和要素贡献的结果。要素投入的贡献率为要素增长率和所估计的该要素的产出弹性之积，它们与TFP加总就等于GDP增长率。因此，该表格隐含了技术进步和4种要素对产出的贡献份额，由此可以判断在能源消耗和CO2排放的约束条件下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源泉。鉴于篇幅原因，只列出部分年份数据。
表3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各要素贡献率（%）
年份GDPTFPKHECO219797.602.501.033.934.77-4.6419807.811.721.274.625.44-5.23198513.477.222.573.8415.39-15.5619903.84-11.811.4913.863.45-3.14199510.934.973.471.5012.99-12.0020008.431.873.221.696.66-5.0120018.30-0.813.273.096.33-3.5820029.084.273.511.3311.34-11.37200310.036.483.952.1428.86-31.41200410.092.704.122.2430.48-29.45200510.438.134.35-1.7919.94-20.20200611.655.704.451.2418.15-17.89200713.046.444.401.6614.81-14.2820088.95-2.644.223.8613.81-10.29
测算出的K、H、E、C分别为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消费和CO2对GDP的贡献份额。可见能源消费对GDP的贡献作用最大，其次是资本投入，最后是人力资本要素。同时，CO2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较显著，而且能源消费对GDP的贡献份额愈大，CO2对GDP的抑制作用愈明显。假设b、c已知，根据上表和协整关系系数可以测算出式（7）中能源消费、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大小和CO2排放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大小。
四、 结论
1978年～2008年间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3.664%，远低于经济增长的9.785%，平均贡献率较低，可见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较低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偏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和能源消耗，其代价是CO2高排放。CO2作为环境成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而且CO2排放对经济增长的抵消作用与能源消费的贡献大小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有一点必须证实，中国从2003年提出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列出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以来，CO2排放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抵消作用呈逐年下降趋势，可见节能减排政策或者技术进步等外部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降低了CO2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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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沈育）
A Study on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Constrained by Carbon Emission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nalysis Based on an Expanded Solow Model
GUO Hui1， DONG Ye2
（1.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14；
2.College of Geography Science and Tourism，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China）
关键词可持续；包容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系统广义矩估计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101-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1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资源耗竭与环境恶化并存的局面，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从而制约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显著弊端，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因此，要体现出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必须既要提高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又要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达到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相协调。
1文献回顾
如何判断经济增长对可持续的包容，投入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贡献的此消彼长成为判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标准［1］，也是衡量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指标。随着资源与环境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一部分文献将资源与环境因素纳入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2-5］。这些研究虽然考虑了资源与环境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忽视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中的决定作用，显然无法全面解释经济如何实现对可持续的包容。
另一部分文献则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角度分析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蔡昉、王德文［6］通过对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解，发现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中，传统要素投入的贡献大于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贡献，但从弹性系数来看，人力资本的增长贡献在未来有巨大潜力。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7］通过论证高投资、高污染、高能耗的增长模式给政府带来的宏观成本来说明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转变增长模式，指出只有采取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措施，提高TFP和企业竞争力，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王小鲁、樊纲、刘鹏［8］通过构建包括人力资本贡献的生产函数，实证检验说明，经济增长中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正在被人力资本提高的依赖取代，这反映了增长方式的转换。这些文献虽然都论证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但是没有考虑到资源与环境因素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硬性约束，因而对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综上可以看出，无论是沿着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还是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贡献。都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增长模式的状态及其转变。本文试图将资源与环境约束，人力资本投入纳入到包容性增长的统一框架中，测算经济增长对可持续的包容程度，并实证分析影响经济增长包容性的决定因素，从中找到实现经济可持续的路径。
本文的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节介绍经济增长对可持续包容的理论解释；第三节介绍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计算方法及使用的数据；第四节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经济增长对可持续的包容程度；第五节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2经济增长对可持续性包容的理论解释与评价方法2.1经济增长对可持续包容的理论界定
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虽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从经济增长的结果来看，包容性增长意味着经济在保持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主导地位，同时资源节约利用、环境污染治理在可控范围。现有文献研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环境与资源可持续性问题，而本文中对可持续性的界定包括：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据此可以看出，要实现经济增长对可持续的包容，必须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2.1.1经济增长对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的包容
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的使用来讲，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因此，按照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可以分为粗放型发展方式或集约型发展方式。发展中国家在发动经济增长的初期因为生产要素的成本较低，在实施赶超战略，试图在较短时期赶上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表现为传统型、粗放型特征。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刚性约束以及居民消费需求的升级，片面追求数量、速度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相应的发展方式也必须转变为质量、效益型的发展方式，即在适当的生产要素投入的基础上，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贡献更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对可持续性的包容。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效果 分析框架 离散系数法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相关研究
前苏联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增加投入实现产业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效率提高实现增长的“集约增长”。科尔奈则在其专著《社会主义制度》中把这两个概念与西方学者使用的“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两个概念相比较指出“这种区分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专门术语，在西方作者中广为流行，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作者却愿意采用另一术语，即‘粗放（外延）方式’和‘集约（内涵）方式’来加以表述。这两对术语语义上是相同的，要素增加等与外延（粗放），要素生产率提高则与内涵（集约）相当”。这一分类方法在国内学术界也被广泛接受。国内众多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有关问题和概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如刘国光等指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不断稳步提高”。赵爱明等人则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将原有的和现存的忽视质量和效益、片面追求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转变到高质量、高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上来”。洪银兴等人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出发研究，认为“我国所要推进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既包括索罗等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全要素生产率思想，也包括新增长理论所突出的知识创新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效果的理论分析框架
所谓效果，是指动机指导下的行动所产生的客观后果。在日常用语中，效果往往被简单理解为预期目的的实现。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来看，我国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预期目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
第一，在经济效益增长方面的效果。经济效益即资金占用、成本支出与有用生产成果之间的比较，即以尽量少的劳动耗费取得更多经营成果。经济效益是一切经济工作的中心，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的优劣本质上就是经济效益的优劣，经济增长的质量高低就集中体现在经济效益水平的高低上。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一个经济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是使该经济的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由此可见，经济效益的提升也是一个社会整体经济追求的目标。
第二，在生产要素经济效率提升方面的效果。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效率问题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合理使用问题。西方经济学中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指出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是从单个生产要素的投入总存在一个使其投入带来的产出最高的点，即单个生产要素效率最高的点；二是从多种要素的同时投入总存在一点能够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最佳，在这个点上，该种生产要素组合带来的产出最高，即综合要素生产率最高。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把要素效率的提升作为经济增长或增长方式转变所追求的目标。
第三，在科技进步方面的效果。丹尼森认为“知识进步——即技术、管理及其应用，是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最重要的因素”，这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创始人之一的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等所提出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中最有意义、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的观点相一致。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更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把知识和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体现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的提高已经成为理论界的普遍共识，而我国经济增长还是投入型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不高，不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新经济时代的发展。
第四，在产业结构转变方面的效果。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库兹涅茨的相关研究表明：经济总量增长和部门变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总量的高速增长能够导致结构的快速变化，主要是因为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直接拉动生产结构的转化，而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是与经济总量的变化直接联系的，因此，随着经济发展，农业部门（即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工业部门（即第二次产业）和服务部门（第三次产业）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则上升。
第五，在产品质量竞争力提升方面的效果。产品质量既包括物质产品的质量又包括服务产品的质量，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产品自身具有的特征，即符合技术标准的程度（可称其为品质特征）；二是产品满足用户需要的程度，即产品的适销程度。产品质量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素质高低的标志。在国际市场上，国际贸易的实践表明产品间的竞争已经由以价格为中心转变为以产品质量为中心，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因素。
0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表明，在引致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中，一方面，资本投入的增加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从总体上看，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资本形成是引擎，资本的效率则是关键。改革开放初期，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资本稀缺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动员了国内储蓄，激活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提高了微观层面的资本效率；而且通过廉价的土地供给和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外国资本与国内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促进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提高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说，国内资本的加速形成和国外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加上资本效率一定程度的提高，是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表现出非均衡性；另一方面，在短期内，就业增长与中国经济之间表现出非一致性，而这似乎背离了传统经济理论带给人们的一贯认识：“就业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那么究竟就业与经济增长是何种关系？本文通过计量实证分析发现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相反在长期均衡时间内却保持了一致性，经常保持在1：2的要素贡献率，继而提出政府不能把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当作是使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最后提出目前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实现从就业带动增长到就业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转变，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因此，分析资本形成、就业人员人数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解释经济增长的资本因素和劳动力因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研究对于生产两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林毅夫（2001）以1981―2010年GDP增长率、资本效率等统计数据，通过国民收入恒等式考察了资本形成和就业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他通过深入探讨资本形成和就业人数两个变量的性质，使用多种联立方程估计方法，包括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似不相关估计（SUR）、有限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LIML）和完全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FIML），以根据不同估计方法估计结果所提供的信息来判断最佳的估计方法。根据林毅夫的估计结果，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对两要素的弹性数值大致在0.5左右。该弹性数值在上世纪80年代则相对较低，可能主要是因为两要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有增长的趋势。两要素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增加必然增加两要素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陈东平（2001）通过使用中国1980―1998年的国民收入、资本存量、劳动力总数、进出口总额等数据，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进口、出口以及劳动和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了进口、出口以及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大于就业人数。
本文根据1981―2013年中国的经济数据，通过使用协整模型对两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中国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存在协整关系的情况下，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对产出的长、短期弹性，从而判别哪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更强。
2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样本取自1981―2013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用从业人员（L/万人）、资本形成（K总额/亿元）来反映生产要素的投入；使用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反映经济增长。我国GDP、从业人员、出口总额（EX）与资本形成如表1所示。
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取对数，考察lnGDP，lnK，lnL即经济增长率、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率，从业人员增长率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利用EViews软件输入样本数据GDP、L和K，生成新序列lnGDP、lnK和lnL，然后依次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表11981―2013年我国GDP、资本形成总额K
t-Statistic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1.423358 0.557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GDPt-1系数的τ值为-1.4234，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τ-26210，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GDP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GDP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269919 0.0002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见d（lnGDP）是平稳的，因此lnGDP是二阶段单整的。
（2）对lnK进行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用lnK的两个滞后差分对lnK序列估计，使用上述数据估计结果如下：
ΔlnKt=0.1376-0.0043lnKt-1+0.4633ΔlnKt-1
Eviews运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Eviews运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0.442211 0.8895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616615% level-2.96041110% level-2.619160lnKt-1系数的τ值为-0.4422，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τ-26192，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K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K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
表5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97983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见d（lnK）是平稳的，因此lnK是二阶段单整的。
（3）对lnL进行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用lnL的两个滞后差分对lnL序列估计，使用上述数据估计结果如下：
ΔlnLt=0.8054-0.0710lnLt-1
Eviews运行结果见表6。
表6Eviews运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3.053459 0.040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537305% level-2.95711010% level-2.617434lnLt-1系数的值为-3.0535，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τ-3.6537，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L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L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7。
表7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6.40991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可见d（lnL）是平稳的，因此lnL是二阶段单整的。
（4）综上可见，lnGDP与lnK、lnL都是二阶单整的，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做lnGDP关于lnK、lnL的OLS回归，消除自相关性后得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消除自相关性后得回归结果
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 LNK0.5977950.0758227.8841530.0000LNL0.5430350.1334764.0683970.0004AR（1）1.1272080.1938525.8147800.0000AR（2）-0.1566530.192565-0.8135060.4230根据输出结果，可得lnGDP与lnK、lnL的长期平均均衡表达式：
lnGDPt=0.5978lnKt+0.5430lnLt
（7.8842）（4.0684）
从表8回归结果看，回归系数全部通过t检验，不存在自相关。
（5）根据表8的回归结果计算残差序列e，对其进行ADF检验，得表9残差序列检验结果。
表9残差序列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451514 0.0001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从回归结果可知残差项是平稳的。因此，可得出lnGDP与lnK、lnL存在协整关系。基于上述协整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两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因果关系，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若两种变量（Xt和Yt）是协整的并且每个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那么，要么Xt一定是Yt格兰杰原因，要么Yt一定是Xt的格兰杰原因。在本文中，至少能说明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表2-表8回归结果也表明，本期从业人员每增长1%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43%；资本形成总额每增长1%时，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98%。
（6）接下来分析短期两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EViews软件建立lnGDP关于lnK、lnL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滞后一期残差项作为误差修正项，可建立如表10所示的误差修正模型。
表10误差修正模型
R2=0.6920d=1.7727F=17.2895
模拟拟合优度较高，方程通过F检验、DW检验，各回归系数符合经济意义，其中，d（lnK）、d（lnGDP（-1））在1%水平上显著，d（lnL）、RESID（-1）不显著，其中变量的符号与长期均衡关系的符号一致。结果表明，本期lnK、lnL和上一期lnGDP在短期内每增长1%，GDP将依次增长0.0493%、0.3716%和04986%。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它表明lnGDP与长期均衡值得偏差中的27.21%被修正。此ECM模型反映了lnGDP受lnK、lnL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根据估计结果可知，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对产出的长期弹性分别为0.598和0.543，短期弹性分别为0.372和0.050。
3结论
【关键词】汇率要素禀赋均衡增长科学发展观
三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顶住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同时人民币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围绕1:8.11进行浮动。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升值的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出来,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是必要的,它与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后者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
我国是个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因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汇率调整“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这个意思。
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偏好。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实现与否是内部均衡实现与否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和选择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实施的产业政策。
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化,那么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当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的时候,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群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也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它们无一例外是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工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会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于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条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它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经济增长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部分地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动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通胀的恶化以维护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就业率。尽管各国政府都追求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和比率,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显然,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就业。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就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尽管有时候政策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个,但同时却不能不同时考虑另外一个,即如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造成的失业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即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就会形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以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这就是均衡的含义所在,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迁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
将经济增长与价格以及就业联系起来并非是我们的首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限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后来,莫迪利亚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货膨胀或者不使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失业率,它同样是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我们提出的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到限制的经济增长。区别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但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还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而是分别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这样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变化的影响,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选择更灵活。
二、汇率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大不一样的。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我们称它为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并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离的;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汇率就与经济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
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象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
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它才能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其调整必然会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的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以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的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
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地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得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的空间,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是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价格却可以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面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较高的,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比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
笔者事前曾经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
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中央银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中央银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分散给了企业,这尽管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难通过远期交易锁定生产成本,因此会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照“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成本也就时刻在变,如果企业总是在高点买入而在低卖出,那累积起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企业就不可能完全不顾汇率波动而只关心经营、开发和销售这些实际事务,还要关心货币事务。
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这又必须依靠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由于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冲销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小幅升值,同时辅之以利率小幅调整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汇率升值不是坏事,它是对有效率经济增长的褒奖,汇率贬值才是对低效增长和不增长的惩罚。
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李天栋等,2004,2005)。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设,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李天栋等,2004)。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实行积极而稳定的汇率政策,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着力创造能够平滑汇率波动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工具。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适应汇率升值和波动的影响,也才能保障现代化的实现。
四、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政策目标是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的观点,它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然后,本文分析了汇率调整与均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均衡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最后,本文分析了汇率及其制度调整的影响,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应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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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产业增长;索洛余值增长模型;技术贡献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069-04
随着社会文明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经济功能逐渐被世界认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其视为支柱或战略性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产业迅猛发展,在扩大内需、促进就业、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旅游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增长优势。因此,中国的旅游产业仍需不断优化和提高,研究和分析中国旅游产业增长及其主要增长要素对于调整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旅游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古典经济学认为要素投入引起经济增长。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提出全要素分析法,据此确立了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围绕“索洛剩余”内生化,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分别从技术变化、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变迁、分工演化的角度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旅游经济研究者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构建了不同的旅游生产函数,从而得出旅游经济增长的不同结论。代表观点有:李仲广、宋慧林(2008)利用丹尼森的结构主义要素分析法,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构建旅游经济增长模型,得出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劳动力投入来获得,劳动投入贡献率达到39.87%。唐晓云(2007)基于索洛模型证明了中国旅游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固定资产的投入,其次是劳动力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很低。左冰、保继刚(2008)研究发现中国旅游业属于典型的(劳动)要素驱动型增长方式。周云波、武鹏、刘玉海(2010)利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分析了中国旅游业的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研究表明中国旅游业整体技术效率水平较低下,平均数为0.512,纯技术效率水平为0.603,规模效率水平为0.865。总之,现有对旅游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旅游经济规模不变,希克斯中性技术严格假设下所得,这显然与中国旅游发展现实不符。笔者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借助索洛余值法及C-D生产函数原理,用GLS广义最小二乘法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首先测算中国旅游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和对产业增长的贡献,再进一步分析技术进步的主要影响因素,探索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为旅游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二、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模型构建及分析
内容摘要：文章在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以及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引致作用，并由此形成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循环互动过程。
关键词：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互动机理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之后，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逐渐拓展。20世纪80年代后，卢卡斯、罗默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的经济发展要素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使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之一。Becker（1987）则首次用传统的微观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均衡模型，表明人力资本与个人未来收入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Mankiw，Romer&Weil （MRW）（1992）等利用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的指标，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一种正的显著的贡献；Bils&Klenow（2000）的研究推导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Glewwe&Hanan（2004）研究发现受教育的需求与家庭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存在正相关关系，进而推导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关系。
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一）基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互作用角度
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物质资本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但由于人力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能动性反映，人力资本具有能动性的特征使其不仅具有生产能力，而且具有资源配置的能力，可见，人力资本的效率可以适应和推动物质资本，决定它所具有的推动物质资本的能量和力度，可以通过对物质资本的调节，使各种资本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因此，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其本质特征是这种互补具有较高的弹性，该弹性是指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物质资本投入，需要增加的人力资本投入单位数量的变化。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不但具有较高的互补弹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这种互补弹性还有逐步提高的趋势。
（二）基于人力资本生产功能角度
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关键在于它具有特殊的生产功能。从生产过程角度看，它具有要素和效率两个方面的生产功能，前者是指人力资本是生产过程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或投入要素，后者是指人力资本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提高生产效率的途径是：
首先，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自身的效率。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自身的效率，也被称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工效应，美国经济学家钟秦辉、墨菲和皮尔斯的研究（1993）证明了这一结论。劳动者的素质越高，其所具有的生产效率也就越高。高质量的劳动者的生产力将数倍于同等数量的低质量的劳动者的生产力，这里的倍数正是反映了人力资本含量的作用。因此，即使假定其他要素投入量及其效率保持不变，单单由于劳动者本身效率的提高也会导致产出的增长。
其次，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可以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可以使物质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趋势减缓，人力资本的提高将会使劳动者提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同时还会推动物质资本的更新。即人力资本的效率功能一方面表现在使其他生产要素边际产出增加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使单位产出投入成本的下降上。而且，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还可以节约物质生产要素，这对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知识和能力不仅能够提升投资者自身的生产效率，而且能够影响到投资者周围的人，促使他们提高生产效率。
（三）基于人力资本知识效益角度
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包括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三个方面。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是指在经济发展中，有用的新知识要求具有新形式的物质资本与新的劳动技能，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能够引起物质资本等的投入，如扩大要素的投入范围，增加要素的投入种类，从而导致其产出量的增加，进而导致经济的增长。知识收入效应是指受过教育、培训具有更多知识与能力的人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因为他们具有更高的分辨力，能随时随地抓住投资获利的机会。知识替代效应首先表现在能够通过知识的进步来增加资源，从而克服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与“原生劳动”之不足，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知识的替代效应还表现在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消除物质资本等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不利影响。
（四）基于人力资本促进科技进步角度
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源于技术创新与进步。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一方面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它又通过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科学和技术进步依赖人力资本的提高，而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规模收益率提高的根本原因。当发生技术进步时，同量的投入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出，从而经济能力与效率将同步改善。另外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必须由主要依赖物质资本向主要依赖人力资本转变，由于受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经济建设的主体――人的决定影响，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是依靠科教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引致作用分析
（一）经济增长提升区域内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为学校的正规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干中学”获得的人力资本，即在实际的生产活动中通过所获得的经验知识与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所增加的人力资本；三是劳动力迁移所增加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存量提升的引致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促进教育投资。区域经济增长带来的产出增加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了物质保障，政府出于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企业出于抢占市场份额、增加收益的考虑，亦会增加对员工培训费用的支出。无论是政府教育经费的投入增长，还是企业加大对员工的在职培训投入，都会增加区域内的人力资本存量。
第二，提升文化素质及健康水平。经济的增长一般会带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相应各项目的政府支出也会增加，其中对教育文化事业和医疗保健投入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区域内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整体的健康水平，进而促进区域内整体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
第三，促进人力资本迁移。区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较活跃，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不断上升，这种需求不仅表现在对劳动力投入的数量需求，更主要的表现在对高质量人力资本投入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了人力资本向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迁移，实现人力资本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提高了区域内人力资本的存量。
（二）经济增长提高个体人力资本的质量
据研究表明，个人收入随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技能的提高而不断上涨。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个体就会选择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或技能培训以增强自身的收益能力，从而在劳动供给中获得更高的收入。通常情况下，当社会对个人的价值越肯定，劳动报酬越能体现个体所蕴含的知识和技能，个体这种选择倾向就越强烈。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物质资本投入具有边际产出递减的效应，而人力资本则能有效的改善这种状况，故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对人力资本尤其是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进而刺激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尤其是加大了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提高了个体人力资本的质量。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循环互动过程的形成
综合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通过其对自身效率及外部资源要素的影响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则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及个体人力资本质量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引致作用。由此，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这样的过程（见图1）：人力资本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而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愈加旺盛，同时，社会和个人也有能力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得以发展，发展了的人力资本又给经济增长以更大的动力。如此循环往复，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就是在这样的动态发展中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互动过程。
结论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存在较高的互补弹性；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一方面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它又通过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则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尤其是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需求，从而刺激了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投入，进而提高个体人力资本的质量。其次，人力资本具有要素和效率两个方面的生产功能，其效率功能体现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自身的效率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最后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体现在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三个方面，进而导致新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力，克服经济发展中其他要素资源的不足，促进经济发展。整体来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通过其对自身效率及外部资源要素的影响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则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及个体人力资本质量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引致作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就是在这样的动态发展中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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