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1 17:26:5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基层社会治理情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从“单位人”到“社区人”：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社会结构的一大变化是大量社会成员由“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大量社会成员身份的转变，给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诸多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原有的单位组织管理网络弱化，而我国社区发展明显滞后，尚不足以承担基层社会管理重任。一些基层的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由于不能及时解决或处理不当，影响了当地社会的安定团结。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面对日益复杂的现实情况，必须转变基层的社会管理体制并加以完善。
二、从“管制”到“治理”：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理论基础
“管制”和“治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两种不同行为方式，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一是行为主体及权威来源不同，从一元到多元。传统的“管制”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绝对地位，管理行为的主体及权威的全部来源都只能是政府，呈现出典型的一元化特征。而“治理”虽也需要权威，但来源渠道不一定是政府，更强调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更多的是依靠合作网络的权威，是一个多元参与的结构体系。
二是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从自上而下到上下互动。“管制”的权力运行方式总是自上而下，依靠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强制的行政命令，对社会事务进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则非常强调权力的上下互动，强调通过合作、协商、参与等方式实现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是一种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其权力运行的向度是多元的、双向互动的。
三是社会参与程度的不同，从强调服从到鼓励参与。政府“管制”因推崇权力的唯一性及绝对性，非常强调社会对其绝对服从，排斥社会参与，以便政府对社会控制及管理的顺利实施，但也造成社会参与性及政府回应性的严重不足。“治理”则强调合作网络的构建，重视公民社会的培养，鼓励多元参与，强调民众通过社区、NGO、NPO等社会组织与政府对话，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广泛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
四是管理方式的不同，从控制、规制、法制到服务、协调、回应。“管制”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强调结构规制和行动规制，实行统一化管理，较少容忍差异性、多元化的存在。“治理”体系则是一个多主体平等参与的对话网络，以服务于各成员为宗旨，以成员的共同利益为追求目标，强调通过合约参与者的自律行为、互动性减少规制成本，增加公共事务的回应性。
从“管制”到“治理”，不仅是行为方式的转变，更体现了价值理念的嬗变。通过治理的实现，政府对于基层社会事务将由直接管理、控制变为引导、协调多元参与。所以，治理是一个更契合现实的理念，是一种更能实现基层社会管理良性运行的行为方式。
三、从“依赖政府”到“发展社区”：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集中凸显期，要想在基层实现总书记提出的“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就必须创新并完善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完成从“政府管制”到“社区治理”的重大转变。
首先，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首要前提。一方面，政府必须厘清行政事务与社区自治事务、政府委托事务与社区自治事务的边界，实现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由“统制”、“管制”向治理、自治的转变，实现由政府绝对主导向引导、疏导的转变，实现由行政命令向协调、沟通的转变，实现由直接提供服务向购买服务的转变，实现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最终实现由“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的华丽转身；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专注于指导和帮助社区成立社区组织，为社区提供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面的支持，帮助社区大力提高其自治能力，在资金投入、设施建设、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社区大力支持，确立社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要改变“管制”模式下，政府直接向社区提供公共产品的做法，变“服务生产者”为“服务购买者”，通过鼓励、扶持一批NGO、NPO等社会组织，使之有能力承担生产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的重任，促使政府实现从“全面干预社区”到“政策引导扶持”的职能转变。
其次，要以多元参与为实现途径。一方面，要激发和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和参与意识，强化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身份认同，构建社区公共意识。要推动社区制度规范化、配套化建设，完善社区居委会及业主委员会的建设，畅通社区居民利益表达渠道，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来推动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和发展NGO、NPO等社会组织，政府取消对其进入社区的政策，并从财政、税收、准入登记等方面对其提供政策及资金上的支持，鼓励其获得在社区内开展活动的持续资源，规范相关社会组织行为，实现政府、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良好合作。
再次，要以加大投入为实现保障。一是要加大人员方面的投入，加强专业人员培训。政府要选派一部分具有社区管理及服务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的人员进入社区，更要加强对现有社区服务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通过关于社区管理及服务知识的教育培训，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社区管理及服务人才队伍，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二是要加大资金方面的投入，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基层社区。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能力，财政预算支出适当向社区倾斜，另外可以通过政策导向，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对社区建设进行投入，实现社区建设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三是要加大物资方面的投入，加快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原有的社区基础设施加以修缮，并兴建一批新的设施，如社区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游乐健身设施等。
最后，要以社区发展为目标追求。一方面，通过转变社区治理观念，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模式；通过构建社区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多元社区治理主体；通过与时俱进的制度建设，为社区治理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完善责任监管，形成监督与约束机制。通过以上建设，实现社区自身的发展，增强其自治能力，使其真正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另一方面，社区治理也并不是完全摒弃政府作用的自治，必须坚持发挥政府的引导、协调作用，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下，实现社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有序进行。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一、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结构转型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方面。
（二）利益多元化的挑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高度均衡、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利益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了个体利益的合法性，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个体利益凸显以后，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从高度均等逐步演变成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分化越来越大。面临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将日益复杂，协调难度将日益加大。
（三）民生建设带来的挑战。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发展型社会，在这个发展的新阶段，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开始全面快速增长。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加大了公共产品的投入，人民群众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目前人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还存在着大量短缺，公共服务的有限导致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的凸显。
二、淄博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做法和主要成效
（一）全面实施“三大工程”，夯实社会治理根基。一是全面实施以网格化走访、网格化服务、网格化代办为主体的网格化治理工程。全市统一设立“镇办―村居（社区）―基础网格”三级网格，将机关干部、“两委”成员、政法干警等下沉到基础网格，一网多格、一格多员、一员多责。截止目前，各级网格员已走访群众110万余户，提供服务60万余次，代办各类事项55万余件。二是全面实施以视频监控全覆盖为主体的信息化建设工程。整合全市各级各部门和社会视频资源，集中建设集信息采集、视频监控、调度指挥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天候视频监控系统。三是全面实施以市、区县、镇办、村居（社区）四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为主体的社区化服务工程。市、区县和镇办建立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村居因地制宜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点），整合政法、综治、、维稳、民政、社保、计生等职能部门进驻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7大类90余项服务治理事项全部下放，为群众提供窗口化、一站式、综合。截止目前，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已接待群众115万余人次，办理业务112万余件。
（二）落地贯通“四大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一是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科学发展、项目实施的前置条件，建立了市、区县、镇办和重点村居、企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点工程项目和重要改革事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全面评估，实现了“被动求维稳”到“主动创和谐”跨越。二是构建社会矛盾排查调解控制体系。全市建设立了由法院、公安、司法等10多个部门组成的社会矛盾化解专项小组，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协调会议制度。三是构建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全面推行“六小警务”、“一村一警”做法，全面落实责任民警、日常化巡查制度，完善信息预判预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治理、依法严打和社会治安防控“五项机制”，形成了全覆盖、全时段、网格化、数字化“两全两化”的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四是构建社会稳定督查考核奖惩体系。加强量化考核和动态管理，全市建立了“任务分解、责任到人、督导检查、调度通报、观摩评比、打分排名、考核奖惩”责任体系，实现了责任落实、督导、倒查、追究“一条龙”。
（三）完善提升“两大保障”，激发社会治理活力。一是强化法制宣传实践。在全市集中开展“学三法倡四德促五进”法制宣传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干部培训、媒体专栏、知识手册、手机短信、宣讲团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把法制宣传教育延伸到基础网格、到户到人，让法律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二是强化过硬队伍建设。以品牌政法队伍建设为突破口，从改进作风、提升能力、增强素质入手，在全市机关开展“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基层，争创优秀服务机关”主题实践活动，着眼于打造“认真、专业、务实、廉洁”品牌政法队伍。
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目前，通过“三四二”工作格局的设置，淄博市对现有社会服务和治理体系进行了资源的优化整合，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所存在的资源配置重复浪费和效率低下的问题，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同时还面临着社会治理的组织和人才基础薄弱、政府和社会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晰、为民服务效能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以理念创新为动力，以方式方法转变为核心，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推动社会组织融入基层治理创新。目前我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壮大起来。一是改革体制机制，也就是打破“双重”管理体制，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对于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了，直接到民政部门备案登记。二是限期脱钩。就是转变官办社会组织的身份，让社会组织真正回归民间，目前推进的是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三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四是加大培育力度。现阶段，我国的基层社会组织还处在初级阶段，因而，政府应继续坚持培育和发展的理念，为基层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扶持。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既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从大量的社会实践看，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广泛化、诉求反映方式激烈化以及触发低、突发性强的特点。第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框架而言，应当立足于社会公正的理念，切实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样才能理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第二，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只有大幅度地改善民生，才能够从源头上减小社会矛盾产生的几率，减弱社会矛盾的“烈度”，从而有效地稳住社会的基本面。
（三）提升社会服务效能。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放在社区，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一要坚持群众观点，始终尊重群众意愿。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首要前提。实施民生工程需要在广泛征求民意、全面摸清需求的情况下实施，这样，民生实事才能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群众才会满意。二要用心用脑用力，沉到一线抓小抓细抓实。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都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干部只有沉到一线，从细处入手、从小处抓起，把关系群众切实利益的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实处。三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提高广大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热情。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不竭动力。为民服务是一项经常性工作，不能因干部调整、人员变化而使联系断了线、服务打了折，必须健全和落实长效机制，一以贯之地抓执行，使为民服务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分内职责。
参考文献：
最近，有两则新闻被广泛关注：
一是陕西安康一违反政策怀孕7个月的母亲，镇政府在没有通知其家人的情况下，强行将该孕妇送去县医院做了引产手术。消息一经爆出，引起了公众强烈的不满。不可否认，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安康基层的做法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和法律的边界，这是对生命伦理的严重挑战。二是发生在四川什邡的。因担心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引发环境污染问题，当地部分群众到什邡市委、市政府聚集，并逐步演变为，引起了严重的警民冲突。
尽管最终，安康的当事官员被问责，什邡也决定停止建设此项目，但由此引发的负面情绪，却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综观两起事件产生的社会效应，不难看出基层事件处理不当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基层，是社会管理中最基本的单元，包含着最微小的个体力量。但我们还真不能忽视那些貌似微小的力量，特别是当这种力量正在通过一定方式累积叠加的时候。就好比有人掉了一根头发，根本无损外观，自己也没留意，再掉一根依然无碍，可常年累月地掉下去，就成了秃顶，这是哲学上的“秃顶论证”；又好比在百年老树下安家的一群蚂蚁，每天都去咬掉点树皮，日积月累，一阵微风就能把这颗老树轻轻吹倒，这是生物学上的“蚂蚁效应”；还好比在一匹骆驼背上放上一根稻草，骆驼对此毫无感觉，但一根接一根地放，骆驼最终会不堪重负摔倒在地，这是社会学上的“稻草原理”……
事实上，基层社会管理者更应了解的是混沌学理论中的“蝴蝶效应”，此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大差异。“一只南美洲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的美国引起一场龙卷风。”
回归到本期的封面报道《强基，安天下》，基层之所以是社会管理工作的重点，是因其发散出的力量就如同“蝴蝶效应”中那小小翅膀轻轻一扇，能引起的社会效应，将比一场龙卷风带来的影响更为巨大。基层是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最直接的服务机构，其作为的积极与进取、消极与对立，都能从最底层反应出社会的本真状态。特别在当前社会群体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元化、利益诉求越来越强烈的大环境下，要让这个群体的幸福感指数上升，就必须让他们充分感受到自己是能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是能分享到社会福利的，并让他们真切体会到自己是能够为社会创造出正面价值的。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基于一个根本——基层社会管理的人性化服务，因为基层社会管理本身就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
郡县治，则天下安。如何实现“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基层社会善治，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了国家发展的动力和政府治理的智慧。
一、认清形势，科学定位，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长效机制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牢牢掌握社会治安防控的主动权。__街属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辖内影响稳定的因素多样，治安环境复杂，主要表现在：一是地域形态多样，矛盾纠纷隐患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难度突出。辖内地域形态多样，既有__市最大的关闭国有企业—__氮肥厂，又有东圃最旺的商业地段；既有__区人口最多的城中村—__村，又有多个新型住宅小区，潜在的矛盾纠纷隐患多，主要是劳资纠纷、物业纠纷、邻里纠纷、医患纠纷、经济纠纷，还存在着国企遗留问题、房屋拆迁问题等隐患。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隐患的存在，给辖区的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带来很大的工作难度，要排查调处这些矛盾，既涉及到各种政策法规，又要协调各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齐抓共管。二是流动人口多，平均素质偏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压力突出。辖内有出租屋1.9万套，近年来外来流动人口迅猛增加，据初步统计，__地区的外来流动人口超过8万人，平均素质偏低，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为暂时找不到工作、打散工、从事体力工作等人员。从近年来对违法犯罪分子人员的分析来看，外来流动人口的作案比例大，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80%以上是外来人员，其中，近90%以上的人落网前居住在出租屋，给__地区的治安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三是案件基数大，多发性案件典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挑战突出。近年来，虽然我街每年刑事立案逐年下降，但基数仍然较大，其中盗窃、诈骗、抢劫、抢夺约占80%左右，压案保平安的任务十分繁重。在源头预防上，城中村内的治安防范工作由于受环境、居民意识、硬件设施等影响面临很大挑战；在打击管理上，基层民警工作量多，压力大，如何发挥他们的主力军作用，整合更多群防群治力量参与面临着挑战；在教育宣传上，面对居民群众法律意识普遍不高、素质偏低的现状，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争取最大效果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等意识面临着挑战。街党工委、办事处以“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观念为指引，把保稳定和促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科学地分析我街实际，从街道层面进行全局性、系统性考虑，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街道层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观念、思路的转变和突破。
二、深入实践，开拓创新，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础和架构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注重实践，开拓思路，创新方法，在实践中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突破点，解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问题。街党工委、办事处从20__年底开始，深入社区进行调研，召集研究讨论，结合街道的实际情况，着手研究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工作。20__年3月份形成了《__街关于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工作意见》，并全面开始实施。治安防控体系主要包括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安全防范、基层创安、流动人口管理、安置帮教、法律道德宣传教育、执法联动、队伍培训管理、组织保障、检查考核为内容的“十大机制”，形成了以打击为重点、以预防为基础、以控制为关键，以建设、管理为方法，以改造、教育为手段，综合性、立体化、系统性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根据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特点，从辖区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落实防控体系的三项工作原则：先易后难、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通盘考虑全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方面面，是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完美的载体，将街道辖内可利用的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形成齐抓共管、人人参与的大综治格局。
（一）以统一高效为方向，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运行机制。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关键。以统一指挥、方便管理为原则，建立了由街维稳及综治委牵头，以街道一级有关职能部门为主力，以社区居委会、辖内机构、单位和各类社会力量为基础的纵向层级运行架构。在横向联动方面，主要分为三种模式：一是街道一级联动，主要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执法联动和矛盾纠纷联调联动；二是社区一级联动，围绕平安和谐，以社区党支部为龙头，以社区民警为骨干，以社区治保会为基础，以出租屋管理员、__公司治保队员、社区内各企事业单位、居民群众为主要参与力量；三是基层治安力量联动，以__地区治安联防大队为载体，整合社会各类治安力量，提高治安队伍的凝聚力、遂行力、战斗力。以纵向层级运行架构为主体，通过横向联动工作模式进行协调整合，构筑一个职责分工明确、团结协作、效率快速、效益明显的综合运行机制。
（二）以保障有力为核心，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指挥平台。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指挥平台，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以“综治大格局，群众得实惠，管理出实效，和谐又平安”为建设标准，建立街综治工作中心，构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平台。街综治工作中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组织保障功能，表现为建立完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硬件设施，明确职责任务和部门分工；协调指挥功能，表现为通过制订2人值班工作制度，建立日常工作流程，完善和落实联调、联防、联勤、联治、联创的“五联”运作机制；管理考核功能，表现为健全学习培训制度、加强队伍管理，进行工作绩效评估、检查考核。通过充分发挥综治工作中心功能作用，强化基层管理，完善基层服务，优化基层资源，夯实基层基础。
（三）以整合统筹为准则，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精干队伍。
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整合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治安工作队伍，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以公安派出所为主力军，以治保队员等治安力量为骨干，以群防群治力量为补充，实行警民结合、专群结合，充分发挥队伍最大的工作效益。以__地区治安联防大队为载体，将辖区保安员、治保员以及物业小区、工业区、大型企业的治安力量有效整合，完善了联网基地指挥台建设，实现了勤务指挥联动。以义务平安巡逻队伍为补充，在社区民警统一安排下协助开展社区治安巡逻工作。通过治安力量的整合，达到有效的管理，高速、可靠、准确、综合性的合理安排，发挥最大作用。（四）以科技创新为指引，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防范网络。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市场机制运作，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注入新鲜的血液。建立健全四个层面安全防范网络：一是建设全街视频监控系统，现在街面主要路段设置了212个监控点，城中村内街内巷设置了107个监控点和5个监控岗亭。二是发动辖内物业小区、企事业单位自建视频监控系统，现我街辖内主要小区、企事业单位安装了1000多个摄像机。三是推进城中村单体出租屋视频监控小系统建设，由屋主自筹资金安装，主要对出租屋内部进行实时监控。四是推行家庭、商铺内部技防建设，积极推行“手眼通”、亿光安防、门禁系统等家庭、商铺技防。通过建设四个层面安全防范网络，动静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形成一张覆盖全辖区范围、解决重点治安问题、排除大部分治安隐患的安全防范网络。
（五）以立体渗透为手段，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宣传教育模式。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建立全方位的宣传教育模式，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的意识环境。构筑__街法制宣传教育平台，以最大程度地方便群众、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为目标，打造室内法制宣传教育服务、室外法制宣传教育服务、网上法制宣传服务三大宣传阵地，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拓宽宣传教育途径，从源头上预防违法犯罪，增强辖内居民群众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促进社会和谐。
三、以人为本，立足长远，进一步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一）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紧紧配合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平安和谐社区建设。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持续发展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全面落实要始终坚持“三个结合”：一是要与上级综治工作精神相结合，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推进要以省、市、区综治工作精神为指导，落实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二是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相结合，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从__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和趋势出发，继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才能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科学性、长效性、稳定性。三是要与社会矛盾发展态势相结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社会矛盾类型，如何排除矛盾纠纷隐患，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将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自身的不断修正和完善。
（二）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核心，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对社会治安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是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施效果的最好诠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全面推进，要立足实际，始终以群众安不安全、满不满意为根本考虑，切实围绕社会治安问题的重点、难点和盲点，实现社会治安状况的明显好转。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融入到群众的日常工作生活中。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使群众首先做好自身、自我的安全防范，增强防范意识，减少犯罪分子犯罪机会；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活动，进一步引导和发挥群众参与社会治安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群众承担一定的治安防范义务；通过及时公开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治安信息，使群众及时了解身边的社会治安环境，采取相应地防范措施。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经济高速增长，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形成的社会矛盾也相当突出。问题主要集中于城乡差别扩大、社会发展滞后、公共物品短缺、政府的政治信任降低、社会紧张增加等。有学者将这种社会不和谐加剧的情况表述为“治理危机”。
“治理危机”的出现，主要根源在于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度介入。这种过度介入，如果用国外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来分析，就是地方政府的“发展型政府”特征。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度作用，既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解释，也是社会不和谐加剧的解释。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戴慕珍通过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提出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概念：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了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们像一个董事会成员那样行动；另一方面，在地方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一个地方政府协调辖区内各个经济事业单位，似乎是一个从事多种经营的实业公司。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虽然最初只是被用来解释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现象，但是它揭示了基层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方式。现在，虽然原来意义上的乡镇企业没落，但是基层政权参与经济运作、介入企业运行的意愿和活动并没有减少，或者说，虽然已经基本上不再直接兴办控制企业，但是，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土地征用等方面介入经济活动的强烈冲动，表现出同样鲜明的公司化行为特征。因此，“公司化”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特征。这是目前地方政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运行的症结所在。这种公司化特征集中表现为地方政府以追求经济增长，特别是财政收入为最高动力。在某种意义上，GDP是公司化政府的营业额，财政收入则是其利润。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口号下，GDP和财政收入增长成为政府活动的核心，而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则退居其次。
政府的公司型特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是“治理危机”的基本成因。第一，在公司化的政府运行逻辑下，资源主要被用于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面向全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目标被忽略，基层政权没有提供公共物品的动机；第二，僵化的行政体制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平衡，社会的要求对基层政权没有制度性的约束力；第三，政府无法有效地化解基层社会内部的紧张和冲突，一方面基层政权对于社会冲突的处理缺少动力，另一方面基层政权本身也被卷入社会冲突中，成为冲突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甚至是冲突发生的根源（尤其是体现在矛盾最为集中的征地活动中）；第四，政府无法满足基层社会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需要，因而无法有效调动政治支持和信任。
现在，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要求，已经充分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建立服务型政府、实现“科学发展”主要不是发展理念问题，而是政府运行体制问题。所以，要根本解决“治理危机”，必须立足政府自身的改革创新。或者说，发展型政府必须向监管型政府转变。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变，是政府自身的一场革命。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本文编辑杜珂 ）
一、指导思想
以县委、县政府新农村建设和发展思路为指导。以改革创新城乡社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为重点，结合“人文社区、温馨家园”和“十户联防、三群联创”等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紧扣农村稳定和发展的主题，结合部门优势，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科学引导和合理帮扶，维护农村基层稳定，使帮扶点实现提升基层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和服务管理水平，并逐步迈进新型农村行列。
二、工作目标
按照县委新农村建设办公室的安排，挂点帮扶XX乡XX村建设，按照“创建新面貌、提供新服务、完善新机制、营造新风尚、构筑新格局”的示范化创建要求，我局力争实现如下目标。
1、为挂点村争资1万元以上。
2、积极协助挂点村推进网格化管理。
3、指导村构建新型社区（村）治理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一站三室一校”，即社会管理服务站，综治室、说事室、警务室，以及法律夜校，实现社区（村）服务管理与公共服务代办无缝衔接。
4、协助村庄开启邻里守望模式。协助组建邻里互助组，成立志愿服务和“红袖标”义务巡防队伍，引导和鼓励局干部职工，参加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定期上门为空巢老人、妇女儿童和精神病患者等弱势人群服务，给予适当物质帮助和精神慰问。
5、积极搞好协调，化解矛盾，确保挂点村社会稳定。协助挂点村建立完善矛盾纠纷调解协会，实现全村零发案、村民零犯罪、事故零发生、矛盾零上交，确保挂点村平安、和谐、稳定。
6、协助完成其他各项工作。
三、工作要求
1、挂点扶村工作组成人员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日常性工作由XX同志具体联络负责，各成员单位具体组织实施。
2、下村时间要求
挂点扶村工作组成员，下村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时间必须每月2次以上，必要时可与业务工作脱钩，驻村协助解决实际问题。
3、充分利用部门优势，扶持挂点村发展一项富民产业，解决该村贫困群众的生活困难。
4、协助挂点村建立完善民间矛盾纠纷调解协会，做到矛盾纠纷不出村，不出现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切实关心和关爱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和精神病患者等弱势群体，在提供物质帮助的基础上给予心灵上的关爱和援助，确保挂点村全面平安、和谐、稳定。
5、积极营造平安法制氛围。协助挂点村设置普法长廊，做好法制宣传栏，积极开展法律讲堂和法制祠堂等活动，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和防范意识，形成人人懂法、知法、守法、护法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高群众安全感。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红线意识、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聚焦作风建设综合整治、安全法律法规贯彻实施、重点领城严管严查等内容，在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和安全风险防控排查整治上再下功夫，进一步提升广大干部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工作目标。推动全系统坚持以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摆到重要位置，通过对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薄弱环节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切实解决思想认知不足、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和抓落实存在很大差距等突出问题，实现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全覆盖，安全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安全隐患得到全面整改，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等得到全面落实，全系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重点任务
(一)聚焦作风建设综合整治。针对当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政治站位不高、红线意识不强、安全责任缺失、问题排查不扎实、隐患整改不彻底等问题，开展专项集中整治。要把学习贯彻重要论述作为学习重要内容，在党组会，社务会、职工大会上安排专题集中学习，推进学习教育全覆盖。重点要通过汲取各类安全教训，以案说法、以案警示、以案促改，组织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等精神，切实提高安全生产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2020年12月底前，县社将组织机关干部职工，社属企业、基层社、专业合作社、养老中心、酒店宾馆等经营服务网点的人员，至少开展一次集中警示教育。
(二)聚焦安全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专项整治期间，各社属企业要将宣传教育与贯彻落实安全法律法规贯穿始终，全面学习贯彻落实《省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规定》《市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规定》《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市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实施细则》以及县委县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等内容，指导督促各经营主体以隐患排查治理为重点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和各种规章制度，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加强风险、隐患的防范排除等。积极组织社属企业、基层社、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人、管理人及经营从业人员参加安全法律法规培训，推动各项职责的全面落实。
(三)聚焦重点领域严管严查。要紧密结合复工复产及供销社工作实际，采取自查、抽查、督查等方式，对人员密集场所、危化品储存场所、经营设施老旧场所等重点区域和重要环节集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早消除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范围：一是各类企业、基层社、专业合作社的办公场所、仓库及经营门店等经营主体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二是各类商场、超市、宾馆、承租门店、养老中心、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防范等情况;三是化肥、农药、农膜、棉花、烟花爆竹、废旧物资等易燃易爆物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环节安全管理情况;四是各网点经营的食品、商品、农业生产资料等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情况;五是各网点的电源、火源、气源及电梯、消防器材等设施的使用和定期检查、维护情况;六是抗旱防汛期间，对处于地质条件不稳地段的社属企业、基层社自营或出租经营网点的经营设施、围墙、仓库、商品和人员重点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立即整改;一时不能整改的，限期督促整改。
三、进度安排
从2020年6月至2022年12月，分4个阶段进行。
1.动员部署阶段(2020年6月20日前)。根据中央、省、市、县关于启动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部署要求，结合各自实际，抓紧制定各自实施方案，对开展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作出详细安排。
2.排查整治阶段(2020年6月至12月)。各单位要紧盯生产、经营中的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尤其对节假日、防汛抗旱、复工复产期间的安全风险隐患重点开展全面细致的排查治理，建立问题隐患和制度措施“两个清单”，明确整改要求，坚持边查边改，立查立改，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3.集中攻坚阶段(2021年)。动态更新“两个清单”，针对重点难点问题，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大专项整治攻坚力度落实和完善治理措施，推动建立健全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确保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4.巩固提升阶段(2022年)。深入分析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的共性问题和突出隐患，深刻分析出现的问题及产生原因，建立健全全系统安全生产预防体系，切合实际制定出台具体监管措施，逐项推动落实，形成适合供销系统特点、系统完备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做好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重要性，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理念，强化组织领导，有效传导压力，切实做到早部署、早准备、早排查、早预防，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推进，县社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各社属企业也要成立相应机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任务措施，靠实责任，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关键词：乡村“混混”；基层社会；宗族观念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222-02
当前，山东半岛的传统农业区较以前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的耕作及生活方式逐步革新，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国家政策的引导让因而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城乡二元化的发展结构被彻底打破，一些被称为“吃喝赌抽、坑蒙拐骗偷”的闲杂村民在村里的负面作用开始凸显，他们从最初的强取豪夺、鱼肉乡民发展到现在的侵占、买卖土地，开办地下赌场，或一夜暴富或铃铛入狱。他们虽然不懂地里的农活，但也并不担心自己的生活并且对吃喝玩乐样样精通，我们姑且把这个特殊群体称为乡村“混混”。
一、乡村“混混”卷土重来的原因
可以明确的是，乡村“混混”并不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在一个有几千年剥削历史的农业大国，乡村“混混”的产生由来已久。但是建国后的一系列集体化改革，特别是土地的高度国有化让这一寄生他人、不劳而获的群体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正如黄海老师所说的，国家力量一竿子插到底在“消灭社会”的同时也消灭了“混混”，在以往灌输与动员的强制性权力的强力运行当中，对乡村服务与治理的基础性权力也随之得以强化，这种全能主义的治理模式使得乡村“混混”自然的失去了发展的空间[1]。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开始弱化，国家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也开始弱化，乡民参与市场的自大大加强。农村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土地的经营方式开始转变，乡村“混混”开始介入土地流转的运作乃至买卖中去，乡村“混混”在改革的洪潮中找到了生存的支撑，一种新的变相的剥削方式让这一群体卷土重来。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当地房地产开发商雇佣“混混”对征地时产生的“钉子户”进行恐吓甚至殴打，这给“混混”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另外，乡村中传统的宗族观念有所加强，也是“混混”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中被烧毁的祖宗牌位重新竖立起来，那些被红色干部强行烧毁的族谱、家谱也在近几年开始了新的续写。绝大部分宗祠在最近十年里全面重建，宗祠里的集体活动很多也恢复举行[2]。家族观念的加强让同性的“家”和“族”的联系再次加强，人们重新认识了“自家人”的情感内涵并处处以“自家人”自居。这一方面，在困难来临时每个人都有家族作为依靠，从而大大降低了克服困难的难度，另一方面，以家族为单位参与乡村生活与治理可以让家族中的每一个个体得到更多实惠与好处。当乡村的宗族观念空前强化时，这种以同姓为背景的族群俨然成为乡村社会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可以参与或干预乡村的秩序，特别是选举秩序以此强化自己的利益概念。而前面提到乡村社会的价值判断开始向金钱和权势倾斜，这势必会让家族的认同感和利益取得除了靠祭祀等传统活动维系外，也要靠硬实力加以支撑以此震慑外人，乡村“混混”作为乡村社会暴力的主要持有者便承担了这一角色，家族中的“混混”靠暴力保护了家族的利益从而加深了家族成员对家族概念和自家“混混”的认同感，当家族概念和“混混”相互连结时，“混混”的生存也就略显合理。
二、乡村“混混”参与基层社会运作的利弊分析
乡村“混混”参与乡村运转的最直接途径便是参与乡民的纠纷解决。乡土秩序的相对稳定性和排外性让司法很难在农村的纠纷解决中发挥作用。前面提到的家族基于自家利益对“混混”存在的认可和乡土价值观念的转变让传统的农村秩序和舆论失去了对“混混”的约束与规制，当舆论的压力不足以对抗这些“混混”时，农村的纠纷解决便给了乡村“混混”施展自己的空间。该村村民李强（化名）承包邻村王某家口粮田一亩作为自己纺织厂厂房建设用地，双方签订合同后李强交给王某定金5万元。但此后王某一直以钱太少为由拒绝交地，李强的儿子是乡镇的一个”混混”，在此地稍有名气，他纠结十余名“混混”把王某家新房子的围墙推倒并恐吓王某再不交地便要拆掉他家的房子，王某听闻后，害怕之余便把地交给李强。
笔者调研时曾问李强为什么不通过法院解决此事，他的的回答是，口粮田建厂房政府不会同意，找法院不会有用并且还可能让自己损失更大。诚然，王某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但是，这种以“混混”和暴力为依托的纠纷解决方式应该受到抵制与谴责。然而村庄对于本土“混混”的抵制显得苍白无力，我们也听到一些对此事持否定态度的村民对此做出的种种评价，但是大多数的村民对此事并无太大关注甚至对李家的行为表示认可和羡慕。这可以引用贺雪峰老师对乡村公私概念的阐释作出解释。他认为，超出家庭层面的差序各方，在不同的乡村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却可能会有不同的层级被作为主导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这个层级成为当地农民首要的认同单位，并因此成为该地农民公私观念的地方性共识和决定该地村治特征的主导要素和决定农民行动逻辑的主导量[3]。如此看来，村民把自己家族之内的事务看成私事，除此之外的就是所谓的公事。用有些学者的说法就是，整个宗族向外是一个私，向内整个宗族都是公[4]。
乡村“混混”参与基层社会运转的合理性也确有存在，在前置事件本身并不公平与正义的情况下，也许“混混”能发挥主持大局、改变局势的作用。有些村干部与商人勾结损害村庄利益，“混混”的干预虽有为自己谋利之意，但也确实保护了乡村和乡民的利益。“混混”的出现让国人尤其是弱势乡民的“侠客“情节得到满足，有些时候“混混”也会起到劫富济贫的作用，这必会大大增加乡民对“混混”存在的默许。比如，湘南水村一个为宗族利益而打架的“混混”，在他出狱时村民像英雄一样欢迎他[2]。但是在当前建设法治社会成为社会主流发展方向的大环境下，这种有些极端的人治思想不应该得到支持，一个法治的社会也应该用秩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靠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力量。并且，更多的情况是“混混”的出现对乡村秩序多起到负面的影响，该村的“混混”马某倚仗暴力伙同几人与该村村干部相互勾结，把村里的山地作为自己啤酒厂的厂房用地。几年下来，马某成为当地的富豪，村干部也捞到了不少好处。然而该村的饮用水被啤酒厂的污水严重污染已无法饮用。但迫于“混混”的与暴力，没人敢提出抗议。写到这里，笔者对乡村“混混”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也不会为乡村“混混”存在的合理性做过多的论证与解释。
三、乡村“混混”的限制与治理
乡村“混混”对乡土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既然政府倡导“只有农村的现代化才是中国的现代化，黄海老师也提到,没有有力制约的乡村“混混”会局部主导乡村秩序[1]。如此说来，乡村“混混”这一特殊群里必须得到限制和治理。
1.强化村民自治，恢复传统农村秩序是治理“混混”的首要选择。有些基层干部认为：“乡村秩序不好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没有权威,而政府没有权威,归根结底就在于政府的权力变小了,尤其是基层政府。整治秩序的根本手段就是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权威,增强政府的权力。有了更多更强的权力，就能更好地管理农村,维护社会秩序。”[5]笔者和黄海老师一样，对此说法不敢认同。我们改革的方向就是要赋予村民更多的自治权，倘若是为了治理乡村“混混”而回到集权的年代，那这已经否定了三十年改革的成果，也与世界保障人权的潮流背道而驰。其实，村民自治并不必然导致“混混”的发展壮大，千百年来中国“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也让农村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祥和状态。而“混混”的出现更多的是农村市场化改革过于逐利和公民教育滞后的结果。这里的村民自治应该包含对村民的公民教育。恢复中国传统的农村秩序就是要恢复“舆论”在乡村中的调控作用，加强乡村内部的关联程度。也就是贺雪峰老师说到的“村庄社会关联”。他认为，村庄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容易形成内生秩序，达成对内合作和对外抵御;而村庄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内生秩序的基础容易丧失[6]。这种社会关联容易形成制约“混混”发展的长期有效机制。当一个村庄的村民普遍对这些“混混”产生抵制和谴责的心理时，“混混”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2.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环境也是制约和限制“混混”的重要条件。一方面，对于现有的乡村“混混”应该给予正确的引导。我们在调研时发现，“混混”家里的妻子在金钱的利诱下往往对“混混”的不良行为持默认态度，也常常以“女人不管男人在外边的事”作为自己默认的理由。只有让乡村“混混”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和正确的价值导向，他们才可能改邪归正，走向正道。前面提到乡村家族对“混混”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只要正确引导家族的教育，让家族中的多数人对自己家族的“混混”形成制约，那么家族也能成为制约“混混”的一道保障。而另一方面的家庭教育要切断“混混”的上游源泉，给以留守儿童更多的关注和正确的教育，不允许一个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鼓励家长支持孩子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都是限制“混混”群体发展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黄海.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混混”研究——基于国家治理转型的视角[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2] 杨华.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互动——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J].青年研究,2009,(3).
[3] 贺雪峰.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 欧阳静.农民公私观念与国家观念的南北差异——从农民对新闻联播的态度谈起[J].开发研究,2008,(2).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高速增长，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出现的社会矛盾也相当突出。问题主要集中于城乡差别扩大、社会发展滞后、公共物品短缺，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降低，社会出现紧张态势。我们将这种社会不和谐加剧的情况表述为“治理危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政府已经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本人认为，农村治理危机的出现，主要根源在于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度介入。这种过度介入，如果用国外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来分析，就是地方政府的“发展型政府”特征。这种“发展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度作用，既是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度增长的解释，也是对社会不和谐加剧的解释。
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是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法律来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利。但20世纪下半页东亚经济的起飞提供了一个与此不同的“政府－市场关系”模式：东亚国家的政府不仅仅只是在外部稳定和保护市场环境方面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直接介入市场运行，在微观上干预市场。而政府的干预政策也产生了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的效果。
1982年，约翰逊（ChalmersJohnson）提出“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state）”的概念，用于分析日本的通产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个模式介于苏联中央计划型模式和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之间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但又不是苏联式的全面控制；市场是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但又不同于美国式的自由市场。发展型政府通过有选择的产业政策、支持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往往通过两个因素起作用：其一，国家为企业提供生产要素，由政府指挥金融系统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优惠信贷提业升级或者扩充规模所需要的资金；其二，国家用政策保护企业，用优惠利率和限制竞争的政策来扶持企业，以鼓励产业升级和扩大出口。
研究者认为，发展型政府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与东北亚政府的特性密切相关：政治体制中的“统治”和“控制”是隐蔽地分开的，政治家统治而官僚控制，官僚队伍拥有采取主动和有效合作行动的足够空间；官僚队伍小而精，拥有适用于其制度的最好的管理才干；存在一个“领航机构（pilotagency）”，如日本通产省、韩国的经济企划院等。
与“发展型政府”相对的是“掠夺型政府（predatorystate）”或者“盗贼政府（Kleptocracy）”。“掠夺型政府”以部分非洲国家为原型，指“以统治者与利益集团的个人关系为基础，以政府统治集团与社会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互相勾结、盘剥社会为特征的政府”。“掠夺型政府”体现在统治者的私利对公共利益的侵犯上，政府因为受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所限制而缺少持续的发展意愿。作为一种政府干预市场的模式，“掠夺型政府”不是鼓励而是限制私人企业的发展，并以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增加政府自身收入。
在发展型和掠夺型的“政府－市场”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以美国式的“政府－市场关系”为蓝本的“监管型国家”。“监管型政府”模式强调政府不直接干预市场，而是通过制定规则、提供法治环境等方式来影响市场的运行和约束企业。与“政府－市场（企业）”或者“政府－社会（利益集团）”的合作模式不同，监管型政府不与企业进行直接的合作，而是以监管者的身份来定位自身的活动。
“发展型政府”的概念早期主要用于对东北亚地区的分析，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学者开始将这个模式运用到对中国的解释中。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判断，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的持续高速发展的过程与政府在市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因而将中国列入“发展型政府”的类型体系中也就理所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认识到，在其他“发展型政府”中起主要的领航和推动作用的是中央政府部门，而在中国，这一角色则由地方政府来扮演，于是中国也被定位为“地方发展型政府”（LocalDevelopmentalState）。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戴慕珍（JeanC.Oi）通过对这一作用机制的微观研究，提出了“地方国家法团主义”（LocalStateCorporatism）：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了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们像董事会成员一样行动；另一方面，在地方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地方政府协调辖区内各个经济事业单位，正像是一个从事多种经营的实业公司。
戴慕珍的代表作《中国农村经济起飞：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RuralChinaTakesOff,1999），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行为作了具体描述。她提出，地方政府通过四种方式控制和介入企业的经营运作：一是工厂管理。地方政府把企业承包或租赁给个人而不是实行私有化，这有助于政府对企业进行干预和控制；二是资源分配。地方政府掌握着中央调拨给地方的计划内价格的物资和本地拥有的稀缺资源，进行有选择地分配；三是行政服务。包括协助企业取得营业执照、产品合格证、奖励以及减税的机会等常规服务，动员下辖的所有机构和组织扶植重点乡镇企业，甚至直接给予企业行政拨款；四是投资与贷款。通过控制投资和贷款来引导经济发展，而地方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评定企业贷款等级、支持当地成立半私营化的信贷组织等等。
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推动乡村工业化的制度性因素主要包括财政体制改革和农业非集体化：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积极性，而农业的非集体化使发展工业成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选择。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
1990年代中国农村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80年代农村经济增长主要来自集体经济，地方政府偏爱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而私营企业很少会被给予贷款和原材料供应方面的帮助；进入80年代末，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出现了变化，银根紧缩，使得地方政府支持的乡镇企业风光不再。但戴慕珍认为，“地方国家法团主义”在90年代仍然具有解释力：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有选择性的私有化加强集体经济，对少数重要的、获利较多的企业继续保持控制，关闭问题严重的企业，以销售、租赁等形式对其他企业进行改制；另一方面，把扶持的对象和范围扩展和延伸到私营企业。“正如他们原先帮助集体企业那样，地方官员通过调动资金、提供技术帮助、寻求市场机会、颁发执照来支持辖区内私营企业的发展”，通过这种方式，私营企业也被整合进“地方国家法团主义”的框架之中。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伯恩斯坦（ThomasBernstein）和闾晓波的著作《当代中国农村的无代表纳税》（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inContemporaryRuralChina,2003），主要探讨中国的发展战略为什么导致农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出现紧张关系。他们认为，尽管中央政府经常支持农民的要求，但是，它已经不能通过为农村创立一套公平的、可信的负担体制来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中国有12亿人口，严峻的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民族的多样性，对于政策制订和行政管理产生了巨大的难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单一制而非联邦制的国家，这种情况更加恶化，而且，中央政府承担了更多的任务。农民负担问题，主要出现在中西部“农业中国”省份而很少出现在乡镇工业发达的东部省份，是因为国家在设计和指导适合两方面政策时面临的困难所致，也受到中国庞大的官僚体制缺陷的影响。
这本书也讨论了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定位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兼具掠夺型和发展型特点。虽然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具有“发展型”的特点，但由于普遍存在的腐败与官商关系中的主义（Clientalism），他们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掠夺型特征值得注意。
“地方国家法团主义”对地方政府介入企业运作实现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描述分析。“地方政府公司化”虽然最初只是被用来解释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现象，但是它揭示了基层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方式。现在，虽然原来意义上的乡镇企业没落了，但是基层政权参与经济运作、介入企业运行的意愿和活动并没有减少，或者说，虽然已经基本上不再直接兴办控制企业，但是，基层政府在招商引资、土地征用等方面介入经济活动的强烈冲动，表现出同样鲜明的公司化行为特征。
因此，本文提出“基层政府公司化”概念，来概括基层政权的运行逻辑。“基层政府公司化”集中表现为政府以追求经济增长，特别是财政收入为最高动力。在某种意义上，GDP是这个公司的营业额，财政收入则是这个公司的利润。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纲领下，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退居其次。在这个过程中，基层政府表现出鲜明的自主性。这种“基层政府的自主性”，既体现在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的自主性，即财政上的分灶吃饭使得他们在财政发展方面有自主行动，也体现在相对于农村社会而言的自主性，在日常运转中忽略农村社会的需要、忽略平衡各种社会利益的需求。换言之，这种自主性突出地表现为，既利用国家体制的资源，又逃避体制的约束。
“基层政府公司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它也促使“治理危机”出现：第一，大量资源被用于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在现有的考核体系中，经济发展是最为重要的指标，这使得基层政府有强烈的意愿将各种资源用来发展经济；而在动员型的政治体制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平衡，农村社会的要求对基层政权没有制度性的约束力，基层政府没有提供公共物品的动机。第二，无法有效地化解基层社会内部的紧张和冲突：一方面，基层政府对于社会冲突的处理缺少动力；另一方面，基层政权本身也被卷入社会冲突中，成为冲突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甚至是冲突发生的根源，尤其体现在矛盾最为集中的征地活动中。第三，政府无力满足基层社会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需要，因而相应地也就无法获取政治支持。
同为“发展型政府”，为什么东北亚地区没有出现中国式的“治理危机”？本人认为，中国的“地方发展型政府”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东北亚地区的“发展型政府”往往是中央政府中发展经济的“领航机构”，它发展经济只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具体部门所负责的工作。而在中国，作为一级政府的地方政府充当“发展型政府”的角色，这直接影响到本级政府其他事业和服务的开展。
因此，在东北亚地区，“发展型政府”带来的负面效果主要集中在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上；而在中国，则还带来了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短缺、社会发展滞后等严重问题。
近年来，哈尔滨市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积极探索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新途径、新方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一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思想观念落后。当前，哈尔滨市社会矛盾凸显，部分基层组织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仍然存在社会管理就是“管控”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习惯用老思路、老办法去解决问题。二是社会管理的协调能力有待提高。哈尔滨市一些基层组织的内部分工不明确，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以及联动机制，造成各种矛盾积压，严重影响社会团结和进步。三是流动人口管理压力不断增大。随着哈尔滨市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获得了巨大解放，许多闲置劳动力从农村走向了城市。如何调动流动人口的积极性，保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项社会福利，让流动人口不至于因心态失衡引发行为失控，已经成为当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现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监督激励机制
哈尔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进一步健全和落实社会管理目标考核机制，把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抓社会治理工作的实绩纳入工作目标考评之中，每年坚持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考评纪实，建立领导抓社会治理工作档案。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目标考评工作，将日常检查与市综治委每年年底对各区、县(市)社会综合治理工作责任目标情况统一检查考评结合起来，实行亮“黄牌”制度，并将检查考评结果通报全市。要把社会综合治理工作考核结果同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晋职晋级和奖惩直接挂钩。要坚持实行责任查究制度，凡发生影响特别恶劣的重特大刑事案件，或特大治安灾害事故，或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上访闹事事件的，按照中央五部委《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若干规定》和我市有关规定严肃查究领导责任。要完善激励机制，建立社会综合治理奖励制度，对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奖励资金由同级财政拨款。
二、各有关部门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只有相关职能部门协调配合共同治理，才能把社会管理落到实处。一是加强对社会管理工作的宏观指导、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形成市委总揽全局，政府、人大、政协以及各个部门分工负责、各尽其职的社会管理工作格局。初步形成以党建为龙头的运行顺畅、机制健全、全面覆盖的社会管理与服务网络，使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高。二是明确划分各部门社会管理的范围及任务分工。明确各部门间的分工合作问题，解决因分工不明而出现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防止越位管理或管理不到位情况的发生。三是理顺关系，提高效能。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些部门的运行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管理需要，因此要采用整合式的社会管理方式，将从事同类社会管理工作部门的职能整合起来，建立联合办公部门，防止出现过度管理或管理真空等现象。
三、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
针对流动人口管理的问题，需要我市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确保管理到位。一是依靠党委、政府的力量，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充分发挥各级流动人口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建立健全管理服务机构，完善整体联动的部门协作机制。以基层组织和社区为依托，不断整合社会资源，完善社会管理服务网络，同时，配齐配强协管力量。二是落实经费保障，会同劳动部门推动将协管员纳入政府公益性岗位。指导、督促企事业单位落实对本单位外地员工的治安管理责任。三是严格对流动人员管控。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方法，将流动人员中有“前科”的高危人员纳入重点管理视线。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及时打击处理，有违法犯罪倾向的及时进行控制。切实做到特殊人群管理“底数清、情况明、管得住、不出事”，为哈尔滨市“强基工程”贡献力量。摘要：近年来,哈尔滨市积极探索加强社会管理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取得了明显效果，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本文通过总结我市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监督激励机制；二是各有关部门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三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为提高哈尔滨市社会治理水平贡献力量。
作者：周祥超 单位：南岗区红旗满族乡东升满族村
近两年笔者在沿海v市农村调查，在与乡镇干部的接触中，深切地感受了免税后，乡村治理的一些重大变化。这集中表现为免税后，基层政府在依法行政和治理的压力下，而体现出的一种行政乏力感。用乡镇干部的话说：“土办法”失灵后，自己就被捆住了手脚，很难有所作为，变成了“弱势群体”，很多时候是只能做思想工作的“软柿子”。
1、红脸也很难唱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乡镇干部虽然官儿不大，但还是挺有力度的，收税，搞计划生育，他们显然处于强势。但笔者在v市农村调查时，意外地听到了乡镇干部的一些心里话：
不知道现在的百姓怎么了？以前都是下去收税，不交还要强行搬东西。现在呢？不仅不收，还要补，有时还要往他们家里送东西，可他们就是不领情。村里修个路或弄点儿什么工程，占了他的田，或者要挖他几根橘树，按照标准赔钱给他，可他死活不答应。
有个村子，曾因修高速公路“高价”征用土地。后来修村路时，个别村民竟然要求按照“高速公路”的标准，来补偿他的土地和橘树。真是不讲理，不知现在的百姓怎么了？
听乡镇干部的口气，仿佛他们现在都成了弱势群体，弱不仅仅体现在心理上，也展现在实践中。他们坦言：有时挺怕百姓，尤其是“钉子户”，我们净拣好听的说，“得罪他们，没有好处。要是他们去上访，麻烦就更大了……”
干部们说自己在努力转变角色，以前是唱黑脸——要钱要粮；现在是唱红脸——送钱送粮送温暖。“我们现在是服务型干部！要修路、要土地平整，要园林改造……只是这个‘服务型干部’的帽子并不好戴。”
乡镇干部说：合作医疗是好事，百姓交一点，国家贴一点，重点解决个别农户因病致贫的问题，虽然对百姓有好处，但这点儿钱并不好收。有些人会送来，有些人还要上门去收，有些人还要反复做思想工作。
“有人去年报销受益了，你今年让他交，他说去年生病，今年就不会再生病了，难道还年年生病？有些人说：交了就生病，不交就不生病了。他们不是没钱，就是思想顽固，极个别百姓刁难人。”“合作医疗参保率上边有指标，不达标，村里还要垫钱，非常麻烦。所以你还要拼命给他做思想工作，求他交。”“为他好，还要这么婆婆妈妈！想不通！”
为村里修路，占了他的田，或者涉及到他的橘树，就是不让，提出很高的标准。有时没有办法就要绕开，结果路修得弯弯曲曲。在乡镇干部看来，老百姓不再是以前的“老百姓”，已经变得不好讲话，很难“摆平”，而乡镇干部一下子变得弱势了。
2、执行权的缺乏
按照乡镇干部自己的理解，这种弱势源于“手段”的缺乏，主要是执行权的缺乏。
“现在乡镇干部仿佛被捆住了手脚，对那些钉子户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时常抱怨：以前的“土办法”都失灵了，比如强行拆除，罚款，强制执行……“镇干部有执行权最有效率！”一个乡镇干部反复跟我提到这句话。在他看来，对付那些不遵从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有执行权，即可以直接制裁。为了村庄整体的利益，必要的时候要强硬一点，免得让钉子户“一条鱼惹了一锅腥”。
强制权的缺乏，有时也使调解员在工作中非常软弱，非常被动。比如，甲把乙打伤，涉及几百元的医药费，甲就是不赔，因为你没有强制权，所以也拿他没有办法。“这样的事情，金额小，上法院成本太高，时间又长，很多事情解决不了只能拖着，一些小纠纷酿成了更大的矛盾。”
个别当事人忍无可忍，大打出手，杀了人或致人重伤。如果乡镇干部有执行权和裁决权，就能提前解决小问题，避免矛盾升级酿成大祸。
“有些问题，是明摆着的事情，没有太多道理可讲，要强硬一点，就好办了。”“依法行政，听起来好听，却非常不实用。”
以前的违章建筑，乡镇干部发现就可以责令拆除，如果不遵从，就可以叫些人拆除了事。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只能“依法拆除”，但程序太复杂，至少要走以下几步：下发责令拆除通知书；拍照、笔录；请示上级批示；上级部门研究决定；下达限期拆除通知书；组织人员和机械拆除。
镇政府负责此项工作的干部介绍：这套程序虽然合乎法治，但是在整治违章建筑过程中，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即使你发现他正在违章建房，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及时制止，只能层层上报，最后房子盖好了，就更加不好拆除了。“大多数违章建房，都不能及时有效治理，拖延成为了一种纵容。”
更多的情况是，村庄里的一些人建房时打一些球，稍稍侵占一点房前屋后的集体土地，干部不能及时制止，类似的事情在村庄里泛滥开来，最后“法不责众”，根本无法解决。
更让乡镇干部头疼的是来自“治理”的压力。“我们基层干部最怕上访，现在百姓，一点点事情都要上访。”“稳定是大任务，问题与我们的工资奖金挂钩，上访一次扣奖金50元，集体上访扣得更多，如果去省里、北京上访，那就罚得更重，所以我们最怕上访！”
“有些上访问题，我们这一级根本处理不了，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政策，没有权力，只能是安抚，做思想工作，很多时候是花钱消灾，替他们报销路费，给补助。”有些百姓知道我们的弱点，动不动就拿上访“要挟”乡镇，逼着基层干部同他们妥协——这真是令人头痛的事情。
3、利益的冲撞
在访谈中，类似的抱怨几乎是“不绝于耳”。在笔者看来，我们不能对这些情绪做“情绪化”的理解，而应该认真探讨这些“抱怨”和“困惑”产生的背景、原因和影响，因为他们的抱怨和无奈，总体上反映了乡村关系、干群关系等乡村治理问题的新变化。
现在，乡村干部的工作有了重大转变，由以前的利益提取，变为现在的利益供给。道路硬化、土地平整、园林改造以及低保等惠民政策，在输入乡村的时候，面临着新的问题。
首先，这些利益因素助长了村庄中的派性，削弱了村班子的战斗力。工程项目中，伴有额外的收入，加剧了权力的竞争，尤其是村主任、村支书的关系不好处理，每一方都对利益更敏感，派性表现得更剧烈。
其次，这些利益调动了农民获取额外收益的动机，增加了许多非暴力不合作的“钉子户”。低保、土地调整中的补偿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土地平整、园林改造和修路的过程中，个别百姓拒不合作、漫天要价。“私利”被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甚至可以凌驾于“公益”之上，“少数决定了多数”。
再次，这些利益因素，触动了农民的公平感和正义感，催生了新的社会不满情绪。低保户的确定，各项救济的发放，补贴的获取，这些利益吸引了更多人的眼球。不患寡而患不均，很多群众瞪大了眼睛关注这些利益的分配，尤其是更加关注村干部，在工程发包过程中的账务问题，稍有不满，情绪容易蔓延，也容易在派性的作用下而扩大，村庄矛盾的激化和爆发，严重的引发上访。
可以看出，当国家加大了乡村建设的力度，大量的资金项目投入农村的时候，一方面乡村的基础设施在明显改善；但是另一方面，村庄也增加了许多不谐之音。个别村班子也出现了消极行政的苗头。“现在村干部怕得罪人，怕选票流失。”以前，在乡镇的压力下，村干部还是能做一些“得罪人”的事情，现在村干部都想做“老好人”。有村干部解释说：天天在一起，我以后也要在村子里生活，得罪人，谁还选你？
在干群关系变化的背后，乡村关系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即由以前的压力型关系向合作型关系转变。在这种合作关系中，有时候乡镇稍显弱势。虽然村庄需要国家和乡镇的资金项目支持，村干部也可从中获得额外收益，但是目前的情况是，乡镇在县市区的压力下，更需要村班子的配合以推进项目。
因为派性等问题，很多村班子处于消极工作状态，只能完成常规性工作，在大项目大改造时很难有所作为。一方面班子很难统一起来；另一方面，村干部也缺乏解决利益纠葛的魄力。这些都影响了乡镇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行动能力。
所以总的来说，乡村关系相比以前来说是弱化了，集中表现为乡镇对村庄和村民的控制能力的下降，这种变化，直接引发了大部分乡镇干部在工作过程中的困惑与困境。
4、依法行政困局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法制、依法行政自然是大势所趋，是社会前进的方向，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基层政府的手足无措，可以看作是法制和依法行政等制度完善的成果。如此说来，基层政府的困境，简直就具有了正面的意义，是基层社会法制化的表现。可是，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法制化意味着程序化，而程序化意味着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耗费。正像乡镇干部所说的，相关执法机关并不能及时处理问题，程序化和复杂化使许多问题很难解决，使许多小矛盾扩大化，使个体现象群体化——乡土社会，如果不能惩一儆百，就容易积累矛盾，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其次，法制化限制了基层干部的大量直接权力，虚化了其在乡村社会的治理能力。目前大部分村庄的水利、调解等工作状况都不令人乐观。部分村庄违章建房较多，集体水塘，机动地都不能正常管理。更为突出的是，目前很多村干部也不积极了，使村庄公共事务不能有效开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治理的压力，增加了乡镇工作的心理负担和行政负担。因为惧怕，很多干部工作开始变得保守，底气不足。一个驻村干部说：“现在，做事情越多越会出事，因为你做得多得罪人就多，就容易出差错，不做事反而容易评优秀。”各个乡镇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用于治理，稍有苗头，就要组织人进行“抢险”。
镇长说：“有时候，我们得知他要进京的消息，就要早早爬起来埋伏在他家门口，一出来就把他抱住，然后谈判……最头疼，最难治理。”“部分百姓，动辄扬言上访，你就要重视它的条件，很多时候委曲求全，甚至满足他的无理要求。“
所以，乡村干部的行政乏力感，反映的是当下乡村社会国家权力弱化的现状。强制性权力弱化后，治理就要依靠功利性权力，即通过补偿、补助等方式，来获得被治理对象的遵从。而这无疑饮鸩止渴，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正值中国农村改革30周年之际，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改革的大视野里，农村改革的马头究竟向何处去？怎样推进新农村建设？读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吴毅教授所著《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述》一书，也许会得到更多的启迪。
用新锐的眼光剖析乡村政治的历史变迁
乡村政治越来越演变为经济利益的竞逐，乡村政治行为的过程，就是利益的竞逐和实现的过程。如书中就把农民和乡村组织的利益博弈过程，形象地称之为“典型的商战”。首先是乡村组织投石问路，“猴子不上树，多打几遍锣”。面对乡村干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来分化瓦解，一些农民就用“死缠烂打”来应对。
农民为什么“死缠烂打”？吴毅教授认为，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整个社会体制和政策并没有给农民提供一个公正与平等地表达和维护其自身权益的机会，才导致他们中间一部分人也同样不会想到以一种更为合作与合法的方式来参与对于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及社会权利的表达。在前提并不合理的情况下，除非政府以全控和高压方式促使农民“配合”，否则农民总是会以不配合或不合情理的“配合”来表达自己的意愿。透过农民的“刁蛮”，我们看到了处于社会底层无助与无奈的农民，以牺牲自身社会尊严的方式来给我们社会虚构一个强弱“错置”的场景，实现“以弱制强”。
乡村政治形成了一种裸的力与利的摩擦与碰撞局面，使进入政治进程的各方都陷入了某种缺失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恃强凌弱或反过来恃弱凌强的状态之中。这种以力与利的较量为特色的博弈将会对转型期的乡村政治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乡域政治呈现“官不官、民不民”的怪象，使乡村社会变为“礼崩乐坏”的准“丛林”境地。反映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这样一个大转型时期乡村政权与农民互动格局变迁的真实场景。
农村改革又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拐点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村庄和农民在经济上被控制的地位没有改变，而对行政微观管理公权力的消化能力正在逐渐增长；乡镇政权作为基层国家的“权力集装箱”，对乡村资源的终极意义上的控制权没有改变，而行政执行能力特别是公信力在不断弱化。
如书中所述，乡镇政权不得不“屈就”于其治下的百姓，以向农民“行贿”的方式来完成行政任务。因此，我们毫不怀疑作者的判断：在宏观上的“强国家――弱社会”格局并未动摇的情况下，底层乡村社会已经出现了基础性治权流失的“弱国家”面相；而“弱国家”面相所反映的绝不是简单的“官权退――民权进”话语框架下国家与社会博弈格局的重组，而只是一种因为宏观与微观的制度裂隙和政策不接轨所导致的特殊治理格局。吴毅教授进一步指出：乡镇一级不完整的政权职能，直接选举止于村庄一级而造成的微观与宏观权力运作规则不接轨对这一职能的进一步蚕食，乡镇政权的权责不对称等等，乡镇政权屡屡遭遇农民的“反制”，但这种“反制”并不表明制度格局内民权与民利的增长，而只是因为农民对制度裂隙和政策不接轨的利用，在削弱乡镇政权的治理绩效的同时，也牺牲了村庄社区的公共利益。这是乡村组织和农民的共同悲哀，其结果会使乡村治理陷入一种“弱政”与“刁民”相互促进和恶性循环的困境之中。
吴毅教授在最后呼吁：“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让政治行动主体各方从目前小镇这样的类‘丛林状态’走到一种新的有序竞争的合作博弈中来，让基层政权在确保对社会有效渗透的同时，完成自身作为基层社区公共权威主体的塑造；让农民从消极无为的顺民或激进抗争的‘悍民’，转换成为按照现代权利规则行为处世的公民。而这一系列变化所依赖的，首先便是各种权力格局的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