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1 17:40: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新形势;计划生育;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08(C)-0063-01
引言:计划生育问题一直是国内普遍重视和关心的问题,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众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计划生育问题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它关系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关系着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能否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因此,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1、新形势下城市计划生育的发展方向
1.1、促进家庭健康是城市计划生育的发展方向。未来的计划生育发展战略是在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出生素质的同时,使育龄夫妇享有优质的计划生育与生殖保健服务,从而使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步入良性发展轨道。这一模式的发展是计划生育目标的重大转变,反映了人们对人口、计划生育和健康问题认识的深化,表达了人们对健康的新渴望。与计划生育一生殖健康观念转变相伴的是,以人为本、从人的需要出发提供服务(即个性化的生殖健康服务);强调社区及家庭加入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网络、关注弱势人群。
1.2、以社区为主的管理模式是新时期城市计划生育工作较理想的管理模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进入新世纪,一种新的“以社区为主”的管理模式开始显现。这种居民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模式体现了“依法管理、居民自治;以人为本、优质服务;工作融合、资源整合;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原则,是今后一段时期城市社区计划生育工作比较理想的管理模式。城市人口计生管理服务纳入社区建设总体规划,使计生服务阵地建设融入社区阵地建设,计生工作网络建设融入社区组织建设,宣传教育融入社区文化建设,优质服务融入社区卫生服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融入社区综合治理。
2、新形势下城市计划生育工作的对策建议
2.1、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当前,一些地区的人口生育水平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反弹。局部地区超生现象严重。主要原因,一是部分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党政领导和相关部门同志对低生育水平盲目乐观,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下降,出现投入严重不足、机构队伍不稳定等问题,导致一些地区工作滑坡。因此,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政策推动施惠于民,不断推动建立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和运行模式,丰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体系,引导广大群众更加自觉的实施计划生育。
2.2、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服务工作。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形势、新任务,人口问题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传统的人口计生工作思路和方法已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难以满足广大育龄群众日益增长的计划生育和生殖保健服务需求。因此,我们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计生工作长效运行机制,全面提升人口计生工作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新时期为公民和社会服务成为各级政府的首要职责。城市计划生育工作要树立以人为本、服务群众的新观念,注重群众的合理需求,注重谋求人的全面发展。在工作方法上,要由以行政处罚手段为主向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转变。由仅仅落实避孕节育措施向推行知情选择、关心群众生殖健康转变,由重点做少数人的工作向为大多数人提供优质服务转变。在工作思路上,由把育龄群众作为管理对象向把育龄群众作为服务对象,确立服务意识。通过全面实施以技术服务为中心的生殖健康服务,促进广大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形成新型的生育文化。
2.3、创新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人口计生工作者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勇于创新谋求发展。宣传计划生育工作,要积极探索计生宣传工作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正视存在的问题,改革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提升计划生育整体工作水平。以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新的运行机制为活动载体,形成领导重视、因地制宜、群众参与、部门联合、以人为本、服务到人的宣传格局。计划生育工作要发展,宣传教育的理念要创新,其核心就是要确立这科学发展观。确立这一新的理念,才能在宣传教育工作实践中创新内容、形式等,从而营造一个好的强烈的社会舆论氛围,引导广大育龄群众确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推动社会主义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建设,最终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2.4、重点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鉴于流动人口自身的特点以及城市社区的发展,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社区管理,依托社区,建立“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的城市计划生育管理机制,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样有利于调动社区内各方面的积极性,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以及其他社区服务融为一体,实现资源的大整合;有利于调动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广泛参与和相互监督,提高居民自治水平。
一方面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领导机制;另一方面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治理机制建立起部门之间联系、协查、配合、通报制度,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警务责任区、出租屋管理等相关工作紧密结合。三是规范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坚持持证用工制度,实行流动人口上报制度,实行居住地与户籍地之间联系制度,落实计生、公安、工商等相关部门联合办公制度,采取联合巡检、综合执法的办法,定期或不定期深入市场、出租房等地方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暂住证等证件,对无证人员及时补办相关证明,对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流动人口和房主、雇主(单位)依法进行处罚。
作者简介: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市街道办事处
参考文献:
[1]梁洪彬,武振江.浅谈如何做好新时期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J].黑河学刊.2006.(04)
区域责任竞争力特点
区位优势的提升和产业布局的完善为康桥工业区增强经济转型发展的后劲
康桥工业区在完成飞跃发展的过程中，新一轮的跨越也已酝酿完成。纳入大浦东板块后，康桥成为浦东中心区域，为园区打造更加优质的商业发展环境奠定基础；结合区位优势的产业集群架构初步完成，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的不断落户，为未来产业的蓬勃发展积蓄了强大的势能；借助后发优势，完善总体规划，为跨越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高效，透明、优质的管理是康桥工业区区域责任竞争力的有力保障
康桥工业区立足自身发展阶段，追求务实的管理模式，推行“一门式”办公、“零收费”、“项目推进责任人”制度等具体可行的服务，利用体制改革、企业满意度调查等提高管理品质，并通过各种形式引导区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不断优化服务和创新环境为康桥工业区内企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康桥工业区着力打造服务于区内企业的商业软环境和硬环境，用心为企业提供贴身服务；及时了解并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完善各种企业配套服务设施，打造全方位服务体系；园区得天独厚的物流环境、立体服务环境、创新创业环境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区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和实践的扩大是区域责任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源泉
康桥工业区内企业以专业优势为依托，推进社会责任基础建设。中钞油墨将企业社会的理念融于价值观、ABB公司志愿服务社区节电用电、延锋百利得为司机朋友保驾护航、杰西博在全球范围内赈灾救灾等社会责任实践，促进了社会责任在工业区内的传播，为区内企业提供了学习的典范。
持续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和显著的环保绩效为康桥工业区树立绿色发展方向
康桥工业区在追求发展速度的同时更注重发展的质量，通过系统综合的环境治理，对环境进行保护的同时，抓住低碳发展的机遇，为区域的长远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空间和更加绿色的发展环境，实现区域内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产城融合的推进为康桥工业区打造更加和谐的人居环境
康桥工业区重视城市化发展的机遇，通过对城镇社区的打造，逐步实现城市化和产业化的相互促进，融合发展，创造一个适合工作、生活以及休闲娱乐的特色功能社区。
区域责任竞争力提升方向
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平台的作用
发挥现有孵化创新平台的辐射作用，积极吸引创新人才和创新型企业，同时推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驱动区域的产业升级、转型发展。
进一步加强推进区域社会责任组织机构的建设
在利用相关机制对区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引导的同时，加强利用专门的组织机构进行系统化、长期化的管理，推动区内企业的责任治理和责任实践。
进一步加大对区内企业推进节能环保的引导
充分发挥监管的职能，监督区内高污染排放及高能耗的企业进行设备和生产方式的改造，同时加强对优秀绿色生产企业的鼓励和推广，打造更加和谐的生态环境。
随着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力度不断深化，房屋的所有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有住房逐渐转变成个人所有。原来的公房管理者与住户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也逐渐演变为物业管理企业与房屋所有权人之间服务与被服务关系。
在住房制度改革和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物业管理这一新兴行业应运而生。全国物业管理企业飞速增加。同时，业主的维权意识也在加强，业主成立业主大会，聘用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已经成为新的模式。
为适应上述情况，作为物业公司，应该怎么生存，并壮大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个成熟的物业管理公司是企业性质，需体现出其专业化，一体化。物业公司要以社会效益为首位，但作为企业，还要顾及经济利益。在这两者中间找个平衡点，才能使物业公司既赢得口碑，又能发展壮大，从而提高自己的人才队伍和硬件设施，为业主提供更好、更周到的服务。
物业管理作为一种市场化的社区管理模式，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房产管理单位一直奉行的行政型、福利性、封闭式的房产管理模式。开放式的物业管理模式利用市场自身的力量以及社区民主参与的形式，开启了我国社区治理过程中市场、政府、社区居民三方有效合作的新时代。
物业管理专业化是今后我国物业管理的发展趋势，也是必然趋势。因此，物业管理专业化是物业公司可期望的发展方向。
规范专业化操作操作，操作规范是物业管理专业化实施的重要条件，物业管理建立的各项制度应经得起客观的检验和评议。与许多行业不同，物业管理专业化操作要求关注细节管理。如事事严格按照公司规范流程操作，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汇报处理，不等、不靠。与业主交流时态度良好，语气缓和，虚心听取业主委员会的意见，保证工作做到位。楼道、大厅、空置房门开掩闭合方式合格，消防泵制阀开启状态规范等，强电、弱电表示明显，于细微处见精神。物业管理者的心思、特质、高招、体贴往往通过许多看似细小实则重要的环节告诉业主，这是形象语言，只需感受、不用口说。细节管理表现鲜明的专业化意识。
加强主业管理。[1]当麦当劳开办到第800家时，创始人在回答记者提问为什么不搞房地产投资时，说：“我现在有八千家麦当劳，就有八千个厕所，我要等到这八千个厕所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才去从事其他行业”。麦当劳每年送员工到大学去培训，每天参加培训的就有两千人，住在五星级宾馆，有人问麦当劳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宾馆，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他回答：“我并不是不能办，但我办不到他那个水平，因此我不做，我就专心搞我的麦当劳，这就叫专业化分工。”由此，我们知道专业化就是要把自己的专业做到极致。当前物业管理公司应自己清理门户，集中优势发展物业，弱化其他副业（不反对发展多种经营但要分清主次），有些力所不能及的项目可以“放小”，甚至完全脱手，承包给专业公司，如此扬长避短，方能使物业管理长足发展。因为，对自己做不好的事情早早加以淘汰会比将来丢掉它所付出的成本要低得多。兢兢业业地把物业管理做到极致，就是在积蓄专业化管理的优势。公司以电力公司有经验的老员工为依托，对于安全管理、工程管理，包括消防安全、水、电安全、工程设备的安全运行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对于财务管理、环境管理等，可以外包给其他专业的物业公司，促使公司形成专业化、一体化的服务体系，为公司的横向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同时，物业公司能否和业主委员会、事业单位上的管理者协同合作也是很关键的一方面。[2]随着中国进入住房商品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拥有私有产权的业主，从而导致了我国在社区治理结构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社区中的治理主体由单位、居委会和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构成的三大机构转变为由居委会、街道办、业主、业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构成的五大治理主体。在这五大治理主体中，业委会自出现起便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因为它寄托了人们对“公民自治”的美好期望。作为新兴事物的业主组织因其所处的体制边缘的性质特质，导致其法律地位和组织特征稍显模糊，但在和谐社会的建构过程中，业主委员会组织的发展和健全对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的过程中，只有通过健全社区业主自治组织体制与管理制度，才能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制度途径。通过培育居民自发性的小社团，构建社区参与网络，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增强社区信任和合作，增加居民对社区发自内心的认同与共识，扩大社区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促进社区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未来的物业将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各种文化和谐相处的场所。当今的物业管理要不断协调人、物业、环境之间的关系，21世纪物业管理的目标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物业、设施的管理，而将是以人为中心，以提高人类的工作、生活、环境质量，提高物业价值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来不断满足业主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需求，做到服务全方位、周到更贴心。
综上，作为一个成熟的物业公司，要在联合国“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品质”的宗旨下，既抓好自己的主业，形成专业化、一体化的运营体系，同时还要依托原有房管单位上的力量，借助业委会的协同合作，为业主们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为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关键词：社区公共服务；“福州模式”；创新；数字社区媒体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2-0032-03
社区公共服务是政府社会管理的新载体。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各种主体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整合社区资源，健全服务网络，创新服务方式，逐步建立覆盖社区全体成员、服务主体多元、服务功能完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体系。在社区公共服务发展模式的探索中，各地创新出各种有效的模式，如武汉百步亭社区模式、北京回龙观社区模式等。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在城市家庭中普及率越来越高，互联网的优势日益凸现，充分利用互联网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使网络虚拟与实体公共服务体系相结合，构建立体、全方位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成为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新趋势。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即福州市社区网站集群，又称福州法治社区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在此方面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探索。
一、“福州模式”发展现状及主要特点
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fzsqw.省略/ ）是由福州市司法局、北京互联通享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办，各级党政核心部门、社区居委会参与，通过社会化运作的综合性社区服务网站集群，是全国首家以普法为主线，以社区为服务对象，力图使社会各界资源集聚、共享的数字社区媒体；是全国首家以社区为精准分众的数字社区媒体，是实施国家社区法治化、信息化战略，立足“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公共服务平台。其以“电子政务加速器、社区经济孵化器、百姓生活动力器、商家营销导航器”为指导，以“亲民、便民、利民”为宗旨，以“构筑法治信息平台、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建设法治和谐社区”为目标，以不断满足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出发点，整合社区资源，创新服务方式，为广大居民提供方便、快捷、实用的多样化服务。目前，网站设有多个栏目与专栏，是一个由福州社区网总站和包括福州市鼓楼、台江、晋安、仓山、马尾五城区300多个社区网站组成的网站集群。其以自己突出的特点和先进的理念创新，已逐渐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福州模式”。
据笔者总结，“福州模式”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1.构建纵横交错的网上立体公共服务体系。根据我国目前的行政层级划分，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从纵向上划分为三级（市、区、街道），加上社区层级，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总共为金字塔型的四级，从上至下每一层级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网站，每一层级的网站与自己所管辖（或指导）的下一层级的网站之间，以及平行的层级网站之间实现网网联动、信息共享，其网站集群的最基本组成单位是300多个社区网站，为福州市五城区200多万人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从横向角度上看，每一层级网站内容丰富，主要子模块相对统一，主要包括：资讯抢先看、办事在社区、法律进社区、工商进社区、银行进社区、电力进社区等三十个子模块。纵向和横向交错有致，共同构成网上立体公共服务体系。
2.内容丰富，功能齐全。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定位为“电子政务加速器、社区经济孵化器、百姓生活动力器、商家营销导航器”，其主要内容包含了面向社区的公共行政事务（具体如工商、地税、环保、综治进社区等）、公用事业服务（电信、电力进社区等）、商业便民服务（金融进社区等）、社会便民服务（就业进社区等）、信息提供（便民情报站等）等六大类内容，为社区居民工作、生活提供着全方位的公共服务。
3.强调互动，便捷实用。 一方面，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在设计上考虑到社区居民与相关主体互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内容、程序的设计上为网络互动、沟通交流提供便利；如居民在输入必要的信息后可以注册成为会员，可以登录“会员管理中心”窗口获得“法律咨询”等六个方面的法律服务，社区“在线律师”可以为居民提供便捷、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另一方面，网站上设有“网站使用指南”栏目，使初入网站者能快速掌握使用网站的技巧；网站上还设有“问吧”搜索引擎，使使用者能便捷寻找网站上所有对其有用的信息。此外，互联网的优势使社区居民足不出户便能高效利用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快速了解信息、解决许多现实问题。
4.政府与市场携手，互利共赢。由于社区公共服务内容繁杂，既包含行政管理范围内的内容，也包含大量商业服务的内容，还包括了居民自治、自我服务的内容，这就决定了采用单一模式运行机制无法达到最佳的为居民提供全方位公共服务的目的。为此，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创造性地采用了由福州市司法局与北京互联通享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办，各级党政核心部门、社区居委会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政府（具体由福州市司法局负责）提供一定资金支持并承担监控网站集群运行的责任；企业（北京互联通享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可以充分发挥其在网站经营、维护方面的管理和技术优势，充分挖掘为居民提供商业服务的商机，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居民获得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二、“福州模式”的理念创新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基石。福州市包含外来人口在内总人口约780万人，市城区有300多个社区，人口比例约占总人口的40%。随着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社区已经成为各种社会群体的聚集地，如何高效、全面地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成为福州市社区建设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而“福州模式”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积极尝试，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
其一， 融管理与服务于一体。社区事务涉及内容极广，既包括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公共行政范围内的管理事务（工商、环保、税务、 计生等）也包括其他公共行政范围外的社会经济事务。而随着“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深入发展，管理与服务之间界限日益模糊，大量传统的公共行政事务日益体现服务理念，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在社区网集群内容设计中将社区公共行政事务与其他社会经济事务有机融入全方位公共服务的整体范围内；另一方面，传统公共行政事务范围内事项（如税务管理）则寓管理活动于全面服务范围内，立足“公民本位”，设置子栏目，充分体现服务理念。
其二，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运行模式。目前中国城市社区网站的运行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由居民自建的、自己维护的网站；二是开发商或物业管理公司自己建立并维护的网站；三是物业管理公司与网络公司共建的社区网站。[1]从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视角来看，这三种模式各有一定缺陷：第一种模式内容、作用受局限，现阶段运行存在资金困难等困境；第二、三种模式通常着眼于社区物业服务的具体内容，同样无法囊括全面公共服务的内容。福州市社区网站集群的运行模式符合公共服务生产与供给相分离的理念，由政府提供一定资金支持，具体由专业企业运作，政府把控方向，从而有效解决了网上公共服务体系资金、方向、技术等各方面的问题。
其三，网上与现实公共服务体系相结合的服务模式。互联网本身是一种沟通工具，与电话“点对点”的即时沟通方式相比，它可以实现“点对面”的沟通，并且有、接收、视听等功能，这些特性，恰恰可以满足社区人与人之间沟通、融合及现代公共服务发展的需求。社区网是建立在真实社区的基础上，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网络技术，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场所及现代公共服务发展的重要平台。[2]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将政府、社区、商家、居民等多种资源有机整合，形成平有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成为政府政务公开的窗口、社区管理的平台、居民生活的帮手、企业发展的舞台，为社区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和服务。利用社区网提供公共服务相对于现实社区中的实体公共服务体系而言具有效率高、互动性强、相关结构趋向简化等优点。二者相结合有利于构建成立体的公共服务体系，为市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三、存在的问题及再造的思路
虽然“福州模式”在理念上有一定创新度，在现实中也取得一定成绩，但毋须讳言，“福州模式” 无论在建构的思路还是在具体运行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影响到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的进一步发展。应当进一步开阔视野，吸收社区网络治理的新理念，对福州市社区网站集群进行有效再造。
1.针对设计内容上的不足，从居民本位出发进行栏目再造，进一步提高性能、完善体系。通过多阶段随机抽样调查，“福州模式”的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具体内容方面，虽然目前福州市社区网站集群是300多个社区网站的集合，但属于同一区的社区网站内容大多雷同，真正具有本社区特点的内容只有“公交线路”、“社区联系电话”等极有限的信息；页面设计繁杂、具体项目设计众多，模块不清晰，对于电脑技术有限的年长居民而言更是凸显使用不便的缺陷；目前现有的内容多以提供资讯为主，真正开发设计的具有创新性的针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栏目很少；内容更新的速度慢。其次，在具体效用方面，福州市社区网站的一些功能在现实中并未真正实现，设计中的互动环节基本未实现。如网站中的互动栏目“社区大家谈”实际成为居委会信息场所，网站上设计的“网友评论”、“我想回答”子栏目中网友的回应数量基本为零。此外，福州市社区网站集群在最初设计时是由福州市司法局组织的，其以“普法”为核心，力图“把公共服务内容与普法紧密结合”，这种由司法行政管理机构而非综合管理机构推进的模式也导致了法制教育、法律服务内容比较完善，但其他公共服务内容不足的问题。
“福州模式”并未达到其预期目标，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网站设计存在缺陷，居民认知需要一个过程等原因，但从深层次上看，福州市社区网站集群整体设计没有脱离传统官僚机构层级管理的旧的思路，未能真正从居民视角出发构建具有创新性，能为居民真正提供便利、高效、可操作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其未发挥实效的根本症结所在。借鉴“流程再造”的理念（指对企业的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再思考和彻底性再设计，从而获得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方面业绩的戏剧性的改善，其中“根本性”、“彻底性”、“戏剧性”和“流程”是核心特征），[3]应当从“居民本位”角度而不是传统的“机关本位”的角度对使用社区网的流程、整体模块、具体栏目设计进行根本性再思考和彻底性再设计，简化程序、强化互动，增强其实用性、可操作性，以逐渐建构较为完备的信息采集工作体系、公共服务工作体系、行政辅助服务工作体系、公益服务工作体系、便民服务工作体系，使其真正成为全市社区网络服务的中心、社区信息数据汇集与交换中心、社区管理数据访问的通道、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互动交流平台。在此系统再造的基础上应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扩大、提高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使用范围、频率，使越来越多的人能认识它，并不断增强对其的认可度，逐渐提高其效用。
2.克服运作模式的缺陷，变“蜘蛛型”为“海星型”模式，真正成为社区网络治理有效平台。所谓社区网络治理是指为了实现与增进社区公共利益，众多的社区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利，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而目前的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是自上而下构建的，由政府机构出资，政府在其运行中占据完全的主动，政府不仅是倡导者而且还是资金支持者、组织者，掌控着社区网集群发展的模式和方向。作为社区网络治理，“一方面，必须将现行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直线式社区建设结构，变革为上下结合多元互动的横向网状结构，以便使更大范围的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另一方面，通过使居民成为社区自治组织的成员，将居民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让他们积极参与社区建设，通过自助、互助建设自己的社区家园，提高居民自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各个横向网络之间是平等合作关系。这两方面恰恰是社区网络治理的基本逻辑”。[4]根据以上标准，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虽然利用了互联网的先进形式，但仍未脱离自上而下传统的公共服务体系、模式的窠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网络治理。
虽然在现阶段公共服务机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由强势的政府推进、操办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具有一定现实性和可行性，但这种模式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弱化了公共服务中公民自我服务的意识，不利于公民自我服务的发展。“治理”理论及“多中心”理论均指出，政府与公民、社会自治组织之间公共服务职责的划分应当遵循“辅原则”，公民或自治组织的自我责任和合作优先于国家责任，国家只有在公民或公民组织的社会组织不能或不再自我服务、自我救济的情况下才提供帮助；而根据萨瓦斯的归纳，“志愿服务”及“自我服务”为公共服务基本类型之一。目前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的设计中却忽视了公民自我服务、志愿服务在现代基层公共服务中的作用，这不利于社区公共服务的健康、全面发展。二是不利于培育公民自治精神，不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在具体形式上各层级网站之间互联互通，但其本质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直线式社区建设结构，官僚体制的科层制度仍起着重要作用，相关组织结构并未扁平化，公民在其中充其量只是被动的客体，这不利于培育公民自治精神，不利于实现真正的社区网络治理。
美国学者布莱福曼与贝克斯特朗将组织从形态上划分为“蜘蛛型”组织、“海星型”组织以及混合型组织这三种类型，利用其分类，可以将科层制集权化的组织视为典型的“蜘蛛型”的组织模型（支配蜘蛛行动的是蜘蛛的脑袋，如果失去了脑袋，蜘蛛必死无疑），分权化、开放性、多中心的社区网络治理组织可以视为“海星型”组织（海星的主要器官遍布每一个肢节，代替头部发挥作用的都是一个分散化的细胞网络）。[5]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从本质上看是以政府为主体，其组织形态仍是“有头”的“蜘蛛型”组织，其与主要由居民自主掌控、每个人都是平等而自由的个体的“海星模型”的社区网络治理组织存在着本质区别。在“海星型”组织中类似海星不同肢节的多中心的公共行动者通过制度化的合作机制，相互调试目标，共同解决冲突，增进彼此利益，这是社区组织发展的方向。“排除了‘蜘蛛型’组织中的掌权首脑，一个权力与智慧发散于它所搭建的放射性关系网中的组织，必然显现其民主自治特性。通过社区网络平台的创建，扩宽了社区居民的参与渠道，调动起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为社区民主的培育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6]近年来高层日益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而基层政治民主的发展是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之一。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要从“蜘蛛型”模式嬗变为“海星型”模式，其关键是政府从全面把控的角色中逐渐退出，促使福州市社区网站集群成为探索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试验田，使其逐渐发展成社区自治、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平台。
3.突破仅限于城区的局限，进一步连通乡村社区网，加快城市化步伐，促进城乡协同发展。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城市化也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之中。 “近年来，国家虽然加大了对农村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明显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的水平，但长期形成的城乡公共服务利益二元结构并没从根本上得到改变。”[7]此外，在目前虽然逐渐进行变革但仍大量存在的市管县体制下，城市政府管理着大量农村区域；而在城市内部，“城中村”问题同样是困扰城市发展的难题之一。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复杂原因，目前城乡二元割据的现象虽仍然存在着，但从作为公民所应当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来看，城乡居民应当享受同质、均衡的公共服务，城乡二元割据最终将消失；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如何在此持续城市化过程中打破割据，做好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与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效连通，为二者之间最终兼容打下基础，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目前社会发展所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而由于互联网具有连通便利、快捷的优势，大力发展乡村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并促使其与城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连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具体体现在：
其一，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同为基层社区，具有许多共同点，通过大力发展乡村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并使其与城市社区在线平台连通，更有利于相互之间取长补短，缩小差距，协同发展。如一些乡村社区在基层民主的探索方面较之城市更为真实、先进，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方面发展更好；而城市在公共服务模式、机制、发展程度等方面做得更好，二者之间相互学习的空间很大。其二，消除城乡二元割据、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乡村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并使其与城市公共服务在线平台连通，有利于使即将转化为市民的村民认识、熟悉城市公共服务具体内容、政策、机制，为其更好转变为市民，以及对促进各地顺利推进城市化提供条件。
对此，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已做出初步探索，建立起乡村社区网的模块，在具体网站设计上有一些体现与城市社区网不同的栏目(如“三农”服务站)，但从整体上看，福州市乡村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尚处于初始启动阶段，具体体现在，目前所建成的网站仅有由福州市新店镇西园村民委员会主办的福州西园村网（xyc.省略/xcpd/sjzrzx.asp ），且栏目内容单一，与城市社区网有较大雷同，基本不能体现乡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虽然村民文化素质、上网操作技能、互联网普及率等方面与市民存在较大差距，乡村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难，但这应当是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福州模式”应克服困难，大力推进，并通过城乡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的互通加快城市化步伐，促进城乡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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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瑞典学习圈 社区治理 制度变迁 多元治理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各国都在寻求适合自身的治理模式，以应对不断出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在中国同样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原有的集中统一的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应对新问题，我们必须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社区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新生力量，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其在公民美德和社会价值方面有着法律和体制的约束力无法实现的作用。所以社区是公民社会重要的的培育基地。
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中国相比于国外起步晚，也不如国外研究深入，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模式经验，借鉴国外有价值的治理模式，进行制度移植。不管是美国的社会组织主导型的社区模式还是新加坡的政府主导型社区模式都是切合本国实际，社区治理制度移植并非市照搬外国模式，而是将先进的经验引入中国后不断“调试”，使之适合中国现阶段在国情。
学习圈式社区能够凭借其互动性和参与性为社会民主、多元治理奠定基础。学习圈式社区能够进一步培养公民美德，进而逐步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同时又能为公共行政提供参考，是公共治理的补充和重要组成。制度分析框架下，本文通过分析制度的主体及社区治理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探讨社区治理制度变迁与制度均衡。
1.理论基础――制度变迁与制度均衡
按照诺思的定义，制度均衡是指在给定条件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任何人或者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1]制度均衡可以说是一种帕累托最优，而在现实社会中不同个人或群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利益存在冲突，对于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是不同的，因此不一定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显然现阶段社区治理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所以需要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是从一个制度的均衡想另一个制度均衡转移的过程。基于制度主义理论分析，学习圈模式作为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所以本文对其进行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分析并探究学习圈模式在中国社区治理中的应用。
2.学习圈模式的制度分析
2.1瑞典“学习圈”模式
瑞典的学习圈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一种“大众成人教育”模式，如今已成为瑞典非正规教育的主干部分。1902年，奥斯卡・奥尔森创立了瑞典第一个学习圈，并撰写了第一个学习圈的内容。学习圈采取铁三角模式，即：训练有素的领导者而不是主导者、催化性的材料而不是教本、主动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的受教者组成了学习圈的铁三角。
2.1.1遵循平等、民主的原则。每位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到学习圈中，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学习圈的成员享有、平等的发言权，每个人的观点都应该被接纳，每个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学习圈的领导者只能对学习圈进行主持，而不是主导。
2.1.2具有自发性和自愿参与性。公民因相同的兴趣爱好或者相近的地域、教育背景而自发组成学习圈。人们也可以从报纸等媒体上获得各种学习圈的信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
2.1.3具有高效性。学习圈的规模一般控制在5到10人，这确保了成员获得均等的参与机会，更好地与其他成员进行互动与合作，分享彼此的观点、收获，共同承担责任；还使成员们能够深入地学习、探讨。此外，学习圈是成员自主组成的，所以具有较高的学习积极性。
2.1.4成本性较低，资金来源范围广。学习圈的地点选取较为灵活，多选在成员的家中进行学习，其花费一般用在购买学习资料上，是一种低廉的学习形式。同时，学习圈受到政府、企业及各类社会组织的支持，有较广泛的资金来源。
2.2学习圈模式下社区治理的主体分析
治理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互动”。[2]社区治理则在一定区域内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互动下实现配置有效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长期实行的单一制的社区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的转变，更无法满足现阶段复杂多变的社区问题，以及居民多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社区治理的主体应多元化，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生产应区分。本文将社区治理的主体归纳为公民、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
2.2.1公民
这里的公民主要是指社区居民，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他们是社区最核心的主体，我们应对他们给予充分重视。社区是否能够达到善治，关键在于社区居民是否能够树立起公民美德。我们可以将社区看做国家为了实现善治的一种手段和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共同体。社区治理不仅是为了公民生存，不仅是为了提供交易便利的场所，不仅是提供治安保障，而是要实现美好的生活。学习圈是组织管理学习的一种形式，还是一种持续探索、质疑的精神和学习气氛（奥斯卡・奥尔森）。学习圈参与者都是平等、自愿、自我负责的，在这种氛围下，有利于公民民主意识、权责观念的形成，进而有利于培育公民美德，最终实现公民社会。
2.2.2政府
政府在社区治理中，主要是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主要是通过行政管理机构，社区服务中心和学期工作站来提供公共服务。[3]根据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政府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4]，政府应该向社区分权而不是集权。但是依据我国现阶段实际，社区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并未真正分离。在学习圈模式下，政府无法直接管理每个学习圈，这就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提供财政支持，制定方针政策，简政放权，由社区具体实践。
2.2.3市场
在政府与市场差异功能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将市场机制引入社区治理，在市场准入规则的条件下，明确市场和政府承担职能的界限，把市场激励和服务机制以提高资源在社区中配置的效率。
2.2.4社会组织
社区治理与宏观经济运行相似，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而社会组织凭借其非营利性、民间性、互益性很好地弥补市场和政府在社区治理中无法实现的作用。社会组织能够为学习圈提供必要的公共资源，能够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能够营造社区公益氛围。正如瑞典的学习圈就是起源于社会组织和大众运动，如工会、禁酒社团和农场主运动等，社会组织对学习圈的形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5]在学习圈模式中，财政问题可能会影响其进一步发展，瑞典亦然，所以我们必须把社区基金会纳入社区治理中。
2.3在中国应用学习圈模式的制度供给与需求分析
2.3.1制度需求分析
正如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需求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社区治理主体对社区治理制度的需求也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的变化导致制度需求的变化，进而影响制度均衡。社区治理对于学习圈的需求，是因为学习圈能够给公民提供便利，增加收益，这也就是学习圈发挥的作用和功能。学习圈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推动社区治理制度趋向制度均衡。分析制度需求就是要说明中国社区为什么要移植学习圈制度。
传统社区制度是以政府主导，单位制为核心的社区管理制度，人情关系为纽带的管理制度。社区传统的管理模式虽然逐渐被打破，但是它的残余势力还在侵蚀现代社区治理制度的有效实施。社区迫切需要一种现代社区治理模式，它不仅依赖于制度，还依赖于人的能力和素质。
社会资本的需求。在现代社会中，社区人口流动性强，结构复杂，居民的社会背景差异较大，导致人与人之前的信任感大大降低。社区治理需要人与人之间形成信任感和公共精神，通过托克维尔的观点可知，结社可以促使人们形成公共参与的习惯。[8]学习圈模式下能为人们结社减少机会成本，降低风险。通过学习圈系统性、程序化的构建方式，为学习互动提供稳定和秩序，减少人们学习互动所消耗的精力和财力，提高人们结社的效率。人们依据个人偏好，自愿组成学习圈，平等对话，主动参与，增强了互动与沟通能力，逐步建立与他人的信任感，方便在生产生活中的合作，最终为社区培育公共精神奠定社会基础。
集体利益的需求。现代社区系统比以往更加多变，社区治理面临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现代社区常常需要利益代言人，以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形式表达集体利益诉求。参考学者的相关调查（闵学勤，2009）我们发现，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即使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也无法真正代表集体利益。居委会机关化、行政化[9]，被大量行政事务拖累无法扮演好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业主委员会缺乏动力机制，社区居民参与合作能力不足，导致其“形同虚设”[10]。瑞典前首相奥罗夫・帕尔梅（Olof Palme）把瑞典称作为“一个学习圈的民主”。学习圈创建公民聚会的场所，通过平对对话，共同讨论，互动参与，缩小社区中不同人群知识和信息的差距，加强社会民主文化，让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感知民主的价值，从而激发民主的活力。充满民主活力的社区中，公民拥有较高的参与能力，能够为业主委员会运行创造动力，调解社区利益冲突，构建和谐社区。学习圈下，成员拥有平等的学习权利，是否能够得到知识和技能的收益，取决于是否能对自己行为负责，这有利于培养公民的权责意识。学习圈下的公民能够以文明的方式，在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中解决利益冲突，对自己负责，而不是有事就找“组织”，这就推动居委会职能转变，使其为化解利益冲突提供机会。
教育稀缺的需求。中国教育资源有限，导致成人教育发展不足，成人教育的渠道少，教育成本高，师资力量薄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拥有了基本生存资料，教育资源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大，但社会供给不足。学习圈因其成本较低，学习范围广，教育门槛低，受众面大，能够满足社区教育需求，整合、创造更多的教育资源，维护教育资源公平，形成开放性、激励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社区教育体系。
政府失灵的需求。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领域并非万能的，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效率，对于长期的公共供给不足，官僚机制膨胀导致公共物品供给扩大趋势，政府为纠正外部性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形成新的外部性。[11]在社区治理中，政府也会面临以上难题。社区治理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成本高效率低，政府难以满足人民对公共物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市场无法完全弥补政府在公共领域的失灵，社会组织也只能在社区治理的局部提供公共物品。经由社区的集体交换是达到基于经济公正的实质自由的最好途径[12]。学习圈能够激发社区自身的生产力，实现社区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弥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不足。
2.3.2制度供给分析
制度供给是对制度需求的回应，即制度的生产。分析学习圈的制度供给也就是研究学习圈对制度需求回应的方式。即学习圈制度如何对社区治理产生效用。影响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主要有：宪法秩序和规范准则，知识积累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当权者的利益，制度的设计与实施的成本[13]。
宪法秩序和规范准则。1982年，社区居民自治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下来（82年《宪法》第111条）。这使学习圈能够在法律的保障下得以确立，并以宪法精神发挥作用。规范受到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学习圈只有与文化准则相和谐才能使制度迁移的成本大大降低。中国熟人社会中人情在社区治理中尤为突出，诚然随着单位制社区的瓦解，熟人社会开始分化，但是熟人社会与人情文化在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学习圈能够承接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为传统的人情关系提供互动的平台，并且建立有共同偏好的新的人情关系。这种人情关系更加趋于非利益化，有助于够打造和谐社区。
知识积累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学习圈可以采用远程学习互动的方式，打破地理局限，为社区居民共同探讨问题提供更多的渠道，拓宽基层民主的方式，使公民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同时能够使政府多渠道把握民情。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步一样都会使制度供给曲线向右移。因为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11]学习圈能够有效提供社会科学知识，比如瑞典的一些农民、工人，就是通过学习圈获得了社会、经济、管理等社会科学知识，后来成了议员和贸易联盟、工会组织、政党的领导。
制度的设计与实施的成本。按照菲尼的观点，制度设计的成本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源等要素的价格。就人力资源而言，若要保证新的制度安排的供给是非常高素质的尖端劳动力投入，这种制度的设计成本必然很高，反之，设计成本则较低。由业余爱好者担任领导的学习圈相比于由专业老师组成的学校教育人力资源的投入是很小的，并且其收益更加有效，因为参加者共同为学习的结果而负责。
当权者的利益。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上层决策者对制度供给起重要作用。只有当制度变迁的方向与当权者的利益一致，上层决策者才有激励供给新的制度。学习圈式的社区治理模式，是解决社会冲突中文明温和的治理模式，是与当权者维护社会稳定的利益需求向一致的。应用学习圈模式治理中国社区响应学习型社会的号召，适应精神文明社会建设，顺应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3.结论与启示
3.1结论
经过以上论证不难发现，学习圈模式能够在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制度移植的方式，将该模式引入中国，以完善我国的社区治理制度。
3.1.1逐步构建以公民自治为核心、以学习圈为依托的社区多元治理模式
在社区治理中，培育民主协商、平等对话、独立互助的公民美德，调动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创造性。合理发挥政府协调引导作用，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力量，完善市场激励机制的学习圈模式，全面整合政府、社会和公民三方面优质资源，实现科学高效的社区治理机制。
3.1.2进一步形成互助共享、互利共赢的合作治理网络
通过学习圈模式，培育公民的合作互助能力，相互激励，共同创造社会精神财富；逐步编制资源共享型、邻里互助型、环境友好型的治理网络。
3.1.3稳定性、包容性、开放性社区系统
新型社区治理模式能够整合单位制崩离后的分散资源，维持社区秩序，维护社区稳定；能够包容社会群体的差异性，协调社区发展；能不断容纳新的外部资源，内外统筹兼顾。
3.1.4通过社区学习圈由点及面建成学习型社会
结合宁波镇海的案例，学习圈可以从局部试点到大范围推广，由点到线， 由线及面，从而实现“学习圈―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区―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国家”的发展模式。
3.2启示
3.2.1以社区治理需求为导向
社区问题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组织学习圈时应根据社区自身特点，考虑不同社区的需求类型。组建学习圈时要依据原有规范、经济水平、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因素。
3.2.2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社区治理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社区治理应当借鉴学习圈通过影响人的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区的运作机制，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
3.2.3以民主平等、权责统一为关键
民主平等作为学习圈最大的特色，是公民自治的本质，社区治理的必要条件。平等协商为公民参与创造激励机制。区分治理主体权责，各司其职，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实现社区治理的效益最大化。树立公民权责意识，积极行使社区自治的权利，对社区负责，进而协调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区。
3.2.4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要实现社区善治必须大力发展社区自身生产力，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学习圈模式能够社区根据社会环境变化自动调试、自动整合。社区治理平衡供给关系，从而从不均衡走向均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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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发展战略;中小企业发展方向
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中小企业以其经营方式灵活、组织成本低廉、转移进退便捷等优势更能适应当今瞬息万变的市场和消费者追求个性化、潮流化的要求,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的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约1ooo万户,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和一些高新技术出口产品大多是中小企业生产的,中小企业产品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6o% ;中小企业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我国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绝大部分被中小企业所吸纳 中小企业每年为国家缴纳的工商税收占总额的50%左右。在2o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工业新增产值的76.7%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中小企业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面临着空前的困难,其思想观念、技术装备、经营管理组织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了使我国中小企业能够适应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有必要首先明确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方向。
一、战略目标
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对中小企业的战略定位,这种定位既要成为我国中小企业的追求目标,起到引导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又要使其在运行过程中通过努力实现并能推动中小企业的逐步发展,是运行过程中的动态目标 。就其目标而言.既要与我国国情相符台,又要与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相统一;就其动态来看,还要与加入WTO后的世界经济形势相统一。通过研究我们认为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应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战略目标:运动状态支持目标、中小企业运行结果目标、社会效益目标。
(一)运动状态支持目标
这主要是从外部环境来讨论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必须在一个有利于其发展的大环境系统中才能成长壮大。特别是中小企业,由于它们是一个弱势群体,更需要系统环境目标的实现才能达到自身运行的结果目标和社会效益目标。因此,运行状态支持目标就自然构成战略目标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而具体要达到以下几个目标。
1.政府扶持到位政府的政策扶持是一个关系到中小企业发展方向和系统目标能否实现的首要问题。由于中小企业资金缺乏、人才短缺、技术落后,很难与大企业相互抗衡,也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获得发展所必要的资金、人才和技术,这就要求政府对其进行必要的扶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扶持政策到位目标体现在政府观念的到位、政府身份的到位、政府扶持政策的到位。(1)政府观念的到位是指政府应改变自己的观念,认识到大中小企业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平等的一员,都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各自的贡献.并且大中小企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规模结构的形成过程是既定约束条件下资源的配置过程,它们相互依存、互相协作、互为补充、共同发展,都应给予同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而不能只重视大企业,忽视甚至歧视中小企业。(2)政府身份的到位是指政府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以恰当的角色出现在中小企业面前,不能超越其职权干预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政府的行为应该是:代表和维护中小企业的利益;负责对中小企业的宏观指导、发展规划和发展产业指导;负责贯彻落实及督促和检查中央有关中小企业发展的文件的执行;推动服务体系建设,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环境等。(3)政府扶持政策的到位是指政府制订的政策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运用政策的行为是间接管理而不是直接管理,是引导而不是行政干预。
2.社会服务到住由于中小企业的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差,一般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满足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需要以及实现信息、培训、市场、法律等方面的自我服务,故政府、社会中介机构都要采取措施,以便中小企业能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获得所必需的各种资源和信息。(1)以行政区划为载体形成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行政机构1)参与、帮助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中介机构。政策性中介机构是指那些由政府出资设立的实施特定政策意图、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中介机构,可设立提供长期贷款的融资机构、出口担保机构和免费为创业者提供注册、信息服务的商会及社区机构 。2)根据市场需要由政府协助成立以盈利为目的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投资、咨询、信息、培训等机构 。(2)以社区为依托,以民间投资为主体(政府适当资助),建立中小企业综合服务组织,形成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融通、技术创新、培训辅导、信息网络、市场拓展、合作服务。3.融资服务中介人到位中小企业发展中最大的难题是自有资金不足,而光靠自己的信誉和财产抵押难以筹集到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就需要有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介人来协调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鼓励银行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中介人可以是中小企业工会组织的代表团和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公司。通过他们的努力工作,使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帮助中小企业打通筹集资金的渠道,增加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投入。
(二) 运行结果目标
这是从中小企业内部机制来讨论其战略定位。运动状态支持目标只是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建立了有利的外部经济条件和环境,要从根本上促进中小企业获得长远的发展,中小企业自身还必须建立起良好的内部机制,具体要实现以下目标。
1.增加数量中小企业的发展首先在数量上要得到较快的增加。为了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在今后10年内应以每年15% ~2o% 的数量递增为益。
2 提高素质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素质偏低是一个普遍问题,既不利于原有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新企业的创立。政府应果断采取措施,创造条件,帮助它们提高自身的素质,迅速改变现有这一状况
3.结构合理我国中小企业在运行体系中结构矛盾突出,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都不合理,这是使我国中小企业面临困境的重要因素,必须迅速突破。我们必须分析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寻找矛盾的焦点,采取有力措施争取在2年时间内使三大结构矛盾得以解决,使我国中小企业的运行结构趋于合理。
4.理顺体制我国中小企业的体制矛盾主要是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目前要解决的还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集体企业的体制矛盾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产权不明晰、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缺乏,使中小企业运行的效率低下,难以真正发展壮大,所以,政府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帮助中小企业理顺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三) 运行的社会效益目标
这是从中小企业产生的社会效益对中小企业的战略定位。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中小企业必然会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目标,但企业的盈利目标与社会效益目标是密不可分的。每个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社会财富的损失反过来又会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以中小企业在运行中所产生的整体社会效益作为中小企业是否得到发展的标准。我国中小企业运行的3个社会效益目标是:增多财富、增加就业、城市化程度提高。首先,中小企业的成长,有利于促进就业,增加职工收入,这样可以避免社会资本过于集中,促进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均衡分配,达到共同致富的目标。其次,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人们会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创办中小企业,使中小企业不断强大,扶而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最后,中小企业的壮大,就业人口的增加和人们财富的增加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又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
(写)扬子 回答采纳率:66.1% 2008-09-07 12:57 检举
提问人 对 (写)扬子 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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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珊瑚 回答采纳率:13.6% 2008-08-29 15:06 检举
二、 战略方向
作为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系,缺少对战略方向的阐述显然是不完整的。本文中小企业的战略方向是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中小企业的特点及加入WTO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而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提出的几个具体发展方向。
(一) 发展地域特色型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El趋激烈的今天,只有具备特色的企业才会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因此,培育和发展地域特色型企业是我国中小企业的主要方向。各地应按照市场、资源、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具有优势和特色的产业群体型企业,通过地域特色形成的产业能带动该地域形成产业群,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 发展配套型中小企业配套型中小企业是指那些为国内支柱型大企业和国外大企业生产配套零部件的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为大企业生产配套零部件,可以更好的促进专业分工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了“大而全”“小而全”和重复建设。
(三) 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各国的经验来看,科技型企业是中小企业发展较为成功的企业,它在推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应充分利用高校的科技人才优势,大力促进产、学、研联合,开发一批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科技成果,促进一批院士专家型中小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外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四) 发展就业型中小企业我国的工业不够发达,劳动力富余,就业困难失业人数的增加,会带来巨大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利于我国工业化的推进 因此,要根据我国各地的特色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吸收富余、下岗职工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同时还应重点发展社区(村)企业,这些企业立足本地,服务本地,科技水平要求不高,但生产廉价的商品,这也是就业型企业拓展自己发展空间的领域。
(五) 发展外向型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生力军,其发展可以产生几个方面的作用:① 加快我国对外开放的步子,使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参与我国的工业建设;② 更多地利用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③ 带动我国出口企业的发展,为增加我国企业产品的出口创汇创造更好的条件;④ 使我国形成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 所以我国应充分利用加WTO的带来的机遇加快外向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六) 发展国有、集体中小型企业国有、集体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不在于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在于质量的提高 提高国有、集体中小企业质量的重点是加大企业的改革力度,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成为市场的竞争主体 为了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一方面我国应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放松对它们的限制,让其有自由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力;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为其尽快减负,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中平等的一员。
(七) 发展社区服务型中小企业社区服务型中小企业是一类比较特殊的中小企业,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推动社区服务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首要条件是资金来源问题+这类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有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政府的扶持性资金;二是来自社区内的共同集资。如果地方经济发展较快,社区服务型中小企业比较容易筹集到资金 只要企业的项目有发展前景,比较容易得到政府资金的扶持和居民的支持,通过共同集资的形式筹集到所需资本。
参考文献:
[1] 李大明.产业结构谓整与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研究[J].财贸经济2001.(10):41
[2] 项保华.企业战略管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
（一）联邦政府行政管理权限
联邦行政体制隶属于政府机构组成部分。联邦政府在发放学生资助，制定教育经费，科学研究与发展，国际交流合作以及原住民的教育这五个关键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联邦政府只在宏观层面进行引导和管控，权利的实际应用具体到各个省份，但是联邦政府对教育还是十分重视的。加拿大联邦政府非常关注高校科研事业的发展，科研能力是高校教育水平的客观体现，加拿大对三大基金会即加拿大社会科学委员会、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和加拿大医学研究委员会进行拨款，积极资助科学研究，创立创新基金，资助科学研究[16]。联邦政府积极开拓国际交流合作渠道，与世界多所学校签署合作协议，加强学术之间的交流，强化本国在世界上的教育水平，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大量国外的优秀学生来加拿大深造留学。
（二）省政府行政管理权限
加拿大政府没有设立教育部来对全国各级的的教育进行统一的管理。因此，省政府拥有对高等教育的绝对管理权，加拿大的公立大学均为省立大学，而没有国立大学，这也是由于加拿大各省自治的行政体质所决定的。加拿大各省对本省内高等教育工作进行全面的管理，负责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监督和评价。每个省因地制宜，根据本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来指引教育教学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发展路径。每个省都制定其各自的高校法案来规范高校日常运行工作。省教育部长在每个阶段都会制定和颁布高校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指导政策。这些政策的制定确立了高校的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省政府属于大学联系广泛度最高的校外机构，高校经费主要来源于省政府，内部管理与运行会受到来自省政府的参与和监督。同时，省政府还负责大学法案批准生效，高校懂事成员的指派工作。高校的教育教学的政策制定，课程设置和财政拨款均由省政府负责。省政府负责制定全省的高等教育方针、计划和向高校拨款等义务。
（三）加拿大高等教育中介组织行政管理权限
加拿大各省在教育方面有着不同的政策规定，联邦政府未设置统一部门来进行领导，各省高校沟通交流依靠非官方组织实现。加拿大影响力最大的非政府高校组织为加拿大高校联合会，截至目前拥有了成员高校九十一所。该联合会有效促进了教育政策实施与发展，倡议高校之间、大学与政府之间、工商企业社区间广泛开展合作，与世界上优秀高校展开合作。
加拿大教育领域建立的部长理事会拥有十省、三区教育部长的成员结构，委员会提供了教育部长之间交流讨论政策方针事务的平台。加拿大理事会负责对各省、非政府组织同联邦政府之间的合作、国际交流等相关事宜加以协调。各省一般设立了非官方教育组织，如安大略省高校委员会、哥伦比亚高校理事会、马尼托巴教育委员会。各个地区之间存在委员会来对彼此间合作进行协商，如大西洋高校委员会和沿海高教委员会。社会职能不同的高校均设立联合会，如继续教育相关委员会、社区学院相关委员会。
除此，专业性认证的机构还包括全国专业委员会，像是加拿的医学会、牙科联合会、专业工程师联合会、法律联合会等，大学学位认证与评估都有相应教育机构，其认证结果是受到社会认可的。加拿大靠上述非政府组织能够弥补本国不设立教育部，因此没办法对教育实施统一管理的缺憾，省高校借助上述组织可以完成利益协调，强化区域沟通合作。
（四）加拿大高等院校行政权限
加拿大独特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赋予了高校绝对的自主权。大学自主管理和运作，独立处理大学内部事务。加拿大高校的治理模式一般分一院制，两院制和三院制和混合制。其中大部分高校为两院制。在一院制体制中，高校由董事会统一对日常行政事务和教学任务进行管理。在两院制双层管理结构：分别由学校董事会和学校参议院组成。学校董事会的成员可以是省政府指派委托也以由学校内部章程选举产生，懂事会是学校最高的权利机构。它负责校长的任命，学校行政管理和财政事务、法律事务、政府和社会的公共关系事务、以及建设和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决定。学校参议院主要负责高校的学术事务，例如课程设置、入学条件、教员的聘任、学位授予、教育计划，学校未来发展方向、学生服务等重要事务上进行研究决定。加拿大学校自行决定和实施学校内部的行政管理和教学事宜。三院制主要由董事会、学术参议院和学校理事会分权治教。董事会和学术参议员的职责与两院制基本相同，学校理事会主要负责监督校长的选举以及校长的日常工作，讨论学校发展规划，以及学校参议院和董事会的选举。在混合制这种新型管理模式中，教育委员会是主要的管理机构，其权利由校长赋予。教育委员会由教授，学生和其他高校的员工组成。加拿大的大学拥有较高的自治性，在联邦政府立法机关制定的框架内可以进行自主管理和运行。高校内部的各层级人员都可以参与到学校的治理当中来。
二、我国可以从加拿大高等教育体制中借鉴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强高校行政独立性
加拿大政府对高校的干预较少，高校自主性很强。我国一直在高校“去行政化”上不断深入研究，虽然不能照搬加拿大高等教育的模式，但是可以在政府职能方面稍作调整，借鉴加拿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例如调整行政机构同其他职能部门的关系，让教育各级部门可以和其他部门间实现有效协调，并获得应有的权力。
（二）适当教育分权，管理自主
中国的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力过分集中，教育主管部门把学校完全纳入行政体系，大学成了教育部的一个下属部门，约束着高校自我发展的能力。政府在与高校的关系上，也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学术教育应当独立与政府之外，不受政府干预，中国高校应当在学术方面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拥有完全自主权，有权力来管理学术问题
关键词：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
1、国内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内容
1.1 民族村寨旅游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民族村寨旅游概念、资源特点、产品类型、政策选择、利益保障机制、困境与对策、背景与动力等。罗永常认为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主要存在民族文化认同感失落等四个问题，提出四项对策：确立社会性的旅游发展观；确立参与式发展理念；摒弃媚俗观；做好规划，加强市场论证和产品促销，提高管理水平[1]；总结民族村寨旅游主要特点：吸引物和活动空间的乡村性、民族性、地方性和民间性、文化交融性、参与性、层次性、环保性[2]。总体而言，民族村寨旅游理论的探讨当前还处于初步的、零散的阶段，民族村寨理论研究进展比较缓慢，研究量不够充分、质不够高，理论建构不够系统。
1.2社区参与研究
社区参与是最近几年民族村寨旅游研究中的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孙九霞提出了中国社区参与旅游的理想模式：政府主导社区主体企业经营第三方力量介入法制规范[3]；罗永常提出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策略：参与旅游活动，参与地方名特产品和手工艺产品开发，参与传统产品深度开发[4][5][6]。
1.3 民族村寨旅游业影响和感知研究
民族村寨旅游业影响和感知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钟洁等认为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效应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实证研究成果相对丰富[7]；吴忠军等提出基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方式[8]；唐雪琼等研究了哈尼族长街宴在旅游情景下的文化适应与重构[9].
2、民族村寨旅游研究评述
总体而言，国内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比较成熟。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不是很深入，在已有的研究中主要是有关民族旅游方面的。与此联系密切的是有关乡村旅游的研究，国外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文献主要是关于乡村旅游发展问题、乡村旅游中的居民感知和态度问题以及乡村文化旅游研究。特别是关于乡村文化旅游的研究，对于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国内外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由于概念界定的差异及其他一些原因，研究内容有所差别。但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都比较关注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道路和民族村寨旅游对当地居民带来的影响，并倡导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这些观点及论断为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总体看来，现有对民族旅游村寨问题的有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特别是2003年以后的研究成果尤多，文献资料丰富，研究切入点和视角也各不相同。大多数研究是从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单学科理论角度出发，尤其从社会、文化、经济等多角度入手，并普遍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的旅游开发政策选择、资源开发利用、旅游产品设计及规划、旅游经济的影响分析、旅游开发模式、旅游营销模式、旅游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文化变迁及旅游效应研究等方面进行分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民族旅游村寨发展的现状以及面临的社会、文化、经济等问题。
3、对今后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研究重点和方向的建议
第一，我们应该运用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村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户的生计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可持续生计理论，并改变了以往多从社会学学科角度出发对民族旅游村寨农户可持续生计展开研究的状况，因而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会是一种创新。
第二，从研究对象方面来看，我们应该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方向。并对其家庭的生活进行不断地深入研究。
第三，扩大研究空间范围，即增加对云南、、青海等民族地区典型民族旅游村寨的选点，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研究，使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的研究内容和范围更为丰富。
第四，应深入探讨我国民族旅游村寨农户在现有生计经济模式和各相关经济利益主体博弈行为下的参与及受益状况。
第五，应增加对我国少数民族旅游村寨农户面临的风险因素分析，如自然灾害因素、市场风险因素等方面的风险分析，以减少民族旅游村寨经济发展中的诸多不可避免的因素，增强农户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抗御抗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罗永常. 民族村寨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J] . 贵州民族研究，2003，（2）：102 - 107.
[2]罗永常. 试论民族村寨旅游的特征与开发原则[J].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6）：60 - 62.
[3]孙九霞.旅游人类学的社区旅游与社区参与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年
[4]罗永常.文化经济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J]. 思想战线，2006，（4）：96 - 101.
[5]罗永常.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利益保障机制[J]. 旅游学刊，2006，（10）：45 - 48.
[6]罗永常. 关于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几个问题[J]. 贵州社会科学，2006，（3）：47 - 49.
[7]钟洁、陈飙、杨桂华. 中国民族村寨旅游效应研究概述 [J] . 贵州民族研究，2005，（5）：85 - 90.
[8]吴忠军、张瑾. 旅游业发展对山地少数民族村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以广西龙脊梯田景区为例[J] . 经济地理，2008，（5）：891 - 896.
[9]唐雪琼、钱俊希、陈岚雪. 旅游影响下少数民族节日的文化适应与重构―――基于哈尼族长街宴演变的分析[J] . 地理研究，2011，（5）：835 - 844.
作者简介：
刘学斌（1993―）男，汉族，河北张家口人，云南民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
张朋（1992―）男，汉族，山东青岛人，云南民族大学行政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政府治理。
杨悦莹，（1992-）女，汉族，湖南湘潭人，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研究生。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模式创新策略
模式创新是顶端设计的下游环节，是对顶端设计内容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支撑。一定意义上讲，管理模式的优越程度直接决定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本身的优越程度。因此，重视模式创新并将其推向实际的建设进程之中，是包头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要求。国际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创新的发展方向是“主要由政府作为责任主体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政府同时承担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和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民间团体、社会企业等可以适当的方式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1]。结合包头市实际情况，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创新的发展方向主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共生发展模式；二是市场化生产供给模式；三是社会化运营管理模式。
一.城市共生发展模式
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其要素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2]。互惠共生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共生现象的必然趋势。开放式城市共生模式就是基于共生理论，将城市环境、文化资源、城市价值和文化民生等要素共生融合，构建开放式的城市和谐发展格局，在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城市文化民生。
在过去的十年中，包头一直致力于探索新时期城市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依托禀赋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城市现代化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谐共生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具有西部地方特色的城市共生发展模式。该模式依托西部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以“文化+民生+生态+城市”共生发展为理念，以“改善城市环境、保护文化资源、提升城市价值、促进文化民生”为方向，以“资源深度评价以明确保护利用方向―规划景观和环境提升资源价值―调整产业结构置换人文空间―利用经济开发以回馈文物保护―增加公共产品以保证持续开发”为路径，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以此推动城市空间巨型化、城市价值复合化、城市功能集约化，使文化、民生、生态、城市发展有机结合，推动公共文化空间的科学布局，实现历史文化资源与现代城市发展和谐共生。
二、市场化生产供给模式
市场化生产供给主要是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生产供给的市场化，以及其管理运作机制的市场化。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益是我国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传统型政府单一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公共文化服务完全由政府提供，脱离了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造成资源浪费严重；随着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应实行市场化生产供给模式，该模式是从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出发，由市场生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政府投入资金，购买并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效率和效益。
构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生产供给模式，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分离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主体和生产主体。从国际上看，将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生产者分开，由提供者选择可替代的生产者，是公共服务领域的世界性改革走向。以包头市文化管理部门职能转变为契机，从公共文化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转向促进者、指导者和合作者角色，实现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宏观管理，并使生产者发挥专业优势以生产和销售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而提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益。
2、拓展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按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主体和生产主体分离策略，并结合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市场机制的需要，拓展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以现代文化企业法人、文化事业法人制度为基础，对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主体给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程序简化的支持，通过政府采购、外包、补贴和授权等市场化服务方式来鼓励社会民间力量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从而拓展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供给方式。
3、引入竞争机制，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趋势，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和非公有资本，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微观主体，提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供给效率。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将原来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并根据其提品或服务的数量与质量支付费用，创新“政府买单”举措，强化市场竞争机制，构建“政府采购+市场生产”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生产供给模式。
三.社会化运营管理模式
公共文化服务的运营管理模式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性机制保障。随着政府管理方式向治理的转变，社会治理结构由一元向多元的发展，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运作机制，以实现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尤其是鼓励社会参与，形成“多元共治”格局。目前，创新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运营管理模式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构建公益性文化项目社会化运作机制。目前，包头市应尽快整合区域内大型公益文化场馆设施，采取国有投资主体、运营主体、管理主体分离，即由政府投资建设，通过面向全国运营管理单位招标，由中标单位运营和管理文化场馆的“国有民营”模式；同时，“鼓励民间资本捐建或捐资助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通过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降低民间资本准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门槛，创新形成“民营公助”、“民助”模式。
此外，制定《包头市重大公益文化活动实行社会化运作的管理办法》，将重大文化节庆活动、文化项目等通过招标、政府采购和委托承办等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共同构建公益性文化项目社会化运作机制。
2、构建社会参与的“多中心治理”结构。以基层自治组织（如社区）、非政府组织（如文化志愿组织）、营利性组织（如文化企业）和公民个人等四种社会组织形式[2]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管理，是实现“多中心治理”结构的基本条件。首先，强化多元化社会参与的主体地位，明确公民个人或组织在制定、执行和监督公共文化政策，举办文化活动以及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等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其次，积极扶持行业协会、非营利性文艺团体等社会组织的发展，构建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主体；第三，创新“政府公开+民众表达”模式，运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介，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平台，形成政府公开，民众表达的良性互动机制，构建社会参与机制和“多中心治理”结构，形成西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社会共治”格局。
参考文献：
[1]毛少莹.深圳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与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创新[J]：南方论丛，2009（4）
[2]姜亦凤.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的公民参与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8：17-22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9-0048-04
评价是引导社区教育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推动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重要举措。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把“完善督查评价机制”作为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保障措施之一，足见社区教育评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标体系是评价内容的载体，是引领社区教育发展的方向盘，是开展评价的前提。科学制订社区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一、社区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实践回顾
随着学术界对社区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区教育评价尤其是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问题，相关的成果日益增多。一些大学教材、专著用专章或专节来讨论社区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如《社区教育管理与评价》（黄云龙，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转型发展中的社区教育问题研究》（沈光辉，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6）等。同时，与之相关的期刊文献也逐渐增多。它们有的侧重于从整体上全面评价社区教育，如《社区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内容研究》（张群、胡立智、乔时玲，2007）、《社区教育五维一体化评价体系研究》（余善云，2012）、社区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郜鑫，2014）；有的则只侧重于社区教育某一方面的评价，如《社区教育课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张永、王一凡，2013）、社区教育经费保障与评价机制建设探究（李艳娥，2013），还有的侧重于评价社区教育的效果或质量，如《社区教育的社会效益评价问题》（杜幼文，2012）、《社区教育有效性评价标准探析》（张东平，2016）《我国社区教育教学满意度测评研究》（袁双龙，2016）等。
在实践领域，影响较大的是教育部制订的《社区教育示范区评估标准（试行）》（以下简称“评估标准”），此外，北京、江苏、山东等省也制订并颁布了类似的评估指标体系，开展了类似的社区教育评估活动，对推进社区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尤其是教育部开展的社区教育示范区评估活动，建设了一大批全国和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成为社区教育重要的推动力量。
总体上看，以上研究与实践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深化。社区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思路、原则、方法逐步清晰，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并且各具特色。虽然在研究目的、方法、视角、重点等方面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社区教育评价指标构建模式上以演绎为主。这种演绎模式以社区教育发展目标作为指标构建的基本依据，重点了解该目标的教育状况与实现程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指标内容重点指向社区教育供给方（行政部门和社区教育机构）的行为及效果；二是以自上而下的演绎为指标构建的基本策略，先根据社区教育发展目标确定社区教育评价的目的，再以实现社区教育发展目标应当采取的措施为评价指标的基本框架，最后以措施的外显行为或概念的外延为具体指标；三是以社区教育供给方期望或能够达到的结果确定量化标准。
运用“评估标准”等社区教育评价指标开展评价，对引导全社会重视社区教育发展，加大投入，改善条件，提供保障，唤起公众参与等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评估标准”等社区教育评价指标的构建逻辑是“供给主导”，首先关注的是“党委政府做了什么”、“提供了什么样的社区教育”，而不是“社区需求什么”。总之，由于其“评价依据以反映政府的意志较多，在反映社会和群众对社区教育的真实要求方面显得不够”[6]，因此，难以唤起社区居民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供给增加也难以必然带来社区居民参与或满意度的增加。在调研中发现，社区教育场馆和设施设备形同虚设现象较为普遍，某示范区附近居民反映，“莫得人去（社区学院），平时宁愿‘坐街边打麻将喝茶’也不想去，去做什么呢，什么都不懂”，足见评价者所关注的焦点与社区居民的实际生活和需求相差较远。此外，这种评价往往具有高利害性，实践中经常出现评价信息失真，评价失信。一些基层社区学院（大学）的老师反映，“督导检查都是‘走过场’，‘豁人的’，许多材料都是编的，但都能过关，没有人说”，由此可见，评价功能已经出现异化倾向，评价指标体系预期的导向开始偏差（见表1）。
二、新形势下构建社区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策略与方法
社区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是一定历史时期社区教育发展目标和任务的集中反映，同时隐含着评价者的立场和评价目的。社区教育发展思路与重点发生变化，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也应发生相应变化。“评估标准”等社区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是社区教育发展的阶段特征决定的，是特定时期的产物，符合当时教育发展实际，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教育发展目标、任务和重点都发生了改变。比如，仅从政策文本看，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的“意见”就比2004年《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更加强调社区教育内涵而不是规模，更加强调“以人为本，需求导向”“社区为根，特色发展”，更加强调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作为引导社区教育发展方向的指标体系也应随之发生变革，构建新的指标体系势在必行。其“新”着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二）政府行为
政府行为主要是指政府管理社区教育的行为，核心是提供保障，包括组织保障、经费保障、条件保障、机制保障，这是影响社区教育发展即居民感受与行为的因素之一。组织保障主要评价各地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统筹、教育部门主管、相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支持、社区自主活动、市场有效介入、群众广泛参与的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情况；经费保障主要评价各地建立健全政府投入、社会捐赠、学习者合理分担等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社区教育投入机制情况；条件保障主要评价各地加强社区基础能力建设情况和整合社会资源情况。
（三）社会教育机构行为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银行”）自成立依靠自身创新的发展理念、准确的市场定位、差异化的产品服务和稳健、积极的经营管理，在金融运行体系相对健全和规范、银行业发展繁荣活跃但又竞争异常激烈的浙江省“崭露头角”，并被迅速认可。湖州银行依靠自身的优势发展，一方面，成功规避了国内复杂同业经营环境的不良影响，各项经营发展指标均创新高，部分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另一方面，积极开展跨区域经营，发起设立安徽肥东村镇银行、浙江临海村镇银行，成为一家经营发展迅速、发展特色明显的跨区域发展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湖州银行管理团队审时度势、准确定位，注重自身经营管理水平提升，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对仍处在“摸着石头过河”发展的我国城商行，具有普遍而重要的参考意义。
准确的市场定位
伴随国内金融发展的不断扩张，银行同业竞争日益加剧，市场争夺更加激烈。一方面，由于实力优势和长期的“耕耘”，传统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据了大量市场份额，城商行扩展市场份额难度较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产品创新的落后，商业银行可经营的产品种类少、差异小，商业银行间业务发展高度雷同，经营利润不断下降。面对这种形势，城商行要想实现市场“切割”和经营发展的高利润率，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实现自身市场发展的“精准”定位。
虽然国内城商行一直呼吁要“找准自己的定位”，但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却乏善可陈。湖州银行则坚持从自身准确定位出发，将自身定位作为经营发展战略制订的根本依据和具体业务开展的出发点。
湖州银行从湖州独特的地域经济发展情况出发，综合考虑浙江省及“长三角”地区国民经营发展实际、企业客户和同业竞争情况，依托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的决策运行机制，根据湖州市、浙江省乃至“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众多的特点，在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基础上，确立了“立足地方、面向中小、服务市民”的市场定位。具体来说，即是要立足湖州，辐射“长三角”，专门从事中小企业业务和社区服务，努力打造精品型、专业化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湖州银行在内部机制、经营模式和服务功能等方面，根据具体市场需求进行了对应调整和优化，以实现对“长三角”地区“中小企业和社区”的优质服务。
通过准确的市场定位和业务调整，湖州银行准确把握住了地方经济发展实际，各项经营业务顺利开展，加之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信用建设相对完善地区，信用水平相对较高，客户违约率低，湖州银行一直保持了“高速”发展。截至2010年10月，湖州银行总资产从14.7亿元发展到173.3亿元，是成立初的12倍；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为0.19%；拨备覆盖率达到751.24%，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均为12.12%。
差异化的业务发展
对商业银行经营发展来说，准确的市场定位即是要根据自身实际和地域发展情况做出针对性地市场“认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在市场划分中的“一杯羹”，需要做出针对性的市场定位。而仅仅有自身的市场定位是不够的，只有根据自身市场定位，创新开发出新的产品和服务，才能实现自身定位的有效“落地”。
湖州银行管理团队在把握自身市场定位和制订发展战略过程中，认识到，浙江省乃至“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好，小型、微型企业众多，个人创业和消费的资金需求也相对较多，而大型股份制银行由于自身经营业务成本收益需要，普遍对这些客户和相关业务“不感兴趣”。同时，其他城商行在湖州及周边地区业务开展较为有限。通过反复调研和论证，湖州银行管理团队找到并制订了自身差异化、特色化的业务发展之路，即以小、微企业和个人业务为业务主线，加快资源整合和优化资产结构步伐，突出重点、优先发展；对传统公司业务、个人业务实施优化、调整，促进各项业务健康、有序发展。重点发展小企业贷款和微小企业贷款业务，不断拓展农村市场。一方面强化经济资本资源管理，加大对资本占用率和资本回报率的考核，倡导绿色信贷，引导支行积极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和零售业务，另一方面明确“进社区、走市场”的特色发展方向，引导员工树立加强服务中小企业的意识，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真正落实“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的市场定位。
在此业务发展定位基础上，湖州银行将“质量、效益、规模”的协调发展，贯穿经营管理活动的每个细节。在业务运作模式上，不断探索银行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个性化特色服务与风险管理相结合、业务发展与客户发展相结合、信用体系建设与信息收集相结合的中小型银行业务运作新模式。
湖州银行的差异化业务发展得到了市场的肯定和认可，各项业务顺利开展，先后推出了“百合花”小额自助循环贷款、个人贷款“随意还”、项目经理贷款、船舶抵押贷款等特色业务和产品。尤其是推出的“百合花”小额自助循环贷款，专门针对个体经营户、居民（公务员除外）、小企业业主和农户，对其小额贷款实行一次授信、循环使用、随借随还，在同业中具有重大“创新”意义，受到了高度欢迎，是湖州银行业务发展中的重要亮点之一。截至2010年10月，湖州银行各项存款从10.23亿元发展到151.28亿元，是成立初的15倍；各项贷款从6.68亿元发展到109.41亿元，是成立初的16倍；仅2010年前10月实现利润总额3.63亿元，在同等规模城商行中表现非常突出。
不断优化的公司治理
由于经济体制和银行自身等多方面原因，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水平与现代银行业发展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对于城商行，由于其产生由来的“轨迹”大致相同，普遍具有明显的行政干预特点，加之大多数城商行规模小、发展时间短，因此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而受经验管理水平和发展大环境的限制，城商行推进公司治理改革和优化的难度较大。
湖州银行自1997年成立以来即不断努力推动自身公司治理的完善和优化，在认识水平提高和实践经验积累基础上，湖州银行管理团队将自身公司治理优化的着力点定位在“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内部控制、明确职责边界、激发员工潜力”。围绕这四个方面，湖州银行管理团队，一方面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组织和开展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同业调研、课题研究和与监管层的沟通交流，学习经验，改进不足。通过努力，湖州银行的公司治理建设获得了内部和外部的广泛支持，公司治理改进的阻力大大减小。
湖州商行成立之初仅有1亿元资本金，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业务需求。2004年11月，湖州银行完成了增资扩股2亿元的目标。通过吸收优质企业法人和内部员工入股，清理小股东，股权结构不断改善，为提前二年实现资本充足率达标和公司结构治理初步健全打下了基础。进入新时期，尤其是在本届管理团队期间，以股权结构优化为突破点的公司治理完善进一步推进。启动了第二次增资扩股规划，并突出强调对“优秀金融法人股”的引入。湖州银行坚持“引进智力、共享资源、互利双赢”的原则，优先引进国内有较大影响的大中型银行为战略投资者，拟在改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同时，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实现共享产品研发、服务网络等方面的资源。目前，湖州银行已成功洽谈国内一家优质大中型银行，待监管部门批准后，将以法人股形式加入湖州银行，成为公司重要战略投资者之一。待第二轮增资扩股完成后，湖州银行股权结构将为：国家股（财政）占比31.05%，国有法人股占比1.41%，法人股占比45.51%，个人股占比2.03%，金融机构占比20%，建成国有资本、民营资本、金融资本、个人股等多个利益主体组成的相对分散又适度集中、相互制衡的多元化股权结构。
在股权结构优化的同时，湖州银行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推进“三会一层”架构建设，注重对“三会一层”职能权限的明确划分和认定，通过制定明确的议事规则，促进规范化、程序化和积极有效的运营管理体系的形成。通过《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管理办法》，建立起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授权管理体系，各层级、部门、人员等的权限层层有来源、全部能落实，职责边界明确，责任认定清晰，保证了公司运营管理的健全有效和人员职责的充分发挥。
此外，作为资产及经营规模仍然较小的商业银行，湖州银行从自身经营特点出发，为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在公司治理建设中始终注重运营管理的灵活和有效。为此，湖州银行在基本管理决策流程之外，通过“联席会议”形式，对经营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及时沟通和讨论，为相关部门做出最终决策提供参考或初拟蓝本，从而实现了公司内部对具体事项的统一认识，减少了在未来执行决策时的阻力，提高了公司经营管理效率，保证了决策的执行效果。
积极进取的管理团队
相比大型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在运营管理中“船小好调头”，经营管理更为灵活。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如果“调头”失误，也更容易造成不良后果和损失，这对竞争激烈的城商行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城商行在运营管理中，需要在坚持正确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经营管理的灵活性，而管理团队，尤其是高级经营管理团队作为城商行经营管理发展的“掌舵者”，是实现银行积极稳健发展的关键。
由于在规模、品牌等方面的限制，很多城商行在优秀管理团队尤其是优秀高级管理团队引进和建设方面难度较大。而通过自身多方面努力，建立起了优秀管理团队，并实现管理团队成员理念一致、团结统一、积极进取的城商行，在实践发展中的巨大优势很快显露出来，并转化为具体的经营业绩，为同业所关注。湖州银行优秀经营发展业绩的取得正是得益于其通过多方面努力，引进、培养建立起来的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尤其是经营发展理念高度统一、积极进取而又不失风险控制的高级管理团队。
湖州银行在董事长领导下，通过多方努力，从大型股份制银行“挖来”一批具有丰富业务操作及管理经营、履历覆盖大型和中小银行多个部门的优秀管理和业务人员，充实到管理和经营团队中来。在高级管理团队层面，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等在公司战略和业务发展规划方面具有高度共识，理念和实践步伐统一。围绕“专门从事中小企业业务和社区服务的精品型、专业化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推进创新与统一管理。在业务操作层面，以公司文化培育为重点，通过培训、学习等活动，将公司发展理念融入到一线业务拓展和具体操作中。在发展理念培育的同时，通过建立科学公正的业绩评价机制，挖掘员工潜力，激励员工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实现员工价值追求与湖州银行的利益结合起来，实现员工价值目标与全行目标一致化，在全行层面形成共同的发展理念和执行动力。
2011年，湖州银行董事长获得“2010中国城商行年度人物”称号，这是对董事长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湖州银行积极进取的优秀管理团队的认可。
后记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国内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显示出经济发展的诸多不确定性，城商行作为“摸着石头过河”的群体，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着更大压力。只有积极转变发展方式，走特色化发展之路，才能保证城商行在复杂形势和激烈竞争中的稳健、持续发展，特色化经营是城商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城市 互联网 信息差距 治理
[分类号]G203
1 引言
国内研究主要分析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信息差距及其社会影响。而新近的调查发现，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差距超过信息差距的总水平…，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体间存在显著的互联网信息差距，而且还呈现出加剧的倾向。需要从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需求与认知能力出发，结合我国的互联网发展模式与特征，探讨治理差距的对策职称论文。
本文首先区分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不同层次。在此基础上，具体阐述我国城市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状况与成因，以促进就业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明确治理差距的政策思路，基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具体情境，提出分阶段的治理措施。
2 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三个层次
虽然已有文献尚未明确划分其过程的层次性，但可以从中发现，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涉及接入、使用、获益能力差距三个层次。
2.1 第一层次——接入差距
以欧盟的互联网调查和美国商务部的系列调查为代表，许多研究根据创新传播理论分析了互联网接入的发展过程。研究发现一国的不同社会群体开始接入互联网的时刻、饱和率水平都有显著差异，可以用图1所示的分层模型来表述:
群体A属于信息富有者，是一国最先接入互联网的群体，该群体中的个体接入比例最高;群体C是信息贫弱群体，开始接入互联网的起始时刻最晚、群体中仅有较低比例接入互联网之后就不再有新增的采用者。
2.2 第二层次——使用能力差距
不同群体的互联网使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使用能力包括基础性技能、结构性技能两个层面。基础性技能即对网上文献的阅读理解能力，包括英文水平，主要是通过基础教育取得的;结构性技能是使用互联网收集信息、加工数据等方面的能力，包括使用超文本以及各类软件等工具的能力，建立在基础性技能之上，主要通过信息技术培训与学习取得。参与网络游戏、浏览网页与设计图文、开展网上交易之间的技能差别是显著的。基础性技能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结构性技能持续变化。
2.3 第三层次——获益能力差距
互联网使用能力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辅助下，形成获益能力，即运用互联网支持工作、改善个人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是在信息社会中生存的一种战略性能力。综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互联网使用能力、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获益能力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获益能力差距最难以缩减。由于掌握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即便在使用能力等同的条件下，图1中的群体C从互联网使用中获得的收益也低于群体A和B:
3 我国城市互联网领域的信息差距现状
3.1 我国互联网发展模式与信息传播特征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互联网发展建立在政府推进和外来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政府一信息服务组织一用户”自上而下的信息服务体系。自2005年后，我国互联网快速普及，正处在快速扩张初期，开始向农村渗透。2009年普及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09年12月已有网民3.84亿，成为人口最多的网民国家。区别于发达国家的一个关键性变化，是产生了多样化的互联网应用方式创新。除电脑之外，手机、游戏机、电视机等，都已具备网络接人能力，手机和电脑共为互联网信息服务的重要基础设施，互联网随身化、便携化趋势日益明显。持续更新的互联网媒介，推动了我国信息传播向分众化、个人化方向发展。
3.2 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
我国城市信息贫弱群体主要包括城市户籍的无业与失业人员、在业低收入人员等以及农民工两类。
3.2.1 城市互联网接入差距
根据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关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2008～2010三年中，我国总体互联网接入率在持续增加，网民城乡结构对比基本没有变化;而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接入率远低于平均普及率，其中农民工的接入率明显低于城市户籍信息贫弱群体的接入水平，几乎没有提高，如表1所示:
3.2.2 城市互联网使用差距在以上海、广州和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城市中，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联网使用差距。以互联网发展全国领先的北京市为例，包括流动人口、郊区农民在内的各群体的信息化水平可分为高端、中端、低端三个层次，所占人口比例分别是9%、37.6%、53.4%。各群体之间在收入水平、电脑拥有率、互联网接入、上网时间长度、网络应用方式等方面差距较大。高端群体网络接人率近100%，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广泛使用电脑和网络，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30小时，网络应用水平高;中端群体电脑拥有率超过五成，网络接入率近50%，平均每周上网时间13小时;低端群体电脑拥有率低，几乎不能上网、没有邮箱。占人口半数以上的低端群体包括城郊农民、下岗与无业人员、残疾人、家庭妇女以及农民工，传统媒体仍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虽然缺乏国家层面的量化数据，北京市的互联网应用结构作为一个参考，部分反映了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数量以及该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互联网使用差距。
3.2.3 城市互联网获益差距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网络应用产生的价值很有限。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制度环境缺乏稳定性、组织机构快速变迁、个体流动性大幅提升，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服务需求主要涉及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生活服务等方面，而利用互联网提供上述服务，在我国仍处于初始阶段。第24次CNNIC互联网调查指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群体因回避社会现实而上网的倾向，超出主动的互联网应用，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企业管理人员等则与之相反;农民工与办公室职员在网上教育、网络银行、电子商务等应用的普及率上有巨大差距。第25次CNNIC互联网调查发现，与我国整体网民相比，手机网民中农民工和城市无业、失业人员所占比例更高;而手机上网中使用率最高的应用是聊天，达到71.5%，信息贫弱群体从互联网应用中获得的利益十分有限。
4 我国城市互联网差距成因与治理
4.1 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成因
在个体层面，低教育程度、职业状况、收入水平以及对互联网的有限认知是我国城市互联网接人与使用差距的四个主要成因，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对产生互联网获益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CNNIC历次调查发现，个人不上网的两个主要原因依次为:缺乏上网所需的技能、不具备上网条件。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比重占64.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3.5%，以从事低收入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几乎没有在岗位上获得信息技术培训，制约着该群体对互联网的使用。我国市场化定价的互联网接入费用每户平均77元/月，网吧上网费用平均44.8元/月(第22次CNNIC互联网调查)，网络接入价格占收入水平较高。城市户籍的信息贫弱群体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略高于农民工，但是也难以支付市场化的信息技术培训和网络接入费用。信息贫弱者获取信息的途径以先赋性社会关系为主，链合关系短缺，导致其社会支持系统薄弱，难以通过使用网络获得利益。
在社会层面，农村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城市公共信息设施的难以获得性，是造成农民工、城郊农民这两个细分群体低接入率的两大外部主因。信息资源供给存在制度性缺失，是城市信息贫弱群体获益少的主要原因。信息贫弱群体对信息服务的类型和定价决策以及信息内容和传播形式没有实质性影响，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对符合信息贫弱群体需求的信息资源整合不足，未能支持这一群体的就业、学习、生活事务。
4.2 治理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政策视角
城市信息化的本质是建立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良性互动，改善城市交通、教育、安全与公共卫生、社区服务等，促进城市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公众的深度参与。我国城市信息贫弱群体数量庞大，与其他群体间存在较大的互联网信息差距，城市信息化进程缺少坚实的社会基础。在缺乏外部干预的情况下，现存差距将会加速扩大，互联网差距会与既有的多种社会分化相互渗透，导致信息贫弱群体难以参与信息技术手段支持的社会活动，加剧这一群体在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劣势。
已有研究发现，仅采用技术性思路，例如改善互联网基础设施、降低互联网接入费用、提供网络技能培训等技术性措施，不足以缩小群体间的互联网信息差距。自2000年以后，相关政策设计开始转向社会性视角，在采用技术性政策措施的同时，从信息贫弱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发展障碍出发，通过社会政策，向这一群体赋权，使之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治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涉及教育、就业政策与信息化政策等多个领域，需要提高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使用能力和职业技能，增加其社会资本，完善公共服务，使这一群体获得更多利益。一个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公私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共同治理互联网信息差距。
5 治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思路
需要根据《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建立一个社会矫正机制，缩小我国城市群体间的互联网信息差距，改善信息贫弱群体的就业与生活状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5.1 治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战略目标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信息化发展的社会基础还较为薄弱。本文认为，我国治理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目标应具有阶段性，以提高接入率为基础，设定近期和长期目标，见表2。
5.2 治理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对策
5.2.1 近期的治理措施
·改善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可获得性。应加强城市公共网络端口建设，将学校、图书馆、社区学习中心等接入互联网，使信息贫弱群体能够接触网络。建议以民政部门的社区信息化建设、各地区的社区学习中心为依托，通过社区、居委会统一管理，借助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向各类信息贫弱者提供廉租或捐献电脑、免费或低收费网络服务;各地区应探索将城市公共网络资源向农民工开放的模式，改善他们对网络的获得。应融合网络与传统媒体，整合从中央到地方的已有信息资源和服务，向信息贫弱群体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渠道。
·提高互联网使用技能与收益。目前面向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化培训存在多方投入、多头管理、缺乏整体规划等问题，应鼓励信息技术培训机构、用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开展就业支持计划(例如国务院扶贫办的“雨露计划”)的政府部门进行合作，结合就业需求(无论是正式或者非正式就业)设计教学内容，使信息贫弱群体通过培训提高信息使用能力，增强这一群体在就业市场上的灵活性。
5.2.2 长期的治理措施
·强化信息化的社会基础。应推进竞争政策和普遍服务政策，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互联网接入费用;根据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把握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趋势，为本土产业技术创新形成包容性空间，继续推进信息无障碍标准，增强缩减信息差距的技术基础;借鉴国外经验，重视全民信息技术教育，避免信息差距的代际传递。
·提高信息服务质量。采取措施促使各类信息服务主体承担社会责任，要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中文网络等媒体对信息内容加强自律管理，创建符合信息贫弱群体需要与认知能力的信息内容。重点是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提高公共信息服务的用户导向性，使城市信息贫弱群体能够获得关键性的公共信息服务。
·形成长效信息培训运行机制。信息技术培训需要进行平台建设，吸引地方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的长期投入，对培训项目进行科学的评估和改进。在实践中，一些跨国公司联合公益性、非营利性组织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建立了面向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社区学习中心，项目设计和管理的规范性高，重视培训师资和当地的骨干力量，产生了规模效应，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社区学习模式。
·增强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社会参与能力。我国在较长时期内不会改变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中高级蓝领短缺的就业市场状况会延续。城市信息贫弱群体就业以蓝领职业为主，而当前的教育体系和就业选择、社会资源分配不利于蓝领。国家应提高职业教育的成效，创建更为多元的文化环境，使蓝领在社会参与、经济与文化资源分配中获得更为公平的机会，提高收入和职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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