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6 13:22: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民增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多因素影响农产品价格走势
（一）生产、消费结构变化加大了农产品供求的压力
近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结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很大变化，有一组数据值得注意：一是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3％，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低于50％。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城乡结构发生了变化，消费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转移到城里的新市民加上原有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使得农产品需求进入一个较快增长期。也就是说过去自给自足的、为城镇居民提供农产品的部分生产者转为了农产品的消费者。
二是农业从业人口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低于50％。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男性大多年龄在50岁以上，大量的妇女、儿童、老人留守在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使得机械、科技替代劳动成为趋势，农业生产物化投入大大增加，物化投入已占农业生产成本50％以上。
三是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低于50％。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央财政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多，以及农民工打工收入增加。但同时也反映出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兼业化程度变得更高，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下降。
此外，我们还面临水土资源不断减少、环境污染以及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等问题，上述种种加大了农产品的供求压力。因而，这几年农产品供求关系绷得比较紧，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
（二）农产品类金融化导致其价格不断偏离其价值
在农产品供求偏紧的情况下易形成通胀预期，加上流动性过剩导致个别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且价格波动频率加快。大宗农产品除了本身的商品属性外，已成为期货和投资的主要对象，其金融衍生品属性表现得极其充分。在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中，玉米、大豆、棉花流动性仅次于原油、标普500等，与黄金白银等并列为流动性第二位。这说明不论在中国还是国际市场，农产品都是期货炒作对象，炒作已使其价格背离了商品本身的价值。
（三）天气条件及舆论炒作加剧农产品价格波动
农产品的生产特性是播种面积确定产量预期，但是产量预期与天气密切相关，气象灾害会造成农产品结构性、阶段性短缺。一旦发生极端性的天气，就会引发产量的低估，加上媒体的放大效应，从而引起了价格波动，给政府构成压力，给居民带来恐慌。去年初因低温带来菜价肉价上涨，媒体不断报道后，无形中放大了价格信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综上分析，天气—农产品供给—价格之间构成了一个循环。即天气不好可能带来的减产，成为游资炒作的机会，引发农民对产品的惜售，从而抬高价格；而农民惜售和游资炒作又影响了对市场供给的信心，出现阶段性供给的不足，商家开始囤积，商家的囤积又加剧了阶段性供给不足，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反之亦然。
那么，今年的天气如何？今年是农历龙年，龙年在农业气象中为非正常年份，农谚说得好“牛马年好耕田”，农历牛年、马年多为风调雨顺，龙年意味着水多水少会交替发生。今年春节前后南方出现低温，影响部分作物生长。5月以后，江南、华南提前进入汛情，部分地区大雨引发泥石流；安徽等地气温上升较快，前一段时间气温已到30摄氏度，部分地区棉花早稻秧苗受到影响。如果这些信号放大，都会对农产品预期产生影响。
当前农产品供需和价格走势分析
（一）预期大宗农产品稳定，棉花面积有所下滑
粮食面积稳定在16.8亿亩，与上年持平，主产区面积有所扩大，但是南方双季稻区问题突出，由于用工成本大幅增加，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水稻“双改单”趋势非常明显，浙江、福建、广东都有这种趋势。
棉花种植面积下滑，预计不足7000万亩；糖料和油料面积基本持平，糖料面积略有增长，主要是东北地区恢复甜菜生产。2011年生猪存栏略增，出栏略减，但增减幅度均在1％以内，生产基本平稳。近期出现的猪价下跌，主要由于部分生猪集中出栏所致。5月，在猪粮比价跌至5.5∶1的最低点时，国家启动收储，之后价格有回升，意味着下一轮生猪补栏即将开始。今年上半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随着春耕生产结束，此轮价格上涨告一段落，下一步，中央财政会根据价格上涨的情况增加补贴金额。
（二）菜篮子产品供给平稳，短期价格波动较大
去年以来，菜篮子产品生产稳定，供应充足，但价格波动较大。今年5月初几品企业相继提高牛奶价格，近期鸡蛋价格也在上涨。价格波动的原因，有土地、人工成本及天气因素推高价格，也有市场信息不对称因素，盲目生产造成的价格低迷。
蔬菜水果的价格变动较大。1999年以来，果菜生产发展较快，到2008年，果菜面积分别比1999年增长20％和30％，产量分别增长2倍和46％；人均占有果菜分别是世界人均水平的2倍和3倍。而此后，果菜面积继续扩大，2011年果菜面积已达1.7亿亩和2.9亿亩，比2008年增加了6.25％和7.4％，产量也增加了10.5％－15％，蔬菜的人均占有量达到500公斤，比2008年又增加了50公斤。从供求关系看蔬菜、水果已是供大于求。但是由于天气灾害造成了阶段性短缺，加上产后损耗及流通成本过高，导致价格暴涨。果菜生产的供大于求也反映出各地农业生产结构趋同，农民增收措施相对单一。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指标1．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影响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有效带动乡镇企业发展，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有效载体，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增加农民非农收入。同时减轻土地压力，缩小农村人口基数，促进农民增收。文中采用较为普遍的城镇化率指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农民受教育水平。人力资本开发为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教育则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源泉。农民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主体和农业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受教育水平对其收入增长作用不言而喻。文中农民受教育程度用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其公式为：平均受教育年限＝［1*文盲或半文盲人口比例＋6*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例＋9*初中程度人口比例＋12*（高中程度人口比例＋中专程度人口比例）＋16*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100。3．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机械化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减轻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依赖，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文中以各年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反映这一指标。4．农业总产值。即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其反应一国或一个区域农业生产的总规模和总水平。农民收入主要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农业总产值与农民农业收入密切相关，通过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挖掘农民增收潜力。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量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指标。随着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加之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政策的扶持，极力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使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提高农民非农收入有着重要意义。
（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1993年～2011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不同受教育水平农民比重、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总产值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五项指标。数据来自1994年～2012年《甘肃统计年鉴》和《甘肃农村年鉴》，通过整理可得原始数据（见表1）。
二、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本文以甘肃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以对农民收入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各因素为解释变量，为避免异方差性，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建立如下模型：lnYi＝β0＋β1lnUi＋β2Ei＋β3lnMi＋β4lnVi＋β5lnIi＋εi（1）其中，Yi代表农民人均纯收入，i表示不同的年份。解释变量分别为各年城镇化率U，农民受教育水平E，农业机械化水平M，农业总产值V和全社会固定投资额I，ε为随机误差项，代表所有未纳入模型但影响农民收入的其他因素。
（二）实证分析运用Eviews5．0软件对以上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果（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城镇化水平的系数符号为负，不符合经济学意义和预期结果，且回归系数也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需进一步改进。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采用逐步回归法进一步分析得出结果（见表3）。农民受教育水平、农业总产值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增加都有正向影响，符合经济学意义和预期。修正后的可决系数为0．988439，回归模型的拟合情况很好，能够解释98．8％的因变量（农民人均纯收入）观测值的总变差。F统计量的值为513．9898，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查F分布表得临界值F0．05（3，1．5）＝3．29，方程通过了整体显著性检验。给定显著性水平α＝0．1，查t分布表得临界值t0．05（15）＝1．75305，各解释变量系数的t值均大于临界值，由此表明各解释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均有显著性影响，具有统计意义。对方程进行序列相关检验，给定α＝0．05，当n＝19，k＝3是，查DW表，下限临界值dL＝0．967，上限临界值dU＝1．685，根据上表结果，DW统计量的值为1．802184，在［dU，4－dU］之间，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此外，方程通过了异方差White检验。作异方差的White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nR2＝10．90735，在α＝0．05时，查X2分布表，得界值X（9）＝16．929，因为nR2＜X（9），所以接受原假设，故模型不存在异方差。上述分析结果表明，3个解释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147，0．492，0．113，即当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民收入将增加0．147％，农业总产值每增加1％，农民收入将增加0．49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农民收入将增加0．113％。综上可得影响甘肃农民收入因素的回归方程为：lnYi＝－1．81714＋0．146599E＋0．491883lnV＋0．113134lnI（2）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甘肃省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农业总产值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最为显著，2011年甘肃省农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为1866．77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7．75％，尽管这一比重在不断下降，但其主体地位仍未动摇，其中农业纯收入（农民来自第一产业纯收入）在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5％以上，由此可见，农业收入始终是甘肃农民家庭经营的主体收入来源。其次，农民受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有较大的影响，由于农民个体作为农业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主体元素，其科学文化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思想觉悟、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竞争能力。此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对农民增收产生显著影响，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及农村繁荣离不开社会外在力量的推进，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甘肃省坚持在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指导下，在加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基础上不断向“三农”方面倾斜。2011年，甘肃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用于第一产业的投资额达191．45亿元，较上年增长38．74％。此外，根据回归结果，甘肃省的城镇化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尚未对农民增收产生明显的影响。究其可能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甘肃省的城镇化水平低，2011年甘肃省城镇化率仅为37．1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12个百分点。加之受自然、经济、交通等条件的限制，多数小城镇的发展缺乏产业的支撑，导致城镇化的发展在促农增收过程中缺乏内在动力。二是受典型山地高原地理条件的限制，甘肃省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全省耕地中山地占64．7％，同时农业机械总量少、配套机械缺乏、装备结构不合理等，因此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作用。鉴于上述模拟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优化农业内部结构，从农业增效中增加农民收入目前，农业收入仍是甘肃农民收入的主渠道，实现农民农业收入的增加，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渠道，就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促农增效、保农增收。首先，突出特色、发挥优势。针对甘肃省现有的马铃薯、现代种业、中药材、酿酒原料及优质林果等几大极具优势的特色产业发展，在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强化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其次，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家庭小生产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大生产经营的转变，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最后，科技兴农。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二）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甘肃省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地位进一步被弱化，在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其收入的增加更为重要。为此，要强化农村基础教育，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改善教学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学校教学硬件水平，提高和改善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尤其为偏远乡村教师提供专项资金补贴，在此基础上着力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推进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加大投入，积极发展农民夜校、农民职业中学等，培养一批农业技术骨干，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同时，建立“企业—政府—农户”之间人力资源信息沟通的良性互动机制和平台，鼓励企业对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市场竞争力。
关键词:农民增收;农村工作;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2006101
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要做好农民增收工作,必须要有新思路。针对莫旗这样的边远少数民族自治旗农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发表以下粗浅的见解。
1 农民收入的现状与特点
(1)农民收入增长带有阶段性。改革开放30年以来,莫旗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提高。1978-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81.5元增加到3586.7元,年均递增13.9%。从莫旗农民收入的增长趋势来看,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9-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81.5元增加到357.1元,为农民收入增长较快时期,年均递增34.4%。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快速增长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农村实行;一个是农产品价格提高。第二个阶段从1985-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80.5元增加到649元,为农民收入增长徘徊时期,年均增长11.3%。这一阶段具体说来也有两个因素,一是生产资料价格暴涨抵消了农产品提价的好处;二是乡镇企业出现滑坡。第三阶段从1991-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654元增加2039元,为农民收入恢复增长时期,年均增长25.5%。第四阶段从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270元到2096元,为农民收入下降时期年均下降1.6%。以上现象表明,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减缓,也是一具阶段现象,必须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分析当前这一阶段的特殊性。第五个阶段从2003-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202元增加到3586.7元,为农民收入稳步增长期,年均增长幅度13.0%。这一阶段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农业税减免;二是国家政策性补贴增加;三是外出务工收入增加。
(2)农民收入增长的不平衡。这一特征在当前尤为突出,而且呈现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从调查情况看,凡是收入增幅较小的,大多数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靠近县城和公路等交通方便的乡镇的农民,年均收入比其他偏远乡镇的农民高。从事多种经营的农民收入远远高于单纯从事种植业的农民。
(3)农民收入增长的差异性。一是地区之间的差异。不同地区自然条件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农民收入的差异性。二是文化程度的差异,文化程度高的人群的收入高于文化程度低的人群的收入。三是就业率低的差异。农村目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就来率高低,直接关系到收入的高低。
(4)农民收入的结构性。农民收入结构基本上分为三大块,一是工资性收入,包括在乡外地人企业务工、外出打工,从号召其他类型的劳务等收入,占纯收入的19.6%;二是家庭经营收入,包括种植、养殖及二三产业等收入,占68%;三是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占12.4%。
2 存在的问题
(1)不善于调整种植结构。由于许多农民文化素质低,不愿接受新生事务,总是生产他们习惯生产的东西,没有根据市场的变化来决定生产经营什么,结果生产出来的产品毫无优势,增收困难。还有许多农民不了解市场信息,缺乏市场预测难力,不考虑本地实际,盲目跟风,结果是“种啥啥多,养啥啥赔,越调越亏”。
(2)传统农业效益比较低,农业生产结构适应性、战略性调整难。一是传统种植业受到冲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而全和自求平衡的种植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大宗农产品卖难问题突出,由于成本居高不下,许多农产品生产已处于微利或亏本的状态;二是对土地的投入不断减少。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下降,农民对土地再生产的投入不断减少,土质日趋恶劣,贡献率越来越低。
(3)农业科技含量低。由于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低,缺乏运用拳科技的能力,生产出的产品科技含量低,没有走品牌战略,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影响增收。另外政府农技部门对推广新技术方面也做得不够有力,使很多新技术无法及时传到农民手中,致使许多好的增收拳技术、新方法与他们无缘。
(4)农村人口多,城镇化滞后,劳动力转移难。影响农民收入最突出的一条是农民数量过多,全旗近80%的农村劳动力依附于土地,农村资源配置不合理,劳动生产率较低,制约了农民增收。
(5)农牧业产业化处于初级阶段,与市场对接、形成新型的利益机制难。一是农牧业还一直停留在单一的生产环
节上,尤其是因为农产品不能及时消化、升值,只作为简单的原料而库存积压甚多,无法增加附加值;二是缺乏准确、高效的市场信息网络,缺乏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品质标准、缺乏与农民利益联系紧密的大规模营销组织和企业、缺乏现代化的储存、保鲜和动输能力,致使农民的生产往往难以把握市场需求变化,农民的利益往往在流通环节上受到很大损失;三是生产与加工、销售脱节,农民的初级农畜产品卖不上好价钱,又得不到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增值,农牧业比较交益低,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6)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没有明显增加,农业和产中的资金思想方法难仍然存在,农田基本设施建设差,依然靠天吃饭。
3 农民增收的主要对策建议
(1)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驱动农民增收。在种植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要突出特色,加快优势产品向主产区集中,大力营造各具特色的优势区域和优势产业带。推广“复合型农业”,逐步走舍饲圈养的路子。将放牧与舍饲有效地结合起来,大力开展牛羊育肥,加快畜群周转,提高牲畜产肉量,均衡四季出栏,努力实现群众收入增加和母畜比例提高的目的。
(2)积极推进农牧业产业化进程,拉动农民增收。从家牧为产业化的整体建设考虑,今后的重点放在抓基地、强龙头、打品牌上。一是抓基地。在充分发挥比交优势的基础上,确定具有特色的主导产业。二是强龙头。龙头企业是农牧业产业化的关键,要增强农业的创新能力,就必须把龙头做大、做强。三是打品牌。品牌是实现产业发展和产品进入市场的灵魂。打造和培育精品品牌,不断提高其市场占有率,是实现农产品销售增值的有效途径之一。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支持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年农民收入增长支持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确保实现农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当前农民增收有哪些新特点？实现农民收入如期翻番又会有哪些新举措？针对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农民增收面临困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支撑农民增收的传统动力逐渐减弱，迫切需要拓宽新渠道、挖掘新潜力、培育新动能。
今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自然灾害对农产品市场和农民就业增收的影响不容低估。当前农业农村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特别是主产区农民增收困难。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同比回落1.6个百分点，为近13年来最低，与GDP增速持平，下半年维持了大体相同的走势。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团队分析认为，一方面，农产品价格总体疲弱，上半年粮食收购价同比下降8.1%，大宗农产品进口明显增加，加剧了国内粮价下跌压力，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受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和传统行业去产能等因素影响，农民工外出就业人数和工资增幅出现“双下降”，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明显放缓。
“农民收入构成有四驾马车，包括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四部分。”农业部经管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要以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为重点，围绕农业提质增效强基础、农民就业创业拓渠道、农村改革赋权增活力、农村社会保障固基本，着力挖掘经营性收入增长潜力，稳住工资性收入增长势头，释放财产性收入增长红利，拓展转移性收入增长空间。
多项举措密集出台
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在拓宽新渠道、挖掘新潜力、培育新动能方面作出了多项颇有新意的部署举措，这也与《意见》的主要精神高度一致。
激活农村沉睡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经国务院同意，全国29个县（市、区）作为试点已开展了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各试点地区正普遍开展集体成员身份确认，积极推进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一些试点地区实现了集体经济变强、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多头并进。
支持农民创业创新，增加农民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据统计，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达到450万人。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从下乡创业准入到财政支持、金融支持、用水用地政策，到保险、社会保障、技术支持等都进行了明确。
推进农业补贴政策转型，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前提下，改革完善农业补贴政策。财政部、农业部已将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项，重点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中国农业大学的第三方评估显示，“三补合一”后，耕地撂荒现象减少。补贴对象向种粮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主体倾斜，体现了“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谁”的政策趋向。
创新农业保险产品，增强农民收入的抗风险性。《意见》把农业保险作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提出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保障体系，从覆盖直接物化成本逐步实现覆盖完全成本。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庹国柱表示，传统农业保险主要是低保障水平的成本保险，着眼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营，不能适应现代农业与新型经营体系的发展。为了同时应对价格风险和产量风险，开发收入保险，从覆盖直接物化成本逐步实现覆盖完全成本，对于保障农民收入意义重大。
构建增收长效机制
衡量农民收入是否实现快速增长一般有两个参照：一是看收入增速是否超过同期GDP的增速，二是看收入增速是否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十二五”以来，农民收入年均增长超过10%，增幅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高于GDP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9年的3.33∶1下降到2015年的2.73∶1，连续6年缩小，连续两年都在“3”以内，这是自2001年以来最低的城乡收入比。
虽然以往农民增收亮点突出，但保持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的难度在增加。今后农民收入的增长点在哪里？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增收要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深入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上下功夫，实现农业生产者增产增效。包括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加强农产品品牌培育，强化产销衔接；推动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生产、流通、加工环节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农民从价格上涨、产品增值中得到更多实惠。
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近几年来，同全国各地一样，农民收入持续低速增长的状态，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立足全县农民收入现状，认真剖析农民增收缓慢原因，寻求激活农村经济对策，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 一、全县农民收入现状 1、农民收入持续低速增长。1998年到2003年的6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始终徘徊在5%左右，与改革开放初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速相比，形成强烈的反差。横向比，1998年至2003年全县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均超过10%以上，全县国民经济发展城市快、农村慢的跛脚现象十分明显。 2、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呈现出阶段性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构成呈现出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家庭经营收入为辅的阶段性特征。2003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601.8元，其中工资性收入达893.43元，占纯收入55.96%（其中：外出打工收入685.60元）；家庭经营净收入623.53元，占纯收入的39%；财政性纯收入14.30元，占总纯收入的0.89%；转移性纯收入67.54元，占纯收入的4.22%。 3、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农民1998年人均纯收入（1076）元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001.90元）之比为1∶3.72。到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602.00元）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5729.56元）之比为1∶3.58，而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8500元之比为1∶3.24。全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高于全国。 4、农民人均总支出有所下降。从全县120户的调查资料看，2003年农民人均总支出2215.78元，同比下降7.8%，各项支出内部结构亦为全面下降。家庭经营费用支出人均432.56元，同比下降12.3%。其中：第一产业支出378.18元，下降13.12%；第二产业支出10.83元，下降8.24%；第三产业支出43.56元，下降5.61%。生活消费支出全面下降，全年人均总支出1583.17元，同比下降7.81%。 二、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分析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由单纯的经济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就##而言，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内部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影响农民增收。 一是农业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县份，农业基础脆弱，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去年因灾，仅种植业一项农民人均减收108.59元。同时，在传统农业向市场农业转向过程中，由于市场预测防范能力弱，容易使农业及农村经济遭受重创。近几年，全县种植业结构调整步子很大，许多农民主攻“非粮”产业，但因市场等各种因素影响，少数农户损失严重，甚至返贫。 二是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近年来，随着农业单产水平的提高，部分农产品已出现结构性过剩，供大于求导致价值均衡点下移，加之恩格尔系数变小，城乡居民农产品需求对农民、农业生产收入增长率的支撑能力下降。虽然从2003年下半年起，粮食价格出现不同幅度的上涨，但是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乘机上涨更快，粮价上涨给农民增收带来的收益，多被农资价格上涨所冲销，农民种粮效益低，有的甚至亏本。尽管今年3月中旬粮食价格又出现了大幅上涨，由于退耕还林和产业结构调整，全县大部分农民无粮可卖，有的反而买粮，加大了生活消费支出。 三是农民的
组织化程度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强弱与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成正比。##农民的生产经营方式是一家一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组织化程度不高，公司、基地、农户三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没有完全形成。另外，作为秦巴山区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该县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服务水平较低。面对充满风险的市场，农民主要凭经验、凭感觉、凭想当然做出相关的经营决定，农产品品种、品质难以适合市场需求，导致经常出现“卖难”的问题，严重影响农民增收。 2、农村内部劳动力转移困难，约束农民增收。 一是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农村劳动力难以实现就地非农就业。制约农民非农就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由于全县农村二、三产业生产规模较小，收入一直不高，农民增收缺乏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供给与需求错位。据调查，全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学历占35.6%，初中学历占54.3%，他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市场经济知识很有限，在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 二是城镇化进程滞后，严重约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加快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很重要的是统筹城乡就业；城镇带动农村，很重要的是为农产品提供更大的消费市场和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该县城镇化水平不足20%，远远低于全国同期水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沿袭着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其结果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难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降低甚至无从获取，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加。 3、农村外部劳务输出存在问题，影响农民增收。 一是服务工作不配套。由于机制不完善，服务体系不健全，信息提供、技能培训、组织引导、权益保护、环境优化上不能成龙配套，尤其是信息量不足、培训工作滞后，致使全县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不够高，特色优势不明显。 二是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该县外出务工人员文化素质普遍低，职业技能差，绝大多数人只能在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职业岗位（挖煤、搞建造等）上“吃身体”、“吃青春”，因得职业病或遭受工伤事故致贫者屡见不鲜。 三是劳务输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日渐明显。在农业主导产业发展方面，大量劳力外出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技术力量缺乏和部分耕地撂荒，劳务输出与农业主导产业之间“一头重，一头轻；一头热，一头凉”的问题普遍存在。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方面，造成部分村干部新老交替断档，村级组织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三、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搞活农村经济 尽管##农民收入总体水平偏低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增收的潜力较大。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综合措施，从农业内部挖潜、农村内部突破，做好农村外部文章，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1、深化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努力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促进农民增收。 一是要继续推进强村大户战略，努力延伸产业链条，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农业生产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调整，烟草率先实现产业化，黄姜产业化已成雏形，蚕桑已建成10万亩基地，畜、竹产业正在蓬勃兴起。主导产业总产值超过3亿元，为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奠定了基础。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优势资源还处于浅层次开发阶段，在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和市场开拓等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基地建设，需要继续推进强村大户战略，走实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路子，着力提质增效；农产品加工，要由初入深，在延伸加工链条上寻求突破，同时着力打造知名品牌，积极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拳头产品带活农村产业。 二是要按照市场要求，大力发展农村特色产业。陕南
中药材久负盛名，作为拥有独特的气候、资源条件的##而言，要力争在黄姜、金银花等中药材生产上大有作为；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要以汉江梯级开发为契机，做足做大汉江、旬河及主要支流水文章；果业亦是##的优势产业之一，对狮头柑、荷包杏、樱桃、柿子、拐枣等，要不断扩大品牌知名度，增强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要加强##绿色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增加农民增收渠道。 三是要围绕绿色产业发展，突出抓住四个环节。一是品种论证环节。品种论证应突出色、形、味等内在特征，又考虑耐贮存、能贩运等外在要求，为产品进军大市场创造条件；二是产品开发环节。对选择确定的品种进行改良乃至改造，使其更加适应市场要求。同时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提高经济效益；三是宣传环节。积极向市场推介特色产品，使特色产品广为人知；四是产品和市场对接环节。一方面政府要为农产品走向市场创设平台，同时通过适时引导和组织，发挥中介优势，打通特色农业进入市场的通道。 四是要保证粮食生产安全。##属粮食产销平衡区，必须从保障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民增收的高度认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在拓展农民增收渠道，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同时，决不放弃粮食生产，要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动摇，坚持人均一亩基本种粮田不动摇，坚持依靠科技增加单产不动摇。 2、挖掘农村内在部潜力，有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 一是要把发展乡镇企业做为农村经济支柱来抓。##乡镇企业的发展，目前正处在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有利环境。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牢固树立围绕产业办企业、办好企业促发展的指导思想，紧紧抓住烤烟、黄姜、畜牧、青竹四大支柱产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放开视野，放宽政策，放胆实践，放手大干，全面拓宽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农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是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仍然十分缓慢，观念步伐相对滞后。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应在税收资源、政策、人才等方面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必要条件，真正做到“在政策上放宽，经营上放开，管理上放活”，对合法经营的农村流动性小商小贩，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免于工商登记和收取有关税费。同时，要充分利用丰富的水能、矿产、医药、山地等资源优势，注入资金加大开发力度，形成一批在水电、矿产、经商、贩运、种养、服务等方面的个体私营户，让更多的农民从中获利。 三是要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首先要抓好城镇的规划工作。按照太极山水城的地域特点，突出县城扩容提质，优化县城生活环境和经济布局，对重点集镇建设进行科学规划，进一步增强城镇的载体功能，辐射带动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城镇管理体系，积极推进老城区改造，加快县城专业市场建设和中心镇农贸市场建设，抓好城区综合整治，不断提高城镇管理水平和城市品位。再次要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县范围内放开户口迁移政策，引导有条件的农民进城入镇建房、开店、办厂、务工经商，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提高农民收入额。 四是要把发展旅游业做为农民增收的潜在增收点。以天然形成的山水太极城为原形，深入研讨太极源头文化，依照“太极图”规划城镇，布局景点，打造天人合一的最佳组合，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塑造山水太极品牌，使山水太极成为##旅游的最大卖点。同时，要加快南羊山万亩草甸、铁桶寨原始森林、歪头山溶洞群、公馆瀑布群、蜀河古民居、双河天门山、老祖墓等精品旅游景点开发建设。配套发展农家乐、水上垂钓、漂流、游泳、划舟等特色健身游。以旅游带动人流、物流、财
流、信息流，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农民增收。 3、做好农村外部文章，加快发展农村劳务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一是要用产业化的思路发展劳务输出产业。首先，要加强劳务基地的培养和建设。要面向市场，整合资源，培育特色劳务村镇，逐步形成以特色劳务村镇为重点的劳务输出基地。同时，大力培育和开发劳动力市场，不断拓宽劳务输出空间，利用各种经济协作渠道和开放平台，建立一批可靠和相对稳定的劳务输入基地，夯实劳务产业基础。其次，培养“龙头企业”。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与省内外新老用工单位联系，建立长期稳定的用工关系，不断增强其对我县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一方面，要发挥本地在外承包工程“能人”的作用，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和协调，让他们带领农民进入劳务市场，实现对口输出，减少农民工的盲目流动性。第三，做好配套服务工作。要切实发挥县乡（镇）劳保服务部门的主渠道作用，积极构建信息技能培训组织引导服务管理法律援助的劳务经济（产业）一体化服务体系。 二是要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全力打造劳务品牌。在培训的内容上，要结合大中城市用工及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基本技能和技术操作规程的培训，实现务工者务工形式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的转变。同时，要根据##在人文、历史方面形成的文化影响，在建筑、采掘、服务及农技推广领域形成的就业优势，在省内外已经树立起的“好学上进、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团结合作”的“##人”形象，进一步挖掘潜力，搞好特色培训，打造、包装##劳务品牌，占领劳务市场。 三是要妥善处理劳务输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适应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形势，积极引导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根据乡情、村情、民情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劳务输出计划，把工作重点放在转移“富余”劳动力上，合理匹配人力、土地等各种资源。县乡村要根据当地事业发展需要，精心筹备、选准项目，向劳务输入基地推介项目，创造条件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发挥他们在外地的资金、技术、信息等优势，参与、支持家乡建设，实现由打工向创业的跳跃。同时，有条件的地方还可支持外出者向外承揽工程项目，挣钱后再回乡创业，形成本地与外地资本良性循环的局面，推动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当地农民增收。
一、20__年农民收入的构成及特点
20__年，__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20__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709元，比20__年增加468.5元，增长13%。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2652.6元，占65%;工资性收入1101.3元，占27%；财产性收入48.9元、占1.2%；转移性收入276.3元，占6.8%。
1、外出务工机会增加，劳动报酬提高，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在农民工资性收入1101.3元中，在非企业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收入59.8元、在本乡地域内劳动得到209.7元、外出从业831.8元，分别增长7.4%、14.9%和26.4%，农民外出从业劳动所得增长加快。
2、种养业发展较快，家庭经营收入增加。20__年农民直接从第一产业获得收入2150.7元，增长9.1%；从第二、三产业获得收入501.9元，增长9.3%。
3、政策支持力度加大，转移性收入增多。中央近几年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各种政策性补贴全部落实到农户，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20__年，农民转移性收入276.3元，比20__年净增54.6元，增长24.6%。
二、20__年一季度农民现金收入简析
今年一季度我市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447.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9.2元，增长9.8%，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2.2个百分点。从构成看，工资性收入250.1元，占17.3%；家庭经营现金收入1118.9元，占77.3%；财产性、转移性现金收入78.6元，占5.4%。
1、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一季度农民从事各种劳务活动得到的工资性收入人均250.1元，同比增长32%，增长幅度比上年提高12.9个百分点。对农民现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47%。工资性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一是今年政府大力支持全民创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二是由于养殖效益下滑，很大一部分农民外出务工；三是本地务工薪酬提高促进农民增收；四是外出从业收入的稳定增长对农民增收起了积极的拉动作用。
2、家庭经营现金收入增长幅度大幅回落，人均现金收入为1118.9元，同比增加50.6元，增幅为4.7％。
（1）一产业现金收入增幅回落，畜牧业现金收入出现负增长。由于设施农业发展迅速，人均出售蔬菜量较去年增加，加上设施蔬菜发展以种植名特优为主，出售价格大幅提升，人均出售蔬菜现金收入同比增加，此外，部分农户出售去年存粮，拉动种植业收入的增加，一季度__市人均种植业收入为328.2元，同比增加37.7元，增13%。自去年9月三鹿奶粉事件以来，奶价大幅下跌，直接影响了牧业的稳定发展，今年一季度农户出售牛奶的平均价格为1.61元/公斤,与去年同期相比平均每公斤下跌1.17元,致使牧业现金收入下跌,一季度__市人均牧业现金收入为593.5元，同比减少20.7元，减3.3%，牧业现金收入出现负增长。
（2）二、三产业发展的重点在于服务领域，尤其是以交通运输、批零贸易业和饮食业为主。主要是今年政府大力鼓励支持农民创业，实行免息贷款等政策，农民创业热情高涨，促使三产业收入的增加，今年一季度__市农民人均二三产业现金收入为187元，同比增加34.3元，增长22.5%。
3、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4.1元，同比增加2.9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3%。
4、人均转移性收入为65.2元，同比增加15.1元，增长30.6%。
三、20__年农民增收面临的压力
20__年持续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对__市经济的负面影响正日益加深，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将更加显现，农民增收将面临较大压力。
1、农业基础薄弱，抵御自然灾害和抗市场风险能力不强，粮食继续增产难度加大。全市粮食总产连年增加，目前在农作物种植品种和生产技术等没有出现大的突破的背景下，粮食增产压力加大，这也制约了农民直接通过种粮增收。
2、设施农业发展中存在较多困难和问题。设施农业虽然发展较快，但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依然存在，同时，受经济条件制约，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种苗繁育、市场体系建设等工作相对滞后；种植产品类同，蔬菜市场价格低，效益下滑，农民种植积极性受到挫伤，从种植品种上看，目前日光温室种植的主要是黄瓜、西红柿、茄子、角瓜及叶菜等其他蔬菜。现阶段市场销售问题突出，生产和市场不能有效对接；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我市目前的主流温室结构是二代温室，保温性能和坚固性较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不能适应低温、雨雪、冰冻等灾害性天气，往往农户只能选择种植较耐寒、易生长的家常农产品，效益较低，影响农民发展设施农业的积极性；优质种苗价格较高，推广缓慢，据了解，普通西红柿种苗0.25元/株，优质种苗0.6元/株，价格高出2.4倍，同时，种植温室大棚劳动强度较大，仅每日拉起绵帘一个大棚用时就得一个小时左右，对于规模种植来说，劳动强度无形中加大，同时人工拉帘危险也较多，经常会出现拉绳断裂，人从温室掉落的情况，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而用机械化卷帘机只需3—5分钟，省时省力且安全系数较高，但投入较大，一个大棚的机械和棉被需10000元左右，农民普遍感觉一次性投入太大，吃不消。
3、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压力加大，畜牧业生产喜中有忧。金融危机导致国内外对农产品的需求疲软，主要农产品价格下跌趋势明显。近年来，畜牧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生产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已成为推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但受三鹿奶粉事件的影响，__奶产业发展受重创，近期整个乳品行业出现问题又接连不断，市场恐慌情绪弥漫。奶价持续下跌，拖欠2-3个月奶款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甚至拖欠4-5个月奶款，农户购买饲草料的周转资金出现严重问题，交售了鲜奶长时间拿不到钱，可是家里的牛还得继续喂养，奶农无钱购买饲草料，只好卖牛维持，有的甚至将奶牛整圈低价处理掉，“养殖大户卖畜养
畜，养殖小户不打算养”的现象较为普遍，大大影响养殖奶牛积极性。目前，散户鲜奶价格由去年同期的2.78元/公斤下跌到现在1.55元/公斤，奶业成本与收益倒挂。近期，牛肉价格由30元/公斤降至29元/公斤，羊肉价格由30元/公斤降至29元/公斤，羊羔肉价格由32元/公斤降至31元/公斤，猪肉价格已从20__年最高峰13-14元/斤跌到年初10-11元/斤。从20__年全市农产品价格情况来看，农产品价格指数呈下滑趋势，回落十分明显，20__年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同样令人担忧。 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居高不下与农产品价格的回落，对农民增收十分不利。4、农业生产成本依然偏高。从20__年情况看，农资继续大幅涨价，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大大抵减了农产品价格上升和国家补贴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据相关调查资料表明，20__年农户购买种植业用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支出与上年相比增长35%以上，农资价格上涨过快，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增长潜力。20__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虽有回落，但相对农产品价格下行幅度，仍显偏高。
5、市场制约因素增多，农产品流通不畅，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不健全。一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由于我市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滞后，对农产品就地、就近加工转化能力相对薄弱，加上价格、品种、质量、品牌等方面的缺陷，农产品缺乏相应的市场竞争力，农产品外销的稳定渠道开辟不足。二是缺乏市场信息。农民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狭窄，无法及时、准确地捕捉把握市场信息，不知道种什么、销往何处、价格如何。农产品品种单一，产品结构雷同，低层次重复严重，生产盲目、销售无序的问题突出。由于引导农民有序地进入市场的专门组织很少，在农户和市场之间的中介服务组织明显滞后甚至断层，农产品销售队伍规模弱小，实力有限，销售半径狭小，导致一些农产品销售不畅，影响生产效益。三是不成规模，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规模小而分散，经营粗放，提篮小卖，无大批量的产品供应，无法形成规模效益。大部分农产品销售主要靠零散的运销，与市场连接十分有限，农户承担着绝大部分的市场风险，当市场风险增大时，农民的利益往往缺乏有效保障。
6、农业生产投融资难，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金融支持乏力，农村金融部门为化解贷款风险而采取的严格担保、质押政策，使农业生产贷款难度很大，产业发展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撑，对于实力不强的农户，贷款扩大生产难度较大。
7、土地流转农民有后顾之忧。对于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的__市区，“人多地少”已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一大瓶颈。许多农民为了增收过上好日子，一直想弃农进城经商从事二三产业，但还是把土地作为生活的退路，怕失去土地后，一旦在外面呆不下去，生活没有保障，因而不愿把土地流转出去。
四、今年我市农民增收的建议及对策
20__年是做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国家扩大内需，最大潜力在农村；实现经济社会平衡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要确保今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增收，应该做好七项工作。
1、积极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继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坚决落实好中央、自治区党委政府和__市委市政府各项农业补贴政策，扩大补贴覆盖面，提高补贴水平，既稳定了农业生产，又可以直接拉动农民来自第一产业收入的增加。
2、抓住机遇，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引导农民调整种养结构，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保障农民持续增收能力。一是要稳定粮食面积，确保全年粮食播种面积不少于上年，优化品种结构，提高优质水稻率。二是大力推进“十个特色农业生产区”建设，形成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全区创一流的主导产业和名优拳头产品；三是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念，将农业结构调整同生态城市建设相融合，大力推进农业快速发展，扩大农民就地转移空间，为增加农民收入开拓新的渠道。
3、加强农资监管，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是影响农户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监管部门应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适时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价格，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收益，增加农民收入。
4、加快农业项目招商，推进现代农业进程。加强农业重点产业化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尤其是要加强农产品加工业项目的引进，积极培育一批辐射带动面广、带动能力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努力构建农业持续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的经济链。
5、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积极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制定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积极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打工收入和从事第二、三产业经营的收入。一方面要切实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各项惠农政策，引导企业履行责任，鼓励和支持企业多留用、安置农民工，及时足额发放工资;另一方面，重点扶持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拓展农村非农就业空间，落实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鼓励农民就近就地创业。加速发展流通服务业，促使更多的农民进入流通行业，确保农产品鲜销和外销畅通。大力发展农业专业协会，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建设。加快构建农产品外销网络，促使本市的农产品能走出去、走得顺。
一、农民收入快速增长，收入渠道进一步拓宽
“十一五”期间，是白水历史上综合实力提升最快、改革开放成果最丰、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五年，也是白水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五年。农民收入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2005年~2010年白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纵向比较
2005年~2010年白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一览表（表一）
单位：元
从（表一）可以看出，白水县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增速不断加快。十一五期间，白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5年的1448.0元增加到2010年的4070.0元，五年共增加2622.0元，增长1.8倍，年均增长23.0%，与“十五”时期相比提高18.5个百分点。并于2008年突破2000元大关；2009年突破3000元大关；2010年突破4000元大关，达4070.0元。
2.2005年~2010年白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横向比较
2000~2010年白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情况表（表二）
单位：元6
通过对（表二）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农民收入四大构成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2.1工资性收入大幅增长，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来源。“十一五”期间，白水县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1689.0元，五年共增加1240.0元，增长2.8倍，年均增长30.3 ％，与“十五”时期相比提高16.0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2005年31.0％上升到2010年的41.5%，提高了10.5个百分点，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2010年达到47.3%。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一是各级政府继续加大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力度, 鼓励企业快速发展，为本地农民创造了良好的务工条件,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之工资报酬不断提高，使农民在本乡地域内劳动得到的收入增加。2010年农民从本乡地域内劳动得到的收入人均884.0元，比2005年增加663.0元，增长3.0倍，年均增长32.0%。二是各级政府和部门重视发展劳务经济，不断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积极组织和引导农民外出务工，为农民外出务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空间和增收条件。2010年白水农民外出从业得到收入人均635.0元，比2005年增加420.0元，增长1.95倍，年均增长24.2%。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2010年，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6.2万人，带回劳务收入3.0亿元，劳务经济的发展促使白水县农民收入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2.2农业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家庭经营收入稳步增长。“十一五”末，白水县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由2005年的817.0元上升到2010年得1575.0元，增加758.0元，增长92.8%，年均增长 14.0 %。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达26.9%，比“十五”末提高19个百分点。所占纯收入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由2005年的56.4%，下降到2010年的38.7%，下降了17.7个百分比。家庭经营纯收入的特点是：
2.2.1第一产业仍是家庭经营纯收入的主要来源，2010年农民从一产得到的人均纯收入1451.0元，比2005年的714.0元，增加737.0元，增长1.0倍，年均增长15.2%。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由2005年87.4%，增加到2010年的92.1%，上升4.7个百分点。其中：农业纯收入由2005年的707.0元增加到1241.0元，增长75.5%，年均增长11.9%，占纯收入的比重由2005年的48.8%，下降到2010年的30.5%，下降了18.3个百分点。在农业收入中苹果收入和蔬菜收入逐年增加，苹果人均纯收入由2005年的533.0元，增加到923.0元，增长73.2%，年均增长11.6%。蔬菜人均纯收入由2005年的66.0元，增加到2010年的169.0元，增长1.6倍，年均增长20.7%；牧业得到大力发展，农民从牧业得到的纯收入人均180.0元，与2006年数据相比，增加94.0元，增长1.0倍；林业收入所占纯收入的比重很小。
2.2.2第三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亮点之一。2010年农民从第三产业得到的人均纯收入达124.0元，增长22.8%，年均增长4.2%，与“十五”时期相比提高2.8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我县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家庭经营第三产业得到蓬勃发展，以交通运输.邮电业、批零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等为主导的产业发展较为强劲，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农民因地制宜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这部分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占居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为农民拓宽了增收渠道。2010年白水农民从交通运输.邮电业得到的人均纯收入91.6元，与2005年相比增加38.6元，增长72.6%，年均增长11.5%；农民从批零贸易业.餐饮业得到纯收入人均30.13元，增长20.5%，年均增长3.8%。
2.3财产性收入增速有所加快，成为农民增收的又一亮点。“十一五”时期，白水县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步伐，随着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水平的提高、农民土地流转和房屋出租户的增多、参加入股投资分红人数增加等因素影响，农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不断增长。2010年，白水县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402.0元，对纯收入的贡献率达29.9%，比2005年的183.0元增加319.0元，增长3.8倍，年均增长37.1%，与“十五”时期相比提高4.2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的比重稳步上升，2010年人均财产性纯收入在纯收入中的比重达到9.9%，比2005年提高4.2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又一亮点。
2.4惠农政策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又一推动力。“十一五”期间，随着2005年农业税的取消，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相继实行种粮直补、退耕还林还草补贴、购买大中型农机具补贴、家电补贴、农村低保、九年义务制教育实行两免一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的顺利实施，使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农民转移性收入稳步增长，对白水县农民增收起到了促进作用。2010年白水县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404.0元，比2005年增加305.0元，增长3.0倍，年均增长32.5%。与“十五”时期相比提高28.1个百分点。占纯收入的比重也在逐年提高，由2005年的6.8%上升到2010年的9.9%，提高了3.1个百分点，对纯收入的贡献率达11.6%，比“十五”末提高5.0个百分点，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又一推动力。
3.白水县与渭南全市各县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比较
2006年~2010年渭南市各县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情况(表三） 单位：元
通过对（表三）2006年-2010年白水与渭南各县市区5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比较，我们可以看到：
3.1白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在这五年中逐年增加，由2006年的1616.0元，增加到2010年的4070.0元，增加2454.0元，增长1.5倍，年均增长年25.95%。
3.2从绝对值的排名来看，白水县在渭南11个县市的排名逐年在提升，由2006年的第11名，前进到2010年的第9位，前进了2个名次。见（表四）
3.3从增量排名来看，白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加量逐年在增多，排名也逐年在前进，由2007年的第九名到2010年的第二名，增量仅次于韩城市。
3.4从增长速度看，白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高速增长，从（表一）可以看出2007年-2010年白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一直在20.0%以上，特别是2008年和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高达32.4%和26.8%，在全市11个县市区排名中均处于第一位。
白水县在2006年~2010年渭南市排名情况表（表四）
单位：元
二、白水农民增收实现跨越发展仍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通过对白水县2005年 ~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分析，5年来白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增速加快，但绝对数很低，与全国、全省、全市兄弟县市的相比，相差甚远，农民增收的任务仍然艰巨，分析其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农业产业结构比较单一
苹果是我县的主导产业，几乎也是我县农村的唯一产业，多年来是我县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苹果产业是一个弱质产业，与气候条件、自然灾害、自然环境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紧密相联，风险很大。林业和畜牧业虽发展多年，但经营规模很小，市场竞争力弱，对农民增收带动力不强，是造成我县农民收入不稳定和增收困难的原因之一。
2.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劳务输出难度不断加大
据白水县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8年我县60户调查户共有劳动力162人，其中文盲及半文盲7人、小学文化27人、初中文化110人、高中文化17人、中专及以上1人，分别占总劳动力的4.3%、16.7%、67.9%、10.5%、0.6%。而在162个劳动力中仅有21人受过技能培训，参训率为13.0%。由于外出打工者多数文化素质比较低，又没有经过技能培训，在外只能从事苦、脏、累、险的行业和岗位，靠下苦力挣钱，从事技术工种和搞管理的人太少，收入也相对比较低。劳务输出缺乏组织和服务，被调查的外出务工人员大部分都是自发组织，大多靠亲戚、朋友介绍带出去，这些务工人员缺少组织和有效服务，带有很大盲目性。
3.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
白水县处于自然灾害频发地段，干旱、冰雹自然现象几乎每年都有发生，但由于我县农田基础设施落后，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导致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差，很难改变靠天吃饭的现象，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4.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民增收空间缩小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不仅加重了农民生产投入的负担，也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家惠农政策给农民所带来的实惠。
5.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农民从非农产业得到的收入比重过小
农民的非农收入主要来自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的劳务收入。由于我县农村二、三产业发展落后，城镇化进程缓慢，加之国家限制那些高能耗、高污染、高破坏企业的发展，从而使企业支撑农民增收的力度逐年减弱。农民在本地就业空间受到很大限制，从企业得到的收入比重不断下降。2010年，白水县农民从二、三产业得到的纯收入125.0元，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7.9%，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仅为3.1%。
6.农业产业化程度低
目前，白水县虽有一些涉农企业，但大规模的龙头企业没有几家，大多数农户农业生产还是各自为战，不能把握千变万化的市场，市场好时一哄而上，市场差时一哄而散，不能形成稳定的特色产业，也难以抵御市场风险。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民缺乏农产品质量和品牌意识，造成农产品档次低、市场竞争力弱，对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增收带动性不强；农业产业生产水平和科技含量低，信息不畅，严重制约了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070.0元，只相当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6.4%，相差11319.0元，比2008年的差距还加大3446.0元，城乡差距日益突出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
三、促进农民增收的几点建议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住当前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的历史机遇，结合本县实际，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重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积极发展循环农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在“十一五”末实现“双万双百”富民强县战略目标。
1.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
加快推进实施“一村一品”工程，增强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稳粮、优果、兴牧的前提下，因地制宜，不断优化种植业结构和农产品品种结构，加大优良品种推广力度，发展果、畜、蔬、沼一体化农业生态模式。①继续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我县大棚蔬菜早已形成气候，对当地农民的贡献率很大。为了使我县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就要在稳粮优果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大棚水果和大棚香菇等，使我县农民收入多元化。②加大生猪养殖力度，建立健全重大疫情预警体系和疫病防治体系，强化对养殖企业和养殖户的服务，搞好疫病防治。增加畜牧业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使畜牧业成为我县另一主导产业。③加快发展以花椒、柿子、核桃为主的经济林，提高林业收入。
2.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持续增收提供优良环境
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入力度，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节水灌溉农业，提高果园防雹网的使用率，逐步改善我县农村、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3.培植发展一批大中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加速提升产业化水平，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3.1加快发展资源型产业。在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前提下，依托白水县丰富的资源，发展采矿、采石等资源型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
3.2白水县农产品具有较大的资源优势和开发潜力，对这些大宗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而且可以扩大农村就业。
3.3要重点培育已发展起来的像宏达、安德利、昌盛这些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健全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真正形成公司＋农户＋基地的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发展模式，推动我县农村产业结构布局合理。
4.努力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提高农民素质
4.1要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加强对农民科技知识的培训力度，努力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增强科技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份额。
4.2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加强科技入户工程的实施，大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
4.3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4.4加大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转移质量和效益。培养一大批社会急需的生产能手、能工巧匠、经济能人和高级技师，提高劳务输出的质量、效益。使劳务输出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苦力型向技能型、自发型向组织型转变。
4.5努力开展劳务中介服务，搞好劳务产业，通过有组织的劳务输出，使农民成为永久型产业工人，打造一批既能出门挣钱，又能务农的新型农民。
5.强化农资市场监管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合法利益
农资价格和质量问题是农民最为关心的两个问题。要加强对农资市场价格的监管力度，积极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强化农资市场监管，严格执行农资限价政策，同时要严厉查处坑农害农的行为，坚决打击制假、售假的行为，确保各类种子、苗木、化肥、农药等农资质量，切实维护农民合法利益。
6.继续加大农村扶贫力度，促进农村低收入户收入的普遍提高
低收入农户生存发展能力较差，处境艰难，是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趁现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机会，对那些低收入户采取政策上的扶贫措施，使其脱贫，减少两极分化，有利于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农村稳定和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7.转变观念，以工促农，以城促乡，全面推动农村经济、农业经济发展，加快城镇化建设
7.1要走出仅以农增收的老观念，更重要的是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三化互动的新理念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拓宽劳务输出渠道。
7.2不断推进小城镇建设，引导农民就地转移，增加非农收入的渠道，使农民增收具备长期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特点，更有效地利用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增加农民收入。
一、公共财政支持对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增收的必要性
（一）农民是弱势群体，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贵州有3300万农民，这些分散化、规模小、文化素质低、市场意识缺乏的农户进入社会化大市场，需要政府的引导、管理和服务职能，需要加大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公共财政一方面可以为广大农民提供他们力所不及的农村公共产品，以克服小农户生产的局限性，改善农民相对于其他就业者更为不利的处境，以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民增收；另一方面又能为市场的正常运行创造条件，降低市场风险，加快农产品流通渠道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使农户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进而有利于农民增收。
（二）贵州农业所具有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交织的产业特征，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农业对自然条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农业生产有很强的自然风险。不仅如此，农业生产周期长，对市场信息反映滞后，从而使得农业生产者的生产和经营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严重影响到农民收入的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贵州农村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并逐步向良性发展，但第一产业比重大、种植业比重大的格局仍未根本改变。在生产性纯收入中，农民来自家庭经营中的第一产业收入一直在70%左右，而在第一产业中，来自种植业的收入一直在70%以上（1999年高达73.9%）。由于农村第二、三产业欠发达和第一产业效益低下以及农业受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大，因此需要政府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帮助农民抵御这些风险，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农业部门生产率低、比较效益低，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贵州山多地少，是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农业省份，省内石灰岩地区广，不利于土壤的保湿。这样的自然条件，要发展大规模农业经济，获取规模经济收益，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是非常的困难。而且农业人口多，占全省人口85%，人均耕地面积仅0.83亩，人均基本农田也仅有0.28亩。由于这些客观因素的制约，贵州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农业部门客观上具有投资效益低、回收周期长、经营风险大等产业特点，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农业往往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贵州农业的这些先天不足，不仅难以吸引资源流入，且自身资源也往往受到利益诱导向外流，无法与非农产业展开资源竞争，因此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以提高农业效益，促进农民增收。
二、贵州公共财政支农现状
从全国情况来看，政府公共投入中，用于农业的支出比重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且财政支出中存在着支农支出逐级递减现象：2003年中央财政支出中，支农支出占15.3%，全国地方支农支出合计则只占财政支出的5.8%，贵州仅占4.4%。2003年贵州地方财政支农支出仅为行政管理费433298万元的33.5%，即1/3。
从2000年到2003年4年中，贵州财政用于农业支出总计168.27亿元，平均每年42亿元，全省农民人均每年仅127元。2003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1754.45亿元，比上年增长11%。贵州财政支出332.35亿元，支农支出14.5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4.36%，比上年减少6.69%。从2000年到2003年贵州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比上年增加15.7%、14.7%和16.6%，总计平均增加15.7%，财政支出分别比上年增加36.5%、15.1%和5%，三年平均18.9%，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仅分别为4.5%、14.3%和6.69%，总计平均增加仅仅4%，数倍低于财政收入和支出增幅。2003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全国农民人均187元，贵州财政用于农业支出14.5亿元，人均43.8元，仅为全国的23%。农业支出14.5亿元中扣除地方财政收入中农业税收入5.16亿元，实际对农业的“反哺”仅9.34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2.8%，全省农民人均所得实际“反哺”仅28元。
2004年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1722元，比2000年提高348元，但与全国的收入（2936元）差距拉大到1214元，为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58.7%，比2000年下降2.3个百分点，基本上为全国1995～1996年间的水平，落后全国的时间延长到9年左右。2005年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1877元，比上年实际增长5.2%，比200年增加502.8元，考虑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4.7%，增幅比“九五”期间提高0.2个百分点。贵州为内陆山区省份，农民生活水平有如此改善和提高来之不易。但是从总体上看，数量少、增速慢，形势不容乐观。1998年到2003年的6年中，全国城镇居民收入总额增加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6.23倍。同期，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23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004元，城镇居民收入总额增加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8.68倍，贵州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低于全国同期的平均水平，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比例却高于全国同期的平均水平，矛盾更为尖锐。
三、贵州公共财政支农中的问题
（一）财政资金投入总量“不足性”。尽管“九五”时期贵州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增长幅度较大，但与农业的发展要求相比，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总量仍是低水平的。如果按WTO协议计算口径，把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财政支出、粮棉油糖价格补贴计算在内，1996年～2000年我国农业支持总量分别为1083亿元、1267亿元、1826亿元、1709亿元和2200亿元，分别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4.9%、5.3%、7.4%、7%和8.8%。与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相比，贵州无论在绝对数，还是所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都较低：2003年贵州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农民人均141.5元，基本建设支出28.9元，科技三项费用2.75元，农村救济费用0.84元，分别比国家支出水平低24.4%、49%、53%和99%，财政资金投入大量不足。
（二）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存在诸多的“不合理性”，影响对农业的投入。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支出过高。2003年贵州省行政管理费支出为433298万元，占全省财政支出总额3323547万元的13%，而与此同期，全国地方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9.6%。从2000年～2003年贵州地方财政总支出增长40%，行政管理费支出增长高于地方财政总支出增长。同期，行政管理费支出增长从24.31亿元增加到43.33亿元，四年间增加了19.01亿元，每年平均增加4.76亿元，增加了44%，年均增加11%。同时，全省支农支出仅增长30%，年均仅增加7.5%。为此，要大力精简机构，降低政府管理成本，建设“廉价政府”，逐步压缩行政管理经费，腾出部分资金用于农业投入。
（三）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性，资金使用效果“不理想性”。贵州财政支农投入高度依赖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农业投入职责划分不清，地方政府对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地方财政尤其地（市）、县级以下财政大多为吃饭财政，自身财力连“吃饭”都不能保证，很难再向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农业追加投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既是中央政府的事权，也是地方政府的事权，这种体制增加了资金安排过程中的随意性。
四、对策及思考
（一）加大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力度。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对农业的投入呈现相对增长，但却非绝对增长。相对于过去十年来说投入量增大了，事实上用于农业的支出比重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呈不断下降的趋势：2003年贵州财政总支出为332.35亿元，比2002年的316.67亿元增加5%，绝对额为15.68亿元，而同期用于农业的支出却从48.56亿元减少为45.31亿元，减少了7%，3.25亿元。（同期，国家财政支农支出从1102.70亿元增加到1134.86亿元，增加3%，32.16亿元）。对于贵州这样一个农业省、贫困省来说，不仅不能减少农业投入，并且还要呈现对农业投入的绝对增长。
（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增加农民可以直接受益的资金投入比重。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大幅度增加农民直接可以收益的资金投入比重。首先，财政支农政策要向初级生产要素倾斜，主要向农村基础教育倾斜。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资料，一名农民的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其转到非农就业后，平均可为家庭每年增加198元收入。其次，继续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与省财力增长相适应，应逐年增加一部分预算内投资，重点用于农业建设，保证农业投资有一个正常稳定的来源，确保农业基建投资保持在较高水平。最后，建立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制度。一是逐步将主要农产品市场风险基金（如粮食风险基金）转为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二是应建立对农民使用先进技术的直接补贴制度。
（三）整合财政支农投入，完善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应对现有农业项目、资金进行整合。对于目前由不同渠道管理的农业投入，尤其是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统一安排，防止项目重复投资或投资过于分散，使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能够归并的支出事项，建议由一个职能部门统一负责。要对各分管部门的职能和分工加以明确，以确保农业财政资金的有效配置；合理划分省和地方政府财政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事权。在投资责任方面，总的原则是按照项目规模和性质实行分类管理。建立规范的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包括项目的立项、选择、实施、竣工、后续管理等整个资金运行全过程管理的规范化。
从事农业的人有句口头禅：农业是“弱质产业”，利润空间极其微薄。但也有人却说“农业，可能是最赚钱的行业。”大量的利润集聚在产业链的流通环节，让一部分出来，就能使农民增收不少。
1实现增收 “厚”比“大”好
让农民通过农业实现增收，一直不是件容易的事。靠追求更大的农产品产出量可行吗？越来越多的农民已经看到，收入并不与产量成正比。一方面，粮食单产达到一定高度后，就很难再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我们还很难走出“谷贱伤农”的怪圈。
针对农民增收，有关专家指出，若把农业收入比作一只蛋糕，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再是一味追求产量的“底座”有多大，而要重点增加蛋糕的“厚度”，也就是农产品利润的空间。上海郊区已有不少这样的实践者。比如，崇明有数千亩的有机粮田，采取最传统的种植法，全过程不施用任何化学农药，而采用鸭子、螃蟹、青蛙等除虫除草，该基地得到的，是显而易见的低效率和低产量，一般稻田667平方米产550千克左右，这里667平方米产量不到400千克。然而，通过有机米的“优质优价”，该基地却获得了较高的利润回报：有机大米每千克卖到10多元，相比于普通米每千克3元多的售价，附加值得到大幅度提升。
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只是获得更“厚”利的途径之一。因为，消费“高价”精品农产品的居民，毕竟还是小众。那么，农民如何在大众消费的平价农产品中获得更高回报？还有两个可努力的方向：一方面，在生产领域，大幅降低农资、人力等成本投入，把“减少的投入”转换为“增加的收入”；另一方面，在流通领域，减少中间商的环节，把利润链条中的更大比例退还给农民。
2利润“厚度”从哪里来
降低生产成本、返回流通利润、提高附加值，被看作拉伸农产品利润“厚度”的三种可行性途径。但是，农民的个体经营方式，却长期制约了他们去实践这些方法。
“高进低出”，是农户个体经营的现状。所谓高进低出，是指“生产成本高、销售收入低”。首先，一家一户的农民必须要以零售价才能购买到生产资料和原材料。据粗略估计，仅此一项，“个体农业”就比“规模农业”的成本增加20%以上。另一方面，农民要用批发价才能售出产品。这是因为个体种植的规模太小，他们不可能直接对接市场，因此只能通过中间商出售产品，价格往往比市场零售价低了50%以上。“一进一出”，农民收入被大大削薄。
有一个典型例子：某地出产的优质葡萄，农民出售给上门收购的小贩，价格是每千克1.6元，经过很多中间环节，加上保鲜、损耗的成本，几乎每经过一个环节价格就翻个倍，最后在超市标价每千克52元！
在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方面，个体农户难有作为。因为，要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一般需要加大科技投入、更新农产品品种、打响品牌、精深加工等，就那么几亩地，为了每亩增收“几十元”，花偌大力气，还要冒风险，不划算。
因此，要增加利润“厚度”，必须在集约化经营的前提下进行。
目前，国外有三种成功的农业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以色列模式。在生产环节，以色列着重发展高科技，日本走高价精品路线，美国则是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流通环节，日本农民依靠农业协会机制，农产品直接进入市场，保障农民最大限度占有产业链中较长的一段利润，美国有发达的超市机制，农产品还没播种，就以期货形式卖给超市了，日本的农产品由于价高利厚刺激着农民提高品质的积极性。美国的农庄，从播种、施肥到收割，都由专业公司代劳，且不用当场支付，专业公司秋后自会与超市结算，农产品能够做到高质低价。
专家认为，中国可以结合美国的专业分工和日本的政府保护机制，既为农民争取尽量厚的利润，又保障居民享用到质高价平的农产品。
3探索还需进行
新的课题又摆在面前：组织农民集约化经营的主体是谁？可以是政府或农业协会，但最终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可以是超市，上海就尝试过订单农业，由商业单位直接向农民下订单，省去其他环节。
也可以是生产企业。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有一种“金山博士”牌大米，就开始尝试起了集约化经营模式。它并不改变个体农民拥有土地经营权的现状，但却通过一种“高标准生产、高价收购、高价卖出”的利益共享模式，把农民的利润链条向生产、销售两头延伸，以提高附加值，最终增加利润“厚度”。
首先，生产规模化，大幅降低了农民成本。“金山博士米”的生产企业与农民签约后，就会对旗下数千亩耕地统一提供种子、肥料、植保、收割等专业化服务，因为采用了团购价，农民投入至少降低20%。
其次，在销售领域，由于企业有了较大的产品规模，并有了自己的品牌，所以有能力直接对接市场搞销售。这样，就减少了流通中的若干中间环节，把更多利润“截留”下来。
生姜又名黄姜、大姜，是山东省莱芜市地方品种，也是山东省著名特产，是我国北方主栽培品种之一，已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多数是在现在的“汶河两岸”，故有“汶水两岸飘姜香”的美传。莱芜生姜种植历史悠久，品种特点突出，素以块大皮薄、色泽鲜亮、丝少肉细、辣浓味美、营养丰富、耐贮藏等优良特性而驰名中外，即是调味品又是保健品。1960年2月，全国八省二市姜、蒜、葱生产规划会议在莱芜召开，把莱芜生姜列为全国名贵产品。1997年8月莱城区被命名为“中国生姜之乡”，2008年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已开发10大系列80余种产品，远销到欧美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小姜片铸就大名牌
头道菜是莱芜东兴源食品有限公司的产品品牌。产品主要包括寿司生姜、干醋生姜、功能性生姜调味品等。在国内打造“姜莱头道菜” 品牌，产品已成功开拓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中城市，并在家乐福、世纪联华等大型超市畅销，成为抢手货。
姜莱头道菜实在传统秘制养生配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身体特质，精心筛选中国生姜之乡-莱芜“童姜”为原料，按照9大标准经严格科学的工序精致而成的美味佐餐小菜，味道鲜美，口感清脆，富含多种微量元素，集美味养生于一体，分三大系列五个单品。
工艺最精，吸收日本头道菜之精髓，采用日本宫廷秘制配方，16味养生药材融入天然矿泉水制汤，12小时浸泡，其间更有酸碱控制、天然防腐、室温控制等多项现代工艺手段，使中药之外辅助功效与大姜的先天性合二为一，终成食用养生之佳品。
深加工带出大市场
据了解，莱芜市生姜多年保持在数万亩增长。由于该品种产量高，出口销路好，颇受群众欢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莱芜市从事生姜贮藏、购销、加工等各类企业达400余家，以加工为主，拥有自营出口权的企业发展到24家，区域重点企业发展到11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6家，年出口创汇3000多万美元，约占全市农产品出口总额的50%。生姜已成为莱芜市主要农业经济收入来源之一，约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5%左右。
近年来，市场对生姜进行了一些列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先后在新品种选育、高产栽培、标准化种植、病虫害综合防治、精深加工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十五”以来，该市累计取得生姜研究成果15项，获各级科技进步奖达10余项。市农科所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培育的辐育1号大姜姜丝少，肉细而脆，抗逆性强，平均亩产鲜姜5002.5Kg，同等条件下较莱芜大姜增产18.7%。其中莱芜东兴源食品有限公司联合山东农业大学，在生姜精深加工方面进行了多次科研攻关，已开发出红糖姜茶、蜂蜜姜茶、姜莱头道菜等科研产品。该公司联合市农科所、市农业局承担的“莱芜生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已被列入省级农业特色创新工程重大科技专项，扶持资金100万元。
现在，产品已从内贸型转向外贸型，打入了国际市场。由于莱芜姜品质好、产量高。北京、内蒙、河南、江苏、四川、浙江、青海、新疆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大量引种。朝鲜、巴基斯坦等国家也以莱芜姜作为种姜，引种成功。常年生姜种植面积达18.79万亩，平均亩产5000斤，年产生姜43.74万吨，占全国年种植面积的20%以上，占山东种植面积的37%。开发研制出姜汁、姜芽、姜片、姜酒、姜脯、姜粉、姜糖等15个系列35种产品。莱芜生姜和姜制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还漂洋过海打入日本、韩国以及西欧、非洲和南美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姜芽年进入日本市场的数量高达 8000万支，占日本市场的90%以上。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民素质；农民增收；教育投入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8-0109-05
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既包括农民收入数量和水平、收入来源及构成，也包括城乡收入比较和差距、农民收入增长及增幅等问题。农民收入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事关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农民收入问题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农民增收困难等现实窘况却无情的告诉我们：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还任重道远，农民收入增速缓慢，尤其是解决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以粮食种植为主业的农民收入增长更慢!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终有赖于农民创收能力提高和创收路径拓展以及大量农业人口的消化和转移。
一、对于现有主流理论的追问
用投入产出理论分析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不外乎两个方面，即减轻负担和拓展增收渠道。目前，我国已基本取消了长达2600年的农业税，意味着减负空间几乎为零。因此，对于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拓展增收渠道方面。主流代表理论主要有：针对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方式过于分散，提出的规模经营思路，其中农业产业化经营被认为是20世纪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具全局性和长远战略意义的突破和创新”；针对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过慢，城市化率不高，提出了城市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也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针对我国现阶段农业经营机械化程度不高、农产品及加工品科技附加值普遍偏低，提出了以农业技术研发、推广、普及为核心的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理论；针对我国农业内外部产业层级过低，有的学者主张调整农业结构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方式；针对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农户和龙头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和农民自主创新的各种新型合作社快速发展的实际，有的学者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加快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选择”。还有学者从农村经营资金不足而主张改革农村金融体制；还有学者从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而强调发展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性；也有学者从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需要而阐释了发展农村市场的重要性。这些理论确实解决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不少问题，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然而，随着农业生产经营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增收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农民收入增速减慢、农户连年增产不增收、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等。这说明，上述理论及其支撑的农村经济发展决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究其原因，这些理论都是假定农民素质能满足改革需要，更多地希望通过外部机制转变和制度创新谋求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过于重视外在机制和要素配置的作用，忽视农民自身应当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主体和农业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和发挥，引致了大多数农民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整个市场经济发展节奏和要求，缺少必要的创业精神和能力，缺乏以提高自身素质谋求持续增加收入的内在动力和愿望。
事实上，在农业生产内部不管是推广农业技术、提高农民和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还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速城镇化进程，都有赖于农业内部生产力提高，都必须以农民能接受和可以接受为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农业内部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力能动要素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外部环境改善、制度安排以及外部力量介入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农民群体的弱势地位和现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更不可能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因为外因虽然很重要但最终都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关键在于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只有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就业和创业能力，才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真正转化和转移，才能真正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才能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二、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思考
农业经济系统要实现持续增长，不断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必须克服要素报酬递减理论的约束，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发动机。如何选择和培育这种“发动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内生增长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概括国外最近10多年来蓬勃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需求外溢模型”，主张依靠政府干预和需求外溢加快资本积累进程。尽快摆脱低水平循环陷阱。第二种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认为自身经验积累或技术和知识积累既可通过自身过去生产经验总结和完善，又可通过外部学习完成。第三种是“内生技术进步和报酬递增模型”，既包括Romer的生产要素外溢理论，也包括Lucas的人力资本积累理论，还包括Grossman和Helpman的垄断竞争理论与R&D理论。这些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比较最大的差别在于他们不再假定“规模经济不变”去研究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从经济内部结构关系，从制度安排、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不同侧面探讨和研究他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经济发展内部探求培植和完善一种“新型发动机”。这种“新型发动机”的核心在于创新，既包括制度创新，也包括技术创新；既追求发展思路和战略创新，也讲求发展模式和方法创新；既从稳态研究创新，也从动态研究创新。从阿罗“边干边学”到熊彼特“创造性毁灭”再到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等都说明：创新不是一种自然禀赋，而是由人类创造并在正常能力范围内被广泛使用；创新既源自于经验学习和持续改进的需要，也源自于社会和生产实践的需要，还源自于满足人们好奇心和不安分守己的心理偏好的需要，更源自于新科技革命时代经济增长方式的突变――资源主导型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向知识主宰型的集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既是一种依赖个体进步的私人行为，更是一个依托群体发展的社会过程；既影响人们从新知识中获得租金和相互经验学习，还影响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市场融资、生活习俗等社会经济诸方面。然而，创新最终要取决于大批杰出人才的造就以及造就人才的良好环境。创新理论探索、创新活动实施、创新成果利用及创新价值实现，都以人才培养和人口素质提升为基础和前提。社会制度安排、伦理道德、法律法规、风俗习惯都只能是作用和影响创新强度和方向，并不
曾改变创新的内在动因。
从规范分析看，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新型发动机，同样在于创新。其范围涵盖农业生产技术和工艺、经营管理方法和模式、组织和治理结构诸方面。既有垂直的生产工艺、作物品种和产品质量的持续改进，也包括水平的新产业的拓展和新产品的开发利用。而创新的关键是人才，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具体到农业生产领域就是要全面提高农民素质。换言之，只有农民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素质保证他们能接受技术和制度创新并自觉融入这种创新之中，才能把创新这种理论的、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实践的、现实的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从实证分析看，农民素质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1998--1999年，周逸先和崔玉平对河北、湖北、江苏等12个省的12个县所做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与就业及家庭收入情况”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高，就业层次越高，收入也越多。2003年，林美卿和代金平分析了农民文化程度与农民收入的关系，结果显示：除小学外，其他文化层次均与农民收入都具有极显著相关。2006年，夏永祥和卢晓计算出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民综合素质得分及排名、农民收入排名结果。他们的研究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即农民文化层次或受教育程度与农民收入具有较强正相关关系。
三、关于农民素质及成因分析
农民素质是一个综合概念。既指显性的现实素质状况，如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技文化素质等；也包括潜性的自身素质基础，如自身属性、先天特点等。因此，要准确把握当代农民素质就必须结合农民自身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从素质基础和素质水平两个方面来分析。
1 素质基础的不公平性
由于我国农民从业的自然地域特性、资产专用性、国家宏观政策差异性、制度安排不公平性以及人们思想意识倾向的普遍歧视性，决定了农民在地域分布(即使在城市也处于边缘和底层)、国民待遇(即使享有与市民相同的待遇也需要制度安排和扶持)、社会地位等各方面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随着我国经济起飞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民所享有与其从事产业不相符合的社会待遇，其弱势地位进一步强化。事实上，他们从事的产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他们生产的产品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他们对职业的熟练(对天气、土壤及养分、降水、气候温度、日照时间和耕作栽培技术的熟悉)，丝毫不亚于产业工人对生产流水作业程序的熟练，也绝不逊色于高新技术人员对技术前沿领域的了解。这种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性、生存和发展外部约束性、政治经济地位和社会认同的不公平性，固然造就了他们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心理特点，但更锻造了他们坚忍不拔、勤劳俭朴、吃苦耐劳的个性特征。换言之，当代农民素质基础或禀赋相对于农业职业要求而言有其独到的优势，只不过是由于制度安排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扭曲了其本来属性，使其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而已。
2 素质要求的不适应性
一是传统思想观念与市场经济观念的冲突。由于长期儒家文化影响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模式，加之建国后较长时期实施的以严格的户籍管理为标志的城乡分治，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强调以农户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消极影响，使以封闭保守、自由散漫、安于现状、乐于接受、民主法制意识淡薄等为特征的传统思想观念在我国当代农民群体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很难适应以公平开放、自由竞争、积极进取为灵魂的市场经济观念要求。
二是经验式生产技能与产业化经营的矛盾。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于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以至于成为加速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组织方式。农业产业化经营一方面以产供销一体化实现了城市和乡村的最佳耦合，有效延伸了农民收入链条；另一方面以其简约结构――“公司+农户”的组织方式实现了农户和市场的有效链接，为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创设了良好平台。但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农户生产呈现经营规模小、产品市场率低、经验式生产技能为主的特点，整体上仍停留在传统农业经营水平，既难满足龙头企业规模经营需要，也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形势。
三是科技文化素质与现代农业发展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才能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农村教育体制和发展水平远落后于城市和城镇发展水平，加上向城市倾斜的现行人才选拔机制，使得农业人口科学文化素质远低于城市和城镇水平，明显不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发展需要。
四是民主法制观念不能适应现代民主建设需要。由于长期城乡分治体制和农民政治经济地位事实不平等，使我国农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宪法和法律赋予他们的各项民主管理权利。加之法制宣传不够和基层组织以党代法、以政代法现象普遍，特别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不正常司法现象，一方面破坏了法律在农民心目中的庄严和神圣感，另一方面农民在处理问题时大多首先是千方百计托关系、找门路，而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按照司法程序办理；以至于他们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是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铤而走险；以至于他们在基层民主选举时要么漠不关心、放弃民利，要么容易贿选；以至于他们在处理利益关系时只重眼前既得利益，忽视长远利益等。这些显然不能适应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需要。
3 素质水平的不平衡性
一是由于生长的时代背景、思想认识以及文化差异等原因，代际之间素质水平表现出差异性。从个体看，父辈基于自身经历和长期务农的切身体会，殷切希望子女“跳出农门”，而不惜省吃俭用加大对子女教育投入；子女基于同龄人之间的比较和社会环境变化，更容易产生提升自身素质的愿望和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同时，父子之间、婆媳之间由于社会教育供给不同、社会要求各异。从群体可分为老、中、青三代，30岁以下的农村青年大多受过较长时期的教育，平均素质最高，主要在城镇就业。30--60岁之间中壮年农村人口曾接受过一定教育，素质水平居中，他们或常年在外打工，或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乡务农。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大多只接受过小学教育，有的甚至没有接受过教育，是目前农村常住人口和主要从业者。
二是农民素质因从事职业不同而表现出群体差异。一部分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他们大多是思想观念比较保守、经济状况较差、发展潜力不大、文化素质较低；一部分主要从事工商业或现代农业生产，他们大多思维方式比较活、市场观念比较强，接受新生事物比较快，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文化素质较高；一部分是转移到城市就业的打工族，他们大多渴望改善自身环境，而创业资本不足，期求以自己的劳动完成创业积累或改善生活条件。
三是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条件、社会风俗、文化底蕴等原因，各地农民素质也不尽一样。首先，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2006年，夏永祥和卢晓根据2004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出了农民综合素质得分及排名、农民收入排名，综合素质得分排在前十位、农民收入前十位全部是东部沿海省市；综合素质得分排在最后十位除广西、江西外，其他全部是西部地区省、市、自治区，农民收入最后十位除广西、安徽外，其他全部是西部省、市、自治区。其次，由于自然区位、文化底蕴、教育条件等差异，各省市区之间除了有整体素质差异，还有素质结构的差异和不平衡。
四、提升农民素质的几点建议
改造传统农业，加速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提升农民素质和加大人力资本开发，这已毋庸置疑。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分析传统农业基本特征和批判“零值劳动”学说基础上，基于“收入流价格较高的假说”，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引进技术和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等改造传统农业的措施和思路，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农业仍具有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在当前最基础的也是最关键的措施是发展农村教育和加强农民培训。因为人力资本最核心的要素是表现在人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智力、经验和阅历，这些要素既是先天禀赋的张扬，更是后天教育的结果。
1 树立科学人本教育目的观
教育要优先发展首先要以科学的教育目的作为指导，它直接影响教育价值取向和教育发展决策。近年来，教育目的功利性倾向过于明显，甚至有人提出了“教育产业”、“教育产业化”等观点，而忽视了教育最根本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在高等学校尤为明显。“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功能因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而受到普遍重视和尊重，强调得过多；而人才培养这一根本功能却没有或实际没有受到足够重视，高校领导和教师精力投入以及办学经费投入等并没有真正保证教学中心地位，教学质量明显下降。人本教育目的论应该成为教育发展和教育决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要以学生为办学根本，一切为了学生成才；另一方面要以教师为办学主体，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教师的劳动和成果得到尊重和认可。
2 巩固农村基础教育成果
基础教育对于提高农民素质具有奠基作用，农民科学文化、思想政治素质首先得益于基础教育发展。发展和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的基本条件。首先，认真落实《义务教育法》和“两免一补”等国家政策，确保基础教育公平。其次，要加大中西部地区扶贫力度，改善农村义务教育条件。再次，要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着力解决农村失学辍学现象。最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3 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既是解决好义务教育后和高中教育后的学生分流问题的有效措施，也是提高农民素质的主要形式。一是要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切实办好职业中学，使之成为培养农民职业技能、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就业能力的重要渠道。二是办好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使之成为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主阵地，成为农村高中毕业生分流的主渠道。
4 完善农村继续教育体制
学校教育是培养农民素质的基础，继续教育是持续提高农民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渠道。目前，我国农村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5％，76.4％的农民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文化科技素质低下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建立和完善农村继续教育和农民培训体制成为破解“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一是政府要加大投入，建立和完善以农民夜校、农民技术培训中心和远程教育等为主体的劳动技能培训网络。二是农村乡镇企业和龙头企业要建立职业培训制度，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三是建立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鼓励高等学校文化科技下乡。四是建立科学激励机制，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特别是要合理利用高校离退休老教师这支队伍，鼓励他们到农村参与农民教育和培训活动。
Abstract: Farmer additionally receiving slow will affect the entir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social stability, through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ll additionally receive the slow primary cause is the economic law and the macro economic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change combined action result. Must enhance the farmers' income, on basic must speed up the industrialization, the urbanization advancement.
关键词： 农民增收 滞缓 制约因素 分析
Key word: Farmer additionally receiving Slow Restriction factor Analysis
作者简介：任中玉（1969――），男，汉族，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方向：经济管理、经济数学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贫困地区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编号B590）的阶段性成果。
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是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其意义重大深远。促进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解决“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增收。
一、农民增收滞缓的现状
近年来，虽然我国耕地和粮食播种面积有所减少，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但粮食总产量仍然呈增长态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民并没有因农产品丰收而增收，相反出现收入下降趋势，出现了粮食增产不增价，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我们调查走访了卫辉市狮头乡水峪村、封邱县黄德镇、辉县市盘上村、沁阳市紫陵镇坞头村，尽管这里的农民千方百计挖掘土地潜力，像绣花一样耕耘土地，但收入了了。的确，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单纯依靠增产已经难以成为农民增收的因素，财政投入对农民增收的边际效应降低，利用提高农产品价格政策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和作用越来越弱，农民收入增幅明显回落，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收入上不去，就会农业衰退，农村落后，这时即使城市有些现代化，根基也不稳，甚至使整个社会不稳定。由此可见，解决农民增收难问题迫在眉睫。
二、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
制约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因素，是自然条件、历史沉积、体制机制、政策安排、工作方法、人的素质和领导意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包括恶劣的地理环境及旱、涝、虫等自然灾害；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面广，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环境污染严重；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产品市场波动剧烈，农民增收日益受市场约束；农业人口多、人均资源量少，生产分散经营；和农民信息不灵技能缺乏；农业生产成本高，利润薄；国家对农业的资金投入、技术支持不足；非农产业发展速度较慢，城镇化进程滞后，非农收入较低，劳动力转移困难，增收渠道不宽等等因素。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抛开个别地区的个别情况，我们将以上影响农民增收的共性制约因素分门别类，划分为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
（一）社会因素(Y1)
1.农业人口多、人均资源量少，生产分散经营(Z1)。
2.国家对农业的资金投入、技术支持不足(Z2)
3.非农产业发展速度较慢，城镇化进程滞后，非农收入较低
劳动力转移困难，增收渠道不宽(Z3)。
（二）自然因素（Y2）
1.恶劣的地理环境及旱、涝、虫等自然灾害(Z6)。
2. 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面广，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环境污染严重(Z5)。
3. 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与市场波动剧烈的矛盾(Z7)。
（三）经济因素（Y3）
1.农民增收日益受市场约束和农民信息不灵，技能缺乏的矛盾 (Z4) 。
2.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与市场波动剧烈的矛盾(Z7)。
3.农业生产成本高，利润薄(Z8)。
三、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定量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有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其中，哪些因素是主要原因哪些是次要原因，需要我们作深层次的分析，然后才能抓住主要矛盾，对症下药。解决好“三农”问题。在此，本文根据上述分析，建立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层次结构模型，定量分析农民增收问题。
（一） 分析
建立如下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层次结构模型。
构造判断矩阵，并求出最大特征值、特征向量、一致性指标和一致性比例。
构造判断矩阵X―Y：
构造判断矩阵Y1―Z：
构造判断矩阵Y2―Z：
构造判断矩阵Y3―Z：
层次总排序如下:
总排序的一致性检验：
通过一致性检验。
对于农民增收来说，制约因素相对优先排序为：Z7 、Z3 、Z5、 Z6 、Z2 、Z4、Z1 、Z8
（二）结论
从该模型分析得到的结论，不难看出，制约农民增收的深层次原因或者说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以往认为的农产品供给充裕，价格下跌造成的，更主要的则是经济规律与宏观经济环境发展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农产品供求结构格局的变化（Z7），非农产业发展速度缓慢与城镇化进程滞后，农民非农业收入锐减（Z5）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Z3）等。这些因素排在前列，构成了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而自然灾害、政策资金支持、农业生产成本等责任和社会因素排序靠后，已经不再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而退居次要地位。由上面结论知，该模型分析的结论与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作用大小现实相吻合较好地反映了现阶段中国贫困地区农民增收问题的现实状况和特点。
当然，中国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不仅只有如上八个，例如，农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及思想观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也是制约因素，还有一些特殊地区的特殊制约因素等。即便是本文所列的上述八个因素中，在特殊地区某个因素也可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例如在西部地区，干旱这一自然因素可能就是主要因素了。这些情况，因其不具有一般性，故不再本文分析之列。
四、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定性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获得突破性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家庭承包制对生产力的解放，农民增收得益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一时期，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是同步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生产按不变价格依然增长较快，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8%，但农民实际收入增长停滞，年均增长下降为-0.7%，出现农业增产不增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的新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因素：一是我国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资源约束为主了，而是转为需求约束为主了。相应的，困扰我国农业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农产品能不能生产出来，而是市场上需要农民生产什么样的农产品，什么品种的农产品能卖个好价钱，否则，就会导致农业增产农民不增收。农产品供求结构格局的变化（Z7），农业结构的调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依靠农业增收越来越困难的直接原因。二是粗放式发展的乡镇企业后劲不足却未能完成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纷纷倒闭，导致非农产业发展速度缓慢与城镇化进程滞后，农民非农业收入锐减（Z5），影响农民增收。并且导致我国农业领域里沉淀了过多的劳动力，从而严重地制约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课题组在沁阳市紫陵镇调研时得到的结论。三是过度耕耘，导致水土流失、土壤变质等农业生态环境恶化（Z3）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种状况在国家实施退耕还林等政策后有所好转。
现阶段我国“三农问题”，表现出来的是收入增幅趋缓问题，其实质则是就业不充分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当前我国农民收入增幅减缓问题，不仅仅是农业内部结构问题，还有农业外部结构问题，即城乡结构问题。这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乡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同时还应理解为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在农村除经营农业外，还要发展二、三产业，只有这样，农村生产力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农村经济社会面貌才能根本改观，农民才能走向富裕道路，我国的“三农”问题才有可能获得根本性的解决。
参考文献：
[1] 陈军，“十一五”期间湖南农民增收亮点及制约因素分析，湖南国调信息网
[2] 蔡红霞，当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及对策[J]，理论前沿，200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