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1 17:26:3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发展的周期，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下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研究，通过选取1978-2008年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及7个样本国的经济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利用相关分析法、图表比较法对中国经济在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协同性、差异性特征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这两个特征的研究，得出了相关结论以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文章认为：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高度同步且协同性在增强，与发达国家周期协同性在减弱。第二，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第三，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以期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宏观调控提供一定的依据。
关键词：共同周期 经济 相关分析法 协同性 差异性
研究背景
世界经济共同周期是一种经济波动现象，是将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作为一个个具有理性的个体而组成的整体，具有阶段性特征及协同性特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国家之间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也存在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的逐步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为此有必要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以及不同代表国经济间的波动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基于此，本文通过多个国家和较长时间跨度的分析证实了中国经济周期特征，发现了经济发展趋势的协同性和隐藏于国家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从而为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规律性和特征性，为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提供依据。
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共同周期下的特征，本文中中国经济增长率所采用的数据以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为起点，截至2008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来源于历年《国际统计年鉴》；样本国选择不同发展阶层、不同地区的国家，本文主要选择美国、日本、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巴西和南非作为样本国，样本国家数据除美国外全部来自世界银行WDI 数据库，时间跨度从1978到2008年，都以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美国的数据来自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网站。
（二） 方法定义
针对中国经济在世界共同周期下的不同发展特征，本文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分别进行计算、比较与分析。
方法一：滚动相关系数法。该方法是基于固定样本长度的滚动相关系数法来使用分析，本文主要使用该方法计算出滚动相关系数，进而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相关性。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假设i国的经济共同周期的指标序列是{sik}，j国的经济共同周期的指标序列是{sjk}，在样本范围内的滚动相关系数定义如公式1所示：
（1）
其中，Cov表示方差，var表示变量。
方法二：交叉相关分析法。该方法是基于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本文主要使用该方法计算中国与另一样本国间的经济发展相关系数，分别计算多个不同的样本国数据，根据交叉相关系数大小进行排序比较进而分析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相关度高、中、低的国家类型（规定交叉相关系数大于0.7的为高相关度国家，交叉相关系数在0.4至0.7之间的为中相关度国家，交叉相关系数在0.4以下的为低相关度国家）。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假设中国经济变量组为U，样本国经济变量组为V，利用数学方法分别对这两组变量进行线性组合，把这两组变量化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即令x=（U1，U2，...，Um），y=（V1，V2，...Vn），计算x和y之间的交叉相关系数r，则标准化U和V的相关系数定义如公式2所示：
（2）
其中Cov表示方差，var表示变量，R为变量间转化的常数。
研究分析
（一）协同性
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协同性。所谓协同性，是指世界各国的经济周期由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出现的经济行为的同步性，表现为一个国家与该整体经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经济波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还存在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本文从定量的角度，运用中国与世界经济相关系数分析，采用滚动相关数法，考察二者间的相关性。
首先，针对特定的数据来源，绘制从1978-200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曲线图，如图1所示。
通过图1中的波动振幅变化规律可知：从宏观上看，世界经济周期的波动位势比中国的稳定，这是因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更高的提升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从微观上看，中国的波动变化规律是先动荡后稳定，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在探索经济发展之路，故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具有动荡性。但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渐强大并形成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故具备稳定的经济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在1994-1998年出现大的波动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导致的经济衰退。
其次，利用方法一的滚动相关数法，计算出中国与世界经济相关系数值，绘制成表格与图形如表1和图2所示。
由图2 可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滚动相关系数一直在0.5左右波动。在1997-2001年期间相关系数是负值，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当时正是体制转轨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最艰巨的时期，另一方面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诸多国家的经济动荡，使得这段时期两者之间的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是负值。进入21 世纪之后，两者的滚动相关系数又突然升高了。因此，总的来看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从研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经历了由强到弱，再逐步转强的过程，中国经济的持续性比世界经济稍强，但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且滞后于世界经济波动，对世界经济存在较强的依赖性。
（二） 差异性
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差异性。所谓差异性是指国家之间经济波动的非同步性，可以用不同国家的发展经历的跌宕起伏来理解。通过对差异性的研究可以进行类别的归类，同时为把握国家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依据。
本文选取的样本国有针对性的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和非亚洲国家两大类，分别考察这些国家在我国改革开放推进阶段（1978-1992）、改革开方深化阶段（1993-2008）的同步相关性。根据特定的数据源，利用文本方法二交叉相关分析法公式依次计算中国与各个样本国之间的相关系数，具体的数据见表2与图3。
通过对图3的观察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与发达国家（美、英、日）、发展中国家（马、新、巴、南）周期的同步相关性呈现不同的类型，在1998年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周期的相关性高于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相关性，总体而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周期的同步性高于与发达国家周期的同步相关性，并且在2000 年以后差异性更加明显。
中国与亚洲国家（日、马、新）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与亚洲以外国家（美、英、巴、南）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下降。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政治上重视亚洲国家、经济上地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事实。中国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向具有很大的区域性特点，中国与亚洲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一致。
结论
本文利用1978-2008年的经济数据，重点研究分析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下的协同性和差异性两种特征，并对出现该特征的原因做相关分析，同时也为中国经济所处于的位置及发展趋势做好相关依据。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高度同步且协同性在增强，与发达国家周期协同性在减弱。第二，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第三，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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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海红.基于共同周期的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特征的测算[J].统计与决策，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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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方明.中国经济周期的独特性[J].宏观经济，2008（10）
【关键字】经济周期 地区经济周期 新疆 波动
一、经济周期与地区经济周期
在研究新疆经济周期波动情况之前，有必要对所谓的经济周期和地区经济周期做一简单说明。按照经济学界已普遍接受的观点，一般将经济周期看作是“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一个周期是由很多经济活动的差不多同时扩张，继之以普遍的衰退、收缩与复苏所组成的。这种变化重复出现。”（韦斯里・克莱尔・米歇尔）据此，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周期是一个总量问题，不是区域问题。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将经济周期研究方法运用于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也正成为一个重点方向。这是因为，全国经济总量由地区经济构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要素禀赋差异，各地区会形成自身的特殊性，中央与地方之间、全国与区域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的差异更加明显。针对一个国家的、一般化的经济周期理论，不能完全反映地区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减缓的趋势。因此，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地区性的经济周期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地区经济周期研究是对一个国家局部的、区域的、中观层次的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研究，是研究全国总量下的局部分量问题。研究地区经济周期波动必须首先认清以下事实：一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离不开全国经济周期的影响和联系；二是地区经济周期不能完全等同于全国经济周期；三是国家政策一般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是在全国经济（周期）既定的前提下，验证新疆经济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波动，并就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加以分析，希望对新疆经济发展有所裨益。
二、经济周期的划分方法及新疆经济周期划分
实际经济增长的周期过程并不都是完整的周期性重复，也不能将每一次上下波动理解为一个经济周期。对具体经济周期的划分最常见的方法是 “波谷―波谷法”或“波峰―波峰法”，也可分为直观判断法、趋势线划分法和中位线划分法等。本文主要运用以下两种方法，对新疆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进行研究。
1、直观判断法。即根据时序数据曲线和经济的周期规律，将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几个年份作为一些周期的起点或终点，增长率较高的几个点作为周期的峰值。对于一些不大的起伏，往往根据经验判断为某个周期中的小波动。这种方法划分经济周期的准确性跟判断者的经验有直接的关系。本文根据习惯上经常采用的经济环比增长率（这里即GDP年增长率）的变化情况，按照“波谷―波谷法”，可将新疆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九年间划分为九个小波动（见图1和表1）。
2、趋势线划分法。该方法在假定和承认经济变量在发生波动的同时还存在着趋势性变动，即经济变量围绕着一条趋势线上下波动。当经济变量的变动由谷底接近趋势变动线时，处于周期的复苏阶段；由趋势线到达峰顶的过程是周期的扩张阶段；再由峰顶回归趋势线的过程是周期的收缩阶段；由趋势线回落谷底的过程是周期的萧条阶段。该种方法的关键是要确定趋势线，采用不同的趋势线会有不同的经济周期划分。本文根据新疆经济的历史趋势值得出对新疆经济周期进行划分的趋势线，从而对新疆经济周期进行划分（又称趋势百分比法）。
首先利用SPSS对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的实际值Y（按可比价格，以指数表示，1978年为基期）进行曲线回归，结果为三次方曲线的决定系数Rsq最大，为0.9972，故选用三次方曲线进行拟合，得出29年间新疆生产总值的相应趋势值Y?鄢；然后求出各年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的实际值与其历史趋势值的百分比y（具体数据见表2），计算公式为：
y表示各年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的实际值对其历史趋势值的上下偏离程度（见图1，图2），根据“波谷―波谷法”可以将这29年的新疆生产总值的波动分为4个大周期。其中1978―1982年为一个周期（该周期为不完全周期，没有分析1978年以前的情况）；1983―1989年为一个周期，长度为7年（该阶段的最大值-1.02虽然仍在历史趋势线以下，但根据判断仍将该阶段作为一个周期）；1990―2002年为一个周期，长度为13年；2003―2005年为一个周期（该周期也为不完全周期，其发展仍在继续）。根据表1可以看出，其中两个完全的大周期又包含几个小的经济波动，如，第二个周期包含了3个小波动，第三个周期中包含了4个小的经济波动。
根据图2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四个周期的划分情况，同时能够纵观29年中，围绕着历史趋势线 ，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水平的变动情况。在1978―1982年第一个周期(未完全周期)内新疆生产总值从1978年超过历史趋势值27.23%的高峰下降到1982年的历史趋势线以下的10.2%；1983―1989年第二个周期内，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水平一直处于历史趋势线以下，即使在1986年峰位（-1.02%）的时候，也未达到历史趋势线的水平，说明新疆生产总值在这一周期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第三个周期（该周期包含4个小的经济波动）中，1990―1991两年为经济的恢复阶段，1992―1994年为经济的扩张阶段，并于1994年达到这轮周期的最高峰，1995年开始下降，到1998年下降到历史趋势线附近，完成这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1999年下降到历史趋势线以下，进入衰退期，并于2002年达到谷底，随后在下一个周期内，2003年新疆经济围绕历史趋势值开始上升，到2005年上升到历史趋势线以上，目前仍处于上升趋势。
三、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
1、新疆经济周期波动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有较强的一致性。由图2可以较直观地看出新疆生产总值和全国生产总值各自围绕历史趋势线上下波动的大致情况。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波动趋势是大致相同的，即当全国生产总值的绝对值从高于（低于）历史趋势值的高位（低位）降到（上升到）历史趋势值的低位的过程中，正好也对应了新疆生产总值的绝对值从高于（低于）历史趋势值的高位（低位）降到（上升到）历史趋势值的低位（高位）的过程。进一步利用SPSS对新疆生产总值对其历史趋势值的偏离度与全国生产总值对历史趋势值的偏离度作简单相关分析，得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57，表明两者显著相关，也证明了地区（新疆）经济周期是在全国经济周期的大环境下形成的，受到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和制约。
2、新疆经济周期并不完全等同于全国经济周期。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疆经济周期波动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同时根据图2和SPSS的分析结果显示，两条曲线是不完全重合的，也并非完全相关。这表明地区经济周期并不完全等同于全国经济周期，即新疆经济的周期波动在受到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和制约的同时也具有一些自身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新疆经济周期的谷位和峰位均有升高的趋势。经济周期波动的谷位（或称深度，本文是指实际GDP偏离历史趋势值的深度）体现经济收缩的力度。谷位越高，说明经济收缩性越强，抗衰退能力越弱；反之，谷位越低，说明经济收缩性越弱，抗衰退能力则越强。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谷位由1982年的-10.2%上升到1989年的-4.79%，再到2002年的-4.36%，上升趋势明显，说明新疆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的经济收缩性变弱，经济的抗衰退能力增强。从图2中可以看出，新疆经济的收缩性要弱于全国经济的收缩性，但抗衰退能力则强于全国经济。经济周期波动的峰位（或称高度，本文是指实际GDP偏离历史趋势值得高度）体现经济扩张的强度，峰位越高，说明经济在经济景气时期的扩张能力越强，越具有活力；反之说明经济在经济景气时期的扩张能力越弱，缺乏活力。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峰位1986年为-1.02%（位于历史趋势线以下），1994年上升到7.07%的水平，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的两个较完整的周期内，新疆经济在经济景气时期的扩张能力是逐步增强的，第三个周期比第二个周期更具有活力。从整体上看，新疆经济比全国经济更具有活力。
整体上来看，新疆经济周期的谷位和峰位的升高，说明新疆经济扩张有力，活力增强，且经济抵抗衰退的能力增强，表现出新疆经济发展趋势乐观的一面。
（2）扩张期占总周期长度的比重（周期扩张长度比）有下降的趋势，而收缩期占总周期长度的比重（周期收缩长度比）则有上升的趋势。扩张期是指从波谷上升到波峰的时间跨度；收缩期是指从波峰下降到波谷的时间跨度。一般用周期扩张长度比反映经济扩张的持续性，而用周期收缩长度比反映经济的抗衰退能力。新疆经济改革开放后的各周期中，周期扩张长度比有下降的趋势，而收缩期长度比有升高的趋势，说明新疆在改革开放后，每个周期中经济扩张的持续性降低，扩张能力有减弱的趋势，但经济的抗衰退能力增强。
（3）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渐趋平稳。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或称幅度）体现经济增长上下波动的剧烈程度。从图2可以看出，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要大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振幅，但前者又具有自身特点，即新疆经济围绕历史趋势线上下波动的振幅在刚进入改革开放后，从一个高位急剧下落到一个较合理的水平后，从第二个周期开始至今，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变化不是很大，第二周期为8.42%，第三周期为11.43%，说明新疆经济的周期波动趋缓，经济震荡相对变弱。
3、新疆经济周期波动受国家政策影响。新疆经济周期波动，除了受其自身的条件的影响较大外，国家政策也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家政策对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全国经济整体规划的前提下所形成的新疆经济发展战略。在新疆经济整体战略规划的指引下，新疆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次飞跃，正面临第四次飞跃。纵观这四次飞跃，对新疆经济的发展战略的定位（尤其是前三次）都是围绕农业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展开、围绕其自然资源优势逐步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一批典型的以采掘和原材料加工工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属于典型的自然资源过渡依赖型经济。
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也是近年来新疆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但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性。首先，自然资源过渡依赖型的经济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在带动经济发展方面会起到比较明显的效果，但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资源性产业对地区经济的持续带动性差，受市场、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影响，产业发展相对不稳定，从而在新疆整体经济波动方面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在资源开发的产业链上，新疆基本处于最初级的上游，属于资源的最初级加工，新疆大量原料资源外运，对下游产业依赖度高，投资大、回收慢，效益低下，加上新疆非常有限的运输条件，一旦下游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定会波及上游产业，从而对经济发展波动会产生较大程度的影响。
四、总结
通过上文对新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既定的前提下，新疆经济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波动性。新疆（地区）经济周期波动性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但又并不完全重合，表现出新疆经济的一些自身特点，如新疆经济的收缩性弱于全国经济的收缩性，但抗衰退能力却强于全国经济；新疆经济比全国经济表现出更多的活力，但分析显示，新疆经济的稳定性却低于全国经济。就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在其自身发展方面是不断进步和完善的，体现了良好的发展趋势。但其在与全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比较中表现并不容乐观，反映了新疆经济还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潜力。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疆经济，新疆应结合自身资源情况，合理利用国家政策，如结合国家对新疆资源战略的定位，可在大力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鼓励第三产业发展；改变新疆资源开发大多处于上游产业链上的状态，加大资源深加工工业生产，大力发展资源生产下游产业。
（注：本论文获“新疆大学世川良一”课题资助。）
【参考文献】
[1] 陈宪：经济学方法通鉴[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2] 唐立久、樊森：新疆经济发展战略定位与新型工业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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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届两会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无疑是今年两会最受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3月5日，温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更是三次提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此同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亦明确指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力量、资本市场的新主题。
在我看来，经济发展中有两种力量：一种是通胀的力量（inflationary），它的驱动力是资源，受制于资源的有限性，若经济发展过快，通胀的压力就会很大，简而言之，通胀是压抑经济发展的一种力量；另外一种就是技术进步的力量（deflationary），通过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能够把通胀压制下来，而经济的发展无非是这两种力量平衡的结果。放眼全球，纵观历史，各经济强国大都依靠寻找新兴产业发展，实现经济迅速转型和崛起，成为傲视全球的经济强国。
对目前的中国来说，需求不是一个问题，但是资源的制约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此，发展新能源、新兴产业是摆脱资源制约的一个必须途径。一般来说，当经济增长速度达到顶点时，通胀也会高企、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速度也会很快，这往往是一轮经济周期见顶的信号，此时经济很难持续增长，所以股市往往在经济最景气的时候见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往往以衰退作为该轮周期的结束。比如，上一轮经济周期2007年见顶，2008年结束。而新一轮周期的开始，往往是在所有的东西的价格都跌到很便宜、需求开始缓慢恢复的时候展开。从2009年起，我认为这是另外一个经济周期的开始，只要不断有技术进步（如新能源、新兴产业）把通货膨胀压制住，经济就能往前发展。
另一方面，现在的经济周期和之前的周期相比可能会更短一些。原因在于之前的经济发展以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合）国家为主，参与的人口相对较少（总人口不过几亿）。在这个时期，资源的供给很充足，依靠技术的进步就足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维持较长时间。而到目前阶段，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人口众多（30-40亿），这些国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工业化进程，会对资源产生较大的压力。因此到了目前阶段，对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更大，这样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工业化的进程，同时又不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目前来看，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的发展还不足以抵消资源瓶颈带来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全球的通胀压力都很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进，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这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在未来将被逐步培育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其中以新能源技术的发展最为迫切。因为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能源的充足供给，经济的发展就无从谈起。目前石油价格在100美元之上，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很大挑战，较大的可能是经济还没有适应如此之高的油价，未来通胀的压力会很大。在能源结构中，未来石化能源的比例会越来越低，而来自可持续能源的比例会上升。一般来说，可持续能源的最终形式是电能，因此未来与电能相关的产业会得到较大发展。其他如新材料、生物技术也将有较大发展，IT技术的进步能否会有质的飞跃，还需要拭目以待。
经济周期和反经济周期调控是现代经济生活中不可回避的共性问题,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经济现象。自2008年9月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投资变量对昭通市的反经济周期的影响变得更为突出。为了避免昭通市经济的剧烈波动,确保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昭通市必须利用反经济周期政策去削弱或抵消经济周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不但是政府转变经济职能、改善宏观调控的一项主要内容,而且也是实现地方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因此,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探讨投资对昭通市的影响及反经济周期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昭通市投资的基本情况分析
受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拉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2009年1―6月,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8.61亿元,同比增长53.68%,比上年同期提高30.7个百分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仍是投资重点。1―6月,全市完成城镇投资83.09亿元,同比增长49.7%,投资总量占全市投资的84.3%。
投资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国家扩大内需政策投资的重点是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对昭通市投资结构的调整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薄弱环节投资得到加强。2009年上半年,全市第一、二、三产业投资分别为4.36亿元、52.02亿元和42.23亿元,同比增长166.86%、26.88%和96.14%,一、 三产业投资增长较快,二产业增长放缓。三次产业投资比重从去年同期的2.54:63.90:33.56调整为4.42:52.76:42.83。
三、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投资对昭通市反经济周期的影响
(一)面临的挑战
1、投资对昭通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昭通市的反经济周期要使经济波动达到平稳、健康运行,其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一个重要条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有赖于投资增长方式的转变。过去一段时间里,昭通市经济发展基本上走的是依靠扩大投资规模的外延式经济发展道路,往往忽视内涵式集约发展。现阶段,正是昭通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受金融危机影响,要实现投资活动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会大打折扣。
2、投资对昭通市经济就业的影响
投资之所以会影响到就业,原因之一是投资项目的建设,为建筑业和与投资品供应相关的产业提供就业岗位,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维持正常生产运行必然要吸纳一定的劳动力就业。原因之二是在投资总规模既定的前提下,不同的投资结构将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带来不同的影响。受金融危机影响,昭通市将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因此,这将增加其他方面就业压力。
3、投资对昭通市物价变动的影响
一般来说,在一段时间内,投资增长存在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一个经济体可利用资源量。当资源接近于充分利用或某种资源处于“瓶颈”状态时,投资的增长就会促使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投资增长超过当时社会物质承受能力越多,持续时间越长,高通货膨胀就越易于诱发。同时,投资增长过快,通常直接带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进一步诱发银行信用膨胀,从而推动全社会物价总水平上升。另外,一些大项目落户昭通,将大大增加需求,这也将导致物价上涨。因此,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昭通市加大投资的同时,可能会导致昭通市物价水平的上涨。
(二)带来的机遇
本次金融危机对昭通市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昭通市反经济周期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不少机遇,主要表现在:
第一,昭通市经济外向程度不高,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尽管昭通市区位优势较为明显,但过去一段时间,发展较为缓慢,经济外向程度较低,虚拟经济也较为不发达,因此,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所受冲击较小。总之,投资变量对昭通市整体经济影响也不是太大,这为昭通市的反经济周期带来了机遇,也为下一步投资拉动使昭通市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
第二,昭通市在金融危机期间,引进的投资者大部分是国内实力较强的大公司、大集团,企业融资能力强,而昭通市丰富的资源有效降低了产品生产成本,使企业产品在市场上有较强竞争力,对金融危机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这也为昭通市的反经济周期带来了机遇。
第三,昭通市外来投资项目以能源、矿冶建材、基础设施等为主,加之大部分项目处于建设阶段,回避了产品价格大幅下跌的风险,当1―3年后项目建成投产时,市场或已趋向繁荣,企业利润保障较高。当然还有政府的各种政策机制作为后盾。这也为昭通市的反经济周期带来了契机。
四、对策分析
(一)注重固定资产投资效率
一个经济体转型期资本形成的主要来源之一仍是固定资产投资,因此,昭通市在反经济周期的政策中着力点不是片面减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当然,过大也应控制),而应将无效的流动资产投资转为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有效投资领域(如基础性产业、公共性产业、自主创新和新型产业等),并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与微观效益。在今后一个时期,昭通市经济发展仍将处于投资推动型阶段,投资仍然是影响经济增长波动、引发经济大幅度波动的主要原因。
(二)加快昭通市投融资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
加强对政府主导型投资的市场化改革和宏观调控,使之保持在适度合理增长的范围内。加快发展中长期信贷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鼓励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不断提高资本市场效率。同时采取相应的反经济周期政策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烫平由投资急剧变化带来的经济波动,以维持经济的平稳增长。
(三)将经济周期和人口周期结合起来研究
要想对地方经济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预测,研究本地区人口周期是十分必要而有效的。昭通市在反经济周期的思路中,应该将人口周期和经济周期结合起来研究。一方面,要关注本市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是我们关注的时间周期内影响经济增长和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把本市计划生育、吸引外来务工和人口年龄结构安排结合起来。
(四)积极推进昭通市的资本运作
关键词：熊彼特 创新理论 经济发展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约瑟夫・A・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原籍奥地利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是西方经济学界公认的博学多闻、兼收并蓄的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独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自成体系，他推崇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但摈弃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静态与比较静态分析的理论模式，创立了动态均衡论，建立了一套从经济体系内部因素来说明经济动态现象的“动态的经济发展理论”，并将历史分析、理论分析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系统阐释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对传统理论的辨析中，熊彼特清晰勾画出静态运行和动态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生活图景，解释了利润、资本、信贷、利息等重要的发展现象，完成了对经济周期的考察。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
在1912年出版的早期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开创性地提出了“经济发展理论和创新思想”。在他看来，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个概念包括五种情况：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而所谓“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讲，不是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所认为的基于人口、财富的累积性增加而造成的规模扩大或简单量变，而是经济生活内部孕含的质上的自发性突破。它是由技术创新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所引发的经济生活内部的一种创造性变动，需要通过引进“新组合”，进行创新来实现。因此，“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实质，“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
企业家意志和行为是创新活动灵魂
在熊彼特创新理论中，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实质，而领导和发起创新的创新者――企业家，则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企业家的意志和行为是创新活动的灵魂。
熊彼特不接受大多数人认可的马歇尔的企业家定义，即将企业家的职能看作是最广义的“管理”，他也抛弃了把企业家看作是风险承担人或资本所有人的观点。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不同于普通的企业经营者和资本家。企业家必须富于创新意识，具有先见之明。企业家的职能在于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方法把生产诸要素组合、集中起来，进行经营，继而使其增值。而且，也只有在他将这些新组合起来的要素按照新的方法付诸运行的特定阶段，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反之，一旦这种方法在某一天落于陈旧，企业经营停步不前，他也就变得与静态经济里的普通管理者毫无两样。因此，企业家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态。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他们的行为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是大量重要现象的动力。”企业家的行为以“创新”为特有目的，而创新需要改变循环流转的渠道，需要打破固有的生产环流，需要面临不确定的前景，需要克服习惯的阻力……这些都依仗企业家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心智努力。企业家的意志和行为是创新活动的关键、灵魂所在。
经济周期是经济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构建了以企业家、创新和信用创造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之后，熊彼特又将目光转向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历史进程，得出了以创新活动来解释的经济周期理论。
熊彼特运用创新理论分析经济周期的形成和特点。在他看来，“创新”改变了原本均衡静止的经济过程中固有的生产环流，新组合在生产和经营上更加富有效率，它可以使进行创新的企业和个人获取高额利润。利润又进一步诱导了追随和模仿。当社会一旦了解到“创新”活动有利可图，就会趋之若骛。新企业不断出现，行业改组随之到来，整个经济领域出现了应用这些创新的热潮。热潮又随之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经济的期待，投机开始出现，信用扩张，最终繁荣遍及整个经济体系。而当创新活动一旦被社会消化，新产品大量上市，价格下跌，利润消失，不再有利可图，新的创新活动又尚未出现时，整个经济就进入了清理状态：新企业需要经受考验以加入生产环流，老企业需要面对被创新改变的市场状况做出调整，部分经营失误的企业会倒闭或破产，从而造成商业不振，经济不景气。经济不景气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新的“创新”活动再次出现……，如此周而复始。创新不断从内部革新着经济结构，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进而形成了资本主义风起云涌的发展历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打破均衡的“创新”活动并不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的不连续的出现”。创新的性质不同，影响有大有小，大小各异的“创新”活动则引起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熊彼特曾提出长、中、短三种周期并存的复合模式：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波，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中周期（尤格拉波，平均约9-10年）和短周期（基钦波，平均约40个月）。熊宣称，从历史统计资料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它对应着历史上重要的技术革新，把资本主义百余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长波”，每个“长波”的标志是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第一波大约从1783-1842年，是所谓的“产业革命时期”。第二波从1842-1897年，是所谓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第三波从1897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是所谓的“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在他看来，几种周期并存且相互交织的情况（一个“长波”大约包括六个“中程周期”，一个“中程周期”大概包括三个“短波”），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
总之，持续创新，持续破坏，持续优化，持续发展，这就是“创新”的经济发展逻辑。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启示
信息技术引领我们进入创新的伟大时代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经济周期是经济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所以，技术变革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应当是带动引发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契机。
美国的80年代被称为信息技术发展的“个人计算机时代”，美国的90年代被称为信息技术发展的“互联网时代”。这20年就是美国信息技术创新的“成组成群出现”时期，大批新兴高科技中小企业应运而生，迅速崛起。现在，以美国的信息技术为源，信息技术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全世界传播、扩散和渗透，强有力地推动着世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信息化比工业化具有更强的全球性和扩散性，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产业革命的发展速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完全有可能利用这种高速扩散性，通过采取工业化与信息化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战略，发挥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
创新时代呼唤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企业家是创新活动的倡导者和实现者，正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促使科学技术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推动了产品、产业结构的转变，并进而推动了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实现了经济发展。企业家是创新活动，乃至经济发展的灵魂。因此，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当是创新时代的第一要义。
然而，在现实中，在熊彼特的心目中，真正的“企业家”却是凤毛麟角。企业家的内涵很狭窄，企业家的职能也很纯粹――只是实现新组合而不包括日常管理；企业家必须具有杰出的才华、坚韧不拔的信念和为“创新”奉献毕生的意志与行动。所有这些都使企业家成为市场经济中最稀缺的资源。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为网罗创新型人才都不惜代价、不择手段。而在我国，选拔人才的机制还不尽公正合理，论资排辈、年龄一刀切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对人才的制度化激励还缺乏力度，所有这些都不利于我国企业家的培养和造就。我们应当意识到，创新时代呼唤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要想不断创新，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培养一批具备战略头脑、创新品质、高尚情操、献身精神的高素质企业家势在必行。
创新成功取决于“技术”与“体制”的配合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强调来自于供给方面的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凯恩斯的源于“有效需求不足”的政策主张极为不同。其理论从总体上看应当说还主要是一种以技术变革、科技推动为核心的“技术推进论”。在研究中，熊彼特强调“新组合”的实现过程，侧重于研究新生产函数、新组合如何通过新企业被引入经济系统这一实现过程，而并不看重新组合是如何产生的这一产生过程，因而他对制度变化，乃至于企业内外部组织学习能力、管理能力，对“新技术、新组合”的产生、催生作用未给予足够重视。然而，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日益发现，供给和需求都是创新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而技术与制度的相互配合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保障。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创新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从系统论角度考察创新过程，开辟了国家创新体系这一专门的研究领域。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在其著作《技术与经济绩效：来自日本的教训》中明确提出。在该书中，弗里曼发现，日本在战后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只用几十年时间就使经济出现强劲发展势头，迅速成长为工业大国，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以技术创新为主导，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充分发挥了国家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弗里曼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技术领先国家从英国到德国、美国，再到日本，这种追赶、跨越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也是许多制度和组织创新的结果。国家创新体系中制度的设定和功能是决定创新体系效率的关键。
应当说，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深化，它从系统论的角度深入考察了创新的动态交互反馈过程，表明人们对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的确立与知识经济的出现本质上是一致的。在现阶段，认识到这一点，注重技术与体制的配合，对提高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资料：
1.约瑟夫・熊彼特著，《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2000
2.汪澄清，马克思与熊彼特的创新思想之比较，与现实，2001(3)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the low carbon economy is the green economy based on low energy consumption and low pollution，while the core is the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system innovation.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value engineering fit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low-carbon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involves factors such as value orientation, organizational forms， incentive constraint，development means and tools. At present, the avail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low carbon economic in China are national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ch as technology-led model, project-led model, enterprise-led model，capital-driven model, consumption-guided model, organization-driven model, and legislation-bound model.
关键词： 低碳经济；能源技术创新；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Key words: low-carbon economy；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2-0005-02
1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以消耗化石燃料为主的高碳经济的发展，大气中CO2浓度不断增加，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严重威胁着地球环境，致使人类生存条件不断恶化。人类不得不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低碳经济就是其模式之一。
“低碳经济”概念的正式提出来自2003年英国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它认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其实质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经济，关键是高能源效率与清洁能源结构问题,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我国所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主要表现在：
①我国能源结构呈现富煤、缺油、少气的特征。能源结构失衡导致的环境承载力高。在能源探明储量中，煤炭占94%，石油占5.4%，天然气占0.6%，这种“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结构，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剧以及环境容量的极限。[1]②开发、利用技术水平低，导致能源转化效率低。目前，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水平高于世界平均值约2.2倍，水泥综合能耗超过国际领先水平23.6%，火电发电煤耗超出20.5%，机动车百公里油耗超过欧洲水平约25%，超过日本约20%。③企业及其它主体参与碳交易存在诸多困难和不便。尽管我国政府对于“碳排放交易”的态度非常积极，但多数企业并没有在很短时间内给予接受。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预测，全球的碳交易在2012年前为年均600亿美元，2015年达到1500亿美元。根据已有的规定，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出售配额实现与西方市场的转移。由于缺乏“定价权”，导致国内出售碳排放权的企业位于较低的价位，给我国企业参与碳交易市场交易造成诸多困难。[2]
历史形成的发达国家相当长时期人均高排放已经过多地占用全球碳排放空间，全球已失去了按公平原则分配碳排放空间的机会。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沿袭发达国家已往的以高能源消费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必须探索适合自己的低碳发展之路。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2价值工程的思想、方法与低碳经济发展理念相耦合
价值工程，也称价值分析，是以产品或作业的功能分析为核心，以提高产品或作业的价值为目的，力求以最低寿命周期成本实现产品或作业使用所要求的必要功能的一项有组织的创造性活动。在价值工程中，价值的一般表达式为：V=F/C，
式中：V―价值，F―功能（指功能强度），C―寿命周期费用。
从上式可以看出，产品的价值与功能成正比，与寿命周期费用成反比，价值是功能与寿命周期费用的函数。功能相同的对象，寿命周期费用低的，价值就高；寿命周期费用相同的产品，其功能高的，价值就高。
价值工程涉及到价值、功能和寿命周期成本等三个基本要素，其基本思想是以最少的费用换取所需要的功能。价值工程的基本特点是：①以使用者的功能需求为出发点；②对功能进行分析；③系统研究功能与成本之间的关系；④努力方向是提高价值；⑤需要由多方协作，有组织、有计划、按程序地进行。
低碳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目标，以节能减排为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手段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发展涉及的理念及思想与价值工程的思想比较耦合。其发展要素主要包括：①低碳经济发展价值取向。低碳发展,重点在低碳,目的在发展，是一种更具竞争力、更可持续的发展。②低碳经济发展组织形式。低碳经济发展组织形式受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形式和现有组织状况等因素决定。③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各种方式，去激发人或组织，使其有一股内在的动力和要求，迸发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规范其行为，朝着激励主体所期望的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前进的过程。④低碳经济发展的手段与工具。主要有经济法制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具有引导性和弹性，发挥主要作用。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纵向性、无偿性及速效性。法律手段具有权威性、公开性和稳定性。[3]
3基于价值工程的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依据价值工程的思想与方法，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应采取以下战略。
3.1 技术带动型、项目带动型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其手段是节能减排。节能减排必须依赖于技术发展与技术创新。这些低碳技术广泛涉及石油、化工、电力、交通、建筑、冶金等多个领域，包括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高附加值转化、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传统技术的节能改造、CO2捕集和封存等。通过强化节能实现CO2减排，通过优化工艺路线推进低碳经济，通过优化替代产品推进低碳经济，开发CO2的捕集技术以进行利用和埋藏，通过发展CO2利用技术推进低碳经济。
由于受技术应用经济效益、转换成本、路径依赖等因素影响，低碳经济要在一国短期内得到大规模发展有相当大的难度。低碳经济项目的一次性、独立性、时间性等特点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平台与载体，所以，一种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初期大多是以项目的发展形式出现的。例如节能项目，风力发电项目，垃圾处理项目等。
3.2 企业带动型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没有企业参与推动低碳经济在我国就无法发展。利用价值工程分析企业实施低成本低碳发展战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4]。
3.2.1 企业通过节能减排，实施低成本低碳发展战略①企业可以在保证服务对象必要功能要求的前提下，采取节能减排措施降低寿命周期费用，从而提高价值。②在产品设计与生产中，若功能下降，但寿命周期费用大大降低，只要功能可以达到用户需求，就能够提高价值。例如，将一些产品的性能或功能指标降低，能够带来寿命周期费用在较大程度上下降，在用户觉得此种下降不会影响使用时，价值就会提高，增大收益。
3.2.2 企业实施差异化低碳发展战略①企业可以保持寿命周期费用不变，同时将产品功能提高，实现价值的提高。假如用户要求先前产品的必要功能不足，可采取办法增加有关的必要功能，虽然生产过程中或许会增加花费，然而却能下调使用费用。众多产品的优势都体现在这一方面，究其原因是客户需求无污染环境、使用方便以及具有高效节能的产品所导致的。②寿命周期费稍有提高，而产品功能大幅度增加，进而价值提高。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日趋提升，人们对产品质量的需求也在逐渐提高，并且对价格的承受能力也随之增大，所以，企业在加强竞争力时能够采取此种方式。
3.2.3 企业实施基于低成本的差异化低碳发展战略[4]既提高功能，又降低寿命周期费用。这是提高价值的最理想的途径，是价值工程追求的主要目标。如产品原有功能与寿命周期费用与用户的要求差距较大，通过补充必要功能，消除不必要功能，降低多余费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公司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就可以达到这一目标。特别是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企业必须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努力地降低成本同时加大产品的差异化程度，才能在竞争中站稳脚跟，持续发展。
3.2.4 企业实施低碳发展技术创新战略[5]主要分为领先型创新战略、跟随型创新战略和模仿型创新战略。企业在制定其低碳发展技术创新战略时，一定要分析低碳发展技术创新战略所追求的功能和成本。根据价值工程V=F/C的原理，企业进行低碳发展创新战略选择时，应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和能力以及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针对低碳发展创新战略各个功能和成本费用在不同创新战略实施情况下进行打分，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需要赋予各个功能不同权重，进一步算出总功能得分F=∑Fi，在该战略下核算总成本C=∑Ci，最后计算二者比值，算出各个战略选择下的价值大小，从而可为企业创新战略选择提供决策支持。
3.3 资本推动型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碳交易”是传统生产方式向“绿色”发生“全球性转变”的“方向标”。以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碳交易遵循应科斯定理。易言之，以CO2为代表的温室气体需治理，而在此过程中就会给企业带来成本差异，由于平日中的商品交换能看成一种产权交换，因此，同样可以交换温室气体排放权。基于此，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利用碳权交易自然就是有效处理污染问题的最佳方式。我国要想更优地促进资金及技术向低碳领域发展，就一定要参与建构国际碳市场，通过金融市场发展低碳经济，进而使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功能完全发挥出来。[6]
3.4 消费引导型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在保持社会人群生活质量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在消费领域进行节能存在着相对大的潜力。我们以建筑节能为例，我国城乡民用建筑面积约为400×108m2，建筑能耗已占总能耗20.7%。北方城镇在2004年农村生活用和煤建筑采暖为1.6×108T标煤/年，在全国煤产量中的比重为11.4%，而诸如生活用电等其他用电与建筑用电的耗电为5 500×108kW・h，在我国电耗中的比例是27%至29%。至2020年，预计我国城市人口比例为56%，大概新增?芏110×108m2需采暖的民用建筑，相比于2004年而言，2020年可能要增加2.5×108T标煤以及5 800×108到6 300×108kW・h用电。降低化石能源消耗是我国建筑和生活节能的主要目的，能够使用各种方法。例如利用太阳能等。同外国建筑作比较，我国建筑的保温能力较差，导致损失大量的热量，应给予特别关注。[7]
3.5 组织推动型低碳经济发展战略这里的组织主要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带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担任着直观重要的角色。许多发达国家推行了有效的经济措施与法律规范，使得低碳经济可在短时间里取得快速发展，同时获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例如，德国积极推行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以及生态税，重点培育环保技术产业，并将其立为新的主导产业。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企业的角色比较独特，一方面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又是资源很大的消耗者，也是污染的造成者。作为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很难独自发挥作用，需要消费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尤其要强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非政府组织是指处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代表着社会中某个群体、阶层、集团的利益。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不仅有市场失灵现象，也有政府失灵现象。随着市场和国家机制的相继失灵，非政府组织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第三种力量，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3.6 法律约束型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政府通过立法和颁布对行业、部门的最低能效标准和排放标准以推动低碳经济发展。这种方式具有权威性、公开性和稳定性。例如美国对汽车以及大多数家用能源设施实施最低能源效率标准，对建筑和空调、冰箱等高耗能家用电器，不断提高节能标准。英国政府出台了可持续住房标准，分为6个等级限定能源效率和水效率的最小消费标准对所有租赁和出售的建筑物将实行能源绩效证书管理制度等。[8]
参考文献:
[1]林宏.国内外低碳经济发展情况研究及对我省的建议[J].经济丛刊，2009，（5）:17-18.
[2]郭印，王敏洁.国际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J].生态经济，2009，（11）：58-61.
[3]付允等.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14-18.
[4]徐冉.价值工程与企业基本战略管理.中外企业家，2005，（6）：52-55.
[5]秦凯,张顺和.价值工程思想在企业技术创新战略选择中的应用[J].价值工程，2008，（10）：1-2.
[6]庄贵阳.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途径与潜力分析[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5，8（3）：79-87.
林业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金、劳力和林业技术。在林业生产中，劳动力要素是极为丰富的，其投入主要是受林业就业规模的影响，这点在国有林业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劳动力变化对林业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土地是林业生产中一种稀缺和重要的要素，但由于在一定时期内，林地的投入数量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它在一定时期内对林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直接。科学技术是最直接的生产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由于林业生产的特点，林业、特别是营林业对技术的转化率较低，技术进步对1978年前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贡献也相对较小。根据以往的有关研究，在林业生产要素中，资金要素对林业经济发展的贡献最大。林业经济的发展与国家对林业的投入有较密切的关系。因此，资金投入是决定林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一般来说，影响林业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有自然灾害、政治环境、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对林业发展的带动。在林业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中，自然灾害是不能人为控制的自然因素，但其发生具有偶然性，一般不会对林业长期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我国的林业发展实践证明，政治环境和国家相关政策的变化对林业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以往很多研究表明，每次较大的政治运动和政策的变更，都直接波及到林业，林业几次大的发展波动也都处于国家政治动荡和政策有较大变更的时期。这主要是因为林业是一个政策性较强的产业部门，受外部环境，特别是政策环境的影响较大。在林业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中，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结构的变化是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林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部门，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来自国民经济总体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制约和影响。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点为波幅减缓，为增长型经济周期。其特征可以概括为：振幅减小、峰位下降、谷位上升、整势提高、扩张长度延长，即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说明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力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都在增强。林业经济的波动特征与之大体相同。林业是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林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民经济发展总的环境，因而分析林业经济发展变化与国民经济发展变化的相关关系，是正确认识林业发展规律的有效手段。林业总产值与国民经济发展在总体上呈显著的相关性，表明林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部门，其发展是同外部经济环境相一致的；同时可以看出，在各个不同的计划时期，林业经济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强度又是各不相同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林业经济发展受自身运动规律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同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构及国家有关政策变化造成的。现实的经济周期波动不仅仅存在于理论上的争论，更存在于现实的政策操作。政策因素作为经济周期的外部冲击力量，对我国林业经济周期波动产生重要影响。
减缓中国林业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对策
我国林业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促进林业的健康、持续、平稳发展，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林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解决好林业经营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生态建设的生产力布局问题。根据我国现阶段的林业发展战略，表明我国林业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服务生态建设为主的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相应地会涉及到经营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问题，以及生态建设的生产力布局问题，只有首先解决好这些问题，生产目标的转换才能顺利实现。
坚持生态建设和产业建设并重，不断推进林业的产业化经营。虽然我国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步减少，但是林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基础产业的地位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第一，不断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对木材及林产品的需求及满足数量要求到质量要求的转换；第二，我国木材供求矛盾严重程度虽然趋缓，但结构矛盾依然存在；第三，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需要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样也是林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所有的这些都要求在制定林业发展战略时，生态建设和产业建设要并重，并不断推进林业的产业化经营。
增加林业投资总量，强化国家对林业的支持和保护。随着我国对天然林资源保护力度的加大，国民经济对林业的生态需求亦在不断增加，说明生态建设和林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现阶段，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要加大对林业的投入，强化国家对林业的支持和保护。应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完善投资机制，提高投资效率，国家主要负责生态林业投入，并对产业林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改善林业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资力度；通过政策引导，鼓励社会对林业的投入。
进一步促进林业产业机构合理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林业产业结构转换可以促进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和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这是促进我国林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由于体制惯性和各方面原因，目前林业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产业结构缺乏高度化，林区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劳动力转移困难。为此，应进一步通过市场和宏观政策手段，促进林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作者：曹永福单位：吉林天桥林业局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周期的研究源于对市场经济发展中波动现象的认识。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对经济周期的定义是：经济周期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一个周期是由很多经济活动的差不多同时扩张，继而以普遍的衰退、收缩与复苏所组成，这种变动会重复出现。经济增长过程是由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循环完成的，古典经济周期以经济发展绝对水平的上升和下降为观察和研究测定值，而现代经济周期则以经济发展相对水平的上升和下降作为观察和研究测定值。目前，由于各国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采取一系列反周期措施，包括在危机和萧条阶段的膨胀性政策以及在复苏和高涨阶段的紧缩性政策，使周期发生了变形：危机的来势没有过去那样凶猛，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界限模糊不清，高涨阶段经济增长乏力，有时还发生曲折和波动。从表现形式看，整个周期是由危机、回升和高涨三个阶段组成，而不象过去那样由四个阶段组成。事实证明，虽然经济周期各阶段的界限模糊不清甚至有时很难明确区分，但是这种不平衡的波动确实存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周期模糊边界可以分为经济开始复苏的复苏边界，经济进入繁荣时期的繁荣边界，开始衰退的衰退边界和进入萧条时期的萧条边界。一般情况下，判断经济周期边界可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变动趋势结合失业率预测。如果GDP在连续两个季度下降可认为经济进入衰退边界，处于衰退时期，危机越深越严重PPI、CPI下降幅度越大，危机程度越深失业率也越高，高盈利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高通货膨胀，表明进入经济繁荣边界，而高失业率则可能反映出衰退后期，经济萧条已近尾声。我国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为周期长度不规则，发生频率高；波动幅度大；经济周期的波动呈收敛趋势，周期长度在拉长，波动幅度在减小；经济周期内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高涨阶段总需求迅速膨胀，在繁荣阶段过度繁荣，在衰退阶段进行紧缩性经济调整严格控制总需求。这就为周期的预测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使得周期性财务战略存在一定的变数。因此，企业财务人员应具备准确判断周期边界的能力，包括前瞻性判断、创新举措、发现新商机、寻找新业务增长点、抓住关键等。经济周期作为系统性因素会影响到大部分企业的经营活动，要将周期财务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就要模拟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极端情况，测试企业的应变和生存压力，及时寻找应对策略。
二、经济复苏模糊边界财务战略选择
经过长期的低迷以后，经济会在科技创新或者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引领下，走出经济的低谷。市场开始慢慢复苏，投资和消费都有了欲望，价格开始上升，但这时的价格和利率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丢失的市场信心又开始重新树立起来，在预期企业利润将会增加的前提下，股票市场也开始活跃，股价明显回升。在经济开始恢复的边界时期，实施稳健的财务战略，以实现企业财务成果的稳定增长和资产规模的平稳扩张为目的。实施稳健型财务战略的企业，一般应尽可能将优化现有资源的配置和提高现有的资源使用效率作为首要任务，将市场上可能的投资机会充分挖掘出来并认真加以分析和研究，从中挑选出社会需求量大、能够满足社会购买力需要、能够迅速占领市场且扩大利润和适合企业开发经营的投资机会。企业应不失时机地进行战略调整，积极引进新的技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市场。应采取的财务战略为：企业可采取扩大存货水平的存货控制策略；尽可能优化现有资源的配置，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采取放松信用的应收账款管理政策；在资金的安排上，充分利用自有资金作为实现企业资产规模扩张的基本资金来源，不要盲目扩张，到处铺摊子，要防止过重的债务成本，保持合理的债务结构，并且要留有适当的余地，以利于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实施这种战略的企业一般具有 “低负债、高收益、中分配”特征。
三、经济繁荣模糊边界财务战略选择
当经济处于增长时期，政府往往放松银根，银行贷款增加，再加上经济高涨期整个社会资金周转速度的加快，社会资金供应量相对富余，企业筹集资金相对容易一些，因此应采取快速扩张型财务战略。经济进入繁荣边界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高储蓄的倾向、较低的市场价格水平、在较低利率水平上有相对大规模的流动性借贷资金供给、社会累积的资本掌握在有能力的企业家和金融集团手中。当经济出现上述迹象时，市场需求逐步旺盛，商品价格开始上涨，企业资产周转速度加快，利润率水平明显增加。虽然此时商品价格水平和利率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生产的发展发展速度和利润的增长速度会大于物价和利率的上涨幅度。基于投资者对未来有着良好的市场预期，股票市场开始活跃起来，股价开始稳步上扬。同时，经济的持续繁荣能够创造足够的市场信心并增加投资活动，银行等金融部门也乐于降低门槛发放贷款，企业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上升。企业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实施扩张型财务战略：充分利用银行放松信贷标准的政策，向金融机构借入中长期贷款；利用证券市场，通过长期债券、股票和风险投资基金等方式筹措资金；积极利用资产抵押进行资金的筹措，充分做好资金的储备工作，迎接经济繁荣时期的到来。在繁荣阶段，随着各种战略的逐步实现，企业会处于发展的巅峰时期，为了跟上经济发展速度并在行业中维持地位，需要合理确定筹资规模，适时控制财务风险，以免出现难以驾御的局面。随着企业资产规模的扩张，也往往使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表现出相对较低的水平，其显著特征表现为“高负债、低收益、少分配”。
四、经济衰退模糊边界财务战略
当经济进入衰退边界，由于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导致行业内企业普遍陷入财务困境，现金流短缺，资产被贱卖。同时，资本市场上投资人的抛弃加剧了资产的贬值，整个社会资金周转变慢，大量资金沉淀，社会资源短缺，企业筹集资金相对困难，应进行紧缩性经济结构调整，采取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由于在繁荣阶段的过度扩张，社会总供给开始超过总需求，经济增长开始放慢。这一时期企业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萎缩，企业的筹资活动尤其是长期筹资受到严峻的挑战，银根开始紧缩，社会资本紧缺，利率飙升，筹资非常困难，甚至威胁着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和资本周转。企业库存商品增加，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业绩出现停滞甚至下滑的趋势，有些业务部门甚至亏损。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其急于抛售手中的股票，当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加入到抛售股票的行列时，股价就形成螺旋式的下降趋势。在这个阶段企业应实施收缩型的财务战略，主要以预防出现财务危机、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延长企业的寿命为目的，将尽可能减少现金流出、增加现金流入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削减盈利能力差的业务部门和精简机构等措施盘活存量资产，节约成本支出，集中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用于企业的盈利项目和销售渠道的维护。具体措施包括收缩生产规模，停止扩张，出售多余的厂房设备，停产不利产品；减少风险投资；停止长期采购，削减库存，减少雇员，严格控制总需求；严格控制负债总量、调整负债结构，降低利息成本、借贷资金采用短贷长用的策略，特别注意企业偿还债务的资产安排，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非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负债的搭配。
五、经济萧条模糊边界财务战略
如果金融市场出现信贷融资与债务融资快速增长，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与期货市场的投资品价格出现投机性的快速上涨，金融部门放松信贷条件与贷款标准，出借人之间为了新的商业机会展开激烈竞争并且愿意承担较低风险报酬等情况，意味着经济跨入萧条边界。由于人们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不佳，企业业绩在短时间内得不到有效改善，大部分投资者逃离股市，股市陷入低迷。因此，应在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采取收缩型的财务战略，保持适当的现金流量，控制投资冲动。当经济进入低谷时，企业应采取维持现有规模不再减少，重新建立投资标准并适当考虑一些低风险的投资机会，保持市场份额，压缩管理费用，放弃次要的财务利益。具体的财务战略包括确保资产的流动性，变卖一切可以变现的存货。只要能卖出去，一切价格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时就不要再考虑盈亏的问题。也许很多企业无法接受这样的策略，但保持现金流量是最重要的。现金流量是企业的循环系统，合理的现金流量是企业财务活动正常运行的基础，企业解体的直接原因往往不是因为利润的多少，而是现金流量是否合理。从生产经营的角度而言，未来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必然带来巨额的资金需求，而资金来源过渡依赖债务融资又将造成最优资本结构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所以关键还在于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增加，企业只有获得足够的现金流量，才能顺利渡过危机关口。此外，还要节俭开支，削减一些不必要的部门，保留精干人员和主要业务为经济的复苏做好准备。
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波动不可避免，企业经常处于风险状态之中。尽管政府试图减少不利的经济波动，但事实上经济有时“过热”，有时需要“调整”，科学合理的财务运行战略可以提高企业的财务弹性，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因此，企业必须充分认识到经济周期的规律性，顺应经济周期的过程和阶段，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财务战略来抵御经济的震荡，减少不良因素对财务活动的影响，特别是减少经济周期中上升和下降抑制财务活动的负效应。基于以上分析，企业根据经济周期边界所制定的财务战略只是一种意向战略，而真正实现的战略则是在实施过程中适应环境条件的不断演变的一个动态决策过程，是一个对未预料到的因素及时做出反应、不断寻求成功机会或减少失败损失的“摸索前进”的“逻辑渐进”过程，这是一个没有起点边界和终点边界的动态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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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周期发展；房地产市场；北京；波动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2-0063-04
近几年，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势头迅猛，房价节节攀升，有言论称，中国房地产发展过热，已酝酿出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将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无法预想的打击。为探究我国房地产业现阶段发展状态是否健康，与国民经济发展是否协调，本文基于周期发展视角，运用理论分析探究理论层面上房地产市场和经济运行应该存在的关系，并结合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国内发展较早较成熟的房地产市场和经济运行的关系。最后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理论意义——房地产业作为经济整体的一部分，其发展必然要受到整体经济运行的作用，并对之有所影响。其次是实践意义——理清房地产市场与经济运行的关系，对于明确我国房地产发展所处阶段、预期方向，维护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房地产市场与经济运行互动关系的理论推导
1.1经济波动对房地产市场的作用影响
一般而言，产业周期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即供求力量的对比作用，房地产市场受制于经济波动的作用渠道也是如此，而该作用影响又可以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角度进行具体分析。
1.1.1经济周期对房地产周期的直接影响
所谓直接影响，即经济基本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它是从宏观层面研究经济波动对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机理，通过与其有关联的众多经济变量，从不同方向、以不同程度对其造成冲击。该种外生性的冲击表现在两个方面：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
所谓需求冲击，即经济基本面因素通过影响房地产市场需求对其产生作用。当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居民的现实收入和预期收入都有所上升，一方面带来人们消费结构的优化，从而愿意且能够购买或者租赁更高价格的房地产；另一方面根据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人们的投机动机加强，而房地产尤其是住宅作为投资工具，是分散投资风险的良好品种，因而对房地产的投资购买需求增加。
所谓供给冲击，则是当经济基本面形势向好，同时短期未表现出建筑成本价格上升，房地产供给者预期投资利润率将上升，从而长期来看将增加房地产供应。
1.1.2经济周期对房地产周期的间接影响
所谓间接影响，即经济波动通过非市场机制对房地产周期产生影响，主要通过影响房地产市场微观主体行为而对其产生作用。
（1）地方政府行为对房地产周期的影响集中反映在“土地财政”问题上。1994年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分离，在绩效考核、区域间GDP竞争等背景下，地方政府采取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方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因而，地方政府行为对房地产周期的影响，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博弈行为得以体现。
（2）房地产企业通过垄断定价对房地产周期产生影响。根据西方经济学对四种市场类型特征的描述，可以界定我国房地产市场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即在房地产市场，开发商是房屋价格决定者，而非接受者，通过组织内部默契合谋等行为，攫取消费者剩余。因而房地产企业行为对房地产周期的影响，主要通过其与消费者的博弈行为得以体现。
（3）金融机构行为对房地产周期的影响，突出表现在通过其信用借贷功能催生房地产泡沫、或加速泡沫破灭对经济的崩溃作用。具体表现是，当经济周期处于上升阶段，金融机构抵押资产价值增加、存量资本充足率降低，于是加大放贷力度，对于房地产市场则意味着间接拉高房地产供给，从而步入上升空间；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则作用相反。
1.2房地产周期波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效应
在影响宏观经济的多重因素中，消费和投资是占比最大的两个因素，故可以从房地产市场对消费和投资行为的影响角度分析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另外，还应综合房地产行业的关联产业效应和泡沫风险效应，来分析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1.2.1消费效应
根据经济学原理，消费需求通过最优消费决策最终取决于财富水平，而财富水平又受制于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博弈比较。
（1）从财富效应角度看，房屋价格上升，若当期卖出房屋，则体现为当期收入的增加；若当期仍持有房屋，则体现为后期房屋出售的现期贴现值增加。综合来讲，二者都表现为净财富的增加。财富存量增加导致既定消费函数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大（排除吉芬商品），最终表现为消费行为的扩张。房屋价格下降则相反。
（2）从替代效应角度看，假定短期内居民收入不会发生显著改变，房地产消费由于房屋价格上升而增加在总消费额中的占比，冲减排挤其他领域消费，表现为对其他商品购买的减少。房屋价格下降则相反。
1.2.2投资效应
投资行为的发生取决于对预期收入的看好，投资行为下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分解为收入效应和挤出效应。
（1）从收入效应角度看，当房地产周期处于上升阶段时，房地产开发商预期房地产市场走向看好，因而未来时间内对房地产市场加大投资力度，间接带动宏观经济形势表现向好；当房地产周期处于下降阶段时，房地产开发商预期房地产市场走向看低，因而未来时间内对房地产市场缩减投资力度，推动宏观经济进入走低趋势。
（2）从挤出效应角度看，由于短期内房地产开发商的资本积累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因此，房地产市场投资行为由于该市场形势向好增加，相应造成其他市场投资行为的减少。房地产下降周期则影响相反。
1.2.3关联产业效应
房地产业的基础性，决定了其产业链长、带动作用明显的特征，因而房地产市场波动也会通过关联市场对经济造成影响。借鉴西方经济学对产品相关性的分类，可以分为互补关联效应和替代关联效应。
（1）所谓互补关联效应，即当房地产业处于繁荣阶段，对其所在市场各要素需求增加，使其所在市场也处于上升走势，房地产业处于衰退阶段则反之。
（2）所谓替代关联效应，即当房地产业处于繁荣阶段，会导致其因生产与之具有替代性质产品的而造成规模收缩，进而导致所在市场走势下行。房地产业处于衰退阶段反之。
关联产业效应下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的博弈程度。若总关联效应表现为同房地产市场波动的正相关关系，则表现出类似房地产市场在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作用下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若关联效应表现为同房地产市场波动的负相关关系，则相反。
1.2.险效应
风险效应主要强调的是房地产市场波动中的异常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即房地产泡沫所蕴藏的风险，通过金融机构对经济周期波动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当房地产周期处于上升阶段时，房价攀升，以房屋为抵押的抵押物价值随着上涨，从而金融机构释放更大量信用贷款，于是作用于整体经济使之增长更强烈。反之，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带来的是更加迅速和不可抑止的整体经济崩溃。
因此，房地产周期的风险效应表明了，除了具有带动经济增长加入繁荣期、或者拖动经济衰退进入萧条期，房地产市场波动也是导致经济震荡、出现周期更迭的主要因素。
2房地产市场与经济运行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北京为例
在理论推导的基础上，下文将对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发展是否存在互动作用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我国不同区域经济体中的互动作用程度存在差异，可能使整体经济的互动作用得以冲抵从而丧失研究效果，本文选取北京作为研究样本。一是因为北京作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较早的城市，发展水平比较成熟，具有代表性；二是因为近年来对房地产问题的争议，多集中在以北京为代表的几大城市，因而以北京为研究对象具有实际意义。
本文分别采用GDP值代表宏观经济的波动，用房地产平均价格代表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以下是这两个指标的数据收录。
北京房地产波动和经济波动折线图
从这个折线图中可以看出，1992—2011年，北京大概经历了3个完整经济周期，分别为：1992—1999年、2000—2005年、2006—2011年；5个完整房地产周期1992—1995年、1996—1999年、2000—2001年、2003—2008年、2009—2011年。从这些割裂开的时间段二者的波动走势来看，可以发现繁荣阶段和衰退阶段，房地产市场走势强度大于经济发展，而复苏阶段和萧条阶段，房地产市场变化强度落后于经济发展。其原因，一方面当宏观经济刚开始上升时，由于房地产建设的长期性，决定了其投资发生前要经过详尽的效益评析和和完备的市场调查，一旦进入投资扩张期，又会因为其支柱型产业角色而先于经济达到繁荣；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逐渐开始走弱时，收缩信号往往不易被房地产开发商注意，故走弱趋势落后于宏观经济，而一旦经济收缩信号传递至房地产市场，则会带来房地产市场的加速衰退，表现为快于宏观经济的收缩。
下文将通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实证分析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因为格兰杰因果检验要求序列数据平稳，故下文将分三个步骤——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展开实证分析。考虑到作为时间序列的北京市GDP值和房地产平均价格所具有的特性：相关性和波动聚集性，因此对这两个数据采取对数的操作，达到减弱异方差，减少数据的波动，使系数具有弹性的目的。
2.1平稳性检验
由于格兰杰检验要求序列数据具有平稳性，故在此分别对变量做ADF单位根检验。用Eviews40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2.2协整检验
由于差分法使得数据长度变短，有可能会使我们失去总量的长期信息，从而把趋势性规律错当做周期性规律。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本文将通过对数据进行EG两步法协整检验，从而严密证实模型数据是否具有长期协整关系。
表4双变量协整ADF检验结果
样本容量[]5%水平临界值[]ADF检验值[]检验结果
说明北京房地产市场和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2.3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以上两个检验，对差分后的数据DLnGDP和DLnHP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北京房地产市场波动对经济波动具有显著统计因果关系，而经济波动对房地产市场不具有显著统计因果关系。
oesnot GrangerCause DLnGDP[]1[]3.33099[]007631[]拒绝H0
3结论与建议
3.1主要结论
3.1.1房地产市场与经济运行在理论推导上满足互动关系
在一个经济运行健康、房地产业发展成熟良好的环境体中，二者应该呈现互相带动互相影响的作用效果，并且在二者周期波动规律上得到突出印证。具体来讲，二者关系应该符合在繁荣阶段和衰退阶段，房地产市场走势强度大于经济发展，而复苏阶段和萧条阶段，房地产市场变化强度落后于经济发展。
3.1.2北京房地产市场与经济运行在实证分析上仅存在单向影响关系
通过对北京房地产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实证性分析，并无法得出二者具有理论分析所得出的影响效果，而是仅仅表现为房地产市场发展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这一方面凸显了房地产业的支柱性产业地位，另一方面也代表着，一旦发生房地产泡沫，即会通过风险效应对经济运行带来较大的冲击，加剧经济环境的脆弱性。而经济波动对房地产波动的无法因果解释性，也说明了——至少可以说是在北京地区——房地产业超脱经济发展而展现出“过热”发展的态势。
4.2相关政策建议
北京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较早较成熟的地区，对于全国各区域房地产市场不仅仅有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其发展为政府引导、调控其他地区房地产市场提供了经验和方向。由于实证分析得出的北京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相对于理论层面有所偏离，表现出“亚健康”发展状态，故针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建议。
4.2.1加强房地产市场竞争环境培养
由于我国房地产行业仍属于相对垄断产业，房地产开发商是“价格制定者”而非“价格接受者”。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房地产开发商必然会努力使自身收益达到最大化，即表现为当经济整体上升时，提供良好市场投资氛围时，顺风抬高价格，实现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当整体经济下行时，又会及时调整投资力度，保持尽量少的房地产存量，以保持房地产价格尽量小的下降幅度。而这种房地产价格“大升小降”的背后推动力量，则是房地产行业的垄断性质。故要实现房地产市场理性发展，首先要消除或削弱其垄断发展模式。
4.2.2优化房地产供求机制作用效果
供求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普遍机制，市场中商品的供应量和需求量的变动会导致价格的变动。而价格作为房地产经济运行状况的晴雨表和资源配置的方向器，价格机制在房地产周期波动中起着传导作用和稳定作用。而我国房地产市场中的供求机制，由于种种原因——除了上部分所谈到的垄断经营问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房地产业密切相关的土地财政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实际发挥作用时，表现出供给方控制需求方，于是无法利用市场运行内部机制实现该产业的合理发展。故应当强化政府对地价的调控力度，规范市场地价行为，同时控制房地产开发商利润。
4.2.3加大打击“炒房”等房地产投机行为力度
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发展滋生了一批以在该市场上进行房屋投机活动为赢利手段的群体，一方面该群体是我国房地产市场不均衡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些人也是推动房地产行业进一步畸形发展的背后动力。要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就要消除其非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因此需要借鉴学习国外发达成熟房地产市场的管理模式，通过征收房产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打压“炒房”等一系列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的力度，稳步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规范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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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危机；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
[中图分类号]F0-0；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6-0036-03
自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5年了，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虽然世界经济在各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下，避免了更进一步的萧条，但是经济衰退的雾霾仍然笼罩着全球经济，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举步维艰。全球性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资本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矛盾和困境，这些现象证明了马克思的种种预见。因此，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实质和特点，以及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和信用在经济危机中作用的论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我们防范金融危机的一把启关的钥匙。
一、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现代工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发展，经济危机的产生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才会经常地出现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现象——由于比例失调而带来的经常的动荡和痉挛”[1]。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资本的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因而使生产具有了无限扩大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发展中，伴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过程的加速进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增长的同时会相对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而造成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赶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形成了大量的与生产力发展并进的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这些相对过剩人口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行的蓄水池。可见，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生产发展的结果是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得到强化。而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社会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比例，但是，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条件下，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合理比例经常受到破坏，必然导致生产普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
二、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爆发的特征
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的周期循环运动的特征，而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这四个阶段就是经济周期循环运动的各个环节。在这个周期循环运动中，危机表现为经济周期循环的终点和起点，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爆发特征的物质基础是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因为危机的爆发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遭到破坏，而社会再生产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则需要通过大规模固定资本的更新。固定资本的周期更新必然引起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生产重新活跃起来，进而使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重新得到恢复和调整，其作用机制是：作为社会生产的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部门通过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必然会引起其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从而刺激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的扩大和发展以及工人就业的增加，由此又会带动社会生产的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生产的相应扩充和发展，这进一步重新激活了整个社会生产，进而达到新的经济繁荣阶段。所以，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为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和萧条，进而走向新的复苏和繁荣创造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又为新的经济危机爆发准备了物质条件。这主要是由于伴随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周期更新，必然带来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以及生产组织的改进，使得企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这进一步加剧了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大鱼吃小鱼”现象不可避免，从而使社会正常生产所必需的结构以及各产业间正常比例遭到破坏。当这种破坏作用造成社会总供给结构与社会总需求结构严重失衡，并且社会总供给量远远超过社会总需求量而造成大量的普遍的生产过剩时，新的经济危机便再一次爆发。可见，在固定资本周期更新的物质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循环往复地周期性爆发。
三、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加速器是信用制度的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经济危机往往是在信用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程度的条件下产生的，信用对于经济危机的爆发起着加速推进的作用，这是由于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得社会各个再生产过程加快了，因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为投机者提供了在一定限度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因而又成为投机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信用关系也不断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信用制度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工商业的繁荣。因此，“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而“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2]。在信用的相互链条关系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资本循环受阻，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会削弱与生产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支付手段，使信用链条关系遭到破坏，造成信用关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3]。马克思着重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大都是以金融危机为先导，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其再生产过程中一旦信用关系突然崩溃，必然会发生由信用危机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强调指出，正是由于信用制度具有二重性，“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都具有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4]。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实证考察，在理论上充分揭示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得到缓和。因此，这种强制作用在使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得到发展的同时，必然使其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依靠对生产力本身的暴力破坏不断继续前进的，这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逃脱最后崩溃的历史命运。
五、启示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不仅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对研究未来社会经济形式产生的客观必然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同样存在。在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越来越充分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又一次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特别加以重视和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深入探索有关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并掌握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避免由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物质基础同样是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进一步衰退，加强了政府干预，在各种干预措施中固定资本更新是其重要手段之一。从各国的经验和我国发展实践来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时，要注重引导投资方向、控制投资规模、保证投资质量，使得固定资本更新在结构上更具有合理性，以避免国民经济比例的进一步失调导致的经济波动幅度的加剧。为此，我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中，要以各种产业政策和建设规划为依据来引导资金的合理投资方向，以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比例平衡，避免在固定资本更新中的重复投资扩张而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甚至恶化。
3.信用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信用制度既是促进再生产的工具，又是助长投机和冒险的武器。投机者借助信用工具造成经济虚假繁荣，会引发金融危机，乃至商业危机和生产危机。所以，如果银行信用极度扩张，信用关系一旦遭到破坏，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再生产就会瘫痪，从而引起经济危机。因此，我们要加强信用监督管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信用关系遭到破坏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要以此为鉴，在充分利用信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限制其消极作用的影响。特别是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政府应加强对信用制度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的管理，加快完善金融政策、健全金融立法及融资体系的步伐，防止信用活动失控而出现信用膨胀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甚至危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
参考文献：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0-01
自2000年开始，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我国的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促进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的第三产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与居住条件，还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在我国的逐渐落实使房地产业的发展更加趋于理性，而房地产自身具有的商品特性、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性以及与其他行业的相关性决定了其必然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形成一种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波动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关联性的探讨研究非常有必要。
一、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
在房地产业的发展中出现的过热现象实际上就是其经济周期波动的表现，所以，研究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非常有必要。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
1.内生因素
内生因素包括房地产价格、需求、收入、政策以及市场的预期变动等，同时，房地产的供给总量会在劳动力、技术水平以及资金管理等方面变化的影响下而不断扩张或收缩。这些因素在本质上决定着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可见，房地产供给、需求任何一方面出现失衡，将会影响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从而引发房地产的经济波动。因此，必须加大对房地产经济的调控，保持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
2.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是引起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初始原因和初始推动力，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技术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等，其中政策因素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为直接，较为显著，房地产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增长的高度成正比，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房地产业的发展就越快。另外，自然灾害比如地震、洪水等，以及战争、社会突发事件、科学技术的变革等对房地产经济的波动有直接、突发、猛烈的影响，这些因素中有的持续时间较短，有的则较长。
二、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
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是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进行调控能够防止房地产业出现大幅度的经济波动，使房地产周期性波动在可控范围，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经济周期波动对房地产业和社会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下面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提出几点建议，以更好促进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和协调。
1.处理好房地产业发展周期差异性与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性的矛盾
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加上房地产业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所以各个地区房地产业的发展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房地产经济周期既有全国性的周期，又有区域性的周期。因此，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要根据房地产业发展的全国性和区域性特点，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用科学的发展观，既要避免“一刀切”，也要保证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有效执行。
2.根据经济形势灵活调整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要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整，力求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防止房地产出现过热或过冷情况，还要对利息率进行适当的调整，在调控方式和松紧程度方面应连续微调。同时，要在控制货币政策的调整幅度、谨慎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房地产的经济增长点作用，扩大内需，延缓周期波动，使房地产经济市场的发展更为活跃，为实现我国房地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3.保持财政政策调控的稳定
实践证明，积极和稳定的财政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鉴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可适当的减弱财政政策力度，同时使政策的调整向中性、稳健的方向发展，比如可以适度紧缩财政资金所支持的投资项目，主动进行结构性调整等。这就需要政府谨慎权衡扩张财政政策、紧缩财政政策和稳定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和影响，避免财政调整幅度过大而引起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不稳定。
4.加大对房地产产品的改善力度
目前，我国的住房供应体系仍然不合理，房地产供应市场与房地产需求市场严重失衡，要根据这些实际情况，适当引导市场形成一种梯级消费；政府要建立健全居民住房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其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中的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资建设规模；调整住房的供给结构，并促进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的合理化。比如，严格控制大型别墅的供给数量，适当的将大户型、高价位、高配置的高级公寓工程建设比例降低，提倡中小户型、中低价位的商品房数量。同时，价格因素与房地产行业内的其他因素具有关联性影响，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尤为突出，因此，必须合理规制房地产产品的价格，政府应当对各个时期的房地产的经济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判断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借助于房地产产品价格评估和指导，其住房价格更为理性，这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结语
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的第三产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能量来源，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在宏观经济政策下，房地产经济周期具有波动的特殊性，因此，要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的探讨研究，根据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处理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适当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合理规划住房建设、消费模式，控制住房价格，只有这样，房地产的经济周期波动才会更趋于理性，房地产的发展环境才会更加健康，其发展前景才会更加广阔。
参考文献：
[1]王建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分析[J].江苏商论，2008，7（05）：154-156.
[关键词]不良贷款率 脉冲响应函数 反预期
一、引言及相关研究
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它以较高的杠杆比率运营着大量的资金。随着银行业的不断发展,不良贷款成为了困扰银行业发展的难题。由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是滞后于经济周期的变量,马克思说:“经济周期是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 。根据西方学者研究表明,经济扩张期,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低;经济衰退期,不良贷款率较高。张淼(2002)认为,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发展速度成负相关关系,银行不良贷款率对经济发展速度是很敏感的。樊宇,孙坚(2004)认为,宏观经济不景气是不良贷款产生的深层次因素,从宏观角度分析不良贷款率应该是个非零的稳定值。
二、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银行的信用扩张扩大了经济周期各个方面的变化。由于银行业资产大部分以贷款的形式存在,贷款时盈利资产中最重要的一类,NPL(不良贷款)无论是归咎于内部缺陷还是外部影响,都将给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带来一定的压力。
从2004年第二季度至2009年第三季度,NPL在保持平稳降低的过程中,不良贷款率水平急剧下降,而同时期的贷款总量急速扩张。在这段时期,不良贷款率的急剧下降。第一,在经济日趋繁荣时期,借款人的经营活动比较好,有足够的能力还贷。第二,银行在这一时期有足够的动力放大贷款量,因此不良贷款率就成比例下降,在新的贷款成为不良贷款前,会有一个时滞存在,借款人可以用贷的现金偿还一部分贷款。虽然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在经济衰退期银行贷款量会降低,但从图中可以看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银行系统投放市场的贷款总量仍在不断增长,政府的政策工具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干涉可以通过实施激励项目,开发公共项目,启动经济引擎并刺激需求,鼓励银行以较低利率发放贷款,从而导致即使在危机期间仍然保持了较高的贷款余额。从2004年第二季度至2009年第三季度,不良贷款率水平整体向下的同时,在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的季度呈现急剧的下降速度,在经济增长放缓时不良贷款率下降速度也同时变缓。虽然由于总体信贷余额的大幅提高导致不良贷款率下降,但在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的交替进行中,银行信贷资产的状况仍在不断变化。
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对经济周期的时滞分析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不良贷款率与经济周期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由于NPL(不良贷款)水平是滞后经济周期的内生变量,本文通过VAR模型用相关时间序列系统及随机扰动项对变量动态系统的冲击,计量经济周期的冲击对NPL的影响的时滞。
本文统计数据来着2004年第二季度至2009年第三季度国家统计局GDP增长率数据及中国银监会各季度不良贷款率数据,其中各个季度GDP增长率数据为同比增长数据(统计局官方表示各个季度GDP数据为累加数据,不能通过简单加减推算各个季度GDP水平),由于GDP增长水平本身包含了本身包含了经济主体对经济走势的预期,因此在模型中完全可以作为经济周期的显示因素。其中GGR表GDP增长率,NPL表不良贷款率。
模型 :
其中 是服从均值为0,方差分别为 的白噪声,且相互独立。
根据根据AIC和SC最小准则,选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4阶,利用VAR(2)对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作实证分析,得出矩阵为:
方程的调整后拟合优度为0.95,可以用这个模型分析二者的动态变化。
不良贷款率不能通过国内生产总值来调节的,而国内生产总值却可以调节不良贷款率。这主要是由于不良贷款率本身作为经济发展的滞后变量,在新的贷款成为不良贷款前会有一定是时滞,并随着经济增长的走向而进一步显示出NPL的走势。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分析
经济波动的同时都伴随着信贷周期且领先于信贷周期,在经济走势上升阶段,生产性投资趋热,货币需求上升,银行系统为了提高信贷市场占有率水平,放松了对信贷资质的审查,同时经济繁荣所造成的股价房价的上升产生大量的泡沫,激发人们的投机动机,一旦市场利率高的一定程度,人们开始对泡沫产生警惕心理。一旦泡沫破裂,本来由于放松信贷标准获得的融资甚至是负净现值项目的融资出现资金链的断裂,不良贷款率上升,由于市场出现大量违约,银行系统为降低不良贷款出现惜贷,使许多有潜力的项目也得不到资金,加剧了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2.政策建议
(1)银行应该重视经济走势的研究。中央银行把反预期归一化作为货币政策的任务,降低预期效益对经济产生的冲击,对各项经济指标进行模拟分析,评估信贷周期与经济各个行业的弹性系数,对于不同时期不同的行业设置灵活可操作的信贷标准,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对不良贷款率降幅要求高;反之亦然;(2)商业银行按照成本-收益的理念运行。在信贷实务过程中存在着逆向选择,资质较差的经济体偏向于承担更多的附加条件来融资,促成柠檬市场的产生。随着经济周期特别是衰退期的到来,隐藏的信贷风险集中爆发,给银行资产造成严重的威胁。商业银行不仅要看到贷款所带来的收益,更要权衡不良贷款对银行稳定性产生的威胁;(3)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优化信贷资产配置。在经济周期转化的过程中,对风险累积程度偏高的经济体实施果断的信贷约束,对违约信贷项目及时调整管理策略,提高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在经济繁荣时期,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在经济衰退时期,妥善处理不良资产,以期其在经济转暖时焕发活力。
参考文献:
[1]张 淼.银行不良贷款率与经济发展状况[J].上海统计,2002年第11期
[2]李双.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外生性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