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6 20:52:32
论文摘要：新媒体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一般指运用了新的技术手段、通过新的传播方式、通过新的终端平台以及包括新的应用手段的媒介形态。这种媒介最主要特点是与网络的嫁接，无论是因特网本身的搜索、浏览、观看，还是IPTV、宽频、移动手机电视的视频观看，都与因特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网络时代的到来，让人们获得非常便捷的信息享受，非常自由的话语传递，非常个性化的媒介选择。
一、传播媒介发展历程概述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他自己对于媒介即是讯息的解释是:“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媒介的杂交或交汇是显示真理、给人启示的时刻，也是新媒介形式诞生的时刻。”
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总会带来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从而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交流方式、艺术形式等。笔者曾读到《三联生活周刊》主笔苗炜在其博客上这么写道，美国新闻杂志《时代》周刊在做年终回顾的时候，“排版的灵感来自网页设计，看着就和看网页似的”，他感慨老的杂志媒体和新的网络媒体“真是全面互动起来了。”进而意识到“文字记者要担负更多的工作，这个趋势恐怕避免不了了，采访一个人，要为网站写一段，再来段视频……记者的任务更重了”。这样的感触，很真实，网络给当代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信息本身，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思维方式。
历史问题在于，媒介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终于进入了一个全能传播的状态。现实是历史的结果，要理解当今的媒介融合将会给媒体业带来怎样深刻的变化，我们就非常有必要对媒体的进化之途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与检索。
1、报纸媒介
印刷术传入西方后，德国人古登堡（1400~1468年）于1450年创用了铅活字印刷，大大提高了印刷的质量和速度，零散的报纸就渐渐风靡起来。其实，早在唐初，我国便诞生了最早的报纸《邸报》。《邸报》是官方主办，以皇帝的诏书、命令，皇室的动态以及官员的升迁罢黜、任免、赏罚等方面的消息。十三四世纪左右的欧洲也曾出现了最早的报纸雏形“新闻信”，其内容是报道市场行情和商品信息。
1609年，德国出版了世界最早的定期印刷报纸《报道式新闻报》。这时的报纸，功能更加完善了，也非常考虑受众的感受了，在报纸的形式与内容上不断进行优化。几百年过去了，报纸媒介依旧在不断的进行自己的变革，如今，早报、晚报、党报、周报、月报等等冠名已令人目不暇接了。报纸的生存也遭受着越来越大的挑战，维系报纸生存的广告服务显得越来越难了，主因就是媒介的日益繁荣，广告的日益分流。笔者认为，纵观报纸业几十年的发展，其本质实质是一场博弈，一场与报纸服务的消费者们进行的漫长复杂的心理博弈。
在其诞生的初期，人们以报纸这种用最小的代价获得非常多的信息的媒介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社会进化的又一里程碑。但发展到现在，报纸也出现了很多令人惊奇的变化，报纸品牌网站建设、电子版报纸阅读下载等“新鲜”事物已层出不穷了。报纸的新闻性也逐渐被网站、论坛、博客等分流，只依靠报纸这一种媒体吃饭的都快要饿死了。媒介的整合经营是近年来我国传媒界的一大热点，国际的传媒集团也纷纷入驻我国。
2、电视媒介
1925年，被称为“电视之父”的英国科学家约翰.洛吉.贝尔德成功的完成传送和接收画面的试验。1926年，他在伦敦作了公开表演。1936年，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正式开始播送节目，这是现代电视事业发展的开端，标志着世界电视业的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国电视广播的发展曾一度中断，战后才继续发展。1954年，美国试验彩色电视成功。从六十年代开始，电视传播手段由过去的地面微波传送、局部覆盖，发展到利用同步卫星转播电视节目进行洲际传播。电视也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从平板电视到液晶高清电视，从无线电视到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从普通电视到未来的立体电视、数字化电视，。它在不断地进步、超越和完善。
电视功能多样，集报道新闻、传播知识、娱乐消遣、提供社会服务于一身，可以说，人们需要传播的所有信息，几乎没有电视不能传播的。电视的参与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受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此，电视以势如破竹的优势迅速深入千千万万的家庭。笔者生长于农村，直至今日，父辈们谈起当年（上世纪70年代）看电视剧《霍元甲》的万人空巷情景依旧乐乎其中。人们开始从报纸的幸福中脱离出来，走进一个充满欢乐、新奇变化的影像世界。随着媒介科技的日新月异，新媒体也逐渐兴起。与西方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内地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还处于探索期，还需要不断创新，不断加强研究。
3.杂志媒介
较之于报纸与电视，杂志又具有其独特的生存空间，自从1915年的《青年杂志》的创办，中国的期刊新时代便被开启。在今天，由于杂志期刊也饱受互联网的冲击，杂志期刊生存的主要领域在学术与时事这两块，杂志的内容一般要较为知识化、专题化、深度化，其受众也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高收入人群。
近年来，值得关注的是杂志与新媒体技术的结合，电子杂志如今也深受广大读者喜欢。笔者稍加分析，原因有三：超廉价（免费、内容更丰富）、高自主性（选择内容方便、受众数据搜集）、容量小（易传播、环保）。这种结合是成功的，因为它避开了纸质杂志的固有弱点（内容查找麻烦、昂贵、看完后处理麻烦），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其本身的优点。美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开始了杂志的网络化进程，电子版、期刊数据库、新的期刊阅读软件开发等等方面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2003年1月，台湾的KURO音乐软件公司“飞行网”尝试着推出了一个以FLASH动画为基础，融入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的数字化互动杂志《酷乐志》，从而开了电子杂志在中国发展的先河。在与新媒体融合或新媒体技术开发等方面电视与杂志相比较，还是慢了几拍。当然，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是非常复杂的，这方面的原因，笔者也不回避。
4.互联网媒体（第四媒体）
互联网起源1969年，美国国防部为了加强军方的信息交流研制了军用ARPA网络，最初的ARPTNET只有4台主机，这是互联网的雏形，1990年6月，最初的ARPTNET正式退出，互联网开始向民间开放，开始成为民间传播信息的工具。
互联网作为全新的传播工具，拥有以往的传统传播工具所不具有的特殊属性，如不易掌握、信息多元、覆盖面广等，因此，尽管主流舆论挟政府权力力图改造互联网使之成为主流舆论场的附属分，但始终无法主导互联网的舆论导向，非主流舆论始终在新媒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某些时段在互联网上还出现了主流舆论与非主流舆论鼎足而立的现象，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因此而成为独立于主流舆论场与非主流舆论场之外的第三个舆论场互联网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模式，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5、除互联网以外的新媒体
新媒体的出现为传播提供了全新的工具，为社会舆论的产生与形成提供了新的途径，为主流舆论场与非土流舆论场的相互作用提供新的中间媒介。主流舆论场与非主流舆论场的融合中会产生许多障碍，如果有一个中间媒介做引导，无疑会产生更好的效果。新媒体的适时出现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目前，报纸、杂志、电视和国际互联网之间是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竞争的，每一种媒介都能充分的发挥其作用，它们同时保持一种互相参与、互相渗透、互相联合的关系，借助于其它媒体发展自身。譬如，现在报纸可以为广播电视节目做宣传，也可以充当国际互联网的媒介，同样，互联网也能宣传报纸广播电视。
被称为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息的出现比互联网更晚，它是随着手机普及率的提高井达到一定的比率才能被称为媒体的。这种媒体具有先天的不足，例如，它只能在手机上传播，而在手机普及率较低的农村地区，基本上没有覆盖面。但是，不容否认，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人群中，手机短信息作为媒体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扩展中。手机短信息的特点是:短、快、可以复制传播、覆盖面大和无线移动。由于手机短信息出现得比较晚，将其作为一种媒体来研究还不够成熟，甚至还有观点认为手机短信息不能称之为一种媒体，但是，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承载信息，而手机短信息毫无疑问承担了这一功能。
各类媒介都有自身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一种新媒介的出现，会使原有媒介产生一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各媒介对受众的争夺是长期的，各类媒介乃至同一类媒介中的不同单位间的竞争是激烈的，而且受商业利益驱动，这种竞争更趋白热化。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类媒介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径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因为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发展的必然结果。笔者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有其优越性和缺陷，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并不仅由技术先进等因素影响其存亡。从这个角度来说，三大传统媒体不会因互联网的出现而消失，至少在二三十年之内仍能顽强生存。
任何一种媒介的出现，都是由需求带动的。技术不能自发产生，传播也是只有在人与人之间才有意义。媒介是先是一种人化的产物，后才是一种社会化的产物。
二、新媒体特点
正如阳光文化集团首席执行官吴征所说:“相对于旧媒体，新媒体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消解力量——消解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实现真正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这是新媒体的最大特点。可是，离开传统大众媒体，新媒体的“新”字将何以体现呢？媒介融合一定是现在包括将来媒介生态研究的最大课题。笔者认为，媒介森林将是未来媒介形态的基本存在属性，在这个森林里，有一套完整的、相互链接的循环系统。任何的媒体存在都流淌着他者的血液。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就是传播状态的改变，由一点对多点变为多点对多点。
新媒体既拥有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的优点:完全个性化的信息可以同时送达几乎无数的人；每个参与者，不论是出版者、传播者、还是消费者，对内容都拥有对等的和相互的控制。又免除了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的缺点:当传播者想向每个接受者个性化地交流独特的信息时，不再受一次只能针对一人的限制；当传播者想向大众同时交流时，不再不能针对每个接受者提供个性化内容。虽然它依托的基础还是技术手段的演进，但毋庸置疑，这种点对点的、富有个性的传播方式确实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
传统媒体的语境设置决定了它的传播方式是“点对面”的形式。传统媒体的功能可以用窗口来形容。传者通过这个“窗口”可以自由地观看受者，而受者难以看到传者的活动。这种传播过程中话语权的不平等，决定了传播的单向性，也决定了传播中由于不能相互直接交流而带来的种种局限，甚至使媒体与受众的距离拉大。传统媒介依靠它所掌握的庞大采编队伍以及发行渠道，牢牢掌握着信息资源的拥有权。美国学者丹尼斯·K姆贝在《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利: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一书中指出，事实上，对资源的控制权乃是有关权利的内在的本质问题。传统媒体所具备的仅仅是“窗口”的功能，即拥有资源控制权的传者可以自己的观点。每年的央视春晚，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一时间，媒体把它当成头号问题对待，醒目的标题、头号的位置，突出的版面等接连不断。一时间，围绕这个话题议论纷纷，实际上公众早就知道此事，但是这段时间内那样重视它，谈论它，只是由于媒介给与它最突出的地位而己。这如同对议程设置理论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伯纳德·科恩的一句话:“媒介在告诉受众怎样想这点上大多不怎么成功，但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是异常有效”。
三、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心理分析
以下部分内容根据新标题整理一下。
正如伊丽莎白·内尔纽曼所言，在网络上人们依然害怕孤独，能够感受到“群体的压力”。但这是一个反向的螺旋，群体会通过“沉默”制造压力，而受众纵然会不服，却不一定保持“沉默”。一方面，少数意见的持有者有可能在群体意见的压力下重新审视，调整自己所持有的不同意见，产生从众的倾向，使意见服从群体，就如同研究者们所证实的那样，从众的行为并没有消失，只是程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因为网络群体压迫的对象只是个体性的载体，或者说是一个符号，他们也可能利用网络个人称谓与人格主体可以分离这一特点，摆脱原有的身份束缚，以新的面目出现、发言。积极地突破“群体螺旋”的沉默;同时，因为网络本身并不强调整体的“一致”，而且它也为“不一致”提供了多种逃遁的方式和场所，所以，还有一种情况存在，即他们不理会“沉默”，坚持己见或者挑战沉默，或者放弃沉默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意见的持有者类似于纽曼视野下的“中间分子”，只是在网络中，他们的反抗力量会在群体之外其他群体中很快得到放大，从而转变为群体之间的差异，强化意见的分类，加深意见理解上的鸿沟。简言之，当我们用“沉默的螺旋”理论来对照网络群体的影响力时，我们会发现螺旋在网络上依然存在，但其得到的回应却不仅仅是“沉默”。在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下，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影响和制约受众观点的表达。在这里观点的表达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使“优势”意见显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见者转向“沉默”，如此循环。在这种“点对面”众化传播方式下，意见的表达和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是“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趋同行动的过程。四、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策略初探
2008年3月份，国家广电总局2009广播影视科技工作总体要求，关于新媒体领域，提出了如下要求:加快网络广播电视等新媒体发展。利用互联网、通信网等新渠道，积极开展网络广播、网络电视、IP电视、手机电视等新业务，探索符合高新技术应用特点、符合新媒体传播规律的发展之路。广播电台、电视台必须把发展新媒体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发展新媒体作为提升传播力的重要途径，努力成为新媒体发展的主力军。中央三台要进一步办好央视网、国际在线、中国广播网网站，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大力发展新媒体内容产业，努力满足多种平台、多种终端的需求，抢占新媒体发展的制高点。可见，新媒体的发展，是广电发展的重中之重。2009已过半，纵观国内的各大电视台，有一些台做得不错，但整体水平依旧处于摸索的阶段。
首先要在定位上拿捏得当。多伦多学派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传播媒介的变革，新的媒介的出现，无论它传递的特定内容是什么，它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某些）变化，这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一种新媒体的出现，或者具体点说电视媒体着手利用一种新媒体，这本身就传递出这个电视台的价值理念。已有品牌的再定位，以及所利用的新媒体的品牌定位就突出地摆在了电视媒体的所有成员的。定位是品牌的灵魂，电视本身就是一个品牌，一座观众心目中的碑。把新媒体作为补充，正是目前国内众多电视媒体的做法，但笔者不敢苟同。二者不是一大一小的关系，也不是航行与加油的关系，二者应该是朝着统一的目标但用着不同的方法去努力的两个进取的好姐妹或好兄弟。平行着前进，但展现出异样的风采。
“2009年，央视网首先是要构建以视频为核心的网站概念，第二就是我们逐步要建立视频门户网站”，央视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文斌这样说。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曾在谈到央视网的终极目标时说到:“央视网的目标是建设充分体现我国国家水平和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网络电视台，成为面向全球的、多语种的互联网公共信息娱乐视听平台。”网络电视台，可以说是中央电视台新媒体建设的终极目标，它的诞生和应用，可以说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完美结果。笔者认为，这种定位很好，但问题是在那么多的竞争者中，如何进一步提升品牌的影响力将是央视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其次要在宣传上进行隐性互补。电视台属于公共服务领域，受众比较广泛，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地域人群都会选择电视。目前广告主的首选依然是电视，不少专家学者也都说这种状况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继续保持。笔者也不太敢苟同，针对像央视这样的王牌，这种说法当然没错，但是央视因为看到了没有新媒体也一样能让广告收入稳增，而缺乏一定的“忧患”意识，不注重新媒体的开发利用，那么可能在将来的媒介博弈中，央视会处于无法挽回大局的弱势处境。对于三四线城市的市级电视台或县级及以下的电台来说，生存也可能会越来越困难，一些大的传媒集团的媒介分众化都已经向农村县级城市拓展时，当地的电视台如何应对，这又将成为这些电视台的令人头疼的难题。只有深切把握住这种水浓的关系，才能在媒介的传播行为中进行精细任务分化，但要立足于大众的接受心理与信息消费需求。将信息进行整合式交互式隐性传播，制造信息热点，衍生信息品牌。新媒体有电视媒体所达不到的效果，只有对一些节目进行比较分析，看是在网络、宽频或IPTV上投放好呢，还是在电视上投放较好。
再次要在整合的深度上下足功夫。电视与新媒介的整合不能只做表面文章，网络媒体的发展更多的是体现在参与知晓网络的人的剧增，面对更为复杂的人群，如何进行有效的深度传播，电视台将面临更为巨大的考验，在整个央视节目体系中，笔者认为在深度整合上比较成功的应该是CCTV-6电影频道，通过网路，便可以对受众进行精细划分，电影频道通过网络增加与观众的互动性，通过电视将这种互动性进行深加工式（把网络传播看作天然式传播）的传播。电视，可能感觉不到观众的真实情感，但网络的点对点式参与式传播恰恰弥补了这一点，再通过电视让更多的人了解背后的那个动人的网络世界。两者的相互作用经过好几道工序，然后在参观者这一节点上进行脑力深加工。经过一段时间后，二者便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想起任何一家，都自然地会想起另一家。
最后要在整合的灵活度上进行完整把握。面对突发性事件、重大社会事件等，电视媒体一般会获得足够好的收视率，但是这样的高关注度的事件，仅仅依靠电视媒体够吗？很多观众有话要说，怎么说？仅仅提供一个网络平台让你尽情合法发挥才智够吗？大众的信息需求，电视其实满足有限，这时，电视媒体就可以利用多种形式的新媒体，进行灵活传播。对可预知事件提前进行充分信息准备。对于突发事件，电视媒体则有必要建立自己的信息库，将一些视频、图片、信息资料要进行保存，不断累积充实自己的资源库。采取多种灵活的信息传播途径，争取第一时间、第一速度将信息传达到位，同时媒体本身也要懂得灵活面对各种媒介生态危机。目前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还处于经验总结阶段，还未上升为一种成系统的理论。在媒介整合中，进行灵活式运作，将媒介生态危机最小化。
五、总结
传媒界最近几年兴起了一个热词，那就是新媒体，蓬勃的发展态势导致学术界对新媒体的研究进一步加强，纵观2005年到2009年的学术期刊，新媒体一词出现的频率极高，很多文章从各个角度对新媒体进行了分析。那么，到底什么是新媒体呢？一般认为“新媒体”就是指继报纸、电台、电视台之后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包括:互联网、网络广播、网络电视、手机电视、IPTV、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触摸媒体等。其主要特点是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表现形式也日益丰富，读者不仅可以接受信息，也可以提供甚至创造信息，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站在电视台的角度，信息传播的个性极大化、快捷简便的极大化让电视台让很多电视受众失去了依赖。在新媒体的视觉冲击下，思维模式和参与心理的变化必然带来思想观念及其表达方式的变化。网络时代受众思想观念更加开放，更趋多元化;和表达观点具有高度的自由和良好的保护性，这都将改写传统大众传播学上著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当人们越来越多的时间花费在手机、电梯、公交车、电脑等时，电视也真的应该有一点忧患意识，积极开展有效、紧密的合作活动，将与新媒体的融合打造成具有独特个性的媒介品牌。
时代还在不断向前跃进，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已是一个让人每天经历惊奇分享惊奇的伟大时代。站在一个时代的超高点，看清传媒发展本质与走向，细心触摸传媒发展的每一次脉搏的震动。实现电视与新媒体的成功融合，将会成为传媒界变革的最大事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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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畅宏.新媒体发展现状与趋势浅议[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8（2）
一、大众文化的审美现代性危机
纵观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现代性趋势：一是启蒙现代性，另一是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是审美现代性的根源。启蒙现代性高举着主体的旗帜，将理性权威化，追求个性、弘扬理性，带动了西方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转型。从鲍姆嘉通到康德再到黑格尔，启蒙主义者们不约而同地把审美活动看作理性认识的领域，或者理性活动的一个环节，理性在审美现代性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启蒙现代性为审美现代性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其崇尚理性、张扬主体的价值观念导致技术理性和功利主义的膨胀，压制了感性与非理性，这不仅妨碍了人的正常发展，还导致了人性的分裂和扭曲。最早对启蒙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美学家是席勒，他把审美作为纠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性分裂和扭曲的有效方式与人类获得自由、解放的必然途径。艺术中的唯美主义也是审美现代性反抗启蒙现代性的强烈体现，并率先提出了艺术的自律性原则。除此之外，象征主义、颓废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文艺思潮因为不满日常生活已被工具理性所控制、人性已被残害，以个性、感性、混乱、含混、非逻辑、不确定性、矛盾状态等为武器来对抗启蒙现代性的秩序、统一、理性、确定性和普遍性。作为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本是同根同源、互为补充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两种现代性不断按自身的逻辑发展演变，两者间的关系逐渐走向对立和冲突。20世纪，崇尚理性、张扬主体的现代性价值观念濒临严重的危机，前者以理性思考问题，范围包括工业化、都市化、信息化社会的出现，民族国家的兴起，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位置；后者认为启蒙现代性造成了精神生活的低俗化、平庸化、商品化、贫困化，反对物化与同一化的心智状态，谴责个性与想象力的丧失，反思价值的虚无与人的无根性，寄希望于艺术来赎救人类的心灵，认为艺术是审美现代性的典型代表。20世纪70—90年代，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出现就是对现代性的反叛，但是它与现代性又有着历史的必然联系，它不是一个时代而是一种态度；并且这种态度就扎根于审美现代性之中。后现代主义批判传统和正统，反对“科学的独裁性”，宣扬要有超越人类理性、道德和历史辖制的思想自由。反对全球性风格缺乏人文关注，排斥整体的观念，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和唯一性。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造成评判价值标准的不清楚或全然模糊，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在后现代主义的迷津中变得相当模糊和淡化，这就难免导致文化生态的失衡和社会大众文化素养的低俗化。
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以情感制作与“快适伦理”为表征的“后情感主义”审美趋向形成，当代社会正在经历“审美泛化”双向运动的质变过程，“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的社会需求，让当代艺术摘掉了头上的光环，逐渐转向日常生活。由于媒介传播技术与功能的融合，拓展了广告信息传达的创意空间，使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标新立异，丰富多样，呈现出多感官刺激和体验的多元景象。当代美学也面临着当代文化与前卫艺术的双重挑战，这场审美泛化的美学变革在保守者看来是一场地道的“美学危机”；而开明者则认为其实质是使高雅的、专门化的艺术美学日常化与普及化，当代的审美现代性打破了以传统精英艺术为核心的经典美学理论的束缚，传统的经典艺术的创造方式和审美批评理念也不再适用于新兴的大众文化或者大众艺术。这种局面本来是自启蒙主义思潮以来历代思想精英们渴望实现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现在表面上实现了，深层里却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尤其是这次变革的内在动力来源于市场资本和技术文明的控制，而非历代启蒙主义者所期待的大众的文化自觉或审美自觉。由于大众文化本能地追踪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迎合大众的消费口味，以浅层次的商品平等原则替代空洞的教条说教，以紧张工作后的轻松原则参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压抑意识的释放原则缓解社会的紧张，以自然淘汰的选择原则不断推动文化产品的更新，追求当下即得的瞬间或本能满足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流。因此，媒介融合是一把双刃剑，大众媒介促生了审美现代性以及现代艺术样式的同时，技术和市场在文化领域的强力介入加快了当代文化泛化与审美泛化的进程，高雅文化的至高地位和传统研究的学科视野受到强大的冲击。如何平衡好立场与市场这个天平，在满足大众审美趣味的同时，不丧失大众文化的伦理价值以及媒介的尊严和守望？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大众文化审美现代性的当代重构
在中国当下文化语境下，对一个尚未完成的思潮状态进行描述，并把握其本质内涵及其可能的走向，确实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当代社会，市场成为传统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解构力量，它以世俗化的方式解构经典，经典艺术的创造方式和审美批评理念不再适合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代需求必然促使经典美学的文化立场和理论视域做出相应调整，日常生活审美化及大众文化的审美研究便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当代美学既不能抱残守缺地固守已有的传统，又不能毫无原则地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它应该体现一种新型的后人文立场，深入到人的各种生存活动中，以期强化美学介入现实的力度，化解人的精神困惑。从当代的社会学美学视角来分析，大众文化及其审美意蕴有其合法性的一面，新技术带来的视觉冲击和想象新时空，为经典美学带来了新活力。确认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意义与普遍价值，研究资本与媒介融合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深层影响，剖析大众文化审美心理，重构当代审美理念，重新审视人类媒介融合背景下审美活动的精神特征和文化功能，发掘现代高科技带来的新型审美想象力元素和文化民主化元素，构建一个生态的现代大众文化系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大众进行消费的商业型文化或商品性文化，不是从大众中自发产生和主动接受的文化，大众并不是真正的主体，而是被动的客体。尽管大众文化中的媚俗艺术的“审稚病”不可避免地存在，但是它毕竟为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认识的可能、教育的可能、休闲的可能、猎奇的可能及搞笑的可能。大众文化的审美化促成了审美与生活的双向互动和深度沟通，当代美学将关注点聚焦到普通民众的审美需求、心理诉求、趣味喜好、主体角色等问题上来，而不是像传统经典美学那样偏重于考察少数精英的创作心理、灵感想象、才能技艺、审美理想，从而在质的意义上大大拓展美学研究的视域，丰富美学研究的内容。当代美学要深入探讨审美与功利之间的双向性互动关系，探讨本能感性对于审美文化的深度建构功能，探讨如何以审美的形式回归、凸显、敞开功利基础的问题，而不是像传统经典美学那样偏重于考察审美对于功利基础的消解、净化、升华。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应该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维度的意义追求和精神提升。现代大众文化是依赖现代传播实现的，互联网时代，一切都被异化着，所有原生态的文化都被新技术方式赋予了新的解释，媒介所拥有的可控制性和交互性对当代社会中的交往产生影响，移动互联网成为未来所有行业、所有企业、所有组织的新运行平台，个人与集体在媒介的影响下，对社会和整个世界进行描述和反思，延伸了文化在空间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消解了传统媒介之间的边界，使各类媒介的广告表现手段和形式趋于融合。各类媒介之间失去了因信息符号、感觉通道、技术特质而形成的垄断优势，竞争的焦点不再是媒介固有的技术特性而是在信息策划和信息内容方面的比拼。此时作为媒介的互联网，不仅仅只是一个工具，而是逐渐发展成一种思维方式，互联网思维是相对传统的工业思维而言，具有碎片化思维、粉丝、焦点、快速、第一等特征，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
当然，无论媒介技术如何革新，无论市场如何风云变幻，媒介本身只是一种科学的符号，是一种特殊的、可控制的、历史的物质形态，最终服务的都是消费者；只有深刻洞察消费者，才能真正主宰市场。媒介融合造就了现时代媒介受众的消费心理风格和品位，这是进行文化传播定位时所要考虑的出发点与关键点。受众需求具有两重性，即差异性和相似性。一方面，受众的需求因性别、年龄、收入、居住、地点、文化传统及需求层次的差异而千差万别；另一方面，又有相当一部分受众在对传播的需求上、媒介消费上及生活轨迹存在着相似性或一致性。新媒体传播呈现出用户主导和市场调节两大显著特征。大众传播的首要任务就是承认差异，尊重个体，做到细分目标受众群，找准媒体自身的定位，放大新技术特性对受众需求的切合点。大众文化传播是一个完整的创造性过程。传播不在于叫喊声有多大，而在于叫喊的内容。媒介融合使单向传播被双向互动传播所替代，大众传播向小众体验至上转型。碎片化的消费者会出现在他感兴趣内容的平台上，去搜索其关注的人性化内容。大众文化的创造要从两个层面加强，一方面，从文化内容生产者和创作者来说，应加强自身人文艺术修养，探索多元化表现元素和互动的媒介形式，在科技和人文的交汇点上找到自己的坐标，敢于跨界融合，协同创新，将传统二维静态、三维动态与现代多维的、互动媒介相结合，将文化精神与视频内容有机结合，做到艺术、科技与商业的完美融合，让流通的商品具备可赏性，即建立在可信度基础上的可加以鉴赏的审美品质。另一方面，从接受者来说，消费大众如何具备识别和享受艺术的素养也是一件最要紧的事情，当代美学要洞悉公众的艺术素养在艺术活动中的新的主导地位和新的主导功能，当代的审美与艺术研究不再是艺术的审美品质而是艺术的公赏力，应该把研究重点真正放到公众的艺术素养及其培育和提升上。可见，泛审美不是低俗，而是从个体出发的主动的审美亲近。审美活动是对于审美对象的直观感受、鉴赏判断、情感交流和智慧感应，大众文化是一种特定场景的符号，是一种流行时尚、文化和生活方式，这场审美泛化的美学变革是文化泛化大潮中的一个缩影，是美学自身对日常生活艺术化的理论应变。调整了视野后的新美学，应该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为立足点，为新时代的文化变迁提供一种合理的理论支撑，并进一步提炼其中蕴藏的审美新经验，使之凝聚成人类文化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
未来的大众文化传播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技艺，而是要有效地传递一种思想和精神，一个迷失了文化的国家是很难建立起民族的自豪感和荣誉感的，因为未来传播竞争的焦点不再是媒介固有的技术特性，而是文化竞争力和话语权的竞争。媒介融合背景下大众文化的审美现代性研究将继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更宽阔的视野去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况，追问生命的价值，探索生活的意义。只有认真彻底地分析和解剖，加以批判性地引领，重建人文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内涵重新注入流行的大众文化之中，才能构建真正代表普通民众的原生性的大众文化。
作者：汪瑞霞黄海波单位：常州工学院常州大学
摘要：数字技术的出现，对于既有媒介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以互联网与手机为骨干的新媒体正在迅速取代既有媒介的市场。面对冲击，媒介经营者亟思转变，希望救亡图存。媒介融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思潮。不论媒介采取何种融合策略，其根本都是透过资源共享和节省成本的方式，来提振媒介的竞争力。这种思维固然能够在节流上产生一定的功效，可是面对日益偏移的市场，却没有提出足够积极的因应之道。从事业经营的层面来看，将媒介经营提升到策略层面进行全面性的思考，应该才是在认清未来市场变化的状况下，提出有效因应之道的方式。
数字技术的出现对于媒介生态的改变是明显且巨大的；而且这项传播革命仍然在迅速地推进与演化之中。面对数字技术的重大冲击与快速扩展，既有媒介的经营势必遭受重大的挑战。如何力挽狂澜，自然是媒介经营者必须积极面对的课题。媒介融合就是这种时空背景下的产物；强调的是透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跨媒体的资源整合，以强化现有媒介的生存与竞争能力。这方面的思考与研究近年来成为媒介经营的研究重点。
然而，不论以哪种方式进行融合，其主要诉求仍然在于资源效率的提升；（AndrewNachison，2001）而没有对市场结构的变化，作出太多的探索与因应。这样的取向是危险的，因为当市场结构与市场边界都已经改变或重划的时候，不根据现况进行策略调整，就直观地将解决方案设定为资源效益的提升与费用的节省之上，就很可能会因为策略的偏差而陷入资源虚掷的窘境。因此，对于市场结构的探索，及进行经营策略的修订，应该是比资源整合更为优先的议题。据此，媒介经营的探索应该以市场的改变为观察基础，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为策略修改的方向，然后透过媒介融合作为绩效提升的手段，才能真正为媒介经营效益的提升作出实质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思索，在思索如何进行媒介融合之前，针对未来媒介经营的探索至少应该包含下列层面：（一）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二）竞争层面与竞争对手的变化，（三）媒介经营战略的思考，（四）主要策略行动的建议。
一、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
回顾媒介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媒介产业的结构变化，多与传播科技的重大发明关系密切。具体言之，没有印刷术（Printing）的成熟，纸质媒介就无从产生；没有菲林（Film）的问世，电影工业就无从发轫；没有模拟（Analog）技术的发明，广播与电视就无法成为现实。当然没有数字技术（Digital）的诞生，互联网也就无从着床与成长。（让•诺埃尔，2007）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发明之前，每次传播科技的变革虽然都会改变媒介生态，并且重新划分媒介市场，但是这些传播技术各有其局限性，因此新生媒介无法完全取代既有媒介。正因为这样，互联网出现之前，媒介产业的竞争基本上是同类媒介之间的捉对厮杀；即报纸与报纸竞争，广播与广播互比苗头，电视与电视相互比拼。
这种因为技术壁垒而形成的市场区隔与竞争态势，在数字技术发明之后，至少在理论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
1、数字技术能够将各种类型的传播信息转化成为统一的数字格式加以储存与传送(文字、图片、影像、声音)，并且可以在同一接口上，还原为原本的信息格式，同时呈现给信息受众；并且这种数字格式的信息可以长久保存于互联网和数据库之中，供全球网民随时主动取阅、复制、收藏与转发。
2、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个人计算机系统，让长期以来处于被动的信息受众，具备了主动发送信息的能力。这种转变让长久以来，以专业人士为范围的媒介竞争发生了改变。更具体说，在茫茫网海中的任何一个网民，都有可能因为散发了吸引受众的信息，而迅速地成为广受欢迎的信息来源，并且可能因此名利双收。
3、数字技术带来的设备变革，让信息传递几乎不用成本。尽管互联网的建设与维持费用十分惊人，但是这笔费用却是由网络平台的经营者与全球网民共同分担，因此任何信息的产制者都能够以几乎不花成本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递。特别是互联网提供的免费电子邮件功能，更是让任何类型的信息产制者（包含：专业与业余，持续性与间歇性）都可以随时主动出击。（戴维•史陶，2004）这种改变打破了进入媒介产业的财务门坎，让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建构自己的媒介组织和受众社群，因而对现有的各种专业性媒介造成了巨大的营运威胁。
4、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爆炸，让专业性媒介的重要性日益下降。专业性媒介是透过信息产制与递送来赚取利润的事业单位。为了创造信息的价值，专业媒介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来搜集、撰写与编制各种信息成为商品。但是，不论组织规模再大，资源再丰沛，都无法与广大、匿名且充满各种不同专业技能的网民相比，尤其网民并不是固定的职业，而是各种社会专业人士的另一种身份。（翟本端，2001）尤有甚者，网民并不依靠产制与散播信息为生，且没有必须产制信息的义务，因此往往是在信息与他们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极度相关的状况下，才会主动出击。尽管这种信息产制与发送方式在组织性与时效性上，仍难与专业媒业媲美，但是在信息的专业性上，有时比专业媒介所涵盖的层面更广，更深入，也更精确。
透过上述对于数字技术的研析，可以发现数字技术的发明是对传播设备，信息产制技术、信息发送方式及媒介经营环境等层面，所同时发动的一场根本性的传播革命；而这场革命牵动的层面不只是媒介组织的内部变革，而是对媒介组织的存在方式所展开的一场严峻挑战。
二、竞争层面与竞争对手的变化
虽然媒介在社会体系中，被赋予了许多不同的角色，但是纯就经营层面而言，媒介与其他产业相同，无法规避财务压力的制约，因此开发与维持资金流的顺畅自然是研究媒介经营的首要议题。从营销的角度来看，任何产品如果可以为组织带来金流，就表示这项产品的质量、功能与价值被市场所接受。相对于此，则表示不具备市场价值。（查尔斯史，2003）再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如果商品带入的交易金额大于投入的资本，就表示有效投资。相对于此，则代表无效投资。在有效投资的状况下，即使资源的使用较为浪费，充其量也只是收益的衰减而已。但是，在无效投资的状况下，则无论资源被多么有效的整合与运用，也会因为没有市场，而产生不了任何收益。（刘凤鸣，2005）
现实的状况当然比这个简单的陈述复杂的多，因为同类商品的供货商有许多，因此只有具备竞争力的厂商，才能因为获得市场的支持而存续与发展；至于不具备价格、功能、品牌或质量优势的供货商，即便市场存在，也难免被淘汰的命运。这样的逻辑固然更为周延，但是却没有将环境的变化纳入考虑。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市场不断地被消灭与重生；市场的边界也不断地被争夺与重划，因此以既有产业边界内的对手为竞争对象的思维已经不敷使用。事实上，现代科技的发展结果常常是创造一些新兴产业的同时，也造成一些产业的衰败。对于新兴产业而言，规模再小也是生机无穷；但是就衰败产业而言，则常常是大鲸鱼跟小虾米一起灭亡。（金伟灿，莫伯尼，2005）
为了提升竞争力的分析高度，竞争力大师麦可•波特（MichaelPorter）建构了著名的五力分析模型。（麦可•波特，1998）他认为企业不但需要注意既有的竞争对手（existingcompetitors），更不可以忽略潜在进入者（potentialentrants）、替代者（substitutes）、供货商（suppliers）和买主（buyers）的影响力。从麦可．波特的理论，可以很容易理解录音机、八厘米摄影机、录放机为何迅速消失。用相同的理论架构来分析媒介产业，也可以清楚地理解为何当互联网用户急遽上升的时候，各种既有媒介的经营会压力日重。
在五力分析模型的架构之上，波特进一步为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三种通用策略，分别是：全面成本领导策略（overallcostleadership）、差异化策略（differentiation）与焦点集中策略（focus）。全面成本领导策略的重点就是追求最低成本的策略。这个策略的核心与媒介融合的要义基本相同，都是透过资源整合与效益扩张的方式，来降低成本与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不过，全面成本领导策略往往是企业在遭遇市场滑落或是激烈的价格竞争时，才会实行的策略。差异化策略的重点在于利用各种方式，让消费者感觉到产品与众不同，因为无法接受替代品而对企业产生忠诚度，进而使得竞争力能够提升。对于注重品牌策略的企业来说，差异化策略是他们的策略核心；其要意是透过展现各种层面（质量、功能、质感、知名度）的不同与卓越，来规避价格竞争的压力。从营销的角度来看，这个策略就是透过强化产品的附加价值来强化企业竞争力的策略思维。（菲立普•科特勒，1993）焦点集中策略则是针对中小企业或者是遭逢重大市场变革的大型企业所设计的策略，其核心概念是透过锁定特定目标或自己的核心专长来提供服务或产品，以降低风险及增加效益。例如：当全球争相进入庞大的计算器市场时，英特尔选择焦点集中策略，集中资源成为全球中央处理器的龙头。（提姆，1998）
根据波特提供的三种策略来分析媒介经营，可以发现媒介融合的取向，其实就是全面成本领导策略的延伸。这种策略取向固然表面上对于以大众市场为目标的媒介产业十分合适，但是却没有对产品的差异化与市场结构的变化做出太多的思考。事实上，从产品差异化的角度来看，媒介经营如果能够创造出差异化，是可以掌握市场，产生经济效益的。例如：在互联网已经大行其道的时候，苹果日报于2003年在台湾开始发行。透过独特的编辑政策与版面设计，立即获得广大的市场占有率。虽然对于苹果日报的批评始终不断，但是丰沛的收入却不得不让其他媒介眼红。同样地，当各家有线电视流血厮杀，竞逐日渐萎缩的广告收入时，HBO大胆放弃广告市场，首创“全天候，无广告”的电影滚动播映模式；结果大受欢迎，成为最成功且收费最贵的电影有线频道。（彭吉象，2006）
相对于此，许多历史悠久的媒介，却因为抱残守缺，一成不变，而必须面对江河日下的营收与负债累累的压力。例如：号称历史最悠久的瑞典报纸——《邮政与国内新闻报》（PostochInrikesTidiningar）（北方网，2006），具有九十年历史的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的晚报——《首都时报》（CapitalTimes）（北方网，2008），具有七十几年历史的中国党报——《中央日报》（南方周末，2006）都纷纷停止印刷版的发行，只保留了网络版的持续发行。与甫上报架、即被横扫一空的Vogue时尚杂志和壹周刊相比，这些报业老兵必定为自己的无力回天而潸然泪下。更可悲的是当这些老牌媒体的香消玉殒根本无法引起关注与同情。例如：《纽约时报》的发行人沙兹伯格接受以色列《国土》报访问时说：“《纽约时报》正处转型期，转型之旅的终点就是停止印刷纸张形式的《纽约时报》。”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印刷版的）《纽约时报》会不会在5年内停掉，但你知道吗？我根本不在乎（这件事）。”（中国评论新闻网，2007）
再就焦点集中策略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发现过去媒介以匿名大众为目标顾客的“大市场理论”已经逐渐失效。反而是那些针对某些族群的特殊需求，或是以满足社会大众某方面兴趣为目标的媒介能够屹立不摇。例如：英国的太阳报就是以追逐名人的私生活为主要诉求的报纸。尽管该报强调的“狗仔文化”饱受各方抨击，但是营收的不断扶摇直上也是不争的事实。（郑保国，2004）此外，在加拿大率先推出新闻播报之后，英国、美国、日本都认为市场潜力广大，而纷纷起而效尤。（北方网，2006）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媒介都必须放弃立场，走回“黄色新闻”的老路，但是却点出了未来媒介的经营不能只专注于信息的产制与发送而已，而是必须同时与社会大众的某种需求相结合。
三、媒介经营战略的思考
这是个快速变动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组织可以永远屹立不摇。除了奇异和国际事务机器等极少数的企业之外，过去许多名闻遐迩的国际级企业，例如：迪吉多计算机（彼得•圣吉，1994）、王安计算机（陈中兴，2007）等，现在都已经积弱不振了。造成这些企业衰败的原因不是资金、技术和品牌，而是忽略市场的策略失误。媒介经营也是一样。根据市场所进行的策略思考往往是决定兴衰的关键。如果迪吉多计算机的创办人兼总裁欧森（KenOlson）不要武断地认为全世界只需要五台超级计算机；如果王安计算机不要乎视随机存取内存的市场前景，今天全球计算机市场的状况不会如此。同样地，如果媒介经营者忽略互联网的优势，或者是找不出因应的对策，那么就很可能被市场淘汰。
蓝海战略就是在这种思维下被建构出来的。金伟灿和莫尼伯（Kim,W.Chan&MauborgneRenee）认为，在既有疆界里的竞争，势必因为同构型过高，而让产品与服务失去特殊性，于是造成价格竞争，利润降低，最后厂商彼此厮杀，血流成河，让整个市场成为“红海”一片。败者固然退出市场，胜者也元气大伤。因此，他们建议跳脱既有思维，藉由重划市场边界的作法，找出新的需求，才能让自己摆脱竞争，悠游在清凉的“蓝海”之中。他们并举出太阳马戏团、星巴克咖啡、西南航空、黄尾袋鼠葡萄酒、四季饭店等快速窜升的企业为例子，来印证他们的理论。质言之，蓝海战略的核心概念就是主动重新划分市场边界；而不是等待市场的改变。同时，由于市场边界的改变，竞争对手与竞争方式也都会连带的改变。因此，蓝海策略可以说是藉由改变游戏规则，来赢得市场优势的策略。
这个道理对于媒介产业来说也是一样的。现在，既有媒介的主要竞争者绝对不是同业，而是互联网的经营者与骨干线路的提供者。先以报纸来说，当报业拼命降低售价与广告费的同时，互联网却是免费提供各种信息，而且速度更快，取得更方便，也可以复制与储存。再以电视来说，当电视台仍在拼命拉广告的时候，有线电视与互联网则是以抽成分红的方式，对观众进行直接销售，向厂商展现具体效益。广播电台的情形也好不到哪去，在网络广播提供的频道中，听众可以收听到几乎全球各个电台的播音。电影的情形更是让人担忧，除了网上免费下载之外，骨干线路的提供者也已经积极朝向随选电视（VideoonDemand，VOD）的方向迈进，观众可以透过以个别节目付费的方式，在自己方便的时间观赏电影与电视节目。（彭群弼，2008）与此同时，手机也不甘寂寞，除了可以接收手机报，收听广播，下载歌曲，玩电动游戏之外，3G技术的逐渐成熟势必会与随选电视结合，对电视台的营运造成影响。（布兰登博格，2004）
根据墨尔（Moore）的创意扩散曲线图，可以知道任何新的创意与技术，在开展初期都只有少数的“创新者”会接受与使用；随着技术的成熟，“早期接受者”将成为市场扩张的基础，其后“早期主力消费者”及“后期主力消费者”会带动市场的移动，让新的创意与技术成为市场主流。不过，墨尔的研究也指出不管市场是否已经移转，总是还有部分的“后知后觉者”，很少使用或拒绝使用新的创意与技术。（SethGodin，2003）从这个角度来看，既有媒体仍然能够持续存在的原因，应该是新创意与新科技的发展与扩散过程仍然没有完成。但是，随着创意与技术的日渐成熟，既有媒介的市场虽然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势必大幅度萎缩。因此，执着于既有疆域的竞争策略，应该是无法振衰起敝的。
四、主要策略行动的建议
美国有句名言：“如果打不过他，就加入他。”（Ifyoucannotbeatthem,jointhem.）今天，虽然以互联网与手机为主角的新媒体仍然在蜕变与成长之中，但是对于既有媒体的市场瓜分已经开始。媒介经营者应该积极思考的是如何因势利导，而不是奋力抵抗。根据蓝海策略的理念，创新的概念不是将现有的产品与服务完全扬弃，而是根据未来市场的环境，找出自己的核心优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市场边界的移转。从这个理论来看，根据既有媒介的主要优势与劣势，可以归纳下列几个主要的策略行动如下：
1、信息搜集：既有媒介多是专业型的组织，信息采集的方式是系统化与组织化的。不过，再大的组织都无法将信息搜集的触角伸到每个角落，因此在信息的搜集能力上，是很难与广大如海的网民相抗衡的。但是，作为专业性的组织，既有媒介的工作者的确比缺乏专业素养的网民，在专业性及接近重大事件的方面享有优势。因此，既有媒介应该集中资源在网民无法接近的信息来源，挖掘有价值的信息，以提升自己的信息质量与社会公信力。至于，菲重要性的信息，可以参考西南航空的方式，（凯文•傅莱伯，贾姬•傅莱伯，1999）以“特约记者”或“义工”的方式，来降低运作成本及扩展信息的搜集面。
2、内容产制：既有媒介的工作者具有专业素养；而网民则具备巨大的信息搜集能力。将二者善加结合就是改变现有模式的作法。换言之，将网民提供的信息，加以查证后，再以专业手法改写与编辑，就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产制大量的信息。促使这种策略变革成功的关键在于采访力量与编辑力量的调整。
3、信息传递：固然“后知后觉者”仍然会坚守既有的传播管道，但是以互联网与手机为骨干的新媒体正在迅速扩张。由于新媒体的“平台”特性，各种传播管道（文字、图像、影像、声音）都会被整合，既有媒介在传播管道上，可谓疲态渐露。面对这种颓势，既有媒介如果仍然苦思待变，似乎不是明智之举。相对于此，从“竞争”思维转化为“竞合”思维，（布兰登博格，2004）应该才是较为可行的方式。借用麦可波特的产业链理论，既有媒介可以思考缩减过去从信息采集、信息产制、信息配送的一条龙作法，将自己定位为专业的信息产制者，与新媒体的平台共荣共利，而不是壁垒分明，一决胜负。
4、信息纵深：长久以来，既有媒介传播的信息都有消逝性的缺憾。通常的状况下，报纸的信息存活只有一天；广播与电视当播送完毕，就难以回溯；电影只要下片，就只能等待下次上映。数字技术发明之后，这些障碍迅速消除，也为既有媒介创造出另一片天空。从长尾理论的角度来看，在广大的阅听人中，其实有许多对过去资料的需求被忽略。以Rhapsody网络唱片行为例，经过调查，他们在网络上专门销售那些销量很少的音乐。因为所有的音乐销售场所，都把注意力放在畅销歌曲的销售上，Rhapsody反而可以独占那些只有少数欣赏者的音乐市场。虽然每首音乐的销售量很少，但是这也正是他们能够以极低的价格取得音乐授权的筹码。透过庞大的音乐数据库，即便每首歌的购买者不多，但是加总起来，也可以创造极大的利润。（克里斯•安，2006）同样的道理，既有媒介长期以来累积的信息内容，可能正是一个未被发掘的宝库。透过与互联网结合，加上电子邮件、付费下载、RSS（ReallySimpleSyndication）订阅及大量客制化等功能，原本储藏在媒介数据室里的信息，都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产生价值的产品。
总之，在这个不断变换的年代，任何产业都必须在价值链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并且集中资源发挥所长，才能在市场上持续存活。更重要的是，经营者必须理解这个定位会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转变，审查时势，勇于创新，找到价值是经营者的责任，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关键词：媒介融合;传统文化;传播;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7-0008-02
以往，传统文化传播依托传统媒体，随着媒介的不断创新，传播方式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迅速转化。新旧媒体融合使传统文化扩大了传播效果和影响，提供了新的转化平台和载体，以及新的途径和方式。所谓“媒介融合”，是指“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融合的基础上用一种终端和网络来传输数字形态的信息，由此带来不同媒体之间的互换性和互联性”[1]。利用媒介融合，可以充分利用新旧媒体的各自优势，实现传播内容融合和传播方式融合。
一、媒介融合给传统文化传播带来的机遇
（一）传统文化传播内容融合
传播内容融合是指将不同形态传播内容如报刊、书籍、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等的文字、图像、声频、视频等形式的内容加以数字化整合，形成跨平台、跨媒体的使用和传播，利用数字化终端，生成多形式、多层次的内容融合产品。对于将传统文化由传统媒体传播转向媒介融合并加以传播，同志曾要求“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为传统文化传播内容例如文物、古籍等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融合与转化提供了高屋建瓴的指导。
我国传统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如何在媒介融合中实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新的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中必然要对传统文化内容进行新的整合、选择、开发、规制，以便于符合传播发展的新趋势。内容融合，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能够使得传统文化在传播时如虎添翼，使得其在传播中更好地展现传统的民族性和原创性以及时代的延展性和创新性，也能够更好地在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传统文化传播方式融合
首先，内容融合的目的是实现不同媒介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结合，报纸、书籍、广播、电视和网络可以以一种“多媒体编辑”的方式进行传播，这种“资源共享、传输融合”的方式是当前媒介融合的最大显性表现，将传统文化的资源应用在各种传播媒介，是其弘扬光大、传播传承的最新方式;其次，传播平台在一个大平台上实现有机整合，从而使得传统文化传播方式在平台整合基础上最终以网络为主要平台以数字化大容量、高速度、高清晰、综合性、广受众的方式得以进行。指出：“大力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2]，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媒介融合将会与时俱进，兼具几种甚至全部媒体的传播方式的优点，“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2]，掌握媒介融合传播方式的新特点、新优势给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
二、媒介融合给传统文化传播带来的挑战
（一）传统文化传播内容的规制挑战
在我国媒介融合刚刚起步而又迅速发展的阶段，迫切需要对于融合中的各种媒介进行选择与使用，以达成传统文化内容的有序、规范、高效、深入传播。但是在传统文化内容的多种媒介传播中，已经造成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现象与本质等对立的传统文化的分化边界被消除，“传媒所产生的拟像铺天盖地，形成一个比现实更现实的超现实独立领域”[3]，这种超现实会给传播内容的受众教化功能的效果造成“双刃剑”的影响和后果。传统文化作为“软实力”核心内容，体现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实现其在媒介融合视域下的传播效果评价与传播功能的最大、最佳化，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根”与“魂”，“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2]。传播内容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决定于媒介融合的选择与控制，而选择与控制取决于传播的管控规制与发展规制，在媒介融合视域下的传播规制给新旧媒体的选择与控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何实现“管控”规制与“发展”规制的融合与有机结合是传统文化内容传播的一个崭新的课题。
（二）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技术挑战
数字化技术发展使得技术更新换代十分迅速，媒介融合正是在技术发展中不断拓展与模糊传播边界、细分和扩大受众。这种技术发展与挑战要求传播者具备高度的传媒素养;也要求受众在接受传统文化传播中需要不断随着技术的发展掌握新技术、新技能，尤其是IT技术。随着“知沟”的扩大，不同受众的认知能力与传播方式对传统文化传播提出技术挑战;同时，媒介融合在传统文化传播中具有技术先导性，随着数字技术、卫星技术、多媒体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在极大推动传统文化传播的同时，由于新旧媒体的各自特点与优势也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异化”的问题，造成人们对于媒介融合技术尤其是新媒体的过度依赖，所构成的“是一种‘真实’的虚拟空间”[4]。这种面对新技术的“主体性”缺失的“异化”会给传统文化的受众的辨别能力、接受能力和传播效果的广度与深度带来不利影响。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传统文化传播的创新
（一）应对传播内容规制的挑战，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媒介融合对于传统文化内容的传播传承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传统文化传播的媒介融合中，最重要的是内容融合，传播内容的开发发掘作为新媒体产业的核心与支柱，要求在媒介融合中遵循传统文化传播“内容为王”的管控规制原则与发展规制原则，这是传统媒体传播中的“基石”，也是新媒体传播中的“铁律”。
首先，“创造性转化”就是把以往的媒介形式的传统文化内容“创造转化”为新媒体文化，使传统文化内容具备新媒体文化传播的特点，尤其是新媒体文化的传播优势，这就要求在媒介融合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挖掘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文化内涵，并利用媒介融合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播形式、载体、内容转化，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焕发新的生命力。“管控”规制要求对于媒介融合做出政策调整，对于传统文化传播内容来说就是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新媒体传播中都使其不脱离民族属性和传承性，具备民族特色的传统性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因此，在管控规制原则中，要求我们在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后，既要坚持传统文化内容转化的原创性，获取原始的第一手的文化资源，保持传统文化转化内容的独特性，转化为不同受众的独特个性化的文化资源;又要保证传统文化内容转化的实用性，体现转化内容的特色与深度;还要有的放矢，具备可信度，吸引受众，拓展转化内容广度。
其次，“创新性发展”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功能通过新旧媒体融合向着正面的因素即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正能量”的传播提供支持。“发展”规制要求既为传统文化传播内容提供传统媒体的发展空间，又使其发展遵循新媒体内在的规律，最大程度地实现传统文化传播内容有机融合、发掘开发与传承创新。因此，在发展规制原则中，要以传统媒体传播中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核心价值与内容基体，又要以新媒体的创新创意为激活要素，推陈出新，增强感染力、丰富和创新传统文化内容的表现与存在形式;同时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容与平台的创新性和先进性，使传统文化转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部分，顺应时展与创新的趋势。
在媒介融合中，通过管控规制和发展规制，传统文化在媒介融合的传播过程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对于传统文化传播的管控规制求得规范与有序，以发展规制求得繁荣与丰富，从而使得传播传统文化在与媒介融合的政策规制的调整创新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应对传播方式的技术挑战，推进“数字化改造”与“数字化传播”
数字化是应对媒介融合中的传统文化传播发展的必然方向，数字技术是提高传播效果的利器，也促成传统文化的传播新模式。新媒体的大传输量、高速率、移动性的特点，实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形成基于多种媒介整合的“立体式”、“集成式”的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多功能传播，例如实现报刊与网络的融合，形成电子出版;广播与网络的融合，形成网络广播;网络电视媒体的产生，形成卫星电视以及IPTV。数字化技术完全颠覆以往的单向性的传输技术，转而以融合的媒体实现自身的技术转型，走出技术困境，实现传统媒体利用新技术的改造升级。
首先在传统文化的数字化改造中，应针对不同传统文化资源及时进行多种融合媒介的抢救、发掘、保护、开发，通过各种数字技术手段如拍照、录音、摄影、摄像、复制、记录，使得这些优秀文化资源不至于因为岁月流逝而消失;其次要通过数字化进行多媒介融合式的研究与传播，使得这些沉寂、静止、古老的传统文化资源获得新生，并在媒介融合的时代通过不同媒体技术的数字化发挥其作用;再次是通过发挥数字化技术优势，在媒介融合建设中实现全社会、全方位、全领域、全时段的传播，在传播效果“子弹论”逐渐式微的今天，传播学更强调受众对于传统文化的“使用与满足”;数字技术能够较好地通过媒介融合使得受众“浸润”在数字化时空全覆盖、数字化传受互动、数字化自主选择的传统文化传播中，走出“异化”的困境，主动“使用”、“选择”、“接受”和“满足”，使得传统文化产生积极的传播效果。
1.与其他类型影视产品趋同2009年2月，搜狐“高清影视剧”频道上线，向用户提供正版高清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同年8月，搜狐视频“纪录片”频道创建。纪录片上线速度与其他影视产品类型如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动漫趋同。除了视频网站这种主要的媒介渠道融合形式，其他的微博、微信等渠道也迅速地被纪录片制播机构和纪录片从业者、爱好者所使用。2010年10月，微电影《老男孩》首映。之后，经过短短一年的时间，微电影从无明星、无名导、无名编的草根产品迅速发展成明星、名导、名编剧都热衷参与的新型影视产品。微纪录片也随之同步出现。2010年，凤凰视频首先推出了“微纪录片”概念，5分钟至25分钟时长的纪录片除了具有纪录片本身的真实、权威等特点外，更符合当前受众信息需求习惯。其为企业量身订做的微纪录片更是探索了纪录片新的盈利模式。2010年起，热播电视剧、电影网络版权价格迅速飙升，视频网站开始了节目“自制”的探索。爱奇艺最早尝试做网络综艺节目，打造了《爱go了没》《以德服人》《青春那些事儿》等自制综艺节目;优酷网为高晓松量身打造的《晓说》，是中国第一档全自由发挥的历史知识类脱口秀节目;土豆上线了益智类综艺节目《明星斗地主》;搜狐视频于2012年10月推出的《屌丝男士》第一季曾一度占据网站电视剧排行榜之首。与这些网络自制节目类型几乎同步，网络自制纪录片也开始出现。2011年，搜狐视频大型日播纪录片栏目《大视野》正式上线开播，这是中国在线视频网站首档原创自制纪录片栏目。之后，爱奇艺视频、凤凰视频、优酷网、腾讯视频等视频网站都推出了自制纪录片。2013年优酷网联手“极限情侣”张昕宇、梁红打造的纪录片《侣行》点击率过亿。从渠道的利用、形态的变化、生产的模式来看，纪录片媒介融合实践与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等品类几乎是同步进行，只是由于纪录片受众群相对较小，引起的关注并不像其他品类那样强烈。
2.商业视频网站类纪录片产业主体表现积极从互联网诞生到媒介融合加剧，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纪录片像影视剧一样从传统电视媒体和影院中走出来，与网络媒体迅速结合。由于具备较为完全的商业属性，加上互联网具有的“长尾”效应，商业视频网站向几乎所有类型的影视产品张开了怀抱，纪录片也身在其中。2009年以来，搜狐视频、爱奇艺视频、网易视频、乐视网、凤凰网、腾讯网、激动网、酷6网等视频网站都开通了纪录片频道，2013年土豆纪实频道、新浪纪录片频道也已开通。这些商业视频网站几乎都与国际国内知名纪录片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能够提供大量的经过初步分类的纪录片在线视频;尝试推出自制纪录片反向输出的传统电视机构以及其他新媒体。以搜狐视频纪录片频道和爱奇艺纪录片频道为代表的商业视频网站积极参与纪录片产业内的各种活动，以确立身份和树立品牌。2012年，搜狐纪录片频道支持了广州纪录片节及第十八届中国纪录片年会;2013年，爱奇艺在中国国际纪录片节上成为首席官方合作网络视频媒体，举办了主题论坛;2011—2013年，爱奇艺成为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合作媒体。这一系列公关活动足以证明，商业视频网站类产业主体十分看重纪录片所负载的商业价值，并希望成为纪录片产业中的重要力量。
3.播出渠道融合为主要融合模式在视频播出渠道融合、生产渠道融合、营销推广渠道融合、产业化综合渠道融合这几类中，最主要的融合形式是播出渠道融合，即电视、电影纪录片向视频网站、IPTV、互联网电视等新媒体直接输出，或者新媒体直接引入电视纪录片栏目，根据电视节目的进展实时更新。纪录片在互联网渠道重新获得了更多关注，单片出现上千万的点击率比较常见。
二、纪录片产业媒介融合实践中的问题与缺陷
媒介融合是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良机，也是其快速成熟的突破口，但是我国媒介融合的整体实践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进入媒介大融合的高级阶段。纪录片和其他品类的影视节目一样只能在现有的媒介融合阶段进行各种自发的、初步的、浅层的摸索，加上纪录片自身市场化的速度落后于电影、电视剧、真人秀等其他类节目，产业链一直处于断裂的状态，所以纪录片产业在媒介融合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与缺陷，阻碍着纪录片产业实现更为快速的发展。
1.停留在初级层次的战术性融合战术性融合(ConvergenceofMediaTactics)是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杂志)与新媒体(互联网、手机)之间在内容和营销领域的互动与合作。①这种融合并不涉及媒体所有权合并，而是属于比较浅层次的融合，因此称之为“媒体互动”更为准确。②从当前纪录片的融合实践看，渠道融合是主要的形式，达成这种模式的基本手段就是各电视台将纪录片或纪录片栏目网络播映权直接出让或出售给各类有视频播放功能的网站，这样纪录片能够继续扩大影响并逐步实现再次盈利，网站也能够满足更多受众的收看需求。这就属于媒介融合中浅层次的战术性融合阶段。“通过所有权的合并，媒体融合将进入更深的层次，那就是组织结构性融合(StructuralConvergenceofMediaOrgan-ization)”③。“组织结构性融合的特点是一个传媒公司或者集团同时拥有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形式，各媒体之间在统一的目标下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的共享、开发与整合，各媒体平台协同运作，使媒体公司或集团产生1+1+1＞3的效果。”④就我国当前的管理机构而言，同时管控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网站的情况已经很常见，但这些媒体大多各自为政，缺少真正的互通互融。同时，由于电视台的自办网站也因其国有性质而不必参与像商业网站那样残酷的市场竞争，在集团中具有“圈地新媒体”“服务电视台”的附属性质，缺乏新媒体思维。所以，除了上海、湖南广电集团等少数进行了产业经营性资产剥离、走在市场化前沿的广电集团外，大部分广电集团即便是有媒介融合的架构，也仅仅停留于战术性融合层面。传统媒体和商业化运营的视频网站之间组织性融合暂时不可能实现。涉及纪录片层面，由于纪录片不像电视剧和真人秀、综艺节目那样制播分离机制比较成熟，电视台自制自播的情况更为普遍，所以其媒介融合实践更典型地停留于媒介融合的初级阶段，即战术性融合阶段。纪录片产业跨媒介、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和重组、进一步从产业运营向资本运营转变、从内生性增长向外延型扩展转变，构造运行新机制和产业发展新框架，这对纪录片产业化会形成巨大的驱动作用，这种融合才是真正的纪录片产业层面的、高层次的融合。
2.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在省市级电视频道中，纪录片栏目存在明显的同质化现象。“悬疑之风继续蔓延，社会类与历史类栏目数量也居高不下，重复、同质化现象严重，观点、内容、视角居然都‘不谋而合’。”⑤互联网能实现海量存储，很多纪录片栏目为了扩大影响力，纷纷选择互联网作为重要平台，互联网业也乐于迎合纪录片受众，用较小的投资换回批量的纪录片资源。由于视频网站往往打包购片，网站间资源大同小异。用户可以在多个网站上看到同一部纪录片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导致互联网播出的纪录片，尤其是栏目类纪录片存在较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见下表。
3.融合式纪录片产品盈利模式模糊视频网站兴起之后，出现了两种盈利模式:一种是产生于美国的HULU模式，这种模式是购买网络播放权，以视频点播方式提高浏览量，以页面广告作为主要盈利渠道;另一种是点播付费的盈利模式。在我国HULU模式比较常见，这是目前受众不能大范围接受付费模式背景下的现实选择。爱奇艺纪录片频道、搜狐视频、优酷纪录片等主要通过HULU模式进行运营，即购买正版高清影片版权并免费提供给用户观看，通过广告收入支撑网站运营。可见，广告是视频网站纪录片频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视频网站纪录片频道的广告盈利情况虽然较前几年有所好转，但成本依然很高，广告市场规模偏小，依然普遍处于亏损运营状态，纪录片行业的良好发展势头并未给新媒体带来真金白银的明显利润增长。⑦优酷网、搜狐视频、爱奇艺纪录片频道都开始尝试会员制和个人付费模式，但还处于尝试探索阶段并未成为主流。主要原因是:从内容上看，纪录片相对于影视剧、综艺节目、真人秀节目依旧是小众类型;网站缺乏足够有震撼力的独家资源吸引付费;电视媒体及视频网站长期的免费收看模式也使受众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付费点播模式。商业定制也是一种盈利模式，很多视频网站开始尝试。比如爱奇艺与荣威共同推出大型高端定制纪录片《梦回滇缅》、与尊尼获加品牌合作的《语路》微纪录片系列;凤凰视频的商业定制微纪录片等等。虽然这类纪录片规模并不大，但这种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广告主的青睐。然而这种模式的传播效果有待进一步验证和研究。
4.融合式营销意识不足目前，我国纪录片虽然在渠道融合层面的实践已经十分普遍，但对于融合后的营销却缺少系统性的探索。对于传统电影、电视媒体而言，其拍摄的纪录片并没有营销压力，能够播出即可，长期未按市场机制运营，这导致纪录片在国内营销的意识不足、观念落后。当前，纪录片营销虽然已起步，但发展比较缓慢。纪录片专业营销公司尚未出现，缺少系统规范的市场营销规则和行业机制。纪录片在营销手段和营销方法上缺乏创新，在营销渠道上缺乏拓展，在合作模式上缺少探索。⑧比较成熟的影视剧、综艺节目、真人秀节目整合营销实践已经能够充分地利用融合渠道及丰富的营销手段、方法进行全媒体营销，而纪录片的融合式推广基本上处于在电视上播个片花或在电视报上做个介绍，或者在网站上把视频截图置顶推荐或者由各种相关微博微信做个预报或推荐，整体上处于零散、偶然、消极的状态。将电影、传统电视、新媒体整合在一起的纪录片营销案例尚不多见。
5.媒介融合实践整体较为薄弱除了视频网站，IPTV、互联网电视、手机电视当中纪录片的播放仅停留于渠道的提供，内容建设远远逊色于商业视频网站，这归因于此类新媒体建设主要由传统电视媒体机构所把控，内容建设必然依附于传统媒体。例如，从IPTV的存储来看，现存的纪录片主要以传统电视栏目的形式引入，如《真实25小时》《国家地理》《档案》《往事》《传奇》等等，虽然不同区域引入栏目和运营机构的合作方有直接关系，但栏目基本上来源于传统电视台。以上新媒体纪录片存储量较少、分类也欠规范。比如，北京IPTV的纪录片的存储量虽然远远高于一些二线城市IPTV的存储量，但检索起来比较困难，没有进行精细和规范化分类，单片和栏目混杂在一起，还充斥着很多非纪录片资源。这说明除互联网外，其它新媒体媒介融合实践还十分薄弱。
三、结语
关键词 规则 变革 媒介融合 新定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各种传播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新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各种新媒体，在组织结构、传播手段上日益相互渗透和融合，媒介间的技术和形态界限日渐模糊。
这场遍及全球的“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革命，不仅给传播业务和传播产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使传统的传播规制政策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媒体分立时代所构建的政策架构，已经成为媒介融合在推进过程中最主要的障碍。因此，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变革的必要性以及路径、模式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已成为一项在实践和理论两个领域都非常迫切且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本文立足于文献研究，在对媒介融合研究现状进行回顾与厘清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的必要性以及相关研究的现状。
一、媒介融合的研究现状
有关“媒介融合”的思想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McLuhan)。在媒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视野里，没有一种媒介能够独立存在。“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这种媒介观事实上便已包含“媒介融合”思想的基因。
不过，“媒介融合”思想真正萌芽的始点一般认为是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Negroponte)提出的观点：“广播电视业”、“电脑业”和“印刷出版业”将在数字化浪潮下呈现交叠重合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介实验室(Media Lab)的筹建演讲上，尼葛洛庞帝提出了这种“传播与资讯通讯科技终将汇聚合一”的思想，并用三个重叠的圆圈来描述计算机、印刷和广播三者的技术边界，认为三个圆圈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
自尼葛洛庞帝提出“三个重叠的圆圈”之后，媒介问的融聚汇合便备受关注和讨论。但“媒介融合”真正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契尔・索勒・浦尔(IthielDe Sola Pool)首先提出的。在1983年出版的《自由的科技》(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浦尔首次提出“形态融合”(convergence of modes)的概念，并率先对媒介融合的内涵作出界定，认为媒介融合是“媒介间界线日渐模糊”的进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介间的融聚、汇流便在数字化的潮流中日渐得以显现和证实。而媒介融合作为一项前沿课题也逐渐得到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也开始得到接续和深入。目前，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热情非常高涨，相关论文和研究成果的数量逐年增多，美国一些大学甚至专门开设了媒介融合专业或方向。从已经问世的成果看，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视角比较多元化，目前已开辟了媒介技术融合、媒介所有权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编技能融合等多个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我国学者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即开始关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存、互动以及整合、融合的问题。但具学理意义的“媒介融合”的研究，则一直到2004年才由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状况过程中引进。2005年开始，以蔡雯为首的一批学者以极大的学术热情迅速投入该课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随即迅速增多。目前，国内各学者围绕该课题的研究已获得了第一批成果。
一些先行研究者围绕“媒介融合”的概念内涵、研究范围和层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整理，初步搭建起该课题的理论架构。从2006年开始，以蔡雯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应用新闻学角度对“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进行研究与探索，对“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传播方式和流程的变革、新闻资源开发、新闻报道策划以及新闻人才技能的更新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开始尝试以一种相对宏观的视角，探讨“媒介融合”对传媒产业和社会可能带来的变革与影响，研究视角逐渐呈现出微观、具体视角和宏观、思辨视角并重的局面。
综观既有研究，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已开始进入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学界的研究视角正在趋于多样化。不过，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背景下，其理论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虽然研究的广度得到拓展，但深度比较欠缺。而且，既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媒介形态、功能的融合。对媒介所有权、组织结构上的融合还关注不够；同时，基本基于一种“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理论取向，对媒介融合过程中的技术推动力量持一种过于简单和乐观的态度，而普遍忽视了政策规制、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媒介融合进程的制约作用。不过，目前学界已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和局限。从研究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媒介技术融合、产业融合等既有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一种基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宏观研究视角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规制融合：“社会形成论”视野下的新视角
从尼葛洛庞帝开始。技术因素便被定义为媒介融合的直接诱因，而媒介间的融聚、汇合过程被认为是技术驱动的进程。如，在浦尔的最初理解中，媒介融合不过是由于数字化的发展而导致的通信和广播的形态融合。Pavlik(1996)将融合定义为“在计算机技术驱动下，传播媒体的所有形式汇聚到一个电子化、数字化的平台之上”。
确实，在许多人看来，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和电视之所以会产生碰撞而导致边界模糊，主要是由于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影响。但这些将数字技术(或者称为“计算机技术”等)视为媒介融合唯一前因的观点，显然充满了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色彩。在技术决定论的理论视野下。技术被看成是形塑社会的最具影响力的因素，甚至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唯一逻辑。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技术单向决定社会发展的线性模式便已受到众多批判。作为最主要的批判理论，技术社会形成论(Social shaping theory，SST)十分强调技术的社会因素塑造。注重考察社会、体制、经济以及文化等力量对技术的形塑和影响作用，认为技术并不是完全按照技术自身内在的逻辑发展的，而是由创造和使用它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情境所决定的。
因此，遵循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认识论，一些学者对媒介融合技术决定的论调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技术因素并非媒介融合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的唯一因素，媒介融合作为技术变革的产物，并不完全依赖于技术的内部逻辑，而要受到其
运作环境和社会情境的限定。即使媒介形态在技术上实现了融合，但媒介融合的社会进程必然是缓慢和渐进的。正如Winseck所指出的，媒介融合其实在数字化之前就开始了，并且一直都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媒介私有化的制度以及政府规制等种种限制阻碍了其进程。
事实上，媒介融合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也已经证实了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观点。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媒介融合作为媒介的发展趋势，受到了各国和地区的普遍认同和追捧，但在产业、组织等现实推进中却是困难重重。政策规制变革的滞后、产业和市场融合所面临的种种壁垒、盈利模式的探索和转换以及相应人才资源的匮乏……种种社会条件的限制，成为了进一步推进媒介融合的束缚。
在种种限制性社会因素中，不能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现状和趋势的传统媒介规制体制无疑是最主要的阻力之一。在大部分的国家，传统的媒介规制方式都由基础技术平台的分类所决定。如在我国，报刊以及印刷出版归属新闻出版局管理，广播电视归属广播电视局管理，互联网和手机媒体等归属信产部管理。但在媒介技术平台日益汇流以后，媒体功能出现重迭，传统媒介产业之间乃至于媒介产业与通讯产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原本处于不同产业中的报刊媒体、广电媒体、网络媒体以及通讯渠道相互渗透和交叉竞争。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基础平台分类为依据的产业分立规制体制便面临着出现双重标准、规制失灵等问题，而媒介融合无论是在技术平台上的融合，还是内容产品、媒介组织乃至媒介产业的融合上，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牵制和阻碍。
基于媒介融合融合的现实困境和发展规律，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规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的概念，认为，所谓“规制融合”，其实意味着通过展开一系列因应媒介技术融合、市场融合和产业融合的媒介规制变革，从而“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所有融合领域的共通的规制框架”。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来看，“规制融合”的推进是一项涉及到机构变革、政策调整等方方面面内容的系统工程。如，不仅包括规制主体和对象的融合，而且要求建立适应媒介融合领域的规制政策以及更灵活、更具融合性的市场准入制度，并且建立相应的市场监管制度，以促使市场的有效竞争和充分竞争。
就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政策规制的变革往往滞后于技术的变革，而政策规制的调整与变革往往是进一步推进技术变革的重要条件。但对于媒介规制融合与媒介技术融合以及媒介产业和市场融合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们并不赞同以一种单向线性的思维，简单地将之构建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如，在迈阿密大学传播学院的Bruce Garrison和Michel Dupagne设计的“媒介融合”模型(图1)中。既可以是技术融合作为经济融合(即市场或产业融合)和规制融合的先决前提，也可以是经济融合和规制融合带来技术的融合。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融合效果的最后产生都是技术、经济和规制因素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样一种系统论的思维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和平台的聚合和产业、市场的融汇，也不仅仅是规制政策的应对和融合，而是多种因素(既包括技术的，也包括社会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研究现状
在媒介融合趋势初露端倪的20世纪末，西方一些学者便开始关注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如，Clements和Blaekman在1998年便注意到了电信产业与媒介产业的融合趋势。并对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进行了探讨。不过，当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融合趋势对广电频率资源以及电信产业政策的挑战，而关于传统媒介内部规制政策的探讨较为鲜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化对传统媒体内容与流程的影响日渐扩大和普遍，关于融合趋势下媒介产业内部政策调整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学者们主要围绕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以及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两个问题展开研究。在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个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比较一致：基本上都认为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过往将不同媒体以不同模式分别监管的政策将面临挑战。但在应该如何建立适合媒介融合趋势的传播政策这一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比较多元。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粱丽娟在对比台三地传播政策的基础上，从“政府角色”、“规管模式”和“竞争法律”三个方面探讨了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影响，认为在媒介融合语境下，政策架构由多重规管简化为单一架构以及引入竞争法律将有利跨媒体竞争；因应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02)而成立的ITU-D(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研究小组在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由事前监控的产业政策(sector specific ex-ante law)转向事后追惩的竞争政策(ex-post application ofcompetition law)的建议：而台湾政治大学硕士研究生袁常捷则针对台湾地区广播电视市场，提出了一种层级模式(layered model)。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从各国或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个案分析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台湾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陈立兴在其毕业论文中，对媒介融合语境下台湾地区有线电视与电信事业的相关管制规范与竞争机制进行了研究；伦敦吉尔德霍尔大学的MarkWheeler对英国传播政策在媒介融合语境的调整与变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伦教城市大学社会学系传播政策项目负责人Pesos losifidis探讨了媒介融合刘欧洲各国传播政策的影响和冲击，并初步勾画了融合时代欧洲新的政策架构。总体来言，在个案研究方面，欧盟各国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被认为是目前较为成功和成熟的做法，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多。
近两三年来，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研究也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学术关注。相关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观点开始散见于各级学术期刊。如，蔡雯及其博士研究生黄金在分析、比较美国、欧盟、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媒介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的观点；肖燕雄在其论文《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管理原则》中，总结了西方国家和一些发达地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原则：法律政策整合原则、管理分散原则、管理国际化原则。同时，一些大型的科研课题也开始将该议题纳入研究框架，如蔡雯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数字化时代媒介融合发展与新闻传播改革研究”。重点关注了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肖燕雄主持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现代传播技术变革与新闻传媒法律、政策”，则在媒介技术变革与传播政策变革的宏观框架下，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政策变革进行了探讨。而在今年10月，我国第一场有关“媒介融合语境下的内容规制与传播政策”的主题研讨会也将在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举行。
总体而言，我国对媒介融合语境下传播政策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不仅成果数量少。而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就研究的关注点而言，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还处于总结西方经验的初始阶段，不仅对于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问题的研究未及深入，而且还基本没有涉及我国传播规制政策调整与变革这一问题。
四、小结
关键词：媒介融合；高校培养体系；新闻人才
中图分类号：G642.0？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6-0173-02
在全球化媒介融合形势的催逼下，大规模的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兴起则直接加速了国内媒介融合的步伐。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介，其最大特点是打破了媒介间的壁垒，消融了媒体介质之间，地域、行政之间，甚至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边界。数字技术为不同的传媒提供了资源整合的平台和基础，为不同传媒形态提供了新的基础。传统媒介之间、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之间是一个互为补充、相互渗透包容、转化整合、共生共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一、媒介融合的概念与特点
媒介融合是新闻传播界正在探索的一个前沿性课题。根据最早提出此概念的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的本意，媒介融合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近几年，不断有西方学者尝试对融合媒介做出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他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媒介融合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一是对于技术手段的依赖，媒介融合的基础就是网络与数字技术的出现；二是与受众的互动性增强，全面反映新闻事件全貌，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三是各媒体之间的合作与渗透，这包含了内容和技术的合作与渗透。
二、培养媒介融合下新闻从业者的必要性
不同媒介的融合，必然打破过去单一媒体对于媒介生产的限制，而要求在跨媒介介质的平台上整合不同媒介的新闻，这也必然催生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新的媒介生产流程。媒介的融合促进了新闻传播业务的变革，出现了“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主要特点是采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新闻传播活动。融合新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不同媒介之间的合作，而是将同一内容的新闻素材制成不同的新闻产品，以适应不同媒介不同受众群的需要。因此，对媒介从业者的要求不再是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通才记者”，而是要培养跨媒体记者。记者需要具有全新的头脑，全新的思维方式，能在网络上自由穿梭于文字、音频、视频之间，不仅会使用采访本、照相机，而且会使用录音机、摄像机、互联网等多种手段，根据采访内容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采访手段。
三、高校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学专业设置的整体框架是按照传统媒体的特点与人才需求为基础的，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以及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和融合，这种按照媒介种类来设置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媒介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媒介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已经有一批新闻传播学院开始了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的改革，为了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人才的需求，我们也必须抓紧改革现有的新闻专业培养和课程设置体系，以适应新型人才需要。
1.师资结构重整。改革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在于能够胜任媒介融合教育的教师极度匮乏。媒介融合的特点首先要求教师必须拥有丰富的业界实践经历，其次在专业技能方面，要求教师必须能够熟练使用多种媒介工具，例如懂得摄像、摄影，会创建网站、管理网站、使用图片编辑软件、音频视频编辑软件。纵观现有的新闻传播专业师资，大多都是新闻相关专业科班出生，理论功底深厚，但是实践方面难免欠缺，更遑论熟练的多媒体技能。针对此种情况，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措施，一种是“请进来”，即直接从媒体中引进优秀资深从业人员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专兼职俱可。来自媒体前线的从业人员能够将从业经验和业务技能这些“一手货”直接传授给学生，对学生来说也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吸引力。不过这种“请进来”的模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些高校在师资方面缺乏变通机制，有的硬性要求授课教师必须具备教师资格证，否则不能授课，这对于媒体从业人员进课堂可以说是一个不甚合理的规定，因此，相关部门在政策制定上也应更加人性化，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第二种措施，就是“送出去”，为那些有意到媒体单位实习、提高的教师创造条件，积极鼓励和引导教师参与到媒体实践中，这样，教师就可以改变以往空谈理论，把最新的媒介技术、动态和趋势带到课堂上来，将自身的理论优势和实践经验相结合，达到教学的完美境界。
2.课程体系的革新。首先，针对媒介融合的要求设立新的课程，例如媒介融合理论课程、融合新闻学、数字新闻学等；其次，更新传统课程，例如，新闻编辑学要加入网络数字编辑，新闻采访学应加入网络在线采访等，新闻写作学要加大多媒体写作的训练。再次，按照“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模式，建立新的课程体系：宽广的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知识教育；深厚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各类媒介技术操作能力教育。高校可以尝试增加选修课的比重，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自主选择，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助于拓宽包括新闻专业在内的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复合型人才。
3.培养环节的变革。长期以来，高校的新闻类专业的毕业生真正从事新闻业工作的较少，主要原因还在于学生不能把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充分运用到实践中去。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借鉴世界知名新闻学府——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经验，其教学核心理念是：新闻实践，是培养新闻人才最有效途径。“密苏里模式”所倡导的注重实践的理念，对于我们革新新闻培养模式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高校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相结合，改变以理论考试评定成绩，重视实践操作环节，将实践操作纳入学分考核指标中，督促学生从实践中获取经验。通过课外讨论、媒体参观、专业讲座和实践作业等途径，实现“知行”合一。在资金允许的条件下，开设媒体融合的实验室，把实践和实习结合起来，把平面、影像、网络等在数码技术平台上融合到一起，形成多元化交互式的新媒体传播形式。这样既可以实现报纸、电视和网站的多种媒体内容的和共享，节省资源，又能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在学中做，做中学。
高校还可以加强与地方媒体和企业的合作，建立实习实践基地或联合办学，一方面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传媒工作实践实习基地，利于学生自身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提高打下坚实基础，为企业培养应用型人才，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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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媒体竞争的加剧，“媒介融合”已经成为当今传媒领域的重要趋势。面对这一热点现象和问题，学术界也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本文通过对该问题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客观地呈现“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领域分与合博弈的发展现状，在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究的基础上，对web3.0技术环境下传媒生态的未来图景进行展望。
关键词：媒介融合 web3.0 云计算自媒体
数字技术的发展，受众需求的细分以及媒体间的激烈竞争，催生了媒介融合趋势的出现。媒体问的兼并与重组，媒介内容、网络、终端的融合与发展，全媒体理念的形成与推广等都成为媒介生态中的重大变革。尽管媒介融合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重要趋势，学者们依然对该问题持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对各方观点的梳理与分析对于我们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媒介融合及其主要论断
197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用三个相互交叠的圆圈来表示不同工业“即将和正在趋于融合”的发展态势。这三个圆圈分别代表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尼葛洛庞帝还指出。三个圆圈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
1983年，美国传播学者、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伊契尔・索勒・普尔教授提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概念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同，为该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媒介融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壮大，该领域的研究也日益兴盛。通过对媒介融合问题研究成果的分析与归纳，笔者认为，当前学者们对该问题主要持有三种不同的论断，即绝对融合论、绝对分化论和先合后分论。
1.绝对融合论。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精确检索，与媒介融合问题有关的学术论文共有722篇，其中有将近2／3的学者认为媒介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并将媒介融合作为行业背景来探讨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传媒生态发生的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的蔡雯教授是我国较早对媒介融合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她在其2010年发表的论文《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编辑业务的变革》中指出：“本世纪初，新一代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在传媒业的广泛运用，促使新闻媒体的融合成为大势所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结合日益密切，新闻报道由单一媒体独立运行转向多种媒体融合传播。”
此外，蔡雯教授还对媒介融合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新闻传播模式“融合新闻”进行了深入研究。她认为“无论是目前广为关注的‘报网互动’‘台网互动’，还是正在一些传媒集团悄悄进行的组织结构改造，都只是‘融合新闻’在起步阶段的某种尝试。”蔡雯教授的研究是众多学者从微观角度探讨媒介融合时代传媒界应对之道的缩影。
绝对融合论把媒介融合作为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并以此为前提展开各方面的研究，虽然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但一味地强调合的必然性，却忽视了媒介融合过程中的各种冲突与矛盾。融合不是目的，而是媒介生态变化中的一种表征，如何在媒介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更加长远地把握未来，还需要有多维的辩证思考。
2.绝对分化论。就在媒介融合的研究日渐壮大和成熟的时候，有一些学者结合近年来媒介融合的具体实践，对“绝对融合论”提出了质疑，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媒介分化才是传媒发展的趋势。
学者陈国权在其论文《分化是传媒发展的趋势――“融合论”质疑》中开篇就提出“今后传媒发展的趋势不是融合，而应该是分化”。作者认为：“在传媒分化的观点下，未来传媒形态将进一步分化成更细的，独具特色和优势的传媒，变得更加五花八门、千姿百态。”
该学者选择了一系列媒介融合的失败案例来支撑自己的论点，完全否定了当前传媒界出现的融合趋势，从相反的角度引起学术界对“绝对融合论”的反思，未来的传媒形态究竟是分是合，各方争论不休。
3.先合后分论。就在“分”与“合”争执不休的时候，以中国人民大学的彭兰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辩证地思考媒介融合与媒介分化之间的关系。
在论文《媒介融合时代的“合”与“分”》中，学者彭兰指出：“媒介融合并不仅仅意味‘合’，更意味‘分’。”媒介融合将带来的是载体的“先合后分”的局面，即各种媒介产品都将汇流到网络中进行传输，而后又分散到各种不同的接收终端中，这样仍然可以保持媒介产品的多样化，并适应人们不同的信息接收习惯。
先合后分论打开了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形态研究的新视角，学者们不再一味地探究是“分”还是“合”，而是结合具体的实践，提出了一种相对平衡的观点，修正了以上两种观点的极端性和片面性。然而该论断认为，未来媒介将严格按照先“合”后“分”的顺序演进，未免陷入另一种绝对化。媒介生态丰富多样，发展方式也不尽相同，单一的发展路径根本无法全面地呈现未来媒介生态的发展图景。因此，过分强调分与合的先后顺序也难以避免将研究导入误区。
总之，以上三种论断各具特色，虽有不科学之处，但却较完整地呈现了媒介融合问题的研究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理论素材。那么，在技术的推动下，在受众的需求中，媒介融合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呢?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媒介分化与媒介融合长期博弈、此消彼长、相生相克、和谐共存的过程。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业界现状――分与合的博弈
媒介融合是数字时代媒体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满足受众的细分需求而发展出来的应对之策。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媒介融合旨在通过不同媒介形式的融合为各种媒介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及发展方式。因此媒介融合是分化中的融合，即保持各种媒介形态原有特点的深度融合，分与合是相辅相成的，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都会导致失败。昔日被称为传媒界“世纪联姻”的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的并购案终究还是在10年后失败而终，双方既未实现资源与业务的有机整合，还因为资金等问题影响了自身的发展。融合是小，发展是大，我们无需执著于为是分还是合找一个定论，传媒业将会在分与合的博弈中不断向前发展。
分与合的博弈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由于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媒介形态各具特色，媒介环境千变万化，受众需求丰富多样，这个博弈是一个包括媒介内容与媒介形态、媒介政策与媒介利益、媒介发展构想与受众多样需求等的盘根错节、此消彼长的漫长而崎岖的过程。
1.媒介内容与媒介形态的博弈。近年，国内一些传媒集团提出的全媒体发展战略在内容融合方面做了许多探索，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还是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在日常业务的开展以及重大事件的报道中都注重不同媒介形式之间的合作与共融，推动了全媒体社会图景的形成。
然而，全媒体的构想虽然美好，但如何实现真正的内容融合却是各家媒体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就拿报网融合来说，纸媒办网站的初衷在于拓展业务范围，聚合受众分散的注意力，在网络传播时代找新出路。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仅仅是新瓶装旧酒，将报纸的内容照搬到网站上，不但没有利用到网络媒体即时、海量、高互动性的传播优势，反而通过重复的信息传播引起了受众的厌烦心理。在内容与形态的博弈中，内容要以形态为导向，改变旧有的单一模式，提高融合性，从而不断适应媒介形态的多样与融合。只有实现内容与形态的水融，才能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2.融合政策与各方利益的博弈。媒介的发展需要政策的引导与支持，而融合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也成为阻碍媒介发展的绊脚石。
2010年1月21日的国务院国发5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三网融合总体方案的通知》中规定：“‘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过程中，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相同，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能为用户提供语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三网融合”是当前我国针对媒介融合提出的最重要的政策范例，代表了国家对于媒介发展的规划和方向。三网融合并不意味着三大网络的物理合一，而主要是指高层业务应用的融合。
数字技术的进步、内容融合的发展对传输信息的网络平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网融合”的提出能够实现不同网络业务的有机融合，从而更好地满足受众自由获取信息的需求。然而，在中国特殊的传媒政策及格局下，“三网融合”的进程严重受到行政区划及行业垄断引发的利益困扰，至今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
笔者认为，在政策与利益的博弈中，利益的分化将会导致政策的分崩离析。“三网融合”过程中需要聚合的是三大网络通过业务融合而实现的共同利益，而分化则是在融合实现之后才能进一步开展，未合先分将使这场博弈陷入困境。三大网络应当以大局为重，在利益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在政策的指引下推动三网融合进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
3.媒介技术带来的可能性与众口难调的现实之间的博弈。“受众中心”时代的媒介变革以受众的实际需要为参考，旨在满足其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当今社会，受众构成的多元化导致了信息需求的复杂化。因此，在媒介融合的发展过程中，媒介技术带来的可能性与众口难调的现实之间的博弈表现得十分突出。
受众主要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终端平台来接受信息的。终端融合是媒介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智能数字化终端成为当前媒介融合趋势下终端融合的主要样态。2007年美国苹果公司推出的iPhone手机融合了作为电脑终端的imac、音乐播放器的iPod、网上音乐商店的iTunes。iPhone实现了设备与服务的有机融合，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多元人性化服务，成为终端融合的典范。在iPhone的引领下，我国传媒业推出了一系列适用于iPhone终端的内容产品，如手机报、微博平台、网络电视等，而众多终端生产商也紧随其后开发出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智能数字化终端，如汉王电子书、华为智能手机等。
终端虽然需要融合，但并不是融合得越多越好。媒介技术虽然丰富了受众的信息体验，但仍有很多受众喜欢旧有的媒介形态和传播模式，受众需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细分格局。因此，盲目地追求功能的多样，只能使受众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消费者追求的是方便、快捷、低成本地获取所需的信息，如果终端产品一味地拓展功能，只能增加产品成本，磨灭产品特色。
在媒介技术带来的可能性与众口难调的现实之间的博弈中，满足受众需求固然重要，但是盲目地依从受众，完全按照受众的需求来制定媒介的发展规划则会陷入盲目扩张的怪圈，逐渐偏离发展的轨道。如何清晰地了解受众的真实需求，并以此为参考综合各方面因素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媒介发展构想，是这场博弈中媒体需要深思的问题。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媒介即讯息”理论。他认为，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并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介所提示给人们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换句话说，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因此，对于社会来说，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体所传播的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在分与合的博弈中，媒介融合带来的多媒体、高互动性等全新体验改变了受众的阅听方式和生活习惯，从而使受众对媒介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未来的传媒格局将呈现何种图景呢?
三、Web3.0技术主导下媒介融合的愿景――云信息超市中的自媒体移动传授
技术因素是推动媒介融合趋势出现的关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以移动通信技术为核心的传播高科技。从Web1.0的大门户时代，到Web2.0的互动时代，再到如今日益兴起的Web3.0概念，媒介融合的趋势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加深，并不仅将对未来的传播格局乃至对未来的社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Web3.0的核心是语义网的思想，强调网络的个性化和智能化，尊重用户体验，具有极强的数据整合能力，能够适用于多种终端平台，尽可能地满足受众自由便捷地获取信息的需要。
与web3.0技术环境相呼应的是云计算的提出与发展。当前云计算最主要的应用方向就是以互联网应用领域为代表的大数据处理。传媒采用云计算对海量数据进行存储、检索和呈现，从而为受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体验，受众的多元需求得到了最大限度地满足。
同时，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应用与普及，也为传媒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要在未来移动通信系统中实现个人终端用户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任何人，用任意方式，高质量地完成任何信息之间的移动通信与传输。
在Web3.0的技术环境下，在云计算的推动中，传媒格局伴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进步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受众的自空前加强，他们不仅可以自由地选择所需的信息，还进一步开始自主使用媒介，成为信息的者与传播者。就在大型媒体组织与微小受众之间的博弈不断深化的时候，媒介融合的新形态自媒体应运而生。
自媒体(We Media)的定义是由美国的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学者提出的，认为“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博客、微博、SNS等都是自媒体的表现形式。
当前微博的兴起使普通网民成为新闻源的提供者，同时也是新闻信息的接收者。从郭美美的名牌手袋到故宫破碎的瓷盘，从日本地震中的核辐射危机到温州动车事故，无不展现着自媒体的强大力量。在此，笔者大胆地对媒介融合的未来图景进行展望。云计算提供的海量信息犹如信息超市一般琳琅满目，每一个用户就是一个终端、每一个终端都是一个具有个性化需求的自媒体。在Web3.0技术环境下，用户在云信息超市中自主地信息、接收信息，整个信息超市就由一个个自媒体聚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有序的传播机制。此外，受益于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大发展，受众将不必端坐在电脑前。未来的终端设备将具有更高的移动性，使每一个自媒体都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自由、便捷地信息。而专业性的媒体组织在媒介融合趋势日渐加深的同时，也将逐渐改变自身的定位，向内容生产和终端平台研发这两方面转移。，昔日具有绝对控制权的传播者和把关人将变成为受众提供便捷信息服务的协调者与维护者。
关键词 媒介融合 新闻教育 改革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 gence）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普尔教授1983年在《自由的科技》中提出“传播形态融合”，本意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这种关于媒介融合的想象更多地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①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②他强调的“媒介融合”更多是指各个媒介之间的合作和联盟。
国内较早对“媒介融合”进行研究的蔡雯教授认为“内容重整与组织重构是实践‘融合新闻’的必由之路。”③中国传媒大学苏志武教授指出“‘媒体融合型’教育教学的实质就是要突破那种按各媒体种类设置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的传统做法，既着眼于学生的学业，更着眼于学生的就业与创业，让学生具备更加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创新实践能力，使其适应不同媒体相互渗透、融合发展的需求。”④
就目前现有研究成果来讲，学者们都已经注意到了新闻教育模式改革势在必行，但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教育并没有建立一种较有说服力的模式。媒介环境的改变导致过去的新闻教育模式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新闻教育体系需要重新建构。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模式陈旧、课程设置单一
国内新闻教育多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被动接受，很难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课程设置往往围绕某一媒体来设置，呈现“单一化”特征。如新闻学专业课程主要围绕平面媒体的采写编评设置，广播电视专业课程则以广播电视为主设置，缺乏交叉性与综合性，忽略课程之间的多维度、多层次联系，造成培养出的学生在知识结构、理论素养及技能操作上过于单一。同时，新闻学专业大多用培养文字编辑的标准培养学生，注重信息内容而非技术手段，强调对工作流程、文字加工规范标准的学习。显而易见，在媒体融合趋势及媒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传统新闻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已远远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
（二）教育理念与传播现实差距明显
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对新闻教育理念与传播现实之间的有效整合提出了挑战。未来的新闻传媒需要团队合作，包括新闻策划、采访写作、技术支援等，而当前部分高校的新闻教育理念不明晰，造成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很长时间难以适应媒体环境。结合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未来我国新闻教育只有按照宽口径、厚基础、跨媒介、懂技术、精专业、深内涵的要求来建立课程体系，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传播人才。
（三）专业细分与业务技能割裂
当前，新闻传播教育被各种媒介形式切割，很难达到科学性、人文性、综合性与专业性的统一。如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广告学专业、出版与编辑专业、传播学专业等把学生框定在狭小的专业研究领域。而其中，传播学专业又被分解成网络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媒介经营与管理等专业方向，割裂了传播学应有的学科体系。媒介融合的核心是信息和资源的整合，新闻教育不能背离传统，更不能为突出精专而过分注重专业细分，从而割裂多种技能的培养。
（四）跨媒体新闻教育相对滞后
就新闻教育而言，国内高校在搭建实战性跨媒体新闻教育平台方面，还相对滞后。目前国内多数新闻学院还没有将媒介融合教育纳入必修教学体系，造成高校新闻教育和人才培养严重滞后于传媒发展和社会需求。跨媒体新闻教育，要改变传统新闻教育体制，让学生从纯粹的理论课堂走出来，走向现实传媒的真实环境。新闻教育改革应建立在媒介发展的基础上，注重涵盖新闻教育的一般规律，夯实学生的多种技能，任何单维度取向都容易造成人才教育的片面化、滞后性。新闻教育体系的构建，应充分体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目标，明确新闻教育实践内容，并以此为原则组成一个层次分明、分工明确、适应传媒快速发展需求的新闻教学体系。 二、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媒介融合大潮引发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对新闻传播课程体系的设置及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优化课程体系
1.改革现有课程
对现有新闻传播课程设置进行调整与改革，是媒介融合背景下对新闻传播课程体系提出的新要求。各新闻学院可以在现有课程的基础上，整合资源，对课程体系进行有机融合，淡化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的界限，将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相结合，在实践中丰富理论内容。同时，打破按学科设置实验室的传统方式，对新闻教育设施进行重新整合，形成融合式课程体系。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对全院通用基础专业课程进行改革，新开设音频视频内容制作、数字传播技术应用两门业务性专业课程，使新闻学专业原来只侧重于印刷媒体的课程体系得到改造，使学生可以学习广播电视新闻传播业务和新媒体传播业务，全面掌握各种类型媒介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从而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需要。当然，改革现有课程，还可以通过增设辅修专业、增加课题研究等形式来实现。
2.拓展学科内容
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加快，国内一些知名院校纷纷加快优化课程体系的步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于2007年开始在新闻学专业中新增数字新闻传播专业方向；南京金陵学院开设媒体融合专业；四川大学和成都商报联合组建四川大学跨媒体研究所，面向四川大学本科学生开设网络新闻与文化传播公共选修课程。“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在大学本科阶段设定的专业方向，基本上是在网络数字化信息技术全方位进入新闻传播领域之前设定的。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统的专业知识界限和专业技能界限都将被更大程度地突破，因此，学科的组织架构需要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以保证各个专业都具有更强的开放性与兼容性。”⑤
3.打造专业特色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的新闻教育专业设置已不能满足当今融合媒体发展的要求。各高校在专业建设中，要打破院系鸿沟，整合力量，形成优势专业体系；加强实践教学，根据自身实力及地域实际，打造专业特色。新闻传播原有专业，如经济新闻专业、法制新闻专业和体育新闻专业可以继续强化特色。传统新闻学专业可以在加强学生全媒体技能培养的基础上，重点突出某一个方面，在新闻评论、企业新闻、民生新闻、政府新闻、民族新闻、英语新闻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中国人民大学从2009年开始，在本科教育阶段特色办学，推出六个专业课程包，让学生能够既打好学科基础知识，又能根据兴趣选择自己感兴趣、有发展潜力的专业课程。 （二）有效进行融合新闻技能培训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教育内容多而复杂，需要对整个教育教学体系认真勾划，重视学生在校内外媒体的融合新闻技能培训。
1.校内媒体实训
主要是通过平时作业训练、学生自办报纸电台等，让学生就某一方面技能进行全面训练，巩固所学知识，提高实践能力。学生通过在校内报刊、广播电视、校园新闻网等实战训练，熟悉新闻采编制作流程，为进一步提高专业技能奠定基础。为适应媒介融合趋势，建立数字多媒体播出平台。如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台利用学校网站搭建了“专门的网络电视台，集中了文字、视频、音频（主要是视频）等多媒体手段，把校报、校电台、校电视台和网络电视台的新闻和节目等整合起来，使学生真正拥有一个融合新闻的实践平台”。⑥
2.校外媒体实习
主要包括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和顶岗实践等环节与校外媒体合作，提高学生实践能力。通过与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杂志社、软件公司、音像制作公司等“联姻”，为学生实践能力的就业提供多种平台。学生在校外媒体接受真实工作锻炼，可以培养其动手实践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增强新闻敏感和策划写作能力。此外，学校应鼓励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专业技能竞赛活动，如新闻写作、摄影摄像、网页制作等竞赛。只有让学生“走出去”，才能使学生真正把理论学习和实战训练结合起来。
（三）提升专业综合素养
1.培养新闻专业素质
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反映在新闻专业素质领域，就是要求新闻传播人员成为新闻采编制播的“多面手”。无论是新闻采编还是音视频制播，都是传统新闻学教育的基本功。但在媒介融合时代，对采编制播等基本新闻传播技能和专业素养的要求更高，不仅要懂新闻，更要有技术、善管理，具有策划整合能力的新闻人才。因此，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对于新闻基本功的教育和培养，需要不断加强。
2.培育新闻思辨能力
新闻教育的目标应注重培养新闻记者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管理能力。“随着新闻来源的和信息渠道的剧增，在多种媒体融合的新闻编辑部中，编辑的主要职能已经不是采集新闻，而是对浩如烟海的新闻和信息进行筛选与重新组合，使这些杂乱的信息呈现出相互联系和深刻意义，并使其转化为知识，新闻从业者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知识的生产与管理者。”⑦
（四）加强与媒介融合教学研究相应的“硬件”建设
媒介融合的趋势也影响了新闻教育的“硬件”设备建设。无论是平面实验室、非线性编辑实验室，还是摄影实验室、电视编辑实验室、媒体融合实验室，将专业实践、仿真环节等引入新闻教育教学，为课程体系改革和学生传媒实践开辟道路。
1.设备接入
在媒介融合时代，使用wordpress创建博客网站、使用twitter更新实时信息、使用facebook上传文章日志、使用flickr和youtube分享图片视频、使用deliciuos收藏保存资料成为媒体从业人员应当掌握的基本常识，而这些手段和方法是过去传统的新闻教育课程中所不具备的，它为新闻教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硬件”设备支持。
2.技术支持
传播技术打破了传统媒介之间的壁垒与边界，多种传播媒介由共存共生走向互相融合。it行业从技术上解决了媒介融合的“硬件”建设问题，具有无限包容性特征和海量信息存储能力的互联网络，千变万化的文字处理技术、视频音频技术、特效技术、动画技术以及存储、搜索、链接、上传、下载等技术的日趋完善，为媒介融合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保障。
3.构建融合型实验室群
打破原来按学科设置实验室的传统布局，对实践教学设施进行重新整合，构建融合型实验室群，形成融合式实践教学模式。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借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模式，学生在自主创办《新闻周刊》的基础上，创办网络电视台、网络电台和网站，形成“接力传媒”集团，对学生开设跨媒体传播实验课程；2007年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联合成立国内新闻学院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培养能在数码化平台上进行新闻业务的新型传媒人才；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努力改善新闻教育教学设施与实验室设施，先后建立网络教室、电子排版系统、广播电视采编系统等新闻教学实验室，为新闻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硬件”支持。
（五）解决媒介融合师资匮乏难题
1.整合师资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应在现有师资力量整合上下功夫。将拥有不同专业背景、不同年龄段的新闻传播学科教师整合成突破专业局限、具有跨媒体、跨学科、跨专业的师资队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断调整知识结构，形成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精专业务能力、丰富从业经验的师资力量。同时，淡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界限，理论教学中有实践内容，实践教学中有理论支撑。打破专业理论教师与实践指导教师的界限，形成专业教师指导学生实践，实践教师参与理论科研的新模式。
2.送出培训
一方面积极鼓励和引导教师参与传媒实践，通过跨媒体的采写编评摄制等技能培训和跨媒体的经营管理，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把最新技术、最新经验及媒介融合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带到课堂上。另一方面选派一些青年骨干教师到国内外其他高校交流学习，掌握新理论、学习新技术，使之成为新闻传播前沿理论与实践技能相结合的“双师型”教师。
3.引进合作
引进媒体资深从业人员直接参与课堂教学。在人才引进上应突破一些条条框框，把社会上具有真才实学的新闻传播教师引进来，或者采用多种合作方式加以聘任。重视聘请兼职教授、资深专家、名记者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技能的从业者、管理者、经营者定期讲座，开设选修课程或创建论坛等方式，传授从业经验、介绍业界最新发展动态，补充扩大课堂信息量，形成业界和学界的良性互动。
由于国内多数高校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尤其是对于新媒体教育缺乏经验。为了解决师资匮乏问题，可以采取依托学校传统媒体院系的教学资源，将本校优势与名校经验相结合，采取联合办学，增强教育实力，在更高层面上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注释
①孟建：《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j]，《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
②andrew nachison。 good business or good journalism lessons from the bleeding edge， a presentation to the world editors’ forum， hong kong， june 5， 2001
③蔡雯：《媒介融合趋势下如何实现内容重整与报道创新——再论“融合新闻”及其实施策略》[j]，《新闻战线》，2007年，第8期。
④苏志武：《媒体融合时代应培养“全媒体记者”》[eb/ol]，http：//gmw.cn/01gmrb/2009-04/23/content_912637。htm。
⑤高钢：《媒体融合环境下新闻人才的培养》[eb/ol]，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81104/19235467741.shtml。
关键词：动新闻媒介融合
“动新闻”界定
“动新闻”事件始末。2009年11月中旬，“动新闻”横空出世。就在许多大陆受众还没完全明白“动新闻”为何物时（仅央视有过相关报道，主要通过网络传播），它已经在一向以环境宽松著称的台湾舆论界“一石激起千层浪”，民众指责“壹传媒”的“动新闻”扭曲事实、误导视听、二度伤害，岛内各界数十个社会团体行动起来抵制“动新闻”和《苹果日报》，要求当局对“壹传媒”进行惩治和约束。2009年11月25日，台北市政府以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法”开罚“壹传媒”50万元新台币，要求予以分级；2009年11月26日，再罚50万元。“动新闻”事件风波一直持续至同年12月。①
“动新闻”概念的界定。“动新闻”，即台湾媒体《苹果日报》于2009年11月中旬推出的标榜以全新的写实动漫方式呈现的新闻；手机可以下载，网络也可点阅，以大量模拟动画方式报道害、性骚扰、儿虐家暴等社会新闻，巨细靡遗地模拟暴力、自杀等画面②；模糊了新闻与非新闻的界限，也模糊了新闻与道德的界限。
“动新闻”成因
“动新闻”不是一朝炼成的。《苹果日报》我们并不陌生，在港台传媒界，“苹果化”往往与“大报小报化”相关联。早在《苹果日报》香港版时期，该刊记者向陈健康提供金钱利益、安排与其拍照的恶性买新闻事件，不加处理地刊登影星陈宝莲坠楼身亡的遗容照，偷拍影星阿娇更衣照等事件就多次引发了公众、业界的强烈谴责，也不乏闹上法庭之案例。一次又一次全版的道歉，似乎只是以娱乐的方式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从其擅长以图片形式刊出一些并不需要刊出的，如罪案现场过程等，从它最大尺度地刊出敏感照片，走到“动新闻”这一步，也并非突发奇想，或曰空穴来风。套句的经典名言：“难道动画功力太高也错了吗？动画错了吗？”错不在动画的形式，而是从一开始这条路就错了，用图片还原真实性的幌子，撩拨的是大众的窥私欲，动的是法律和道德的球。从形式主义的角度来说，《苹果日报》倒是一直走在改革的前沿，如彩版印刷、以图片为主、率先开辟网络空间等创新手段。此次“动新闻”从功利、技术角度来说，无疑是显示了黎智英（《苹果日报》创立者，壹传媒前老板）进军视频网络、手机媒体等，进而囊括申请电视执照，进军全媒体的司马昭之心。
香港传媒自律委员会会长张圭阳教授直接处理过多次《苹果日报》涉嫌侵权的案件，他认为（如图1所示），道德的标准诚然高于法律的准绳，港台传媒业就是在道德和法律间的灰色地带追逐利益，而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就是“紧紧”挨着不触犯法律的那条路径去走。③《苹果日报》就是这样走的，“紧”到先斩后奏，不断试探法律的底线。这就是苹果的经营理念。此次，台湾舆论纷纷谴责黎智英，实则正是其社会环境已经让“苹果化”走得太远了。
“动新闻”本质
“动新闻”是今天的“黄孩子”。以史为鉴，今天的“动新闻”就是21世纪的“黄孩子”，是用新的科技手段包裹着的历史的倒退。“黄孩子”的结局也就预示了“动新闻”的走向。“动新闻”从本质上来说不是新闻。更多的时候它是在臆想和导演事件，而不是还原真实。根据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中对新闻体裁的分类，“动新闻”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杂文，或曰文艺性评论，是新闻和艺术的组合。“动新闻”动了新闻的本质，它不过是在演绎事件。从业务流程的角度说，什么时候需要配有漫画？无法获取第一手的新闻图片或须发挥漫画的反讽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动新闻”是在买椟还珠。
“动新闻”动了谁的权利。港台境外媒体往往以新闻自由标榜自居，然而新闻自由不是自由地“做”新闻，那是侮辱了“新闻”。如果满足其所谓的受众的知情权（实则是窥私欲），是以牺牲另一部分人（被报道对象）的权利（隐私权、名誉权）为代价，那么这种“知情权”和媒介使用权先天就是不正当的，是一种越权。媒介集团拥有着占据广泛社会资源的权利，因而先天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责任――通过议题设置引导舆论主题，通过沉默的螺旋作用社会言论，通过涵化培养社会文化氛围――这种责任不仅是以受众“想知道的”为出发点，而更是应以其“需要知道的”为归宿点。仅仅认为我们的受众的兴奋点在于膻、性、腥，那是低估了受众智商，也是侵犯了受众正当的媒介使用权。
媒介融合视阈下的“动新闻”形式
然而，孩子不该和洗澡水一同被倒掉。诚然，“动新闻”的低俗化倾向直逼公众的承受底线，但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每次技术手段的创新都由该类媒体来担当，是否严肃大报在重视内容生产的同时，在形式上一定要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辩证地看，利益驱动的媒体往往有经济实力和动力去革新、创新，传媒大亨默多克就自认是用《太阳报》赚的钱去办一份严肃报纸《泰晤士报》。然而，利益增长点难道仅仅就是膻、性、腥吗？这是一个悖论。正如黎智英所设想的那样，“动新闻”只是个幌子。如前所述，从学理上说，“动新闻”不是新闻；从市场经营角度说，“动新闻”是台湾《苹果日报》通过视频进而进军电视媒体的探路石，探的正是一条集团化经营下的媒介融合之路。
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综述。“媒介融合”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的热门研究范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媒介融合”与“媒体融合”为题目可以搜到的相关文章最早可追溯至1998年。笔者就以近10年为时间跨度，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国内对于“媒介融合”现象的研究上，研究发现：
①数量的变化
表1：近10年相关数量一览（截至2009年12月CNKI数据）
从表1的具体数据可以看出，“媒介融合”早在10年前就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注意，但研究成果较少。2001年到2005年，相关数量有所增加，自2006年开始呈现爆发态势，截至2009年12月，数量以年为单位成倍数增长。这种变化和近年来我国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是紧密吻合的。2006年被称作“新媒体年”，各种“媒介融合”现象纷至沓来，极大地丰富了研究者们的对象范畴。对于“媒介融合”的研究也逃脱了原来感性思考的桎梏，获得了经验上和数据上的支持和凭借。
②主要研究领域的偏移
图2：各类研究所占比例
根据图2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对于媒介融合研究的重点偏向较为微观和内部的技术融合（44%）和具体操作层面，包括新闻业务（10%）、媒介经营（6%）和新闻教育（7%），总计达58%；对于外部环境和宏观层面上的媒介组织结构融合（4%）和传媒规制问题（4%）研究较少，相关研究始于2009年，起步较晚，借鉴国外经验居多；不包括专门对于海外相关理论、案例的研究（3%）；较为深层次的媒介文化融合（6%）以及社会影响等跨学科研究较少；其他主要是指一般观点性文章和微观应用、业界实践心得等（12%），所占比例不小，但缺乏具有创新意义的操作形态，一方面既显示出媒介融合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百家争鸣，另一方面也说明相关研究的理论程度还不够深；相关会议、学术论坛、研究综述等（4%）于近两年陆续出现，标志着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化。
③涉及媒体比较
表2：涉及媒体类型
大多数论文没有涉及具体的媒体类型，而在“媒介融合”大课题下论及的具体媒体类型中，对于媒介融合反应最为迅速、迄今为止研究最多的媒体类型主要是纸质媒体（33%），这与技术革命条件下“报纸消亡论”的压力不得不说是有一定关联的；2008年以来，以技术融合催生的媒介新形态，如IPTV、互动多媒体报、手机电视、Brightcove等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广泛出现（13%），涉及两种以上媒介的融合，包括全媒体化运作的个案分析（24%）所占比例不小，均显示出国内正进行着真正意义上的媒介融合，传统的媒体类型概念日益模糊。
“媒介融合”研究的缺口。在技术融合层面，报网互动是该领域内研究最早、所占比重最大的。但境内研究成果往往创新不足，手段趋同，局限于新旧媒体的融合，如报网、电视―网络、广播―网络，或衍生出的新形态，即手机动视等。涉及“全媒体”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以个案为例，如奥运报道、“十七大”报道的全媒体化运作，这种层面的所谓全媒更像是一个媒介盛宴，各路媒体各显神通，全之全矣，却未见融合；再者即关于“融合新闻”的概念、业务、行业标准等研究。尽管从2009年开始，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视角转向较为宏观和深层的传媒规制问题，但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转向。在新媒体冲击下所掀起的媒介融合，理应从技术角度入手，基于现有媒介形态去探索融合途径。
“动新闻”在技术融合上的突破口。“动新闻”，从最基本的报网互动，再以动画的形式打开视频市场，辅以手机动视载体，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手段的全媒体化。从“投入―产出”来看，既省去了设置网络直播室等设备、采编人员聘请和实地采访的成本投入，又暂缓了电视行业准入过高的门槛，还避开了技术条件下，视频流媒体flv格式还原真实人像不够清晰的弊端，从而找准了动画这一形式。同时也符合了娱乐化和后现代的网络文化，即以反讽、娱乐化视角看待社会事件，并且同步适用于第五媒体的推广。
具体借鉴途径。除去“动新闻”的不良导向问题不谈，还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呢？这一形式又适用于何种情形呢？笔者认为，从媒介平台角度来看，“动新闻”（下文所用的“动新闻”概念泛指其形式，不特指《苹果日报》“动新闻”）正是适用于已具备较为成型的报―网―手机报互动平台的报业集团。成员上，可以现有的平媒采编人员为内容生产主体，以现有的网络技术人员为技术加工载体；受众层面，习惯使用报网或手机报的用户，对于真实人像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要求并不高，“动新闻”既可以让受众耳目一新，也规避了与广电媒体的同质化竞争。同理，电视媒体并无必要进行“动新闻”的尝试。
从内容生产角度来说，曾经昙花一现的“虚拟主持人”其实也是一次与“动新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尝试，但是由于其本身噱头不大，没有可以挖掘的诉求点，也就无法找准受众的关注点。笔者认为，关于“动新闻”的有益尝试至少可以找准以下两个突破口。首先，重现、戏说“新闻”，变新闻为调侃式评论，主要以奇闻逸事等民生新闻为内容主体，是对软新闻的再次“软化”。其次，开发品牌，使相关的动画系列变为一种专栏或曰游戏，正如“黄孩子”也曾披着外衣针砭时弊一样，以动画形式出现的“信息”与其说是传播新闻，更多的是共享一种共同情感体验，而通过一种虚拟的、软化的形式呈现，共享的如果已然可以是原始的膻、性、腥，当然更可以是更为和谐的大众文化。
注释：
①笔者于2010年1月6日再次进行百度搜索，相关报道最近更新时间为2009年12月10日，即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NCC）驳回台湾壹电视新闻台及资讯综合台两张执照申请的报道，
③引自香港大学张圭阳教授于2009年在南京师范大学所作题为“香港媒体现状及报刊自律机制”讲座。
关键词:媒介融合;舆论;形成;引导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8-0009-02
一、媒介融合对当今舆论格局的影响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L.浦尔教授提出,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其终极目标将是打破传播媒介的形态差异,走向媒介形态的大融合。其真正本质在于消费者可以用无所不能的终端通过无处不在的网络,获取各自所需的服务。
当今中国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令人瞩目,新旧媒体之间的竞争、互动及整合重组,对目前国内的舆论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4.2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 31.8%;手机网民规模为2.77亿。随着网络和手机在我国的迅速普及,尤其是微博的发展,更是为网友们提供了极为便捷信息传播方式,越来越多的普通网民充当起了“公民报道者”的角色,促进了“公民新闻”时代的提早到来,也使得微博这一新媒体形式成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
二、媒介融合趋势下的舆论形成机制分析
1.要素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1]舆论涉及到主体、客体和介体这三个要素,它们是舆论形成的基础。在媒介融合的新环境下,舆论三要素的也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
(1)客体要素
媒介融合趋势下的舆论变化最主要在于网络舆论的崛起,其客体要素既可能是传统媒体报道的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议题,也可能是由网民先于传统媒体所引爆的新闻话题。总的来看,网络舆论客体多为涉及公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利益的公共事件,这些事件本身具有较大的争议性,常常触及已经存在的社会焦点或热点问题,具备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因而能够迅速形成舆论热潮。
(2)主体要素
网络等新兴媒体由于其实时性、匿名性和交互性等特点,使得网民具备成为舆论主体的客观条件,并已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分析,现阶段我国网民从总体上看男性略多于女性,以青少年特别是学生为主,中低收入者较多,且发表意见的比例更高。但陈力丹、杜骏飞等学者指出,网络舆论主体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不能仅从人口学的指标统计上来界定。网民是一个基于共同价值和利益取向的临时群体,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及不同的舆论客体而不断重组、变动。[2]因此网络舆论的主体常常充满不确定性。
(3)介体要素
传统舆论介体主要通过口耳相传,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出现以后,成为现代舆论的主要媒介,而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传统媒介的滞后状况,成为舆论传播的重要介体。[3]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和3G时代的到来,现代网络舆论的传播渠道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新闻网站、论坛、博客、聊天工具等方式了。由于手机终端的便利性、实时性和多功能开发,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上传和阅读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因而微博、SNS等新兴介体开始成为舆论形成的重要传播方式,并由于其普适性、及时性和链式传播等特性而显示出极大的发展潜力。
2.过程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水平、新旧媒体的竞争与合作、舆论主体的多元化和模糊化、政策法规的革新等因素的制约,舆论形成机制研究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但纵观近年来社会舆论事件的发生始末,我们可以看到,新型舆论形成的过程既未脱离传统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同时又体现出区别于以往的新特点。媒介融合趋势下的舆论形成一般来说有以下几个过程:
(1)话题事件发生,形成网络议题
社会事件的发生或者是共同话题出现在媒介上,就形成了公众舆论的议题。一般来说,舆论议题的来源主要是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新闻机构的报道和关注。但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舆论议题的来源有时也可能是传统媒体的沉默而导致个人在微博、SNS、BBS等新媒介场所的相关信息,以及某个人或某个组织操纵设置的议题。例如,“邓玉娇案”就是由网络率先发起讨论的。该事件发生后,网络上迅速出现了《烈女邓玉娇传》、《侠女邓玉娇传》、《生女当如邓玉娇》等文,纷纷攻击黄德智、邓贵大等人,反响强烈,从而使“邓玉娇案”迅速传开。
(2)个人意见发表,形成舆论场
当网络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时,人们就会通过微博、SNS、博客等传播途径,以消息、更改状态、发表日志、发帖跟帖等形式在各种媒介上发表个人意见,并参与到群组讨论当中。当参与讨论的网民数量不断增多,讨论范围不断拓宽时,众多的个人意见和更新信息经过复杂的交流、协调、取舍和整合,最终震荡性地发散开来,便会形成“舆论场”。在“场”的作用下,舆论形成的速度比一般环境下快很多,并且呈加速蔓延的趋势。例如,“邓玉娇案”中就存在着这样的舆论场。在传统媒体尚未给出报道和评论时,各大新闻网站和论坛却迅速形成了舆论场,与安检相关的个人意见迅速汇集、整合并释放,使得该网络议题在时空上抢先而广泛地对社会舆论整体造成了影响。
(3)产生意见领袖,形成意见轴心
在传统媒体的舆论传播中,往往是强势的电视台、报纸等主流媒体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通过议程设置等手段,引导普遍受众的舆论方向和内容。而在网络等新媒体的传播中,“意见领袖”则主要由资深网友、专家权威、网络评论员、论坛版主、公共知识分子等具体的人构成。在网络传播中,由于舆论初始阶段意见呈散点分布,意见领袖的专业判断直接影响舆论的走向,其作用比传统媒体环境下更加重要。当事件发生形成议题后,网上会出现杂乱分散的众多个人意见,在交流融会中,“意见领袖”的观点逐渐成为意见“轴心”,使得其他网民依照这一“轴心”形成或修正自己的观点,使二者保持一致。因而,众多的个人意见最终将达到倾向性的多数一致意见。例如,“绿坝事件”发生后,韩寒在自己的博客里贴出了博文《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下内容包含不良信息》,对政府的文化管制做出了非常犀利的批判,一个月内点击量达到382787,相关评论达到7658条,收藏量达到347,并经由各种其他新兴媒体的转载,引发了网友们对“绿坝”事件的集体嘲讽。
(4)传统媒体介入,形成立体传播
网络舆论要最终产生作用和影响,必须经由传统媒体的报道。在网络舆论形成之后,强大的声势往往会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和介入,而传统媒体对网络上相对离散的讨论进行集中、深入的报道,则是对网络舆论起到了放大和再传播的作用,从而形成对话题事件的立体传播。由于传统媒体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积累的品牌效应和公信度,在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交互作用下,在网友的持续关注与评论中,一种被提升观点化的民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会舆论也就随之而形成了。[4]
例如,在逯军“替谁说话”事件引爆网络舆论后,《成都商报》随即发表新闻报道,一经刊登就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先后被102家网站转载,并再度引起媒体和网友们的口诛笔伐。随后,《北京青年报》、新华社、《第一财经日报》等主流传统媒体也都纷纷对事件进行了后续报道和深度分析,一次又一次引发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从而使该事件的社会舆论经过不断震荡上升最后达到高潮,完成了媒介融合趋势下关于一个社会事件的典型舆论形成过程。
三、媒介融合趋势下的舆论引导
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充分遵循媒介融合的发展特征和规律,利用不同媒介之间的优势互补,不断创造新的舆论引导方法和途径,构建融合型的舆论引导局面。
1.信息传递上,新媒体的“速度”与传统媒体的“信度”相融合
在多媒介并存的局势下,传统媒体由于制作流程、发行时间等因素,时效性往往不如新媒介来得快。但网络等新媒体的自由开放,尤其是主体的匿名性特征,很容易形成虚假信息和谣言等的负面传播。此时就需要依靠传统媒体发挥其权威性的优势,及时对事件进行真实详尽的调查和报道,主动设置议题,占领网络舆论的制高点,对舆论进行正面的引导,遏止谣言。
因此,传统媒体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多渠道、零距离的技术优势,组织好自己的报道队伍、报道内容。[5]而主流新闻网站或论坛等也应该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权威报道,正确消息,对网民的不当言论进行规正和劝导,引导网络舆论朝正确积极的方向发展。
2.事件解析上,传统媒体的“深度”与新媒体的“广度”相融合
在对焦点事件的分析评论方面,由于长期累积下来的实践经验和品牌效应,传统媒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新兴媒体虽然在内容深度上不及传统媒体,却有传播范围广、选择性强、互动程度高的特点,因而能够调动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参与到事件讨论中,提供不同角度的意见和思考,对舆论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引导[6]。因此,在事件解析上,既要让各方意见在新媒体上自由交流,又要运用传统媒体进行集中的深度剖析,从而形成全面的舆论引导方式。
参考文献:
[1]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0-22.
[2] [5] [6]杜骏飞.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研究[M].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13-14,114,121-122
[3] 刘建华,陆俊.大学生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分析[M].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3).
[4] 饶瑶.“家乐福事件”中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J].商业环境,2008(7)
关键词：媒介融合 媒介经济 社会变革
媒介是人的延伸。作为全球传媒业发展的重大现实和重要趋势，媒介融合正在并进一步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变革，它广泛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
一、经济影响
1．媒介融合改善了媒介市场的供给结构，增加了媒介产品的有效供给。媒介融合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市场格局，让原本互不搭界的传统媒介有了竞技的舞台。竞争范围和强度的大大提高，有效改善了媒介的市场供应结构，激发了媒介机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仅提升了融合媒介的生产效率和有效供给，对传统媒介也有所带动。
我国“十一五”期间，从传统的广播影视产业到数字网络视听新媒体产业，均借媒介融合发展之东风，创出产量加速增长之业绩。就媒介内容产品的生产、供给情况而言，我国“十一五”期间广播影视产业有网络、手机电视等媒介平台的加入有了更为突出的平稳增长态势（见表）。
表 “十一五”期间中国广播影视内容产品供给情况
以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为例，CNTV已建成亚洲规模最大的网络视频数据库，直播频道100个，节目存储总量约达24万小时，日均节目制作量超过500小时，各终端日均视频量5000余条。除通过自主生产、版权购买和商业合作等渠道提供媒介内容与信息服务外，用户生成的内容（UGC）同样构成了视听媒体内容产品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媒介终端产品的开发、供给情况而言，各具特色的视听终端层出不穷，并以支持移动性的手持终端类型最为丰富。据工信部统计，2011年1月至11月，中国彩色电视机产量为10936万台，微型电子计算机产量达29455.1万部（笔记本电脑21935.7万部），移动通信手持终端产量则高达104259.6万部，同比分别增长6.3%、32%、20.7%。可见，在媒介融合的影响下，媒介终端产品的供给量大幅增加，多功能一体化的便携式移动终端的增速尤为明显。
2．媒介融合调动了媒介消费者的参与积极性，激发了融合媒介的市场需求。媒介融合具有“双向互动”“产消合一”“去中心化”等特质。基于此，媒介消费者参与信息生产与传播过程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体验”成为新型媒介消费特征，消费者对媒介信息内容、服务，以及接收终端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据统计，截至2012年6月，中国网民达到5.38亿，手机网民为3.88亿，网络视频用户达3.5亿，用户使用率继续保持在65.1%的水平。微博用户为2.74亿，较2011年底增长9.5%，微博用户规模已进入平稳增长期。数据表明，媒介融合激发并拉动了媒介信息消费的市场需求，使我国逐步成为融合媒介的需求大国。
综合而言，媒介融合带来了传媒“注意力经济”与“影响力经济”的“乘数效应”，推动了媒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媒介市场增添了运营活力与发展动力。
二、政治影响
1．媒介融合拓宽了党政信息自上而下的传播渠道，确保了公民的知情权。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央与地方各级党政部门的政策、政务信息均已不再仅仅通过传统媒体来，而是综合利用各类融合媒介作为记录和传播信息的有效载体，以确保公众能够随时随地了解相关信息。这表明，媒介融合拓宽了党政信息自上而下的传播渠道，推动了政务公开化的进程，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公民对党政信息的知情权及对公权部门的监督权。
但值得注意的是，媒介融合在拓宽信息传播渠道的同时，也带来了虚假信息传播的裂变效应，导致公众非理性情绪扩大，这就使政务信息的及时公开显得更为重要。在给党政部门的舆论引导带来压力和挑战的同时，也从侧面推进了政务的公开。
2．媒介融合拓宽了社情民意自下而上的反馈渠道，保障了公民的表达权。相对于传统媒介时代人民群众在表诉民意时处于被动的局面，媒介融合为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表达平台，从而拓宽了社情民意自下而上的反馈渠道，更加充分地保障了公民的话语权与参与权。这必将进一步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加快公民社会的构建。
3．媒介融合搭建起党政部门与人民群众双向互动的沟通平台，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媒介融合让党政部门与人民群众双向互动的电子沟通平台得以实现，产生了非同凡响的效果。从现实来看，党政部门与人民群众基于此类平台而展开交流互动的主要方式有：
（1）论坛问政。论坛问政是指通过网络论坛，党政部门与社会公众进行交流互动的问政方式。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2009年和2010年2月，总理先后两次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此后，网络论坛大量涌现，论坛问政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
（2）微博问政。这是党政机关、通过开通微博以实现与社会公众平等、深入交流的问政方式。截至2011年7月，全国共有5114个政府机构、3432名政府公务人员、438名全国及地方两会代表开通新浪微博。据统计，在全国微博（新浪）十强中，官员级别既有基层，也有高层，其所从事的职务也广泛涉及各个领域。如今，微博已越来越成为党政机关及体察民意的重要渠道，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