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1 17:25: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的秘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消费在一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8年,美国居民消费率为70%,总消费率接近90%;日本居民消费率为55.38%,总消费率72.96%;德国居民消费率为54%,总消费率73%,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等都和这个数据接近。在收入水平类似即同样作为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类似即第三产业占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消费率相比有如此大的差异,消费金融业发展带动的信用消费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消费金融的发展和总消费及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
消费金融由被批判走向被广泛接受
消费金融的发展经历了由被批判到被广泛接受的过程。舆论界把借贷定义划分为“生产性”(Productive)和“消费性”(Consumptive)两种。由于生产性信贷可以创造财富,而消费性信贷是消耗财富,因此,对消费性借贷的大量攻击可见诸于很多公开场合宣传和学者评论。早期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往往都处于地下经营状态。美国学者赛格利曼是最早系统研究信用消费的经济学家,他明确支持分期付款对经济的巨大推进作用。这为当时消费性信贷的生存意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舆论导向。
此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坚信信用消费尤其是分期付款制度对经济有推进作用,认为分期付款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所起的作用能与商业信贷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作用媲美:至关重要的金融机制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耐用消费品革命”并带来巨大经济增长。此外,分期付款等信贷模式带来了一些其他经济影响。例如:金融部门快速增长;信贷作为零售利润来源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工厂生产日益稳定;政府对消费信贷的依赖也日益增加,将其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以便调整国家经济状况等。这些都是消费金融发展带来的微观或宏观的好处,人们逐步由心理上排斥到接受,消费金融行业由大多数秘密甚至非法运营发展成阳光产业,并不断壮大。
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认识
关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理论是分析消费金融对经济增长作用时依赖的基本理论。由于消费金融业发展促进了信用消费,并可能促进总消费,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类似。
虽然消费金融在世界各国不断发展,但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到底如何,在理论上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种看法。
第一,消费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主要是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理论:消费的增加对经济总量会产生一个乘数效应,当某些因素影响到消费时,消费增加将带来更大规模的产出增加。
第二,消费不影响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如果个体根据全部生命周期的收入自由决定跨期消费额度,那么整个经济将最终达到一个稳态。在没有技术进步和人口增加的时候,经济规模、资本量将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消费变动不会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只会影响经济的稳态水平。
第三,消费减弱经济增长。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或称内生增长理论,更多地把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内生化,得到知识与产出互动增长的长期增长路径,解释了世界各国间收入并不收敛的现实。亚普利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在这种框架下的一个理论,认为信用消费的发达、消费的扩张会降低经济增长。他们首次建立了较完善的理论模型,认为当存在消费的流动性约束,人们不能自由地跨期任意选择消费组合时,将导致较高的储蓄和资本积累。当技术进步满足内生增长的条件时,这种可能由于金融抑制带来的消费约束使得经济增长率更高。这样,人们虽然现期可能消费较少,但可以在未来有更多产出和更多消费。对消费的某一个特定水平的流动性约束可能是帕累托最优的,过高消费不利于经济增长,也不利于长期福利水平。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依据这三个理论,如果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发展消费金融应该采取的政策选择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在应用这些理论分析现实问题时,必须注意前提假设的差异。真实的经济是否符合这些理论的前提,或者说符合哪种前提,是需要数据验证的。(摘自2010年3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关键词：经济增长；创新；效率；企业家
经济增长是人类为了消除贫困，以财富的增长实现富裕提升社会的文明水平的同时，实现人类幸福的一项主动活动。经济的增长也是创造人类幸福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释放与发挥。在实现企业经济发展这种主动的活动中，存在着两种衡量其增长的模式：第一种是以数量的增长来表征经济的增长。在这种以数量的增长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模式中，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提高和增加经济的总量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第二种是以经济质量的增长来衡量经济的增长。就经济质量本身而言，也存在着两种对质量的界定方式。由于质量是一个程度指标，可以把质量分为内适性和外适性两个方面。对经济质量的内适性来说，就是用在经济增长过程对人才和技术的依赖程度来表征；经济的外适性质量主要是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顾客”的需求满足程度来界定的。也就是说，离开了对“顾客”的需求来判定经济质量的外适性是没有意义的。外适性质量就是“顾客”需求满足的程度。企业经济质量外适性的高低实际上就是指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其“顾客”能否充分地分享企业经济增长的成果，尤其是对企业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能否被充分地被“顾客”分享形成共赢，是衡量经济外适性质量高低的客观标准。围绕着经济发展实现增长的这两种方式，企业家通过其创新精神来对这种两种经济增长的方式在效率的提高和改善上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以实现企业在经济增长上的高效率。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家更关注以经济的质量增长作为其企业发展的基本方式，也就是通过创新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发展的重心从数量的增长过渡到以质量增长方面来，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新跨越。本文主要通过从企业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角度，首先讨论了企业经济是如何实现增长的。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剖析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与企业家创新的关系，讨论了相关创新的实施是如何来消除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对效率的提高有制约的一些瓶颈和障碍，以实现增长过程更加有效率化；另一方面，着重从如何实现经济以质量的增长上，讨论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对实现企业以质量增长作为发展的重要作用。企业实现以质量方式的发展，是企业家在发展企业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在企业发展中的一个必然选择。
一、实现企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因素
就经济行为和活动的表象来看，分工、要素流动、制度变迁等等本身就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就是通过这些方式来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瓶颈和障碍，以达到经济增长更有效率，从而实现经济更快的增长。由于经济增长是人类的一种主动行为，这种主动行为背后是受到财富背后的金钱、暴力背后的权力、思想背后的知识三种基本的力量的驱动。经济的增长是在这三种力量的分别驱动和形成合力的驱动下实现的。亚当・斯密揭示了财富背后的金钱是如何驱动经济增长的秘密；马克思从暴力背后的权力是如何驱动了经济的增长；凯恩斯从权力和金钱结合所形成的合力上揭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舒尔茨从知识的主体即人力资本的角度；熊彼得从知识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分别揭示了经济是如何实现增长的。随着交易成本的发现，人们更多地把关注放在了如何对交易成本的减少和优化来实现经济的增长。从经济学的方面来看，目前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经济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实证来对增长的来源和决定因素的分析，即增长回归；演化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奥地利学派和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等分别针对经济是如何增长的这个复杂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但是，这些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均未特别强调和针对经济是数量的增长还是质量的增长这个问题。
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源自于人类在这种主动的活动中上述三种力量以及这三种力量的结合所驱动。从系统论的角度上讲，就是由这三种力量和由它们的结合所形成的合力，把实现经济增长所需的要素组织在一个经济系统中。通过对这些要素的优化配置等方式，在实现这些要素的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不断改善和提高的同时，使整个经济系统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对一个经济系统而言，存在着多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在经济学上以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T代表技术等等）。
因此，对一个经济系统的产出A来说，我们用下式来表示：
由于每一个要素都存在着其使用效率Pi，因此对一个经济系统来说，由于系统内有要素的使用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的存在，提高和改善要素效率是一个实现经济系统产出最大化的关键。在实际的经济系统中，其产出A可以用下式来表示：
设每一个要素投入的数量为Ii，且是使用效率Pi的函数，I是要素总量的投入。则：
其约束条件是：∑Ii=I
通过泛函分析的方法，可以构成一个拉格朗日函数J：
其中，k为拉格朗日乘子。
令③的一阶导数等于零，则可得：
也就是说，要使经济系统的产出要达到最大化Amax的话，只有当这个经济系统内所有的要素使用效率相等时才能够实现。
即，一个经济系统产出最大的条件是，要素的使用效率相等。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经济系统中有某个要素的使用效率pik时，该要素就是在这个企业经济系统中制约系统产出最大化实现的瓶颈和障碍。从广义的角度上讲，企业家就是为了在通过每个要素的使用效率的提高和改善的同时，为所有的要素在使用效率的相等上提供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基于上述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已经清晰地寻找到了企业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因素。
二、企业家的创新与企业经济系统产出实现最大化
通过对企业经济系统是如何实现增长的分析，我们从要素的使用效率方面得出了在一个企业经济系统中实现系统产出最大化的条件是企业中每个要素的使用效率相等的结论。从企业家的创新来看，无论企业生产什么，当企业家在投入要素进行生产时，首先就是为了提高在一个生产经济系统中某个要素的使用效率，以消除影响整个系统效率的瓶颈，然后，就是要使这个系统中每个要素的使用效率上的相等，创造出这些要素在使用上和运行上的一个环境和外在条件，以实现经济系统产出的最大化。为此，当企业家在组织生产的时候，一方面要发现是什么要素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使用效率最低；另一方面，要在提高这个要素使用效率的同时，创造出一个能使所有要素在使用效率相等的客观的企业内部环境，这样才能保障企业在投入的所有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其使用效率相等创造条件。另外，在企业家投入要素组织生产的同时，由于要素具有使用和运行两种属性。因此，对企业家而言，创造出所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和投入要素的运行效率相等环境，是企业家进行创新的一个内在的重要方面。由于企业是存在于一个开放性的经济系统中，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下通过创新的手段来实现企业内部生产要素在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相等是企业家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开放的经济背景下考虑，使要素在流动上能够更加充分，达到要素的使用和运行效率的提高；建立相应的企业文化和制度以形成企业内部要素的使用和运行效率相等的环境和条件；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均是为了创造出使某一个要素在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提高的一种手段。从整体上讲，按照要素的使用效率相等和运行效率相等的原则，一个要素在效率上的提高，就为其他要素在两种效率的提高产生了驱动。这样，企业在投入要素在组织生产的同时，整个企业在要素使用和运行时能以更高的效率来运行，为企业在更高效率生产下实现产出最大化提供了内生性的增长驱动。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中，由于外在环境的多变性，企业家在以投入生产的要素在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保持相等方面的创新有相当的难度。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中，投入生产的要素除了在满足其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相等以外还需要在什么条件才能使产出最大化呢？这个问题将在下文中来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在我国转型时期而言，有一个外在变量是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下影响企业以投入的要素在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相等实现产出最大化的因素。由于政府本身也是参与开放型经济系统中的要素，政府的运行效率也是和企业经济系统能否实现最大产出有关。根据③式的效率相等是实现经济系统产出最大化的条件，如果在一个经济系统中政府的运行效率pi小于其他要素的使用效率的话，则政府本身的效率就会成为制约企业经济系统实现产出最大化的瓶颈和障碍。要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除了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以相应的公务员法来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外，还需要通过法律的方式对政府自身的行为给以规范。其中，以法律的方式来确定的暴力的组织和使用规则，确定政府参与社会分配的方式、规则和份额，确定公民参与政府的方式，确定公民的监督、约束政府的路径和方法等等都是对政府运行效率提高和改善的必要条件。但是，目前我们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来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规范。从效率相等是实现经济系统最大产出的条件来看，如果政府的效率比其他企业经济要素的使用效率高的话，企业经济系统也无法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在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驱动形成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也应该引起充分关注。这只是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下企业进行创新发展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以上，我们仅从几个方面，基于实现一个企业经济系统产出最大化的条件，简单的分析了企业家创新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作力点和逻辑。对于企业家而言，也许更应该从要素效率相等的条件去发现和认识在不同时期中什么要素的使用效率是最低的，或者是什么要素的运行效率最低。从而能够更主动和更积极地针对某个使用效率最低的要素，用新的手段来为提高这个要素的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创造条件，为整个企业经济系统在实现产出的最大化上做好积极的铺垫。另外，根据要素使用效率相等和运行效率相等是实现经济系统产出最大化的条件。企业家也可以在制度的安排上，通过对某个要素的使用或运行效率过低的发现，及时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上给以相应的调整，这样在管理企业时才更具有前瞻性。基于上述分析，要实现一个企业经济系统产出的最大化的条件是：构成一个企业经济系统的要素的使用效率相等和运行效率相等实现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企业实现以质量进行增长的前提。作为企业家创新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就是当在企业经济系统中某个要素的使用效率或运行效率pi小于其他要素的使用效率时，该要素就是构成对整个企业经济系统产出实现最大化的瓶颈和障碍，针对该要素的使用和运行效率，围绕着该要素的使用和运行效率的创新型的改善和提高是企业实现以质量方式发展的基础。
三、结论和讨论
通过对企业发展本身和企业家创新关系的分析，通过对企业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的探讨，得出了一个企业经济系统实现最大产出的条件是该企业系统中所有要素的使用效率相等的结论。由于政府也是一个经济系统中的要素，指出了政府的效率的提高和改善与企业经济系统产出实现最大化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经济质量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是目前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选择。由于经济的质量是以外适性和内适性质量这二个方面来表征的，所以，实现经济以质量方式的增长，就是同时实现经济的外适性质量和内适性质量的同步提高。从外适性质量增长方面看，企业实现投入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相等，也许是实现企业从制造到创造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涵义、特征与争论
1．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经济模式。黄亚生（2012）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认为以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快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传统的儒家文化等特征所构成的“中国模式”，其手段、方法、成绩甚至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真正促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发展起来并且持续较长时间的原因是“软件设施”，即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金融政策和制度，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2005）也指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并不存在的。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模式还为时过早”。2．认为中国经济模式还需修正和完善。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还处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并没有形成确定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从现在的情况看这种发展模式还存在很多问题，所以总结中国经济模式还不具备条件。吴敬琏（2010）认为，以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为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行政干预的功效不应过分夸大，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存在极大危险。郑永年（2010）认为，中国模式是在不断演进和演变过程中的，要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分析中国模式。郑耀辉（2010）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模式遇到了创新、环境和能源等问题，未来“中国模式”想让被世界认同和得到推广，必须学习“普世经验”和“普适价值观”。丁学良（2011）认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模式，但高速经济发展支付了生态、行政等巨大社会成本，导致中国经济模式不好对外推广。虽然中国经济模式存在很多争议，但是它本身已成为一种现象、一种说法。中国经济模式作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实验性、渐进性、自主性、开放性是其重要特征，共同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是其重要方式，体现了经济发展的“中国智慧”。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理论解释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核心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经济保持高速持续增长的原因，试图总结出一般性的经验，拓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有以下观点：1．比较优势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成功关键在于实施比较优势战略。林毅夫等（1994）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推进比较优势战略，使中国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够发挥出来。林毅夫（2012）进一步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但政府须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克服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成功关键就在于政府发挥了在经济发展中的因势利导的作用。2．市场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关键在于市场化改革，“市场的逻辑”是中国改革的核心。张维迎（2010）认为，价格自由化和企业非国有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变革，将中国的激励从基于职位的权利转变为基于财产的权利，从而激发了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樊纲等（2011）利用中国各省份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定量考察了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研究的结果显示，从1997年到2007年，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年均1．45个百分点，市场化改革贡献了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39．2％。3．二元经济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成功关键在于二元经济转换。李扬等（2005）认为，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由农村向城市、由国有向非国有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高速长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既是中国独特增长模式的结果，也是剩余劳动力能够持续转移乃至中国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主要原因。陈宗胜等（2009）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经济转换现象，成功的二元经济转换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主要原因，我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道路。4．中性政府论。该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发展成功依赖于中国的中性政府。姚洋（2010）认为，中性政府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发展，目标是增加全体人民的福利而不是特定集团的利益。从中国实践来看，改革初期增长共识的形成、价格双轨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等事例说明，当中国政府遇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时所采取的行动是中性政府的行动，即有利于整体社会的经济福利而不是个别集团的特殊利益。中国政府能够成为中性政府，主要原因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平等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整。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是独特的，但其核心经验仍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5．分权论。该观点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的适当分权，促使地方政府有积极性通过建设基础设施等来优化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王永钦等（2007）认为，分权式改革这个逻辑框架不仅能够解释中国前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也能够阐释目前出现的诸多经济社会矛盾。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动力，尤其是完成了地方层面的市场化、竞争领域的民营化及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内生于这种激励结构的相对绩效评估又造成了社会差距的持续扩大、全国市场的分割和社会公共品的不均等问题。6．政治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成功关键在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安排。秦晖（2010）认为，中国经济模式的特点在于政治制度这个平台，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是集权的平台。西方“左起来国家要为百姓多掏钱，右起来国家要向百姓少收钱”的体制形成民众高消费高透支的激励，而中国“左起来国家就向百姓多收钱，右起来国家就少为百姓掏钱”的体制造成民众低消费高生产的激励。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秘密就在于既低自由又低福利体现出的竞争优势。7．人口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的原因在于人口红利。蔡昉（200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政策、经济社会变迁共同推动了人口转变过程，人口结构呈现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速快和比重大的特点，形成了有利于增长的人口结构，从而带来了人口红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李玲等（2010）认为，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在教育、健康事业上取得了较大成就，从而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能够拥有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这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把握全球化的有利机遇提供了内部动力。8．文化论。该观点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和独特意识形态制度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制度动力。邹恒甫（1993）认为，中国儒家文化中对节俭的重视、传统文化中的有为主义，有利于促进资本的积累和培育市场竞争意识，从而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郭忠义（2008）分析了中国经济奇迹的意识形态原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因其在认知上真实反映社会存在、在价值上代表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从而具有巨大的理论力量，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制度保障。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增长的奇迹，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的特殊政经环境，丰富和拓展了发展经济学的内涵。
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1．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深刻的。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矛盾。总的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面临三大矛盾：（1）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不公加大的矛盾。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保持了近两位数的增长，但社会不公却日益加大。一是贫富差距明显。2003年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7以上，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如果将一些灰色收入考虑在内，收入不均程度将更大。二是城乡差距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差距基本处于扩大之中，虽然近几年有所缩小，但到2013年末城乡收入差距仍超过300％。三是腐败问题严重。中国经济模式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它的某些制度安排却带有“腐败的基因”（杨春学，2011），因此腐败问题较为严重。（见图1、图2）（2）经济结构化减速与稳定经济增长的矛盾。目前，中国由高投资和高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已逐步失去提升效率的动力，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开启经济增长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但在这种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由于服务业和城市化所带来的生产率远低于制造业，中国经济减速将是一种必然趋势，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无法通过政策调整来改变它（袁富华，2012；李扬，2013）。但是，当前中国“结构化减速”发生在收入较低水平阶段，容易带来中等收入陷阱，陷入经济发展困境。因此在经济结构化减速的同时，如何保持经济的持续适度增长，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3）加快市场化改革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矛盾。最近中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如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的管制，目前贷款利率已完全放开；扩大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度由1％提高至2％；在四省市开展5家民营银行试点等。但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业系统性风险在不断累积，风险苗头有所显现：一是M2／GDP居高不下，至2013年末已近200％，远高于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这其中蕴藏的风险不容小觑；二是随着经济进入下行期，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开始进入上升通道，银行业风险将不断暴露。因此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如何保持经济金融的稳定，将是中国改革面临的一大问题。2．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新的选择（4）根据上述的问题和矛盾，中国下一步改革关键是要“改革政府”，并以政府改革来推动和深化经济改革，促进经济的持续合理增长。一是着力推动政府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努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着力强化对各级政府的增长激励，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掠夺之手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日益显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因此在下一步改革中，政府转型是关键。在实践中，要充分简政放权，最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加强法治建设，规范政府的行为，着力发挥政府扶持之手的作用，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构建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监管体系，确保在推进市场化过程中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二是持续深化经济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抓住了全球化的机会，后发优势发挥明显。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已初步形成并具有很大的力量，并且付出了环境、资源等沉重代价，这已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在下一步改革中，要深化经济社会对内对外开放，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削弱既得利益集团力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新机制，保持发展战略的定力，加强创新驱动，坚持绿色增长，提高经济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作者：许立成 范从来 单位：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后 南京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人民币在港业务将扩展
路透社
《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协议》经修订
7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了《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协议》的补充合作备忘录。此次修订删除了对个人和企业在不同账户之间的人民币资金转拨限制。路透社报道称,此举为香港市场推出人民币金融和理财产品清除了障碍。
据路透社报道,自2004年准许香港银行试办个人人民币存款、兑换、汇款和信用卡业务开始,香港的人民币业务一直在逐步放开。
《华尔街日报》
香港或成首个人民币离岸中心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由于大陆和香港的贸易和经济往来日趋紧密,香港的人民币需求也一直在增加。报道援引香港金管局人士的话称,修订后的协议将加快香港的人民币银行间市场发展,并且将开放更多人民币融资渠道。
报道说,香港计划成为第一个人民币离岸中心。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已同意授权中国银行(香港)为在香港运营的台湾地区银行提供人民币现金结算业务。
彭博社
香港人民币利率看涨
彭博社援引渣打集团分析人士的话说,随着人民币金融和理财产品的推出,香港地区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将增加。因此,香港地区人民币的存款利率可能会提高,以吸引更多资金来港。据报道,人民币在大陆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25%,而在香港则低得多。例如在汇丰银行,人民币存款利率仅为0.45%。
目前,香港地区共有人民币存款约847亿元。
摩托罗拉指控华为窃取商业机密,华为称毫无根据
《华尔街日报》
摩托罗拉华为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摩托罗拉公司在美国称,在过去10年中,华为与10多名摩托罗拉员工合谋窃取其技术等方面机密信息。摩托罗拉称,一名名叫潘少伟的员工在为摩托罗拉工作期间,向华为高层秘密汇报达数年之久。潘少伟随后离开摩托罗拉,成立一家名为Lemko的公司。摩托罗拉表示,Lemko和华为正在出售基于盗用技术的设备。
Lemko公司辩驳称,摩托罗拉的指控不实,其目的是夺取专利技术。
路透社
华为称诉讼无根据
据路透社报道,摩托罗拉指控几名员工将公司的商业秘密透露给Lemko公司,而该公司与华为签有一份分销协议。华为在声明中回应道,华为除了这份分销协议之外,与Lemko公司毫无关系。华为表示,摩托罗拉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观点
中国或有巨额新增贷款被掩盖
贷款增长或被低估
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公布报告说,中国的银行正在从事越来越多的复杂交易,以掩盖其贷款规模和性质,从而导致中国监管机构对今年上半年的贷款增长低估了28%,约合1900亿美元。许多银行仍然在秘密地将贷款转移出账面,造成“普遍低估信贷增长和信贷风险”。
贷款伪装成投资产品
分析人士指出,很多不在账面上的贷款是通过私营信托公司发放的。这些信托公司和银行联合起来,由银行把贷款项目移交给私营信托公司,银行借此换取现金;随后信托公司把贷款重新包装成投资产品,再交给银行向投资者和储户出售,募集到的资金将交给信托公司。这一行为看上去是一项投资,但实际上往往是贷给房地产项目的短期高息贷款。贷款付清后,投资者能收回本金和相当于双倍存款利息的回报。
以往,银行和信托公司创造出这样的产品,并需要努力卖出去。而现在,在高通胀、低利率、股市楼市低迷的背景下,银行客户纷纷主动去银行要求购买这样的产品。分析人士担心,如果房地产开发商或信托公司无法偿还贷款,那么银行就会面临巨大风险。
(摘译自美国《纽约时报》,作者戴维・巴尔博扎)
中国住房和金融市场不会重蹈美国覆辙
房地产市场或将出现价格矫正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与美国、日本此前的泡沫并无太多相似之处。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都在迅速进行,对城市住房的需求仍将十分强劲,而这将为市场的低端奠定基础。此外,中国东部城市的开发空间很有限。
目前的房地产泡沫大概会导致2010年晚些时候或2011年的价格矫正,其中市场高端的矫正会更明显。在发生泡沫的地区,住房的平均价格可能会下跌20%到30%。
房产价格矫正不会引发金融危机
即便出现房地产价格矫正,中国的金融体系所受到的保护也比2007-2008年的美国要好一些,因为房地产部门与金融体系的接触程度估计不到25%,处于较低水平。这是由于中国的抵押贷款行业仍然很年轻,而且中国人在文化上厌恶依靠借来的钱生活。
因此,如果城市房地产的价值在短期内下跌30%,将会造成私人财富的巨大损失,但却不大可能在中国引发金融危机。
房产价格矫正对实体经济损害有限
2007年,中国的房地产业对GDP的直接和间接贡献不到16%,大大低于美国的水平。因此,如果消费开支和公司财务状况的不良影响得到遏制,房地产的矫正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相当有限。
(摘译自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政策前瞻》,作者彼得・鲍泰利,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国际经济课题组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中国研究资深教授)
西部开发:中国人自己的机会
在中国西部大都市重庆的一次行业展示会上,无论是重型机械、车辆还是提供金融服务的企业,其中约80%都是本土的。
这些都与中国新的经济增长轨迹相吻合。新增长的中心将是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而不是东部沿海。西部有更高的增长率、更优惠的政策,并且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消费狂潮。
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贝哲民认为,中国东部通过提业园区和外包服务来吸引外国投资,而现在西部的重点则放在了国内消费上。
在中国西部,人脉、信任等方面因素比在东部沿海更为重要,而在这些方面外国企业处于劣势。因此,在中国注册的外国企业中,只有6%在西部拥有代表处。
(摘译自美国《新闻周刊》网站,作者艾萨克・斯通・费舍)
中国出口将因欧洲危机下降
2010年6月,中国的出口出人意料地反弹至创纪录的高点,但在欧洲危机、美国复苏放缓和人民币升值的共同作用下,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可能会有所下降。
6月,中国对其最大市场欧盟的出口增长已经慢于整体增长的速度,这说明债务危机和财政紧缩政策已经开始产生作用。中国对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出口都实现了增长,因为中国将新兴市场作为主要出口目标,以减缓发达国家需求下降带来的冲击。但分析人士认为,新兴市场并不足以弥补欧盟和美国需求的减少。
[关键词] 美元汇率 利益集团 挂钩货币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镑危机、东南亚危机、日本经济衰退等重大经济金融事件都与美元与相关国家货币的汇率波动有关。无论是采用浮动汇率、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如日本，还是采用固定汇率的、金融市场不够完善的国家，如泰国,尽管在汇率制度安排和金融市场的效率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却都受到了美元汇率波动的冲击。以对冲基金、养老基金、投资银行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日益成为国际间资本流动和资金融通的重要载体，并形成相关利益集团，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用美元汇率的波动和各国政策的漏洞，对实行不同汇率制度的国家进行攻击并从中谋利。
一、利益集团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谋利机制
在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自由兑换的条件下，金融市场上美元汇率的波动屡屡成为影响别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美元兑日元汇率的波动为例说明如下。
1971年日本采用浮动汇率制后，以经济高速增长为支撑，美元兑日元汇率从1971年360：1缓慢升至1984年底的237.52∶1。产业结构调整后日本出口的汽车等高附加值产品的竞争力已超过美国，美日贸易摩擦日益升级。为此，美国联合其它西方国家共同干预，在《广场协议》签订后六周内抛售了102亿美元，短短一年内美元兑日元汇率从230∶1升至150∶1，升值约50%。由于美日贸易逆差并未改善，对汇率干预和日元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增强。利益集团调动大量美元资金在低价位购置各种日元资产，如房地产、股票等。日本的宽松型货币政策更助长了投机行为，推动日元资产价值不断膨胀，投机者乘机获得资产价格上涨和日元升值的双重收益。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使日本当局进退两难，不干预则坐视高额美元储备加速贬值，干预则被迫增加日渐贬值的美元储备，同时加大控制通货膨胀的难度。当大量资本流出导致日元汇率剧烈波动时，中央银行只能以储备流失为代价换取汇率的相对稳定。
可见，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利益集团主要是利用货币自由兑换及别国经济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场存在的漏洞，通过操纵资本流动引发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谋取巨额收益的，但其它国家却因此损失了美元资产，出现增长乏力、停滞甚至陷入经济衰退之中。
二、利益集团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谋利机制
对于那些试图通过挂钩美元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而言，美元兑其他货币汇率的波动也会使固定汇率制度的基础动摇，本文以泰国为例做出简单分析。
泰国通过挂钩美元的固定汇率安排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也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984年～1996年均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但1995年美元兑主要货币的汇率由贬转升，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出现高估，并成为投机资本攻击的目标。汇率高估导致泰国出口增长从1995年的24%骤降至1996年的3%，长期资本开始大规模撤离，资本金融账户顺差减少。泰国政府试图用高利率政策抑制资本流出和维持固定汇率安排。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机构认为靠吸引短期资金维持国际收支难以长久，因此利用泰国开放资本金融账户的便利，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泰铢筹码，在即期、远期、期货等各市场做空泰铢，同时做空股指期货、买入泰铢看跌期权，并在利率互换中支付固定利率而收取浮动利率，以应付泰国央行提高利率。当即期市场大量的短期资本突然兑换成美元撤出时，为稳定汇率，泰国政府只有动用为数不多的美元储备，但最终固定汇率失守，利益集团在衍生交易中斩获暴利。
因此，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元兑其它货币汇率的升值会使挂钩货币对其它货币高估，从而抑制挂钩国家的出口，进而通过国际收支危及固定汇率，利益集团仍然是利用资本的自由流动消耗了挂钩国家的储备资产，直到该国难以支撑，再从汇率制度的变更中获利。
综上所述，货币汇率实际上是一国经济竞争实力的体现，当一国经济实力上升时，该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理论上应该升值，但升值恰恰会提高其竞争成本，进而削弱竞争力，减缓财富积累的速度和能力，或消耗其已积累的财富（固定汇率制度下），最终的后果是国家整体实力的增长停滞。
参考文献：
[1]程志强 周 梅:关于两次日元升值不同结果的比较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7，（2）:60～63
[2]杨 荣 贺晓波:日本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实证研究[J].亚太经济 2005，（3）：26～29
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会产生一系列后果
记者：未来10年，中国发展将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可能是什么?
王占阳：在今后10年的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将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讨论今后10年的问题要比讨论今后30年的问题实在得多。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至关紧要的十字路口上，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讨论我们究竟应该往哪里走。
从经济角度讲，最大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致命后果。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后，仍然依靠国际市场维系年均10％以上的超高增长已经不可能了。但我国的经济发展空间仍然非常大，我们仍然能够争取年均6％8％的经济增长率。然而，历史和现实均表明，这种增长率也不是能够自然实现的。二战后，西方各国对于分配制度实行了大改革，内需随之大幅扩大，以至从原先70％依靠外需转变为了70％依靠内需，这才录得了这种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我们能够保八，主要依靠的是超强力度的财政、信贷所形成的投资拉动，但这种特殊的反危机措施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今后的发展必然要转向大幅度地扩大内需，而这又只有依靠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才能实现。如果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的话，中国经济就会在若干年后再次严重失速，即使是年均6％8％左右的增长率，也将无法保证。
从政治角度看，按照我们现有的分配格局，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5％，就会影响到稳定。这是因为，在我国的财政分配中，政府行政支出所占份额非常大，而老百姓要求增加民生支出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在这样一个大盘子里面，如果经济增长率严重下滑，财政收入随之大幅减少，财政“蛋糕”也就小了许多，再要同时照顾到这两个方面，还要拿出巨资维稳，那就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仍然保持政府的高支出，同时大幅压缩民生支出，或者是继续保持以至增加民生支出，同时大幅压缩政府支出，或者是同时压缩给予双方的财政支出，或者是实行重税政策，或者是大量印钞票，但所有这些做法都会导致诸多严重问题，特别是使官民矛盾越来越尖锐。
经济增长严重下滑后，还会出现另外一个影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人心向背。低增长意味着经济状况很不好，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如果坚持依靠投资拉动，以至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那就更危险了。
所以，今后10年内，特别是今后数年内，如果不在分配制度上实施重大改革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就将大幅下滑，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尤将开始受到严重威胁。分配制度改革已经不能再是小打小闹、不痛不痒了，而是到了必须动真格的时候了。否则，经济、政治都会出现大问题。
今后10年已是决定中国改革命运的关键期
记者：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您看来，目前这一领域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王占阳：从总体上看，大部分人的收入都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分配制度改革也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一种重要因素。但这种增加只是绝对值的增加，并不等于收入分配格局有了改善。有限的分配制度改革未能扭转整个分配格局继续恶化的危险趋势，只是在这种恶化中百姓收入的绝对值还在增加，公共财政还是给老百姓花了一些钱。基尼系数最能反映收入分配格局。我国的基尼系数现在已经高达0.5以上。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趋势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还在继续扩大中。
这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特殊利益集团在过去10年间迅速形成。作为这种过程的一种社会表现，10年前，党政机关干部下海经商还曾是一个热潮，而现在考公务员却已成了大热门，这是因为，权力可以变成钱，现在已经完全是公开的秘密了。
所以，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分配制度弊端丛生，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贫富分化异常严重，中产阶级遭受掠夺(特别是在股市、房市中)，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急剧上升，所有这些，不仅已经导致了大量恶性事件和，而且还在孕育着更大的危险和危机。
记者：深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统筹兼顾，配套进行。您认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措施有哪些?
王占阳：我们都知道，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中心环节，因而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中心环节。但扩大内需不能依靠增加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而只能是依靠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这就要做两件大事，一是大幅度地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从而使之有钱花;二是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从而使之敢于把增加的收入花出去。要做到这两件大事，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分配制度问题，特别是解决国富民穷的问题。
防忽悠的腾落指标
你总是错过抄底良机，或者，盲目加入“追涨敢死队”？你需要了解腾落指标（ADL）。当那些庄家通过拉抬打压大盘指标股，使得指数走势扑朔迷离的时候，腾落指标可以帮你“防忽悠”。腾落指标（ADL）=Σ（上涨家数-下跌家数），它只反映大势的走向与趋势，而不对个股的涨跌提供讯号。
腾落指标可以探测大势内在的资金动能是强势还是弱势，当股指持续上涨，腾落指标亦上升，股指可能仍将上升；股指持续下跌，腾落指标亦下降，股价可能仍将继续下跌。但如果股指和腾落指标之间出现背离的话，股指往往会跟随腾落指标的运动趋势而变化；如果股指上涨，而腾落指标下降，股指不久也会回落；同样，股指下跌，而腾落指标上升，股指不久也会回升。
“老实人”BDI 指数
BDI指数是国际波罗的海综合运费指数，也是经济领先指标。它是散装原物料（即钢材、纸浆、谷物、煤、矿砂、磷矿石、铝矾土等民生物资及工业原料）的运费指数，因此，散装航运业营运状况与全球经济荣枯、原物料行情高低息息相关。
如果全球经济复苏，初级商品市场的需求就会随之增加，BDI指数也会相应上涨。因其与初级商品市场的价格正相关，BDI指数是经济指标里的“老实人”，不存在短线资金炒作的问题。
透视盲区的心理线指标
心理线指标(PSY)是研究投资者对股市涨跌产生心理波动的情绪指标。对于市场分析，很多投资者一般会从基本面和技术面出发，其实，对投资者的情绪分析也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市场贪婪我恐惧，市场恐惧我贪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常说的“看空”、“看平”和“看多”。心理线指标是反映人们市场心态的数量尺度，PSY= 50为多空分界点，通过观察心理线在上或在下区域的动态，可对多空形势作出基本的判断。
别笑，我们也是经济指标！
・经济指标之女性鞋跟高矮
也许女性需要通过华丽的时尚作为逃避经济低迷的手段，经济不景气时，女性鞋跟就高；经济复苏或向好，女性的鞋跟就会变矮。
・经济指标之女性裙摆
经济的繁荣程度和女性的裙摆长度成反比。经济繁荣时期，女性的裙摆会越来越短；经济一旦进入衰退时期，短裙则随之变成长裙。因为经济状况不佳时，男性收入不多，女性不再需要用短裙来吸引男性，同时，女性收入也不多，所以情绪不好，会用长裙来把身体更多地遮掩起来。
如今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让出保持了40余年的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宝座，再次让部分国人和国内外许多媒体乐坏了。还有不少经济学者在那里“摇旗呐喊”，要给中国经济树碑立传。甚至不少媒体已经把报道焦点转移到了“中国何时超越美国”的问题上，有的专家说再过10年，有的说要等到2030年……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经济冠领全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中国终于又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自此可以扬眉吐气了。
尽管中国过去30年里取得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当前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在GDP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却更加值得我们深思。在迎接“世界第二”经济体宝座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
一问：GNP何时也“世界第二”?
首先，关于中日两国GDP数据的可信度，很多人心中还存有疑问。日本方面我们暂且不说，但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上半年GDP之和超过国家数据1.54万亿元，约合4个重庆上半年的GDP，中央与地方的GDP数据相差了8.9％。
为什么中央和地方的统计数字相差那么多呢?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表示：“无需专业的经济学分析，简单的逻辑推理就可得出结论：要么地方政府浮夸虚报，要么国家统计局有意压低，要么两者兼而有之。地方为何虚报?这是公开的秘密。GDP乃最重要的政绩指标，关系到上司的仕途和官位，地方统计局岂能不知?领导的高升就是下属们的未来，数据就成为烘托和造势的工具。”
事实上，近年来舆论关于统计局数据可信度的质疑从来没有中断过。从CPI、失业率等重要经济学指标，到房屋空置率、房价涨幅等民生热点数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和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总是相差甚远，在“GDP挂帅”的政绩指标考核压力下，各级地方政府在GDP数据上“渗水”更是家常便饭。有些地方数据在层层上报时早已失真走样，国家统计局又岂能得出客观准确的数据呢?中国GDP数据恐怕难免会有水分。
这边，中国GDP数据有水分；那边，日本GDP数据却有可能隐藏了其真实力量。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其实我们的GDP里面很多都是外国人创造的，产生的价值和利润最终会回流到他们的国家。所以GDP里的钱很大部分并不是我们的钱，中国人是享受不到的!”
相反的是，日本却有着极其庞大的海外资产。林教授指出，由于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低迷，大量日本企业出海寻求商机，2004年日本的海外总资产就增加到了41968亿美元，这包括日本在海外购买的土地和已经建造的工厂等等。因此如果从GNP(国民生产总值)的角度来分析日本经济的话，会发现日本的海外进账极其巨大，包括我们身边这些中国制造的日本产品在内，这些都不算在日本的GDP里面，但其庞大的利润却最终回流到日本的钱袋里。因此GNP才能更真实地体现日本的经济实力。如果对比GNP的话，那中国显然还算不上世界第二。
二问：官方民间为何都有压力?
当“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头衔戴在中国的头上时，奇怪的是，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民间，面对这都表示“压力很大”
国家的“压力”在于认识到了GDP总量虽然大，但人均却依然很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GDP的数据只是国家经济实力一方面的反映。我们不仅要关心GDP数据，更要关心人均的数据，中国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全球排名在105位左右。中国还有1.5亿人还达不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另一方面，老百姓的“压力”则来自于自己的收入“又给国家拖后腿了”――很多人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国家的迅速富强和GDP5年翻倍给其生活带来的实际好处。调查显示，有高达86％的网民表示自己的年收入没有达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均GDP3800美元(折合每月255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哪怕中国人均GDP的确达到了3800美元，其中大部分也未必进入老百姓的口袋。
有网友留言说：“GDP增长这么快，为什么我的收入还仅仅在温饱阶段……天天省吃俭用，还不敢看病，不敢结婚，不敢买房……”还有人调侃说：“中国的经济赶超日本算什么，超美国都不是问题，只要再把房价涨一倍，GDP不就上来了?”
显然，在业已不小的GDP大蛋糕的分割上存在着比GDP数字虚高更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政府、企业、个人三方的财富分配体系已经严重失衡，过去15年中，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8.8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了17.7倍，而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别只增长了2.7倍和2.0倍。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可见国民财富过度向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集中，普通劳动者分到的财富过少。
与此同时，财富也在向少数既得利益群体高度集中。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
三问：为“世界第二”付出多大代价?
为了实现GDP的高增长，中国经济付出的各种代价恐怕是更加致命也更加难以挽回的损失。
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孙来祥指出，中国经济目前最应该关注的，不是GDP规模超了谁，速度升了还是降了，而是它的环境代价和社会代价。
中国近年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固然令GDP快速增长，但在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一些高耗能、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产业，不仅经济效益较低，而且严重透支资源和环境。有专家指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上世纪70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模式很相似，当时苏联虽然经济发展最高峰时期GDP达到了美国的80％，但苏联生产一吨水泥的能耗是美国的2.3倍，木材产品1.5倍，矿物肥料7.6倍。中国现在的GDP单位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同样远高于发达国家。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各地政府在GDP竞赛中，各地纷纷以超低的能源价格、水价格、环保标准、土地价格、税收标准、劳动标准等所谓优惠措施竞争投资，结果形成高昂的待还成本――环境破坏、资源消耗、社会解离，使经济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严重扭曲，并且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藏、转移，直到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其中不少代价是不可逆的，比如长江源
头的沙漠化，比如黄河源头的水枯竭，比如越来越极端的气候，比如遭到严重破坏的古迹。不说远的。光是今年夏天层出不穷的天灾人祸就足以证明中国为GDP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从屡禁不绝、“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矿难到紫金矿业有毒废水泄漏事件，从南京塑料厂爆炸事件到伊春鞭炮厂爆炸事件，各类人祸层出不穷，哪怕是牵动亿万人心的舟曲泥石流灾害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原因在于当地政府为了追求GDP“靠山吃山”，过度砍伐树木和开砸矿山导致水土松动。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结构同样存在诸多矛盾。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国在第一、第二产业集中了过多的劳动力资源，导致产业结构不平衡，而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又导致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
另外，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拉动，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在20％-30％，我们的投资率一直是在30％-40％，2005年底中国的投资GDP比率甚至高达48.6％。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是可获数据中的全球最高值，目前的投资增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不可持续的。
显然，中国目前以破坏环境、过度消耗资源和过度倚靠投资带来的经济高增长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即便今天造就了“世界第二”也依然危机重重。
四问：中国最需要怎样的“世界第二”?
最后，我们更希望，GDP这项经济发展指标最终能给老百姓带来更大的福祉。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经济是为人服务的，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幸福。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 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可见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而当前中国人的幸福感普遍不够高，与全国上下一心追求经济增长，导致国民压力过大，以及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人性受到扭曲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有关。于是我们看到了富士康的连续跳楼事件，于是我们看到了毒玩具、地沟油、毒奶粉、毒蔬菜……
知识产权中长期战略规划
（简要版）
二〇〇六年一月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中长期战略规划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是企业经营发展总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微观基础。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企业，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动力。根据白云山和黄科技发展规划的总体要求，特制定《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知识产权中长期战略规划（2006—2020）》（以下简称“战略规划”）。
一、战略规划的背景及意义
随着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间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结构调整及转移，以权力独占和信息利用为其本质特征的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日益突出。
中医药行业是我国具有原创优势的民族产业，我国中药产业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在于确立中药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而使中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快速提高的关键则是完善的中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因此在新形式下建立企业完善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是实现中药企业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
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经过“九五”、“十五”多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业内具有一定规模及行业影响力的中药制造企业。企业优势产品、品牌、专利产权等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新时期，建立和制订与企业自身特点和整体发展规划相结合的,规范、可行的具有引领企业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战略规划的指导原则
1、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要服从、服务于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全局。
2、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要贯穿于企业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应用保护的全过程。
3、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要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整合内外创新资源，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联动，整体推进，有利于全面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
4、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要从强化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入手，推动企业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组成部分的全面、协调发展。
三、战略规划的总体目标与主要内容
1、总体目标
到2020年，形成与白云山和黄企业自身经营发展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的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和有效的运行机制，力争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上有重大突破，企业主导产品、潜力品种及关键技术领域拥有必需的核心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在知识产权的投入、产出、拥有量和产业化方面达到行业内先进水平。努力把企业建设成知识产权意识强、富有创新活力、转化效果显著、效益产业集聚、吸纳环境优越、维权措施得力、产权交易顺畅和专业人才齐全的创新性企业。
2、主要内容
（1）知识产权创造
——在经费投入上，到2010年，企业目标是在对知识产权（IP）经费的投入上要占企业全部研发资金（R&D）投入的6%；2015年，企业目标是在对知识产权（IP）经费的投入上要占企业全部研发资金（R&D）投入的10%；到2020年，企业在知识产权经费投入应占企业全部研发资金投入的15%。这其中包括专利的研发、申请及维护，以及对相关研发人员的奖励经费。从而在经费上充分保证企业对知识产权的研究开发及市场运作。
——在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方面，与企业经济增长相适应。2006-2015年，公司年度专利申请量增长速度保持在5%左右，2010年达到15件，2015年达到35件，以产品新配方、新功能、新标准为主。在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申请量占50%以上，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量占95%以上。2016-2020年，专利申请量增长速度保持在8%左右，2020年达到50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占50%以上，重点及核心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特别是核心专利的拥有量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都有较大提高；每百万元R&D投入产出的专利授权量及实施效率有明显提升。
——商标注册申请量：2006～2015年期间，企业商标注册申请量平均增长速度达到5%，到2015年，达到
10件以上，其中市驰名商标和广东著名商标总量要有新的突破，分别达到10件和5件。2016-2020年，商标注册申请量平均增长速度达到8%，2020年达到15件以上，并争取获得国家著名商标和实现一批商标到境外或国外注册，提升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拥有1个全球知名品牌，3个以上国家著名品牌。
——知识产权进出境海关保护备案申请量，到2020年实现企业所有驰名、著名商标和专利在海关总署办理进出境海关保护备案，企业所有的商标及专利都力求能在海关总署办理进出境保护备案。
——技术标准制定，到2020年，企业较多参与国内和国际组织技术标准的制定，在中医药行业领域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
——知识产权交易市场：2006-2015年，企业不断从实践上探索知识产权交易的可行性；到2016-2020年，大力开展知识产权交易、评估、抵押等相关业务，积极进行知识产权国际交流服务等相关活动。到2020年后，知识产权交易成为企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
（2）知识产权管理
——在2006-2010年期间，重新修订和完善《专利管理工作实施规定》等相关制度，对公司知识产权工作实行制度管理。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增加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人员或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兼管；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对科研成果、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研发实行知识产权目标管理制度。构建自主知识产权企业培育体系，深入开展知识产权保护行动，努力提高公司各类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和公司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
——在2011～2020年期间，建立专门的专利信息数据库，使相关人员能熟练使用专利信息分析系统、企业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系统等其他数据文献系统，及时收集、分析研究专利信息，为企业技术创新、经营管理等活动的战略制定提供依据及对策。
（3）知识产权保护
——在2006～2010年期间，建立企业查处与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盗版、假冒等违法行为的相关制度与专员，及时查处针对我司产品的各类知识产权违法情况。对商业秘密全部实行规范化管理，建有相应的保护商业秘密的规章制度。
——在2011～2015年期间，建立起知识产权保护预警及应急的公共服务平台与机制，确保企业的经济安全。实现将专利、商标保护扩展到所有产品，并且将保护范围开始从产业链的上游及下游拓张，从国内延伸到国外。
——到2020年，争取企业所有自主知识产权全部在海关总署申请备案保护，从而促进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展和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和打击知识产权侵权产品在我国口岸进出境。
（4）知识产权应用
——2006～2010年，建成信息完备、功能齐全的企业知识产权公共信息平台。企业能够自觉利用知识产权信息为其研发、生产、维权、口贸易，以及根据市场需求，为制定“后发优势”战略服务。
——在2011年～2015年，企业所有技术产品都拥有部分或者全部的自主知识产权，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额占总产品额的比重达到60%以上，知识产权对企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明显的提升。
——到2020年，企业知识产权运营成为企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占公司利润来源20％以上，基本实现核心产品的知识产权的垄断。
四、建立企业知识战略体系与保护措施
1、进一步提高企业员工的知识产权意识
通过对企业员工商标、专利、版权保护等培训；企业产品及关键技术科技展板的宣传普及；以及组织专业人员编写企业知识产权实务手册和典型案例分析等，充分利用“3.15”、“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和“科技活动月”等全方位、多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知识产权宣传普及活动，大力提高企业高层领导和研发人员的产权意识，激发员工的创新思维及创造力，全面提升企业竞争力。
2、构建及完善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创新体系
构建及完善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知识产权创新体系。整合优势创新资源，着力提升企业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努力走出白云山和黄的自主知识产权双创之路（集成创新+吸收创新）。
3、加快基础性知识产权战略资源的创造和储备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企业专利的申请量和质量，努力实现专利申请量及质量的同步增长。同时争创行业内产品的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及名牌产品等。通过持久的技术创新、质量管理、市场推广和售后服务，打造企业良好的品牌形象，培育企业饮誉海内外的商誉
4、加速吸引培养企业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尽快培养和集聚一批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所必须的各类专业人才，包括：懂专业、懂外语、懂法律、熟悉国际规则的复合型知识产权管理人才；技术、法律兼备的企业专利工程师和企业知识产权实务操作人才；能够从事并胜任知识产权、评估、交易、咨询、诉讼和专利检索等高级服务人才。到2020年，基本形成一批数量足、素质高、结构合理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
5、拓展行业内国际和区域间的知识产权合作与交流
崇尚自然，回归自然已成为世界潮流，随着植物药研发与使用在国际医药市场的“盛行”，中药行业知识产权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越来越深入且重要。企业应通过项目合作、人才吸引、专业高级论坛等多种合作与交流方式，开辟国际及区域内知识产权合作创新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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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放松执行困难
从去年年底的“国十三条”到今年的“两会”，国务院“大家庭”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与扶持宏愿堪与“望子成龙”的“小家庭”心态相媲美。宏观方向定下来了，真正执行起来却相当有难度。相关消息透露，“两会”开始之前银监会已经向各地方银行报备秘密下发通知从严二套房贷政策，可见二套房贷的放松还很有挑战性。
符合条件该不该放
二套房贷究竟该不该放？从2月份北京存量房交易市场以及房贷市场的成绩来看，交易量上涨幅度之快超出原来预想，这个与房贷7折优惠利率、降息后的低利率以及税费政策的改革分不开。可见，政策带来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是惊人的。如果符合条件的二套房贷有所放松，那么交易量再创历史新高也不无可能，同时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也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就二套房贷来说，在实际操作中有这样一个案例，女儿结婚时贷款买过一套房，目前仍在还贷中，母亲55岁，父亲60岁。她想过用父母亲的名义贷款买房，可是因为父母年龄太大遭到银行拒绝，自己想过再次贷款买房又受二套房贷的限制。面对首付四成，利率上浮10%的高额利息，让她很为难。像这样确实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还有很多，目前在存量房贷人群中再次贷款自住需求的约占35%左右。二套房贷该不该放？专家呼吁，政策层面很有必要出台关于“符合条件二套房贷”松绑的可行性操作方案。
二套房贷尺度放开大胆猜测
二套房贷的“闸门”一旦打开后会不会有风险？业内人士认为，细则方面制定得当，风险还是可以控制的。专家大胆猜测二套房贷放开的几套方案：
1、“符合条件的第二套普通自住房”定义需清晰。
温总理在“两会”中提出符合条件的第二套普通自住房购买者，比照执行首次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优惠政策。下一步的政策细则中如能将“符合条件”定义明确，对借款人来说也将有很大好处。
2、第一套住房已结清并已出售，是否比照首套住房贷款政策执行。
一般投资人群贷款买房未结清前就会出售，自住人群不会这样。如果借款人第一套住房已结清并且已经出售，再次贷款买房时能够提供结清证明就应该比照首套住房贷款政策执行。比如首付三成，享受下浮20-30%之间的优惠利率。
3、第一套住房未结清但个人还款征信优质，再次贷款时首付、利率是否可以优惠。
专家认为，部分借款人虽然第一套住房未结清但如果还款期间记录良好，未出现过逾期情况，在满足个人置业需求的前提下购买第二套普通住房时首付、利率是否能给予一定的优惠。
4、已贷款购买第一套房无论是否还清，人均居住面积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可比照首套住房。其中当地平均居住水平标准可否考虑提高。
哈斯勒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也是瑞典财政政策委员会主席。巧合的是，他与2014年度新科诺奖经济学得主让梯若尔还是同窗学友，都毕业于培养出23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人们一般的想象不同，来自北欧的约翰哈斯勒教授非常幽默和热情。过去几年里，他在治学之余评判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并参与投票选出当年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哈斯勒教授诚恳而又不失风趣地回答了《中国经济报告》的10个问题，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约翰哈斯勒教授对尖锐问题没有回避，甚至还提到某天或许会有外星生命获得诺奖。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改变世界经济格局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诺贝尔奖委员会并没有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国经济学家，有人说这是不公平的，你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约翰哈斯勒：毋庸置疑，中国的增长是非常壮观的。中国已经成功让亿万人民摆脱贫困，进入美好生活的时代，而西方国家在历经这种转变时则消耗了更长的时间。但就对人类的重要程度来说，这本身并不能成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基础。以诺贝尔医学奖为例，一个国家成功的提高其公民的平均寿命，不论这个群体的数量是多大，这个国家都不会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不过，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奇迹秘密的研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科学议题，也许未来诺贝尔奖可以花落此处。
中国经济报告：有人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发展道路会产生它自己独特的理论，与西方国家的有很大不同，你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约翰哈斯勒：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是：模型应当建立在对人的需求、愿望和动机的描述之上。我本人坚信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经济学不能划分成有着不同基础条件的西方经济学和中国本土经济学。从另一方面来说，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标准和文化都是不同的，在套用具体的模型和采纳建议时也必须适当地考虑到这一事实。
中国经济报告：你预测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出现一个本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怎样做才能赢得这一桂冠？对此，你是否要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经济学教育政策制定者说些什么？
约翰哈斯勒：即使我被授权做出此预测，我对做这方面的预测也还是无能为力。我给出的建议与研究领域已经落后于美国的欧洲是一样的，第一：需要确保研究人员是独立的，可以在他们所选择的主题上做自由的研究；第二：要鼓励年轻学者去挑战既定的真理，不唯上、不唯书；第三，要积极参与国际间交流，用研究的国际学术关注度评价其研究。
中国经济报告：新技术对当今世界来说是一种压倒性的力量，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对此有两个问题，1）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原则和原理？2）你认为在长远的未来，诺贝尔奖会不会颁给一个人工智能系统，而不是一个人？
约翰哈斯勒：了解技术变革的驱动因素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由于在学术研究中很多时候更加关注简单的资本积累，所以它比理解经济增长更加困难和更加多面化。
谁知道呢？也许未来某天，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外星人也可能会得到这个奖。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像政策倡议者吴敬琏教授，政策制定者，金融从业人士兼专栏作家谢国忠，智库研究员刘倩等都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有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约翰哈斯勒：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不能发表评论。不过，我们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将会公开――在50年后。所以，你不得不耐心等待才行。
中国经济报告：这么多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只有一名女性获奖者？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你认为会有更多的女性获奖者出现吗？为什么？
约翰哈斯勒：当我们做各自的决定进行投票时，会被告之要完全忽略性别、国籍、种族以及类似的个性特征。也许大多数人都会赞同这是我们遵循的一项非常合理的原则。我经常公开承认，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只有相对较少的成功女性经济学家，这不仅仅是经济学科的悲哀，也是经济学科的损失。然而，我现在已经看到了有所改善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经济学家都是女性，所以我对未来充满期待。
中国经济报告：所有诺奖获得者都善于计量分析或定量分析，他们实际上是半个数学家，善于计量分析是否是成为一名优秀经济学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很多传统的经济学家，都对此知之甚少，你对此有何看法？
约翰哈斯勒：我个人的看法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与社会相关联。为了将经济学与实际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能够去回答诸如此类的量化问题，比如说“一件事对另一件事的影响有多大”。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统计学的方法和数学模型。不过，我也相信劳动力的分工理论――每一名研究者并没有必要去亲力亲为的去做所有事。所以，经济学不仅存在空间使不同的经济学家做不同的事情，也需要有不同的经济学家去做不同的事情。
中国经济报告：用于区分经济学家“好”与“坏”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约翰哈斯勒：从全球经济学界中所获得的关注度来评估他的科学研究即可。从中也不难看出：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法，但比这更好的方法也没有出现。
中国经济报告：经济学家如何去影响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是通过媒体？还是通过研究成果？
约翰哈斯勒：这不是能由我来评论的。我只能说，经济学是一门与社会有关的学科，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这是自己作为研究者的一份责任，对记者来说也同样适用。
关键词：信用征信 信用权 法律制度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成熟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信用为基础所形成的比较完备、系统的法律规范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有效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目前我国现有的信用法律制度建设还存在许多不足，有待通过健全我国信用法律制度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一、完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的市场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与市场经济信用关系发展紧密相联的社会信用的作用机制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使市场主体的信用程度成为了维系国内国际市场经济中各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相对完善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有助于考核和评价市场经济中各主体的信用程度和维系市场经济信用关系的正常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信用法律制度直接影响到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性、有序性、有效性，涉及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具体法律问题以及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成效。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国民经济增长。信用交易增长会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尤其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依靠扩大信用交易来扩大市场，可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增长。信用法律制度的宗旨在于消除信用活动中的失信，违纪行为，是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证。信用法律制度的法律价值一方面在于证实经济主体的资信情况，另一方面在于开发、利用经济主体的信用资源，并通过制度来规范经济主体的信用行为，实现经济主体经济行为效益的最大化，从而完善一个优良健康的信用发展外部环境，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能为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保证经济主体合作的顺利进行并加速优势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对称、行为理性的有限性等因素，经济主体自身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法律制度来规范经济主体的信用，提供一系列的信用行为规则，使经济主体能在合作互利的情况下正常运作。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使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经济活动等信用资料保证有效公开，为其提供基本情况，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依据，降低经济行为主体交易的成本，提高效率。通过法律上的惩罚制度，使那些信用差的经济主体难以生存，淘汰出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信用法律制度在规范、引导、促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促使经济主体自觉维护市场秩序，形成和谐的信用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信用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政府、企业、个人的信用程度仍未得到大的改观，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主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出口商品的市场份额受到明显的挤压。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健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定了我国在信用法律制度建设中，仅靠道德层面的行业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法律层面上加以完善，才能推动我国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建设的健康发展。
二、信用法律制度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信用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基本法律制度之一，随着我国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经济的观念和信用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由于我国正处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我国信用征信制度的建设还不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诚信失衡、信用制度缺陷、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在我围的信用法律制度完善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健全的系统的信用法律法规。近几年，我国的信用法律制度建设已有了一些进展，例如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都规定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公司法》和《证券法》对于公司“制作虚假的招股说明书”及上市中的“虚假陈述”也有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刑法中对金融诈骗等犯罪也课以重刑，但仅有这些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不守信用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例如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多起证券欺诈案，虽然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很大，但违规公司承担的仍然是行政责任(罚款)，广大受损害的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赔偿。结果是不法行为人承担的行政责任与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严重不对称，导致法律责任和制裁缺乏应有的约束力，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证券市场中欺诈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我国的征信法律制度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之中，《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等都有一些有关征信方面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征信制度只表现在财政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一些规章和一些没有广泛约束力的文件中。缺乏有效的法律惩治制度。
2缺乏成熟的社会信用环境。当前构建我国信用制度的经济条件虽然已经初步成熟，但是信用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仍然要受到其他环境因素的制约。文化环境方面，信用消费观念短时间内、难以在人们的思想中迅速改变；社会环境方面，由于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增速放慢，失业人数居高不下，而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人们的生存危机较大，消费信心明显不足；此外，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信用制度的市场环境还不成熟。缺乏对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信用权保护的规定。征信必然涉及到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在我国，除《国家保密法》规定外，没有明确界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以向公众开放的征信数据。也没有明确哪些数据可以公开以及公开的程序、对象等。
所以，公安、银行、工商、人事、税务、统计等部门以及水、电、气通讯等公用服务行业所掌管的大量的企业信息资源很多没有公开，增加了征信和企业信息获取的难度，也对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不利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