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1 17:40:1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治理格局,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新媒体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以传统媒体为主体的传播格局,同时对新闻传播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以报纸为代表的主流新闻媒体是党的耳目喉舌,新闻媒体与意识形态、宣传导向、舆论引导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党和政府历来对媒体治理十分重视。
尽管最近几年内,伴随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部分媒体属性已经从事业变成企业,媒体产业的部分领域也允许民营资本、国外资本进入,但“四个不变”仍旧是媒体改革也是政府媒体管理的前提。国家对于新闻媒体以及新闻从业者的管理和约束仍旧遵循传统路径,主要诉诸行政规范,其中宣传纪律是最常见的形式。
但互联网对于中国传播格局的影响是全面性的,显性的变化在于多元传播格局的形成,传统的以政府―媒体为核心的行政管理路径愈加显示出不适应的一面。
多元传播格局中法律的缺位
互联网影响新闻传播领域首先在于促进传播主体的多元化。综观当今最有影响的网络媒体,多是市场化的具有独立法人的商业媒体,社会资本甚至国外资本都参与其中。新型的网络媒体不再如传统媒体必须具有主办单位,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之间不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依托互联网平台出现的自媒体,使得传播主体更趋分散和多元,公民个人、一般企业组织都可能充当传播主体。某些公民个人的微博、微信及依托互联网平台制作传播的内容的传播效力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组织化传播的传统媒体,在引发社会关注甚至是推动社会舆论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
传统的媒体治理思路更多是依托主管、主办的隶属关系,通过政府―媒体之间的信息传导来完成对媒体的管理。多元传播主体的出现使得政府和企业传播、政府和公民传播之间的调适反而成为媒体管理的主要部分。
即便是传统媒体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新闻媒体同样面临转企改制。新闻媒体变成企业之后,如果要激发文化企业的活力、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就必须深化媒体市场改革;如果要媒体更为有效地宣传核心价值观,就必须对舆论进行引导和规范。然而,问题或者困难在于两方面的效能实现都必须藉由同样一个新闻产品实现,这就要求政府的管理和规范必然是公开的、明确的、稳固的、能够和市场的需求形成交集的,这同样只能借助新闻传播立法来解决。
如今,信息传播尤其是舆论传播的路径也和传统媒体主导的传播格局不同,突出表现为舆论的社会性和公开化。这同样要求社会舆论管理的公开化与透明化,中止、禁止、限制信息的传播需要依法公开管理。观察当前的网络信息治理现实,“社会影响坏”“群众反响大”“不利于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等表述每每作为处罚依据出现,行政、执法的随意性与中央确立的依法治国的方略明显相悖。从法律上讲,“证据为正义之基础”,证据公开是信息公开的重点,互联网舆论管理尤其应该如此,毕竟从技术角度而言,互联网传播是可以测量的。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中就包含“推进行政处罚信息公开”,其中“主要违法事实和处罚种类、依据、结果等”就包含在公开范围之内。特别是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的舆论治理中推进证据与依据的公开化与透明化势在必行,依法进行媒体管理是应对更复杂、更微妙传播局面的必由之路。
依托组织内部的行政关系来管理社会化的传播格局,势必日益呈现其短板。自媒体的普及使得公共传播和私人传播之间界限模糊。传统媒体的传播路径通常为一对众,追究传播过错往往更多指向传播者,信息由谁发出是关键。互联网的传播逻辑则不同。自媒体之间的转载、转发功能使得传播效果往往是集体而为,是群体传播的产物,信息的发出者很可能对于信息传播的走向或者效果并无掌控。比如在谣言治理中,转发作为谣言传播影响的依据就曾备受质疑,其原因就在于谣言从传播者发出,信息呈现的更多是被传播的状态,很难判定传播者是否主观恶意。社会化媒体连接了私人传播和公共传播,对于传播者而言,面向公共传播与面向私人的社交传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不能等同的,明晰这种界限是媒体治理合法、有效的前提。在互联网形成的多元传播格局中,缺乏对于传播者属性、传播规律合理合法的界定,媒体治理的过程必然会伴随着质疑,其权威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
媒体治理法治化的必然要求
多元传播格局的出现带给媒体管理或者媒体治理巨大的挑战,社会现实和传播现实要求在媒体治理领域有系统的、与时俱进的制度设计。媒体治理包括互联网治理都必须落实在法治的轨道内,国家进行媒体治理多依托政策、行政规范的局面需要革新。
多元传播格局尤其是传播的社会化和个体化使得“新闻纪律”短板尽显。法律由国家制定体现国家意志,纪律则由特定组织制定体现组织意志。尽管两者皆有强制力,但适用范围明显不同。法律面向的是本国所有个人和组织,而纪律则仅针对特定组织内的特定人群。传播格局的社会化使得媒体组织属性产生了多样化,传统媒体治理依托行政结构、级别的管理难以覆盖到具有社会性的企业与个人。新闻传播格局也存有需要协调、规范的多元关系,政府与媒体之间、媒体与媒体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乃至公民与公民之间已经存有组织规范、纪律无法覆盖、难以协调的领域。超越组织管理的窠臼,加速新闻传播领域的立法以适应现有多元传播格局,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
大众媒体的社会化传播很大程度上带有市场化的诉求,对媒体而言,媒体治理中的政策风险或政治风险往往是难以把握的运营风险。关键原因在于媒体管理部门进行传播调控的弹性和随机性。诸多现实表明,地方政府依托政策、纪律实施的媒体治理有时甚至裹挟着局部或者个人利益。另外,互联网传播加快了传播的效率,传播的即时性与纪律管理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同样难以调和。
进一步释放、激发媒体的产业化活力,必然要让新闻、信息传播的规则与规范明确、明晰、可操作。而明确性恰是成文法的基本要求,法律规则要做到具体、确定,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与可预期性。
此外,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传播主体逐渐下沉,普通公民越来越多地充当传播主体,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公民在公共传播中的界限,明晰传播的权利与义务,对于规范公众借助媒体平台参与政治生活、社会治理,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同样十分重要。
互联网带给传播格局的变化实际上已经波及传播的各个层面,很多问题虽争议许久但未有定论。网络传播的版权问题、网络传播中的公民隐私保护、大数据的搜集与使用,都需要在法律的层面予以界定和规范。从传统媒体为主导过渡到多元传播的格局,这是媒体现实也是社会现实。从宏观层面来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已经成为改革的重点和社会共识。对于媒体治理而言,依法管理是大势所趋,缺乏专门的、系统的、完善的法律法规,依法管理无从谈起。
最近一直在读“华中乡土派”的作品,在阅读中不断深化着自己对中国农村的把握力度,尤其是文中显现的质感经验回荡在田野与文本之间。这其中的很多作品多是追求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和把握,注意观察那些人们通常不大注意的却具有学术意味的细节,作者虽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只是把它作为了一个勾连社会现象的工具,真正理论的来源是生活中鲜活的经验。在与著者的交流与回应中,感知他们的中国农村研究是站在中国主体的立场发现农村社会中的真问题,以此来回答“乡村社会走向”这样的一个大问题。
经验丰富、厚重是很多作品的特色,对于其中独特的观点与真正的问题意识难以全面的展示,这里希望通过对农民行动单位的解读,理解作者在作品中的诸多努力与期望。“华中乡土派”在长期的农村田野经验基础上,于2005年提出了“农民行动单位与村治模式”的论题。其后学派中的《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中国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绵延之维》、《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宋村的调解》等著述,都以“行动单位”作为理解不同区域农村的切入点,并尝试探索、推进“农民行动单位”这个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中层理论,以回答农村研究中难以回避的两个问题,一是个案村庄研究的代表性,亦是如何理解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问题;二是中国农村研究的宗旨,如何立足于农村经验建构出中国本土理论的问题。但中国地区如此之大,人文地理有别,如何才能得到对中国社会的概括性认识呢?
在农村研究初期,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受功能主义的影响,在完成《江村经济》后,他想到以类型比较法来解决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通过“类型比较法”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进一步分析道:“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式’。”〔1〕26此后,海外汉学研究进行了一些努力,如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提出了市场体系理论,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来理解村庄,进而把握整个中国社会〔2〕,但这种研究范式并无法让人对中国农村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对于国内学界来说,虽然进行了较多的探索,但对于区域差异问题,也就是弗里德曼提出来的所谓代表性问题,一直以来没有得到解决。另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现了“关中模式”、“华北模式”和“华南模式”等区域研究模式,但这些区域研究实际上还是个案式的研究,以区域中的个案来归纳、阐释地方性知识,“对抗”既有的观点,区域研究的理论建构略显不足。
在对20多个省市农村的10多年的调查基础上,华中乡土派的研究者提出“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概念,这实际上不仅是为了反驳某种观点,而是希望通过建构一种中层概念或理论来理解区域差异问题,通过这种理论范式切入乡村社会内部,发现农村社会的基础与农民行动的逻辑,并把全国农村依据农民有差异的行动逻辑划分区域,理解各区域中政策实践与农民行动之间的张力。“农民的认同单位”是一个认同群体,农民对这个群体具有归属感,并看做他们自己的群体。这个单位是以功能合理性为基础,同时又逐步被赋予文化含义,并与之相一致规范的共同体,农民依据内部的规范行动,这个单位构成农民超于家庭之外的另外一个强有力的行动单位〔3〕。这个概念及其理论框架实际受的影响较深,尤其是他从对中西社会的比较出发,对中国农民的行动逻辑的经典分析成为理论的生发点,理解这一概念需要从的“差序格局”谈起。
中国人的行动逻辑与西方社会相比具有两个层面的特点,其一是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是一种特殊主义而非普遍主义;其二是中国人的行动,特别关注公私差异,这也是一种特殊主义的行动逻辑。农民的行动一般以家为界限,凡是自家的事情也就是私人事情,农民会做得很好,而公家的事情,则与己无关〔4〕48。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公私又不是很明显,因为有时“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农民行动的公私界限并不是很清晰。认为,中国社会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5〕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这是“差序格局”的形象化描述,是先生在分析传统中国基层(尤其是乡村)社会结构时创设的一个概念。“在差序格局里,公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个圈层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5〕30
一直以来,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概念都是中国乡村研究绕不过去的坎,无可否认的是,“差序格局”的含义切合了“乡土本色”的中国社会,至少对于“伦理本位”为特征的中国农村社会而言,“差序格局”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乡土中国内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以及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其暗含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三层特征:一是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区别于西方社会身份平等、区分明显的团体格局。二是“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但是这个中心与各圈层之间的关联是靠“人伦”、“道德”连接。三是“差序格局”具有明显的乡土气息,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6〕。“差序格局”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别分析相当精锐,同时对“乡土本色”的中国社会解释力也足够强大,成为后来研究者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主导性工具。
“行动单位”是理解乡村社会结构的内部视角,亦是对“差序格局”的一种拓展性理解。例如,在传统村庄除了家庭这个基本的认同单位外,宗族及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在维护传统社会秩序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成为另外一个超出家庭的基本的私的单位,“差序格局”中的宗族成为圈层结构中非均质的部分,在实践中被凸显出来,并成为村庄事务运作的主体。在实践中,通过宗族维护功能性组织的运转,一方面以硬规范来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让搭便车的人付出代价;另一方面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让村民认为这个组织是“我们的”组织,以软规范来达到整合村庄的目标。于是,宗族或村庄成为另外一个与家庭相似的“私”的单位,构成了以家庭和宗族为基础的双层认同单位。
但是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宗族逐渐解体,村规民约失去原有的效力,乡村社会均质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区域之间的变迁基础和速度的差异,导致中国乡村社会呈现出非均衡的状况,“差序格局”的表现形式也有所差别。“差序格局”本身仅是对静态的传统社会结构的描述,随着市场经济的介入,家族逐渐解体,核心家庭增多,农民流动性增强,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人际之间的维系纽带发生改变,中国渐渐失去了“乡土”社会的特征,以往以家庭为基础扩展的差序强度减弱,很难再用人际关系意义上的“差序格局”理解乡土社会,也很难理解乡村治理的特征以及不同区域对政策的反应差异,当下的乡村无论是从外部看还是从内部理解,都已经失去了“差序格局”体现的整体性中国的特征。当家庭不断核心化时,在家庭与宗族之间仍然存在一些碎片化的认同单位,这些认同单位成为宗族、家族解体后的另外一个超出家庭的主导行动单位。这些认同单位之所以形成,一是因为外来因素对乡土社会的冲击,农村传统的人伦和血缘关系发生了变化,村庄舆论的约束作用降低,甚至出现了原子化的村庄。源于冲击程度的差异,不同区域的农民行动逻辑有所不同。二是现代性的启蒙话语与法律精神在解构了传统秩序后,并没有在小农社会基础上构建起新的公共秩序,但是在公共品供给中农民仍需要自觉合作,农民在碎片化的文化基础上就形成了不同的认同单位,从而造成了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这种区域差异进一步论证了农村非均衡的特质。同时也表明,差序格局的各层面并非均衡分布,有些凸显层面因遭受外来因素的影响与冲击较小,仍能够存留下来并成为主导的认同与行动单位。
由于中国乡村社会的非均衡性导致的地方性共识的差异,我们共遇到宗族型、小亲族、户族、联合家庭、原子化等五种主导类型的村庄,同时还有村民组、行政村等两种以地缘为基础的认同单位。这些认同单位的形成深受不同区域农民在实践中形成的小传统影响,这些小传统亦是对“自己人/外人”、“公/私”范围的划分,所谓“私”就是“自己人”的,意味着责任与义务。所谓的“公”就是“外人”的,意味着可以去占有。在具体的社区内,有着一个主导的私的单位凸显,成为这个社区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在现代社会,私的边界越来越小,私的单位也呈现出各种差异,由地方性共识维系的先赋性关系及其中的应有之义和义务互助,正变得弱小,行动者个人具有选择性的交往性关系日渐强大,农民的行动单位就因每个行动者而异,这样就构造出新的双层认同与行动体系。在核心家庭之外仍存在基本的行动单位,以之来达成农民合作,这样可以有效解决村庄公共事务的发展问题,拓展农民受益的空间,合作收益空间的扩展也为地方性合作规范形成的合作单位的延续提供了动力。
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血缘与地缘仍然是维系乡村社会关系的主要纽带,仍然带有“差序格局”意义上的圈层结构,但是伴随着社会转型,现代化与理性化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凸显,“差序格局”中的公、私范围发生了变化,核心家庭增多,私的范围日益缩减,而且私的程度也增强,同时不同区域的公、私观念也不同,这对政策的实践带来了极大影响。最为明显的就是诸如具有现代意义的村民自治、“一事一议”等政策在不同区域农村的“遭遇”差异较大,在一些村庄能较好落实,但是多数村庄则基本没有付诸实践,这些差异显然不能仅诉诸于传统的文化知识,更需要以制度及宏观环境与不同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及其村庄结构的互动为基础,通过行动单位的界定来认识不同地区的村庄结构,不同的村庄结构其应对外部力量的能力以及内在反映机制的差异。同时,不同的村庄结构也即意味着不同的村治模式,这样通过行动单位的内部视角勾连起村庄治理这一外部视角,进而理解村庄对政策的不同回应。
在企业的内外环境不断发生剧烈变动的新经济时代,在主体产权意识不断增强,经济利益主体不断分化与重组的今天,在企业以财务为导向的经营理念下,财务的准确定位事关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靠的是人力资本,利益相关者财务正是建立在这种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观点基础之上。
2、基于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目标
财务目标是讨论最为热烈的财务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也是观点最多、分歧最大的财务基本理论问题之一。据王化成教授的研究统计,我国关于财务目标的主要观点多达四十余种,而讨论比较集中的两种观点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目标是建立在财务资本基础之上,其存在有着明显的缺陷,而企业价值最大化是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之上,是基于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目标。
2.1股东财富最大化财务治理目标的缺陷
随着产权观念的变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不能满足企业的发展要求,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一些不足之处:(1)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会导致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潜在矛盾,经营者可能出于自身的考虑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决策,但这可能会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从而损害了股东的利益;(2)股东财富最大化一味强调股东的利益,并不能很好地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而可能会导致企业资源得不到最优化配置。
2.2企业价值最大化财务治理目标的优越性
企业价值最大化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着重强调在企业价值增长中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是企业整体价值观,它的优越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企业价值不仅仅是股东财富的价值,而是包括股东在内所有相关者的利益。一个企业的价值增加不应该仅仅使股东受益,而且应该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获利。只有当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得到保证并不断增长时,企业才是有效率的和成功的。 (2)企业整体价值的概念强调的不仅仅是财务的价值,而是将组织结构、财务、采购、生产、技术、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产权运作等各方面整合的结果;(3)企业整体价值的体现,不是基于己经获得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数据,而是基于与适度风险相匹配的己经获得和可能获得的现金流量;(4)企业整体价值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是市场价值是最主要的形式。所以现代企业财务必须密切关注资木市场或产权市场,企业只有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下手才能提高企业整体价值。
3、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治理
3.1相机治理
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相机治理,是指在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时,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得到企业的财务控制权,以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
1、出资者的财务相机治理。当企业经营业绩下降或经营者有不良行为时,出资者可先通过监事会加以制止;如果监事会无法制止,就要采取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表决、“用脚投票”对并购行动给予支持等相机治理措施。
2、员工的财务相机治理。当企业经营业绩下降或经营者有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时,员工可采取一定的相机治理措施。如要求董事会更换经理人员;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更换董事;提议召开临时职代会罢免经营者,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工会违法的经营者:以员工收购为基础的企业重组等。
3、债权人的财务相机治理。债权人(银行)一般都会与企业签订债务合约,而债务合约是标准的相机治理安排。如果债务人有偿债能力,债权人一般不加以干预;一旦债务人出现财务危机时,债权人就要申请破产。常见的债权人相机治理程序其实是一种破产程序。然而,申请破产对债权人来说并非明智之举,因为债务人的资产经清算后,一般是难以弥补债务的,破产对债权债务双方来说都存在不可避免的损失。鉴于此,各国的破产法进一步丰富了破产程序,显著的特点是加入了自愿的破产程序。这种制度程序本着和解原则,给予破产企业一段保护期,使债权、债务双方能够对企业进行重组,以达到挽救企业危机的目的。
3.2动态治理
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除了是一种共同治理、相机治理外,也是一种动态治理。实质上是企业财权安排的动态性决定了财务治理结构的动态性,而财权安排的动态性又是由利益相关者投入的专用性资本、谈判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等的变化而共同决定的。
企业由于自身的各种原因而需要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格局,而企业各种因素的变化又可以引起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利益相关者本身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而主动调整改变其在企业中的地位和利益格局;此外,外部环境的变化亦会影响企业中原有的利益相关者格局。总之,企业、利益相关者自身以及外部环境都可以改变某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利益相关度,从而体现出不同的、动态的利益相关者格局,因此要对财权进行不同和动态的安排,结果企业的财务治理结构也相应地产生动态变化,这就是财务动态治理。例如当债权人向企业投入永久性资本时,便拥有了出资者和债权人的双重身份,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拥有作为一个出资者可获得的财权,其财权的增加导致其在财务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得到了相应的提升。
1、企业本身需要财务动态治理
(1)同一时期的不同企业要求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格局。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是不同的,技术密集型企业更强调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本所有者在利益相关者中的作用居于主导地位;而资本密集型企业则更看重资本的投入,这时出资者与债权人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是处在第一位的。很显然,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企业也有类似的区别。
(2)同一企业的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格局。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可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利益相关者格局是不同的。在初创期,企业需要大量的股权资本,这时出资者在利益相关者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在成长期,企业需要进行融资,除了股权资本外,更多的是融入债务资本,此外,企业还需要足够的人力资本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和扩张,这时,债权人、经营者以及员工在企业中的地位上升。如果企业对经营者和员工采用股权激励的话,也就表明这两者在利益相关者中的作用更大了。在成熟期,企业一般倾向于偿还债务,此时债权人的专用性投资减少,利益相关度下降。而在衰退期,企业要开始发展新的业务,因此更看重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这时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众多利益相关者中居于重要地位。
2、利益相关者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要求动态治理
利益相关者自身有时出于对风险承担能力的考虑,以及对未来的不同预期,会主动改变其与企业的利益相关度;而有时则会基于其财务治理行为成本与效益的分析,主动放弃对其所享有财权的行使;另外,因为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博弈结果的变化,也会改变某一利益相关者在财务治理中的地位。其实,利益相关者自身的成长也会改变其与企业的利益相关度,我们可以一个员工的成长历程来对此加以说明。从一个员工进入企业开始,随着他年龄的逐渐增大,其工龄越来越长,能力也越来越强,他就会从一个一般职员开始逐步被企业委以重任,从基层管理人员而逐步晋升为中层管理人员,甚至最终成为高层经营者。他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对企业的贡献越来越大,其在财务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应越来越大。由此可见,对一个员工在企业中的财权安排应该是动态发展的。
4、基于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约束机制分析
约束机制是利益相关者实现利益目标的基本保证,也是企业存在与发展的稳定器。约束不是对利益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限制,而是要求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的利益过程中不能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从企业作为生产要素集合体的角度来看,企业外部的要素具有与企业的潜在利益关系,而进入企业内部的要素与企业具有现实的利益关系,企业的约束机制就是外部要素与内部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表现为相对独立而又紧密相连的外部约束机制与内部约束机制。
(一)内部约束机制
内部约束机制是企业内部利益主体围绕权力和利益形成的制约关系,这种制约关系与企业财务治理结构模式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看,财务决策权是内部约束机制的核心,内部约束机制是财务决策权、财务监督权、财务审批权、财务执行权的协调统一。由于企业利益关系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财务决策权的行使必须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为了确保财务决策的效率,财务决策权主要集中在具有经营才能与财务专业知识的经理层手中,并由财务人员具体执行财务决策方案,这就决定了财务决策权在财务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由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存在,经营者在财务决策的方案选择中往往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财务决策,其结果使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损害,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使财务决策从企业利益的角度进行选择,就需要对财务决策权进行相应的制约,这就要求重大财务决策必须得到企业最高权力机关股东会的批准,并接受企业设立的监督部门的监督。由于财务决策的专业性,要求必须与之相匹配的财务监督的专业性,财务监督在财务治理结构中的设置及人员的构成是财务监督权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
(二)外部约束机制
关键词:治理;标志;行业协会;法律功能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21日
一、公共治理的本质
公共治理理论(简称治理理论)的提出并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分析工具,应归因为行政环境变化和政府改革转型。
第一,治理意味着政府治道发生了重大变革,集中表现在政市关系的重塑上。所谓治道,“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如何运用市场方法管理公共事务的道理。”作为区别与传统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方法和逻辑,治理抛弃了政府全面管制市场的传统模式,而是要求政府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将自身职能确定为“掌舵”、“导航”而不是“划桨”之上。政府应当理性收缩自身的权力边界,放弃那些不必要的生产职能,不去干预经济的微观运行,将自身打造成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支持、尊重市场作为经济要素配置者和决定者的治理地位,并采用市场化的工具改革自身的运作模式,提升管理效能。
第二,治理意味着公民社会的崛起和民间力量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在治理的形成路径上,政府和社会权力的重构是治理理念的核心所在。面对行政生态环境的复杂多变和政府不可治理性的不断增加,政府必须要改变全能的角色和垄断社会资源的状态,通过职能转变和分放权力于社会,扩大社会的自治功能,扩展社会自主发展的资源和空间,提高社会成员参与管理的意识和热情。其中尤其重要的便是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合理界定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能,制定社会组织管理和运行的行为规则,为其发展提供政策支持、资金安排等,并采取积极措施激发其公共管理的活力,制度化保障其利益表达、利益聚合、沟通协调等特有功能的发挥,进而实现政府和社会功能互补、良性互动的关系格局。
第三,治理从本质上而言是网络合作管理的动态过程。正如全球治理委员会所理解的“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哪个机构拥有充足的资源和能力去解决所有的公共问题,政府也不例外。为此,治理是一个多中心的行动体系,它包括一系列来自政府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通过政府对其垄断权力转移和分放,更有效地激发和调动市场和社会多种力量,打造一种全社会开放的管理格局。在分工、互惠的策略引领下,构建网络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切实形成解决公共问题的强大“合力”,从而有效完成公共服务职责。
基于上述分析,治理是应行政环境发展之需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公共管理形式,它重构并整合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权力(利)关系,其本质是一个多元主体在相互依赖的环境中分享权力、分担责任,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动态过程。
二、治理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联
治理的根本标志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公众认同上的合作管理。这种崭新管理模式使得公共管理成为了一个开放的体系。对传统唯政府管理方式的突破,便将公共服务的重心放在了市场和社会之中,通过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力求动员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治理的视阈下,社会组织的治理功能被置于格外重要的位置之上。作为社会管理体系中关键的主体,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其在公共管理中发挥着 “沟通器”、“连接阀”的巨大作用,弥补市场和政府管理的双重失灵,推动着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的合理分配和良性互动,最终促进着政府、市场、公民三元关系的和谐发展。
治理框架的分析结论高度适用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和权力格局发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变化,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调与重构。国家统合社会与行政垄断的格局被逐步打破,市场决定性地位确立使社会权利和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分散的社会个体需要一种组织化的机制来表达和聚合相关利益;而政府职能的D变和管理疆域理性的退缩,也必然要求相关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其职能承接的主体,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在上述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便为我国社会组织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资源供给,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在我国日益崛起。作为我国公民社会重要组成的互益性组织行业协会,其公共管理职能在我国治道变革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环境下得以拓展和完善。在公共治理的体系中发挥着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引导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建构自律性的社会秩序的独特功能,并通过沟通、自律、协调、维护、组织等各种方式,弥补市场和政府的治理失灵,塑造着治理体系中多元的合作关系,为推进公共管理社会化进程贡献力量。由此可见,治理进程的推进和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与相互促进的关系。由此而言,公共治理为社会组织兴起提供了先决条件和现实基础。而与此同时,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作为治理发展的标志,其功能的发挥又对治理进程产生着巨大的“反推力”。它们的生发又反向深化和验证治理理论,持续推进着治理进程的纵深发展,从而最终实现善治。
三、行业协会的定位与法律功能
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社会组织类型,行业协会通常被认为是由某个行业内企业为主体自愿参加、以保护和增进会员利益为目标的经济类社团组织。尽管当前理论和实务界对行业协会的内涵与外延仍存在着认知差异,但在以下方面却普遍达成共识,即行业协会属于互益类和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组织,能够有效地服务市场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具有非政府性、中介性、互益性、会员性、自治性等特征。较之于西方国家,我国的行业协会生成路径多元分途、独具特色,究其根本是权力动源复杂。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事实上经历了不可逆转的权力分裂过程,国家统摄社会的垄断模式打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政府简政放权将权力分放和还让市场和社会,行业协会在政府权力让渡中大量生成。上述类型的行业协会源自于政府推动并脱胎于政府部门,因此具有浓厚的行政依附性和官办色彩,体制内行政推动的属性明显,其社会认同度和合法性有待于提升。与体制内政府主导型行业协会不同,体制外行业协会是基于20世纪末相关地域市场经济发展、企业行业自律、权益维护以及抱团发展的客观需求而自下而上生成的,该类市场内生型行业协会具有强大的民间性和利益代表性,社会合法性较高,亦是未来行业发展的方向所在。除此之外,还有一类行业协会在其生成过程中结合了政府剥离和市场内生两种权属来源,即政府发起和企业组织完成,二者均为之付诸资源和精力,该类行业协会具有混合型的特征。
尽管当前我国尚无统一的《行业协会商会法》,对行业协会的法律治理功能无法律的明文规定,但近年来作为我国公共治理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其功能持续拓展,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重要的催化力量,促动着政府权力、市场权利和社会权利三者边界的科学重塑。
具体而言,从政治方面,行业协会为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民主参与政治提供了组织支撑和制度平台。近年来,行业协会作为民主管理和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密切关注、广泛汇集会员企业和行业的分散的诉求、建议和要求,组织、引导其与党政机关进行制度化、经常性的对话;在重大问题决策和处理上与官方进行深度的协商、交流;甚至通过联席会议的方式制度化介入政府立法的过程,这种组织化的载体和制度化的平台确保政府和企业间的良性互动,有效化解了官商民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各类问题和矛盾。同时,行业协会作为政策的参与者还积极担负着宣传和解释的职责,帮助会员理解政策的要旨、自觉履行自身义务。信息双向输送以及民主沟通协商实现了政府企业的双赢,有力地推进了我国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和谐化。
从经济方面,行业协会主要是通过为会员企业提供各种类型“俱乐部”产品,规范着企业竞争的秩序,协调着地域和行业内的利益关系,进而推动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健康、良性发展。通常而言,它的经济功能总体上可分为代表、维护成员的经济利益和提供各类公共服务两个方面。其中,代表和维护职能行业协会的立会之本,行业协会以维护企业共同利益和竞争秩序为己任,其运作的目标在于实现同行企业的有效联合,协调其利益冲突,并为其提供组织化的利益保障机制。而其公共服务职能则主要表现在为行业协会和行业协会均为内部成员提供局部或准公共产品,解决集体行动的难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使得会员在组织内部充分受益。
从社会方面,行业协会主要是作为社会组织在推动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以及规范社会行为等方面发挥作用。行业协会作为社会力量,能够站在相对中立和客观的立觯以其灵活的方式、适当的行为,有效地缓和冲突并化解矛盾,在政府和市场间扮演着重要的沟通和协调作用,重塑新型的社会秩序。同时,行业协会通过中介、服务功能的发挥,能够为多元社会主体提供利益整合机制和制度安排,帮助其理性、有序地表达其利益要求并参与公共管理。
此外,作为行业企业利益联合体和自组织性的民间团体,行业协会还有促动新的社会价值形成的功能。这些价值必将增强整个社会的团结协作、自主自律、民主参与的信念,强化全社会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自觉,从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毛寿龙.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的普遍化与弥散化,其实是“压缩的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结果。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打破了过去一切熟知的生产与交往模式。松弛的城乡分立格局、全面市场化的劳动力流动、单位体制的废弛与社区的再造,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多元复杂组合,这一切都宣告了过去那种以人为分割、二元对立、呆板机械的定点治理模式的失效。中国正迈向一个结构多元、功能分化、利益交织的高风险社会形态。正如强世功所言,的频发,其实是转型国家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反映出中国正从表面的市场改革向深层的社会转型过渡。
但是,我们还不太习惯于如何迎接一个利益多元、矛盾多重的社会的到来。不管是摇摆在绥靖和严控之间的政府的无所适从,还是公民对抗国家的悲情化的舆论想象,似乎都在规避和躲闪着什么。陈鹏和朱静辉都试图为我们展现一个更为真实的复杂中国。在城市社区,业委会与基层政府、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之间,形成了多重的互动关系和权力实践;在农村社区,农民与地方政府、村委会、征地企业与地方混混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动员和抗争机制。这一切都反映出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博弈格局。正是在这多元的利益斗争和博弈过程中,释放出了多种矛盾形态,并引发出各种集体行动和。
但另一个方面,现代转型的普遍难题无法掩盖中国治理的特殊困境。反映在治理主体一方,敌我对立的革命治理思维依然强固;反映在利益主体一方,高度道德化的浪漫主义想象十分普遍。这一切都推动常态的利益冲突向激烈的政治性冲突转化。正如林辉煌所揭示的,传统体系的治理策略,试图让民众向更高级别的权力持有者展示自己的冤屈以求获得拯救,但这也往往使地方政府成为具体的原罪承担者,而一旦“青天”需求变得日常化,这样一种治理模式就会失控,乃至难以为继。
对此,强世功将之归结为“游戏规则”的缺位。正因为多种利益博弈无法获得制度性的常规化,利益诉求难以有效整合,进而导致的无序性爆发。但从另一方面,治理失控的危机,也在于怨恨机制的转移、转化和展开机制的失败。社会治理其实不仅仅是如何平衡利益的问题,而必须重视意识形态的介入和干预。只有通过“去政治化”的治理机制的转化,将正义焦虑予以疏导和分散,通过多元价值的相互竞争,淘汰和边缘化激进意识形态。通过培育理性的公民文化,激活传统的文明价值,建立起主流的价值观体系。关键是,如何建立灵活、机动和有效组合的治理策略,隔离、阻断、分化、转移、展开必然的冲突和矛盾,防止归责体系的无限追溯和延伸,进而防止由“治理性难题”演变为“正当性危机”。
今年3月,省委办公厅转发了《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侨联、省残联、省科协关于深化改革推进群团工作转型发展的意见》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群团组织要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构建大群团工作格局,不断提升群团工作科学化水平。
通过认真学习思考,我认为随着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共青团工作有了新的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站在新的起点,共青团组织必须紧紧围绕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扩大工作有效覆盖面两个重点,主动适应形势转型发展,助推社会体制改革,推动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因此在改革主旋律中团组织主动作为,深化改革转型发展,构建大群团格局,是顺应时代潮流、创新工作方式与模式,主动作为、服务大局的做法。
一、团组织深化改革转型发展推进大群团格局的有利因素
首先是工作职能相似。群团各部门的工作职能都是作为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纽带,其核心就是组织、引导、服务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目的相同,所以构建大群团格局是完全可行的。群团组织的性质决定群团组织历来就是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组织。一方面是党最贴心、最忠诚、最得力的助手,是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组织保证。另一方面又是党联系职工、青年团员和妇女儿童的桥梁和纽带,代表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群团组织必须调整发展思路,把工作放到全局中去思考、去把握,围绕中心工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要求,突出群团组织的整体作用,不断提高社会影响力。
二是便于资源共享。构建大群团,其实相当于把我们几个平时工作联系就比较紧密的群团部门进一步团结起来,形成人力共享、阵地共享、活动共享,共同为服务群众发挥更大的作用。群团组织代表和维护各自所代表群众的利益,有相似的工作任务,也有相近的工作对象,许多工作品牌具有交叉点和同类项。因此,群团组织在整合资源、加强合作、实行联动方面具备了前提条件。
三是能形成工作合力。大群团格局不仅仅能够实现资源力量的充分整合和共享,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好地共建互促、形成合力,群团各部门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作为、比贡献,工作成效显然会更加显著。比如说前期由团市委组织牵头开展的招善引慈对接活动,得到了全市各级群团组织的参与和支持,通过资源的整合、共享,促进了活动更广泛的开展,最终是为基层老百姓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二、团组织深化改革转型发展推进大群团格局需注意的问题
一是要在意识上构建大群团格局。要解放思想、拓展视野,注重发挥各自优势,突破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传统观念,增强融入经济发展、参与社会管理的大群团意识,在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中形成整体合力。坚持群团部门大整合、群团工作一盘棋的工作理念,针对职工、青少年、妇女、残疾人等各类群体,有效整合群团人力、政策、项目等资源,充分发挥集聚放大效应,认真做好关爱服务、真情帮扶工作,着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是要在工作上统一谋划。坚持统一领导、统一谋划、统一部署,整合资源、整合载体、整合力量,不断创新群团组织联动模式,坚持发挥群团特色和协调互补有机结合,做实暖冬帮扶行动、爱心圆梦就业促进行动、金秋助学活动等联动维权、联动帮扶、联动促进就业创业等群团联动工作品牌,构建群团工作共建互促机制,推进群团工作项目化运作,促进群团工作阵地共建共享,推动组织共建、载体共建、活动共建、阵地共建,走联合、互动、协同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大整合,形成大兵团作战的合力。
三是职能定位要准确。构建大群团格局,深化团组织改革转型发展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整合资源、服务青年,因此,团组织在转型发展时,要结合共青团组织青少年、引导青少年、服务青少年、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四个基本职能,适应时代变化,按照党的发展和党的要求与时俱进,从那些不合时宜的传统思想观念和工作模式中解放出来,进行全方位的转型,以适应经济社会文化不断发展的需要。在工作上要立足青年、面向社会,向社会型转变,成为联系青年、服务青年的重要枢纽型社会组织。要以各类青年组织为依托,以社会各界协作互助为基础,以建立阵地、基金、网络、法规和队伍为基本内容,形成功能手段完备和富有成效的社会化互动体系。要打破传统划分模式,把工作重心向基层村(社区)转移,构建以属地化为特色的组织网络,组织青年开展活动。在方式方法上要突出社会化动员,做到组织化动员和社会化动员相结合,让不同层级的团组织直接面向社会、面向广大青年,注重运用和吸引各类社会资源参与团的工作和活动。在管理模式上要做到上下互动、左右协同、内外结合,努力提高共青团工作科学化水平。
一、群策群力抓好安全防范工作,是搞好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途径
二、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治理网络,是搞好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有效措施
三、领导重视,齐抓共管,是搞好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根本保证
义翔铝业有限公司党委自2004年2月份成立以来,就把综合治理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为实现“创建文明安全单位,做好稳定工作,推动综治创安工作的各项措施落实”这一重要目标,公司领导把综合治理工作列入本单位总体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以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为组长的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制定了帮教、防火、矛盾纠纷排查、安全保卫等各项规章制度80余条,制作了五块喷绘牌板上墙,形成了层层推进的工作格局。并明确提出“高度重视综合治理工作,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制度,切实做到“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
四、加强法制教育,做好民事调解,真抓实管,是搞好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要害环节
作为新建单位,公司青年职工占到了职工总数的95,平均年龄只有22岁,他们的整体素质是占绝对优势的,但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比较淡薄,责任感和自制力较差。针对这种状况,我们邀请了三门峡市监狱三名服刑人员到公司有针对性地对员工进行现身说法,大大增强了教育的警示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深入广泛多层次的全面普法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法制观念不断提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普法宣传方面,我们主要抓组织、协调。一年来,共张贴宣传横幅六条、宣传标语十六块,利用黑板报每季度出专栏一期,上法制课6场次,受教育达300余人次,基本形成了普法宣传网络化、阵地化、经常化格局。同时,我们还利用每周政治学习的机会,对员工开展经常性和针对性的“四五”普法教育,充分发挥思想政治优势,把干部群众思想统一到讲稳定、讲大局、讲奉献上来。
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是综治办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我们除健全了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机制外,按照“预防为主、教育疏导、依法处理、防止激化”的原则,把工作重心放在最基层,抓早抓小抓苗头。注重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协助做好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工作。目前,我们共调解和制止各类矛盾纠纷、违规违纪事件63宗,这不仅使许多矛盾和纠纷得以化解,而且还防止一些矛盾的激化和升级,避免了一些案件的发生,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中,为确保我公司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总之,虽然我们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做出了一些成效,但与先进单位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与上级综治委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迎头赶上,为不断开创我公司维护一方社会稳定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乡村;社会关系;综述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快速转型时期,要理解当今社会的深刻变革,首当其冲应该考察乡村社会的变迁,而要研究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社会关系的嬗变无疑是最基本的视角。同时,为了实现乡村社会的井然有序和和谐发展,仅仅重视基础设施和物质层面的改善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乡村社会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从这个角度说,考察研究乡村社会关系也是乡村社会治理、构建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前提。
一、社会关系的定义
在村民的日常实践活动中,个体所能涉及到的关系主要有三个层次:村民与村民之间交往所形成的关系;村民与组织(村委会、基层政权)之间互动所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村民个人所属群体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韦伯认为“社会关系”是“根据行为的意向内容,若干人之间相互调整并因此而相互指向的行为”;青井和夫将其定义为“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互动的模式相结合,形成一个功能性单位”;本文中“社会关系”的释义参照贺雪峰关于“村庄社会关联”的定义:“村庄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内部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具体关系的性质、程度和广泛性就构成了村庄社会关联,它是村民在村庄社会内部结成的各种具体关系的总称”。
二、国外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
西方学者也曾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杜赞奇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对中国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读,认为村庄并非是封闭性的,总是以各种各样形式和外界发生联系;韦伯则认为中国的乡村是一个自治性很高和自我防伪能力较强的村庄联合体;黄宗智认为中国的传统乡村是一个关系紧密且封闭的关系共同体,因为乡村有着高度的自给自足性;施坚雅把目光聚焦于中国乡村的乡镇集市贸易,认为中国农民经济活动的中心并不在村庄,而在基层集市;詹姆斯,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框架内,认为村庄共同体中农民有着社会公正和伦理道德的观念意识,并会把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就是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塞缪尔,波普金则有着跟斯科特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村庄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村民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搁置集体利益,而奉行个人利益至上原则。这就是著名的“斯科特―波普金论题”,也即“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之争。对于中国村落共同体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日本学界有著名的“戒能―平野”之争。平野通过考察村落传统的祭祀仪式、集会情况和社会治安等活动认为,庙就是村落共同体的表征;戒能通过考察村落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认为村民和村民之间、村民和村落之间的关系非常疏散,从而否认村落共同体关系的存在。
以上国外学者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若干研究,有一定的借鉴和可取之处,但是,要真正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性质,不应该单纯的从“经济的”或是“政治的”视角,而应该以传统乡村的社会关系为核心,立足于“”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本土社会,这样才会使研究结果更具精确性和适用性。
三、本土化的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自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学界就开始重视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探讨,因为了解乡村社会关系的概况和发展有利于学者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国乡村组织的运行和农民的行动逻辑。其中,对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视角:
(一)传统的文化和心理视角
传统的文化视角以中国儒家价值取向为基础,作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起源。有着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倾向,因其深刻的解释力度一直为后人引用和修正,但分析过程缺少实证数据资料的支撑和动态意识,导致对当今乡村社会关系的解释力减弱。典型的代表就是的“差序格局”论、梁漱溟的“伦理关系本位”论、林耀华的“关系均衡”论等。特别是的“差序格局”概念是对乡村社会关系研究的开拓性概括,对后来的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孙立平就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一种对社会中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传统社会中血缘与地缘关系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因为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进行分配的,而建国后稀缺资源的配置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也带来了‘差序格局’的变动;”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模式;翟学伟的“缘、情、伦”三位一体的人际关系模式;陈俊杰、陈震提出的差序格局的“伦理、情感、利益”的三维建构等,都是对差序格局模式的补充。
(二)变迁中的结构视角
从结构视角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关系,把整个乡村社会内部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从分析的层次上看,它属于宏观或是中观层次,其中最能体现这个分析视角的是对中国家族和宗族组织的研究。宗族组织的研究假设是传统的“皇权不下乡”思想,认为整个农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乡村共同体,村民们在这个共同体内可以得到情感、生产和生活上的全部满足。“乡绅阶层”是乡村社会关系的主要研究对象,传统农村“士绅阶层”不仅是乡村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也是村民日常生活中关系的调节者,是农村社会和国家政权互动的缓冲地带,孔飞力的“士绅统治”和黄宗智的“第三领域”反映的就是中国传统农村士绅的力量。
自中国社会学重振以来,农村的家族或宗族组织就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开展,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却没有随着现代因素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而式微,相反,许多学者在研究近年来的农村宗族问题时,却发现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在农村有复兴的趋势。王沪宁从功能主义视角深入地分析了当代中国的村落家族文化;杨善华、刘小京从变迁的视角详细解读了中国农村宗族在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贺雪峰、全志辉从社区记忆的层面分析了村庄中国家、村级政权和村民三层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肖唐镖则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探讨了家族的各项功能。自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村治理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界的研究热点,近年来,随着宗族的复兴,不少学者开始挖掘农村家族在乡村治理中和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而对宗族的研究,正是探究乡村社会关系网的窗口。
(三)日渐流行的网络分析和社会资本视角
相对于文化和结构视角,运用网络分析和社会资本专门研究乡村社会的视角还比较新,研究成果也比较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集中在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不同阶层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差异、公司企业等组织的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其中,专门对农村关系进行考察的有:张文宏对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是以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为特征的。同传统中国农村相比,以血缘和婚姻联系起来的亲缘关系在社会网中的重要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胡荣运用普特南共同体趋向的社会资本理论,测量了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的社会资本状况,并据此探讨了社会资本与村民政治参与及村级选举的关系;林聚任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维度,调查了山东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传统性、关系主义、家族主义、特殊性信任、社会参与性低的“明流”特点;也有学者研究了关系与信任在农村社会的地下“”蔓延中的运作逻辑,邓燕华通过对湖南某村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了关系是地下“”蔓延的主要渠道,而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着“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和不同的交易规则,关系信任是地下“”交易成功的根本保障。
四、结语
长久以来,学者都视中国乡村为一个村落共同体,在滕尼斯对共同体和社会所做的对比分析中,共同体内亲属、乡邻和朋友的交往原则是情感、认同和依恋;而社会中成员的交往原则则为理性、功利和弱认同。显然,村民的社会关系状况深受所处的共同体结构的影响,然而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村民之间的互动也在重塑和改变着乡村共同体的结构和内容。村民对原有乡村共同体的认同已经逐渐弱化,功利主义不断侵蚀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情感,因此不少学者预测乡村发展的终点将是城市化,乡村社会关系和乡村人际交往最终将成为城市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特征在乡村的复制。然而乡村社会的某些特征,例如相近的邻里、共同的血缘和共同的集体利益都是在短期内无法完全消除的,这些村庄特征仍然将日益个体化的村民联结在一起。村民仍然对乡村共同体有着最原始的认同,这可以解释,虽然村民间交往的功利性因素不断增强,但是交往中依然保有充满乡土气息的人情味。这种充满人情味人际关系的存在也就决定了村庄变革的未来绝不是简单的对城市的复制,而是带有自己独特之处的乡村秩序的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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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青田和夫.社会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关键词:城镇化;生态文明;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and the proposal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Zhang Xiao-ran
Abstract: Recently,the urbanization has developed rapidly. However, the sustainability of urbanization are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This paper focu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ropose some proposal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co-level.
Key words: urban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mportance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在工业文明的推动下,我国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发展。1978-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由17.92%增长到52.57%,年均增长1.02个百分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进程中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随着人们危机意识的上升和对高质量人居环境的追求,生态文明开始纳入城镇化考量。
一、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1、生态文明是实现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今天的城镇化很多是单纯依靠房地产开发和投资驱动的,且延续了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城镇化质量远远落后于城镇化速度。过度城市化和城市空心化的问题不仅对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也给社会文化与人类生存带来严重威胁。生态文明要求城镇化的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城镇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产业、文化、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以最小的生态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产出。生态文明是解决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环境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城镇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
2、生态文明是实现城镇化目标的必由之路。我国目前的城镇化以经济发展和城镇规模为目标,带有强烈的功利化色彩,这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人本化的城镇化。城镇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城镇化的最终目的以 “人”为中心,谋求民生改善,真正做到为人民群众提供安身之所、生活之便、创业之需,使群众生活质量在城镇化发展中不断得到提高。这与生态文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因此,以生态文明理念贯彻到城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符合城镇化的本质发展要求,是实现方便、和谐、宜居、低碳目标,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
3、生态文明是构建科学城镇空间格局的必要手段。科学合理的城镇空间格局是实现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党的十提出构建新型城镇的空间格局,概括而言就是要构建“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显然,新型城镇空间格局的理念与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人类生活的发展质量为着眼点的生态文明建设一脉相承,并且为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空间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实现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必要手段。
二、加强城镇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建议
1、倡导生态文明理念,提高生态意识。我国城镇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发展水平较差,关键是生态文明在意识上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真正重视。唯有在认识层面达成建设生态文明的共识,才能形成社会互动,才能有力的推进生态文明型城镇化。因此各级单位必须深入贯彻学习十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与要求,加强对生态文明型城镇化的内涵、发展需要、发展手段的研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其次,加大城镇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倡导生态价值观、绿色消费观和绿色政绩观,大力培育绿色生态文化,提高社会生态素养,使公众特别是领导决策层转变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思想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生态城镇化观念。
2、突出文化建设,制定科学的生态城镇规划。目前我国城镇化规划带有功利性和盲目性,缺乏完善且科学的城镇生态化建设规划。从总体来看,走集约高效的城镇化道路,就必须加强城市群建设。加快培育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川渝和关中城市群,提高辐射带动能力。同时加快城市群周边卫星城市的建设,完善内陆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功能,提高接受产业转移的能力,打造经济发展次中心和经济强镇,实现大中小城市的配套、协调发展。对小城镇来说,发展规划要做到因地制宜、多层次发展。应本着资源集约、生态环保和方便宜居为原则,对产业园区、居民区、基础设施、城镇景观等有一个包括时间、空间、数量、质量、结构、顺序等统筹的科学安排。
生态文明型城镇还要把文化建设纳入城镇规划,为城镇发展预留足够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空间,建设千姿百态的城镇。尤其是像山东省这样的文化大省,城镇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该充分彰显齐鲁文化特征,结合地方文化底蕴,建设一批如剪纸之乡荣成、曲艺之乡莱州等文化特色鲜明的个性化城镇,提升城镇文化内涵,提高城镇的文化影响力、产业吸引力、经济带动力。
3、引导人口合理流动,确定适度的城镇规模。我国大城市普遍承载力较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分布不均、人口流动导致的。各地应结合实际承载能力,合理确定城镇规模。对于城市超载问题,首先,合理引导人口流动。通过产业的升级换代、产业转移和合理化产业分布,来引导人口合理流动,同时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其次,提高城镇承载力。完善城镇基础设施,提高城镇公共服务能力,以适应逐渐扩张的城镇人口。对于承载力较大的新兴城市,应加强第三产业的发展,吸引人口转移,扩大城市人口的聚集效应,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城镇基础设施,逐步扩大城镇规模。一方面为中心城市分散土地、人口、环境压力,另一方面为城镇经济发展提供后续动力。
4、发展城镇生态产业,调整产业结构。生态产业是突破地区经济瓶颈,实现经济腾飞的有效手段,能够为其生态城镇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支持。各地应结合地区优势,建设一批生态化特色工业园区,采用循环经济为发展模式,以低投入、低消耗、高质量和高效益为原则,提升生态产业聚集效能。对于典型的工业城市来说,在加强生态产业建设的同时,还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打破“一业独大”的格局,延伸产业链,逐渐向技术先进、生产清洁、经济附加值高的产业转型。
5、治理污染,建设宜居城镇环境。建设优良宜居的城镇生态环境要以低碳、节能、无污染为指导。首先要加大环境治理。重点治理空气、水、土壤污染,建立严格的环境监测机制,重还城市碧水蓝天;二要采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处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达到垃圾无污染、无害化、再利用、再循环要求;三要加快以低碳交通、低碳建筑和低碳生活用能为导向的低碳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城乡居民广泛使用节能产品,开展各项节能降耗活动;四要加大城镇绿化力度。以河流、道路和农田防护林为载体,提高城镇绿化覆盖率,继续做好园林城市创建工作,努力建成空气更加清新、生活更加舒适、环境更加宜居、景色更加优美的生态化人居环境。
参考文献
关键词:城镇化;村镇环境;污染控制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一、城镇环境问题研究
1、村镇环境质量恶化严重制约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由于人口多、村镇发展模式相对粗放以及环保意识淡漠、污染防治技术落后等原因,我国村镇环境总体上表现为“脏乱差”;同时,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时间短、速度快,村民生产和生活习惯比较落后,许多地区普遍存在村镇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严重滞后于村镇发展进程的现象,造成的环境污染危及饮用水安全、食品安全和人民健康。因此,村镇人居环境质量恶化制约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2、生活污染严重影响村镇人居环境
城镇化必然伴随人口集聚,村镇生活污水和垃圾的产生量逐年增加。2008年我国村镇每年产生生活垃圾3. 14×109t、生活污水约90多亿t,由于村镇环保基础能力薄弱,90%的村镇垃圾随意堆放,60%的村镇没有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由于人口快速聚集,村镇布局散乱,生活污染和养殖污染成为主要污染源,村镇生活污染成为影响村镇人居环境的首要问题。
3、村镇水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威胁到了饮用水安全
据统计,全国已有78%的村镇河段不适宜作饮用水源,50%的城镇地下水受到污染。由于多镇企业具有布局分散、规模小和经营粗放等特征,许多乡镇企业每年有大量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严重的污染其周边地区的水环境;近年来,农村的农药使用量达23t,其中80% -90%流失在土壤、水体和空气中,在灌水与降水等作用下污染地下水;农村的殖业发展迅速,未经处理的养殖废水又随溪水流入河流中,造成了河流的富营养化,浮藻、水草丛生,鱼类死亡,加剧了治理的难度。
二、城镇化过程中环境生态保护需求
1、环境综合整治技术模式与管理标准缺失制约了村镇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村镇环境保护基础比较薄弱、区域差异明显,缺少适合不同医域特征的村镇环保技术模式、村镇环境综合整治技术适用性评估技术等,涉及村村镇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和生态整治及景观建设等方面的综合治理技术不足,其技术标准、政策和体制机制很不完善。由于在推进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存在责权不清的问题,部分村镇环保示范项目示范容易,推广运行难,相关标准、政策、机制、体制都非常欠缺。因此,环境综合整治技术模式与管理标准政策缺失制约了村镇的可持续发展。
2、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村镇生态环境建设的科技支撑需求分析
农村城镇化是我国21世纪一项巨大的工程,是实现城乡统筹、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也是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0%,未来10多年,我国城镇化和村镇建设持续高速发展,将形成世界历史上空前的人口、资源、技术、财富及服务的大规模集约化发展格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资源消耗剧增,人口规模、村镇规模急剧扩大,对原有的村镇功能和结构产生巨大冲击。同时,高速的城镇化与村镇生态环境建设的滞后,不仅导致我国村镇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还对村镇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与环境质量带来巨大的压力。目前我国村镇生态环境建设与城镇化领域的研究十分薄弱,迫切需要科技的引颌和支撑。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发展模式正由“村村冒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村镇的环境保护重点由原来单纯的末端污染治理向统筹规划、源头减量、过程调控、生态建设等方面转变。因此,必须进一步强化村镇生态环境建设的技术创新和集成,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重大关键技术的突破和跨越,引领和支撑城镇化健康发展。
3、缺乏村镇生态环境监测技术
我国村镇的生态环境监测技术及人员力量极为薄弱,但是随着一些村镇的快速发展,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又极为突出,来自以村镇居民、小企业的生产生活对村镇区域已经产生较大环境影响;同时又面临来自城市、城乡结合部的环境压力。目前,我国最基层的环保机构是县级,大多数乡镇没有环保机构或环保员,同时由于经费紧张、监测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等原因,监测覆盖面达不到要求,对村镇环境监测技术与设备研发、统计体系建设重视不够,导致无法获得村镇污染状况相对准确的数据。生态环境问题的突出与环境监测管理的空白与缺失,使这一地区急需构建适应村镇生态环境监管机制的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体系。
三、村镇环境保护国内外研究进展
1、国家投入专项资金治理村镇污染促进了村容村貌和环境质量改善
从2008年7月国务院提出“以奖促治”的政策举措以来,中央财政投入村镇环境保护专项资金15亿元,支持2160多个村镇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示范建设,全国各地认真落实中央部署,狠抓项目落实,带动地方投资达25亿元,直接受益农民达1300多万人。2010年- 2012年国家继续投入120亿元资金用于“以奖促治”村镇和农村连片防治工作,在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四川、云南、江苏、辽宁等均有部署,村镇环境综合整治科技重大工程从技术上将有效支撑“以奖促治”连片治理工程,必将犬大推进我国村镇环境保护的进程。
我国农村环境整治、循环经济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科研、管理和示范工作,也具有了良好的发展趋势,但我国村镇基数大、分布广,村镇环境问题错综复杂,地区差异极大,区域特点明显,已有的科研成果和污染治理技术大多是针对特定地区的具体环境问题,缺乏普适性和长效运行管理机制,还远远不能满足解决不同地区村镇环境问题的需要。总体说来,应对村镇环境综合整治的科技支撑能力还严重不足,村镇环境管理水平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镇建设、优美乡镇构建和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的需要。
2、村镇环境治理技术、装备的专利及相关技术标准缺失
环境技术标准是搞好村镇环境保护的可靠保障。目前,环境保护法规和技术经济政策、标准、规范主要针对城市和大中型企业,村镇环境保护管理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缺失。国内有关于村镇废水治理的无动力、生物滤池、人工湿地、稳定塘、生物质吸附、垃圾堆肥等专利和技术方面的报道,但鲜见有针对性的村镇工业、生活混合污水治理技术、回用技术、污泥与固体废物联合资源化技术,污染治理与环境综合整治结合的专利和技术报道。针对固废处置的技术包括:两步式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系统、生活垃圾厌氧一好氧反应器循坏操作填埋方法、厨余垃圾堆肥处理系统、垃圾堆肥促腐发酵剂、餐厨垃圾厌氧消化处理方法、生活垃圾厌氧干发酵处理装置、应用木聚糖酶提高沼气发酵产气率的方法等,了《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等。针对村镇固体废物收集、处理以及资源化利用领域的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很缺乏。我国目前针对村镇废水、废气、废渣、环境综合整治处理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极其不完善。有必要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村镇生活废水、废气、废渣污染控制技术导则及政策法规。
四、城镇环境保护对策及建议
1、明确义务,增强责任意识
绿化是美化环境的重要途径,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每一个人应该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从自己的房前屋后美化开始,充分利用好自己房前屋后的每一寸土地,栽种花草树木,使自己的居住地萦绕在绿草花丛之中,掩映在青松翠竹之下,对于自己周围的道路和其他空闲地方,也应该尽自己的义务。美好的环境靠大家来创造。我们年年在植树,年年在绿化,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责任的问题。我们应加强村镇居民的道德修养和认识水平,增强绿化意识,提高绿化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要关注绿化者的利益,让他们有劳动,肯付出,更要有收获,努力做到投资与收益的比例逐步提高。这样,绿化者积极性提高,也保障了其正当收益,绿化的效益自然得到提升。
2、分区推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导文件
根据不同地区自然、气候分区、生态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生产习惯等区域差异,我国不同区域农村环境保护的重点与模式需和当地农村环境特点相结合,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等七大区域分区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实践,总结提炼出适合不同区域城乡统筹农村环境保护模式组合,开展不同区域连片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技术适用性评价,筛选并提出适合不同区域连片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技术模式;优化集成共建共享与分散处理相结合的“三低一易”型(低污染、低投资、低运行、易管理)连片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技术。建议国家环保部科技司在此基础上,推出七大区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指南、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技术规划。
3、从城乡绕筹的角度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进行总体规划
城乡统筹等为原则,以农村环境保护、污染控制、污水收集处理和水土保持等为技术考核指标,合理划分城乡功能布局,村域功能合理布局,强化生态安全格局的前置约束作用,建议各级政府明确地将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城乡结合部生态缓冲带构建与保育、城郊保留农田生态经济服务功能转型等纳入到城乡生态环境规划、土地利用、城市规划工作流程中;加强作为城乡一体化格局基质的农田、林网、绿地的建设,加强城际(镇际)生态屏障建设,森林绿化建设,湿地建设等,严格保护基础性生态用地,保持基础性生态用地的数量和质量,建议政府规划立法保护城乡生态格局中的重要生态源地、关键生态节点。在中小尺度城乡用地格局中,将大面积连片基本农田、优质耕地作为绿心、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耕地、林草、水系、绿带等生态廊道;确保关键生态节点位置对应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林草、水体等;加强各生态用地之间的有机联系,构建景观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的宜居环境。要因地制宜调整各类用地布局,逐渐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空间格局。在大尺度土地利用格局中,支持天然林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基本农田建设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以大面积、集中迮片的森林、草地和基本农田等为主体的国土生态安全屏障。优化农村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严格环境监管,防止工业污染向农村地区转移。
4、加快建设城乡统筹农村环境保护技术推广平台
为实现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缓解城乡差距加大、城乡结合,环境恶化,建议设立城乡统筹农村污水处理和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产业联盟,设立城乡统筹农村污水处理工程中心和城乡统筹农村垃圾处理工程中心。为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5、抓住有利时机,摸索发展模式
新农村的建设、生态村的建设、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过去在村镇绿化方面,我们提倡植树种草,增加经济收入,美化自己的家园。事实上,我们所居住的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空气遭到严重的污染,整个生态环境已不堪重负,当今全社会所共同面临的危害就是生存的环境。所以,生态绿化是绿化发展的一个主流,也是人们环境意识增强的体现。在村镇绿化中,注意乔木、灌木、花草三者的结合,植物高低错落,层次感强,注意常绿树种和落叶树种的结合,能够保证四季有绿。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利用村镇原有的自然景观(河流、池塘、山林等),创造出更为丰富的乡村园林景观。
近年来,我市特别重视乡村旅游,这也是促进村镇绿化的一个绝好时机。城市的居民厌倦了喧嚣的城市生活,总想在紧张繁忙之余的节假日,到离城市不远的乡村去欣赏纯美的自然风光,体验乡村恬静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创造优美的乡村环境,把它作新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条途径。乡村旅游应重点发展乡村生态旅游,这是乡村旅游发展的趋势。村镇绿化与生态旅游相结合,可以改善村镇居住环境,同时也满足城市居民观光旅游的需要,增强农村发展的活力,造福子孙后代。
结束语
村镇环境问题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也关乎居民的切身利益与村镇的可持续发展。村镇环境问题及污染控制对策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农村城镇化进程提供了环境保障,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郭迎庆,黄翔峰,张玉先,等.太湖地区农村生活污水示范工程处理工艺的选择[J].中国给水排水, 2009,25 (4): 6-9.
水利处于从激进水利向现代水利、可继续发展水利转变的关键阶段。水利发展依照十七届五中全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要求,十二五”时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解决我区小康社会建设中面临的水利方面的突出问题。
二、工作目标
1防洪抗旱减灾方面。推进防洪减灾重点工程建设。建立健全洪水管理、抗旱调度、应急管理等制度,完善防汛抗旱指挥系统,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和突发公共事件能力,水旱灾害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进一步降低。
2民生水利方面。努力形成保证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的水利发展格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人人共享水利发展与改革成果。
3水资源开发利用方面。重点地区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得到有效改善。基本形成与城镇化、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供水平安保证体系,中心城区及边缘村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得到有效缓解。
4水资源节约维护方面。初步建立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建立水资源高效利用与有效维护体系,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不时提高,洞庭湖及中心城区内湖等重点地区水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5水土坚持方面。逐步完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逐步改善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生态环境。
6水利法制建设。从提升水利法制化水平的角度。主要内容包括完善水法规体系、加强水行政执法、完善水事纠纷预防调处机制等方面。
7水利改革与管理。深化水利改革、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提高水利社会管理能力。
三、重点任务
进一步完善防洪保安体系;扩展我区洞庭湖综合治理项目;加大内湖连通工程申报力度;完成现有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初步提出“十二五”水利发展规划的重点建设任务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根治水库病险状况;大力发展城乡供水,初步建立乡村应急水源保证体系,基本解决全局区剩余农村人口饮水平安问题;加强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提高防旱抗旱能力;完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优化水资源配置,加大水资源维护力度,加快中小河流治理和水环境整治步伐;加强非工程设施建设,完善中心城区防汛抗旱决策指挥和预警预报系统;
初步筛选的项目主要包括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平安、水利血防工程、水土坚持、王家河河流综合治理、排灌机埠更新改造、小型农田水利等方面的内容。
四、工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层层责任
2科学制定规划。抓好前期工作;
各位领导,同志们:
2018年,街道综治工作在党工委办事处坚强领导下,在各社区的全力支持下,紧盯考核目标,突出实干实效,全力推进“平安创建”、“社会治理创新”等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2019年,街道综治工作将继续秉承务实作风,紧紧围绕“三个全域”、“新五大硬仗”工作总体要求,结合街道实际,以新起点、新要求、新理念、新举措、继续谋划街道社会治理工作,争创和谐稳定**新篇章。
一、坚持智慧治理,提升治安防控新高度。
一是继续完善“智慧安防”项目建设。今年计划投入概算690万元,统筹推进智慧安防项目升级建设;重点做好公共区域、重点部位“人脸识别”点位新增;新型社区及开放式小区监控提升改造及新增;新建道路、新开发地块、及个别部位监控补盲;模拟监控提升改造;大数据分析室共五个子项目,做好系统开发、运用和平台管理等工作,最大限度发挥智慧安防工程增强治安管理和打击、预防犯罪方面的作用。二是全力推进区级试点智慧工程。2019年区政法委指定街道开展“城市大脑”智慧运用、智慧综治项目、智慧安置小区建设等试点工程,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统筹资源、组建立体防控体系,街道要紧紧抓住这一试点契机,综合定位、合理布局,充分结合好、利用好已有的监控平台,及时有效地发现和预警风险隐患,优化资源配置,如期完成试点工作,提炼工作经验,更好的服务群众、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三是深化“四个平台”。在已有的工作框架下,重点深化探索联调访调、联防联处、联合执法三项工作机制。强化“三治融合”,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扩充“律师智囊团”、“银色调处人才库”等社会组织,互联多方力量,强化执法支撑、加强站所联动,简化工作程序,着力提升联合执法及时性,实效性,实现联合执法工作常态化管理。通过执法练兵,不断提升部门执法效力,并形成了一定的执法威慑。
二、加强队伍建设,完善群防共治新要素。
一是发挥网格力量。落实完成专职网格员“一格一专”配备工作,多层次的开展网格员业务技能培训,加强日常排查专业化,规范化,实效化;进一步配强如执法记录仪等网格装备,加强工作取证,提高工作效率,保护网格员自身权益;广泛开展专职网格员身份宣传,增加网格员社会认知度和身份认同感。进一步强化网格考核,建立能上能下的工作机理机制。探索引入专职网格员工作报告制,拉近“网群”关系,综合推动社区网格工作顺利开展。二是发动站所力量。结合前期工作经验,继续统筹下沉部门多方力量资源,加强统一监管,强化整体联动,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会商、联合执法等机制,开展区域内统一的联合执法和综合整治,深入推进“扫黑除恶”、“雷霆行动”、全域交通治理等重点整治工作,继续扎实开展信息联动联查,基础隐患排查和“两站两员”建设等基础性工作,形成街道统一领导,条线常态协作的良好格局。三是发展社会力量。2018年,街道社会组织先后参与到专职网格员素质锻炼、平安问卷测评等工作中来,不仅有效助力街道综治工作,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积极成果。2019年要继续加大社会组织参与到街道社会治理的工作力度,同时,不断吸纳壮大兼职网格员队伍,引导社会成员更广泛的参与到矛盾调解、社区矫正、重点人管控等工作中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管理格局。
三、深耕平安创建,开启和谐**新征程。
一是平安创建再深化。以“平安**”为主题,积极开展平安街道、平安社区、平安学校、平安企业、平安校园等创建活动。以“一体两翼”工作体系建设为指引,建立“防火+灭火”的“两翼”机制。不断推进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和重点隐患的公共安全治理,健全完善各类安全监管体系,着重强化民间金融风险排查力度,做到监管零盲区。加强重点隐患整治,尤其是消防安全、交通事故等方面的整治力度,采取针对性的举措,不断提升科学化管理水平。确保不发生群死群伤安全事故。二是平安宣传再发力。2019年平安宣传工作,要立足现状,针对宣传覆盖的难点区域和人群,以“点—线—面”有机结合,即选定重点宣传部位,学校、企业、繁华商圈等;划定主要宣传路径,城区人员流动较大的主要道路;确定面上总体宣传方案,做好平安宣传补盲提升工作。针对农村社区采用“送戏下乡,“送节目下基层”,以活动带动宣传的形式,增加群众知晓率、参与率。针对城市社区增加多媒体设备运用,增加商家、群众的自愿接受度。引入视频宣传,选定一批有代表性的社区,各拍摄一部宣传短片,结合社区自身特色,人群特色,场所特色,融入平安创建宣传,做好特色宣传,增加群众认同感,变目前被动上门宣传,为群众主动转发宣传。通过持续不断的立体宣传攻势,使街道平安“三率”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