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1 17:39: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成立组织，强化责任
针对鹤壁市留守儿童问题，市委领导高度重视。市委有关领导专门听取了团市委关于留守儿童工作的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团市委十分重视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将其纳入重要工作议事日程，成立了以团市委书记为组长、副书记为副组长的关爱留守儿童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由学校部、权益部、少工委联合负责的工作小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工作机制。同时，各县（区）团委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团市委与各县区团组织负责人签订了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关爱留守儿童工作责任书，实行定人员、定责任、定奖惩的工作责任制，将工作实绩与年度工作考评挂钩，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此基础上，团市委计划在全市各级团组织中开展以“平安留守.快乐成长”为主题的留守儿童关爱活动，对关爱留守儿童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确立了以活动开展促工作进步的基本思路，为切实做好留守儿童关爱行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创新方式，丰富载体
针对留守儿童缺乏有效家庭管理教育的实际情况，团市委计划鼓励动员基层乡镇、农村和社区的团干部担任留守少年儿童的“义务家长”，为留守少年儿童的学习、生活、安全等提供力所能及地、有针对性地帮助，给予他们亲情般的关爱。“义务家长”每季与留守少年儿童家长或监护人联系两次；“义务家长”每月与帮扶少先队员至少联系一次。“义务家长”在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重要节假日对帮扶留守少年儿童进行一次家访，力所能及地给留守少年儿童生活上一些资助；“义务家长”每学期与在外打工的留守少年儿童家长书信或电话联系一次，通报留守少年儿童情况。
三、立足职能，深入宣传
团市委立足自身职能，充分发动各级团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广泛深入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宣传教育工作。一是组织志愿者队伍进社区、进学校、进广场，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题宣传；二是安排各级团组织动员公安、检察、律师等队伍中的志愿者、法制副校长等，分别前往各主要中小学，利用“法制课堂”“法制讲座”等形式，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宣讲；三是组织开展“两法一条例”宣传，让志愿者走上街头，通过展板和传单进行宣讲，让社会更加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四是利用宣传活动，抓紧中小学生在校时间开展未成年人自救自护教育，组织各学校团委、少先队开展防灾演练；发动志愿者前往贫困山区小学开展预防溺亡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并发放青少年自救自护教育卡通书、防溺亡宣传单等。
四、借力新媒体，扩大覆盖
一是以12355青少年维权热线为平台，采取组建专业工作人员队伍的模式，由法律、心理等方面的专家和志愿者为青少年提供法律、心理、维权、自护等方面的免费咨询服务和受理对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行为的控告、投诉。计划今年将开展一次面向留守儿童的热线仪式，配合新闻媒体介绍热线的使用方法和具体作用，扩大热线在我市留守儿童群体中的知晓度，切实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多种形式层次推进，深化留守儿童帮扶活动。二是充分利用团属微信、微博、网站等网络新媒体开展相关宣传工作。在团市委微信公众号“青春鹤壁”和官方微博进行不定期预防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小知识，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吸引未成年人阅读，开辟专栏进行宣传，通过视频和图文宣传安全教育专题知识；同时组织各级团组织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播放关于中小学生预防危险、安全教育视频，扩大宣传范围，尽量多地覆盖广大未成年人，利用微信微博阵地每周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一法一条例”的宣传，通过网络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
五、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工作开展以来，我们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有：
（一）由于团市委人手力量不足、经费困难，在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存在覆盖范围不够广的问题。
（二）宣传形式比较传统，宣传手段和内容仍显单一在今后的防艾宣传教育工作中有待进一步创新。
结合存在的不足，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一）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及内容继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根据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2020年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的通知》和《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平安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现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是及时拟定了《县发展和改革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平安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主要内容及责任分工
成立了县发展和改革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各股室要充分认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支持社会治理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支持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政治责任。
二是认真贯彻落实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系会议办公室工作要求
及时指导县委编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好县总工会统一代码问题数据纠错工作。
三是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开工作
9月，我县在州信用体系建设平台规范填报行政许可（法人）3条、行政处罚（自然人）15条。今年来累计填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622条。
四是评定县级信用村、县级信用户
评定县村为县级信用村、乡村等33户农户为县级信用户。
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平安建设工作，抓好牵头事项、配合事项各项工作，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有序有力推进。
关键词：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型城镇化
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国家首次明确提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也为我们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宏观的指导原则，为避免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不合理的、粗暴的政府行为提供了“行为规则”。
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关系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实到具体的公共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与客体的平等性、政府的依法行政、以及政府“公信力”的建设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政府与农民的互动过程，如何实现在庞大的中国有条不紊而又高效地完成国家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一个棘手的课题。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指导，在整个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应秉承“平等”精神来推进政府的依法行政，强化“公信力”建设以及推动政府自身与农民的平等地位建设。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首先体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平等，亦即政府与农民的平等关系的存在。在我们国家以往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和农村更多的是“被城镇化”，政府单纯地追求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而忽视了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更为严重的是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是“管理者”，农民是“被管理者”，两者处于截然对立的地位和状态，严重的违背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因此，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坚持政府和农民的平等主体地位，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多地照顾农民及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国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政能力体现在政府的依法行政上，依法行政是政府活动所遵循的根本原则，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的作用也变得更加强大，在这一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政府违法的现象，诸如社会上所发生的“违规强拆”、“城管行凶”等突出问题，这些都违背了政府依法行政的原则，从而也导致了政府治理能力的下降，更何谈政府治理的现代化了。为此，坚持依法行政，努力推进政府自身角色的转变，使政府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必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贯彻依法行政的根本原则，以平等主体的精神对待农民，对待城镇化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切实推进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
第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有赖于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和发展。政府公信力是民众基于政府的行政行为所做出的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政府信赖和依赖的程度。当前我国政府的公信力建设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成为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的显性问题。腐败的发生除了政府工作人员本身素质原因外，更大程度上在于制度的不健全，缺乏约束公务员行为的规则，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仅仅在于对政府自身的有效行为约束，更要在制度层面上实现现代化，紧跟社会发展的潮流。城镇化过程是一个政府和农民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加强制度的建设，实现双方地位的平等，从而避免由于某些方面的制度性破坏而导致政府腐败行为的发生，更卓有成效地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的是时间的积累、制度的保证、政府和农民的主体的互动，提高政府公信力，强化国家治理能力及现代化建设才能够更有效地实现，才能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二、强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途径
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农民生活水平，扩大内需，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始终认真贯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以“治理”促“管理”，努力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强化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一，要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促进农村居民就业的有序进行。新形势下的城镇化发展有着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城镇化的特点，农村的产业结构升级尚未完成、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比较低下、城乡差距较大……这些都是阻碍新型城镇化有序进行的障碍。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顺利进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这一过程的重中之重，而不应单纯地追求规模和速度。坚持以人为本，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强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坚持以人为本，就在于转换政府角色，使政府不再单纯地以“管理者”自居，从而实现政府和农民双方主体的平等，更好地促进农民的就业，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第二，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十以来，国家强化了对腐败的惩治力度，这对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防治腐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贯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原则――平等性，并以该原则不断推进政府行政过程，特别是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事项中的制度创新，坚决捍卫法律的尊严，以法律作为政府行政的保证。依法行政，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府公信力的不断提升是整个国家威望不断增加的前提。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法律和制度建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不断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才能不断提高国家治理及现代化的能力。
第三，优化产业布局，构建合理的城市形态。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在于对村镇地区的改造，单纯地依靠行政手段，通过拆迁改造实现城镇化没有本质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只有优化产业结构，使得地区的农、林、牧、副、渔得以因地制宜的发展和规划，构建合理的城市形态，才能治理城镇发展的“本”。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指导原则就是以科学发展观统筹规划，使得城市形态以构造能够符合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国家社会发展的一个指导原则，也是我们孜孜追求的一种价值体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又有了特殊的意义，它既是指导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行政的指导原则，又是检验新型城镇化效果的标准体现。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积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不仅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对国家社会的其他领域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管理教育方式的重要变革。在逐步推行“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新型治理体系中，学校的“办”居于核心的位置，而教育治理现代化对于如何办学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
首先，治理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在新型的教育治理体系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将得到更加充分地关注。教育是人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实现个性化的过程，如果说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的话，那么可以说，最好的管理是自我管理。
其次，新型的教育治理体系是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共同管理的体系。学校管理决不仅仅是校长个人的事情，而是全校师生、社会各界、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过程，管理也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过程，而更强调合作、包容与服务。
再次，教育治理现代化一定是民主化的过程。政府管理教育中往往存在着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而在学校管理内部，也需要克服“官本位”的现象，改变部分校长身上存在的霸气和官气，而多一些大气和书生气。
最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就是法治化。过去讲“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充分反映了校长在办学中的重要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体现了学校的管理并不是基于法治，而是建立在人治之上的，这种状况需要改变。
适应教育治理理念的新要求，学校管理需要做些切实的改变。
在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中，依法办学是基础与前提。在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势下，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更显任重道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6条明确规定：“有组织机构和章程”是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但现实中，并非所有的学校都有章程，有了章程的学校也并非都按章程办学。章程相当于学校的“宪法”，国家有宪法日，学校是否可以考虑设立章程日或章程宣传日来推进依法治校？国家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学校是否可以考虑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多元主体间的新型关系。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需要构建“管办评分离”的体系，而在学校内部也应该积极探索如何进行“管办评分离”，形成良好的机制，协调好决策、执行与监督的关系。
在新型治理体系下，科层式的管理将更多地走向扁平化，人与人之间、各主体之间将更加平等，关系也将更加密切。师生之间不仅要形成学习共同体、发展共同体，而且将构建更加关注心灵沟通的关怀共同体。
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要把学校变成像学校的样子，使学校成为一个适宜学习、适宜成长的地方，让学生带着愉快和期待的心情去上学。同时，要改变千校一面的状况，提高师生的自主性，增加课程的选择性，办出学校的特色与水平。
学校管理的变革，既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发挥学校教育整体功能的必然选择。适应学校管理变革的要求，校长要坚持价值领导，强化教学领导，优化组织领导，从而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座谈会由《基础教育参考》杂志主编陈海东主持，教育部教育管理中心主任展涛和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狄涛致欢迎辞，其后与会嘉宾踊跃发言，分享了他们各自在促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完善当前基础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思考、做法与建议。现将发言要点集萃如下。
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要在教育法的建设和督导方面下大力气。
基础教育的改革，应当加强政府责任，而不仅仅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因为它已经从一种行业行为转变为民生大事，转变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是让人民满意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要想做好这件事，应该在教育法的建设，特别是学校法，和督导方面下更大的气力。
第一，基础教育的发展中面临的最为首要的问题，就在于目前的法制建设不全面。《学校法》一直没有出台，甚至在短期内还不能出台。我觉得，这正是教育法制建设方面一些僵化的体制导致的。缺乏为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法定的标准，必然影响深入发展，因此，应当努力推进这项工作。
第二，加强督导工作非常重要。在督导条例出台以前，地方上的督导比较薄弱，各种问题都没能通过督导这个渠道及时地反应上来。事实上，督导肩负着帮助政府和民众来促进学校规范发展的任务，只有健全相关法律，督导才能有充分的依据，从而发挥其真正的价值。这次督导条例出台后，教育督导机构应从教育主管部门转移到人大这个体系，这样能够帮助教育主管部门以及政府更超脱、更有效、更得力、更方便地解决教育体制中的实际问题。
尽管在基础教育或者义务教育这方面的治理确实比较复杂，牵涉面很广，但如果通过法制建设，规范各方面的责权利，一些长期解决不好的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孟繁华（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综合改革的落脚点应聚焦在转变教育发展范式上。
第一，教育治理是区别于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一种新型管理模式。教育治理主要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机制复合化、治理手段多样化和治理目的重视价值理性几个特征。现代社会对人的观念经历了以人为成本、以人为资源和以人为本三个阶段。以人为本阶段自然就要求以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和谐发展为核心的新的发展范式。
第二，从对教育效率的追求到对教育公平的追求，要求转变教育发展范式。应当摒弃那些以教育之名、行负教育之实的行为，基于教育公平的核心价值，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个学生都在他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都在他天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展。
第三，作为治理体系下的教育实践的学习共同体，强调师生之间通过积极的合作与平等的对话，强调多元参与、共同完成知识和意义的建构。我们的社会必将成为学习型社会，这一社会也必将由无数学习共同体构成，这些共同体将会在更广泛的视域下为知识的获得与创新开辟新的路径。
李永生（北京市门头沟区教委主任）： 八项改革综合推动门头沟区学校治理现代化建设。
一是破除干部终身制，实施“干部任期制”。 二是破除学校副校级干部教委任命制，实施“逐层岗位竞聘制”。 三是破除干部选拔论资排辈制度，鼓励年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四是破除学校传统的教师任用制度，实施教职工竞聘上岗制，变教师“单位人”为“系统人”。五是破除教职工传统的劳动分配制度，实施岗位绩效制，实现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六是破除“九龙治水”的教研体制，实现教师进修学校“研训一体”，探索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七是破除单一行政督导体制，建立教育日常巡视制度。八是破除单一行政考核体制，引入第三方评估，探索管办评分离机制。
钟灵（北京市丰台区教委副主任）：学校治理结构改革要特别关注四个“摆脱”。
在教育综合改革的背景下，学校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解放教育生产力，改善现在的教育生产关系，让我们的学校能够在更加适合于发展的外部环境中，产生其自身内部的变革，从而真正实现教育质的提升。对于学校个体的内部而言，如何通过治理结构把内外环境和内外各种关联性更好地、科学地建立起来，有四个方面特别需要引起关注。
一是摆脱对教育的功利性追求，回归教育的育人性和社会性。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需要从教育思想的正本清源来入手，引领学校建立更加科学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只有价值判断非常清晰的学校，才可能在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过程中，达到促进每一个学生发展的目的。
二是摆脱学校治理中的官本位，改变以管理为核心、与现在的教育目标和教育追求不相适应的学校治理结构，重新定位，实现教育者的价值而非管理者的价值。否则，学校的行政化必然使得办学思想和办学价值很难自主、科学地建立。
三是摆脱人治的不确定性，加强学校的民主治理。学校的均衡优质发展除了优秀的校长，更要从制度的层面进行设计。一方面，要放权给校长，让其行使应有的自主管理的权力；另一方面，要用制度约束校长，使之能够在民主的框架内合理地履行责任。
四是摆脱决策执行和监督的不清晰，做到责、权、利的进一步明晰。实行管、办、评分离，不能一味地强调学校的办学自，而忽略了教育行政或者督导以及其他一些监督权力，从而形成更加科学的管理机制。
管杰（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校长）：方庄教育集群探索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
区域教育问题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对区域教育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随着丰台区在北京市率先进行教育集群发展模式改革试验，方庄教育集群成为北京市最早建立的教育集群。三年来，集群建设步步深入、不断升级，已经从最初的“抱团取暖”式的、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区域教育共同体，发展到以课程为中心的区域生态教育共同体。又开始了以打通各学段学生的出口、改变区域教育结构为主要任务的现代化区域教育共同体建设，走过了一条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不断地走向成熟的道路，探索出了一种推进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
李英（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教育局副局长）：着力城乡教育均衡，提升区域教育品质。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乡人口结构、城乡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影响着城乡教育的发展。四川省蒲江县围绕“城乡均衡、学有良教”发展目标，深入推进教育改革，不断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区域教育品质。
一是以“托管、领办”为办学试点，创新现代学校治理机制。二是以“联盟、集团”为发展路径，创新县域教育治理机制。三是以“法制、民主”为核心理念，创新学校内部治理机制。四是以“家庭、社区”为重要依托，创新社会教育治理机制。
余胜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教育信息化是现代学校教育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之一。
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生存环境。随着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普及性，技术也在改变我们教育实施的生态环境，它将给我们关注的一些重大教育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信息化分三个阶段，从物的信息化到结构的信息化最后到人的信息化，逐层递阶，教育的信息化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从制度方面去努力推动信息化的发展，很多难以解决的教育问题或许都能得到解决。
周仁祥（贵州省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副主任）：信息化使得招生考试工作越来越简单。
基础教育治理要现代化，招生工作治理也要现代化。招生入学工作最基本的特点是制度化、信息化、标准化和流程化，这其中信息化是最基本的。基于现代化技术，招生机构能够将信息化作为基础来实现招生考试现代化。网上阅卷、网上录取、网上招生体现了规则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要实现教育公平这个目标，必然要求基础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治理现代化。
此外，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怡海分校校长史德志认为教育治理现代化就是用现代化的思想满足当代教育的发展需要。他结合自己近50年从事小学教育的丰富经历，介绍了北京怡海教育集团和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发展；围绕怎样办好学的问题，着重论述了按教育规律办学这一学校治理改革的基础。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校长余晓灵把义务教育九年一贯制作为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核心问题，提出应把高中示范校与初中彻底隔离分开。
江苏省口岸中学校长封留才赞成基础教育高中单设，并呼吁高中教育立法，并强调了学校管理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一、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理论简析
1.现代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兹提议的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并进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同时于1952年创办了在国际社会学界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组织，因而，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学术圈子，这就为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现代化理论所针对的主要是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即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提出来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将现代化理论概括为三点。第一，“传统—现代”二分法。即按照特定的标准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或现在世界存在的国家划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类型。第二，社会发展的内因论。即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主要来自内部，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不顺利，根本原因也是来自内因。第三，现代化趋同的假设。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且越来越多地具有当今现代社会的特征。[1]
2.发展理论
然而，随着现代化理论越来越陷入遭到尖锐批评的困境，立足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却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该理论主要由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构成。埃及的阿明、德国的弗兰克等著名的依附理论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的研究设计，并以此激烈抨击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基于以下假设：第一，不应当单独地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而应当从世界系统里考察问题；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外来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2]
代依附理论而起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二者有紧密的联系，其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依附理论的依赖是单向的，而世界体系理论的依赖是双向的；第二，世界体系理论避免了依附理论的“两分法”倾向；第三，世界体系理论强调这个世界体系是变动的。[3]
3. 社会转型理论
孙立平教授认为基于以上两种学术传统和社会发展理论，第三种发展社会学理论也在转型国家（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发展的背景下逐渐有了其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和可能。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过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从我国30多年的社会大规模变迁，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到转型过程所具有的独特和复杂的内容，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口号开始，没过多久便被“经济体制改革”的话语体系所替代，接着人们又发现单独的经济改革不足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平衡和健康地发展，而应该进行社会的整体转型。于是就有了后来和现在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和口号，不可否认，这是任重而道远的。可以说，转型中包含了现代化的内容，但转型又不仅仅是现代化。同时，转型包含着发展，但转型又不仅仅是发展，应该是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4]
所以，认识社会发展理论，不仅仅要分清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以及转型理论的联系和区别，更要在认清转型理论的基础上，如何探索一个合理的治理模式，促进社会的转型和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二、转型期社会治理模式的提出及分析
社会治理被看成是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它是基于共同的目标，实现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和谐共治。金国华教授认为社会治理在理论上被看做政府的部分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即还政于民的过程。在实践上，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一般普遍认为，社会治理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社会管理方式，它能增进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增强公民的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感，在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5]
因此，选择合适的社会治理模式就成为各治理主体进行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张康之教授认为，就人类社会的自我治理活动而言，曾经有过统治型的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或者说，人类几千年的社会治理活动可以归结为统治型的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范型中来。与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是统治型的治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想适应的是管理型的治理模式。而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朝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前进历史趋势，这就是20世纪末所出现的以公共管理为过渡形式的社会治理模式。[6]
1. 统治型治理模式
在我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概言之，这是由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决定的，这种权力发挥直接作用的治理模式，只能以德治的方式进行统治，其目的就是要缓和阶级矛盾，降低阶级冲突，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以维护特权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实际上，这种“德治”并没有实际内容和意义，它只是为了实现统治者的一定程度的权威，亦即实质上是一种“权治”，依靠权力进行治理。所以，这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德治”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它并不具有实施的条件和基础。
2. 管理型治理模式
通过对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考察，法治成为该治理状态下的主要特征，它根本上难以与德治相容。在这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权力依然是其社会运作的轴心，但是这种权力是公共权力，是基于理性和权力制衡原则作为存在的条件的，保护个人私有财产，实现名义上的个人平等，防止权力被个人滥用。为防止权力被滥用或个人追求私利，就需要对权力进行合理分配，要么把权力集中起来，要么将权力分散。前者走向德治，后者走向法治。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基于自己的阶级本质，为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实行名义上的自由平等，以法治来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信任。[7]
3.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
如上可知，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都是追求单一的德治或法治，都无法将二者相容。但是在公共管理中这种问题得到了解决。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首先，公共管理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张康之教授认为这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将德治和法治统一起来，此时，道德和法律就不再是工具，[8]而成为一种治理模式，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它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在个人层面上所意味着的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在秩序上实现了像巴尔所说的那种秩序：“来自人民自身—自觉自愿地遵守从心底里拥护的、大家共同分享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要求和约束。”[9]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说：“法不是只靠国家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的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10]所以，通过德治和法治的统一，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使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
其次，公共管理是一种求实的社会治理模式。张康之教授认为，现代社会治理这能否承担起求实的责任义务，决定了他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社会治理者。[11]在求实这个伦理范畴和道德规范中，体现出了科学精神和道德价值的统一，对于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岗位和职务等来说，求实表现为一种责任和义务；对于社会治理这个人来说，求实又是一种美德，亦如在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仁爱、公正、宽容和节制等等往往被看作是社会治理者的美德一样。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把求实的精神和态度确立为社会治理这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作为美德，只是社会治理者可有课无的东西。有了这些美德，会使治理者成为高尚的人，成为人们敬仰和称颂的“清官”。但是，没有这些美德，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治理者而存在。[12]因此，张教授说，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治理活动而言，求实是一项责任义务，同时也是一种美德。但是，作为责任义务，求实不是一项法律责任义务，也不是一项行政责任义务，而是一项伦理责任义务。[13]
再次，公共管理是一种公正的社会治理模式。公正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几乎各个基础性学科都对公正的问题发表意见，罗尔斯的专著《正义论》对公正问题的论述，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尤其重视对公正的追求。张康之教授在论及公共管理的公共问题时指出，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无非是社会冲突的被动应答，治理的目的是限制冲突和协调冲突，社会局部中的合作无非是从属于在更大范围冲突中夺取优势的目标，社会在整体上的普遍合作从来也未真正出现过。公共管理是一种谋求社会普遍合作的模式，公正是实现普遍合作之中。所以，实现社会公正，才有了合作的基础；任何时候，没有了公正，就必然会产生冲突。[14]因此，公共管理要实现善治，就必须始终伴随着公正的理念在旁。而公正的问题的解决，也是公共管理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得以接受和实现的必要条件。
总之，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到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再发展到公共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是社会历史发展、更是人类学术思想的巨大进步以及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轨迹及社会本质认识的巨大飞跃。对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的服务性、求实性和公正性分析，为人们认识和了解公共管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和理论基础，提供了深刻的思考空间。
三、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几点思考
第一，社会治理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多元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中的公共治理主体不仅包括居于长期治理垄断地位的政府部门，而且还包括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等非政府部门的参与者。我们都知道，在社会治理的很长一段时期，基于政府的职能定位，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都是由政府垄断并进行强制实施的，政府几乎成为社会治理的独一无二的治理主体。而根据现代社会治理理论，政府并非社会治理的惟一主体，与此同时，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等非政府部门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5]除政府垄断的公共物品外，它们承担了社会生活的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有时对某些公共物品也有不可替代的产出作用，在某些领域，这些非政府部门可谓具有政府部门所没有的优势。政府部门应该转移某些职权和任务下放给私营部门，社会团体，充分发挥它们的资源和社会优势。所以，利奇和史密斯说：“治理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权威，也涉及在公共领域内活动的准公共行动者、志愿部门、社区组织甚至是私营部门。”[16]
第二，公共治理模式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
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单一等级协调方式和依靠市场机制发展作用不同，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强调多元治理主体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对于各非政府组织如私营企业、社会自治组织，社会志愿团体等来说，他们只需丧失个人或团体的部分经济利益；对政府部门来说，它只需放弃自己的部分强制权力。各治理主体间不再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各主体形成利益交叉、权力交叉的关系，这种交叉关系就是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
第三，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治理角色。
在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扮演的都是“主导者”、“管理者”的一元角色，在社会治理环境中政府“说一不二”。而在公共治理理论中，政府摒弃了“一元”的帽子，开始以社会“中间人”的面貌出现，政府不再是主导者而变成了“参与者”，不再是管理者而变成了“指导者”，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协调各主体的关系和利益，达到社会共治，实现社会稳定。这种角色的转变，使政府成为“有感情的治理者”，耦合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服务型本质。
一言以弊之，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需要从理论上升到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容。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公共管理所追崇的宏大社会愿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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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上
[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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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英]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见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吕军涛（1987-）河南商丘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行政管理专业；
张源（1989-）河南许昌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行政管理专业；
论文摘要: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纠正教育思想意识偏差，乃是当前加强高校政治理论课现代教育技术建设的首要问题，对此，必须从教育主体的现代化抓起，通过建构主义学习思想的实践教学应用，以及采取相应的发展信息化的有效措施，最终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的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与应用误区的分析
目前，现代教育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运用有了迅速发展，但是也存在有问题和误区，其主要表现为:第一，教育理念存在偏颇。传统的教育观念强调以教师为中心。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之以合作学习为中心的多种虚拟学习环境和教学模式的出现，新的集成化教育系统为人们提供了更为直接和高效的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而人们的理念尚没有及时实现更新和转换。第二，应用网络教室和校园网的目的不明确。许多高校把网络教室这种现代化教育技术仅仅看作是一个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而没有看到有此所带来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方法的更新，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实现学习的多元化、主体化和社会化。第三，在课程信息化建设方面，技术性思维被忽视。各高校远程联机系统中，有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数据库资源比较贫乏。
二、建构主义学习思想的借鉴和应用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景即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有意义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法获得。这里建构主义所强调的是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习知识的建构。诸如把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学，就比较利于实现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因为现代化信息资源和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极大地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情景，有效地促进学生该课程认知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会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和学科课程的整合，逐步实现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互动方式的改革。
从高校的现代教育技术发展来看，近几年来，多媒体教学已成为各个高校教学改革的热点和发展大势，它以图文并茂、声像结合、动静相宜的表现形式和非凡的视觉冲击力、表现力，能把人们对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引人了一个新境界。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抽象的理论概念较多，如果采取传统的方式教学不仅枯燥乏味，且有时也很难阐释清楚，而一旦采用多媒体技术辅之以图片、动画和视频传导，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借鉴并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信息化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而作为信息化教育改革，必然会给传统教育模式下师生的思想行为带来巨大变革。一方面，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热爱网络和谙熟相关技术，能在正确把握教学信息真意的条件下，有效地对各种信息进行主体意义的加工，并通过网络技术进行有效和传递。这一过程既包括了对传统教学方式和手段的改善和改造，又包括了从学生的可接受性和学习需要出发，进行教学特色的创意设计和提高教学的效能。另一方面，作为学生，要确立在现代网络化环境中自主、自觉学习的新理念，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和学习方式自主地选择性学习，锻炼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导师系统寻求教学帮助，或通过网络对学习进行反馈，培养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正确获取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推进高校政治理论课信息化的有效措施
(一)统一规划，逐步形成工作系统
要建立由主管部门统一规划组织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软件设计开发系统。首先，设计开发软件必须走规模化大兵团作战之路，集中资金、人力和物力，克服和纠正各自为战、效益低下的局面;其次，要根据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制订有针对性的、目的明确的科学开发规划，克服随意性;再次，要采用以系统为中心的开发模式，组建一支由政治理论课的学科专家、教师、教学媒体专家、教育心理学家、教育软件制作者等多方面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另外，要注意引进和培育市场，有机地吸收大公司或企业的资金和技术，给教育软件发展注人活力。
(二)建设数字化教育信息资源库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建设数字化教育信息资源库和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信息网络中心。一方面开发数字化网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信息资源，开展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育服务，以解决可能制约高校网络化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另一方面建设现代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验中心，为信息化课程的开发和教学实验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快捷的信息化服务。
(三)聚合各种资源，创建学习资源中心
在信息社会里，随着多种教学媒体的发展与应用.学习资源已由单一的图书馆扩展到多种多样的媒体形式，而对于这种多种媒体存储的资源中心，我们通常称之为学习资源中心。这样的中心不是单纯的某种设备或资料，而是各种媒体、资料的集合存放和使用，需要进行一种全新的系统设计。因此，要大力挖掘和汇聚各种信息资源，如建立与校外相连接的校园网络系统、开展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打造现代技术信息的教育联盟等等。
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地方政府执行力与公信力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等等，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加以解决。
从世界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有三个标志：一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规则化与规范化；二是实现以多主体协同共治为特征的善治；三是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相适应，形成了稳定的国家权力结构。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一个国家在制度管理与战略管理、政策制定与执行、社会治理与秩序维护等各方面能力的整体体现。一个治理能力优秀的国家，对外可以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对内可以使人民幸福富足、安居乐业，还能有效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与巨灾。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住一些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落实：
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我国现行的体制改革机制存在改革的部门化与碎片化问题，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设立后，可以统筹全方位改革大业，从而为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奠定坚实基础。改革领导小组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还应更多地引入利益相关方与相关权力主体参与改革，如引入民营企业参与经济体制改革，引入地方政府参与行政改革更好地形成推进各方面改革的合力。
树立多元共治的新理念，形成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治理不是政府一家“唱独角戏”，而是将政府的“他治”、市场主体的“自治”、社会组织的“互治”结合起来，共同实现良好的治理。
更加注重制度在重构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与制度化程度。及时将一些成熟做法制度化，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同时推进组织建设与组织创新，从而使国家治理体系日益现代化。
改革央地关系的财政体制与行政体制，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在国家治理中的两个积极性。要在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适当增加市、县两级政府的税收来源，加快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同时，适当上划事权，将涉及全国范围而又需要强大财力支持的公共服务纳入中央事权范围，主要由中央财政保证。
更加深层次地统筹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站在全局角度维护国家治理秩序，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摘要：目前，城市生活快速发展，而环境问题也随之来临，影响着居民的生活治理。为了改变恶劣的环境问题，城市环境管理部门要加强治理力度，建立完善的环境治理体系，采取现代化技术，营造舒适美好的城市环境。基于繁杂的发展背景，市政需要下发专门的扶持政策，创新社会管理，探索积极有效的治理方案，推进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环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思考
1积极培养城镇绿色文化，加强环境治理强度
在环境治理体系中，文化影响最为关键，可以从不根本上预防各种生态污染，从而加强环境建设，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宣传部门要加强对市民的保护环境的教育，提高每个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摒弃各种生态污染行为。或者，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宣扬，加强环境治理的力度，如“微信公众号、微博、QQ、抖音等等”促使每个民众参与进来。所以，市政部门要不断的培养城镇绿色文化，引入多样的治理手段，加强环境治理的力度，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比如，城市环保局可以在每个区县设置专门的“环境治理与维护中心”，定期给民众普及一些环境保护措施，完善良好的行为习惯，保证良好的环境质量。或者，小城镇可以开展一些生态文明的活动，以讲座和视频观影为主，深化民众的环保意识。此外，还可以建立“回收奖励制度”，每家每户可以自己分类可回收垃圾，每周送往“垃圾回收中心”，换取一定的积分，达到预定标准后可以获取一定的物质奖励。为了贯彻现代化的维护理念，环保部门也可以借助人工智能软件，分析每个地区的环境情况，进行精准的人员安排，根据环境污染的程度，规划不同的改善计划。最后，把数据导入网络终端，相关的工作人员可以及时的整理，并制定最为详尽科学的治理计划，从而改变当下的生活环境。因此，城市建设部门需要逐步的完善环境治理系统，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积极的贯彻与实施绿色文化，加快现代化治理的进程。
2实现环境治理的文明化和科学化
在城市环境治理过程中，需要秉承文化与科学的处理方针，从现实情况出发，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改善措施。当然，也可以适当的融入现代化的治理方式和策略，综合各种方法，实现全面的区域治理与维护，明确各个地域的问题，采取相应的解决策略。城市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空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两个层面”，相关部门要以这两类为中心点，引入现代化信息技术，展现高超有效的效果。比如，可以在城市人群较为密集的地区限制各种大型汽车进入，降低汽车尾气对于空气的污染，这只是一种最为基础的手段。要想达到最理想化的治理效果，市政部门需要在全市下发执行“新能源汽车引入方案”，鼓励新能源汽车在城市中的生产，舍弃具有污染性的汽车品种，提高城市空气治理。或者，可以借助智能化环境监测仪器，定期巡查测试各地区的环境问题，巡查仪器可以根据GPS传送信息数据，技术人员要全面的监控，把主要问题罗列出来，制作成系统化的表格。接下来，部门人员要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制定出科学化的治理计划，通过线上平台发送到相应的地区。在这种制度下，可以全面的管理与应对环境问题，实现最大化的治理效果。
3创新低碳环保技术，完善环境治理体系
在环境治理实践中，低碳环保技术的运用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环保部门需要及时的更新治理技术，引入新型的低碳环保设备，加强环境治理的力度。考虑到城市化的发展背景，管理部门需要完善环境治理体系，确立基本的制度条例，规范治理的步骤和次序，保证环境治理的稳定发展。从数据分析显示，目前有60%的城市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且长时间没有整治，导致环境治理低下，直接影响着居民的正常生活。因此，政府需要及时的派遣专业的环境治理人员，事先调研考察，先初步的分析，继而采取正确的技术进行治理，达到设定的基本效果。比如，政府可以从国外引入废气三级净化与废弃物处理技术，进行合理准确的拆解分离，转化为有用的物体，循环使用，提高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效果。也可以设定专门的“废弃排放指标”，如果超过这个范围的企业工厂，就必须接受巨额处罚，让社会大众监督执行，这样可以全面的控制工业废气的排放，实现有效的环境治理效果。由于一些城市缺乏科学完整的环境治理监督系统，所以在治理过程中难以收获高效的治理成绩。管理部门需要重整环境治理监督格局，构建完整规范的监督体系。在内部需要成立专门的“监察小组”，检验工作人员的业绩与效率；在外部可以把权力交给社会大众，形成全局一体化的环境治理体系。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还有许多城市的环境治理工作存在一定的不足与缺陷，政府要加强治理的强度，对环境治理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善，提高各项生态治理的成效，并明确具体的治理活动，真正实现环境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审计从本质而言属于国家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国家审计属于国家治理一种重要的手段，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随着国家治理理念的发展和转变，国家审计的职能正逐渐发生转变和调整。
1.国家审计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系统论的理论框架
1.1审计定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审计属于一种监督制度，审计定位可将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视为审计重点，审计定位可分析严重的机会主义的原因，审计定位可优化激励、约束机制，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1.2审计业务类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审计业务类型可促进公共政策评估，审计业务类型可促进公共制度审计，审计业务类型可促进领导干部责任审计，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1.3审计重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审计重点存在两方面特点，一方面为机会主义行为较为严重，一方面为此类项目的实施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4审计整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审计决定经得以有效实施，威慑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审计建议属于对激励、约束机制不足予以改善的建议，审计建议经得以有效采纳，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2]。
1.5问责机制构建与国家审计权限。审计只属于问责机制的一部分构成内容，问责机制还囊括了审计内容以外的相关要素，构建问责机制属于委托人的特有权力。在构建问责机制过程中，倘若赋予审计过多的权力，那么审计权限将很大，倘若赋予审计偏少的权力，那么问责机制中设计可能仅仅为一个问责信息的保障内容。完善的审计结果披露机制能够强化政府信息透明度，构建政府问责机制能够增强国家审计治理属性功能，借助国际审计治理属性功能可规范公共政策评估体系，科学合理的对激励、约束机制深化国家审计权限，以促进政府预算改革，形成审计质量控制体现有效确保国家审计治理属性功能。
2.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层面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的原因
2.1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层面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的原因
2.1.1审计环境缺陷。审计环境属于审计不可或缺的发展、生存先决条件，属于制约审计活动实现其自身职能的重要基础。审计工作各方面内容均面临政治、经济、文化及法律等环境的左右，然而当前我国该部分环境内容尚处于改革阶段，政府职能仍旧不十分明确，越位、不规范及错位等状况屡屡出现。一系列法律法规均存在不规范、不合理的地方，依法治国的法律法规系统及制度还不够成熟，执法难度大、执法不严谨、执法不公正等问题亟待解决。市场行业配置资源体系内容还不够完备，陈旧的思想、思维及观念等仍旧没有得到很好的更替。这些因素，均很大程度上使得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层面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2.1.2后期整改不重视。问责机制虽然有设立，当时存在相对笼统，不具备细化可操作性等问题，问责机制不到位，审计人员存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怠误工作等情形，使得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层面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2.1.3控制论。审计“控制论”该理念在很大一部分审计人员内心扎根，在工作实践定地引领着审计目标、思路以及内容等的设计，而未能够自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中的“免疫系统”这一层面来理解审计的实质含义，无法结合该新科学审计理念开展审计工作[3]。
3.基于国家治理的国家审计职能实现与建议
3.1优化国家审计体制。国家审计肩负着众多责任，国家治理的内容与目标对国家审计责任的重点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优化国家审计体质使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实质意义，唯有如此，国家审计在开展期间找出的问题及弊端方可被重视、被消除，而不是单单走过场而蒙混过关。优化国家审计体制，不是单方面的改变国家审计信息披露方式，而是把审计意见与权限监督、权限评价及权限制衡等进行有机融合，从而有效促进政府制衡、国家治理方式得以全面改善[4]。
3.2强化国家审计整改。各级审计部门应当结合审计署职能不受影响地对所在地区域内的政府部门管辖的单位展开审计。就面临问题相对多，情节相对严重的接受审计单位，倘若所在地审计部门能力不足，国家审计部门可实行“上审下”；倘若所在地审计部门能力较强，国家审计部门可实行“同级审”。如此，一方面能够改善审计质量、效率、效果，一方面能够促进审计更加独立，从而充分、系统、客观地生成审计结果报告，切实发挥国家审计职能，达到国家审计的目的。
3.3实现国家审计提前介入。实现国家审计提前介入，规范国家政府会计系统，一方面能够形成政府部门受人民权力制约国家全面资源配置及社会内容等相关状况，一方面能够呈现政府受委托责任履行成效效率等，从而给予国家审计有利的审计依据。
3.4改革国家审计工作模式。伴随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法制体系变得越来越成熟，国家审计模式整改的最终目的是将政府治理为导向的立法型审计模式代替行政型审计模式，转变现阶段政府审计内强烈的监督氛围，全面祛除行政行为的束缚，行为实质意义上的外部监督，于客观上确保国家审计工作推行独立性，构筑有着中国社会主义特点的立法型审计模式。
3.5加强问责机制。有责任心的政府总是善治所期许的，也同样是政治机制所期许的，自某种意义上而言即确定政府与群众相互间关系，也就是借助相应的制度来引导政府法规政策、行为，以确保群众利益得到保护。问责机制属于实现构建责任政府的不可或缺内容，亦是重要方式渠道。问责机制常规构造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清晰确认责任目标、资源部署；一方面是获得责任目标运行以及资源运用相关信息；还有一方面是对责任目标实现水平及资源运用情况进行评价，并结合评价结果制定相应的奖励、处罚方案。国家治理为了达到善治，就务必要加强问责机制，构建完善责任政府、政府问责制，充分体现国家审计重要职能。
摘 要：林业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效益的重要环节，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体现，林业要在改革创新、森林经营等方面下功夫，全面提升林业现代化水平。本文着重研究林业经营现代化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林业 经营 现代化 对策
1.林业经营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
1.1林业资源总量少
我国森林各种指标都在一定程度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着分布不均、年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木材的需求多于供给，可供开采的资源并不丰富，森林的增长速度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1.2发展遇到误区
长期以来，忽视了林业产业带来的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过于注重经济效益，这就造成在发展林业产业的时候走上了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换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大量地砍伐树木，导致我国林业资源越来越少，生态也更加地不平衡。
1.3建设难度加大
因为我国适合林业种植的面积不多，就要为增加种植面积付出更大的代价。再加上有些居民生态意识薄弱，相关部门没有适当进行环境保护宣传，导致了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屡屡出现。甚至有些不法商贩偷伐树木，这种恶性循环造成了我国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难度不断加大。
1.4模式不够完善
我国林业建设虽然属于综合治理，但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却总是将一个任务让多个部门共同完成，造成了工作人员之间推卸责任，工作不协调，不能达到共同合作的效果。林业生态建设本身就是一项艰巨和长期的任务，正是因为这些管理上的问题，又加剧了问题的困难性。
2.林业经营现代化的发展对策
2.1改革国有林场
我国林业改革整体滞后，国有林区林场改革刚刚起步，集体林权制度需要继续完善，林业体制机制创新水平依然很低，已经成为制约林业现代化的最大瓶颈。改革创新是引领林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破解发展难题的有效途径，更是推进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解决国有林区林场产权虚置、责权利不一致问题，创新森林资源管护机制和监管体制，需要大力推进改革。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提升林业发展活力和效益，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各级林业部门要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全力推进国有林区林场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抓紧完善林业支持保护制度，着力解决制约林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全面增强林业发展动力。
2.2落实生态优先
坚持保护优先是中央确定的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方针，坚持生态优先是实施以生B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长期以来，一些地方重利用、轻保护，重造林、轻管护，形成了大量低质低效林，生态功能和经济效益都不明显，造林绿化成效与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差距。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保护优先、生态优先，把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保护天然林，全面保护湿地，全面保护野生动植物。要组织实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修复、天然林资源保护、湿地保护与恢复、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等重点工程，加大保护力度，严守生态红线，让森林、湿地、荒漠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充分休养生息，全面增强并充分发挥林业生态功能。
2.3增加资源总量
坚持绿色发展必须有绿色资源来支撑，实现林业现代化必须有资源总量作保障。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森林资源虽有明显增长，但总体上仍然缺林少绿，森林资源总量不足，生态产品和木材严重短缺，森林生态安全问题依然突出。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1.6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10个百分点，居世界139位。人均森林面积、人均森林蓄积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和1/7。生态脆弱区占国土面积60%，木材对外依存度高达48%。今后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把加快国土绿化作为林业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认真实施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新一轮退耕还林、防沙治沙等重点工程，着力增加资源总量。要创新产权模式和国土绿化机制，深入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吸引社会力量参与造林绿化。
2.4推动协调发展
现代化的设施装备和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林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根本保障。当前林区基础设施落后，装备水平不高，科技支撑不足，人才队伍紧缺，既与加快林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也与国家整体发展水平不协调。全国4855个国有林场中，仍有486个林场不通公路，170个林场不通电，1575个林场存在饮水安全问题。林业高端人才缺乏，正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必须全面提升林业协调发展水平。要实施林业支撑保障体系建设工程，积极完善林区基础设施，大力推进林业装备现代化，提高森林防火和有害生物防治技术装备水平。加快“互联网+”林业建设和基层站所建设，培养壮大专业人才队伍，增强林业基础保障能力。
2.5拓展发展空间
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必须牢固树立开放发展理念，全面提升林业对外开放水平，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积极培育国家储备林，尽快提高木材自给能力。同时要增强统筹全球森林资源的能力，更好地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加强与发达国家、国际组织的林业合作，着力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主动与欠发达国家分享我国林业发展经验。要认真履行涉林国际公约，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高度重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全面增强森林、湿地碳汇功能，如期实现国家方案中的林业目标，为林业扩大开放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3.结束语
综上所述，林业作为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跟上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目前，我国面临的林业问题还很多，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这就需要我国借鉴更多的优秀政策，完善我国的林业的机制体制，举全行业之力来谋划来部署来推动，加快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确保林业发展与国家发展相协调相适应，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东亚现代化；文化东亚研究；伦理；价值；意识；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7-0184-05
20世纪的东亚开始全面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四小龙”、“五小虎”和中国的崛起与发展引起了人们对“东亚奇迹”的关注，而争论的焦点在于“东亚现代化模式是否存在”?“亚洲价值观的意义如何”?等等。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亚危机”又引起了更多的争论与思考。危机中，东亚模式否定声音增强，东亚文化的普世价值更不值一提，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复苏又使“肯定声音”超过了“否定声音”，因而，对“东亚现代化模式”的理性研究和历史研究开始占主导，这一趋势有利于“东亚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探讨的进一步深入。无论从历史还是地缘上来说，东亚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区域，亚洲价值观外延过大，但东亚价值观是成立的，东亚意识与内聚力也是存在的。具体来说，从东亚伦理与东亚价值、东亚价值与东亚意识、东亚意识与东亚认同、东亚价值观与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文化与现代化来全面研究东亚文化与东亚现代性。如何建立东亚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东亚价值观与东亚普适性，这些主题都是东亚现代性之功能与意义。
一、东亚伦理与东亚价值
价值观即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问题，它是人们在进行行为选择时的最基本的动力，是文化规范性的集中体现。伦理与价值是第一层次的。
共同体精神与秩序精神是东亚伦理和东亚价值的共同指向。共同体精神是中国和东亚儒家的重要价值维度，体现了儒家的精神指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达到的集团主义精神和“天下”观念。儒家强调道德修养，重视统治者的“德治”。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的内容强调了“国家主义”。所谓“三纲”，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意思是：统治者要把移风易俗、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作为施政的首要目标，并且要使社会的道德风俗不断地趋于美好境地。所谓“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儒家治理国家的系统方法论原则。对于儒家来说，终极的社会理想是实现“天下太平”，而要达到天下太平，又必须以治理好国家为前提：要治理好国家，又必须先把家治理好才行；而要能把家治理好，则必须从修身即自我修养做起。“天下意识”塑造着儒家的“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精神来自于儒家的奉公精神与秩序精神，具体内容为“家族主义”与“公益意识”。“现代家族主义”是共同体精神的第一层次，但是儒家共同体精神不仅仅如此，第二层次为“公益意识”，而“奉公精神”是儒家共同体精神的核心内容。
家族主义是儒教秩序的核心，表现为一种集体主义的伦理秩序。而现代家族主义是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家族文化与现代集体主义文化”的关系。中国、韩国和日本的集团主义文化形态根源于儒家文化传统，但是不能停留在传统性阶段，而要文化变革，形成现代性的内涵和外延。“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与家族伦理秩序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转换为推动家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现代家族主义不应该是集权性的和重农业主义的，而是一种经过更新的“家族共同体”观念。现代家族主义应该体现东亚儒教秩序的积极意义。
公益意识和奉公精神是儒家传统资源的核心思想。“公益”即国家利益，既是“利”，又是“义”，以“公益”将“义”与“利”统一起来。传统儒家经济伦理强调“义”，忽视“利”，而现代儒家经济伦理应该是强调“利己”与“利他”原则的和谐统一。儒家奉公观念形成了日本的“家族利润主义”的经济伦理就是这一成功内容，旧的贱商的儒家“利义”观转化为有利于现代工商业发展的伦理观。儒家“公益意识”的建立是家族主义的延伸，也是国家主义的体现。“西方资本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市场竞争体制，这是在西方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古典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就是新教伦理的体现。长期以来被视为私人资本主义的天经地义。东亚的这种家族团队主义的资本主义较之西方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人治色彩、温情主义和劳资关系和谐的优点”，而“奉公观念”形成了东亚式的“家族利润主义”的经济伦理与敬业精神。
传统性的东亚儒家共同体精神是为血缘性的东亚社会结构所服务的，它是重农的、农业的、农民的、自然经济的，是封建专制集权的精神工具，是落后的。但是家庭、家族、国家与天下的观念是可以现代转化的。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而使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形成自身文化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