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1 17:40:58
论文摘要：本·阿格尔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从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出发，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并从异化消费着手，探寻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出路。阿格尔的思想不仅对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对我们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实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迪。
本·阿格尔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就，尤其是在对马尔库塞和莱斯思想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并由此发展出较为系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体系。他的思想不仅促成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而且对于我们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实施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启迪。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提出
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史上，阿格尔首次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三个组成部分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基本模式出发，论证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阿格尔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
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承认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以不断扩大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并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工业生产的原因。另外，在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分析时，它也没有忽视对阶级结构的分析。
在它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业已过时，但其理论见解基本上是正确的，仍然充满着活力，并以此为前提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和危机经验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和发展。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来说，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所面l临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危机也主要是以经济危机的形式出现，然而，到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人与自然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和空前激化，社会矛盾的地位正在被人与自然的矛盾所代替，生态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式。他说：“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并“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主义动力由于环境对增长有着不可避免的、难以消除的制约而不得不最终受到抑制”。
这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就包含着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动力来分析生态问题，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动力导致资源的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从异化消费人手来探求人的解放，力图通过对现代统治形式的评价和批判来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既要打破过度生产的控制，又要打破异化消费或者说是过度消费的控制，从而设计出一种打破二者控制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对于过度生产，他指出，将通过分散工业生产和降低工业生产的规模来克服；而过度消费的克服将通过向人类提供有意义的、非异化的劳动的办法来实现。
建立在以上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基础上，阿格尔从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出发，提出了他的生态危机理论。
二、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
在阿格尔看来，大量存在于自由经营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即使不是全部消灭，也是逐渐削弱了。在垄断时期，资本积累已超出资本家有效利用的能力，它的趋势已完全改变，并引起阶级的重新结合，从而使资本主义危机的特点发生了重大改变。今天考察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要看到资本主义固有的结构性矛盾，而且更要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在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和破坏大自然等方面所造成的危险趋势。他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导致了两大严重问题，即“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前者以追求利润为动机，导致技术规模越来越庞大、能源需求越来越多、生产和人口越来越集中以及职能越来越专业化等等；后者则表现为人们往往只根据消费的多少来确定自己的幸福程度，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超出了自然界所能承担的限度。这二者的共同作用不仅加剧着人的异化即分裂了人的存在，而且还对自然的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污染，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在阿格尔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因经济危机而必然崩溃的预言之所以迄今未能在西方实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和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区别。高生产和高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发挥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刺激异化生产，使资本主义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和无限扩张；二是消除人们对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从而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然而，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和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它使生态危机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将逐步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
由这样的分析出发，本·阿格尔声称：“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效了。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阿格尔的以生态危机来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的基本主张。
阿格尔的这一声称，很显然存在着对马克思思想的片面解读和歪曲。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不仅仅关注生产领域，消费领域也是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生产当做一个孤立的活动来研究，而是从它与流通、消费等的关系中对它进行把握。在他那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在二者中的每一方都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而且，生产和消费中的每一方在实现自身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对方，把自己当做对方创造出来。由此可见，生产和消费在马克思看来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其危机理论不可能仅仅属于生产领域的危机。实际上，马克思还专门对资本主义的消费现象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他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商品拜物教思想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当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只是揭示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实际上，它对当前时代更有意义的是，以前瞻的眼光对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现象的洞察和批判。
客观地说，阿格尔主张用生态危机论代替经济危机论，这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然而，他的这一思想在认识到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严重性的同时又对它做了过分拔高，走向了思想的极端。其实，用生态危机论来取代经济危机论，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用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严重偏离了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始终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是人与人的关系在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应当从社会矛盾出发来认识生态问题。而阿格尔却颠倒了二者的关系。事实上，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越来越表现为生态危机，但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仍然是经济危机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不能仅仅从表面来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而要看到它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危机，更不能因生态问题的严重性而做出这样的判定，即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双重危机，即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结合体。在这种危机态势中，经济危机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危机形式，不能离开经济危机来单独地看待和讨论生态危机。
三、异化消费：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过度消费”和消费主义问题，马尔库塞和莱斯都作了具体研究。阿格尔继承和发展了他们这方面的认识，把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直接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的思想。
阿格尔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异化也具有了新的形式和特点。异化消费已成为普遍的而占主要地位的异化现象，并成为当代各种异化的集合点。这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异化消费与异化劳动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成了异化劳动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政治上，异化消费增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认同，从而支持着资本主义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控制手段。在他看来，正是由于马克思对消费领域缺乏充分分析，才错误地认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由此，阿格尔指出，马克思所创立的异化劳动理论已不足以分析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需要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从而提出了他的异化消费理论。
依据阿格尔的观点，异化消费与人的真正需要相脱节。消费本来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并总是与人的某种具体需要相联系。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一切消费也都涉及使需求与商品相一致的过程，但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广告的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需求不是适应“纯商品”本身，而是适应某种商标的商品。消费也成为对不自由的一种“补偿”，从手段变为目的，与人的需要相脱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异化消费呢?阿格尔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领域中劳动的异化。由于劳动异化，人们从事着单调、乏味和无聊的工作。这样，劳动中的他们是不自由的，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于是便把注意力转向消费领域，试图通过消费行为来“补偿”劳动这一不足，使消费成为逃避劳动痛苦和不幸的避难所。然而，这种通过消费而得到某种自由的补偿，只能是一种“虚假的补偿”。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消费也是受操纵和控制的。在消费领域如同在生产劳动中一样，人们也是不自由的。阿格尔把这种被控制的消费行为称为“真正自由的苍白反映”。
在阿格尔那里，异化消费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还是一个政治范畴，起到一种重要的“政治作用”，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为，第一，它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和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第二，它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性。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不断制造“虚假需求”，迫使人们不断地购买和消费来大大增强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性。第三，它化解社会矛盾，从而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由于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引到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消费品上，从而大大分散了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注意力，转移了人们对社会制度的不满情绪。他说：“个人提高其消费水平可以赢得更高程度的社会和政治控制。”所以，资产阶级统治者总是以许诺高消费来获得民众对其合法性的支持，“合法性是以许诺高消费而获得的”。“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业已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对于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它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阿格尔虽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与马克思生活时代工人的劳动相比，有许多新的特点，但在对劳动的性质判定上与马克思相一致，即认为它是一种异化劳动。他把异化消费看做是异化劳动的逻辑对应物，并指出，正是由于人们在单调乏味、非创造性的并且是常常报酬不足的异化劳动中感到不满足，才致力于消费活动，把消费看做是获得满足和幸福的唯一源泉。他说，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这里，他实际上是把异化消费产生的根源归为异化劳动，这一思想是正确的和合理的。并且，阿格尔还对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关系做了正确分析，指出二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其中，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的基础，而异化消费则支持着异化生产制度，使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进行，从而也使异化劳动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不仅建立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之上，它还是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时展。在l9世纪，异化主要存在于劳动生产领域，因而马克思把对异化的分析和揭露，主要放在了劳动生产方面。而在当代，异化已远远超出了劳动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阿格尔对异化消费的揭露和分析，是有其现实根据的。二战以后，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由于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庞大的生产能力被转入到和平用途，使得社会能够向人民提供大量的消费品。再加上“享乐”思想的盛行，西方进入到了所谓的“消费社会”。阿格尔的异化消费论正是对这种现实进行理论反思的产物。在对异化消费的考察中，阿格尔把异化消费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并具体分析了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经济和政治功能，以及它在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样在阿格尔那里，异化就不仅仅被看做是一种自然的、自发的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的、人为的现象。他的这一思想还是有一定理论深度的。
当然，阿格尔的异化消费论的局限性也是显见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异化消费的社会作用作了不切实际的拔高，把它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病和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似乎只要消除了异化消费，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他甚至把克服异化消费看做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口。二是在对异化消费的分析中，阿格尔虽然也承认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的基础，把异化消费的原因归为异化劳动。然而在他那里，异化劳动仅仅被归结为劳动过程的破碎化、集中化和官僚化。他仅仅是从人的不自由以及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丧失方面来看待异化劳动的。可见，阿格尔主要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从违反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异化劳动的危害性的。他没有对深藏在异化劳动背后的私有制根源进行分析，这就大大降低了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力度。
四、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策略
既然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只要克服了异化消费就可以解决生态问题。那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克服异化消费呢?对此，阿格尔明确指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策略。
在阿格尔那里，所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指的是“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它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首先，由于生态系统无力承受无限增长的生产能力，必然会导致生产萎缩，出现“无增长的经济”。于是，人们所被许诺的能够得到源源不断商品的期望就随之破灭，他们被迫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思考人的需要与消费的关系。正是在这一思考中，人们将会对自己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形成新的期望，“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而消费观念的变化必然会带来消费行为的变革，那种依附于广告媒介的消费和把消费看做是满足的唯一手段的消费现象将会消失，从而使异化消费得以克服。在阿格尔看来，消费领域的这一变革也将扩展到劳动生产领域，它将会使人们对于从劳动中获得满足的前景的看法发生改变，从而促使劳动的强制性消失，使劳动成为真正的“创造性劳动”。这样，在生产中将会出现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的趋势，实现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而这又将会带来整个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全面改组，并进一步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使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发生改变。分散的、自治的管理形式将取代那种等级制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力体系。以此，阿格尔断言，发端于消费领域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最终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消除异化消费不仅是可望的，而且是可及的。并且，消除异化消费的同时也就克服了生态危机。
可以看到，阿格尔从消费领域人手的社会变革策略实际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了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之上。而人们消费观念的变革又植根于“人的需要与商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而这种过程是由有限的生态系统确定的”。这样，革命在他那里似乎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的发生只是取决于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这就把变革的希望完全寄于生态系统的危机，从而忽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这种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脱离一定的物质条件的社会变革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在实际中是行不通的。为了克服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阿格尔不仅提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一总体变革策略，还提出了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为核心的具体措施，这主要包括：第一，实行稳态经济，改变人的消费模式、居住状况和生活方式。他说：“今天的生态危机需要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我们把这称为‘生态命令’。”
第二，实行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政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实质就是生产的民主化，即“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即生产过程的非官僚化和自我管理)”。在阿格尔看来，这不仅可以使生态得到保护，而且还可以带来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等主要制度的根本改变。第三，实行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阿格尔所说的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既区别于南斯拉夫的高度分散的“社会所有制”，又区别于苏联的高度集中的国家所有制，而是二者的折衷，“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可以理解为集中化与分散化这两极之间的连续统一体”。在他看来，只有这种所有制观点才是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设想，“通过提出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概念，我们就可以使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观点不受那些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解释为国家控制的集权制拥护者们的影响了”。第四，实行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阿格尔指出，由于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的民粹主义共同反对官僚化，因而二者不仅相容而且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嫁接到美国的民粹主义上，以提供将导致成熟的激进生态批判和社会主义变革的这一缺少的环节。”并且这一结合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美国的民粹主义包含着的“民主实质”，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传统所缺乏的，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可以在这一新的世界相汇合，把基层群众的民主素质(特别是美国人的民主素质)与源于欧洲社会主义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二者的结合。
1.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以水稻生产为例
2.剩余价值、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于改进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视角
3.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
4.抓住中间层次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体系的演进
5.金融资本与“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
6.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与马克思的文化思想及其延伸
7.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8.当代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评析
9.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
10.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双重危机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11.马克思经济学与资本主义
12.性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的性别奥秘——从2014年“东莞扫黄”引发的论争说起
13.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
14.社会主义自由的张力与限制
15.工业资本主义、生态经济学、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民主协商制度——西方生态文明最新思想理论述评
16.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
17.财富的悖论:资本主义与生态破坏
18.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
19.21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
20.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态
21.为什么大工业没有割断农业生产中的家庭纽带——马克思农业资本主义理论的解读及发展
22.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
23.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
24.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后果——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总爆发
25.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
26.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及应对
27.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其启示
28.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9.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
30.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从马克思看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31.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认识——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谱系学分析
32.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
33.大学文化传统的失落: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行政化的叠加作用
34.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
35.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
36.论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冲突
37.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及其当代意义
38.劳动关系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兼谈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演变
39.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
40.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的方法论批判
41.学术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美国研究生创业及其启示
42.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43.资本主义与城市社会变迁——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视角
44.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45.福利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前途:危机后的思考
46.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
47.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当代困境及其应对——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的思考
48.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思考
49.NBA停摆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50.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能更好地运用市场经济
51.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
52.信息资本主义及互联网的劳工
53.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54.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55.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
56.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与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
57.金融资本、职能资本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美国的现实
58.论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教师的影响
59.如何看待《21世纪资本论》对经济学的贡献
60.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61.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62.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
63.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64.主权财富基金的新型“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探析
65.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证伪”还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
66.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
67.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
68.资本主义困境与福利国家矛盾的双重变奏
69.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西方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若干理论的评析
70.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71.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出路——评奥康纳的“生态危机理论”
72.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常态化
73.金融资本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
74.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个人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75.资本逻辑与空间化秩序——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解析
76.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能摆脱生态危机吗?——评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世界观当代意义的揭示
77.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78.金融垄断资本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当代启示
79.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于它更平等——科恩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辩护
80.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阶段的发展
81.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
82.学术资本主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
83.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及其意义
84.从“欧债危机”透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境
85.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86.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
87.马克思主义与城市问题结合研究的典范——大卫·哈维的《资本的城市化》述评
88.生产条件的政治化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詹姆斯·奥康纳的资本主义危机论探析
89.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走向——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2年)(上)
90.“经济利益不是生活的全部”——理查德·亨利·托尼的资本主义批判
91.生产条件的批判之维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超越之路——詹·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及其评价
92.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基于对哈特、奈格里观点的解读
9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中国精神的弘扬
94.当前高校专业设置的问题审视——基于学术资本主义的视角
95.论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核心使命的冲突——知识论的视角
96.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及其解决——大卫·哈维的空间哲学及其理论动向
97.自然资本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评福斯特与奥康纳之间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论战
98.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
[论文摘要]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一股思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发展困境的哲学思考。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马尔库塞最先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技术制度提出激烈的批判，以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的理论传统，对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起的危机表现形式作了重新思考，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力图寻找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马尔库塞与阿格尔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既有合理性又有不合理性，这都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论文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消费异化；科学技术
一、马尔库塞与阿格尔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生态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处于异化状态之中，人类以科技进步和技术的手段，将自然作为征服和掠夺的对象，因而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60年代至7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人物马尔库塞从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人手，通过探索克服生态危机，克服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乃至自然的发展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构建了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加拿大的哲学家本·阿格尔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衣钵”，特别是马尔库塞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
(一)理论的共同性
1．都在探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及科学技术的异化问题
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中，马尔库塞和阿格尔都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现象，生态危机加重这一重大的现实的问题。他们都从马克思的自然观出发，试图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在客观上的确能解决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他们认为要实现自然的解放，要利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就要把人与自然界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对科学技术无限制的追求中解放出来。这样人的价值的追求就由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转向了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即自我的解放。通过对科学技术进行“设计”和“选择”来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通过发展新型、实用技术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马尔库塞把自然的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物质前提，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到处充满压抑、剥削和控制的社会中，自然界并不是人与人沟通的媒介和对象，而是资本家用于经济竞争所控制与支配的对象；科学技术并不是用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而是榨取自然资源的手段和工具，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控制社会，进而控制自然的新形式。于是，人类便陷入了被败坏了的自然界所控制、所奴役，其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状态之中。阿格尔也指出要实现自然的解放，即人的解放。这就要对人类控制自然的行为本身进行控制；对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趋势进行控制；对科学技术的应用方式和社会后果进行控制；对人的欲望中的非理性和破坏性进行控制。
2．都认识到了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消费异化”现象
在对生态危机的探讨中，马尔库塞和阿格尔都认为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马尔库塞与阿格尔的“消费异化”观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扩张导致“自然萎缩”，人们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追求消费品，而是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如广告操纵、商品装潢的刺激下去疯狂追求高消费的。人们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把消费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为了维持高生产和高消费，资本家就会变本加厉地“榨取自然”、“盘剥自然”，导致自然资源的极大耗费，生态公害的频繁发生。
马尔库塞指出，“我们再次面临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令人苦恼的方面：它的不合理性的合理的特点。它的生产力和效率，它增加和扩大舒适面，把浪费变成需求，把破坏变成建设的能力，这一切使得异化的概念成了可怀疑的。”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对“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作了区分。他认为，“什么是真实需求，什么是虚假需求，这个问题应该由个人来回答。只有当他们能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回答时，才能这么说。只要他们不能够自主，只要他们被灌输和操纵(下降到他们的本能上)，就不能认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他们自己的。”
阿格尔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人的生活状况已有较大的改善，但劳动对人们来说依然是单凋、乏味、枯燥的苦役，在劳动中人是不自由的。同时在资本主义高度程式化和集中化的生产过程中，没有表现自我个性和创造性的机会，一切都是机器控制的，人的价值和作为已经被泯灭在僵死的控制程序中，于是人们追求自由的本性驱使他们把注意力转向消费领域，试图通过自由购买并消费商品来“实现自己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创造性”。消费领域正好能满足个人作为积极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客体参与社会活动的心理需求。消费成为“人们为补偿自已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
3．都在探索克服生态危机的途径
马尔库塞和阿格尔都对资本主义社会时弊进行揭露和批判；都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和生态危机的存在进行探讨；都在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都认识到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实现人的解放。
在对资本主义时弊进行揭露和批判时，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一切都没有丝毫的理性。繁荣带来了异化，科学技术进步带来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盲目的、无节制的破坏。在他们看来，只能从人的解放和健全的方面来进行革命，重建一个肯定人的意义和价值，使人性得到改善和完美的人道主义的健全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放自然，消除生态危机，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二)理论的差异
1．马尔库塞重批判，阿格尔重建构
马尔库塞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理论既有针对性，又有可操作性。马尔库塞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和生态危机问题的探索作为他理论的起点，他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出发，将自然问题、科学技术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把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合并起来考虑，很有见地的认为生态危机和科学技术危机在本质上是社会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他看来，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阿格尔的理论具有强烈的付诸实践的欲求，他侧重于探索克服异化消费及其引起的生态危机的途径。他强调的是通过生产和社会变革来解决“异化消费”问题。首先是劳动及对劳动的管理发生变革，劳动将不再被看作是获取消费品的手段，而成为实现人类自身基本愿望和价值的手段。其次，工业的民主化过程将扩展到政治领域，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将发生彻底改变，现实等级制的、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将被分散的、自治的民主制所取代，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阿格尔认为，“理想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缩减商品生产，不再使劳动和闲暇异化、工人自治的、非极权的、分散化的和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
2．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上有差异
马尔库塞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出发，从主体人的角度来理解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生态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单面社会”所造成。在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人们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生产异化”和“消费异化”的出现，就使得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倍受污染，于是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最主要的危机，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危机。
阿格尔认为，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已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发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和生态危机的日益恶化。由于资本家把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生产的唯一目的和动力，这就会造成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这样发达工业社会的生产已经走向了异化。同时科学技术产生和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奴役，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是依靠科学技术维持的，科学技术直接具有破坏作用，会危及生态和整个人类社会。所以生态危机是人的本性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它的最终根源就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3．在解决生态危机途径的认识上也有差异
马尔库塞从消费领域人手，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就是要改变人、改变现存社会造就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心理类型和生理机制入手，进行一场人的本能结构革命和自然观革命。他把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问题联系起来，视自然的解放为人的解放的物质前提。同时，他还把自然问题与社会问题合并起来考虑，认为解决生态问题的立足点在于社会制度的改造。为此，应首先实现消费观的变革，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确立符合生态学要求的生产模式；按照美的原则塑造自然；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使自然界成为人类的伙伴和朋友。
阿格尔在认识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时更注重于实践性与建构性，他主张以“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克服异化消费及其引起的生态危机。呼吁要改变原有的价值观，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来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他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他们的生态危机理论去发动人民批判资本主义的那种集中化、官僚化的违反自然和人性的倾向，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创造条件，解决所有制问题，最终把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和工人管理化三者结合起来，以建立实行“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
二、马尔库塞与阿格尔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理性
1．这一理论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弊，立足于当前的生态危机，把社会主义的前景同生态危机的解决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十分有益的探索。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马克思理论对解决当代现实问题的意义，扩大了马克思学说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影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将自己的理论研究聚焦于大众所关心的话题，特别是将生态问题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并想通过对生态问题的研究提出新的社会整治方案，这种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他们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很值得关注和研究，有些问题对我们有借鉴意义。例如，从观念形态上，从马克思的自然观到马尔库塞的自然观再到阿格尔的自然观，对于我们今天树立环保意识很有意义。再例如，他们对“异化消费”问题的研究，马尔库塞和阿格尔对当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消费”现象的分析和批判相当深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加深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我国来说，极具现实借鉴意义。
2．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世界历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几个方面：l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技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延缓危机的可能性；由人类无节制地控制自然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这些新的变化都应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野中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也看到了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矛盾，诸如贫富两极分化、剥削、压迫，人性的压抑和异化，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社会弊端，他们认为应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把社会主义同解决生态危机的努力结合起来，从这一点来看，其探索有其合理之处。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明确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并试图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答案，继承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人与自然关系严重恶化的理论和异化学说。同时指出这一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本无法解决，号召人们认清异化消费和异化劳动的资本主义根源，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3．马尔库塞和阿格尔有关人本主义的见解对于我们确立未来发展目标，缓解人类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的压力，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同于以往一度在生态问题上占主导的技术悲观主义的是，他们认为不应发展那些只有利于资本扩张和侵害人类的技术，而要利用那些既能使人获得满足，又不损害环境和人性的新技术造福人类。强调进行管理体系和权力等生产关系的变革。他们提倡要追求真正的需求，主张按人的消费质量而不是最大化的数量来决定生产。同时阿格尔能够把资本主义晚期的深刻危机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来，这对我们探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富有启发。
4．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对资本主义当代形态的全面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把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归咎为人性的弱点和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应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和人与自然辨证关系理论，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相结合的角度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社会原因，认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危机，挽救自然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陷
1．马尔库塞和阿格尔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存在不少根本性的缺陷，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分析问题存在片面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视野比较狭窄，夸大了消费异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不幸后果，忽视了生态问题中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也没有把视野扩大到全球角度，一些主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不现实也不公平。
首先，他们只是侧重于现象的研究。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过时的结论，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不能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应当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了经济危机理论，要人们承认生态危机已经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形式。我认为这种看法不全面，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由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是经济危机决定了生态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的确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但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就否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是就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而言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决定了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因此，这些主张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出发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是结合当代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是用唯心主义哲学去解释、发挥、补充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是将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人为地捏合在一起，因而不能站在无产阶级分析的立场上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而是侧重现象的研究，当然也就找不到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和办法。这不可避免地带有乌托邦性质。他们无法寻找革命的主体，夸大了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涵义。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发达资本主义变革战略进行了探索，承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的传统，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主张先解放意识形态，然后再回到社会主义所有制；主张“改组”资本主义制度。这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乌托邦性质。
而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这一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显示了他理论的乌托邦性质。他所注重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出于资本主义异化消费中的个人的解放，这种解放在相当大程度上被归结为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消除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异化，而并不涉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我们不是主张把生产资料归还给工人，而是主张把创造理性和自我指导性交还给长期生活在专家奴役之下的工人。”
其次，他们错误地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总根源，主张一种“零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因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借口保护环境而不发展经济。他们片面地强调科技与人性的对立，把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生态危机嫁祸于科技进步本身，把科学技术当作控制和奴役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并强调生态危机这一表面现象背后更为可怕的事实是：人性的丧失，人的消失。因此他们主张以牺牲经济发展来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防止生态危机的发生。他们试图以“小技术”取代“大科技”，以对生产资料的民主管理方式和实行稳态经济的设想来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和“异化消费”问题。希望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稳态经济学，摆脱生态危机，主张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用小规模的技术去替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以维持人类的长期生存和稳定的经济发展。他们否定“集中化、官僚化、技术统治”，主张建立“小国寡民”式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组织，否定大型企业的作用，由手工劳动和分散的小生产取代现代化大生产。，我认为这是片面和倒退的。事实上，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以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来实现的，以牺牲经济发展来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防止生态危机的思想是狭隘的、是倒退的空想，是对解决生态问题的错误的原始和谐的主张，因而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生态危机的真正克服，在于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解决生态题的出路在于自然统一于人的和谐。另一方面，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来克服生态危机。“生产力不仅为实现生态文明创造了物质基础，而且也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要手段。”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按照生产力的要求不断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再一方面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人类正在把科技运用于生产、生活以及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当然科学技术也会给人类带来负效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科学技术的类型，而在于运用科学技术的社会机制。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自然观研究不够，没有挖掘其自然观中的生态哲学意蕴。而且他们还误解了马克思自然观的社会作用，他们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研究，对自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远未达到马克思分析的深度，特别是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与生态学对立起来，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极大误解。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肇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事件，在2008年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2009年进入到“后金融危机”的艰难调整时期。面对如此严峻的金融危机，仅仅在自由市场竞争理论和金融监管体系缺失上探求其发生的根源、诉求其解决的路径是远远不够的。笔者尝试从人学入手，探微其人性根源，从伦理着眼，透析其价值根源，从意识形态的高度，论析其深层根源，以期获得对其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人学探微：金融危机的人性根源
20世纪18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获得强势话语霸权，成为西方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的鼻祖亚当・斯密那里，“理性经济人”是自利性和公共性的统一，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是认识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只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将斯密这个具有内涵完整的概念体系的“理性经济人”割裂开来，使之片面化、极端化，才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充斥着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远离人文的科学主义，不讲道德的技术主义。这也正是他们主张“回到斯密”，从源头上去完整认识和把握“理性人”的根本原因。的确，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都离不开对人性的基本预设，但是，人类现实社会中人性的无限丰富性，决定了以先验的人为起点的抽象人性预设，并不足以解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笔者认为，应当“回到马克思”，以马克思的“社会人”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才能不断破解现实生活的种种奥秘，才能逐渐获得对现实问题的真理性认识。
“理性经济人”是自利性和公共性的统一。新自由主义将“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单一化，使本来不具价值判断的自利性转变为带有显著价值色彩的自私性。在这场危机中，华尔街金融资本家为了高额利润创造包装的诸如次级贷款和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的所谓“创新”金融衍生品，昭示的再也不是人的合情合理的自利性，而是失去了公共性制约的自私性的贪婪。“理性经济人”自利性的单一化对政治领域的侵蚀，“理性政治人”逾越正常的物质需求底线，而将经济利益作为自身政治行为的主要目的，从而转变为政治生活领域裸的“经济人”。金融危机与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美国从金融寡头的根本经济利益出发，先后解除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衍生品管制的法案。这样，“管理众人的事”的政治沦为“理性经济人”竞逐利益的舞台，“理性政治人”也失去其公共性，而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理性经济人”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新自由主义抽象掉“理性经济人”价值理性，单一化的“理性经济人”关心的只是以逻辑演绎和数理分析的技术化方法去认识客观规律，由此造成了种种背离人性的异化现象。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痴迷于金融创新，以信息通讯技术为基础，以工程设计为思路，赋值和设定各种参数和规则，搭建起高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这种金融衍生品体系是人的单一化的工具理性的产物，它的确带来了金融市场高效率，但同时也放大了理性所不及的风险，最终在翻云覆雨的金融市场上成为加剧风险的罪魁、引爆风险的导火索。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缺陷。新自由主义将经济的发展寄托于工具理性的技术创新，而不考虑或较少考虑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不确定性，其最终结局只能是片面性的畸形发展。
“理性经济人”是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新自由主义将“理性经济人”的认知理性单一化，以认知理性取代实践理性。华尔街的金融界不甘心于普通的中介服务，而是从事风险经营，积极地进行金融创新，通过借贷杠杆推动虚拟经济迅速膨胀，这样，既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又可以将市场风险转嫁给证券市场。作为“理性经济人”的金融精英，对金融衍生品的产品设计、规则制定、程序运行等方面体现的是其认知理性。信用是一种实践理性，是人们金融实践中形成的对道德的自觉体认、遵守和践行。正是由于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对信用这种实践理性的透支，才导致了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风暴。金融危机从根本上威胁到了大垄断资本的利益，美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积极地救市措施，美联储在危机中通过向金融机构不断注资，最终成为美国金融体系最大资产持有人。美国政府注资，必将大幅增加财政赤字，导致私企风险转化为国家风险，市场信用危机转化为国家信用危机。就本质而言，美国新自由主义鼓吹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都是由国家出面为国际垄断资本搭建资本的全球扩张和金融控制的平台。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讲，无论是“理性经济人”还是“理性政治人”都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关系的范畴，社会生产关系才是人的真实本质。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入手，分析了金融危机的一般条件和成为现实的条件，并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还指出，伴随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发展，金融危机具有了频繁性、国际性和严重性的特点。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通过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机制，只能是缘木求鱼，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二、伦理透析：金融危机的价值根源
自由与平等是新自由主义两个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当代自由主义者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概念。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只能是消极自由，弗里德曼指出，“对于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言，合适的手段是自由讨论和自愿合作。这也意味着：任何强制的形式都是不合适的。理想的情况是：在自由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具有责任心的个人之间取得一致的意见。”平等是一个与差别相对立的范畴，它表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某种等同性或者无差别性。平等有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之说，新自由主义主张起点平等，反对结果平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和平等是对立的，人越是自由，它们就越自由地显示出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任何政治的或是社会的平等企图都会促使平等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对自由的限制和摧毁。”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将自由放在第一位，平等仅仅是自由的可喜的副产品。
新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作为自己政治经济理论的基石。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势必造成政治权力对个人全部生活的控制，最终导致国家控制一切的极权主义；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认为公有制不仅于提高效率无补，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浪费，更危险的还给极权统治提供温
床；宣扬有限政府，反对福利国家制度，认为所谓的“福利国家”不仅培养了社会慵懒之风，还会削弱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国家的根本竞争力；主张经济的全球化，要求拆除各国的保护机制，实现生产、贸易和投资的完全自由化，进而削弱国家，直至肢解国家，实现其浪漫主义的全球治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华盛顿共识”，俄罗斯和东欧地区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都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在全球推广的实验。新自由主义的实验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全方位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频繁，贫困和失业交织，政治危机频繁，腐败寻租之风愈烈，暴力犯罪频繁，吸毒和恐怖活动猖獗。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美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也在劫难逃，其吹起的虚拟经济的泡沫破灭，自身也陷入金融危机的泥坑中难以自拔。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深陷危机中的美国垄断资本必将通过对外扩张来转嫁危机。
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揭开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华美面纱，展露其隐藏在表面自由平等价值理念背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深刻本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翼政党面对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的困惑，积极寻求新的解决方案，重构西方主流价值观。对自由而言，他们更强调的是个人想要成为自身主人的“积极自由”；对平等而言，他们更多地强调差别权利和基本平等。鉴于普通民众追求并获得幸福的能力严重不足，因此，政府应该为每一个人提供和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在失业救济、就业培训、福利保障、公共卫生、国民教育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纷纷改弦更张，从拉美的“圣地亚哥共识”到中国的“北京共识”，从俄罗斯对“自主性”国家的建构到东南亚国家渐次加强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监管等都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市场化、政治自由化、文化全球化的深刻本质是强者对弱者实力悬殊的生存竞争，是强者对弱者的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自由平等价值理念的核心就是让弱者拆除自我保护的屏障，来实现强者与弱者“完全平等”的市场竞争。
自由和平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自然权利理论基础之上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先验的抽象的自然权利。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和平等权利不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而是历史地产生的社会权利，在阶级社会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对于阶级社会中的自由，马克思揭示了其阶级实质，“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自由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对于平等的阶级实质，马克思做出了深刻的阐释，“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再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所谓经济的市场化，只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自由；所谓政治的自由化，只是垄断资本的政治游戏；所谓文化的全球化，只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化。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新与发展
由金融危机诱发的世界经济强烈震荡，不仅会使国际经济秩序走向重组，而且会导致国际政治秩序的重组，更重要的是还会引起世界范围内文化观念的重组。面对咄咄逼人的经济全球化，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保障经济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保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如何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就成为时代赋予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理性反思
曾几何时，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福山“历史的终结”宣布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然而，意识形态不像善良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随着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而终结，而是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将西方世界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非意识形态的、全人类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共同文化引领世界文化潮流。这种内容诱人包装华丽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搭乘全球化的快车，对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强烈的冲击，直指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价值取向问题，导致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消极防御的被动状态。
1 从本质上讲，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是实践性。意识形态的实践性特征要求我们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新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做出调整与创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势的传播手段，使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明显的话语权优势，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却在减弱，甚至有人主张淡化、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执政党如何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话语权，如何通过宣传教育实现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如何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力，就成为我们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不得不加以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2 从理论特质上讲，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的、辩证的、批判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十年”期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其所蕴涵的科学性、辩证性、批判性等生命活力也在一片嘈杂的语录声中烟消云散。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意识形态强大的历史惯性，致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创新和发展起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强烈的危机感和深重的忧患意识，致使我们又走上了经济优先发展的现代化路径，有意无意地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这不仅给西方新自由主义强势意识形态以可乘之机，而且也会使我们的思想走向僵化。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活力，如何进一步发展科学性、辩证性、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3 从阶级性上讲，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社会维护意识”，其目的就是以阶级实践作为自己的使命，为统治阶级的实践提供思想导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虚假性，指出克服意识形态虚假性的路径，有且只有以实践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精神赋予意识形态以科学性、辩证性、批判性，才能使虚假的意识形态变身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在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其内容上的吸引性和诱惑性，以其包装上的精致性和华美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普世化的、超民族的、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的超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由于长期以来心态的指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盘接受，而没有运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来揭示其资本统治的真实本质。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揭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如何在社会阶级关系调整境遇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如何进一步发展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二)现实的创新发展
全球化并没有如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那样，实现其“世界公民社会”的美丽梦
想，而是以资本的统治为本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危机触发了我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深邃的目光，审视我们曾经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这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也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同时也提供给我们历史的契机。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要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提升自主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和文化能力，并积极谋求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
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性本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伴随新的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推陈出新。这就要求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鲜明的社会实践指向性，在社会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断创新。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程建设，不断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特别是要结合新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做出创新发展；通过对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平台等主流媒体的政治引导，取得意识形态宣传的主导地位；通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转变以知识求美德的思维路径，回归道德生活实践，在生活实践中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通过各级各类党、团、群众组织整合社会，以心贴心、手挽手的形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渗透力。
关键词：成人教育；生态危机；生态化；和谐发展
作者简介：车向清（1985-），女，吉林长春人，曲阜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邓文勇（1984-），男，湖南邵阳人，广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成人教育管理。
课题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度项目“高职院校发展的生态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Y1214，主持人：王国光。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6-0048-04
“生态化”是前苏联学者创用的概念,其内涵是将生态学原则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中,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和认识问题,并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1]。然而，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深刻的生态危机，其实质是人与自然关系形成对抗性矛盾而产生的危机。在生态化危机加剧和人们崇尚生态文明的今天，教育生态化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着人类教育的未来方向[2]。成人教育作为教育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也必然会走生态化的发展道路，而为了顺应生态化的发展趋势，应将和谐发展作为成人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生态危机：成人教育生态化发展的现实背景
生态危机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在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结构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与恶化。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人类和其他生物存在一定的共性，都是在一个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生活并不断成长着的。例如，整个人类生存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就是地球生物圈。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人类扮演着一个专属的角色，即人类在功能和结构上的定位都是特定的，有不可替代性。虽然现在人类主宰着地球，并且每时每刻都对地球的生态环境产生着影响，但是如果地球生态系统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而受到严重损坏，超出自我调节的能力，那么地球上所有生物将会遭受自然的惩罚，人类将像某些物种一样从地球上消失。当前，社会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随之生态环境逐渐恶化，一系列危机一一上演：土壤侵蚀、物种灭绝、空气污染、洪水与干旱、温室效应、森林锐减，等等。这些都是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外在体现，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生态学家们正大力的呼吁，我们所处的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着人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破坏，生态危机已不再是某些人或者某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全球的事实，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已不再是一个人、一个地区的责任，而应是全人类共同的使命和义务。
生态危机何以构成成人教育生态化发展的背景呢？我们知道，生态危机是当前社会环境下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果，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关系的发展现状。成人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是人类影响地球生态和环境最前沿、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群体。成人教育的对象是成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实践活动，目的之一在于改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在成人教育过程中，蕴含着成人与自然以及成人与成人的多重关系，各种关系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和统一性。在成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下，成人教育不断地对成人自身进行着改造。倘若成人脱离了成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影响这个背景，就不会有成人对自身的改造和影响，也就不会有成人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另外，从成人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可以把成人教育大体分为古代成人教育和现代成人教育。古代成人教育应是以自然经济和手工业生产作为基础，现代成人教育是以市场经济和大工业生产作为基础。古代成人教育这种基础体现的是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始和谐关系，那么古代成人教育就必然以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始和谐关系为背景，而现代成人教育这种基础所反映的却是一种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关系，那么现代成人教育也就会以成人与自然间的对抗性关系为背景。由此看来，现代成人教育就会历史地与生态危机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结合在一起，自然而然生态危机难以避免地成为现代成人教育朝生态化方向发展的现实背景。回望过去，自从人类社会经过工业革命以后，便开始进入了市场经济发展和大工业化生产时代，而成人教育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一，伴随人类日渐增长的对自然的不合理利用和破坏性开发，地球自然环境被大范围破坏，形成了从区域到全球、从局部到整体的生态危机；其二，成人教育在时间的推移中，形成了历史性转变，开始超越古展面貌，造就了一套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现代成人教育体系。从成人教育的发展与转变来看，现代成人教育的物质基础是以人对自然的不合理利用和破坏性开发为代价的。事实上，纵观历史进程，市场经济的到来和大工业化生产的推进为现代成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积极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对其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而生态危机便是这种消极影响的重要体现。因此，我们从生态危机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成人教育生态化发展的背景和趋势,是完全符合现代成人教育发展规律的。生态危机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现代成人教育生态化发展的现实背景，现代成人教育也就历史地与生态危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二、生态化：成人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谓成人教育发展的生态化，是说伴随生态危机的发生、发展，在一改以往成人教育发展背景的基础上，而逐渐成长起来的现代成人教育，在未来的发展中将开始历史性转折，即逐步朝向生态化迈进，从而构建起和未来生态文明(超越现代工业文明而形成的新的文明形态)相一致的新型成人教育体系。这种新的成人教育形式将会以生态学的精神和观念为基础，建构新的价值、观念和理论，从而培养具有生态理念、生态意识和生态知识的新人，处理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矛盾――生态危机，从而促进生态文明的形成和良性发展。在当前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成人教育发展的生态化，将成为成人教育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并且面临着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其发展也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成人教育生态化时代。
首先，成人教育发展的生态化趋势是当前和未来的政治、文化、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生态化进程对成人教育的客观要求。前述分析成人教育发展的现实背景时讲到，生态危机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生产的历史产物，是社会现实背景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所导致的危机。成人教育的发展是与政治、文化、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生态化发展存在历史统一性和内在一致性的。成人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未来的政治、文化、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生态化发展，会为成人教育迈向生态化提供现实的社会背景，与此同时也对成人教育生态化发展提出现实的社会需求。面对这种双面的影响，成人教育通过自身的生态化改革来适应社会的生态化发展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从而为社会的生态化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从理论上来讲，任何时代的成人与自然都存在矛盾，但是矛盾的程度是不同的，并非任何时代都处在尖锐对抗的位置，比如，在原始社会、古代社会，成人是依靠自然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他们对自然造成的压力是自然可以自动调节修复的。所以他们与自然处在一种原始和谐的关系之中。但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这种原始和谐关系逐渐被打破，并且日渐恶化，成人与自然形成了一种日益尖锐的对抗性关系。如今，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了全球最迫切需要解决也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在这种背景下，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将寻求新的生活方式，探索与自然界和平共处并和谐发展的新的文明形态，而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就是我们现在常提到的“生态文明”。国内外学者对于这样的文明形态尚存在着广泛争议，这里就不做赘述。笔者结合国内外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综合分析认为，这里所指的生态文明形态既不是对目前所处现代工业文明的简单否定，更不是对古代文明的直接回归或照搬，而是在批判地继承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工业文明，对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的创造与探索。当然，人类在面对种种危机时生态文明成为不可不选的发展方向，否则人类将在暂时的享受和物质丰饶中一点点破坏，并最终失去我们美好的“生态家园”。因此综合分析得出，成人教育发展的生态化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成人教育发展的生态化趋势，不仅是全球生态危机所推动的未来世界生态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成人教育自身发展的主观需要。以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成人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推动其发展的基本矛盾，即从它发轫之日起就存在的生产性和生态性的矛盾。成人教育发展的生态化趋势，是现代成人教育自身的生产性和生态性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所谓成人教育的生产性，即在大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等条件的不断完善下，成人教育开始逐步进入生产过程、科技过程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因其培养对象的特殊性及其在大生产中的重要性，成人教育在现代大工业生产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形成了现代成人教育特有的生产属性。所谓成人教育生态性是指，在大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成人教育作为改造成人自身和自然的重要实践活动，所应遵循的其本身以及外在自然的生态规律性。生产性与生态性这两种因素和力量既对立又统一，为推动成人教育的变革和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从而成为影响成人教育历史进程的时代动因。这种生产性和生态性矛盾交织在一起，无疑会使成人教育的发展陷入困境。因此，成人教育要想摆脱这种发展困境，改变人与自然的僵化关系，走生态化发展道路实属可行之径。
另外，成人教育发展的生态化是唤醒成人生态责任感，促进成人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可否认的会进行生产劳动，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曾这样诠释劳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不难看出，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能够将自己融入自然，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并与自然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的交换。对于成人教育来说，面对人与自然非和谐发展的现状，其首要任务应该是唤醒那些直接与社会作用的成人的生态责任感，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生态化发展。然而，现代心理学和现代教育学提供的很多的实证资料认为，当前的成人教育片面的把作是一种“自然”资源，对其进行不合理的利用和开发，导致成人自身在心理、生理上的混乱、失衡，从而开始了片面的发展，破坏了成人自身的生态平衡规律，成人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也可称之为生态危机。成人生态平衡的恢复，生态危机的解除，都离不开外力的协助，成人教育作为关注成人全面发展的教育形式，将从自身做起，改变以往对成人的盲目利用和开发行为，根据成人的心理和生理需求将生态理念渗透到整个教育过程中，培养其生态意识和生态责任感，走生态化发展的道路，促进成人的健康发展。
三、和谐发展：成人教育生态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追求“和谐发展”已经成为了全人类的共识，也是全世界各国谋万世全局发展的根本战略。和谐发展就是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的特性和演替动力，遵照自然法则和社会发展规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系统自身控制规律，合理分配资源，积极协调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实现生物圈稳定和繁荣[4]。可以发现，和谐发展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共生和自生机制双方的有效结合，体现的是一种经济高效、环境合理、系统健康、行为合拍、社会文明的发展面貌，而其要求是最终能够实现生态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协调统一，从而达到“天人合一”、“人地共荣”的目的。和谐发展就其本质而言是共同发展，只有关系和谐，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它既明确了目标，又明确了实现目标的途径。目标是相关事物和谐发展，而不是自由发展。和谐发展的途径是相同相成、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互助合作、互促互补、互利互惠的和谐关系，这是社会法则――共生原理[5]。而成人教育要走生态化发展道路就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二者在和谐中共生。因此，成人教育的生态化发展必须将和谐发展作为其战略选择。
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资金、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激发更是重中之重。为此必须正确处理人们涉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利益关系(个人、集体与社会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改变人们对生态环境有害的习惯传统，树立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6]。对于和谐发展战略，成人教育工作者应该以怎样的态度认识、宣传和贯彻，是成人教育生态化发展中一个首要问题。和谐发展战略在教育中的运用对于很多成人教育工作者来说，是相对陌生的，这一战略对成人教育的生态化发展和改革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人们对此并不很清楚。事实上，和谐发展战略对我国的成人教育朝向生态化发展，并作出相应的改革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其影响是全方位的、深远的。首先，和谐发展的思想是在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提出的，是一种致力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理论。这一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传统发展观的根本性突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次，这一战略思想既包含了对人与自然发展的新看法和新理解，也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更多的、更全面的新要求和新规定，而这些都将从根本上影响并改变我们对成人教育的理解和诠释，并为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指明方向。因此，成人教育工作者，应重视对和谐发展战略的认识和理解，成人教育的生态化发展要注重对和谐发展战略的落实和贯彻。在成人教育的生态化发展中实施和谐发展战略应明确以下两种认识。
第一，从成人教育外部出发，将和谐发展战略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通过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推动成人教育的改革。不可否认，将和谐发展战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并加以贯彻和落实，是至关重要的。正像前面所探讨的那样，生态危机的产生和爆发，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和大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从和谐发展观的角度分析，人们长期非和谐发展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当今世界上的种种生态危机向人们昭示着，只求眼前利益不考虑后果的那种片面的发展观，已经使我们的地球不堪重负。这种片面的发展观实际上是伴随市场经济和工业生产孕育而生的，也是人与自然对抗关系的具体表现。如今，当我们面对这种深刻的生态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时，不得不改变以往的一些观点，开始倡导和实施和谐发展战略。有学者表示：“教育对于促进和谐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的能力极为重要，是实施和谐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7]。因为，要想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人们的人口意识、资源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培养是必要的；人们的生态人格和生态品德的培养是必要的；和谐发展的思想文化的建构和传播，和谐发展所需要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必要的；与和谐发展相一致的规范体系的建立也是必要的，比如法律、道德规范等。若我们有意要满足这些条件，脱离教育是完全不可行的，教育能给予知识、舆论、人才、文化有力支持，而且也是最有效、最长远的途径。因此，为了切合这种发展需要，成人教育也必须随着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历史转型进行自身的深化改革，积极为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服务，即按照和谐发展战略的要求改革成人教育的目标、方法、内容和观念等。成人教育实施和谐发展战略，正是当前生态危机背景下社会和经济转变发展方向的客观要求。
第二，从成人教育自身出发，将和谐发展战略作为成人教育自身发展和改革的内部战略。将和谐发展战略作为成人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内部战略，是针对其自身非和谐发展而言的。所以，单纯依据社会和经济的转变改革成人教育事业，是远远不够的，还应从成人教育自身着手，将和谐发展战略作为其内部战略加以实施和落实，如此才能真正地推进成人教育的生态化发展和改革，更好的为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发展服务。以市场经济和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成人教育，内在地存在着成人教育的生产性和生态性之间的矛盾，从而造成了成人自身的生态危机，这实质上是成人教育非和谐发展和成人自身非和谐发展的问题所在。由此看来，成人教育的生态化发展要有内外战略之分，既要根据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采取和谐发展战略，也要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做出合理调整以适应和谐发展战略，从而将和谐发展战略贯彻落实。只有做到内外兼修，才能真正符合和谐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推进我国成人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邢永富.世界教育的生态化趋势与中国教育的战略选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04):70-77.
[2]孙刚,房岩.教育生态化刍议[J].吉林教育,2007(09):25.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1-202.
[4]百度百科.和谐发展[EB/OL].baike.省略/view/663389.htm?fr=ala0_1_1.2010-07-12.
[5]张德文.和谐宣言[EB/OL].省略/Blog/BlogThread.aspx?EntryId=183172.中国价值网,2009-07-31.
关键词：调节学派；积累体制；调节模式；危机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在对现代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形式的研究过程中，部分法国经济学家形成了一种以调节概念为分析工具的经济学流派。米歇尔・阿格利埃塔的著作《资本主义的调节与危机》是调节学派产生的标志。与其他经济学流派相比，该学派的特点是在经济变迁的研究中采用了历史的、理论的和比较的方法，致力于发展一种制度与演化的宏观经济理论。
一、调节学派理论简介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如何把经济的历史特点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一直争论不休。大多数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强调一些高度抽象系统的一般永恒性，在这些系统中，历史只是作为一种证据在起作用，或者作为一种搅动因素而不足取信。调节学派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任何时间和地点，提供的是一种非历史的经济规律，因而它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演化过程；而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动力学虽然强调了社会关系和积累过程的历史特定性，但他使用的概念过于抽象。因此。法国的经济学家米歇尔・阿格里耶塔(Michel Aglietta)等，为了发展一种对资本主义多样化经济形态的演化进行解释的理论框架，“调节”方法应该从更抽象的概念(如生产方式)中找出中间概念和模式，如积累体制和制度形式等，用来解释经济行为者在相互作用时表现出来的规则性，最后再与观察到的事实进行相当细致的比较，这样就能通过调节分析方法寻找历史与理论、社会结构、制度和经济规律性之间的某种更广泛的相互作用(Aglietta，1979)。调节学派试图通过发展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把制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开创一种不同于从前的历史的和制度的经济理论。
调节学派有几个重要概念，作为其分析的工具：
1、工业或科技生产范式(an industrial paradigm)。这个概念指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和分工，例如手工业生产，大批量生产的泰勒主义。这个概念涉及的是最微观的经济层次，主要是指社会劳动分工的程度。
2、积累体制(an accumulation regime)。主要是在宏观经济层次，针对市场的稳定来讨论的，指维持稳定经济生产与消费平衡类型的模式。例如，大规模生产需要大批量消费来配合，才能形成稳定的积累体制。但是调节学派更认为，一个稳定的积累体制需要外在于经济的政治社会机制来调节，需要一种调节模式。
3、调节模式(mode of regulation)。基本上是分析介于微观和宏观中间的社会制度层次，指融合规范、制度、传统、组织形式、社会网络、行为类型等在一起的复合体，它们使得行为人遵守规则，形成体制再生产的模式而维持一个积累体制的稳定。李佩兹(1987)指出，调节模式一般用五种制度形式来分析。第一，货币信贷关系，包括银行和产业的关系，股票市场在产业融资中的作用，流动性创造的机制，货币管理的类型，以及国家和国际金融系统发展的结构和程度。第二，资本与劳动关系，它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主要包括：工作过程的组织；技能等级；工人流动；直接和间接的工资形成；工资收入的使用。第三，竞争形式，一个基本的区分是传统的价格竞争和垄断竞争。现在更广泛地认识到了企业间、地区间和国家间竞争的形式；认识到垂直和水平一体化以及准一体化的新形式(如战略联盟和网络组织)对竞争的影响。第四，国家的作用，这包括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以及国家在经济活动和解决社会矛盾中作为仲裁者还是参与者等。第五，国际体系，这包括国际贸易、投资和资本流动的规则、专业化型态和政治关系等。
4、发展模式(model 0f development)。当工业范式、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相互调整互补而能够维持一段相当长时期的资本主义稳定发展，这样的发展称之为发展模式。在调节学派的分析框架中，积累体制、调节模式和发展模式构成了其理论的概念基础。
调节学派认为，社会经济结构主要的制度组织一致性的匹配推动了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不匹配则产生了不稳定性、危机和宏观经济的衰退。在调节理论中，长期动态被看做是不连续的。当一种发展模式的潜力趋于耗尽时，从前各部分之间的连贯性消失了，直到新的连贯性出现之前，存在着不稳定和无序。在这种情况下，积累过程变得越来越与制度形式的稳定性不兼容，它无法完成在现有制度基础上的自我再生产，不平衡已达到这种情况：在给定的调节模式中，从前自我修正的机制变得无效了，发展模式陷于危机之中，从而产生了缓慢增长、停滞和不得不进行制度变革的压力。这正是下面要详细介绍的调节学派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
二、调节学派的危机理论
调节学派既不认同新古典外来冲击造成危机的肤浅解释，也不接受马克思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消极论断，它认为存在定义各种不同层次危机的余地。它把危机分为以下5类(Boyer，1990)：
1、“外部”扰动造成的危机。在这里，危机被定义为这样的特殊时期，在这种时期内，某一既定实体的持续经济再生产受到阻碍，这或者是与自然或天气灾害相关的短缺造成的，或者是由源于外部事件或战争而导致的经济而造成的。这种危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既不是因为调节模式的正常运行出问题，也不是因为积累体制的衰竭而造成的。但是现存调节类型却决定了经济活动收缩以及价格和收入动态应对危机的这类“外部”诱因时所采取的形式。
因此，封建经济体中的专家学者十分注重气候波动对收成好坏的决定作用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天气会对工业和商业造成影响，并由此影响到其他的经济部门。同样地，连续不断的原材料短缺(如棉花危机)以及投机性“泡沫”经常被用来解释19世纪发生的短期经济波动(尽管值得商榷)。不仅如此，经济学家将1973年后发生的事件解释为一系列原材料价格(“石油冲击”、“美元冲击”等)上涨的后果。
在不否认偶然机会和意外情况也会起作用的前提下，我们有理由怀疑只考虑这一种类型危机的分析框架。怎么可能是偶然的冲击造成了增长过后是萧条的时期一次又一次再现?
2、周期性危机：一个稳定发展模式中调节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危机是与那种扩张消失时压力与非均衡不断积聚起来的阶段相对应的。它是在现存经济机制和社会模式，因此也就是在一个既定国家某个时期的主导调节模式内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利于和不利于积累阶段的不断重现正是主导制度形式作用的直接后果，而周期性危机只能部分且缓慢地影响主导制度形式。比如说，周期性危机可能的确
会引致金融集聚和集中的加速发展，但这它不会改变主导的竞争形式。同样地，这类危机也可能在不影响工资关系主导形式的情况下恢复“劳动纪律”及必要的收入分配。与危机的前一个定义不同，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类危机是内生危机，也就是在没有不可预测冲击下不时发生的危机。
第一个发现资本主义的这种特有现象并提出理论来对它做出解释的，以马克思居功至伟。当然，随后也有很多人提出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在他们看来，经济危机的起源可能有以下这些：需求不足，部门或行业扭曲，越来越有利于工人的收入分配导致的利润率下降或者金融不稳定性及信用扩张的限制等。尽管他们的模型由于所强调重点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但他们都形成了一个从繁荣到危机，接着从停滞到重新增长的自动转换。当过多的生产能力通过某些生产商停止相关生产，新企业的进入，利润率的改变以及投资的变化而变得与现有的产业规模以及行业间的互补性相适应的时候，经济体便会从停滞走向新一轮的增长。因为提高生产力的努力以及工人身上的压力不仅会使得利润率回升，而且还有利于新积累及对未来向好预期的发生。两种形式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收益稳定性的重新确立以及通过货币限制效应金融健康的重新恢复为新一轮的投资扩张奠定了基础。
正如历史和理论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周期性危机的深度和形式依然取决于主导调节类型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主要西方国家逐步建立起来的垄断调节体系中，萧条被轻微的衰退所取代。经济学家们最终得以严肃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由于经济预测的准确性，反周期政策的灵验性以及经济理论的精确性，经济周期是否过时。以往的经历表明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便在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的影响由于石油价格下跌而缩小，且美国经济在国际贸易的刺激下于1982年底开始重新焕发活力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很少国家能恢复到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增长率。难道这不是表明先前的调节体系逐渐变得不稳定了吗?
对该问题的一个确定回答将让我们定义与第二种类型危机截然不同的结构性危机或“重大危机”。这些术语指代任何经济和社会动态与驱动它们的发展模式发生矛盾的时期，换句话说，也就是长期再生产体系矛盾特点变得明显的时期。历史先例(19世纪末的长期萧条及1929年的大萧条)表明，重大危机会最终影响调节模式以及积累体制。但从分析的角度看，区分两种重大类型的结构性危机是很重要的。区分的标准就是看到底是调节体系使积累体制变得不稳定，还是积累体制损害了调节模式。
3、调节体系的危机。尽管积累体制至少在开始时是可行的，但与主导调节模式相联系的机制被最终证明不能克服不利的短期趋势，那么这样的时期就被定义为调节体系的危机。我们可以区分会导致这类危机的以下三种情况：(1)一种新类型的外部或内部扰动不能被置于调节体系的控制之下，因为逐渐建立起来的调节体系的稳定性是建立在对其他类型问题的回应基础上的。这种类型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是与第一种定义的危机(外部扰动造成的危机)互补的。其要点主要在于扰动与当前经济结构的不相容性，次要在于外部冲击的强度。(2)社会政治斗争对现有制度妥协构成威胁或者个体战略组合毁灭了整体调节模式的构成要素，由此社会结构变得与扩大再生产经济体系不相容。这类危机反映了政治与经济变化速度之间的冲突。(3)已确立调节体系的逻辑发展能导致增长来源的耗竭以及长期危机的开始。在这种情形下，萧条更多是源于调解体系的全面成熟而非其不充分或不成熟。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的成功导致了当前危机的兴起、爆发、甚至其精确形式。尽管偶然和不可预期事件确实在调解体系危机中起着明显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将其归因于某次“巨大的波动”。因此区分引起危机的因素和那些传播危机的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局部不均衡逐渐聚集并不再能被现行社会经济程序予以处理的时候，调节体系的危机便出现了。
这三种调节体系内的危机可能是由其任何一种构成要素引起的：现有竞争形式、工资关系、国家干预、货币管理以及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的不完全性。
4、一种更高层次的危机：发展模式的危机。与前一种危机不同，这种类型的危机是由达到最本质制度形式(即塑造积累体制的那些制度形式)的极限以及这些制度形式之间矛盾的产生来定义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内，最本质的经济模式出了问题：生产组织，资本增殖过程、价值分配以及社会需求的组成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问题。
从质的方面看，我们说这种类型的危机要比前一种更严重，因为它不再是一个调节机制暂时的、局部不均衡的问题，而是经济再生产动态过程受阻的问题。但是，现实当中的困难在于构成积累体制基础的制度形式也包含在调节模式之中，所以很难明确地区分这两种类型的危机。在某些情况下，调节模式的危机是以对调节体系某个方面的一次简单失调表现出来的。只有危机的加深及其随后持续的较长时间才使得发展模式危机假设更为可信。在布瓦耶看来，可用三个标准来定义这种危机：(1)先前模式的连续性不能确保利润率，从而一种新内生积累的自动重新确立。出于这个事实，短期经济模式与以前增长时期的模式完全不同，从而与尤格拉周期(a Juglarwave)相结合的一个下降的康德拉耶夫周期(Kon－dratiev wave)假设初具雏形。(2)更为基本地，积累动态削弱并毁灭了支持增长的社会形式。由此，生产方法的过时以及相应产品需求的枯竭伴随着对替代形式及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厂址的寻找。在这里，布瓦耶的观点与新熊彼特主义思想家的看法类似，后者强调技术创新与制度变化关系之间的破裂。(3)考虑到这个事实，一个严格的经济或技术决定主义不再盛行。由于过去的妥协以及行为规则不再能够确保体系要素的经济和社会连贯性，各种斗争便围绕着实施不同的“游戏规则”而展开。该标准显然是不同于康德拉耶夫方法的。一方面，不存在一个自动机制确保从一个下降的B阶段转向一个上升的A阶段；另一方面，一旦我们拒绝决定论这个概念，那么就没有历史定理能让我们预见到最终形成的新积累体制的组成部分是什么。
不仅如此，正如有多种积累体制一样，发展模式的危机也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它有时表现为体制的阻塞，这是由于外延型积累体制下工人退出的速度要大于其进入的速度，这正是1848年危机发生时的情形；它有时则表现为内涵型体制过渡时累积性的瓦解，这是由于经济体中第1部类自动积累固有的限制以及第Ⅱ部类需求增长的障碍造成的，1929年大萧条正是如此。当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基于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遭遇到种种矛盾就不足为怪了。这些矛盾包括由于福特主义强化所引起的利润率的不利变化，有关收入分配的斗争等。
以上四种不同层次的危机暗示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存在着一定的弹性，它有改变其确定形式的能力，因此这种生产模式至今仍能克服一系列重大危机及特殊事件，比如两次世
界大战所造成的影响。但我们能不能因此就认为资本主义会永存呢?由于没有理论基础支持该结论，因此我们有必要定义第五种也是最后一种危机。
5、主导生产模式的终极危机。在这里，“终极危机”意味着特定社会关系集合的瓦解。换句话说，当一种经济结构达到一种制度形式安排的极限，对现行社会关系集合的最基本层面提出挑战甚至是予以废除时，这类危机便发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该定义有些类似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机危机”这个概念。但它增加了某些规定和要求，以防止我们把每一次危机，甚至是最简单的短期危机都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极危机。
在纯粹回顾性的分析中，比如对有关封建主义的分析，我们很容易识别这第五个层面上的危机。但在前瞻性的分析中，这个问题就要复杂的多。我们如何确定制度形式的当前限制形成了对生产模式机制不可逆转的阻塞呢?如若终极危机真的发生了，仅对资本主义矛盾性质作一个抽象的证明是不够的，还要表明这些矛盾不可能通过更改现存制度形式或出现新制度形式而予以克服，甚至是暂时地克服都不可能。对此，分析者必须证明两点：(1)不存在可能的社会关系重组来引导一个可行的发展模式。(2)在所有的可能性中，社会发展的可能趋势以及社会政治冲突的性质阻拦了导致新积累体制的制度形式的重组。由于这两项任务都不可能完成，所以这种类型的危机是不相关的。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它是有益的。
三、理论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文献综述
“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最早见之于1899年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的任务》一书，从此，民主社会主义者开始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完善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自经济危机产生以来，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人积极行动起来，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经济危机，并在不断的分析和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危机观。
一、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历史演进过程
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观按照其理论和政策的变化，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作为解决危机的方案。
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形成，与凯恩斯主义的产生有很大关系。1929 年西方资本主义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危机之中，在对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分析和解决对策上，传统的经济学说都失去了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出笼了，他提出必须依靠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从而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林建华在《社会党国际论纲》中提到“凯恩斯的这场经济学革命不仅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划定了历史的界线，而且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论证”。
第二阶段：以“第三条道路”的经济政策作为解决危机的方案。
“第三条道路”的概念是克林顿和布莱尔在1998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首先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奉行的是新型的混合经济。吉登斯在他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对新型的混合经济作了具体阐述：“……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时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
第三阶段：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为核心的综合解决方案。
自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社会人对“第三条道路”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应该突出左翼特色，超越“第三条道路”，重新回归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
2008年9月26日社会党国际领导人在参加第63届联合国大会时决定成立一个常设机构：全球金融问题委员会，并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呼吁政府和市场之间要有一种新的关系，强调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这实际上是以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为核心的综合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
二、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基本观点
（一）对经济危机原因的分析
民主社会主义对经济危机原因的分析经历了一个从左向右的转变过程。
1976年社会党国际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中指出“国际资本主义的明显失败表明，需要对国际经济问题采取全新的态度，这种与以往过时的和信誉扫地的方式决裂的全新态度只能是、也必须是社会主义的态度”。这表明这一时期社会党人以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群众的代言人自居，民主社会主义基本回归了社会主义的轨道。
1983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中把经济危机的原因“部分地归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种恶化的原因。”这实际上是践行了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的，背离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之后很长时间，民主社会主义都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咎于制度层面上的失误。英国工党的主要理论家哈曼在《国际社会主义》上发表文章“这意味着，这个制度总体上存在一个危机，他不可能规范金融家来解决。”弗雷德・莫斯利也发文说“我同意这一点，但是我认为问题是更有根本性的――资本主义金融体制的本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于资本主义金融体质的危机，这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二）应对措施
经济危机是全球性的危机，研究不同意识形态应对危机的举措对我国应对危机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价值。
1. 国家调控与市场相结合。西方社会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经济理论的经济危机观。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召开了成立大会并发表了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声明宣布：“公有制可采取把下游私营企业国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区性企业、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等形式”。
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指出，左派之所以为左派，是因为其对市场的危险表示关注，国家需要对市场的暴行经常地进行控制。“传统左派，同时也有许多社会人，总是按照原有对国家的理解来制定政策，其目的是尽可能地用国家权力取代市场以实现社会目标”。
2. “充分就业”。“充分就业”是社会党应对经济危机政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1980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十五大中指出：解决经济停滞和失业与通货膨胀这对孪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提高生产力和购买力才能成功，而这只能是通过计划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结果。
3.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京东宣言》解决世界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根本办法是“在国内经济民主化和确立经济平等的前提下，通过各国互相谅解和合作，建立一个全面的，共处互利的国际秩序”。1980十五大进一步补充：“危机证明了现有的经济秩序没有能力提供就业机会和实行财富的公正分配……改革现有的国际秩序”
三、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实践效果及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国际性金融危机，生成，传导
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变形成的国际性金融危机，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实力格局，也使我国在经济发展形态上不断反思。当前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究竟是什么，近年来一直在各学派经济学家中间争论着。新古典经济学学派认为，危机根源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国家干预学派则认为，危机应根源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缺位。不难看出，两派的观点可谓是旗帜鲜明，却莫衷一是。考察目前争论的理论前提可知，其都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从表面的运行角度，对金融危机的诸多信息给予理解。
在上述背景下，笔者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阈下，来审视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生产和传导。在此之后，笔者还将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下，探讨我国金融业的业态优化路径。
一、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生成机制分析
金融危机是伴随着信用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本质在于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严重背离。因此，仅在金融监管与否上绕圈子，无助于理解金融危机生产的机制。具体而言，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经济指导理论的偏见。众所周知，在上世纪8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政策的理论来源。在此理论指导下，政府官员对于市场机制的全能性给予充分信任；而金融机构则在该理论指引下，要求“政府监管”退出金融市场。从而，这就直接形成了美国金融业长期膨胀发展的制度根源。这一理论偏见不仅从制度面影响到政府公权力的行使，也从经济哲学的高度影响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社会生态。
（二）劳资收入分配的失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资关系天然存在着对抗性，尽管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各国相对改善了劳资关系，但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90年代，历史却倒退了。上文所提到的“社会生态”，可以理解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此经济哲学影响下，社会收入分配逐渐向资本性收入倾斜。根据数据显示，美国工资性收入只占收入总量的23%左右。从而，民众有限的收入数额严重制约了社会的有效需求。为了拉动内需，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就期望通过发展房地产业，来获得范围经济的效应。结果，广大民众的有限收入水平，则成为日后次级贷产生的潜在风险。
（三）金融风险转嫁的无度。为了广大民众购买房产，那么在房贷领域的金融创新则成为必然。在零首付的优惠政策下，美国商业银行将这些劣质贷款，通过打包所形成的基金产品形式，被房利美、房地美认购；之后，在二者金融再创新的基础上，向社会公众销售。由此可见，当因房贷利率上升所导致的断供现象出现，自然沿着金融衍生路径的逆向轨道冲击着美国金融体系。
从而，在长期的历史动态演进下，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了。最终，又在开放经济体范围内形成了国际性金融危机。
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分析
考察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实则需要引入“实体经济”这一中介。至少从我国被传导的角度来看，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具体而言，传导机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金融危机形成了贸易保护主义。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打击最大，主要表现在政府债务直线上涨，伴之着国民经济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针对这一现实，一贯推销贸易自由化的美国也奉行起贸易保护主义来。不难知晓，正因西方国家市场的萎缩以及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导致了我国诸多外向型企业的破产倒闭。从而，在实体经济面冲击着我国国民经济。
（二）人民币与美圆比价一直处于上升通道。美国面对消费乏力的国内市场，努力寻找着海外市场。为了降低自己产品的出口门槛，一再要求我国提高人民币的外汇比价。按照标准比价表示，目前1美圆=6.2元人民币。这就意味着，我国实体经济的出口压力大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
（三）国外大量投机性热钱流入我国金融机构。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以及我国商业银行相对较高的利率。国际上大量的投机性游资流入我国金融体系中。这一现状不仅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造成我国金融体系的统统性风险。不难理解，在资金逐利性使然推动下，若大量热钱突然抽走，将导致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崩溃
三、上述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优化导向
结合以上论述，我国金融业的优化导向需要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1）强调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契合。美国次贷危机的演变，则是典型的反面案例。（2）增强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不难理解，在资本逐利性推动下，金融机构形成投机动机，从而需要政府的监管来抑制。（3）设计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金融制度的建构非常重要，这需要金融界、学界、政府机构的共同努力。
最后，笔者强调着力打造“银企互联业务”。具体而言，以企业运营为核心的信息流、资金流的交互机制；同时，企业与银行间形成正和博弈态势。从而，形成我国金融业健康稳定的发展路径。
四、小结
当前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究竟是什么，近年来一直在各学派经济学家中间争论着。新古典经济学学派认为，危机根源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国家干预学派则认为，危机应根源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缺位。而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阈下，来审视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生产和传导。
针对我国金融业的优化路径，应强调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契合；增强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设计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最后，将充分借助目前的信息技术，构建“银企互联业务”。
参考文献：
[1]傅雪莹.全球金融危机传导的地理层级性及其对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启示[J]. 地理科学，2010，（4）.
关键词：需求结构；经济危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005-02
2007年以美国次贷危机肇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并不是一次短暂的经济“波动”，而是意味着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过程。2009年世界经济的所谓“复苏”只不过是持续衰弱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回头浪”。目前，纷纷扰扰的欧洲、美国债务危机标志着世界经济危机进入了一个更加严重、更加本质化的阶段。如同1929年大危机、1971年世界经济危机缓慢而深刻地对其后的世界经济进行结构重塑一样，这次经济危机也必将启动一次对未来世界经济影响深远的调整。其中，全球需求结构的调整即将展开，这种调整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一、全球需求结构的变化之一：全球总需求的萎缩是不可避免的
支撑经济危机前的全球总需求规模的基础是资产泡沫的膨胀。在世界各国民众的财富组合中，金融资产占据的比重非常高。由于松弛的货币纪律导致的流动性泛滥，金融资产的价格在危机前早已被严重高估。金融资产的价格是由边际上的交易来决定的，只要交易得以延续，资产的高价格就能得以维持。但是这些包括股票、期货合约、金融衍生品的金融资产并不代表真实财富，它们只是“软财富”，因为它们在变现时，变现价值严重依赖于买方需求，集中变现必然导致价值缩水。人们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依据的是资产组合的现值，并不考虑金融资产的变现折价，这使危机前的世界保持了旺盛的消费力，这种消费力一度甚至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随着金融衍生品资产泡沫的破灭，信用卡透支未来的不可持续性突显，欧美各国的国内储蓄率一反持续下降的态势，仅仅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从危机前的零水平迅速提高到7%―8%，5 000亿美元的世界最终产品需求就消失了[1]。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1970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经历了1980年的持续阵痛，一直到1990年互联网技术等革命性科技进步出现以后，全球经济才恢复持续增长的动力，相应地，全球的需求结构在生产技术性改进基础上实现了质量优化。2009年底开始的全球经济复苏，只不过是各国政府大规模政策刺激措施作用的结果，缺乏革命性科技进步带动，无法形成全球性的新的投资、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目前，政府大规模政策刺激所依赖的经济手段已经穷尽，政策刺激的恶性后果却在以通货膨胀的形式显现。
二、全球需求结构的变化之二：全球总需求要实现再平衡是非常困难的
经济危机前全球总需求维持着脆弱的平衡，这种脆弱平衡的突出表现为以需求和供给构造的世界分工体系是分裂的、不对称的。一方面，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出现严重的产业空心化，以借贷促进消费、以消费推动繁荣，超前消费，债台高筑；另一方面，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以廉价劳动力生产要素为基础发展制造业，但收入分配向非劳动力生产要素倾斜，致使国内消费不振，在市场上严重依赖发达国家，背上了贸易盈余带来的资本包袱，使自己的经济积累被发达国家的资本债务所累。经济危机证明了这种脆弱不平衡的不可持续性。因为，2009年的危机“复苏”并不是经济系统的自身恢复，全球总需求在短期内实现再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全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脱节的现实无法改变。当代制造业中心逐步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但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缺乏产业支撑的金融市场无法获得持续的、真实的资产回报。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比较脆弱，在对外交易中长期依赖储备货币进行计价、结算、借贷和投资，货币错配带来越来越严重的汇率和资产风险。其次，全球债务与债权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布的失衡状况无法改变。截至2010年底，全球外汇储备总计约9万亿美元，中国独占3万亿美元。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依次是中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台湾、印度、韩国、瑞士、巴西、中国香港、新加坡，其中有8个是新兴经济体，只有两个是发达经济体。与此相对应，截至2010年底，全球外债余额总值为60万亿美元，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爱尔兰、日本和瑞士分别列全球外债排行榜的前10位。这一债务排行榜几乎囊括了所有经济发达国家，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超过了全球债务份额的80%，而美国外债余额已占全球外债余额的1/4。发展中国家成了发达国家的债主，这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奇异现象[2]。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巨大财政资金的支持，而这恰恰形成了全球总需求要实现再平衡的“阿喀琉斯之踵”。
三、全球需求结构的变化之三：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经济危机就是几十年来形成的经济系统自身缺陷的一次被动清算，是经济系统向合理状态收敛的内在要求。但是，在大规模政策刺激措施的作用下，全球经济所谓的“复苏”，实质上是向危机爆发前状态的回归，并没有进行经济的系统调整，反而强化了原来的不合理状态。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未来全球需求结构的不稳定性。正常情况下，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是相匹配的，即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投资需求实际上反映着未来的消费需求。当前，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干预下，全球范围内在消费需求没有大幅度提升，而投资需求却一路高歌猛进。世界新兴经济体在传统产业方面的投资规模巨大，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全世界短期内都难以消化吸收的巨大产能。2009年，世界总需求下降了0.6%，中国则实现了内需增长13% [3]，中国内需的实现是以投资方式而不是以消费方式拉动的。发达国家也开启了所谓的“再工业化”历程，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方面不遗余力。但是，大多数的所谓的新兴产业并没有类似于互联网时代的成熟技术作为支撑，也没有真实的市场基础，即当前的投资并没有与未来的私人消费相匹配的条件。诚然，经济危机似乎没有影响到高档消费品的消费，炫耀性消费品的消费甚至仍在暴涨，但这恰恰是松弛的货币纪律与不均衡的收入分配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必将导致普通消费品增长的持续乏力。有形的实物形态的普通消费品具有收入弹性低和价格弹性低的特征，这类消费品形式上的降幅不大，却对无形的服务形态的普通消费品的消费产生了强烈的挤出效应，这必将打断至少是长期延缓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由工业经济形态向服务经济的升级。总之，全球范围内传统的经济增长结构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调整之前，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矛盾不仅不可能消除，反而可能进一步强化对峙的张力。
四、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做出调整
全球需求结构的上述特征，决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贸易发展的两个基本方向。第一，国际贸易总量的相对下降。即相对于全球GDP总量来说，国际贸易与GDP的比重，今后一段时间很难重现过去20多年的飞跃式增长。因为支撑国际贸易突飞猛进的消费动力已经不复存在。第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根据WTO的统计，2009年以来，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日渐明显，不仅贸易保护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贸易保护的形式和手段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 [4]。
相对地，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需要做出实质性的调整。中国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外向型加剧发展战略之所以能够取得极大的成功，得益于当时全球总需求迅猛扩张的国际经济环境。但这种成功，不是没有代价的，最大的代价是中国外部经济失衡日趋严重。截至2011年6月，中国已经积累了总额高达31 974.9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5]。对此，需要怎样来认识呢？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证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顺差的时候，很有可能是这个国家或地区输出了稀缺的生产要素。中国本来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但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在正常的贸易条件下，按照比较优势的一般原理，中国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入资源密集型产品，对外经济不平衡不会持续存在，因为货币币值的变化会自动平衡贸易收支。大量的贸易顺差必然是压低汇率的结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贱卖了什么呢？自然资源，即我们相对稀缺的土地禀赋。其直接表现和必然结果，就是我们的自然环境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污染和退化。
同时，因为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在我们目前的汇率决定制度条件下，中央银行被迫大量被动发行货币。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从2000年12月的134 610.3亿元 [3] 迅速增长到2011年6月的780 820.9亿元，10年间增长了近6倍 [5]。这成为引发国内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通货膨胀目前是威胁国内经济稳定的最大隐患。
因此，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做出实质性调整。首先，要适度减少加工贸易的发展规模。中国的加工贸易是积累贸易顺差的主要因素，中国的一般贸易很少产生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却实实在在地打击一般贸易，而对加工贸易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的，它在中国的生产过程仅仅是劳动力之间的国际套利，对货币币值变化缺乏敏感性；一般贸易则是全流程的国内生产，对货币币值变化极其敏感，本国商品以外币计价的价格升高影响出口绩效。可以这样讲，加工贸易规模越大，贸易顺差越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越大，一般贸易发展空间越窄，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越小。其次，中国要不遗余力地调整产业结构，以科技力量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在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领域确定国际比较优势。中国一味地从事低端制造业的生产，虽然增加了部分就业，但浪费了自然资源，污染了自然环境，加剧了外部经济不平衡，还引来了反倾销诉讼，抑制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机制，弱化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是得不偿失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 人与自然 生态思想 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资本主义初期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有巨大创新的时代，也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征服不断深化，资本不断积累的时代。在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还没有达到危害人类生存的程度，因而他们不可能形成自觉的生态文明理论。但是马克思一直在关注着生态环境。现代生态学的思想在研究对象、研究手段上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一脉相承性，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也为其提供了借鉴。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历程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人与自然不断发生矛盾，生态环境的凸显这些问题产生的。尤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原因，而且还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在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陆续发生了“公害事件”。这些公害事件主要是由于空气和水遭到工业污染而在人群中流行的某种新的病种―“公害病”，许多人在事件中死去，而成千上万的人则遭受“公害病”的折磨。当初频繁出现在发达国家中的“环境公害事件”也开始在中国出现，面对如此频繁而惨烈的环境事件以及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国内外学者、各国政府以及联合国都在探索各种应对措施。在这种背景下，经过法兰克福学派的酝酿以及本・阿格尔的不断努力，终于在1975年和1979年出版了《论幸福的生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至此最终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但学者们始终在探索一直到后来的奥康纳、福斯特和岩佐茂都在不断完善着这一思想。
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始于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之后经过莱斯在《自然的统治》中加以完善，揭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是资本主义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将对科学技术的反思提高到对整个人类启蒙文化的反思，不仅将科学技术于生态环境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而且将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连在一起，强调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是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阿格尔认为生态危机是由消费异化直接导致的，资本积累是引起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本原因，但是，无产阶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今无产阶级的消费不再是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这种异化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替代。他视图以生态危机代替经济危机。奥康纳将经济因素与环境因素联系在一起，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双重危机理论。他超越90年代之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否定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经济危机可能性的否定。将资本主义的危机归结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同时存在的双重危机，还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原因。上述理论家及其他们后来的继承者在不断的批判和继承中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他们从不同角度将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生态学相结合，不断将生态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研究高度，不断地为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贡献着力量。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当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们也在不断地创新着生态环境理论，特别是2007年，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提高到生态文明的高度并在全社会中提倡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模式。生态文明建立在现代生态学基础之上，具有丰富而系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背景，国内外无数专家学者都为此做出过杰出的贡献。我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主要阐述了四个问题：
1．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
从西方国家发生的“公害事件”到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再到中国前段时间的康菲公司漏油事件，无一不体现着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绿色生态运动根据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不同可分为“浅绿色”和“深绿色”，“浅绿色”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认为自然资源对人类来说是无限的，任何现存资源都可能在科学技术的改造下变为为人类服务的资源和能源，而“深绿色”则认为科学技术造成了当前的生态环境灾难，它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因而要想改变当前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只有改革。我认为科学技术在作为人类生产生活和认识与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和手段的一项重要工具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人作为生产发明的主体，人自身的能力是有限的，其所发明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有局限性，至少在目前条件下，科学技术不可能将潜在的能源和资源转化为全部可利用的。况且资源和能源属于有限的东西，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种“浅绿色”的观点太乐观了，对人类的生存状况没有任何担忧。
2.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
前面提到过的奥康纳理论证明了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共同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矛盾体系中，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概括为第一类矛盾，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概括为第二类矛盾，这两类矛盾相互作用共同存在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我国在当前实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也存在着这两类矛盾，我国当前的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另一个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
3.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
异化消费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通过消费奢侈品以补偿异化劳动过程中的艰辛和痛苦，追求所谓的自由和幸福，二是资产阶级在控制无产阶级整个消费的过程中也被消费所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而被消费品所异化。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消费而不是劳动才能体现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只有在消费中而不是劳动中无产阶级才能够体会到幸福，无论消费是否需要，消费都成为无产阶级的避难所。进入21世纪，科沃尔对异化消费现象又做出了新的补充。他认为，资产阶级通过消费贷款等金融货币政策刺激无产阶级的消费，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个工人家庭都处于异化消费当中，都背负着沉重的消费债务，整日处于担心受怕当中，一不小心就会“丢掉房屋和汽车等。
4.新陈代谢和生态危机
马克思对新陈代谢的理解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自然领域内的物质代谢，即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代谢，这是生理学，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变换；二是社会的物质交换，即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物质交换，马克思曾用这个概念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商品交换；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福斯特在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中，也专门分析了新陈代谢这一理论，福斯特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形成劳动的异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和对立，造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中断，破坏了社会内部的物质循环或者新陈代谢。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造成了自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双重断裂，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组成的生态系统。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建设中国生态文明国家的借鉴意义
生态文明是超越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一种后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高级形态，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颖状态，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条件下的升华。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人类自身作为主体，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规律和事物之间的联系，创造性地提出人和自然相处的模式，不能被动消极的接受，更不能主宰和统治自然。从根本上说，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出发点，能最大限度的实现人类自身的利益，也正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归宿。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属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后现论，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它只是提供了一种价值理念。对于我国这种发展中国家大国来说，我们要吸取其有益思想和经验，形成我国特色的生态理论，不能照搬照抄其现有理论，我们要努力探索，走出一条适合我国生态环境的路子。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有四个观点，我们可以从其主要内容中找到对我国有借鉴意义的理论观点：
1.在科学技术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上
生态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了技术乐观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地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难题。我们要理性慎重地看待和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在为人类造福，提供便捷的同时，它也可以发展一些核工业、核军事，如果对这些高科技的利用超越了人们可控范围，它依然会给人带来灾害。科学技术也会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积极利用其好的一面，当然乐观的技术的前景，也为我国21世纪的人口政策提供了另一种思路，那就是普及高等教育：科学技术的增长不仅可以供养越来越多的人口，越来越多的人口在掌握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会自然地造成人口数量的整体下降，掌握人类不断增长的科学技术需要越来越多的时间和周期。
2.异化消费理论让我们建立健康合理消费生活方式
消费生活是人为了生存而不断地消费生活资料以维持自己生命再生产的过程，我们要加强舆论导向提倡适度消费，消费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能让它成为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追求，我们要建立节约型社会，树立节约资源的社会意识和风气。适度消费是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的消费，是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方式，它既不是禁欲主义地反对消费，也不是享乐主义地过度消费，而是倡导健康理性有节制的消费，发对奢侈、浪费型的消费，舍弃生活消费中过度包装，一次性用品等资源浪费现象，要弘扬实行绿色消费，鼓励消费者选购对环境无害的商品，并鼓励企业转向绿色生产。在此基础上争取建立适度生产、合理消费的健康消费理念和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生活方式。
3.新陈代谢理论让我们完善分配制度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这也对我国基尼系数和城乡差别的扩大敲响了警钟，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加剧，都会导致整个社会新陈代谢的停滞和断裂，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这就启示我们积极完善我国分配制度实现分配公平。我国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与按需分配的三位一体。按劳分配体现分配中的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按生产要素分配主要体现效率，按需分配主要体现公平。这样，在我国的分配制度中，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就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4.以循环经济模式为基础建立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要通过大力发展环境科学技术、开发绿色能源、降低能耗、变废为宝、变污染为绿化，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也要加强企业的科研能力，促使其转变原有的生产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质量取胜，在国际竞争中加强自己的名牌打造实力，创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大到国家来说，就是要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为社会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
我们在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过程中，我们既要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发现有益思想，也要乐于去实践它，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优势运用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中。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比如计划生育退耕还林抗震救灾等过程中处处体现出这种优势。我们还要继续探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国家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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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2010年产业发展走势访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云平 2010年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可能出现哪些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可能对我国产业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为了应对这些变化和影响，我国的产业政策应当做哪些调整和创新？围绕上述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云平。王云平认为，以低碳经济为标志，在未来不远的时期，有可能继上世纪末期的知识经济时代后出现一个新的经济时代，一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将有可能出现；可以预计，2010年各国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将相继出台，新兴产业发展势头更加迅猛。 2010年将有可能出现新兴产业竞相快速发展的态势 记者：您认为，2010年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可能出现哪些新变化？ 王云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国际经济形势整体上要好于2009年。随着世界各国刺激经济政策的出台，各国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衰退并没有出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初人们估计的“L”态势，在2009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始出现恢复态势。2010年经济形势将更加好转。 二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更加强化，各国之间的贸易争端问题更加繁多。在国际金融危机下，世界各国特别是受到冲击大的发达国家，为了加快本国经济的振兴步伐，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采取更大的自由贸易政策，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他国采取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和产业增长方式将发生变化，更加注重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当前，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服务经济特别是金融业高度发达，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特别是美国形成了通过过度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特点。爆发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根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而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从经济和产业发展方式的角度看，普遍认为，很大程度是由于美国的过度消费（导致了次贷危机进而金融危机乃至引起经济危机）方式所引发的。过度依赖消费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方式缺乏可持续性。在经历这场金融危机后，美国已经开始反思自己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发展。预计2010年这种态势更加明显。 四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和经济体纷纷寻找新的经济和产业增长点，2010年将有可能出现新兴产业竞相快速发展的态势。2008年开始，美国、欧盟等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把发展低碳经济，把发展新能源、新的汽车动力、清洁能源、生物产业等作为走出国际金融危机新的增长点；很多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在这些领域采取有关政策支持发展。以低碳经济为标志，在未来不远的时期有可能继上世纪末期的知识经济时代后出现一个新的经济时代，一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将有可能出现。可以预计，2010年各国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将相继出台，新兴产业发展势头更加迅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迫切性更加明显 记者：您认为，这些新变化可能对我国产业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王云平：一是内需对我国产业发展的作用将更加重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量大，过度消费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模式转变，将使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我国出口受到很大影响，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将更加恶化我国产业出口环境。扩大国内需求对产业作用的重要性更加明显。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迫切性更加明显。我国新兴产业已经有一定的技术和产业基础。但随着世界各国加快发展新兴产业，为了了抢占国际经济发展制高点，我国加快发展这些产业的迫切性更加明显。 对新能源等行业的薄弱环节加强政策引导 记者：为了应对上述变化和影响，您认为，我国的产业政策应当做哪些调整？ 王云平：第一，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促进产业发展的主要政策着力点。建立内生的投资增长机制，实现我国投资需求的可持续快速增长。一是我国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对于支持产业发展的资金比重偏小，需要调整。要“微调”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重点领域结构，把资金更大的比例调整到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二是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使企业的资金链受到影响，造成融资成本上升
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由于市场疲软、银行授信额度减少，部分企业资金链拉紧甚至断裂，造成企业融资成本上升甚至无法进行顺利融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受此影响的企业无法进行正常投资、扩大规模，一些在建项目无法追加投资，致使停工。另一方面，融资受阻，致使企业债务压力增大，从而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例如，2000年11月在香港主板上市的佑威国际、泳衣及便服生产零售商德发集团在9月被清盘。“二战”后于香港建立的最早期的电器店之一泰林无线电行、香港玩具生产商合俊集团旗下两家工厂、成立于1983年的香港手表制造及零售商宜进利深圳工厂在10月先后倒闭。这些企业近年来动用大量资本积极扩张，但现在由于市场资金流动性降低，而企业又面对艰难的经营环境，“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垮了他们的背。
（二）金融危机使企业市场需求下降，造成企业经营困难
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居民惯有的是一种无储蓄消费、超前消费的消费理念，而在经历了此次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并因投资失败遭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后，发达国家居民的消费信心受到了严重冲击，对于信贷消费这种传统的消费方式产生了不信任感，开始倾向于对消费习惯进行调整，适当增加储蓄。这样，消费者的消费意愿降低，消费量减少，因而我国出口型企业面临极大的困难。另外，国外市场的需求不振，又造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我国出口企业面临极大的贸易壁垒，进一步加大了出口企业的困难。如2008年上半年，珠三角地区有不少中小型企业倒闭，10月份更有大型企业合俊集团旗下工厂倒闭。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历来有储蓄的习惯，在当前情况下，消费意愿更加不足。因此，即使内向型企业，也同样面临着市场需求下降的风险，造成了大量企业的产能过剩或闲置。近几个月来全国用电量的下滑即可说明这个问题。
（三）金融危机打击企业信心，造成对企业发展的悲观预期
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使得违约、逃债、赖账等情况发生率提高，进而使企业库存增加，应收账款不能回笼。这种情况的发生，严重打击了企业的信心，对经济形势和企业发展前景产生了悲观预期。部分企业由于不能适应市场的突然变化，致使手足无措，从而准备以冬眠的姿态挺过去，或者仅从战术的角度去应对，而不是对形势有清醒的判断并以前瞻性的思维、进取的思维发现机遇、利用机遇、实现超越。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企业决策上的短视和应对上的不力，使企业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不能健康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总理在很多场合都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四）金融危机使境外投资企业业绩下滑，成本上升
受东道国经济增长放缓影响，中国境外投资企业的业绩也不容乐观。如果东道国信贷紧缩，则会导致企业的经营流动资金紧张；如果东道国实施资本项目管制，境外与境内企业之间的资金链就会断裂，造成财务危机，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在美国和欧元区，由于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使得该地区货币贬值，企业的利润空间大幅受到挤压。另外，随着东道国金融危机的深化，伴随而来的还有违约风险甚至国家风险等不确定因素。例如，冰岛和拉脱维亚的政府，已因为抵挡不住金融危机的狂潮而。
二、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战略调适的必要性
（一）企业战略调适的内涵
战略调适是一个合成词汇。“战略”指企业对更重要、全面、总体、环境导向的考虑；“调适”是一种长期导向的、带有动态性质的、持续改进的参与重复博弈的行为，而不是一次性的调整过程。因此，企业战略调适可以定义为：企业持续感知并利用内外环境变化，能够主动地参与重复博弈并进行柔性决策且有效执行的过程。所以，企业战略调适具有环境导向性、柔性、博弈性、长期导向性等特征。在当前金融危机下，企业进行战略调适能使企业敏锐地感知环境机会与威胁，抓住可能的成长机遇，增强环境敏感性，提高环境适应性水平，从而实现持续成长，获取持续优势。
（二）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战略调适的必要性
1．金融危机袭击下的宏观经济形势要求企业要进行战略调适
在金融危机形势下，企业所处的环境日益是一种非线性、复杂和较难预测的变动，如果企业坚守先前制定的战略，则形成战略刚性，带来较大的沉没成本，并且会带来种种经营上的困难。这就使得企业的战略要进行带有动态性质的、持续进行的调适行为，它的目的就是使企业和环境之间达到一种动态的匹配，不断形成新的平衡，从而实现企业能够抵抗金融危机和可持续性成长。
由于竞争环境和市场环境的新特点，战略随着时间和环境这两个要素随时进行调整和变化，因此企业对于战略调适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战略调适就是要使企业更有效地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预变和应变。在快速多变的竞争环境下，任何优势都会被迅速侵蚀，为了解决优势的短暂性与企业生存的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必须不断进行战略调适。
2．企业应对金融危机需要战略调适
根据复杂性科学原理，系统中存在的均衡状态是短期和暂时的。企业作为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系统在均衡状态下是危险的，均衡状态对于企业来讲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在均衡状态下，系统中会孕育着许多潜在的变动因素最终使复杂系统走向灭亡。因此，我们要善于发现均衡背面隐藏的危机。任何系统都不存在永久性的稳定安全状态，要善于打破均衡，不断进行调适，才能使内部系统与外界环境相匹配。
而企业战略调适正是要求企业根据自身的条件，在各种约束下感知环境变化，对外界环境进行反应，综合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动脑筋，谋对策，下重药，弱化不利影响，抓住机遇进行战略决策，主动适应各种变化，以获取竞争优势的持续。所以，在金融危机来临甚至更加严峻之时，企业战略调适就是企业能够继续生存并获取竞争优势的力量源泉。
三、企业进行战略调适的途径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化，我国企业的运营环境日趋复杂化，竞争对手的战略调整、市场需求的千变万化、金融市场的跌宕起伏、政府的经济政策都是企业必须积极应对的不确定性，战略调适成为当前企业获取生存和竞争优势的必备能力。战略调适没有适合于所有企业的一般途径，企业要依据自身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特征，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合本企业的途径。一般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和确定增强战略调适能力的具体途径。
（一）正确分析所面对的动态环境
金融危机给企业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动态性。由于产业环境、市场地位、内部资源和企业结构等因素的差别，由金融危机造成的企业外部环境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也大不相同。企业要增强自身的战略调适，必须要正确分析所处的动态环境。根据动态环境的分析维度，应从环境的变动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行逐一扫描，对变动的强度和频次、影响因素的数量及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可获得的信息等有较为详细的了解，从而能对企业产品的市场调整、竞争对手的基本情况以及供应链等方面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进而使之具有与环境相匹配的调适能力。对不易识别的信息，则要群策群力，尽可能地清晰化，并加大柔性决策。
（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作为旨在不断推进有效调适的战略思想,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有关企业文化的问题。企业文化基本上是企业保持适当战略应变性的最有希望的催化剂，而在许多不利情况下，企业文化又是最大的障碍。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其核心是企业精神。企业精神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一经形成，就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充分发掘出企业中每一个成员的潜能，激发出他们的士气，是企业内部团结的纽带、沟通的渠道，是团队之内或团队之间相互默契的“共同语言”。企业文化注重培养职工互相尊重、团结协作、改进创新的精神，职工的质量意识、问题意识、改进意识和为用户服务意识。因此，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战略调适的必要条件。目前有许多调适和变革均不成功，其关键阻碍不在于技术或程序因素，是滞后于调适所需求的企业文化。因而利用企业文化促进战略调适的实施，是推行战略调适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不断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