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1 17:25: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危机起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美国金融危机已演化成一场为害实体经济的经济危机，并已导致全球经济衰退这一基本趋势，乃是不争的事实。
2008年9月以来，美国金融危机骤然恶化，并逐步演变为一场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美、欧、日为首的各国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紧急出台了一系列救市举措。这些举措是否奏效？美国实体经济是陷入短期衰退还是长期萧条？基于不同视角，不同的争议始终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很多。但相对于不确定性而言，美国金融危机已演化成一场为害实体经济的经济危机，并已导致全球经济衰退这一基本趋势，乃是不争的事实。
此次危机比美国二战后历次金融危机都更为严重
与美二战后历次金融危机相比，此次危机发生前美经济基本面和金融市场状况更为脆弱，避免或减轻经济衰退的难度更大。
与美80年代末金融危机比较损失更为严重
1、根据美联储数据，1986年至1995年近10年，美金融机构房贷损失共计1530亿美元，房地产市场衰退长达18个季度，是60年代以来最长的房地产市场衰退，并导致了全面经济衰退。而此次危机中，房地产市场衰退迄今虽仅有8个季度，但据不完全统计的直接房贷损失已达1527亿美元，衰退长度和损失已超过当时。
2、80年代末危机时，遭受损失及破产倒闭的金融机构数量虽多，但以社区类中小型银行居多；损失集中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容易识别和清理，主要由美政府等公共部门买单，对金融市场信心影响有限。而这次危机受损最大的几乎都是大银行，包括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金融巨头；损失已波及金融体系各层面，许多损失还隐藏在资产负债表外，对其进行识别、定价和清理要困难得多。
与2001年经济衰退对比影响更为广泛
1、2001年衰退主要起因于科技股泡沫破灭，深层次原因是宏观经济周期规律的作用。但当时美国银行业绩包括股票价值普遍高于其他行业，有能力支持经济恢复增长，同时占GDP三分之二的消费支出未受实质影响。而这次危机中，重创金融机构的是金融业亲手创造却无法驾驭的产品自身，起因于金融机构管理缺陷等微观性、结构性因素，如此“细胞”层次的病症，解决难度更大。金融机构特别是大银行风险敞口和损失极大，银行普遍紧缩商业与消费信贷，经济恢复增长的造血功能已受损，并直接打压了消费支出。
2、2001年衰退导火索是股市大幅下跌，对居民财富和生活水平的直接影响有限；而这次危机导火索是直接涉及民生的房地产市场，负面影响大大加大。联合国经社部新近的《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展望》报告指出，历史上发达国家股市下跌周期平均为2.5年，导致GDP总量减少的作用是4%；而房地产市场下降的周期则平均为4年，对GDP总量的减少作用是8%。
自从1788年第一次局部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危机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这一生产方式下经济运行的伴生物而一直存在着。当代以来，随着经济的虚拟化、金融的自由化和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即由生产过剩主导型转变为金融主导型，出现了经济危机转型。经济危机转型这一新的危机现象并没有改变经济危机的本质。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危机现象，首先需要对经济危机转型的概念进行界定，为以后进一步分析和探讨经济危机转型这一经济现象奠定前提和基础。
一、经济危机转型的内涵
20世纪80年代之前，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尽管伴有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但危机从总的来说还是突出表现在生产领域，形成了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金融危机只是伴随现象。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危机更多地表现为金融危机：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经济破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频频爆发，给世界经济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表现形态。” 由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明显地转变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发生了经济危机转型。
那什么是经济危机转型？经济危机转型是指经济危机由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转向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最先爆发于实体经济领域，由生产过剩导致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工厂倒闭，然后进一步蔓延到金融领域的经济危机，其主导是生产过剩所引发的经济混乱。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由金融领域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包括产业领域在内的全面的经济危机，其主导是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在金融领域爆发的包括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和系统性金融危机在内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转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发生转变。传统的经济危机多数首先发生于产业领域，然后传导到金融领域，突出地表现为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导致生产（主要是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量增加，企业开工不足并大批倒闭，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继而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并爆发金融危机，使社会经济陷入瘫痪、倒退状态。而近三十年来发生的经济危机基本上爆发于金融领域，然后传导到产业领域，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等金融指标在短期内急剧恶化的现象，致使产业领域在内的其它领域发生危机。这些金融指标包括货币汇率、短期利率、证券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金融机构倒闭数目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 的形式，如拉美债务危机、日本泡沫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因此，当代经济危机就其表现形态来看是金融危机，但就其深层次或本质层面来看，金融危机的性质仍然是经济危机，或者说是以金融危机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这也恰好反映了当代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发生了改变。二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虽然发生了改变，但其本质未变，还是过剩，只是过剩的表现形态发生了变化。无论传统的经济危机还是当代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其实质仍然是相对过剩。只不过当代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的“过剩”不仅仅体现在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更多的是体现在虚拟经济领域的“资本过剩”。本文所分析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主要是指广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
二、经济危机转型的特征
经济危机转型即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转向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虽然其本质没有发生改变，但其表现形态较之原先的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来说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集中反映在：
1、危机的爆发由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
传统经济危机的爆发，往往是从实体经济领域开始。表现为大量商品积压，工厂减产停工，工人大批失业等，然后影响到信用和金融领域。因为生产衰退、工厂倒闭引起信用关系破坏，货币奇缺，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行情猛跌，导致银行纷纷破产倒闭。例如：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并创新出一套新的管理体制——福特制，即采用装配线作业或流水线作业技术。这种技术在福特汽车公司采用后，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汽车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钢铁、石油、化工、电气工业、公路建设等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发展。长达10年的“柯立芝繁荣”使美国生产能力迅速扩张。然而，生产能力迅速扩张的同时，产生了与消费需求能力不足的矛盾，最终导致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的爆发。与此同时，市场失灵下的生产过剩造成企业利润下降、企业破产，导致信贷收不回来、坏账增加、银行亏损，由此发生了大规模的银行倒闭。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由此引发。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危机一般都是由金融危机引起的，首先发生在信用和金融领域，表现为拖欠贷款不能偿还，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发生严重亏损，资金不能正常周转而破产或濒临破产，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狂跌等，由此引发了信用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又影响到生产、销售等实体经济领域，造成了生产企业因信贷中断而开工不足，生产缩减，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等，由此形成了全面的经济危机。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直接发生在金融领域。起因在于美联储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至1%，为美国46年来的最低水平。长期的低利率刺激家庭住房消费和投机，引起房价暴涨和住房贷款市场的繁荣。房地产总值从1997年的10万亿美元到2005年的20万亿美元，家庭住房抵押贷款总额从不到2万亿美元猛增到10万亿美元。 自2004年中期开始加息周期，推动住房贷款利率上升，房价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下跌，引起住房按揭贷款的拖欠率、违约率持续攀升，市场信用风险溢价出现急速飙升，使直接经营次级按揭贷款业务的机构遭遇困境。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面对华尔街174亿美元的逼债，于2007年4月2日申请破产保护，成为危机的开端。2007年7月至8月，美国次贷危机加剧并向欧洲等地蔓延。进入2008年，次贷危机愈演愈烈，9月7日美国财政部接管了“两房”(房地美、房利美)；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第三大投行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当日全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21日，美联储批准仅存的两大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至此，显赫一时的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全部成为历史，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 。又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造成企业开工数大幅下降，失业人数迅速攀升。该危机由美国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最终发展为一场真正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关键词]金融危机 扩大内需 影响
作者简介:李丹(1985-)，女，沈阳师范大学学院基本原理专业07级硕士研究生;李琳(1982-)，女，沈阳师范大学学院哲学专业07级硕士研究生。
一、金融危机的起因
美国消费者长期以来透支其未来的收入，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经济贸易和财政“双赤字”模式乃至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关于这一课题的讨论已有时日，但出人意料得是，这一失衡的经济会以次贷为导火索，引发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风暴。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过度储蓄是这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东亚过度储蓄，美国过度消费的模式已经难以继续。
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储蓄一直处于低位，对外经济表现为长期贸易逆差，平均每年逆差占GDP总额达到6%的水平。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和石油生产国居民则是储蓄过度，长期贸易顺差，积累起大量的美元储备。这些美国经济体外的美元储备需要寻找对应的金融资产来投资，这就为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创造、美国本土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提供了基础。
1990年代后期，充裕的全球资金涌入美国，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金融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竟达到GDP的40%。但是，虚拟经济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必定演变成一种虚幻经济。如果将华尔街的金融产业视作一台巨大的昼夜不停运作的“机器”，它一方面吸纳全球金融资源，同时通过其“生产”变成全球各地一个个投融资项目，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用资本在生产中获得的收益回报给全球投资者。如此循环，华尔街的金融产业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由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周期已经进入IT周期波段的末尾，缺乏投资机会，而且美国已经将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国外，通过制造业信息化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机会也失去，近期又不可能有大量的科技创新项目吸纳融资。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金融资产的供应没有坚实的实体经济发展作为支撑。
近年来，美国房地产投资异军突起，这应该算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但这些房地产的销售对象主要是美国中下收入阶层。在美国制造业转移的情况下，中下阶层的收入难以提高，在金融资产泡沫推动下的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升，最终把他们逼到破产的地步，引发了世界性债务危机。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的本质是“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而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只是放大了“次贷”危机，将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风暴。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自去年九十月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采取了空前的救援措施，以遏制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防止经济滑向更深的衰退之中。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新年过后，金融危机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1月份，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活动继续收缩，工业生产快速下降，失业率不断攀升，消费信心严重不足，国内需求萎缩，进出口贸易大幅减少。而且，韩国、新加坡、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形势要比发达国家更为险峻，主要经济指标大幅下滑。
对中国而言，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多重的，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心理影响等。直接影响如中国拥有的美元资产缩水，海外投资出现亏损，出口下降。间接影响像引致性的资本市场下跌，海外金融机构为“救火”需要抽走流动性，导致国内流动性紧缩，并且热钱开始外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等等。同时，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居民的心理变化，预期变化以及对未来宏观经济信心的丧失，这些因素又进一步构成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向下压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延，可能继续深化。李肇星也说，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2008年年底，中国政府提出将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
这次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有利影响。例如，可以利用这个危机让一些高耗能，破坏环境，低附加值的企业淘汰出局，企业可以完成产业升级改造，拓展国内市场，拓宽销售渠道实现自救等。另外，加工制造是产业链中价值最低的部分而外商赚取的却是高额的利润部分，对于这次危机我们不应该表现积极而更要看对方的表现，鼓励在中国市场销售外资品牌的外发订单交由国内企业完成。总之，我们要懂得分析危机对谁有利并把不利转为有利。
三、扩大内需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我国本着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平稳发展，出台了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新举措，这是当前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扩大内需不是简单等同于扩大内部消费。内需，即内部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而扩大内需，就是要通过发行国债等积极财政货币政策，启动投资市场，通过信贷等经济杠杆，启动消费市场，进而拉动经济的增长。
我国现在扩大内需是有其必要性的。首先，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国际市场风险加剧，外贸出口难度加大;其次，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过渡，无论是市场容量还是未来发展，潜力都十分巨大;再次，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国内市场的需求进一步扩大。所以，对我国来说，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仍然是国内需求，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1998年，我国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战胜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这其中，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发挥了关键作用。面对今天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依旧采取扩大内需政策。从长远看，这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和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在当前，则对于保持今年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在清醒认识面临的困难同时，也要看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促进科学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如国家宏观调控的效应的提高;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抗击各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以及我国人口多、市场大，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等等。立足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潜力十分巨大。实践证明，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扩大内需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
参考文献
[1]王振中。经济学者的思索 [M]，广东经济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徐晓玲。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考察[Z]，
[3]危机根源是美国滥用全球资源。2008年11月8日出版的《证券市场周刊》
[4]胡星城。浅谈银行风险与信息不完全[J] 北方经贸 2001
从1996年4月起至今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贸易与金融理论。其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
就在南京G20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前夕，《华尔街日报》赫然刊登出标题为《中国官方学者猛抨美元国际储备角色》的文章。美元在中国挨批，当然不是头一次。中国学术界盛行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归结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无论是黄金、SDR（特别提款权），或者是人民币，似乎只要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美元，那么世界经济就可以高枕无忧，就会进入一个繁荣稳定的新纪元。
诚然，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多有可诟病之处，其中三个严重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其一，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为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其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景气对于全球经济产生了过大的影响；其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难以有效地监督约束大国的行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步履维艰，未能事先预估曾一再发生的汇率危机、债务危机，或者银行危机。
但是，尽管存在这些缺陷或弊端，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仍胜于历史上任何一个体系，包括金本位和英镑主宰世界的货币秩序。自二战末布雷顿森林体系创立以来，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从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的演变，总体上运作较好，并非像一些评论家指责的那样，千疮百孔，一无用处。
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元取代英镑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后，基本上确立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没有现行的国际货币与贸易体系，确保主要国家的市场开放和资本比较自由的跨境流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就没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就缺失了一个确保成功的关键外部条件。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学者们要对美元和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如此口诛笔伐呢？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误读，把危机起因归结为一个所谓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归结为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
其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主要是美国的信用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所致。无论在何种国际货币体系下，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的信贷与地产危机将不可避免地波及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确有缺陷，但是它并不应担负触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责任。
一国的货币能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主要取决于该国经济与金融的综合实力，是国际金融市场参与者自愿选择的结果，并不能由货币发行国的意志所任意决定。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确立，主要归因于美国的强大经济规模与实力，以及发达的金融市场。正是因为美元所具备的自然吸引力，中国才自主选择了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自愿选择了美元资产作为绝大多数官方外汇储备。
人们无休止地抱怨美元的特殊地位益处甚微。实际上，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元将继续是最现实也可能是最合适的国际储备货币，优于欧元、日元、英镑，以及在私人市场不流通的SDR（特别提款权）。人民币将来非常有潜力也一定可以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但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进程将取决于中国的经济与金融整体发展进程，特别是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进程。
国际货币体系最关键是经济政策怎么协调。我们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应该说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结果。像美国，储备太低，消费过多、财政不稳健，欧盟的情况也是如此。我想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在功能、性质、定位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这种协调不是非常明显，特别是对大国还缺乏一定的影响和约束力。所以，只有国际货币体系正常运转，才能保证全球经济平衡、健康、稳定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
爱尔兰在过去10年中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2%，人均GDP排在欧盟第二，爱尔兰也因其经济快速增长被称“凯尔特之虎”。但是，在爱尔兰十几年经济繁荣的同时，房地产的泡沫也在不断累积，房价一路飙升，房地产业的发展对爱尔兰经济增长发挥着明显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房地产泡沫悄然破灭，这就使得此前一直对房地产大量放贷的银行业遭遇巨额亏损。为了维护金融稳定，爱尔兰政府只能投入巨额援助资金，这又导致其财政赤字猛增，并最终诱发了爱尔兰债务危机。可见，爱尔兰陷入债务危机背后的简单逻辑就是：房地产绑架了该国银行，而银行又绑架了爱尔兰政府，因此，爱尔兰危机又被称为爱尔兰式“房地产魔咒”。
虽然爱尔兰债务危机，直接导火索是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银行财务状况恶化，但其根本原因则缘于欧元机制的内在缺陷，即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立的财政政策之间难以协同。在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方面，各国政府所能动用的手段大多限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且往往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纷纷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止本国经济的衰退。但欧盟成员国政府能够采取的宏观调控手段则仅限于财政政策，这无疑增加了调控的难度，而且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各成员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之际，只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标，在货币政策的协作方面则无所作为，这也是导致希腊、爱尔兰债务危机的最终原因。因此，只要不能消除欧元机制的痼疾，欧盟成员国的债务危机将可能接踵而至，欧元债务危机的再次爆发也是早晚的事情。届时，其影响将不仅仅限于某个成员国，而是整个欧洲经济，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经济。
此外，国际游资的炒作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和加剧了债务危机的危害，希腊危机的起因就是高盛的“融资”及对冲基金的炒作。理性来看，爱尔兰财务问题本不足为虑。一则爱尔兰政府手中仍握有200亿欧元现金储备，至少到2011年年中之前尚足以偿还所有现存债务本息；二则爱尔兰政府已公布大规模减债计划，2011年赤字将降至占GDP的10％以下；三则爱尔兰的GDP在欧元区25国所占比重不足2％，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保驾护航之下，爱尔兰国债还不至于有背约之虞。由此看来，爱尔兰危机的影响程度之所以超出了应有的范围，国际游资在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爱尔兰债务危机是否会演变为第二次金融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散去，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又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障碍。希腊债务危机尚未偃旗息鼓，爱尔兰债务危机又接踵而至。受此消息影响，全球资本市场一片跌声，其中不乏对爱尔兰自身经济和财务问题的担心，但更多的则是对欧元区和欧盟救援机制的担忧。在救助爱尔兰等国债务危机中，由于欧盟没有统一的财政，只有统一的央行，欧盟无法动用财政手段，只能使用金融手段，依赖欧洲央行投放更多的货币，加之债务危机对欧盟经济产生拖累，欧元贬值不可避免。
同时，爱尔兰债务危机加剧欧元区的银行业风险。据国际清算银行披露，欧元区除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四国以外的银行对这四国债务的风险敞口就达1.57万亿欧元，而这个风险敞口中债只占16％。如果债务违约，欧元区的银行将遭受重大冲击。现在欧元区银行需要依靠欧洲央行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这进一步加大了欧元贬值风险。
但是，就目前情况看，由于有欧盟以及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协助，希腊、爱尔兰等南欧国家的经济规模不大，其财政危机演变成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小。尽管这样，希腊、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后，南欧国家债务评级被下调，利差急剧扩大，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仍然给欧洲经济前景蒙上了巨大阴影。
破解爱尔兰式“房地产魔咒”，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特别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业发展、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而放任房地产泡沫的滋生与蔓延，成为导致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然而，中国当前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已经成为推动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中国在借助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增加房地产投资信贷规模和放宽个人按揭贷款门槛等措施，也放任了房地产泡沫的滋生与蔓延，导致自2009年以来的房价快速上涨。
正是鉴于目前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潜在风险，中国近期采取了严厉的房地产调控，试图避免因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引发银行的信贷危机，进而危及整个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阻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我们应如何借鉴爱尔兰债务危机的教训，破解爱尔兰式的“房地产魔咒” ，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呢？
首先，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调控不可松懈。纵览主要国家经济大萧条的诱因，其中大部分与房地产泡沫紧密相连。从20世纪日本经济的萧条到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从迪拜危机到爱尔兰危机，无一不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因此，中国政府应给予房地产业正确的定位，在房价的调控上要自始至终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避免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发展，以保障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虚拟经济；垄断资本主义；宏观调控
一、美国遭遇危机之不可避免
在对美国金融危机起因的思考和分析中，人们基本有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即美国的经济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的后果。
危机出现以后，华盛顿高层一方面大手笔的展开政府救市计划，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找危机发生的原因。奥巴马政府认为，危机的导火索是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监管的缺失，这的确符合美国的实际。20世纪末，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进一步推进。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1933年颁布的金融管制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用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来代替，但也导致了银行、保险、证券部门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流通完全出于自由放任的状态。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我们认为国家金融监管制度的松懈只是美国金融危机缘起的直接因素，而深层的原因则是美国的根本制度。在美国资本主义私有体制下，所有制的设计都是为资本服务的，把自由资本奉为圭臬，维护资本的逐利本能，唯资本是从，最终只能被资本的贪婪吞没。事实表明，即使美国政府危机中和危机后会对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所有经济管理制度有所调整，但是只要仍然是资本主义做主的美国，根本制度的软肋仍然是无法解决的致命问题。
在实体经济资本的循环运动中，资本所有者一方面因为商品资本的实现首先需要生产资本的增值，而不得不关注生产过程；但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本向商品资本的转换依赖市场交换，市场是资本增值的终结点和最后实现，所以他们更热衷于交换的过程。金融资本出现以后，金融资本的运动过程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它的增值无需生产只需交换。这种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资本就已经是虚拟化的资本。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正因如此，利用虚拟资本的投资逐渐成为资本获得增值的捷径。
美国经济运行最大的特点就是虚拟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就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大量实体创造业转移到拉美和东南亚，而把美国本土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服务业的中心，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在信息网络发达、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虚拟资本的循环速度加快，覆盖的范围也更大。因为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本身并不会创造价值，所以在高速的循环运动中，产生的资本增值泡沫也就越来越多。
美国是资本所有制的国家，而且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在美国，政府是由垄断资本支撑起来的，总统是由大财团赞助支持才选举上去的，国会的议员也是各大财团声音、意愿的表达者。在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垄断寡头手中拥有着巨大资本，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进一步自由化，发达的信息技术又提高了虚拟资本迅速流动的技术平台，可以想象这一切怎样刺激起资本所有者无度的贪婪和任意的搜刮；由垄断资本支撑的政府，在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设计中，虽然也会从社会经济政治运动秩序的维护出发，但对私有制的维护和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坚持是其坚守的底线，这又为资本无度逐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保障。因此，危机的本质在与资本的贪婪，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制度维护下资本扩张驱动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由美国政府牵头、全球各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参与了政府救市行为，这使很多人将此现象解读为一股社会主义新浪潮再度出现。经济制度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性质，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两者一经建立则保持相对稳定，现实的经济制度又通常以调整的具体体制和政策来维护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就这场金融危机来说，美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因这场危机而发生根本变化，私有制和自由主义仍然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核心制度。至于体制和政策层面，由于金融危机的重创，美国和西方各主要国家都会对其有重大调整，例如，他们又会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理论的权衡利弊中寻求解决方案，重建金融监管和市场监管体系等，甚至在这一过程中会吸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某些因素，但这并不意味他们要从根本上取代基本制度核心层面的价值观，改变其性质。因为在所有的救市方案的实施中，看不到对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丝毫损坏。
二、中国规避危机的制度优势
与美国不同，中国经济今天发展所遇到的困境并不是因为自身根本的经济制度所造成的，而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客观环境中受美国金融危机效应的冲击。金融海啸并未发生是现在的中国经济状况。据《中国商业银行发展报告》（2013）披露，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接近70万亿元，自2008年起，每年增长率均超过15%。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占比重55%，股份制商业银行―即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广发银行、招商银行等占比重15%，其他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信托公司、邮政储蓄银行等）占比重30%。
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最大的重创是海外市场萎缩所导致对外贸易总额的急速下跌，从而使一大批以对外贸易为主业的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带来企业破产或因为经营困难而缩小生产规模，企业裁员或减薪；社会上待业人数增加，社会消费不足等，因此，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上。客观地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凡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想要完全避免危机的影响而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但中国的经济危机不是原发性的，是被波及所致。尤其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始终认为，一切摆脱经济危机政策的制定都放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本点上。
在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优势：
首先，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更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而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关键重要领域保持了相当强大的国有实力。当公有制作为市场主体中的主要部分时，私有资本的贪婪无度就不可能成为市场的主宰。
其次，中国保持了一个具有高度权威性的中央政府，保持了国家计划调控的余地。经济危机爆发后，针对国家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明显加重的情况，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稳扎稳打，积极应对，为了克服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困难，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我们采取了若干措施，这些措施对于缓解经济运行中的冲突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次，中国入世以后，对一些领域的国际化速度仍然比较谨慎，例如金融领域，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银行运作尚未完全与国际接轨，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这些都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的影响较小。
最后，中国政府四万亿的投入不需要用来填补类似美国的金融缺口，而是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直接培育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市场，拉动内需。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加深和蔓延，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还会继续，但是我们相信，中国凭借自己的社会条件和智慧，能够规避更大的风险，并做好迎接更大挑战的准备。
参考文献
[1] 方先明，孙高平.金融危机期间中美两国宏观政策比较[J].人文杂志，2013（9）.
[2] 陶明.全球金融危机中美经贸磋商合作机制的完善与中国的对策[J].跨文化管理，2013（00）.
[3] 张良贵，牟晓云.美国金融危机对中日韩三国经济影响的经验分析[J].东疆学刊，2012（2）.
[4] 沈骥，曹星.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协动性分析[J].经济与管理，2011（12）.
[5] 隋建利，刘金全.金融危机情形下中美两国货币市场及产品市场运行差异性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1（07）.
[6] 王嘉琪.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政府的政策抉择--基于中美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比较[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01）.
[7] 王达，项卫星，刘晓鑫.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美经济关系失衡及其调整[J].东北亚论坛，2011（01）.
[8] 陈华，.中美经济刺激计划政策工具及其传导机制的国际化比较[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06）.
[9] 蔡毅.美国金融危机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机理剖析[J].才智，2009（22）.
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主权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关键词：宏观审慎政策；系统性风险；应对措施；分析论述
经济全球化能够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危机，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其危机导致的成本损失也会进一步增加，如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有关财政部门越来越重视经济监管的作用，设定审慎政策以预防部分金融机构引起的风险传播到整个行业里面来，通过调控来降低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为降低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不但应保持微观审慎的调控，还应加强宏观审慎政策方面的力度，找到不同风险的起因以及建立相应的防御设施系统，保障金融市场健康安全地运行。
一、系统性风险的起因及分类
（一）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因素
风险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并不能彻底根除，关键在于对于风险的认识。例如，以前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误解扭曲风险价值的评估，所以才会导致社会经济的严重损失，给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带来重大的影响。怎样应用宏观审慎政策控制系统性风险，就系统风险的评估方法而言，就应考虑到这些风险源自哪里，通过什么途径进行传播。
可从金融内部摩擦以及系统风险的传播途径来评估系统风险。我们从微观审慎系统中得知：由金融内部摩擦造成的经济市场失灵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应证，所以我们对金融内部摩擦如何在金融体系以及社会经济中传播的问题更加重视。其传播途径有杠杆以及期限转换两种方式。杠杆对资产及其对应的债务比率大小做出规定；期限转换对短期负债应用于长期投资的程度方面做出了规定。二者都对社会经济起着关键的作用。例如，在某个家庭因某种原因收入中断，通过负债仍能进行正常的消费活动。期限转换让人们应用社会资金进行长时间的投资，从设定的目的来讲，二者的初衷是良好的，但是被人们使用过度，超过当下社会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个时候，现在的系统性风险就产生，如果这种现象较为普遍，就会全面导致金融风暴，给社会经济造成冲击。
（二）系统性风险的分类
通过分析我们得知，引起系统性风险危机发生的潜在可能性原因是：金融内部摩擦造成的经济市场的失灵，从而刺激加速了杠杆与期限转换被人们过度使用，进而加快了社会资金的流动性与人们偿付能力的不足，对整体社会经济造成冲击。
1. 综合性风险
由于在社会经济中，个人、公司和银行系统具有聚集性，如在经济昌盛期力图更高的利益，而在衰弱的时候往往会避开它们，此种特性会随着金融系统以及期限转换的使用呈现出周期波动现象，因此一旦这种波动的峰值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范围，就会造成整体经济的波动幅度过大，其信贷和资金流动的周期也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再加上很少有人对社会经济每个周期波动的幅度、持续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及个体金融部门和相关监督机构往往忽略行业性质的综合性风险方面的准备工作，进而造成社会经济的动荡。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具有积累性的期限错配、具有全局观的个体风险、有效性战略的盲目仿照三个原因引起的。
2. 网络性风险
很多金融机构在采取发展方法的时候，往往以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原则选择，很少顾虑到其行为对整个金融行业带来的溢出后果，同时也很少留意到他人的抉择对自身负债所造成的影响。这种现象可能让金融系统中一些风险未及时发现，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就以此而言，金融结构网络性风险是附加的金融系统风险。每个金融机构都有造成此风险的责任，然而无人有充足的理由去解决并消除网络性风险。金融危机在爆发过程中，风险溢出效应就更为明显，惶恐情绪的传染比金融危机的扩展更具危害性。溢出效应对流动性风险有着放大作用，例如因某种原因一些银行对其资产进行巨量抛售，对市场经济正常流动性造成损害，间接地导致其他银行的利益损失。网络型风险随着在金融机构中传播中慢慢扩大，长此以往，金融企业间的联系就会大大超过自身预期，这就需要一种强力的规则来约束这种因聚集而产生的溢出效应，而宏观审慎政策就是针对这些风险的良药。
二、贯彻宏观审慎政策处理系统性风险
通过对系统性风险充分论述可以看出贯彻宏观审慎政策处理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由于导致风险的可能性有多个方面，因此在宏观审慎政策对系统性风险作出有效控制时，应根据风险来源的不同以及传播途径的不同具体处理。在保证经济下滑的时候能够进行风险有效投资来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转的基础上，合理制定相关政策，有效地对风险进行控制，强化社会经济系统在流动资金波动周期的适应力。
（一）有关综合性风险对金融系统金融机构集体的脆弱性的增加方面
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就是为了降低经济昌盛时期不断出现的综合性风险发生概率，让金融机构在应付危机的时候更有韧性，保证金融体系发生偏差时能够自动回复正常。从理论上来讲，很多政策都可以调节控制银行的相关风险，但根据实践得出，能否对资产及流动性的监督管理有明显的效果，很大程度上由是否能够对风险传播中的杠杆效应和期限错配进行有效的控制。
1.保持信贷杠杆平衡。为保持信贷杠杆平衡，最简单可行的做法是在微观审慎规定内容的前提上加上一个附加费的规定，用来估计可能造成的损失。附加费应随信贷量的迅速涨高综合性风险提升时而增加，以加大贷款的成本；而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应减少或者不设力附加费用，用以维持信贷供应的平衡。按照设定附加费的反周期调节措施，就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因综合性风险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实际应用中应考虑多个方面的标准，例如对有效市场结构的标准进行评估，根据结果设定附加费的数额，还有运用宏观审慎的标准制定金融系统稳定性的指标，所有这些结果作为评测综合性风险的高低。
2.减少期限错配的概率。我国对中长期贷款需求量大，银行存款活期化以及贷款中长期化发展趋势越来越为显著，流动资金的短存长贷造成银行资产期限结构错配现象的加剧，其相关风险在不断出现。现在实施起来较有效的措施就是把不同类型的资产组合放在恶化市场情形下进行压力的相关测试并观察关键不同变量随压力改变时的变化情况，根据结构来判断当前的经济风险。这种方式要求政府把市场压力具体化，来检测金融系统是否真的可以适应压力而正常作业。
（二） 网络性风险有关聚集性而造成的溢出效应
综合性风险发生概率的提高对金融体系违约率的增加有促进作用，而有关网络性风险发生概率的提升则加大了违约损失，例如某些银行经营不善而破产，它们的倒闭会带给其他银行的间接额外利益损失，而个体机构没有能力完全解决自身造成的损失。为解决这样的问题，网络性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处理方式就是设置相关激励体制，减少因个体崩溃而带给其他机构的损失。
1.预防关键机构倒闭，减少溢出效应。实际应用中，宏观审慎政策内容要对金融系统合理设定一个附加费来反映整体市场的现状，要对关键性的金融机构如大型银行规定较高与其他机构的附加费，对调节好自身负债资产做出相应的激励，来达到间接对其他金融机构的控制，以防其倒闭，从个体到范围，实现控小制大的良好效果。因此对金融机构资本要求不光是满足自身状况，还要对它们面对风险时的溢出效应有所考虑。
2. 减少金融行业间资金流动，降低其网络关联程度。宏观审慎政策不但能从制定附加费来预防关键机构倒闭的方式达到控制网络性风险的目的，而且可以从限定金融行业间活动往来来控制网络性风险的传播。首先很明显的是，要完成这个目标就要限制金融机构间的资本流动，例如，设置银行同业拆借限定金额量的大小，来降低金融网络之间关联性和复杂程度。其次，要采用一些非量化手段对业内资金流动进行限制，采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对金融机构跨地域设定分支，最大程度地让它们分到不同地方，以降低它们的关联程度；严格把金融机构核心交易活动与其他机构分离开来，防止网络性风险的扩散。最后，对某些微观审慎指标的控制也能达到宏观控制的效果。
三、对相关政策的一些建议
一是尽量不要过分采用相对比当作宏观调控的指标，相对比率对真实数额的差异有所遮盖，过分追求结果很可能导致相反的后果。二是绘制动态的附加费用与风险高涨程度的函数。在经济衰退时加大资本与资产的比率大小，达到降低面对危机时的经营压力。三是提升监督管理资本质量。监督管理人员不仅要运用一级资本的比率去把握资产风险状况，还要将其与普通股权联系来加强监督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四是限制负债期限与资产之间的流动性。对它们错误的使用会导致杠杆过高与期限错配问题的产生，对系统性风险的传播有加速作用。五要限制银行分支系统。六要控制行业之金融活动的往来，加强单个金融机构的独立性，来减少业内系统性风险。
四、结论
基于以上论述，对金融市场体系的宏观审慎调控应是把对系统性风险的控制当作核心，在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的基础上，对系统风险进行充分的论述是非常重要的，可有利于得出相关宏观审慎政策设定的目标方面的内容。由于金融行业综合性风险与机构间网络性风险的相关调控政策对减少系统性风险起到不同的效果，因此可控制不同风险传播途径，针对性地实行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既降低金融体系市场整体风险发生概率，又能达到预防金融危机爆发的成果。
参考文献：
[1]张晨栋，李卫兵.系统风险分解下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分析[J].武汉金融，2011（5）
[2] 刘广伟.系统风险、宏观审慎与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J].西南金融，2011（5）
[3]包勇恩.论宏观审慎层面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向[J].时代法学，2013（1）
[4]涂志勇，雎岚.论信用衍生产品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角色[J].上海金融，2012（8）
1.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要求
哲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应。人们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对待金融危机,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危机发生后,我国采取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实行刺激投资和消费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家拿出4万亿资金扩大内需,地方政府目前已经拿出15万亿救市;实行“家电下乡”等一系列措施。美国国会通过高达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纷纷通过各自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措施无一不是从各国实际出发制定。
2.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处在普遍联系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普遍孤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当前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由美国房地产的次贷危机迅速引发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再由华尔街金融领域扩大到美国实体经济,进而影响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已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次危机中,世界各国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共同应对危机。
事物的联系具有多样性,因果联系是人们在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种联系。由于一定原因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因此人们应根据某种原因,可以预见事物发展的结果。有了对后果的科学预见,才能正确指导自己的具体行为,促使事物向人们期望的结果发展。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进而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痛定思痛,各国积极加强金融监管,努力恢复经济活力。
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美国房地产业、金融业持续多年的泡沫,最终导致从房地产业到金融业再到实体经济的全面崩溃。而外因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交通工具的进步使得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经济全球化使危机很快波及世界,从而加重危机的破坏性。
系统与要素(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也是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形式。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系统工程,系统的有机组成、要素在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构成了系统的整体发展。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各国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不同的无可替代的角色。美国经济出了问题,世界各国都受影响。
3.坚持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辨证法认为,矛盾既是普遍的又是客观的。它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首先要敢于实事求是的承认矛盾、揭示矛盾,而不是害怕、回避、和掩盖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发展就是事物内部矛盾不断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社会的进步就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矛盾运动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在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社会健康发展的过程就是正确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这次危机是全球经济这么多年高速发展过程中矛盾积累的一次必然爆发,我们应正视并正确认识这次危机,正确处理危机中所暴露出的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矛盾,世界经济才能更加健康发展。
其次还要善于全面分析矛盾,坚持两分法,防止片面性。任何矛盾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它要求我们在分析事物和解决矛盾时,要坚持两点论,全面的看问题,防止一点论、片面的看问题。矛盾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创造条件促使事物向好的方向转化。这次金融危机引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冲击,带来外需下降导致的出口企业停产半停产、就业需求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对高度依赖出口的我国经济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又是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极好的机遇。危机的发生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在稳定金融局势、推动刺激经济计划实施、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西方国家都希望中国参与。对我国来说,这是一次提高对国际金融规则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话语权,营造有利于金融稳步开放外部环境的良好机遇,也是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时机;危机还为我国提供了获取国家利益的机会。由于我们的财政、金融体系稳健,有巨额外汇储备,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正在继续,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这次调整争取尽可能大的利益。例如: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初级产品价格走低的机会,建立资源能源战略储备,扩大对海外资源的利用;利用世界范围的就业不景气,加快建立人才、技术的战略储备;利用境外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机会开展海外并购等。
4.体现了量变和质变的辨证关系
唯物辨证法认为,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变化发展的两种状态,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首先从量变开始的,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当事物的量变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又必然会引起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必然结果。事物不断地经过量变――质变――新的量变――新的质变这两种状态的循环往复,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永不停息的向前发展。金融危机的起因仅仅是美国房贷市场的泡沫导致的次贷危机,然而就是这些“泡沫”很快动摇了整个华尔街金融大厦的“根基”,华尔街金融业的“病菌”又迅速蔓延到美国实体经济,进而波及全球经济,酝酿了一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金融风暴。
5.坚持尊重客观规律性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人们要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有所建树,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又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为基础。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程度和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对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了解、掌握和尊重程度。违背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盲目蛮干,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应该归结到次贷危机。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不顾房地产业多年积累的泡沫,不尊重客观现实,一厢情愿的兜售所谓“金融高科技产品”,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五大投资银行中,雷曼兄弟破产,贝尔斯登、美林被收购,只剩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在苦苦支撑。
一、从核心原则看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
从银行监管的角度来看，监管不力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根本的原因。核心原则阐明了实施有效银行监管的五项先决条件，其中前两项也是最重要的两项先决条件，即：(1)稳定且可持续的宏观政策；(2)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而这两项条件正是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些亚洲国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这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自源性或根本性原因。
从“宏观经济政策”探讨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见诸于报刊的文章颇多，比较一致的看法有两点：一是经济结构不合理，资金过度地投放于收益高风险大的产业特别是房地产业，形成了“泡沫经济”，造成了大量房地产积压，导致银行巨额的不良资产。据统计，1997年泰国银行呆账达200多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房地产业造成的；日本1997年银行的坏账、呆账以及有可能成为呆账的贷款总额高达77万亿日元，占其全部贷款总额的12％。二是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由于经济中结构性矛盾的存在，经常项目出现长期性的逆差，加之利率、汇率等货币政策失当，使国际投机资本有可乘之机进而引发了金融危机。
从“公共金融基础设施”的角度，目前很少触及。核心原则所述及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体系和会计体系，这里着重从会计体系角度加以分析和透视。由于会计体系存在某些缺陷，使得公共金融基础设施不完整，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便失去了保障，这也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审慎会计原则未能切实遵守。所谓审慎会计原则，是指对具有估计性的会计事项，应持谨慎态度，即对利润的估计和记载要谨慎或保守，对损失的估计和记载要充分。亚洲一些国家在呆账准备金的计提和核销方面，未能完全符合审慎会计原则的要求。如日本在呆账准备金核销上，条件过于苛刻，程序较为繁琐，且商业银行没有自主权。只有当借款人破产和担保失效的逾期贷款，才准予核销，并要逐笔报大藏省审批，使一些实际呆账不能及时核销，潜伏着巨大的风险。
2、会计信息披露不完备。国际货币投机者运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效应，以小搏大，获取暴利，冲击了金融市场。同时由于金融衍生工具属于表外业务，不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未能及时充分地揭示和暴露大额风险。泰国商业银行仅1997年l—5月就出售了150亿美元泰铢远期合约给国际货币投机者，埋下了危机的隐患。
3、会计内控制度不严密。1995年发生震惊全球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事件，起因于该行职员里森私设账户，违规经营。他一方面向总部虚报大量交易利润，同时又向总部申请大量交易保证金来进行交易和弥补实际亏损，最终形成了22亿新加坡元的巨额亏损，导致了巴林银行集团的倒闭。这一事件，暴露了巴林银行在会计内控制度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和隐患，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无独有偶，1996年9月日本大和银行也发现了类似事件，该行纽约分行职员，违法私设账户进行交易达11年之久，造成了ll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两起事件充分说明，严密的会计内控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重要屏障。
二、从核心原则看我国金融会计领域存在风险及其表现
由于我国制定和实施了稳定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因而具备了实施有效银行监管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没有爆发类似的金融危机。但这不等于说不存在金融风险和隐患。从会计体系角度来衡量，我国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尚不够完善，因而在金融会计领域还存在一定风险和隐患。
(一)会计信息失真，形成了潜在的或现实的金融风险
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原因是违规经营。但违规经营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离不开会计业务的处理。从某种意义说，违规经营的会计技术处理过程等于违规经营行为的实现过程。自1995年以来，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违规活动进行了严肃查处，全国范围内的违规经营活动虽有所遏制，但少数金融机构的违规经营行为仍有发生。1997年又查出152家金融机构发生新的违规经营行为。当前，通过会计技术手段掩饰或实现违规经营活动，致使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形式有：
1、乱用会计科目。如将“定期存款”放到“同业拆入”等科目核算，以改变资金性质，不计交存款准备金；或将贷款放在“拆出资金”等科目核算，以逃避人民银行对存贷款比例的考核；或将代收的财政存款转移到别的科目反映，违规占用中央银行基础货币。
2、假造账表。某些金融机构为逃避审计机关、财税机关和人民银行的监督，置国家法规于不顾，仿造、变造会计凭证和账簿，随意调整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等财务报表，虚报或瞒报经营业绩。如某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财务报表上反映历年都是盈利，实际上均为亏损，到1995年11月底累计亏损超过10.64亿元。
3、账外经营。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私设账户搞账外经营。其基本特征是：发生的存款、贷款、拆借等业务均不通过合法的会计记账程序记账和登记，也不在会计报表中反映。如1998年1月份人民银行查实，某市商业银行一家支行，截至1997年12月底账外经营的存贷款余额竞分别高达40多亿元。其危害性在于：违规经营的资产质量普遍不高，而高比例不良资产大大削弱了银行支付能力，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最终将导致银行体系的严重危机。
(二)支付和清算系统某些方面不够安全有效，产生了资金损失风险或风险隐患
一是票据结算由于操作不慎，给不法分子进行诈骗以可乘之机，使银行蒙受了一定的资金损失。尤其是银行在办理汇票承兑业务时，一些不法分子，采取签订虚假合同，在根本没有真实的商品交易背景下，欺骗银行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套取银行信用。如银行有个分行的4个支行，1996年违规开具无合法商品交易的银行承兑汇票多达120多份，在已承兑的汇票中，银行垫付或挪用资金承兑的已达1670万元，给银行造成巨大的损失。
二是现行的联行清算体系，容易导致互相占用汇差资金。资金宽松时，支付清算风险被掩盖，资金一旦紧张，支付清算风险就会暴露出来。三、从核心原则探讨我国风险的防范途径和措施
从体系角度看，我国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尚较薄弱，应从以下方面加强和完善。
l、尽快出台金融会计准则。现行的金融保险会计及财务制度已经滞后，主要表现在：一是不能充分满足审慎会计原则的要求。如应收利息和呆账准备金的计提，使商业银行承受经营压力和风险。尽管最近财政部已加以修订(财商字[1998]302号)，但仍显得不系统、不完整、不到位。二是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备。，我国银行表外业务约占表内业务的一半，西方国家商业银行的比例要高得多，而现行的会计制度对如此大量的表外业务却未予揭示。如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在票款实际兑付前，属于表外业务，不加以揭示和披露，就意味着银行有可能垫付资金的风险就不能暴露出来。因此，尽快制定和出台金融会计准则，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充分体现审慎会计原则要求迫在眉睫。
《伟大的博弈》出版后，适逢世界金融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华尔街发生次贷危机、危机带来了全球经济衰退和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序推进、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等等。
如果我们研究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观察到一个发人深省的对比。在20世纪初期，处于南美洲的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富有的15个国家之一，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处于北美洲的美国是大致相当的水平。在2009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46381美元，而阿根廷则停留在7726美元。毫无疑问，美国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长。
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国的金融体系中有世界上最为发达的资本市场，在全球资本市场中举足轻重。而阿根廷的资本市场与美国的资本市场不可同日而语，欧洲和日本的资本市场与美国相比也相形见绌。
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经常要问的问题是，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和繁荣背后的动因有哪些？在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空前发达的资本市场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伟大的博弈》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帮助。这是一本关于华尔街历史的书，也是一本关于美国金融史和经济史的书。它所描述的历史事件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华尔街推动了美国从一个原始而单一的经济体成长为一个强大而复杂的经济体。
从美国的西部开发到伊利运河的修建，从铁路的兴起到南北战争，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美国工业化进程到两次世界大战，一直到近年美国经济体中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华尔街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华尔街本身也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而成长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国经济的成功是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协同发展很好的例证，而最近一次金融危机也充分证明，如果虚拟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求，其结果也会是灾难性的。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资本市场是金融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一个功能健全的资本市场也是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全球金融一体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将逐步与世界接轨，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在有序推进过程中。因此，提高我国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的比例，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以迎接国际挑战，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以适应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需求，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来推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实现可持续增长，显得尤为迫切。
发展资本市场，完善金融体系，需要研究发达市场的经验和教训，对其历史进行客观、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并寻找到一条适应中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历史告诉我们，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其中也包括很多失败的教训。在美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早期，华尔街缺乏监管，投机盛行，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弯路；美国的金融体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因此不仅无法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的调控，也无法在市场丧失信心的时候提供流动性的支持；最近一次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在高度复杂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中，中央银行怎样更好地完善货币政策制定机制，以及怎样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和监管的参考。
无疑，华尔街的历史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和经济学知识，为我们研究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经典的案例。《伟大的博弈》将华尔街的历史放到美国这样一个大国兴起的背景下去描述，有助于我们超越浩瀚繁复的历史事实，去研究和发现一些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
（文章节选自本书序言，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1653―2011）》
推荐指数：
作者：约翰・斯蒂尔・戈登
译者：祁斌
出版：中信出版社
约翰・斯蒂尔・戈登
美国作家和经济历史学家，1944年生于纽约，其祖父和外祖父均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拥有席位。他于1966年毕业于范德比尔特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在过去的二十年，他作为全职作家，著有《华尔街上的猩红女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华尔街历史》、《汉密尔顿的赐福：美国国债的兴衰史》。
回顾美国三次经济危机
《美国大萧条》
作者：默里・罗斯巴德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解读20世纪初美国经济灾难的前因后果，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重要著作，作者根据米塞斯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认为那场大萧条不是因为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引发的，其起因恰恰是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对于金融领域，作者采取了反中央银行的立场，批评了中央银行违背金本位原则，而对金融货币领域加以干预的做法，认为这样对长期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说谎者的扑克牌――华尔街的投资游戏》
作者：迈克尔・刘易斯
出版：中信出版社
本书描述了作者在华尔街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所罗门兄弟公司四年的工作经历，将华尔街许多不为人知的技巧、诀窍和手段娓娓道来，从作者的视角展示了这家投行在20世纪80年代的戏剧化历史，特别对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盘进行了深刻的描写，从而折射出华尔街在那个年代是如何在大起大落中保持发展。
《大而不倒》
作者：安德鲁・罗斯・索尔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