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1 17:26:2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危机的本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解读金融危机根源的新视角――评《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赞同，这是一个充满金融危机的年代。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尚未淡出人们的记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金融海啸再次席卷了全球。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迫切地想知道，金融危机从何而来，又将带来什么?
这正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一书将要告诉我们的。作者依靠其在世界银行总部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对大量文献的分析，向读者再现了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惊心场景，揭示了隐藏在危机表象下的根源本质，得出了令人深思的重要结论。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专著有很多，然而大多数仍然沿用新古典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种主流学派的观点。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在对两大主流学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可供替代的危机根源模式：投机攻击模式、全球化模式，政治危机模式和经济不平衡模式。这为我们理解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分析框架。
投机攻击模式是四种模式中唯一的外部因素。作者剖析了固定汇率制度本身内在的脆弱性，提出了纯粹的投机攻击足以给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体带来危机，而不受其宏观经济基本面等因素的影响的重要结论。
全球化模式认为，全球化引起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造成了许多东亚经济体的危机隐患。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监管的缺位导致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系统高负债和高不良资产。这是造成金融隐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治危机模式则强调了政治因素。作者论证了政局的不稳定和政策的不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剧金融危机的程度，甚至能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相互交织的总危机。
经济不平衡模式指出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新古典主义学派虽然也看到了政府干预带来的问题，却错误地认为裙带资本主义是危机的根源。作者纠正了这种对韩国金融危机根源的解释，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韩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实质。
在同一危机案例适合多种模式的时候，不同模式实质上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分别解释危机案例。这比两大主流学派用单一原因解释金融危机的方法更具系统性。这种全面、系统，清晰的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金融危机的本质。
金融危机的到来虽然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一定机遇，但同时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本文主要阐述金融危机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并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
金融危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策略
金融危机给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带来严重影响，我国也不例外。金融危机不仅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还给我国文化发展带来一定影响。高校教育是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面临新挑战
1.金融危机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1.1给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带来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意识范围，是在一定阶段内为了实现某一种特定目标或者经济利益而对大学生进行有意识和有规划的思想政治影响，属于一种文化实践活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文化领域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也受到严重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政治教育包括政治立场和政治观念教育。此外，包括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为了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1］。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与实际形势相结合，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主题和新内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反映时代需求和特征，因此，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跟上时代步伐。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挑战。
1.2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带来的挑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学校这个小环境中进行的，但更是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进行的，具有非常大的社会制约性。应该考虑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受到抑制，增长效率变得越来越缓慢，导致很多企业破产，下岗人员越来越多，对整个社会发展及每一个人的生活都造成一定的影响。经济收入持续低下，就业岗位越来越少，给大学生的思想和生活也造成影响。
1.3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带来的挑战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教育工作者的素质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学习和思想发展。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是教育工作者，教育工作能顺利展开［2］。但是金融危机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能顺利实施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与教育工作者的政治发展敏锐性有直接联系，教师是否具有金融危机意识和知识等都会对教育效果造成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很多自身都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所以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应对。
2.针对挑战的应对措施
2.1加强学生对金融危机的本质教育受到我国教育机制的限制，现阶段知识越分越细，高校教育中只有经济专业的学生了解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影响，其他学生对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和结果不无所知，并不了解。因此一些学生担心找不到工作，从而引发恐慌，甚至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该多涉及一些关于金融危机的知识教学，让学生了解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让学生理性对待金融危机的影响，毕业之前做好相关准备。应该让学生明白金融危机指大部分金融指标发生恶化，正常投资活动不能继续下去，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如股市崩溃、银行倒闭及货币危机等，所以人们常称之为系统性危机［3］。只有让学生理解金融危机的本质，才能从容面对。
2.2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教育金融危机的爆发影响学生就业，因此很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都会感到恐慌，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教育。受到工业经济的影响，我国大学生的就业观非常统一，很多学生都希望毕业之后找到高回报和高满意的工作，对于一些普通企业或者薪资水平不理想的工作，很多学生不愿意就业。因此，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提醒毕业生改变这种高回报高满意的就业观念，将目光投入到有潜力的中小型企业中。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小型企业也在不断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国家对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也给予了更高重视。因此，学生可以将就业目标定位为中小型企业，为学生提供良好锻炼平台。
2.3进行和谐社会教育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构建和谐相处的社会，只有创建和谐的社会，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不断发展。金融危机下，大学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一些大学生甚至产生失望和悲观心理，这种心理问题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发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加强和谐社会教育，让学生明白中国政府正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恢复经济创伤，促进大学生良好就业，最终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应该创造一个以生为本的教育环境，让学生在和谐宽松的环境中进行学习和生活。
3.结语
金融危机使我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新挑战，为了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加强金融危机本质教育，加强学生对金融危机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应对，此外，应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教育，提高就业率，同时加强和谐社会教育，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积极应对金融危机下的各种挑战。
参考文献：
［1］田穗.从国际金融危机入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高等农业教育，2014，14（4）：28-31.
［2］吕小艺.以金融危机契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中国外资，2014，14（6）：207-208.
【关键词】公允价值计量 08年金融危机 会计计量模式
一、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金融危机过后，人们一方面进行挽救危机的措施，一方面寻找导致这场百年一遇的祸端发生的罪魁祸首，人们从次贷危机望向金融工具衍生品，又追溯到市场及市场信用，希望从这些新兴发生物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阐明这场灾祸的发生过程。于是在上述领域纷纷尝到苦头之后，金融界的一些人又将矛头直指向当时所采用的会计计量模式——公允价值计量法。一些银行家认为，金融资产和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在市场并不景气和公允价值缺失的情况下，相关机构对资产过分的进行减值处理而并未考虑到其潜在的真实价值，从而导致相关资产的市场公信力下降，金融机构进入进一步抛售资产的恶性循环，并最终促使了金融危机的产生。基于此种理论，美国约60名议员提出，高声要求放弃当前公允价值计量的计量方法，重归历史成本计量，他们认为此举可有效抑制次贷危机的进一步蔓延。于是在此之后，2008年9月30日，美国《在不活跃市场下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美国众议院也在之后通过财政部救市方案，并要求SEC（美国证劵交易委员会）在不损害公众和投资者利益的前提下，考虑暂停使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同年12月16日，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正式发文同意放松购买银行业务的资本规定，允许企业通过使用无形资产估值来增加资本水平。以上种种，都表明美国承认公允价值在金融危机中的罪魁祸首地位，使得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金融体制，依然逍遥法外。
二、对公允价值的本质理解
目前国际国内对公允价值本质的探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独立计量观”，一是“复合计量观”。独立计量观认为，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一样，是一种独立的计量属性，存在其应用的条件以及计量的价格基础，几种计量属性可以并列使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该准则明确提出了5种会计计量属性，指出公允价值计量与其他几种属性具有平等的关系。而复合计量观则认为公允价值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计量属性，而是价值的直接计量（现值）和间接计量（历史成本、现行市价、和可变现净值）的总称。
以上两种观点都从某一方面反应了公允价值的特点。比如，公允价值计量正是基于 “以交易为基础”的历史成本而会计无法真实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这一事实的产物，公允价值的本质涵义应当依据其在“基于价值会计”体系中的作用来理解。在基于价值会计的体系中，公允价值是会计计量努力实现的理想目标，即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企业资产、负债在不同时点上的反映，依据其不同角度来选择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三、对会计计量模式未来发展的展望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仍是大势所趋。2008年11月11日，由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提交美国证劵交易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提到，公允价值不是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对于金融市场信用至关重要的公允价值计量应该被保留下来，同时sec副首席会计师Stephanie Hunsaker表示“公允价值会计不应被暂停使用，但需要进一步改进。”
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问题。虽然公允价值会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会是金融市场所采用的主要计量方式，但其难以保证的可靠性、实际操作的高难度性以及公允性的定论复杂性都揭示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短板所在，那么在后金融时代里，我们所应该关注的方向便是如何完善公允价值的披露模式及定价模式，使之在金融市场中真正的成为得到广泛认可的资产的“公允价值”。
使用历史成本计量及公允价值计量的双重猜测。任何计量属性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任何一种计量属性能够满足一切计量条件，在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里，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都显得捉襟见肘，那么，是否能够将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及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并而行之，证据在于，2008年12月底，sec曾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调查市价会计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提出从八个方面完善现行公允价值会计：第一，改进SFAS NO.157，而不是废止；第二，现行公允价值计量要求不能废止；第三，采取措施改进现行公允价值准则的应用；第四，金融资产减值需要重新设计；第五，需要更明晰的指南以提高正确的判断；第六，会计准则需要继续满足投资者的需求；第七，采取新的正式措施，规范现行会计准则的实践；第八，进一步简化金融资产投资会计要求。从这份报告中，能观察到准则制定者们对会计准则进一步改善的需求。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对多种价值计量模式进行分析，不断完善双重计量模式的程序。积极发挥他们的优越性，为会计理论的长远发展出谋划策。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从本质上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作为一种信用危机、道德危机,美国金融危机表现出其“传染”的整体性和快速性以及政府处理危机的主导性和一致性特征,并使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一场系统性、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给各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教训深刻,值得吸取。应充分认清此次金融危机的本质特征,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持国内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续恶化。金融创新的过度、信用监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不稳定性,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回顾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有费雪(1933)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明斯基对于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人大于偿债的现金流出)、投机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和“庞齐”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也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企业利润下降,市场情绪由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第一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论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M.Obsffeld,1994)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第三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代表性人物是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人。其中克鲁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冒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即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所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目前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即由于金融市场已经不能再有效发挥其功能,因而趋于瓦解并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的状态)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Minsky(1982)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它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出现。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Krugman(1998)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上述理论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好映照,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金融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人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次贷衍生产品迅速放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融资条件,借贷机构、基金公司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问题,整个住房市场和房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了欺诈和贪婪，银行和金融机构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比特纳，2008)。从贷款经纪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信用评级机构，从建筑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息、操纵和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乱象丛生；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事后相互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从而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却大多没有怀疑。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一宽松的住房贷款审批标准一房价下跌、持续加息一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这种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这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即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皆能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和“板块联动效应”(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问的传递)。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区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也使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主导性和协调一致性
此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抵御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接管“两房”、向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券、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联手，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强化政府干预的情况，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国家为降低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冲击所做的必然选择。
三、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无疑，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和短期影响比较有限。但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与美国和世界经济之问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不可低估，从目前情况看来，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正逐渐显现。
但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金融危机并不全是坏事，它只是对行将崩溃的金融体系及其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一次必要的清理，将多余的金融泡沫挤压掉，并促使宏观经济与金融重新走向稳定。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种较为激烈的调整方式，它是在所有的政策和体制均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用近乎破坏性的方法对金融体系中不合理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尽管这种纠偏是被动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现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还不至于这样明显和充分地暴露出来。
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是对发展中国家一次生动的金融风险和金融“游戏规则”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像欧美这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货币危机。虽然我国尚未发生金融危机，但是我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金融危机，不得不使我们对现有的金融结构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贸易战略的调整等方面进行认真反思。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表明，金融危机虽然直接涉及金融货币问题，但并不仅限于此，而是经济系统内部与外部多方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防范金融危机需要系统化的措施和政策。这里仅就我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建设提几点思考。
(一)加强创新与完善监管相匹配，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一方面是对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另一方面是风险控制的缺失。虽然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广泛的证券化分散了美国房地产融资市场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因此，我国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使创新和风险控制相匹配。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中国在推行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中必须对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对金融机构乃至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予以高度的重视，需要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这是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能力的关键。
第一，政府监管部门要搞好相关政策法规的配套，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从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制度建设的角度注意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加强并完善对场外交易的监控，强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提示，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借款人权益的损害等，不断提升监管水平。
第二，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永远要将险控制放在第一位，强化资本充足性管理和风险管理，防止某些金融机构因资本充足率过低，抗风险能力薄弱，在意外事件影响下倒闭破产，冲击金融体系。
第三，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尽管相对于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而言，次级债规模并不大，但金融衍生品放大了这一风险。因此，对于金融创新，不仅应看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应看到其潜在的风险。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产品虽然可以对冲和分散风险，但不能消除风险甚至会加大风险。
第四，建立金融危机监测和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测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外资流动、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第五，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存融危机中，股市的大幅波动甚至崩溃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巨大的。股市风险的影响与表现力往往要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体系性风险更为显著，这可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全球股市的连续重挫看出一斑。我国也不例外，政府应高度重视近期我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和持续低迷状况，通过积极的利率政策、税收政策和完善的制度建设以及有效的监管等措施，来重振投资者信心，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
(二)严格房地产金融市场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贪婪逐利的美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失控和政府的政策运用不慎之外，还有就是美国的透支消费文化使许多不具偿还能力的人加入买房队伍。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上述情况有不少相似之处：其一，我国有高达90％的购房者是通过银行贷款购房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已高达2．25万亿元人民币(苏锐，2008)，总额接近美国，而且这些贷款人基本都是中低收人者。其二，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样逐利贪婪而不惜冒风险。银行不断放大房贷在贷款总盘子中的比例，同时又降低放贷门槛。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将资金风险转嫁给银行，也将本不具备买房能力的消费者拉入买房行列，给买家和银行都带来风险。为避免危机的出现，必须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严防同类事件在我国发生。超级秘书网
第一，商业银行需要改变住房按揭贷款是低风险优质资产的观念，加强按揭贷款的审批管理和风险控制。由于我国没有对抵押贷款进行次优分级，所以房贷的风险可能比想象的要大很多。银行要严格房贷审查程序，特别注意那些有超出实际购买能力、有不良信用记录的贷款人，应该更加严密考核按揭人的收入状况、资信状况，尽量减少风险累积。
【关键词】 金融工具； 公允价值计量； 平均市价
2007年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在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方面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引发了会计界对公允价值计量的讨论热潮。其中，金融工具在金融危机条件下由于其价格瞬息万变，公允价值难以确定，成为公允价值计量的难点而备受瞩目。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一、金融工具与公允价值计量相互推动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
要解决这个难题，有必要从公允价值计量和金融工具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形成原因。
（一）公允价值计量的初步确立
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的储蓄和贷款危机是公允价值计量最初形成的原因。当时的美国处于经济滞胀时期，政府为了解决经济滞胀的问题，放松了金融管制，利率和汇率逐步放开，各金融机构高息揽储，发放贷款，但在经济发展停滞的条件下，贷款人还款能力有限，造成大量问题贷款的不断堆积，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随之不断累积，但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由于不需要对这些问题贷款计提减值准备，所以它的财务报告无法反映这些问题贷款的大量存在，不能警示金融机构日益累积的巨大风险，甚至误导了投资者对金融机构财务状况的判断，最后危机爆发，导致400多家金融机构破产，损失惨重。
从那以后，美国金融界就倾向于以公允价值计量金融产品，因为公允价值计量是对金融工具以当前的市场情况为依据进行的价值计量，能更早地向社会公众警示金融机构的财务风险。
这次危机暴露了历史成本计量模式的不足，推动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初步确立。
（二）公允价值计量的系统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汇率、利率、股票价格的频繁波动使经济活动的结果变得无法预测。为了规避风险、扩大收益来源，金融机构在利益驱动下加快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步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迅速普及也为其提供了物资基础，导致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涌现，金融风险随之扩大。为了及时预示并化解这种金融风险，公允价值计量成为唯一被正式认可的计量属性而得到广泛应用。
缘于对大量涌现的金融衍生工具计量的需要，会计界开始重视对公允价值的研究。1991年IASC开始对金融工具确认、计量、报告和披露采用公允价值计量；2004年FASB的会计准则广泛采用公允价值；2005年IASB把完全实施公允价值会计作为其工作目标；2006年FASBFAS157号《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计量正式推出。
纵观以上金融工具和公允价值计量相互推动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金融工具的发展推动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确立和发展，同时，公允价值也为金融工具提供了最相关的计量属性，二者相互推动、共同成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金融工具本身的特点决定的。首先，对金融工具的投资是一种间接的投资方式，它与最终的实物投资之间存在中间环节，从而增加了其不确定性；其次，金融衍生工具的跨期交易，要求交易双方对利率、汇率、股价等因素的变动趋势作出预测和判断，加之金融衍生工具以少博多、以小博大的杠杆效应增加了它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使其价值发生频繁的增减变动。要反映这种变动、揭示这种风险，只有公允价值计量才能提供最相关的信息。
二、金融危机条件下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公允价值计量虽然有着极大的优势，但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本次美国次贷危机就暴露了公允价值计量的缺陷，使人们对金融工具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及其后果进行重新审视。
2007年下半年起，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房屋价格急剧下跌，美国发生了由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2008年危机迅速蔓延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恰恰就在这一年，FAS157号公允价值计量开始执行，对危机中价格急速下挫的金融产品按公允价值计量，迫使金融机构计提巨额跌价准备，注销大量资产，按监管要求核减资本金，从而引发恐慌性抛盘，导致金融产品价格进一步下跌，步入恶性循环，同时银行压缩放贷，使经济进一步震荡。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允价值计量的确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鉴于此，美国金融界权威人士认为：金融危机下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将投资资产调到剧烈下挫的市价，使金融机构的资产大幅缩水，其后果必然动摇市场信心！而且此时的市场价格并不代表公允价值，所以，他们认为应停止执行FAS157，回归历史成本计量。
诚然，这次危机暴露了公允价值计量的缺陷，但回归历史成本计量是一种倒退，因为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存在的问题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如何趋利避害，在这方面做一些有益的探索才是有意义的。
从这次危机可以看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在金融危机条件下，主要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金融危机状态下，急速下挫的金融工具市场价格并不能代表其公允价值，以市场价格作为公允价值对金融工具进行计量，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使危机进一步加深，显然是不合理的。二是在金融危机状态下，许多金融工具失去活跃市场，在市场不活跃的情况下，同一金融产品，不同机构给出不同定价标准，市场定价体系混乱，使其公允价值难以确定。三是按现有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只要有一家金融机构因为财务问题折价出售了某类流动性不佳的金融资产，市场所有机构都可能必须按此价调整所持该类资产的公允价值，如果以此为基础计提减值准备，从而引发连锁反应，而实际上金融资产的甩卖价格是无法反映其公允价值的。
三、完善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设想
为了解决金融危机条件下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问题，首先有必要了解公允价值的本质。
（一）公允价值的涵义
各国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不尽相同：FASB为“在计量日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有序交易中，卖出资产所收到或转移负债所支付的价格”；IASB为“指在一项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自愿的双方交换一项资产或清偿一项债务所使用的金额”；企业会计准则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
不难看出，这些定义中都包含两个要素：一是以公平交易为基础；二是时间因素，不论使用的是“当前交易”还是“在计量日”，都说明公允价值包含了时间因素。 转贴于
公允价值是在一定时点上公平交易的价格，它以公平交易为前提。但在危机条件下，资本市场上那些被动的、恐慌性抛盘所形成的交易谈不上自愿，更谈不上公平，其交易价格不符合公允价值的本质特征，所以不能以此为据对金融工具进行计量。
就时间要素而言，“报告日是当前……当前则不同，它总是指某一时日，是一个瞬间，一过即逝，当前不可能成为时间段”（葛家澍，2009），笔者不认同这种说法，在正常情况下，报告日的市场价格能够动态而合理地反映金融工具的价值，但在危机条件下，某一时日或某一时点上的市场价格受偶然因素或是非理性因素的冲击太大，我们应该做的是剔除或者是平滑掉这种冲击，使价格相对公允。
总而言之，公允价值不等于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只是正常情况下公允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已。但在危机条件下，它并不能代表公允价值。所以，必须对金融工具的计量方法进行调整，这就和企业在破产清算时，不能采用持续经营条件下会计核算方法和程序，而要采用清算会计进行处理一样的正常。
通过以上对公允价值本质特征的分析，笔者认为：危机条件下，采用会计期间的平均价格对金融工具进行计量较为可行。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剔除了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比单个时日的价格更公允；另一方面，从时间上讲，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工具的计量属于一种未实现交易的估价，这一天一过即逝，人们得到财务报告的时候价格可能已经面目全非了。相比而言，用近段时间的平均价格更有现实意义，从而不会影响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二）平均价格的涵义及其计算
平均价格是指金融工具在整个会计期间内每个交易日市场价格的平均数。以股票为例，如600642申能股份在某会计期间（如一个月）内，实际交易天数是21天，将每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加起来除21即得到申能股份在该会计期间的平均价格。这种平均价格是不同时间上交易价格的平均数，称之为纵向平均价格，它适用于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的计量。
对于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而言，金融工具的价格不容易取得，同一金融产品不同的机构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定价，这时，可以采用这些不同机构给出价格的平均数作为公允价值来计量，称之为横向平均价格。
（三）危机条件下，采用会计期间的平均价格作为公允价值的合理性分析
1.更符合稳健性原则的要求
采用会计期间平均价格作为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较之资产负债表日的时点价格更稳健。从统计学的角度上讲，平均指标是将同质总体内各单位的某一数量标志的差异抽象化，用以反映总体在具体条件下的一般水平，平均指标能反映总体变量值的集中趋势。会计期间的平均价格则代表了期内各时日时点价格的平均水平。
2.比资产负债表日的时点价格更公允
市场非理性下挫时，如果没有实质性原因，很快就会回升，但如果是在期末，其价格作为公允价值对金融工具进行计量就显然没有平均价格公允。
3.一定程度上起到平滑作用，剔除偶然因素的影响
在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金融工具的价格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不仅受其直接投资对象的实际情况的影响，还要受到政治法律因素、税收因素、政策制度因素甚至是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时刻都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单个时点上的价格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显然是无法预期的，而计算一定会计期间的平均价格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剔除偶然因素的影响，排除了极端值。
4.有利于公允价值的取得
由于平均指标可用于同类现象在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对比，也可用于同一总体指标在不同时间上的对比，平均价格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对金融工具的价格进行横向和纵向平均，以便公允价值的取得。如在前面提到的危机条件下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缺陷与不足的几个方面中，第一种情况可以采用纵向（不同时间）平均；第二种情况可以采用横向（不同空间）平均。
【主要参考文献】
［1］ 刘思淼.公允价值计量的发展与监管启示［J］.会计研究，2009（8）.
［2］ 周明春，刘西红.金融危机引发的对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的思考［J］.会计研究，2009（9）.
［3］ 葛家澍.关于公允价值会计的研究——面向财务会计的本质特征［C］//葛家澍论文集.立信会计出版社，2009（5）.
论文摘要：文章以公允价值的定义与本质为切入点，分析了公允价值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影响作用，并从中得出了一些基础结论以及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使用公允价值的启示。
一、引言
2007年8月，由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起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给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在这次危机中，人们纷纷反思灾难发生的根源，除了金融过度创新与监管缺乏以外，人们还把矛头指向了会计计量属性—公允价值计量，一些金融学家认为公允价值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SFAS157)，要求对所有金融工具按照市值计价。由于公允价值计量是在前一公允价值的基础上计算损益的，当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上升时，投资者便对市场信心大增;相反，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降，企业管理层为了不让财务报表过于难看，选择抛售金融资产，从而引起市场恐慌，使得金融资产进人下一轮减值的恶性循环。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不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加剧的因素，以及是否应当对其进行变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二、公允价值定义及本质
公允价值，亦称盯市计价，它是金融机构根据当时同一金融产品或相似产品的市场价格作为金融资产的估值人账的一种会计计量方法。会计准则中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按照规范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
I.从资产角度上的定义。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FASB)在SFAS133《衍生工具和套期保值会计》中仅从资产角度定义公允价值，指“自愿的双方在当前的交易(而不是被迫清算或销售)中购买或出售一项资产的金额。”
2.从资产和负债角度进行的公允价值定义。SFAC7《在会计计量中使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现值》中将公允价值的定义扩大到资产和负债的角度，“在自愿的当事人之间进行的现行交易中，即不是在被迫或清算的销售中，能够购买(或发生)一项资产域负债)或售出域清偿)一项资产(或负债)的金额。”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在IAS32《金融工具:列报和披露》中将公允价值定义为“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各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
根据公允价值的定义、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允价值从本质上来说是从市场角度进行的评价，是对资产或负债的价值认定。“公允价值的本质是一种基于市场信息的评价，是市场而不是其他主体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认定。”和公允价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最能代表公允价值的，在市场经济中，是可以观察到的、由市场价格机制所决定的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是市场交易各方承认和接受的。’，①“一项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是指:在自愿交易的双方之间进行现行交易，在交易中所达成的资产购买、销售或负债清偿的金额。这就是说，这项交易不是被迫的或清算的销售，交易的金额是公平的，双方一致同意的。’，②由此可见，公允价值的主体是公平有效的市场，而由市场评价反映的市场中各类资产或负债作为客体，其反映的市场价格就是公允价值的表现。公允价值在本质上是对资产或负债市场价值的一种体现和度量，在完全、有效的市场中，公允价值就是资产或负债的内在价值的体现，而不是指某个具体交易的价格。
三、采用公允价值计.的原因
与其他会计针量方法相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优越性在于它可以反映该企业(主体)的财务报表报告日的价值(市值)，而这是以传统的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的财务报表所做不到的。试想一家企业拥有的一块土地20年前价格是5000万元，这就是历史成本，但现在的市场价值是2亿元，那么如果还是采用历史成本计量的话就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真实的资产情况。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大量应用，利率和资产价值稳定这一假定不再成立，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要求提高，而公允价值恰好可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对相关性会计信息的要求。所谓相关性，就是要求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能帮助信息使用者对过去、现在、未来经济事项的发生作出预测或是验证，并且维持或改变之前的决策。“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属性，是衍生金融工具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SFAS133>para.316)0
四、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准则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产生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使得公允价值成为唯一能够被认可的计量模式。在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及投资者的推动下，“公允价值”逐渐得到接受，由下表我们可以看到，在2006年以前越是新近颁布的准则公允价值运用程度越高。与历史成本不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面向现在和未来，人们认为，公允价值会计能让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其他财务报告使用者更早地获知金融机构所面临的财务困境。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91年10月正式接手制定这方面的准则;与此同时，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于1991年亦开始公允价值对金融工具确认、计量、报告和披露的会计准则。截至2004年12月底，FASB共了153份财务会计准则，其中与公允价值有关的会计准则就有60个，2006年FASB的SFAS157号会计准则将公允价值计量推向了。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SFAS)要求对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变动计人当期损益表。这就使得美国金融机构持有的证券化资产，即使没有出售，没有已实现亏损，也必须根据最新的消息及市场报价调整相关资产的公允价值，并且计人损益。
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一大缺陷，就是公允价值在由市场活跃转为不活跃时，对有关资产应如何定价没有提供足够的说明指引。“尤其是在资产市场价值急剧缩水的情况下，如果仍采用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公允价值计量，反映在资产负债表里的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也会急剧缩水。’心企业为维护投资者信心，会出售这些市值不断减少的资产，但这种做法将进一步加剧资产的贬值。这是因为在前期公允价值的基础上计量下一期的损益，而不是在历史成本的基础上计量损益，所以当公允价值在高位下调时就增加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从而使市场陷人交易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核减资本金—恐慌性抛售一一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之中’，⑤，正是公允价值的运用，使得其账面数字螺旋式地减少，企业资产缩水。
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例，假设某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1月份公允价为2001)万元，2月份公允价值下降为1800万元，其会计处理如下(单位:万元):借:资本公积一其他资本公积200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一公允价值变动200如果3月份持续下跌至1200万元，会计处理:
借:资产减值损失800
贷:资本公积一其他资本公积2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一公允价值变动600
可见，公允价值对于市场价值下降时企业的资产，尤其是金融资产或衍生产品的价值会造成多么巨大的冲击。而如果不采用公允值计量，则不论市场价格增加多少，都不影响其账面价值。
五、金融危机对我国未来使用公允价值的启示
[摘要]：金融危机下，有人认为“美元体制”是难以持续，主张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是没有认清这种分工格局。二次大战后，美国基于金融业比较优势，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的分工，即金融业与制造业的分工格局。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下，美国依靠一个资源配置效率极高的自由市场体系，调动或配置世界上的资源，并使其他国家对其产生严重的经济、金融依赖，铸造了金融霸权地位。而借助这种分工体系，美国可以滥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通过美元贬值及膨胀获得好处。
我们必须客观地分析并弄清楚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需要改革整个国际货币体系还是要改革或调整该体系的缺陷或弊端；二是相应地，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改革或调整该体系的缺欠，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认同该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可持续的，所需要做的应该是通过各种努力包括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来防范、减少它可能带来的风险。但倘若我们强调的是改革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甚至是破旧迎新，就必须思考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是否有完美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二，美元真的衰落了吗？第三，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或调整往往伴随着霸权更替，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前提，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现阶段美国霸权衰落或被更替的可能性？第四，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此次危机过后，作为“美元体制”的重要支撑者，东亚各经济体能否迅速摆脱对它的依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学者认为“美元体制”是难以持续的。这也是强烈主张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学者们的主要立足点。
危机后美元依然是强势货币
世界上不存在只有利益而无矛盾的国际货币体制。自1960年代起，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但每当危机爆发后，不论危机的原因如何，亦不论危机爆发于何处，美元依旧是各国政府或投资者确保资产安全与风险规避的“救命稻草”。美元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这种状况即便在欧元诞生后仍没有发生改变。事实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欧元区经济所遭受的重创甚至超过美国本身，这些都说明欧元尚不具备替代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的能力。
美国“金融霸权”尚难动摇
现代经济学对国际分工的研究一般只注重工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关系，而对国际范围内金融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国际分工的发展变化重视不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形成了一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新型的分工形态。以美国为代表，它基于金融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成为典型的掌控着金融霸权的“金融国家”，相对而言，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制造业发达的“贸易国家”。因此，“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在本质上是金融业与制造业长期分工发展所导致的结构性问题，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是国际分工的结果，是内生决定的，短期内依靠改变国际货币规则或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元霸权衰落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或美元霸权的本质与以往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国不是依靠发动战争、建立和控制、掠夺殖民地而成为世界大国的，它依靠的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极高的自由市场体系，以调动或配置世界上的资源，并使其他国家对其产生严重的经济、金融依赖。今天，美国凭借发达、开放并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不仅可以放纵地使货币政策集中于国内经济目标，不必担心其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水平，让“贸易国家”来承担着主要的调整压力，而且还可以滥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中主要交换媒介的垄断地位，以通胀率或美元贬值的方式谋取更多的铸币税收入。
考虑到现阶段美国所具备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实力，虽然出现了所谓“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但多强中的任何一强在短期内尚不具备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的可能性。
东亚难以摆脱对美国依赖
1999年以来美国在东亚七个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总体上虽有下降趋势，但依旧是该地区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鉴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短期内东亚区域内难以出现能够替代美国的最终产品市场的提供者。日本和中国都难以发挥类似的功能或作用。因此，东亚地区在短期内摆脱对“美元体制”的依赖是困难的。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 [1 ] 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20 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 世纪末的20 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 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 [ 2 ] 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 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 ] 。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
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 :20 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 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 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 亿美元[4 ] 。
在1994 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 %～80 % ，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 多天内，外资撤走100 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 ]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 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 世纪80 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 万亿美元，到1997 年底增加到7. 2 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 %。2006 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 43 万亿美元，比1996 年末增长约6 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 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 ，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 、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 、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 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 。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
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 FDI) 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ZHLzwCom]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
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 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 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 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 年2 月利差曾达到3 % ，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 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 47 % ，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 %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 %。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 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 % ，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 7 %。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
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 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 亿美元。800 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表现及其特点
首先，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者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者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监管或管治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固有的内容，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含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还存在着由于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激化。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因为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
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其次，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一般表现为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最后，金融危机的往往表现出如下特点：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造成经济危机；影响深远，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革。
金融危机的影响
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处于风口浪尖的进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最直接也最严重。以08年金融危机为例，首先，危机从金融层面转向经济层面，直接影响出口。美国消费支出占GDP的70%以上，2007年美国国内消费规模约10万亿美元，而同期中国消费者支出约为1万亿美元。短期内，中国国内需求的增加无法弥补美国经济对华进口需求的减少。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率每降1%，中国对美出口就会降5%～6%。其次，次贷危机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弱势地位，加速了美元的贬值速度，从而降低了出口产品的优势。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利率、为银行注入流动性资金与我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形成矛盾，导致大量热钱流入中国，加速了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进程，从而使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降低，对美出口形成挑战。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出口呈现减速迹象。上半年中国继续延续出口增长减速的趋势。从出口金额看，上半年同比增长21.87%，比2007年同期27.55%的增长速度降低近6个百分点；从出口数量看，上半年同比增长8.44%，也明显低于2007年同期10.11%的增长速度。除了出口数量减少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外企业的违约率也开始上升，出口企业的外部信用环境进一步恶化。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统计，前5个月收到的报损案件金额高达3034万美元，同比增长80%；已支付赔款895万美元，同比增长525.6%。其中，理赔量比去年同期增长525.6%，本地企业的海外坏账率增长约为268%。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次级债券衍生合约的市场规模被放大至近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之高。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危机将导致全球金融资产缩水27万亿美元。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撰文指出：“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现已显现，世界经济下滑几成定局。中国是这次危机中受损最小的发展中国家，直接损失较小，但是间接影响也不可小视。出口将减少，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作用开始消弱；投资者的信心有所动摇，投资积极性不高；银行“惜贷”，国内流动性不足。目前，扩大内需，尤其是刺激消费已成为政府和学界统一的经济调整口径，但仅依靠个体经济行为（个人与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显然有些“力有不逮”。实践表明，当经济处于衰退、或预期衰退时，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应该说，从不久前的“反通胀”到今天的“保增长”政策突变，正在考验着政府宏观经济驾驭和调控的能力。
关键词:金融危机；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预警
07年我国的经济危机对于大量的企业濒临倒闭，一些中型企业效益严重下滑，其中钢铁行业下降迅速，一些小型钢铁铸造冶炼企业直接倒闭，近些年来有些起色，但是也没有能恢复以往的热闹场面。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在不短上升，经历经济危机，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环境的不断深入接轨，尤其是上市公司越来越受世界经济影响，为此我们需要提高上市公司财务预警的研究，以提高对于经济波动的承受能力。
一、财务预警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一直以来，我国的产品就呈现出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问题，这是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也是造成我国过度依赖出口贸易的主要原因。我们都知道，制造业是我国的主要的实体经济企业，其在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然而美国于2007年至2009年之间，发生了巨大的金融危机，这对于我国的制造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灾难。首先，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很多国外的金融机构纷纷倒闭，结果造成越来越多的人失业，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开始放弃以往超前消费的思想，使得消费水平严重下滑。国外的需求量下降，我国的出口贸易自然也会出现出口难的问题，加上国内需求同样没有增加，很多制造业的商品都不能及时销售出去，但是这些商品占用了企业的大部分资金，这些资金如果不能及时回收，制造企业内部将不能正常运营，出现财务危机的可能性极大；其次，为了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开始利用利率杠杆，为金融机构注入了大量的流动资金，这样一来，美国货币迅速贬值，促使人民币的升值，进而使中国出口的商品在价格方面失去了竞争力。同时，我国的大部分对外贸易，在结算的时候都是以美元为单位，而美元的迅速贬值，造成国内企业的应收账款呈现出大量缩水的情形，所以，货币因素也是造成我国制造业出现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银行对贷款的管理更加严格，我们将其称之为信贷收缩。对于制造企业来说，贷款是很平常的事情，尤其是在企业利润率较高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能够扩大再生产，就会寻求银行的帮助，向银行贷款。然而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尽量减小银行的损失，大部分的银行都会暂停办理贷款，同时银行也会要求之前的贷款企业提前还款。根据上文所述，制造业本来就陷入了资金运转的困境，银行提前回收贷款更加剧了制造业的资金困难，很容易造成制造业的资金链断裂，进而引发制造业的财务危机[2]。综上所述，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制造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几率比较大，这对制造企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提前对金融危机下制造企业的财务风险进行风险预警，并找出合理的应对策略，是当前制造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特征
首先，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突然性特征。大部分的金融危机都是突然出现的，并且在各国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的情况下，金融危机就已经迅速传播开来。然而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并非短时间内形成的，所以建立必要的预警机制是预防金融危机的最佳方法；其次，金融危机爆发前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潜伏期。正如上文所说，金融危机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一些发展前景良好的国家更容易发生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内部的泡沫经济增长过快，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最后，金融危机具有传播速度极快的特征。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上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联系越加频繁，其中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问题，其他国家也必定会受到很大影响。当然，金融危机之所以传播迅速，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心理因素的影响。试想一个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在本国投资的企业将会全部撤出，很多参与投资的企业也会跟着退出，进一步加剧了该国资本市场的混乱程度[3]。
三、财务预警模型的基本技术指标
金融危机下，做好财务预警研究对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做好财务预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确定财务预警的基本技术指标。当然，这些技术指标需要在明确财务风险以及金融危机的特点的前提下进行。总结财务风险与金融危机的特点如下：财务风险的特点包括客观性、不确定性、可度量性、可控性、损失性[4]；金融危机的特点包括突发性、较长的潜伏期、传播蔓延速度快、危害不可估量、可预测性。（一）偿债能力。所谓的偿债能力，具体来说就是面对企业长期和短期债务，企业如何利用已有的资产进行偿还。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具备的偿还能力决定着企业的生产，因此，制造业上市公司应该在充分了解企业具备的偿还能力大小的前提下，对企业的未来发展进行战略规划，确保企业的偿还能力满足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二）盈利能力。盈利能力是指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企业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盈利性，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受到投资者的看重，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是盈利能力作为一定时期内企业的收益数额，得到广泛关注。（三）发展能力。企业的发展能力是指企业扩大再生产、壮大实力的潜在能力。企业的盈利能力不等于发展能力，金融机构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考察时，应注意上市工期的发展能力，做到资金的最大使用率。
四、金融危机下如何规避财务风险
（一）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合理筹集和运用资金。保证企业内部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始终处于平衡，避免大量借贷现象的出现，是企业减轻自身债务压力的最佳手段。否则，企业在债务压力的影响下容易发生财务危机。因此，制造业上公司应该充分认识自身的风险承受力，在此基础上选择对企业比较有利的资本机构，从而保证企业能够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获取较大的经济收益，也就是说，只有企业树立正确的财务观念，才能平衡企业面临的风险与收益，才能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二）提高企业产品竞争力，保持良好的盈利水平。产品一直是制造业进步和发展的主要决定力，要想保证企业能够长久稳定的运营下去，就必须提高企业主营产品的盈利能力，从而确保企业拥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制造业上市公司也是如此。当然，企业主营产品的竞争力大小还必须由其质量决定，否则企业将失去自身的竞争力。因此，企业应该加快对核心产品的创新研究，进而从本质上提升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三）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管理，规范企业治理结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对管理的有序性、财务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均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倘若企业的内部控制都已失效，指标分析就毫无意义可言，财务危机预警更加无从谈起[5]。所以，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让企业的管理者及时掌握可靠真实的财务信息，并对收到的预警内容予以反馈，同时提出相应的对策，从而控制财务危险，防范和避免财务危机的发生。
五、结束语
市场经济在不断完善进步，另一方面也在和国际接轨，这样的发展趋势，使我国经济受国际影响非常严重，为了保证上市公司的稳定运行，那么对于财务预警的分析研究就要更加深入。金融危机下社会经济会多少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能够顺利度过，需要在财务方面有充足的准备，财务预警研究要制定到公司发展方针里面，这样才能使企业全力以赴的去完成，以提高整体竞争实力，保证在危机下实现逆增长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朱洪婷.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预警研究[D].长春理工大学,2015.
[2]谭清云.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预警模型分析[D].吉林财经大学,2012.
[3]杨国红.引入非财务信息的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研究[D].云南大学,2015.
[4]马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预警模型的实证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4.
麻烦缠身甚至破产消亡，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从特定意义上说，任何一次规模巨大的金融危机，都是对金融体系缺陷的一次集中暴露，从而也为金融界反思与改进提供了机会。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继续向全球金融市场扩散，引发全球金融体系的大动荡。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危机进行反思的文献不断涌现，不断加深我们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认识。不过，目前的理论反思，较多集中在全球经济的失衡、监管体系的缺陷与不足等相对宏观和制度化的层面展开，里奥・蒂尔曼的《金融进化论》则专门从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和商业模式角度出发，展开这一富有挑战的反思。
金融机构是整个金融体系运作的基石，只有切实把握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才可能真正较为全面地把握整个金融危机演变的趋势及其影响，这大概也可以被视为“金融危机研究的微观基础”。这种研究，需要有熟练的金融机构运作经验，以及把宏观金融波动与微观金融机构经营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能力，因而往往不是一般纯粹的金融理论研究人员所能够驾驭的。里奥・蒂尔曼因为一直从事金融机构的专业咨询而为这种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里奥・蒂尔曼分析的基础来自于金融的进化理论以及对整个金融体系从静态金融向动态金融进化过程的种种冲突与适应的分析。
从金融达尔文主义的角度分析，人类追求财富的过程，和达尔文描述的物种起源与演化的过程极为相似，二者都希望不断繁衍下去。相异的表象下遵循着普适的法则：如果我们相信金融危机根植于人类贪婪基因本性之中，那么，危机就是对金融系统的一次清洗――适者生存，劣者淘汰。大到经济体，经济联盟，小到企业、投资基金，赖以度过数十年来最困难的商业环境。初期它们和鸟儿、蜜蜂同样服从于达尔文的箴言――“每个新物种的出现和维持，都是因为它们较其竞争对手具备某种优势”。
金融进化理论的思想，最早可以见于Freidman（1953）与Fama（1965）等提出的“市场或自然选择最终导致有效市场”的著名猜想，而较为严格的金融进化论模型始创于Blume和Easley（1992）。这之后便有Sandroni（2000）、Blume和Easley（2001）研究了长生命周期资产的金融进化模型，以及Ebstigneev，Hens和Schenk-Hoppe（2006）构建了最为接近真实市场的离散金融进化模型，又称作EHS模型等等。
金融进化理论研究的对象是经营策略或投资策略，而不是单个投资者，就像达尔文研究的是物种，而不是单个生物体。传统金融理论认为单个投资策略微不足道，对于金融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没有影响，因而一般假设金融资产价格是外生的，与投资策略无关。与此相反，从市场的达尔文主义角度来看，进化金融认为投资策略的相互作用对金融市场的演变是决定性的。
在其它方面，市场的演变好比一个个新物种形成的过程，一如新型金融机构不断涌现――这正是在一个真正进化着的金融体系中预期会出现的现象。类似于生命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规律，金融业进化自有其特点，这些不断变化的特点，不断促使金融机构作出调整，不然就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这些具有典型的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和看法，贯穿于全书的不同章节，其中集中体现在书中的一段文字：
“在托尔斯泰的巨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第一句话最为经典：‘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但对于那些‘不幸’的金融机构――在过去10年里损失沉重、麻烦缠身甚至破产消亡，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本质上，大多数都是‘进化’中的失败者。这些机构的高管层缺乏战略愿景，对金融环境的变化置若罔闻。有些高管把企业经营模式的性质混为一谈，比如说，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仅仅依赖证券化市场的情况下，未对冲的‘创设-证券化-出售’业务属于收费型业务。这些金融机构还缺乏风险管理能力和相应的流程。面对盈利压力，很多不愿意变革发展、抑或是没有能力实现变革发展的机构，一味地固守静态经营模式，在商品化业务的‘血雨腥风’中愈陷愈深，以至于无法自拔。而最终的结果，便是更高的杠杆率、错误的风险意识和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结局。”
在金融海啸导致的巨大冲击面前，我们再次看到这种分析的解释能力。
就基本金融工具而言，主要包括货币市场的货币，商业本票、汇票、银行可转让存单、国库券等，从资本市场的债权证券、股权证券如基金受益凭证再到CDO、CDS、MBS等等衍生金融工具。这些衍生的金融工具是自7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创新浪潮中的高科技产品，是在传统金融工具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衍生金融工具具有杠杆大，风险大，契约类型复杂，全球交易，法律形式与经济实质不一致等特征。因此，风险成为了衍生金融工具在运用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各国监管机构无不强调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以至于有人将银行的定义从“经营货币的企业”升级到“经营风险的企业”的高度。
历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从研究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差别角度探讨了银行主导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之间的差别，并认为：从金融发展历史进程看，一个国家金融体系进化存在三个不同阶段：银行主导阶段、市场主导阶段、证券化阶段。这样一来，金融体系的进化史就是一部金融效率进化史。而金融资产结构为什么会从票据融资到货币融资再到证券融资逐级递进呢？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由生产效率、资本形成转化效率和制度变迁效率等因素所决定的，并且因时因地而异。
从另一个方面看，不管采取何种具体的表现形式，金融的本质可以说就是一组关于融资安排的契约流。这要求我们创造一个为金融中介和市场提供有效金融服务的制度环境。并强调通过金融安排，包括：契约、市场和中介，改善市场的不完全性和提供金融服务。这种有效的制度性的安排与市场体系的完善或许也是未来金融进化的一个方向。
正如里奥・蒂尔曼所分析的，通常，突变和物种形成的进化，取决于环境和竞争的自然选择。更一般的，进化过程取决于周期性的外因，如地缘政治、金融危机和管制干预（或失误）等。可以不含糊的说，危机与灾难是金融品种进化的强大动力。
从近代金融历史来看，早期最普遍的危机是对单个商业银行的挤兑。早期商业银行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发生在1929年的美国，由此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有名的10年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这次危机造成的危害如此严重，对于其后的断代时间的金融来带来了“大规模灭绝”。为了将银行倒闭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降到最低，中央银行制度诞生了。在经济界，它一度被认为是继火和轮子之后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看到：撒旦并没有真正被消灭，银行和金融依旧危机四伏，祸害也更为严重。原本是一个商业银行的问题，经过不断的积累放大，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大背景下，整个经济体和货币区的危机就不可避免了。
里奥・蒂尔曼反复强调的就是：环境的迅速变化需要新的经营模式。“理解当代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行为的关键性核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金融业的价值创造过程，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性转换。具体说，基础金融业务所承受的巨大盈利压力和主动性的风险寻求机制，已经开始在金融机构创造或摧毁股东价值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此，他不赞成把当前的次贷危机简单地归结为周期性信贷现象，而是更多地强调了危机背后的制度性力量，或者说是“结构性因素”：根据“动态金融”所倡导的进化论观点，在过去1/4世纪里，静态经营模式所承受的压力不断加剧。某些压力（资产负债表套利和收费）在本质上具有长期性；某些压力（低风险溢价）在周期性因素和特定时期因素的影响下，也可能会形成长期性影响。因此，他的结论是：所有这三种力量同时发挥效力的时候，金融业务所面对的压力将达到空前。
面对当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不同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从金融进化论的角度看，书中的一个形象的比喻给出了答案：如果把金融危机类比为交通事故，在某些时期，如果是外界压力和不恰当的动机强迫驾驶员加速，会怎么样呢？此时，正确的反应也许不是更多的政策和更低的限速――这些措施根本就不可能带来预想的作用，而是应该去教育驾驶员。驾驶员必须了解促使他们越开越快的全球性力量；在上路之前，他们需要彻底检验自己的选择、可以选择的路线、紧急制动装置和急救箱。最后，他们还要意识到，在旁边任何人都可能会超速驾驶的时候，环境本身就是极度危险的，这就使得“蓝海战略”成为最佳选择：乘坐火车或飞机赶往目的地。
要避免交通事故，仅仅依靠更多的政策和限速，也就是当前全球金融界都关注的所谓“过渡监管”可能是不行的，关键还是对驾驶员的教育，也就是金融机构自身适应环境能力的提高；如果在旁边的任何人都可能超速的时候，金融机构需要做的，就是迅速转换新的业务模式。
1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影响逐渐加剧，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维护金融稳定。
（3）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着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来看，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维护金融稳定，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1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其次，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集团）有效监管，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我国都存在不足。3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平台构建后，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合理架构组织，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