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1 17:40:30
债务危机考验着欧盟决断力
自2010年欧债危机浮出水面后，一场以信用风险为形式的危机在欧洲蔓延和深化，成为影响欧洲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
延续了近两年之久的欧债危机，不仅没有消退的迹象，而且解决方案迟迟得不到有效落实，导致欧洲国家始终在欧债危机的泥潭中难以自拔。2012年伊始，由于欧债危机向欧洲银行业等其他重要经济领域蔓延趋势日渐明显，再加上标准普尔、惠誉和穆迪下调欧元区多国信用评级举动，以及欧盟解决债务危机的决断力仍显然不足等原因，使欧债危机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一方面未来欧债危机的演化越发难以判断；另一方面也使欧元区国家徘徊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因此，在债务危机问题上纠葛了两年后的欧元区和欧盟，2012年既面对着欧债危机深度恶化的挑战，也面临着摆脱危机的新契机。
虽然不久前欧盟领导人作出了削减赤字和加大各国合作的承诺，但各界普遍认为这并不足以能够缓解和最终解决欧债危机。为此，标准普尔、惠誉和穆迪纷纷针对欧盟遏制危机的能力以及各国举债成本的上升，下调了欧元区多国的信用评级，其中也包括欧元区核心国家――法国和意大利等国。这不仅反映了欧债危机还在进一步深化和演进，其影响面出现了向欧元区核心国家扩大的迹象，而且也意味着欧元区救助基金信用评级受到严重威胁，为欧盟解决债务危机前景再添变数。
此外，欧债危机将有可能进一步向欧洲各国银行业等其他重要经济领域蔓延。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化，一场以债务形式为起点的危机正在向欧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延伸，已在欧洲逐渐演化为多重危机。为彻底解决欧债危机，欧盟各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磋商和协调，但始终因分歧严重而不能达成共识和拿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在欧元区债务高危国，由于经济持续低迷和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债务只能是不断积累，仅仅依靠救助机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救助机制只能缓解个别国家一时的债务违约风险，却不能掩盖欧元区长期存在的信用问题。另外，欧债危机从实质上看不仅是简单的债务问题，还涉及到经济、金融、财政以及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危机延伸的最终向度如何尚无定论。
希腊等国毕竟是欧元区和欧盟经济体系的成员国，与独立的经济体不尽相同，货币的使用与欧洲货币联盟处于同一种货币体系，财政政策与欧盟相协调统一，在统一货币体系和财政政策以及经济的联系上与欧盟和欧元区经济体非常紧密。希腊等国出了问题，必然对欧元区和欧洲货币联盟产生影响，也会波及其他欧洲国家。欧盟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何况在欧盟内部债务和财政危机并非只是希腊等债务危机国。由于目前欧元区仍笼罩在债务危机的阴影下，稍有波动便会“风生水起”，因此如果欧盟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好债务危机，欧债危机有可能进一步向其他欧洲国家渗透，一旦欧元区债务危机范围继续扩大，欧洲经济出现二次衰退或爆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极大，而政策协调艰难的欧盟能否度过当前的危机仍存变数。
事实也是如此，迄今为止，欧元区不仅债务危机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且债务风险还在积累。受其影响，欧盟已经没有更多的余地和办法来排除债务风险，2012年经济前景不容乐观，而且经济衰退的风险不断增加。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欧盟恐怕只能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一方面强化财政纪律，一方面无奈选择继续实行货币刺激政策，避免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的经济或金融危机。毫无疑问，目前欧盟正处在一个解决债务和财政危机与刺激经济政策两难选择的境地。
体制的危机更甚于债务危机
欧债危机发生后，质疑欧元区和欧盟解决危机决断力的声音不绝于耳，反映出欧元区和欧盟处置危机能力的不足。欧债危机的演化有逐渐向欧元区和欧盟体制危机转变的趋势，恐怕当前欧洲面临的不仅仅是债务危机，似乎欧元区和欧盟体制上的危机更甚于债务危机。
许多人认为，在应对欧债危机过程中欧元区和欧盟总是被动而为，说明目前的欧元区和欧盟体制并不适用于欧洲国家处理危机，应对危机机制上的缺陷难以弥补。在现有的欧元区和欧盟体制下，即使不发生债务危机，也会以其他形式暴露出欧元区和欧盟应对危机机制的“先天性”缺陷。因此，目前的欧债危机不仅反映出欧元区和欧盟体制的弊端，也折射了欧元和欧盟应对危机机制的“先天不足”。
欧元区成立时，各国只是统一设立央行，但由于税收分配权和财政收支管理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政府行为，欧元区各国的税收分配和财政收支独立实施。由于制度的本身带有各行其是的特点，欧元区体制自然缺乏共同应对危机的能力。另外，欧洲货币联盟规定，欧洲央行只对有关的欧元货币政策进行协调和统一，并不负责对各成员国财政预算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欧盟只有动用货币政策工具的权力，没有使用财政政策工具的权力，无法调动各国财政力量在欧盟内部进行调控，因此也不具备危机协调机制。
显然，欧债危机是欧元区和欧盟体制及欧元信用危机的反映，欧元区各国税收分配权和财政收支管理权的独立是国家的象征，欧盟目前只能通过救助机制的“交换”条件，有限度地对有关国家的税收分配和财政收支进行干预，或以协议形式严格财政纪律。这说明，由于欧元区和欧盟既没有统一的财政管理制度，也不能以法律的形式严格财政纪律，各国在财政方面各行其是。虽然去年年底的欧盟峰会决定以协议形式严格财政纪律，但这只能解一时之忧，缓解暂时的矛盾，却不能解决和克服体制上的不匹配和矛盾，深藏在体制背后的应对危机隐患依然存在。
虽然2011年10月经过反复磋商和艰难谈判，最终欧元区首脑就希腊债务问题和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扩容等一揽子方案达成一致意向，但希腊与欧洲其他高危国的债务问题仍存在着多种变数，欧盟救助希腊和金融稳定工具（EFSF）扩容方案的具体落实还难见分晓，既不能排除还会出现其他变故的可能，也不能排除欧债危机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欧债危机风险的影响面依然不可忽略。同时，由于各债务危机国身处欧洲，其债务危机必然波及欧洲各国，并涉及到欧元信用的根本问题，欧债危机的深度和波及面由此可见。此外，今后一段时期将是欧元区各国偿还政府债务的高峰期，不仅希腊等国的还债压力还会进一步增大，债务违约风险扩大面还将可能涉及更多的欧元区国家和领域。后续的影响面和风险有多大？恐怕难以估量。
由此可见，欧债危机发生以来不断出现的难题令欧元区国家和欧盟应接不暇，其中根本的原因之一是欧元区和欧盟体制没有完善和成熟的应对危机机制，而欧元区和欧盟体制能否在处置欧债危机过程中逐步得到完善，事关欧洲的未来。
欧洲的未来面临着重重考验
观察欧债危机的起伏变化和解决方案的种种纠葛，虽然目前欧债危机还没有到欧元崩溃和欧元区解体的严重程度，但却暴露出欧盟内部协调机制薄弱的弊端。由于协调机制的薄弱，一方面使欧债危机的解决难以决断，另一方面威胁着欧洲一体化的未来。
在2011年12月9日结束的欧盟首脑峰会上，欧盟就欧元区“新财政协议”初步达成原则性意向，并发表了加强财政稳定融合的声明。但是，由于未能达成全体一致共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只有25个国家同意履行“新财政协议”，同时法德提出的全面修改欧盟条约提议，由于分歧较深也未获通过。虽然欧盟首脑峰会为强化欧元区财政纪律取得了阶段性的初步成果，也为解决欧债危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欧盟能否最终将强化欧元区财政纪律落在实处并渡过危机，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2011年12月9日结束的欧盟首脑峰会，是关系到欧元区和欧洲货币联盟现实与未来的一次重要会议。此次欧盟峰会是在欧债危机持续深化、金融风险不断增大、欧洲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因此峰会的结果对欧元区和欧洲货币联盟意义重大，被欧盟各国首脑与舆论认为是拯救欧元区的至关重要的一次机会。此前，为挽救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和欧洲货币联盟，法国和德国提出了加强欧盟成员国财经纪律等修改欧盟条约的提议，提交给峰会审议。
法德提出的修改欧盟条约提案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将财政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3%这一“黄金法则”写入各国宪法，违背者将被自动处罚；二是，将欧元区永久性救助机制――欧洲稳定机制提前于2012年启动，而实施金融救助决策方式从“全体通过”变为“超级多数原则”（即85%成员国同意）。虽然法德关于修改欧盟条约的提议对阻止欧债危机进一步蔓延与根治欧债危机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强化欧盟特别是欧元区的财经纪律可以保证欧洲经济的增长和金融的稳定，摆脱目前债务危机的困境，但是以英国为首的几个国家则表示难以接受修约的建议。英国明确表示：如果欧元区国家想通过修改欧盟条约来拯救欧元，就必须以保护英国的利益作为交换。英国的态度与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欧盟协调机制的危机，也在某种意义上使欧盟协调机制面临着严峻考验。
尽管在欧盟峰会上成员国之间经过一番经济和政治利益博弈后，通过了“新财政协议”，但这还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意向协议，最终的执行和落实并非易事。同时，由于目前欧盟成员国之间各自利益诉求相差甚远，法德提出的全面修改欧盟条约倡议阻力重重，这充分反映出欧盟在政策协调以及应对欧债危机时决策艰难的一面。
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由于欧盟各国在欧债危机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始终不能协调一致，进一步暴露出欧盟内部在重大问题上协调不力的固有弊端。因此，国际舆论“唱衰”欧洲的论调再次出现。一些言论认为，如果欧债危机得不到解决，将导致欧洲步入“衰落期”，这些论调被一些媒体大肆渲染。事实上，“欧洲衰落”的悲观论调多少有些言过其实，媒体的渲染也有些过度。虽然目前欧债危机使欧洲面临着兴衰转换的变化，但还未严重到“衰落”的程度，欧元区解体也只是想象中的传闻，欧洲从欧债危机摆脱出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不能就此断定欧洲正在走向“衰落”。
当然，伴随着欧债危机影响面的不断扩大，以及欧盟改革方向意见分歧的加剧，重重危机使欧洲未来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
德国总理默克尔虽然表示会张开双臂欢迎法国新总统，但同时强调已经达成的关于欧债危机的各项政策必须受到尊重。言外之意很明显：德国人认为紧缩财政是欧债危机的最佳出路。
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元区最重要的国家在如何解决欧洲债务危机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这不得不让人思考到底什么是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济世良方：紧缩财政，还是刺激增长？抑或二者并重？
欧元区的两大危机
如果将现在的欧元区比作一个大舞台，那么在台上的那个领衔主角就非欧债危机莫属：它是一轮又一轮欧元区峰会所讨论的焦点；各国媒体对它的报道铺天盖地；一些国家因它而濒临破产的边缘；许多人为它而走上街头无助地呐喊……
显而易见，大家都很关注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实际上，许多人太关注这个问题，以至于忽略了欧元区各国所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经济危机。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从美国开始，席卷全球，欧洲是个重灾区。到了2009年，当欧洲国家还在经济危机中挣扎的时候，欧债危机又接踵而来。所以，欧元区国家现在所面临的不单单是一个债务危机，而是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糅合在一起的双重世纪危机。
如果说欧债危机是政府公共债务层面上的危机的话，经济危机则主要是私人领域的危机，两者之间在逻辑上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政府债台高筑，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不必然意味着政府公共债务的失控。同时，欧债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有着紧密的联系。
但是，由于欧债危机是政府债务上的危机，搞不好一个国家会有破产的危险。再加上欧债危机不断在欧元区中蔓延，欧元区的未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欧债危机所引起的欧洲政局也极具戏剧性的变化。于是乎一提起欧洲的危机，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欧债危机，经济危机站在欧债危机巨大的背影里，渐渐被人遗忘。
正是因为大家潜意识里已经将欧债危机变成了欧元区危机的代名词，所以一谈到如何解决欧元区危机的问题时，大家脑子里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如何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然后针对这一问题，大家就殚精竭力，冥思苦想各种可能的对策。大家所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自己准备对症下药之前，已经把病症给诊断错了，至少是没有诊断完全。
就在这种情况下，紧缩财政政策出台了。
紧缩财政
2009年爆发欧债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欧元区各国政府的公共债务太多了。按照欧盟的标准，一个国家的公共债务如果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60%的水平，这被认为是比较健康的。如果高于这个水平，那么这个国家还债的负担就会过重，危险系数上升，不具有可持续性。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的时候，欧元区几乎每个国家的公共债务都高于这个水平，整个欧元区平均都高达87%。好一点的像德国是76.4%，法国是89.2%；而像那些之后接受过欧洲紧急援助的国家，这个比率就更高了，像葡萄牙是93.1%，希腊更是高达131.6%。
面对如此庞大的政府债务怎么办？就跟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逻辑一样，欧元区领导人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要把政府债务给降下来。如何降？紧缩财政，别无他选。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制定欧洲紧急经济援助贷款的条款时，特别强调受援国必须实行紧缩财政的政策，否则别想得到紧急贷款。
紧缩财政政策看起来是一个很完美的政策，面面俱到，无可挑剔。但是，任何的财政政策都具有两面性。紧缩财政政策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砍掉公共债务的同时，却又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首先，政府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岗位减少，失业人员增加。一部分人即使侥幸保住了饭碗，他们也面临着工资冻结，福利下降，工作强度加大，工作时间延长的危险。对于那些专门靠承接政府合同为业的企业，一旦政府合同没了，公司只好关门大吉。这一行业雇用了大量的劳动力，一旦政府减少公共开支，对整个行业的冲击是巨大的。
从经济上讲，这些人口袋里的钱少了，消费能力和档次自然就跟着下降。这些生产消费品的厂家和相关的零售、服务业就会连带地受到影响；从社会影响上讲，这些人心中的不满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们能做的就是走上街头，加入游行示威的大军。守秩序的呐喊几声发泄一下，不守秩序的顺手牵羊，打、砸、抢一番，搅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稳定。
但这还是其次的，它直接影响的主要是与公共部门相关的领域，这只是整个经济领域中的一小部分。受2008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的影响，欧洲各国还普遍都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挣扎。在这种情况下施行紧缩财政的经济政策更进一步地打压了私人领域的投资信心，这才是最要命的，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本来经济不景气，再加上欧债危机并没有得到解决，还有愈演愈烈的势头。大家不知道欧元区会走向何方，经济会何时跨出泥潭，所以都持观望态度。现在，政府大幅度缩减开支，减少投资，大家心里更没底了。政府都不想投，老百姓还敢投？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欧洲许多企业银行账户里有大笔现金，但新的投资计划却大部分都被搁置了起来，人员流动和人才市场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而没有现在的投资，就没有未来的经济增长，欧元区各国走出经济危机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4年过去了，欧洲各国（包括那些非欧元区国家，比如英国）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得到好转，甚至有恶化的趋势。相比起来，这个复苏的过程已经比上个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的复苏过程显得更艰难，更漫长。
一旦经济增长受到影响，政府债务是否真的能够降下来就成了一个巨大问号。政府可以控制自己的开支，但是，如果经济长期萎缩不前，甚至是负增长，政府的税收收入就会受到影响，这个是政府所不能轻易控制的，而一旦“开源”出现问题，紧缩财政政策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降低政府债务需要的时间就会更长。
从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各国都实行了紧缩财政的经济政策。3年过去了，效果如何？2012年欧元区平均政府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 96.6%，这比欧债危机刚爆发的时候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就单个国家来讲，德国同比上涨了近10个百分点到86.9%， 法国上涨了近11个百分点到100%，葡萄牙是上涨了近23个百分点到115.8%，希腊更是上涨了近28个百分点到159.3%。数据说明3年的紧缩财政政策并没有把政府债务给减下来；从经济增长上看，从2009年到2011年底，欧元区平均经济增长为-1.24%， 是个负增长。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3年平均增长也只是0.8%，法国是0.3%。这样欧元区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没有实现。
事实证明，在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并存的情况下，单纯用紧缩财政的政策对付欧债危机是不成功的。难怪奥朗德提出要改变思路。实际上，欧洲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鱼和熊掌？
从对策上讲，解决政府债务危机需要紧缩财政政策；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政府需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刺激增长。但必须看到，刺激增长和紧缩财政是两个背道而驰的政策：紧缩财政会抑制经济增长，它会使走出经济危机的道路更曲折，更漫长；而要刺激增长，与开源和节流恰恰相反，政府一面需要增加工作岗位，扩大公共开支，直接带动与公共领域相关部分的增长；同时，政府会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像减免税收等来刺激投资。但是扩大公共开支，钱从哪里来？政府能做的只能是发行国债。这样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政府的债务会增加，这对于已经被债务危机搞得焦头乱额的欧元区领导人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
紧缩财政和刺激增长，就像鱼和熊掌， 只可选其一，不可同时使用。但是，欧元区国家所面临的欧债危机和经济危机并存的事实却需要把这两个背道而驰的政策结合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两个拴在一块儿？如果在两头平均用力，不分主次，其作用肯定不好，因为这两者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会互相抵消。
现实可行的办法是一个为主，一个为次；突出一面，兼顾另一面。突出主次之后，政策就会向为主的那一面倾斜，集中火力解决主要问题，同时也可防止为解决各自问题所采用的政策效应互相被对方中和掉。
现在的问题是：谁为主，谁为次？对于欧元区的领导人来讲，答案很明显：欧债危机显然比经济危机要迫切得多，因为这不光会让一个国家面临破产的危险，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欧元区的未来。5月初，希腊的第一轮大选以任何一方未能组阁而告终，只能在6月17日举行第二轮大选。最近，西班牙的债务危机也呈恶化的趋势，10年期国债的利率接近7%，几乎等于垃圾债券。不同于希腊的是，西班牙是欧元区的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一旦倒下，整个欧元区没有足够的钱来援助它，其结果不光是欧元区的，甚至会引发新一轮经济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解决欧元区危机的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是继续实行紧缩财政的财政政策，这个是首要的，根本的，必须坚持下去；同时，各国政府应该采用积极有效的措施，特别是非财政措施，像调整利率等，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这样，一方面集中火力对付欧债危机，而另一方面在有限的范围内逐步刺激经济增长，这是欧债危机的正确出路。
现代企业是构成现代社会经济的细胞，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决定着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规避发展过程中一个个潜在的陷阱，积极探索确保企业安全发展的解决方案，企业危机管理便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摆脱危机”正是《摆脱企业危机》一书作者写作的真实目的。
陈宏军、江若尘所著的《摆脱企业危机》一书，2009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并被遴选参加2010年北京书展，还被栖息谷推荐为2010年十佳经管新书(排名第三)。
《摆脱企业危机》的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对中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作出了研判。《摆脱企业危机》明确提出我们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行动指南，解决我国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所必需的话语权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动权。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中国是难以独善其身的，但中国无疑是最健康的经济体，可以以自身经济的稳定来增强全球经济走出衰退的信心。因此，只要我们应对得当，就能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进一步提升国力和影响力。为此，我们需要战略层次上的格局的改变，而不是战术层次上的抄底美国市场。我们需要在新时代国际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动权。抄底美国市场不是终极目的，但可以为我们实现战略层次上的格局改变奠定基础。
第二，提出一个非常有用的企业摆脱危机的公理：只有居安思危，警钟长呜，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危机是企业的孪生物，是企业的一种常态，每一个企业领导人都要为危机作好准备。因此，必须重视危机管理，提高企业家危机管理的意识，已迫在眉睫。企业发展最好的时候，就是企业危机即将来临的时候。《摆脱企业危机》不仅明确揭示了危机管理的真谛，即预案在先、处变不惊、机制灵活、指挥到位、令行禁止和团队合作，而且还提出了危机的预防措施，指出真正的危机，永远发生在危机开始前，失败往往首先是从企业内部开始。
第三，通过对企业危机的分析，归纳出解决企业危机的方法。该书的每一节后面都列举了各种类型的企业危机案例，带领读者与世界顶级的危机管理专家对话，沟通思想和信息。事实上，案例比一般的准则记起来更快，更容易与人分享交流，也更具有说服力，能够使读者通过案例学习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增强危机管理的能力。因此，不仅要有危机管理意识，更要有切实可行的危机管理手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现代社会，谁能有效地避免和控制危机，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
第四，基于当前危机管理的研究成果，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叙述与评价相统一、论证与个案相匹配。企业危机管理是管理领域新出现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它是以市场竞争中危机的出现为研究起点，通过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研究企业预防、应对和化解危机的手段与策略，以增强企业的免疫力、应变力和竞争力。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对企业生产经营、市场营销、国际贸易和发展战略的研究较多，对成功企业的经验总结较多，对企业如何走向成功之路的研究较多，但对企业危机及其管理的研究较少。面对危机的时候，各个企业的命运迥然不同：有的迅速走向灭亡，有的却更加壮大了。该书明确提出企业危机本身并不能够作为研究的最终目的，通过对企业危机的分析，获取研究对象即企业稳定的资源，归纳出解决企业危机的方法，从而指导企业摆脱危机的实践活动。
第五，提出树立企业成长和企业危机共生物的理念。危机是企业固有的组成部分，企业不能盲目迷信成长的速度和数量，而是要在成长的过程中注意自己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质量，履行企业应尽的义务，减少和避免失误，铸造企业强壮的体魄，这才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真正要义。企业管理者必须认识到，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的顾客、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诸多因素发生变化不仅能够给企业带来商机，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许许多多的陷阱，一个正常运作的企业随时都有可能遭遇危机，陷入困境。
第六，必须树立居安思危的危机管理意识，才能够防范于未然。当今人类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系统，面临的危机将越来越多。面对无法回避的危机，我们必须树立居安思危的危机管理意识，才能够防范于未然。该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建构了危险和机遇同在的危机管理观，具有东方引导式和西方防范式的管理特征。
【关键词】生产过剩 信用 政治经济学
一、生产过剩
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主要的观点有“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次危机的原因，但主流的反思和解释不得要领，没有制度和经济根源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机。
其实，两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明确和系统化的解释和思考，即生产过剩理论。生产过剩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古典经济危机，也可以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剖析和解释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次贷危机自然也不例外。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大工业生产方式开始跳跃式扩展（恶性增值）。一方面，生产能力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使资本家和资本在追逐利润（剩余价值）的经济本能下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因生产资料私有和分配的不公，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消费能力的增长无法跟上生产增长，社会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和非均衡矛盾不断加剧，并体现为市场供求矛盾，经济萧条和工人失业。概括起来，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基本逻辑框架就是：（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
现在来比较一下理论和次贷现实。第一，生产恶性增长和生产能力过度膨胀。的确，次贷危机前全球处于一种普遍的“繁荣”（经济过热）中，从一百四十美元的油价和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就可见一斑。第二，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就拿美国来说，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的年薪动辄千万甚至上亿，而且增长令人咂舌（02年到03年华尔街平均年薪就翻了一倍）。而广大美国民众则远未享受到这种增长。同样是03年，美国年度工资的增长水平为2.7%，远低于华尔街的精英，而且增速在不断放缓。事实上，在这次危机中，一开始那些“买不起房”的次级贷款者，正是相对贫困者（在美国一部分申请次贷的人其实已经有了一套房，他们是想再购买一套投资性质的房产）中的一员。
二、生产过剩下的信用
自此，生产过剩解释的已经很清楚，那信用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对于此，马克思只是笼统地说，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并未详细分析。或者说，分析这些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构架，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根本没有意义，如黄达，就评价货币制度是“无法对资本主义带来破坏性作用”的范畴。
不过，对于解释次贷危机的演进过程来说，这种分析依旧是有意义的。
首先，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下，生产跳跃式增长，而无产阶级（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及主要有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却增长缓慢，出现了相对贫困。此时，从宏观经济学家们的统计图表上来看，总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似乎有衰退的迹象。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有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即凯恩斯开创并被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发展的“需求管理”。具体说，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的政策方向是拉动总需求跟上总供给的增长水平，缓解供求矛盾。拉动总需求的切入点有三个：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拉动的工具，都离不开信用。比如财政政策，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再如货币政策，央行降低利率，鼓励货币的借贷来刺激经济。本质上，都是利用信用，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来缓和生产与消费，或者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再看次贷，其实也是通过信用来刺激需求（包括房产投资和消费）的一个具体体现。本来买不起房的相对贫困者，突然被告知可以借入条件异常优惠的次级贷款消费，自然需求大增，于是房地产市场又走向了“繁荣”。
整个宏观经济大致如此，只是实现的具体手段各异，总之，在以信用为主要工具的需求管理（广义上包括了金融业自发的信用供应）之下，经济似乎又恢复了繁荣景象，图表上增长的量和速度都十分喜人，于是宏观经济学家和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官员们弹冠相庆，并预期，经济将继续增长，持续繁荣，“经济周期被打败了”。
可是，这之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那到了明天，花什么钱呢？
答案是没有钱。于是大量次级贷款人无法还款，cdo和cds市场崩溃，华尔街金融市场大海啸，危机还不断向实体经济和其他领域蔓延……
总之，在生产与消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试图利用信用为工具预支将来的财富来刺激需求，解决总供需矛盾，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只是延缓和压抑了危机，并不能阻止危机的爆发。
三、建议和结论
1.次贷危机的经济和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生产过剩，信用只是一种长期中必然失败的延缓生产过剩矛盾的手段，只能暂时压抑矛盾，而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危机在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动荡的同时，也重新腾出大量生存空间，危机产生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客观上促使生产跟着萎缩，进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保持信心，积极等待经济的复苏。
2.从根本上，次贷危机以及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逻辑内部解决的，须寻求制度外的根本性解决措施。不过，我们虽不能避免经济危机，却可以预防和预测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要预防这种金融危机（本质是信用危机），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针对信用增殖的合理的制衡机制。
当然，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恐怕就像马克思所说，是不可能的。消除经济波动和危机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的，但是要想从根源上根除经济危机，还需要寻求制度范围外的因素。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生产过剩 信用 政治经济学
一、生产过剩
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主要的观点有“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次危机的原因，但主流的反思和解释不得要领，没有制度和经济根源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机。
其实，两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明确和系统化的解释和思考，即生产过剩理论。生产过剩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古典经济危机，也可以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剖析和解释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次贷危机自然也不例外。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大工业生产方式开始跳跃式扩展（恶性增值）。一方面，生产能力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使资本家和资本在追逐利润（剩余价值）的经济本能下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因生产资料私有和分配的不公，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消费能力的增长无法跟上生产增长，社会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和非均衡矛盾不断加剧，并体现为市场供求矛盾，经济萧条和工人失业。概括起来，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基本逻辑框架就是：（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
现在来比较一下理论和次贷现实。第一，生产恶性增长和生产能力过度膨胀。的确，次贷危机前全球处于一种普遍的“繁荣”（经济过热）中，从一百四十美元的油价和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就可见一斑。第二，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就拿美国来说，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的年薪动辄千万甚至上亿，而且增长令人咂舌（02年到03年华尔街平均年薪就翻了一倍）。而广大美国民众则远未享受到这种增长。同样是03年，美国年度工资的增长水平为2.7%，远低于华尔街的精英，而且增速在不断放缓。事实上，在这次危机中，一开始那些“买不起房”的次级贷款者，正是相对贫困者（在美国一部分申请次贷的人其实已经有了一套房，他们是想再购买一套投资性质的房产）中的一员。
二、生产过剩下的信用
自此，生产过剩解释的已经很清楚，那信用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对于此，马克思只是笼统地说，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并未详细分析。或者说，分析这些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构架，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根本没有意义，如黄达，就评价货币制度是“无法对资本主义带来破坏性作用”的范畴。
不过，对于解释次贷危机的演进过程来说，这种分析依旧是有意义的。
首先，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下，生产跳跃式增长，而无产阶级（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及主要有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却增长缓慢，出现了相对贫困。此时，从宏观经济学家们的统计图表上来看，总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似乎有衰退的迹象。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有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即凯恩斯开创并被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发展的“需求管理”。具体说，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的政策方向是拉动总需求跟上总供给的增长水平，缓解供求矛盾。拉动总需求的切入点有三个：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拉动的工具，都离不开信用。比如财政政策，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再如货币政策，央行降低利率，鼓励货币的借贷来刺激经济。本质上，都是利用信用，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来缓和生产与消费，或者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再看次贷，其实也是通过信用来刺激需求（包括房产投资和消费）的一个具体体现。本来买不起房的相对贫困者，突然被告知可以借入条件异常优惠的次级贷款消费，自然需求大增，于是房地产市场又走向了“繁荣”。
整个宏观经济大致如此，只是实现的具体手段各异，总之，在以信用为主要工具的需求管理（广义上包括了金融业自发的信用供应）之下，经济似乎又恢复了繁荣景象，图表上增长的量和速度都十分喜人，于是宏观经济学家和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官员们弹冠相庆，并预期，经济将继续增长，持续繁荣，“经济周期被打败了”。
可是，这之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那到了明天，花什么钱呢？
答案是没有钱。于是大量次级贷款人无法还款，cdo和cds市场崩溃，华尔街金融市场大海啸，危机还不断向实体经济和其他领域蔓延……
总之，在生产与消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试图利用信用为工具预支将来的财富来刺激需求，解决总供需矛盾，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只是延缓和压抑了危机，并不能阻止危机的爆发。
三、建议和结论
1.次贷危机的经济和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生产过剩，信用只是一种长期中必然失败的延缓生产过剩矛盾的手段，只能暂时压抑矛盾，而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危机在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动荡的同时，也重新腾出大量生存空间，危机产生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客观上促使生产跟着萎缩，进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保持信心，积极等待经济的复苏。
2.从根本上，次贷危机以及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逻辑内部解决的，须寻求制度外的根本性解决措施。不过，我们虽不能避免经济危机，却可以预防和预测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要预防这种金融危机（本质是信用危机），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针对信用增殖的合理的制衡机制。
当然，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恐怕就像马克思所说，是不可能的。消除经济波动和危机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的，但是要想从根源上根除经济危机，还需要寻求制度范围外的因素。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欧洲债务问题的爆发不仅有外部原因，而且也有内部经济结构不平衡，财政、货币政策二元结构，财政纪律松散等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国家竞争力下降。债务问题往往与一国竞争力紧密相关。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德国是欧元区中唯一出现竞争力上升的大国，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都出现了竞争力大幅下降和贸易收支不平衡的趋势。例如，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这一指标，2009年希腊达到8.8%，西班牙5.4%、葡萄牙10.2%，德国却是经常账户盈余4%，卢森堡盈余则高达11.6%。与此同时，欧元区大部分成员国遭受着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和新兴国家的经济冲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元区大部分成员国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在此背景下，欧元区财政收入严重不足，只能依靠发国债来维持财政支出，随着债务负担的加重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债务危机的爆发成为必然。
2. 福利过高。欧盟成员国大多数是高福利国家，巨大的社会福利，需要一国较高的国民收入作为保障。而欧洲多国长期却是低增长、高支出的格局，于是过高的福利费用推高了财政赤字，提高了外债比例，且最终导致了欧洲债务问题的爆发。以希腊为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希腊政党承诺高福利以争取民众选票，而无视本国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希腊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2003年底达到6.4%，在2009年底高达13.3%；总外债占GDP的比例在2003年达到104.92%，在2009年高达177.63%。长期过高的财政赤字和外债负担势必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
3. 财政、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建立及欧元的诞生，使得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统一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欧元区各国央行丧失了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而财政政策的决策权仍掌握在各国手中。这种财政、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安排，一方面容易导致各成员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冲突和错配，另一方面导致各国在遭受外来冲击时，由于无法调整货币政策，只能更加倚重财政政策，从而造成巨额赤字和债务负担。
4. 各国利益博弈导致解决问题效率低。经过多年的扩张，欧盟共有成员国27个，但各成员国都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且经济结构、发展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当一个国家出现危机，其他国家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自身难保，从而不会对危机发生国进行及时有效的救助，导致危机扩散。
5. 国际评级机构唱衰欧债。信用评级是对一国的综合实力进行评定，体现将来的可能性。从冰岛危机到现在，国际评级机构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欧洲债务问题。每当国际评级机构对某些国家债务进行评级后，都会带来相应的股票下跌、经济下滑等负面影响，使得面临债务问题的欧洲国家雪上加霜。
二、解决欧债危机的措施
欧债危机发生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原因在于其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不仅威胁欧洲金融业，还向非金融领域传导，进而波及到实体经济。其次，它对欧元和欧盟一体化的未来影响重大。在危机发生后，欧盟的一些边缘国家不一定会热衷于加入欧元区。而由于欧元区是欧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成果和标志，因此在欧元区魅力不再的时候，欧盟的经济一体化也会停止。最后，对全球经济影响深远。一方面，欧元区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旦出现问题，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势必会受到牵连。另一方面，欧债危机打击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引发市场恐慌情绪，缩小了各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运用空间，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积极寻求相应对策。从欧债危机产生原因来看，要想解决此次危机，除了发挥欧盟、IMF等援助外，还得靠债务国自己积极应对解决，具体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削减财政赤字。欧债危机的原因之一在于过高的财政赤字，因此削减赤字是解决危机的必由之路。为此，各危机国必须实行财政紧缩政策，采取取消养老金、削减奖金和津贴等降低高福利的措施。
2. 降低劳动力成本。全球化已经使经济发展超越了国界，激烈的竞争使贸易壁垒变得越发脆弱。因此，要解决劳动力成本问题，首先，降低失业保险和补助等优厚政策；其次，增加对特殊岗位补助，主要对时间就业者进行补助；再次，取消影响劳动力工作时间的相关法律；最后，扩大老年人口就业来增加劳动力数量，这也是解决欧洲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2. 真正推动经济一体化。要想解决欧元区财政、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问题，其根本措施在于实现经济一体化而不仅仅是货币一体化，这意味着欧元区成为事实上的经济联邦制。虽然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但也是欧元区国家最终要面对的问题。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总体上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欧洲债务危机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1. 重视对金融业的监管。金融业始终处于金融风暴的中心，在危机中受到最大冲击，加强金融监管也成为国际社会近年来各项改革的重中之重。虽然我国近年来未曾发生金融危机，但这也意味着我国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难以预料，因此，我国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还应重视对金融危机预警机制及危机应对机制的研究。
2. 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债务。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严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为金融业面临的主要风险。由于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及融资渠道有限，必须对地方政府债务加以规范和约束，以防止债务危机的爆发。
3. 扩大出口贸易对象。欧洲债务危机使我国出口迅速下滑，暴露出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不合理。为了解决该问题，今后我国应积极寻求新的贸易对象，扩大贸易产品范围。
参考文献：
［1］郑联盛.欧洲债务问题：演进、影响、原因与启示［J］.国际经济评论，2010，（3）.
［2］姚铃.欧元区债务危机及其对中欧经贸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贸易，2010，（6）.
［3］【加】加获卡・德赛.凯恩斯的回归：从世界货币到国际货币［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2）.
［4］孙杰.债务危机与欧元区的不对称性［J］.欧洲研究，2011，（1）.
［5］张锐.希腊债务危机的再救助与欧债危机的走向判识［J］.国际金融，2011，（7）.
［6］蔡彤娟，黄瑞刚.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治理方案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1，（9）.
On the Debt Crisis and Financial Crisis
克鲁格曼教授说中国不存在内生性的经济危机中国是出口危机。这个判断我是非常同意的，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判断涉及中国怎么应对当前的困难，我觉得中国不存在危机问题什么是危机呢?就是没有钱了，银行倒闭，企业破产，这是危机，中国没有这个问题。中国问题是什么?出口太大，今天克鲁格曼教授讲了，创造了非常大的贸易盈余，变成全世界金融经济不平衡的一个主要来源。中国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随着美国企业一连串的破产、倒闭，政府拿出钱把这个连锁反应切断，这是很对的，但是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不需要拿很多钱去切断破产的连锁反应，中国有破产问题，但那是由于出口危机造成的。所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解决结构问题，就是出口太多，进口太少，内需不够，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政府再拿四万亿，问题还是存在。其实美国也是一样，美国也不光是政府拿钱解决问题的，美国也存在着结构问题，今天克鲁格曼教授提到了美国的储蓄率这么低，这就是结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表面上看GDP不下降了，但是问题还是存在。
所以，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尤其是中国要解决经济困难，从根本上讲要解决结构问题。这个就不详细谈了，我们有一系列的结构问题。
祁斌(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危机可能不是很糟糕
克鲁格曼先生讲到危机的时候，好像看到的危机都是比较糟糕的，我想补充一点我的想法，危机可能也没有那么糟糕，实际上人类从来没有避免过危机，人类就是在危机中成长起来的。
比如说大家说这次危机之前最糟糕的一次危机是1929年的金融危机，1929年之前美国是没有监管机构的，SEC是1929年之后建立的。当时美国是没有证券方面法律法规的，没有现代的投资银行业，也没有现代的资金管理业，所有一切都是1929年危机带来的。我们不能说危机是好事情，带来了好东西，而是人类应对危机产生了一些变革，这些变革是人类进步的来源。
我想说的是在危机中政府的干预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财政支持，刺激的计划。另外一部分就是要进行制度的变革。所以，我们更加关注的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从这次危机中借鉴的教训，包括国际监管的改革和合作，这是我们可以吸取的。
龙永图(博螯亚洲论坛秘书长)：中国不能丢掉劳动密集型产业
全球经济的中心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或者是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方向肯定是存在的，但是现在没有发生这种变化，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这次金融危机对于我们中国很多的搞经济的人来讲是一副清醒剂。
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认为中国很快将不搞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将发生很大变化，我认为这都是幼稚的，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国情没有基本了解的一种幻觉。
所以，克鲁格曼先生讲基于相对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还会长期地存在下去，中国很长一段时间还得靠自己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占据自己的优势，中国丢掉了这个优势就丢掉了国际贸易的强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很清醒地认识到。
有人觉得整个经济管理中心从企业转向了政府，全球经济中心从发达国家转向了新兴经济国家，这都是表面现象，根本没有发生这种变化。如果全球经济管理的中心从企业转到政府的话，特别是这个观点在中国是非常有害的，如果真是出现了这种变化的话，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种倒退。
关键词：同课异构；传统课堂；教研形式
新课改下如何提高课堂效率和提升教师素质是当前每所学校亟需解决的教研问题，而对此所采取的措施和做法，可以说各校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同课异构”这种教研模式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应运而生的，它实现了教师之间更深层次的交流，使大家能够取长补短，实现共同提高的目的，也为教学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空间。而所谓的“同课异构”实质上是指不同的教师面对同一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自己对教材的理解，立足于各自的教学经验，进行各种教学构想并付诸实践的一种教研形式。
2013年5月中旬，我校举行了一学期一度的对外公开教学活动。此次活动历史组的课题是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二专题六的第一节《“自由放任”的美国》，形式是由本校的陈老师与外校来的林老师进行“同课异构”。这节课的要求是：了解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标志和表现；分析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点和影响；了解胡佛反危机政策的特点及效果。在教材的处理和重难点的预设上，两位老师都有对教材进行重新整合，在重难点的预设策略上也基本一致，但突破的方法不同。其重点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点和影响；难点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影响和“自由放任”政策。从教学模式来看，陈老师的课属于目前我们学校正“流行”的“三环自主”的教学模式（即课堂上的前15分钟学生同组交流、完善学案，课中15分钟教师精讲，课尾15分钟合作讨论、课堂检测），而林老师的课则是相对传统的一种教学模式，可以说是一次“现代”与“传统”的较量。下面主要从两位老师对“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表现、特点、影响和爆发的原因”的教学处理来讲讲。
一、关于经济危机的表现
陈老师在事先学生预习的导学案中已有预设的思考题，此环节主要是由同组学生交流、反馈，教师引导学生从金融、工业、农业和外贸方面来回答。这是“三环自主”教学模式中第一环的表现之一。而林老师则通过视频《大国崛起》片段、四张照片（《苹果一斤5美分》《农场主将积压的牛奶导入大海》《无家可归的人》《等待救济的人们》）、数据材料（危机间的美国：股票价格下跌了87.4%；银行破产了共10500家，占银行总数的49%；工业生产总值下降了46.2%；企业倒闭数在13万家以上；农产品批发价格下跌了54%；农场破产了100多万家；国民收入减少了54.69%；进出口贸易下降了70%）、表格（《同1929年相比，1932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源自教参）将危机的表现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让人感触很深，印象也很深。“历史”可以激发人们的情感，亦可让人深思，而那些视频、照片、数据等就是最好的“催化剂”。例如，在林老师展示四张照片时，学生就问了一个问题：既然牛奶都积压了，为什么农场主们不把它们分给贫苦的人？这一问，可以说是切入到这节课的一个概念问题――“经济危机”，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经济危机？笔者认为只要再加上别的设问不失为一道很好的合作探究题，同时也说明课堂中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照片等资料来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发问的能力。相比陈老师的这个教学环节，通过预设问题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却略显得“硬邦邦”。
二、关于经济危机的特点和影响
两位老师的设计是“异中有同”，“异”是指陈老师通过展示插图和文字资料（美国民谣、1929年～1933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关税战）来达成目标，而林老师是直接告诉学生该从哪些方面去回答并通过讨论来解决；“同”是二者都从时间、程度、范围和影响方面引导学生来回答经济危机的特点，从积极和消极、国际和国内、政治和经济等角度来引导学生回答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些都是高中生必须掌握的解题思路。笔者认为两位老师对这一教学环节的处理“各有千秋”，但都应注意挖掘学生自身潜在的认知能力。
三、关于经济危机的原因
这是本节课的重点又是难点，两位老师是“各显神通”。陈老师在课堂教学中主要通过给学生材料，然后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展示交流结果得出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
材料三：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激化。但是，资本主义多次爆发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空前严重，仅仅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角度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究其根源，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生产力，在20世纪20年代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但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没有适应这一重大变化，采取措施在其他领域进行相应的调整，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而是延续“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
――杨宁一《历史新视野》
（2）据材料三，分析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给材料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从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根据题目要求，学生不难找出两对原因：一是根本原因，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二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以及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如何？主要通过教师的讲解来解决（关于“生产社会化”的概念，陈老师在导学案中有解释），因此该合作环节不够放开。
观察林老师的课堂教学，关于这一内容其叙述表现出“详”与“略”的结合：主要从直接原因着手，略讲根本原因，并结合表格和板书突破此重难点。在这些教学环节里，两位老师所采取的方法都值得学习和借鉴，但纵观两节课，“知识检测”所花的时间很少或没有，这似乎有点美中不足。“知识检测”一般会被放在一个知识点讲完后，或教学过程最后一个环节。其实，“知识检测”也可以在我们讲解某一知识点之前进行，尤其是对解决重难点知识很有必要。因为高中历史中的很多知识点，学生在初中已学过，只是记不清了，所以适时进行检测，可以帮助学生巩固旧知识，同时亦利于深化知识。
与一般的课相比，“同课异构“的教学内容虽相同，但教学风格不同，呈现了课堂教学的多样化。通过这次“同课异构”教研活动，笔者深感受益匪浅，对教学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现代”与“传统”不能一刀切，“传统课堂”还是有其精辟、可取之处，不能一棍子打死，例如，这节课林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最后一个教学环节未完成，但其生动的、有情有感的、有血有肉的历史课堂却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代课堂”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但教师也要注意恰当的引领；教学内容的多样性和教学对象的差异性，决定老师的课堂教学不能采用一种固定的方法。“教学有法，但教无定法”，因此在今后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灵活机动地构建教学方法，以便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课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包训国.2009年高考文综专项训练.历史学习，2009.
[2]邵忠升.“同课异构”教研活动反思.石油教育：双月刊，2011（01）.
在政治思想史上，合法性一直是以政治哲学的形式出现的。所谓合法性，也就是是对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关系的评价。[1]实质上，合法性就是正当性[2].从法律上讲，合理性主要是指正当性说明。指论者要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听者，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并为对方接受[3].
从历史上看，论说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哲学大体经历了从神到人的发展过程。简单而言，在中国古代，商周时期是以“上帝”和祖先崇拜来为统治进行合法性说明的，而由于君主专制的统治形态所必然具有的弊端，孔子创造了以伦理为中心的政治哲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仁政”为两端，形成了“道统”和“君统”互相制约的统治合理化论说体系[4].而近代，随着西学东渐，更主要的由于“人”的意识的觉醒和个人利益的发达，合理化论说体系从“神”到“君”进而转变为以“人”为基础。随之而来的，政治运作的表现形式就是从“君主”转变为“民主”。但是，以欧美国家为榜样的所谓“民主”的政治体系面临着体制上的实质缺陷的困扰，这两个实质缺陷之一就是马克思所发现并论证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资本掠夺超额利润所必须的剥削，包括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和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掠夺。这两个实质缺陷在近代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也导致了“民主”合理性在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彻底破产。其表现形式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历史就表现为：辛亥革命“君主”争取“民主”-“旧民主”（资本主义）争取“新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获得执政地位。
后工业时代，在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合法性论说、以资本主义和财产私有为经济模式的国家，随着民主的日益技巧化以及操控信息的技术日益成熟，加之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蜕化，更重要的由于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面临的大量“民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以及“民主”和“自由”所直接导致的问题的泛滥，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主主义的政治运作合法性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其合法性论说的辩护能力日益下降。有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开始，世界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1929年到193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自由放任式管理模式遭到怀疑，[5]”旧的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危机的传统理论开始失效，资本主义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下的政府也出现了合法性危机的问题。正是针对这样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合法性问题的论说。
二、哈贝马斯的合法性论说
哈贝马斯认为[7]：所谓合法性问题，也就是一个政治制度，一个政权的威严和权威能否得到人们信任和承认的问题。[8]他同时认为，一、后工业社会完全有能力采取措施，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干扰和不符合人们意愿的副作用就会减少，并且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把社会中发生的利害冲突限制在个人的范围内，使之不能形成阶级的利害冲突[9].二、他强调人们行为的协调应以共同的规范为基础，而共同的规范是由人的统一认识促成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对话[10].其前提是：同行为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公认的要求只能是用目的在于取得共识的辩护来实现[11].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是基于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的诸多现象的认识而提出的。例如，他提出有关危机的现象包括：生态的平衡、人类学的平衡和国际的平衡[12].同时，他也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飞速发展，使这个世界性的社会制度面临着一些问题；（但是，）不能把这些问题理解成为这个制度所特有的危机现象。
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人和制度互动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指出：社会本身不能单独实现进化，只有当它和行为主体结合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一个有进化能力的系统；一个社会，只有在吸取了社会化的行为主体的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新的结构，从而使它的控制能力和调节能力达到一个新的水平[13].他认为马克思仅仅看到了生产领域，而没有人的交往行为和社会同一性的形成对社会进化的作用。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巨擘，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演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角色，哈贝马斯既看到了所谓“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化危机，又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式解释社会进化和发展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危机论，并以合法性论说的方式试图解决这样的危机，进而试图在渐进式的更新的前提下，以哈贝马斯式的“互相理解”[14]的“民主”来实现社会稳定。总体而言，哈贝马斯的理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甚至对马克思的社会学方法还有较大发展，强调人与人之间客观联系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他也不讳言其理论的辩护性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核心形成的，而这个制度的核心，（是）确定社会一体化的既定形式。”[15]
尽管哈贝马斯的思想是建立在保留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的，但是，其思想仍然具有十分可观的借鉴价值。尤其重要的是，哈贝马斯通过“互相理解”的方式提出的新型民主思想。传统上，社会契约论、代议制民主和权利限制作为经典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方式，具有难以辩驳的“辩护水平”。尽管早至卢梭就曾提出：真正的民主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但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生产资料的小规模个人占有的经济关系和法律绝对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制度使改造传统的民主方式的任务并不紧迫。但是，随着跨国公司等法律、经济和文化巨人的出现，个人的意志和政治参与程度及效果受到极大的压迫，传统上的自由主义下的代议制民主遇到了一定的危机。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问题的思路同时提供了以辩护水平为尺度的社会弥合的解释性手段，同时他的思想也不仅仅停留在“辩护”上，而是将合法性的辩护与解决性手段相结合，以解释来促进解决，这就“弥补”了马克思从社会更替的革命角度看待问题而提出的单一的“解决”性的手段，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了人与社会的互动，克服了马克思“技术至上”论对人和社会互动的忽视。
三、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从前文可以看出，对于政治架构和运作的合法性论说对于政治权利是极为重要的。正如学者所说：“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统治，统治者命令能否被服从的命运都取决于是否建立并培养了被统治者对统治的普遍信仰。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16]历史和现实也都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也无法回避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于2004年9月1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一文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同时，中共中央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
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一决定既承认了党也存在执政合法性问题，也指出了执政合法性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说，这一决定是对合法性问题的承认和思考。那么，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合法性危机的实质又是什么？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所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一样，其基础都是“一种对规范的规则模式‘合乎法律’以及根据这些规则有权命令的那些人的权利的确信”[16]，是指对一种现存统治秩序的信仰，以及由这种信仰指导下的对命令的自觉服从。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和在这种信仰下对政治运作的自觉服从同样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法性首先来源于资本主义自身危机。在资本主义不能克服其本身客观存在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前提下，按照矛盾的观点，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并且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资本主义本身必然会有“新”的、反映其危机的思潮和社会运动。这一思潮和社会运动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科学化、系统化总结之后，社会主义本身成为一种信仰，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分析社会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内涵，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讲，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恰恰来自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自身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身就应该是社会主义合法性基础。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也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必然，也是社会主义本身成为合理。恩格斯认为：“从本世纪初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每一次它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17]而所谓“革命”，在哈贝马斯那里就是“利害冲突”没有“限制在个人的范围内”，而是形成了“阶级的利害冲突”[18]的外在表现，也就是“合法性”遭到危机的最直接表现。
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是政治危机。在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导致的无产者的贫困和经济权利的丧失，使无产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利”丧失了实质意义。因此，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19]，以替代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0]从国际关系而言，由于争夺资源和“夺取新的市场”[21]的斗争，使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时激化，资本主义在既定的文化范畴内的意识形态上的破产就成为必然。在中国历史上，这一过程就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四”运动。“五四”之后，共产主义学说逐步成为中国革命者中占据主流的流派，与这一客观矛盾的存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实上，社会主义合法性的现实基础乃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无产阶级民利的丧失，意识形态基础乃是马克思主义对这样的经济危机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构造。
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合法性矛盾、融合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从马恩时代以来，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冲击，其变化是显著的。目前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是基本稳定的，社会危机还不突出。而社会主义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到目前，也经历了深刻变革。但是，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统治”，都存在“合法性”问题。它们之间的“合法性”问题既有客观必然的矛盾，也有相似之处。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够有效地解决经济增长问题[22].但是，他同时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的功能除了日益严重的问题，行政系统无法完成从经济系统那里接受来的控制性任务，于是，合法性的系统无法维持它要求的群众表现的那种忠诚水平[23].简而言之，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够保证经济的增长（但他也认为财富无法无尽增长），但是，政治当局无法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问题，因此，“生活领域”会发生混乱，进而导致“群众”对政治当局的认可程度、忠诚度的降低。进而，合法性就会出现危机。
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显然，社会主义的执政党同样必须解决经济持续增长和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控制经济的政治任务，只有这样，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才能和谐发展，使合法性得到加强，并进一步促进政治当局（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增强，提高其控制能力，使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可能。《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扭住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表明，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和控制市场经济的能力是政治当局的合法性的基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对于“晚期资本主义”而言，市场经济制度已经是一个事实，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而言，建设并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仍是一个时期的任务。其次，合法性的核心不仅仅在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是在于政治当局控制经济系统，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导致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而言，经济发展本身只能是社会目标之一，而社会目标和人的发展目标不容须瞬忽视，否则，最终不仅会使社会主义丧失制度优势，而且会随着合法性、忠诚度的降低而丧失对经济系统的控制能力，使经济运行失去可控性。
哈贝马斯认为，行政计划需要拥有合法的权利[24].日益增长的合法性需要，“今天必须用（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政治民主手段使其得到满足。但是，形式民主的手段费用巨大。”“（国家）必须考虑到居民的普遍利益，并把这种利益维持在必要的程度上，以免使群众对国家的忠诚降低到引起冲突，使国家失去合法性。”哈贝马斯一方面指出了利益妥协需要一种政治民主手段，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形式民主”的困境-花费过大。他还指出了一种意见，那就是说，“国家可以随着使行政系统不依赖于合法的意志形成来摆脱合法性问题。”通过富有“表现力”的符号和象征同行政管理的工具性的功能的分离，来为国家避开合法性问题服务[25].其实，这样的观点就是使民主“形式化”，抛开民主的实质性的“决定”价值，而使行政系统的决定技术上合法化、“自我”合法化。哈贝马斯并没有指出合法性需求、利益妥协和分界以及花费巨大的形式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缓解。
同样，《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段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如果我们把人民当家作主理解为民主的实质决定作用，依法治国的“法”理解为利益的妥协和分界，那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样面临这如哈贝马斯所言的实现民主的巨大成本问题、民主对利益分解的实质性决定价值问题两大历史性课题。而在民主实质性决定的问题上，不仅仅存在效率这一客观障碍，也存在国家间竞争这一影响利益分界的重要变量如何进入民主决定系统的问题。另外，尽管我们可以引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样的技术性决定系统，但是，“技术性”的决定和貌似价值中立的行政系统“输出”的决定是有助于还是有损于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地位最终也必须经过群众的合法性意识衡量，而没有体现“合法
性意识”价值手段的技术性决策系统事实上是无法衡量合法性的，其实质必然也是有损于合法性和民主的实质决定价值的。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关于合法性获得的建构。群众的合法性意识与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建构是一对有着内在结构性矛盾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的获得，本身就是破坏性的，如果获得合法性的方法被看穿的话。有人试图通过有目的操控手段来弥补合法性的亏空；这种尝试在系统上的局限性就在于行政活动和文化系统这两个领域间的结构差别。”[26]他更进一步指出，“国家不能简单地掌管文化系统；国家领域的扩张，致使文化的确信无疑状况发生了问题。”意义“成了一种能源匮乏，而且将越来越匮乏。”简单讲，也就是说，文化系统本身是生成合法性意识的基础之一[27]，合法性的存在是基于合法性意识的自我生成和主动衡量，一旦合法性意识到其生成和衡量是由政治当局所操控，那么合法性意识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基于其“自觉”后的意识重新对合法性进行衡量。一旦合法性意识中的“意义”失去自主性，群众就会用“价值”来衡量“合法性”，而和“意义”不同，国家所能提供的“价值”的合法性论说是有限的，因此，容易孳生合法性危机。
相比较而言，《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来源是其对社会的自觉意识和科学规律的把握，因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修正来提供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资源是必须的。但是，合法性建设的重要问题乃是如何提供“意义”资源。政治当局和行政系统直接操控文化系统会使合法性意识处于不断“反省”和“自觉”的过程，使合法性意识的形成背离其“自生”和“自觉”的客观规律，不仅不利于合法性问题的解决，而且会使社会丧失“意义”资源，而以“价值”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尺度。而由于价值的方向性，个人、团体、国家对于同一决定的价值衡量必然是不一致的，因此，最终往往导致社会分裂。
总之，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建构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总体而言，其合法性理论以社会弥合为目的，提出并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并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提出了社会利益妥协和分界以及合法性意识建设的问题，对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维持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讲，同样需要考虑的是党的执政、民主、效率、利益妥协和分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合法性之间的紧密关系等重要社会分裂和弥合的变量。
「注释
[1] [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页。
[2]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28页。
[3] 参见：Steven H.Gifis Law Dictionary：Justification， ：Barron‘s Education series，1996
[4] 参见：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一版。
[5] 郑春燕：“当合法性遭遇正当性”，《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
[6] 参见：王慎之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库》（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3页。转引自：郑春燕：“当合法性遭遇正当性”，《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
[7] 所引资料未注明者均自：[德]哈贝马斯著：《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
[8] 页13。
[9] 页13。
[10] 页9。
[11] 页321。
[12] 页303—304。
[13] 页12。
[14]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的理论》，下卷，第415页转引自：[德]哈贝马斯著：《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0页。
[15] 页155。
[16] ［挪］朗内·斯莱格斯塔德：《自由立宪主义及其批评者：卡尔·施密特和马克思·韦伯》，［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4页。转引自：郑春燕：“当合法性遭遇正当性”，《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二版，第236页。
[18] 页13。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二版，第239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二版，第29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二版，第278页。
[22] 页303。
[23] 页308。
[24] 页308。
[25] 页309。
[26] 页309—310。
失业，经济增长陷于停滞使欧洲的前行异常艰难，而希腊、西班牙、法国近来形势的变化，使稍事休整的欧债危机再度改道。
希腊的议会选举加大了其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先是得票率获得前三的新、左翼激进联盟党和泛希腊社会运动党的组阁努力均告失败，随后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与各党派进行了持续一天不成功的协商，最后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也因各方相互诋毁而告吹。各种政治乱象迫使希腊在6月重新进行议会选举。
重新选举背后的阴影是，按时间表，希腊需在6月30日前制定并通过110多亿欧元的2013年－2014年支出削减计划，以如期获得第二轮援助方案下的救助款项。如果议会重新选举中左翼政党上台，既定的欧债解决路线“紧缩财政、隔离希腊”就会受到挑战。一旦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三驾马车”决定割断希腊外援资金，希腊政府的资金将于7月初枯竭。如若希腊退出欧元区，恐慌效应会引发欧元区更大范围的震动。
政治不确定性也出现在欧洲其他国家。在奥朗德高举反紧缩大旗赢得法国总统选举胜利后，抵制德国倡导的欧盟财政契约的浪潮蔓延开来。不过，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5月14日表示，欧盟不能根据法国等国的大选结果而修改严格的财政契约。
另一个风向标是西班牙。西班牙银行业由于私人部门杠杆率过高，对日渐萎缩的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敞口也过高，其资产质量让人担忧。尽管西班牙已宣布大幅削减预算和巩固银行的新计划，但西班牙十年期国债成本依然在5月中旬飙升至今年最高水平，这表明了人们对经济萎缩和不良房地产贷款的担忧加剧。
早在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发酵初期，尼古拉斯・韦龙（Nicolas Véron）的政策研究就已经把矛头指向欧洲。作为同时在美国和欧洲的重要国际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和布鲁盖尔（Bruegel）工作的经济学家，韦龙对欧洲债务危机与银行业危机有独到而深入的观察。
对于依然在颠簸中滚动的欧元区危机，这位喜欢垂着头思考问题的法国前劳工部长顾问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他看不到希腊有序退出的可能，所以只能希望令希腊留在欧元区的协议最终达成，这对各方都有利。
他继而表示，欧洲的主要问题在于，货币联盟存在设计缺陷，没有辅以有力的财政联盟和银行联盟，这使得它不够强大、不可持续，而欧元区目前的一体化程度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他认为，政治决策是决定欧洲危机走向最重要的因素。这场危机将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不仅仅是因为欧洲各国有不同的选举时间表，而且要想使各国公共舆论达成一些政治共识，继而使各国达成政治共识，也都需要时间，这是政治的本性。公共舆论不会很快地改变立场。欧盟的民主决策框架，又决定了选举和公共舆论同等重要。公共舆论约束着决策制定，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也就解释了欧盟的决策过程，为何如此缓慢和低效，令人沮丧。
紧缩与增长的正反说
《财经》：虽然希腊从欧洲货币联盟中退出的可能性在不同的时间段被提及，但最近的变化是，欧央行的官员首次公开讨论了这一可能。这是不是意味着欧元区解体的风险正变得更具体？
韦龙：希腊的政客们正在铤而走险，而欧元区的政策制定者们现在也卷入其中。这个策略是否明智有待观察。如果希腊无序退出，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人会是赢家。我看不到希腊有序退出的可能，所以只能希望令希腊留在欧元区的协议最终达成，这对各方都有利。
《财经》：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在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的背景是，该党呼吁废除作为纾困条件的紧缩计划，这表达了希腊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心声。但是希腊腾挪的空间有多大？
韦龙：紧缩是痛苦的过程，但是对希腊而言，真正的问题是，是否存在可替代的解决之道。许多希腊政治家似乎在暗示，希腊要留在欧元区内其实不必厉行紧缩，这一看法完全不现实。
《财经》：不只是希腊，在整个欧洲，紧缩政策的前景都在变得晦暗不明。以法国为例，社会党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他赞成实施“严肃的财政政策”，支持恢复公共账户平衡，但“反对长期实施紧缩”。
韦龙：奥朗德一直声称需要增长而非紧缩，但如果考虑到政策可能性，他的选择范围十分有限。法国没有刺激经济的空间。深究起来，紧缩与增长，只是人为制造的对立。
《财经》：欧元区经济复苏的基础十分脆弱，欧元区及其各成员国即将公布一季度的GDP增速，无论具体数据如何，人们大体上有这样的共识，欧元区内部仍然严重分化。
韦龙：这要看具体从哪个方面说。就竞争力而言，我不确定这种判断是否正确。危机发生之前，北欧和南欧的竞争力就存在差距，而这次危机揭示了这种差距有多大。
就经济增长而言，现在北欧与南欧正渐行渐远：南欧日益陷入衰退甚至萧条的境地，而北欧表现尚可。不过，不论是北欧还是南欧，其内部也存在着差异和不同。
《财经》：这种南北欧间的分化是否无法弥合？
韦龙：我们无法推断出分化演进的曲线，因为目前的局面非常不稳定，也不可持续。就增长和就业而言，目前南、北欧在经济效益方面存在差距，但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认为，南、北欧未来的差距走向取决于未来数月或数年内欧洲作出的政策决策。
一场制度危机
《财经》：其实在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后，人们一度认为欧债危机暂时告一段落了，但在短短数周内风云突变，这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
韦龙：LTRO显然不足以成为欧元区危机的神奇解决方案，它只能为欧洲央行争取一点时间，让决策者们有空间调整决策，尤其是在财政政策及其框架搭建方面。
欧洲的问题不是外生的。纵观这场正在演进的危机，最初的震动确实来自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的金融体系完美无缺。欧洲在银行的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而LTRO虽然对银行资本有影响，但它主要还是一项流动性政策，无法解决偿付能力问题。要想成功解决欧元区危机，需要出台更多的举措。
《财经》：一方面，欧洲统一的货币需要财政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支持；另一方面，人们抱怨在过去两年中，欧洲所做的比过去20年都要多，到底是举措出台得不够多，还是举措不能见效？
韦龙：主要问题在于，欧洲这一货币联盟的设计缺陷使得它不够强大、不可持续，它没有将财政联盟和银行联盟补充进去。
这对欧元区的决策者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他们想要货币联盟可持续，他们必须加强或引入财政和银行联盟，而目前后两者要么尚不发达，要么完全缺位。而欧元区目前的政治一体化程度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财经》：在欧洲打造财政联盟和银行联盟，是否有一个优先次序？
韦龙：我的直觉认为要先有货币联盟，然后是财政联盟，最后是银行联盟。这可能和很多人的直观认知不同。我认为，比起让渡对银行的控制，一个国家更容易让渡对货币甚至是财政的控制权，后二者在政治上更容易。
《财经》：要打造这样一个三者结合的联盟，欧洲现在最欠缺的是政治意志吗？
韦龙：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欧洲存在着四重危机：一是债务危机，二是经济增长危机，三是银行体系的危机，第四个，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欧洲的制度危机。基本上，欧洲各机构未能出台处理上述问题所需的政策。
《财经》：是否有政治危机呢？
韦龙： 欧元区特有的问题，除了财政和经济元素外，有很强的结构性政治因素。但我不会说这是一场政治危机。这是一场全欧洲层面上的制度危机。当然它有不同的维度，几个维度上的问题联系日益紧密，以至于难以区分开来。
金融抑制与银行联盟
《财经》：人们正在试图搞清西班牙银行业“黑洞”的规模，欧洲银行业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否出乎你的意料？
韦龙：不。追溯起来，至少自2008年以来，欧盟一直存在系统性的银行体系脆弱问题，这一直没能得到解决。
《财经》：那该如何解决银行业的危机呢？
韦龙：正如我刚才所说，欧元区危机的不同层面之间正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与一两年前的看法不同，现在我认为，欧洲无法单独去解决银行业的危机，而不去理会债务危机，不去理会更高层面的制度失灵的问题。
所以，欧元区统一财政是非常必要的一步，或者至少是在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方向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在此前提下，才可以真正讨论如何解决银行业的问题。这是欧元区危机各层面相互依存的一个例子。
《财经》：有人质疑对欧洲银行联盟的争论是对真正的财政约束问题的逃避。
韦龙：我认为，这个争论背后是欧元区可能选择的两个不同走向：要么金融抑制，要么实现银行联盟。在许多情况下，金融抑制表现为对储蓄者征收隐性或实际税收，或对整个金融体系征税，以造福国家。但这通常会影响金融体系在储户和借款人间进行资金分配的效果。目前的欧元区成员国就广泛采取了金融抑制手段。而如果存在 “银行联盟”来实行监管、形成银行业决议以及为储蓄保险，就不会出现金融抑制，或者至少不会到达现在的程度。
《财经》：现在我们是更倾向于沿着这两个方向的哪一个前进呢？
韦龙：当前欧元区各国正在沿着金融抑制的方向前进，而没有建立一个可靠的银行业联盟，尽管大家嘴上都赞同要执行共同的政策。（当然也没有全都停留在口头上，欧洲银行管理局的成立可能是最重要的举措。但该管理局不够强大有力，不足以阻止金融抑制在单个成员国层面的出现，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一些政府在金融系统中使用自身权力――包括管理和监督的权力，利用国内金融体系实现自身特定利益，为减轻自身债务和进行融资运作服务。
《财经》：现在银行联盟似乎还很遥远，目前让人忧虑的是，欧债危机会随着欧洲各国的选举结果而改变轨迹。
关键词：美债；欧债；危机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0-01
一、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不同
1.美债危机产生原因
当前国际形势下，金融资本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领域延伸，由投资实业获取收益转向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缺陷，运用各种金融工具获取暴利。同时国际债务模式呈现出新变化，原来世界最大债权国转身成为最大债务国，由公司债务危机向债务危机转变，从国家赤字转向“国家破产”。美债危机正是国际债务模式发生新变化的一种反映。近10年来，美国政府年平均借款规模超过4万亿美元，不断推升了美国的债务依存度。此次美债危机其实就是美国债务模式循环和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国之所以沿用这种债务模式，取决于美元国际循环路径。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全球范围内循环，主要依赖于两个渠道，一是通过贸易渠道来投放，经由金融渠道来收回；另一条渠道则相反。在此过程中，美国一方面消费了其他国家的商品与服务；另一方面又在境外留下大量的美元债券和其他形式的美国金融资产。通过这两个渠道，高收入只是通过虚拟资产的交易，而不是通过实物生产创造出来。利润空间巨大且获得方式相对简单，这样美元的国际循环就有了新的动力，然而正是这种动力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2.欧债危机产生原因
(1)自身原因
欧洲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力不足，以及高福利制度，这些都抑制了欧元区竞争力的提升，并导致了长期“低增长、高失业”的状况。这是欧洲政府债务负担加剧的根本原因。其次，欧元区虽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这种制度架构本身的不完善为危机的产生埋下了种子。当某些成员国遇到外部冲击时，它们难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特点，制定准确而高效的货币政策。比如，当希腊遇到债务问题时，对外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对内不能通过增发货币来削减政府债务。
(2)外部因素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债务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负债额度巨大。纵观全球经济形势，美国必须要“炮制”出一个比自身债务还要庞大的“同伴”。投资银行高盛在希腊危机中合法但是不道德的行为，使得希腊的经济恢复更为困难。尽管引发这次金融动荡是市场对欧洲债务负债率过高表示出的担忧，但三大评级机构煽风点火式的表现让这一危机愈演愈烈。在危机爆发之前，他们作为华尔街投行的吹鼓手，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帮助希腊隐匿债务、发行债券的时候，用最高的评级来吸引投资者大量认购，到华尔街投行的“陷阱”布局完毕，它就开始唱衰欧洲负债率过高的国家。美元却利用“避险属性”和阶段性强势，使资本大量回流美国本土，成了这场危机的赢家，包括美国国债等形式的美元资产大受追捧。美国国债受到超额认购，债务融资得以顺利进行。内外夹击之间，欧洲经济陷入了一场狂烈的债务风暴。
二、对待债务危机的态度及解决方式不同
美欧两方对“债务”有着不同的看法。欧洲人对待债务仍持传统观念。入不敷出情况下拥有债务在传统道德中是被否定的。而美国随着现代商业银行以“资本运作为主”模式的建立和发展，对债务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保持收支平衡早已不是首要任务，而利用债务盈利的多少则成为判定商业银行运作成功与否的标杆。这种态度对美国的公共财政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美元在国际上的霸主地位，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操控利息来对外输出债务，而不必过于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比如在经济紧缩时用高利率吸引海外“热钱”，而在“量化宽松”时降低利率，大量印钞，以出售债务的方式来输出国内通胀。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债多不扰，虱多不痒”的生活，他们认为对持有美债的国家来讲，如果出现损失与美国无关。可以说，20世纪债券市场的出现是债务道德观走下坡路的开端。在欧洲，尽管金融业受到“利用债务盈利”观念的影响，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公共财政仍没有脱离传统的框架。所以，当希腊等国发生债务危机时，欧盟出台的各项措施都是着眼于回归收支平衡。换句话说，欧洲认识到了过去所犯的错误，正采取积极行动来使经济重新回到健康的轨道。而美国却继续在走“量化宽松”的老路，后续经济发展可想而知。
三、前景分析
1.美债前景
截至2011年，美国国债总额已超过14万亿美元。从长期来看，未来医疗费用支出的不断上升与社会保障净收入下降这两个因素，将使得美国财政陷入更大的困境，其真正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更为关键的是，医疗健康支出事关社会福利，任何削减开支或者延迟支付都可能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指出，预计到2019年美国累积财政赤字将达到9万亿美元。假设美国能够保持年均5%的经济增长率，则2020年时的GDP约为24万亿美元，届时，全年收入仅够用来偿还积欠的债务。由于美国不具备足够的偿债能力，惟一的政策选择就是继续加大货币和债券的发行规模，以支付巨额国债利息、偿还到期债务和维持经济社会生活的正常运作。所以说，美国可能难以回避债务风险持续上升的问题。
2.欧债前景
出于希望改变汇率不稳定状态，西欧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开始谋求建立欧洲货币体系且期望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经过长久努力，欧盟区形成了统一的货币，欧元减少了成员国之间的汇率风险，促使欧元区国家通胀率下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欧洲高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开支的不断增加与财政扩张之间的矛盾。上述矛盾与冲突必然会使欧元区成员国付出巨大的经济发展代价和政治稳定成本。在现有的欧元体制下，要长远解决债务危机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痛下决心削减赤字，这对不久前经历了金融海啸的欧元区国家来说，确实是难以承受的冲击，所以说从短期来看，社会改革不免带来阵痛，但从长期来看，却有助于欧洲国家提升经济竞争力。金融海啸后，欧元区并没有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这样使欧洲央行有巨大的空间来应对债务危机。所以说，欧元不仅短期不会崩溃，还有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基础与需求。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各项救助方案的制定并不意味着欧债危机将得到完全解决，解决欧债问题仍然路途漫漫，但只要欧洲各国对待债务的态度正确，欧债危机的解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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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的回音
1.敢问路在何方：《终局：看懂全球债务危机》
欧债危机爆发，引发人们对发达国家债务问题的广泛关注，除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而外，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国的债务也岌岌可危。《终局》考察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债务问题，并大胆作出预测。
作者指出当前的危机不是典型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期，而是资产负债失衡型的衰退，是始于60多年前的债务超级周期的终结。全球化和金融创新延长了经济体中的“不稳定魔指”，一粒沙子触发的连锁反应可能会导致任何规模的坍塌，所以希腊的债务问题很重要。私人部门盈余、政府部门盈余和贸易赤字不可能同时并存。大多数情况下，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导致公共部门杠杆化加剧。例如，在美国和西班牙，危机从购房者转嫁给银行，最终转嫁给政府，而政府不能转嫁给别人，于是债务问题便走向了终局。当国家所欠债务过多时，国家通常利用通货膨胀、债务违约以及本币贬值等方法解决问题。作者认为希腊已经无药可救，爱尔兰命悬一线，美国已经陷入混乱，欧洲国家犹如现代版的金本位制，具有通货紧缩倾向，日本只是一只寻找挡风玻璃的昆虫，发生严重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只是时间问题，英国可能会悄悄地膨胀掉债务。
2.“克式”危机治疗法：《现在终结萧条！》
保罗·克鲁格曼是新凯恩斯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在《现在终结萧条！》一书中，克鲁格曼认为美国现在的处境与大萧条时期无异，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需求不足。经济体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且名义利率不能为零，所以政府要走出复苏必须大力仰仗财政刺激政策。作者认为，在如此大的危机前，美国政府一定要有“罗斯福式的决心”，而奥巴马政府的财政刺激却很不给力。美联储应大胆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不用担心通货膨胀率会上升，因为美国经济已处于“流动性陷阱”中；美国政府应该实施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增加对州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增加投资等方式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
克鲁格曼特别指出，在现阶段关注政府债务问题，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简直是荒谬，扩张性财政紧缩不可能发生，反而会陷入财政紧缩-经济萎缩的恶性循环。与《终局》一书的观点相左，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发生债务危机的观点是不可信的，因为美国的净外债在整体债务中所占比例较低，只要能够支付利息，债务即使再增加也不会产生危险。政府当前的重点应该是刺激经济，降低债务比例的根本方法也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克鲁格曼的危机治疗方案也许是对的，它严格遵循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但是他仅提供了短期摆脱危机的方法，并没有提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应当如何解决竞争力不足和结构性失业等长期问题。
3.美国的困境与出路：《曾经的辉煌：我们在新世界生存的关键》
与克鲁格曼的《现在终结萧条！》不同，《曾经的辉煌》没有直接描写当下的金融危机，转而关注美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是一部美国学者在金融危机下的反思之作。托马斯·弗里德曼企图站在历史的角度解决两个问题：美国为什么会陷入当前的困境？美国又该如何走出困境，重现昔日的辉煌？
作者认为，金融危机只是“周期性事件”，长期增长能力衰落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经济发展面临四大挑战：全球化、IT革命、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能源消耗和气候变化。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化，使得全球化进程更加“全球化”，大量廉价劳动力涌入市场，抢走美国大量的就业机会。通过引进和学习先进技术，后起国家与美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IT革命改变了美国人工作的成分，对劳动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做“创造性的创造者”和“创造性的服务者”。金融霸权和美元特权滋生了美国通过借债而非税收弥补财政赤字的习惯，逐年累积的赤字已经演变成岌岌可危的国家债务。能源消耗高涨对地球的生态环境造成威胁，如果找不到充足廉价而又清洁的能源来支撑所有“新美国人”的需求，世界将面临着能源枯竭、环境恶化以及气候变暖的威胁。
弗里德曼在美国曾经辉煌的历史中找到了美国通向繁荣的“秘方”，它依赖于五大支柱：公共教育的普及、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开放的移民政策、政府对基础研发的支持以及对私人经济活动的监管。冷战结束后，自尊自大的美国已逐渐将这一“秘方”丢弃，美国要想重振旗鼓，必须重拾这一秘方。
二、增长的召唤
除了关注当前的金融危机，一些经济学家将目光放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上。经济发展的最新研究向人们释放出乐观的情绪，将我们从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阴霾中释放出来。
1.发展思维3.0：《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在世行工作期间最主要的研究成果。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一国的产业结构应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这样的经济体才是最富竞争力的。一国应在此前提下，进行资本积累并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进而实现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早期发展经济学强调市场失灵、主张政府干预，以及后期强调政府失灵、主张自由主义的发展理论不同，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和政府协调发挥作用，所以被称为“发展思维3.0”。市场应该成为经济中的基础性制度，通过竞争决定资源的相对价格，正确地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才能鼓励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则担当“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重任，即甄别与一国潜在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新产业，消除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这一理论对以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实现经济转型有一定理论借鉴意义。
2.寻找经济增长的“圣杯”：《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
《新结构经济学》建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繁荣的求索》则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操作指南。林毅夫认为经济成功发展的“圣杯”体现在比较优势之中。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早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国家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优先发展了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产业上的扭曲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的扭曲。亚洲“四小龙”等成功的赶超国家都遵循了比较优势战略，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再进行资本积累，实现产业升级。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因势利导的政府，好的发展理论是市场和政府的有机结合。
林毅夫详细阐释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两轨六步法”。两轨即指“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六步法依次是：选择正确的比较优势产业，消除私人企业进入比较优势产业的约束，引导并吸引全球投资者投资于该国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支持成功自我发现的私营企业扩大规模，发展工业园区解决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向正确的产业提供有限的激励。林毅夫最后指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停滞的关键在于：集中精力于利用该国当前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
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两本书中，向人们证明了“每个国家都埋着繁荣的种子”。但是，林毅夫提出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并不是每个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能轻易办到的，如何把握经济增长干预过程中“度”的问题，克服经济结构改革中利益集团的阻挠等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繁荣的种子虽然有，但要让它生根发芽却非易事。
3.未来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
二战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生了持续加速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迈克尔·斯宾塞在《下一次大趋同》中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源于创新，创新带来了技术发展，进而推动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商品的竞争力。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得益于两个因素：第一，经济全球化。知识、技术和创新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国际供应链和与全球经济接轨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实现“追赶性增长”。第二，市场的激励机制、持续的结构性变化、人力资源、公共投资和城市化等因素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需要的关键性内部要素，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而另一些却长期处于低增长状态的原因。
斯宾塞通过严谨的分析和论证向人们传达出一种乐观情绪：“未来世界是一个多速发展的世界，虽然风险很高，但难度没有超过人类的聪明才智。过去的经验虽然有用但不够，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通过或者绕过前进道路上的潜在障碍”。
4.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在《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中，尼古拉斯·拉迪解读了中国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政策，并分析了中国领导人要维持经济增长所面对的挑战。
拉迪对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出台的刺激政策给予充分肯定，但他同时指出危机期间的刺激计划并没有试图解决中国的长期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存在五个不平衡：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且呈下降趋势；制造业过于庞大，服务业落后；储蓄投资缺口加剧。拉迪认为中国实现平衡目标的核心政策是金融体系深化改革，当中最关键的是重启利率市场化。另外，更有弹性的汇率、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生产要素价格的根本改革都是中国纠正失衡需要采取的必要措施。但是，拉迪提醒，中国经济不平衡增长中存在诸多受益群体，包括进出口竞争性企业、沿海省份、房地产和建筑公司以及商业银行，这些受益群体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力已经大到能够阻止大多数必要的政策改革，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中必须要克服的因素。
三、思想风暴
无论是研究危机还是增长，研究者往往感慨经济理论发展总是跟不上经济实践。为了解决传统经济理论存在的缺陷，经济学家开始将控制实验和心理学等研究方法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为其注入新的活力。
1.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自由市场经济学：一个批判性的思考》
安德鲁·肖特在《自由市场经济学》里运用“内在批判”法对“自由市场论证”的基本前提假设进行批判，证明了自由市场并不是医治一切问题的良方，对于某些问题，非市场机制是必需的。
自由市场市场论证包含6个基本假设：理性和自利，效益主义，个人主义，无形之手———自由放任假设，过程导向社会公正观，效率———公平互抵假设。作者认为不仅仅在缺少协商、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等情况下，个人理性会破坏市场预期达到的最佳结果，在没有上述因素情况下，市场也可能会失效。例如，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体里，当工资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分配时，可能有一部分人口要面对接近贫困线甚至以下的工资，即“角点解”，他们的理性反应可能是将原本用于合法市场活动的时间分配到诸如犯罪或其他不受欢迎的行为里；效率和公平并不总是相互抵消的，在很多情况下公平就是迈向效率之途。“无可指责”的公正观既满足个人主义支持的内源性公正理论，又满足过程为导向的公正观，但它可能导致社会成为它自己的道德准则的受害者。“纽卡姆难题”反映了理性预期假设和理性假设之间的冲突。
2.饮水机前的闲谈：《思考，快与慢》
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运用通俗的语言向我们阐释了他所研究的学术的内容，重塑了我们对错误、风险、决策、快乐等事物的看法。这本书被卡尼曼形象地比喻为“饮水机前的闲谈”。
卡尼曼将我们的认知系统划分为两个部分：“系统1”，迅捷、直觉性和情绪化；“系统2”则较为缓慢、审慎而具逻辑性。系统1是无意识的，凭借直觉在顷刻之间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基于情感、记忆和长久以来的经验；系统2则要吃力得多，它要不断地检查事实和盘算，但是它“非常懒散”，经常听从于系统1的判断。
系统1代表的“直觉”对我们的观点和行为有无所不在的影响，但却存在不可避免的错误和偏颇，导致我们过分自信和决策失误。传统经济学研究假设人是理性的，但事实上人们具有真实而非理性的行为倾向：大多数人具有规避损失的心理倾向；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人们对于决策的评估依赖一个中性的参照点。系统1的存在使人们产生心理账户，系统1认定“损失”与“收益”的主观性使人们极易产生框架效应，所以在面对意义相似的说法时常常做出截然不同的决策。卡尼曼探讨了人生与幸福的心理学命题，他区分了关照幸福的体验效用和基于理性的决策效用，指出过去100年中经济学家们对于效用就是决策效用的理解是片面的，忽略了体验效用。两种效用的失谐将导致“记忆自我”和“经验自我”之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