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1 17:39: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市社区治理概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社区治理 治理理论 善治
一、社区治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做出了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概念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治理理论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强调管理是一种有效互动的合作过程，认为公民社会也是合法权力的来源，同时，治理也是当代民主的一种新的形式。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制的解体，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变，政府主导下的传统社区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有效解决城市社区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社区治理应运而生。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使得国内外学者纷纷将希望寄于治理理论，而建立在国家和市场基础上的有效的治理--善治--是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不足的有效手段。善治是一种最好的治理方式，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因此社区治理的现实意义即是走向善治，实现合作共治。
二、D市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证研究
1.调查方法
本文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电话采访和走访民政局相关部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社会组织管理科、社区管理办公室）、查阅D市政府信息公开的政策文件和在典型社区（二女桥社区、望海社区、新坝社区）发放调查问卷（对象为社区居民，纸质调查问卷60份，电子调查问卷40份，回收问卷94份，其中有效问卷92份）等形式对D城市社区整体情况和典型社区进行统计分析和实地调查。
2.调查背景及概况
近年来，D市以“组织和谐、文化和谐、利益和谐、人际和谐、环境和谐”为根本出发点，以创建“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为目标，不断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扎实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截止2013年5月，D市全市辖14个镇，368个村委会（其中含75个农居），42个居委会，总人口115.23万人，总面积234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61.6万亩。目前，市区现有5个街道、22个社区，常住人口21万人，市区建成区面积26平方公里。先后创建省级文明社区2个、和谐社区3个、民主法治示范社区10个、绿色社区3个，地市级社区建设示范社区17个。《D市“一委一居（村）一站一办”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到2013年，D城市社区全面建立“一委一居（村）一站一办”社区管理新体制，农村社区达标率达80%；到2015年，农村社区“一委一居（村）一站一办”达标率达100%。2013年D城市社区已全面建立“一委一居（村）一站一办”社区管理新体制，农村社区达标率达82%，已达《办法》规定水平。
3.问题及原因分析
D市城市社区在组织架构、规章制度、人事管理安排、公共服务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果，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社区管理的标准，但社区治理还未在这个长江以北县级市中唯一的中等城市里深入人心，与已在全国很多城市得到良好实行的成熟社区治理机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社区治理主体单一。在D市城市社区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社区问题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而社区治理的主体仍然停留在政府“一家独大”的局面，政府全能型的主导地位并没有改变，政府部门对于社区方面还没有实质性的放权，只是交给社区居委会来承担社区管理的相关工作，忽视了社区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
D目前在民政局登记备案的社区民间组织有30余个，而实际上这些民间组织与社区的联系仍然是停留在书面层面，实际操作意义上能够真正起到社区治理主体作用的社区民间组织少之又少。社区居民也因为“熟人社会”的逐步瓦解而很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不高。缺少了社区居民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团体的力量，便缺少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公共利益不可能在这样的模式中最大化。
[关键词]社区概念 社区治理 社区文化 社区服务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15-0234-01
一社区概念的界定
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从社会学角度对社区概念进行界定，多强调地域性的概念，通过与社会、国家、城市、社会群体等不同概念的对比中得出社区的含义，“更多的社会学家是从一定地域社会关系结构的角度，或者从社区的功能与地域空间相结合的角度社区下定义”。
一种观点从社区与社会对比的角度诠释社区概念，“在方法论上，社会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它的性质是无法使用实证资料来论证的”，“研究者只能做出范围较小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社区研究，从社区研究中取得实证资料来论证社区的性质并进而推出社会的性质”。这种定义方法将社区作为社会的特例，是从哲学角度对社区进行的界定。它比较重视社区、社会的对比，并对这两种经常被人们搞混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基本厘清了社区、社会的含义；不足之处在于它只是用对比的方式告诉了人们社区不同于社会，而缺乏从自身出发的论证，没有明确指出社区应该包含的基本要素，因而无从说明社区的本质。
另一种观点是从社区与国家、城市及社会共同体的对比关系中对社区加以解释。该观点认为国家“始终是和不可侵犯的要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社区是“早在私有制产生之前人类就有了自己的共同体方式”，社区要表达的是“居住在同一社群、同一地方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模式”，因而从本质上或者是产生历史上，社区和国家都是截然不同的。当论述社区和城市的关系时，“城市是人类劳动分工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而社区“既可坐落于农村又可坐落于城市，二者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与社会群体的对比关系中，作该观点认为社会群体是“由一定社会交往关系联结起来的人类集体生活共同体”，血缘、地缘、业缘起纽带作用，而社区则是“地域特色鲜明的社会共同体”，其中加入了地域性的要素。
二社区管理体制
首先是社区管理主体。在定位社区管理主体方面，国内外学者的基本观点一致，大家普遍认为社区管理涉及多个主体，“社区建设离不开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的努力”。但对于如何确定不同管理主体尤其是政府作用时，学者们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在只是在建立社区服务体系的初始阶段发挥重要作用，承担培育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政策支持的责任，并利用自身的权威性和号召力发挥主导性作用。这种观点主要是基于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现状而提出来的，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并未对各治理主体之间关系明确定位，只是着眼于当前状况而未有长远目光。另一种观点认为，社区服务组织者是基层社区组织，是社区服务中主要的依托力量。因为这些基层组织“直接面对社区，最贴近社区人民群众，最了解社区的基本状况，最了解社区居民及其他成员的需求”。这种观点实际上充分肯定了社区基层组织在社区服务体系中的作用，从社区治理角度指出了基层组织在提供服务方面的优越性，并认为政府只是起到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的作用，是“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体现。
三社区文化建设
（一）社区文化概念
由于理论界对社区文化研究角度不同，对社区文化内涵的界定也不相同。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人们所创造、孕育、形成的人文环境、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总和”；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区域当中，人们各方面的行为所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它既包括这一区域内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包括该区域内社会成员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生活习俗、审美方式、娱乐时尚等。”
（二）社区文化的作用
在对于社区文化作用的探讨上，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有益于营造“社区精神”，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增强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并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有人从更大的层面提出了社区文化建设有益于“完善城市功能，树立城市品牌，打造城市特色”；有人认为社区文化建设可以促进社区自治的发展，通过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居民的自治意识，增强居民的团体意识；也有人认为培养社区文化可以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形成良好的社区风尚，也有益于社会环境的安定。总体来说，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首先在于社区自身的稳定、团结、和谐，还可以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从整个城市乃至社会层面上都有良好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 郭学贤.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4 页.
[2] 黎熙元等.社区建设―理念实践与模式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6，第5 页.
[3] 徐永祥.社区发展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第32页；第32 页；33页.
[4] 代明，袁莎莎.国内外城市社区服务研究综述[J] .城市问题，2010（11）：25.
[5] 沈千帆.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40页.
[6] 高占祥.论社区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
[7] 龚贻洲.论社区文化及其建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9）.
[8] 刘庆龙等.论社区文化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9] 李吉国.浅谈社区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J].理论学习，2002（12）：33.
关键词：城市现代化；社区建设；公共精神
一、现代城市社区建设和公共精神培养的价值关联。
社区是我国城市管理实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行政框架内最基层单位，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地域界限打破，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基层单位实体渐渐分化和消解，原来传统的“单位人共同体”“地域人共同体”已渐渐变身为“社区人共同体”。 现代社区共同体是由来自于不同地域环境和行业的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差质人口所组成的， 特别是长沙作为省会和中部发展快的城市，吸引了来自于各地、州、市和全国各地的人才定居或参与长沙现代城市的建设，这些不同异质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因为个体差异降低了邻里关系情感认同，增加心理上误会和矛盾，其认同危机影响社区共同体建设。加之社区行政化倾向导致居委会工作模式成就、工作方法简单，社区居民大多是在不了解前提上被动性参与社区事务，随意性大，导致居民对社区事务参与意识淡薄，社区公共精神上弱化和忽视，影响社区公共精神提升。
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各级部门越来越受重视社区建设。在城市化进程中，长沙城市化快速发展拆解原有的地域关系纽带，单位集体记忆和情感归属日渐远去，个人与社会关系网络发变化。为适应长沙新形势社区建设需求，培育社区公共精神以促进社区建设与和谐发展，进而提高长沙市基层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此课题研究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概况
（一）西方：学术界针对社区研究有的两种不同倾向：
①一种是针对城市社区中邻里关系变化进行研究所形成两种对立的社区消失与继存的理论。以滕尼斯、韦伯等社会学家为代表的社区消亡论和以美国社会学家甘斯、刘易斯为代表的“继存论”；。前者认为社会分化结果是人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差异增大、社会认同感降低使得传统社区存在基础丧失。后者认为认为传统社区不能完全否定和消亡，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居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情感与外面的世界并无多大影响。②另一种是社区解放论。费舍尔、费尔曼和雷顿在20纪70年代运用社会人类学网络研究的理论研究城市社区的变化。强调现代城市社区人际关系应从地域局限中解放出来，有应该更广网络，开启了新的网络研究视角。
（一）国内在中国社区概念的研究上：、吴文藻等人创立了“社区”概念和研究社区的范式。对社区研究近年来有几种不同观点：
①，社区共同体包括地域性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精神的共同体，社区精神文化是从生活共同体提升到精神共同体的关键。社区自身就可以实现自我管理、教育、服务、约束来实现社区公共生活有序化。
②公共精神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是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生活行为准则、规范的认可，并体现于行动上的遵守和执行。从道德上而言，公共精神是以利他方式关心公共利益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超越个人狭隘界限和个人直接功利目的关怀公共事务的精神境界和行为态度，它孕育并镶嵌在特定的社会架构和文化土壤当中，并不断地影响、修复、变迁着特定的社会结构。有的学者认为公共精神是孕育于人类公共生活之中的，位于人类内心深处的基本道德和政治秩序观念，态度和行为取向，以公共性作为价值基石，表现为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关怀和参与，对公共生活的热情融入和，对政治社群的虔诚认同和归属。
综合来看，国内外这些学者的相P研究，对课题组展开社区共同体建设与公共精神培育研究颇具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国内著名学者如秦宣、韩庆祥、张雷声、刘书林等近年来也高度关注城市化社会发展、共同体建设和核心价值观提炼与培育等问题，深刻回答了城市化社会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其观点不仅为此课题开启了研究思路，而且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国内外研究尚存在些许不足和遗憾：①侧重社区共同体或公共精神某一方面的研究，欠缺综合性的研究；②；对应到长沙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路径研究还较缺乏；③长沙社区公共精神培育策略的评价指标体系缺乏研究。
三、长沙社区建设中公共精神的现状分析
长沙作为省会和中部发展快的城市，吸引了来自于各地、州、市和全国各地的人才定居或参与长沙现代城市的建设，这些不同异质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因为个体差异降低了邻里关系情感认同，增加心理上误会和矛盾，其认同危机影响社区共同体建设。加之社区行政化倾向导致居委会工作模式单一、工作方法简单，社区居民大多是被动性参与社区事务，随意性大，导致居民对社区事务参与意识淡薄，社区公共精神上弱化和忽视，影响社区公共精神提升。
（一）社区公共精神培育包含培养独立人格、民主法治精神、公平正义、社会责任、社会公德、自控自律意识六个方面。但是长沙社区存在公共精神缺乏现状：
首先是社区意识比较单薄，从而存在对社区的认同危机，从1996年至今长沙实行单位住房货币化，原单位的福利房通过房改后成为人们有使用权的私有房，住房都是单位人，后来随着房地产的飞速发展，人么需要换更大更好的房子，所以出现将原有从单位购买的房子进行转手买卖，这样使得原来的单位人集中居住的状况变为各种外来人员杂居的现象，这样彼此因为不同的需求而再生的居民社区成分相对复杂起来。经过对社区居民的100份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其中因为邻里彼此不熟悉，即使门对门也不往来不熟悉的占40%。甚至因为工作的时间不一，有20%的问卷说几个月都没看见邻居。这样一来，因为居民间彼此陌生，对房前屋后和楼道的的公共卫生、共有园林的保护等公共环境也漠不关心，缺乏对居住环境的爱护和维持的公共情怀，乱放乱丢垃圾的现象常见。邻里之间缺乏相互帮扶和相互关照的共同意识，还因为出租房客的成员复杂性，以及其不同的生活习惯，更增加了相互交流和沟通难度。这种复杂情况得邻里相互很难融入在一起，引发了社区共公共精神的认同危机。
其次社区居民公共参与公共活动的自觉度不多，更难得经常性开展。为了增加社区粘合度和凝聚力、增进交流和邻里情感，即使有社区热情发动居民一起参与的社区公共活动，也常出现参与度很少，多数居民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或不理不睬的尴尬局面，收效不大。
再次是社区建设的困境：社区主体、社区自治、社区服务、社区参与、社区文化等困境。
社区主题因为社区主体的结构先对变化，原来有单位管理的变成了社区自治，社区管理机构一般带有政府行政性，社区划分不够合理，管理的区域比较大，人员与管理区域不匹配，加上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偏低，工作方法简单、宣传较少，基础设施不足，提供的服务还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供给缺口大；加之社区机构与政府和住区物业管理理顺不足，一有问题，就是“临时抱佛脚”，解决问题也是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没有形成规范的社区管理机制。城市社区的行政化严重常常限制了社区自制能力的发挥。
最后社区法制建设滞后，与社区配套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社区建设的运行缺乏良好的法制环境。导致社区生活、社区服务、社区公益保障、社区的公共精神的加强缺乏制度保障，公共活动难以开展，居民的公共文化难以普及。
（二）是长沙城市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加强社区公共精神的构建。
随着长沙城市的发展现代化，长沙市政府确立了“建设国家级中心城市”的宏伟规划，迫切需要加快长沙城市的的现代化建设体系；而作为长沙城市建设的的重要内核构成细胞就是的社区建设，可见社区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而社区公共精神的缺乏现状与现代化社区建设是极其不协调的，所以加强对社区建设，重点是社区公共精神建设，才能带动公共意识、公共服务、公共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文化的和谐，构建和谐的现代社区。社区公共精神的建设对策和路径有如下几点：
1、营造浓厚的社区意识，搞好社区服务，增强社区居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建立社区通信录和社区现代QQ群和微信群，加强社区公共活动的广泛性，提高消息发散性和居民知情权，扩大活动的居民参与度；建设齐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2、理顺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加强居民自制组织建设，争取处理好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和物业之间关系。加强社区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重视社区制度化建设。争取处理社区和政府行为之间的联系，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选拨优秀的专业社区管理和服务人员，提升社区管理质量，引导居民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
3、社区要加强所辖居民区的物业和业主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和沟通，通过协同合作加强社区建设，发展社区服务，增强社区服务的多样性、社会化和产业化。
4、推社区管理创新，加强社区民主自治。学习广州和香港等地的社区公共精神建设的经验。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社区与非政府组织的物业和业主委员会为主体的社区管理体制，突出政府的服务职能，形成以民生为重点、以服务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体制，丰富社区建设的服务内容的宽度和广度，构建以儿童入园、一站式医疗服务和康复、学习和生活娱乐健身等多形式的服务体系。按权力下放中心下移原则，制定法律法规，协调社^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5、建立社情民情表达机制，充分发挥老龄群体对公共精神余热的作用。重视大学生公共精神。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彰显社区管理善治理念、构建地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加强行政性复合与自主性合作、结构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包容共享致力形成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体系和氛围。
6、加强社区的资金和人才投入，设立社区服务基金，大力培养非政府的社会服务组织，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支持”为辅的多元体制。
7、加强社区队伍建设，推进社区人员向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从而推进社区公共精神建设。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引导作用。政府介入方式转变维护和体现了社区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自主性。培养社区意识，重建公共精神，这也是社区核心和关键。充分发挥居民公共精神与社区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建设一个充满尊重、关心和爱护的和谐社区，是解决认同危机的关键。让公共精神成为是社区建设中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
关键词：公民治理；社区自治组织；公共服务功能
理查德·C ·博克斯在《公民治理： 引领21 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提出了公民治理模型，认为社区居民是自己社区的“提供者”，居民自己应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和如何运营这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职业者在社区公共管理生活中的角色应该是提供服务和支持，而不是成为公民的上级，他们应该和公民站在一起，这才能形成一个社区。
一、相关概念涵义
1. 社区与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一词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于1887年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其含义是指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和亲密伙伴关系。自20 世纪80 年代末以来，逐渐受到诸多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对于“社区”一次的理解也呈现“百家争鸣”式的发展。笔者比较认同滕尼斯对于社区的定义，“社区是聚居在共同地域内的人所组成的具有共同的认同感和价值取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2.公民治理理论。公民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基本主张集中地体现在美国学者理查德·C·博克斯，博盖森等人的系列文献中。他们从不同角度强调，以公民与官僚合作为特征的公民性政府是现代行政的必要途径，公民应积极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扮演主人翁的角色。 公民治理理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某此缺陷的批判基础之上，在一定意义上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超越。美国学者博克斯在《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明确提出“公民治理”行政模式，对公民治理理论框架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建构 。
二、公民治理角度的自治组织功能分析——以上海新途社区为例
我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带来了人民民主自治精神上较以往有很大的提升，而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体差异性和职责不清等问题迫切需求理论的指导，而治理理论便在这种需求下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兴起。其领域涉及社区流动人群、老年人、失能人群 、孕妇、妇女儿童社会服务、就业服务、社会救助、心理健康服务等。通过发展社区内居民成为机构会员，定期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健康检查、心理辅导等培训课程。经过六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地具有影响力的民间基层自治组织。它所体现的显著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点：1. 更有利于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凸现治理绩效。在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到西方社会学家西梅尔的观点，“比起大集团来， 小集团的行动更果断， 而且能有效地运用他们身边的资源，向心组织的小集团一般总能发掘并使用其能量， 而在大集团中， 能量经常是潜在的。” 城市社区自治组织较于政府部门是范围更小的集团，且更易促使社区居民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从而带来更好的治理效果。 经过笔者在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旗下的品牌之一新市民生活馆的调查发现，社区小范围的组织机构比当地居委会等政府派出机构更能够组织社区居民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例如，为促进当地小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新市民生活馆为当地外来人口的“生意人”举办小型的“商业交流会”，探讨各自的“生意经”及个人经历，很好的促进了当地人的人脉交际；定期为社区居民开办就业职能培训，如烹饪技术教学、淘宝店铺经营等技术，来促进社区居民的就业，这些是当地政府所无暇顾及的。2.更有效的实现社区共享资源的自主治理。公共管理中的典型案例“公地悲剧”以及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形象说明了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公共事务的治理。个人理可能导致集体行为的非理性结果。在此理论下认为社区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只关注自身得到的利益，而管理者则为了实施有效的管理限制使用者获得自身利益的权利，故二者难以就社区共有资源的治理采取一致有效的集体行动。政府与市场一直以来被视为解决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两种途径，相应的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也就成了解决公共事务各种问题的两种方式。然而，无论哪种途径，都无法完全解决资源共享者的自主治理难题。 从这一角度出发，社区作为一个自主治理的单元，由社区自治组织协调社区内居民共同治理来解决公共资源治理的难题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措施。3.有利于社区居民形成共同意识。目前，社区居民普遍缺乏社区意识，对社区公共事务淡漠。这是由城市发展进程中社区的产生和构成方式决定的。我国大多数的城市社区为了方便基层部门的管理，多半由“划片”产生，只是这种方式下产生的社区中居民共同意识淡薄，缺少归属感。 而社区自治组织多半是由居民依照共同喜好自上而下自发组织产生的，为居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公共活动领域，有助于强化居民的社区意识 。同样，笔者在对上海新途社区设立在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归泾村的新市民生活馆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以新市民生活馆为活动的组织场地，为社区居民组织举办各种免费的就业技能培训、政策宣传，心理辅导讲座和社区内流动儿童英语辅导班等各类团体组织活动，并在每月举办一次社区主题型活动，使社区人心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意识得到了强化。
三、 当前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建议
1. 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各种社区自治组织涌现，虽然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政府开始向社区自治组织开放，但起到的作用仍然是“拾遗补缺”，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主要受一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地位合法性问题。 国家对社区自治组织实施控制管理，允许有限的结社自由 。但笔者认为，这种自由的空间仍然是有限的，国家的态度决定着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前途，此外还要受到法律和行政机制的约束。（2）活动经费筹资困难。笔者在对设立在浦东新区的新市民生活馆调研中发现，维持馆内运营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的赞助、政府的招标项目，而且资金有限，通常需要组织的筹资部门对外联系筹集资金。经费缺乏是社区自治组织发展中相当普遍和严峻问题，大多数的社区自治组织由于资金来源渠道有限，创收能力弱，随时面临关闭的危险。
2.对策建议。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对我国城市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从政府角度来说，社会组织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治理可以减少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负担，还权于社会，让政府集中精力在真正的“大事”上面；其次，从社会组织角度来说，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与政府形成平等合作共同治理的局面，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发展，同时还有利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对此，笔者认为，促进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首先，政府管理部门应加强相应的社区自治组织政策支持，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方针落实到实处，使社区自治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其次，在社区自治组织注册登记上予以较低的“门槛”，并在后期发展中通过对社区自治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资金扶持；最后，监督管理上充分发挥外部监管的作用，将其纳入规范有序的管理轨道。
参考文献：
[1] 周玉忠；王宇飞等.城市社区组织培育研究[J].社团管理研究.2008.1.1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建立“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等概念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1972年教科文组织完成的教育发展报告――《学习：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提出了学习型社会的概念。1996年的德洛尔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则重申了终身学习的概念，提出了既通过学校，又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提供多样化学习机会的学习型社会的概念。为了动员成员国推进终身学习，教科文组织在其2008-2013中期战略（34/C4）中设定了一个总体目标：实现有质量的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与此同时，许多成员国已经认识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开始努力建设学习型社会。
近年来，随着学习型社会的概念被广泛接受，越来越多的“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地区”已成为推进终身学习的有效途径。尽管学习型城市的概念是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欧盟委员会20世纪90年代提出），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其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关键战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盟委员会和帕斯卡（PASCAL）国际观察站的研究表明，尽管面临各种挑战，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已成为国际社会促进终身学习的一种有效途径。事实上，建设“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地区”或“学习型社区”战略的效果已得到证明与认同。教科文组织希望通过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会员国来动员并鼓励其地方政府。
2008年，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镇，城市化趋势，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增长。到2030年，60%的世界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因此，迫切需要满足世界范围内快速增长的城市社区公民的学习需求。事实上，全球1000多个城市已经成为或正在建立学习型/教育型城市，表明将学习放在城市建设的政策与战略优先位置已成为世界上值得注意的现象。同时很多城市都热衷于参与国际政策对话、行动研究、能力建设和同行学习并从中受益，以通过有效运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策略，推进市民终身学习。
国际经验表明，学习型城市建设是一个持续宣传、促进和能力建设过程。为了将终身学习的政治与理论话语转化为具体的战略与举措，并评估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收益，需要明确一套学习型城市的特征。因此，在由成员国教育部、国际组织和机构及私人机构推荐的专家组成的学习型城市发展专家组的帮助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研究所（UIL）已着手研究起草《学习型城市的关键特征》，这些关键特征将作为城市政府和相关方面建设学习型城市，推进全民终身学习的行动要点。
在此背景下，教科文组织决定与中国教育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于2013年10月21- 23日在北京举办国际学习型城市会议。
会议宗旨和目标
大会的总体目标是创建一个全球性平台，动员城市在各领域有效使用资源和潜力，促进全民终身学习，推进平等和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和谐，增强凝聚力，创造可持续繁荣。
具体而言，本次大会的目标是：
通过《建设学习型城市北京宣言》；
确认学习型城市的主要特征；
交流国际社会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实践经验；
激励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到学习型城市建设行列，强化城市社区全民的终身学习。
会议内容
根据国际社会中城市面临的挑战，发展学习型城市专家组在咨询过程中，提出学习型城市能够有效动员其各领域资源用于：
促进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学习；
重振家庭和社区学习活力；
促进工作场所学习；
推广运用现代学习技术；
提高学习质量；
培育终身学习文化。
以此，学习型城市将增强个人能力，创造和增强社会和谐，实现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及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定义，学习型城市国际大会的主题是“全民终身学习：城市的包容、繁荣与可持续发展”，其包含以下三个分主题：
分主题1： 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意义
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各国政府在制定议程和愿景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然而，终身学习的政策是在地区、城市和社区具体实施的。因此，只能通过一个一个社区、一个一个城市、一个一个地区来建设学习型社会。此外，与农村相比，城市在解决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时有更好的条件。城市带来就业和收入。由于规模和就近优势，治理良好的城市比起人口密度较低的居住区可以更有效地提供教育、医疗和其他服务。城市有利于更大的社会流动、性别平等和包容不利人群。城市聚居生活可以减轻人们在脆弱的自然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压力。此外，人力资本的形成是城市发展的前提。地区和城市更合适调动人力资本促进增长，激发城市活力最好通过内涵发展、人才开发以及人们带来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按上述思路，各位演讲嘉宾和与会者在此主题下阐述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重要意义，以此激励市长、城市教育官员和专家接受全民终身学习理念，增强城市的包容、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为他们自己、他们的公民和这个星球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分主题2： 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组成部分
建设学习型城市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没有一条魔法线能使城市一跃而成为学习型城市。另一方面，建设学习型城市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国际实践表明，学习型城市建设需要可操作的、务实的方式来实施全民终身学习。在准备阶段，学习型城市发展专家组确定了以下学习型城市的六大组成部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学习；重振家庭和社区学习的活力；促进工作场所学习；扩展现代学习技术的运用；提高学习质量和培育终身学习文化。
聚焦于这些学习型城市的组成部分，通过交流成功的做法，各位与会者帮助市长、城市教育官员和专家们明确建设完整的学习型城市需要完成的任务，并使他们了解制定市一级政策的有效要素和注意事项。
分主题3：建设学习型城市的主要战略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型城市要建设具有创新、竞争力和社会凝聚力的城市社区。这些需要根据愿景、政治意志、承诺、调配和利用资源与潜力来完成。此外，建设学习型城市必须依靠创新。而创新只有通过有前瞻性的机构率先促进包括城市内部所有利益相关者间、学习伙伴间以及和其他学习型城市间的对话与合作来实现。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城市和个体学习与能力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社区；危机；应急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9月27日
社区作为现代城市公共治理系统末梢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城市应急管理系统的重要功能单元。社区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越来越凸显，危机管理过程中社区功能的发挥，直接延伸和扩展着城市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
一、我国社区在危机管理中现状描述
目前，“减灾社区”和“安全社区”的这两个概念已被引入国内。安全社区是指针对所有人、环境和条件的积极的安全预防项目，具有包括政府、卫生服务机构、志愿者组织、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工作网络的地方社区。我国的城市区划结构一般有如下两种情况：一是市―市辖区―街道结构；另一种是市―街道结构，在这两种结构中，街道俨然已经成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交点。
我国城市中的许多街道办都有自己的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而街道行政办公室是街道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当危机事件爆发时，协调消防队、派出所、市容、环境卫生作业队、工商、食品、安监、人防、居委会等部门。街道办虽然有自己的应急领导小组，但日常的预警机制还不完善，针对常见的自然灾害如台风、暴雨、地震等，以及公共卫生疫情如非典、流感等一般都是在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通知后才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反应滞后不及时。
随着公共安全知识的普及，相应的应急知识也得到了极大的宣传，许多社区会不定期的开展应急宣传教育以及培训，有条件的社区也会定期开展有关危机事件演练。但是从培训人员来看，一般都是长期居住在社区，年纪在50岁以上的居民，社区的危机知识宣传教育方式主要是以张贴宣传兰为主，也会不定期发放应急知识小册子。宣讲内容主要有常见心肺复苏知识、常见的意外伤害救护、急性中毒救护、灾害逃生与救护、心理救助知识等。
社区在应急保障方面还不够完善，首先是社区应急救援队伍还不够壮大，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不高；其次是应急救援物资储备不足，除了常见的灭火器材以及一般防汛器材外，没有更多的物资储备，在应对危机时往往不能保证物资的自我有效供给。在应急场所方面，一般社区都会设有紧急避险场所，主要是社区内的绿地公园、广场、操场，这是发生地震、火灾、爆炸时公众的应急避险场所。针对一些小规模的突发危机事件，社区应急领导小组还可以有效应对，但由于缺乏相应的预案机制，在面对一些大灾大难时，社区的应急处置效果还不是很理想。
二、社区在危机管理中的功能和定位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单纯依靠政府体制内的管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应对危机的需求，但是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又与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紧密相关，所以应对危机时在政府主导下，应该更多的由社区、公众自身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社区是政府进行危机管理的最基层组织，它是城市管理的末梢组织，是防治危机的重要基层组织自治力量，它不仅可以减弱行政执行的控制，而且可以灵活协调各方面力量，更贴近社会公众的生活，是一种多元的、灵活的社会自治机制。
社区紧贴基层群众的生活。它不仅掌握社区物质层面的状况，如地理位置、面积、土地、建筑物状况等，对社区内的经济活动、社会风气、常见的犯罪活动等信息能够清晰的掌握，可以分析出社区的潜在危机和风险，从而消除各种危机隐患。在资源动员方面，社区也有一定的优势，社区能调动的资源包括社区居民、社区内的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和民间组织、社区内的医疗服务、文化教育、体育设施等资源。社区内人与人的交往比较密切，在以人情、感情、互惠、信任基础上建立的社区能够有效地对社区资源进行整合。
三、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缺陷及原因解析
（一）参与主体单一。在传统的行政区―社区模式下，社区运行的行政趋势太明显，社区组织的条块分割严重，大大阻碍了群众的参与热情，社区管理行政化，缺乏基层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危机事件中的主体往往是政府或公共部门这样的正式组织，一些非营利组织、私营部门、工商企业以及以公众个体组成的家庭小单元还都没有广泛的参与到应急体系中来。除政府之外的危机参与主体仅限于个体的零散行为，社区居民自我组织程度不高。
（二）危机意识淡薄。公众的危机预防意识不强，大多还是停留在以治为主的阶段，比较看重危机事件的应对与处置，对于危机事件的预防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根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近50%的民众在火灾发生时不懂得如何逃生自救，从已发生的重特大火灾事故来看，80%以上的事故都是由于民众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所致。受我国传统的行政思想大政府小社会的影响，社区居民对政府形成严重的依赖，很多居民都是坐以待毙等待救援，而没有预防危机意识，同时也缺乏应对危机的技能。
（三）缺乏相应的体制机制建设。对于公共服务的供给，经常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为了防止搭便车现象的出现，必须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制度条例加以规范。在社区层面也应同样如此，但是当前社区普遍缺乏相应的应急规划，取而代之的是上级的单项的危机防范和应对文件。在危机应对工程中相关人力物力的协调主要是通过科室人员的工作经验来实现，应急预警和评估依靠上级行政部门的文件转达。所涉及的危机应对中的各主体处于各自行动的状态，缺乏协同应对危机的制度条例。
四、提升社区应急管理能力路径分析
（一）加强危机文化教育，培养社区公众的危机意识。动员社区公众广泛参与危机事件的前提是培养公众的危机意识。通过各种渠道的宣传教育，逐步树立起公众的危机意识，加大对安全教育的重视，通过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开展社区应急文化教育。危机意识的植入需要一个完整的系统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活动及个人自我教育。在社区内主要利用社区活动室、宣传栏、应急手册等向社区居民宣传教育。同时，也可以邀请一些民间救援组织的志愿者、红十字会、消防队、NGO成员进入社区，开展培训教育。在学校教育方面，要编纂有关的应急教材，发放一些应急小册子，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应急演练。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培育社区居民的危机意识。
（二）完善应急法律法规建设。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案三制的应急管理体系，但是在社区层面相应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首先，完善应急基本法，通过公法来为社区应急管理提供稳定的制度背景和制度保证；其次，通过部门法的修订，强化社区应急管理各主体之间的权责，明确对他们的监督与制约，为各主体在应对危机时的协同治理提供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
（三）充分调动社区内各种资源，扩大参与主体。要加强社区与居民的互动，加强邻里之间的互动，社区要搭建平台，在危机发生时能够使社区、居民和政府有效互动，使每个居民能发自内心地为社区的危机防治贡献力量。培养居民的自治能力与危机参与热情。在日常生活中，社区危机领导小组就应培养居民的危机防范知识，加大公民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互动，使每个居民都产生社区共同体的意识。同时，社区掌握着大量的危机应对时所需的社会资源，如果能充分调动使用这些人力、物力、财力，一定能更有效地应对危机。
（四）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现阶段的社区应急管理模式在应对危机中存在一定的条块分割和主体间协作能力不强的问题。在构建城市社区危机管理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时，要重视资源与信息共享，要吸收居民、志愿者、企业以及第三部门组织、做到群防群治。很多社区都是在危机发生时临时来成立指挥领导小组，这就使得应急决策被延误。在多元主体系统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起综合协调作用的指挥机构，该机构应该是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上，其他各个主体权责利明确分工，共同参与到危机管理中来。
主要参考文献：
[1]梁松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9.23.
[2]姚传明.美国大城市区的治理：多中心体制与一体化改革[J].新视野，2010.17.
[3]黎熙元，陈福平.社区论辩：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J].社会学研究，2008.2.
关键词：城市管理 流动人口 社区化管理
1949年建国之初，我国的初始城市化水平仅为10.6%，经过60余年的曲折发展，截止200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47.3%，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腾飞阶段[1]；有专家预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在2015年前后超过50%，并有望在2050年前后突破70%[2]。城市化进程中，各种城市问题屡见不鲜，城市管理随之发展完善，各种研究视角都以其不同的立足和特色发挥着巨大作用；近年来，城市社区的发展与丰富实践使得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总结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和思考视角，即社区化研究视角。
1.引言：城市管理与社区化研究视角
1.1 社区化管理模式概述
社区化管理是指在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宏观调控下，在有关职能部门的积极配合和指导下，基层以社区资源为基础，运用社区管理的机制与手段，促进社区整合与稳定运行的一种管理模式[3]。
与以往的管理模式比，社区化管理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属地化管理，即以一定的聚集地为前提，实行的是“人住哪里，哪里负责”的原则，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二是服务型管理，即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为基础，提供迫切必需的服务和保障，因此社区化管理也是一个社区整合的过程；三是参与式管理，即社区化管理特别强调让普通平民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
1.2 社区化研究视角：社区化管理与城市管理的联结
城市管理强调城市不应该由政府单一中心主导，各种准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企业以及市民也可以、并且应该积极的参与到城市管理的过程中来，以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促成公共目标，在社会上形成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4]。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现代城市管理的理念与社区化管理中的属地化管理、参与式管理和服务型管理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二者的连接点，这也是本文中的社区化研究视角题中之义。
2.实践：城市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新模式
2.1 传统流动人口管理概述
目前，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约1.5亿，占全国人口的10%，是城市住民管理中的一大核心点。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的时间逐步延长，许多人已经是事实移民，同时流动人口管理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一种以社区化研究视角为基础、针对城市流动人口的新型管理模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也就是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
2.2 流动人口社区化管理的范围与框架设计
简单地说，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就是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地带，模仿城市社区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服务方式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以维持聚集地社会秩序的稳定，并通过服务的提供为流动人口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5]。按照这一概念，我们不难发现流动人口社区化管理模式的范围应该包括法制管理、户籍管理、劳务管理、治安管理、人口管理、社会管理和服务管理[6]，这一广阔的范围既包括传统管理方式所题中的内容，也包括社区化研究视角下所特有的部分。
首先，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是在社会管理的网络和法制管理的框架下展开的其次，新型的社区化管理以聚集地域为先导，以户籍管理和人口管理为基础同时社区化管理以治安管理为中心，这也是与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治理相联系的一点，即通过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疏导，最后我们回归社区化视角本身，以服务管理为依托、以劳务管理为形式，这也正是社区化管理模式所题中的观点，，另一方面提供培训等可以提高流动人口自身素质的服务，并将这些与劳务和就业挂钩，使流动人口最终实现就业，这也是保证社会安定的最根本措施。
2.3 流动人口管理中的社区化视角
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是社区化研究视角的典型应用，通过上面对其范围、框架的叙述，我们不难从中发现这一管理模式实际上也是属地化管理、参与式管理和服务型管理，这与社区管理模式的特征恰好吻合。
按照之前的分类，包含外来人口登记制度、单位管理制度、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制度在内的传统流动人口管理模式 与社区化管理模式存在较大区别，本文将结合社区化视角的特点对这两种方式进行比较。首先，传统管理模式十分强调户籍基础，这与其产生初衷和二元结构限制是分不开的，而新的社区化管理则尽量淡化户籍的因素，并在实质上以流动人口聚集地带为基础，采取一种属地化管理的方式；其次，传统管理模式下强调以公安机关为主体的管制和控制，将流动人口视为被动、威胁的群体，而社区化管理则把流动人口看作是主动积极的城市力量，尤其在其聚集地突出其主体地位，强调流动人口的参与和自治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另外，传统的管理模式注重管理，强调对流动人口不法行为的限制，而社区视角下则在流动人口聚集地成立各种自治性质的组织为流动人口群体自身提供服务，使其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和福利，并且争取通过服务的提供增强流动人口的自主性，提高其生活质量。
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模式不仅仅是针对聚集群体管理的有益探索，也在符合社会背景条件和发展趋势的尝试，是今后流动人口管理方式创新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2009中国统计年鉴》[M].国家统计局网站.
[2]《2009中国城市品牌发展大会文集》[M].P26.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12.
[3]魏娜、汪大海.《社区管理（第三版）》[M].P2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
[4]赵晨.《公共服务社会化初探》[D].长春：吉林大学.2004.4.
关键词：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模式；机制
基金项目：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建设模式与机制研究”（编号：JNSK16C01）；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编号：16BLYJ03）资助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23日
一、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的概念与范围
济南市城市核心区即济南明府城区域保留有济南三大历史文化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四大泉群――趵突泉、五龙潭、珍珠泉、黑虎泉分布于其间，芙蓉街历史文化街区是其中保留最好的一片传统古街区。2015年济南市政府出台《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明确将“东至黑虎泉北路，西至趵突泉、五龙潭，南至泺源大街南侧，北至大明湖的明府城为核心，并辐射至泉城公园、大千佛山景区的范围”划定为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我们认为“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是代表泉城济南旅游形象、具有深厚泉文化底蕴与国际化吸引力的标志性旅游区，是集聚济南市泉水资源、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社区风情的地标区。因而，其是新形势下济南市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即打造全国的区域性经济、金融、物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山东经济文化强省相适应的现代泉城）的核心载体区域。
目前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济南泉水旅游产品开发、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研究上，对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大明湖、芙蓉街区等进行了分析研究。但是，尚未有学者以学术论文的形式正式提出“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的概念，没有以其为核心探讨旅游标志区的建设问题，并结合泉水文化开展系统的学术研究。
二、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孤岛”化现状剖析
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已经整合了趵突泉、大明湖、五龙潭、黑虎泉、环城公园等，实现了主要旅游景区的一体化发展和品牌整合，但是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范围的多数旅游景区景点仍然限于孤立化发展，呈现出与周边环境、城市社区相割裂、隔离的“景观孤岛”、“文化孤岛”、“经济孤岛”和“管理孤岛”等形态特征，泉水文化的城市品牌价值与泉城旅游标志区的整体品牌效应没有凸显。
（一）景观孤岛。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内的景区在景观上与周边现代城市环境有着巨大反差，景区内或是泉水、湖泊等生态景观，或者是类似于芙蓉街古街区、万竹园古建筑园林景观，而环绕景区的是商业化的高楼大厦、宽阔的道路和现代人工建筑，景区周边没有与之协调过渡的周边环境，使得景区成为散布于城市建筑之中的一个个微小的孤岛，现代城市建筑不仅从高度上压迫着景区，而且从氛围上影响着游客的景观感知。
（二）文化孤岛。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内的景区居于主体的是古典园林、古建筑与泉水景观，散布于其中的是浓郁的泉水文化、历史文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等，而周边区域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现代城市文化与景区文化格格不入，形成显著的文化反差，景区景点成为孤悬于城市之中的文化孤岛。
（三）经济孤岛。景区与城市经济体之间缺乏有机经济联系与相互作用，景区独自发展成一个孤立的经济区域，在形态上表现为“门票经济”，在功能上实质为“部门经济”，游离于城市经济之外，成为个别部门的盈利工具，造成济南城市旅游产业链短、旅游综合收益低，对整个城市经济的贡献度较小。
（四）管理孤岛。泉水资源与文化文物资源被各个部门通过围墙的形式围封起来将景区与周边城市社区完全隔离开来，实行部门化封闭式管理，导致各个景区景点分属各个相关部门孤立发展，互不相关，形成一个个管理孤岛，区域缺乏关联协作与整体合力。
三、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建设模式
（一）全景开放的空间重构模式。目前，大明湖已经实现了向公众免费开放，得到了广大游客的广泛赞誉。今后要在此基础上以千佛山、珍珠泉、五龙潭公园等为主体，拆除围墙，逐步搬迁腾退机关单位，实现所有景区景点与场馆的免费开放；控制区域内尤其是景区景点周边的房地产开发，保持好景观天际线，营造景观过渡廊道与背景空间；完善城市绿道和慢行道路系统，打通旅游连接通道，顺畅旅游游览环线，将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整个空间重构为一个开放式的、不收费的全景式、社区型文化旅游区，一个无障碍的旅游“境区”，塑造全新的全域旅游空间形态。
（二）文脉延伸的景观再造模式。泉水文化不能固守在景区内观赏，仅仅成为观光线路中的一个景点，要实现从单一观光景区点建设管理向综合目的地发展转变，推进泉水文化的文脉延伸，多方面增加旅游产品供给。要对泉文化进行活化体验，推衍至街区、社区与城市空间，再造泉城特色景观，升级旅游产品，增强旅游吸引力，把泉水与泉水文化、城市与泉城文化作为泉城旅游标志区的核心产品来打造。从“观泉、赏泉、品泉”拓展到“唱泉、书泉、演泉、泡泉、论泉、拍泉、画泉、吟泉”，将泉文化融入到街巷道路、水系、社区等空间，用泉水文化装扮城市，推进城市的景区化发展，恢复文化空间，构建历史场景，完善古城景观游览体系；活化泉文化、名士文化、民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等，创新以“曲山艺海”、“泉水宴”、“民间小吃”等为主体的旅游多要素体验产品，再造特色泉水文化旅游产品，增强核心旅游吸引力。
（三）价值倍增的品牌升级模式。用城市经济的视角看待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把它看作城市发展的潜力型区域，按照全域旅游发展理念用“天下泉城”品牌覆盖整个空间区域，并整合各个景区点的小品牌，化零散于集中，大力推进整合营销，建立政府、部门、企业、媒体、公众、游客等多方参与的品牌营销模式，将原有的泉水文化品牌、旅游景区小品牌转化为城市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进而提升打造成为城市形象品牌与经济品牌。通过品牌升级实现泉水资源的高资产价值和综合旅游效益，实现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城市经济的转型升级。
（四）景政合一的一体化管理模式。打破旅游资源的部门专有隶属关系和行政藩篱，将泉水文化资源、景区景点与周边社区进行全面整合，成立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管理委员会进行一体化管理，推进多规合一、景观塑造和开发建设的深度融合，推进城市建设与旅游发展一体化，实施景区管理与社区管理统一化，实现全域布局与景城一体，有效解决景区与社区、部门与全局、部分与整体的发展矛盾，将局部的利益冲突化作为整体的协同共赢，成为济南市景政合一的示范功能区。
四、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建设机制
（一）Y源有机整合机制。拓展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内旅游吸引物的范围，将空间范围内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整合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济南旅游的全要素旅游吸引体系，全面挖掘泉水自然遗产资源、泉水文化旅游资源和明府城传统历史街区旅游资源。同时，整合传统景区、历史街区之外的城市人文、商业资源以及非物质化的吸引要素资源，实现从封闭型泉水小旅游向开放型泉城大旅游的“旅游+”转变，满足新形势下大众旅游时代的旅游消费新需求。
（二）全员参与的动力机制。要建立持续的旅游发展动力机制，强化全民参与意识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广泛动员、全员参与、多方联动，充分调动全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各个部门、城市社区居民、企业等以主人翁态度共同参与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建设，加大政策扶持，把全社会发展动力集聚到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之中，实现从企业单打独享到社会共建共享转变，激活体制活力，激发社会热情，完善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受益机制，营造浓郁的泉城旅游“好客”、“温馨”的城市精神与公共服务体系。
（三）社会容量管控机制。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要从主要服务于本地居民向服务于外地游客、本地居民兼具的发展目标转变，采取现代科技手段有效测度区域内的土地承载力、人口承载力与交通承载力指标，采取“减房、减人、减车”和峰值期旅游流的容量管控机制，提出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空间范围内的人口、交通、房屋最佳容量值，并采取措施逐步降低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的人口、交通与住房压力，消除旅游发展的空间阻力，为泉水文化旅游预留发展空间，以利于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更好地承载各种新兴的旅游业态。
（四）多元市场运营机制。把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的生态与文化资源转变为富有活力可产生新价值的资本，授权成立专门的旅游运营公司，按照公司合资经营、PPP模式、众筹模式等多种资本运营方式，通过拍卖、出租或承包商业网点与商业服务设施特许经营权，吸引民间资本和企业资本参与景观与社区的保护与建设，并依托于改造后的环境运行特色餐饮、主题饭店、城市民宿、实景购物、场景演艺、现代娱乐、曲艺研学、泉水养生、文化创意等多种旅游新业态，融入泉水文化内涵，盘活特色旅游服务业，激活整个空间区域的发展活力。政府也可以借助市场与资本的力量解决城市社区特色化改造和高品位景观保护与开发的资金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济南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济南市志[M].中华书局，1997.
[2]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著.济南简史[M].齐鲁书社，1986.
：社区、空间、城市社会学。
。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史来看，社区与空间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学者们通过社区和空间对城市生活方式和社会过程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什么？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察社区与空间是如何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焦点，以及研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本质与规律，可以更清晰地梳理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确定与变化的逻辑，从而找到确定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方法。
社会学起源于早期社会学家对城市化对欧洲社会的影响的关注。恩格斯认为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是不可忽视的。齐美尔认为，城市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与传统社会中的人相比，工业化社会中的城市人是冷漠的、有计划的。迪尔凯姆认为，新的工业秩序将取代早期的生活方式，即工业城市社会分工产生的有机统一将取代前工业时代化村庄个人通过血缘关系建立的机械结合。可能是看到城市已经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作为与乡村的对比。当早期社会学家关注城市问题时，他们将城市作为一种新的类型进行讨论，社区的概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社会学家普遍承认，社区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的。一方面，工业革命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都市，聚集在于城市。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使社会阶层分化,这种分化将在地域上表现出来。在《社区与社会》中，滕尼斯从集体形式、规范、价值观和关系形象来审视人类的共同生活，并将农村和城市社区分别定义为“社区”和“社团海盗”。1前者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以家庭、村庄、友谊或信仰群体为基本形式，后者是指城市中基于理性选择、利益和契约的社会组织。虽然社区和协会定义了两种不同的“人群聚集”的性质，但社区本质上是一个区域性的生活社区。后来社会学家继承并发展了社区的概念，一些社会学家将其应用于城市社会的研究。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继承了齐美尔的主要观点。与马克思和迪尔凯姆一样，齐美尔将城市的性质归因于更大的社会力量的影响。在齐美尔看来，资本主义和货币经济产生的现代性将通过城市或大都市的人们的行为得到明确的表达。罗伯特·帕克、阿尔比恩、斯莫尔、路易斯·沃斯等学者都熟悉齐美尔的理论和思想。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追随齐美尔，关注于城市的活动模式。帕克发现，20世纪初美国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混乱和骚乱，在本质上与生存斗争非常相似。因此，他将自然科学的生态学理论引入城市分析。“人类是群居动物，他们无法独自生存。相对而言，他们不仅需要一定的环境保护，还需要合作伙伴的合作。”[1]大量的人是不同的聚集在城市地区。这些差异化的情节甚至会通过吸引同质化的人来强化自身的特色。对于这样的人群聚集，帕克用“社区”的概念来描述它，并将社区概念的焦点从最初的“强调社会整体关联方式”转移到“地域性生活共同体”。
帕克的定义使社区概念的含义更加明确。帕克引入人类生态学理论对社区进行进一步分析，提出社区是在一定区域内组织起来的一个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生态系统。在这里，人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帕克带领芝加哥学校将城市作为一个社区进行研究，并构建了第一个城市社会学范式——人类生态学，标志着城市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
20多年来，城市社会学研究一直以城市为既定前提，试图理解城市容器中的生活方式，从社区角度探讨城市形成和城市生活方式这两个主题，这是传统城市社会学的阶段。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群体和社会。”[2]城市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也不例外，但将研究范围限制在城市，社区作为城市人活动和居住的载体，已成为最佳分析领域。在谈到社区概念的翻译时，还指出，“社区是指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社会。每个社区都是一个社会，但社会不是一个社区。”人类生态学派研究城市社区在生物、经济、文化等因素作用下形成和变化的生态过程。城市主义将某种人类生活方式与城市和城市地区（内城、外城和郊区）等不同的生活类别（物理空间）联系起来，并通过三个方面了解不同社区的需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行为、人与组织之间的社会行为、，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社会行为反映出的特点。因子生态学以经济因素（教育水平、就业、收入）、社会因素（阶级、民族、种族）、家庭因素（年龄、婚姻、子女）为基本变量，描述和概括社区的异同、特征和变化。。。学术界一致认为《社区的研究》和《社区研究》有两种模式，前者将共同体视为客观的、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后者视共同体为“透镜地区”为了理解其他社会问题，［4］传统城市社会学对社区的研究大多属于后者。他们不停留在简单描述社区面貌的层面上,而是通过对社区的分析和观察,了解城市人和城市社会的生活状态,，为了从城市社会的构成和发展规律中寻找城市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以及一系列的经济重建，导致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城市危机。传统的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问题和现象是由城市环境（城市空间）引起的，这些现象和问题已不能用既定的观点来解释。法国社会学家卡斯特1968年出版的《城市社会学》真的有吗？他认为所谓的城市性不是由人类的生态过程造成的，城市人口分布是阶级和种族等社会因素的产物，这是由更加复杂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决定的。在他的领导下创立的新城社会学改变了传统社会学将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的做法，将城市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认为现代城市作为工业城市的主要载体，是社会影响的结果。城市是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社会区域，即一种空间形态的存在。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来透视社会城市空间的结构和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城市空间已成为该学科的实证研究对象。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视为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反映，回归到城市社会学兴起之初的研究概念，即社会学家将城市置于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中。这样，各种宏观社会理论自然成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空间的参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发现，一些重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评的学者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没有直接或明确地研究城市和空间问题，他们应该补充和发展这些问题。为了将城市空间融入社会，列斐伏尔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空间看起来是同质的，完全像我们发现的客观形式，但它是社会的产物。”[5]在列斐伏尔看来，任何生产方式都会产生相应的城市空间形式，如城市中部地区是一个商业功能区，人们分散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这种空间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的结果。美国历史学家哈维继承了列斐伏尔的思想，指出生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资本投资产生了城市空间的物质设施和要素，如工厂、道路、学校和医院。
和卡斯特进一步运用理论来解释城市空间。他深受阿尔都塞结构理论的影响，将城市视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卡斯特认为城市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功能是经济的，这种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消费上。因为城市是一个空间单位和一个社会单位，而空间在本质上只是物质存在的条件。这不是事情本身。具体而言，在研究中，空间不能成为概念单位。空间要想成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必须在空间单元和社会单元之间保持一致，传统社会学研究的失败在于未能证明这种一致性。传统的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作为一个既定的空间来研究城市中的所有问题，并没有产生一个具体的城市社会研究对象。“他们只是将资本主义的过程，如竞争和个人主义，描述为城市的固有性质。因此，他们只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解释经验主义。”[6]列斐伏尔的空间研究也缺乏真正的研究对象，因为生产是按区域组织的，例如，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可以位于不同的城市，工厂和管理部门也可以位于不同的地区。生产可以解释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形态，但它不能真正实现人与人的身份认同。基于这些批评，卡斯特指出，集体消费的社会单位与空间单位是一致的。集体消费是由集体组织和管理的消费过程。其消费材料涉及住房、医院、社会服务、教育、文化设施等，这一过程依赖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必须有一定的空间边界。因此，集体消费是根据空间单位组织和供应的，该空间单位由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体系的要求决定。
作为新城市社会学流派之一，将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理论与韦伯的社会学思想相结合，分析了与城市空间形态相对应的社会现象。代表人物英国城市社会学家雷克斯（雷克斯）和摩尔肯定芝加哥学派（摩尔肯定芝加哥学派）关于“社区不同城市居住着不同类型的居民”的说法，但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人们自然竞争的结果，而是个人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获得住房资源的结果。另一位代表帕尔认为，《城市经理人》决定了不同类型城市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布，进而决定了城市资源的分布模式。
新城市社会学创立了空间生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透视城市社会的概念工具。这座城市是在太空生产过程中发现的城市社会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城市发展演变的深层逻辑。空间生产及其视角构成了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尽管存在差异，但他们都关注城市社会。虽然城市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可以对其进行不同的定义。那么，什么是城市？传统的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是人口聚集体或区域性社区，而“大城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人类的机会，特别是特殊和异常类型的人。城市生活充分展示和放大了人类的各种个性和特征。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将城市作为实验室或诊所来研究人类特征和社会过程。”[7]新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包含权力、阶级、资本和冲突。它是一个微观社会。城市包罗万象（家庭、教育、劳动和休闲），其特殊性在于规模和规模。城市社会生活最紧张，人口最集中，这在社会失范最有可能出现，因为人口集中有利于或促进某些社会进程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只是社会发展的条件活动和事件，而不是原因。因此，学者在研究城市问题时必须探究问题的原因。根本原因是通过了解城市社会的现状来找出最基本的社会运行机制。
城市概念的张力决定了城市社会学无法确定研究对象与社会学的其他分支一样。例如，家庭社会学和学校社会学都有一定的研究对象。他们以家庭和学校为分析单位，研究这些对象所包含的具体社会关系。与城市不同，它所承载的不是那么多的城市社会关系或城市社会过程作为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的存在。社会学家探索了现代城市，以展示社会内部的整体运作过程。城市社区和城市已经成为学者们洞察社会的对象。城市透镜的定位使城市社会学家倾向于用宏观理论来分析城市社会。在这种研究逻辑的限制下，城市社会学形成了一种确定研究对象的特殊方法。结合城市现状现状，引入解释性理论进行分析。同时，这一过程必须与社区和城市这两个空间单元相结合，因为它们是社会活动的容器。
20世纪初，美国三大城市之一的芝加哥，大量移民涌入。帕克、他的同事和学生非常关注移民和同化问题。在帕克看来，城市是由不同人群的态度和情感组成的。这个过程隐藏在小型社区环境中。他的任务是以物质共同体为分析对象，了解人的相互依存和适应过程。沃斯认为，规模、人口密度和异质性使不同的社区呈现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社会学城市的任务是“揭示大量异质个体聚集的住宅典型的、相对长期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8]尽管沃斯提出的人口密度、规模和异质性来自生态学的角度，但异质性“无意识地结合了文化的观点。异质性表现为生活方式，是阶级和生命周期的结果。沃斯的城市理论大多继承了齐美尔的城市思想。20世纪60年代，欧美爆发了城市危机，导致工人失业、住房短缺、居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欧美城市不断出现贫民窟骚乱和种族冲突。然后，国家在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公共部门投入了巨额资金。在此期间，出台了大量的城市改造规划，各项福利政策也不断完善和完善。社会学家们也开始关注城市公众，特别是穷人和少数民族，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政府的城市政策应该为谁服务。新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是资本积累、阶级斗争、社会活动以及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场所。学者们希望研究国际经济秩序、资本积累、社会阶层和国家权力等诸多因素对城市建设的影响。在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约翰 厄里）看来，城市是一个由为生产而消费的主体组成的社区，也可以称之为“太平洋地区相对独立的劳动力”。每个城市都由大量的生产性家庭组成，他们需要为劳动力再生产维持消费服务，并争夺消费资源。卡斯特鉴于美国一些城市公共服务短缺导致的社区居民抗议运动和城市骚乱，重点是集体消费。在英国，由于住房短缺和工人严重失业，雷克斯和帕尔等学者关注城市住房和公共资源的分配。
确定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方法不仅支持了整个城市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而且为社会科学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
确立了学术界公认的四个研究对象：生态社区、生活方式、集体消费和资源分配。每一个研究对象都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特定时期和特定国家城市的鲜明特征。正如卡斯特所说，这个城市不是自变量，而是一个因变量。它受政治权力、社会制度和国际环境的支配。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城市的形态和性质也会发生变化。任何城市社会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各种因素不断集中，特别是大量人口涌入。人们如何在城市中生存和适应是当时社会学家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新城市社会学家如卡斯特的研究抓住了当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城市体系的一些重要特征：随着国家地位的上升，国家全面介入社会生活，这与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完全不同。此外，这四个研究对象分别植根于社区和城市空间，从城市的角度发展了城市社会学。正是因为
对城市社会学对象的确立是以社会为背景的，城市社会学现有的四个研究对象都抓住了一些反映社会本质的东西。人类生态学派的生态适应研究得到了主流功能社会学的肯定。帕森斯将社会组织功能的前提条件定义为综合性和潜在性因素。沃斯的生活方式关注已成为现代社会学家关注异化的思想基础。雷克斯关于种族不平等和冲突的研究也被纳入了种族社会学的研究。卡斯特的集体消费研究已经从桑德斯扩展到一门新学科——消费社会学。今天，这些触及当代社会理论核心的研究仍然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例如，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整合问题在本世纪初再次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但当时芝加哥学派面临着各种亚文化冲突，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主导文化。如何适应和融合各种文化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传统城市社会学的小而精的人文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更新。卡斯特指出，在21世纪，我们面临着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社区和城市空间的形式发生了变化。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的应用，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这个过去围绕一个中心发展的城市模式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中心区、郊区、远郊、城镇和多中心都市区的混合体。信息技术正在改变个人、时间和空间。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交流。虚拟社区兴起并作用于真实社区。在此背景下，区域研究、文化认同、社会传播、时空压缩、虚拟社区等诸多领域都被纳入了城市社会学的视野。自城市社会学诞生以来，其研究对象的确立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学者们多注重对研究对象的梳理和批判，而对确定研究对象的方式和方法却鲜有讨论。事实上，后者对学科建设的意义更大。城市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空间维度。人们在城市中的聚集就是社区，社区自然成为城市社会学的分析对象。另一方面，作为容器的社会运作，空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的城市分析。对社区和空间的关注也创造了城市社会学的两个基本主题：城市主义和城市化。任何研究都必须着眼于社区和城市空间，从特定的理论视角选择能够支持城市社会学理论建构的研究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有几个不同的研究对象，这主要是由于于城市的透镜作用。不同取向、不同立场的学者用城市的镜头观察他们所关注的社会现象。随着全球城市的大规模扩张，城市与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小，但城市的规模效应仍然是影响社会现象和问题以及城市现实的关键因素社会也成为全世界学者关注的焦点。城市与社会关系密切。一方面，社会的复杂性和发展性导致了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它也决定了城市社会学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更多新的社会理论的引入。在
看来，城市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这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卡斯特、戈蒂纳等学者指出，新世纪绝大多数城市增长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快速发展和新型城市化时期。基于中国城市镜头的独特性和中国特色的价值取向，我们应该选择合适的理论，创造不同于西方的研究视角，探索中国独特的城市发展过程，透视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从而丰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促进城市社会学的发展。
引用
[1]帕克。城市社会学[M]。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65。
[2]吉登斯。社会学[M]。由李康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
[3]夏建中。城市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76.
[4]肖林。“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1，（4）：185-208.
[关键词]城市空巢老人;供求矛盾;养老保障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1 ― 0064 ― 02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传统的联合型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家庭结构逐渐趋向核心化，呈现出“四二一”的特点：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一对夫妻要承担扶养四个老人的责任。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家庭结构小型化导致空巢家庭大量出现，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多。空巢老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之一，在应对社会危机以及抗风险能力方面比较脆弱，因而在养老、医疗保健、社会救济和帮扶等领域需要更多的资源供给和社会支持。
早在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就有学者针对空巢老人进行研究，存在较为成熟的经验。当前，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家庭结构呈现小型化的趋势、独生子女增多、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空巢化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制定社会保障和救济政策必须要予以考虑和重视的一环。
据《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高龄化日趋严峻。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在2013年2300万的基础上，将增加到2050年的1.08亿，2054年达到峰值1.18亿。在如此庞大的老年群体中，空巢老年人口占老年总人口的一半。未来，空巢老年人口比例预计将突破70%。城市空巢老人群体因其生活方式、生活空间的多元化以及社会角色的转变和社会认同的迁移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导致其缺乏相应的生活照料和精神照顾，进而引发了“空巢危机”。因此，针对当前城市空巢老人出现的心理问题，需要运用多种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技巧介入空巢老人的日常行为、情感生活、社会交往和社会支持系统，帮助其缓解心理压力，恢复社会功能，促使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良性回归。
一、城市空巢老人的相关研究
（一）空巢老人概念的界定和类型的划分
空巢老人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空巢，一个是老人，学界中对空巢老人年龄的界定依据的是老人的生理年龄，60周岁以上的公民为老年人，这在学界已经达成一致。对于何为空巢，学者众说纷纭。有学者将某些的家庭结构形式包含其中，认为空巢家庭是指无子女或者虽有子女，但子女在长大成人后离开老人另立门户独立生活，而老年人则独自一个或两人独自生活的家庭。（肖结红2006，赵芳2003，李爱芹2007）。〔1〕对于空巢家庭的分类，穆光宗将其分为“纯空巢”家庭（单身或者与配偶同居）和“类空巢”家庭（子女不在身边但有其他亲属）两类。〔2〕
（二）关于城市空巢老人形成的因素研究
空巢老人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论述。李克在《空巢立爱巢有多远》一文中提出了几点原因：（1）居住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的进步;（2）向往拥有平静时间和自由空间;（3）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4）家庭结构趋向核心化;（5）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落后和不完善;（6）机构养老以及社会养老形式发展落后（李克，2004）。〔3〕
同时，空巢老人心理问题的形成与子女、父母之间的居住安排和亲密关系具有相关性。鄢盛明等人的研究表明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居住安排对子女在料理家务等日常活动、给予父母经济支持以及给予父母情感支持三个方面提供赡养的可能性有显著的影响（鄢盛明，2001）。〔4〕
（三）关于城市空巢老人心理和精神健康状况的研究
当前，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空巢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功能逐渐衰弱，对他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心理承受能力和抗打击能力也越来越脆弱。另外，在研究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还研究了空巢老人的精神赡养状况。其中，梁艳结合前人的研究与自己实地调研的资料，在其文章中指出，精神赡养包含3个维度：人格的尊重、成就的安心、情感的慰藉。最后得出如下结论：距离（指空间距离与血缘距离）可以让子女更孝顺父母;女儿是不是“贴心小棉袄”与其是否对父母承担主要的养老责任密切相关（梁艳，2007年）;〔5〕吴雪在《空巢老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对策》一文中指出，配偶是老年人的主要精神支柱。丧偶后，空巢老人原本的生活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和影响，不仅给他们晚年的物质生活带来极大的不利，更会给他们带来重大的精神创伤（吴雪，2004）。〔6〕
二、城市空巢老人心理问题的基本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城市空巢老人的服务需求与有效供给之间的矛盾
空巢老人不仅需要物质上的照顾，更需要精神上的关怀。长期困扰空巢老人的孤独、苦闷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空巢老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交往能力。一旦不良情绪转化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则会对空巢老人的生存和生活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城市空巢老人的服务需求亟待得到满足。与此同时，政府和社会各组织提供的医疗和养老服务并不能够有效的满足城市空巢老人的服务需求，服务资源的有效供给存在巨大的缺口。社会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扩张性形成了供求矛盾，这一矛盾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大背景下的产物。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资源供应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对社会服务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要运用新办法和新思路突破原有的制度体系障碍，逐步化解供求矛盾。
（二）城市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日益被重视，社区服务成为主流
城市空巢老人因缺乏精神慰藉和情感寄托会出现生活压抑、苦闷等情绪，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一些新闻事件诸如“坐公交车打发时间”、“买菜谱吸引儿女回家”、“老人打110求聊天”甚至绝食自杀常常见于报端，“老无所为”、“老无所乐”的困境，已经成为一个老年群体的隐痛。
城市空巢老人问题已经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老人不仅需要物质上的照顾，更需要精神上的关怀。各级地方政府在关注城市空巢老人医疗健康和生活状况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城市空巢老人的心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各地区利用本社区的资源和人才优势，建设社区服务机构，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和爱老、护老活动，为空巢老人带去关怀和问候。作为一项基本的惠民政策，对空巢老人开展社会服务和支持，不仅能够改善空巢老人的生活状况和质量，而且也符合国家和谐社会建设的治理理念和以人为本的基本方略，切实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各级政府和社区也通过社会养老和保险制度来解决空巢老人的经济供给、医疗药费和基本生活照料等问题以缓解空巢老人的生活压力，以务实惠民的政策和态度为空巢老人提供社会服务，让空巢老人共享改革成果。
三、解决措施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和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小型化，空巢老人大量出现。空巢老人不仅面临养老和生活照料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忍受着“精神危机”，由此导致家庭危机甚至社会危机的出现。如何从根本上打破“老无所乐”的困境，充分满足城市空巢老人的物质需求、生活照料和精神照顾需求，是当前政府制定养老和医疗政策所要考虑的。因此，需要探索一条科学、合理的有效路径，有效的解决空巢老人心理问题，恢复并保护空巢老人的身心健康。
（一）切实加强城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针对当前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存在的诸多不足之处，社区养老日益成为新的养老方式。依托社区充足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完善生活配套和公共服务设施，提供多样的养老服务;建设城市社区老年活动中心，使之成为综合性的“为老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娱乐、休闲、餐饮和临时休息场所，让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进老年协会建设，发挥老年人的优势和特长，缓解其心理压力和“心理不适症”，恢复其社会支持系统和自我认知功能。
（二）加快建立和完善城市社区养老保障和救助制度
加快推进城市社区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拓展养老保障的服务范围，构建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让更多老年人早日享受到养老服务的优惠政策。积极研究解决城市社区“应保未保”问题，扩大养老保险和养老服务的保障面，提供经济支持，尽快建立和完善供养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养老保障政策可以适当向老年人优惠倾斜，重点对高龄、空巢、低保家庭的失能、失独老人等特殊对象提供社会救助和医疗服务，提供日间托养、短期寄养、配送餐等服务，让老人能够“老有所养”。
（三）完善帮扶机制，社工组织扶老助困
社会工作者积极组织各类“送温暖”活动，倡导社会互助，积极开展志愿活动。建立社区内外的联动机制和帮扶机制，动员和组织社区干部和社会组织积极与空巢老人、高龄老人结成帮扶对子，开展一帮一、一帮多、多帮一的帮扶服务，在物质上给予帮助，精神上予以安慰，帮助空巢老人融入家庭，缓解空巢老人心理压力，让老人安度晚年。
（四）多措并举，营造尊老敬老爱老的良好环境
解决城市社区空巢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问题，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关怀，全民参与”的方针，动员社区和社会各方的力量做好空巢老人的养老和服务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参 考 文 献〕
〔1〕李爱芹.城市空巢老人的生活状况与社会支持实证研究――以徐州市为个案〔J〕.社会工作，2007，（03）.
〔2〕穆光宗.老龄人口的精神赡养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04）：124.
〔3〕李克.“空巢”离爱巢有多远.新闻，2004，（10）：24-25.
〔4〕鄢盛明，陈皆明，善华.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J〕.2001，（01）：130.
关键词：西方社区报；中国社区报；地域细分；乡镇区县报
中图分类号：g2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195?05
一、西方社区报的产生演变与性质
(一) 西方社区报的产生与缘起
社区报起源于西方，其英文表述为“community newspaper”，可以说它就是专门针对“community”而诞生发行的一种报纸形态。词源构成上，“community”的拉丁语母词“communis”表示“共享”“共同性”及“亲密伙伴”等意思，因此 “community”的基本含义是指共同性的群体。例如韦氏新国际英语辞典中关于“community”的主要释义为——“a body of individuals organized into a unit or manifesting usually with awareness some unifying trait”，翻译成中文大意为：因共同特征形成的个体统一体。韦氏词典对这种“个体统一体”(a body of individuals)的描述很广泛，既包括“united nations(国家联盟)”等大范围共同体，也包括“the people living in particular place(特定地区生活人群)”等小范围共同体，既包括因“given location”(特定地域)形成的有形共同体，也包括因“common interests”(共同兴趣)而形成的无形共同体，①总之剥离具体形态，“community”的基本义项就是“共同体”，日常交际中其所具有的“社团”“社会”“公社”“群落”“界”等其他含义，正是该基本意义的多维表现。那么
“community newspaper”针对怎样的“共同体”呢？
社区报在西方的产生发展当以美国为代表。一般认为，哈里斯17世纪末(1690年)于波士顿创办的《国内外公共事件》是美国最早的印刷报纸，而它同时也是美国的第一份社区报。17世纪初期到18世纪中后期，美国正处于殖民地开发时期，彼时以农村经济为主，英国人创设的乡镇自治成为主要社会生活形态，日常生活圈中人们迫切需要对周边信息有密切的了解与传达，《国内外公共事件》因而主要针对小镇波士顿及附近地区而发行，西方早期的社区报大抵便是诸如此类在各个乡镇流行的小规模印刷品，因此最早被称为“乡村报纸”或“家乡报纸”(country newspaper)；18世纪末，取得独立后的美国进入初步工业化时期，大量乡镇开始转型为近代城镇，自治制度下这些城镇成为美国联邦行政体系及广袤地域生活的基本单元，它们规模不大但相对独立，由于需要本地报纸来维系日常生活，原有的小型报纸继续发展，因此又被称为“小镇报纸”(small town newspaper)或“草根报纸”(grassroots newspaper)，由于多为每周出版一次，故还常被称为“周报”(weekly newspaper)。但19世纪80年代之前，这些只服务于当地的报纸并没有社区报的叫法。
(二) 西方社区报的提出与发展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tonnes)首次提出“社区”概念(德文为“gemeinschaft”，意即“共
收稿日期：2012?03?12；修回日期：2012?05?02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一般项目(11bxw011)；2011年度湖南省社科规划基金立项项目(11ybb387)
作者简介：钟虎妹(1972?)，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报业经营管理、文化产业经营管理.
同体”)，其“社区”特指与近代工业文明的冷漠形成鲜明对照的传统乡镇生活共同体，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等等，在滕尼斯看来，该乡村生活亲切而富有人情味，人们凭借共享的东西一起生活休戚与共，若离开它走进工业城市则如同走进冰冷的异国他乡。②欧美社会学家引进该概念时其英文翻译正是“community”，之后“社区”的含义虽开始复杂化，但就“亲密共同体”而言分歧并不大。此后半个多世纪内，随着公民社会的演进与睦邻运动的推行，滕尼
的“社区”理念得到推广，其地域性与归属感等特征也日益分明。而该时期正好也是欧美国家城市化扩张时期，由于大都市人口日趋分散于郊区及周边市镇，中小城镇逐渐成为欧美国家社会生活的主体，这些中小城镇规模不大但数量众多，因其民主自治气氛及民众归属感浓厚，这些城镇生活中心无疑体现出亲密共同体的特征，上述各种小报正为这种典型的地方小社会服务，因此人们便开始采用“community newspaper”来作为这些报纸的通称，③而其涵盖的种类也从最初的乡村小报扩展成各种地方性的城镇区域报。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社会学中的“社区”概念可包括国家、城市、乡镇乃至街区等不同规模的共同体，但现实管理中它侧重指基层行政区划管理单元。简言之，社区就是“一些人占有一个地理区域”并“共同从事经济和政治等活动”以致“大体形成一个具有某些共同价值标准和相互从属的感情的自治性单位”。[1]由于欧美国家以市镇为基层自治(洲的范围大于县，县的范围大于市镇)，因此社区以郊区和小城镇为主兼顾都市中心区或大片区。这一地方性限定使社区报与面向整个城市、区域或国家的大众化报纸截然分开。 社区报的基本性质
综上所述，西方社区报的名称虽几经曲折，但其发展演变并不复杂，其内在规定一直非常清晰。透过“社区”的具体含义不难界定：西方社区报代表了一切地方性的小众报纸，这种小报的生存全维系于特定的地方生活。在美国，它们伴随小城镇一起成长并成为城镇生活的一部分，城镇众多它们也种类繁多，进而构成美国社会演进中“无报不成镇”的独特景观。换言之，“处所性”是社区报最鲜明的本质规定，独特常新的本地资讯需求与广告需求，使社区报拥有其他报纸难以媲美的生机与活力，社区报因而成为西方国家报业生产经营的普遍方式，其发行量虽至今不过几千几万份且不少是免费的，却始终占据着欧美报纸种类与数量的绝大多数。正因为鲜明的“处所性”特征，西方关于社区报的界定总表现出大同小异，譬如美国全国报业协会定义它是“旨在通过提供新闻和资讯的方式服务并建设本地社区、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打造社区纽带的报纸”，[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它为“由社区创办并主要在该社区发行的定期出版物”，[3]学者们则认为它是“任何针对特定都市地区的居民”的报纸。[2]总之，社区报不能等同于大众报纸或主流大报，它只服务于特定或局部区域以满足特定或局部区域日常生活的新闻与资讯需求，为特定区域的目标受众服务并融进当地的生活，是经由西方社区报提炼出来的关于社区报的一般规定，这也正是中国社区报界定自身并有所借鉴发展的主要标尺。
二、我国社区报的兴起及性质
(一) 我国社区报探索概况
社区报在我国于2001年初现端倪，该年《南山日报》声明要成为国内第一份社区媒体，但产生的影响与联动并不大。国内社区报正式出现应从2004年算起。该年《巷报》在长春创刊高调倡议办“社区报”，此后各种定性为社区报的报纸纷纷涌现，诸如《华夏时报》(2004)、《东方新报》(2004)、《宝安日报》(2007)、《新民晚报社区版》(2007)、《广州社区通》(2007)、《南湖晚报社区报》(2010)、《北京社区报》(2010)等，“社区报”开始以一种集体的姿态为国人所瞩目。
笔者将我国社区报的探索分为两大类型：一类以《巷报》、《东方新报》及《华夏时报》等为代表，另一类则以《南山日报》、《宝安日报》及《新民晚报社区版》等为代表，区别两类社区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真正践行了社区报的固有要求，其突出问题则在于社区报与都市报是否纠结不清。若按西方社区报的规定，我国的社区报与都市报应是不同的：社区报是面向城市区域的小众化报纸，都市报则是面向整个城市的大众化报纸，第一类社区报大多便是打着社区报旗帜的都市报。《巷报》虽在创刊词中提出要办中国第一张社区报，但实际上并没有针对特定的城市区域受众来办报，只是借社区的名义强调走市场化路线，继而坚持“立足长春市，面向东北三省”，结果一年多以后因同质竞争而停刊；④《东方新报》本是长沙的一份都市报，2004年改版时它决心成为“湖南立足社区、引领时尚的纯市民报”，这一口号本身就含混不清，实际上也是借社区的名义强调新的市场化办报思路，不久也因同质化竞争及资金缺乏而停刊。⑤以上两份所谓的社区报，其夭折的主要原因便是将社区报混同于大众化的都市报或市民报
，之后创刊的《广州社区通》、《南湖晚报社区报》、《北京社区报》等也都有同样的毛病。相比之下《华夏时报》的探索更接近社区报的本质要求。该报曾决心办成“中国第一份商圈社区报”，其“商圈”针对的是北京市朝阳区内一个“3.99平方公里的区域”，该区域是北京市着力打造的城市大商务中心，《华夏时报》锁定该中心及周围金融街等精英聚集区，以此报道反映“写字楼人群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⑥从立场来看，《华夏时报》更接近社区报的本质规定，然而这一想法并没有在办报过程中贯彻下去，不久其再次改版为财经性的行业大报。
第二类社区报则能摆脱这种影响。应该说《南山日报》是第一份真正履行社区报要求的报纸，它是深圳南山区委机关报为适应市场的自身变革，该报主要针对南山区发行，但2004年因政策原因停刊。之后的2007年，《宝安日报》与《新民晚报社区版》系列报的推出使这一探索出现了转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报在中国的践行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宝安日报》原是深圳市宝安区委的机关报，2003年报刊治散治滥中它曾被划入深圳报业集团，2007年9月《宝安日报》借改版之机提出要办中国最好的社区报，其办报的核心理念是“以本地新闻为王”，基本原则是“立足宝安、宣传宝安、服务宝安”，主要方法则是推行新闻与服务的“本土化”。三年后《宝安日报》的发行与广告均实现了翻番：截至2010年年初，该报由每天4开16版扩展为每天4开32版，发行由4万份扩展到8万份，广告收入由不到1 600万元扩展到超过3 000万元。⑦同年3月，上海《新民晚报社区版?闵行新闻》创刊，这份报纸是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拥有独立刊号且面向闵行区发行的小型报纸，之后《新民晚报社区版》又相继推出《东区资讯》《西区资讯》《北区资讯》《浦东资讯》等针对其他行政区划的系列报纸，这些报纸都是免费发行，一般每周刊发一期，内容以本区的新闻、生活与商品信息为主，广告主要包括适合地方消费的分类广告与直投广告，发行则由小区物业派发或直接投递，至今盈利状况良好。⑧目前两份社区报正积极推动自身的转型升级，其获得发展的这几年也是中国不少报纸曾日觉艰难的时期，剥离所有权与体制等的不同，宝安日报、新民晚报社区报的运作与西方社区报并无二致，即都是对特定地域细分受众的精准把握，该“处所性”使它们得以避开报业竞争与新媒介的冲击而获得突破。
(二) 我国社区报兴起原因
深圳与上海社区报的的成功昭示了社区报在中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但相比于西方社区报的成熟，我国社区报仍处于引进与摸索阶段，表面看来似乎还带有某种炒作嫌疑。稍加梳理不难发现其兴起的必然性及制约因素，这包括多方面的条件，既有社会改革、经济转型、新闻变革、传媒竞争等客观因素，也有业界学界的认识与探索等主观因素。综合而言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国社区报的兴起植根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城市的繁荣与发达决定了报纸的繁盛与多样，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城市也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城市规模的扩大与人口的增多，使城市经济与城市生活不断丰富壮大，这给社区报的出现提供了基本的社会物质基础。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国家一元化”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单位”的退出使基层治理成为日益紧迫的话题，“社区建设”开始成为国人的共识，而这便为社区报的兴起提供了最初的心理准备。2000年，民政部在其文件中曾指出，我国的“社区”乃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⑨该界定与西方的“community”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现实指代上却有巨大的差异。在我国，“社区”本是引进的概念(，1930)，西方文化中“社区”一词的多元含义多少影响着人们宽泛地来看待社区，而国家权力对“社区”又有明确界定，就后者而言我国的“社区”虽也专指基层治理单元，但与西方基层治理单元的市镇不同，我国的“社区”专指城镇生活中最细微的“街道办事处”或“经过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⑩以上认识的广义与狭义便导致了国人对“社区报”理解的各种偏颇。譬如，由于“社区”特指居委会、街道办，人们既能将其理解为面向所有街道与居委会的报纸，又能将其理解为面向某个街道或居委会的报纸，前者使社区报等同于都市报，后者使社区报等同于内部宣传文件；同理，由于“社区”可以指代一切共同体，人们自然也能将面向整
城市或某个领域的都市报或行业报看做社区报了。
其次，我国社区报的兴起取决于中国报业演进的内在逻辑。这主要源自两股动力：一是十六大以来“三贴近”新闻理念的倡导，二是传媒竞争加剧背景下报业的突围。“三贴近”是中央在新形势下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的总原则与总要求，也是21世纪我国媒体提升传播力与影响力的基本方法，而“三贴近”的实质就是贴近民生，坚持“三贴近”就是坚持深入普通民众的生存空间，通过报道普通人的生活与故事提高新闻报道的效果及舆论引导，兴起中的“社区”自然成为最主要的阵地与窗口，“社区新闻”便以更直观更贴切的内容成为新的报道热点。就如大家看到的，过去几年来党报及都市报纷纷开辟“社区”类专版专刊，同时组织记者参与社区日常事务管理(通常为街道办或居委会管理)，这些“社区版”、“社区行”在业内外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这就为社区报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形式准备。另一方面，人们的眼光和思路之所以聚焦到社区报也是基于报业竞争的刚性需求。2003年以后，经由治散治滥的中国报业面对市场竞争已无路可退，新媒介的迅速崛起更使其生存情势日益严峻，差异化生存成为报业摆脱困境日益有效的方法，社区新闻或社区报道正提供了难得的差异化途径。以上两种力量兴起并叠加在一起，它们前后呼应此起彼伏，共同推动着中国报业革新暗潮涌动。在此裹挟下，一些业界人士或专家学者主动向西方学习借鉴，“社区报”便应时而生了，然而由于城市发展的有限以及对社区与社区报理解的歧义，其兴起更多的是激情与尝试，注定要经历一个由喧嚣嘈杂到沉淀净化的时期。
作为地域细分的产物，社区报并非西方报业的专利，实则是报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我国社区报的兴起当然不是偶然现象，它昭示了中国报业产业化发展一定阶段后所蕴藏的强烈诉求，即报业自身的市场突破，全球化与城市化背景下这种突破必将聚焦于地域细分。其兴起说明了我国报业新的价值创造方式已在一些地区萌芽壮大，其含混则说明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它有待于更深入蓬勃的城市建设与报业发展，也依赖于人们更自觉的思索辨析与更坚定的身体力行，条件一旦完善中国社区报必将雨后春笋般涌现。
(三) 我国社区报的基本性质
社区报在我国的探索践行不过七八年的时间且数量不多，但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至少它们唤起了人们的关注与思考，《宝安日报》与《新民晚报社区版》的初步成功更提供了中国社区报生存发展的条件模式与运作模式。综观我国社区报的探索践行，其步步演进的轨迹不难显现：先是报纸的社区版，继而为都市报化社区报，再进为城市区域化社区报。显然，目前中国社区报有两种界定：精确意义的社区报只指城市区域报，模糊意义上的社区报则指所有以“社区”为对象的报纸，既包括城市区域报，也包括都市报、行业报、生活服务报等。笔者主张前一种观点，即中国社区报应是地域细分报纸，它随着城镇特定区域的繁盛而产生并壮大，作为一种国有地方小型报纸，其与西方社区报在性质与形态上已表现出了相同与不同。
第一，同西方社区报一样，中国社区报要以发达的城市生活为依托，要能独立发行。发达的城市生活才有可能形成报业的区域受众与区域需求，社区报才真正具备生存的外部土壤与现实条件。我国社区报的早期探索中，长春和长沙的城市化程度都不太高，由于区域共同体难以形成，社区报的发展便受到根本束缚；而深圳和上海则是现代化程度都很高的大城市，2007年两市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两大城市各自的区域经济都非常强大，常住人口都是动辄几百万，正因局部地区的相对独立才需要区域性报纸来服务日常生活，这与西方社区报的发生原理并无不同。独立发行意味着拥有专门刊号，它是报纸占据细分市场的重要条件，也是市场体制下报纸独立运营的前提与基础，因此诸如党报都市报附有的社区版或专刊等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报。
第二，与西方社区报类似，中国社区报应以国家管理基层行政区划为主要服务对象。就产生演变來看，社区报的范围既不能等同于大城市也不能等同于小街道，它应是国家意志、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社会条件等综合形成的自然性共同生活体，而这主要经由国家基层行政区划管理得以生成，欧美国家的市镇与我国的区县等便是，其上的州郡或城市规模往往超过自然共同体边界，其下的街区、居委会、住宅小区等则难以
达到自然共同体规模，因此中西社区报既不能是大都市报，也不能是小街区报，而应是基层行政区划报或具备相似规模的其他区域报。就此而言西方社区报主要是市镇类报，而我国社区报主要是区县类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春泉镇《春泉希望行动报》之类的市镇级社区报，在我国正相当于《宝安日报》之类发达城市的区县级报，相应地，西方的社区报伴随市镇成长历史悠久，而我国的社区报则往往可由区县级报重新创刊而设立。 西方社区报不同，中国社区报受到的束缚更多。西方社区报由家族掌控或集团股份所有，其产生发展完全是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报纸的创办与运作比较自由灵活；而中国的报纸都归国家所有，都要接受党的领导，都必须拥有国家批准的刊号，报业准入退出机制也日益严格，因此我国的社区报不是说办就办的，它主要将以党报集团下属的区县子报形态出现。区县报原是国内四级(中央、省、市、区县)报业体系中面对基层的那一级报纸，本具有一定的社区报优势(当然区县机关报与区县社区报有实质不同)，但2003年以后区县级报基本取消，地方性报纸已不可能再独立获取刊号，集团化是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战略方向，鉴于很多区县级报当时或后来被划拨入报业集团或出版集团，这些集团便成为社区报最可靠的母体，象《宝安日报》依托深圳报业集团以及《新民晚报社区版》系列社区报借助高层母报来获得独立发行权，实是中国社区报将来合情合理的选择。
此外，西方社区报是从农村包围城市，我国社区报则是从城市包围农村，西方社区报服务于当地信息与生活需求，我国社区报则还担当着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当地人民心声统一起来的重任。总之中西社区报的不同形态与格局取决于各自社会体制及报业发展的不同性质与路径，然而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社区报的精髓都在于对地域分众市场的准确把握，这是泛传播时代报业的必然选择。未来中国社区报的演进应是社区报一般规定与中国报业本土创新的有机结合，也是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不断融合的新的表现，丰富与精彩将慢慢呈现。
注释：
① 参见韦氏词典（第3版）未缩减版电子词典的释义，网上查找软件为“merriam-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② 见滕尼斯《社区与社会》一书。引自于文波城市社区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d].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③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学院ken byerly 教授1961年出版community journalism一书，关于社区新闻、社区媒体等相对贴切的专业词汇开始为人们所接受。
④ 参见谢薇娜，孙琪琰。中国第一张社区报为何兵败长春[j]. 传媒观察，2006，4。
⑤ 综合东方新报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view/2813396. htm，2011年7月15日查询；新华网“改扩版后东方新报全新启航”，hn.xinhuanet.com/cmjj/2004-04/19/ content_1999844.htm，2011年7月15日查询。
⑥ 参见姚娜. 华夏时报：定位决定生存[j]. 传媒观察，2004，8。
⑦ 参见卞灏澜. 在服务中与社区和谐共进—宝安日报在纸媒困境下的新尝试[j]. 新闻与写作，2010，1.
⑧ 参见王安琪. 探寻上海社区报的成长地图一上海社区报现状、问题及发展建议[j]. 中州大学学报2010，4.
⑨ 参见《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对我国“社区”的权威界定—“城市社区是指聚居在城市中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我国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
⑩ 参见《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对我国“社区”的界定。
参考文献：
[1] 朱毅. 城市社区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d].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硕士论文, 2005.
[2] 张志安, 黄卫. 社区报的定位及经营策略[j]. 新闻记者, 2004, (10): 52.
[3] 胡凯. 中国社区报的现状及其未来[eb/ol]./ media.people.com.cn/gb/22114/136645/158956 / 9525182. html, 2011?07?16.
a contrastive study of western community newspaper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newspapers
zhong humei
(school of literature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as a regional subdivision of the newspapers, community newspaper
关键词：青年社会组织；研究现状；未来展望
中图分类号：D4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177-02
目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的增多，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已日渐受到政府及社会的关注。而青年社会组织已渐成为社会组织中的创新主体，如国内较为成功的如徐州汉唐公益、成都爱思青年等社会组织。2016年，中央下拨2亿元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且地方政府及企业对社会组织的资助力度不断加大。因此，对于青年社会组织概念的界定、培育与发展、相关问题及对策的研究，以及对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探索已成为相关学者的研究热点。但与此同时，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的成因并提出对策，对于我国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青年社会组织的研究概况
在知网中，关于青年社会组织研究的文献共检索到75篇，从时间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2010―2016年，其中，2010―2013年每年文献数量在1―7篇，2014年15篇，2015年24篇，2016年年初至6月为止有19篇。可见，近年来青年社会组织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从地域分布来看，绝大多数研究来自东部地区，少部分研究来自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尚未开展方面研究。
从研究方法来看，仅有两篇文献使用了定量方法研究分析，剩余文献的多数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向、研究视角来看，主要由以下四个研究方向：一是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在新常态下关系发展应具备的特点，以及共青团对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作用，并指出目前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的联动关系不够广泛深入这一确切问题（徐灿荣，2015）。二是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发挥研究：主要研究青年社会组织具备的社会功能以及如何良好地发挥该社会功能，具体包括青年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以及如何促进就业的研究（童潇，2015）。三是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支持、扶持）研究：主要研究对于青年社会组织有效的培育路径、支持体系、扶持政策、孵化平台等。并将主要目光集中于青年社会组织的资源培育与组织结构、制度的构建（刘鸿方，2016）。四是青年社会组织的困境分析与对策建议研究：主要研究青年社会组织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对策（赵亚静、姜力丹，2016）。
二、青年社会组织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困境分析与建议
目前，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受外部、内部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综述相关文献，可将此类研究的影响因素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治理因素。
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一是管理体制。在现行管理体制下，行政化色彩相对浓厚，使得准入前严格限制、审核检验多，而准入后则业务上的行政指导和服务较少。这样的管理体制不利于政府与青年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青年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二是政策导向及社会认知度。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扶持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政策得不到真正落实；另一方面，政府对青年社会组织社会管理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对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引导不够；与此同时，青年社会组织社会认同知低、公信力缺乏。三是政府与青年社会组织有效对接的枢纽力量急需发展。目前大多数枢纽型社会组织处于半官方半民间状态，与政府的关系较为模糊；且专门培育青年社会组织的枢纽型社会组织较为稀缺，青年社会组织缺乏与政府的交流的合适渠道。
内部治理影响因素如下：一是多数青年社会组织在持续发展上面临着“四缺”问题，即欠缺资金、人才、场地和规模。青年社会组织有着与社会组织同样的发展困境，而因其成员较为年轻，更为缺乏社会资本，在资金与人才方面，受限更大。二是多数青年社会组织在持续发展中缺乏现代社会组织理念，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效率不高。由于其成员因兴趣等原因结缘，青年社会组织人情味更浓，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或即使建立了规章制度，但执行度不高，导致其发展缓慢，人员流动性大。
（二）青年社会组织培育路径探索
关于青年社会组织培育路径的探索主要有两类研究：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的发展与推广；对培育青年社会组织的模式和有效经验的分析及对青年社会组织支持体系的构建。
关于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的发展与推广：目前，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的发展存在以下困境：制度缺失、孵化模式存在风险、资源支持不足、社会认知存在偏差。其中，旨在完善社会组织孵化而提出的对策有：提升社会组织孵化平台作用；创建社会组织孵化平台，有效整合资源；营造良好的政府支持环境；加强完善社会组织的组织建设。
关于对培育青年社会组织的模式和有效经验的分析及对青年社会组织支持体系的构建，此类研究认为，社会公益活动可以成为基层团建的重要活动内容，支持与发展青年社会组织可以成为体制内团建的创新型工作方式。支持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对于党团建设非常有帮助。而关于青年社会组织支持体系构建的建议有：将社会组织工作纳为各级党建工作内容；大力推进政府购买行动及其改革；建立评估监督机制；推动形成公益组织购买专项。
而关于青年社会组织支持体系构建的建议有：将社会组织工作纳为各级党建工作内容；大力推进政府购买行动及其改革；建立评估监督机制；推动形成公益组织购买专项。
（三）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特征与特点：童潇（2016）认为，青年社会组织的参与领域丰富多样；在资金来源上，自筹与外引兼具；参与态度较为积极并日趋火热；活动场所以一区县及社区为中心，共青团在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枢纽引领作用。
关于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功能进一步发展的相关思路建议：（1）发育主体，即推动青年社会组织发展成为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的社会主体。（2）释放空间，即推动社会治理领域向青年社会组织开放，能够给予青年社会组织相应机会，放宽青年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充分信任青年社会组织。（3）完善政策，主要可立足于下述四个方面：一是推进以孵化园、孵化器为支撑的青年社会组织基地建设；二是大力推进青年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建立相应的信息体制和机制，扎实推进青年社会组织规范化评估工作，开展提高组织能力的培训；三是加强外部监管体系建设；四是建立青年社会组织扶持基金。（4）完善平台，主要是可以推进青年公益创投平台、供求对接平台和众筹平台三项平台的搭建工作，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刘春蕾，2016）。
三、青年社会组织的研究评析与未来展望
（一）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在概念界定方面，由于目前对青年社会组织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在研究时存在概念混淆的情况，将青年社会组织等同于社会组织。如黄科瑞、潘永弟对百色青年社会组织的定义中，并没有明确青年社会组织是否是社会组织，而黄婷婷也只对青年社会组织做了一个概念界定，并未提出明确的界定。
在发展困境的研究方面，以往研究集中于对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列举与描述性分析，缺乏对其内在因素的分析，且对于此类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主要是定性分析，缺乏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对于主要的影响因素尚不清楚。
在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探索上，虽然学界对已有的孵化模式的风险已有研究，但尚未提出完善的新型孵化模式，在社会组织的培育问题上，孵化器平台的发展并非唯一路径，更应培育与发挥青年社会组织自身所具备的支持体系。
（二）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学界无论是对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模式研究、困境及对策研究，还是对其功能的探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便是，青年社会组织的生存问题。既便是目前的公益创投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是离不开政府政策及资金支持，而社会组织作为独立的第三部门，其生存与发展不能长期依赖于政府和企业的扶持。实现社会组织的自盈利，即社会组织能够为创建或运营社会组织者提供工资支持并实现组织的自运行或转型为社会企业。而青年作为社会创业与创新的主体，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通过创建或运营青年社会组织来进行创业或就业具备较好的前景，其行为本身便实现了较高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刘俊彦.我国城市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状况研究报告[J].青年学报，2014，（4）：41-49.
[2] 黄科瑞，潘永弟.百色青年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状况研究[J].百色学院学报，2014，（6）：126-131.
[3] 石国亮，王玲雪.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环境与政策建议[J].中国青年研究，2015，（2）：40-45.
[4] 浙江省团校课题组，王雁.激发青年社会组织活力的体制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15，（2）：67-75.
[5] 叶城均.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J].经营与管理，2015，（6）：16-18.
[6] 童潇.青年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会治理：演进、特征与推进路径[J].中国青年研究，2015，（8）：31-36.
[7] .国外社会组织促进青年就业与创业的经验和启示[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2）：116-121.
[8] 赵亚静，姜力丹.青年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破解之策[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94-99.
[9] 覃警荣.广西青年社会组织、青年创业就业工作现状调研[J].人力资源管理，2016，（2）：152.
[10] 黄婷婷.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趋向探析[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1）：8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