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1 17:26: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区治理背景，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所谓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指的是在根据当地城镇化过程中新产生的农村社区，在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条件下，结合社区治理的特殊性，通过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创新变革，从而实现社区良好治理的过程。具体来说，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加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
一、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站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高度，有序变革新型农村社区治理。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目标。但城乡发展一体化并并不是城乡发展一样化，而是通过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力度和农村治理变革，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造新型城乡关系。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要切实提高投入力度，特别是在水、电、燃气等基本生活设施公路、绿化、社区卫生、安全保卫等公共实施建设方面，要按照不低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的要求为农村社区配置资源，以保障其生活的基本运转；结合新型农村社区现有的社会发展条件，考虑农村社区居民公共需求的多元化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商贸、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健身、娱乐等服务，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从实际出发，按照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特殊性要求，逐步健全组织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机制，探索适合新型农村社区特征活设施以及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
二、根据新型农村社区各自本身的特点，重置农村社区治理体系。
社区管理体制是社区管理主体在社区资源配置、社区事务管理、社区关系调适等领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关系、运作方式。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三个主体：村居民群众、社会组织和乡政府。
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根据新型农村社区的特点，探索构建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和社区社会组织等组织框架，形成以社区服务中心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主导社区民主协商和社区自治、社会组织参与自治和社会协管为内涵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完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促进社区居民的社会融合。
三、理顺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实现政府社会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好而有效的衔接。
乡村关系是村民自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要坚持以社区自治为基本原则，首先要调节好好村民自制体系与行政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依法完善关系定位，理清乡村关系。其次，新型农村社区是介于农村和城市社区之间的特殊形态，其自治到底是依据哪项法律尚未明确。但在群众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关系问题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乡镇政府与社区之间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这意味着政府对社区负有指导和服务的义务，社区则代表居民群众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予以协助并进行监督。据此，实践中要对乡镇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所有相关工作进行明确的清理，划清在这些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中，乡镇政府及其部门与社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严格分清政府与社区的各自
职责。
在理清政府与社区关系的基础上，要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为纽带，建立起政府社会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社区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制。这就要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促进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加快公共管理社区化步伐。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做好农村社会管理，而农村社区建设的首要内容也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有效的社区治理。乡镇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工作在这里有农村社区治了交集，为理顺乡村关系，构建政府与社区的衔接和互动提供了可能。
四、注重社会组织的培育，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善于引进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极其主要的一个环节。社会组织能够凝聚社会力量，引导居民参与联结，实现利益表达有序化，能够在反映民众诉求、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满足公共服务多元化需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基层政府要努力培育并发展公益类、慈善类和服务类为重点的社会组织，使其与政府管理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但市场和人民的力量也不应该忽视，在发达地区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市场和人民的力量不仅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中，而且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社会力量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积极依托和运用社会的力量包括市场力量进行社会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径。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动员社区居民变被动管理为主动参与，引导和激励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构建民众表达和联结的载体，形成广泛持久的社会合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程乙悦（1991-），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云南农业大学，基本原理专业。
关键词：南昌市老旧社区；原因；途径
1、南昌市老旧社区出现的背景与现状
寻求南昌市老旧社区的治理方式，就必须先了解南昌市老旧社区出现的背景与现状。通过对南昌市老旧社区的“麻雀解剖”，可以看到南昌市与国内一些城市中的老旧社区的产生除了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共性原因之外，还有由于独特的体制转轨而带来的个性原因。在改革前，单位在老旧社区中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社区居民多半都是单位职工及其家属，而社区住房的产权也都属于单位。而在改革后，随着原国有企业效益的下滑，许多工人遭遇到了下岗和内退。由此，单位与社区并不是两个彼此割裂的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下，它们两者往往具有非常强的关联。单位的衰败直接影响到了社区生活的质量。这类社区除了环境破败之外，并没有出现犯罪滋生和秩序混乱等现象，但我们看到的最大问题是居民由于可持续生计的缺乏而身陷贫困的现象存在。从南昌市许多老旧社区的历史来看，它的产生、兴衰都与周边几个中型国有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最终衰落，不能不说与单位制的减弱、单位的不景气有关系。这是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老旧社区十分不同的一个特点。西方(特别是美国)社区老化和衰败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城市富裕人口大规模向外迁移而引起的房屋向下淘汰。随着城市中心人口日渐稠密，加之社区建筑的自然老化，使得城市中心社区生活质量下降，最终社区完全成为低收入者的居住地。
2、南昌市老旧社区产生的原因探讨
南昌市老旧社区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居住条件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城市的物质外貌的问题，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
2、1经济原因；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形成
南昌市很多老旧社区中的低收入者，尤其是儿女众多的工人家庭，贫困现象十分普遍。这些老工人一生基本上都是在国营公司辛苦工作，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单位在一段时间内不景气，他们退休较早退休金也较低，儿女们受时代影响文化程度都不高，原先的就业状况本来就不算太好，等到90年代后期又纷纷“下岗”。有的家庭只有一人有稳定的退休金收入，而其他家庭成员都处于失业或者打零工的状态，他们自然无力依靠自身力量去改善住房条件。这样的低收入群体居住在单位的平房区宿舍中，其居住成本相比之下相当低，他们在这里不断搭建小房，才能得以居住生存。失业是城市低收入群体形成的最大原因，他们在现在的居住区中还能依靠关系网络寻找到一些零工干，但是一旦拆迁以后，他们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之中将导致生活困难。此外，这样的家庭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十分脆弱，有限的储蓄必须用在刀刃上，比如老人们的医疗、小孩的教育，能用在补贴购房款项的钱实在是少之又少，因为相对于“吃药”和“上学”来说，“住楼房”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性只能排在其后。
2。社会原因；社区精神的缺失
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形成是这类平房区衰败的重要原因，但决非唯一原因。毕竟，落入到最低收入保障线以下的居民户数还是较少的，大部分居民虽然并不富裕，但还不至于到贫困的地步。造成这类平房区衰败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精神的缺失。这里所说的社区精神，指的是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对社区自治的积极参与。参加社区组织的人数多，人们因而也更有信任感，规范也可以得到遵守，人际网络也更为广泛;相反，在缺乏公民精神的地区，公民对社会和文化社团的参与非常稀少，结果社区发展一直缓慢。在单位制下，即使在社区中单位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社区的事情基本上是由“单位组织”从上到下地来进行管理。居委会或家委会的事务主要由一些退休人员来负责。职工对于社区的认知就是“单位给予自己的福利”，他们没有积极性同时也没有权利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目前虽然单位在居住区的影响力日益减退，但是居民们仍然保有“单位制聚居”时养成的行为习惯和心态。
3、南昌市“老旧社区”治理的新途径
3、1将社区改造与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可持续生计问题结合起来考虑。
老旧社区的治理不是一个单纯的城市物质环境的治理，而且还是对其中的居民进行扶助的过程。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人”上，以人为本。社区改造问题的解决途径不单是“政府投钱改造”，而且是要发动多方面的力量，从不同层面着手，上下联动，多方出击。在现有情况下，拆迁居民的选择几乎是单一的；居民得到一次性补偿之后几乎全部用于购房支出，但是低收入群体的日常住房费用却因此上升。此外，他们离开旧居住地到了一个新的居住小区，原有的社会网络几乎全部丧失，原先的生计也因此受到影响。因此，一方面要继续丰富住房保障的多种途径，扩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总量供给，另一方面在拆迁过程中要注重同时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问题和生计保障，防止出现因拆迁而进一步恶化其生活状况的情况发生。
3、2积极调动政府、社区组织、产权单位、居民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在参与合作中促进基层中社区精神和社会资本的发育。
老旧社区的治理绝对不能没有政府的力量。在现阶段，政府是老旧社区治理中的直接推动者，是主导力量。在治理过程中，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更需要解决一些重要的、深层次的问题，这都需要政府来出面解决，所以政府参与老旧社区的治理是必然的。但是，要明确治理方案不是政府一方就可决断的事情，而是要所有的“利益相关人”通过沟通与协商后才能决定。首先，产权单位对于平房区居民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也是重要的利益相关人，忽视他们的声音也是不应当的。其次，老旧社区所属的社区居委会是政府和居民之间、上与下之间的重要枢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虽然现阶段它在经济实力、人员素质、设备条件上都还有限，但是仍然具有相当的动员能力和协调能力。在目前社会服务机构不发达的约束下，作为社区自治组织的委员会应更多地负起促进和提高居民合作能力的责任，充当起“社会资本”开发者的角色。最后，最终的利益得失是落在居民身上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体，改造过程必须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没有他们的参与合作，老旧社区的治理就很容易成了单纯的城市物质环境改造，而不是一件意义深远的社会工程。
3、3充分凝聚经济投入、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合力
老旧社区的治理必须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次的。“社会资本”概念虽然到现在为止在理论上仍然不是非常成熟，但是它起码对于我们有一点启示，就是在工作中，除了经济资本的投入外，还需要许多其它方面的非经济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同样重要。老旧社区治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对于许多衰败的社区来说，经济投入至关重要，它可以直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存状况，是减少社区中的社会问题、提高社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但是，经济投入应当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在社会发展层面上，应当提高居民的合作能力和自治能力，这是符合长远发展方向的。同时，社区文化建设也不能忽视，应当增强他们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增强社区凝聚力。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次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影响着老旧社区的治理进程。
参考文献
[1]陶希东，刘君德。国外大城市郊区化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城市问题， 2008(4)； 69-73
韩国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治理
城市养老院老年人自杀意念初探
婚姻中的贱农主义与城市拜物教
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何以可能
农村老年人社会形象的自我认知
韩国社会福利法人的组织特性研究
社会工作本科培养模式的本土化构建
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及其相互作用
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四大贡献
创新社会治理与实现和谐善治的“中山经验”
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研究
社区治理视野下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社会创新
中国土地制度:农民工与工业化、城市化
统治治理自治: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
单位共同体变迁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建
论残障儿童家庭支持利政策与服务体系建设
政府主导型殡葬改革与厝棺土葬传统的变迁
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与慈善复兴
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困境的核心问题及其应对
体弱老人虚弱程度与其亲属照顾者精神健康的关系
时空社会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犯罪时空结构探析
贫困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培训政策:一个分析框架与顶层设计
权威的构成:乡村治理秩序的古与今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规范性变迁的影响因素
项目下乡与基层环境治理——桂西M镇个案研究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社会倡导视角下社区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经济特区社会组织发展创新:探索、问题与对策
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问题及对策研究
韩国跨国婚姻家庭生育及养育支援政策研究
论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的实质内容及若干关键问题
福利体制研究中的二维视角——评艾斯平·安德森
我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及其综合影响机制分析
学贯中西,联系实际——对郑杭生老师的追思和悼念
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联动管理的定位、边界与模式
社区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对S市M社区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研究——基于北京市的抽样调查
台湾社区型社会企业之资源连接与社会影响:兼论其可持续性发展
社会学如何培养专业人才——怀念作为教育家的郑杭生先生
倡导理论自觉,研究中国问题——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
始终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郑杭生先生的精神遗产与人格风范
追求至善之境——郑杭生先生后期学术事业与基金会事业的二三事
从“一体化”向“良性互动”发展:治理结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
韩国社会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社会经济模式的理论背景和政策意义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机制的研究——基于天津实践经验的分析
关键词:农村社区;建设;治理;主体作用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39-02
一、新农村视野下的农村社区
关于中国传统农村社区,等学者以“熟人社会”等词语准确地描述了它的特点,几千年来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状态。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迅猛发展,而农村社区的封闭性也悄然发生变化,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社区变化。随着现代农村社区的发展,传统农村社区逐渐走出孤立的自然状态,融入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徐勇认为,和传统社区相比。目前中国的农村社区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异质性、变化性四方面特征。
首先,农村社区变得具有开放性。传统农村社区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条件下,社区居民不必和外界交往就可以满足自己生产生活的需要。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村社区的这种封闭性正逐渐被打破。尽管还是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他们生产的目的不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更大一部分是为了交换;在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各种生产生活资料,社区居民也不可能自己制作,需要外界提供,农村社区具有日益开放的特性。
其次,农村社区变得具有流动性。限于农业的特点,在传统农村社区里的农民很可能一辈子即固定在社区里面,人们长年累月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交往,社区具有凝固性的特点。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农村社区出现了很大数量的剩余人口,这些人为了生计等原因走出社区走向城市,社区就出现了新的特点,新的农村社区既包含了社区居民和非社区居民,而社区的居民也可能生活在其他社区,农村社区不再是凝固不变的而具有了流动性。
再次,农村社区变得具有变化性。如前所述传统的农民会在同一个地方日复一日进行同样的生产,过着同样的生活,社区具有一成不变的稳定性。而在当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农村社区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一方面,各种现代化的生产工具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各种现代化的生活资料繁荣了居民的生活。徐勇教授用“边在田野上耕作,边打手机的农民”形象地说明了现代农村社区的变化性。
最后,农村社区变得具有异质性。在传统的农村社区,居民从事同样的职业,进行同样的生产,进行同样的生活,甚至拥有同样的祖先,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就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而在当下,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区居民的差异性越来越明显。首先,社区内出现不同的行业,居民不再都以农业作为自己的职业;其次,即使从事农业,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出现不同的变化。传统农村社区的同质性正逐渐走向现代农村社区的异质性。
2006年,国家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我们农村的建设指明了方向。面对农村社区的新特点,我们农村社区各建设主体该如何发挥作用,对实现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主体作用分析
社区是社会的缩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以居民、家庭、驻区单位为基本构成单元,小小的社区蕴涵着公共部门(政府)、私人部门(市场)和第三部门(非营利、社区组织)合作博弈、相互作用的全部要素。政府一方面在社区建设中由于自身所处地位,在社区建设中起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政府失效,有时也会阻碍社区的建设;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有它独特的优势,但在涉及到社区公共物品上市场也总显得无力;非营利组织能很好的弥补市场和政府的缺陷,但也会存在自身的志愿失灵。因此,从社会工程的角度看三大主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机制无疑是社区建设和治理的最佳选择。
(一)基层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村和谐社区的总目标的道路上,基层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如何有效地发挥基层政府的职能,协调好农村社会的各种关系,关系到实现中国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的总目标的实现程度。
首先,基层政府起到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一方面,基层政府能够有效地向上级政府反映社区群众的呼声和愿望,为上级有关部门及时准确制定农村社区建设治理对策措施提供决策依据;另一方面,基层政府直接面对社区群众,是居民了解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的有效渠道。
其次,基层政府能够有效地维护农村社区的稳定。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联系最为密切,其中很多干部自身就来自于农村社区,对农村社区的各种情况比较了解,因而,在处理社区内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是有其独特的优势。与农村社区的自身特点有关,很多矛盾在其发展初期很好处理,基层政府干部因其自身就处于社区当中,就能很好地发现矛盾的原因,尽早地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从而保证农村社区的稳定。
再次,基层政府是展现政府形象的窗口。一方面,基层政府直接服务于社区居民,在处理居民各种需求时,能否及时有效让群众满意,关系到党和政府在农村居民的形象;另一方面,基层政府采取何种措施,带领农村群众进行社区建设,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让居民切实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影响到农民对政府的信任。
(二)市场主体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本文所述市场主体指的是以营利性为目标的企业。且在广大农村地区中为数众多的企业都为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故本文探索在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中市场主体作用是,主要探讨中小企业在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中的作用。
首先,中小企业是解决农村居民增收的关键。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增收问题,而扩大农民就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方法。农村地区的中小企业在扩大农民就业方面有它天然的优势,一方面中小企业大多处在社区里面,社区居民可以在上班的同时照顾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受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这样它就最大限度地扩大农村居民的就业。因此,在推进农村和谐社区建设过程中,要大力扶持发展农村中小企业。
其次,中小企业能够有力地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村地区往往是农民一家一户进行单独生产,劳动效率不高且容易造成资源浪费。而中小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它在资源配置上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把众多的农户组织起来,进行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现代农业的要求,也是新农村的标志之一,因此,中小企业的发展,能够有力地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如何有效地扶持中小企业,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是农村地区社区建设和治理的任务之一。
再次,中小企业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城镇化实现前提条件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变成城镇人口,
而中小企业在这方面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社区居民在选择中小企业就业的同时,自身也可能从分散的地方聚集到城镇;另一方面,城镇化还要求农村社区工业化发展,而中小企业本身就是工业发展的一分子,并且它的发展有利于带动相关服务业和商业的繁荣,促进工业化的进步,从而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步伐。可以说,发展中小企业是农村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农村城镇化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第三部门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农村社区第三部门组织的本质特性体现在“公益性、民间性、非营利性”上,公益性特征适应了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民间性特征有助于新农村建设;非营利性特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保障。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对实现农村和谐社区的目标影响积极而深远。
首先,农村社区第三部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原因,城乡目前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任凭这种差距的扩大,将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缩小这种差距,政府提出“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社区第三部门组织将起到一个桥梁和纽带作用。如一些社区服务组织和社区经济组织可以在信息服务、合作渠道等方面帮助居民,提高农业生产的产出,增加农民收入,抑制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其次,农村第三部门组织在筹集社区建设所需资源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目前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的情况,在加强这方面建设上,资源问题是关键,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毕竟是有限的。而你农村市场部门由于其自身逐利的特性,不可能不追求利润而为社区建设提供其本身就有限的资源。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如何使农民参与到农村社区建设当中是建设成败的关键。第三部门因为一方面它本身的非营利性特征,另一方面贴近社区居民,与农民直接打交道,就能很容易把农民组织起来,将社区的资源最有效地投入到社区建设和治理最需要的地方。
再次,农村第三部门组织可以有效促进农村社区“管理民主”目标的实现。“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必须贯穿于农村社区建设的始终,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管理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干预”或者“基层自治”,而农村社区组织在这方面就可起到桥梁的连接作用。一方面,社区组织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推动了基层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促进了政府和社区的有效沟通;另一方面,农村社区组织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整合民间的资源服务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农村第三部门组织构成了社区管理的组织基础,有力地推动农村地区民主管理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关键词】城镇化；背景；社区；预警；机制.
一、影响社区安定和谐的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总是无处不在，但风险主要潜伏在基层，也发酵于基层。社区作为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单元，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重心和难点，也应当成为我们实施风险分析的核心和焦点。当前，影响社区安定和谐的风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市民化引发的文化冲突。农民是城镇化的主力军，农民进入城市生活，转化为市民，不仅仅意味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还需要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的变迁。然而，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是长期存在的。在一些社区，一些刚从农村搬迁进来的市民仍然习惯于在社区公共场所晾晒衣物，在社区空留地种植自家菜园，婚丧嫁娶依然沿用农村习俗，占用社区公共场所大操大办。当这些无序的行为方式与社区有限的公共资源发生冲突，并给他人带来较大的不便时，人际冲突不可避免。而当这些冲突被从农村搬迁进来的市民视作关涉尊严之争时，暴力冲突就会偶有发生，给社区治安带来挑战。
2、个体能力不足诱发的意外伤害。农民向市民转换，存在一个转换成本问题。首先是职业转换，部分进城的农民原来的职业是种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当他们进入城市后，当不得不向非农化生产方式的转化时可能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因为他们一般学历水平较低，技能单一，在剩余劳动力过多与就业机会压力较大的矛盾比较尖锐的社会转型期，他们进城后可能会处于不稳定的无业流动状态。即使找到工作，也是劳动强度大、时间长、条件差的工作，而得到的报酬与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这种强烈的反差可能会促使个别人铤而走险，利用社区住所为据点去从事黄赌毒等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但有暴利的行业，既为社区治理埋下了隐患，也为他们日后的人生悲剧打下了伏笔。除此之外，他们刚到社区生活，由于对城市环境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所以在防范交通事故、财产被盗、火灾事故、财产诈骗等方面，可能也会相对略显迟钝，受伤害的概率也会相对增加。
3、社区能力欠缺造成的低效防灾。社区是社会的缩影。当前社会面临着的各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自然的和社会的风险，这些风险绝大多数都能在社区感知得到甚至出现过。但无论是社区的资源、能力还是社区居民的心理，都与应有的抵御风险的需求存在着差距。诸如，以进城农民为主体的社区，居民一般都在忙于生计，对涉及风险管理等社区公共事务，绝大多数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社区居民来自不同区域，相互之间缺乏类似于村民之间的长期联系，缺乏互帮互助的前提；对于社区管理者，社区居民也停留在基本了解和认识状态，缺乏对他们的必要信任和依赖。这种一盘散沙似的状态，决定了社区居民在应对突发性灾害风险时显得孤军奋战，若再次发生类似“非典”那样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灾害的初期社区居民会因社区组织不力而显得孤立无援。
4、诉求渠道不畅导致的。农民进入社区获得形式上的市民身份的同时，也面临着真正进入市民社会的制度壁垒。由于某些制度上的障碍，他们可能暂时无法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养老、医疗、保险、就业、教育、司法救助等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他们进入城市遭遇着职业转换的艰难，市民身份与农民待遇的心理落差、不稳定的经济来源以及不断增大的日常生活开支等多重压力。如果他们的境遇长期以来无人问津并无法改变，那么他们就难以真正融入市民社会，他们虽身在社区，心却离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偏激的特殊社会群体。同样的境遇及诉求易于促使他们心理上共鸣，行动上协同，最终可能会组织起来酝酿并发动一系列的，从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二、社区风险预警机制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风险预警系统可以为社区风险识别提供技术支持，为社区风险分析提供基础支撑，为社区风险监控提供合理保证。但是，对于大多数社区而言，风险预警机制的建设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主要表现为：一般社区都设立了门卫制度，制定有发现重大风险后如何报告和进一步防范制度，部分社区还在社区主要场所安装有视频监控设施。对于防火防盗，大多数社区也履行了善意的提醒义务。但是，社区风险预警机制建设也明显存在防范范围狭窄，防范手段单一，防范措施不力等问题。主要表现为：
1、缺乏对风险预警知识的重视。依据海恩法则，每次风险事件爆发都是量的积累的结果。长期以来，社区对居民的风险教育形式也仅仅是向转述他们几句风险防控口号，张贴几张宣传加以警示，对风险事件爆发前的多次出现的轻微事故视而不见，对事故发生前未遂的先兆视而不见、放任不管，最后风险事件不可避免。因此，加大对社区居民的风险防控教育还任重道远。
2、缺乏对风险事件形成机理的反思。每一次风险事件常常会造成社区或者居民的损失，但每一次风险事件的发生也为社区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审视风险预警机制缺陷、发现风险控制措施的薄弱点的机会。但是，目前多数社区更倾向于将风险事件的发生当做是偶然事件，或者将风险事件简单地归咎于个人能力不足造成的意外事件，不能做到举一反三，更不能防患于未然，致使类似事件在社区反复重演。
3、缺乏对风险监控的必要条件。首先，担任与风险治理相关的社区居委会干部一般都年龄偏大，风险意识淡薄，管理理念落后、技术手段匮乏。在他们主导下的风险控制，预警信息可能难于及时、有效地沟通、传递；其次，社区居民也缺乏对于诸如灭火器等防火、逃生工具的使用和演练，在灾害降临时，居民控制风险事件的能力还无法预知；再者，一般社区出于管理经费紧张的事实，社区对风险预警及风险监控也没有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在人力资源不足、信息传递不畅、制度激励缺失的情况下，社区对风险的监控效果将打折扣。
三、如何建构群防群治的社区风险管理预警机制
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社区风险治理的重点必须放到“预防”上来。这就要求必须把“预警”放在首位，不断发展和完善预警机制，提高预警能力，以有效防止或减少社区风险事件的发生。
1、抓组织建设，建立全员参与的风险预警参与机制。个体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只有把所有个体力量整合起来，才能形成预防风险的强大合力。社区居委会应将制定社区风险治理规划，在风险预警建设机制上坚持把机构设置、人员分工、奖惩制度等落到实处。在参与主体上，坚持群防群治，全员参与；在机构设置上，依法成立治保会、调委会；在责任分工上，根据各社区面临的不同的风险特点及经济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成立以治保会为骨干，组建不同类型群防群治预警队伍，特别应吸纳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法制观念强，身体健康的复员军人及专业技术人才参与其中，力争做到各司其职、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奖惩制度上，对表现突出，有及时发现风险苗头且预防得力的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工作不力的要督促整改。只有推进风险预警全员化，才能增强社区风险预警能力。
四、抓平台建设，建立常抓不懈的风险预警普教机制。
风险教育是建构社区风险预警机制的基础性工作。社区应从居民的日常衣食住行着眼，坚持把风险知识普及作为一项日常性工作来抓。在社区各主要路口设置消防宣传栏、防范意外伤害知识宣传栏，在社区培育一种重视风险预警的氛围。同时，对于如何防范重大的自然灾害风险以及出现频次较高的风险，应广泛征求社区居民意见和建议，赋予他们更多的知情权和发言权，让居民群策群力防范风险的过程也成为广大居民接受风险教育的过程。再者，定期开展风险教育活动，每月开展一次风险知识教育活动，通过召开风险管理座谈会、发放预防风险知识宣传册等形式，让风险意识始终与居民同在，让风险预警活动始终与居民同行。
五、抓渠道建设，建立高效便捷的风险预警情报机制。
情报信息是社区风险预警的前提。情报的来源除了社区居委会干部外，社区居民也是重要的信息源。为了增加信息来源，社区居委会应当鼓励居民之间加强信息交流，可以鼓励他们建立社区QQ群，举办社区居民联欢制，建立“十户联防” 等制度。只有社区居民在风险预警信息上互通有无，才便于及时发现社区风险的蛛丝马迹，进而采取预警措施。另外，社区还可以从居民对社区风险治理评价、群体上访事件以及新闻媒体报道的其他社区舆论信息等渠道中审视本社区中风险预警机制的结构性缺陷，从而为从源头上预防社区风险的提供有效对策。
六、抓硬件建设，建立科学可靠的风险预警监查机制。
硬件设施是社区风险预警机制建设的基本依托。社区除建立必门卫制度，实施社区检查登记制外，对于新设立的社区，也应当尽快安装视频监控设施，尽管需要投入一定的经费，但与事发后被动补救相比，其事先的投入还是十分有利于社区居民的。除此之外，实行夜间巡逻、重点地段、重点事项超前防控等措施，也是风险预警的必备形式。由此形成门防、技防和人防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风险预警模式。
七、抓系统建设，建立齐抓共管的风险预警升级机制。
社区风险预警机制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社区作为城市风险治理大系统中的基本单元，在社区风险预警机制建设方面不能唱“独角戏”，它必须与社会其他单位及系统团结协作，才能实现风险治理的最佳效果。因此，社区有必要同街道（办事处）等上级部门保持紧密良好的联系，争取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获得它们的大力支持。社区有必要邀请公益律师走进社区，为社区群众释疑解惑。社区还可以与街道综治办联合开展“和谐家庭，拒绝暴力”活动，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建立“健康进万家”活动，与消防部门合作开展“消防进社区”活动，与交警部门合作开展“安全事故警示教育”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必然为社区风险预警机制提档升级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唯有如此，一个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平安社区、和谐社区、幸福社区建设才会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王青山，刘继同. 中国社区建设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杨雪冬. 风险社会中的复合治理与和谐社会[J].探索与争鸣，2007，（02）.
[3]林尚立. 社区民主与治理[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社区在建立过程中，通过规划一定数量的地域面积、人口数量，使其成为了党、政府、人民等各个社会群体的结合体，且功能完备。在城市，由于社区的功能的完备性、居民集中性、私人部门的完善性等原因，使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具备了新的内涵。
一、社区概述
我国社会管理当中，社区作为社会管理中人们生存与互动场所的最小管理单位，属于一种社会体系，属于一定地域空间的投影。社区主要坐落在社会固定的空间当中，体现了政府能够有效的管理社会，并实现了政府职能，作为政府工作落实的载体，社区成为了一种功能完善的有机体，在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兴起的必要性
在我国的近几年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在我国的2012年人口普查时发现，我国的流动性人口数，在城市社区中，占固定人口总数的20%左右，这种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对于城市的稳定与兴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是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下的必然结果。
三、社会管理中社区治理上的不足
1.社区管理机构的行政性
在我国目前，各个社区的居委会，其主要角色是对社区行使社会管理职能，要树立起自我服务群众的意识，担负着便民、助人、维护居民的权益，以及公益事业等，对于居民矛盾进行及时的解决，维护社区的治安。在社区工作中，一些社区管理机构，随着行政化的丧失，社区管理机构的功能渐渐不能为居民提供帮助或者是服务，使居民对社区管理机构的信任度逐渐降低，使得社区管理机构的功能逐渐减弱。
2.社区公民参与的有限性
由于社区治理机构职能的减弱，使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和主动参与性渐渐降低。并且在目前情况来看，居民的参与程度不足，参与机制不完善，这主要是由于社区的参与渠道不完善、管理不够等原因造成的。
3.社区政府职能的缺位与越位
我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手抓”的理念，使社会组织呈现出空白的状态，且生存空间也十分狭小。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利益多样化格局多元化的今天，政府与公民合作共治的管理模式，逐渐被认可。但是在政府部门当中，还存在职责功能划分不明确的现象，有些管理职能呈现越位且还有的方面还呈现缺位的现象。
四、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新特点
在我国目前，我国的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既有新的特点，又存在着新的矛盾和风险。如下：
一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使得我国的社会矛盾也逐渐复杂起来，在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做到统筹兼顾，这给政府和社会提出了新的课题。在我国当前的局势下，如何做好统筹兼顾，绝对不是一件易事。这对我国政府决策与职能的发挥均是一个考验。
二是广大群众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公民的思想随着素质的提高，使政府的权威以及公信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有许多的社会学家都意识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特色，正在形成，即以理性化为特征的个体意识，正在市场机制崛起的过程中渗透到广大群众中。如个体产权的要求，环境意识、住房问题等等，成为了新时期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当中的一个新的内容。
三是群众的风险意识正在不断的加强，使整个社会的安全感日益下降，这些变化，都给政府的管理带来了考验。面对复杂化的多元利益影响，使得社会利益风险加大，政府在新时期如何应对新的变化，如何应对各种风险，这些无不考验着政府的管理能力。
四是在近几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社会使得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改变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使各种信息交流更加的频繁，生活更加的动荡不居。可以用“灵动、轻盈”等词来形容这种状态。网络是把“双刃剑”，在对人类造福的同时，一个微小的动态，都有可能导致重大事件的发生，如“抢盐事件”、“世界末日”谣言等等。这些，都给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五、中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新趋势
1.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
体制问题是制约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重要问题，所以各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实践都企图寻求体制上的突破，通过观察各地近年来的创新实践，不难看出，传统的政府一元主体，导致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过度行政化，就社会管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模式过于单一，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而且在社会冲突中把自身置于矛盾的焦点地位！引火烧身。就社区治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也影响了社区资源的配置效益。
2.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
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的总体原则中，根据治理对象的类型差异实施分类治理的特征，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需要有针对性地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深圳市将社会组织分为五种类型，对前四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民间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对维权类组织重点则是规范限制其发展。
从大的方面，可将我国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城中村社区、城乡结合部社区四种类型。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探索针对不同类型社区的不同治理模式。
3.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因此，尤其要强调刚柔并济。矛盾纠纷化解是一门艺术，要防止两个极端：
第一，无原则的妥协。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这种行为取向反过来又鼓励了群众用闹矛盾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大闹和小闹解决的方式不同。
第二，粗暴机械地执法。正确的做法应该做到情理法兼顾，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情合理，让老百姓心服口服。
当前，制约我国社会管理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会共识的缺失，用迪尔凯姆的概念来说就是社会失范。中央开始大力倡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文化建设； 提高全民的凝聚力。
4.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
4.1如何应对信息化特别是网络化带来的挑战，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拥有信息权，政府稍有错误就会成为网友嘲弄、责骂的对象。这都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对于社区治理来说，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M.Albrow）所说的“脱域的共同体” 。这些问题均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社区治理 社区居民 人员结构 居民自治
内容：
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赢利组织、非赢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社区居民是社区组成的基础力量。因此社区治理与社区居民是利害攸关的。社区居民人口结构是研究社区居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研究社区治理与社区居民人员结构是非常必要的。
XY社区位于河南省东北部，有居民住户5600余人，社区居民有多个单位构成人员比较复杂，管理难度较大。并且社区上一任物业公司管理松散，唯利是图不顾社区居民利益，对社区事物经常是不闻不问，而且经常乱收费，因此跟社区住户的关系非常差，甚至多次发生冲突，最终该物业公司被迫撤出社区。新到的物业公司吸取上一任的经验和教训，改变管理策略，经常与社区居民沟通听取不同意见，对于分析社区居民人员结构，针对不同的人员采取不同的方式，最终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该物业公司的成功给了我一些关于社区治理方面的启示，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关于社区居民人口结构的研究与分析。
一.人口结构相关概念
马克思指出：“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人口结构，指的是反映一定地区、一定时点人口总体内部各种不同质的规定性的数量比例关系。又称人口构成。它依据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自然的、社会的、地域的特征，将人口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所占的比重，一般用百分比表示。
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有性别、年龄、居住地、民族、阶级、文化、婚姻、职业以及等标志，但就其性质特征而言，人口结构类别可归纳为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人口地域结构三大类。
二.城市社区治理与社区居民人口结构关系研究
了解完了相关概念，我们来通过分析XY社区物业公司的相关管理方法，研究城市社区治理与社区居民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下面先来看该物业公司的具体做法。
该社区主要管理组织就是业委会，由社区住户中的几位退休的干部组成，管理社区内部的大小事物，例如为该社区的所有住户办理土地证和房产证以及相关手续，一些本来很复杂的手续业委会全部替你办理，只需要你复印几份证件和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足不出户拿到土地证和房产证；组织各种社区活动，例如组织了旨在强身健体的羽毛球赛和开发智力的宝宝识字大赛；协调小区住户与物业公司关系，例如社区居民在小区停车费的收取问题上与物业公司多次出现争执，业委会出面调解最后采用投票方式确定了社区停车费的收取标准解，等等。
该社区的治理的不同之处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社区住户的人员组成结构和年龄分布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对社区进行管理。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青壮年是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大部分的青壮年（18----45岁）一般周一到周五都在工作，到了周末又因为工作了一周身心俱疲需要休息，所以很难抽出时间来参加社区活动，针对这种情况，业委会把社区活动的主要对象放在了老人和小孩子的身上，这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因为老人和孩子相对来说闲暇时间较多，并且在如今的家庭中老人和小孩是家庭中的“重点保护对象”并且拥有“话语权“，一旦老人和孩子通过参加社区活动认可了你的管理方式，那么家庭的其他成员自然也会认可你。同时在业委会成员的选择问题上也非常谨慎，不仅要求至少有三年以上的管理经验（这里主要是退休或者离休干部），至少是高中文凭，而且会对候选委员进行民主调查，一旦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将立刻重新对候选人进行评估，这样就能保证社区管理人员的素质。业委会的管理方式也很民主，很多管理活动都会张贴告示告知社区住户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最大程度的照顾到每个住户的利益，听取各种不同意见。
总结该物业公司的做法可以发现，该物业公司管理方式的核心内容就是根据社区居民的人口结构采取最合适的方式进行管理。社区居民人口结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怎么样才能把社区居民人口结构和社区治理很好的结合起来，这里就要考虑几个方面的问题；
（1）社区居民的年龄结构。如果老人较多可以组织戏迷组织、组织老年合唱团、组织老年自行车游或者徒步游和老年书法比赛等等活动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如果低龄儿童较多可以多组织幼儿活动和少儿活动，如宝宝识字比赛、宝宝诗歌比赛、宝宝歌唱比赛等等吸引低龄儿童的活动，而且一旦有幼儿和少儿活动必然会有大人陪伴，这样可以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如果未婚青年较多，可以多组织由未婚青年参与的交流活动，这样可以促进友谊，也可以为其解决“终身大事”提供方便。
（2）社区居民的职业结构。如果社区的高级知识分子比较多那么就要强调社区文化建设；如果社区的学生比较多那么就可以考虑多一些校园活动；如果社区工人比较多，可以开展工人职业技术竞赛；如果社区内部领导干部较多，那么社区内部有什么事务需要协调可以找他们帮忙：这里要注意一点，如果社会闲散人员较多那么管理中就要格外注意安全问题，事实证明现在的社会治安事件很大一部分都是由社会闲散人员引起
（3）社区居民的地域结构。社区居民主要是由哪一地区的人口组成，若大部分成员来自同一地区，可以打出“家乡牌”组织一些当地特色的活动来拉近与社区成员间的距离，提高社区治理的效率；如果社区成员大部分来自外地，可以打出“温情牌”，社区内部为其营造一种家的氛围，即使你身在外乡也能让你感受到家乡的温暖，这就需要去调查看看大部分都来自哪里，而那个地区有什么特色的事务（饮食、娱乐、生活各方面都可以）；若大部分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可以打出“大家庭牌”突出虽然来自不同的地区但能居于同一社区就是缘分，无论来自哪里，在社区内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概念
（4）社区居民的性别结构。有资料显示，男性DNA和女性有百分之零点三的差别。 男性没有女性进化的高级。有人说，那就百分之零点三也没什么。那我告诉你，大猩猩和人类只差百分之一。所以，广大男性朋友们别自视过高，你那点小把戏你的女性朋友都一清二楚，她看你就跟你看大猩猩是一样。这个玩笑也从侧面体现了我们社区管理中性别结构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如若女性居多，那么针对女性的特点，可以在美容、饮食、时尚等方面做做文章；如果男性朋友占大多数，那么针对男性的特点，可以在军事、政治、车等方面下下功夫。
社区居民的人口结构对于城市社区治理具有重大意义，社区治理过程中要考虑到的社区居民人口结构问题远不止这八个方面，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最合适的方式进行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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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平立 冲突、困境、反思：社区治理基本主体与公民社会构建 [J] 上海大学学报2009.7
我们了解到多数关于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意义和策略等议题上，较少涉猎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群体利益、行动逻辑和制度设计等深层次问题的研究。
（一）我国社区教育发展概况
我国社区教育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三十多年的推进发展始有今日之现状，覆盖社区居民的社区教育组织网络逐渐形成。一般认为，社区教育是指“以社区为范围，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对象，同社区民众利益和社区发展需要紧密相连，旨在建设和发展社区，消除社区的社会问题，全体提高社区成员的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的的教育活动综合体。”作为特定空间内的教育活动综合体，社区教育基于满足社区居民的终身学习需求，促进社区与人共同持续发展。即社区教育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尊重人的自主性选择，向人类提供最广泛而坚实的教育资源、教育条件。由于目标的多样性、对象的全纳性、内容的广泛性、质量的公平性，社区教育被纳入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内容中。尽管我国社区教育呈现普及发展趋势，然而仍处于实验探索期，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发展难题。尤为突出的是社区教育经费投入保障问题，虽然政策上已经明确“政府拨一点，社会筹一点，单位拿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多元经费保障机制，但实际效果上，社区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还不够健全，多渠道投入格局尚未形成。就浙江省而言，省内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普遍做到按人均不低于1元的标准划拨社区教育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但后续问题接踵而至———社区教育经费效益制约着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政策导向为我们解决现实性问题提供了路径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目前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成为现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政策内容。政府购买教育服务，一般是指以支付费用或签订协议的形式向社会组织购买高效、优质教育服务，满足了社会成员对优质教育的期待与需求。相较于当前社区教育经费直接行政划拨制度而言，“政府购买”政策设计比较契合发展初期的社区教育特点，即运用以“契约”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关系，通过市场资源配置实现政府财政效益最大化，一定意义上拓展社区教育发展路径，也丰富了学习服务载体。
（二）政府购买教育服务之现状
在我国，“政府购买服务”最先应用于教育以外的公共服务领域，近年来在幼儿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行业得到了广泛地实践与应用。我国学者已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探索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本体问题、价值问题和实践问题，形成了立足于本土化的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研究范畴。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是“政府与营利、非营利组织或其他政府部门签订契约，由政府界定商品的种类及品质，向受托者支付费用以购买全部或部分公共服务。”就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背景而言，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提高了政府服务水平，也缩减了政府行政规模。政府主要通过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购买方式，也可采用委托、承包等方式选择承接主体。综合起来，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具有下列特征，即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在于政府作为教育服务购买主体，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元化的教育需求，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了自身对公共教育服务供给的责任，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具备“生产者”与“提供者”的分离、以“契约”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关系和政府部分或全部支付费用的三个本质内涵。我们看到，农民工培训、下岗职工继续教育等具体教育领域纷纷借鉴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理念，通过“完善运行机制、确保充足的培训经费投入与加强培训资金监管、创新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和探索市场化与社会化路径”等策略，完善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模式，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将“政府购买”理念具体植入到社区教育领域中，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加强对社区教育的投入，是盘活社会资源、增强社区教育社会参与度和宣传力的重要途径”，购买服务成为“社区教育未来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理性考察
引入政府购买服务理念，盘活社区教育文化资源，提高了社区教育财政经费利用效度，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区教育发展能力。换言之，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有现实的合理性与路向的可行性。
（一）教育治理是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宏观背景
教育治理强调的是治理几个主体之间的对话、协商与谈判。对于社区教育而言，社区教育治理的主体是政府、社区教育提供者、居民之间确立一种新型关系。这被视为当前推行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充分条件。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方式变革，公共服务理论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公共治理理论为转变教育管理方式注入了新的价值因素，蕴含着当代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在教育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我们“通过对话、协商、谈判等多条途径，积极鼓励公众参与教育公共事务的管理，并建立共同解决教育问题的组织网络，形成相互合作、共享资源的机制与组织结构，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一次提出“教育治理”概念，倡导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教育治理中的功能。教育治理理论冲击和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教育发展思路，将对社区教育未来路向选择产生积极影响。作为满足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求的主要载体，社区教育亦是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社区教育向多元服务型的发展目标体系调整，实现全体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居民终身学习、社区和谐共同发展。同时，教育治理主张政府部门深入洞察社区教育发展需求，寻找社区教育制度设计以及政策的切入口。概言之，教育治理背景下社区教育要合理建构社区公共学习空间，不断拓展公共学习空间的范围和学习功能，处理好教育的主体与客体、教育的公益性与市场性的关系，处理好学习需求与个性发展的关系。
（二）准公共产品属性是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必要基础
一般依据共享程度的不同，公共产品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Quasi PublicGood）“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只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中的一个特征，或同时具有两个特征但两个特征都不明显”，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如公路、教育等都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从生产和提供方式上看，准公共产品可由政府、市场生产和提供。“由于其存在于人的整个生活环境中，由民众居住、生活的社区提供，对社区成员具有促进素质全面提高的综合性，以及促进生存能力增强、生活质量改善的人文关怀”，社区教育与民生问题休戚相关。作为构成未来社会发展的三大基本动力之一①，社区教育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权威机构都认为，社区教育具有非功利性，属于准公共产品，应以非功利性教育为主导和目的。理论上，准公共产品应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供给的原则。为此，在经费投入不充足的发展初期，社区教育依托政府通过多种组织形式，利用市场资源配置和私营部门的经营技术优势，有效地满足社区居民的终身学习多样性要求，既满足公平价值，又满足效率价值，可减轻政府公共财政的支付压力，实现经费效益最优化。这是运用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理念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路径架构的必要条件。
（三）供求矛盾是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内在逻辑
尽管我国社区教育实验工作持续多年，成效显著，然而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与社区教育的（教育）学习供给这一内在矛盾尚未得到合理地解决。具体而言，这一矛盾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社区居民的终身学习需求尚不能满足，处于发展探索阶段的社区教育，居民的终身学习需求是社区教育发展的重点课题；其二，居民终身学习需求尚未完全开发，随着人类对自我认识的深入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成熟，人类自我学习意识将要求我们加快学习需求的开发与探究。叶忠海教授认为，“激发社区居民的学习动力，是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开发和满足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求已然成了社区教育发展的永恒要义，终身学习需求的调适和满足成为了社区教育发展内在动力，是未来社区教育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在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求尚不能达到很好满足时，引入具有市场竞争机制的政府购买教育服务，能有效解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平、优质、多元化的教育需求与社会直接供给的优质社区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
三、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利益群体及其行动逻辑
基于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探索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对策建议，服务于社区教育科学化规范化发展要求。
（一）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典型模式
目前，国内形成了两种较为成熟的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植入，创新社区教育发展形式，以招标采购或学习券等购买社区教育服务。
1．“终身教育券”运行模式
2004年2月，国内第一张“终身教育券”在杭州市上城区诞生，终身教育券借鉴“教育券”的实践思路与运作方法，以“教育机构设计学习菜单、政府及各行业部门购买”的形式鼓励和引导市民参与社区教育活动，依托终身教育券各类工程，保障和满足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求。上城区将社区教育财政经费折算成“终身教育券”发放到居民手中，居民凭券自主选择参与各类培训机构提供的教育培训，培训机构回收“终身教育券”，接受政府考核，兑现经费。简单而言，政府向居民发放终身教育券，居民通过终身教育券选择性参加适合的社区教育活动项目，并向社区教育服务提供机构支付终身教育券，机构通过回收的终身教育券与政府部门实现费用兑换，完成了学习产品的交换与交易，实现了按需所教、按需所学。
2．“项目招标”运行模式
一般企事业为了解决技术工人总量不足、整体素质偏低、结构失调等问题，政府通过向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成人学校（社区学院）等单位公开招标，择优选择教育培训项目。此种运行模式的具体运作方式是：第一步，政府根据教育发展规划，制定和公布年度需要招标购买的教育服务；第二步，培训机构根据政府公布招标方案，结合自身教育特色，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第三步，根据招标规则，政府与培训机构达成契约合作，培训机构提供教育服务；第四步，政府根据契约和既定标准对培训机构提供教育服务考核评估；第五步，政府根据考核结果支付兑现经费。根据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特点和先行探索的经验，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究其本质而言是政府运用自身的行政权力与各类社区教育提供者签订契约，依据社区居民学习满意和教育服务评估等以公共财政全部或部分支付其费用，已达成能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高效、可选择的社区教育服务。为此，我们可以认为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本质上是公共服务提供的契约化模式在社区教育中的应用和深化，其优势在于通过引入竞争机制，使得社区居民在终身学习上从单项接受向多元选择转变，盘活和整合了社区内教育文化资源，提高了财政投入的有效性，以提供更适宜、贴近的学习服务。毋庸置疑，上述两种运行模式充分体现了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蕴含。
（二）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利益相关者
同样，在把握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概念内涵的基础，明确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利益相关者，厘清各主体的参与形式及行动逻辑，是制定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政策保障的首要条件。政府、社区教育服务提供者和社区居民构成了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主体，具有“三角”关系的利益主体。其中，政府是整个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主导者，是教育服务的购买方，制约着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成功与否，是经费投入的支付者；目前而言，社区教育服务提供者主要是市———县———乡镇（街道）社区教育机构，同时亦可包括少数符合条件、能供给教育商品的社会组织，是教育服务的生产者，他们是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售卖方；学习者，是社区教育服务的使用者，主要是有学习需求的社区居民。政府、社区教育服务提供者均基于社区居民的终身学习需求的满足，也是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最为核心的因素，制约着整个教育服务“买卖”交易的发生与趋势。除此之外，整个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存在着利益不相关者———社会成员。一定程度上，社会成员对整个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负有监督职责。
（三）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人的行动逻辑
人是社会中的人，而非纯粹“自然”状态下的人。面对社会环境所提供给社会中的人的各种“素材”，社会中的人必然会根据自身的理解和需求来对各种素材进行选择与剪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的一项符合其行动目标的理性决定。梳理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内涵和主体参与过程，政府和教育服务提供者基于“契约”精神的商品交换合作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利益矛盾与冲突调试的干预行为，即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达成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细致考察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利益相关者内部的“交易”博弈和策略选择显得尤为必要，唯能准确剖析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策略，才能更好地促进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政府是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组织者、购买者，扮演着“购买交易”主导者身份，必须全程参与整个购买教育服务买卖过程，接受社会监督。政府通过自身的行政权力，行使制定规则，筹集资金、项目审核以及信息管理等职能，旨在达成政府行政职能转变，实现教育治理目标。社区教育服务提供者是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产品的生产者与提供者，开发教育服务产品，达到资质要求后与政府签订契约，及时向社会公布教育服务产品，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从而达成合理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学习者学习需求的满足是政府考核社区教育服务提供者的核心要素。学习者是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教育产品”的选择者和使用者，通过约定规则实现自身学习权的享用，选择、使用契合自己学习需求的教育服务是其追求目标。社会成员是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非直接参与者，通过行使自身的监督权达成社会制衡功效，从而达成教育公平目标。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利益主体及行动向度具体内容，不难发现四类利益主体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耦合共生关系。厘清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主体及其行动导向，基于主体的利益诉求表达与回应，为策划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提供的本源性分析和基础。
四、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价值取向与操作策略
已有的实践经验表明，制度设计和政策保障的滞后性，制约着政府购买服务在社区教育中运用的实际效果。本文从价值取向、利益主体的策略选择等方面研究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发展规划和制度设计，以期达成预期目标。
（一）确立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价值取向
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旨在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性学习需求，价值目标的确立是实施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不可逾越的前提。即将社区教育发展路径思考纳入到政府购买教育服务视野中，意在拓宽社区教育发展路向选择，要符合社区教育发展内在规律，满足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求。我国社区教育，一般是由“地区住民自发产生的，为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及对终身学习的需求，由政府提倡并与地区基层组织共同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教育活动”，以提升地区居民精神与文化素养、满足他们自我完善的要求、切实保障居民自主学习权利为宗旨的。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符合社区居民日益高涨的终身学习期盼和要求。社区教育不仅仅具有服务社区居民终身需求的属性，更具有公益性和社会性的特征，拥有强大的外部效应，能为社区各阶层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故此，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要坚持教育公共服务性，遵循公益性为主的原则，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个人多元参与的社区教育发展质量体系，合理建构社区公共学习空间，为居民开展终身学习和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提高社区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应在终身教育框架体系下，充分保障社区居民的学习自、学习条件保障权和自身个性发展，促进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
（二）架构设计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政策环境
在上述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的权利形式和行动逻辑分析中，我们发现政府是整个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流程的主导者和决策者，故此，政府有必要通过自身公权力架构，购买社区教育的政策环境。在我国，推行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尚缺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设计与政策环境。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在国家层面上尚无政策法规依据，各地在推行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实践中提炼形成了一些政策，如浙江宁波市《关于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实行政策采购的工作意见》中已将教科文体、社会保障纳入到政府采购范围内，另有上海市浦东新区《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试行）》。从地方性政策文件来看，各级政府对购买教育服务中“购买程序、教育服务内容、经费来源以及评估监管”等基本问题予以明确，这对于制定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政策具有借鉴参考价值。今后，必须加强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完成制定系统的政府购买教育服务运行程序，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教服务的质量标准、招标购买机制、服务考核及财政保障制度，落实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评价评估和风险防范机制，以制度规范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制度，规约社会组织在社区教育服务生产与提供中的运作职能和过程程序等。
（三）激发引导社区居民的终身学习需求
客观而言，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能否实现得益于良好终身学习氛围的形成，也是决定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决定性条件。换言之，积极营造终身学习为核心的新学习文化，激发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求，是推行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首要条件。终身学习已成为21世纪人类生存的重要概念，以终身学习为核心的新学习文化的形成，是学习型社会建设基础，终身学习文化影响着民众自觉主动地终身学习。一是社区教育要充分凭借区域环境的文化条件、文化优势，从积淀丰厚的文化实践土壤中汲取营养，构建良好的终身学习文化环境；二是强化终身学习理念的宣传，认真研究和充分发展各类新学习文化，重点推进终身学习物质文化和终身学习制度文化，培育终身学习精神文化等系列工作；三是建立社区教育资源整合机制深入推进资源共享，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创新社区教育服务载体，不断拓展社区公共学习空间范围。
（四）培育社会组织的交易契约精神
社会组织的契约精神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政府购买社区教育的基础之一。对社区教育发展现状而言，社区教育服务提供者更多是指各级社区教育机构，以及有能力提供教育服务的各社会团体。契约精神，一般是指契约自由的理念，并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在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利益相关者及行动逻辑分析中，不可否认社区教育服务提供者主要目标是追求其经济效益最大化，与此同时社区教育是特殊化的准公共产品，这就决定着各类社区教育机构要履行公共服务责任，遵守契约精神，开发一批适合广大社区居民的教育服务。这也要求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其一，评估认定各类社区教育机构的准入资质；其二，监督各类社区教育机构的服务质量，这也是培育契约精神的重要环节。
五、结语
因而本文认为，基于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视角思考保障房社区治理问题更具意义。一方面，对保障房片区居民来说，满意度调查研究有利于更充分了解并满足居民生活需求，提升生活满意度；另一方面，对政府来说，改善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困境也需要通过提高其生活满意度来解决。目前，我国保障房发展重点仍在于大规模开发建设，忽视了保障房社区治理问题。在当前人口激增、住房需求庞大的背景下，合理规划保障房区域建设以及保障房社区治理服务不仅关乎保障房居民的住房需求，对社会和谐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满意度
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本次调查研究抽取南京市岱山、上坊、丁家庄、花岗四大保障房片区的1023位居民，针对居民生活需求，了解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程度。调查内容包括被访者基本情况、公共服务配套、社区治理等方面。
1.研究假设
选取1023位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对其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文化程度越高，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越高。
假设2：交通耗时越高，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越低。
假设3：认为社区生活便捷的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高于认为社区生活不便捷的保障房片区居民。
假设4：社工走访频率高的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高于社工走访频率低的保障房片区居民。
假设5：物业满意度越高，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越高。
假设6：社区安全度越高，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越高。
2.变量选取
本次调查研究的因变量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主要通过“对目前生活环境及生活满意程度”这一问题测量。自变量是指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的各类要素，包括六个方面：文化程度、交通耗时、社区便捷程度、社工走访频率、物业满意度、社区安全度。
保障房片区居民文化程度作为一项重要的个人特征，对居民个人价值观、生活满意度等都将产生影响，因而通过“您的文化程度”这一问题测量。
交通耗时关系到住户外出的便利性，如果保障房社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势必影响住户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出行，降低住户的住房满意度。交通耗时通过“您上班途中平均所耗时间”这一问题测量。
超市、集贸市场、银行、卫生服务中心等社区周边配套设施的完善程度对保障房片区居民住房满意度同样存在较大影响。因此，将社区便捷程度作为自变量，并通过“在本社区，您是否感觉生活方便”这一问题测量。
保障房社区治理的核心是社^工作人员综合服务素质，社区工作人员能否积极开展工作，及时走访并了解居民生活需求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社工走访频率通过“社工是否到您家走访过”这一问题测量。
目前，社区物业管理发展已经超出以房屋维修管理为主的服务范围，逐渐覆盖社区生活的不同层面。城市保障房物业管理和社区管理的联系更为紧密，由于保障房社区产权性质复杂，居民利益诉求多样，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物业管理的难度，物业管理工作对保障房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日益凸显。物业满意度主要通过“您对社区的物业管理满意吗”这一问题测量。
保障房社区通常较偏远，治安状况不理想，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极为重要。因而将社区安全度作为自变量，通过“您在本社区生活觉得安全吗”这一问题测量。具体变量赋值情况见表1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变量描述表。
表1 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变量描述表
变量名称 赋值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及中专=3、大学=4、研究生=5
交通耗时 15分钟以内=1、16～30分钟=2、31～60分钟=3、61～90分钟=4、90分钟以上=5
社区便捷程度 方便=1、不方便=2
社工走访频率 经常走访=1、偶尔走访=2、从不走访=3
物业满意度 满意=1、一般=2、不满意=3
社区安全度 安全=1、一般=2、不安全=3
居民满意度 满意=1、比较满意=2、一般=3、不满意=4
3.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对本次调查研究因变量“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Y）”进行线性回归处理，且由上文分析可知，文化程度（X1）、交通耗时（X2）、社区便捷程度（X3）、社工走访频率（X4）、物业满意度（X5）、社区安全度（X6）为主要预测解释变量。则因变量的线性回归方程式为：
Y= b1 X1 + b2 X2 + b3 X3 + b4 X4+ b5 X5+ b6 X6+ μ，其中X1…X6为6个预测解释变量， b1…b6表示回归系数，μ表示常数项。回归模型中的调整R2表示模型解释力，F值表示模型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为了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力，采取逐步纳入的回归方式：
模型一仅纳入文化程度，检验文化程度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此时，调整R2为0.011，F值为12.888（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解释变量X1同样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模型二加入交通耗时，以验证交通耗时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加入后，调整R2为0.002，模型未得到改善，且交通耗时这一解释变量系数的t值仅为0.173，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此时，模型二中的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故剔除交通耗时（X2 ）这一解释变量。
模型三进一步加入社区便捷程度，检验社区便捷程度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此时，调整R2由0.011提升到0.057，F值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社区便捷程度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影响。
模型四加入社工走访频率，验证其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加入该变量后，调整R2由0.057提升到0.153，F值同样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社工走访频率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
模型五纳入物业满意度，验证物业满意度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此时，调整R2由0.153提升到0.221，F值可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物业满意度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影响。
模型六进一步加入社区安全度，以验证社区安全程度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加入该变量后，模型显著性得到改善，说明社区安全度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一定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除交通耗时（假设2）外，其他假设均得到验证。由模型六Y=0.063 X1 +0.104 X3 + 0.257 X4 +0.165 X5+0.292 X6-0.368，可知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各影响因素中，社工到访频率（X4）、社区安全度（X6）两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较高，均在0.2以上；社区便利程度（X3）、物业满意度（X5）两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次之，在0.1～0.2之间；文化程度（X1）这一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较低，为0.06。可见，这五个因素对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影响，其中，社工到访频率和社区安全度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较高，是南京市今后保障房社区管理工作中亟须加强、完善的地方。具体见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表2所示。
表2 南京市保障房片^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多层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文化程度
交通耗时
社区便捷程度
社工走访频率
物业满意度
社区安全度
常数项
调整R2
F值 0.112***
（0.000）
0.080
0.011
12.888*** -0.043
（0.483）
―
2.411
0.002
0.248 0.103***
（0.000）
―
0.216***
（0.000）
0.908
0.057
31.892*** 0.088***
（0.002）
―
0.172***
（0.000）
0.315***
（0.000）
0.204
0.153
62.741*** 0.087***
（0.002）
―
0.142***
（0.000）
0.296***
（0.000）
0.263***
（0.000）
-0.339
0.221
73.395*** 0.063**
（0.017）
―
0.104***
（0.000）
0.257***
（0.000）
0.165***
（0.000）
0.292***
（0.000）
-0.368
0.290
84.658***
注：*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二、保障房片区社区治理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南京市保障房片区交付，短时间内有大量居民入住，又多为弱势群体，客观上加剧了低收入人群的空间聚集，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居住分异，容易导致贫困过度集中和社会分割等问题。根据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保障房片区社区治理面临着社区规模与社区服务效率、配套设施与居民需求、物管水平与质量要求不一致等矛盾和问题。
社区规模与社区服务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南京市规定“一个居委会规模一般在2000户左右”，而目前南京市四大保障房片区社区规模过大，如上坊片区已入住6000户（1.8万人），却只成立一个社区，社工23人；花岗片区已入住7000户（2万人），也仅成立两个社区，社工26人。四大保障房片区社区服务半径过大，客观上导致社工走访工作量加大，走访频率不高，服务效率低下。社工走访频率与居民住房满意度呈正相关，一方面，社工无法通过走访对居民生活现状进行评估；另一方面，居民对社区治理建设积极性不高，主动向社区反馈意见的居民较少。社工走访频率降低阻碍居民意见反馈，保障房社区服务效率低下，治理工作难以根据居民实际需求组织开展。
配套设施与居民需求之间存在矛盾。配套设施不足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便捷程度产生影响，而社区便捷程度与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四大保障房片区各类公建配套及商业建筑规划与实际建设投入情况间存在较大差异，如按照南京市《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要求，四大保障房片区总计应配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20698平方米，实际配建9810平方米，缺口达52.6%。社区便捷程度涵盖社区周边生活设施的配建完善程度，如大型商场建设、交通便利与否等，社区便捷程度低导致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成本增加，因享受保障房政策带来的住房优惠实际变成“负保障”，社会资源反向流动，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同时，对政府公共权威也将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物管水平与质量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南京市四大保障房片区共有10家物业公司入驻管理，其中，岱山片区物业费0.95元/平方米、花岗片区0.65元/平方米、丁家庄片区0.95元/平方米、上坊片区0.95元/平方米。物业管理与居民满意度呈正相关，而四大保障房片区居民普遍反映“物业费过高”、“保洁服务不到位”等问题。目前，南京市有关部门通过招标选择，确定物业费为0.95元/平方米，但部分弱势群体因为生活困难，无法承担物业费；部分农村拆迁户缺乏缴费意识，拒绝缴纳物业费。物业管理由于物管费征收困难，物业工作难以持续进行。监控摄像设备的购买安装、社区保安队伍的组建管理等涉及社区安保工作，威胁保障房片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社区安全度，进而影响居民住房M意度。
三、保障房片区社区治理的思路及对策建议
针对保障房社区治理面临的诸多困境，需要综合考虑保障房社区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引导社会参与，整合并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社区自身的力量，实现多元协调的保障房治理格局。
依托城市经济基础，推进保障房片区产城融合。经济发展水平是保障房社区治理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经济宏观环境对保障房建设前的地理位置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南京市保障房社区选址基本在近郊地区，交通尚有不便，资源缺乏，保障房“负保障”现象严重，即虽然公民住房权利得到满足，但教育资源不足、交通费用上升等问题造成实际生活成本增加。因此，保障房社区管理应加强对居民生活需求的重视，改善社区环境，保障公平。由于实际经济水平的限制，以及目前我国保障房的性质仍然是保障公民基本住房权利，决定了保障房社区生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和一般商品房相比较。所以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可优先研究保障房片区周边产业规划，利用产业园区环绕的特点，将园区内的公共服务平台、设施向保障房片区倾斜，逐步推进保障房片区产城融合，降低居民生活成本。
协同多元管理方式，理顺保障房片区治理机制。进一步发挥并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引导民营企业、社团组织等参与保障房社区建设与治理，实现多元协调的保障房治理格局。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由专业社会组织管理运营，吸引社会组织、志愿者为保障房片区居民提供更为专业、广泛的服务。一方面，根据保障房片区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如地域面积较大的片区，可设立新的街道单独管理；对于地域面积适中的片区，可以成立区政府派出机构管委会，由街道主要领导兼任管理；还可以成立社区居民自治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自治。另一方面，适当缩小保障房社区规模，建议按照1000户左右的标准设立社区，减少服务半径，提升服务效率，同时，保障房社区还应加强社区工作队伍建设，提高社工走访频率，保障居民生活满意度。
加强服务监督保障，完善保障房片区公共服务。监督体系不完善是保障房社区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需要加强内外部监督。如物业管理方面，可以在选择保障房物业管理企业时注重准入标准的设定，并在选定物业企业后对其服务过程进行监督，防止物业公司因为已经得到物业管理权力而产生懈怠心理。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编制以保障性住房为主的大型居住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和办法，使之更符合保障房社区人口结构、经济状况和生活需求等。内部监督方面，推进居委会、楼委会等居民自治组织建设，鼓励居民成立监督团体，畅通居民诉求表达渠道，激发居民社会责任感，让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内外部监督，既能够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也有效提高物业企业服务意识，切实保证居民生活质量。此外，加强社区公建配套设施建设，整改完善体育健身器材、卫生环境；提高社区外部交通便利程度，加强周边活动场所建设；等等。
论文关键词：社区教育；管理创新
社区教育是一项涉及到居民群众学习利益诉求的社会事业，社区教育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不仅对社区教育管理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对社区教育管理创新指明了基本思路与发展路径。
一、社区教育管理的理念创新
理念是事物本质的抽象，在认识事物中具有先导、指导的作用。而这里所说的理念创新，又主要指关于社区教育管理的本质，管理者之间、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及价值的诠释与定位。
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社情、民情，在社区教育管理中，究竟要创新并树立哪些新的理念呢？笔者以为：
一是要树立多元主体的理念。政府、社会、市场都是推动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又是互相平等的主体。要从历史上单纯重视政府作用、单纯采取行政管理、轻视社会主体作用、排斥市场取向的传统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树立多元主体的理念，从一元独进向多元协同管理转变，这是适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理念创新。
社区教育管理，要改变过去单一行政管理的状况，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看作相互平等的主体，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居民是社区教育真正的主人，要尊重居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互平等尊重，确立共同愿景，努力实现共同目标。
二是树立公共治理的理念。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良性互动、合作协商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是依靠单一政府的权威，而是多元主体合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社区教育原本就带有较大的自治色彩，是居民群众自发参加、自主管理、群体享受的事情，因此，在社区教育中，引进治理的理念，既有现实的民众基础，又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治理当然包含管理的意涵，但治理是在主体之间平等尊重理念指导下所实施的行为，只要居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集思广益，献计献策，就能开创社区教育的新局面。
三是树立社区教育主体性发展的理念。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笔者理解，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以发展为本，居民是社区发展的中心，社区发展的主体，社区发展的目的。社区教育原本就是群众性、平民化的教育事业，为了居民，依靠居民，成果惠及居民。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认知度、认同度、参与度，居民广泛发动起来了，参与到社区教育中来了，居民的智慧力量贡献给社区教育，把社区教育办成为居民满意的教育，社区教育才能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没有居民积极主动的参与，社区教育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四是树立管理即服务的理念。领导就是服务，管理也是服务，服务居民是社区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目的。发展社区教育是为了居民，居民自己的事情，要支持居民自己来管，而不是只靠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管控。政府也好，教育及相关部门也罢，办好社区教育，从本质上讲，并不是一个恩赐，而是一种服务，一种服务惠民。如果居民不能从社区教育服务中得到实实在在的素质提高、学习快乐、精神享受，社区教育就是南辕北辙、本末倒置。
二、社区教育管理体制的创新
在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传统的管理理念往往把政府视作惟一的主体，带有较大程度的行政指令色彩，具有自上而下管制的内涵，而被管理者则是政府的附属，两者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价值存在着不言而喻的不平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政府行政管理必须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管理与单位管理有机结合，综合运用多种管理手段，逐步形成管理与服务融合、有序和活力统一的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思路、新模式。
我国的社区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实验探索，业已形成“政府统筹领导，教育部门主管，有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支持，社区自主活动，群众广泛参与”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新格局，为社区教育管理改革创新奠定了制度基础。
要深化社区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下一步要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是，政府作为社区教育的领导主体，如何创新执政的理念与方式，从直接管理、具体管理中解放出来，着力培育并发挥社会组织、自治组织作用；社会、社区要成为一个主体，如何改变目前组织化程度以及素质均不够高的现状，提高参与管理的素质与能力，从配角变成主角，从而取得与主体地位相称的话语权；社区教育本质上是一项公益性事业，而市场则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益性行为，但公益并不等于无偿或免费，如何在公益性和私益性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适度引进市场机制，促进社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进一步从制度体系、政策法规方面，明确规范政府、社会、市场几个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职责功能，都需要假以时日予以解决。
管理不是控制，但也不是不要管理。在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许多社会成员从单位人变成社区人，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依附—游离—组织的变化过程，管理和秩序是必要的。但管理的理念与价值观需要变革更新，在平等尊重引导的观念指导下，帮助与支持人的发展。特别在城镇（市）化迅速推进过程中，更要通过社区教育的管理与服务，把农民转化为市民，进而做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公民。
三、创新社区教育管理载体，实现教育惠民根本宗旨
坚持重心向下，推进社区自治、居民主体的社区教育发展。社区自治，这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社区自治的本质特征，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直接管理与干预，而是依靠居民及其组织的力量，自主解决自己的问题；居民组织起来，民主选出代表，自信自立自律，带领居民发展；调动居民积极性创造性，运用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与途径，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建设社会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居民自己的精神家园。
成都市锦江区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对社区教育实行网格化管理，坚持重心下移，注重基础建设，从去年开始，在居委社区层面建立居民学习点的基础上，又往下延伸，分期分批建立“院落学习室”，拓展社区教育服务空间，配备服务设施，提高供给能力，扩大服务覆盖面，把社区教育学习送到居民院落、家门口，形成方便居民的“学习服务圈”，使居民群众从社区教育服务中，得到更多实惠。
上海嘉定区多年来，通过实验项目的形式，注重创新社区教育载体，初步形成了五种社区教育新的学习载体：一是嘉定工业区于2005年启动了 “百姓学习中心户” 建设项目，将教育学习重心下移到了具有一定素质和能力的中心户，带动周边居民的学习；二是嘉定镇街道2007年由草根团体发展而来，建立了以学习为动力，扩及邻里互助的“睦邻点”组织形式；三是华亭镇2006年建立“农家书屋”，形成了一个方便居民学习和培训的园地；四是徐行镇借助“村组党建”平台，建立了社区教育的基层学习载体“村组家园”；五是马陆镇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小区，2007年建立“社区学习中心”，形成了又一种新的新市民学习组织形式。总体上看，上述几种教育学习的载体，深化延伸了社区教育三级网络的覆盖面，走出了一条重心向下、方便居民、教育惠民、特色鲜明的发展新路子。
从社区教育的本质看，民间组织是居民主体性的价值追求，是居民主体性的组织表现。总的看来，社会成员必须通过提高其组织化程度，来表达意志、反映诉求、体现参与、贡献才智的。在今后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中，民间组织将作为一个主体，包括代表公众利益的社团，或代表部分群体利益的社团，与政府合作，共谋发展。特别是在强调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形势下，在地方性、社区性的社会治理中，民间组织（包括志愿者组织）更可以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起到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
在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各类以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生活休闲为主体的、居民自发性的社区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发动和组织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教育活动，已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尚难以承担街镇乃至区县一级社区教育的任务，距离一个社会主体的角色要求还要继续历练与攀登。
四、搞好支持服务，重在教育惠民
社区教育管理的现实要求，是创造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秩序，根本宗旨则是教育为民、教育惠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更要追求优质服务。搞好社区教育中的服务，主要表现在：
（一）调查需求，满足需求
社区教育是以成人为重点的全民终身教育，必须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满足需求为宗旨，因此，坚持经常性的需求调查，以需求作为制定社区教育计划、决定学习内容与形式的重要依据，应当成为社区教育治理第一位任务。
（二）建设学习资源，搞好资源供给
教育资源供给与群众对教育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教育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主要矛盾。搞好社区学习资源供给，就要整合优化现有各类资源，特别是社区内学校教育以及各类文化资源，开放共享，扩大效益。目前，已经成立了全国性的学习资源建设指导委员会，加强全民终身学习资源建设的统筹协调，有计划地整合、建设、推介、评优，给居民群众提供尽可能适需对路、特色优质的学习资源。
（三）搭建学习平台，搞好支持服务
社区教育治理，要突出重点，重心向下，方便群众，为居民搭建学习资源平台，打造便民学习服务圈，逐步做到居民有什么需求，我就提供什么服务，你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需要，我就随时、随地提供，居民有什么学习障碍或有求助，我们就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供帮助。
一、虚拟社区的特性
隐匿性。虚拟社区中的成员可以通过身份认证相互区分，但没有指纹、DNA 这些与生命有关的严格认证。成员一般都采用虚拟的匿名身份，并且一个人可以有几个成员名字，或者有多个 IP 地址。这样的特征隐瞒了成员在现实社会的真实身份，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变得简单。虚拟性是虚拟社区的本质特性，不具备虚拟性的社区就不能称之为虚拟社区。
跨地域性。虚拟社区依托电子计算机技术、远程通信技术，实现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之间的密切联系，满足了跨地域生活共同体的形成。虚拟社区摆脱了人际互动范围上的地域限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通过网络媒介的互动而拉近，这是虚拟社区区别于现实社区的重要特点之一。
人际关系的松散性。虚拟社区以网络媒介为基础，“隔离”地将陌生的人与人连接在一起，形成虚拟社区中陌生的人际关系，因此虚拟社区成员的地理分布可能遍及世界每个角落，这就形成了人际关系的松散性、动态性和不稳定性。
开放性。在虚拟社区里身份认证和获得并没有现实社会中那么严格和复杂，大多是为了管理监控和统计日访问数量的需要，因此虚拟社区更具开放性。它依托电子信息技术，使得其成员不再受地域、年龄、职业、性别、种族、肤色的限制，凡是对某一社区有兴趣或有需要的人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注册获得该社区成员的身份。不仅如此，虚拟社区的信息资源也是相当广泛，一个具备相关技术的虚拟社区，可以使全球各国人民涉足其中，并在该社区实现社区文化共享、信息共享、资源共享，他们集体开放资源，集体享受资源，是社区资源的创造更新者和享受者。
二、虚拟社区背景下大学生网络道德培育内容
虚拟社区与网络社会大环境的不同之处在于虚拟社区的隐匿性和自由性，因此，虚拟社区的规范治理与和谐发展更依赖网络道德培育。
(一)网络道德认知培育
网络道德认知培育是培育大学生对网络行为的是非善恶进行评价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它应该包括网络道德观念培育、网络社会行为分析能力培育、网络道德评价能力培育。人的道德行为不是人的本能性的适应活动，它必须以一定道德认识为基础。面对虚拟社区信息良莠不齐、舆论是非难辨、行为真假难分、观念存在多元价值的特点，虚拟社区的网络道德认知培育不仅仅是灌输简单的网络道德规范，而是面对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虚拟社区，通过传授网络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道德判断和行为分析能力达到网络道德培育的目的。网络道德认知培育不仅仅包括大学生思想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更重要的是网络道德教育。随着网络道德培育在虚拟社区的实践发展，法制教育和心理教育也纷纷列入网络道德认知培育的范围。
(二)网络道德意识培育
网络道德意识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活动系统，是网络道德情感、网络道德意志、网络道德信念的统一体。因此网络道德培育应该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开展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意识培育。虚拟社区中的网络道德情感培育主要是引导大学生对自己和别人的网络舆论或行为产生良好的道德情感和内心体验，具体体现在民族认同感、国家责任感、社会义务感、集体归属感以及对他人的道义感和对全世界的人道感。它旨在培养大学生在纷繁复杂的虚拟社区情感世界里树立系统完整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使大学生在虚拟社区的生活中不忘自身道德信仰，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不忘对社会的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另外，网络道德意识培育还要注重培养道德主体对虚拟社区网络道德的判断、决策以及外化行为的能力，培育和引导网络道德主体不受虚拟社区诱惑因素、多元舆论的影响，能够自主调节情感和行为，特别是具备自主意识、自律意识、自觉意识等等。虚拟社区背景下的网络道德意识培育应该以网络道德价值原则的传授为起点，训练大学生网络道德判断的能力，注重培养大学生在虚拟社区中的尊重意识、责任意识、自律意识等基本道德规范。
关键词：互联网；农村食品安全；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27-02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还不高的客观情况下，农村食品安全问题更加需要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是由于农村的地域广阔、人口分散，对于监管有很大的难度。要想解决农村的食品安全问题，公众参与是有效的办法之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更是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手段。
一、食品安全治理与公众参与概述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公众的关注。我国的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在食品安全治理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制定了为数众多的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颁布了严格的法律制度，并且相关部门不断通过各种市场监管行为来保证人民的食品安全。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信息都将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这些事件一方面反映出监管的漏洞，同时也反映出食品安全监管力量的不足，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在面积广阔、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做好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方式。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社会对于公众参与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公众参与的说法也在媒体上屡屡出现。从狭义上来说，公民参与是指公民在代议制政治制度下参与的选举活动；广义上说，公民参与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在定义方面，学术界还有些不同的观点，但是对于公民参与的内容还是有相对比较普遍的认知的。一般来说，公民参与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立法层面，即公众在立法的过程中参与立法；第二个层面是政府管理层面；第三个层面是基层治理层面。同时，《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也体现了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合理合法。
二、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现状
近些年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食品安全治理的机制体制已经初步健全。特别是在城市，由于其市场比较集中，监管比较便利，监管频率也比较高，城市居民的食品安全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障。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相较于城市地域广阔、居民居住分散、基层监管力量不足等原因，农村的食品安全问题还大量存在。
（一）农村居民食品安全防范意识不强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村食品的种类和来源都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农民自己种植、养殖等手段获取。农村的集市是农民之间进行产品交换的场所，由于产品多数是自己生产获得，而且以生鲜产品为主，产品质量比较容易辨识，产品流通的范围也比较小，因此较少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食品生产也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大量产品通过现代、工业化的手段走进农村的市场。同时，农村土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客观要求，农民自行生产的农产品种类在减少，农民通过市场化手段获取食品的比例较过去却在逐渐地增多。而长久以来简单的消费习惯，使得农民普遍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防范意识不足，但是面临的问题却不断增多。
（二）农村食品生产流通环节问题多
由于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有差距，在食品的选择上农村消费者更加倾向于价格低廉的商品。但是，由于流通环节相较于城市多，很多优质商品在最终到达农村消费者手中的时候价格比城市居民购买时要高。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在城市无立足之地，而在农村市场却能够如鱼得水。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厂商多为非法经营，很难保证产品质量。
另一方面，农村本地的食品生产者，由于资金有限，很多都是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很大一部分经营者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等原因，法制观念淡薄、道德约束差，对于食品安全认识不足，生产设施设备落后，工艺水平低，不按照国家与地方标准组织生产，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监管部门，对于农村食品流通生产环节出现的问题，其监管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城市，出现的问题也远远大于城市。
（三）基层农村食品安全力量不足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涉及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管理等多个部门，很多问题的解决要通过各个部门的配合协调才能够解决，由于涉及的部门比较多，很难形成合力。作为食品安全监管主要负责部门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其设置仅仅到县一级，在资金、设备、人员的配置上也很难覆盖农村市场，监管难度十分巨大。
三、互联网条件下公众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可行性探讨
（一）互联网可以丰富公众参与的途径
互联网技术为现代人提供了更加方便沟通与交流的方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在过去公众参与的相关活动中，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是很多人不参加的原因，互联网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时间、空间上的障碍，为公众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对于地域广大、居住分散的农村市场，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基层的食品安全监管事务，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供有力的支持。
（二）互联网有利于公众参与相关知识的传播
公众参与政府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相关事务，必须要了解相关的知识，否则是无法进行有效参与的。目前农村对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等知识的宣传主要是通过宣传栏、宣传单、广播等方式，相较于互联网时代多样化的传播方式，显然大大的落后了，互联网可以有效地帮助公众积累相关知识，帮助其更好地参与相关事务。
（三）互联网技术有利于监管部门配合公众参与活动，提高监管效果
相较于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互联网技术大大提高了信息处理的速度与效率。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处理相关事务的效率可以大大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良好的互动，激发公众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提高监管的效率。
四、互联网背景下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建议
（一）充分利用互联网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相较于城市，农村的互联网普及率要低得多，很多年龄比较大的居民对于网络还比较陌生。但是，随着青少年群体的成长，网络与农村居民越来越近，近些年农村的互联网用户也在逐步上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6月的报告显示，农村网民的数量达到了1.91亿，农村网络普及率为31.7%。因此，充分利用互联网，通过各种新媒体的手段普及农村居民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提高其食品安全的意识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建立有效的农村食品监管网络平台
在农村的食品监管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发现问题去找谁。相关监管部门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相互协调往往影响处理的效果。建立信息化的平台不仅仅是信息处理的平台，更多的是将涉及食品安全的各个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理顺合作的机制，形成合力，更加快捷有效地处理相关的问题。同时，平台的建立有效解决了农村居民食品出现问题到底找谁的疑问，客观上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执政的满意度。
（三）引导和加强农村食品安全网络社区建设
网络社区在网络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多的网络话题都是通过网络社区受到公众关注的。农村食品安全，可以借鉴网络社区的部分经验，引导和加强农村网络社区的建设，将身边的事、关心的话题、政策法规等在网络社区中传播，让网络社区成为信息的平台、农村居民发声的平台，对于食品安全中所遇到的问题，在社区中相互提醒，在社区中集体维权，在社区中出谋划策。
（四）配套出台鼓励和保障政策与措施
由于在农村公众参与的意愿还比较低。通过互联网参与的意愿可能更低。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于参与的人员进行必要的鼓励机制还是十分需要的。这样可以调动农村居民的参与意愿，提高治理的效率。对于参与的人员进行经济上、精神上的奖励，对于本人有鼓励作用，对于其他村民有榜样作用。可以在村一级的单位设立食品安全的网络监督员，不但要将相关信息上报，还要在网络社区中，提醒周边居民的注意，可以大大降低行政监管的成本。
五、总结
在互联网快速普及、网民人口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有了充分利用互联网，鼓励和发动公众参与的条件。在未来的治理中，从农村消费者入手，让每一个受到假冒伪劣食品危害的群众、每一个发现不安全食品的群众都能够成为监管的帮手，是一条解决农村食品监管问题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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