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0 10:22: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的背景，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循环经济；经济增长；技术；制度；资本；自然资源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9003708
一、引言
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一直是各个国家和地区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可这种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里？能否持续下去或被复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逻辑？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长久以来关注的焦点。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大量投资、人口红利和资源环境消耗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等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投入模式的产出效应正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弱化，特别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如今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增长模式的转变成为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更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内容。
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因素有很多，按照已有文献研究，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的贡献一直是争论的核心。相应的有制度决定论、新古典内生要素论、金融决定论和地域决定论四种观点。归纳起来都是在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些要素，这多是缘于分析问题的角度和采用的分析方法与模型的不同。如今更多的文献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经济增长。而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模式，承载着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解决环境污染、保障经济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小康社会实现的多重目标性，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中，显得格外突出。因此，对循环经济视角下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实践意义，而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等要素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讨论则是该领域的重点。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视角，本文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来审视经济增长问题，探讨资源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和决定性因素。
二、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1基于研究范围和对象
纵观增长经济学发展脉络，按照研究对象分大致有三类观点：
第一类，国家经济增长研究。其中，古典增长理论假定技术不变，只研究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认为经济增长与储蓄率和投资率有着紧密的联系。新古典经济增长则认为，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趋势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合理解释，在尚未摆脱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分析思路下，将经济增长的动因归于外生的技术进步[1]。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romer[2]、lucas[3]以及becker和murphy[4]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尝试突破以上研究理论框架，逐渐完成技术因素在模型中的内生过程。但是，随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实证分析却发现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高，例如，东亚四小龙的tfp甚至比南亚许多贫困国家还要低。虽然后来研究者指出，对tfp隐含在设备引进中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忽视是造成上述结论的主要原因[5]。但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考量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济增长本身，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提供有效的激励，特别是对于中国这种经历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易纲等[6]以及胡鞍钢[7]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董祥海和李升[8]则对c-d生产函数进行修改，加进制度因素，认为1980—1994年间制度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主要部分。
第二类，区域间经济差距分析。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经济日益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也在不断扩大，关于各地区增长差异和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大量涌现，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分解上。例如，根
edward和denison[9]的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可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要素（即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配置效率。而樊纲等[10]、汪锋等[11]以及胡晓珍等[12]也尝试将制度因素引入，多方面考察区域增长差异的终极原因。
第三类，产业增长因素分析。north[13]集中研究了1600—1850年间的海洋运输业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发现此期间海洋运输业并没有重大的技术进步发生，认为其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制度创新，即经济组织和市场制度的改善。而rae和ma[14]对中国农业生产率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张军等[15]则对中国工业（包括国有工业和乡镇企业）生产率进行了研究。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袁新华等[16]分别从这些方面对比探讨了制度变革对渔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总体来说，现有文献多是根据范围及对象的不同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是比较典型的三个层次，可持续发展理念在这三个层次上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实施。但不少研究者直接将制度因素体现在c-d生产函数中，无论是将其内生还是外生，都试图得到理想的结果，最终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或推导演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评价至今仍缺乏坚实的理论和数理基础，更没有在经济学领域达成共识。
2基于要素稀缺性
在田园经济时代，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人口相对稀少。“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形象说法。人口增长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随着“资源绝对稀缺论”和“资源相对稀缺论”的提出，研究者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依赖于资本要素的积累。国民收入投入到生产劳动的比例越大，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后来又经过研究发现，进入工业革命后，技术进步相比资本和劳动，逐渐成为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而becker[17]和schultz[18]等研究者又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提高工人的技术知识和技能是保证人均资本持续增长的根本。
近些年，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越来越复杂，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尝试把一些原有的既定因素和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囊括进来，特别是制度因素。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不涉及制度就不可能解释经济增长率上的持续差异” [19]，特别是对于中国式的转轨经济国家的崛起。同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先后爆发了两次能源危机，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稀缺性开始得到广泛的关注。以循环经济为代表的增长方式转变先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传播。制度和资源环境因素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对经济增长要素分析及其效率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前者要求制度量化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后者则需要科学地选择能够代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指标。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其发展动力分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综合考量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对循环经济推广的影响，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本文将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统筹考虑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以循环经济为切入点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
3循环经济视角下的经济增长
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世界经济不断遭遇资源环境问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更是将资源环境问题推到最前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当代，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和持续发展共同构成世界各国经济活动及学术研究的主题。中国从20世纪后半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资源环境的法规政策，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加强环境规制，国民经济追求在最大化利用资源环境的同时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中国正式引入循环经济，并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全国试点推广，特别是在资源能源产业、耗能大户和环境影响严重的领域。不同于以往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循环经济提倡“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流动型经济模式，追求生产要素更高的使用效率和更少的环境破坏。近二十年来，循环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可持续发展的成效。
根据现有经济增长理论，要素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促使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
术和制度是影响循环经济在产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主流经济学也认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加强环境保护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包括机器设备的更新、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和原材料材质的改善。二是改进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和替代环境污染大的生产工艺。这相当于引入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的一种重新组合。但现有研究还没能够将这种变化科学地体现在生产函数变化形式上，对于技术和制度与产出之间的建模存在很大的争议，而这两点恰恰是考察循环经济发展成效的关键要素，这也是本文力争解决的问题。
钢铁工业既是典型的原材料和基础产业，又是资源密集型与能源密集型产业。在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对环境也造成一定的压力，其中蕴含着诸多减量化、再利用以及资源化的可能性，在实施循环经济上具有较大潜力。早在1978年，国家冶金部就对钢铁工业能耗与世界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行过调查，并制定计划，革新改造，组织节能培训，先后制定了烧结、焦化、炼铁、炼钢和轧钢等14个工序节能规定，随后还印发了《钢铁工业节能技术三十例》，使行业节能上了一个大台阶。1983年，冶金部进一步向国家提出了《钢铁工业以发展连铸技术为中心提高成材率的措施方案（草案）》，使中国连铸比和钢的成材率节节上升。2005年，国务院和发改委又分别了《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强调钢铁工业的节能减排[20]。
虽然近几年中国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按行业分能源消耗量排名依然处于第一位，从全国能源消耗比例看，还存在着小步上升的趋势（如表1所示）。在工业废水、so2、固体废物排放中，只有工业废水排放比例在逐渐减少，工业so2排放比例还有微弱的上升势头，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比例则存在一定的波动。钢铁行业循环经济的深化还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因此，以钢铁行业为例来研究循环型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同时也区别已有的对一国循环经济发展机制的研究视角。
三、以钢铁行业为例的实证分析
围绕着生产关系的经济学解释，研究者已经建立了许多描述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柯布—道格拉斯函数（c-d生产函数）是其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经济学中使用最为广泛的生产函数。它模式简便，却也是最具争议的领域。不少文献直接假定α+β=1，默认研究对象符合规模报酬不变，却忽视了现实中的一国、一地区或某产业很难在长期内保证最佳规模，甚至是接近最佳规模的情况。而且要素间除了有可能的共线性外，还有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这些都使得c-d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效果大打折扣。
一般认为，资本和劳动是生产关系形成的两个基本要素，也是构建生产投入产出关系计量模型的基本指标。但随着经济增长研究的深化，技术、自然资源和制度等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而现有研究却没有对此达成共识，给出一个合理反映要素投入和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特别是对于制度的衡量和量化存在很强的随意性。相比之下，dea模型由于没有要求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也没有对变量的内生性质和外生性质进行特殊的限制，只需模型中的变量存在投入产出关系即可，成为目前分析投入产出效率和因素影响的常用方法之一。因此，本文尝试通过随机有效前沿分析方法，从生产三要素、技术以及制度因素三方面构建相关指标，研究钢铁行业的生产决定过程，探讨上述各要素在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决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钢铁行业产出与各制约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来说，首先，通过两步dea，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对中国七个区域钢铁行业的循环型增长进行投入产出效率分析，重点提炼出技术和制度效率水平。其次，运用反映区域比较优势的截面分析考察中国钢铁行业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的影响程度。最后，通过协整方法研究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变动关系，以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和建议。 为了能够反映区域比较优势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截面效用影响，且钢铁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带有显著区域布局特征，本文将全国划分为华北（hb）、东北（db）、华东（hd）、华中（hz）、华南（hn）、华西（hx）以及西北（xb）七个区域，根据各省市的指标值采用算术平均的方式获得相应的劳动、
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量化指标，并据此截面划分口径，利用1995—2010年的相关量化指标建立相应的面板数据分析模型，以体现钢铁行业发展的区域布局特点，同时设定区域为研究对象，避免了部分省市数据缺失导致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信度不高的问题。
1技术投入指标的量化
由于通过年鉴数据很难直接获得有关钢铁行业用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科技投入及相关指标，因而本文并没有直接在指标设置中使用年鉴相关数据，而是通过dea法，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计算，并以此投入产出效率值作为衡量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科技投入的量化指标。在dea 计算过程中，以投入产出效率表示的技术效率值是一个相对指标，并不能代表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科技投入的绝对水平，但这个以相比指标表示的科技投入水平并没有影响到本文的分析结果，本文着重分析科技投入的时序变化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影响，强调的是一种基于时序分析的趋势研究，而不是具体投入指标水平的量化研究。
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的产出指标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反映生产经济价值的物量指标，本文选取钢铁行业单位能源消耗的钢产量反映钢铁行业的经济产出，该指标不仅能反映行业生产的总量变化，同时也能反映出行业的经济生产效率。二是反映生产外部性的环境指标，本文选取单位能耗下的钢产量来描述经济生产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程度，其数值越大表明经济生产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越小，循环经济活动效果越显著。两个产出指标通过各自的方差贡献率进行赋权汇总，得到综合的产出指标。遵循传统的生产要素指标设置方法，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三个角度出发选取产出的投入指标，本文分别选取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年末职工人数和钢铁工业煤炭消耗量作为衡量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生产的投入量化指标。相关的dea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各区域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的技术效率大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2000年左右，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的技术效率达到最低，2000年之前技术效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2000年之后技术效率则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中国清洁生产等循环经济战略部署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进行了多次培训和试点工作，因而1995年以来中国钢铁行业技术效率经历了高开低走再上升的过程主要源于最初循环经济发展较高的边际效用，2000年之后中国钢铁行业技术效率的上升趋势主要源于国企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特别是大中型国有钢铁企业体制的改进，以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进一步强化和改进了循环经济导向的技术投入和效率。
2制度指标的量化
制度指标的量化一般是通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的方法完成的，但指标体系的构建往往具有主观性，且制度相关指标数据较难获取，因而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并加以一定的赋权方法获取表征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量化指标是很难实现的。结合技术投入量化指标的获取方法，本文采用了两步dea结果差值的方法来获取用以反映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量化指标。在技术投入量化指标获取的第一步dea计算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制度变量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而是在第二步dea计算过程中，将能够反映制度因素的相关变量考虑到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投入产出效率的计算模型中，据此可以得到考虑制度因素影响后的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技术效率。比较考虑制度因素影响后的技术效率与未考虑制度因素影响前的技术效率，两者间的差值反映了制度因素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影响，可以作为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制度因素的量化指标。本文选取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社会工业增加值比重、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作为衡量影响钢铁行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制度政策调整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提取公因子，得到综合的调整指标，将其作为dea的投入指标进行第二步的dea分析，最后将两步dea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值作为衡量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量化指标。相关结果如表3所示。
注：下标2表示未考虑制度因素前和考虑制度因素后的投入产出效率量化结果的差值，其实质是剔除制度因素后投入产出效率的水平。
由表3可知，制约循环经济
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变量影响程度出现了先增强后弱化的趋势。其中2000年之前，制度变量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说明中国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受到制度因素不断增强的正面影响，也就是说，2000年前后中国的节能减排、国有企业改革等制度改进和相关促进政策所释放的边际效用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2000年之后，制度变量表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钢铁行业的发展呈现出市场导向，在制度建设得到一定完善的情况下，法规政策对钢铁行业产出的影响在下降，市场因素成为钢铁行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四、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约因素分析
在得到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和技术量化指标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以考察资本（k）、劳动（l）、自然资源（n）、技术（a）和制度（g）因素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影响程度，相关计量模型如下：
相关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需采用固定效用变截距模型，各系数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面板数据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0778，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面板数据固定效用变截距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在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相关因素中，资源的投入、技术效率以及制度环境都对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其中，比较技术效率和制度环境，技术效率对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了制度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制度环境有利于钢铁行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自身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来完成的，而不是单纯被动地受制度政策限制来发展循环经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与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与产出相比有投入过剩的现象，特别是劳动的投入，而资本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配置低下问题，因而还需继续优化要素配置结构，转变生产模式。通过固定效用分析可知，西北和华东地区的固定效应较大，说明西北和华东地区钢铁行业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区域优势，相反，西南地区固定效用为-7294，钢铁行业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弱的区域优势。 表4面板数据固定效用变截距模型相关检验结果
为了更好地研究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决定过程，本文对制约钢铁行业产出的各相关因素进行协整检验，以考察各制约因素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作用关系。具体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约因素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都对技术进步有影响，但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是依靠资本的投入来完成，劳动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弱。在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效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资本的投入，相对而言，人力资本对技术效率的提高影响程度则较弱。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立足于国民经济增长实践，考虑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制度和资源要素，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学理分析，从循环经济视角探讨经济增长问题。利用dea法对1995—2010年间中国七个区域钢铁行业的发展进行投入产出效率分析，突出说明技术和制度因子的效率水平以及其发展趋势，并运用反映区域比较优势的截面分析考察中国钢铁行业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程度，最后通过协整方法研究了要素之间可能进一步存在的相关关系。依次得出如下三方面结论：
第一，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对单位能耗下的钢产量有正相关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三个要素对于钢铁行业循环经济模式下的钢产量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其中，技术的相关系数要更高一些，说明近些年中国钢铁行业产出的提高更多的是依靠技术的投入。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有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配套政策释放了较强的技术创新力量，制度的创新也在一定的时间点发挥着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但技术进步俨然已成为中国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而资源投入的正相关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钢铁行业是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分析发现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与钢产量呈反比关系，说明中国循环经济模式下的钢铁行业存在劳动力过剩和资本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特别是劳动力的使用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
第二，技术、资本和劳动间存
在一个协整关系，其中，资本与技术间的相关关系较劳动和技术间的相关关系强，钢铁行业技术进步主要是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而且资本的作用最大。另外也可以说明，中国钢铁行业的技术进步比较倚重模仿和引进，技术多以成套设备和技术专利的大规模资本投入为主。
第三，从区域优势角度出发，西南、东北、华北、华南、华中、华东、西北地区的区域优势依次增强。但通过方差分析，七个区域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f统计量值为8134，p值为0000，说明区域地理位置对钢铁行业具有重要影响。这一方面与钢铁行业的资源依赖性分不开，更与各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有关，特别是因各地区技术创新水平、习惯和相关促进政策及制度约束不同而造成的巨大差异，这也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根据以上结论，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资本投入虽然还是中国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应尽可能地减少技术对其投入的依赖性，鼓励以人力资本为主的自主创新和项目创新，不断提升中国劳动力总体水平。制度与循环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但分析结果并没有明确指出制度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过分依赖或强调制度创新并没有根据。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资本合理配置都是影响中国经济走向的重要因素，它们彼此的配合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不同时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不同，因而只分析各要素的贡献率远远不够，更要明确要素之间的彼此牵连和作用关系，以及辨明不同时期起着关键作用的要素。当前中国循环经济已经踏上低能耗、低排放的发展之路，但是最初由节能减排释放的巨大边际效用正出现弱化的趋势，未来一段时间，技术进步将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制度创新、人力资本提高和资本投入结构优化则发挥着积极配合和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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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创新；效率；企业家
经济增长是人类为了消除贫困，以财富的增长实现富裕提升社会的文明水平的同时，实现人类幸福的一项主动活动。经济的增长也是创造人类幸福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释放与发挥。在实现企业经济发展这种主动的活动中，存在着两种衡量其增长的模式：第一种是以数量的增长来表征经济的增长。在这种以数量的增长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模式中，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提高和增加经济的总量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第二种是以经济质量的增长来衡量经济的增长。就经济质量本身而言，也存在着两种对质量的界定方式。由于质量是一个程度指标，可以把质量分为内适性和外适性两个方面。对经济质量的内适性来说，就是用在经济增长过程对人才和技术的依赖程度来表征；经济的外适性质量主要是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顾客”的需求满足程度来界定的。也就是说，离开了对“顾客”的需求来判定经济质量的外适性是没有意义的。外适性质量就是“顾客”需求满足的程度。企业经济质量外适性的高低实际上就是指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其“顾客”能否充分地分享企业经济增长的成果，尤其是对企业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能否被充分地被“顾客”分享形成共赢，是衡量经济外适性质量高低的客观标准。围绕着经济发展实现增长的这两种方式，企业家通过其创新精神来对这种两种经济增长的方式在效率的提高和改善上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以实现企业在经济增长上的高效率。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家更关注以经济的质量增长作为其企业发展的基本方式，也就是通过创新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发展的重心从数量的增长过渡到以质量增长方面来，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新跨越。本文主要通过从企业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角度，首先讨论了企业经济是如何实现增长的。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剖析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与企业家创新的关系，讨论了相关创新的实施是如何来消除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对效率的提高有制约的一些瓶颈和障碍，以实现增长过程更加有效率化；另一方面，着重从如何实现经济以质量的增长上，讨论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对实现企业以质量增长作为发展的重要作用。企业实现以质量方式的发展，是企业家在发展企业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在企业发展中的一个必然选择。
一、实现企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因素
就经济行为和活动的表象来看，分工、要素流动、制度变迁等等本身就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就是通过这些方式来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瓶颈和障碍，以达到经济增长更有效率，从而实现经济更快的增长。由于经济增长是人类的一种主动行为，这种主动行为背后是受到财富背后的金钱、暴力背后的权力、思想背后的知识三种基本的力量的驱动。经济的增长是在这三种力量的分别驱动和形成合力的驱动下实现的。亚当・斯密揭示了财富背后的金钱是如何驱动经济增长的秘密；马克思从暴力背后的权力是如何驱动了经济的增长；凯恩斯从权力和金钱结合所形成的合力上揭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舒尔茨从知识的主体即人力资本的角度；熊彼得从知识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分别揭示了经济是如何实现增长的。随着交易成本的发现，人们更多地把关注放在了如何对交易成本的减少和优化来实现经济的增长。从经济学的方面来看，目前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经济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实证来对增长的来源和决定因素的分析，即增长回归；演化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奥地利学派和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等分别针对经济是如何增长的这个复杂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但是，这些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均未特别强调和针对经济是数量的增长还是质量的增长这个问题。
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源自于人类在这种主动的活动中上述三种力量以及这三种力量的结合所驱动。从系统论的角度上讲，就是由这三种力量和由它们的结合所形成的合力，把实现经济增长所需的要素组织在一个经济系统中。通过对这些要素的优化配置等方式，在实现这些要素的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不断改善和提高的同时，使整个经济系统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对一个经济系统而言，存在着多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在经济学上以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T代表技术等等）。
因此，对一个经济系统的产出A来说，我们用下式来表示：
由于每一个要素都存在着其使用效率Pi，因此对一个经济系统来说，由于系统内有要素的使用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的存在，提高和改善要素效率是一个实现经济系统产出最大化的关键。在实际的经济系统中，其产出A可以用下式来表示：
设每一个要素投入的数量为Ii，且是使用效率Pi的函数，I是要素总量的投入。则：
其约束条件是：∑Ii=I
通过泛函分析的方法，可以构成一个拉格朗日函数J：
其中，k为拉格朗日乘子。
令③的一阶导数等于零，则可得：
也就是说，要使经济系统的产出要达到最大化Amax的话，只有当这个经济系统内所有的要素使用效率相等时才能够实现。
即，一个经济系统产出最大的条件是，要素的使用效率相等。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经济系统中有某个要素的使用效率pik时，该要素就是在这个企业经济系统中制约系统产出最大化实现的瓶颈和障碍。从广义的角度上讲，企业家就是为了在通过每个要素的使用效率的提高和改善的同时，为所有的要素在使用效率的相等上提供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基于上述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已经清晰地寻找到了企业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因素。
二、企业家的创新与企业经济系统产出实现最大化
通过对企业经济系统是如何实现增长的分析，我们从要素的使用效率方面得出了在一个企业经济系统中实现系统产出最大化的条件是企业中每个要素的使用效率相等的结论。从企业家的创新来看，无论企业生产什么，当企业家在投入要素进行生产时，首先就是为了提高在一个生产经济系统中某个要素的使用效率，以消除影响整个系统效率的瓶颈，然后，就是要使这个系统中每个要素的使用效率上的相等，创造出这些要素在使用上和运行上的一个环境和外在条件，以实现经济系统产出的最大化。为此，当企业家在组织生产的时候，一方面要发现是什么要素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使用效率最低；另一方面，要在提高这个要素使用效率的同时，创造出一个能使所有要素在使用效率相等的客观的企业内部环境，这样才能保障企业在投入的所有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其使用效率相等创造条件。另外，在企业家投入要素组织生产的同时，由于要素具有使用和运行两种属性。因此，对企业家而言，创造出所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和投入要素的运行效率相等环境，是企业家进行创新的一个内在的重要方面。由于企业是存在于一个开放性的经济系统中，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下通过创新的手段来实现企业内部生产要素在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相等是企业家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开放的经济背景下考虑，使要素在流动上能够更加充分，达到要素的使用和运行效率的提高；建立相应的企业文化和制度以形成企业内部要素的使用和运行效率相等的环境和条件；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均是为了创造出使某一个要素在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提高的一种手段。从整体上讲，按照要素的使用效率相等和运行效率相等的原则，一个要素在效率上的提高，就为其他要素在两种效率的提高产生了驱动。这样，企业在投入要素在组织生产的同时，整个企业在要素使用和运行时能以更高的效率来运行，为企业在更高效率生产下实现产出最大化提供了内生性的增长驱动。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中，由于外在环境的多变性，企业家在以投入生产的要素在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保持相等方面的创新有相当的难度。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中，投入生产的要素除了在满足其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相等以外还需要在什么条件才能使产出最大化呢？这个问题将在下文中来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在我国转型时期而言，有一个外在变量是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下影响企业以投入的要素在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相等实现产出最大化的因素。由于政府本身也是参与开放型经济系统中的要素，政府的运行效率也是和企业经济系统能否实现最大产出有关。根据③式的效率相等是实现经济系统产出最大化的条件，如果在一个经济系统中政府的运行效率pi小于其他要素的使用效率的话，则政府本身的效率就会成为制约企业经济系统实现产出最大化的瓶颈和障碍。要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除了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以相应的公务员法来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外，还需要通过法律的方式对政府自身的行为给以规范。其中，以法律的方式来确定的暴力的组织和使用规则，确定政府参与社会分配的方式、规则和份额，确定公民参与政府的方式，确定公民的监督、约束政府的路径和方法等等都是对政府运行效率提高和改善的必要条件。但是，目前我们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来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规范。从效率相等是实现经济系统最大产出的条件来看，如果政府的效率比其他企业经济要素的使用效率高的话，企业经济系统也无法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在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驱动形成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也应该引起充分关注。这只是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下企业进行创新发展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以上，我们仅从几个方面，基于实现一个企业经济系统产出最大化的条件，简单的分析了企业家创新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作力点和逻辑。对于企业家而言，也许更应该从要素效率相等的条件去发现和认识在不同时期中什么要素的使用效率是最低的，或者是什么要素的运行效率最低。从而能够更主动和更积极地针对某个使用效率最低的要素，用新的手段来为提高这个要素的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创造条件，为整个企业经济系统在实现产出的最大化上做好积极的铺垫。另外，根据要素使用效率相等和运行效率相等是实现经济系统产出最大化的条件。企业家也可以在制度的安排上，通过对某个要素的使用或运行效率过低的发现，及时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上给以相应的调整，这样在管理企业时才更具有前瞻性。基于上述分析，要实现一个企业经济系统产出的最大化的条件是：构成一个企业经济系统的要素的使用效率相等和运行效率相等实现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企业实现以质量进行增长的前提。作为企业家创新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就是当在企业经济系统中某个要素的使用效率或运行效率pi小于其他要素的使用效率时，该要素就是构成对整个企业经济系统产出实现最大化的瓶颈和障碍，针对该要素的使用和运行效率，围绕着该要素的使用和运行效率的创新型的改善和提高是企业实现以质量方式发展的基础。
三、结论和讨论
通过对企业发展本身和企业家创新关系的分析，通过对企业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的探讨，得出了一个企业经济系统实现最大产出的条件是该企业系统中所有要素的使用效率相等的结论。由于政府也是一个经济系统中的要素，指出了政府的效率的提高和改善与企业经济系统产出实现最大化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经济质量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是目前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选择。由于经济的质量是以外适性和内适性质量这二个方面来表征的，所以，实现经济以质量方式的增长，就是同时实现经济的外适性质量和内适性质量的同步提高。从外适性质量增长方面看，企业实现投入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相等，也许是实现企业从制造到创造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关键词】金融服务贸易；经济增长；金融体制；影响机制
金融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发展，并且在国际贸易和各国经济中的比重大幅提升，成为国际贸易中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包含转变服务贸易的方式和结构，金融服务贸易作为生产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重要作用。本文对开放经济下金融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研究，运用理论和实证研究，系统地论述金融服务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加快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对策建议。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早期关于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银行部门的开放对于本国银行业绩效的影响。Pigott和Terrell（1986）等人通过收集一些金融机构的经营数据及规模数据，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国会影响本国银行的竞争以及银行的利润率，从而对本国银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McFadden（1994）通过分析澳大利亚的外资银行进入情况，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改善了国内银行的经营状况。Bhattacharaya（1993）也通过对个别国家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本国消费者获取外国资本。
学术界对金融服务的突破性研究是从Goldsmith（1969）的金融结构理论以及Mckinnon和Shaw（1973）的金融深化理论开始的，他们强调金融服务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Moshirian（2004）研究了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强调外国直接投资在金融服务领域的贡献。Demirguc-Kunt（2006）分析发展中国家通过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问题。Beck（2006）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宏观经济稳定、有效而可靠的契约体系及充分的信息框架对创造有效的金融体系的保障作用。Dobson（2007）指出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存在的影响，同时证实了东道国国内改革对成功实行自由化有重要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贸易政策。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开始对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在理论与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谢平（1992）首次对中国的金融资产结构进行分析。白钦先（1998）提出了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谭儒勇（1999）运用OLS回归的方法，对银行和股票市场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他认为中国金融中介机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周立和王子明（2002）指出，开放金融业可以提高金融发展质量，有利于经济增长。梁琪、滕建州（2005）指出，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理论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在开放经济的大背景下，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国际贸易体制的建立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同时对促进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实现机制和保障条件进行探讨，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文章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利用我国1997年至2010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分析方法对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结论，并以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完善我国金融服务贸易体制，推动我国金融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金融服务贸易的相关指标分别选取金融服务贸易总额（FST）、金融服务贸易出口（FSX）、金融服务贸易进口（FSM），经济增长主要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1997～2010年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相关指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利用Eviews3.0计量工具，检验金融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主要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其中单位根检验用来说明数据的平稳性，其常用方法为ADF检验法，由单位根检验可得变量的回归性，协整检验用来说明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有一种长期均衡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用于验证变量之间的前因后果的推动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计量分析时，首先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主要运用Eviews软件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
由上面的检验可知，所有的变量都是非平稳的，但是经过二阶差分，都变成平稳的，即变量都是二阶单整序列I（2），变量单整阶数相等，可以建立协整关系。
（二）协整分析
由于金融服务贸易相关变量和GDP变量都是二阶单整变量，因此我们用Engle- Granger两步检验法，对金融服务贸易总额FST、金融服务贸易出口FSX、金融服务贸易进口FSM分别与GDP进行协整回归，并检验各组回归中的两个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回归可以得到：
GDP=4227.58+224.24×FST2=0.9694 （1）
（5.2989） （17.8361） F=318.1249
GDP=3769.24+1488.27×FSX 2=0.8937 （2）
（4.3254） （9.2241） F=85.0847
2=0.9632（3）
（5.1656） （16.2019）F=262.5019
其中，括号内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 R2为调整后的拟合优度，F为F的检验值。再分别对这三个方程的残差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从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到，这三个方程的残差都是平稳的，说明金融服务贸易总额FST、金融服务贸易出口FSX、金融服务贸易进口FSM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为（0）阶协整，具有协整关系。即国内生产总值与金融服务贸易总额、金融服务贸易出口以及与金融服务贸易进口之间都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Granger因果检验
用Eviews软件分别对GDP与FST、GDP和FSX以及GDP和FSM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金融服务贸易总额、金融服务贸易出口以及金融服务贸易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即三者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结合协整分析的结果，金融服务贸易总额、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金融服务贸易进口每增加1元，就能分别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4.24元、1488.27元、240.94元。金融服务贸易的边际产出相当高，这也说明了发展金融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和金融服务贸易理论为基础，对金融服务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利用我国1997-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服务贸易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当今开放经济背景下，金融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加强。因此，调整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完善金融服务贸易体制，促进金融服务贸易持续、健康的发展，对于推动我国新世纪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积极调整服务贸易政策，完善金融体制，最大化地实现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将通过竞争压力、技术转移、制度创新、吸引外资、产业竞争力五个方面推动经济发展。为了保持金融服务体系高效而稳健的运行，我们应当为金融服务体系设置恰当的市场准入限制以保障金融体系的可竞争性，并建立激励相容的市场推出机制，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并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提供系统保障。
（二）抓住国际服务贸易转移的契机，重视金融服务贸易的直接投资
自上世纪末以来，服务业国际生产转移不断以外包的形式迅速向全球扩散，并以年均30%～40%的速度增长，为了顺利实现未来经济发展远景规划，我国必须牢牢把握本次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不失时机地改善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软环境，大力发展金融服务贸易，积极引进国外金融服务投资，促进我国金融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加强金融业高素质人才培养与储备
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高素质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讲，金融业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培养高素质新型人才是关键，也是是金融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获胜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鼓励高校及培训机构为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培养适应国际化需求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金融企业要为激烈的竞争储备高素质人才，提供富有生机的管理体制、切实可行的人事激励机制应成为金融机构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
（四）改善外部经济环境，建立良好的国际金融服务贸易体制
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应该积极运用一切经济、政治及外交手段改善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比如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多边贸易谈判等，促进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另外，政府可以在多边、诸边及双边的贸易谈判中，运用各种外交手段对有利于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开展的条文予以全力争取，并尽量避免对不利条文的承诺，促进金融服务贸易企业提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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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流产业；经济增长；VAR模型；实证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社会分工细化的背景下，物流产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也被誉为“第三利润源泉”。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进入稳中趋缓的“新常态”阶段，但物流总额增速依旧保持在较高水平。尤其是2015年我国掀起了“互联网+流通”的改革热潮，更是促进了物流产业的发展，2016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29.7万亿元，增速为6.1%。物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引起了实务界的关注，钱晓英（2015）研究得出，我国物流产业与生产总值间存在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可以说，物流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
一、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1.物流体制发生革新，形成专业化的产业链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自由流动，物流市场主体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异军突起，据艾瑞咨询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到了20.2万亿元，增速23.6%，由此更是催生了物流体制的革新，物流园区、物流中心等应运而生，企业间加合作、交流，更新经营理念、创新经营模式，形成专业化的物流产业链。
2.交通、通讯的发展，为物流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形成了公路、铁路、航空交通网络，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攀升，为物流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铁路运输为例，截至2016年末， 我国铁路营运里程达到12.4万公里，发送货物26.5亿吨，2017年将投资新线2100公里、复线2500公里、电气化铁路4000公里。除此之外，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保持上升态势，2016年末达到53.2%，网民规模达到7.31亿。这些基础性的工作都将推动物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3.物流规模不断扩大，跨境物流产业快速发展
现代物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物流总量呈现快速上涨态势、物流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229.7万亿元，同比增长6.1%。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物流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以长三角、珠三角一带形成了一体化、社会化的物流产业。如长三角地区，借助于发达的陆路交通，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物联网络。在电子商务全球化的浪潮下，2016年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6.5万亿元，这也推动着跨境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
二、我国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与数据选择
为深入分析我国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选择如下变量进行研究：（1）物流基础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物流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拉动经济的“稳定器”，对于提交增值具有意大意义。由此，为充分反映我国物流基础设施，选用了一系列具体的指标：公路里程（X1）；铁路里程（X2）；航空里程（X3）；内河里程（X4）；铁路货车数量（X5）；民用货车数量（X6）；民用运输船舶数量（X7）；物流固定投资（X8）。（2）市场化程度。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市场化程度高能够引导企业专注于核心业务，推动行业的良性竞争，促进产业的发展。由此，为充分反映我国市场化程度，选用指标：国有企业职工占城市职工的比重（X9）；实际使用外资（X10）。（3）信息化程度。信息联接物流系统的各子系统，保证商流与物流的高效运作，促进物流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充分反映我国信息普及程度，选用指标：互联网普及率（X11）；光缆铺设里程（X12）。（4）物流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基于物流产业发展需大量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考虑，选用物流相关专业研究生毕业数量（X13）来反映物流产业的人力资源情况。（5）科技发展。科技能够促进物流效率的提升、成本的降低。选用研发投入（X14）来反映物流产业的科学发展。（6）产业结构。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国物流成本较高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偏重型化，即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由此，选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X15）来反映产业结构。
选取2006-2016年度相关经济数据进行研究。由于影响物流产业的指标数据维度较大，能过KMO 和Bartlett检验进行主成分分析，实现指标维度降低。经因子旋转后，得到：（1）第一主成分贡献率为38.2%，根据其在指标上的载荷来看，主要反映信息化、物流基础设施、人员素质、科技发展的相关指标。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X13、X14命名为“基础性因子（F1）”。在主成分分析中，KMO值为0.852，Bartlett值为492.46，均通过检验。（2）第二主成分贡献率为22.8%，根据其在指标上的载荷来看，主要反映产业结构的相关指标。X15命名为“结构性因子（F2）”。（3）第三主成分贡献率为38.7%，根据其在指标上的载荷来看，主要反映市场化的相关指标。X9、X10命名为“市场性因子（F3）”。
虽然对所选取的指标进行了分类，但F1、F2、F3并不相互独立，还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由此，对三类因子指标进行聚合，得到新的因素NF1、NF2、NF3。其中，NF1累计方差解释达到93.28%，说明其有效地综合了基础性因子中的12个原始指标。
2.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
本文所选取的指标大多为时间序列数据，如经济增长（GDP）、物流基础设施等，在构建模型之前有必要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防止异方差现象。使用Dickey-Fuller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其中，GDP、F1、F2、F3、NF2、NF3属于一阶单整序列，即I（1）。
对实证数据分析可见：第一，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长不仅受自身的影响，还受到F1、F2、F3的影响。物流基础（F1）在1%置信水平上对当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18.43%，说明物流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有效提升物流产业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F2）、市场化（F3）在10%置信水平下对当期经济的影响为1.25%、0.15%，短期对经济增长影响力较弱，但具有长期的依赖性。VAR模型的拟合优度R-squared为94.66%，说明变量的解释力较强，实证结果有效。
3.实证结论
使用协整方程、VAR模型对2006-2016年间的物流产业、经济增长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提到如下结论：（1）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物流相关因子具有均衡关系。物流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对经济促进作用显著，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2）从短期来看，物流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这也为提升物流产业、发挥其对经济增长作用指明了方向。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但大力发挥第三产业也将促进经济增长。（3）整体而言，物流产业的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由于物流产业的发展涵盖的范围较广，各影响因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相同。因此，在发展物流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时，应有所侧重。
三、促进物流产业发展、驱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1.加快完善物流基础设施，保证对经济的长久、正向拉动
加快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统筹全局、科学规划，形成海、陆、空一体化的流通渠道，带动商贸业、运输业、信息业的发展，提升物流基础优化度，持续拉动经济增长，保证对经济的长久、正向拉动。加强物流“硬件”设施的建设，包括运输设备、装卸设备等，提高物流质量与效率。重视物流“软件”建设，加强高端管理人才的培养，形成物流人才梯队，为物流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人力基础。
2.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物流市场竞争
物流产业属于规模经济产业，积极探索民间资本、外资进驻物流领域，形成范围的合作与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氛围，实现物流基础与产业结构相适应，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已有的研究明确指出，我国物流成本过高主要是由于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当前，我国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吸引更多的民营资本、外资进入，以创新驱动，更新管理理念、提升经营水平，促进物流成本降低、效率提升，有效促M经济发展。
3.实施产业联动，促进产业链资源整合
物流产业并非独立于其他产业，与运输、通信、商贸等行业紧密联系。因此，物流产业发展的核心就在于资源整合。实施产业联动，引导产业链资源整合，提高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尤其是在制造业升级、流通业改革等时代背景下，抓住机遇、联合相关产业，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提升经济运作效率，同时也将产生对物流业的巨大需求，拉动物流业的发展。事实上，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必然增加物流需求，物流产业发展水平又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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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总量研究；结构分析
Abstract：By review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and based on finance functions theory and relative data of Jiangsu Province from 1980 to 2010，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significant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Jiangsu economic growth with diverse internal structure.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Key Words：financial development，economic growth，gross quantity analysis，structure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3-0016-04
一、研究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背景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多层次金融体系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加强金融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支持力度。在这样一个理论和现实背景下，本文尝试通过江苏省的实证数据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视角研究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及本文研究思路
（一）文献综述
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论到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从默顿、博迪的金融功能论到白钦先等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理论研究基本形成共识，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对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各有不同的观点。相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验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二是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论证。对于相关性问题，主流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贝克和莱文，2002），这与金融发展理论得出的结论一致。在因果关系方面，由于研究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的差异，主要有四种不同结论：其一，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两者之间是“供给驱动型”关系，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其二，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两者之间是“需求拉动型”关系，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前提条件。其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相互影响。其四，两者之间无因果关系，它们的相关仅是巧合或共同取决于第三个变量。
遵循国外研究思路，国内涌现出众多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多数认为金融发展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增长（谈儒勇，1999；赵志君，2000），然而在金融发展内部结构方面却很难形成一致的结论。梁琪、滕建洲（2005）研究发现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范学俊（2006）通过对中国季度数据分析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方面，通过对中国分地区的实证分析发现在中国东北、东部和西部三个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王纪全、张晓燕、刘胜全，2007），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袁云峰、曹旭华，2007），不同区域的金融控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应区别对待它们之间的影响（王晋兵，2007）。
（二）现有研究不足及本文研究思路
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从研究范围看，多是基于国家宏观层面，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国家范围的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适性。国内已有学者关注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周立、王子明，2002；袁云峰、曹旭华，2007；王纪全等，2007），但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中国地区分布的特征，同样存在范围相对较大、缺乏针对性的不足。（2）研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一般只考虑银行的作用，未从社会融资总量角度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因此，本文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改进：（1）进一步缩小研究范围，把实证对象定位在江苏省，研究省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使研究更有针对性。（2）以金融功能论为理论基础，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导向为指引，从社会融资总量和融资内部结构两个方面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三、江苏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1980―2010年
（一）模型的构建及数据来源
1. 理论基础。根据金融功能论，金融发展的本质是金融功能的提升，其外在表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主体的总量提升，二是金融结构的优化。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下使得金融效率得以提升。金融效率的提升将发挥社会资源配置作用，促进投资和储蓄的增长，使得经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最终结果是经济的增长，作用机制如下图所示：
图1：金融功能论理论原理示意图
2. 研究变量和样本数据来源。为了消除人口规模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人均GDP（RPGDP）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用金融相关率（FIR）作为度量金融发展的总量指标，金融相关率的定义为：FIR=（金融机构各项存款+金融机构各项贷款）/GDP。在金融结构指标选择方面，本文从社会融资总量衡量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社会融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金融中介市场和证券市场，即银行融资和证券市场融资两个方面。本文用Bank反映实际通过银行中介作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量，即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用Stock反映证券市场的筹资能力，即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总量（含发行、增发、公司债、配股等）。为了削弱数据的异方差，本文对各个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见表1）。
实证检验数据来自历年的《江苏省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公报（2010）及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网站统计数据，使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3.1。
（二）基于总量视角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1980―2010年
1. ADF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不平稳而产生的“伪回归”现象，首先对变量进行了ADF单位根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lnFIR与lnRPGDP都是非平稳的，但经过一阶差分后在5%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即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注：（1）检验类型中的c、t、k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以及滞后阶数。（2）是否含有常数项和趋势项根据散点图的变化规律和趋势确定，滞后阶数k的选择以AIC和SC值最小为标准。（3） 表示相关变量的一阶差分。（4）Y表示通过平稳性检验，N表示未通过平稳性检验。（5）***表示1%显著水平下的平稳，**表示5%显著水平下的平稳，*表示10%显著水平下的平稳。（6）以上说明同样适合下文结构分析中的单位根检验。
2. 协整分析。为了找到金融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某个线性组合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本文对变量进行Engle-Granger协整分析。首先进行协整检验，得协整回归模型 ：
（53.18947）（15.30880）
其次对回归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ADF检验的临界值为-3.141016。对照AEG检验临界值表可知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从总量上看江苏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 误差修正模型（ECM）。由于受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因素的影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可能会出现短期失衡的现象，短期内变量间存在误差修正机制。本文用ECM模型来研究这种机制，最终ECM模型：
lnRPGDPt=0.175966-0.597005lnFIRt+0.012683ECMt-1
（15.81758） （-4.817956） （2.07E+14）
模型结果显示短期内江苏省经济金融系统存在误差修正机制，误差系数0.012683体现了各期经济增长对均衡水平偏离的修正，在（t-1）期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其均衡值时，做出了正向修正。
4. 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检验表明江苏省金融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检验。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选择滞后2阶，检验结果如表3。
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都拒绝了原假设，表明lnRPGDP是lnFIR的Granger原因，lnFIR也是lnRPGDP的Granger原因。从总量上看，金融的增长量和经济的增长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双线关系，江苏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
（三）基于结构视角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1993―2010年
从金融发展的内部结构来看，金融支持经济融资除银行信贷外还包括证券市场融资。由于江苏资本市场自1993年才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金融发展表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为了更好地把握金融发展内部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下利用1993年以来的数据，使用lnBank、lnStock两个结构指标，分析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 ADF单位根检验。表4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除lnRPGDP在10%显著性水平下平稳外，其他指标都是非平稳的，但一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 协整分析。由于结构分析涉及三个变量，变量间可能存在多种稳定的线性组合，在进行协整分析时需要考虑它们的任意线性组合也是稳定的情况，此时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分析时存在不足，故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表6。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下存在一个协整方程：
（0.01580） （0.01765）
结果表明影响江苏省经济增长的两个金融发展结构变量在样本期间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江苏省经济增长与银行信贷规模、证券市场筹资能力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协整结果符合经济理论。协整方程表明在长期均衡关系中，银行信贷投放在经济增长中的最终贡献为66.5%，而证券市场筹资的贡献度是6.87%，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程度远大于证券市场筹资规模。
3. Granger因果分析。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江苏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内部结构指标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结果如下：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nBank是lnRPGDP的Granger原因，江苏省银行信贷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供给驱动型”关系，信贷规模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而证券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微弱。Granger因果分析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协整分析的结论，表明在江苏省经济增长中银行信贷投放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实证结论的比较分析
1. 总量分析表明江苏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短期内存在误差修正机制，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这验证了金融功能论，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资源配置、支付结算以及风险管理等功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作用，同时经济的发展状况也对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有着重要影响。
2. 结构分析从社会融资总量角度衡量主要融资来源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长期角度来看，银行信贷规模的投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银行信贷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江苏省证券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微弱的，这与江苏的股票市场起步晚、证券市场规模偏小、发展机制不健全有关，另外也与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有关。
3. 综合对比分析。总量研究和结构分析共同表明江苏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金融“助推器”的作用；结构分析表明金融在推进经济发展中存在内部结构的差异，证券市场发展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作用微弱，证券市场有待进一步发展，同时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显著，金融发展内部结构之间的协同作用不明显。
四、政策建议
（一）重视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推动效应
总量和结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需要高度重视金融的发展，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不断发挥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高金融效率。
（二）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避免金融发展内部结构之间的马太效应
实证研究显示，金融市场内部主体间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差异显著，金融中介作用突出，证券市场的规模和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建设、优化金融结构、扩大直接融资市场规模、构建多层次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使得金融中介市场、证券市场之间可以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实现协同发展。
（三）将金融、经济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实现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协同效应
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是双向的，在重视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不可忽视风险的存在。因此需要将金融、经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从系统角度考虑促进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金融体系。这既是宏观审慎管理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需要，也是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实现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协同效应、推动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参考文献：
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的这本经典著作名为“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发展”，这个区别很有意义。上个世纪中叶，以刘易斯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曾经红极一时。经济发展所追求的目标较宽泛，不仅包含经济增长，还包含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和人权福利、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可是发展经济学无可避免地衰落了。现在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在此基础上才可能逐步解决其他问题。
这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不能给决策者有效的政策建议。几百年前，古典经济学已意识到，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资本与人力。但两者以怎样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人们一直没有概念。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产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核心框架，迄今仍被多数经济学家所采用。此模型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最终将收敛到一条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各国发展速度将趋同，穷国最终能够赶上富国。这个模型很漂亮，却与实际情况不符。
后来学者意识到，该模型忽略了决定长期增长率水平的技术进步因素，所以不能解释世界各国间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可是，当时的经济学家尚不知道如何来刻画技术进步这种现象。经济发展还包含经济增长以外的目标，经济学家更不知该如何处理。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种革命性的新思想被提出来，即“内生增长理论”。巴罗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这套理论由模型本身来决定技术变化率，进而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率。这批“内生增长理论”专家认为，技术进步就是新思想的创造，不同于一般的资本的生产和投入。新思想应用于生产没有排他性，所以能自由地为任意数量的生产者所采用。这一特征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取得需要某种垄断力量，所以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竞争。
这套“内生增长理论”为经济增长注入巨大活力。过去的外生增长模型也被改造而重新用于研究。可以说，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次范式革命，一跃成为宏观经济学里最热门、最主流的分支。
面对爆发式增长的经济增长学术文献，学生和研究者都急需一本全面综述该领域现状的纲领性著作。《经济增长》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写成的。
在该书里，巴罗系统回顾了经典的增长模型，随后引入革命性“内生增长模型”，再逐步引入其他变量，不断拓展模型。可以说，巴罗将增长模型构建成一个基础性学术平台，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通过引入变量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制度、法律、文化、宗教等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巴罗对这些问题深感兴趣。他把许多因素引入模型，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发现法治对于增长的效果作用相当大，而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相当弱。这就意味着，民主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还需通过其他方法做进一步研究。而法治的积极作用则无可置疑。因此巴罗的政策建议很明确，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必须要加强法治。没有法治，民主也未必能促进经济增长。
仔细考察巴罗引入增长模型的社会、制度、文化、宗教等因素后的研究，不难发现，大多数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显著。这些因素肯定会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但也许都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
对于另一个我们一直非常关注的问题，即经济增长与经济公平的关系，巴罗和萨拉-伊-马丁虽然一开始也已提到，但闪烁其词，语焉不详。根据萨拉-伊-马丁的研究，这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贫困问题，但几乎没有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状况。
经济学上一直有一种“库兹涅兹曲线”，即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不公会逐渐拉大；到了一定阶段，收入分配不公又会逐渐缩小。但是“库兹涅兹曲线”只是一个猜想，在某些国家得到了验证，而在另一些国家失效，从未得到验证。巴罗似乎也是“库兹涅兹曲线”的信奉者，但是他的增长理论未能对这个问题做出有效回答。
发展经济学被增长理论所取代，归根到底，是因为很多发展目标无法被精确刻画，从而不能进入理论模型进行有效计算。可往往这些目标，才是我们在生活中真正所要追求的。
摘要：以河南省108个县域近20年的经济增长数据为基础，采用马尔科夫链和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新常态下河南县域经济增长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河南县域经济增长存在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等四种类型。其中，高水平区域主要分布在河南西北部，且围绕在郑州、洛阳附近。低水平区域则主要分布在河南省东南部。而中高水平和中低水平区域则交错分布在高水平和低水平区域周围。总体上看，河南已基本形成“北富南贫”、“西高东低”的县域经济 增 长 格 局。（2）低 水 平 和 高 水 平 两 类 比 较 稳 定，保 持 原 类 型 的 概 率 分 别 为81．65％和90．62％。而中低水平和中高水平则有40％左右的概率发生类型的转移。（3）荥阳市、新密市、新郑市、偃师市、博爱县、沁阳市、孟州市、长葛市、渑池县、巩义市、义马市、修武县、温县、新乡县、灵宝市、淇县、登封市、新安县、中牟县等县域已经形成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俱乐部，是河南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设计了新常态下河南县域经济增长的路径。
关键词：县域经济；马尔科夫链；增长分布动态；河南省
1引言
河南省作为内陆人口大省，劳动力、自然资源等传统要素资源丰富，技术、管理以及资金等创新要素、高端要素不足，其主要人均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特别地，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河南省内的县域经济差异总体上呈现扩大的趋势，两极分化现象突出。因此，具有较大经济差异的河南各县域如何在新常态的背景下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增长之路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相关研究集中在河南县域经济的差异、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经济增长质量等方面的分析。但基于新常态背景下的县域经济增长路径方面的研究较少，同时也缺乏采用离散分析和连续分析相结合的增长分布动态方法来客观描述河南县域经济增长态势的文献。本文认为，新常态背景下探寻河南县域经济增长路径的关键在于三个问题：其一，河南县域经济增长的类型及其空间分布；其二，各县域增长类型 变 迁 的 概 率；其 三，快 速 增 长 县 域 的 空 间 分布。因此，需要采用增长分布动态的方法分析河南县域经济增 长 的 合 适 道 路。增 长 分 布 动 态 方 法 最 早 由Quah提出，该方法通过马尔科夫链方法和核密度估计研究收入分布的发展动态。该方法能够刻画不同截面的分布及其演变，且该方法属于数据驱动型，克服了参数分析的不足，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该方法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采用马尔科夫链结合 核 密度估计方法，利用河南省1993－2014年108个县域的统计数据，对收入指标（相对人均 GDP）的分布演进动态进行分析，全面刻画河南省的县域经济增长空间分布动态及各个县域在研究期间的经济增长类型的演变规律，并发现快速增长县域群体，以期寻找到新常态下河南县域经济增长的路径，并为其他欠发达省份县域经济的增长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2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河南省各个 县 域 相 对 人 均 GDP 指 标 衡量各个县域的经济增长水平，以河南省2014年行政区划为标准，研究河南省108个县域的经济增长分布动态及增长类型转移分布。本文的原 始 数 据 除 了 一 部 分 来 源 于 1994－2015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外，其余的均是来源于1994－2015年的《河南省统计年鉴》。
3实证分析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
为1993－2014年，由于分析间隔五年的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更有利于揭示区域经济增长类型的变化，所以选取五年为研究周期。分别分析 1993 年、1998 年、2003 年、2008 年、2013 年 及2014年河南省县域相对人均 GDP，根据历年县域人均GDP与全省人均 GDP之比，以1993年为基准，将各个县域经济增长划分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高水平4种类型，且每种类型数量大致相同，划分区间为（0－0．64］、（0．64－0．77］、（0．77，1．08］、（1．08，＋）。
4结论
本文基于 1993－2014年河南省 108 个 县 域 的 相关数据，利用马尔科夫链及 Kernel密度估计等方法，对河南省县域经济增长的分布动态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河南县域经济增长存在四种类型，分别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其中，高 水 平 区 域主要分布在河南西北部，且围绕在郑州、洛阳附近。低水平区域则主要分布在河南省东南部。而中高水平和中低水平 区 域 则 交 错 分 布 在 高 水 平 和 低 水 平 区 域 周围。总体上看，河南已 基 本 形 成“北 富 南 贫”、“西 高 东低”的县域经济增长格局。荥阳市、新密市、新郑市、偃师市、博 爱 县、沁 阳 市、孟 州 市、长 葛 市、渑 池 县、巩 义市、义马市、修武县、温县、新 乡 县、灵 宝 市、淇 县、登 封市、新安县、中牟县等县域已经形成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俱乐部，是河南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而鲁山县、柘 城 县、虞 城 县、夏 邑 县、淮 滨 县、息 县、沈 丘县、淮阳县、上蔡县、平舆县、新蔡县等则长期经济增长缓慢，已经成为河南区域经济增长的洼地。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为促进新常态下河 南 县 域的经济增长应该采取如下政策措施：第一，抓住新常态机遇，实现河南省整体经济的赶超发展。新常态下，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东部发达地区进入了增速减缓和结构调整阶段，而包括河南省在内的内地部分省区市则进入了快速增 长 阶 段。特 别 是，“一 带 一 路”战 略的提出，改变了沿海开放战略下河南省不靠海、不沿边的被动局面，外部条件的变化为河南省整体经济的赶超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第二，重点支持荥阳市、新密市、新郑市、偃师市、博爱 县、沁 阳 市、孟 州 市、长 葛 市、渑池县、巩 义 市、义 马 市、修 武 县、温 县、新 乡 县、灵 宝市、淇县、登封市、新安县、中牟县等河南省西北部快速增长县域俱乐部的发展。第三，积极促进鲁山县、柘城县、虞城县、夏邑县、淮滨 县、息 县、沈 丘 县、淮 阳 县、上蔡县、平舆县、新蔡县等欠发达县域的经济增长。这些县域大体上处于由缓慢增长时期，面临着经济增长基础较弱，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建议加大对这些县域的基础设施、基础教育投入，改善公共卫生和文化条件，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不断增强其经济增长的内生能力。此外，把消除区域性贫困摆在重要位置，通过乡村城镇化、工业化相结合，生态治理与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发展相结合，政府扶持与非政府组织、企业参与相结合等多种手段，突破制约连片贫困地区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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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山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特征分析需求，收集了2005-2012年山东省进出口贸易数据，采用多维在线分析方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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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 协整检验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在我国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平均每年GDP增长率达到了9.8%，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但大多利用传统经济理论，将制度作为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看待。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利用制度变迁解释国家内和国家间经济发展的研究日益增多，如诺斯认为创新、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才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Stiglitz（2004）认为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研究应建立在一国特定经济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我国建国以来，制度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因此，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便不能脱离我国的制度变迁。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分析制度变迁背景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为了考察制度变迁的长短期效应，本文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分析。
二、文献回顾
自诺斯开创性研究以来，新制度经济学派尤其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诺斯一反传统观点，认为只有实施有效制度、实现执政者约束和产权保护，刺激民间投资和技术进步，经济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只是经济实现增长的手段，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然而Acemoglu（2008）指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确定；Barro（1990）和Glaeser et al.（2004）更强调，政治制度是技术进步、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此外，我国学者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刘红等（2001）和吴洁等（2003）分别在索洛和Rasmey模型框架中引入制度因素，以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潘慧峰、杨立岩（2006）将制度变迁加入内生增长模型，刻画了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李富强等（2008）将制度引入理论增长模型诠释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表明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虽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引起了学者的大量关注，但是对制度因素进行量化却一直是难点（车士义和郭林，2011）。我国学者分别从制度变迁的不同方面，并利用不同统计方法对制度变迁进行衡量（刘等，2008），但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并且，针对我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多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对制度指标的选择较少考虑非正式制度变迁。因此本文试图在综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考察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
三、模型设计及变量选取
传统C-D生产函数假定Y=ALαKβ，其中Y为实际产出、A表示技术进步、L为劳动投入、K为资本投入。α和β分别表示劳动投入产出弹性和资本投入产出弹性，同时假定技术是中性的，此时α+β=1。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综合制度变量I，即Y■=A■L■■K■■I■■。方程两边同时除以L并取对数，得出计量模型（1）：Inyt=lnAt+βlnkt+rlnIt+μ。其中，yt表示第t期的人均产出，kt表示第t期的人均资本，It表示第t期的综合制度指标，而lnAt作为常数项处理。
本文选取1952～2011年相关数据，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人均产出y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示，并且以1978年作为基期。人均资本存量k采用王小鲁等（2007）的数据，并将2007年后缺失的进行指数平滑至2011年。
North（1990）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法律法规、契约合同等正规约束，还有文化习俗传统规范等非正规约束。本文对综合制度变量做了相应划分，分为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的衡量参照林毅（2012）的划分标准，包括产权多元化IP、对外开放程度I0及分配格局变化Id，而对于非正式制度则参照雷韵等（2012），将人力资本作为衡量非正式制度的主要指标。因此，综合制度变量用函数表述为I=F（IP，I0，Id，Ii）。随后，采用能够很好避免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的主成分分析对各项制度变迁指标进行综合。结果显示综合制度变量为I=0.250IP+0.262I0+0.225Id+0.263Ii。
四、模型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对模型中各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在5%水平内，Lny、Lnk及LnI均不平稳，但均一阶单整。由于同阶单整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nson协整检验以判别。依照SIC准则，Johnson检验的最优滞后变量选为1。结果显示，在5%显著水平下三者存在协整关系，即lnyt=1.235lnIt+ 0.596lnkt+0.855。且人均资本存量及制度变迁在长期内均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随后，本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研究长期均衡及短期波动关系。在协整检验基础上，将VEC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选为1，得到初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随后对初始模型中不显著的变量进行了剔除，得出修正后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如下所示：
ΔLnyt=-0.268ECMt-1+0.479ΔLnyt-1+0.033 （2）
（-4.369）*** （4.321）*** （3.119）***
R2=0.357 ■2=0.333 DW=1.897
其中：
ECMt-1=Lnyt-1-1.235LnIt-1-0.596Lnkt-1-0.855 （2.1）
（-9.1414）*** （-17.524）***
由误差项可知，在长期内，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本存量、制度变迁存在正相关关系。长期内，资本存量积累和制度改革均有利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敏感性远大于经济增长对资本存量的敏感性，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在过去60年中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转变，市场制度逐渐发展，因此制度变迁所体现出来的边际作用较为明显。进一步结合林毅等（2012）针对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结果，本文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正如North（1990）所说，正式规则能够补充和强化非正式约束的有效性，也可能修改、修正或替代非正式约束，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将产生出对于不同交换制度框架的有效需求，而其成败，则取决于非正式约束。
此外，模型（2）中ECMt-1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当短期内人均产出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误差修正项会将其拉回到长期均衡水平；Δlnyt-1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期的人均产出正向地受滞后一期产出的影响。因此，修正后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证明了制度变迁和人均资本存量都对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同时当期的产出变动还受上期产出变动的影响。
五、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1952年至2011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研究了长期和短期内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本文按照North对制度的定义，将制度变迁分为正式制度变迁和非正式制度变迁，通过将制度引入传统的C-D生产函数，并利用Johnson协整检验及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制度变迁和资本存量与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制度改革和逐步完善将有助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而短期内当期的产出变动还受到上期产出变动正向的影响。因此，实现我国长期均衡发展，离不开各项制度的逐步完善，必须坚定不移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改革，同时不断提高国民教育水平，这将在长期内为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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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6-0072-06
1引言
1选题背景与意义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正在悄然兴起。在这个以信息知识为基础、智力资源为依托的新经济时代中，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日渐高于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等传统生产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根本动力。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的客观演进，早已成为当今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共识，人力资本的地位日渐凸显，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体系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经济社会快速、稳步发展。2012年，安徽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72121亿元，同比增长121%，增幅居中国中部省份第一。然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仍然落后东部省份如上海、浙江和江苏。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主要还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匮乏致使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下经济发展的后劲无法保障。因而，本文基于国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借鉴我国学者人力资本理论的现有成果，以人力资本投资和安徽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切入点，重点解答安徽省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怎样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小，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所在，如何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2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思路简要概括为：文献综述和方法论研究―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建议模型与实证分析―结果检验与对策建议。从研究内容上看，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证两部分：理论部分首先阐明人力资本的概念，从国内外著名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出发，了解当前学术界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上的研究进展，然后客观分析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状况。实证部分则主要通过对经济模型的选择、数据的搜集、分析和整理对安徽省历年的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存量和经济增长状况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定量分析结果进行相关性检验，从而试图寻求提升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有效途径。
3论文创新之处
31研究内容的创新
国内外的现有研究集中于研究全国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地区差异的研究数量较少。本文选取安徽省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反映地区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为政府决策、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人力资源配置等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32研究方法的创新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检验方法，对安徽省10年的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和GDP进行回归分析，估算出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现状与分析
关键词:金融危机;典型相关模型;关联度;增长效应
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100-04
1.三大需求与三大产业之间的关联分析
1.1 数据选取与说明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获取1978―2008年中国第一产业(PI)、第二产业(SI)、第三产业(TI)的产值作为经济产出指标,选取消费形成额(C)、资本形成额(I)、出口额(X)作为经济需求指标。构成因变量组和自变量组。
1.2 数据平稳性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数据之间的关系要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采用最常用的ADF检验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具体采用下面两个模型:
Xt=δXt-1+ΣmβiXt-1+t(1)
Xt=α+δXt-1+ΣmβiXt-1+t (2)
通过Eviews,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显示来看。这些变量在不同的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
表1 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ADF检验值检验类型(c t k)零界值结论
注:检验类型c、t、k表示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表示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表示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其余为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
1.3 三大需求和三大产业之间关系实证分析
1.3.1 方法原理。研究经济增长与三大需求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此,将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指标组成向量D,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指标组成向量G,通过spss统计软件研究向量D和G的相关情况。这里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
1.3.2 典型相关系数及其检验。通过表2可以看出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前两个典型相关系数较高,并且通过似然比检验。表明其对应的典型变量之间相关程度显著,能够进行变量组之间的解释。
表2 典型相关系数及相关系数检验表
表3冗余分析
1.3.3 冗余分析。冗余分析是对构建的典型相关模型的解释能力的判定,通过表3可以看出,因变量被其自身典型变量和其对立典型变量的解释力度的百分比较高,自变量被其自身典型变量解释的百分比和其对立典型变量解释的百分比也较高,特别第一对典型变量具有较高的解释百分比,说明两者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1.3.4 典型相关模型及经济意义分析。根据典型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的结果,可以提取两对典型变量进行分析研究,这里根据标准化变量及相应的系数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典型相关模型:
表4 三大需求与三大产业增长率变化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模型一:相关系数为0.999, P(sig.=0.000)
D1=1.022I+0.456C+0.683X
G1=0.097PI+0.985SI+0.110TI(2)
模型二:相关系数为0.928,P(sig.=0.000)
D2=0.133I-3.979C+3.937X
G2=4.176PI+1.1821SI-6.141TI (3)
由(2)可以看出,根据标准化的线性组合D1、G1,其系数的数值可以反映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变量对典型变量的影响。同时可以发现投资I和第二产业产值呈最大相关。其经济含义为:一方面,D1中投资I载荷量(1.022)最大,说明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变量主要体现在投资。在G1中,SI的载荷量(0.985)最大,说明反应经济增长的指标主要由第二产业的产值情况来体现。另一方面,我国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推动。
同理,由(3)可以看出,根据标准化的线性组合D2、G2,从载荷量来看较为相关的是消费需求C与第三产业的产值,消费需求直接影响到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表明,出口与第一产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
1.3.5 图示验证。利用1978―2008年的第一产业(PI)、第二产业(SI)、第三产业(TI)的产值及消费形成额(C)、资本形成额(I)、出口额(X)以求出他们的增长率,如上表:
通过上表画出图1,从图1可以清晰地看出:投资I与第二产业SI存在着一致变化性;消费C与第三产业TI存在着一直变化性;出口X与第一产业PI存在着一定程度但不完全一致。此三个图示体现的关系与模型一、模型二分析的情况基本吻合。
图1 三大需求与三大产业增长率变化图
2.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2.1 图表分析
表5是通过1990―2008年的GDP、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进出口的数据计算最终消费、资本及进出口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具体数据如表5:
通过图表的数据绘制成图2和图3。由图2、图3可以清楚地看出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
从图2、图3可以看出:一,消费和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最主要也是最稳定的动力,自1990-2008年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率来看,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率上下波动不大。而且高于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所以消费和投资是三大需求中最主要和最稳定的因素。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来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不及投资和消费,而且上下波动幅度较大,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综上分析,以投资和消费为主的内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和最稳定的因素。
2.2 关联度分析
2.2.1 模型介绍。关联度分析是对经济体系中各个变量之间的联系程度的一种检验方法。其联系程度的大小是通过关联度来衡量的,关联度越高则其联系程度越大,从而其对经济增长效应越大。
表5 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和贡献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图2 三大需求对经济的拉动
图3 消费、投资、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
关联度的计算如下:
用x0(k)表示参考序列,用xi(k)表示被比较序列,其中i是被比较序列的个数,k为序列中的数值个数。
(1) 由于各系列的量纲不同,故对各序列进行初值化处理。令:
x′i(κ)=xi(κ)/xi(1)={x′i(1),x′i(2),kx′i(k)}
(2) 求序列差。记:
i(k)=x′0(k)-|x′i(k),
i=i(1),i(2),ki(k)
(3) 求极大值M和最小值m。记为:
M=maxi maxki(k),m=mini mink i(k)
(4) 求关联系数。
ξi(k)=m+0.5Mi(k)+0.5M
(5) 关联度计算。
γi(k)=1nΣnk=1ξi(k)
2.2.2 实证计算。选择GDP的增长率为参考列,为x0;消费支出贡献率为x1、投资贡献率为x2、净出口贡献率为x3,x1、x2、x3作为需求变量,其数列是被比较数列。通过计算x1、x2、x3与x0的关联度可以比较需求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大小。
通过获取1990―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与三大需求相关指标数据,如表3所示。
根据,(1)、(2)、(3)、(4)、(5)计算步骤,令γi、为经济增长与消费的关联度,γ2′为经济增长与投资的关联度,γ3为经济增长与净出口的关联度。关联度计算结果分别为:
γ1= 0.944;γ2 = 0.952;γ3= 0.324
通过对关联度大小的比较, γ2>γ1>γ3 表明:对中国经济来说,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其次为消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对较小。
3.分析比较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3.1 从三大需求与三大产业的关系、模型(1)、(2)及图1反映来看
一,第二产业产值与投资呈最大正相关,说明推动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为投资;二,第三产业产值与消费需求存在最大相关,表明消费需求直接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三,该模型同时也反映了第一产业与出口需求之间的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说明在整个需求对第一产业的发展的影响来看,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第一产业的发展。
3.2 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来看
3.2.1 图2、图3反映了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从图示反映来看,消费和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最主要也是最稳定的动力,出口是经济增长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且不及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影响。
3.2.2 根据关联度计算结果来看。关联度计算结果为:
γ1= 0.944; γ2= 0.952;γ3= 0.324
通过对关联度大小的比较, γ2>γ1>γ3 表明:对中国经济来说,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其次为消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对较小。这说明消费和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表明:尽管出口对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且也不能忽视,但是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力量主要是消费和投资。
但是考虑到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这是我们正确认识投资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基石。具体简要说明二者关系:投资和消费互相依存、互为条件。消费创造出投资的动力和新的投资者,是投资的最终完成和最后检验,是投资的目的;投资则创造出消费的内容、方式和手段。所以,投资与消费必须互相协调,不能彼此脱节。一旦脱节,消费就难以实现,投资就会缺少目的性和最终检验,成为无效投资。
把以上总结为如下图示:
图4 三大需求与三大产业链条
4.应对金融危机的路线选择
在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出口受到重大冲击,从而中国的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中国的实际而言可以通过扩大内需及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来缓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体措施如下:
4.1 扩大投资、加快第二产业的结构调整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通过以上的分析知道,就中国的实际,投资对经济的增长影响最大,因此扩大投资需求对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同时知道投资和第二产业密切相关,投资大小影响第二产业的发展,因此,中国的投资应主要放在第二产业上。同时,第二产业状况也影响着投资的形成,所以调整第二产业的经济结构及第二产业优化升级对投资的吸纳及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
4.2 提高消费
由于消费对经济的增长影响很大,因此提高消费是加快经济的增长的路径选择。同时消费与第三产业密切相关,消费影响着第三产业的发展,消费的提高有利于第三产业结构调整及快速发展。
4.3 协调消费与投资的关系
本文没有专门地研究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但是总结历史经验,联系当前实际,要想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关键在于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和结构,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我国投资率长期偏高,在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上升期中,投资率仍不断攀升。世界各国投资率平均是20%多一点,而我国2007年投资率达到42.1%,而消费率降到49%。即使考虑到在工业化过程中投资率一般较高的因素,与国外同样发展阶段相比,我国投资率也明显偏高。如1960―1997年,韩国资本形成率平均为28.4%,泰国为30.6%,马来西亚为28.3%。与投资率过高相对应,我国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近年来一直在50%左右徘徊,而世界平均水平在78%上下,其中美国为86%左右、日本为73%左右。
投资与消费不协调,投资率长期偏高,而居民消费被压抑,必然导致产能过剩。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国内消费不了,就要到国际市场寻找出路,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不断攀升。一旦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就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是,从上面关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分析可以看出: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遏制经济下滑,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是必要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
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必须努力扩大以消费、投资为主的内需及第二产业的宏观和微观层面上调整、协调投资和消费关系才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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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樊 帆(1968―),男,长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关键词】电子商务；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作用；策略
所谓电子商务是现代经济科技发展背景下，以电子通信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所进行的商业活动，也正由于电子通信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为我国企业的经营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然而，由于我国电子商务的建设时间仍相对较短，且网络信息技术存在一定的虚拟性，因而给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了建设不完善和诚信安全的问题。因此，为切实有效的发挥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要求能有针对性的对电子商务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
一、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
在生活节奏日渐加快的现代化社会中，方便快捷的电子商务已然成为人们日常日常工作生活使用最为普遍的购物方式，并对促进经济的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众多企业都对电子商务的建设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而各地政府部门也将电子商务作为了促进整体经济增长的关键方式。通关相关的调查研究发展，尽管我国的电子商务在近几年中有着较为快速的发展，但相较于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而言，其发展之间仍有着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而言，我国的电子商务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这就导致其在市场的运营中还缺乏相对较为完善的体系而不能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外在环境，也给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性。
二、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由于电子商务的实施与时代潮流发展趋势下人们越发方便快捷的购物需求相适应，因此其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从现实情况来看，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对经济结构的优化这两个方面。
（一）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从我国的生产总值分析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主要体现的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通过增加人们的消费行为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电子通信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电子商务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本人们进行商品购买的时空限制，且为人们的商品购买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对刺激人们消费提高消费支出具有良好的作用；其次，通过增加投资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由于电子商务的落实打破的人们商品购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企业的商品库存需求，为切实有效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促进自身的经营发展，企业在原有资源的基础上就必须通过投资的增加来扩大库房将，并对物流工作及广告宣传工作进行完善；再次，通过扩大政府的资金支持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要确保电子商务得到切实有效的发展就必须要保证物流产业的发展能与之相适应，这就给各地的道路及交通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为确保各地的道路交通对电子商务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就要求国家政府部门能扩大资金支持通过软硬件设施的强化建设来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最后，通过进出口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电子商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贸易活动的地域束缚，对促进我国进贸易活动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作用，尤其是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是提高了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频繁性，因此对促进经济的增长具有良好作用。
（二）电子商务对经济结构的优化
在经济科技飞速发展背景下，电子商务对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作用主要体现在一下的三个方面：首先，电子商务的落实能有效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时代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经营模式已然无法适应人们越发快捷的生活节奏，电子商务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显然是必然趋势。通过相关的调查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行电子商务的建设，其中以家电和服装等人们生活中的必须物品所占的销售份额最大，我国的第三产业开始出现更加快速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对促进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良好作用；其次，电子商务的落实有效推动了我国大中小企业共同的改革发展。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有效改变的传统商品生产到销售的模式，同时还使生产各环节跟单位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便利，对提高信息反馈的效率具有的良好的作用。有利于我国的大中小企业以反馈的信息为依据来进行内部经济决策的调整，促使企业的产品与服务与市场的需求更加适应。而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各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实力也会因此得到有效的提升，对提高各企业在市场中的经济活力具有良好的作用；最后，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减小地区间的贫富差距既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受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的影响，我国各地区之间有着明显的贫富差距，而电子商务不断丰富的销售内容对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良好的作用，能有效减少我国各地间的贫富差距。
三、我国电子商务的现存问题及解决策略
由于我国电子商务的建设时间仍相对较短，且网络信息技术存在一定的虚拟性，造成了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中建设不完善和诚信安全等问题的产生，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限制。这就要求我国的电子商务建设中能完善以下两点工作：首先，重视电子商务建设中信息化程度的提升。要求我国能正视电子商务在我国发展时间相对较短的问题，强化在信息技术方面的研究。比如可组织专门的电子商务团队到一些发达国家进行学习交流，充分学习发达国家在电子商务建设方面的技术。其次，针对电子商务的安全诚信问题，一方面，要求企业能对内部的网络安全机制进行完善，确保企业与公安部门之间保持长效的联系，利用公安部门在真实信息采取方面的强制性来保证电子商务中的诚信。另一方面，要求企业与第三方机构之间充分合作，根据国家相关的政策规律来解决消费者的投诉问题。同时企业还应重视网站的安全建设来提高电子商务的安全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电子商务现阶段已然成为我国商品交易中一种最为普遍的方式，并且因自身的方便性与快捷性受到了大众的广为喜爱。就现实层面来看，电子商务对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作用，但由于我国的电子商务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其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为确保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就必须针对现存的问题制定有效的策略。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