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1 17:40:0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关于环境污染的问题，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 键 词:环境,损害赔偿法,法律责任
环境损害赔偿通常指因污染环境致他人财产或者人身伤害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追究民事赔偿责任虽然不是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但它作为救济受害人利益损害的补偿性手段受到受害者的广泛关注,因而在环境法律责任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比较考察与制度核心
环境损害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产物,其民事责任体系构建始于20世纪中叶之后。罗马法以及《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中均没有关于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规定。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第906条关于不可量物侵害①、《法国民法典》规定的近邻妨害与环境侵害民事责任接近,或者就是对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的规定②,但因在《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制定的时候,环境问题尚不具有普遍性,甚至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因而,以上关于近邻妨害的规定是基于传统不动产相邻关系所作的规定③。在环境问题凸显,受害人需要法律救济而又缺少相关规定的情况下,援用民法关于相邻关系的有关规定处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时,人们便将《德国民法典》中的不可量物侵害与《法国民法典》中关于近邻妨害的规定,扩大解释为关于环境损害的规定。但是,不论不可量物侵害还是近邻妨害,均不能完全解决基于对现代环境问题深刻认识基础上产生的公害损害赔偿问题,因而,德国于1976年制定的《联邦公害防治法》,从环境保护的理念出发,对不可量物侵害作了与《德国民法典》相呼应的解释,明确指出,不可量物侵害是指对人体、动物、植物或其他物质,足以产生影响的大气污染、噪声、振动、光、热、放射性以及其他类似的环境破坏现象。另外,德国还于1991年专门制定了《环境责任法》,就环境相关责任包括民事赔偿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但是有关环境污染损害民事责任问题在民法典中并没有系统完整的规定。
美国侵权行为法将各类侵权行为所致损害囊括其中,环境污染损害也不例外。有关环境污染损害之民事责任承担适用普通法关于侵权行为责任的规定。不过美国的特点在于:受害人基于个人利益损害提起的损害赔偿之诉适用普通法,但如果基于公共利益提讼则可以适用《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环境立法。日本是20世纪环境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对污染给公众造成人体伤害的巨大压力,日本关于环境损害赔偿的立法颇具创造性。环境污染的受害人不仅可以据《日本民法典》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日本国会还通过了《公害法纠纷处理法》和《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这两部立法专门对公害纠纷的处理程序、如何对公害健康受害者予以补偿进行了规定,对于及时救济受害者、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我国环境问题的产生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要晚一些。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旦发生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必然远远严重于人口相对较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对环境污染事故必须高度警惕,对环境问题要格外重视。之后,国家制定较早的几部法律中就有《环境保护法(试行)》。但是,《环境保护法(试行)》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所颁布的环境立法中均没有涉及环境民事责任。 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最早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如第124条:“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该通则确立了我国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制度。此后,有关的环境立法,包括《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均对环境污染损害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可见,当前我国有关环境污染损害立法是采取民事基本立法与环境部门立法并存的立法模式,与多数国家的做法相同。
不论各国环境污染损害立法采取何种模式与体例,但关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的核心规定是共同的,即如果想让污染受害者获得赔偿,必须对传统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正。为此,各国以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缺陷产品损害赔偿等为契机,在传统过错民事责任之外,强调民法的社会化,侵权人因一些特殊侵权行为造成之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并据此对特殊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的条件进行了相关调整与修正。
二、环境损害赔偿的困境与成因
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和大量环境立法都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责任作了规定。但是,因环境污染提起的民事案件或者久拖不决,或者屡诉屡败的状况,不仅严重损害公民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而且极大地挫伤了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和积极性,从根本上不利于环境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形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立法规定的矛盾和冲突。我国有关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分布于不同的法律中。关于赔偿是否以违法性为条件,以及归责原则的规定并不一致。多数人认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环境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但是,研究其规定并非如此。按照“违法性包括过错”的理论,《民法通则》强调“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实质上是规定了行为人承担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 以“过错”为要件。而其他单行法均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 个人赔偿损失”。显然这里强调的是行为的危害性,而不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这意味着,依照《环境保护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是不考虑主观因素的。由于《民法通则》与《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不一致, 给执法者思想上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导致在实践中人们为到底应该给环境标准、排污标准和质量标准什么样的地 位而争论不休。但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也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法官理应选择适用《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但是,在没有法律专业素养的受害人面前,法官在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就可能故意钻法律规定不一致的“空子”,适用 《民法通则》,从而不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
第二,有关立法的程序性规定不明确。环境损害赔偿 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举证责任的分担、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 有利于受害人的诉讼形式和程序。然而,我国相关立法规定要么欠详细、明确,要么干脆没有规定。首先,我国 《民事诉讼法》对环境损害赔偿中当事人如何分担举证责任没有特别规定。虽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的规定,对于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 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但这个规定仍比较原则,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应当包括什么?被告承担多大 范围的举证责任?均没有涉及。因此,导致法官适用法律随意性较大。其次,《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 解释均对在
环境损害赔偿民事案件中如何认定因果关系,及对各国普遍采用的环境损害民事赔偿案件的集团诉讼形 式没有任何规定,更加增大了救济成功的难度。 第三,忽视利用行政手段处理环境损害民事赔偿案件 的重要性。我国现行的各项环境立法均规定赔偿纠纷可以 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这个规定已经遭到环境法学界许多学者的 批评。因为从环境损害赔偿的具体情况和困难来看,由主管环境保护的行政部门来处理环境纠纷的确具有许多优点,给当事人带来方便,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将行政处理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程序,会严重影响环境保护部 门解决环境纠纷的积极性,造成环境污染纠纷案件久拖不决,社会矛盾激化,其中原因学者多有诟病。纵观日本公害纠纷处理程序中行政部门的作用,我国现行规定的确存 在较大的问题。
第四,环境司法存在严重问题。尽管我国关于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规定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环境司法中存在的问题更加严重。首先,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部门对司法的不正当干预严重影响环境司法的公正。地方政府基于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较多情况下是站在保护污染者的立场上,严重影响了环境行政执法的效果和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援助的韩祥诉金峰铜业有限公司案④、陈氏三兄弟诉两家水泥厂损害赔偿案⑤等大量有关环境损害赔偿的案件,都是久拖不决,即使法院判了,结果也是原告败诉的多。其次,中国司法制度和司法人员的素质也影响了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正确适用和环境案件的高效与公正处理。北京市某区27户居民诉某煤炭收储和运销站一案⑥中,一审法院故意对27户居民的设置障碍,在审理过程中回避立法对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特别规定,甚至曲解法律。
三、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思路与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学者们倡议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 笔者以为,通观上述造成环境损害赔偿纠纷难解决的原因, 立法的完善固然重要,但还必须对环境损害民事赔偿问题 进行综合治理,寻求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内在的救济策略和 制度外的多重救济途径。
关键词：畜牧养殖；环境污染；原因分析；对策
近年来，云南省水富县改变以往传统畜牧养殖发展模式，在“多元化、规模化、专业化”上下功夫，提升畜牧养殖现代化水平，提高畜牧产业市场竞争力，实现该县畜牧养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水富县结合国家相关畜牧产业发展规划要求，积极转变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在畜牧产业发展上由原来的分散、小规模家庭养殖转变为集中、大规模专业化养殖。随着地区畜牧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畜牧养殖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面对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及时采取措施将其解决，保证地区畜牧养殖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1 畜牧养殖环境污染的原因分析
1.1 相关法规建设不完善
畜牧养殖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其中一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关法规建设不完善，现阶段，国家和地区关于环境保护的法规大多数都是针对企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等方面而制定的，而关于畜牧养殖环境污染问题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建设严重滞后，从而导致了畜牧养殖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法律规矩；其次，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地方财政部门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投入有限，无法真正对畜牧养殖企业和个人进行相应的约束，对畜牧养殖环境污染缺乏相应的科学评价；最后，在一些个别地区，政府部门迟迟不能将畜牧养殖环境污染纳入到地区环境保护体系中，即便是有些地区出台了相应的有关畜牧养殖环境污染的治理政策，但在具体实施和执行过程中流于形式，政策常常无法高效落实到位。
1.2 环境保护意识淡薄
我国畜牧产业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严重的畜牧养殖环境污染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政府、畜牧养殖企业和养殖个人对环境保护意识比较淡薄，畜牧养殖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现阶段，我国畜牧养殖产业发展过程中，不管是地方政府部门还是养猪户和养殖机构，他们更加重视发展养殖业能够为自身带来多少经济效益，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畜禽粪便、尿液、污水、未全面利用饲料以及兽药等科学处理，因而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再有，政府机构即便是对畜牧养殖环境污染有一定的认识。但也由于认识不够全面，对地区的养殖场缺乏科学的规划和设计，在养殖项目实际推进过程中，难以做到对环境进行科学保护，不能及时对畜禽养殖中所产生的各种粪便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
1.3 畜牧养殖模式落后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畜牧产业发展还是比较落后的，虽然最近几年，我们在积极发展集约化和规模化养殖模式，但是家庭小规模养殖是现阶段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畜牧养殖产业的主要现状。现阶段，不管是养殖规模、产业化进程还是发展水平方面都比较低下，整体的养殖模式还比较落后，有些养殖户的养殖设备十分简单，根本没有专业化污染治理设备。一些小规模的养殖户随意排泄粪便，根本不会对粪便进行处理，从而造成很多环境污染问题。
2 治理畜牧养殖环境污染的对策分析
2.1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法规
如果想要更好的治理畜牧养殖环境污染问题，防治畜禽污染，首要做的就是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应该高度重视畜牧养殖环境污染的立法工作，强化对养殖企业和养殖人员的约束力度，结合地区畜牧养殖环境污染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逐渐对相关法规和制度进行完善，真正做到依法管理，严格执法。同时，还要积极推广先进的养殖技术，强化对畜牧养殖过程中饲料、兽药的监督和管理，确保饲料配比科学，药物规范使用。避免药物对环境造成污染。
2.2 加大执法力度，强化环境保护意识
首先，加大执法力度。联合畜牧、城管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督促已经建成投产的畜禽养殖业户，必须设置固定的废渣储存场所，并要有防止粪液渗漏、溢流的措施，禁止直接将废渣、粪便倾倒入地表水体或其他环境中；其次，加大处罚力度。对群众反映强烈、不符合环保要求及污染物不能达标排放或粪便不经处置直接排入环境的畜禽养殖场，实施限期整改或搬迁，并进行严厉处罚，严防粪便、废水污染环境。通过执法，逐渐改善养殖户不注重环境保护的意识，从根本上解决畜牧养殖污染问题。
2.3 科学规划，综合防治
首先，规划先行，不留后患。根据水富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国家标准化畜禽规模养殖场建设标准和要求，进行畜牧发展区域规划，科学确定禁养区、限养区和养殖区并向社会公示。坚持“先规划、后选址，先报批、后建设，确保环保设施建设与养殖场舍建设同步”的原则，实行规模养殖申报备案制度，企业或个人在兴办畜禽规模养殖场前，必须依法履行申请、审查、备案程序，必须先过环评，先上环保设施，确保畜禽养殖规划科学、布局合理、管理规范；其次，规范管理，源头防控。严格实行新建养殖场审批制度，坚决制止查处未批先建养殖场的行为。严格控制生猪养殖总量，实现禁养区生猪零养殖、禁建区和适度养殖区达标排放或零排放的目标；最后，分门别类，综合防治。在全县开展养殖业污染情况拉网式调查，彻底摸清家底，分门别类，对症下药，对小型养殖场推行标准化生产技术实施标准化改造，对大中型养殖场采取立体循环模式实行种养结合，对临近水源地的养殖场早日转产转行，对高污染养殖场坚决关停。
参考文献：
[1]肖瑞杰，蒲敬海，舒拉.畜牧养殖中的环境污染现状与治理[J]. 畜牧与饲料科学. 2015（12）
[2]肖瑞杰.农村畜牧养殖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发展措施[J]. 畜牧与饲料科学. 2015（12）
省环保局污控处：为切实加强环境安全监督管理，严防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根据*环发[××××]×××号**省环保局《关于转发国家环保总局开展环境安全大检查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紧急通知》）精神，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通过全市各级政府、环保部门的共同努力，全市环境安全大检查工作已基本结束，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关于开展环境安全大检查的情况报告
省环保局污控处：
为切实加强环境安全监督管理，严防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根据*环发[××××]×××号**省环保局《关于转发国家环保总局开展环境安全大检查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紧急通知》）精神，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通过全市各级政府、环保部门的共同努力，全市环境安全大检查工作已基本结束，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按照《紧急通知》的要求，市环保局领导高度重视，及时向全市××县区环保部门下发了《开展环境安全大检查的紧急通知》（*环发[××××]×××号），要求各县区环保部门一定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结合“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和《**省环保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家环保总局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环境监督管理，严防发生污染事故的紧急通知》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环保总局两个《紧急通知》精神，以***水污染事件为前车之鉴，高度重视开展环境安全大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对辖区内可能引发环境污染事故隐患企业的环境安全监管力度，严防发生环境污染重特大事故，确保全市环境安全。
（二）确定重点，抓好落实。在这次环境安全大检查工作中，全市××县区环保部门按照要求，集中力量，组织工作组加大对居民集中区、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河等主要河流沿岸可能引发环境污染事故隐患企业的重点清理检查，确定了检点和内容。截止到××月××日，全市共出动环境安全大检查工作人员×××人（次），检查各类企业××家，检查城镇集中式水源保护区××处。清理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小炼铁厂×个，停产治理企业××家（其中：造纸行业×家；铅锌洗选矿行业×家；化工行业×家），检查危险废物堆放场所×处。
（三）制定预案，落实制度。一是检查落实了全市××县区环保部门《突发环境污染应急预案》，对企业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环境应急预案、应急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帮助和指导对环境安全构成威胁的隐患企业制定了整改措施。二是建立了全市环境污染事故应急信息报送和制度，制定了企业与县区级环保部门、县区级环保部门与市级环保部门互通信息制度，做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企业环保意识不强，环保经费投入不够，缺乏环境污染应急处理能力和应有的环境污染应急装备。在这次检查工作中，少数企业对自身的检查工作认识上还存在偏差，落实整改措施的力度不强，对污染治理设施的经费投入不足，存在侥幸心理，对企业环境污染设施治理，情愿接受处罚也不投入经费加强治理。
（二）部分企业生产工艺落后，污染治理设施过于老化，长期处于带病生产状态，安全隐患较大，特别是矿石采选行业，基本上都建在主要河流沿岸，污染治理设施防渗漏处理工艺不彻底，污水渗漏严重，长期下去，有可能对河流沿岸及下游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带来严重污染，有可能引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三）个别县环保部门客观上由于人少事多，交通工具不便，对排查环境污染事故隐患工作还存在一定的漏洞，在查找问题上还不够彻底，上报工作情况不及时。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一是要进一步提高企业业主和相关部门人员的环保意识，增强严防发生环境污染事故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下大力整治存在环境污染隐患的企业，落实环保规章制度，改善生产设备和环保治理设施，确保环境安全。
二是对不具备生产条件，环保设施不完善，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环保部门要严格环境执法，毫不迁就，该处理的要坚决处理，特别是对***河等几条主要河流沿岸的矿石采选行业、化工行业的违法排污问题要彻底根治，下大力抓好污染源头的治理工作，确保河流沿岸及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文献标识码： A引言：由于我国经济的飞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工业废弃的排放量出现不断增加、公路汽车行驶数量和交通拥挤系数增加等一系列问题，一些相对比较大中城市的空气质量逐步出现下降的现象，由于雾霾天气频繁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使大气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目前，人们不能够对空气质量进行马上的改善，又由于在对空气质量进行改善的同时，只能够对大气环境污染物进行严密的检测，这样方面方便人们能够对所接触的空气质量以及相关的问题进行随时的掌握。1.关于大气环境污染和环境监测概念及其内容1.1大气污染、大气污染物和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概念及其基本分类
第一是关于大气污染、大气污染物和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概念阐述。大气的污染主要是就是指大气当中的有害物质的数量以及浓度和存留的时间超过了大气环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就是超过了空气当中的稀释以及扩散的能力，从而使大气的质量出现恶化，给人类以及生态环境带来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影响。大气污染物主要是指在自然过程以及认为活动当中所产生的对大气环境有污染的一些物质，其主要是包括了工业生产、日常生产以及交通运输工具等在内的人为活动所产生的污染物。污染物的总数量控制是在某一个区域之内，对排人该区域的大气污染物总量进行严密监测和控制，使其在一定时间内能被空气所稀释和扩散，从而不对大气环境产生污染。
上述之间的关系是：由于大气污染物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过度的排放，对大气环境所容纳的饱和度进行超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大气污染，由于大气污染吧的发生是不利于人们的工农业生产以及生活的，所以需要对大气环境污染物总量进行有效的控制。目前，屡屡发生的大气环境污染现象比较严重，并不是监测力度的不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大气污染无产生的源头改善以及控制力度不够。第二是大气污染以及常见的一些大气污染物，在一定程度上从污染物产生的性质以及影响的范围来看，其污染源主要是点、线、面以及体等这四种来源，结合烟囱为代表的废气排放就是大气污染源的点，结合根据道路交通机动车、等所排放的废气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大气污染源的线，根据一定区域之内近地面的随意排放的废气就是等于大气污染源的面，由焦炉炉体以及工厂天窗等所产生的污染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大气污染源的体。
一些比较产奖的大气污染物是二氧化硫、PM2.5为主的悬浮颗粒物、一氧化碳、重金属以及光化学氧化物等，将会引起大气污染物产生的因素主要是由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大气环境的饱和度、污染物的距离以及大气自身的净化能力等。1.2关于环境监测的概念以及特征
第一是关于环境监测的有关概念，环境监测主要是指为了预测环境问题并加以防范环境问题的出现，由环境监测部门对大气污染物以及污染源等各项内容进行间接的监测。
第二是环境监测的特征。总体来说，环境监测具有着准、快、全以及法律效力的特征。首先环境监测主要是以准作为根本的标准，只有进行准确的监测才能够提高准确的监测结构和数据。其次环境的监测要根据快作为根本的要求，大气环境的变化瞬息万变，因此在对大气环境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要做到快，能够对突发性的事件作出及时的反应。再次环境的检查要根据全作为基本指导，全方位的监测能够满足每个部门不同的需求，最后环境监测要根据法律效力作为基本的前提，监测的数据要具有着法律效力，这样才能够为环境保护的执行提供以及和树立权威。2.关于大气环境污染监测布点原则和方法2.1关于大气环境污染监测布点的原则 结合国内外对大气环境污染物监测布点的设置，根据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本文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在对大气环境污染物监测布点的过程中，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是要进一步的坚持科学性原则。这就要求有关的监测部门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结合污染物的不同，进一步的采取有关的监测方法。
第二是要监测一致性的原则。要求在科学性的指导下，对监测结构要具有着可行度，并且要使监测数据不管是在地形或者是不同条件之下具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第三是要监测代表性的原则。要求有关检测部门在进行监测的过程中，必须要重点的进行监测，同时要使监测数据能够反映出未来大气环境的发展趋势。第四是要检测经济性的原则，要求检测单位在保证检测科学性的条件之下，来对监测点的设置进行合理的分配，从而将主要资源集中在污染比较严重的区域。2.2关于常见的污染监测布点的方法
目前比较常见的污染物监测布点的方法主要是有四种方法，一是扇形法；二是同心圆法；三是功能区法；四是网格法。所谓的扇形法主要是适用于具有着明显的主导风向以及污染源属于点源的区域，其主导风向是扇形的轴线，点源是扇形的顶点，同心圆的方法主要是使用某些具有着多个污染源的区域，并且在这些污染源相对要集中，由于污染源的随外扩散能力不断的下降，同心圆的半径设置应该要有所差异，功能区的方法主要是适用于具有着显著城市功能分区常的一二线城市，这些城市功能分区常有居住区、商业区以及工业区等区域。3.加强大气环境污染物监测措施3.1进一步提高电化学免疫传感器在环境污染物监测过程中的应用
摘要：党的十报告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并具体明确了"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如何深入贯彻落实好十精神，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确立明确的损害赔偿标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拟从当前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出发，分析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范围难以确定的结症，构建具体明确的损害赔偿标准，旨在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方案。
关键词：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标准 财产损害 环境修复成本
人体健康损害 舒适的损害存在价值损害赔偿标准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一项环境民事责任制度，它建立的是通过对环境不友好甚至是污染破坏的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来引导人们不从事这些行为的机制。任何人或者企业，如果不依法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可能招致巨额的赔偿，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当前关于环境污染的研究讨论多数集中于相关责任的认定，很少涉及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标准，但是相关责任认定的前提是损害赔偿标准的确定，而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标准的最终确定必须要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其基础是对环境污染损害进行经济评价，确定环境污染损害的货币化价值。目前，环境污染损害经济评价主要是定性评估和判断，无法运用数量化评估技术来评价环境污染损害的经济价值。如何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数额仍然是亟待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难题，笔者旨在通过探讨，能够细化具体的赔偿标准，使之在实际中具有可操作性。
一、当前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宪法为指导，民法和环境保护法为原则，环境单行法为主体，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相配套的环境损害赔偿法律体系。
宪法规定："宪法保障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法律的规定，污染环境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此外，对包括环境污染侵权在内的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还规定了承担环境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
《侵权责任法》第66条明确了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以及免责事由的举证责任分担。第68条有一定创新，主要体现在求偿权上。即如果因第三人的过错而造成环境损害的，受害人既可以向加害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过错第三人请求赔偿。加害人做出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责任人，有义务和责任排除危害，并对因此受到直接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而且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后，仍然不能避免损害后果而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予承担责任。"第42条规定提讼的时效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开始计算。
《环境影响评价法》第5条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评价。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2条明确了污染单位有排除妨害和赔偿损失的侵权损害责任等。
《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71 条规定，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集、贮存、处置畜禽粪便，造成环境污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61条规定，受到环境噪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加害人排除危害；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我国关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规定基本是原则性的，多涉及排除妨害和赔偿损害之类，对于赔偿的具体确定没有作明确规定，致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运用数量化评估技术来评价环境污染损害的经济价值。
二、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范围的界定
环境污染行为一旦给他人或社会的财产造成损害，行为人就要以自己的财产来对自身的侵权行为负责，对已造成的损害进行弥补。从西方国家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和污染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法规来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主要包括：财产损害、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我国现有的法律中也有一些关于环境损害赔偿的规定，笔者已在第一部分作了具体阐述，在此不作赘述。
本文拟将环境污染损害修复相关费用的赔偿从财产损害赔偿中单列出来，作为环境修复成本，同时将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列作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因素，将这两种影响合并为人体健康损害进行计量。另外，环境污染行为对于环境的舒适度及存在价值的影响也应该列入赔偿范围。本文中，笔者将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确定为财产损害、环境修复成本、人体健康损害、舒适的损害和存在价值损害五个部分。
三、当前损害赔偿范围的具体分析
从当前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来看，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涉及到财产损失、人身损害两个方面。财产损失，以侵权人所造成的损失的大小为依据，予以全部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对人身损害，赔偿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包括必要的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抚养的人的生活费等。具体数额可以按照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执行。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目前多数观点认为，应当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具体的数额，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几个因素综合考虑具体到环境侵权案件中，可以从危害强度、危害时间、受害人的情况和侵权人的情况等几个方面来考虑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无论计算财产损失赔偿，还是人身损害赔偿，在不能确定具体的数额时，往往都涉及到鉴定的问题。
目前我国有资质进行环境污染鉴定评估的机构比较少，且管理比较混乱，标准和方法缺乏统一，不同的评估机构作出的结论又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有专家提出对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数额可以借鉴医疗事故的鉴定办法，成立专门的专家库，向法院提供客观公正的污染证据和损失证据。也有专家提出，对人身和财产损害的赔偿数额可以由国务院指定环保部门组织专门的鉴定机构，授予一定的资质，专门从事环境污染的鉴定评估，其他没有取得资质的机构一律不得从事环境污染的鉴定评估。
针对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确定难的困境，日本提出了损害赔偿额的定额化和一律请求，即根据"患者日常生活的障碍程度"和"可能从事劳动的程度"两个标准，将其分为五个阶段的等级，并以此作为计算每人赔偿金额的重要依据。相应地，在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时，不考虑各个患者的细微差异，而是将生存的患者和亡者所受的损害区别为若干类别，并基于不同类别各自的共同性质和特点，分别计算各个类别的损害金额，并以此请求相应的损害赔偿。这一做法使得环境污染人身损害赔偿有了具体的标准，对司法实践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对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立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标准的具体化
（一）财产损害赔偿标准
财产损害是指由于侵权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财产权或人身权而致其经济利益损失。各国对这种财产损害一般实行全额赔偿原则，既对现有的财产直接减损进行赔偿，也要对正常情况下实际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赔偿方法有折价赔偿和实物赔偿。但对间接损失，只能采取折价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20__年7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公私财产损失"，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毁；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减少的实际价值。
由于笔者将环境修复成本单列出来，因此，此处所讲的财产损害赔偿仅指对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毁和减少的实际价值的赔偿。"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毁"是指环境污染侵害对受害人的财产所造成的减少或丧失，如农作物减产、鱼虾苗死亡等，直接损失可运用生产率变动法、机会成本法等核算办法直接计算。"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减少的实际价值的赔偿"是指受害人在正常情况下应当得到但因受环境污染或破坏而未能得到的那部分收入，如周边的土地因污染导致未来一段时间内无法耕作或农作物产量下降。
这类损失可概括为可得利益的减少，具有三个特征：损失的是一种未来的可得利益，在侵害行为实施时，它只具有一种财产取得的可能性，还不是一种现实的利益，这种丧失的未来利益是具有实际意义的，而不是抽象的或者假设的，这种可得利益必须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二）环境修复成本赔偿标准
"为防止污染扩大而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发生的费用"是指在出现突发性环境事故或者环境污染较为显著时，为避免污染扩大，采取应急环境治理措施时所发生的一些费用，包括应急监测费用、检验费用、处理费用等，也可称为应急处理费用。
"为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发生的费用"主要指被污染的场所进行环境恢复和生态修复所产生的费用，这部分费用为了便于计算也可以细分为环境污染清理费用和生态环境恢复费用。
因此，环境修复成本赔偿额是环境应急处理费用、环境污染清理费用和生态环境恢复费用的总和。其中应急处理费用包括应急监测费用、检测费用、应急处理设备和物品使用费、应急人员费等。投入使用的各种机器设备产生的费用按照租赁使用费计算。由于污染应急处理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危险，所以对于相关人员的工资水平需要根据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环境污染清理费用指环境污染发生后，相关人员对污染现场进行清理时发生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环境污染的清理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其产生的费用大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污染物种类、物理特性、污染物排放量的多少快慢、应急措施的效果、地理地形因素的影响以及天气条件等。环境污染清理的费用除了相应的清理设备和专业清理人员外，还有一部分费用将用于对清理出的污染物的无害化处理上。
生态环境恢复费用的产生是因为经过环境污染的清理后，污染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会得到一定的遏制，但由于部分生态资源受到的损害无法自我恢复或者自我恢复的周期较长，因此需要人为地采取一系列方法来恢复其正常的生态功能。这一过程所需花费的人力、物力就是所需计算的费用，它主要包括土壤（水底污泥）更换、水体修复、污染处理设施（物品）购置和使用、人员开支等费用。
生态环境恢复的费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恢复的目标状态的选取。生态环境恢复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各生态系统功能的实现，如对于水生态的恢复，恢复后的水质应该至少达到国家iv类水质的标准。如果要将水质恢复到更高的水平，生态环境恢复的费用也将不断提升。
（三）人体健康损害赔偿标准
人体健康损害主要包括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所谓人身损害是指侵权行为对受害人的人身权、健康权等的损害，并致受害人伤残或死亡。确定人身伤害赔偿的一般原则是由侵权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以因伤害人身而引起的财产损失作为标准，损失多少财产就赔多少。人身伤害程度越重，赔偿就越多。精神损害是指侵权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而致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在环境侵权中，有不少权利的损害很难归类于财产损害或人身伤害，而只能归类于精神损害，诸如公民环境权中的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等。这些权利是环境权不可分割的部分，因而当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当予以赔偿。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可以参考已有的法律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20__年3月10日正式做出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有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显然也适用于环境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浙江杭州等地方法院在审判环境污染损害案件的判决书中，也已经出现了赔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精神损害的实际判例。
（四）舒适度 损害赔偿标准
舒适度损害一般涉及到旅游景观的价值损害、周围环境的气候变化、公共绿地面积的减少等方面。对于这类损害价值的评估，目前多采用旅行费用法和权变评价法进行赔偿标准的衡量。
根据旅行费用法评估舒适性损害的赔偿额度，可以按照如下的步骤进行：首先，需要将评估区域划分为若干个小区；然后，对游客按照小区进行取样，调查每个小区的游览率；接着，估算每个调查对象的旅行费用，进行统计回归，得出需求曲线。
根据权变评价法对舒适性损害的赔偿额进行评估，主要的调查内容是要求被调查者为舒适度的损害标出价值。典型的问题包括：您愿意为改善空气（水质、保护风景等）支付多少钱？环境污染后，您愿意接受多少赔偿来弥补受到的损失？通过一定量的调查访问，从而得到个人的支付意愿或受偿意愿。
（五）存在价值损害赔偿标准
存在价值损害的赔偿主要是指生物多样性的损害赔偿，对于这类损害的赔偿额的衡量可以采取权变评价的方法。具体的评价过程与舒适度损害赔偿额的评价过程相似。通过一定量的调查访问，得到个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支付意愿或受偿意愿。一般而言，存在价值的损害很少被列入赔偿的范围，因为存在价值的损害在计量上具有不确定性，而且损害赔偿的客体众多，这也使得此类赔偿的可操作性下降。
五、结语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污染治理的一个新的模式和探索。本文首先对第三方治理的内涵和优势进行简单的概述，然后分析得出我国第三方治理存在激励不够、惩罚不足和缺乏法律规制两大问题。由此，笔者提出要对第三方治理进行法律构建，并指出在构建中尤其要注意明确责任承担、有效规范第三方等内容。
关键词:
第三方治理;法律构建;环境污染;责任承担
众所周知，环境问题事关人类的生存、健康和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工业的发展，现代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人们在关注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的同时，也应着手研究环境问题产生之后的应对办法。面对新的形势，当原有的一些传统的治理方法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应该寻找新的思路和突破。
一、第三方治理的概述
(一)第三方治理的内涵。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以下简称第三方治理)是排污者通过缴纳或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委托环境服务公司进行污染治理的新模式。①
(二)第三方治理的优势。第一，优化资源配置。第三方治理使得排污者从自身不熟悉的环保治污中解脱出来，通过支付相应的费用，把这一任务委托给更为专业的环境服务公司，这样既可以使排污者“忠于职守”，环境污染的治理又可以有更好的效果，资源配置更为合理。第二，节约执法成本。按照第三方治理，排污者把污染的治理委托给了环境服务公司，那么相应的，环保部门就可以把监管的对象转移到环境服务公司上来。这样一来，减少了监管对象的数量，也就相应的减少了相关的执法成本，环保部门的监管也就更有针对性、更有力。
二、我国第三方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激励不够、惩罚不足。这是第三方治理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原因。违法成本远远低于其所获利益，那么对于排污者来说哪怕是违法、哪怕是污染环境也是在所不惜的。同时，就算排污者注意到自身的社会责任，决定对污染进行治理，其仍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自行治理解决，一个是委托第三方进行污染治理。在笔者看来，必须有足够的激励，才能让排污者自觉的选择后者。排污者如果在委托环境服务公司后，环境污染及其自身的环境责任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排污者就不会选择这种治理方式。
(二)缺乏法律规制。目前关于我国第三方治理更多的是政策性文件，而缺乏法律方面的规制。我国是依法治国的国家，如果在第三方治理方面存在法律缺位的话，就会使得其在实际应用中存在诸多问题。排污者、环境服务公司由于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而无章可循，政府有关部门的执法以及司法部门的司法行为都将无法可循，那么第三方治理的发展就可能出现混乱、无序的情况。
三、第三方治理的法律构建
笔者认为现阶段解决这些问题的较好办法就是对第三方治理进行法律构建，对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明确的法律规定。具体的构建中，要尤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明确责任承担。责任承担的问题主要是出现在经过第三方治理后，排污仍不达标或者说仍存在需要承担相应环境责任的时候。综合分析后，笔者认为可以进行如下规定:首先，对于责任承担的问题双方可以在合同中进行约定，只要不违公共利益即可;然后，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第三方在其治理污染的范围内承担法律责任，这一部分的责任排污者不再承担，但有一个例外，即如果排放未达标是由于污染物的产生或因排污者违反合同条款造成的，那么责任仍由排污者承担，第三方不承担因此产生的责任;最后，第三方在和排污者签订合同前可先行进行一个实地考察和评估，确定企业的污染程度等各项指标以及其能治理污染的程度，这样就更便于双方在合同中达成合意，环境服务公司就可在其能治理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其余的责任仍由排污者承担。
(二)有效规范第三方。在第三方治理模式中，第三方即环境服务公司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污染治理的程度和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方，为此应该明确第三方的法律地位。对第三方的规范可以从市场准入和退出、信用、资质等方面入手，必须完善针对第三方的约束机制。相关环保部门，也应定期向社会公布其对第三方的监管情况，包括环境服务公司的资质等级、信用情况等。同时，对不符合法定要求的环境服务公司予以警告和整改，对存在重大问题、有严重信用问题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环境服务公司予以强制退出市场。
(三)其他方面。相关环保部门的有效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也是很重要的。为了积极推广这一治理污染的新模式，还应在其他方面予以配合，比如给予税收上的优惠，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对主动采用第三方治理并取得良好效果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对环境服务公司承担第三方治理项目应征的增值税可以考虑实行即征即退的政策。对不按要求依法进行污染治理的排污者，还可以考虑对其强制推行第三方治理。总之，要想充分发挥第三方治理的优势和作用，目前来说仍任重道远，而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也还任重道远，需要所有各方的共同努力。［注释］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中关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说明．
参考文献：
［1］周珂，史一舒．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法律责任的制度构建［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6):173．
（一）独特的EIL保险体制
针对环境污染造成的巨大公害，日本政府于1967年8月颁布《公害对策基本法》。日本通过《公害对策基本法》明确了公害救济制度的指导方针，该法第21条规定：“政府必须采取必要措施，确立斡旋、调停等公害纠纷处理制度。”[1]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因为自身经济实力有限，无法承担给他人带来的各种损失，这就有必要建立一种类似于有保险功能的机制来分担风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EnvironmentalImpairmentLiability）（后简称“EIL保险”）在此背景下诞生。该机制的特点如下：1.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PaysPrinciple，简称PPP）。依据该原则，一切向环境排放污染源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依照政府的规定和准则支付一定的成本，以使其污染行为造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同时，付费将激励污染者采取措施控制污染，并且使政府获得相应的收入以治理污染[2]。2.保护受害者原则。EIL保险是责任保险的一种，即涵盖第三者责任险的功能，当被保险人对第三者造成损害时，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或者直接对受害者支付赔偿金，相当于受害者间接购买保险，保障自身权益。3.补偿原则。投保EIL保险多是大型高污染企业，使得保险公司承担的赔付金额过大。同时，EIL保险在日本发展历史相对较短、部分核保检测技术尚未成熟，经营此类保险的风险大大高于其他商业保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呈现动态化发展趋势，未来可能产生我们所无法预测的更大风险。EIL保险承保的额度有限，由于潜在污染的无穷性，保险金额的给付只能起到补偿作用，不能完全弥补企业主和受害人的损失。4.激励功能。排放污染物质较严重的公司和机构在环境风险评估时处于劣势，将不得不付出高额的EIL保费，良好的企业和机构在环境风险评估时可以少交保费或同等条件下获得较高的保障。所以，投保人会自愿开展计划以减少污染，从而使得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二）实用化的产品设计
首先产品设计趋向于从传统险种中把环境责任类险种分离出来，如日本的地震险从巨灾险种划分出来；其次，产品设计多倾向开发某一领域的系列性险种，如日本的SJS公司开发的关于海上石油污染系列责任险；再次，追求险种的创新，如日本的附带设施赔偿责任保险的特约型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日本根据自身特点从应对土壤污染、应对非法投弃及应对加油站漏油污染三个角度出发划分产品种类。
（三）政府与法律的互动
日本环境责任保险（包含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土壤污染清理费用保险、医疗废物责任保险、工业废水排放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环境保护取得优异成绩的重要经验之一。日本在1967年、1968年相继推出了“环境污染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废弃物处理法”等多个相关环境法案[3]。虽然政府的法规和公共补偿制度已制定到位，但是并没得到有效推广，执行机构有着不可或缺的责任。日本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迅速采取措施，秉着责任为先的原则，以一级重污染警示心态对各种污染进行净化，同时辅以政策资金补贴形式，使得该法得以顺利实施。
二、我国EIL保险的现状
我国EIL保险的发展主要划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鉴于环境污染恶劣问题的逐步呈现，一些省市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部分地区尝试推行EIL保险，但由于险种设计不佳、相关法律没有出台等诸多因素，刚尝试推行的EIL保险并没有得到广大企业主的认可，他们对此类险种理赔的手续和承保的范围以及保险费率等还抱有质疑的态度，导致此类保险产品很快就退出市场。第二个阶段开始于2013年由保监会和环保部联合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后简称“指导意见”），对2007年推出的“意见”做了补充，保监会、环境保护部等国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积极推动EIL保险，明确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试点企业范围、倡导保险公司合理设计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健全环境风险评估和投保程序[4]。此后试点在更多的省市和行业拉开帷幕。但是,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保险公司核保核赔技术的局限，EIL保险的试点还处于小范围阶段。迄今为止，我国只有19个省(区、市)开展了EIL保险试点工作。目前，我国的EIL保险制度已经推行7年，仍处于试点状态，虽然“指导意见”被冠以“强制”二字,试点工作也有些许成效，但要想在全面推行EIL保险仍有很多困难。鉴于我国居民环保意识不够，保险意识匮乏，相关法律也缺失，我们迫切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已有的经验，指导我国EIL保险的推行，避免不必要的弯路。
三、启示
（一）完善我国EIL保险制度的实施环境
从财政学的角度来说，环境保护是一个公共物品，环境污染则体现的是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是指一个厂家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给他人带来利益或损失的现象[5]21。而负的外部性就是这种经济活动给他人带来的是损失现象。例如:上游工厂污染河道给下游居民带来损害，这种居民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得不到赔偿就是负的外部效应。当市场出现正的或负的外部效应时，就使得竞争市场失去理想的配置效率，此刻就可以通过政府途径解决。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污染源之一。目前，我国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气污染造成的环境问题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动辄连续数日的雾霾天气也为经济增长罩上一层阴影。环境保护是造福人类的一种公益性事业，政府具有社会功能，因此满足全体社会的公共需要，追求社会目标，是政府本来应当承担的职责[5]33。市场运行机制下，私人投资者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当无利可图或亏本时便会从该领域撤出或被淘汰出局。对于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及后续问题，只能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来解决，这是由当下的市场运行机制决定的。通过政府宏观的手段，弥补市场的失灵和缺陷，同时引导保险市场正确运作，最终实现社会资源的最有效状态。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完善法律法规。从1967年到1970年，短短三年时间，日本推出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法案超过20个，可见其完善法律推动EIL保险的力度之大。相较于日本的大手笔，我国目前还未出台系统的《EIL保险法》，只有极少部分的法律法规提到环境责任。现有的《保险法》和《环境保护法》也未对EIL保险做出明确规定，有关EIL保险的法律规范肇始于海洋EIL保险，也仅局限于油污损害强制责任保险和海洋石油勘探责任保险两个方面[6]。而且这些规章制度太过于原则化，缺少系统的运作流程，尤其缺乏环境污染赔偿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国内关于EIL保险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还不够深入，缺少健全的法律法规支持的保障机制，使得EIL保险的市场面临许多困境。鉴于日本成熟的立法方案和相似的基本国情，我国有必要深入学习并借鉴，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EIL保险法，强制企业投保EIL保险，促使企业主积极承担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对于一些不愿投保的企业则给予相应的处罚措施，从而使得被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能尽快得到补偿，同时也分担企业主的经济压力。
（二）构建强制保险与商业保险互动模式
谈到保险，日本是世界第二大保险大国。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污染造成的公害之后，EIL保险响应民生需求，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已取得很大成效。相比较日本比较成熟的保险市场，我们国家的保险业起步较晚，保险市场不完善，国民保险意识薄弱。借鉴这些已有的经验会帮助我们在探索本国的EIL保险制度时减少不必要的弯路。从整个国内大环境来看，目前我国的EIL保险制度主要采取任意责任保险方式，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从根本上对企业的投保行为做出强制性要求。国内的大型工业基本都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而企业主通常为了自身利益，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一般不愿意主动购买EIL保险，使得国内任意责任保险的市场发展步入困境。表1比较了强制责任保险与任意责任保险，结合前面阐述的国内EIL保险的现状，可见任意制保险制度并不适合我国。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对于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采取强制险为主的方式更能尽快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减轻环境污染的工作，及时分担污染者的经济压力，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其实我们国家也有实行强制保险的成功案例，比如交强险是中国首个由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执行的保险制度，自从2006年实施以来，在死亡伤残、医疗费用、财产损失等多个方面不断完善，维护了交通事故中弱势群体的利益，也广大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
（三）建立健全商业保险运行保障机制
一、新刑法对环境污染立法的不足及司法解释的完善
新刑法虽然对环境污染犯罪做了进一步的立法规定，加大打击力度，惩治对环境资源的过度消费和破坏。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司法实践上的困扰。如“严重污染环境”如何界定，“有害物质”的种类包括哪些，都需要进一步加以解释。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一条分十四款具体规定了属于“严重污染环境”的情节。其中包括“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即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与《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前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相比，更加降低了入罪的门槛，旧刑法规定需要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才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该解释第三条也规定了“后果特别严重的”情节，即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情节。其中第十款规定“致使一人以上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这与2006年司法解释相比“致使三人以上死亡、十人以上重伤、三十人以上轻伤，或者三人以上重伤并十人以上轻伤的”，新的司法解释将更加严厉。也显示了立法者惩治环境犯罪的决心。新的司法解释，能给司法实践提供标杆，限制不当的自由裁量，提高司法的透明性、准确性、权威性。给全社会更为明确的法律指引，同时也让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向司法机关移送涉环境刑事案件更有理有据、有法可依。
二、环境污染犯罪的完善与其他应对之策
降低了环境污染的入刑门槛，并非重刑罚，而是罪责刑相适应的体现，之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惩罚力度与现实的环境污染损害结果不能正比，往往造成污染者轻罚而环境资源再也无法恢复的恶果。新刑法加大了对于环境污染的打击力度，同时也起到了震慑作用，新的司法解释也对其不足之处加以完善，这样一来，新的行为标准与惩罚措施制定出来，就需要司法工作者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去。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刑法在环境污染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处罚方式还略显单一，刑法当中只是规定了有期徒刑、拘役以及罚金的处罚，污染环境罪的危害较重，并且犯罪主体主观恶性较大，不做出相应刑罚和采用多样化的处罚方式，不能发挥出刑法威慑的作用。针对环境污染的犯罪分子，应强制要求通过修护、补救等手段，主动消除其行为对生态环境破坏，但无法制止实施污染坏境行为的再次发生，因此，应该完善刑罚方式，做到刑罚方式的多样化，采取行政处罚和罚金刑以补救环境的破坏。这就需要加强两法衔接，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结合，环境保护部门在不断加大打击破坏环境行为的同时，积极与司法部门配合，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只有这样，多部门联动，才能有效遏制环境污染行为的一再发生。
作为环境特别刑法的日本《公害罪法》还对法人犯罪规定了双罚制，即不仅追究法人代表人等的个人责任，还对法人科以罚金刑。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学习。我国的污染环境罪，更多的打击结果犯，严重污染环境才会予以打击，在以后的立法当中应更多的由结果犯转向行为犯、危险犯．但无论如何，新刑法以及新的司法解释的颁布，已经是在环境污染犯罪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环境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源泉，保护环境也就是人类文明继续传承的必然。
作为超个人法益的环境保护问题，单单依靠民众自身觉悟的提高尚远远不能有效地解决，作为集体意志代表的法的先知先觉，则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法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根基。但是，刑法在保护环境方面还要走很长的路，对已然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单纯的进行处罚，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环境刑事政策的重心应由惩治结果行为向预防危险行为倾斜，并实现从事后预防、消极惩罚的特殊预防转向事前预防、积极惩罚的一般预防，也即从“惩恶于已然”到“预防于未然”的及时转变。此次刑法的修改，正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充分实现刑法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功能，也更有利于环境刑事法治的最终达成。
作者：姜 磊 单位：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界定、细化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十四项认定标准和环境监管失职罪的8种情形。
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表明司法部门将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介入环境污染事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对严重环境污染事件不再是行政罚款了事。
当前，尽管保护环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各地环境污染事件仍层出不穷，或损害民众健康，或遗祸子孙，有的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从雾霾到镉大米，再到一系列环保群体事件来看，环境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还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然而，一些地方在不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的影响下，对许多环境污染事件仍以遮遮掩掩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和方式来处理，或有案不查、有罪不究，或降格处理、以罚代刑。甚至还有个别执法人员徇私枉法，利用职务之便为破坏环境的违法企业大开方便之门，牟取一己之私利。其中，以行政罚款代替刑事追责的现象尤为突出，许多严重污染环境案件最终都以环保部门的罚款了事。但有限的行政罚款，对于不少企业而言，并不能形成有效的震慑力，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一些地方政府和主要领导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的冲动。
“两高”最新的司法解释，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的门槛，细化并界定了相应的犯罪行为，有利于司法部门更好地介入环境污染事件，有利于更好地追究企业、相关职能部门有关负责人的刑事责任，有利于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有力的司法保障。
党的十已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格局。如何紧随中央步伐，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司法部门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人们期待在执法过程中有更多更具体的行动，给予污染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当头棒喝，从根本上剪除环境污染的恶因。
1.EPI发展推动经济良性发展模式转变
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专家学者与经济发展署科学家，联合的关于2010年世界各个国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对比研究的报告显示，在世界各个国家中的环境污染与经济污染综合指数比（EPI）的排名中，澳洲的新西兰占据第一位的最好成绩，其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利用效率最高，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污染程度最低，且使用了新型的环境治理技术，基本实现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稳定。与我国“一衣带水”，隔黄海相望的国家韩国，在EPI排名中，取得了第9名的好成绩，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的腾飞与发展高科技行业密不可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韩国与遇到了经济发展中破坏环境的“阵痛期”，伴随着高能耗污染行业的发展给经济环境的污染带来影响。为了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衍生问题，韩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大力发展电子产品加工行业，进行汽车行业的扩大投资建设，推行大型船舶制造活动，最终实现了年制造轮船吨位达到了世界第一。
2.锐意改革，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在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压力下，韩国政府锐意改革，实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效果。相对比这些EPI建设环境较好的国家来说，我国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现实关系令人堪忧。在全球共149个参评国家与地区中，我国的EPI总分数为60.14分，落后于新西兰的93.82分，与韩国的89.71分也有很大的差距。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财政负担，日益严重的大气PM2.5问题和水资源的污染，要求国家相关部门不得不拨出专项财政资金进行污染问题的治理。为了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高污染性环境发展道路，我们需要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环境保护与经济学相关的研究活动，需要对环境建设活动中的各种经济要素开展一系列有理有节的分析工作，经济学家主要针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深度与环境损益水平，进行深度调研和透彻分析，从而制定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环境建设保护策略。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反思
1.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环境污染高速消耗
以我国中部六省中各个省份经济与环境的相关系数分析为例子，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我国的污染物排放与GDP发展的关系来看，综合分析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和人均工业固体排放量的水平来看，河南省是我国人口数量最高的省份，在2010年，人口总数已经突破了1亿人大关，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相关系数达到了0.557382，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为0.978475，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0.990537.河南省人均工业废弃物排放水平，对于经济的发展起到影响最为明显。湖北省人均DGP对于工业废水排放量的相关系数为0.59085，其中，湖北省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为0.942198。人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的相关系数为0.926491.这两个省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环境污染问题也十分严重。相比而言，湖南省的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却为-0.830246，其中，湖南省的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为0.929563，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1.200148。
2.废气污染在环境污染中问题突出
在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和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三者的相关系数来说，我国经济发展对于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影响最大。当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不重视环境保护，污染问题将会给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带来恶劣影响，经济发展的过程必将会有部分成果用来花费到环境的治理过程中。这种发展模式无疑会阻碍城市化绿色经济的正常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人均工业三废排放量对于GDP发展的相关系数比较高，这说明，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还是环境污染对于经济增长的恶劣影响，都是相当大的。
三、促进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问题和谐发展的措施
1.展开长期的系统性环境保护工程建设规划
我国要走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道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环境污染对于国家财政支出的消耗作用，在环境恶化的过程中，人均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升高，将会导致城市区域内的饮用水出现安全问题，因此，国家财政支出中不得不划出大量数额的资金，用来进行饮用水环境问题的治理，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策略，不适宜于我国走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当前“穹顶之下”等一系列纪录片的问世，导致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废气污染问题日益受到大家的关注。大气污染会造成“尘肺”、雾霾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影响人们出行安全，同时给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吸健康问题埋下隐患。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相关性，为了改善环境污染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市场化经济基础建设工作入手，展开长期而复杂的系统性环境保护工程建设工作。
2.统筹兼顾，协调好市场与环保相关要求
需要国家的经济统计分析部门的高层领导者统筹兼顾，协调好市场与环保的各项经济管理和调研工作。从短期的角度来说，环境污染会导致经济增长的速度加快，但是，从长远的发展计划来看，环境污染会造成经济发展出现瓶颈阶段，最终，经济决策部门不得不以牺牲经济发展速度的方式来集中进行环境治理。推行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综合性考量，需要国家发展统筹的工作人员，找到两个部分的关键契合点，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
四、结束语
1.环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济到社会化救济
由于当代社会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不论是侵权行为法遇到的理论困境还是现实问题，都导致在解决纠纷、填补利益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要摆脱上述困境，就必须超出“损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担，要么由受害人自担”的狭隘眼界，构筑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即环境侵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再由加害人独自承担，而是还要由国家、社会、法人组织或者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来分担赔偿责任，使“传统的自己责任、个人责任原则下的损失转移转化为现代的社会责任原则下的损失分配、损失分散”[1]，将环境侵权行为所生损害与责任保险、社会安全体制等密切衔接，从而使环境侵权损害的填补不再是单纯的私法救济，既及时、充分地救助环境受害人，又避免环境加害人因赔偿负担过重而破产。
2.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
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需要有效地解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国家通过环境法来为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设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损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更加抽象的社会正义。
3.和谐社会实现的保障
发展保险业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构建着眼于方方面面，对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实现是其追求基本价值之一。如前所述，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就是对复杂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一种合理机制。这一制度的构建不仅可以分摊污染者的赔偿责任，避免他们因无力赔偿而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损害一发生时就及时向保险人提出请求，迅速获得理赔，以填补其遭受的损失。这样既节省时间和金钱，又避免了求偿无门的情形，还能减轻司法诉讼量，及时解决法律纠纷，从而实现高效诉讼的价值目标，最终达到双赢的局面。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范围需明确的问题
（一）关于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能否纳入承保范围
目前在各国理论和实务中，对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属于承保范围已成定论。难点在于对于渐进性或累积性污染事故是否应该承保的问题。
1.从理论上探讨对于持续性污染是否属于可保风险的问题。
依照我国保险法律和保险实务，“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持续性污染，从无限制的长期来讲，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发，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的保险合同一样，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会在合同中约定保险责任期间。在该期间保险事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危险的发生并非保险人和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完全可以确认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险的发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时，累积性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严重性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这符合可保风险的偶然性特征。
2.实务中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中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否可行
当然，将所有的环境侵权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畴无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项法律制度的实际效果，既与其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有关，更与其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执行程度有关。考虑到中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所依托的相关法律规范并不完善，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进程，再加之中国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条件尚不具备。
（二）关于生态损失是否应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有以下几种：第一，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坏、灭失而产生的损失；第二，因环境污染事故而产生的救助费用和诉讼支出，以及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第三，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被保险人的财物损失；第四，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第一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的范围是毫无疑义的。从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对于第二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范围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但是，对于第三、第四中损失是非应当乃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呢，目前尚未有定论。
三、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的思考
（一）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的思考
环境污染的发生形态有突发性和持续型两种。突发性的环境污染在发生前没有明显的征兆，一旦发生损害立刻显现，受害人的受损程度的认定也较为容易。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侵权持续时间长，侵权原因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的结果。受害人对侵权行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至对侵权行为何时发生、侵权人为何人都不知晓。因此，对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是较为困难的。
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对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方式，将所有环境污染损害都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鉴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的现状及相关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仅将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是较为适宜可行的。待条件成熟后，再将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承保范围[5]。这类似于法国“分步走”的做法。当然，扩大承保范围是大势所趋。但这势必会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使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为了避免和鼓励保险公司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对此中国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做法：（1）注入保险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险公司组成环境责任保险集团以分担承保的风险；（3）效仿法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环境责任保险的机构；（4）建立一个法定的环保监测部门，专门从事对有关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内的环境侵权行为的监测，分担保险公司在辨别、确定理赔范围时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及人力等资源，减轻保险公司的业务负担，使其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隶属部门专为环境责任保险这项保险业务服务，发挥其良好的补充减负之功效。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思考
对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种损失”，笔者认为，根据责任保险的特征原则上应该属于除外责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险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财物损失，以及由于环境事故而导致工厂全部或部分停产而引起的损失，被保险人自己的损失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从企业财产保险的险种设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对于自有场地污染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及其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纳入到损失赔付范围之内。美国的判例一般认为公众的健康与安全较保险单的任何明示约定更为重要，当被保险人污染了场地而又无力治理时，损害的又会是公众环境权益了，所以从环境法的公益性出发应该将自有场地污染纳入到环境责任的赔付范围当中。
至于生态损失，笔者认为目前尚不宜纳入损失赔付范畴。当然，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法律体系的渗透，以及人类对于生物多样性、环境权的日益关注，生态损失的赔付将会成为法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当然考虑到我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才刚刚起步，不顾及实际情况将所有损失不加区分都纳入赔付范围很容易引发保险人因资金缺乏而无力支付巨额赔款的支付机制恶化，这不仅使环境责任保险无以为序，而且也极容易引起保险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所以对于生态损失的保险赔付要依托于相关理论的进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发达的保险业。
参考文献：
[1]周珂,杨子蛟.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J].法学评论,2003,(6).
[2]CodeofFederalRegulation,Title40,Chapter1-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SubchapterI-SolidWaste,264.140.
[3]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柯泽东.环境法论(二)[M].台北:台湾大学丛书编委会,1988:107.
我国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证明,这种将同属于第二类环境问题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环境破坏截然割裂开,分别采取特殊侵权行为责任与一般侵权行为责任进行处理的做法,不仅违背了环境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欠缺科学性,而且还不利于充分发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功能以实现救济受害人的目的。近年来,当我们翘首以待《侵权责任法》能科学构建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时,2009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却令人失望!特别是《侵权责任法》第65条依然沿袭《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继续无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特殊性,固守传统“二分法”的做法,其实质是原地踏步,毫无进展。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件的分析,反思我国现行立法在构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方面的严重不足,探寻我国司法实践适用现行立法所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尽绵薄之力。
一、法官断案:是固守现行立法,还是造法创新?
2007年4月9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梁平县七星镇仁安村村民委员会、吴高斌、杨正平等与刘国权、汤昌华等环境侵权纠纷案”作出了终审判决。该判决虽然及时解决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使本案受害人也在经历了一审、二审的维权历程之后,获得了民事救济,[3]但是,该案的判决理由却不得不令我们进一步反思。
(一)基本案情
本案是一起因煤矿开采引起的水资源破坏纠纷案件。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受理了原告重庆市梁平县七星镇仁安村4组村民以梁平县七星镇仁安村村民委员会、高斌煤矿业主吴高斌、高平煤矿业主杨正平等作为被告的民事诉讼。在一审诉讼中,原告认为原告所在地所发生的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位下降、当地水资源流失严重等现象,是由于被告开设煤矿矿井后的采煤行为所致,因而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调查,在对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未果的情况下,作出了“由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每人3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付清;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60元,其他诉讼费25350元,共计42110元”,由四被告承担的一审判决。[4]一审判决后,一审被告人均不服(2006)梁平县人民法院民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人以损害行为不存在、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诉讼程序违法等为上诉理由,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受理了此案,并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在二审诉讼中,二审法院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但终因双方争执较大而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因此,二审法院最终于2007年4月9日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5]
(二)法官造法:创新性地运用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
本案一审与二审法院创新性地运用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科学地对原告与被告的举证责任进行分配,充分发挥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功能,迅速救济了受害人。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本案一审与二审判决突破了我国现行立法仅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案件作为特殊侵权案件的缺陷,将法学界成熟的环境侵权理论成果运用到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之中,堪称积极学习法学新理论、灵活将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现结合、积极救济受害人的司法实践典范。
1.明确案件性质是环境侵权
在审理过程中,本案一审、二审法院首先明确了案件的性质,并以此作为前提对原、被告的举证责任进行科学分配。具体而言,在一审审理中,原审法院即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中首先对本案性质进行了判断,认为“本案原告主张被告采煤后,煤炭矿层遭到破坏,原告赖以生存的地表、地下水位下降,水资源流失,导致原告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属于因水资源受到破坏而引起的诉讼”,在此基础上,认为“水资源破坏属于环境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为原被告双方举证责任分配奠定了理论基础。一审法院最后以“要求被告举证证明其开采行为与水资源受到破坏无关,但被告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为由而判决被告败诉。在二审审理中,二审法院继续坚持一审法院关于本案性质是环境侵权纠纷案件的判断,在阐明环境侵权属于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以及在因果关系方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定上诉人构成环境侵权,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突破现行立法存在的缺陷,创新造法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关于“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1条关于“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的规定,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第74条的规定,以及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三)的规定等,只有“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才被作为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且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而对于破坏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只能按照一般侵权行为处理,且在举证责任方面也只能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进行举证。显然,这样对遭受因具有复杂性、渐进性、潜伏性和广泛性等特征的环境侵权行为侵害的受害人而言,是很难获得救济的。
为了有效救济受害人,对于并非属于“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本案一审及二审法院均突破了其审理案件时现行立法的缺陷,创新性地运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这一法学研究成果,[6]将环境侵权扩展至“水资源破坏”的情形,认为“水资源破坏属于环境侵权”,并进一步阐明“环境侵权属于特殊侵权行为,因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因环境侵权具有复杂性、渐进性和多因性,且损害具有潜伏性和广泛性,故法律规定应由被告对损害事实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川由于被告未能举证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法院认为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被告的采矿行为已构成环境侵权,应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7]本案一审、二审法院通过活学活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研究成果,最终实现了积极救济受害人,充分发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功能的效果。
二、立法现状:《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缺陷
如前所述,2009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2001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的第八章的规定依然沿袭了此前的立法规定,固守“环境污染责任”的传统规定,在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并在第66条中规定只有在“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的情形下,“污染者”才“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可见,《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是对《民法通则》第124条的沿袭,虽然该条删除了《民法通则》第124条中有关“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但由于针对“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所引起的司法实践的困惑,国家环境保护局(现国家环境保护部)早在1991年已通过《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1991年10月10日((91)环法函字第104号]进行了解决;[8]而((侵权责任法》第“条的规定,也只是对2001年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三)的规定的照抄,因此,《侵权责任法》第65,66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原地踏步,并没有克服我国现行立法中所存在的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规定的缺陷。
第一,《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欠缺科学性。我们知道,因人为活动或自然原因使环境条件发生不利于人类的变化,以致于影响人类的生产或生活,给人类带来灾害的现象被称为环境问题,其通常可分为第一环境问题和第二环境问题。第一环境问题,是因自然界自身变化而引起的、人类不能预见或避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现象,因此,对这类环境问题,人类只能通过采取预防措施,减少或避免其危害后果的发生。与此不同的是,第二环境问题,是因人类自身的人为活动所引起的地球局部或全球性的环境变化以及环境污染等现象。[9]这样,通过对人类活动进行调整,不仅能够避免、减少该类环境问题的发生,而且还能对已产生的有关环境问题进行抑制、治理,从而使已被污染、破坏的环境得以再生。从民事侵权法的角度而言,环境侵权行为,正是引起第二环境问题,并致使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财产乃至环境权益遭受侵害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