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2 17:15:1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训诂学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训诂学教学改革训释词义能力
训诂学课程专业性较强，涉及大量训诂理论知识，且学生并未系统接触古籍，特别是训诂要籍，尽管教材辅以大量实例，但对独立学院学生来说，还是稍有难度，这使得课堂教学变得枯燥，学生学习兴趣缺乏。此外，当前江西省中小学语文教师招聘比例相对较高，多数学生毕业将从事语文教学，2017年新版“教育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中“文言文比例飙升”，因此在实际教学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这就要求训诂学老师在教授一些必要基本知识的同时，更要培养学生运用所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笔者就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学生的训释词义能力进行探索。
一、激发兴趣
对于独立学院学生来说，训诂学是“艰深与抽象”的代名词，通过对授课学生进行调查，多数学生给以“大杂烩”之“美名”，表面来看是由于训诂内容涉及面广，与文字、音韵、方言等知识关系密切，实际上是因为学生掌握或阅读的文献甚少、积累不够造成的问题[1]，这是当前多数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普遍现象，如何针对学生现状激发学习兴趣便成了关键所在。
（一）例证趣味化
为了提升学生对训诂学课程的学习兴趣，不让学生产生畏难心理，每个专题的实例导入都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新课程的第一节课，既要引起学生兴趣，又要契合学生的知识，难度把握非常关键。结合学生水平和我院未开设音韵学的实际教学情况，在训诂学课程教学开篇导入，我们选取了与音韵学、文字学相关的实例进行导入。
音韵学相关的实例通过一幅内容为“大器免成”的书法作品进行呈现，让学生点评正误，学生自然能够指出当前规范的用法是作为成语的“大器晚成”。随后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乙本中的“晚”字作“免”进行反驳，并进一步反问为何“大器免成”现为“大器晚成”，引导学生联系同音通假知识，进而得出上古二字音近，让学生回忆古代汉语通论中关于“古无轻唇音”的论断，至于楚简乙本作“曼”，义为“无”，通“免”，韵通“晚”，与前后的“无隅”、“希声”、“无形”等知识内容则留后面专门章节进行讲解。
文字学相关实例通过九华山的一块内容为“護國月身寶殿”的匾额和《诗经》中“狼跋其胡”一句进行呈现。首先让学生识读匾额，重点自然落到“月”字上，通过回忆前期的文字学课程，学生自然知道此字音义皆同“肉”字，然后理解“狼跋其胡”一句，重点自然落到“胡”字，联系“月”（肉）字，学生知道与身体部位有关，至此文意理解要比“胡”作“姓氏”、“胡须”要准确得多，再通过字典查检，得知本义是牛脖子下垂的肉，进而引申为兽类脖子的垂肉。
通过调查往届学生教学以“训诂”二字的阐释作为开篇和改进后（见上文）开篇导入的学生反馈情况看，训诂学课程开篇教学导入时，带有语言知识趣味性的实例最受学生欢迎，也更能激发学生兴趣，讲解时尽量简化训诂过程和少用训诂术语，因为学生未接受训诂主体内容的学习和训练，以免学生产生畏难情绪，造成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
（二）例证实用化
结合多数学生毕业将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其中会涉及较多的古文，在教参的标准下进行字词释义教学是中小学语文教学常用的方法。然而，在训诂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都会通过大量例证说明前人注本、工具书或教材注释有可能出现错误，不能依赖，这就要求毕业生在中小学古文教学过程中有所甄别，准确甄别自然离不开系统的训诂知识学习。由此，在实际教学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这就要求训诂学课程在例证选取过程中适当结合学生兴趣，侧重中小学古诗文注释的选取，其中注释正误皆可作为选取对象。
如语文教学涉及成语“敝帚自珍”时，学生理解难点自然在首字，直接参见注释并非正确的教学方法。我们应该在注释的基础上利用形训方式进行阐释，通过工具书查检古文字形给学生展示，左边是“巾”（表衣物），且“巾”上加点，一说象征破洞，右边从“攴”（手持棍），手持棍棒击打破衣物，会破败之意，当然在引出“会破败之意”时可以让学生联系“凋敝”一词加以理解，由此，“敝”作“破败；破旧”之意，学生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深刻。此例虽说教材有正确注解，但无论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通过注释只能“知其然”，缺乏循序渐进的理解过程，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知其然”的内容，通过训诂学课程提出，通过阐释让其“知其所以然”，进而学会训诂的方法和流程。
再如《桃花源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其中“落英”一词教材注为“落花。一说初开的花”。据《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中“坠露”、“落英”相对，钱钟书亦认为二者互文同训，以此解释“落英”为“落花”。据《尔雅》解释，“落”作“始”义，当释“落英”为“始英”，即初开之花。然而，根据郭在贻[2]统计陶渊明诗文，其中除“落英缤纷”外，有七处用“落”字，全作“坠落、陨落”义，据此，陶文中“落”作“始”义不合语言社会性原则，故而“一说初开的花”之义可免去。此例教材注解欠妥，通过案例呈现让学生渐渐熟悉训诂辨误的方法，以此促使学生重新认识中小学语文教材。此外，通过对古文注释辨误可以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学术训练，争取让毕业生在今后的教学岗位上做到教学科研两不误。
二、提高能力
（一）选讲古籍
当前，多数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很少能真正接触古籍，且鉴于我院未开设文献学等课程的实际情况，我们通过在训诂学课程中让学生选讲影印版古籍，一是弥补相关课程的不足，二是提高学生训诂的实际操作能力。到目前为止，实行学生选讲选古籍进行三届，学生反馈较好。
我们在训诂学基础知识教学结束后，选取《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汉书·高纪第一上》作为学生选讲内容，此套“二十四史”由张元济耗巨资搜访宋元善本，多以宋元版为主要底本，并对殿本、局本谬误有所匡正，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选讲前，我们将古籍扫描版在学生群里进行共享，按学号将选讲内容分配给学生，每人选讲一页内容，并为学生提供《故训汇纂》、《中华字海》等扫描版或检索版工具书及国学宝典等检索工具，再让学生将古籍内容加标点并输入电脑，作为纸质作业。选讲时，让学生结合古籍中颜师古注文，参考所提供的工具书进行正文释义，讲解释义缘由，如此能够更好地考查学生利用古注及工具书进行词义考证的能力，个别学生甚至提出新的观点以对颜注进行匡正，尽管论述条理性有待提升，准确性有待商榷，但这无疑是理论课程中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一次重大尝试。此外，我们让学生接触颜注是对训诂理论知识的巩固，如《汉书·高纪第一上》首页便有“遇会也”、“蓄水曰陂”、“晦暝皆谓暗也”等，以此让学生进一步熟悉训诂术语。
（二）古语词考释
利用方言识记一些古语词，特别是结合方言加以学习，会让学生对一些陌生的字词越发感到亲切，因此，通过考释方言古语词可以进一步拉近古代汉语学习与现代语言之间的距离，从而缩短古代汉语学习的时空差距，让训诂教学收到更好的效果。我们在分配古语词考释内容之前会先进行示范教学。
如五河方言“搦”[nuo31]字[3]，有“（用手等）挤压”、“握”、“（用手）搓洗”三个义项，《说文解字》载：“搦，按也。”《齐民要术·杂说》：“河东染御黄法，碓捣地黄根，令熟，灰汁和之，搅令匀，搦取汁。”可知此处“搦”即释为“（用手等）挤压”，与方言形成互证。通过古籍检索，可见曹植《幽思赋》载：“搦素笔而慷慨，扬大雅之哀吟。”“搦”释为“（用手等）挤压”不当，当为引申之义，释为“捉”、“握”。以阮元《经籍籑诂》卷九十二入声载：“搦，捉也。”及《说文解字注》卷十二篇上载：“玄应书曰：搦，犹捉也，此今义非古义也”之释义为证，此义又与五河方言中“搦”字词义互为印证，由“（用手等）挤压”进一步引申“（用手）搓洗（衣服等）”。通过这种示范指导，我们会先选定当前学术界已考释出来的古语词，让学生按作者思路，通过检索为作者找出其他例证，以此先行试练。随后结合学生方言和学习能力进行古语词选定考释，此次考释的古语词一般学界多未涉及，最后以小论文形式進行提交，纳入课程评价体系。
通过对“搦”字考释，不仅可以锻炼学生训诂的实践能力，还可以让学生窥见方言古语词的保留和发展状况，进而为学生进行方言研究奠定基础。
三、结语
我们在训诂学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通过例证的趣味化、实用化的讲解，配合实践性能力培养，较之于以往教学效果看，改进后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明显提高，在古文疑难词义疏通方面得心应手地利用古注及工具书等资源，以此激发学生学习训诂知识的兴趣，相信这就是课程所需要达到的理想效果，更是学生进行拓展学习的新开始。
参考文献：
[1]赵敏.《训诂学》课程教学实践探索[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2）：88-90.
[2]郭在贻.“落英缤纷”辨析质疑[J].语文战线，1980（12）：14-15.
一、“形训”的内涵
“形训”是训诂学的一个分支，常用于古代汉语的解释。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辨别以及分析汉字结构来达到探索汉字意义的目的。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形训”能够提升字词教学质量，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汉字的象形特点。汉字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字，最原始的汉字就是象形文字，通过简单的符号来表达某种意思，使人们将字与某种事物联系起来。虽然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演变，但是其根基依旧是象形字。比如“田”“火”“日”等文字。这就决定了“形训”在字词教学中的适用性。第二，初中生的认知特征。初中生已经基本具有抽象思维能力，但是在理解问题时依旧处于形象思维的阶段，这一特征也体现在初中生对字词的理解中。由于在小学阶段，学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汉字基础，如果将“形训”加入到初中字词教学中，能够提高学生的理解与记忆能力，使语文教学质量得以提升。
二、“形训”在字词教学中的应用
1.在同声旁形声字教学中的应用
在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声旁相同，但是形旁不同的汉字，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如果利用“形训”法进行教学，能够帮助学生加深知识理解。比如“删、珊、姗、跚”几个汉字，其读音都是“shan”，但是其形旁不同，并且表达的含义也不同。其中“删”是刀切的意思；“珊”是珍贵的意思；“姗”是姣好的意思；“跚”是行走的意识。在这四个声旁相同，但是形旁与词语意思不同，教师如果合理使用“形训”法，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比如将“跚”拆分为“足”和“册”，将“姗”拆分为“女”和“册”，这样能够让学生更好地区分两者，并使学生快速理解汉字内涵，达到字词区分与知识巩固的目的。
2.在形义相关字教学中的应用
形义相关字不一定拥有严格的形旁与声旁概念，只是在各字的结构中拥有一个相同的组成部分。以“自、息、臭、嗅”四个形义相近字为例。教师在讲解这四个字时，就可以将“自”作为理解的源头，可以将其作为自身，并将概念深化到“鼻子”这一感官中，这样就不难发现“自”与其它三个字的关系，比如“息”可以延伸为“气息”，即鼻子呼出的气息；“臭”是鼻子的功能，对事物的气味进行描述；“嗅”则通过鼻子判断气味的行为。不难看出，在字词理解中，各字之间都与“鼻子”有联系，并且都在鼻子的基础上进行扩散，这类解释具体并且有内涵，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加深学生的理解，巩固学生的知识记忆。在类似字词的教学中含有很多，比如“口、舌、言、吐”等的教学中，只要指出“口”字本身与嘴巴有关，就可以对其它形义相关字进行理解。再比如“目、睡、眼、瞻”的教学中，由于这一组每个字都有“目”，意义上也与“眼睛注视”有关，可以通过“形训”来帮助学生理解。
3.在文字古义拓展教学中的应用
通过“形训”法，还能帮助学生理解古典诗歌或者文言文中的汉字词义，为学生了解并掌握文言文的内涵提供帮助。在汉字的发展中，其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在实际学习中常常会将汉字的古代释义与现代释义混淆。因此，为了加强学生的理解，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就可以通过引入现代经过精简后的字进行古文字释义，这样使学生能够形象、直观地对文字的含义进行理解。比如“北”字，在文言文中常常有“脊背”的意思，而现代多用来作为方位表述的文字，在帮助学生理解上，教师可以将其延伸到更加原始的甲骨文，讲述在甲骨文中“北”的象形是两个人的背靠在一起，因此在古代汉语中就有“脊背”的意思，这样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再比如“益”的古代释义与现代也不同。在古代，其含义为“溢”，在讲解中，教师也可以借助更早甲骨文中对“益”的象形表达来理解，甲骨文中“益”的外形像一个装满液体的容器，容器中的水要溢出，这样学生就能够更好的理解“益”在文言文中的表意。
三、“形训”在字词教学中的注意事项
我们的生活已经步入小康，但我们比以前更快乐，更有智慧了吗？很多调查得出的答案都令人沮丧。原因之一就在于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我们一度与饱含中华民族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宣言》中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 500多年前，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另有报道说，我国政界、军界和工商界对《孙子兵法》的重视还赶不上日本。直到最近，我们才算真正开始重视国学。
要想搞好国学教育，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师应具备什么样的国学素养？在几度经历“国学热”之后，他们实际的国学素养又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全国中学语文优秀教师王瑞刚进行了采访。
《中国教师》：王老师您好，我特别想听听您对我国国学教育的总体评价。
王瑞刚：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国学涵盖了我国几千年来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影响深远，博大精深；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国学对国民精神的引导、安顿作用是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绵延千年而不绝的关键。但是，我们却曾几度以自杀式的行为斩断与它的联系。例如，我国历来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但在当今这个经济与技术至上的时代，教育却过多地注重魔鬼式的应试训练、技术训练，轻视人文素养的培养，导致部分国人信仰大厦倾颓、精神家园迷失、价值观沦丧，危机重重。
好在近年来教育部一直积极倡导国学教育，社会各界也在积极响应、踊跃实践、勤奋探索。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孟宪实曾指出，中国未来十年一定会是传统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而且中国的各个阶层也都已经意识到没有国学的中国文化不是完整的中国文化。
国学的传承与发展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而传授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表达之道又是语文教师的根本任务所在。然而我国大陆的语文教师的国学素养还比较弱，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国学方面的内容还很欠缺。相比之下，我国台湾省的高中课本中至少60%的文言文比例令我们汗颜；台湾高中生要用文言文写作，而咱们大陆高中生即使是阅读浅显的文言文也困难重重，以至台湾学者感慨我们大陆学者的国学功底浅薄。因此，尽管国学教育难以一蹴而就，但我们中学语文教师作为与国学教育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工作者，仍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弘扬国学的历史重任，大力提升国学素养，将其融入语文教学，语文教师应成为普及国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执行者，以改善国学教育的尴尬现状。
《中国教师》：社会上对国学的定义五花八门，有的人认为国学就是儒家思想，就是四书五经，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理解国学？
王瑞刚：1840年我国在经历失败后，进入西学东渐、文化转型时期，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后来，“中学”一词演化为“国学”，曹聚仁认为是由留日学人将日语的“支那学”“汉学”转译而来，即“中国学术”之意。近现代学者大都用“国学”指称中国固有之学术文化，如章太炎编著《国学概论》《国学略说》，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创办《国学季刊》，影响都很大，“国学”逐渐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继晚清时期民族主义色彩浓郁、科学主义特征明显的两次较大规模的国学浪潮之后，20世纪90年代又开始了第三次国学浪潮，这次的国学浪潮则凸显出鲜明的人文化、大众化与市场化倾向。概括而言，“‘国学’一词就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主要是指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包括儒、佛、道及各家各派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
中华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积淀而成，她犹如一片深沉丰厚的大海，历朝历代的思想之流不断汇聚其中，既凝聚了历代中国人的智慧精华，但也不免掺杂着糟粕渣滓，形成了泥沙俱下的国学之海。因此，面对“国学”这个任何人即使穷尽一生也难以说得尽、道得清、钻得透的话题，我们中学语文教师既要努力提升自身国学素养，积极践行国学教育，更要不断增强去粗取精的思辨力。
《中国教师》：那么国学在语文学科中、在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中该是一个什么地位？
王瑞刚：语文和国学关系最为密切，首先，学国学有助于实现新课程的教育培养目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指出：“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学生如果不能对自己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所理解，有所体悟，就像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家里有哪些卓尔不群的家人，有哪些价值连城的物品。如果不知道如何去发扬光大这些闪光的精神以造福生活，何以引导他们深深地热爱这个“家”呢？汲取国学的精神文化营养，以文为鉴，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修养与精神情操；而以史为鉴，则可以明确国人的历史使命与方向；以哲为鉴，可以锻造国民面对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
其次，学国学也有益于塑造语文教师的优秀精神品质。浸濡国人两千余年的儒学既注重个人修养，也强调有益社会，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品行，赞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精神，主张“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在接触蕴含着丰富思想与情感的国学经典方面，语文教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时常含英咀华，滋养其中，必然有助于成为奉行“仁义礼智信”的谦谦君子、“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儒雅之士、畅享“悠然见南山”之趣的生活达人，有助于成为秉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精神的忠诚国民。
最后，语文教师学好国学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工作质量。孔子在《学记》中指出“亲其师，信其道”，而要想让学生“亲其师”，教师首先必须得有渊博的学识、灵动的智慧、儒雅的风度。深厚的国学素养非常有助于培养咱们教师的人格魅力和教育智慧，同时还有助于引导学生接近国学、热爱国学，使其成为具有扎实国学功底、高度民族自豪感和浓厚人文精神的真正中国人。
《中国教师》：我国中学语文教师的国学素养处于一个什么水平？他们的国学素养能否满足教育教学需要？
王瑞刚：国学的传承与发展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而传授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表达之道又是语文教师的根本任务所在。因此国学教育的普及有赖于中学语文教师的积极参与，而教师国学素养的高低又关系到国学教育普及的程度。然而，正像前边讲得那样，我国大陆的语文教师的国学素养还比较弱，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国学方面的内容还很欠缺。除了在大学学过的一些经典篇目和教材里的篇目，绝大多数语文教师阅读过的国学经典少得可怜，很少有人完整地阅读过一本国学经典名著，以至于他们对国学知识和内容的理解层次也很浅。我曾问及本市的同行为什么“论语”的“论”字读作“lún”，儒家的“中庸”是什么意思，几乎没有人能做出合理的解释，甚至有一位大力倡导学生读《论语》的教师也没能回答出来。对于课文涉及的古代作家，多数语文教师都停留在文学常识水平的了解上，处于只知道某些“鸡名”“蛋名”，却没有亲自品尝过其美味的人云亦云的阶段。部分语文教师理解语言文字的水平不尽如人意，在古典诗文教学中习惯于按照教参照本宣科。他们只能算是教参的传声筒、试题的卫道士，缺少深入探究的思辨意识。除非万不得已，很少有教师能主动写作（包括教学论文），具有较为扎实的古典诗文写作水平的语文教师更是屈指可数。多数中学语文教师对于国学中的道家、佛家的相关知识更是少得可怜，甚至完全不感兴趣。
可喜的是我们的语文教师普遍对国学持肯定态度。我经常会去了解语文教师对弘扬国学的看法，绝大多数语文教师都认为非常必要。这主要是因为职业性质、学科特点决定了语文教师是与国学距离最近的教育者，较其他学科教师在大学教育中受国学影响更多，而且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文部分就是国学中的精华部分。而另一方面，尽管肯定国学的价值，但绝大多数教师不愿主动地强化国学教育，仅关注语文教学成绩的变化，强化国学教育的意识不强。究其原因，一是对国学的价值认识不够；二是自己在求学阶段就没有培养起对国学的浓厚兴趣；三是繁重的教育教学工作和家庭负担等使他们无暇顾及国学素养的提升；四是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古诗文篇目一再减少，尽管人民教育出版社为高中选修课编排了《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先秦诸子选读》《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中国民俗文化》等国学教材，但因为要备战高考，这几本教材基本没人使用；五是教学评价体系中没有对国学素养提出明确而有效的考查要求。另外，个别教师对国学虽有着深厚的理解与认同，但悲观地认为弘扬国学的大环境缺失，贫瘠的土壤、稀薄的空气使其无法进行国学的复兴。应当说，作为弘扬国学的一支主力部队，中学语文教师队伍的国学素养的确乏善可陈。尽管从全国范围内来看高考命题尚未向国学经典的考查倾斜，教学评价体系也不突出对国学素养的考评，但语文教师仍然要对国学教育有决心、有热情，要积极提升自己的国学素养。
《中国教师》：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具有怎样的国学素养？又该如何有意识地加强自身国学素养的提升呢？
王瑞刚：一是要慎思明义，树立正确的弘扬国学教育的理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指出：“人类要发展，一方面要面向未来，另一方面要回到人类的源头，向我们的先辈汲取智慧。”国学教育的用意就在于以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使学生通过国学经典的学习，体悟我国古人的智慧，继承并发扬国学的精华，获得人生智慧的圆满，成为经世致用的一代新人，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二是要勤思明辨，改变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语文教学向以“少慢差费”备受诟病，至今仍无实质性改善，主要在于教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式的陈旧落后。黑格尔有句名言“熟知并非真知”，枯燥的讲解、机械的记忆和教学的索然寡味，都源于师生均未达到“真知”的境界。真知利于牢记，牢记有益活用，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三是要博观约取，要加强国学经典著作的学习。《学记》说得好：“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语文教师要想加强、改进国学教育，那自己就要先成为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典范。教师远离了“昏昏”之态，方利于学生“昭昭”之得。
《中国教师》：世界的文化遗产可谓浩如烟海，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分为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学、欧美文学、亚非拉文学等，语文教师不可能也没必要都成为国学大师。国学经典汗牛充栋，那么意趣所在和学识水平各不相同的教师该如何确立自己学国学的目标？
王瑞刚：的确，古今中外的语文经典美不胜收，提倡学国学也不能要求每位语文教师都要把国学放在首要地位，更不能将所有语文教师推进经典研读的大海饱受煎熬之苦，那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也会使语文教学减色不少。在此我建议教师根据自身的志趣和原有基础，按照四个层次去确立学国学的目标，去阅读相关的国学经典。
最基本的层次是要研读教材文本。语文教师最低限度的研读是要保证吃透教材里的古典诗文文本：初中有70余篇（首）；高中必修的有42篇（首），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文散文欣赏》有48篇（首），《先秦诸子选读》26篇，《中国文化经典研读》52篇（则）。其中《中国文化经典研读》是涉及面较多的国学经典读物，九个单元中既有经、史、子、集四部经典，又含儒、释、道三家著作，时代跨度由先秦到清末，还配有相关知识短文，对于较为全面地了解国学中的各家各类著作很有帮助。出于提高教学效果的考虑，阅读这些教材文本时，应该注意不仅要弄通字面义，尽量多地熟读成诵，还要深入领会、欣赏其思想感情的内容，最好再阅读一些名家评析类的文章。
在研读教材文本的基础上，最好是再找些与教材文本相关的国学经典全本拿来读一读，以便较为全面地了解作者的思想。我们不妨制订个读书计划，至少将四书、五经、《说文解字》《古文观止》《史记》《战国策》《左传》及一些古代名家的诗文集读一读。哪怕只是走马观花，也要遍览。朱自清先生说得好：“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还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一番经典，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对国学有较浓厚兴趣的教师，那就应有更广泛的涉猎，近代的梁启超、、朱自清乃至现代的葛兆光等诸位先生都曾开列过国学经典阅读书目，既包括儒释道三家，也包括史学、小学。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各有其独特之处，对此，南怀瑾形象地比喻为“佛家开的是百货店，道家开的是药店，儒家开的是粮食店”，而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则将其概括为：儒家教人“拿得起”――有为，道家教人“想得开”――无为，佛家教人“放得下”――解脱。值得注意的是，在阅读时要结合现代生活，以辩证的眼光去粗取精。在现实生活中，有了儒释道三家的精神滋养，便可像东坡居士一样，拥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人生智慧。
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一两位古人的著作适当下点钻研的工夫，这就有点国学研究的味道了。在这种精研中，或许能够寻找到不厌百回读的经典作品，从而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走进国学研究者的行列。有“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美誉的钱穆就是由小学教员通过自学而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言：“‘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中国教师》：我国古代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您最推崇的有关教育的国学论著有哪些？
王瑞刚：我认为教师不管处于哪个阅读层次，都要认真地读一读《大学•学记》。这部教育理论著作成书于公元前四至三世纪，既是研究中国古代教育的宝贵文献，也理应成为我们在教育和教学实践中必须学习的圭臬之作，堪称每位中国教师必读的“教育圣经”。《学记》既是儒家经典中的大经，也是历代统治者设学施教、“奉为法戒”的教育经典之作。此书语言精辟，言简意赅，涉及教育目的、尊师重教、学校管理、教师素质、教育原理、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效果等多方面的问题，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其中很多深刻的教育阐述仍然能够为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
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成长、发展，国学教育的目的在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符合时代特征的国民精神与国民形象。“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传统思想启示着我们语文教师要以“承传国学，功在千秋”的历史使命感在中小学扎实推进国学教育，并且要将其辩证地彰显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做到知行合一，决不能只顾简单的知识传授，而忽视了国学指导生活、启迪人生的实用价值。
《中国教师》：知识离不开语言，国学就更是如此。谈国学不能不提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您认为语文教师应该怎样从语言文字这方面提高国学素养？
王瑞刚：在语言文字方面，关键是要重视“小学”，要能够体会神奇的汉字表意形象的特点。所谓“小学”，即文字学，分文字、音韵、训诂三类。它是一切有关语言文字的学问中最为基础的一门，也是研究国学的必修课。汉字的形、音、义具有神奇独特的韵味，形音义相结合，既有利于品悟汉字之美，也易于牢记运用。起源于象形的汉字，其字形、词语还具有独特的形象表意特征，往往借助于景、物、人、事之貌表达社会人生之理。比如“林”“森”表示许多“木”（树），“淼”表示水大，“华”的繁体字形“”的下部分约略像一支抽象的花朵样子；以“河清海晏”形容天下太平，以“江河日下”比喻情况日益糟糕；以“万马奔腾”形容气势浩大、场面热烈；以“万马齐喑”比喻人们的沉默。
在熟知汉字的人眼里，每一个汉字都蕴含着独特、微妙的思想与情感，一字之易，往往便意味着思想、情感甚至意境发生了变化。古人赋诗作文极为讲究炼字之妙、音韵之变，所以才会有“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和“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苦吟佳话。章太炎先生的国学研究最重视“小学”，陈寅恪甚至认为：“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曾说：“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周作人在《汉字》一文中说：“在大学不必说了，就是在中学也当注意文字学，明汉字形体的大概，不但可为将来专攻的基本，对于文字构造感到兴趣，也有利于学习文章。”
为加强“小学”知识的积累，教师可阅读《说文解字》《文字学概要》（裘锡圭著）《中国文字学》（唐兰著）等书籍，还可在以下三个方面多做尝试。
一是抄写古籍。抄写是一种深入领悟汉字的好办法，既可练习书法，又可在凝神敛息中感受汉字字形之美、字义之趣。每日抽出15分钟即可抄录一段，贵在坚持与领悟。任继愈先生曾提出“认繁用简”的主张，所以也不妨抄写一下繁体字片段，或许会有另一番妙悟。我曾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深感疑惑，如何理解学习的喜悦呢？在用繁体字抄写这句时，忽生一悟：“习”字繁体为“”，“羽”为鸟儿的翅膀，每日里雀跃嬉戏、追捕觅食、仓皇逃生，随时都要依赖翅膀来完成，故而可引申为“时刻运用”。故此可知，“不亦说乎”的并非学习，而是学习之后“时刻运用”的活学活用啊！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二是涵泳诗文。汉字虽有表意形象的特征，但今人读书多心浮气躁、囫囵吞枣，很难透彻理解词语内涵。宋代大儒朱熹认为：“读书须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这“涵泳”的本领真是个慢活儿，古人读书时摇头晃脑的形象常受今人嗤笑，殊不知正是这“轻摇慢晃”才能将汉字里的妙趣摇匀、晃出。现在有很多教师一味要求学生背熟诗文，但学生朗读、背诵时的速度犹如念绕口令，这种走马观花般的诵读方式，只得其声，未得其韵，更无法得其要旨精髓，以致念诵得快，忘记得也快，不得不在以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学习。教师首先要学会这“涵泳”的慢功夫，然后指导学生在“缓视微吟”“口诵心惟”中增强理解、品悟与记忆，如此方能更好地领悟古诗文的文质兼美。长久积累，既可广积文章范式，悟出作文之道，又可真正获得思想情感的熏陶。
关键词：中文；英文；词源；翻译；英语教学
一、引言
英语教学所重技能有五个方面，即听、说、读、写、译。但是分析其中起关键作用者，笔者认为还是应属翻译。
其原因在于，听懂英语归根到底就是听的人能将其所听到的英语，自己给自己翻译成其本国语言。会说英语就是自己能将自己原本用本国语言表达的意思，用英语翻译出来。阅读理解的终极衡量标准，也应该是能否把所阅读的内容正确地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而绝非能够正确回答多项选择题而已。会正确回答多项选择题只是会考试，绝非是真正掌握了阅读技能。写作也就是把自己原本用自己本国文字表达的内容翻译成英文而已。
而词源方面的知识，在翻译中所起到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从事翻译工作的专业人员，如果能同时驾驭英汉两方面的词源学知识，在翻译过程中就能够妙笔生花，达到传神的效果。但是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缺乏应有的素养，其结果就会导致译文佶屈聱牙，甚至谬误百出。
笔者曾在有些英语教材中见过不少词源学知识缺失所导致的这类错误。例如，笔者曾使用过某一套专门培养翻译工作人员的系列教材，其中有一本书是专门针对阅读理解的。笔者在其中看到了下面这样的英文内容：
“…this goat-footed bard， this half human visitor to our age from the hag-ridden magic and enchanted woods of Celtic antiquity…”
该书编者在注释中将之翻译成了：
“……这个长着山羊腿的吟游诗人，这个恍如出自令人毛骨悚然的幻术和古代凯尔特人的魔林的半人半神的当代访客……”
既然这一英文内容出自培养英语高级翻译人才的阅读教材，那么检验阅读理解正确与否的标准在翻译成中文后不就一目了然了？上述所引注释里面的中文令人不知所云，实乃显而易见。而且其中错误不止一处。此处权且只谈对goat-footed一词的理解错误，其原因确确实实在于词源学知识的缺失。goat是“山羊”，山羊的foot就是山羊的蹄子，“蹄子”在英文中就是hoof。山羊是偶蹄动物，“长有偶蹄的”在英文中就是cloven-hoofed。这个词源问题涉及英语国家关于魔鬼的童话故事，即魔鬼可以有各种伪装，但是却无法改变其只有两个脚趾的原形。所以goat-footed就是“凶相毕露”意思。
问题的关键在于goat-footed无法直接在英汉词典中查到，必须先将goat-footed联系到cloven-hoofed，然后才能在词典中找到答案。
上述这样的错讹应该引起高等教育界同行的高度重视。
因为如果我们的资深专家出了这样的错误，贻笑大方事小，误人子弟事大。不能找到问题出现的根本症结在于词源学知识的缺失，依然一味固守从国外照搬的多项选择题的教学和考试方法，后果更是堪忧。当然，是否取消多项选择题，代之以有些专家提倡的学术英语，恐怕也有待斟酌。因为若有所谓的学术英语，除非我们还有所谓的学术汉语。
当然，本文主旨不在讨论学术英语的提法是否妥当，也并不想追究是否还应该提倡学术汉语，而是要讨论英语教学与翻译和词源的关系问题。所以此处暂且列举这方面少数几个典型例子，借以说明和论证笔者所提出的观点。
二、翻译中一步到位的成功范例
英语中有enterprise和entrepreneur两个词语，前者既可解释“企业”，也可解释“开拓精神”、“进取精神”或“冒险精神”，而后者则解释“企业家”。
不谙英文词源学的人，可能无法想象enterprise为何既可以解释“企业”，又可以解释“进取精神、开拓精神、冒险精神”。这是由于中国的汉语语文教学，自“五四”以降，取消了传统的小学，即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从而留下了不少遗憾。
《说文解字》对“企”字作了以下的解释：
企：举踵也。从人止声。古文企从止。
同时，《说文解字》对“止”的解释是：
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凡止之属皆从止。
这说明，“企”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上面是人，下面是止（脚），突出了人的脚，表示踮起脚跟看的意思。这一点从汉语的相关词语中依然可以找到确切的佐证，如“企盼”、“企足而待”等等。
所以，早期的学者在汉语中把enterprise翻译为“企业”。从这一做法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翻译家极其深厚的中文功底。
从汉语方面去看，“企”字出现在“企足而待”这样的词语中，表示“企盼”的含义。而从英语方面看，与enterprise同源的entrepreneur的英语解释又是： a person who sets up a business or businesses， taking on financial risks in the hope of profit（《牛津词典》）。在《牛津词典》对entrepreneur所作的上述英文解释中，“hope”（“希望”，也就是“企盼”）这个词理应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牛津词典》对entrepreneur所作的上述解释，翻译成汉语就是：“在经济上承担风险的同时，企盼能够通过办厂、办公司而获利的人。”
由此可见，早期翻译enterprise和entrepreneur这两个词的学者，虽然现在已经无法通过考据查到其姓甚名谁，但是我们依然不得不佩服这位译者。这样的译者，不但在英文方面有细致入微的识别能力（能够准确捕捉到“hope”一词），而且在中文方面也有着极其深厚的积累和功力。若非如此，是难以希冀将entrepreneur翻译成“企业家”的。因为“企业”是西方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后才出现的生产单位。在此以前只有中世纪的作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企业”。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是跳过了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因此，中国人的汉语中原来根本就没有“企业”这个词语。因为在中国原来压根就不存在催生这个词语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实践和生产组织形式。
以上是从中文“企”字的词源，分析entrepreneur在英译中的过程中中文词源学知识的重要性。所以说，对于英汉或汉英翻译而言，不但英语词源学的知识十分重要，而且中文词源学的知识也是十分重要的。有时，单靠英语词源学的知识，并不一定就能将一个英文词语翻译得很贴切。Entrepreneur从英文翻译到中文的过程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因为单从entrepreneur的词源看，它来自法语的entreprendre，在英文中表示“undertake，take in hand”，其结构根据国外词源学方面的研究，称是entre- + prendre”，等于英文结构的“between + to take”。prendre是take的意思；但是entre在这个词里是否等于between，笔者认为还值得深入研究和斟酌。而且即使entre等于between，再加上prendre，这两个构词元素合在一起，实在令人费解，不足以让翻译家从中得出entrepreneur应该译成“企业家”这样的结论。
但是这对于理解《牛津词典》给出的英文解释却很有启发。《牛津词典》对其的解释如前所述，是a person who sets up a business or businesses， taking on financial risks in the hope of profit。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其中包含了taking on这个词组。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entrepreneur的法文词根prendre就是英文的take。
而《牛津词典》对enterprise的其中一个解释，则使用了a project or undertaking， especially a bold or complex one，其中直接出现了undertaking。
对于其另一个词义，即“开拓精神”、“进取精神”或“冒险精神”，我们只要细心分析entrepreneur的解释，即a person who sets up a business or businesses， taking on financial risks in the hope of profit，就可以抓住其中的taking on financial risks（承担经济上的风险）。这里的“风险”就是一个重要的线索，给了翻译者一个启发，从而使之得出了“冒险精神”这个词（风险冒险）。至于“开拓精神”和“进取精神”，我想这是在“冒险精神”的基础上，进而结合enterprise在例句中的实际使用情况，进一步推演出来的译法了。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牛津词典》在对英文词语作解释时，所采取的释文在用词上非常讲究。例如，上述例子中的释文选用了take，紧紧扣住了被释词entrepreneur和enterprise中的词源prendre。这也许就是很多英语界的学者推崇这本词典的原因之一。而笔者在这里想要提出的是，我们在使用英-英词典时，如果能对英文释文的措辞细加留心，也许就能窥见其中对被释词的词源的提示。
而且，在对英文单词的中文解释加以记忆的过程中，也就是通俗所说的背单词的时候，某人如果能够首先抓住与其词源关系最贴近的那个解释，例如这里的“冒险精神”，余下的由此孳乳而来的解释，如“开拓精神”和“进取精神”，就非常易于记忆了。
三、经过仔细琢磨后完善的翻译范例
这一点在democracy，proletarian等词语在“五四”时期的中文翻译中可以看得尤其清楚。当时，democracy被译成了“德谟克拉西”，而proletarian则被译成了“普罗大众”。从democracy的翻译结果来看，一方面是因为从有史以降迄止清朝末年，在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过“民主”的任何社会政治实践。也就是说，生活中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或事物。所以，在语言中与之相对应的词语也就只能一直处于缺位状态。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不断深入的了解，同时也随着中国人在政治方面的诉求的不断提高，人们对democracy的理解也就加深了。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辅之以对democracy一词的词源的分析，即希腊文的demos表示英文的common people（中文就是平民），加上英文的-cracy（借自从希腊文-kratia而来的拉丁文-cratia，其英文含义是rule，而中文就是“统治”），后来的翻译家就顺理成章地将democracy翻译成了“民主”。
就“普罗大众”这个译文而言，可能中国现在的70后、80后这些年轻人，已经难以识别“大众”前面的“普罗”所代表的意思了。
proletarian来自拉丁文的 proletarius，等于英文的“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最低等级的公民）。按照词源方面的资料，其含义是“古罗马时代没有财产的人，他们不纳税，不服兵役，他们为国家所尽的义务仅仅就是生育子女（in ancient Rome， propertyless people， exempted from taxes and military service， who served the state only by having children）。proletarius来自拉丁文的proles，等同于英文的“offspring， progeny”和中文的“后代、子女”。
而英文中的prolific（多产的）与proletarian属于同源词，其结构是 proles（“offspring”）+facere。也就是说，-fic这个形容词后缀来自拉丁文动词facere，等于英文的make和中文的“制造、生产”。
或许由于“五四”时期英文方面资料不足，或由于该词的早期译者一时没有参悟透彻，或是由于其他原因，proletarian一度就以“普罗大众”的形式流行于当时的文化人之中，一直到后来人们采用了现在通行的译文“无产阶级”才逐步退出了中国人的语汇。
四、由于不明词源或语源而出现的误译及其他问题
某科技英汉词典将articulated lorry翻译成了“铰接式四轮平台卡车”。实际上，采用铰接式的卡车绝对不可能是四轮的，而且也不必是平台式的。
铰接式卡车是采矿业和各行业大规模建设中一种通用性很强的土石方运输机械，由于结构的特殊性，它能适应恶劣的气候、极差的地形，并具有极高的可用性。铰接式卡车的关键在连接前后两个部分的铰接器，其原理类似于万向节。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车架。前一部分布置发动机及其操作系统、驾驶室。后一部分布置车斗和自卸装置，通过铰链接头将汽车的动力部分与载货部分连接起来。铰链接头直接与汽车前车架或者后车架相连，接入垂直铰链和水平铰链后使车辆具有良好的行驶性能：汽车的一部分可以在水平面内相对于另一部分向左或向右回转成45度角，甚至是“折叠”在一起。另外，前后车架都可以在垂直于公共纵轴的平面内绕公共纵轴作独立的无限制转动。
articulate来自拉丁文名词articulus，等于英文的joint，中文的关节。所以articulated lorry仅仅就表示这类卡车采用了铰接式的前车部分和后车部分的链接方式。在中文译文中加入“四轮”和“平台”都是画蛇添足之举。这种卡车采取前车部分和后车部分相对独立的结构方式，所以其车头部分就有自己的轮胎。加上这类卡车多用于土石方运输，其载重量之大就使得后车部分必须有至少四个，或者甚至八个以上的轮子。外加其多用于运输土石方，所以后车部分必定有车斗。所以articulated lorry又何以可能是四轮式平台卡车？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The Gift of the Magi翻译成中文后，所取的标题是《麦琪的礼物》。这样的标题可能导致中国读者的误解，认为小说中所提到的礼物，是一个名字叫麦琪的人所赠送的一件礼物。但是这篇小说中仅有的两个人物是Mr. James Dillingham Young（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和他的太太。按照西方人的婚姻习俗，太太在婚后便随夫姓了，所以他太太的名字也不应该叫麦琪。实际上，这篇小说英文标题中的Magi来自波斯语中的magus，是magus的复数形式，所指的是古波斯的教士或僧侣，即《圣经》中由东方来朝拜初生的耶稣的三贤人。这三个贤人来到耶路撒冷朝拜圣婴耶稣的时候，携带了献给耶稣的三件礼物——黄金、殁药和乳香。黄金象征耶稣作为神的儿子的高贵无比的出身。殁药在古时候是中东和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所用的材料之一，象征耶稣将为救赎人类而付出自己的生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乳香是中东地区过去的女性出嫁时的嫁妆，价格极其昂贵，同时又象征女性的，从而进一步象征耶稣作为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既有和我们一样的肉身，但是又不同于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是生来就带有原罪的凡胎肉骨，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唯一的一个无罪的人，和童贞女一样纯洁无瑕，清白无辜。
基督教认为，《圣经》里的三贤人来到耶路撒冷朝拜圣婴耶稣，是因为神爱世人，所以让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救赎人类，并为此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神就是爱”。所以三贤人向圣婴耶稣敬献上述三样礼物，是对神所给予世人的爱的一种回馈。
由此可见，欧·亨利通过这篇小说所希望表达的，并非如有些读者和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以社会最底层的一对小夫妇之间的诚挚的爱，反衬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关系”。
欧·亨利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环境下的作者，他并非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环境下的批判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读者和评论家不应该对他的这个短篇小说作过度的解读，而是应该考虑到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传统，把他的这个作品看成是对“神爱世人，世人爱神”这样一种基督教的思想和信仰的诠释。战争、灾害、死亡、疾病、贫困等等，也许是人类永远无法彻底摆脱的痛苦。但是有了爱，人类的痛苦至少可以得到抚慰。爱，这是一种普世价值。这也许就是小说作者想要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给读者的一种思想。
但是，即使知道了magi的由来，我们在将小说标题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仍然非常难以处理得绝对地自然和贴切，并同时又能扣住原来的英文用词去处理中文的译文。然而，如果我们抓住了magi和《圣经》中的内容的渊源，我们难道不能采用意译的方法，将标题翻译成《爱的礼物》吗？
陆谷孙教授为吴光华先生的上海译文版汉英大词典作了一个序。在这篇序言中，陆教授提到了中国官方报刊对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英文翻译的官方版本。陆教授的原文节录如下：
最近同一位往昔的学生讨论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英文译法，蒙他告我，我国的官方译法就是“Babaoshan Revolutionary Cemetery”，洋人也接受。但我依然认为不通，八宝山又不是巴黎公社时期的拉锡兹神甫公墓，发生过革命战事；而且遍查英语词典，revolutionary只有类乎“of， relating to， or having the nature of a revolution”的词义，并无“for revolutionaries”之意。倒是查了吴编汉英得到启发，遂建议用“Cemetery for Noted或Veteran Revolutionaries”的译法。
从上述陆教授的评论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翻译界面临的难题，同时也从中体味到了在翻译工作中人们遇到的种种甘苦。
Babaoshan Revolutionary Cemetery和陆教授的版本相比，当然一下就暴露出了至少两个问题：
（1）在汉语中，“革命公墓”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革命的公墓”是无法接受的，所以revolutionary cemetery（革命的公墓）是无法接受的。
（2）陆教授拟用的Cemetery for Noted Revolutionaries 或Cemetery for Veteran Revolutionaries，其语法结构是有案可稽的。例如，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的英文译文是A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这是与国外类似研究中心的英文名称的语法结构完全一致的。另外，“儿童读物”的英文翻译应该是books for children，其语法结构也是相同的。
但是陆教授上述的一番话还给了笔者另外一个启发。笔者认为，八宝山革命公墓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身后能安葬在这样一片公墓中的人士，除了是革命者之外，不但必须是陆教授所说的那样的noted or veteran revolutionaries（著名的或老资格的革命家），更必须是在中国的革命史上被公认为是最杰出的先驱式的人物，其地位类同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前贤先哲。
所以笔者认为，或许我们不妨将八宝山革命公墓翻译成Pantheon for Veteran Revolutionaries或Pantheon for Noted Revolutionaries。笔者作这样的考虑，是因为pantheon在汉语中相当于“万神殿，万圣殿，先贤祠”。“万神殿”不但是古罗马建筑史上被米开朗基罗赞叹为“天使的设计”一件杰作，而且还供奉了罗马全部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