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0 10:22: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后金融危机时代下我国企业对经济管理进行创新，这是由我国企业所处的客观环境来造成的。第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都陷入了不景气的状态，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进一步加剧。这种客观环境就要求我国经济必须要抛弃过去那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而发展资源集约型的经济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够与国外企业相竞争。第二，国外企业与我国企业相比较而言，我国企业还存在着诸如企业认同度低、技术落后、人员稳定性差、内部组织松散、管理落后等问题。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弊端更为突出，尤其是经济管理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下如何创新企业经济管理，已经成为了当前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必须通过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来提髙生产效率、增加利润、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企业可持续性发展。所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进行经济管理的创新改革是很有必要的。
2.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基本特征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形势下，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 企业经济管理是一项综合性的管理工作
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现代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是以价值形式为基础，对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综合性的管理，是新形势下企业管理的重要项目之一。现代企业可以科学的规划与控制企业的经营过程、生产过程，最终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上升。
2.2 经济管理与企业的各项管理工作具有广泛联系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的所有管理项目都要涉及到对企业资金的应用和调配，经济管理与企业的各项管理工作具有广泛联系。这样就必然会涉及到企业所有的下属部门和人员，因为企业经济管理的好坏与个人自身收入、企业发展壮大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只有形成良好的经济管理氛围，才能取得预期的管理效果，才能够有效推广企业的各项管理措施。
2.3 经济管理中的财务指标直接反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
企业髙层领导的决策对于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至关重要的，而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是由最终形成的全年、季度、月份等财务指标来直接反映的。企业管理者应该根据企业相关的财务指标来指导企业经济管理目标和方针的制定，有效调整生产技术、营销策略、经营活动，这样既能够实现企业制定的经济管理目标，又能够大大提升企业自身的综合实力。
3.后金融危机时代下如何加强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改革
3.1 实现经济管理观念的更新
对于任何企业的管理活动而言，更新观念都是极为重要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更新企业员工观念，特别是企业髙层领导者的经济管理观念是必不可少的，能够有效地营造出良好的内部管理环境。在实现经济管理观念的更新的过程中，应该适时引入战略意识、危机管理意识等最新观点，以保证企业髙层领导者能够在制定经济管理目标和方针时，形成科学的全局观念和管理观念。众所周知，现代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具有影响面大、涉及面广等特点，所以企业应该在实现经济管理观念更新的指导下，注重实践新型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
3.2 创新企业的经营策略
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创新企业的经营策略，企业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组织结构，改变过去那种经营观念，多采取柔性化、虚拟化的组织结构，重新建立健全新的企业经营组织结构，不断创新企业管理的弹性、宽度和幅度。创新企业的经营策略主要包括创新企业的经营联盟和品牌。创新企业的经营联盟是指企业通过与其他相关企业通过生产、技术、销售多种措施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固定的企业间经营联盟。创新企业的品牌就是指企业改变过去那种代入加工的低水平生产，创建新属于自己的品牌，通过这种方法来提髙企业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增加企业产品的附加值，进而赢得市场。创新企业的经营策略，必定能够为企业赢得市场，增加企业利润，有效提髙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营环境。
3.3 建立有效的财务支出约束机制
企业应该完善诸如财务人员岗位职责制度、经费管理制度等综合性的管理制度，加强公用车辆使用、人员接待等相关性的管理制度，加强邮资费、电话费、办公费等单项的管理制度。这样就很容易做到有章可循，在企业内部建立起较为有效的财务支出约束机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执行过程中一定要做到按制办事，以节约资金、堵塞漏洞，最大限度地提髙企业的各项资金使用效益。同时，要注意细化部门预算，建立科学的部门预算制度，这样就能够有效提髙企业财务管理的预测能力和计划能力。每个企业应当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预算定额标准，及时分析研究财务预算执行情况。此外，建议建立企业财产物资登记盘存制度，企业可以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选择年末、每季、每月等时间段来进行实地盘存，同时对最终核算的结果进行处理。或是可以制定企业内部计划的价格制度，企业在进行存货、材料、办公用品、设备等的销售或者购进时，可以采用定额管理制度，或者采用计划价格制度，在每个月的月末进行成本差异分摊。
3.4 不断提高对推进企业财务预算管理重要性的认识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建立完善的企业财务预算管理，是企业各项收支环节得到有效执行的保障。其次，要充分认识到建立完善的企业预算管理体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避免与政策层面冲突、有利于加强企业廉政建设，更好的适应内外部环境。再次，要充分认识到建立完善的企业财务预算管理体系，有利于企业识别风险，分析并评估风险。最后，要对症下药，有效地化解各种风险。
3.5 实现财务管理手段信息化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伴随着电子科技的广泛应用和新经济的髙速发展，对于现代企业而言，目前现代网络式的财务管理已经逐渐取代了过去传统的桌面式财务管理，这样就能够进一步加强數字化和信息化。利用先进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采用先进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这样就能够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使众多的远程处理功能得以实现，例如远程审计、远程查账、远程报账、远程报表等，同时也能够强化管理层对下属各分支机构的财务监控。利用先进的网络通讯技术，能够较好地实现网络财务的协同业务和远程处理能力，使得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向集中化管理进行转变。建立专用财务管理數据库，既能够利用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对企业经营进行常规决策实践，又能够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使财务管理趋于严密，减少财务管理的随意性。这些先进技术的运用能够有利于实现智能化、髙效益的财务管理。
此外，财务管理信息化软件不仅帮助财务核算人员极大的简化了日常工作，而且要为财务管理人员提供管理决策的平台。软件的财务分析功能，可结合自定义财务分析报表，以账务核算數据为基础，采用专业的财务分析方法，对企业当前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进行评析，并且以图表等方式直观的展现出来。通过对企业财务活动的事后分析，对企业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进行预测，从而为企业财务决策提供正确的依据。还可以引入引出标准格式的凭证、报表、摘要、工资核算方法等，方便用户使用。并且还可以向上上报报表和凭证、往来对账单等账务數据，供企业编制合并报表或进行账务數据查询，满足企业应用的需要。
3.6 注重“协同”效应，提高对企业资源的掌控能力
传统的企业财务战略管理模式与企业其他的业务子战略的关联度不够，更多的关注点在于支持企业、强调服务的整体战略，在目前的后金融危机时代越来越显得不协同了。在目前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企业不再是过去那种封闭、孤军奋战的状态，更多的是产业群、价值链的集体参与竞争，上下游企业间在市场、利益等因素的驱动下，结合在一起共同参与市场竞争。所以协同效应对于企业财务战略管理的制定显得尤为重要。“协同”的企业财务战略模式主要关注两方面：一是与外部业务的协同，即下游与经销商（客户）业务、上游与供应商业务的协同，目的在于实现企业对外财务资源的价值最大化；二是与内部业务的协同，目的在于实现企业对内财务管理价值最大化，进行内部财务“流”管理。这两方面业务的协同，即企业与下游经销商、上游供应商的整个价值链协同，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企业在整个价值链上财务管理价值最大化。这种协同的财务战略管理模式是目前企业共同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最好的方法，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经营风险的前提。
4.结语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货代业； 虚拟企业联盟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B
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这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自2009年下半年，中国、印度、巴西以及俄罗斯等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呈现出复苏反弹的迹象，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欧元区频频爆出债务危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刺激经济复苏不得不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进入2011年，全球经济更是风起云涌。欧元区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美国疲于应对高失业率、高债务等一系列棘手问题。虽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表现的相对平稳和较快增长，但外部环境的不断恶化，给亚洲经济带来了越来越深重的负面影响。
面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环境的诸多变化，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最严峻的考验。国际需求增长减慢，进口价格涨幅明显，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加剧，贸易保护政策层出不穷，再加上国内通货膨胀持续高位运行，人民币升值和人力成本上升等等因素，我国对外贸易增速呈现出回落趋势。直接服务于国际贸易及其运输的我国国际货运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作为贸易服务的一个重要分支，起步较晚的我国国际货运业如何在后危机时代谋求生存发展，赢得竞争优势，构筑“虚拟企业联盟”应是当下最佳的发展之道。
一、虚拟企业联盟
虚拟企业联盟也称虚拟企业，由肯尼思·普瑞斯、罗杰·N·内格尔、史蒂文·L·戈德曼三人于1991年首次在报告《21世纪的生产企业研究：工业决定未来》中提出。其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和国际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其以全球化经营、动态实时性的最佳资源组合，以及它的高新技术优势、高知识高价值产出的产品与服务，受到企业界的普遍青睐。许多企业，如波音、耐克等，运用虚拟经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关于虚拟企业联盟的概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统一。学者们分别从网络、合作、产品、运行方式、敏捷性等角度给出了定义，但业内广泛接受的是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所谓“狭义”的虚拟企业实际上是从技术角度定义虚拟企业，比较强调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工具的运用；另外在组织特征方面比较理想化，强调一种完全松散、平等的组织形态。“广义”的虚拟企业可以理解成为内容上的虚拟企业.这种定义强调企业间的合作与外部资源的整合，强调市场反应速度和联盟的动态性，而不强调必须以信息网络技术为工具。
虚拟企业联盟实质上是利用信息技术调动各种优势资源临时聚集成事业共同体，实现以更快的速度（T），提供更具竞争力，即更好的质量（Q）、更低的价格（C）、更佳的服务（S）、更符合环保要求（E）的产品或服务，从而获取竞争优势。因此，它具有组织结构动态性、优势资源互补性、市场响应灵敏性、信息技术支撑性、合作方式契约性、合作伙伴信任性、运营结果互利性等特点。自上世纪末，虚拟企业模式被引入我国以来，得到了我国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重视。但应用于货代行业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还为数不多。
二、我国货代业构筑虚拟企业联盟的必要性
（一）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需要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对外需求减少，贸易管制加强，大有制造回归架势；而以亚洲为首的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则稳步增长，正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2011年我国GDP保持了9.2%的增长率，但由于成本增加，通胀犹存等因素，大批企业正在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南美等国家转移。因此从我国对外贸易实际来看，长期以出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为主的情况有所改变，而对发达国家的进口在逐步增加。此外，针对新兴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不断攀升。这些新的变化，要求服务于贸易运输的我国国际货代业必须顺势而动，扩大业务范围，增加服务项目；拓展新的网络，开发新地区、新国家的业务。而这一切都要求货代企业必须变换经营方向，在新的市场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降低风险的最佳之选无疑是构筑虚拟企业联盟。
（二）顺应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
金融危机暴发后，我国政府及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经济，稳定进出口规模。2009年，在世界贸易进口总量下降12.8%的情况下，我国仍保持了2.9%的增长，是当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增长的国家，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为了促进和保持国内经济的平稳和快速增长，我国政府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国内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更加有利于扩大内需的方针和措施为国内企业创造有利的经营条件。特别是将物流业列入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之中，为我国货代业在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时期逆势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是由于我国货代业起步晚，大多货代企业在经营规模、业务范围等方面还有所欠缺，特别是在国内的网络布局上。因此我国货代企业应抓住机遇，积极拓展国内市场。但从当前国内货代的实际情况来看，短时间内完成全国的网络布局无论在时间、资金上都较难，构筑虚拟企业联盟自当为最佳方案。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公允价值；金融资产
0 引言
2008年9月，美国五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雷曼的破产像一根快速燃烧的引信，引爆了华尔街金融危机，随后事态不断恶化，最终演变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海啸。这场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其冲击之强、涉及范围之广，令整个世界措手不及。当然，我国企业在金融衍生品上，也出现了大额亏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成为全球讨论的主旋律，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
为了应对全球的金融危机，我国财政部于2011年1月9日《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2010年年报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企业应采用适当且可获得足够数据的方法来计量公允价值，而且要尽可能使用相关的可观察输入值，尽量避免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并明确公允价值在计量时的三个层级，这一定位与FASB对其的规定保持一致。
1 国内外对公允价值概念的界定
1.1 美国FASB关于公允价值的最新定义
SFAS157《Fair Value Measurements》FASB在2006年9月15日了SFAS157号公允价值计量，并于2007年11月5日起付诸实施。其定义是在计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市场参与者出售某项资产所收到的价格或为转移负债所愿意支付的价格。
FASB将其分为三个级次，分别为：第一级次输入值，存在活跃市场对相同资产或负债的报价（未调整）；第二级次输入值，活跃市场中类似资产或负债可观测的报价，或非活跃市场中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可观测的报价；第三级次输入值，市场活跃极少下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测的输入值，（需用估值技术、定价模型和假设对资产或负债未来的风险和现金流量进行估测）。
1.2 IASB对公允价值的定义
公允价值是指，在计量日的最有利市场，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转移一项负债将会支付的价格，无论该价格是直接可观察的还是用估值技术估计的。
1.3 我国对公允价值的定义
公允价值指资产和负债按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易或债务清偿之金额。其中明确指出，一般应采用历史成本，采用其他会计计量的要遵循“可靠计量”原则。
财政部于2011年1月9日提出了公允价值在计量时应分三个层次，这与FASB对公允价值的规定保持一致。通知称，企业在披露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相关信息时，应当分别披露确定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是否发生改变及改变的原因、各个层次公允价值的金额、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的重大变动、第三层次公允价值期初金额和本期变动金额等相关信息。在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中，如果估值技术中使用的一个或多个输入值发生合理、可能的变动将导致公允价值金额发生显著变化的，应披露这一事实及其影响。
2 金融危机下的公允价值会计
2.1 金融危机下论战双方的主要观点
在围绕着金融危机的种种分析和指责中，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因为可能加剧金融危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损失惨重的金融界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加剧金融危机，要求修改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而背负罪名的会计界则认为准则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金融机构对准则双向和功利的态度，因而反对修改规则。
2.1.1 反对方，损失惨重的金融界
他们的主要代表性机构和人物是花期，美林，瑞银，美国国际集团，百仕通，美国金融家协会ABA，美联储FR，国际货币组织，麦肯恩等。他们反对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主要原因有：（1）FV导致金融机构确认巨额的未实现、没有现金流量的账面损失；（2）这些损失引起投资者恐慌，导致抛售次贷产品金融机构的股票；（3）金融机构不惜代价降低次贷产品的风险暴露头寸，加剧次贷危机；（4）强烈呼吁修改、暂停、废除终止FV。
2.1.2 支持方，背负罪名的会计界
他们的主要代表性机构和人物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机构投资者委员会，审计质量中心，注册财务分析师协会，Robert Hertz，David Tweedie，Dennis Nally等。他们反对支持的主要原因有：（1）指责FV旨在转移公众视线，为激进的衍生品、资本虚增Capital padding和失败的风险管理RM开脱罪责；（2）指责FV显示机会主义色彩浓厚；（3）FV增加透明度，让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及时了解次贷危机严重性；（4）FV并非完美，回到HC并非理想，而是因噎废食的倒退。
2.2 尘埃落定：既坚持，又妥协
2008年10月10日，FASB第157号认为：当相关市场可观测数据无法获得时，可以使用管理当局关于现金流量和贴现率风险调整的假设。2008年10月13日，IASB发表解释性文告Press Release，允许金融资产重新分类，并将此执行可以追溯至当年7月1日。至此，伴随着金融危机而愈演愈烈的FV之争暂告一段落，尘埃落定。但其中也体现了会计界通过有限的“调整”和“妥协”以达成坚持之目的。
2.3 公允价值会计尚需磨砺
FAS157《公允价值计量》将其定义为“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假设将一项资产出售克收到或将一项负债转让应支付的价格”。该定义要求存在一个习以为常的交易市场。但次贷危机显示，该假设的问题暴露无遗。FAS157也没有考虑到流动性缺乏的资产对FV的影响。在危机中，ABS、MBS、CDO等因信贷萎缩大都变成了流动性较差的金融资产，这些与次债相关的产品从第一、第二级次落到第三级次时，准则又未能及时提供估值模型方面的技术指导。
3 我国目前仍然是以历史成本为主，适度引入公允价值
对于国外很多国家来说，他们现代信息技术较为发达，会计人员普遍素质较高，由此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这些国家迅速运用，并有效实施，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尚不完善，经济并不发达，会计人员的总体素质较低，尤其是那些懂得跨文化交际，整个资本市场运作的高级会计人才十分匮乏，因此公允价值在我国从1998年的引入到2001年的基本取消，再到新准则的重新引入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面对会计准则技术层面以及趋同、直接采用等战略层面的斗争异常激烈的复杂背景，财政部于2010年4月2日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明确了相关重大问题的解决思路是继续支持并积极参与全球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制定，以表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会计姿态以及我国目前仍然是以历史成本为主，适度引入公允价值的原则。
4 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允价值面临的挑战
4.1 对资产负债表B/S的挑战
未来B/S将逐渐简化并集中于披露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其中资产负债表演变主要表现为：（1）现金、银行存款，未来依然存在，科目属性为金融资产；（2）应收帐款未来可能不存在，科目属性为金融资产；（3）存货未来可能不存在；（4）固定资产，未来可能不存在；（5）投资，依然存在，科目属性为金融资产；（6）向供应商负债，未来可能不存在，科目属性为金融负债；（7）税务负债，未来可能不存在；（8）融资负债未来依然存在，科目属性为金融负债；（9）股东权益未来依然存在，科目属性为股东权益。 转贴于
资产负债表的演变给我们以下几点的启示：第一，历史成本会计将被公允价值会计所替代。但是市值计价会计取决于：存在活跃的市场，而非Mark to Management，即不能管理当局说了算；要有科学合理的估值方法，而非Mark to Model，即采用不当或错误的数据模型或参数。第二，充分披露交易的意图。这是公司管理当局的义务，尤其是证券投资中的交易性或可供出售、持有至到期、长期持有、套期保值等的分类。第三，杜绝表外项目。主要指用于信用承诺、交易衍生产品的项目，如可转换债券的承诺合同；新准则要求对此按公允价值在B/S中披露。
4.2 对利润表I/S的挑战
利润表渐趋复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收益范围或边界值厘定：经营性的，理财性的。第二，多维度，如业务分布、产品或劳务组合、地区或客户分布等业绩。第三，时间线，由于企业可以在期货市场上购买3-5年后的资源，企业竞争的时间线从1年拉长至3-5年甚至更长，I/S由披露过去一年业绩逐渐改为披露未来现金流现值的变化，如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公允价值计量，故从此意义讲，会计工作由回顾过去的会计正在走向面向未来的会计。第四，波动性，正在变大，资金成本对盈利影响加大，当资金成本及其时间线复合在一起时，波动更大；用户关心核心利润与财务利润的区别。第五，风险信息，未来时间线上的风险会给企业带来什么机会或损益。
5 后金融危机时代对公允价值未来的展望
尽管我国新的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充分考虑公允价值运用的限制条件，并不是所有企业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运用公允价值，而是只有满足公允价值适用条件的企业或事项才允许运用。但由于公允价值客观上存在且难以完全避免的“主观性”，其运用的效果究竟如何，尚不能过早下结论，更不能盲目乐观。本人认为，在运用公允价值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5.1 辩证地看待公允价值与可靠性、相关性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该客观看待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努力做到趋利避害。当可靠性和相关性可能会出现冲突时，以可靠性为先；在可靠性能够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相关性最大化。死守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僵化可靠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盲目追求相关性，而不顾可靠性的做法则是危险的。二者的最终结果都会丧失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大大降低会计存在的价值。
5.2 完善会计监管，强化外部约束
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肯定会有企业利用公允价值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利润操纵。这就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预防、发现、纠正和惩处会计造假的新机制。
5.3 改进公司治理和完善内部控制，避免财务报告引发的法律风险
监管部门必须督促企业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增强财务报告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不断提高管理层和会计人员的道德水准，勤勉经营、诚实披露信息，以实现持续发展，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 投资风险风险应对
一、前言
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企业正逐步恢复正常运作，甚至快速发展。分析研究表明，变化不断的市场环境，会引导企业产生相应变化。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促使企业极大加深对于人力资本管理和开发的重视，他们认为对人力资本投资才可以确保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人力来正确分析客户的真正需要，并在如何采取行动满足这些需要上找到正确的方法。本文试图站在金融危机后这一全新的视角上，把企业作为研究主体，从人力资本出发，详细分析新形势下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并提出应对策略。
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及风险
（一）概念界定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定义为：通过以企业为投资主体，员工为投资对象，通过一定量的投入，增加企业所需人力资本，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投资活动。包括外部招聘引进、职工在职培训、企业制度设置、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 本文认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是指企业在人力资本各类投资中由于对人力资本属性认识不够，利用和引导不到位，加之各种难以或无法预料、控制的外界环境变动因素的作用而导致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或投资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益的可能性；投资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则表现为实际收益低于投资成本的可能性。前者的风险程度较轻，后者的风险程度较重。
（二）企业人力资本的特征分析
1、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不完全一致性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是以企业为主体，以人力为载体的投资活动。当企业对员工进行投资时，企业承担了全部投入成本和风险，但投资的收益并非由企业独占，而是由企业与员工共同分享。另一种极端情况是，随着员工的流失，投资企业甚至无法分享投资收益。这种特性带来了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
2、投资回收期长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具有连续性，即后期的投资必须在前期投资的基础上完成。例如，当一个人要进行大学教育投资时，他就必须首先在初级和中级教育上投资。可见，人力资本的形成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完成。与其他投资相比，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收期较长，投资收益不能立竿见影，只有通过员工在企业的长期工作，才能回收投资成本并获得收益。
3、投资收益难评估
人力资本投资结果表现为知识、技能、能力和工作态度等无形的东西，产生一些列的个体差异，现有的资产评估方法很难对这些结果进行评估。而且，这些投资结果是增加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并不是直接导致企业效益的提高，无法直接判。
三、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分类
本文认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可分散风险，二是不可分散风险。可分散风险是指由于企业由于定位不当、经营不善等特定状况下造成，并可通过相应策略防范、应对的风险。不可分散风险是指超出企业的控制范围，并影响到市场所有企业，且只能凭借企业管理层经验，通过提高预测才能应对的风险。
（一）可分散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人身安全风险。人力资本是建立在其所有者之上，如果在工作场所发生安全事故或引发职业病，出现员工因工负伤、残废或死亡的情况，人力资本就会贬值，甚至消亡。企业对员工的所有投入都不可能得到回报，还会因此有一大笔医药等开支。
[关键词]会计准则；金融危机；公允价值计量；国际趋同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3-0114-02
后金融危机时代，对2007年金融危机中会计准则漏洞的讨论仍在继续。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会计准则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会计准则的发展和新准则的创新对经济持续平稳运行的推动作用。
1一直存在的会计准则漏洞
会计准则中主要存在四方面的漏洞：销售数据作假，资产估价没有明确规定，账外债务，兼并收购导致问题复杂化。
会计准则漏洞虚增企业净资产，让投资者们高估利用漏洞的企业的价值，继而投资者抬高股价，使经济市场上产生越来越多的泡沫。一旦泡沫被刺破，金融资产价格就会大幅下跌，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2会计准则国际化
会计准则的漏洞一直存在，但是并未大规模爆发。为何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如此之广呢？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漏洞所引发的问题在早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大的关注，但彼时已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这种埋伏期很长的慢性病，应是从根本上，即会计准则出现了问题，特别是会计准则国际化。
21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原因
美国会计学会国际会计经营和教育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出具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各国会计模式可分为五类[1]。每个模式的特点及影响范围，影响国家均不同。受影响国家分布在全球各地。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交易双方要利用彼此的财报预测风险和收益。但不同准则表现的信息并不一定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同时，交易中利润、成本等要素不能统一计量。因此报表使用者要求提高可比性，准则是规范报表的一种工具，会计准则国际化便成为必要。
当然，各国为了发展和提高本国的经济也是推动会计标准国际化的一个潜在原因。在当今，要想使本国的经济迈上新的台阶，应当保持创新精神和开放原则，加强与别国的联系。每个持有这种目的的国家都会主动积极地与别国进行融合或影响，这就促使会计标准趋于一致。
22国际化后的会计准则
各个国家的会计准则中，美国的会计准则备受各国关注，它是许多国家标准制定机构在制定本国会计准则时的依据和参考。
2000年5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进行重新的改组，3名美国人担任了该组织的重要职务，主要负责各项会计准则的研究、制定等工作[2]。这次改组使IASC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全球会计准则“制定者”的身份。美国准则不仅是各国制定自身标准的依据和基础，还大大影响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
23国际会计准则引危机
国际会计准则的弊端，是其对公允价值的定义。它提出了获取公允价值的三种情况，而这三种获取方式或者通过客观事实观测，或者通过主观推断。这使公允价值和市场情况同向变动，且具有惯性。
公允价值计量的这些特性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在选择会计准则时，首先应考虑市场资本的流动性，政府调控的能力、市场有效性、会计信息透明程度等因素。另外各国资本化程度越高，会计准则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大，国家受全球金融动荡的影响就越大，这导致了金融危机严重的后果。
3金融危机暴露会计准则缺陷
31关于公允价值的争论
2007年4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此次危机迅速波及全球，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都在本次危机中遭到重创。除了金融业长期普遍存在的监管漏洞的问题之外，金融学家们将原因归于会计界，认为“公允价值”是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自此公允价值开始被质疑。
32金融危机中信息披露存在缺陷
除公允价值外，信息披露也是又一关键因素。
一方面，缺乏充分的会计信息披露，必然使得会计在危机中缺失预警功能，使债权人和投资者无法及时准确地做出决策或判断决策的正确与否。
另一方面，信息披露过度复杂，关键信息会被次要信息掩盖。对于投资者和监管者而言，要想从复杂的“信息灌木”中找出有用的关键信息，无异于“大海捞针”。金融监管的信息填报要求中便可看出该问题。此次危机爆发前的近30年来，很多国家的监管报告要求金融机构填报的数据不断增加。1974年，英国刚刚引入监管报告，银行填报的数据条目只有150项，而现在7500多项，是1974年的50倍。1930年，美国银行向美联储填报的数据约为80项，而到2011年，达到了2271列，每列包含的数据量也有了大幅增加。信息披露过度复杂加大了寻找有用信息的难度，并且增加了信息使用的风险，因此信息披露并不一定越多越好。[3]
自此，针对公允价值的争论还未停止，但可以肯定的是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仍然是未来的大趋势，不过该准则应该与时俱进，以减少一些估值技术夸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对信息充分披露制度的监管也要加强，建立完善的制约机制。
4金融危机后的会计准则
41金融危机后国际会计准则的改革
从市场有效性的角度来看，公允价值的表达并未真实地将市场上和主体本身的风险反映出来，相反，甚至在经济泡沫的背景下对投资者有误导作用。
那就应当使用所谓一点水分都没有的新的计量方法吗？事实上也不妥，“干货”形式的计量法则会导致该主体的计量既没有相关性也没有可靠性。因而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公允价值仍旧是会计上进行计量的最好方法。为了弥补其固有缺陷，我们认为应进一步增加报表附注在会计报表中的比重，并在列报中作为重要事项，通过附注列示出的经济环境数据等要素，以多角度尽可能将风险反映出来。
针对几个突出问题，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做出了较大的调整。
2008年10月13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修改国际会计准则相关条款，允许对金融资产进行重新分类，并且允许将执行日期追溯回7月1日。2009年7月14日，征求意见稿2009/7《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以取代《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确认和计量》，建议针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采用新的分类和计量模式，禁止会计主体在初始确认后对金融工具的重新分类，明确了各计量方法下金融工具变动损益的计入。2011年5月12日IASB又了有关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的新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公允价值计量》。新准则将公允价值重新定义为：“市场参与者之间在计量日进行的有序交易中出手一项资产所收到的价格或转移一项负债所支付的价格”[4]，提供了公允价值的单一指引，引入了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一致披露要求。
42各国、各地区会计准则的修改
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不断做出准则调整的同时，各国家地区也针对国内经济环境做出了会计准则的调整。
2012年，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提案金融机构提前对坏账的确认时间。此次提案规定企业在发现潜在损失的初期迹象时，金融机构即开始确认损失，有效避免冲击所造成的影响。
继美国后，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也针对公允价值对会计准则进行了调整。
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并未做出过多调整。这是因为，中国在引入公允价值时设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公允价值并未在我国真正推广。
5反思
由以上的例证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准则的讨论与修改在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缓解和后期各国经济重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较现行的准则与危机前的适用准则，细节化、复杂化成为了新准则与之前的最大区别。我们认为，这样的改变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准则本身的属性与意义，二是现行经济市场的变化。
51准则的属性与意义
随着市场细分的进一步展开，以及高度技术化的推广，信息的专业化需求越来越高。而会计准则作为会计行业通行的语言与规范，专业程度也随之愈发提高。
这一方面迫使会计从业人员及相关人员不断提高自身职业素养和判断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财务信息从收集到决策制定再到披露整个过程的合规性。
另一方面，会计准则高度专业化有利于管理部门对相关主体监管。旧准则作为一种会计语言，其表达存在不少模棱两可或者极软性的内容，致使主体可以利用准则漏洞避过可能的处罚，使一些错误会计信息出现和传播。同时，高度专业化也能够减少审查时不同部门间的扯皮，提高监管效率。
52经济市场的变化
当前客户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使得市场业务需求难以把握。这种客观环境推进了虚拟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工具推陈出新。由于虚拟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四个缺陷，为使监管部门加强对其约束和限制，更为细化的会计准则十分必要。
目前，经济市场的治理结构仍然存在人治盖过法治的现象。我们所希望达到的市场治理应该是以高度法治作为治理主体，以人治弥补法治上的漏洞。在这样的发展观下，细节化和复杂化的会计准则将有利于约束市场行为。
细节化的会计准则将全方位规定企业及相关主体的经济行为，从细节入手，从源头制定规范。另外，经济实体存在即是为了获取利益，从准则的角度在利益这个经济行为的根源上进行规范的指导和约束，将更有利于经济合理的发展。
6结论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说，会计准则漏洞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后危机时代，对会计准则的思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危机带来的后续影响；同时，准则的调整也对经济复苏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今形势下，会计准则作为一门会计专用语言在各个方面起到了助推经济平稳发展的良好作用。同时，金融危机辐射性带来的后续影响也不断提醒着我们在保持与国际准则同方向的同时，还必须依照我们自身的经济环境做出相应的微调或修改，以真正的起到作用。参考文献：
[1]周善文，林哲夫国际会计界定及模式比较研究[J].财贸研究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1996（1）：67.
[2]窦仁政，陈巧风国际会计准则及其对银行业的影响[Z].2006-04-05.
[3]宋志国黄丽新，金融危机下对国际会计准则建设及会计信息披露的两点建议[J].财务与会计，2010（4）.
一、基于公允价值视角的金融危机机理分析
(一)美国准则片面考虑信息有用性使公允价值有放大金融危机的嫌疑从金融危机实质来看，公允价值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相对于历史成本来说公允价值片面强调相关性及有用性而缺乏谨慎性基础，其顺周期效应会导致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巨额波动。这种波动无疑会降低银行的流动性转换功能，在账面资产大幅缩水的情况下，无法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巴塞尔协议以后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更加苛刻，使得使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更不适合银行业使用。其次，账面价值的巨额下降进一步引起市场的不理性恐慌，瞄准市场的公允价值此时便失去了公允性与客观性。再者公允价值不符合盈余稳健性的要求，容易导致盈余的大幅波动，引起管理层的厌恶甚至成为管理层盈余操纵的工具。金融危机从其根源来说是华尔街银行家以及券商的贪得无厌的金融创新，从其根本来说是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分离，是美国社会各阶层过度消费资金断裂带来的灾难。片面强调价值相关性和有用性的公允价值助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但并不是金融危机的主要矛盾，公允价值成为金融危机后各方推卸责任的替罪羊并不合理。
在央行低息、流动性强的宏观环境下，美国政府为了推行其扩张的资本主义政策，通过吉利美(Ginnie Mac)和房利美(FannieMae)以及美国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向信用评级比较低的购房者发放贷款。这种激进的房地产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走向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同时拉动上下游产业链刺激着整个市场的神经，助长着消费者、投资者的预期。次级抵押贷款公司为了获得更大的流动性，与投资银行一起将次级抵押贷款打包成次级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MBS)出售给投资银行，并协议要求抵押贷款公司在个人贷款者拖欠还贷的情况下回购抵押贷款。此时根据FASBl57号准则对于公允价值的计量要求，有美国联邦政府的信用以及较高的市场评价的MBS公允价值不断高升。为了分散风险，获得更大的流动性从而获取更高的利润，投资银行进一步将抵押贷款打包成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出售给保险基金、养老基金或者对冲基金投资者和银行。各方的极力吹捧使得次级资产市场价值脱离现实，有用性主导下会计准则这种非理性的疯狂输入了资产负债表，更是通过持产利得虚增了经营者的业绩，会计计量已经完全偏离了稳健性原则。
当美联储开始紧缩银根，调高基准利率时，市场流动性开始下降。由于90％以上的次级贷款是以浮动利率签订，攀高的利息给次级房贷者带来不可承受的压力，市场开始出现抛售房地产以还贷的情况，强大的供给压力冲击了整个房地市场的价格，房地产开始崩盘。当房地产市场价格不足以支付房贷，次级贷款不得不降低评级与价格。MBS公允价值开始出现巨额减值，造成投行、基金公司面对巨大的亏损以及资本充足率压力。投行和基金公司为了补充流动性，选择出售大量金融资产，大量被低估的金融市场如海啸般冲入了金融市场，至此，次贷危机传递向金融市场，公允价值进一步减值。减值后的金融资产价值本身又成为其他金融机构计量金融资产的参考反作用于公允价值减值。在整个经济危机传导过程中，公允价值的确有放大金融危机的效应，从公允价值本身来说，在市场受到巨大冲击波动时不仅失去了稳健性更失去了本身的价值相关性以及有用性。公允价值放大金融危机逻辑如图1所示：
(二)我国限制性使用公允价值体现了稳健性原则2006年11月，证监会下发了《关于做好与新会计准则相关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就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将产生影响的12个环节进行要求，再三强调“谨慎适度选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而具体准则中公允价值的使用也都加入了严格的限制条件。
根据统计，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更倾向于将持有的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这样划分的动机是减少盈余的波动。这种内在的稳健处理方式有效遏制了公允价值带来的巨额利润波动。正是对衍生工具创新及公允价值的限制使用为我国建立起了一座有效的物理防火墙，降低了金融危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
二、公允价值内在特征稳健性分析
(一)目标一致 稳健性一般指盈余稳健性，稳健性原则又叫做谨慎性原则。Bliss(1924)将早期会计稳健性思想明确表述为“不预计利润，但预计所有损失”。Basu(1997)认为所谓稳健性是指财务报告中会计师要求对好消息的确认比对坏消息有更高的可证实程度倾向。Watts认为稳健性是指对利得和损失要求不同的可证实性，从而导致对净资产的低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开始关注作为会计公允价值的计量问题。1998年6月我国首次在债务重组准则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中引用公允价值。我国会计准则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财政部，2006)。IASB目前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交易情况的有意愿的各方交换资产、清偿债务和被授予的权益工具可以被交换的金额。FASBl57号则将其定义为在价值计量日，假设在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有序交易中进行资产销售或者债务转让所能收到或者支付的金额。支晓强和童盼认为公允价值的逻辑起点包括了市场基础和主体基础，价值起点包括了买人价格、脱手价格和在用价值。公允价值是基于资产负债观的一种新式的计量方式，强调的是信息有用性，体现的是动态时态观，反映的是资产或者负债的现时价值。公允价值计量内在逻辑是遵从财务信息内在的质量要求，主动平衡信息有用性和稳健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报表信息更加真实公允。张荣武与伍中信以产权保护为逻辑，考察发现在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下，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之间若即若离；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彻底悖离；而在当前混合会计模式下，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之间适度耦合。公允价值相比历史成本很大程度的提高了相关性，但客观性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以更合理反映资产负债的价值为目的的
公允价值与稳健性在目的上达到了统一。
(二)有序交易客观要求稳健性 公允价值要求有序交易。所谓有序交易的报价是用以确定公允价值的交易并非总是报告主体所实际发生的交易，而是最有利市场或主要市场中的参与者之间发生的交易。有序市场不会存在贱价急售的情况，也不会存在题材性暴涨时脱离资产负债内在价值的报价。即使是实际交易，报告主体在交易中的身份也是市场参与者中的一员。在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时，报告主体从市场参与者的角度出发，在上述条件下观察到或计算出的数额才是公允价值。有序交易中，报价具有公允的特点，不仅符合信息有用性，更符合稳健性的要求。公允价值计量从财务信息内在的质量要求看，需要平衡信息有用性和稳健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报表信息真实公允，这样更符合公允价值的定义。要求公允价值参考有序交易从经济实质观来讲也规范了公允价值的信息质量，稳健了公允价值的经济后果。
(三)最有利市场的选择需要兼顾稳健性 假如被计量的资产或负债存在多个市场，报告主体应选择其能够利用的出售资产可以取得最多收入或转移负债支付最少支出的市场上的价格。这个市场被称为“最有利市场”。但首先要澄清最有利市场并不代表关联交易的内部市场。关联交易的市场虽然可能有更有利的报价。但缺乏公允性且价格的确定缺乏稳健性，在此最有利的市场针对公允价值必须是具有公允客观性的第三方客观报价的市场。经理层对最有利市场的选择与判断往往以牺牲稳健性为代价，获得的参考价格往往是脱手价格，而这种价格对于公司经营必须的资产来说往往缺乏实际意义。
公允价值是与活跃市场密切相关的。活跃市场的报价才是最公允的价格。而活跃市场并不与最有利市场矛盾，二者从公允价值的信息有用性来讲只有活跃市场的报价才能作为信息有利的客观依据。活跃的市场通过多方的高频的报价与竟价博弈使资产的市价回归资产的内在价值，这样的价格才客观公允。由此从综合收益观来看，公允价值波动确定的持产损益才是稳健客观的及真实有效的。最有利市场的选择与稳健性对于公允价值的信息修正和要求在此逻辑耦合。
(四)估值模型的参数以及输入信息必须平衡相关性与稳健性当不存在活跃市场时，应该采用估值技术估计，在估计时应该考虑所有的市场参数，如无风险利率(可以参考国债利率)、信用风险、外汇风险、商品价格、股价或股票指数等。其次，还要考虑资产未来的净现金流量。在缺乏适用于我国的估值模型的情况下依靠估值技术本身确定的公允价值，很难使生成的数据完全真实公允。FASB认为依靠估值技术所确定的公允价值被定义为Level-3，markt0 estimation，相当于Level-1，marktomarket，它最缺乏客观可靠性，这样的估计值并不符合稳健的内在逻辑。估值模型的建立是理论进步的标志，只有符合客观实际的估值模型才具有有用性。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允价值计量稳健性的改进
(一)加强准则建设，暂时保持多种计量方式并存我国准则建设正处在与国际趋同的重要时期，这也是建立我国市场机制的重要环节。建立成熟的市场机制，进一步争取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重中之重就是不断改革我国目前的准则体系。现存准则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准则限制性地引入了公允价值，但依然没有单独的准则来系统规范公允价值的使用。笔者认为在参照FASBl57号准则的同时还应该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做出适当的调整，使公允价值与稳健性更加耦合，从而达到真实、客观、公允。
保持多种属性共同存在的现行准则。我国的现行会计准则保持了多种计量属性共存的方式，既采用公允价值又不放弃历史成本。资产负债观下资产负债反映的是企业未来经济资源流入流出的信息，从信息有用观来讲，经济信息必须承载持产的目的和未来带来经济流入和流出的方式。这种非统一处理的方式在表面上牺牲了内在逻辑一致性，其实从单个资产和负债来看选取不同的计量方式符合持产的经济目的，这样的计量从其层次来讲其实更稳健有用。
(二)谨慎应对市场信息，增强盈余稳健性为走出经济危机，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增长。我国政府投资四万亿刺激经济增长，从2009年一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随之证券市场开始回暖，房地产市场也开始活跃起来，各地的房价甚至出现了一路飙升的态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进入后经济危机时代。笔者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谨慎使用公允价值是符合市场规律，满足盈余谨慎性要求的。
稳健应对市场好转，谨慎处理市场信息以免再次造成账面和真实情况之间的脱节。现代企业制度股权分置造成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管理层不仅有向股东披露信息的动力也有披露信息的义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成为了现代公司制成立的基本要求，信息真实可靠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管理层对资产负债所选取的会计政策和估计，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管理层的估计又会直接影响经济后果的大小。提高会计的稳健性也就是提高了信息的稳健性，稳健的信息更有利于缓解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矛盾，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减少管理权和所有权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但对于股东来说，会计信息稳健和会计信息激进同样有缺陷，股东需要的是准确的信息，所以，会计准则有必要从稳健性向公允价值计量适当靠拢(姜国华、张然，2007)。
综合收益观下，公允价值变动本也应该计入综合收益表，但我国现行报表体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综合收益表，基于稳健性的考虑，一部分公允价值变动依然计入资本公积，不列报在损益表中。这种有差别的处理方式的依据是两类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但依据字面意思很难准确划分两类金融资产，实务中，分别两类金融资产更多的是依据盈余稳健性选择的需要。综合收益是未来会计报表体系改革的方向，包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内的持产利得将全面计人综合收益表，此时盈余的稳健性不仅联系到可靠性更直接影响到信息的相关性及有用性。增强盈余稳健要求对市场信息的处理过程稳健、客观。
(三)改进公允价值披露方式目前公允价值的使用主要是反映在表内披露，当公允价值相对于历史成本或者其他计量方式缺乏相关性以及稳健性的前提下，表外披露公允价值在兼顾了表内资产负债的金额更加稳健可靠的前提下，表外的价值信息补充地提高了报表的有用性。在市场本身波动较大，市场报价起伏不具有规律性，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持有资产的市场价值与为公司带来最大利润并不相符，换言之，市场价格严重偏离了企业经营此项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时，公司应该以稳健性为基础，选择资产的账面价值或者以历史成本为依据，对于其他的信息在表外进行充分披露。当然，表外披露有可能超载了报告的信息，但却提高了稳健性与有用性，这无疑又为公允价值的使用提出了―个平衡性的挑战。
(四)加强我国估值模型的建立，注重引导非活跃市场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加强估值模型的建立，解决模型的内在问题。理想化的模型往往简化了市场因素，降低了假设条件的约束性，这样公允价值很难真实反映内在价值。目前，适合我国市场特色的估值模型的缺失是公允价值缺乏理论支撑的又一缺陷。加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允价值估值模型是我国学术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必须加快突破的一项重大的任务，估值模型应该在充分考虑市场因素、资产现状、未来经营状况等多项输入因子后输出最客观公允的价值。加强模型的建立对于实务界增强信息有用性和稳健性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可以借鉴动态减值准备理论，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挥我国长期贷款分类管理的经验。公允价值会计中引入动态减值处理能降低顺周期效应，同时也能提升我国银行业会计制度在资产证券化背景下的信息透明度，增强金融稳定性。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消费者保护；金融监管目标；金融创新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令全球经济崩陷，在世界经济触底回升的后金融危机时代，许多国家积极地进行着应对经济危机后果的金融立法改革，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签署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法案)，该新法案体现了保护消费者和解决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等问题的多向性，其中最为突出的改革新举措：美国在金融监管系统中建立起一个新的消费者保护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意在着力保护消费大众，并设计了相应的具体保障措施。对此，中国学界纷纷著文予以褒赞和引介，期望美国的监管机构建设能推动中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进程，面对这些呼吁革新的高涨热情与学术期许，本文作者认为对此应采取冷静和沉着的态度，因而，文章首先梳理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再结合中国的金融监管条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之主题进行探索。
一、消费者保护的思想与金融监管目标、机构的确立问题
(一)立法考察：金融监管目标对消费者保护思想的反映
美国的新法案是其金融监管史上力度最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在我们进行借鉴式解析时，必须关注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历史延续性。在美国的监管立法中，消费者保护理念早已有之，而且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不断地反映在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系列立法中。这些立法是美国金融监管目标的体现，一直以来，美国金融监管看重对存款者的保护，稳定金融体系，维护有效的金融体系内的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将美国列入混业经营的行列，随着混业经营的发展，保护消费者的金融监管目标定位愈发凸显出重要性。在传统的金融监管目标定位观念中，银行监管偏重于体系性安全，而保险与证券更关注消费者利益，由此，分业监管可以排定各个不同领域监管的主次目标，令监管方向清晰。然而，旧有的监管目标理论于金融发展现实面前显得落后，混业经营已经模糊了各业的界限，随着金融监管技术的提升以及各国或是纷纷建立统一集权监管组织模式，或是改进分业监管组织及强化联系机制，加之若干次金融危机中消费者保护问题的逐渐尖锐，这种传统目标定位已经不合时宜，消费者保护成为贯穿于整个金融监管的关键性目标。
实际上，虽然学者们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具体内容有所争议，每个国家监管的特点也有不同，但经历过多次金融危机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金融监管法定目标的价值取向是基本一致的，如英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明确英国金融监管局(FSA)成为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并具有四项法定目标：维护市场信心、增强公众参与、保护消费者、减少金融犯罪。相对于其他国家对于消费者保护的金融监管目标定位，美国次贷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重大意义何在?答案是：在于对金融相关利益人的主体权益保障排序中，美国将金融消费者之保护置于首位，而大银行、贷款人、投资机构的利益维系都在此之后。因此，剖析美国金融监管新法案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的借鉴性昭示应该为：由于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还处于培育发展中，所以首先必须在金融监管目标和立法中植入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思想，并逐步考量消费者权益的升位维护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则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金融监管制度也必须面对的课题。
(二)机构设置：达至目标的金融监管体制构造
在探索实现消费者保护目标的金融监管体制构造时，由于相当多的研究者将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成立作为一个典型范本加以剖析，对此，我们必须将视野拓展至全球，因为这种构建并非首创，其他国家的学术理论与立法实践已经有之。
就学术研究上看，一些学者对于金融监管中的消费者保护早已提到相当的高度，在各国金融环境变迁、金融风险升级的复杂局面前，金融监管组织体制的分权构造理论有了较大的突破，即主张不受缚于机构类别与业务性质，而是配合金融监管的根本性目标来进行机构的组合。经济学家Michael Taylor的“双峰”理论主张的是双机构式监管组织体制，他把金融监管组织框架简化为两种职能互补的机构：一个是针对金融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监管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另一个是针对金融机构机会主义进行合规监管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学者Steven M.H.Wallman的“目标导向(Goal-oriented)”说建议成立四机构式监管组织体制，具体方案为：按照金融监管之不同目的构设四个金融监管机构，第一个机构的职责是保障消费者作为弱小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其主要任务为制定并督行相关金融市场规则，诸如客户私人信息保密条款、机构信息披露规定等，以防止强势的大型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时损害消费者；第二个机构的职责是关照金融业务的系统风险问题；第三个机构的职责是维护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与完整性；第四个机构的职责是监管金融企业个体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妥性。
就立法实践上看，加拿大在2001年6月即颁布了《金融消费者管理局法》，并依法建立了金融消费者管理局，但该局只是众多金融监管组织中的一个分支。金融监管体系中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地位最高者为澳大利亚，澳国自1998年7月开始，将所有的审慎监管交由新成立的机构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负责，而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则从保护消费者角度统一负责市场一体化管理，包括制定和实施市场行为标准和投资、保险、退休金、储蓄等金融产品的交易标准，以及信息披露、客户保护、市场一致性等。审慎监管局和证券投资委员会分别负责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以及保护消费者利益之监管机构模式，是对Taylor理论的实践结果。
可见，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机构性设置比之Taylor理论和澳大利亚的实践并不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和独创价值，但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监管改革意义最为彰显的标志，它展示的强化消费者保护之意识却有着极高的引领价值。美国乃复杂的分业式金融监管体制，证券业和基金业的监管由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负责，保险业的监管由联邦保险署和各州政府负责，银行业为多头交叉共管，除联邦和州双线监管外，还有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及其他机构参与监管。为了突出对消费者权益的重视，美国的新法案没有遵循分权监管的传统，而是在联邦层次建设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以避免分权监管机构的冲突或是隔离遗漏问题，这种突破式的革新把关照消费者的精神显示得极为鲜明。
完成金融消费者保护目标的金融监管体制构造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考量的问
题，但选取怎样的理论与机构模式还必须结合国情为之：由于美国原有分散的价管体制导致了消费者保护的不力，因此新法案中采取了在联邦最高层级跨业设立统一保护机构的形式，这样有利于克服监管中的各种弊端；同时，美国之所以能突破既有的分权监管模式来着力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是因为该国有长期以来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思想禀赋与立法资源，这也是客观国情，所以，金融危机后针对消费者的独立机构创设是有意识根基与法制传统的完善之举。由此，美国的范例提示我们：单纯的金融消费者机构设置之效仿是没有意义的模拟，必要性与适应性应该结合思考。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力度与金融创新的速度问题
(一)历史审视：美国次贷危机中的启示
消费者保护是美国金融监管的一贯主题，次贷危机前有如《诚实信贷法》、《金融隐私权法》、《公平信贷报告法》、《电子资金转移法》、《信贷机会公平法》、《据实披露存款资料法》等相关立法存在，但遗憾的是，前述立法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力度与金融创新的速度并不匹配，由此，也未能有效制止金融自由化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具体分析，其弊端主要表现为：第一，规制范围狭窄，比如《房屋所有权保护法》禁止贷款机构的不公平交易行为，但该法针对利率高的住房抵押贷款业务、次级抵押贷款等消费信贷产品却不在规制之列。第二，义务内容缺漏，例如贷款人的法定义务中，不作为义务的明确列示欠缺，以至于预付罚金、收取利息外不当费用、发放不公平的大额尾付贷款等侵害金融消费者的行为屡现，同时，贷款人的作为义务条款也不完整，例如既未规定其应披露贷款实际成本的信息义务，亦未要求其合理确定金融消费者的还款能力。第三，责任条款不足，约束义务履行的最利法器是法律责任的配设，无相应责任的义务等同于无齿之虎，不足为惧，比如贷款虚假陈述与欺诈的法律责任缺失，即等同于纵容金融机构违法。第四，救济手段不力，例如1995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证券私人诉讼改革法案》，提高了集团诉讼原告资格的门槛，针对前瞻性披露中的诈欺，严格限定了原告提起集团诉讼的条件，判定因果关系以及个别责任、连带责任的承担标准更为严苛，这些规定皆不利于金融消费者的救济保护。
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金融监管者将金融市场竞争力的强弱作为判断金融监管成效高低的关键性标尺，提高金融市场竞争力的目标取向是金融市场的效率，手段是快速的金融创新，其结果是美国金融业在全球市场份额不断增加，美林、高盛、花旗、摩根斯坦利等金融机构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不断加强。但由于金融消费者的立法保护没有及时跟进，金融经营者在盈利动机驱使下，向消费者披露的信息具有非完整性或虚伪性，消费者被诱导接受了不适合的金融产品。金融活动的风险由消费者这样的弱势群体来承担，而法律提供的权益救济途径又不畅，滞后的立法实质上形成了对无序性金融创新的放纵，危机越来越深，最后造成的局面是：美国金融机构发放的次级贷款规模过度，房价跌落时，高价购进房屋的消费者缺乏还款能力，同时，滥发信用卡导致的非理性透支以及股票价格的暴跌，致使美国金融消费者的资产严重缩水，数千亿美元的次贷市值制造了虚假繁荣，破坏了社会消费的基础环节，引发了深重的经济危机。而那些盲目追求金融创新的金融机构也在危机中纷纷倒闭，五大投行三个：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雷曼兄弟破产；高盛和摩根斯丹利被迫从投资银行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变为更多依赖吸存业务的传统商业银行。
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过度自由化的发展模式及金融市场中监管的相对滞后，这次危机带来的深刻启示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思想必须在法律文本化的前提下与促进金融创新之效率相得益彰。金融自由化并不等同于取消风险监管与安全性干预，适配的消费者保护立法也正是出自这样的要求。当然，金融危机后国家在改革金融监管方面的积极态度也存在政府挽回公众信心的政治性意图，是其承担责任的表现方式之一，但我们要进一步看到，调整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之立法的制度能效，最终的原因还是在于它可以满足金融发展安全的客观需求。
(二)深度挖掘：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课题
我们探索此主题的当下经济格局是以金融全球化为发展背景的，金融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金融资产在不同国家金融市场中享有进退移转的自由，要完成这样跨国境、跨币种、跨行业的流动，必须是开放式经济结构的国家放松对金融业务拓展的管束，应该说，在20世纪后期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具有了这一市场结构，而通过体制改革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具备了基本性条件，各国金融业所需的是进一步的自由化改革，即实现金融产品的创新与服务价格的市场化，放开金融市场的进入。
金融自由化所倡导的金融经营理念是创新，创新是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组织、金融工具、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等要素的变革创造新事物。在这一理念下，金融市场的业务行为边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多数国家由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复杂的衍生产品、多样的金融服务、庞大的交易机构成为金融创新的特色。然而，金融自由化挟带巨大的风险，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在20世纪后30年里的金融自由化总是伴生金融危机。在一次次的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业务创新的管制放松后导致风险累积，金融消费者保护缺乏问题引发的矛盾非常突出，所以，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力度与金融创新的速度问题需要立法加以重视，这是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自由化进程中各国必须面对的共同任务。
应该指出，兼顾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创新是一个颇具难度的课题，美国新法案就此问题在政界及金融界引发了强烈的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保护消费者和确保今后美国金融安全的重要举措；反对者担忧监管过度将有碍金融创新。但激争并没能阻挡新法案的出台，原因在于：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创新从长远效果看并不相损，两者其实是紧密相联相互促进的。由于金融消费者在知识水平、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交涉能力、经济承受能力等各方面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所以为保护消费者需要强化金融机构的法定义务与责任的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令金融创新更为谨慎，金融创新的步速会有所放缓，但这种谨慎是有益的，金融消费者在享受安全的金融产品后所增加的消费信心，最终会给金融市场带来良性的高效率发展，而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印证了不顾消费者利益的滥发信用，其结果必将造成金融创新的失败。
三、金融消费者立法保护的借鉴与中国本土化问题
(一)观念突破：“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同
要在中国金融监管立法中贯彻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思想，首先要破除的是观念障碍，因为学术界对金融消费者之说有许多争议。否定派学者刘少军认为：“工商领域的是消费者，金融领域的是投资者，二者不能混同”，“投资行为与消费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行为，是不可能等同保护的”。支持派学者很多也是持有限接受的态度，如叶林、郭丹指出：“要坚持生活消费与金融消费的基本划分”，
还要关注此种分类的相对性，表明应按照生活消费与金融消费的关联度来决定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可度。再如岳彩申表明：“在集中竞价交易场所购买证券的自然人即股票散户，不宜作为消费者对待，而应当作为证券市场的中小投资者对待。”
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不仅没有在学术界达成共识，在金融监管的规范性文件中也没有清晰的界定。2006年12月，我国施行《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该指引第一次采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表述，指引中提到要“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而最近2011年3月的《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费的通知》中也强调要“积极维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尽管银行业金融监管文件有此概念提出，但金融消费者的涵括范围为何?是将进行金融交易的自然人统称为金融消费者，与组织形式的金融活动参与者相区别，还是按照金融产品是否为投资性质来区分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对此，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加以明确。统视金融各业，除银行业明确表示对“金融消费者”的认可外，保险业只接受了“保险消费者”，证券业则坚持使用投资者的指称。可见，我国的金融立法距离全面引入金融消费者概念并大力开展金融消费者保护之目标，尚有较远的一段路程。
在美国，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个人”，2010年的新法案采用概念加列举的方式，更为细化地指出金融消费者为“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消费者是指自然人或者代表该自然人的经纪人、受托人或人”，“消费金融产品或服务是指消费者主要用于个人、家庭、家用为目的的任何金融产品或服务”。对金融消费者切实的保护应立足于概念的统一认可与清晰界定，由此，要借鉴国外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立法，目前亟须完成的工作是提升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同程度并予以明晰的内涵与外延确认。
(二)路径设计：金融消费者保护本土化的策略
【关键词】欧债危机银行会计全面风险管理
一、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希腊等欧盟国家相继发生债务危机，威胁到欧盟各国国家的信用。这场金融危机的“蝴蝶效应”已经推动世界经济迈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后危机时代并不意味着危机的过去，而是引发一连串国家信用降级的消息。短短几年内，欧元区债务危机不仅从国家渐渐蔓延至核心国家，更从政府债务蔓延至银行业危机。
反观中国，自中国农业银行于2010年上市以来，中国四大商业银行已实现股份制改革，这标志着中国商业银行开始从国家宏观调控的工具转型为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这项转变给商业银行会计创造了更多灵活性，同时也意味着商业银行会计需要加强全面风险管理。
而在欧洲，政府与银行的关系不同于中国。欧盟地区的银行业市场化程度很高，得益于其成熟的资本市场，但是同时也对国际经济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如何有效结合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使其相互辅助，协调发展，是欧洲银行业与中国银行业需要共同探讨的问题。
二、我国银行会计全面风险管理的现状
全面风险管理是指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包括内部控制系统、风险管理信息系统、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理财措施和风险管理的组织职能体系，从而为实现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和方法。笔者主要从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和风险管理策略三个方面探讨我国银行会计全面风险管理的现状
（一）内部控制系统
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门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标志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有业内人士和媒体甚至称之为中国版的“萨班斯法案”。内部控制系统是全面风险管理系统的基础，是银行会计信息质量可靠性的保障。国内经济学家指出，无论市场如何风云变化，“天条”是不能触犯的，这是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内部控制系统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由于金融行业市场化程度加大，我国商业银行面临激烈的行业竞争。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收益还是来自利贷之差，很多银行为扩大资产规模，获取较大资产收益，放宽条件发放贷款，加大了银行运营风险。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为提高收益，产生了很多金融衍生品和资产负债表外业务，而我国关于金融衍生品和表外业务的会计准则还不够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产生了很大的风险漏洞。
（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银行业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银行会计信息系统成为银行会计全面风险管理的工具。目前我国银行会计信息系统网络化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多样化，银行会计信息质量不再仅仅满足于可靠性，相关性与及时性成为衡量商业银行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标准，而中国缺乏具有系统性、公共性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数据库，对每一笔金融衍生品交易无法实时披露、有效分析，使信息使用者无法有效决策，不利于金融工具方面会计新准则的实施。
（三）风险管理策略
风险管理策略是实现银行会计全面风险管理的战略方法。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以国有资产控股为主，以银行价值最大化为原则，采取了多种风险回避、风险分散、风险转移等手段，然而多家商业银行却在风险管理策略上使用不当，在与外国投行的对赌中发生重大亏损，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三、加强我国银行会计全面风险管理
（一）实现“以人为本”的内部控制系统
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构建内部控制系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内控管理文化。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人本思想的宣扬有助于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的形成，减少制度的强制性给员工带来的反感情绪，并且节约银行用于制度建立、约束处罚的成本支出。因此，首先要树立内部控制管理思想，内部控制管理是银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关系到银行的生存和发展，要使全体员工与银行拥有一致的愿景，作为组织行为的共同指导思想，促使由决策层、执行层和监督层共同构建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充分发挥相互制衡作用。其次，加强内部控制管理的激励机制，实现目标多样化，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激励员工自觉实现内部控制管理目标。
（二）建设现代化会计信息系统
为了满足及时性和相关性的会计信息质量需求，我国商业银行会计信息系统应该借鉴国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成熟经验，建立统一、规范、系统的交易数据库，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为加强银行会计全面风险管理，应该保持银行内部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和独立性，采取相应手段，如重要岗位的职能分离，信息系统使用的授权等。
（三）树立科学的风险管理策略意识
银行的风险应对包括风险回避、风险减低、风险分担和风险承受等方法。以银行价值最大化为原则，树立科学的风险管理意识，企业对不能承受的风险，银行应该主动回避，不能因为追求短期的利润而忽视了长期高风险运营给银行自身和全体社会带来的危害。
总之，欧债危机的蔓延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经验和教训，在不违反基本原则和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的前提下，中国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参与资本市场，而银行会计核算应加强全面风险管理，更加稳健地为这一发展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1]刘杰，庄明来．衍生金融工具创新环境下银行会计信息系统重构[J].财会通讯，2009（4）：42-43.
[2]黎代福．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问题与对策：基于中国建设银行的分析[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6（5）：20-23.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化，条件，路径
1 引言
货币国际化虽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个较新的话题，尤其是此次金融危机之后，更是给这一命题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成为可能，如果人民币能够国际化，则有利于避免我国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公待遇，有利于避免和分散汇率风险，取得铸币税收益[1]。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有利于开放和扩大中国的金融业务[2]。但是，它有利有弊，有可能使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影响，使得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加大，使得人民币汇率受到冲击[3]。
2 货币国际化的含义及条件
2.1 货币国际化的含义
Cohen（1971）最早从货币职能的角度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货币国际化是货币职能由国内向国外扩张，即就是国内职能在国外的扩展，当私人部门或者是官方机构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将货币扩展到发行国以外发挥货币职能时，该国货币就达到了国际化的层次[5]。Hartmann（1998）又进一步发展了Cohen的定义，使得货币国际化的定义在货币不同职能中具体化。作为支付手段，国际化的货币在国际贸易和Y本交易中充当媒介，在外汇市场上，官方将其作为调控的工具。作为记帐单位，国际货币被用于商品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计价，被官方部门用于确定汇率平价。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用国际化货币形成的金融资产构成私人部门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官方储备资产的源泉。
国内学者潘理全（2003）从动态角度给出了货币国际化的解释，认为是国家货币走出国门、逐步成为世界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的动态演变过程，并指出这是该货币发行国综合国力、对外开放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低地位的重要体现[6]。
尽管货币国际化的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识：货币国际化是货币走出国门，被他国或地区的参与者普遍接受，在一个比较大的国际市场的范围内来充当一般等价物，发挥货币的各种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货币的过程。
2 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
一，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
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1）金融工具形式单一、规模有限。（2）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一是以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为中心的由现代大银行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二是以落后的农村为中心的一些传统部门（3）金融机构单一，商业银行在金融活动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发达，金融机构的效率较低。（4）直接融资市场落后，监管不完善，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靠自我的积累和向银行贷款，而中小企业一般又很少能够从银行顺利贷到款，资金来源成问题。
二，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表现在三大产业比例失调与产业内部失衡并存，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为40.1%，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的74%水平，与同期俄罗斯63.3%相比，也明显偏低[14]。在三大产业比例失调的同时，产业内部失衡也较为突出，现代农业发展还特别落后，基础薄弱，工业虽然强大，但是科技含量较低，企业生产的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
三，尚未形成有效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机制
虽然我国2005年汇率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实际上还是参考美元的汇率在浮动，而非参考一篮子货币。2010年汇率改革强调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增强汇率弹性，使其能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我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的转型，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利率市场化能够完善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状况，提高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有助于增加国内金融市场对资本账户可兑换的承受能力，增加货币政策调控汇率的能力。第一，我国长期实行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后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风险较大，因为商业银行主要靠利差收入为主，盈利模式太过单一。第二，在银行贷款中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了公共事业而贷款所占的比重比较大，而这些项目收益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利率市场化势必会提高他们使用资金的成本，所以，这样容易造成不良贷款的增加，增加金融风险。所以，利率市场化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障碍。
3 后金融危机时代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3.1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路径
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在2008年爆发了金融危机之后逐渐显现，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实力，专家和学者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预计人民币的国际化大概需要30-50年的时间。也就是如果中国的经济不发生大的波动，大概在2040-2065年可以实现国际化。最为关键的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能操之过急，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而要依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2 人民币国际化的功能路径
首先，人民币要成为重要的贸易结算货币，要不断扩大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使用范围。其次，人民币在国际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后，人民币在各国家的官方储备中占据一定的比例。根据各经济体的实际状况和有关国际社会的期待，人民币国际储备份额达到30% ，这一比例可以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准线。
3.3 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路径
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路径是周边化一区域化一国际化“三步走”[14]。首先，在“大中华”圈内实现在相互贸易、投资和储备中主要使用人民币，推进人民在周边国家中发挥各种货币职能。其次，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最后，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在贸易和投资中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4 结束语
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货币遭受到了重创，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改变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个命题也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逐步被专家和学者重视，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世界经济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西方的发达国家，但是人民币的币值相对比较坚挺，经济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人民币的国际化具有一定的优势，会带来很多的收益，当然也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借鉴别国的经验，但是不能照搬西方国家，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在政策、经济、政治等方面采取措施，有步骤、有程序、有规则地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顺利地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1]黄达.货币银行学.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59
[2]雷洁，潘冠中.金融危机下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研究-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云南省第三届社科学术年会-金融危机与促进经济增长论文集，昆明：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云南财经大学，2012：309～317
[3]张晓旭.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中人民币国际化意义.时代经贸2011（14）：178～179
关键词：公允价值；顺周期效应；金融稳定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1)02－0039－04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周期性的扩张与收缩，必然伴随着金融周期性扩张与收缩。在不同的波动阶段，经济总量与经济波动的互动效果就是所谓的周期效应。当经济总量与经济波动同方向变动时，说明存在顺周期效应，反之则存在反周期效应。公允价值，作为价值总量的重要衡量工具，对经济金融领域的资产本身价值属性的信息含量进行均衡与反应，受市场传导机制的牵连和对价值波动的先天敏感，当资产价值受到市场形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呈现上升的情况时，利益当局运用公允价值对所驾驭的部分金融资产确认客观的投资收益，或少计提减值准备，造成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隐含信息的上行表现；反之则为下行表现。一旦这种上行信息或下行信息向金融市场传播，助推金融市场价值增量向更好或更坏情况变化时，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随即产生。
二、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研究进展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有关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研究日渐增多。较之危机前巴斯(Barfla，2004)“加剧财务报表波动性的三种来源”和欧洲央行(ECB，2004)“经济不景气下公允价值弱化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等研究观点相比，新近有关研究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文章更具有针对性。主要表现在：帕兰登等人(Plantin et al，2007)基于市价变动会计，通过比较历史成本计量和市价变动计量认为，虽然市价变动会计在信息反映上是有效的，但在发掘现行市价的信息含量时，却增加了额外的干扰因素，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市场价值波动；艾伦(Alien，2008)等通过研究认为，市价变动会计具有潜在的传染效应并可能引发顺周期效应；而威廉森(Wallison，2008)、马瑟尔特(Matherat，2008)则对艾伦的观点进一步明确，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具有鲜明的顺周期效应特征，表现在经济萧条时造成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下跌，而经济繁荣时造成资产价格的过度膨胀。
同时，随着金融数据的不断产生，部分机构、人员基于数理模型对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08年10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IMF，2008)，采用真实数据，通过模拟法，对5家美国和欧洲大型银行集团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在正常、低谷和高峰等三种不同经济周期中是否会产生顺周期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模拟结果显示，在正常、低估和高峰这三种不同经济周期，公允价值会计均会引起银行净资产的大幅波动。然而，劳克斯和卢兹(Laux and Leuz，2009)基于美国证监会(sEC)向国会提交的银行倒闭潮与公允价值会计无关的研究报告认为，当前关于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观点缺乏说服力，许多观点是经不起未来检验的，亟需对公允价值会计进行更多的经济分析。
基于研究文献综述，当前对公允价值会计具有顺周期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是否存在的问题上，虽然一些研究成果开始涉足顺周期效应经济后果的影响程度，但是有关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产生机理及对金融稳定影响的研究成果依旧偏少。为有效揭示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运行机理，本文立足于因素分析和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为进一步防范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提出改进措施。
三、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运行机理――基于因素分析视角
在充分、公开的市场环境下，信息持有者和需求者在价值利益均衡的决策与博弈过程中，对资产所蕴含信息量的认知程度是无差别的，同时，公允价值计量除了反映信息的方式不同外，其所反映的客观事实与历史成本计量毫无区别可言。在讨论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时，离不开对市场环境的总体状况和具体要素变动的分析。顺周期效应突出地表现在市场向两个极端发展的过程中，研究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也必须着眼于此。
(一)机理描述与因素介绍
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尤其是市价变动会计的顺周期特征)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更为明显。金融市场波动下，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周期的复苏和繁荣阶段，由于市场活动较为活跃，流动性趋好背景下的金融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上升，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价值顺势趋好，预期所产生的利益较为可观，而且企业效益提高导致可供分配利润上升。企业、投资者受预期收益率攀升的影响而追加投资，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服务机构通过疏通资金渠道，进一步解决资金困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投资活动最终引起管理者、工人及所有者乃至社会公众的收入水平高速增长，从而向上修正预期收入，导致当前消费增加，“高涨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使得国民经济进一步扩张，在成熟效应和加速器作用下，下一轮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规模将迅速增加”。反之，经济周期的恶化阶段，会引起国民收入和生产规模迅速减少。
因此，在经济周期性的背景下，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所具备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本身、所需计量资产的价值波动、企业和投资者的预期与活动、金融监管等。为全面揭示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文章将从要素分析人手，逐步研究引起这一效应的内在动因。
(二)因素分析
1.公允价值会计本身。2006年9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颁布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l57中，对公允价值的定义如下：“公允价值是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因销售资产而收到的或转让负债而付出的价格”，我国2006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该定义与国际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大体一致。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公允价值本身存在显著的缺陷，即公允价值会计的形成具有虚拟性、不充分性和易波动性。(1)sFASl57概念中所说的“有序交易”是先于计量日而存在的虚拟交易，继续推定可得到：公允价值据得以形成的市场参与者是虚拟的当事人。公允价值的取得要站在市场参与者的角度，以最可能的买者和卖者的虚拟交易所
得出的最可能的交易价格，人们用公允价值来计量某项资产或负债，并不代表在真实的交易中销售了资产或转让了负债。(2)“熟悉情况”与“自愿交换”在信息失衡状况下极易涌于形式。公允价值会计的“公允”必须具备公平性、信息对秘性和自愿性，即交易活动的进行是在买卖双方完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交易的信息量得不到保证，公允价值会计无法满足“公允”，同时交易就带有强迫性质，价值本身与计量反映完全脱节。(3)在会计主体所有的资产组合中，金融资产价格变动所带来的收益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同时会计主体在周期性的资产对价支出水平也不尽相同。以公允价值会计为主要计量属性的条件下，持有资产的价值信息含量和质量也会随着市场状况发生变化，因此所客观推导或反映出的财务信息也就有顺周期的特征。因此，笔者认为，背离市场周期性的波动环境，由于会计职能的客观反应性，使得公允价值会计在对资产的客观计量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先天性的顺周期特征。
2.所需计量资产的价值波动。价值波动是反映社会环境变换的利器，而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是有效解决资产价值波动的重要计量手段，通过减值准备的计提，资产的内生价值创造动力与市场的价值认同趋于一致，为国民经济及金融环境的持续稳定奠定了基础。现有的会计准则规定，当出现如下情况之一时，金融资产应确认减值损失：(1)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制低于账面余额。(2)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出现了暂时性下降。经济萧条时期，由于债务人遭受财务困难，其本身不能履行债务合约的概率较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的现象也更为普遍。因此，金融资产减值变得更为容易，在平衡信息容量和信息需求的过程中，需要确认更多的账面亏损。反之，在经济繁荣时期则会产生如下的结果：一是金融资产预计的未来现金流量或市场价格会逐步回升，当期确认的资产减值逐渐减少或者消失；二是由于会计准则规定以前年度确认的金融资产减值损失可以转回，经济危机后萧条阶段确认的减值损失将转回经济复苏和繁荣阶段的利润，使得会计收益越发高涨。
3.主体预期与交易活动。(1)主体预期的周期波动。从心理学和行为生命周期理论角度考虑，人们在进行决策时，总是面临当前决定还是推迟到将来某一个时间点进行决策行动。在非理性的决策者看来，由于未来不预期干扰因素的存在，现行利益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丧失殆尽或转化为其对立面，为确保价值的快速转化和收益分配的坚挺，投资决策者对于当期出现的收益机会进行抉择利用是其最佳选择。这种选择活动带来的结果就是“投资活动――收益沉淀――信心高涨――投资活动……”，一旦利益机会恶化，会计主体的预期与信心将会持续回落，其行为表现就是阻止价值进一步减少。金融危机中的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充当了利益机会的“量化者”和部分虚拟利益的“创造者”，当利益机会出现时，通过公允价值会计的计量特性，会计主体的预期与活动更趋向于“确认收益――利益增加――信心高涨――投资活动――确认收益……”；一旦出现破坏经济金融稳定的因素，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又是利益的“扼杀者”，这时会计主体的预期与活动则与上述周期正好相反。(2)交易活动与价格形成。公允价值会计所假定的交易是从资产持有或债务担负的各方市场参与者来考虑的。公平市场假设和交易活动假设下，公允价值是所有市场参与者相互博弈所形成的一个价格，其结果为大多数的市场参与者所承认与接收。但是“假定”非“现实”，所有市场参与者所决定的价格并非来自于现实交易。因此，在不完全的市场条件下，非理性的会计主体是存在的，不稳定的预期与活动成为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潜在影响因素。
4.金融服务与监管环境。从金融服务与监管的角度来看，银行信贷存在周期性，而且在公允价值会计计量下，这种内在周期性进一步加剧，使经济周期更为明显。在经济增长时期，金融服务机构利润及其资本增长会促使其信用的过度扩张，为以后程度更深的、更持久的经济衰退留下祸害，这引起了许多银行及其监管机构担心：公允价值计量在经济衰退期可能会导致资本监管要求更为严格，对银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延缓了经济的复苏。如果信用风险的上升与资产价格下降二者同时发生，则完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银行会面临着双重压力，即一方面是资本监管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因资产价格下降而带来的利润下降的压力。
(三)有关运行机理结论
通过以上对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因素分析，本文认为：(1)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是诸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将金融危机的源头和动力直指公允价值会计本身是缺乏说服力的；(2)在经济环境既定的条件下，顺周期效应的产生更多的是主体对利益追求的不理智，以及在利益疏导与危机遏制过程中的主观偏向造成，因为公允价值计量只是当局衡量资产波动及其对经济金融影响情况的工具或手段；(3)任何有关解决公允价值顺周期效应问题的措施，都不应该只关注公允价值会计本身的改革，而应该进一步扩充治理的范围。
四、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经济后果――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会计活动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从公允价值会计本质和顺周期效应的因素分析，顺周期本身会产生一定的后果。公允价值会计从初期计量的账表加工到最终助推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其本身计量下的金融资产所引发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剧烈变动，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防范等具有一定的影响，而这些正是金融稳定状态赖以保持的基础。
经济后果一：金融机构风险传染的扩张。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机构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金融中介作用，不同于其他生产金融领域，金融机构通过存贷吸储等经营行为，使自身具有较高的负债率，同时外在的利润追逐使其本身资产和负债的期限结构并没有完全的配比，造成了金融机构风险免疫力不强的缺陷。在寻求资产、负债自由组合的过程中，通过资产转移和资本本身的价值驱动，部分金融机构通过银行同业拆借、为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提供咨询、经纪及进行买卖等进一步扩充经营范围，使金融机构间的关联度进一步加强，收入风险的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当市场处于下行周期时，为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部分金融机构会以低于基本面的价格出售资产，这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金融机构谨慎性地采用公允价值计提损失，同时过分预感同一类型资产存在贬值，随即会以更低的价格出售这些资产；二是业务维持下的网络内金融机构对潜在市场发展的信心不足和过度恐慌，加速了金融风险向其他领域的蔓延。最终的结果是信用市场可配用的金融资源自然蒸发。
经济后果二：会计信息披露与市场公平的破坏。会计信息对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判断具有干扰作用，并对区域内的财务资源配置方向和效率具有一定的影响。当信息持有者力求寻租时，这种干扰和影响就表现为对市场交易行为的蒙蔽
性。公允价值会计指导下的会计信息所涉及的深层次内容包罗万象，同时又受管制安排的影响，信息披露制度能否自我实施取决于博弈参与人是否有积极性选择符合设计目标的战略(孙丽颖，杜兴强，2008)。同时，由于公允价值的会计数据与未来现金流量之间的联系比现行成本下的要小得多，当金融危机发生并不断深化时，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初始拥有者为保持利益的确定性，在积极治理和挽救自身颓势的同时，放大其自身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对未来现金流的准确判断，使信息输出对使用者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不能忽视这些主观表述的会计信息。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由于交易双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完美无缺的会计信息是不存在的，当危机处于初始状态，寻租活动使得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披露有失“公允”，整个市场的不良状况被不合理地掩盖，交易双方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其结果就是公平市场交易不复存在。
经济后果三：税收的不稳定性。在税收中公允价值需遵循税收制度规定，企业发生有关交易事项时，要按照公允价格计算缴纳税款，公允价格首选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若无市价，按照组成计税价格或者税务机关核定价格作为计税价格。虽然会计制度为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防止会计主体利用公允价值确认交换收益，任意调整会计报表而采用账面价值作为计量方法，回避公允价值，但在我国的税收政策中，为了保障国家财政收入，没有因为会计制度的修改而改变，仍以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税收制度坚持“移动确认”的标准，只要资产移动就视为资产销售，按照公允价作为计税的依据，计算缴纳流转税。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及新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实施，当公允价值会计价值总量和实施规定频繁发生变化时，所得税税收即会进一步加大不确定性，同时纳税、征税和稽税的难度与复杂性进一步加大。
当然，经济后果涉及面宽而广，对于微观层次，诸如经济利益体的博弈、契约平衡的失效等问题，本文不再赘述。
五、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应对措施
历经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前全球经济已进入复苏阶段。回顾公允价值发展的历次阶段，每一次金融局势动荡都是公允价值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刻。2009年，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GDP增长达到8.7％，率先带领了世界经济复苏，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金融市场仍然存在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仍然存在诱发的可能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制定有关措施，避免金融上行或下行时公允价值会计的不科学反映。
1.公允价值会计的适度选择性。公允价值会计的思想理念本身是科学的，但是经济形势与金融业务发展要求金融工具必须不断得以创新，随之公允价值会计也必须进一步发展、完善。未来公允价值的发展必须要在可操作性和全面性之间做出权衡，同时在信息披露过程中需解决好公允价值会计披露的可靠性和相关性问题。2010年5月11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金融负债》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是IASB替代《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IAS39)项目的组成部分，建议将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指定为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负债，其公允价值变动全额计入损益，同时将变动总额中报告主体自身信用风险影响的部分转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其实，这不是解决公允价值会计运用问题的惟一途径，透视根源，计量属性代表了表达群体利益的一种观点。在财务会计中，我们需正视公允价值会计的优势，但是在未来财务会计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也需要得到持续的发展，也就是说，公允价值计量和历史成本计量需综合运用，这是由主体持有的资产特征和公开市场的活跃程度决定的，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和选择。
2.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预警机制建议，风险预警系统是防止危机产生和治理危机扩张的“警报器”，是抵御风险和整治局面的有效手段。会计制度设计，尤其是具体账务核算规定，本身对发觉有关风险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为克服这一问题，强调在财务分析说明或表外信息中进行分析反映。依附于创新性金融工具本身，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诱因及其本身所带来的风险是否需要进行预警?答案是肯定的。金融稳定视角下，公允价值会计周期效应的预警，应该依托区域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同时在微观层面不断完善预警的分析机制和风险的疏导机制。限于文章篇幅，有关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问题在此不做论述。对于预警的分析机制，会计准则机构应该进一步强化风险分析责任的独立性，将风险分析与计量属性进行适度耦合，在风险预警基础上进行计量模式的选择。
3.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经济决定金融，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金融稳定的重要前提，也是解决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有效途径。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会对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在诱发国际短期资本的过度投机、导致金融风险的同时，对公允价值的制度稳定性产生冲击。坚持在公允价值计量的环境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进一步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持续、快速发展。同时，继续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及时性和有效性，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完善价格信息传导下的公允价值会计制度和利率市场化改革。
4.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不能忽视常规性金融监管，这些监管措施为稳定金融局势、创造公允价值会计运用环境等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同时我们必须有所侧重，应该认识到：金融与证券的监管部门应当加大对衍生金融工具不断翻新的控制力度，要有效打击和控制纯粹的投机性和冒险性衍生产品的创造；对于资产证券化必须附带严格审查和监督程序，力争公允价值会计运用的真实“公允”。
参考文献：
[1]葛家澍，窦家春，陈朝琳，财务会计计量模式的必然选择：双重计量[J].会计研究，2010(2)
[2]葛家澍，关于公允价值会计的研究――面向财务会计的本质特征[J].会计研究，2009(5)
[3]王海，公允价值的演进逻辑与经济后果研究[J].会计研究，2007(8)
[4]王自力，金融稳定与货币稳定关系论[J].金融研究，2005(5)
[5]徐晟，金融稳定性与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优化――基于动态减值准备的思考[J].会计研究，2009(5)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fe operation of county economy from the problems of county economic in crisis, and describes the idea of building security systems of county economic operation from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improving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s, enhancing executive power, building security system of industry, persisting in implementing brand economic strategy and other aspects.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县域经济；安全系统；思路
Key words: post-crisis era；county economy；security system；ideas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1-0012-02
0引言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县域一级处在宏观和微观、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县域经济不仅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运行单元，是国家政策最直接最主要的操作平台[1]。
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使政府进入一个危机管理过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发展模式转型双重挑战，自2008年下半年始，我国绝大部分的县域经济迅速下滑，国内不少学者在反思金融危机下的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问题[2]，对于县域经济安全却甚少着墨，从经济运行的实践来看，如何保证县域经济危机时期的抗跌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平稳亦值得关注和研究，这也是本文分析的目的所在。
1县域经济运行安全内涵、存在问题及特点
1.1 县域经济运行安全内涵目前学术界对县域经济运行安全的概念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从涉及到经济安全的提法来看，有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借鉴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定义的思路，结合风险控制，本文认为，县域经济运行安全应该从静态和动态、时间和空间、从微观和宏观等层面进行阐述：县域经济运行安全是一种这样的状态和能力，即在对外开放的环境条件下，县域经济体作为一个对外竞争的整体，能够最大程度上摆脱、抵御、降低和适应外在环境（如金融环境、生产要素环境和市场需求环境等）、资源和技术等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制约，面对各种重大的外部风险和系统内部风险时具有较好的自适应调整和处理能力，整体经济（以骨干企业、主导行业和支柱产业的主要经济指标为内容）保持一种高质量的发展状态和长期的比较竞争优势，能够消除经济系统运行中的潜在不稳定因素而达到的一种经济状态。
本文认为，县域经济运行安全的涵义不宜泛化，不能将区域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都包括在区域经济运行安全系统中来，更不能将社会问题纳入分析的范围。县域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区别，县域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在范围上、内容上都有较大差异，范围上，县域经济运行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构成主体，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内容上，国家经济安全更加宽泛，比如，国家经济安全更加注重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民族产业安全、外资并购和需求等问题，县域经济安全的内容显然不一样。并且，县域经济安全也不尽是产业安全问题。
1.2 县域经济的特点及存在问题分析
1.2.1 县域经济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贯彻落实的直接着力点 作为中央和省市管理县域事务而设置的下属权力机关，县域政府承接着中央、省市级宏观调控职能，是中央政府、省级政府政策、计划的贯彻者和执行者。作为执行上级经济调节职能的区县级政府，要保证中央和省市级政府政策在地方上的落实，把执行上级政策视为自身的一项基本职能，积极促进宏观调控和中观调控的衔接，以维持本县域经济的良性循环。除此，县域政府还承担着提供地方公共品、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和地方性经济法规、塑造市场经济机制、弥补“市场失灵”等经济职能。
1.2.2 县域经济拥有基本完整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层次我国的县域经济结构是在行政区划的基础上经过漫长的经济变迁所形成，是强制性和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结合的结果。在县域的范围内，经济活动涉及面相当广，从某种意义上说，县域的经济结构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差异不大，是一个多层次，复合式的地域经济综合体，既涉及到生产领域，又涉及到非生产领域；既包括社会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过程，又包括农业（农、林、牧、副、渔）、工业、服务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及教育、科技、卫生等部门；既含有中央、省、地、县所属的多层隶属关系，从经济成分上看，又含有国有、集体、个体私营、股份合作、外资经济等；县域经济管理工作，既要管范围内经济活动的统一组织，又要负责下属乡（镇）、村、企业的经济活动的指导，一个区县的经济是诸多方面有机联系的整体。
1.2.3 县域担负的经济发展职责与拥有的权力失衡县域承担了发展经济和体制机制改革的前沿阵地功能，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却是县域在制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和法律法规上的空间严重不足。面对金融危机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双重压力，县域经济存在许多体制机制上的矛盾：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如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价格改革问题、可持续发展与政府绩效考核机制问题）、政府作用的发挥与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滞后的矛盾（如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矛盾（如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问题、民间社会资本引入问题、垄断行业改革问题等）等。目前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县域政府经济职能部门均受制于制度和决策空间的限制。实行上下级政府间的放权让利，赋予县域经济职能部门更大的决策空间，实践扩权强区县、强乡镇是改革的一个方向，比如这次的省直管县改革。
1.2.4 县域经济体抗风险能力普遍较低我国县域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已经充分证明了其抗风险能力的不足，影响县域经济运行安全的因素比较复杂，风险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政府职能部门的经济素养较低。职能部门对宏观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背景把握不准，对国家产业政策了解不多，对经济发展的重点、热点没有深入研究、区域经济运行安全运行观念不够等，这些都造成了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被动和擎肘；其次是县域经济结构水平较低。从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主要拉动依靠各地工业园区。而各地园区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生产力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低水平下的同构现象。三是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带来的风险。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已经与十多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有了很大不同，与1929-1933年的美国大萧条则有着更大的区别。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急速膨胀扩大，信息的流动规模和速度大大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深化，区域内外的经济联动性增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背景更加复杂，影响县域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增多，危机传递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在信息化的推动下，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趋势愈加明显，国外企业通过合资、并购[3]等微观企业行为危害产业安全，金融领域、商品流通领域的任何变动都可以影响到区域经济安全[4]。除此之外，影响区域经济运行安全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制度非均衡方面[5]、金融开放、自主创新能力不足[6]等方面。
2县域经济安全系统构建思路
2.1 提高政府经济素质，强化政府规制，构建区域经济安全系统的第一环提高政府的经济素质是解决县域经济安全系统构建的首要一环。所谓较高的政府经济素质，即经济决策者及决策机构要具备充分认识和运用县域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能力，具备洞察经济运行机理及条件的能力，具备分析和处理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复杂关系的能力等等。提高区县政府的经济素质，专业化管理是唯一途径。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治理先进经验来看，专业化的政府管理机构是保证政府职能的高效发挥、政府决策科学的重要前提。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途径来增强政府的经济素质，内部途径是提高政府公职人员素质入手，可以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人才引进、人才招聘、人才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现有公职人员经济素质，使得本区域首先成为人才的高地；外部途径则是充分借助外力辅助提高政府科学决策水平，在宏观调控决策中，可以采取建立专家委员会与企业家（行业）协会、吸纳民间智库参与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在保持经济稳定中的积极作用，使决策能够更加符合实际。惟有如此，才能有效地减少和防止经济发展政策的失误，提高区县级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及正确性。
县域政府规制在保障经济运行安全，特别是产业安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规制是政府为实现某一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市场经济主体作出的各种具有法律或准法律约束力的规范、引导、限制的行为和措施，包括法律规制和行政规制两大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规制主要是依靠政府资源的强制力和引导作用，通过运用法律、法规、规章等手段和措施来矫正市场机制内在缺陷，改善市场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贯彻国家意志，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必须加强法律规制建设，通过对区域内的重点产业，如房地产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规制，强化产业政策导向，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健全产业预警机制[7]。
2.2 改善宏观调控机制，增强执行力，提高调控质量，形成区域经济安全运行调控链加大对区域内重点企业、骨干企业的生产运营管理的长期跟踪监管。建立区域内经济运行先行指标和一致性指标系统，如区域内的企业家信心指数、经理人采购指数、消费信心指数等，通过掌握和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企业的产品市场、企业的信用历史等，并以此为基础数据建立区域内企业信用评估系统，从而在域内形成企业发展的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充分发挥地方财政对区域资源配置的杠杆作用。从危机应对的实效来看，实施积极的地方财政政策，同样可以通过“加杠杆化”达到刺激经济尽快走出危机和调整结构的目的。可以通过由“直接投入”向“引导社会资金共同投入”转变，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形式、多层次的资金投入体系，主要以贴息、担保、风险投资等间接投资为主，以此带动银行资金和其他社会资本参与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
2.3 构筑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区域具体情况的产业安全体系，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形成区域经济运行安全屏障构筑产业高地。一是区域的中、长期产业规划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有一批具有前沿性、先导性、高端和高质等特点的产业，能体现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具备长期的竞争优势，战略产业的规划和企业改革，必须坚持国家战略利益至上的原则，在服从战略利益的前提下考虑企业的商业利益，避免以牺牲战略利益、长远利益为代价去换取眼前利益；二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具备内在的升级动力。我国区县产业结构的形成是一个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长期的结果，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没有经济驱动力这一过程几乎不可能实现。较长时期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旺盛的国内外需求掩盖了很多矛盾。产业结构的优劣重要表现应该是具备内在升级的动力，基础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能够在项目上、产品上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形成特色产业集聚地。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来看，坚持产业的集约集群发展，做大、做强、做优区域内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在区域内形成若干个资本密集型和特色支柱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路径，也是降低区域内经济运行风险的重要保障，这次金融危机应变中“浙江式拯救”和“诸暨模式”充分印证了这点。
大力推进企业转型，着力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企业是县域经济微观运行主体，重点企业、骨干企业是维系区域经济安全的重要力量。金融危机对企业转型形成了倒逼机制，新的发展环境下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积极开展低成本并购，推进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企业组织创新、管理创新，进一步提高企业组织和管理竞争力；鼓励和加强自主创新，大幅度提升企业竞争力；大力开展市场创新和企业经营战略创新，促进企业尽快实现从“低成本竞争”向“差异化竞争”、从“多元化”向“归核化”、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取胜”的战略转型，全面提升企业市场和品牌竞争力；加大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企业家素质和劳动力素质的培养，大幅度提升企业人力资本竞争力。
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金融危机中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除了机制体制等深层次原因，县域金融生态建设滞后，县域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弱化也是重要因素。
2.4 坚持在外开放中构筑区域经济运行安全体系，实施区域品牌经济战略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力度。金融危机确实给外向型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外资依存度高的区县经济受到的影响更大。但是，不能因为出口受到影响，就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路径。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009年4月1日在《求是》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稳定外需就是稳定内需。我国正处在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协调内需与外需的可持续增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县域经济完全没有必要放弃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应该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落脚在如何利用好区域内外、国内外两个资源市场，如何提高资源转换率上。积极实施区域品牌经济战略，增强区域经济运行安全系数。注重品牌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和民营品牌，本身就是一种增强经济运行安全的重要手段。品牌经济是区域经济实力的具体反映，品牌经济直接反映了区域经济运行质量与科技含量的水平，品牌经济不仅仅体现在发展区域品牌产品，还包括形成独特的产业集聚地、企业家文化和组织管理模式等，如青岛拥有海尔、双星、澳柯玛、青岛啤酒、海信等国内知名品牌，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横林的强化木地板等，均给当地经济运行按上了一道“保险杠”。
3结语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深化，县域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市场竞争的程度将愈加激烈，面对的问题将更加复杂，经济发展环境也越来越不确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改革和调整将成为今后县域经济调控的重点，如何保证县域经济运行安全是本文认为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认为，县域经济安全运行是一种状态和能力，体现为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和经济的发展能力，是动态的区际比较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也是为了维持区域经济整体安全状态和能力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构建区域经济运行安全系统应该从宏观决策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入手，以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合力形成区域经济风险抗御网。
参考文献：
[1]胡俊斌，张波.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现代经济：现代物业中旬刊，2009，8（004）：35-36.
[2]江涌.国家经济安全应成为当前改革紧迫性课题，2008.
[3]马建春，陈华.跨国并购管制与国家经济安全：西方经验做法及对中国的启示.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27（008）：125-130.
[4]江涌.国家经济安全应成为当前改革紧迫性课题.法制日报，2008，6.
[5]王学人，张立.产业安全问题制度非均衡成因探讨[J].求索，2005，（004）：18-20.
[6]郑新立.高度重视产业安全的监测预警和对策研究[J].中国国情国力，2006，（008）：7-10.
内容摘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是各国在金融危机后金融改革的共同选择。宏观审慎监管同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也有显著的区别。基于此，我国应当以危机为契机，借鉴国外监管改革经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关键词：宏观审慎 微观审慎 金融监管
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创，监管失误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对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程度关注不够；金融监管的漏洞；以及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缺乏监管等等。金融监管者们关注着金融系统的长期健康，并期望通过金融改革建立起更稳定的金融系统，以减少将来危机的发生和危机损失的程度。
正如IMF提出：“政策制定者应当迅速为未来的监管框架制定一个计划，该框架应减轻系统性风险的积累……优先任务应当是改革监管环境，从而显著降低再次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在全球决策方面需采取宏观审慎方法”。
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相关定义概述
审慎监管是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它关注其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资产集中、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的指标，指导银行有效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风险，从而在合理的风险水平之下稳健经营。因而审慎监管针对某个金融机构，只要每个具体的金融机构是健康的，那么整个金融系统也就是安全的、稳定的。这种审慎监管的角度被称为微观审慎。
所谓宏观审慎监管，是与微观审慎监管相对应的，从金融体系整体而非单一机构角度实施的监管；主要通过对风险相关性的分析、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
与微观审慎相比，宏观审慎监管包括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监管目标上看，微观审慎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经营稳健，并制定一系列相关监控指标。而宏观审慎则关注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关注系统重要性机构，避免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体系，降低金融危机的成本（如动用高昂的成本挽救银行）与损害。从维护金融稳定这一目标上说，宏观审慎是对微观审慎的补充和增强。
第二，从监管的方法上看，微观审慎最典型的就是巴塞尔委员会确定的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方式，一刀切适用于所有的金融机构。宏观经济状况只被作为外在的环境，与单个金融机构的操作没有关系。而宏观审慎监管，根据经济情况和金融市场上可能发生的不稳定，可以对金融机构提出灵活与浮动的标准。
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并不意味着原有的微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的微观审慎监管是金融稳定的基础。它是在继续推进和改良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的前提下，植入宏观审慎性监管理念与方法。如宏观审慎分析可以掌握可能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潜在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的爆发点却是在个别机构的层面。宏观审慎监管如果不能一定程度上影响微观层面的监管，那它将没有任何意义。反之，微观审慎监管如果不考虑宏观层面的因素也不能有效的维护金融稳定。
国外宏观审慎监管的探索与改革
在危机爆发后各主要金融国家纷纷检视自己在金融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相应的修改或制定法律，重构其监管体系。欧盟尽管在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监管职权依然分散在成员国手中，在欧盟层面上缺乏协调。2009年9月23日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提交了“关于对共同体内金融体系宏观审慎监管规则和建立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的法律建议，该法构建了未来欧盟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根据该法案的要求，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欧盟将成立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ESRB），并在该法第二章规定了EFRB的内部设置。该法案的第三条规定其任务为：作为宏观监管部门，在欧盟层面上负责宏观审慎监管，以防止或缓和系统性风险，避免波及甚广的金融衰退。为实现上述目标ESRB承担了下列职责：
决定、收集、分析与实现上述任务有关的所有信息。识别并优先考虑这类风险。重大风险预警。适当救济措施的建议。跟踪并监督预警与建议措施的落实。与欧洲金融系统监管局（European System of Financial Supervisors，ESFS，欧盟拟议中的统一的由各成员国的金融监管当局组成的金融监管机构，笔者注）和欧洲监管局（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设在ESFS之下的负责各金融领域监管的机构）紧密合作，并提供它们履行职责所必须的系统风险的相关信息。与国际金融机构相协调，特别是IMF、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以及其他国家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相关机构。执行其他共同体立法规定的职责。
2010年6月16日，英国财政大臣宣布，将对英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彻底改革，决定在两年内分拆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并将其监管职能转交给英国央行。
2010年7月16日，美国参议院正式通过了《重建美国金融稳定法案Restoring American Financial Stability Act of 2010 （H.R.4173）》，其中第一条即提出建立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Financial Services Oversight Council），负责金融系统的稳定，在必要时采取更严格的审慎标准以减缓系统性风险。
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改革的基本趋势
虽然国际社会金融监管改革仍在调整当中，但纵观各国金融改革的举措可以发现以下的共同之处：
通过金融危机分析金融系统中存在的漏洞和不足，以危机为动力，推动改革进程。金融危机暴露了传统微观审慎监管存在的问题，如对机构间的关联和风险的传递缺乏关注。由此，各国对一些显见的问题都进行了弥补，强调“全面覆盖”。对原来游离在监管体系之外处于监管盲点的机构和具体业务置于公开监管的框架之下。
各国改革都关注了系统性风险和金融稳定的问题。如前所述，对系统性风险关注的不足几乎是各国的共识，也是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着力点（Lucas Papa demos，2009）。
各国都根据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来进行改革，其改革力度、模式的选择上差异较大。危机爆发对各国的冲击、暴露的问题是不同的。如美国是金融危机的中心，其调整力度最大，方案也最复杂。而英国“由于此次所受到的冲击主要是外源性的，所以其改革在对现有体系进行修补与微调的同时，更多地将重点放在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巩固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不仅关注旧体制的调整，也从技术层面对新体系的有效性和执行机制给予保证，如宏观监管机构进行的压力测试、信息获取、建议的跟踪与执行等也是各国关注的重点。
总体上来说，对宏观审慎监管各国都处在探索阶段。涉及到了宏观经济中的不同机构、各国的监管传统，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新框架的建立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我国审慎监管体系的构建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其金融系统并未遭受巨大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漠视国际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的金融改革并置身事外。宏观审慎监管，不是简单地重建监管体制，而是理念、指标、方法和体制的完善与统一，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工程。笔者认为应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一）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确定
宏观审慎监管是一种全新的监管理念，有明确的机构负责该工作，有清晰的目标定位，并拥有与履行该目标有关的和独特的监管手段、措施，能从宏观风险的识别、分析、到提出相关建议并跟踪建议的实施，形成了一套与微观审慎监管相对应的监管体系。我国2003年修改人民银行法时将人民银行的基本职责确定为：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央银行是货币政策的执行者，其首要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这既是经济稳定的前提，更是金融稳定的前提。中央银行其首要目标是保持物价的稳定……为执行其货币政策同货币、金融市场保持了紧密的联系，非常适合承担宏观审慎监管的任务。
（二）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基本职责
进行宏观审慎分析，以识别、监测和确定系统性风险。预警和金融稳定报告。在上述风险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之上，央行应当风险预警并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应当受到重视，并通过适当的机制转化为微观审慎监管机构的行动或反馈意见。对该建议金融稳定机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公开。另外宏观审慎监管机构还应当对所有可能危及金融稳定的因素进行跟踪研究，并定期权威的金融稳定报告。
（三）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协调与信息的获取
1.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与证监会和保监会召开一次三方联席会议，通过《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但这种松散的非法定的会议机制存在较大的问题。首先是缺乏正式的制度保障，仅停留在政策层面，对涉及各部门具体权力、职责划分等问题缺乏实质性的规定。其次，这种协调仅停留在微观监管机构之间，在更高层次的宏观金融稳定方面，没有货币部门、财政部门的参与。
当前，较现实的办法就是根据人民银行法第九条的授权，将现有的“一行三会”之间的联席和协调机制进行法定化、实体化、制度化。对所有可能导致体系性风险的机构、产品、工具、市场和交易行为进行分析，并且共同制定负责金融稳定政策。
2.信息的获取与共享。对于金融监管当局来说，其监管活动的开展及效果完全依赖于其所掌握的金融信息尤其是涉及金融体系稳定的信息。直到2008年9月，我国才由央行牵头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信息共享暂行办法》，初步建立了信息交流和共享制度。在实际工作中，信息共享的程度、深度和频率等方面都亟待完善。对于承担宏观审慎监管的中央银行而言，还应赋予其收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信息，并获得监管机构有关监管信息和检查报告的权利。
参考文献：
1.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79th Annual Report（R）. 1 April 2008- 31 March 2009. p125 省略/publ/arpdf/ar2009e1.pdf
2.IMF.全球金融稳定报（R）.2009.10.Http://省略/external/chinese/pubs/ft/gfsr/2009/02/pdf/sumc.pdf
3.Se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finances/docs/committees/supervision/20090923/com2009_499_en.pdf
4.胡滨，尹振涛.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J].中国金融，2009(17)
5.孙涛.宏观审慎监管不限于监管体制重建[J].财经杂志，2009(17)
6.Speech by Lucas Papademos（Vice President of the ECB）,Strengthening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in Europe. at the conference on "After The Storm: The Future Face of Europe's Financial System", 24 March 2009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