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1 17:25: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危机后的经验教训，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本文从次贷危机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应在今后的经济金融运行中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重构国内金融监管体系；完善法律制度，增强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加强国际金融改革，增加中国的话语权。并进一步提出金融海啸之下所隐藏的历史机遇――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由此引领改革潮流并逐步在未来全球经济金融竞争中赢得先机。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监管人民币国际化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逐渐蔓延深化，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海啸，波及发达国际几乎所有的金融产品、机构和市场，不少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由此陷入衰退。本文将针对在后危机时期的中国应当如何从危机中吸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以及在现今紊乱的国际经济格局之下把握住危机之所隐含着的机遇，从而准确迅速的定位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展开论述。
一、美国次贷危机原因分析及其经验教训
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将此次危机归咎于美国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失控，政府对于金融活动及其衍生产品的监管不力，或是格林斯潘及其所管理的美联储在美国长期实行的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又或者是美国超前消费的经济观念。深入分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美国监管当局并非缺乏对其自身经济进入体系的保护能力，却不去行使。美国长久以来所奉行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造成主观上的金融监管的松懈，金融监管的失灵，严重破坏的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在缺乏管制的激烈竞争之下、利益面前，人们往往容易出现短视而不考虑长期后果，为迎合低收入家庭的贷款需求，贷款机构不断创造出新型的住房贷款产品，这些产品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门槛不高、审查不严、还款优惠。而这样一来借款需求增加，次级按揭贷款规模扩张，而作为贷款中介来说，其目的是获取手续费收入而不需要对未来承担任何责任，这种不对称的激励机制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一级市场的加速扩张。过度的借贷、风险投资和缺乏透明度使得金融系统债务风险加大，金融体系出现危机的概率大大提高。
同时，政府对这次危机准备不足，应对措施前后不一致，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悲观情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联储实施了不断降息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美利差格局出现逆转，导致中美真实收益率出现到挂。
另外，信贷评级机构的失灵也是导致此次危机的重要因素。由于资产价格、信贷和金融监管三个周期的同周期性，作为第三方的各种评级机构无法在风险聚集期及早发现问题，而是当市场趋势出现下行，问题已经暴露以后才匆匆进行事后评级修正，这种反应方式不仅无助于抑制风险，对于已经恶化的经济预期无异于火上浇油。
由此，我国在今后的经济金融发展中要充分汲取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
1.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重构国内金融监管体系。注重重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框架，以避免出现金融监管漏洞，加强资本监管，提高资本质量与数量标准，保证银行资本与核心资本充足率；在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职能的基础上，加强其为金融与金融市场提供及时准信息的能力，增加信息透明度，以确保全方位的监控影响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因素，提高风险预警以避免新的风险的产生。
2.完善法律制度，增强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美国现有规章制度对其危机之后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存在严重的缺失，有鉴于此，中国应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完善全面风险监管体系，改善会计标准、重建评级体系以增强信息透明度；注重提供政府应付金融危机所必要的金融工具，构建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程序及指标，增强政府在危机之中的干预能力和处置能力，以维持金融系统稳定。
3.加强国际金融改革，增加中国的话语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却存在着成员国的投票权与话语权的不对等。为弥补这种现实存在着的不对等性，我们应借此机遇团结力量共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金融机构的改革以提高日后国际经济即溶组织、机构的融资能力、效率和防范与应对新的金融危机的能力；并通过中国与IFM、WB和G20成员国的的不断加强的合作，逐渐增强中国的话语权、代表权，从分发挥中国在世界经济金融稳定与发展中的作用。
二、危机中隐含的机遇
这次危机给予我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一国货币的崛起对于其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和金融一旦占据了摸个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就会对该国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如索罗斯认为，2007年以来美国发生的信贷危机反映出全球金融市场格局正在重新盘整。金融危机之后，新国际金融秩序的组建成为继各国政府所考虑核心内容。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发生漂移，以上海为核心的一个新的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出现，不仅是全球金融新秩序重建的核心内容之一，更加预示了金融危机以后她为中国所带来在国际经济金融地位为转变的巨大机遇。随着美元贬值的压力，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将加快改革储备管理的步伐。而中国作为美元外汇储备的最大持有国，同时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作用中的崛起，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也必然要加紧储备管理改革的步伐――人民币国际化。
近年来中国经济金融的飞速发展使得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条件和基础。而人民币国际化除了能够获得铸币税、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减少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金融服务业以及国际投资的发展之外，还有助于缩减中国当前的巨额外汇储备。
然而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并非一蹴而就，他需要一个复杂而渐进的过程，要受到诸多方面的现实影响与制衡。因此我们必须以渐进的方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为此我国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副校长陈雨露教授等人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应遵循'周边国际化――亚洲化――国际化'这样一个过程”，同时这一观点也受到了众多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学者们的赞同。首先，人民币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经贸往来中的普及流通及其货币地位的巩固，即人民币周边国际化，为人民币的亚洲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再在人民币周边国际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建立与亚洲各国各地区的经贸往来关系，签订双边几多边协定以鼓励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作为国际间结算及投融资的支付手段并鼓励中国贸易合作成员国以人民币为外汇储备货币，逐步建立区域货币联盟是人民币最终成为亚洲区域的主导货币――真正的实现人民币亚洲化，由此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使之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币种――一个长期的国家战略目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此次金融海啸虽然波及范围广泛影响巨大，但在危机之下中国亦当有所收获，深刻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充分吸收并认真落实对于此次危机经验教训：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重构国内金融监管体系；完善法律制度，增强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加强国际金融改革，增加中国的话语权。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并把握住此次危机给中国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抓住机遇，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周边国际化、亚洲化并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伟大战略目标，真正实现中国再世界经济体中的重新崛起！
参考文献：
［1］陈雨露,张思成.《全球新型危机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战略调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伴随的可能先是通缩、后是难以驾驭的通胀。危机的下半场可能持续多年，
并将以不同的形式一次次地反复，其发展将比上半场更加扑朔迷离。在危机的上半场，中国更多是隔岸观火，下半场则要直接面对外部需求萎缩的冲击。可以肯定，未来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金融框架下，监管方面的改革不容回避。长远来看，世界货币体系的有效改革需要中国发挥关键的作用，人民币也一定要在新体
系里扮演核心角色之一，但中国是否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则需深思熟虑。
世纪危机转入下半场
正如本专栏2007年底所预料，此次从次贷危机而起的信用危机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球金融危机之一。延续那篇《次级债危机刚至中场》文章的思路，我想首先将本次危机改称为世纪危机。美国政府的8500亿美元救市计划，加上欧洲各国不遗余力的挽救，应该能够将世界金融系统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回来了，但这可能只是世纪危机的上半场――金融危机的结束，世纪危机的下半场可能是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伴随着的可能先是通缩、后是难以驾驭的通胀。在当今以美元为主导、一体化的国际经济与金融框架下，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应该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参照系。
如果危机到现在为止可以比作一场急性致命病症的话，由于最近的真正治本的救市政策，现在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讲，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应该不会就此死去，美国经济不会出现像1929～1933年那样失业率高达25％、GDP倒退25％的严重后果，人类社会更不会回到自足的农耕社会。危机至此的演绎基本上可以参照1929年危机后大萧条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事件发展的进程可以说是很容易预见到的。而随着金融危机从雷曼破产后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完全冰封，迅速地蔓延到实体经济之中，可以认为，当前危机已逐渐转入下半场的经济危机阶段。
假如危机的上半场如交响乐中快速、急风骤雨般的激昂旋律，那么，下半场则可喻为漫长幽婉、持续不断的悲凉曲调。危机的下半场可能要持续多年，并且将以不同的形式一次次地反复。而对于像我这样试图预言的人，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教训，下半场比上半场的发展将会更加扑朔迷离。
下半场的两个阶段
我想，从两条危机起因的主线――深层经济基本面和市场结构，也许可以解开危机的未来走势。
首先，危机在经济上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格局的不相匹配(见本专栏2008年2月文章《国际货币新体系诞生前的阵痛》)。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多极时代，而货币体系则还是美元领导。由于美国的货币政策以美国国内经济为唯一政策目标，所以造成了网络泡沫破裂后，美国货币政策顺美国经济之衰势、逆世界经济之升势而保持过度宽松，从而使世界范围内泛滥的流动性反向流回美国，直接造成了美国的地产泡沫。而美元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从主观文化和被动接受两个方面使得美国经济能够长期在财政赤字、贸易赤字、过度消费中增长。要是在其他国家，这种情况恐怕早就要引发经济危机了，美国却可以在享受储备货币红利的基础上，在这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直至整个体系不堪重负。这次危机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对这种模式的修正，美国要从过度消费中走出来，找到新的替代增长模式。然而，现在恐怕一时还看不到美国经济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在这种环境下，经济的收缩恐怕时间不会太短。危机前，伴随着流动性过剩，金融机构在自由经济思潮的影响、金融创新的粉饰、华尔街贪婪的驱使下，不断地放大杠杆、追求更高的风险，从而使美国经济过去的增长建立在金融杠杆的海市蜃楼之上，而危机所引发的去杠杆化也将进一步收缩经济规模，这个过程将会相当痛苦。加上危机中金融机构的风雨飘摇，商业融资渠道基本关闭，现在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快速的下滑。在这种环境下，经济很有可能进入一个通缩的局面。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美国经济到底会收缩多少，是一2％还是-5％?这种局面将在危机下半场的前半段发生。
其次，这次世纪危机能够避免世界末日，主要是各国政府不遗余力的救助，注入资金、注入流动性、降低利息，这些政策源于对1929年大萧条后果的反思，然而可以想象，这些政策应该不是没有代价的。以美国为例，其财政状况将会极度恶化，美联储对货币的信用维护也将受到伤害，假设这些救助政策经过一段时间后可以把美国经济拉回到增长区间，金融体系开始运转，那么，这些流动性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呢?这将意味着，一旦美国经济恢复正常秩序，其马上可能会面对另一个大敌：通胀。这可能就是下半场的后半段了。
要想制服通胀，美国必将要付出避免现在灾难的代价，利率将大幅攀升。美国要向世界证明，他们将会继续维护美元的信用.那么，美国经济未来必将付出继续受到抑制的痛苦。
危机后的世界金融新框架
一旦危机的最过后.人们就应该开始思考如何从体系上修正原来的弊端了。这项工作也会在下半场开始。本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监管的松弛和缺位.需要修正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直接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不允许金融机构用不论是衍生品还是表外业务的形式变相提高杠杆率。
第二，将除商业银行之外包括证券、保险等在内的金融机构都直接纳入资本金监管的行列，因为金融机构除去居民存款之外.还有其规模可能伤及金融系统安全的考虑。
第三，就是对跨境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因为联结本国公共利益的外资金融机构现在也严重监管缺位。而从长期看，则需要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这项改革可能会很困难，而且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在危机下半场只能看到广泛的讨论，并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金融框架下。中国很幸运地一直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在危机上半场的金融篇中，中国更多的是隔岸观火，只有一些海外资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中国经济并没有遭受太大的影响。至今为止，危机对中国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上半场结束前的雷曼破产事件，它将世界经济疾速推入了衰退之中，从而造成了全球大宗商品需求和价格迅速下降，将中国对国内通胀的最后担忧彻底解除，这也成为了中国这个经济周期政策开始放松的分水岭。
很多人关注的是，此番加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比如说通胀的目标是否能够达到，失业和贫富不均的问题是否能够得到遏制。不过很有可能的是，其他国家受到美联储加息的冲击比美国本土还要大。
美联储果然在2015年底上调利率，这也是自2006年6月以来，美联储首次调高利率。有人认为，美联储加息来得太早， 会使新兴市场经济体遭受重创。也有人认为，此番美联储加息已经为时晚矣。
旷日持久的低利率烤热了资产市场，催生了信贷泡沫，从而孕育了危机和大幅回调，危机将一触即发。曾几何时，2004年到2006年期间的利率上涨被视为过于“缓慢”。并且由于货币政策对经济环境的影响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往往等到经济迹象已经全面确定，例如失业率已确认很低的情况下，再行加息到加息政策全面发挥作用，可能就已经太晚了。但也鉴于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彼此嵌套，美联储在推出此番加息政策的时候也十分谨慎。 金融全球化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的货币政策不仅通过短期利率，而且还通过其对于金融风险的影响，进而影响全球的金融态势。金融风险由常用的VIX波动指数来衡量。VIX是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根据标准普尔500指数计算得出的。VIX指数变动会导致跨境资本流动和杠杆率的变动，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信贷扩张或紧缩。
此外，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急速进展，美国的货币政策现在可以通过一个新的传导机制由核心扩散到边缘，即通过那些全球大型金融机构的业务延伸扩散到全球各个角落。事实上，金融全球化进展日隆，迅猛异常。例如跨境投资到位的数额增加迅速，发达国家的跨境投资已经从1980年全部GDP的68%，上升到2007年全部GDP的438%;在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跨境投资占全部GDP的比值则从35%增加到了73%。全球银行融通了大部分的这类资本流动，由此推动了世界各地信贷的增长和杠杆率的上升。
学术界的研究发现，美国的货币政策设定了全球经济周期，即在世界范围内的资产价格、信贷和资本流动的协同效应。以往的情况是，美国的利率下降，全球的信贷和杠杆率随之上升，推动资产价格上扬，加快资本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一国的汇率制度如何，只要不设资本管制，资本的流动必然发生，而且有可能导致不尽如人意的信贷波动，大起大落，和国内的经济走势发生抵牾。换言之，由于全球银行巨大的影响力，及其业务覆盖的广度和深度，本国的货币政策已经没有独立性可言，无论该国实行何种汇率制度，都是如此。正如伦敦商学院的Helene Rey教授所言，国际金融所谓的 “三难推理”（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达到资本账户开放、汇率自由兑换和货币政策独立这一现象）， 已转化成了一种 “二难问题”，货币政策独立性已经不在其列。
可以说，美联储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加息在内的紧缩货币政策，将会使得全球的流动性、信贷和杠杆率相应下降。银行系统的跨国资金流动行将减少，国际银行的杠杆率也将降低。但是，在经济下行期间实施去杠杆化，这一过程会尤其艰难而痛苦。依赖银行的债务者可能会告贷无门，或者承受更高的风险溢价。因此，纵然此番加息幅度很小，只有25个基点;纵然利率水平依然极低，远远处于联储3%的常态之下，此举依旧会对全球的经济周期产生巨大的冲击波，恐怕令人不及躲避。
对于2008年大萧条之前的欧洲或者大萧条之后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全球经济周期究竟有何影响，那是有切肤之痛的。在这次危机之前，欧洲的大银行是最大的经纪人，传导美元流动性，将资金输送到海外市场，包括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国家。所以，当联邦基金利率下跌时，VIX下降，欧洲的杠杆率上升，资本流动总量亦然。在2002年到2008年期间，银行提供的跨国贷款从2万亿攀升至10万亿美元。这无异于设下一局，美国一旦发生危机欧洲危机也会接踵而至，一切在所难免。同样，危机之后美国实施的量化宽松霎时间给新兴市场经济体注入的流动性，犹如倾盆大雨。 给中国的启示
对将实行资本项下全面开放的中国来说，这些都是重要的经验教训。首先，中国必须注意到，受制于全球银行的那些国家在危机时期遭遇到的打击尤其严重。韩国在这方面是最好的例子：在1997年的危机中，韩国是受到冲击最甚的国家之一，又在2008年的金融动荡中再次遭受苦厄。
其次，宏观审慎政策非常关键，以便在全球银行造成的信贷亢奋时遏制其过度扩张，信贷紧张时避免其过度紧缩。这种审慎的宏观政策能在国家大门洞开之后，防止发生危机。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吸取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往的经验教训，例如1994年肇始于墨西哥的拉美国家经济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既要适时挤泡沫，也要防止流动性枯竭。
第三，资本管制是重要的，特别是在中国的汇率完全可兑换之后。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只要是资本流动不受限制，一国的货币政策将不可能是真正独立的。美国的货币政策设定了全球的经济周期，中国的门户越是开放，中国的经济也会愈加受其影响。杠杆率急速增加，是金融危机的前兆，屡试不爽。最近，中国展示出迅速和广泛提高杠杆率的能力。但私营部门的债务脆弱性显而易见：不少债务是外汇结算的、短期的、影子银行融通的，以及由房地产担保的。
总的来说，虽然有人担心美联储的加息可能会引起经济海啸，因为美元结算的债务量大，给家庭、政府和私营部门造成巨大的压力。但加息仍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至少消除了造成市场波动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此外，这还使得市场确信，上次危机的可怕记忆不太可能重演。事实上，利率波动的因素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已经计算在货币兑换中。人民币将会持续地受到贬值的压力，中国政府可能会进行干预。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仍然是上策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较大的政策分叉。
论文摘要：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韩国金融制度也在不断的进行变革。从韩国金融制度的演变可以得到一些经验教训，对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韩国的金融制度是较为实用性的金融制度，自建国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其金融制度的沿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在每个阶段，韩国的金融制度在理论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其操作性一直不错，为韩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保障。其发展历程可表示为“自主中立金融——管制金融——自由金融”三个阶段。
一、历史沿革
1自主中立金融阶段。建国初期为了治理混乱的经济金融秩序，消除严重的通货膨胀，消除殖民地金融制度的影响。1950年5月颁布的《韩国银行法》确立了韩国金融业的民主性、自由性与独立性，紧接着其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成立标志了韩国自由中立的金融体制开始运作。在整个50年代，韩国政府都在为巩固其新建立的自由中立的金融制度而努力，颁布了多部关于银行的法律，例如《韩国产业银行法》、《农业银行法》等。到50年代末，韩国自主中立的金融制度已基本成型。
2管制金融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金融业进入管制阶段，也是政府主导型产业金融体制时期，金融体制独立性逐渐丧失，转而成为政府推行其产业政策的工具。1962年韩国修改了《韩国银行法》，政府接管了中央银行的大部分权利，使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金融具有了合法的依据。在这一阶段银行业在金融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很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进入70年代，政府逐渐意识到金融多样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72年，韩国政府采取措施，整顿民间金融市场，调整和转换银行债务，降低利率等，其目的是改善金融机构状况，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3自由金融阶段。1980年韩国颁布了《一般银行经营的自律化方案》，1982年修正了《普通银行法》，开始了韩国金融业向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的变革，并通过出售银行股份等方法完成了部分银行的私营化，以此来刺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但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金融自由化改革仍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完成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私有化，而没有完成预期的自由化。
二、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韩国金融制度改革
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政府开始加大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伐，但至爆发危机时仍有部分步骤尚未实施，例如原定于1996年实行的取消活期存款外的所有对贷款和存款利率的管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管制金融的惯性，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改革在有的地方还不够完善，甚至出现了漏洞和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其后的金融危机能在韩国造成激烈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是政府的定位不当，在自由化改革中政府提倡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类机构背后大都有工业集团或财阀的支持，它们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干预能力较强。第二，自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来，利率管制放松过急，使韩国国内利率上升，刺激了国外游资的大量注入，并刺激了国内企业举借外债的程度，至危机爆发时，韩国企业举借的大量外债加剧了韩国金融状况的恶化。第三，金融监管不够明细化，过于追求理想目标而忽略了可能遇到的风险，同时政府对于金融企业的保护性太强，纵容其盲目扩张而不允许其破产，这些措施加剧了韩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三、韩国金融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韩国金融的稳定，同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定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1金融自由化是大的趋势所在。但是金融管制或者说是由政府控制金融也并不是没有好处，好处之一就是金融业可以明确而直接的为政府的战略目标服务，可以集中金融业的力量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韩国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在管制金融时期韩国的经济得到了腾飞和发展。
2政府在本国金融业发展中的定位要正确。政府干预虽然有些时候会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这却是防止金融动荡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时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干预过多就会扭曲金融业，在我国目前可表现为政府对银行的不当干预要减少，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要有力。
3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严格控制不良资产率和保证资本充足率，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加大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加强商业银行的审计工作，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
4协调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金融倾斜的程度不能太大，强化直接资本市场在国内资本运作中的作用，对银行的依赖程度要降低，同时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降低准入门槛。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金融海啸被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形容为“百年一遇”，在金融领域，它已经显示出惊人的破坏力，不仅摧毁了像雷曼兄弟、华盛顿互惠银行这样曾经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金融机构，而且让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恐慌。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恶化，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这场危机向实体经济领域扩散的可能性以及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最令人担心的是，此次金融海啸可能会结束另一个“百年一遇”――“大稳定时代” （Big Moderation）。
“大稳定时代”的典型特征
“大稳定时代” 这个概念是在上个世纪末由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美国自1984年以来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与低通货膨胀并存的时代:1984年至1995年之间，美国的实际GDP年均增长为3.2%，此数字低于1959年至1984年期间的年均3.6%的水平，然而1984年至1995年之间GDP增长率的标准差（此指标用来衡量增长的波动性）却只有1959年至1984年水平的一半;与之相伴的是1984年至1995年间3.6%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动辄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形成鲜明对比。经济统计数字表明，“大稳定时代”在被命名之后一直延续至2007年，1996年至2007年期间美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3.1%，GDP增长率的标准差与1984年至1995年数字大致相同，年均通货膨胀率甚至进一步降低至2.6%。在过去的25年间，美国只发生了两次时间持续很短的衰退，而在上一个25年里，美国发生了5次衰退，持续期也超过最近的两次。
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更多关于“大稳定时代”的有趣事实:首先，“大稳定时代”不仅只存在于美国，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在相同的时期内也出现了经济平稳增长与低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其次，并非所有的经济变量都在“大稳定时代”变得更加稳定，许多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指标“大稳定时代”中呈现出显著的波动性增长趋势，例如销售业绩、利润水平、雇员人数、资本支出乃至其对应股票的投资回报率等;再次，“大稳定时代”中各个工业部门产出之间的相关性不断降低，上市公司股票回报率之间相关性也在降低，这表明在“大稳定时代”分散投资原则能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好处;最后，美国非上市公司的就业情况在“大稳定时代”变得更加稳定，这可能解释为什么在上市公司各经济指标波动性增大的情况下总体经济产出仍然保持稳定。
对于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讲，能够生活在“大稳定时代”无疑是幸福的。平稳的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率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有保障的购买力。然而面对目前全球范围内不断恶化的金融海啸，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金融海啸是否会为“大稳定时代”画上休止符。
运气只是一个因素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其难度不亚于回答是什么引发了目前这场金融海啸。然而我们可以采取迂回求解的办法，先探求什么是导致“大稳定时代”的重要因素，然后再看看这些因素在金融海啸退潮之后――在付出一定的代价之后，金融海啸总会退潮的，关键在于，代价有多大――是否还能延续？不幸的是，在讨论导致“大稳定时代”的因素方面，人们同样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在各执一词的争论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或观点）被广泛地关注:
1． 经济方面的好运气――此种观点认为，“大稳定时代”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没有遇到像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那样的负面经济冲击，所以才实现了平稳的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率的并存。
2． 企业管理水平特别是存货管理技术的发展――此种观点认为，信息技术进步提高了企业的存货管理水平，企业可以灵敏地通过市场信息灵活地安排生产，而不必累计大量的存货。这样的管理水平提高扩散到整个社会层面，可以提高总产出的稳定性。
3． 更好的货币政策――此种观点的支持者显然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拥趸。这位前美联储主席长达18年的任期全部是在“大稳定时代”中的。这种观点认为，除了格林斯潘个人的能力之外，美联储确实从“大稳定时代”之前的经验教训之中学到了东西，并将其应用到货币政策决策和日常执行过程。
4． 金融创新――这种观点同样强调信息技术革命的重要性。但是他们认为信息技术发挥作用的渠道不是企业存货管理技术的进步，而是银行部门中的金融创新。信息技术革命使得银行掌握有关企业更多的信息,对企业的风险和价值进行更准确的评判;在另一方面，银行又可以通过金融创新以更低廉的成本满足企业的融资要求。对于企业来讲，融资问题的存在迫使他们需要在稳定产量和稳定企业现金流之间保持平衡，很多时候为了追求稳定的现金流，企业不得不牺牲产出的稳定性。当金融创新导致融资成本降低之后，企业可以更专注于稳定产量，进而提高社会总产出的稳定性。
幸福时光能否再现？
上面的几种因素可能单独或是联合导致了“大稳定时代”的出现，下面就来逐一考察它们是否能够在金融海啸之后依然存在。
首先，好运气不会永远相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已经享受了20多年的好运了，从概率上讲，运程可能要反转了。同时，20多年以来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全球变暖问题，能源危机问题，文明的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在一次严重的金融海啸之后更加激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上的好运气看来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因素。
其次，企业的存货管理水平看来还可以延续，并且完全有可能不断提高。如果“大稳定时代”是企业的存货管理水平进步单独造成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金融海啸风平浪静之后，普通消费者可以继续享受平稳的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
再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指责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01年之后的货币政策，他们认为美联储在当时把利率水平降得太低，并持续了太长时间，直接导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因此，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对今天的金融海啸负有直接的责任。也许更为中肯的评价是，美联储在“大稳定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确实做得不错，这得益于美联储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然而美联储对于货币政策的认识以及运用还远未至完美境界。除非美联储能够及时并正确地总结“大稳定时代”的经验和教训，并成功地将其运用到今后的政策实践中，否则“大稳定时代”难以继续。
最后，一个与华尔街没有直接关系的普通消费者只能祈祷“大稳定时代”与金融创新不存在因果关系。可以预见的是，金融海啸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银行业将是一个被高度监管的行业。很多已经存在的金融技术会被放弃，许多金融工具市场会萎缩，许多金融机构会被关闭。银行会出于审慎原则要求企业保证稳健的财务状况。在现金流稳定与产出稳定之间，企业会将重心会重新转向前者。在社会层面，这样的转变会加大总产出的波动性。但是从长期来讲，信息技术的发展完全有可能进一步改善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使企业重新强调产出稳定。
上面的分析结果并不令人乐观，当前的金融海啸很有可能标志着目前这个“大稳定时代”的结束。并且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都不会再回来。如果这样的不幸真会发生的话，那么意味着稳定的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不可兼得，相应的，政府的经济政策恐怕又要在追求高增长和控制高通胀之间来回摇摆。在经济增长速度令人满意的日子里，人们要忍受高通货膨胀率对实际购买力的侵蚀;而在通货膨胀受到控制的日子里，企业景气可能难以为继，人们则会面临更高的失业风险。
目前，我国企业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点，一方面国内外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调整期，市场需求大幅度缩水；另一方面普遍经济受刺激后导致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企业生存压力空前巨大，形势非常严峻。这一切对内部审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如果不能及时将发展策略进行调整，做好相关工作，极有可能在将要到来的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中被市场淘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内部审计应针对金融危机，吸取经验教训，适时调整，不断创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实现效益最大化。
一、金融危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国央行为了救市和刺激经济，提供了大量的货币供给，然而这同时却形成了新的经济泡沫。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纷纷进行财政救济，但也导致了新的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加剧企业可持续经营问题。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产品需求的减少和融资难度的加大，使企业的经营面临困难，导致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增大。1、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公司损失惨重。目前，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势必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2007年，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于9月17日联合的《200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称，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流量已连续数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该年，我国对外的直接投资净额为265.1亿元，同比增长了25.3%。在这样巨大的对外直接投资下，中资公司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冲击。2、中国出口业在危机中也深受其害。一方面美国作为中国第二大贸易出口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贸易。据统计，我国2008年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长了21.9%，回落了5.7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长了8.9%，回落了8.9个百分点；对香港出口增长了7.8%，回落了16.5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同比下降了11.8%。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和美国经济的持续下滑，我国出口也必会遭遇瓶颈。
（二）金融危机导致企业舞弊动机明显增强。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造成不少企业生产经营停滞，财务状况恶化，这就加剧了舞弊动机的产生。舞弊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对财务信息作出虚假报告；二是员工侵占公司财产。从公司外部来看，企业经营面临困难，金融危机造成了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使得企业的现金流入困难、到期债务偿还不了、借贷不能展期、主要客户流失，订单大幅缩水甚至接不到订单、存货滞带，净资产出现负值等，为了获得融资，给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各种投机取巧、欺诈舞弊便层出不穷；从公司内部来看，金融危机使得各企业的经营效益严重下降，而企业盈利能力的下滑直接影响到员工的收益水平，为了保证切身利益不受损害，各种舞弊的手段也相继呈现出来。
（三）金融危机使金融衍生工具招致颇多争议。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金融衍生工具招致颇多争议，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泛滥。金融衍生工具的会计计量、信息披露没有真实反映财务信息以及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审计监管不到位都是关键原因。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创新，其会计准则不断修订的同时，金融衍生工具审计也迫切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改进，才能充分发挥审计监管的作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二、内部审计理论概述
（一）内部审计的定义。IIA内部审计标准委员会的《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将内部审计定义为：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与咨询活动，旨在增加组织的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它通过采取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评价和改善组织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内部审计是和政府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并列的三种审计类型之一。
（二）内部审计的职能。内部审计为适应由传统的财务审计向管理审计发展的需要，其职能正由传统的监督和评价转向确认与咨询。两大职能紧密联系，目标一致且相互衍生，统一于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IIA将内部审计归纳为确认活动与咨询服务二位一体，通过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确认获得广泛的职业经验，形成丰富而可靠的信息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改进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政策建议。（1）确认职能：内部审计师对程序、系统或其他常规事项进行客观评价，提出独立的意见和结论，主要包括舞弊调查、风险与控制自我评价、财务、绩效、经营和合规性业务审计等；（2）咨询职能：为审计客户提供服务的咨询或相关活动，其业务性质和范围根据客户的协议确定。
三、从金融危机反思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
金融危机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损失，对内部审计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同时，金融危机又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使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现行内部审计工作的缺陷与不足。
（一）事前控制不力，内部审计对风险管理重视不足。事前控制工作不完善，大多企业单位并没有明确提及内部审计对风险管理的重要作用，对内部审计发挥风险管理作用的理解和重视程度明显不够，没有很好地处理风险规避、风险转移、风险对冲、风险控制等方面。
（二）未能正确处理监督和服务的关系。许多企业存在着片面强调审计监督职能而忽视审计服务职能的问题，内部审计人员在工作中往往提出问题多，帮助解决的少；提出建议的多，真正落实的少，大多都是为了检查而检查，没有将服务作为监督的最终落脚点，对服务在内部审计中的功能认识较为模糊，严重制约了审计作用的发挥。正是由于对内部审计服务职能的忽视，使得这些企业在金融危机到来时，无力及时有效地修正频频出现的问题，以致遭受了更为严重的损失。
（三）忽视效益审计的作用。同样，许多企业只是一味地将财务审计作为工作重点，而没有很好地把效益审计摆在相应的战略高度。内部审计传统上是以财务审计为主，主要关注财务的收支是否真实准确等。但是，新的历史环境下，企业的性质、产权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企业该如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成为经营者面临的首要任务。目前，在传统的企业内部审计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多是管理问题，如投资决策失误等，成为影响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主要问题，从而影响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四）对动态审计的关注度不够。许多企业更多的只是将结果或者某一时间点的静态情况作为审计对象，轻视了动态审计在内部审计中的作用，对金融风险的变化缺乏全面的掌握，对其严重性重视不足，以致在防范和化解危机时无法发挥更好的作用。结果孕育于过程之中，仅仅审计结果是难以达到理想的审计效果的，只有对全过程实施审计，才能深化结果审计，才能构建起“控制过程、预防为主、持续改进”的审计运行机制，从而能够从根本上防范风险，促进增值，提高运作效率。金融危机中的许多企业都没有充分注重对动态的过程进行审计，继而导致企业及其被动地遭受金融冲击。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内部审计理念的转变
金融危机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巨大负面经济冲击的同时，也作为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国内部审计工作的不完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更应该反思，明确新的时代背景下内部审计的理念进化。
（一）未雨绸缪，时刻关注内外环境变化，强化企业预警机制。公司内部审计应更多地参与面向未来的规划和决策工作，对公司经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时时关注。这些风险包括公司经营现状带来的风险和计划规划、发展战略所带来的未来将发生的潜在的风险。内部审计师应当义不容辞地充当起风险管理自我评估的协调人和总体策划者，从而为公司的发展扫除风险。
（二）作为管理层的助手，提升内部审计的服务职能，加强风险监控与应对。现代企业的内部审计，其监督职能的内涵已发生改变，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种监督，而是把内部审计作为企业经管的一个职能部门，目的是维护企业整体的合法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实现企业经济运营最优化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三）顺应时代变化，在继续做好财务审计的同时，充分重视效益审计。效益审计作为企业内部审计的一个独立类型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要实现由检查式监督向研究式监督转变。企业内部效益审计不仅仅关注企业财务收支真实合规等，更重要的是评价企业各项管理制度是否有效益，企业资金投入使用产生了多大的经济效益，对当前的企业状况和经济效益作出评价，还对今后的问题提出建议，并对远期经济效益作出预测，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销售、财务等各环节的控制质量，从而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四）把握全局，做好从静态审计向动态审计的转变，及时拨乱反正。要实现由事后监督向事前和全程监督转变。将审计“关口”前移，做到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监督有机结合，实现全过程跟踪监督，有利于增强审计工作的实效，也是内部审计工作的发展趋势。
五、后金融危机时代内部审计发展重点
金融危机导致了企业持续经营能力严重受挫，内外舞弊明显上升，同时金融衍生工具的矛盾激化，使得人们对其产生疑惑。针对一系列问题，内部审计工作必须把握重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利用效益审计的结果提高企业持续经营能力。首先，内部审计师对持续经营假设的适当性考虑应贯穿整个审计过程之中。在计划审计工作阶段和实施风险评估程序中，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关注持续经营能力方面有无重大疑虑的事项和情况，从而考虑持续经营能力对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获取并评价企业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估很重要；其次，建立弹性的效益审计指标，强化计划、组织和控制职能，适应企业的实际发展状况，不断地调试、更新，以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经营。
（二）加强舞弊审计。内部审计师应当保持职业怀疑态度，全面了解企业从外到内、从高层管理到基层员工的可能舞弊行为。在整个审计过程中，充分考虑由于舞弊导致企业实际信息发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而不应单纯地依赖以往审计中形成的历史信息。在评价审计证据时，如果发现某项错报，应当考虑该项错报是否表明存在舞弊，并不应将此项舞弊视为孤立发生的事项。在与管理层、治理层和监管机构的沟通方面，如果发现管理层和治理层的重大舞弊，内部审计师应当考虑征询法律意见，以采取适当措施，并确定是否向监管机构报告管理层和治理层的重大舞弊。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对于舞弊审计尤为重要，熟悉常规审计程序的被审计单位内部人员更有能力掩盖其对财务信息作出虚假报告的行为。
（三）对衍生金融工具风险正确监控与评价。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监管层对金融工具的创新变得更加谨慎，但中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要求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和完善。股指期货的出现、融资融券和信贷资产的转让更证实了中国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已经对金融工具准则提出了征求意见稿，根据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要求，中国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也将进行调整。此外，鉴于各审计准则委员会的一些提示，金融衍生工具审计也需要做出相应的完善。其实，金融衍生工具本身并无好坏，我们应立足于内部审计，正确利用并引导其为企业可持续经营服务。而要做好这些工作，内部控制是关键，内部控制不健全，就会给人以可乘之机，以至于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失。
六、总结
整个论文的完成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摄取新知识的过程。通过论文的写作，使我了解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概念，对内部审计也有了新的认识。金融危机暴露出内部审计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使人们高度意识到内部审计的重要战略地位。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要努力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时居安思危，与时俱进，切实做好内部审计工作。
主要参考文献：
［1］王艳华.内部审计的职能和作用［J］.价值工程，20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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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卢传锋，万剑.金融危机下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探讨［J］.财政监督，2009.16.
关键词：金融危机 报业 经营 窄报
在网络媒体冲击和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报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从2008年开始，美国报业被迫停刊、破产或转向网络发展的消息不断。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报业却没有显露出“受困”迹象，发行量不断攀升，几份领头日报的品牌价值也逐步走高。
有哪些原因导致中美报业发展趋势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中国报业在日后的发展中应该吸取美国报业的哪些经验教训?仅在2009年的头3个月，论坛报业公司、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公司、新闻纪事报公司和费城报业公司4家美国报业巨头相继申请破产保护。4家报业巨头一共经营着33份日报，如论坛报业旗下就拥有《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知名报纸。
2009年4月，有着百年历史的美国大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停止出版印刷版的报纸，专注于经营其新闻网站，成为美国首家停止印刷的全国发行的报纸。为了筹集资金进行业务重组，纽约时报公司今年3月宣布出售部分总部办公楼，6月又有消息称其有意出售旗下的《波士顿环球报》。
根据统计，美国报业的广告收入几年来不断下降，2007年的报纸广告额为422.09亿美元，比2006年下降9.4％，创下1950年以来报纸广告的最大降幅。2008年报纸广告收入形势更加严峻，广告下降幅度达到12％。此外，发行量和阅读率也每况愈下。
相比较之下，中国报业则正在深化发展。根据世界报业协会2008年6月的数据，中国有26家报纸进入了全球日报发行量百强。国内的发行量前5名依次是《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广州日报》和《信息时报》，其中《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排在全球的前10名，《参考消息》的日均发行量超过了318万份，《广州日报》的日均发行量达到185万份。
2009年6月16日。世界品牌实验室了《中国500强最具价值品牌榜》，中国媒体前五强依次为CCTV、凤凰卫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广州日报。广州日报的品牌价值为72.26亿元，增幅达到10.4％。人民日报(75.98亿元)、参考消息(72.96亿元)均分别比上年的65.32亿元、65.21亿元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作为党报市场化发展的先锋典范，广州日报创造了报业品牌价值连续3年增长两位数的奇迹。
美国报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公司，这决定了报纸必须商业化、娱乐化。从黄色新闻风靡19世纪。到大小假新闻层出不穷，都是由美国报业的本质决定的。
目前美国各报业公司之所以陷入困境，与并购风潮造成的行业泡沫不无关系。与其他行业类似，绝大多数美国报业并购是通过借贷融资完成的，因而导致报业公司负债率过高。金融危机袭来时，价格泡沫破灭。所需偿还的利息使公司不堪重负。
美国绝大多数报纸都是区域性报纸，本身读者群就不大。根据世界报业协会去年的数据，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今日美国》，日均发行229万份，不要说日本的三大报、德国的《图片报》、英国的《太阳报》和中国的《人民日报》，连韩国的《朝鲜日报》都比不上。
笔者2001年在美国求学时就发现，媒体与传播学界的关注焦点早就转移至电视媒体，当时的网络媒体还只算是“小兄弟”。现在昔日的“小兄弟”羽翼已丰，金融危机又席卷全球，数面夹击。美国报业陷入困境并不难理解。
太平洋彼岸是水深火热，我们这一边则是如火如荼。两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从本质上决定了报纸性质、办报目的的不同。
中国的广大新闻工作者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报纸自然也不例外。身上背负着沉甸甸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与此同时，的权威消息也会更为准确、翔实。这一点就能吸引不少忠实读者。
与美国不同，我国民众仍然有着比较强的读报需求。今年4月。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虽然新型数字化、网络化阅读呈现强劲增长势头。但报纸仍是阅读率最高的文字媒体。我国成年人报纸阅读率为63.9％，人均年阅读报纸约88.6份。
应对危机举措可供借鉴
为应对报业危机，美国各家报纸使出浑身解数，帮助报业渡过难关。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中国一样不可阻挡，面临着各种机遇与挑战，我国报业发展之路悠长而艰难，美国报业应对危机的举措也可供我们借鉴。
树立公信力。世界品牌实验室有关负责人评价说，公信力是媒体的第一生命。是评判媒体品牌价值的重要指标。在追求新闻多样化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对权威报道的关注。作为“喉舌”，我们有渠道权威准确的消息，也有义务促进社会和谐、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过去一年来，遵循“追求最出色的新闻，塑造最具公信力媒体”的理念，《广州日报》在奥运期间全国首创编辑部前移以及日本泡沫十年跨境报道、金融危机美国现场报道等一系列拳头新闻策划，都增强了报纸内容的实力。
报纸“瘦身”节约成本。由于小报更适合在公交、地铁、车厢等拥挤的公共场所里阅读，因此得到了不少读者的青睐。同时，小报也可以缓解纸价上涨以及经营成本增大的压力。在金融危机下，传统报业进一步实行了小报化改版。在我国，也有不少报纸已经向“窄报”进发。中国内地最早采用窄报的是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都市快报》。2002年8月，《南方日报》成为第一份启用“窄报”的党报。今年6月，《广州日报》也进行了“瘦身”改版，反响不俗。
加强合作、资源共享。当今媒体就像“合纵连横”，竞争中包含合作。危机当前，美国各报社间寻求合作，共享资源，以此来降低成本、扩大影响力。从去年开始，美国缅因州、得克萨斯州、俄亥俄州、佛罗里达州等地的大量报纸开始共享资源。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包括《纽约每日新闻》、《水牛城及纽约州新闻》等在内的5家主要报纸共同组建内容共享联合体，全部内容的共享于今年5月实现。美国《华盛顿邮报》与《巴尔的摩太阳报》也于去年年底表示。两家公司同意将于2009年起共享部分新闻故事以及图片。
除了在内容上相互共享，报纸也加强广告营销方面的合作。2008年初，纽约时报公司、《今日美国》所属的报业巨头甘尼特公司、《洛杉矶时报》所属的论坛公司和《旧金山纪事报》出版商赫斯特公司就已联合创建了一家广告营销网络公司QuadrantOne，由该公司负责整合4家报业公司的读者群，以与其他报业争夺优质的广告客户。这些合作方式都值得中国报业学习。
利用互联网壮大力量。目前，中国的各大报纸纷纷在互联网上开设了电子版，免费供网民阅读。这在增加阅读率的同时，还可以吸引客户在电子版上投放广告，增加广告收入。
过去美国不少报纸和杂志的电子版都是付费阅读，或者是当天的版本免费、查阅历史记录则需付费。如此一来就将网上阅读电子版的大门关小了。为此，新闻集团董事长鲁珀特・默多克2008年11月就表示，他计划取消《华尔街日报》网站的订阅费，他相信，此举将大大提高网站的访问人数及相关广告收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停止出版纸质报纸后，打算专注于自己的网络版报纸，向用户提供每日电子邮件版报纸，并且每日更新网络版。
在这方面，《广州日报》领先全国推出了手机报、电子报等，并整合集团报纸、网络等资源打造全媒体平台，进一步巩固了广州日报在主流媒体中的口碑效应。
汤姆逊公司是法国最大的国有企业，曾多年占据着全球彩电业霸主位置，而汤姆逊花了上千万美元开发出的数字光显电视，深深的打动了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2004年1月底，TCL和汤姆逊走到了一起，合资组建TCL汤姆逊电子有限公司，这家简称为TTE的公司，在全球拥有十家工厂，五个研发中心，两万九千名雇员，TCL也由此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企业。2005年，TCL与汤姆逊彩电业务的合并刚完成，传统彩电在欧洲商场就突然卖不动了，在李东生飞赴欧洲与汤姆逊进行并购谈判时，日韩企业主导开发的液晶平板电视，让汤姆逊的彩电技术迅速变成了昨日黄花。
李东生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和技术转型同样没有充分准备，营业仅8个月，新成立的TTE公司就亏损1.4亿元人民币，就像吞下了一块难啃的骨头，国际化带来的阵痛集中反应出来。李东生不得不实施欧洲业务的重组计划，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裁员。但裁员远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在法国，政府要求企业要保护弱者，因此老弱病残都不可以裁，只能先裁年富力强的，最有价值的人员，而他们恰恰是当时四面楚歌的TCL翻盘最重要的筹码，为此，李东生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所有人都给补偿，然后再成立一个新公司重新开始。最终，TCL为欧洲业务重组支付了高达2.7亿欧元的费用，而其中大部分是给员工的安置费用，并购汤姆逊的挫折一直伴随着TCL，一次次阵痛和艰难重组，期间，TCL集团的亏损额累积高达数亿元。为走出跨国并购带来的经营困境，TCL用了整整六年时间。
李东生认为，当时做出并购决策，是觉得汤姆逊业务对TCL很有价值，能够帮助TCL快速地能够建立一个全球的产业结构，建立一个全球的品牌和市场的渠道，能够提升TCL的技术力量。
刘戈认为，TCL对市场判断的失误导致了并购的失败。现在返回头来看，当时的TCL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他其实仅仅只是一只小鹰，一只刚刚会飞的鹰，抓的却是一只非常大的兔子。2004年，在TCL收购汤姆逊的时候，当时的汤姆逊公司所拥有的技术专利是非常领先的，还在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上获过一个大奖。几年过去以后，背投就被淘汰了，韩国和日本的一些企业抓住了液晶电视这个机会。如果并购之后，到了市场上以后才发现它是夕阳产业，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失误。有了对于市场判断的一个根本性的失误，那么后面一系列的，包括财务上、人员整合上、文化融合上的等等方面都没有办法开展了。对于TCL来说，这个教训是非常大的，因为在其还没有能够具备收购别人能力的时候贸然出手，最后带来的惨痛教训是非常大的。2004年被称为购并元年，我们已经过去了8年，当时有那个时代背景。在2004年，刘翔在雅典奥运会获得冠军，姚明去了NBA……在前后那样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的信心爆棚，这种情绪也影响到了企业界。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几年以后，大家认为我们已经有了被国际所接纳的条件，我们也必须要走出去。在这个时候，心理状态受到了整个环境的影响。
成功：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
2004年12月8号，经过十个月反复权衡和谈判，联想对外宣布，以12.5亿美元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不过，这块肉看起来诱人，吃起却不容易，搞不好就会卡在嗓子里。
联想集团CEO 杨元庆认为，并购最大的风险是，这个业务（在IBM）不赚钱，在我们买它之前一年的时间里面，他们亏损了两亿多美元，这两三亿美元的亏损我们背不起。
背不起的亏损，在2008年出现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联想电脑的市场销售额直线下降15亿美元，企业遭受十年来第一次亏损，亏损额2.26亿美元，这场并购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是这样解读的，金融危机本身只是导致业绩亏损的导火索，管理中文化中的碰撞才是真正的火药库。
2009年初，联想进行了并购后的第二次大重组，柳传志重新出山，首先直接插手企业文化的建设，经过八年努力，联想磨砺出以“说到做到，尽心尽力”为核心的新文化。哈佛大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跨国并购五年后，会有高达58%的高级管理者离开公司，如何留住核心团队？联想拿出价值3500万的联想股票，用于高级管理团队的股票期权激励。金融危机后，联想利用并购所获得的Thinkpad品牌和IBM积累的技术力量，客户渠道稳固原有市场，同时出击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联想电脑真正成为了一个国际化产品，利润随之开始升高。今年2月，联想集团公布第三季度业绩，其季度销售额除税前溢率及市场份额均创历史新高，联想连续第九个季度成为全球前四大电脑厂商中，增长最快的厂商，目前联想在全球个人电脑市场位居第二位，仅次于惠普。
马光远认为，并购失败的企业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其实联想的伟大，柳传志的伟大，并不在于他创建了这么大的一个企业，而在于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看到，联想的国际化战略让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并且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一下子显示出来了，但是好在当家的能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及时认识到整个并购中的问题。即使在2009年，我们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联想的国际化终止了，比如CEO给替换了，而且柳传志自己亲自出马对管理团队进行整合。那么柳传志当时做这么一个重大决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柳传志在并购IBM这个问题上认输了，但事实上，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把拳头缩回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有力的打出来。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联想的业绩，从2010年开始屡创历史新高，并且稳居全球四大PC生产商第二，仅次于惠普。当我们看到这么一个业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到，如果我们对不擅长的并购，能善于总结经验的话，也能够把一个坏成一个好事。
海外并购，企业文化整合是核心
融合是有阶段的：第一阶段，联想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要更多的向人家学习，杨元庆在开会的时候讲过，中国人的习惯是，高管里面的董事长在点张三发言，李四发言。而美国人的习惯是，在一个会议室里，大家谁有话谁说，七嘴八舌，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说话，就被认为是同意。在这样一个文化上面，联想顺从了IBM的文化，以后就形成了这样的规矩。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如果联想的文化不能够影响IBM，最后就会形成两张皮，下面的人不听你的。在柳传志重新接管以后，解决了IBM留下的这些老人的阳奉阴违的问题，把联想令行禁止的文化重新整合在新的企业里。这样一来，联想原来的文化结合了IBM原来的文化，最后缔造出来一种新的文化，让整个企业又重新有了灵魂。
拓展海外市场要深入了解当地市场
你去兼并别人，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拓展海外市场，那你就要对当地的市场有了解，对当地的消费习惯，制度法规，市场怎么进入这些情况，都需要有很大的了解。除此之外，有的兼并是为了拿回技术的，就是为了我们的技术服务的。在这一类的兼并里，更需要注意的是，你的团队里的文化差异，因为你要兼并使用别人的技术，但实际上掌握技术都是人，你要会做人的工作，也就是说你要知道外方这些工程师、技术人员的习惯跟你是不一样的，你的工作方法可能不适应别人，你要习惯于他们的方法。因为只有赢得了人心，才能赢得技术，也就是说让人家顺利把技术转移给你。
不是每一个企业、每一种行业都适合采用并购
过去企业为了并购而并购，为了扩展而并购，现在更多的是出于从公司价值角度考虑，从战略方向考虑，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另外，随着我们中国在国际地位影响强度的增长，随着我们自己力量的强大，别人对我们的了解越来越多，使得海外并购相对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但有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多的话，就像投资一样有时候会过热，会带动一些跟风者，跟风者往往会容易忘记前面的人是为什么投资，他仅仅是为了并购而并购，这就很危险，不是每一个企业每一种行业都适合采用并购的。
面对并购，我们还可以选择小步快跑
在TCL的案例里，对于未来商业前景和技术发展的判断，非常重要。联想的案例里，企业文化的融合非常重要。在并购时，我们还要面对很多包括法律上的，包括当地民众情绪的这样一些情况。对于这些并购，如果前期的很多工作，没有做充分的话，不能对当地法律、民情以及当地的舆论环境做出更清晰的判断和了解，那么到最后，可能连购并的机会都没有。当然，我们在面对并购时，不要那么冲动，因为很多企业都是小步快跑，一个一个的吃掉一些比较小的、不太容易引起震动的企业，对于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它的风险性要小得多。
【关键词】杠杆率 资本监管
一、引入杠杆率监管的背景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冲击，同时导致实体经济的衰退。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有很多，金融机构杠杆化程度过高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西方国家金融机构通过表内资产证券化和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等金融创新，规避资本监管，实现了监管套利。这些金融机构的杠杆化程度因此显著增加，过度杠杆化放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经济繁荣时期，资产价格上涨使商业银行获得高额利润，商业银行由于受到巨额收益的诱惑而对风险置若罔闻。当金融危机爆发时，资产价格下跌，金融机构为避免亏损扩大，通过抛售资产的方式降低负债，实现快速地去杠杆化。此举进一步加剧了资产价格的下跌，使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持续恶化。
此次金融危机表明，巴塞尔协议Ⅱ资本监管框架还存在诸多不足，仅依靠资本充足率这个单一监管指标无法全面防控风险。因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汲取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对巴塞尔协议Ⅱ资本监管框架进行完善。2010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在该资本协议中，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引入了杠杆率指标，将其作为风险加权的资本充足率的补充。
二、杠杆率的涵义
金融机构中的杠杆主要有三种形式，分别为：资产负债杠杆、经济杠杆、内嵌杠杆。资产负债杠杆是其中最主要的杠杆形式。杠杆率用来衡量杠杆程度。一般意义上的杠杆率，指的是资产负债杠杆率，即商业银行资本对资产负债表内总资产的比率。由于各国实行的会计准则不同，因此对杠杆率的定义也不一致。美国将杠杆率定义为一级资本对调整后的总平均资产（不包括表外资产）的比率。加拿大使用的是杠杆率的倒数，即杠杆倍数，是指表内总资产和特定的表外资产之和对总监管资本（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之和）的比率。在中国银监会最新修订的《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中，我国对杠杆率的定义为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有关规定的一级资本净额与商业银行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的比率。
在巴塞尔协议Ⅲ中，杠杆率被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定义为重新定义的资本（一级资本和其主要形式）对涵盖表内外资产风险总额的比率。
三、实施杠杆率监管的必要性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引入杠杆率作为重要的监管工具，是与资本充足率监管存在缺陷密不可分的。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充足率监管具有顺周期性，二是资本充足率监管导致监管套利。
对比于资本充足率监管，杠杆率监管指标具有以下优点：
一是杠杆率的计算依据商业银行财务报表，简单透明，对监管者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要求较低，便于监管的实施，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监管工作效率。
二是杠杆率监管不依赖风险计量模型，可以独立于复杂的模型假设和评估程序进行具体操作。实施杠杆率监管，使监管者无需解决复杂的风险计量问题，同时可以规避资本充足率产生的模型风险。
三是商业银行通过引入杠杆率监管，从总量上限制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可以将资产负债扩张的规模控制在自身有形资本的一定倍数之内，有利于控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过度增长。
四是杠杆率监管规定了商业银行股东应承担的最小损失，降低了商业银行股东承担风险的激励，有利于维持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确保商业银行保有一部分高质量的资本。
四、杠杆率监管存在的缺陷
由于杠杆率计算过于简单，导致其存在一些缺陷：
一是通常情况下，杠杆率的计算仅考虑了资产负债表内的项目，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将资产负债表内资产转移到表外（实际风险并没有转移）进行监管套利，从而规避杠杆率监管。如果在计算杠杆率时，将表外业务和金融衍生产品也考虑在内，将增加杠杆率的计算难度。
二是杠杆率监管忽视了商业银行不同资产间风险程度的差异，很容易造成对商业银行的反向激励。由于低风险资产的资本成本大于高风险资产，商业银行的低风险资产可能会被高风险资产替代。商业银行的这种做法提高了其资本回报率，同时使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增加，造成资产替代效应。因此，单纯实施杠杆率监管，对降低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有限。
三是杠杆率本身具有顺周期性，当宏观经济下行时，杠杆率监管的实施会对商业银行产生额外的去杠杆化压力。此时商业银行为达到杠杆率监管的要求，可能会减少信贷供给，进一步增加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四是杠杆率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定义，对会计准则有很强的依赖性。杠杆率计算的相关项目主要来源于资产负债表，受会计并表和会计确认规则的影响很大，在各国会计准则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该指标难以在不同国家进行比较。
由于杠杆率具有以上缺陷，使其不能简单替代资本充足率作为独立的资本监管手段，但可以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补充，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状况和资产扩张规模。
五、杠杆率监管在我国的实施
我国商业银行主要从事传统的存贷业务，高利差下的利息收入是其主要的利润来源。短期之内，杠杆率不会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但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发展，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将会逐渐减小；同时我国的一些大型商业银行由于业务扩张，也将面临国际竞争与挑战。多方面因素促使我国银行业需要加大金融创新的力度，改进原有的经营模式，不断拓展表外业务。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将使中国银行业杠杆率不断降低。在我国商业银行未来的经营管理中，应尽快建立高效的资本约束和资本补充机制，以提高商业银行利润水平，降低资本成本，在实现资本监管要求的同时，加强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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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发展；资源短缺；环境危机
一、绿色发展的本质
近年来，关于如何通过绿色、低碳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各国的首要任务。作为发展大国的中国，更需要有这样的觉悟及义务，因此，坚持绿色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从广义上说，绿色发展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能源及物资消耗的降低，来发展环境友好型，循环低碳的产业，从而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而从狭义上说，绿色发展又可以分为以人自身生产为主要形式的均衡发展，以能源生产为主要动力的低碳发展，以环境为主要空间的清洁发展，以废弃物为主要对象的循环发展，以科技革命为保障的安全发展这五种形式。
二、强调绿色发展的原因
1.面对全球资源短缺的必然选择
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能源，已经由于人类工业化进程的大规模推进在以人类所预想不到的速度不断减少，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们的总量是确定的，由于人类的贪婪，这些资源的短缺问题已经日益显现。
正是由于全球资源短缺的问题，也迫使我们必须发展绿色经济，强调绿色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实现资源节约的目标。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强调绿色发展，可见世界各国都对资源短缺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在绿色发展道路中，起步晚的我们更应该迎头赶上，推进绿色发展理念在全国的贯彻实施。
2.面对全球环境危机的必然选择
说到全球的环境危机，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全球的气候变暖，然后全球气候变暖仅仅只是全球环境危机的一个部分而已，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生的大规模自然灾害，比如地震、海啸、水灾等等，无不体现着全球的环境危机。
越来越严重的工业污染已经污染到了南极地区，每秒在世界上都有一个物种在消失，伴随而来的是人类健康状态也由于环境的恶化而恶化。从2000年到2007年，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率以每年8.4%的惊人速度在增长，而世界各国的森林覆盖率也在不断退化，这些裸的现实都在不断给人类敲响着保护环境的警钟。
3.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现状的必然选择
2008年波及众多国家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已经过去快十年了，可是它所造成的危害至今仍在，在现今社会，只有依靠新技术，依靠新能源的不断突破才有真正走出那场金融危机，而这些与绿色发展密不可分，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不断促进节能环保技术的发展。
纵观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发展都是在经济危机的促发下形成的，因此在现在这个危机中，也同样孕育着一场以新能源为主体，以节能环保为主要目标的新技术革命。无论是新能源还是节能环保技术都是在绿色发展的范畴中，因此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现状，坚持绿色发展是走出这场危机的必然选择。
三、推进绿色发展的政策
1.强化责任考核
一套科学合理的责任考核制度，则是确保绿色发展有效进行的重要保障，只有将低碳循环的目标落实到具体个人，才能保障这个指挥棒真正发挥指导作用。从而使各地区依据区域功能的不同，形成有差别的责任考核制度，同时对在职干部实行任期内的自然环境效益的问责制。
2.加强法治建设
根据多年来在改革进程实践中总结的有效经验教训，完善我国法律在立法方面的不足，让我国在绿色发展中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确保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都能够切实有法可依、有据可查。
要加强生态法治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确保生态文明建设顺利进行的法律法规体系必须不断完善；其次，一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准化制度必须不断建立；再次，在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执法部门的公开文明执法必须要强化。
3.完善经济政策
我们国家为了要推进绿色发展，促进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不断出台相关的积极经济政策，要进一步发完善经济政策，可以：
第一，产业政策。主要集中在加快淘汰落后的产业，鼓励支持新兴节能环保产业，不断提高产业的生产效益。
第二，财政政策。对国家鼓励的新能源企业，给予相应的财政鼓励；对企业进行的节能改造项目等，给予相应的财政补贴。
[关键词] 金融自由化 陷阱 转轨经济
自从20世纪70年代金融自由化理论问世以来，从南美到东南亚、从俄罗斯到东欧，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转轨中国家纷纷奉这一理论为圣经，在本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中大力推而广之，惟恐落人之后，一股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世界。仅管1990年代的南美、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质疑，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在极力倡导金融自由化。
一、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演进
金融自由化理论源自肖（Shaw）和麦金农（Mckinnon）于1970年代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对金融体系实施了比较严厉的控制,这不仅不利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而且还会扭曲资源配置和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肖和麦金农把它称之为“金融抑制”,并指出解决“金融抑制”的有效途径是实施“金融深化”。因为他们认为,以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为标志的金融自由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而低于均衡利率水平的实际利率与被高估的国内货币则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据此可以看出，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是有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金融深化”描述的是一种状态，即一种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的金融市场状态；金融自由化则是达到“金融深化”状态的一种途径，故在实际操作中金融自由化表现为一种金融政策。由于两者之间密不可分，因此，在考察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发展进程时，学界往往对两者不做严格的区分。
从内容上看，完全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上应包括：对公共金融机构的私有化；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强市场竞争；降低存款准备金要求；取消指导性贷款；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市场等。根据各国的实践进行总结，又可以归纳出金融自由化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金融商品价格自由化，即取消对利率、汇率的限制；(2)金融业务自由化；(3)金融市场自由化；(4)资本流动自由化，即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同时也放宽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外国市场的限制。
金融自由化理论形成以后，西方学术界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少经济学家沿着麦金农和肖开拓的路子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金融自由化理论。其中，卡普和马西森的投资规模理论（K-M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来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述。加尔比斯（Galbis）的“G-L模型(投资效率模型)”指出，金融自由化是通过改善投资质量来提高经济绩效的。马克?帕加诺(Marco Pagano)运用“AK”模型(即内生增长模型，假设不变的外生储蓄率和固定的技术水平，可以解释消除报酬递减后将如何导致内生增长。)对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发展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富有价值的研究，认为实施金融自由化可提高储蓄水平和投资效率，增加流向产业部门的可贷资金量，从而提高银行效率，改进资源配置效应，促进经济增长。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1993)检测了77个发展中国家1960年～1989年间交叉部门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多变量指标之间的联系等都得出同样的结论：金融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对金融自由化理论提出不同意见的学者也有不少。新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现代意义的正规金融市场（正规信贷市场）和落后的场外金融市场（非正规信贷市场）并存。由于正规金融市场要缴纳法定准备金，所以会发生资金“漏损”。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保护好已经效率很高的非正规信贷市场，而不要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 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是否一定导致资金来源短缺、投资不足等问题，还取决于银行行为和市场结构。新制度学派认为，在利率不上升的情况下，金融深化也可能出现，从而否定了金融自由化的必然性。莫尔（Moel,2001)指出，金融发展的重点在于国内金融部门的发展，资本自由化允许公司去国外融资，引起市场的分散化，减少了国内市场的流动性，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发展。赫尔曼、穆多克和斯蒂格利茨则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自由化策略提出质疑，提出了在金融深化过程中政府选择性干预的金融约束策略。具体策略包括：控制存款利率，保持低度的正实际利率水平；限制银行业竞争；限制资产替代；定向信贷等。赫尔曼等人同时强调，金融约束也不等于金融抑制，金融约束将逐渐向金融自由化过渡。较之理想色彩浓厚的金融自由化策略而言，金融约束策略强调政府选择性的干预这一基本立场，似乎更贴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
不可否认，金融自由化理论抓住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诸如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确实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但也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金融自由化理论还存在许多缺陷，若盲目地全盘照搬，极易引起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自由化在转轨经济中的践行
上世纪90年代之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体制如同其经济体制一样，是一种高度集中的“大一统”体制，金融抑制的特征十分明显。银行承担着财政的资金配置功能，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借助于银行实行低利率、高汇率和信贷配给政策，以确保资金被使用到政府想要安排的部门或企业中去。这种金融压制政策抑制了金融体系功能的发挥，并不利于提高储蓄率和资本积累效率。九十年代后，俄罗斯及东欧转轨国家实施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激发金融体系的活力，增强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综观各国的改革，可见它们对金融自由化的推行可谓不遗余力。
第一，金融市场自由化方面的改革。迅速打破原有的单一银行体制，放松各类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的限制，短期内快速建立起二级或三级银行体制。以俄罗斯为例,1989年只有43家银行，到1995年1月已经有2517家,其分支机构达到5486家。世界银行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俄罗斯这样的情况，在1988年～1995年这么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大约2500家独立的银行，而美国1000家银行的建立大约持续了80年。波兰在转型开始的几年中，也成立了一批银行，1993年有95家商业银行，后来倒闭了一部分，降为70家。匈牙利到1993年6月的时候建立起了30家商业银行，5家专业银行，256家储蓄合作社。白俄罗斯到1999年时已完全实现了银行业的私有化，国内私人资本比重占到了96%;哈萨克斯坦2001年时国内私人资本也占到了全部银行资本的50.8%。
第二，资本流动自由化方面的改革。对国外私人资本的开放是实现银行业私有化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同银行业对国内私人资本的开放相比，在这方面转轨中国家做得更为彻底。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外资银行的资产平均占各国银行全部资产的11%，其中，克罗地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只占4%以下。但到2000年时，上述9个国家的外资银行资产占有率平均已达64%，其中爱沙尼亚已达到97%。 国外银行资本的大量进入固然可以给银行业引入竞争机制，带来国外先进的管理体制，但过多地依赖外国资本，极易导致本国金融的丧失。
第三，金融商品价格自由化方面的改革。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都实现了利率自由化，除了波兰的利率下降了之外，其他国家的利率都有所上升。波兰于1995年5月起，把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在其他政策配合下，波兰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从27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76亿美元，明显地改善了波兰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捷克1996年前实施的也是固定汇率制，因而吸引了外国资金的大量涌入，给国内通货造成了极大的压力。1996年起，固定汇率制被放弃，改为浮动汇率制，结果导致了短期游资迅速撤走，恶化了本已不稳定的金融形势。斯洛伐克的贷款利率从1995年的9.8%降为1996年的8.8%，浮动汇率的幅度从+/-3%调整为+/-5%，但这些改革并没有起到吸引外资进入和改善其国际收支的作用。
三、转轨经济推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教训
俄罗斯以及中、东欧国家实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并未如金融深化理论所宣扬的那样，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反而加剧了这些国家银行体系的动荡。1990年代，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等国均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捷克、匈牙利、俄罗斯的部分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倒闭。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完全归因于金融自由化，但至少可以确定，金融自由化对金融危机的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认为，剖析转轨经济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有几点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金融自由化是工具而非目的。金融自由化理论认为金融自由化是克服由“二元”市场结构所导致的“金融抑制”的有效途径，辜且不论金融自由化是否是克服“金融抑制”状态的惟一途径，也不论金融自由化能否真正促进经济的发展，单从金融自由化本身的功能而言，它也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非金融体制改革的目的。转轨经济应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是危险而脆弱的空中楼阁。实体经济需要的是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而不是遵循某些僵死标准的金融体系。如果我们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把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等作为目标，而不管这些措施实施的条件、后果如何，必将导致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失败。
其次，金融自由化不是无条件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必须在具备了一定的条件的情况下，按照一定的次序来推行。麦金农在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修正后指出，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最佳顺序应该是：财政调整应出现于金融部门自由化之前，而解除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应在国内金融体系自由化之后进行。芭芭拉?斯托林斯认为，金融自由化的成功应当:(1)采用渐进的自由化进程，最终实现私人部门自行决策；如果还保留公有银行，需要让它们在透明和有效的基础上运作；(2)在国内自由化之后，结合使用宏观稳定政策和竞争性汇率政策，同时考虑部分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化前要实施审慎监管；(3)拥有强有力的法律系统和实施机构等制度框架。 中东欧转轨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是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社会制度和法律法规匮乏、现代企业制度不成熟的环境中展开的，加之短期内彻底放弃了金融监管，改革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再次，金融自由化不是无序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不应排斥金融监管，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事实证明，由于转轨中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加之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过于激进，因而造成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在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在使金融体系多样化，竞争能力增强的同时，也给金融监管造成了负担过重等问题，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跟不上金融自由化的速度，金融自由化往往会陷入无监管或监管漏洞很大的状态下，金融自由化的正效应较难发挥到位，而负效应却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了。韩国财政部金融情报研究院边阳浩院长2004年9月20日的中韩金融论坛上，提出了防止金融危机的五条措施：第一，防止金融机构盲目放贷，加强放贷审批等防风险管理能力，国家应设置对金融机构的错误及时纠正和处理的监管当局；第二，金融危机发生后，金融机构不能急促收回贷款，必要时需要监管当局介入；第三，营造金融机构能够充分发挥其功能的基础环境；第四，切实加强监管金融机构的健全性机制，特别是需要建立政治上客观中立的独立监管机构；第五，金融机构自律、负责任地经营。边阳浩先生提出的防止金融危机的五条措施之中，有三条直接同金融监管有关。 事实上，即使是国内金融市场体系成熟的发达国家，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也并未放松金融监管，因此，我国在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和中央银行仍须履行必要的监管职能。
四、认清金融自由化的实质，警惕金融自由化陷阱
金融自由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分析，其政策主张仍深深根植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思想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个核心步骤，就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在向外资开放了银行业和证券市场后，国际金融资本就可以享有充分自由，可以不受约束地迅速流入、流出，随意操纵金融和外汇市场，炒作各种金融泡沫并获取投机暴利，直接威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稳定。1990年西方国家一手炮制的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10个方面的内容中，实质上已经包含了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主要内容:(1)实施利率市场化。(2)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3）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4)放松对外资的限制。(5)保护私人财产权。……所以，我们认为，金融自由化理论其实质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在金融理论中的演化，其根本宗旨是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金融全球化。
实践上，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已经开始，1990年代，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逐步展开，1996年，启动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从内容上看，我国的金融改革并没有照搬中东欧国家所实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内容；从改革的方式上来看，我国实施的是与经济体制改革方式相一致的“渐进式”改革；从结果上看，我国的金融体系在稳定中发展，避免了中东欧转轨经济所遭遇到的高通货膨胀、银行破产等困境。不可否认，我国的金融体制中还存在诸如不良资产比重过高、金融机构缺乏活力、金融服务水平低下等诸多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忽视金融自由化理论中积极、合理的内容。所以，正确的态度是批判地吸收金融自由化理论中有利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分，坚决抵制可能导致金融丧失、金融体系不稳定的不合理的政策建议。
盲目的金融自由化已经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抛弃，2007年12月9日，南美七国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式宣告成立南方银行，旨在摆脱西方的金融牵制，这是发展中国家对由大国操纵的国际金融自由化发出的挑战宣言。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牢牢记住来自遥远的南美大陆的警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金融自由化理论绝非是西方国家免费馈赠给转轨中国家的一个美味馅饼，察之不明，用之不当，就有可能跌入金融自由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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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 上海 世博会
一、世博会前后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环境
金融危机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预判2010年世博会召开前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趋势及存在的风险。对于保障世博会的顺利召开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球经济低迷盘整。实体经济修复尚待时日
全球一体化伴随着科技信息化的融合发展，将金融危机在短时间内传至世界各国，带来了人类发展历史上第一次的全球性危机，其波及面之广、影响范围之大前所未有。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经济持续大幅萎缩，高度依赖出口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到较大的影响。同期，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经济衰退与通货紧缩交织影响。预计2009年全球经济难以扭转负增长的局面。需要关注的是，目前金融危机继续波浪式推进。由金融危机发展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再到信用危机，同一阶段不同危机交互错杂，相互影响，加大经济运行困难。总体判断，世博会召开前后，经济面临滞胀风险，将继续低迷盘整，实体经济全面复苏有待时日。
(二)国内经济回升趋势明朗。有望领先全球复苏
由于中国高企的外贸依存度以及国内经济自身的周期性调整需求，全球危机下中国经济出现了较大的调整。2009年第一季度，增速进一步下滑到6.1％。受到政府大规模投资，家电、汽车下乡等一揽子政策的拉动。目前国内经济出现止跌迹象，多项经济指标企稳回升的趋势明朗，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已连续4个月位于50％以上，日均发电量今年以来首次实现正增长，进一步表明工业经济具备上行动力。国内经济有望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复苏。世界银行预计2009年和2010年中国GDP分别增长6.5％和7.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分别为7.5％和8.5％，均高于原来预期，亚行、高盛等国际机构对于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也给出了乐观预测。
二、金融危机对世博会可能产生的影响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全球金融危机对世博会具有正面效应，但负面影响更不容忽视。在非常时期，要尽早谋划，全面分析危机对世博会筹办、举办以及会后三个阶段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对世博会筹备阶段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世博会筹办阶段的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参展国是否如期参展以及参展质量：另一方面，赞助商履约情况及企业馆的建设情况。从目前的进展来看，世博会招展工作顺利推进，各国希望借助世博会平台，共同抵御危机的冲击。虽然，金融危机导致一些国家资金困难，但各国仍在认真、积极筹备世博会的有关事宜，各国媒体对世博会的关注度亦在不断提高，客观上提升了上海世博会在全球范围内的知晓度。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政府公关和沟通成绩显著，另一方面也说明各国希望借助世博会这一平台，加强与中国的沟通与交流，共同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寻求提振、恢复国民信心的渠道和抓手。从世博会发展历史来看，在经济萧条的年代，世博会往往更为世人所期待，其独具的凝聚人气、汇集资源的功能，在抵御危机冲击、缓冲衰退影响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金融危机对世博会举办期间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世博举办期间的影响主要在于原预计的7000万参观人次目标能否实现、票务销售是否顺利等。从目前情况来看，世博门票的预售情况良好。但受国际、国内经济还未企稳等因素影响，未来世博门票销售仍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国外客源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影响境外客源的因素多且复杂，包括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政治因素、参观者自身旅游习惯等。不过，境外参观人员预计只占到总参观人次的5％，由于其占比小，即使不能达到预期的人数，对整个世博票务的影响也不明显。但对上海的交通、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增长带来一定的影响。
(三)金融危机对世博后续利用的影响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入发展，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国家政策有所调整，世博保留场馆的后续利用、世博园区的二次开发是世博后续利用的难点所在。
一是世博保留场馆后续利用存在难题。根据注册报告，世博会永久场馆是以“一轴四馆”为代表的永久性保留建筑，在世博会结束后将依据建设上海新城市中心的需要进行合理利用。从历届世博会、奥运会的经验教训来看，许多保留场馆在会后都以吸引游客观光作为主要业务，由于缺少高水平的会议展览、商业演出和体育赛事，场馆利用率低下、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收不抵支的现象十分普遍。世博会结束后，国内外经济形势无法恢复到危机发生前的状态，会展、演出等商业活动尚不活跃，如何避免保留场馆闲置，通过后续经营平衡耗资巨大的养护费用将成为后续利用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结束后，根据国际惯例，大部分临时场馆都将被拆除，世博园区内大片土地面临二次开发。世博园区位于上海市中心，会后大部分区域可以开发建设成高档商务楼、住宅区以及配套的商业设施等，逐步发展成为上海贸易、文化和会展功能的聚集区，进一步放大世博效应。但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入发展，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2010年及未来若干年内上海房地产市场走势存在不确定性，对园区的二次开发带来一些影响。鉴于此，2010年世博会后，世博园区二次开发可能面临着土地价格下跌以及招商引资进度慢等潜在风险。
三、金融危机下世博会的积极意义
为应对当前日趋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将投资拉动最终转化为消费拉动，应充分发挥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缓冲器、转化器和催化器的作用。努力放大世博效应，搭好全球一体化的开放性大平台，办好一届在“危机中看到希望”的世博会。
(一)抵御危机冲击的缓冲器
世博会是世界经济发展史的一面镜子，它见证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繁荣时期。也经历了经济衰退的萧条阶段。在经济萧条的年代，世博会往往更为世人所期待，其独具的凝聚人气、汇集资源的功能，在抵御危机冲击。缓冲衰退影响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票市场崩溃，一场席卷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危机随之爆发，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就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为了抵御危机的冲击，这届世博会作了许多创新。如发行债券、建立会员制、设立企业馆等，尤其是在第2年同期将世博会延期举办。这场世博会共吸引了将近4900万参观人次，仅在第1年直接或间接地向社会提供了近10万个就业机会，并且给举办城市带来近4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很好地治疗了人们受到的经济创伤，大大增强了人们战胜
经济危机的勇气与信心。
历史似曾相识。当前我们正经历着上个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和国内两大调整周期产生共振，放大了我国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保护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延续良好发展势头面临考验。非常时期要有非常之策。为了更好地抵御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充分发挥世博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效地维持人气，解决世博会后园区土地二次开发、招商引资等低于原先的乐观测算问题，利用大量的人流增加门票收入，并拉动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和购物等消费的增长，将世博会的投资拉动转化为消费拉动。更好地发挥化解危机的缓冲器作用。
(二)促进经济转型的转换器
经济低迷时期，电影、电视、音乐、演出等文化休闲产品能带给人们心灵慰籍。在特殊时期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因而在历次危机中，文化休闲业不仅未受到明显的冲击，反而在危机中逐渐壮大崛起，成为抵御危机的重要力量。世博会是全世界文化交流融合的盛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举办世博会更有利于促进文化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带动经济转型升级。
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商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如好莱坞文化、迪斯尼文化)、出版业的繁荣和服务贸易的出口等，为美国经济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上海世博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展示世界各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承世界文明，弘扬民族文化。世博会举办期间的各类文化演出活动数以万计。再加上全市举办的各类节庆活动，预计每天有20-30万人次中外观众能够参与各类演艺娱乐活动：世博会后，世博会所建设的大型活动中心、演艺中心、主题广场等将为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提供必要的空间，继续发挥文化展示、交流功能。同时，世博会也是先进文化融合传播的一个重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上海可以博采众家之长，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学习国外文化休闲业的成功运作经验，为上海文化休闲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提升文化产品的层次，优化文化产品结构：“引进来”还要“走出去”，举办世博会，将提高上海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有助于将上海的文化休闲旅游产品推向世界。扩大文化出口，为上海建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添砖加瓦。
(三)扩大对外开放的催化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