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1 17:26: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资产的证券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法理基础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信用体制创新，在充分发挥市场信用的资产组合功能与中介信用的投资者组合功能的基础上，打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隔阂，创设了金融体系中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之间的转化机制，最终实现将间接融资直接化以及体制上的杂交优势。如果单从“信用”这一层面去追溯资产证券化的价值理念，笔者曾为“相信人”、“相信物”、“相信钱”（指向的是现金流）而困扰，证券化的各方参与者究竟基于何种理念而积极投身证券化的实践。笔者认为二者也存在区别。信贷资产证券化始于不特定的众多借款人，终于不特定的众多投资者，涵盖了从传统的借款人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过渡，即从“人的信用”到“钱的信用”。然企业资产证券化始于某个特定的企业的某项或多项财产，终于不特定的众多投资者，表征的却是从企业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过渡，即从“物的信用”到“钱的信用”。
二、法律行为
（一）参与的法律主体
资产证券化创新在于它是在不同部门、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关联效应的综合性联动，具体涉及到银行、信托、证券等多个金融部门，以及借款人、投资者、中介组织等多元化利益主体，具有典型的跨市场、跨机构的创新性质。
1.基本参与人
基本参与人即是直接对证券化基础资产或者现金流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具体如下：
（1）发起人（originator）：兼任基础资产的原始权益人及出售方，它担当的主要职责是将贷款等基础资产从自己的财产中分离出来打包组建成资产池。根据规定，合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人特指在银监会监管下，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信贷资产的金融机构，且要求是做转让信贷资产业务的金融机构。实践看来，作为发起人参与试点的金融机构逐步扩大化为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上市和非上市）、财务公司、城乡信用合作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等。
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通常指除了上述金融机构之外的非金融机构，即广义上的企业，但并不局限于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还包括一些以企业的名义存在，但实际承担政府或公共职能的机构，[1]如城建投资公司等。
（2）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为实现某种特殊目的而成立的实体工具，其功能主要是向发起人购买基础资产，并将其细化成证券表彰的不特定财产权利，再向投资者发行证券，是谓真正发行人。它没有最低注册资本金的要求，因为它仅为完成证券化交易而设立，其支撑基本来自基础资产的收益。但是在我国，这种特殊性并不影响一般的信托机构去承担这种功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受托机构由依法设立的信托投资公司或银监会批准的其他机构担任”。
然而，我国证监会在以券商为核心的证券化业务中规定由“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这一理财产品作为SPV，即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本身就是为实现资产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而作为独立的基础资产受让人，[2]这就给SPV主体地位的认定带来了根本的难题，此类“计划”根本就不具有法律上的主体地位，也不具有作为SPV所应有的独立性。当然，以“计划”作为SPV不仅存在法律上的障碍，还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当前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体制性问题。
（3）投资者：广泛地涵盖了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等。目前，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合格投资者主要包括参与银行间市场的除保险公司以外的金融机构，如各类银行、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证券投资基金等；而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合格投资者的范围较为模糊，一般为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投资者之外的所有机构投资者。证监会《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扩大了投资者的范围，“投资者原则上应当为机构投资者。投资者为个人的，应当具有识别、判断和承担专项计划相应风险的能力，受益凭证的最低认购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
（4）基础资产的债务人：资产证券化发起人原始权益的相对方。信贷资产证券化因打包的资产可以是一般贷款、小企业贷款、住房抵押贷款、汽车消费贷款，原始债权的相对方则可能是某个或某些项目的贷款人、某个或某些小企业、人数众多的住房贷款人、汽车贷款人等。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本身就是类型待定的多样化“未来债权”，原始权益的相对方则更是难以确定。如“联通收益计划”中的基础债务人则是作为承租方的CDMA运营实体。
2.辅助参与人
为了有效履行这些职责，SPV还必须进一步委托商业银行或其他专门机构担任信托财产资金保管机构、贷款服务机构、证券保管机构等，这也是我国资产证券化区别于德国等欧洲国家资产证券化的一个地方。实务中，两类证券化对这些机构的选择并没有区别，只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对于这些机构的权利与职责有更详尽的规定。二者在信用增级环节有不同的方式，各自所需的信用增级机构（credit enhancer）也有不同，企业资产证券化通常还需要商业银行、企业集团等提供外在的信用增强。
（二）表征的法律关系
从法学的视角来理解两类资产证券化，主要涉及发起人与SPV之间的资产转让合同关系，实质在于买卖基础资产，关键在于塑造基础资产的独立性和风险隔离的有效性。但在实务中，两类证券化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信贷资产证券化设计了发起人与SPV之间物权移转或原始债权转让和担保交易的过程，即通过类物权的方式使其进入到了由证券法等相关法律的保护范围。而企业资产证券化受分业经营限制，无法完全借用这一信托原理，而是选择具有创新试点资格的证券公司发起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担当SPV，倚重《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专项计划合同的具体规定以及监管者要求的资产独立存管操作予以保障。这个所谓的“计划”本身的法律性质尚存阙疑之处，所以其与发起人的转让关系也难以定性，但实质仍然在于“出售”基础资产。
三、法律风险
从宏观层面看，市场交易的革新与法律规制的滞后是一对固有的矛盾，因为法律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给交易各方带来损失的可能性。企业资产证券化实践中尤为明显，企业资产证券化较之信贷资产证券化起步晚，法律基础薄弱，许多环节的设置还备受质疑。由于交易结构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相关的税收、会计处理办法也很模糊，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所制定的证券化税收规则只针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企业资产证券化能否享受相同的优惠待遇，这让投资者不知所措，也直接影响原始权益人的融资预期，更让企业资产证券化可能面临更巨大的法律风险。
微观层面，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可能源于借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或其他原因使现金流短时间中断，导致不能及时对投资者支付本息；借款人提前还款，使投资者原来的用款安排不能实现；贷款服务机构在管理证券化资产时，混同了回收的资金和自己的资金，在自身破产影响证券化资产的正常收益。但企业资产证券化的风险与借款人无多大关联，而是源于具有未来债权属性的基础。
四、法律监管
二者从运作之初就因为受制于不同的监管机制，而逐渐呈现出不同的交易形态和特质，所以它们也会被称为央行、银监会主导的信托型信贷资产证券化以及证监会主导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型企业资产证券化。
在遵循“安全与竞争、效率与成本相权衡”的监管理念下，银监会和证监会均应当贯彻这些基本监管原则，如依法监管原则、适度监管原则、效率原则、政府监管与自律相结合的原则等，这又具体化为二者均应当以风险监管为重点，强调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合作，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行业自律机制，强化信息披露制度。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 结构性融资 监管 信用评级 金融改革
一、资产证券化定义、发展及特点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即期流动性，但具有可预期的、稳定的未来现金收入流的资产进行组合和信用增级，并依托该资产（或资产组合）的未来现金流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可以流通的有价证券的结构性融资活动。
美国是资产证券化业务最早起源的地方，资产证券化业务距此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资产证券化最早出现于2002年，但真正受到政府支持是2005年，而后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而停滞。当前中国正处于金融改革的创新时期，未来资产证券化发展将加速。
目前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工具主要分两大类。
（一）信贷资产证券化
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基础资产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累计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22支，筹资总额达775.60亿元。
（二）企业资产证券化
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在交易所市场发行，基础资产为企业所拥有的收益权及债权资产。截至目前，中国已累计发行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13支，筹资总额达325.05亿元。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创新的结构性融资模式，其融资方式也具有灵活、创新的特点，具体的融资特点为：
一是融资的方式具有结构性的特点。首先，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对拟资产证券化的资产（以下称“基础资产”）进行一定的分解，按照基础资产的资产结构和回报利息率的特点，对基础资产进行一定的拆拼和组合，再根据重新搭配好的资产进行定价，确认新的风险和收益；其次，国有银行及商业银行的中介功能也可以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得到分解和组合，从而将单一的贷款回收风险转化成为多家中机构共担风险和获取回报的活动。
二是融资的方式具有收入导向性的特点。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基础资产的收益高低是决定资产证券化业务融资规模的先决条件，其次，当资产证券化业务面向投资和发行时，投资和也会对基础资产的稳健性、预期现金流量的规模及资产的优良性进行考察，从而决定是否购买。
三是融资方式具有低成本的特点。资产证券业务的融资利率一般低于其他债券类融资业务。首先，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基础资产必须经过专业评级机构的评级，并适当的采用担保方式进行增级，增强了债券的发行条件；其次，通过设定优先级及劣后级分级的产品结构方式可以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有效降低资金成本；所以，资产证券化业务很少折价发行，且债券发行支付的佣金费用较发行其他债券类产品低。
二、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
（一）中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阶段
1998年起，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就开始讨论在中国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001年《信托法》颁布实施，为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SPV）的方式开展资产证券化提供了法律空间。
2005年3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获得第一批批试点资格，标志着中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大幕徐徐拉开。12月15日，国家开发银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和建设银行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正式发行，标志着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正式开始。
2007年4月，国务院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家银行进入试点范围；9月以后，浦发银行、工商银行、兴业银行等先后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标志第二批资产证券化试点的正式启动。
2008年，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出现，各金融管理部门态度谨慎。
2009年至2011年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暂缓，期间未有新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产品面市。
2012年5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暂缓了四年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正式重启，总规模500亿元，2012年9月7日，国开行发行重启后首单产品。
（二）项目发行情况
截至2012年底，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合计约872亿元，其中2005年至2008年发行规模约668亿元，2012年重启后发行规模约205亿元。
三、中国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
（一）中国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阶段回顾
1.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第一批试点。2005年8月，“中国联通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计划”设立，第一单专项计划业务正式诞生。截至2006年8月末，专项计划模式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共推出9单，募集资金总额达到260多亿元。
2.2006年9月至2009年5月，试点总结与研讨。2006年9月以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暂停专项计划新项目的申报审批，进入总结阶段；2009年3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组建专门的研究团队研究和制定相关制度和管理办法。
3.2009年5月至2012年，第二批试点。2009年5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通报证券公司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情况的函》，标志着企业资产证券化试点重新启动。2011年8月5日，远东二期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完成发行，成为第二批试点中的第一单项目，总规模12.79亿元。
4.2013年3月至今，试点转规模化。2013年3月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对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基础资产的资产类型、交易业务的结构、交易业务的方式等方面进行了重新设计和定义，进一步延伸了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范畴。
（二）已发行项目主要情况
1.项目发行规模。自2005年8月至今，共有13个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顺利发行，累计融资超过300亿元，其中7个专项计划在深交所协议交易平台挂牌转让。
2.项目发行特点。行业分布方面，截至2011年末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基础资产范围包括高速公路收费、网络租赁、设备租赁、电力销售、BT项目、污水处理和股权转让等相关的各种挂应收账款或未来现金流（收益权），共涉及电信、交通、租赁、电力、市政设施等5个行业。其中，电信行业发行额占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总发行额的71%，电力、市政设施、租赁以及交通行业占比分别为10%、10%、7%和2%。
在期限结构、交易方面，现有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项目存续期由60天到64个月不等。
四、未来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及相关建议
最近十年，中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金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已经为进行大规模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打下了良好的市场基础。从大的角度观察，中国的市场经济日趋完善，资本市场基本建立，资本的流动达到了较高水平；从小的角度看，中国的大中小企业及银行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具备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初始条件。另一方面，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国内的金融市场不断进行改革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已与国际资本市场实现了对接，这也为中国的资产证券业务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但是，中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起步晚，发展缓慢，各项业务的发展仍处于试点阶段，资产证券胡业务的发展还面临着国内政策的各项约束，未来的资产证券业务的道路仍然很长。为了保证未来资本证券化业务的蓬勃发展，政策制定者及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参与者仍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持续推进资产证券化业务，不断把资产证券化业务做大做强
当下的中国仍处在城镇化的过渡阶段，政府仍在加大基础建设的投资力度，而基础建设需要大量的长期资本金的投入，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周转缓慢，如果单一依靠政府税收投入难以保障和满足；通过将基础建设的资产的未来收益打包进行资产证券化业务，可以有效的缓解政府融资难的问题，降低银行的坏账风险，提高资金的周转利用率。
（二）适当放松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监管
根据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案例，若一国的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监管较少，则一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良好，例如资产证券化业务全球排名第一美国。反之，若一国对资本市场监管较严，则会阻碍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例如日本。在资产证券化的初期日本层实行严厉的监管政策，严重阻碍了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
中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一直较为严格，在过去，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降低了中国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所以中国一直未有大型的金融危机爆发。但现在，在中国资本市场已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的情况下，严格金融监管制度反而限制了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因此，中国需要进行适当的金融改革，放松对资产证券业业务的监管，从而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三）不断优化资本市场的同时，进一步丰富资产证券化产品种类
在国际市场上，任何与其具有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资产都可以进行资产证券化，而在国内，由于资产证券化业务处于试点阶段，资产证券化种类的品种仅仅集中于基建资产及应收类账款等，没有充分发掘出更好的投资品种。政府及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中介机构应大力拓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产品种类，实现资产证券业务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杨农.中国企业债券融资：创新方案与实用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9.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次贷危机；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3月31日
引言
2008年由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次贷危机从美国开始向全球蔓延，导致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市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虽然此次危机由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引起，但是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的余额即使在危机爆发前夕所占的全部住房抵押贷款的余额也是很低的。但是，次级抵押贷款违约却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危机，这个关键就在于美国不断发展强大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到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美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在规模上已经超越国债成为了美国债券市场上的第一大品种。资产证券化在改善金融机构的资产流动性，增加利润水平的同时也种下了危机的种子。
资产证券化源于美国，同时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但是，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使美国的资产证券化规模缩减的十分明显。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对证券化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证券化的积极方面，危机爆发后，对证券化的负面影响以及相关的监管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一、美国资产证券化发展过程
（一）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美国金融管制越来越严格，但是银行可以通过存贷利差获得丰厚的利润。20世纪60年代开始，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成家买房的年龄，住房抵押贷款的需求急速上升。随后在60年代中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持续走高，在石油危机之后进入高峰，但商业银行由于受到利率管制，不能灵活处理他们所面对的各种问题，这样就造成大量的银行存款转移到了货币市场基金。市场的变化要求金融机构快速寻求出路，这时一个可行的办法出现在这些机构面前，那就是盘活存量。银行需要出售自己的存量资产来提高流动性，而美国政府为了适应金融业的这种需求，也出台了相关的各种措施。随着美国的资本市场利率大幅飙升与通胀激增，银行等金融机构原有的住房抵押贷款的固定收益率无法补偿需要支付的短期负债成本，银行的经营面临巨大的压力。于是为了解决银行面对的种种问题，在1968年最早的抵押贷款债券应运而生，这也成为资产证券化的早期形式。
1970年，吉利美作为担保方，首次将房地产抵押贷款打包发行抵押贷款证券。标志着美国开启资产证券化时代。1980年，美国开始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这导致了银行业的负债成本激增，存贷款期限错配等问题造成了储蓄机构的运行步履维艰。美国的政府信用机构，通过收购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然后再进行打包分拆发行抵押贷款证券，以此来帮助储蓄机构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功能由补充资金短缺向为储蓄机构管理和解决财务与风险问题方向转变。随着资产证券化的不断发展，基础资产的类型不断丰富，而且随之各种相关的衍生品也层出不穷。
（二）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的资本证券化市场。2008年的次贷危机给高速发展的美国资产证券化市场以沉重的打击，抵押支持债券（MBS）规模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资产抵押债券（ABS）的市场余额也呈现出大幅度的下滑趋势。经历次贷危机席卷过后的美国对资产证券化的结构设计和基础资产做出严格要求，更关注产品的衍生风险，资产证券化进入相对稳健的发展阶段。目前，美国的经济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渐渐开始复苏，证券化市场又随之活跃起来。
二、美国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这次的次贷危机，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美国资产证券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虽然美国资产证券化的快速发展对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美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中固然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最后引发了这场全球的次贷危机。
（一）重复的证券化恶化了信息不对称状况。重复证券化的问题在美国的资产证券化中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资金中介链被重复证券化过程不断的拉长。而基础资产质量与资金链条的长度也呈现出反比关系，即质量越高的资产中介链就越短，相反低质量的资产往往有着更长的中介链条。对于低质量的资产，金融市场需要反复地使用证券化过程将低质量的基础资产进行修饰，这样才能创造出机构投资者需要的高评级的证券。由此造成了发行者与投资者间信息的高度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使金融市场遭到外部冲击时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防御。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无法真正的了解基础资产的真实风险，而大部分投资者没有能力对基础资产进行准确的风险测定，这导致了投资者只能依赖于评级机构对各种证券的评级。但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评级结果并不能十分准确的显示出证券化产品的真实信用等级。一是因为证券化的种类过于庞杂，结构也十分多样繁复，有一些专业的投资者都不能对所有的证券化产品做出真正的客观评级；二是证券化产品大多采用的市场外交易，收集数据十分困难，而且证券化产品的时间一般比较短，这些原因导致了对于一个证券化产品的历史数据十分缺乏；三是评级机构在对产品进行评级时会采用十分复杂但可靠性不足的数学模型；四是评级机构本身的独立性还有待商榷。以上这些原因导致了评级机构难以全面客观的反映出资产的真实风险，资产的价格和实际的风险错配，进一步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与信息的不对称。
（二）对于风险自留比例要求的缺失。在传统的融资模式中，信贷的风险全部都由银行承担，所以银行为了控制信贷风险，有动力对贷款的质量进行严格的审核并对贷款的使用进行监督。但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导致了金融机构在贷款经营方面发生了方向上的转变。银行相比以前的贷款人更像是融资的中介。在对于风险自留比例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资产证券化可以转移全部的信贷风险。
银行通过证券化将风险全部转移使得银行疏忽对于贷款质量的检查，更在乎贷款的数量，而忽视了信贷资产的风险。在这种新的经营模式下，银行更愿意将贷款业务外包给直接贷款者。在危机爆发前的繁荣时期，直接贷款者数量激增，直接贷款者的目的就是更多的向外发放贷款，而且他们会很快将自己手里的贷款售给银行。这种经营模式，导致了银行所持有的贷款的质量越来越差，违约的风险也越来越高。
（三）资产证券化抬高了经济整体的杠杆率。首先，在新的经营模式下，贷款人重视数量忽视质量的态度，导致发起人只顾客户群体数量的提升，而不考虑对于不同的客户的不同风险承担能力。这导致了原本不够条件贷款的居民也获得了银行的贷款。这使得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持续抬高；其次，证券化使得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升高。第一，金融机构将缺乏流动性的贷款通过打包分拆，再通过信用增级来使资产信用的等级提高后出售，再将等额的资产支持证券从证券市场上购入，这样一来法定资本金要求就被显著的降低；第二，重复抵押也提升了金融机构的杠杆率。重复抵押加快了抵押品的流通，导致一些证券的回购交易量超出了债券市场上该证券的实际余额。
高杠杆率在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与利润率的同时也使得经济更加脆弱。一旦有负面的冲击出现，必然导致去杠杆化，而这一过程是痛苦的。而且，一般来说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将推高公共部门的杠杆率，最后可能成为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四）评级机构独立性。影响着评级机构独立性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信用评级虽然是为投资者和监管者提供真实客观的信息，但是评级的费用都是卖方付费的，也就是由证券的发行者承担评级的费用；第二，发行者为了使自己的证券获得更好的评级，一般会向评级机构寻求如何提升自己证券评级的方法。这时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就会因为利益冲突而受到影响，是向投资者与监管者负责，提供客观公正的评级给他们，还是提供对发行者有力的评级。评级机构因为存在着这种利益冲突，导致了评级机构不能真实客观的对证券化的证券风险进行测度，这导致了金融风险持续积累，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
三、对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启示
我国在2005年以试点的形式启动了以信贷资产为核心的金融资产证券化业务。2008年因次贷危机的影响马上叫停。直到2012年才重启试点工作，中间间隔了近四年。2013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规范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风险自留比例的文件》，允许发起机构的自留风险的方式可用垂直自留的方式，不再硬性要求保留至少5%的次级证券。2014年11月，银监会下发《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登记工作流程的通知》，资产证券化正式由审批制变更为备案制。2014年，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量为此前9年总量的2.5倍。
尽管2014年国内资产证券化发展迅猛，但与欧美日等发达资本市场相比，国内资产证券化市场仍显不足。截至2014年底，国内资产支持证券余额为3，073.15亿元，仅占债券市场存量的0.86%。2014年，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量占当年债券发行量的2.7%，同期美国占比为25.35%。
在未来几年内，金融机构将会大力推动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资产证券化将会在我国迎来高速发展的新时期。首先，资产证券化可以盘活存量，增加银行信贷供给能力，又能帮助银行改善不良资产状况；其次，资产证券化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也为银行增加了更多的盈利方式，而且在改善了金融脱媒引起的银行资金不足与行业竞争激烈导致的垄断利润降低的问题；最后，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能够更好地完善中国债券市场。
我国在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中要吸收美国的发展经验，但同时也要以美国发展中的不足为鉴，创新与监管并重，发展的同时要构建一套审慎的监管架构，时时记住对于风险的防范。第一，在具体的产品设计上我们应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不能照办国外的成功设计，应创造出更加适合于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第二，一定要建立起一套能与资产证券化相对应的监管系统，毕竟证券化将许多分离的市场连接起来，单独市场的监管很容易有监管漏洞与监管重叠。因此，建立一个相互协调的监管系统对中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康都是十分重要的；第三，对于重复证券化一定要加以控制，防止链条无限加长；第四，为了解决发行人的道德风险问题，监管者一定要对风险自留制定一个合理的比例，这也能很好地体现出共担风险与利益的原则；第五，要控制资产重复抵押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尤其在经济发展过热的时期，机构如果将杠杆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那就可以预防在经济下行时，大幅度地去杠杆化给经济体造成的不利影响；第六，国内的信用评级机构与国际上的一些知名的评级机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应努力提高国内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能力与素质，并一定要防范好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问题；第七，为了构建一个和谐的良好的金融市场，对于信息的透明度问题一定要重视，同时也要注意提升投资者的能力，通过透明的信息让投资者进行更加理性的投资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
[1]姚禄仕，王璇，宁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美国银行业的面板数据[J].国际金融研究，2012.9.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 金融创新 经济发展
一、引言
20世纪30年代以来，资产证券化逐步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金融创新工具之一。其O立的初衷是为解决目前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较差、信用风险集中等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也开始尝试资产证券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接，单由于我国的理论与实践起步较晚，在经济新常态下资产证券化运作也存在一系列困境。鉴于此，本文从经济学基本理论入手，分析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现状与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思路对策。
二、资产证券化的经济效应
（一）宏观效应
资产证券化，这种金融创新工具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世界范围的大力推行，主要得力于其显著的宏观经济效应。
1.金融结构优化。资产证券化不是简单的融资，而是一种新型的信用体制。资产担保类证券丰富了证券的种类，尤其是固定收益证券，从而推动了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有助于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
2.完善金融产品体系。资产证券化凭借其出色的产品创新能力，可以满足各类投资者对于不同期限、不同收益/风险特征证券的多样性需要。同时它沟通了机构信用与市场信用，将整个金融市场的内部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
3.促进专业化分工。资产证券化，促使金融领域内部分化，各环节趋于专业化，加之市场自由竞争作用，导致金融领域运营效率不仅相对地，且绝对地得到了提高。由于交易成本与效率成反比，故成本随之降低。
4.刺激内部需求。资产证券化是一种手续简便、成本低廉、流动性强的融资体制。因此其有助于优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缓解资本金压力，鼓励其放贷，刺激居民消费，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
5.资产证券化能有效对接宏观调控。首先，资产担保类证券丰富了公开市场业务工具。其次，商业银行的证券化资产比例与公开市场业务的流动性彼此相互影响着，影响着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最后，资产证券化会扩大银行进行证券交易的规模，从而使货币市场形成的交易利率更具代表性，进而引导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
（二）微观效应
微观层面上，资产证券化被众多企业广泛使用，具体经济效应体现在：
1.规避整体信用风险。资产证券化的信用支撑是某一金融资产而非发起人整体信用，从而进行破产隔离，保证投资者本息的偿付不受企业破产的信用风险影响。
2.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资产证券化中的评级机构借助其专业化优势及规模经济，可以有效降低收集信息的成本。其次，相对于个体，信用评级机构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由于投资者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成本，成本的降低意味着企业价值的增加。
3.有助于分散风险。以大数定律为基础，资产池并不消除每笔资产的特征，同时它可以利用资产多样性降低非系统性风险，提高组合收益。同时经资产证券化运作，发起人将持有的贷款分解重组成证券出售，实际上是交易流动性差的贷出款项，从而把借贷风险分散给多家投资者承担。
4.降低融资成本。资产证券化的出现，推动市场中介的发展，不断取代机构中介。与此同时，资产证券化通过专业化分工，精简了证券化流程中的环节，节省了部分中介成本，提高了企业运营效率。
资产证券化虽然大可提高全球金融市场效率，小可降低微观经济主体交易风险及成本。但如不能有效合理地利用，或者相应部门的监管措施不到位，将会引发不可预测的风险累积。所以本文认为在进行理论研究、制定国家政策时既应全面考虑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效果，也应考虑到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对宏观政策的逆向影响。
（三）资产证券化的基本运作流程
首先，剖析银行的证券化融资需求，确定资产证券化目标；将不同利率、期限的信贷资产分开，逐类进行估算、考核，选购资产并组成资产池。然后，设立特殊目的载体（SPV），真实出售贷款组合，更好地实现证券化资产的破产隔离。之后通过让与、更新、从属参与三条路径进行资产转移。再由SPV对资产证券化交易进行信用增级，设计出资产质量、偿付期限等各不相同的可交易证券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同时与发行人的会计、监管和融资目标相适应。经信用评级机构官方公布发行评级后，即可承销与发行证券。本息收益一般由服务商收取，然后存入SPV的特定账户。受托管理人则按协议偿付资金给投资者，同时对于待转付款项需要进行再投资。清偿完毕后，如现金流还有剩余，则按协议条款分配给银行和SPV，至此完成整个资产证券化过程。
三、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实践进程
资产证券化业务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5年初，这个时候的证券化业务才刚刚起步，系统和模式都还很不成熟，每一步都在慢慢探索。一开始并没特别规范的可以引导其业务化的法律法规。政府部门还有金融机构试点可行方案，并逐渐把法规文件系统化。
第二个阶段是2005年12月至2008年11月，试点业务开始正式实施。在这一阶段，我国的信贷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数量有了突破性的提升，像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中小企业贷款等五个种类都有所涉及，一共有19笔额度高于670亿人民币。但是这一部分在中国的债券市场还仅占极小部分，总的来说还不足以影响我国经济的整体走向。
第三阶段是从2012年至今，在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已经趋于成熟，在这期间发生的种种变化其实也一直被金融机构看在眼里。截止到现在愈来愈多的机构已经开始主动地开展起资产证券化业务，这一现状意味着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已经开始步入正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加成熟、更加完美的系统化业务了。
截至2015年底，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已超过2000亿人民币，占中国债券市场余额的0.9%，且种类多样。尽管规模较小，但却保持较快的增速，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不断推陈出新。但就我国的整体情况来看，资产证券化这一发展前景如此之好的举措还并没有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它该起的作用，也就激励着我们要更加努力的从自身出发，早日将这一举措推到它应有的高度。
四、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法律层面上
专门立法的缺失、相关规章制度的不完善无法为资产证券化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性保障。目前为止，《证券法》、《合同法》、《担保法》、《破产法》、《公司法》等法律在不同环节上规范着资产证券化的运作。同时在我国现行破产法的规定下，真实售出资产与通过从属参与模式转移资产相比，破产隔离效果相差无几，采用从属参与模式进行资产证券化更适应目前的法律制度设计，因而更易于推行。
（二）政策层面上
政府对金融市场实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政策对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作用。业务隔离的监管模式无疑大大降低了金融风险，但也同时限制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投资选择和创新发展。而资产证券化主要包含证券的发行与承销以及银行信贷资产的充分有效利用，这将使得对应的有关发行、监管、审批的行政管理部门界限模糊，进而出现监管疏漏与重复现象由此引发各职能部门交易成本的上升。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与创新，适用于各金融机构的监管模式也需要突破与完善。
（三）宏观经济层面上
目前中国外在的社会经济环境，尚不能满足实现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和运行的相关条件。社会信用基础还比较脆弱，信用担保保险体系较为薄弱，缺失由政府后台支持、体现公共政策意图的信用担保机构，由此导致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缺乏政府信用的大力支撑。
（四）微观主体层面上
中介服务机构缺乏规范，服务质量不能保证。高级专业人才缺失，投资者对资产证券化相关知识的欠缺和在投资决策等方面的局限性，阻碍了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进度，资产证券化的本土化发展水平远低于在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机构投资者的实力还不足，我国的投资机构创建时间普遍较短，目前的机构数量规模等方面还不能有力支持证券化的本土化发展。
综上所述，在中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法律政策以及金融市场已经具备了实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初步条件，但也还有很大的改进建设空间，例如制度政策设计、市场经济基础等方面。目前我国要努力在政策法规、经济环境以及制度机构建设等方面创造更优越的条件，推进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实施，发挥其在宏观及微观层面上丰富的经济效应。
五、相关思路对策
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处于滞后状态，发展速度放缓。不良资产的证券化已经停止运作，企业资产证券化的第二阶段试点启动时间也一再被推迟，以及美国次贷危机的出现，内外因素共同阻碍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与创新迫切地需要创新型的突破性战略。针对该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对资产证券化的法律体系进行专门统一的建立
借鉴韩国的相关模式，我国应对资产证券化的发行、上市、交易规则进行规范统一的要求或制定相关法律。同时对于现阶段实行的法律规定中和资产证券化相抵触的部分情况要进行适当的补充或者制订专门的额外条款，从而解决资产证券化在发展道路中遇到的法律难题。
（二）多方面协调并加强监管
外部发展环境趋于稳定、资产证券化发行与交易市场逐步的统一，为混业经营的新格局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同时也促进了监管机构间的协调合作。当下，国家实行的分业监管制对于实现市场的完全统一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然而相同资产证券化产品在两个市场上同时发行和交易则是目前最好的一种过渡方案。
（三）扩大基础资产发行种类，补充资产池
一方面对证券化基础资产要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应准许中小商业银行开展更多资产证券化业务，以期提高业务能力，达到其资本扩张目的。同时也要允许社保基金等机构，甚至一定范围的个人投资者参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投资，以扩展投资者的范围。当然这就需要加大对投资者的培养力度，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能力、分析能力和风险意识予以强化。
（四）对信用增级方式进行创新
资产证券化是一种在法律上和结构上都比较复杂的结构性产品，对信用风险非常敏感，投资者自身专业知识的欠缺以及经验信息获取不足，将导致其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办法独立做出正确、高效的投资决策。因此，市场中的中介机构依靠其专业化、规模化等优势进行资产证券化交易，有助于投资者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从而提高交易效率和产品的流动性。
（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加速不良资产证券化
从次贷危机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能对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产生长足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将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并放大其产生的经济效应，大大减轻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国家财政的不良资产负担。
六、结语
数十载以来，资产证券化在美欧得以迅猛发展，而亚洲金融危机后在危机国再度掀起热潮，如今有关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成为了我国众学者研究的重中之重。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陆陆续续在几个试点进行了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具体实践。随着经济增长，资本证券化在我国也开始大踏步发展。本文从资产证券化的根本机理出发，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以求更有效地发挥资产证券化在宏微观层面上的济效应，推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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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是于20世纪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的一种金融创新产品,它是一种新型的结构化融资创新产品,可以降低借款者的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转移和分散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以及增强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其中转移风险和扩大流动性是资产证券化的两项基本功能。但是,以上这些关于资产证券化的功能均是针对资产证券化的发行者,也就是对微观主体产生影响和作用,同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资产证券化作用和功能的研究很少从宏观角度去进行。但从次贷危机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虽然不是危机爆发的源头,但其确确实实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积累、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资产的价格泡沫以及内生流动性的扩张等,同时,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功能所造成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微观主体的范畴,因此,资产证券化也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对金融体系的运行产生影响。本文以次贷危机为背景来分析资产证券化对金融体系的影响。
二、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功能对金融体系的影响
(一)资产证券化基本功能对金融体系的正面影响我们知道,转移风险和扩大流动性是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功能。资产证券化诞生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不足。但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众多金融机构开始利用资产证券化来转移信用风险,因此扩大流动性和转移风险成为了资产证券化的两项基本功能,它们可以实现金融体系的良好运转。首先,从转移风险的角度来讲,微观主体可以利用资产证券化将其面临的风险转移出去。如果金融市场是一个有效的,则风险在转移的过程中可以在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之间进行分担。虽然风险在转移的过程中不可能被消除掉,但通过在投资者之间来分担资产证券化转移的风险,不仅可以大大的减少每位投资者承担的风险量,还可以使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来分担自己所愿意承担的风险水平,这样风险可以实现最优的分配;其次,从扩大流动性的角度来讲。资产证券化这种金融创新产品在诞生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问题,同时当经济形势下滑的时候,扩大流动性的基本功能也可以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因此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扩大流动性的基本功能也可以对整体金融体系的运行产生正面影响。
(二)资产证券化基本功能对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
1.资产证券化风险转移功能的负面影响
(1)风险转移功能加剧了金融体系中的道德风险。从次贷危机的爆发和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各微观主体显示出了极强的道德风险,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初始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可以通过不断的证券化给转移出去,只要基础资产的价格是看涨的,证券化就不愁没有销路,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不断的证券化来转移风险。在消除了“风险”这个后顾之忧以后,他们就可以放心的从事“谋利”行为,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大量的道德风险。
(2)风险转移功能导致金融体系中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资产证券化的发行者将初始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转移给了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以及投资银行等投资者,然后投资银行通过各种金融创新手段将初始的证券化进行打包和重组,由此形成了证券化的平方和立方,这些产品又会被其他的投资者购买,风险实现了再次转移。随着监管的放松,这一过程会不断的衍生下去。但是,在风险的不断转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导致风险的放大和扩散,由此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积累。一旦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产生货币政策紧缩,系统性风险就会转化为损失。
2.资产证券化扩大流动性功能的负面影响
(1)扩大流动性功能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随着以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的发售,抵押贷款机构获得了大量的流动性,这样他们提供贷款的能力大大增强,大量的信贷资金就会流入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引起房地产的价格不断上涨,形成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
(2)扩大流动性功能导致内生流动性的扩张。发行者通过发行资产证券化实现了流动性的增加,而证券化的购买者,比如投资银行业可以将其持有的证券化进行再次证券化,从而实现流动性的扩张,但这种流动性的增加方式是在金融市场的内部形成的,而没有像银行贷款那样从金融体系延伸到实体经济,因此这只是附属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流动性扩张。此外,这种流动性的增加和资产价格是密不可分的,一旦基础资产的价格发生逆转,证券化产品就失去了销路,这样其提供流动性的功能就会骤停,流动性危机就会爆发。
(3)扩大流动性功能导致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放大。在次贷危机之前,随着房价的上涨,扩大流动性的功能为房市提供大量的资金,导致房市出现价格泡沫,由此引起经济过热。但当央行意识到经济过热导致通货膨胀抬头时就会采取紧缩政策,由此刺破价格泡沫。房价的下跌导致主要以房产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的价格和评级下降,同时市场中又出现了争先恐后的抛售现象,这又导致证券化的价格和评级下降,这样银行持有的证券化产品不断减值,其已经设计好的证券化产品也渐渐的失去了销路,证券化产品扩大流动性的功能就会骤停,这样市场中就会缺少必要的资金,流动危机就会爆发,并引起了经济的过度下滑,由此可见扩大流动性的功能导致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放大。
(4)扩大流动性功能导致贷款机构的道德风险。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抵押贷款机构可以不断的通过证券化来增大流动性,这样流动性的资源增加了,抵押贷款机构发放贷款的动机就会提高,进而就会忽视对借款人信用等级和财务状况的调查,并放松对抵押贷款资产的监督,由此引发道德风险。
三、资产证券化对金融体系融资结构的影响
金融体系中主要有两种融资方式,一种是发行证券的直接融资方式,另一种是通过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方式。如果融资方式以第一种为主,则该金融体系被称为“市场主导的融资体系”;如果融资方式以第二种为主,则该金融体系被称为“银行主导的融资体系”。在资产证券化出现之前,大部分国家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直接融资方式充其量只是间接融资的辅助体系。但随着资产证券化出现和发展,同时银行体系由于受到“Q条例”的限制,“金融脱媒”现象越来越频繁,并导致银行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金融体系逐渐由“银行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同时,银行的融资方式在“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银行通过将其持有的各种资产进行证券化来转移风险或扩大流动性,从而把传统的间接融资方式演变成隐藏在证券市场中的融资方式,这种转变使传统的银行功能逐渐消失,导致银行类似于一个“影子银行”。在这种影子银行体系中,银行的主要融资渠道是通过证券市场的证券化,这种融资方式不仅降低了银行的融资成本,还使银行转移了信用风险,扩大了流动性。由此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的出现导致金融体系的融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融资结构已经不再仅限于银行的间接融资,而是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存的多层次融资结构转变,同时也导致了金融体系融资效率的提高,增强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
四、资产证券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一)资产证券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正面影响
在危机爆发之前,资产证券化确实对金融体系的稳定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这表现在:第一,风险转移功能实现了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承担了相应的风险,这样风险实现了最优配置,并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第二,资产证券化是连接多个利益主体的产品,在运作过程中,中介机构、评级机构、贷款机构以及投资者都会参与调查最初的信贷活动,这使银行发放信贷过程中的一些隐含风险被公开化,进一步减少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二)资产证券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资产证券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它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主要表现在:
第一,资产证券化的复杂运作机制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首先,资产证券化具有非常复杂的基础资产,可以被用来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很多,但不同的基础资产具有不同的特性,导致收益和风险的评估就变得极其困难,因此对资产证券化价值评估的复杂程度就会增加;其次,资产证券化是由多个利益主体参与的交易系统,这限制了信息披露的发挥,因为在参与主体众多的情况下,披露信息需要很高的成本,对信息的分析也需要大量的成本。由于信息披露是金融市场正常运转的基础,因此这项功能的限制必然会影响金融市场的运行;再次,资产证券化交易系统的复杂性增加了市场预期的难度,因此当资产证券化的价格发生波动时,投资者很难对以后资产证券化的评级以及价值走势进行预测,这不可避免的会导致投资者产生非理性行为,由此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再次,资产证券化的复杂运作机制导致大量委托———问题的存在,比如抵押贷款借款人和贷款发起者、贷款发起者和贷款安排者、贷款人和服务商以及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之间的委托———问题等,这些委托———问题的存在使金融脆弱性不断提高,引起金融不稳定。
第二,基本功能被滥用。资产证券化基本功能的初衷是维护金融体系的运转,优化资源的配置,但从次贷危机中,这两项基本功能被滥用了。首先,从转移风险来看。转移风险的目的是使风险转移给有承受能力和意愿的投资者,从而促进金融体系内部的风险管理能力,并提高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但是,在危机爆发之前,一方面,风险并没有转移给合适的投资者,并且大部分风险被转移到了不受监管的市场中,导致透明度降低,形成了非常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在逐利的刺激下,资产证券化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发起———销售”模式,形成了非常复杂的交易链条,在激励机制缺失的情况下,“高回报”逐渐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而“高风险”却被大家所忽视。
五、结束语及政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也可以宏观的角度上也会对金融体系产生影响,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在发展和创新资产证券化时必须慎重使用它所带来的各项功能,同时也要考虑资产证券化在宏观上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我们在本文中以次贷危机为背景,通过讨论资产李佳:资产证券化对金融体系运行的影响分析证券化对金融体系的各种影响,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法律关系;法律障碍;对策建议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关于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多年来没有一个确定的法律含义。美国学者Gardenei认为资产证券化是在金融市场上储蓄者与借款者一部分或者全部地匹配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封闭的市场信誉被开放的市场信誉替代。维基百科的定义是:证券化是一种结构化金融方式，包括对能够产生现金流的金融资产进行组合包装成证券，然后再出售给投资人。一个完整的资产证券化的法学定义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可以反映资产证券化是一种融资工具的特点;第二，可以说明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流程;第三，可以说明资产证券化所包含的的法学特征。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关系与法律障碍。
(一)资产证券化法律关系
资产证券化由一系列以合同为主的法律行为来完成的，是一个由法律关系组成的金融系统工程，其中包括的法律关系的要素有主体和客体。资产证券化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原债务人、发起人、特殊目的机构、投资者、信用增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服务机构、受托管理机构及证券商等要素，同时，资产证券化是一个法律过程，各客体包括拟证券化的资产、证券化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以资产证券化为担保发行证券。
(二)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障碍
第一，立法重心的偏移。全面统一的法律环境是资产证券化业务健康发展的保证，我国立法者对于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关注度较低。于2009年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对银行的资产证券化风险进行控制，对其他资产证券化的主体并没有提出统一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标准，直至2011年重启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后，证监会才陆续出台相关的部门规章对其进行规范，并由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出台相关的细化规定。虽然证监会出台的相关部门规章是根据《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制定的，但法律本身并未对资产支持证券作出适当的回应。第二，实践规则的缺陷。我国资产证券化尚处于初级发展的阶段，在实践规则方面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如果不加以规范，证券化市场随时可能“变局”。我国企业证券化实践规则中存在的问题有:第一，立法层次低。根据一般法理原则，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由于这些部门规章主要是针对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而此前的法律法规在立法时均无法将企业资产证券化纳入对象范围，造就了一些部门规章与现行的法律法规之间相互冲突的局面。第二，具体规则不完善，存在法律地位的模糊、资产转让的缺位、信息披露度低等问题。
二、推动资产证券化的对策建议
(一)完整资产证券化的法律体系
资产证券化不断创新发展，涉及面加大，对法律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为了规范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和交易的流程，推动其快速发展，应当建立统一的资产证券化法律体系。在我国目前存在的法律法规中，有一些与实施资产证券化相冲突的地方，严重阻碍了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这就需要对此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通过完善立法，减少法律的不确定性、漏洞、法律间的冲突，提高投资者法律风险意识，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制定规范化的法律合约预防法律风险等措施完善资产证券化的法律体系。
(二)建立规范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和机制
目前国内缺乏水平和资质较高的为资产证券化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严重影响资产证券化的进程。在这进程中需要设立具有政府背景的中介服务机构，规范信用评级机构、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现有金融中介机构的运作，由政府引导，引进国外的中介机构合作者为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提供服务。
(三)打破市场割裂，完善投资者结构
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进行交易的场外平台主要是证券公司间柜台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但是两个平台的衔接度较低，长远来看，不利于资产证券化的推广。因此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交易结算方式，统一债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托管和结算机构，为多个交易市场提供托管、清算、结算一体化服务，形成多个交易平台、一个托管结算机构的局面，可尝试通过转托管方式，实现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公司间柜台市场部分产品的相互流通，为投资者提供便利，增强产品的流动性，从而实现不同市场之间的联通，打破市场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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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产证券化 发展历程 交易结构 运作流程
一、资产证券化模式选择的原则
选择资产证券化可行模式，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在选择可行模式时，基础资产必须满足“资产重组”的要求，也就是着重从技术方面来分析，通过资产重组使基础资产的收益达到最佳水平，同时控制资产重组的操作成本，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任何不能满足这个条件的资产证券化是不能成功的；可行模式不但要求提供一种新的投资工具，给交易双方带来好处，而且还被赋予为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进一步开展提供示范效应的使命；可行模式在制度和环境方面只能是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与现行制度和环境冲突最小的交易形式，一个是选择最有条件突破现有制度和环境约束的交易形式。前一个选择有利于资产证券化在基础资产选择、资产打包等“资产重组”方面的经验积累，但并不能为资产证券化所需的良好制度和环境创造条件，后一个选择的虽然阻力大，但却能为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和环境条件。
二、资产证券化可行模式探讨
目前理论界提出了不少国内开展资产证券化的试行模式，主要可以概括为六大模式：不良资产模式、住房抵押贷款模式、基础设施收费模式、离岸模式、表外模式、表内模式。
1.不良资产模式
不良资产模式”的理论是:资产证券化可以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公司购买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债务重组、超额担保和债转股等手段来发行以未来收益为支持的债券，以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并由此为突破口，在国内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但资产证券化的生命力在于其能促进资产在获取资金方面的竞争，因此证券化的成功实现必然是以被证券化资产的稳定收益预期为前提的。对缺乏良好收益前景的资产所进行的证券化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这样的证券化产品不可能在市场畅销。因此，该模式很难符合管理部门作为突破口的要求，因而就不符合试行模式的内在标准。
2.住房抵押贷款模式
“住房抵押贷款模式”又被称为 MBS，我国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方面已经开始由建设银行进行试点，并未全面推开，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发放量太小，不能形成有效规模的资产组合。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和城镇化程度的加快，住房抵押贷款正在急剧扩大，从而为 MBS在我国的引进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满足了第一个原则和第二个原则的要求，在现行制度下，此模式是较具突破性的，因而可以作为试行模式的备选。
3.基础设施收费模式
“基础设施收费模式”顾名思义是以基础设施作为现金基础资产。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量相当大，加上基础设施收费具有现金流稳定的特点，因此该模式具有证券化的技术条件。在这方面，我国已经有过尝试。1996年珠海高速公司以高速公路收费和当地机动车管理费为支持发行了2亿元的债券。尤其是后者，通过在交易形式上采取资产离岸证券化的形式，规避了国内资产证券化在制度和环境方面的障碍，在程序及操作上都实现了规范化和完善化。因此，“基础设施收费模式”作为开展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的条件是比较成熟的。
4.离岸模式
“离岸模式”是以国内资产的未来现金流为基础，通过在海外设立 SPV 可在海外增级和海外筹资，成功地规避了现行制度下法律、会计、税收制度以及中介机构等环境方面的一系列障碍。但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目项下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外汇制度对其有一定的障碍，因此此种模式对于国内资产证券化发展不能起到试行作用。
5.表外模式
“表外模式”中，发起人把资产“真实出售”给 SPV，SPV 购买资产后，将他们重新组合建立资产池，以资产池为支持发行证券。真实出售意味着资产离开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实现“破产隔离”。实现“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是表外证券化的关键，表外证券化是最完全的证券化。
6.表内模式
“表内模式”下，发起人不需要将资产出售给 SPV，资产仍留在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上，由发起人自己发行证券。与表外证券化不同的是，首先，由于资产还在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上，风险没有转移。其次，在发起人破产时，资产池内的资产也属于破产资产，即表内证券化不能实现完全的破产隔离。虽然表内证券化不能实现完全破产隔离，但在发起人破产的情况下，却可通过法律安排使资产池优先偿付证券持有人，因此表内证券化证券是一种有保障证券。
由上分析可知，住房抵押贷款和基础设施收费较适合做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而从交易模式来看，表外模式是最完全意义上的资产证券化。
三、我国资产证券化选择
主流观点认为：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应该首先从住房抵押贷款起步。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住房抵押贷款是一种最为广泛地被证券化的资产。从住房抵押贷款本身来看，许多方面的因素（如损失和拖欠风险相对较小而且相对容易估计，提前支付行为具有较高的可预测性，会计和法律环境更令人满意等）使得以这种贷款为基础或凭之提供所有者权益的证券在市场上比较容易被接受。从现实意义来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有助于促进我国住房金融资金的良性循环，缓解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与资本充足率压力，填补公积金贷款的部分缺口；有助于深化金融市场、推动金融创新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也符合国家对新经济增长点选择的战略部署。
有学者认为，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应以基础设施项目收费和企业出口应收款的证券化为切入点。理由是，我国目前存在大量能够产生稳定收入流的基础设施项目和企业出口应收款，能够形成证券化资产的有效供给，而相较之下，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尚处于形成阶段，汽车贷款和信用卡业务更是刚刚起步，而且，基础设施项目收费和企业出口应收款的证券化可成为我国开辟利用外资的新渠道。
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证券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有关实际工作部门，最迫切希望证券化的资产莫过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利于摆脱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困境，而且有利于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国内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了巨额的呆、坏账，直接影响到银行的生存能力，流动性危机使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遭到破坏；另一方面，投资者手中的巨额金融资产找不到投资渠道，大部分以储蓄的形式持有，加剧了银行的刚性负债与不良资产的矛盾。但是，关于不良资产是否适合证券化这个问题争议极大。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尤其是转移给中国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不良贷款，与证券化对资产的质量要求相去甚远。目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不良债权，相当一部分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并经过长期的“沉淀”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也根本不可能产生现金流。剩下的一部分尽管还可能产生收益，但也因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其价值大打折扣，能否产生稳定的收益现金流量最终还取决于国企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及该进程中复杂的企业资产重组效果，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更重要的是，目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不良贷款大多数属于信用贷款，没有任何抵押品和担保品，这种资产几乎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证券化处理。
结束语：我国当前开展资产证券化的探索与实践，市场需求和外部环境已具雏形。我国目前债券市场发展迅速，已经达到相当规模,2003年我国债权市场交易量达15万亿元，是1997年交易量的487倍，债券发行利率和债权买卖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市场业务流程比较规范，风险防范措施和法规体系较完备，这为我国实施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市场操作平台；社会中介服务、法律体系、信用环境和金融监管不断完善，机构投资者群体初具规模，为我国探索实施资产证券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条件；金融机构试办资产证券化的内在动力逐渐增强，且现行资产现状和资本结构，客观上也为实施资产证券化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1]孙奉年:资产证券化效率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年
关键字：内部评级法 标准法 外部评级法 渐近单风险因子模型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能产生未来收益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出售给特殊目的载体，由其组成一个资产池，然后以资产池的收益为保证而发行新证券的一种融资手段。通常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包括：资产支持型证券、抵押支持证券、流动性便利、信用衍生工具等。
自上世纪70年代凭借规避资本监管、多样化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成本等优势得以蓬勃发展后，资产证券化一度被认为是20世纪末最重要的金融创新。然而，正是由于其复杂性和高杠杆的特征，该产品在2007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因此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巴塞尔委员会于2014年12月正式了《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作为巴塞尔Ⅲ框架的一部分。该文本是对巴塞尔Ⅱ框架信用风险中资产证券化部分和巴塞尔Ⅱ框架中资产证券化部分的替代和完善。
资产证券化的风险特征
监管资本是用来补偿风险、吸收非预期损失的工具。风险特征不同，用来衡量风险和计算监管资本的方法也应有所区别。相比一般资产而言，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用风险特征存在以下两点显著的不同：一是资产证券化的信用风险取决于标的资产池的一揽子资产，而非单个资产；二是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具有分档的结构特征，即从资产池中所得的现金流量用以支付至少两个不同风险档次的证券，而不同档次证券的信用风险有所不同。因此，在巴塞尔协议框架下，资产证券化的资本计量采用了单独的监管框架。
标的资产池的投资组合特征是导致资产证券化与一般资产信用风险计量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投资组合的风险状况本就不同于单个资产，而资产证券化的资产组合之间又存在相关性，层级划分和触发机制的设定都可能对未来的现金流产生改变，增加风险计量的复杂性。因此，在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计量中，不得不将更多的风险因子和结构性特征考虑其中。
分档的结构特征也导致资产证券化的信用风险与普通债权存在很大不同。从吸收损失的顺序来看，次级资产证券化先吸收损失，且可能不会对优先级产生影响；从清偿顺序来看，具有较高层级的资产证券化优先受偿；从集中度来看，较低层级的资产证券化风险相对集中。也正是由于这些结构化的安排，优先层级资产所面临的风险可能并不是单一风险，而是一个基于多种因素的系统性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即使预期损失相同，一个评级为AAA级的资产证券化应计提的资本可能高于评级同为AAA级的企业债券。
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框架的演变
针对资产证券化监管在金融危机中暴露的不足，巴塞尔委员会对巴塞尔Ⅱ框架下的资产证券化资本计量方法展开了修订。在巴塞尔Ⅱ的第一支柱中，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归类在信用风险中，采用单独的资本计量框架，资产证券化的资本计量方法包含一种标准法和两种内部评级法；在2012年巴塞尔委员会的第一次征求意见稿（CP1）中，对巴塞尔Ⅱ中的方法进行了修订和变形，形成了分属于两个框架下的五种方法；在2013年巴塞尔委员会的第二次征求意见稿（CP2）中，仅选用了CP1中变形后的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在《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最终稿中被沿用。
（一）巴塞尔Ⅱ中的资产证券化框架
巴塞尔Ⅱ资产证券化框架中的资本计量方法主要包括标准法（SA）和内部评级法（IRB）。其中，标准法类似信用风险标准法，即对不同评级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和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规定相应的风险权重；内部评级法又包括评级基础法（Ratings-Based Approach，RBA）和监管公式法（Supervisory Formula Approach，SFA）两种，此外巴塞尔委员会还提出内部评估法（Internal Assessment Approach，IAA）用于满足要求的资产抵押商业票据（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ABCP）的资本计量。其中，RBA用于有外部评级或可以推断评级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该方法类似标准法，但风险权重的设计更为复杂；而SFA用于未评级且无法推断评级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先根据公式计算出证券化风险暴露所需的资本（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基础资产证券化之前的内部评级法监管资本要求KIRB、该档次的信用增级水平L、该档次的厚度T、资产池风险暴露的有效数量N和资产池加权平均违约损失率），然后乘以12.5得出该风险暴露对应的风险加权资产。
（二）资产证券化框架第一轮征求意见稿（CP1）
1.巴塞尔Ⅱ资产证券化框架的不足
2007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风险暴露了巴塞尔Ⅱ资产证券化框架的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一是巴塞尔Ⅱ的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过度依赖外部评级，然而证券化过程和产品结构较为复杂，外部评级可能无法完全、准确地反映资产池的信用质量状况，过度依赖有可能对投资者决策形成误导，从而形成次级债务证券及其证券化产品的过度膨胀。
二是高评级风险暴露的权重过低而低评级风险暴露的权重过高。当资产池的信用质量发生恶化时，外部评级随之大幅下降，导致风险权重快速上升，形成资本要求的悬崖效应（Cliff Effect），进一步恶化银行抵御资产损失的能力。
三是资产证券化资本计提的风险敏感性较低，资本计量模型不能充分反映风险的变化。
四是风险权重过低，从而导致资产证券化风险的低估。RBA下各评级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与信用风险标准法下同等级别未证券化资产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相比较低，特别是对于高评级的资产证券化差异较大。这为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规避资本监管、规避资本监管带来了可能。
2.对巴塞尔Ⅱ资产证券化框架改革的修订
针对这些不足，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了对巴塞尔Ⅱ资产证券化框架改革的修订（巴塞尔Ⅱ.5），围绕提高资本计提的风险敏感性分别对现有三大支柱进行了完善。其中第一支柱的修订主要从再证券化风险权重、标准法下的风险权重、流动性的资本要求等七个方面展开。
2012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了《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第一次征求意见稿，此次修订主要是针对资产证券化的资本计提展开，内容更加全面，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两种计算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方案；二是提高了高评级优质档次证券的风险权重，降低了低评级档次证券的风险权重，同时将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最低风险权重统一设置为20%；三是对于某些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提前摊还、合格流动性便利采取了特别处理。
CP1提出了计算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两种方案，这两种方案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大多相同，但是方法的运用有所差异。
在方案一中，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调整的监管公式法（Modified Supervisory Formula Approach，MSFA）作为该方案的最高层级方法，MSFA是CP1中最为复杂的方法，是对巴塞尔ⅡSFA的改进，引入了期限等因素，提高了资本计提的审慎性。对于无法使用MSFA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应根据监管当局的要求选择使用修订的评级法（Revised Ratings Based Approach，RRBA）或简化的监管公式法（Simplified Supervisory Formula Approach，SSFA）。
方案二将高质量优先层级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敞口进行了区分，对于该类风险暴露，RRBA和MSFA是其最高层级的资本计量方法，对于无法使用MSFA的银行，在监管当局批准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SSFA；对于非高质量优先层级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暴露，方案二中要求基于KIRB的集中度比率（Concentration Ratio，CR）方法进行风险计量。其中，方案一和方案二中的RRBA不尽相同，方案二中的RRBA较为简单，也更为接近巴塞尔Ⅱ中的RBA。此外，两种方案都将底线集中度比率法（Backstop Concentration Ratio Approach，BCRA）作为最低层级的资本计量方法，适用于无法采用上述这些方法进行资本计量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而且，两套方案中均要求再资产证券化只能使用集中度比率计算其风险权重。如果银行也无法采用BCRA进行资本计量，则应选用1250%的风险权重。
（三）资产证券化框架第二轮征求意见稿（CP2）
结合CP1的业界反馈意见，2014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了《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将修订重点集中在资本计量方案的设计和整体资本要求上，重点考虑了风险敏感性和简单性的平衡。
CP2的修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将CP1提出的两套方案简化为一套，且只保留了CP1五种方法中的两种，进而补充形成了CP2中的三种计量方法；二是适当降低了资本要求的下限，将所有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最低风险权重从20%降低至15%；三是实现方案简化的同时提高了资本计提的风险敏感性，降低了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在外部评级法中引入了到期期限、档次厚度等新的风险驱动因子，提高了新方案的风险敏感性。
根据CP2设计的资产证券化资本计量框架，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将依次按照内部评级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IRBA）、外部评级法（Ex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ERBA）和调整后的标准法（SA）进行资本计量。对于拥有充分信息计算KIRB的银行，应使用IRBA计算资本；如果银行无法计算资产池的KIRB，但满足使用外部评级法的要求，则应用ERBA计算资本；否则，银行将被要求使用SA计算资本；如果上述三类方法都不适用，银行则应使用1250%的风险权重计提资本。对于再证券化风险暴露，巴塞尔委员会仅允许使用调整后的SA，而不再使用1250%的风险权重。
在方案设计方面，巴塞尔委员会将CP1中的两套方案简化为一套，且只保留了CP1五种方法中的两种，即RRBA和 SSFA。在CP2中，CP1中的RRBA方法更名为新的外部评级法（ERBA）。同时，根据参数的不同对CP1中的SSFA进行了变形，形成了以内部评级资本要求KIRB为参数的新的内部评级法（IRBA）和以标准法资本要求KSA为参数的新的标准法（SA）。CP2中的IRBA和SA方法比CP1中的SSFA方法更为简单，但同时保留了SSFA方法的风险敏感性。此外，CP2简化了模型的定性要求，同意将现有用于计算KIRB的定性标准适用于IRBA，从而使CP2的资产证券化框架与信用风险框架中内部评级法更加趋于一致。
（四）资产证券化框架的最终版本
在CP2的基础上，结合业界反馈的意见和定量测算结果，巴塞尔委员会继续对资产证券化资本计量方法进行了校准和修订，于2014年12月正式《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并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对巴塞尔Ⅱ资产证券化框架进行了系统的修订，融入了巴塞尔Ⅱ.5的部分修订，提出了三种新的风险计量方法，设立了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资本要求的上下限，并对风险转移认定的要求、尽职调查的要求、应收账款的特殊计量方法等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根据正式的《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资产证券化风险风险暴露的计量方法包括三种，依次为：内部评级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IRBA）、外部评级法（Ex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ERBA）和标准法（Standardised Approach，SA）。与CP2中类似，内部评级法层级最高，对于使用内部评级法计算标的资产监管资本要求的银行，应使用内部评级法计算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监管资本要求；外部评级法层级次之，如果银行未使用内部评级法计算标的资产的监管资本要求，但资产满足使用外部评级法要求，则应用外部评级法计算其监管资本要求；如果内部评级法和外部评级法均不适用，银行应使用标准法计算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监管资本要求。如果上述三类方法都不适用，银行应使用1250%的风险权重计提资本。对于再证券化风险暴露，巴塞尔委员会仅允许使用调整后的标准法，而不再使用1250%的风险权重。
1.内部评级法
在内部评级法下，资产证券化风险权重的计算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当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档次分离点D值小于或等于K_IRB时，风险权重等于1250%；二是当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档次起始点A值大于或等于K_IRB时，风险权重为K_（SSFA（K_IRB））与12.5的乘积（写作百分比形式）；三是当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档次起始点A值小于K_IRB，而档次分离点D值大于K_IRB时，内部评级法的风险权重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D和A分别表示该档次证券化资产信用损失的分离点值和起始点值；K_IRB表示资产池中资产没有被证券化情况下使用内部评级法计算的资本要求比例，等于使用内部评级法计算的标的资产所需的监管资本与标的资产风险暴露的比例；K_（SSFA（K_IRB））则表示内部评级法下每单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是K_IRB、档次分离点D、档次起始点A以及监管因子p的函数。
监管因子p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0.3为监管因子p的基准值；N为基础资产池所包含的资产个数；LGD为基础资产池加权平均风险暴露违约损失率；M_T为该档次的期限；参数A、B、C、D、E则由巴塞尔委员会设定。
2.外部评级法
外部评级法的风险权重与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评级结果（短期和长期）、风险暴露的质量（优质和非优质）、期限（1年、5年）和档次的厚度相关，具体风险权重由巴塞尔委员会直接给出。档次期限在1年和5年之间的，将使用线性插值法计算权重。为了考虑档次厚度，银行应使用下面的公式计算非优质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
风险权重=期限调整后的风险权重×[1-min（T，50%） ] （3）
其中，T表示档次的厚度，等于该档次分离点D值减去档次结合点A值。
3.标准法
标准法的风险权重计算方法与内部评级法相同，只是其参数有所不同。在标准法下，风险权重的设定同样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当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档次分离点D值小于或等于K_A时，风险权重等于1250%；二是当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档次起始点A值大于K_A时，风险权重是K_SSFA与12.5的乘积（写作百分比形式）；三是当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档次起始点A值小于K_A，而D值大于K_A时，风险权重将根据如下公式计算：
其中，K_SA表示资产池中资产没有被证券化情况下使用标准法计算的加权平均资本要求，由巴塞尔Ⅱ信用风险框架下标准法的风险加权资产乘以8%得出；w为证券化标的资产池中违约风险暴露与总风险暴露的比率；K_SSFA表示标准法下每单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是K_A、档次分离点D、档次起始点A以及监管因子p的函数，但是在标准法下监管因子p设为1。
此外，《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明确了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上下限要求，除再证券化风险暴露外，所有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均不得低于15%，与此同时，经过证券化后资产的资本要求不应高于未经证券化的原始资产按照相同方法计算得出的资本要求。
对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框架演变的评价
从资产证券化资本计量框架的演变不难看出，巴塞尔委员会始终在提高风险敏感性、增强简单性和可比性之间寻找平衡。
（一）简化结构
相比CP1中的资产证券化资本计量方法，修订后的资产证券化框架充分体现了巴塞尔委员会对简单性的追求。
首先表现在计量方案的简化，在CP1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在每个方案下都存在四五种不同的计量方法；而在《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最终文本中，仅设计了一种方案，保留了资本计量的三种方法。
其次表现在模型方法的简化，CP1中提出了MSFA，但是由于该模型过于复杂，在提出后遭到了大部分业界人士的反对。因此，经过慎重的考虑，巴塞尔委员会放弃了该模型，转而选择了较为简单的SSFA作为替代。同时，为了在保持简单性的同时不放弃对风险敏感性的追求，巴塞尔委员会在模型中引入监管调整因子p，对银行直接持有的潜在风险暴露与所有证券化层级的差异进行了区分。
（二）提高风险敏感性
《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大大提高了外部评级法的风险敏感性。在资产证券化资本计量框架中，外部评级法存在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降低银行数据收集和计算的复杂性，但会以丧失部分风险敏感性为代价。在此次修订中，巴塞尔委员会将提高风险敏感性作为外部评级法修订的重点。
巴塞尔Ⅰ的外部评级法仅依赖于该层级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外部评级，而不考虑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暴露是否为优先层级，标的资产池是否是颗粒状（包含的有效贷款个数大于或等于6个）的。此次对ERBA的修订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考虑到危机中不少评级为AAA的优先级资产证券化产品出现损失，监管者认为当前对其风险权重的设计过低；其次，当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评级低于投资级别时，风险权重设为1250%，危机中评级被调低后所面临的风险权重悬崖效应，加大了银行强行清算或进行监管套利的逆向激励；最后，除了评级之外，外部评级法并未引入其他可能对资产证券化所暴露风险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因素，如期限和层级厚度等。
ERBA对RBA的修订主要表现在风险敏感性的提高方面。首先，影响ERBA风险权重的因素从仅包含外部评级拓展至四个因素。在外部评级的基础上，ERBA引入了期限因素，对优先层级和非优先层级进行了区分，同时在非优先层级的风险暴露中引入了厚度因素。在对风险相关性的处理上，ERBA调高了系统性风险因子的相关系数。Peretyatkin-Perraudin （2004）和Perraudin （2006）的研究表明，RBA假设的证券化资产系统性风险因子相关性远远低于银行直接持有时的系统性风险因子相关性，这就意味着当证券化资产池足够分散时，根据RBA计提的资本可能很少。在用来校准ERBA的MSFA模型中，将证券化资产的系统性风险因子相关系数调整为银行直接持有资产的系统性风险因子相关系数，即假设该相关系数为100%。此外，外部评级法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评级的准确性，危机后外部评级方法和规则的调整也将提升该方法的有效性。
即使是资产证券化的新SA也是基于模型的方法，具有较高的风险敏感性。《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最终文本中的IRBA和SA都来自于相同的SSFA模型，其原理是对所有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及相应层级的资本要求进行平均加权。除了相关参数设计有所差别外，SA实质上采用的就是模型的方法，单就模型设计的角度来说，SA的风险敏感性与IRBA相同。
（三）降低模型风险
巴塞尔Ⅱ的监管公式法（SFA）是基于Gordy Jones（2003）提出的渐近单风险因子模型（ASFR）设立的，也就是说，资本要求等于在一年期内、单一风险变量处在压力情景下该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所面临的损失。该模型的成立基于两个假设条件：一是资产组合由很多的小资产构成，这些资产组合是分散；二是这些资产组合面临单一的风险来源，即宏观经济状况，且无法被分解。这意味着该资产组合的风险存在异质性，可以相互抵消。这些假设可能与现实情况差异较大，所以巴塞尔委员会对SFA模型进行了改进，在CP1中提出MSFA方法以降低SFA模型可能存在的模型风险。
修订的监管公式法（MSFA）将依赖于潜在的期望损失（ES），采用逐日盯市（MtM）的框架设计监管资本，与巴塞尔Ⅱ中计量公司风险暴露的IRB更具有一致性。
第一，MSFA避免了一年到期假设的缺陷。对于期限长于一年的证券化产品来说，使用逐日盯市模型方法更适用于该类资产的风险度量。SFA包含一个隐含的假设，即对于给定的层级来说，除非更低层级的资产降为0，否则不会引发该层级的任何损失。在操作中，对于给定A点和D点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来说，SFA假设期限对资本的影响仅体现在KIRB参数中，认为KIRB参数已经完全反映了资产池的逐日盯市风险。然而，这种忽略了逐日盯市风险的做法与IRB法并不一致。
第二，相比SFA使用的VaR方法，MSFA使用期望损失法对监管资本进行估计。与VaR模型不同，期望损失模型考察的是尾部损失的均值，而非单一分位点，即当损失超过VaR阈值时，可能产生的损失均值。从统计角度来说，期望损失（ES）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一致风险测度。从实践角度来说，采用尾部损失均值的度量，能够避免基于VaR方法计算可能带来的刀刃值。
第三，对于模型风险的处理不同。当前SFA模型中精度参数τ等于1000，MSFA关注的是资产池风险产生的真实过程。MSFA在不确定的损失优先权（ULP）模型中将精度参数τ设定为远远低于1000。
虽然巴塞尔委员会最终放弃了将MSFA作为资产证券化资本计量框架中的模型，但是目前框架下的IRBA、ERBA和SA均是依据MSFA模型进行校准的。在ERBA的模型校准中，对于资产池中各类资产对应的期限、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和资产价值相关性（AVC），构建基于预期损失率（EL）的信用评级模型，从而将基于该信用评级模型计算的参数，通过基于MSFA模型计算的资本要求对ERBA方法进行校准。
ERBA的校准分为三个步骤：首先，运用信用评级模型估计对于各类假设资产（优先层级与非优先层级，期限从1年到5年，非优先层级的厚度从0.1%到99%）所有评级（从AAA到CCC）的档次起始点A和档次分离点D；其次，对于每个假设的证券化资产，运用MSFA估计该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最后，运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拟合包含ERBA参数的方程，使之与MSFA计算的资本要求相一致。不论对于优先级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还是对于非优先级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来说，R2都高达99%。
在SSFA的模型校准中，结果显示，在均能使用MSFA和SSFA进行资本测算的326个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中，根据两种方法测算得到的资本R2达到95.3%，拟合结果高度一致。
（四）提高方法之间的逻辑一致性
从模型设计来看，IRBA和新SA采用的均是简化SSFA模型，只是模型的代入参数和监管调整因子p的设定有所不同。从风险的影响因子来看，即便是最为简单的ERBA，也选择了期限因子、档次厚度等风险驱动因子，这些因子保证了ERBA与IRBA和新SA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从模型的校准来看，无论是IRBA、ERBA还是新SA，都是根据MSFA进行校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模型结果的内在一致性。
整体来看，修订后的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框架相较于巴塞尔Ⅱ中的相关内容有了大幅改善：增加了是否为优先层级、层级厚度及层级期限等风险驱动因子，提高了风险敏感性；降低了可能存在的模型风险，提高了监管的审慎性；统一了证券化资产与未证券化（直接持有）资产的模型假设，提升了方法的内在一致性；提供了复杂程度不同的三种计量方法，令框架更加简单；通过相同的计量方法分别对三种资本计量方法进行校准，提高了模型的透明性和可比性。
然而，资产证券化的资本监管框架并非完美，主要表现为当前框架并没有充分考虑资产证券化的结构差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结构简单、透明的证券化资产面临的风险可能较小。因此，巴塞尔委员会仍在就如何将简单、透明、可比的资产证券化标准纳入资本监管框架继续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06）.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June.
[2]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09）. “Enhancements to the Basel Ⅱ framework”， July.
[3]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12）. “Revisions to the Basel Securitisation Framework（Consultative Document）”， December.
[4]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13）. “Revisions to the Securitisation Framework（Consultative Document） ”，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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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13）. “Working Paper 22 - Foundations of the Modified Supervisory Approach”， January.
[7]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13）. “Working Paper 23 - The Proposed Revised Ratings-Based Approach”， January.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法律主导论；法律分析
一、资产证券化的含义
证券化投资活动有一级和二级之分，其依据是市场以及运作方式。一级证券化是指资金需求者通过发行证券的方式直接向资金供给者融资，但二级证券化则不然。
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便是二级证券化的一种,指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法律本质上是债权)出售给特殊目的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由SPV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分离、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为由资产产生现金流支持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并在金融市场上发售的活动。资产证券化是利用可预见的现金流而支撑发行的证券，并且实际上是利用资本市场对资产的收益与投资进行分析和重组的过程。
在现在的国际流通市场上,基本可以根据基础资产的不同和证券的运营模式，分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即MBS）和资产支持证券化（Asset Backed Securities，即ABS）两种。一个完整的证券化融资过程会涉及到很多主体，其中主线主体是在资产证券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包括原始投资人、特殊目的主体（SPV）、证券承销机构和投资者；而支线主体则是为了保证资产证券化的顺利、合法、安全实施而加入的,包括信用评级机构、信用增级机构、服务商即资产委托管理者和托管银行。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交易的模式与过程分析
1、交易模式
资产证券化交易模式是发展的前提条件,一个适合本国国情和体制的交易模式,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发挥作用。
我国由于资本市场建立较晚，所以大部分的制度没有创新性，只是根据国外的成功经验照搬而来。在证券流通模式中，我国采用集中管理为主（参照美国模式）,自律管理为辅（参照英国模式）的双管齐下模式。其中，证监会可以管理证券业中的一切事物，而证券业协会则可以进行自律监管，自我约束。我国选择效仿美国的表外业务模式,因为我国的《商业银行法》第22条规定，“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机构进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动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这两条证明了在商业银行作为原始权益人时不能设立控股或者全资的SPV。
2、交易过程
SPV机构是整个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核心元素,根据SPV的资产流动情况,可以将资产证券化分为设立阶段，筛选并转移资产阶段,证券评级和信用增级阶段,发行和交易阶段。
（1）设立阶段。SPV作为特殊目的的载体，必须在法律上明确有其实体形式，才能从事与其行为能力相对应法律行为。根据国际上的现行制度以及实际状况而言，SPV可以采用有限合伙、信托或者公司的形式。现在具有争议的问题有两条：一是我国政府是否具有资格设立SPV。支持者认为政府具有比其他组织更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更及时的信息，而且在国际上也有成功的例子，在资产证券化初期，是可以让政府进行适当的参与从而刺激发展的；反对者认为,根据中国国情,政府参与商业活动并不是明智的选择，政府代表的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是公共产品,而资产证券化实质上是加快资本的流通速度进而盈利，是金融产品的一种。所以我国政府起码在现阶段是不适合参与进SPV的设立当中去的。二是我国的SPV可以采取什么形式。《证券法》第6条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这证明了信托、商业银行控制的SPV在我国均不被允许。根据我国的国情来说，商业银行把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与其合作的组织应该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较高的安全性，所以在我国资产证券化中,有限合伙模式并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因此，单独的以公司形式而设立的SPV是我国资产证券化中切实可行的主体选择。
（2）筛选并转移资产阶段。SPV的资产池概念中的资产便是具有可期待性的同类稳定收益资产。中国建设银行推出的MBS，就是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此项产品要求资产池中汇聚的均是与房地产抵押贷款有关的客体，其他类型的可期待资产如煤矿、水利等均需要选择另外的投资产品。根据《物权法》第180条，要求抵押的财产必须是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财产,因此具有产权的现房当然是无可争议的,因为抵押人具有房屋的所有权，自然可以将担保物权转移。但在此条中同样规定了,正在建造的建筑物也可以抵押,这打破了我国一直以来认为的只有现实存在的客体才能取得所有权的观念,所以,在法律上已经承认了期房抵押的合法性。这也就证明了期房和现房一样可以成为资产证券化的稳定性收益资产。
（一）风险随基础资产转移。
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基础资产实现的是真实出售，因此基础资产的风险也随之转移，银行更多的是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传统贷款业务中，风险是由银行承担，但是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债券的购买者会被告知风险收益，银行将部分或全部风险传递给债券持有人。
（二）资产证券化业务属于表外融资。
在资产证券化融资过程中，由于基础资产是真实出售给SPV的，因此基础资产不再存在于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内，既不会像发行债券一样增加负债规模，也不会像发行股票一样增加所有者权益。对于对资本充足率有较高要求的银行业，无疑为一项优势选择。
（三）降低了准入门槛。
传统融资业务中，无论是银行贷款，或是证券发行业务，对发起人的资质都有较高的要求，但是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由于破产隔离制度的存在，只需要有优质的基础资产即可，将拥有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资产从发起人的整体资产中剥离，降低了对发起人的整体要求，因此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融资效率。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实际操作中，业务运营的核心在于破产隔离制度和风险防范，主要由以下角色来保障：特定目的机构或受托人（SPV）、信用增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在我国SPV通常是为信托机构。我国法律规定信托机构的受托财产独立于自有财产，当进行破产清算时，受托财产可不列入清算范围。此举可对基础资产进行保护，达到了破产隔离的目的。信用增级包括内部增级和外部增级，外部增级可看作是对资产池中资产的担保，若资产发生信用风险，可由增级机构进行一定比例的赔付；内部增级包括证券的分级发行、直接追索、超额抵押等方式，是一种通过发起人内部担保增加信用等级的方式。信用评级机构则负责对资产池中基础资产进行信用评级，而信用评级是整个资产证券化过程的基础，是风险的源头。
二、阿里小贷模式的资产证券化分析
阿里小贷是阿里巴巴集团2010年在重庆下设的阿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亿，成立目的主要是对淘宝网上信用良好的商户进行放贷，帮助阿里集团拓展金融业务。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破产隔离制度和信用增级制度，下文将对这两点进行分析介绍。破产隔离制度。在东方资管——阿里巴巴资产管理计划中，由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下文简称东证资管）成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充当SPV的角色，此项专项管理计划仅有这一项业务，属于比较成熟的SPV形式，实现了真实出售和风险隔离。另外小额贷款的信用风险由原始权益人处转移至该专项管理计划并由该计划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承担，当借款人不能按时履约时，将给该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带来投资损失，从而将信用风险由原始权益人处转移至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信用增级制度。此项资产管理计划选择阿里巴巴旗下的另外一家担保公司商诚担保为外部增信机构，对30%的基础资产进行担保，使整个资产池的风险系数降低.除了采用外部增信机制外，阿里小贷还对专项资产进行分级发行来获得内部增级，从产品结构看，根据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次优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三者比例大致为75%、15%、10%。其中，优先级、次优先级份额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次级份额全部由原始权益人持有。另外，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还充分考虑了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鉴于目前市场上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属于首次发行，投资者限定为机构投资者，目前暂未开放个人投资者的购买渠道。此项管理计划的审批监管机制也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此项资产管理计划以证券公司为专项计划受托人，由证监会进行审批。采用一次申报、审批，多次发行的循环购买机制，主要考虑到阿里小贷贷款对象的特殊性，淘宝商家多为规模小、运转灵活的商家，对资金的需求具有时间紧、期限短、金额小等特点。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专项计划可根据贷款对于资金的需求情况进行多次发行，每次2亿元-5亿元不等，期限1-2年，总额不超过50亿元，总存续期不超过3年。阿里小贷此次顺利实现资产证券化，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其“循环购买”基础资产的设计。一般情况下，资产证券化的资产池需要满足基础资产的期限和产品的期限相互匹配这一条件，即二者预测的现金流是一致的，因此对资产池内的基础资产有较高的同质性要求，且循环时间与投资人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基础资产期限过短或不一致，就较难形成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从而增加融资成本，降低金融效率。循环购买即以基础资产产生现金流循环购买同类基础资产的方式，解决了短期贷款和长期证券的错配问题，为期限错配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循环购买对基础资产质量要求较高，在国外市场中，此类产品主要应用于信用卡消费贷款。
三、阿里小贷模式整改成功的归因分析
（一）监管政策的支持
2013年3月，证监会出台政策决定扩大资产证券化业务范围，在颁布《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时首次提出可以“以基础资产产生现金流循环购买新的同类基础资产方式组成专项计划资产”，使阿里小贷在政策支持上首开先河。事实上，东证资管——阿里巴巴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电商用户的小额贷款为基础资产，属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我国资产证券化，一直由银监会进行监管，阿里巴巴选用证券公司为管理人，是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先例。
（二）资金循环利用解决自有资金不足问题
我国法律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只能以自有资金进行贷款，以阿里小贷为例，其注册资本为6亿，贷款额度上限仅为6亿。将贷款资产进行证券化，实则将此部分贷款业务剥离，相当于增加了贷款额度；另外在资金不足方面，循环购买模式可以将资金循环利用，以募集到的资金持续放贷，大大缓解了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不足的问题。截至2014年3月，东证资管陆续发行了6期ABS产品，即东证资管——阿里巴巴专项资产管理计划1-6号，每期存续期15个月，发行金额每期5亿，实际融资金额近30亿，极大地提高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效率。
（三）信息资料数据的真实性为其提供了安全保障基础
东证资管——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资产管理计划成功的核心因素在于阿里巴巴对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有着第一手资料，淘宝电商的所有商业活动阿里巴巴都掌握着后台数据，数据的真实性为贷款提供了绝大部分安全保障，大大提高了基础资产的质量。在订单贷款方面，贷款企业订单的产生和处理都依赖于阿里巴巴集团，所以对抵押物的资信情况有充分了解。
（四）三道防线的风险防范措施降低了资产证券化风险
资产证券化业务中SPV的破产隔离机制和内外部增信机制，进一步降低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一旦借款企业发生信用危机，第三方担保机构便可以发挥作用，成为投资者的一道防线。在对借款企业的严格控制之外，阿里小贷还将证券进行分级，将优先级和次优级证券对外销售，次级证券则全部由阿里巴巴集团购买，因此一旦信用风险出现，则损失大部分会留在集团内部，尽最大可能降低了投资者承担的风险。由于投资者均为机构投资者，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即使出现部分损失，也不会像个人投资者那样，无法接受。
四、网络金融环境下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前景
(一)“沉睡专利”不应包含“阻却专利”
专利权系综合性权利，含有财产权属性，相对应的即可认定专利属于一种资产。一般认为，资产是指企业过去交易或者其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可见，资产的经济属性是能够为权利人提供未来的经济利益。消极利用专利虽然没有形成新的工艺技术或者产品材料，但若通过遏制竞争对手开发出替代产品来确保专利权人的垄断利润，可以获得间接收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称之为“阻却专利”(BlockingPatent)。笔者认为，所谓“沉睡专利”的经济属性应当已经退化，而“阻却专利”并不符合这一条件，尽管其并未由专利权人积极开发，但其已然明确反映了专利的经济属性，故而应予剔除。
(二)“沉睡专利”不应包含“瑕疵专利”
专利的法律属性系由专利人控制并有利用价值，即对应的没有质量瑕疵与权利瑕疵。所、谓“瑕疵专利”(QuestionablePatent)，指请求保护的范围过宽或专利本身不符合专利法有关规定的质量不高的专利。“瑕疵专利”虽然已获得相关授权，但因不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而存在可能被宣告无效的情形。笔者认为，“瑕疵专利”一则在法律属性上有所欠缺，二则因其法律属性的缺失，无法将其视做有效资产，故而不应将其列入“沉睡专利”之列。综上，不妨对“沉睡专利”做此定义，其系指专利权人在获得专利授权之后，不考虑商业化的消极利用，无法将其市场化而被迫搁置的专利。
二、考察资产证券化模式的制度优势
专利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为相关专利权人，所转让的是专利实施许可收费权，形成相关“权利束”，构建有效基础资产，完成融资基础架构。证券化的目的与功能在于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换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证券，资产证券化用“资产汇集—资产分割—证券发行”的模式折射其资产重组与风险隔离的原理。结合专利而言，资产证券化模式为专利权人融资集资提供了广阔空间与优越条件。
(一)证券化可使融资更充分
一般而言，若专利权人不通过专利交易而通过专利质押获得资金，其所能获得的资金相对较少，且因为质押会使其处分专利权的自由空间大幅缩小。鉴于评估单项专利的价值所需考量的因素较多，金融机构(通常是银行)为了降低风险、确保信用，一般都会压低专利作价，导致专利权人所能获得资金较实际价值减少很多。另一方面，我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二百二十七条对专利质押做出了相应规定，使专利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双重退化，权利人很难实现融资的初始目的。如果专利权人通过资产证券化模式获得融资，那么将是一次性初始给付，为其开展进一步的研发提供更为有力的资金支持。具体而言，专利权人如果作为发起人，将专利所附衍生权利转让(所有权不转让)，在资产证券化模式下将得到一次性支付，较一般银行贷款具有优势。同时，这种向市场直接融资的方式让风险通过市场加以稀释，保证了专利权人的融资金额与其专利的实际价值更加契合。
(二)专利池可消化一定风险
构建专利池也将消化一定风险。构建专利池，就是利用相关专利之间的互补性，弥合单项专利交易、融资中存在的缺陷，最大限度降低专利估值困难的不确定性(如外部侵权、技术更新等)。实践中，单项专利所能涵盖的技术内容或者辐射范围是有局限的，否则就可能落入保护过宽的窘境。这同时意味着，单项专利在很多时候需要其他互补专利共同生产出商品或提供服务才能产生收益。另一方面，构建专利池契合了资产证券化中资产重组的基本原理———将基础资产加以有效整合，通过精致设计，实现结构分层，满足不同需求。
(三)证券化可契合收费规律
SPV(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简称SPV)的盈利设计契合专利许可的收费特点。专利实施许可的收费规律是随着时间推移收费愈来愈少，现金流的稳定系数逐渐降低。结合中国国情而言，目前投资者的投机主义思想较浓，真正的价值投资者在市场中寥寥无几，况且无论是投机或投资，事实上总是对未来风险存在预期，这就导致SPV不得不设计一些投资期限较短的产品迎合多数投资者的需要。短周期投资的观念与专利实施许可自身的特性与需求正好契合，降低了专利资产证券化的操作难度。
(四)市场化可检验管理成本
专利估值的一大困难即在于环境因素较为复杂，监管成本难以明确。通过先期的资产证券化试点，可以通过市场发现专利(专利集合)的管理成本，包括预防侵权、处理侵权、应对诉讼等方面。这将为之后的证券化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与专利质押不同的是证券化面向大众，具有相当的公开性，必须履行相应的公示义务;另一方面则是经由市场检验，比先验性的模型设计更具合理性。
(五)投资者可同步享受收益
投资者通过参与专利资产证券化的投资，可以直接获得专利实施许可的收益，分享科技进步的成果，回避了投资中小科技公司的经营风险，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真正直接投资。此外，还可以吸引投资者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培养尊重知识产权的观念，形成良性循环，为改善市场环境提供有利条件，为健全制度环境减少人为阻力。
三、检讨资产证券化模式的法律供给
社会经济状况与经济发展结构对法律供给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停滞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融资制度的丰富完善缺乏生存的土壤与市场的考验。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民众财富如何在市场经济中保值增值、资本(产)与产业的纽带如何构建，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更多的合理诉求催逼更高的制度要求，检讨制度供给的不足与完善。制度供给的优化将内化外部成本，降低负外部性，在提升制度需求的同时，激发融资安排的设计优化，落实相应的财富保护依据与措施。结合专利资产证券化，相应法律法规的协调与完善将为其顺利施行保驾护航。
(一)检讨之一:将来债权转让制度的不足与优化
专利资产证券化模式如果能够成立，就要求其存有可以作为基础资产的债权。按照日本学者我妻荣的观点，近代社会债权中有一类取得独立地位的、对所有权起一直作用的债权，这种债权为确保其清偿力而从总财产中抽象出其担保价值。抽象出的担保价值具有独立性，当与证券结合，便成为安全且快捷的交易客体。从制度环境来看，我国已经具备较为完善的专利许可制度，这为专利债权化提供了制度基础。在资产证券化的模式当中，专利实施许可费作为专利衍生权利的一种，具有债权属性。发起人(专利权人)只要通过债权转让，便可使之成为基础资产。尽管就应然层面而言，资产的可转让性并不存疑，但就目前我国的将来债权转让制度而言，相关法律规范尚不完善。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均对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民事行为做出了规定，《合同法》也对附条件与附期限的合同做出了规定。两相比较，前者主要针对一般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后者直接针对合同的法律效力，但加以深究即可发现两者均未涉及将来债权的法律属性———是否可将其视为一种的附条件或附期限的债权问题。结合上文的分析来看，将来债权转让不仅具有可行性，且在证券化交易中也有一定的必要性。对将来债权做出规定，明确规定其具有可转让性，并对转让过程中的细节问题结合多方考量做出具体规定外，既是当务之急也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还须让将来债权可有效转让的制度与证券化资产应真实销售的意旨有机偶合起来。笔者认为，除了民法上强调的意思表示真实与商法上强调的转让价格合理外，还应针对资产证券化模式校验“特设机构的追索权”、“剩余利润分配请求权”、“未销售剩余证券的回购权”等标准。特设机构的追索权系指专利基础资产转让后，由于专利自身的风险导致损失(例如专利许可费无法正常收回)，特设机构是否有就此损失向发起人请求赔偿的权利。毕竟发起人一旦将资产转让给特设机构，该资产风险损失应全部由特设机构承担，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真实出售。此外，发起人往往预先与发起人达成协议，对超过收益的部分实行回收，请求分配剩余的利润。但法律认定剩余利润分配请求权的本质为担保贷款融资。其一，事先约定将使基础资产折扣或抵押权未超过部分收益固定化，回避承担市场风险的可能性，不符合资产转让真实出售最一般的理解;其二，如果允许发起人享有剩余利润分配请求权，基于道德风险的考量，发起人可能在资产转让时尽量加大折扣或增大超额部分，以降低对证券化资产的审核，并在最后获得固定收益。如果基于专利所发行的证券并未实际销售完，发起人可回购剩余证券以促成整个证券化操作的完成，则明显消除了特设机构在资产真实出售情况下应承担的风险，也不符合真实出售。
(二)检讨之二:有效破产隔离制度的不足与优化
所谓破产隔离系指将资产原始所有人的破产风险与证券化交易隔离开来。这是资产证券化交易所特有的技术，也是区别于其他融资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破产隔离中，SPV无非公司形式(SPC)与信托形式(SPT)两种。针对SPV，不妨从公司法、破产法、财税法三个方面加以检讨。
第一，SPV的载体属性要求其设立程序简单、管理便利、资本要求不高。《公司法》的最新修订，降低了SPV的设立成本。另一方面，《公司法》并未对SPV的业务营运有明确规制。从公司形式的SPV所从事的业务观察，其主要购买、持有资产并借以发行资产担保证券以及进行盈余资产的再投资。笔者认为，法律应确认以上业务构成其经营范围并严格限制其所从事其他业务，避免发生危及资产的其他负债。
第二，SPV如果采用一般公司模式，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依然接受《企业破产法》的调整与规制。设计SPV的初衷在于即使发行人破产，SPV的财产也不会被归入清算财产。SPV与其他主体(尤其是发起人)都应当是独立开来的法律主体，不存有关联交易或自我交易，而实践中他们之间的交易有被《企业破产法》撤销权制度冲击的可能。
第三，对SPV在各环节中的收入(例如在发行环节中的现金流获得与偿付环节的现金流支付)，按照现行有关财税法律制度规定，会被认定为SPV的应税收入，进而课征所得税。但实际上SPV并未得到相应收入，而是支付给投资人。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支持通过信托模式构建SPV。信托法的相关规定确立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原则上为证券化中风险隔离机制提供了制度保障，为SPT的构建给予了一定的法律支撑。《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的相应规定，也将专利信托纳入了信托公司的经营范围。另一方面，《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似乎也在反面印证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但是，我国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的不健全与受托人法的缺位，将导致实践中利用信托公司作为SPV的可行性削弱。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的不健全将导致公示效力(公信力与推定力)的退化，受托人法的缺位，将对受托人履行信义义务得到有效监督构成制度障碍。笔者认为，应该尽快完善信托立法，围绕“信托财产独立性”的程序保障与“信托行业审慎性”的实体支撑，夯实SPT模式的可行性与安全性。
四、结语
金融次贷危机以前，美国、英国、德国、荷兰等国的证券化监管相对宽松，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证券化监管相对严格，监管差异主要表现在SPV的并表处理和流动性支持的风险权重处理两方面。
（一）SPV并表处理的监管差异
2001年安然事件爆发之前，美国的会计准则并未要求将SPV并入发起银行的财务报表，SPV成为银行和企业逃避税收和会计监管的工具。安然事件暴露出的监管缺失给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FASB）带来很大压力。此后，FASB开始了SPV的合并报表研究，并于2003年陆续颁布第46号解释（FASBInterpretationNo.46，FIN46《）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InterestEntity，VIE）的合并，对第51号会计研究公报的解释》及其修订版FIN46R，要求按照SPV中拥有支配性财务利益（即多数表决权）的主体进行合并，如果不存在多数表决权，则以可变利益的识别和计量作为判定标准②。然而，为避免对证券化业务造成过大冲击，FASB又规定合格特殊目的实体（QualifyingSpecialPurposeEntity，QSPE）不属于FIN46R的应用范围。美国银行业此后便将表外融资实体从VIE转型成为QSPE③，以此规避并表要求，证券化的监管套利行为及潜在风险仍然未能得到有效控制。欧盟在2002年引入国际会计准则（IAS），要求所有的欧洲银行都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IFRS将“自动调节机制”视作对SPV的实际控制，据此设立的SPV应当并入发起银行的财务报表，以合并报表计算银行应提取的资本金，因而被认为是针对表外融资实体处理方面最严厉的全球会计准则。然而，由于欧盟国家对于IFRS的解读并不一致，证券化监管的力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危机之前，德国银行业的合并报表中从来没有纳入SPV。这种监管滞后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德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改必须得到司法部门的认可，例如德国的银行法规定，从事表外融资业务的SPV不属于金融服务企业，会计准则不应将SPV并入银行财务报表，银行也无需为SPV提取监管资本；另一方面，德国银行业采取的是全能银行模式，开展证券化业务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金融监管部门出于维护银行业国际竞争力的考虑，通常不愿对证券化业务做出过多限制，即便该国在2002年采用了IFRS的会计准则，但SPV也仅仅是出于财务报告的完整性要求而出现在银行的合并报表上，银行并不需要为SPV提取监管资本，实质上是对SPV采取非并表的监管模式。英国与德国相类似，即对SPV采取财务报告上的并表处理方法，但在监管资本上采取非并表的处理方法。法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对于银行的证券化业务持谨慎态度。针对银行利用SPV进行监管套利的问题，法国的银行监察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强调应提高监管标准加以约束，并推动该国在1999年引入IAS的会计标准来监管银行业，比欧盟的接轨时间早了三年。在此监管标准下，法国银行业的监管套利成本高得多，不仅要在SPV中引入第三方股权和第三方决策，而且要证明SPV的风险和收益完全由其他投资者所承担，而德国银行业只需规避与SPV的资本联系即可。对于同一金融控股集团中银行与SPV之间的证券化业务，法国监管部门认为，尽管银行将资产出售给表外的SPV，但风险仍然停留在金融控股集团内部，银行必须将SPV进行并表处理，并为此补充相应的核心资本。而德国与荷兰的监管部门则认为，虽然资产从银行报表转至金融控股集团报表，但就银行而言已经实现了风险转移，因而无需再对SPV作并表处理和补充资本金。西班牙对于证券化业务的监管最为严厉。该国中央银行既是银行业监管者，也有权为银行业制定会计准则，在引入IFRS时以最谨慎的方式予以解读，尽可能降低银行业的风险敞口和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这就使得西班牙的银行业几乎不可能利用SPV来进行证券化的监管套利活动。西班牙央行于2004年颁布的第4号通知充分反映了监管取向：一方面，该通知将证券化业务置于金融控股集团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监管，要求在金融控股集团所有子公司完全并表之后，再确定证券化风险是否通过银行子公司的资产出售行为完全转移出集团报表；另一方面，通知要求会计师应分析SPV在没有发起银行支持的情况下，向投资者出售证券融资工具的能力，以此判断基础资产的风险和收益是否真正转移出银行表外。即便会计师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也应当认定银行的证券化操作未能完全转移资产风险，据此对SPV进行并表处理，由银行为SPV的风险敞口补充相应资本金。
（二）流动性支持的风险权重差异
在银行对SPV流动性支持的监管处理上，巴塞尔Ⅰ将其视作表外业务，银行不需要为此提取监管资本。而巴塞尔Ⅱ在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南中，要求银行为流动性支持提取20％的监管资本，并根据SPV及其融资工具的评级结果对流动性支持设定不同档次的风险权重，以此测算应提取的监管资本。美国在2001年之前只是将银行给予SPV的信用担保视作表内业务，按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提取监管资本，而将流动性支持视作表外融资业务，无需提取监管资本。为节约资本支出，美国的大部分SPV主要利用流动性支持来为其发行的证券融资工具提供保险，银行业的表外流动性风险敞口随之上升。受安然事件影响，美国开始研究流动性支持的风险监管问题，监管部门在2004年7月要求银行将其对SPV提供的流动性支持按10％的转换因子转入表内风险资产，并为其提取监管资本。然而，过低的风险转换因子意味着流动性支持的资本消耗并不大，银行基于证券化业务的监管套利行为仍然很活跃。德国直到2008年才开始落实巴塞尔Ⅱ的流动性监管要求。然而，此时正值次贷危机趋于恶化的阶段，SPV融资工具的信用评级普遍出现大幅下调，流动性支持的风险权重不断调升，新的流动性监管要求大量消耗了德国银行业的资本金，给金融稳定带来巨大的压力。德国监管部门在事后总结经验时曾表示，如果在2007年1月按期实施巴塞尔Ⅱ，德国银行业的资本金压力要小得多，次贷危机的负面冲击也不会如此严重。在法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努力下，该国于2006年1月正式实施巴塞尔Ⅱ的流动性监管制度，较协议约定的生效日期提前了一年。为适应新的监管要求，法国银行业尽量选择那些信用评级较高、资产质量真实可信的融资工具作为支持对象，对于证券化链条过长的融资工具，则大幅压缩流动性支持的额度④，以节约与之相关的资本支出，或者避免引起监管部门的怀疑和审查，从而降低了潜在的流动性风险，为抵御危机冲击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西班牙和葡萄牙出于审慎监管的考虑，认为巴塞尔Ⅱ对流动性设定差别化的风险权重，可能会诱发新的监管套利活动，因为SPV可以通过信用增级手段获得理想的评级结果，不仅起不到预期的风险防范效果，反而会降低真实的资本缓冲能力。有鉴于此，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坚持对本国银行业给予SPV的流动性支持设定100％的风险权重，避免了滥用证券化的金融风险。
二、监管差异对各国资产证券化风险的不同影响
Acharya和Schnab（l2010）曾以证券化的核心工具——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为例，实证考察了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对于证券化业务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危机以前（截至2007年1月1日），296个SPV发行的ABCP余额达到1.2万亿美元，其中，监管套利型SPV发行的ABCP余额为2130亿美元，余额仅次于客户服务型SPV——多卖方管道机构⑤。商业银行发起支持了9000亿美元（占总量的73％）的ABCP，其余的发起支持机构依次为金融控股集团（1800亿美元）、抵押贷款机构（710亿美元）、保险公司（140亿美元）以及投资银行（110亿美元）。由于主要经济体在证券化监管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各国发行ABCP的增长速度参差不齐。图1显示，危机以前，监管相对宽松的美国、德国、英国、荷兰，证券化业务发展相对较快，其中，德国的ABCP余额从2001年不到800亿美元快速增至危机前夕的2000亿美元以上，英国的ABCP余额也有非常显著的增长。监管相对较严的法国证券化业务发展较慢，ABCP余额的最高点尚不足700亿美元。监管最严的西班牙甚至没有一家银行直接发起支持ABCP，只有桑坦德银行（Santander）通过英国的全资子公司间接支持了少量的ABCP。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原先发展最快的美、德、英、荷四国的ABCP余额急遽萎缩。2009年初，美国的ABCP余额降至2001年初的水平，德国和荷兰的萎缩程度比美国还要严重。相比之下，法国的证券化业务则要稳健得多，ABCP余额仅比最高点下降了约200亿美元。标准普尔的报告（2010）显示，危机期间，监管套利型SPV的ABCP余额减少了67％-75％，客户服务型SPV的ABCP余额只减少了38％，而欧洲银行业发起支持的SPV超过2/3都从事监管套利业务，这就导致监管宽松的德国和荷兰受危机冲击的影响远强于监管严格的法国，至少在证券化业务方面是如此。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一）立足国情合理解读与运用国际监管规则
尽管IFRS、巴塞尔协议等国际监管规则制定了统一的标准，但在具体实施上还有赖于各国监管部门根据本国国情对这些国际规则进行合理的解读与运用。从中国的基本国情来看，随着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和市场竞争趋于强化，商业银行利用表外业务规避监管的创新活动层出不穷，金融稳定的潜在隐患日益凸显，有必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并强化监管约束。在这一点上，我国对巴塞尔Ⅲ采取适度从严的解读方式，并按期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这种审慎监管取向值得肯定。
（二）金融监管应兼顾风险防控和经济增长的双重要求
过于严厉的金融监管（如西班牙）会抑制信贷投放，削弱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而过于宽松的金融监管（如德国）又会引发监管套利，增加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对于中国而言，金融监管应以风险防控为主，兼顾经济增长的内在需求，监管部门要尽可能地合理区分金融业务中服务实体的因素与监管套利的因素，并为其制定差异化的监管标准，在限制高风险、投机性金融业务的前提下，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三）定期评估金融监管标准的适用性并予以动态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