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2 17:15:2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治理要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优化；系统整体观；整体功能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2-001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提高政策效能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研究”（ 11AZZ004）。
作者简介：王亚茹（1993-），女，山东淄博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 自国家治理体系进入学者的视野以来，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理解和阐释众说纷纭。学者们主要就国家治理w系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衡量依据以及优化策略等方面进行论析，观点难免产生分歧。如何建构一个兼容性的分析框架，以消除或缓和学术观点的对立和冲突，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与良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由此，本文拟从系统整体观的视阈出发，将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加以考量，探究其内部构成主体及其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有机整合，以期丰富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有学者从制度构成的视角将国家治理体系视为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综合性制度体系。何增科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制度安排、体制机制四个方面。[1]与之相类似的，周平提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2]俞可平从政治学的角度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可分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即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3]
还有学者将国家治理体系看作是一个涉及主客体、各层级、各领域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燕继荣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来解释国家治理体系的运作过程，包括利益诉求的输入、决策以及政策的输出。通过完善这一过程，可以体现治理的法制化、科学化和民主原则等。[4]部分学者则聚焦于治理主体与客体的多元互动。蔡文成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相融合的多元系统。它是某种纵向和横向互动的立体系统，打破集权国家自上而下模式的单向度运动，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系统；国家治理体系是动态与静态相统一的发展系统，超越传统国家体制僵化封闭的制度惯性。[5]郭强认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特色就是多主体、多客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打破国家治理上的主体割裂、客体割裂，特别是领域割裂、部门割裂、上下割裂、地域割裂、阶层割裂、职业割裂、民族割裂等，实现政权、政党、企业、社会组织、媒体等等主体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实现各层级权责匹配，实现各领域多面一体，整体观照、综合治理，实现主客体之间系统耦合。[6]宣晓伟基于社会分工理论探赜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理念与制度设计。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一国在其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目标影响下，为治理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等制度安排和具体技术手段的综合体系。[7]
就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这一命题而言，学界存在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江必新、惠、唐皇凤等学者基于制度优化的视野探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路径。其中，江必新将制度优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之一，认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过程。[8]在江必新的论证思路基础上，惠又强调了国家治理主体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的重要性。[9]唐皇凤将制度优化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即治理主体多层化、多元化；治理制度理性化；治理结构分权化、网络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法治化；治理手段文明化与治理技术现代化。[10]其二，辛向阳、竹立家等学者从价值追求的视阈出发来考察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问题。辛向阳指出，优化国家治理体系不仅要着眼于符合时代潮流的基本制度，还应强调国家治理的组织架构应以现代化治理理念为基本价值取向；此外，国家治理体系的外设氛围应是廉洁的、风气纯正的。[11]竹立家推崇的是法治与民主的价值理念，他认为一个成熟理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根本上将是一个政府职能合理规范，政府权力边界明确，公共权力不错位、缺位或越位的科学而严谨的治理范式；是一个严格按照依法治国原则而运行的规则治理体系；是一个依据人民民主原则的具有合法性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12]其三，何增科、魏志勋等学者从治理主体的角度探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何增科等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立的基本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在此基础之上出现了各类治理主体的专业分工，与此同时，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各主体间的协商沟通网络高度发达。[4]与何增科对多元治理主体的强调不同的是，魏志勋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应始终以政府为权威主体，指出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实质上是行政体系的自我重造，其直接目标即是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13]
就当前学界研究成果来看，我们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整体，不仅需要制度设计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同样也需要对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微观层面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学界对国家治理体系及优化的研究主要从国家治理宏观层面、顶层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而对于相关治理主体诸如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如何增进治理优化，如何从系统整体观的视阈来阐释治理主体的优化重组以实现整体功能最大化等方面尚缺乏深入的分析。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体系从原有的“全能性政府”的一元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体的分工，各个治理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那么国家治理很容易出现“碎片化治理”。各治理主体的作用力和着力点不一致，无疑会造成国家治理的恶性状态；同时各主体功能领域界限不清，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主体应该构建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实现整体功能的最大化来增进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
二、系统整体观的方法论意义
系统整体观是系统科学的重要观点之一，贝塔朗菲（Bertalanffy）在创立系统科学的过程中，对其也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他看来，新生的生命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到处都冒出了有机体和组织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科学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关于组织的一般理论”。[14]他把整体性作为组织系统的核心性质，“复杂现象大于因果链的孤立属性的简单总和，解释这些现象不仅需要通过其构成部分，还要研究各部分之间联系的总和。有联系的事物的总和，可以看成具有特殊的整体水平的功能和属性的系统”。[15]也就是说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者简单相加，系统整体功能是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特质。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系统整体论的内容，我们可以将它与相关理论进行对比，如结构功能理论等等。
结构功能理论的基本信条是，社会惯例和社会制度都可以从它们在维持更大的社会体系中发挥功能的角度进行阐释。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从结构与功能以及二者的相互联系出发，深入分析了有关社会系统的一系列重要理问题。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联结，并对社会整体发挥其相应的功能。此外，社会整体的存在处于平衡状态之中，其各组成部分虽然发生变化，但经过自我调节与整合，仍会趋于新的平衡。结构功能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Parsons）。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之所以能够保证自身的存续，应归结于它始终满足四种功能性条件，即适应功能（Adaptation）、目标实现功能（Goal Attainment）、整合功能（Integration）、潜护功能（Latency）。他进而指出，社会系统按照这四种功能的发挥可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均衡的、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社会系统。[16]可见，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侧重于整个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功能的发挥。若以该理论解释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优化，强调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功能的发挥。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研究着眼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优化选择，“所谓社会结构，就是社会系统诸要素或各部分之间按一定的方式组织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确定的相互构成关系和作用方式，它们之间具有较为确定的稳固联系和明显的序列层次关系，这就决定了社会系统的相对不变性和秩序性。”[17]与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系统稳定性、秩序性不同的是，系统整体论在关注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有序关系的同时，更加强调各子系统功能作用的合力，即整体功能的发挥。然而，我们还必须明确，系统整体观指导下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又不同于整体性治理。
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对传统公共行政衰落和新公共管理改革过程中造成的“碎片化”治理困境的有效回应。英国学者希克斯（Hicks）指出，“碎片化”治理在功能上会导致部分之间相互转嫁问题和成本、项目与目标冲突、重复建设、缺乏沟通和公共服务等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整体性治理力图解决或避免的。[18]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政府改革不仅造成整个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系统部门化、破碎化，而且使得公共部门的权威社会化、分散化。随之带来的后果则是政治和行政领导逐渐丧失了调控、干预和获取信息的途径，缺乏合作与协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效率和效益。[19]整体性治理作为对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反思与修正，其核心主张是通过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内外组织之间的相互协作达到以下目标，“排除相互拆台与腐蚀的政策环境；更好地使用稀缺资源；通过将某一特定政策领域的利益相关者聚合在一切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向公众提供无缝隙的而不是碎片化的公共服务。”[20]可见，整体性治理着力于“政府内部结构和部门之间的功能整合，力图将政府横向的部门结构和纵向的层级结构有机整合起来”。[21]整体性治理是以责任与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政府在提升整体责任感的同时，其职能应回归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的核心目标是“使政府的功能进行整合，以便有效地处理公众最为关心的一些问题，而不是在部门和机构之间疲于奔命”。[22]整体性治理的组织结构包括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纵向层级结构与横向功能结构，以及横向功能结构之间协调发展。政府的组织架构与形态体现为治理层级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以及公私部门的整合三个维度。不难看出，整体性治理所倡导的理念与机制创新始终是围绕政府这一治理主体而展开的。就治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系统整体论主张的则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地位，各主体各司其职，最终实现整体功能最大化的目标。
【关键词】财务治理 财务管理 关系 对接 研究
现下社会经济呈一体化发展趋势与多元化发展趋势，机遇与挑战并存。广义而言，财务以公司核心要素形式产生，同时影响公司整体运营机制，公司财务要素主要分为财务治理要素内容和财务管理要素内容两种，其一同归属于财务工作范畴之内，但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却有着本质区别，其概念意识与对应经济活动之间均存在较大不同点与差异性。应该了解到，当前公司管理过程中常会出现财务管理与财务治理相混淆状况，之后在此基础上出现财务无序管理现象，对公司正常运转和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所以我们应正视此类问题，从实际角度出发，在辨别财务管理与财务治理二者区别的同时，详细分析与探索其内在对接模式，从而更好更优的促进企业不断发展，使得财务工作效率和财务工作质量得到双向提升。
一、财务治理内涵要点分析
财务治理词汇产生源于公司复杂且难以处理的财务关系，财务治理能够对公司基础性财务问题作出有力反映，财务治理主要对象为公司内部工作人员群体利益协调性，会对工作人员具体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等进行提升。从实际角度而言，财务治理是使企业经营权和相应企业所有权之间达成完美分离的产物，财务治理环节中主要分为财务收支管理内容和财务监管内容以及财务工作人员配置内容等，之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企业财务的正常科学配置。财务治理以调控手段形式产生，公司内部全体工作者利益被涵盖其中，无论是公司经营者、公司决策者和公司职员都是公司财务治理的主要对象，财务治理目标相对长远化和多样化，最终目的即为对公司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内容和财务管理方式内容等进行完善，达到员工利益有力调节的主要目的，以至有效提升公司运行效率。
二、财务管理内涵要点分析
财务管理是固有词汇，财务管理概念相对明确。通过数次分析和调查可以看出，财务管理就是针对公司财务事项进行实时管理，财务管理是公司内部较为常见的一种经济活动，主要对象分为公司经济问题管理内容和公司财务问题管理内容。需知，公司资金项目管理是公司财务管理中和核心操作环节，应在财务管理中进行必备资金管理，实施资金合理分配制度，有时也涵盖了投资管理内容和利润再造内容，为企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财务管理是公司财务工作环节中基本工作形式之一，提升财务管理质量可为后续企业进步提供一定资金支持，使得公司竞争利润不断加大，运用财务管理效率提升模式来明确公司经济活动目标，在公司发展过程中明确走向，在起到推动效用的同时促进公司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化管理和策略科学化执行。财务管理以财务活动正常安排进行最大公司价值获取，财务管理本质是从价值角度为公司牟利，因为其是公司治理工作的基本，公司经济活动与经济目标被确定的状况下，公司目标才能得以明确，发展前景也会更为可观。
三、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间的主要区别分析
（一）目标差异性要点分析
财务治理目标即为公司财务权益维护，保障公司利益分配均衡性，当前公司管理制度实施背景下，公司所有权和公司经营权呈相互背离态势，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则存在委托现状，此种现状证明着财务资本受托管理已成为主流。针对信息非对称因素加以分析，公司经营者具备一定信息优势，投资者与之不同，其存在一定信息劣势性。公司组建与公司发展中，经营者核心目的就是使公司效益达到最大化，投资者收益量度增加，但当前仍旧存在道德风险诟病，经营者会借助信息优势去为己谋利以损害投资者切身利益，非正规私人利益获取状况较为严重。但是财务治理其出发点为产权契约关系处理与调节，对财务利益主体间利益进行综合调节与制衡，以至有效提升公司内部治理效率。所以，投资者权益保护是公司财务治理的重点操作环节和最终目标。
财务数量内容是财务管理环节中的操作出发点，在此前提系进行后续公司价值评估，财务管理目标为从根本上增加公司基础性价值，投资者财富增加的同时也会增加公司收益。公司创建伊始，公司投资者目的就是达成公司利益最大化，换个角度而言，此处利益最大化是将投资成本要素扣除之后的公司剩余资金与财富，公司价值最大化是财务管理工作目标，主要分为资金时间价值考虑内容和相关风险价值要素考虑内容，公司资产增值均依仗与此。
（二）主体差异性要点分析
公司财务治理主要包含了公司股东内容、董事会内容和经理层内容以及财务管理层内容等，公司财务治理将财权配置视为重点，通俗来讲，即是对公司股东财权、董事会财权、经理层财权和财务管理层财权进行积极合理配置，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其具备出资权和决策权以及剩余资金索取权等，但董事会可以对大会财权代为行使，此时主要涵盖了利润分配方案内容、预决算方案内容和重大财务决策方案内容等，经理层权力与前者不同，其需在董事会授权后才可以参加重大公司决策，为董事会提供可选方案，通过科学的方案拟定，提高决策可行性。公司财务管理层授权方为公司经营人员，其需要认真履行自身财务工作职责与财务工作义务，享有一定财务执行权和财务决策权，监事会主要负责财务信息内容状况检查与监督，公司内部经营活动监管操作也被纳入其中。
公司财务管理主体包括公司财务活动参与者和公司财务活动执行者，其与财务治理形成要素基本等同，看似相同，但主体实质却各不相同，公司财务治理主体角度为社会属性，公司财务管理主体角度则为经济属性，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监事会是公司财务治理的核心部门与机构，但此时其却不是公司财务管理的主体部门和机构。
四、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间的主要关系分析
（一）最终行为目标保持一致
公司财务治理与公司财务管理二者目标具有一致性特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目的皆为促进企业财富值稳步增长，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司价值最大化。财务研究主体为财务利益主体权、责、利三样要素划分，同时以相关应对模式达成利益制衡，财务治理是公司财务创造和利益增长的基础；财务管理操作前提主要基于公司基本治理结构体系，旨在达成核心公司财务目标而进行财务要素管理行为实施，其会推动企业发展和维持财务平衡，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均归属于公司治理大环境范畴内，二者对公司利益主体加以合理配置、安排，使资金流动全方位管理策略实施成为可能，并以公司财富增长和公司价值攀升为最终操作目标。
（二）财务二重性
根据财务属性基本特征可以看出，财务本身就预备一定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此类双向特征存在，使得公司财务管理与公司财务治理共同构成了公司财务二重性，之后在此基础上构成完美结构体系。需知，公司财务治理环节需从财务本质社会属性角度加以分析，以财务社会属性要素进行公司财权的具体分配；公司财务管理环节需要从财务本质经济属性加以分析，以财务经济属性要素进行公司流动资金管理。公司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二者对财务双重属性进行了有力全诠释，其作用主体皆为公司财务，处于同一协调、共同发展态势，并助力公司各个财务事项能够长期平稳运行。
（三）作用互补性
财务治理通常情况下会融入与公司各项经营管理工作之中，以宏观角度为基准继而顺利进行公司财务支配与公司财务协调，公司治理目标和公司治理思想将其涵盖在内。公司财务管理以微观角度为基准，并对公司财务活动细节部分加以操作，最为常见的例子即为公司财务战略体系构建，其是公司财务管理目标确定的根本。财务治理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公司财务关系协调与整体控制，财务管理本体财务活动控制步骤与流程由财务治理掌握，二者对公司基础性财务关系调节和对应公司财务活动管理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公司财务结构系统由二者一同组建。
五、公司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的对接要点分析
（一）正规财务分配机构创建要点分析
公司财务目标影响和决定着最终公司经济活动，旨在进行公司不同类型经济活动协调，公司财务合理划分环节势在必行，首要一点即是进行较为合理且正规的财务分配，明确自身要务和责任的同时，对公司财务工作予以精确管理，最大程度上保证公司财务管理工作能够发挥其本体最大效用，财务分配结构体系构建可对公司财务进行良好细化与分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司优化管理。
（二）进行公司财务监督机制建立以权衡内部财务管理关系
适时进行公司财务监督激励机制创建，以此为前提进行公司财务治理与公司财务管理工作对接，明确公司基本经济活动目标，要求财务管理与财务治理完成配合。合理的外部监督可及时发现公司财务缺陷与诟病，在及时发现问题的前提下予以及时解决，最大程度上替公司挽回经济损失，激励机制执行可有效激发公司内部工作人员群体潜在工作欲望和工作兴趣，员工工作积极性会得到有效调动，以此种方式来共同实现经营目标达成。
（三）全方位多角度保障信息交流畅通性
较为正确的做法是，公司需要进行信息互换平台创建，创建目的在于有效防止信息不对称状况和对应信息失真状况产生，当前公司管理结构体系中，绝对权力机构设置状况和线性结构设置状况等仍旧存在，信息传达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信息失真现象，信息失真之后会出现一定连带效应，有时会对企业造成致命伤害。旨在有效规避不良信息状况，使得不对称等消极因素公司财务损害程度迅速降低，需要全方位多角度的去实现公司信息平台的畅通性和自主性以及安全性，保证财务治理工作和财务管理工作的顺利对接。
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尤为重要，政府下达了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与标准，但统一要求内容有所缺失，实用性信息和新型信息较少，财务会理信息要求规范更是少之又少，所以需要及时建立正规财务治理结构体系，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为目标，要求公司主管部门与机构进行信息披露制度修订，逐步明确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制定要求标准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构建要求标准，为后续公司财务管理目标与公司财务治理目标达成奠定有力基础，使二者日渐趋于目标一致，随之需侧重公司财务治理规范制定、公司财务治理规范执行和公司财务治理信息披露，公司董事部门需要站出来协调公司股东和公司经营层之间的关系，为最终目的达成起到积极推动效应，加之合理及时的公司财务治理信息披露工作监管，充分发挥社会效用和舆论效用，建立公开信息模式和诚信信息模式以及规范信息模式，披露环境优化与合理整改可促进公司财务管理进步和公司财务治理进步。
（四）财务风险遏制以有效凸显财务纽带功能
注重部门设置环节，因为公司财务工作是企业得以安全平稳运行的根本，与不同公司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工作关联性，与此同时，财务工作在时间跨度之上具备战略性中长期特点，有力实现公司财务管理和公司财务治理的对接需要充分体现财务部门此种特征，需要得到充分职能彰显与发挥。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司财务风险规避，需适时完善财务风险预警结构体系和财务风险控制结构体系，为公司财务治理和公司财务管理创造优良市场环境和工作氛围，需知，当前时代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发展时代，基于此，公司财务管理技术条件增加，并且拥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之后在此基础上促进财务工作的良性循环与发展，将企业财务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深度加强企业危机意识和抗风险能力。
六、结束语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社会经济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当前人们逐渐对公司财务工作重视起来，旨在提升公司财务管理效率和财务治理质量，需要上述二者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标准要求内容相互适应。众所周知，公司财务治理要素和公司财务管理要素是公司整体工作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点操作环节，若进行细化分析，二者服务对象与本体内涵各不相同，但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极为密切，其实质上为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相互调节的关系，需从实际角度出发，进行正规财务分配机构创建，并建立公司财务监督机制以权衡内部财务管理关系，全方位多角度保障信息交流畅通性的同时进行财务风险遏制，以有效凸显财务纽带功能，保证公司内部各项机制的正常平稳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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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守华，张敬峰.新企业会计准则对财务管理的影响――兼论基于核心竞争力的财务管理变革[J]. 会计研究，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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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潘爱玲，刘颜颜.循环经济型企业财务治理的创新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 2012，（08）.
关键词：第三产业 公司治理 市场竞争力 董事会 旅游业
引言
第三产业又称第三次产业，是指不生产物质产品的行业，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费希尔于1935年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最先提出。在现代经济中，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产值日渐超过第一和第二产业。一般而言，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旅游、金融和保险、房地产、教育、文化、饮食、仓储等行业。第三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点发展目标之一，而第三产业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重要板块，对于引领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龙头性的作用。
公司治理是促进第三产业上市公司发展的基础性策略，也是促进整个第三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公司治理是解决两权分离―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的一项制度安排，最早体现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当两权分离成为现实时，以公司管理者和大股东为代表的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就滋生了潜在的冲突；由于投资者无法做到零成本签订完全契约，也不能零成本地监督内部人的行为，导致双方利益冲突引发的成本降低了企业的价值。可见，成本的存在和契约的不完备性是公司治理存在的两个前提条件。1932年，Berle与Means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理论。随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协调就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一项焦点问题，按照Fama和Jensen的观点，利益协调的核心目标就是降低公司的成本并提高公司的治理绩效。20世纪60年代，Baumol（1959）、Marris（1964）与Williamson（1964）分别从各自的模型出发论证了构建激励约束机制的必要性，揭示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差异。20世纪70年代，Jensen和Meckling进一步深入论证了构建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必要性。
公司治理是公司管理的扩展和深化，对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成长存在着根本性的促进作用。对于现代公司而言，公司治理的失败必然导致公司管理的失败，而公司治理的增强可以扭转公司管理的不利。在公司治理理论的引导下，以及在证券市场发展的激励下，第三产业公司治理的研究也积累了一定量的成果，为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化提供了理论铺垫。国内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
唐霞（2006）认为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决定着公司的经营绩效，完善的治理结构是建立在合理的股权结构基础之上的，其并对沪深证券交易所挂牌的金融保险上市的样本数据进行了检验，检验后发现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并不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许陈生（2007）运用包络分析法探讨了我国旅游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技术效率存在着倒U型影响，同时，股权制衡制度、董事会持股比例与总经理持股比例对旅游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均存在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赵湘湘、张辉（2010）通过对沪、深两市的24家旅游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的分析，验证了我国旅游上市公司股权融资与经营业绩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认为我国旅游上市公司并未出现大规模的股本扩张，但是，公司整体业绩普遍下滑。杨京波（2011）分析了旅游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认为股权结构包括管理层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赫分达尔指数、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制衡度等要素，而董事会特征包括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两职合一等要素。刘倩（2012）基于西湖旅游景区公司治理模式改进的视角提出了具体的实现路径，包括强化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建立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构建治理咨询委员会、并将竞争机制引入到西湖景区的治理中。
以上研究基于企业成长或市场竞争力培育的视角研究了第三产业上市公司治理的内涵、策略、方式等，有助于深化对第三产业公司治理内部机制的认识，但是没有从公司治理的整体框架来揭示治理策略对市场竞争力要素的微观激励路径，因而缺乏全面性的指导价值。因此，第三产业公司治理对市场竞争力的促进效应研究对于第三产业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和优化具有现实性的研究意义。
研究模型的构建
经典的公司治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者治理六个方面，而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与经典的公司治理存在着差异。作为一种常识性的内容，我国监事会治理形同虚设，股东大会效率较低，同时，在董事会治理中，独立董事越来越起到主导性地作用，而在利益相关者治理中，债权人治理处于主导性地位，而客户、供应商和内部员工的治理并不显著。因此，对于我国第三产业上市公司而言，目前应该主要关注独立董事治理、经理层治理、信息披露和债权人治理四个方面。
（一）独立董事治理对市场竞争力的促进效应分析
独立董事治理是董事会治理的核心要素之一，在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行使了董事会治理的实质性职能。根据2006年修订的《公司法》规定，独立董事占董事的比率不少于三分之一。独立董事不仅对大股东的行为进行监督，防止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进而损害公司的发展，也对经理层的行为进行监督，防止经理层内部人控制行为的蔓延，抑制经理人员的在职消费倾向。这两个方面均有利于企业战略决策的有效性，约束了内部人员的不良行为，对市场营销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和内部整合能力存在着长远性的驱动作用。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第三产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治理促进了市场营销能力的成长。
H1b：第三产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治理促进了产品开发能力的成长。
H1c：第三产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治理促进了内部整合能力的成长。
（二）经理层治理对市场竞争力的促进效应分析
经理层是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衔接点，在公司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一方面领会和遵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策，另一方面在企业内部贯彻和执行来自股东大会和经理层的决策。在董事会的监督下，经理层对企业的市场营销、技术开发、生产运营、后勤服务、对外联络等方面都必须事必躬亲，把握住企业的运营方向。经理层是公司战略的制定者之一和执行者，只有在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约束下，经理层才能最大限度地行使自身的权利，也才能为股东创造最大的价值。可见，规范的经理层行为对公司的市场营销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和内部整合能力存在着直接性的驱动作用。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a：第三产业上市公司经理层治理促进了市场营销能力的成长。
H2b：第三产业上市公司经理层治理促进了产品开发能力的成长。
H2c：第三产业上市公司经理层治理促进了内部整合能力的成长。
（三）信息披露对市场竞争力的促进效应分析
信息披露也称为信息公示，是指上市公司按照相关的法规将自己的财务变化和经营状况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管理部门报告，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并维护投资者的利益。信息披露制度包括发行前的信息披露和上市后的持续信息公开两个部分，由招股说明书制度、定期报告制度和临时报告制度组成。信息披露提高了上市公司的受监督能力，减少了公司内部对企业运营的阻碍或者危害行为，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信息披露制度是一种规范方式，对证券市场中各方利益的行为进行规范，引导上市公司的成长，因而对市场营销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和内部整合能力存在着持续性的驱动作用。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a：第三产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促进了市场营销能力的成长。
H3b：第三产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促进了产品开发能力的成长。
H3c：第三产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促进了内部整合能力的成长。
（四）债权人监督对市场竞争力的促进效应分析
债权人监督是利益相关者治理的核心内容，其重要性远远大于员工治理、供应商治理和客户治理。在公司的重大交易过程中，债权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往往参与决策并监督执行，以防止恶性关联交易、大股东转移资产、经理层奢侈性消费等行为的发生。负债经营是现代企业运营的特色，但上市公司不能以有限责任公司为幌子而非法牟取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的监督同样减少了内部股东、大股东和经理层对公司利益的侵害，维护公司、中小投资者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对市场营销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和内部整合能力存在着内在性的驱动作用。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a：第三产业上市公司债权人监督促进了市场营销能力的成长。
H4b：第三产业上市公司债权人监督促进了产品开发能力的成长。
H4c：第三产业上市公司债权人监督促进了内部整合能力的成长。
（五）研究模型的确立
本研究拟以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在经济、管理、社会、心理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时候需要处理多个原因和多个结果之间的关系，或者需要处理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需要结构方程模型代替传统统计方法来解决。与传统的多元回归分析相比，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可以比较及评价不同的理论模型。与传统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相比，结构方程模型可以提出一个特定的因子结构，并可以检验与现有数据的吻合程度。本文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理论，在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可以构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模型检验
（一）要素分解
要素分解包括公司治理体系的要素分解和市场竞争力体系的要素分解。公司治理体系的要素分解包括独立董事治理、经理层治理、信息披露和债权人监督四个要素的分解，而市场竞争力要素分解包括市场营销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和内部整合能力三个要素的分解。
1.独立董事治理要素可以分解为如下3个指标：一是独立董事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二是独立董事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三是独立董事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经理层治理要素可以分解为如下3个指标：一是经理人员能够遵从股东大会的经营决策和投资决策；二是经理人员能够自觉地降低自己的在职消费水平；三是经理人员的行为能够受到董事会的有效监督。
信息披露要素分解为如下3个指标：一是上市公司能够如实地披露公司运营信息；二是上市公司能够及时地披露公司运营信息；三是上市公司能够主动地披露公司运营信息。
债权人监督要素分解为如下3个指标：一是债权人能够有效监督公司的运营；二是债权人能够参与公司重大交易事项的决策；三是债权人能够抵制公司的恶性资产转移行为。
2.市场营销能力要素可以分解为如下3个指标：一是市场营销理念逐渐升级；二是市场营销区域逐渐扩大；三是市场营销人员的业务素质逐渐改进。
产品开发能力要素可以分解为如下3个指标：一是新产品设计能力逐渐增强；二是新产品在国内外的领先性逐渐显著；三是新产品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内部整合能力要素可以分解为如下3个指标：一是公司的内部控制愈益规范；二是公司的组织结构愈益优化；三是公司的企业精神愈益奋发向上。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我国证券市场上旅游、金融和保险、房地产三个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象，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法来采集数据，以检验第三产业公司治理对市场竞争力的促进机理。公司治理的样本数据由聘请的三位资深证券分析师填写，参考资料是上市公司公告书、年报、招股说明书等，以及国泰君安数据库和新浪财经网数据等。市场竞争力的样本数据由证券业监督委员会委托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填写，具有较高的可信性。本次数据采集自2013年7月3日起，至2013年8月19日止，历时47天，获取有效样本数据105份，符合结构方程检验的数据要求。
（三）模型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分析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也称为协方差结构分析，可以分为测量方程（measurement equation）和结构方程（structural equation）两个部分。本文基于105份有效样本数据，借助于Lisrel8.7软件，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1的内容可知，假设H1a、H1b、H1c、H2a、H2b、H2c、H3c、H4b和H4c通过了检验，而假设H3a、H3b和H4a没有通过检验。在全模型检验过程中，同时得拟合指数列表如表2所示。根据拟合指数列表可知，研究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限于篇幅，其他检验结果略去。
结论
综上所述，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结果，结合于对旅游、金融和保险、房地产上市公司治理的数据调查，本文可以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一）独立董事治理和经理层治理促进了第三产业上市公司市场竞争力的成长
独立董事治理对市场营销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和内部整合能力均存在着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经理层治理对市场营销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和内部整合能力也均存在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可见，第三产业公司治理的效应主要体现于独立董事和经理层治理两个方面。
（二）债权人治理应得到第三产业上市公司的关注并发挥债权人治理的作用
长期以来，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并不太注重利益相关者治理，忽视了利益相关者的作用。诚然，由于我国社会体制在局部领域的狭隘性，企业员工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到公司治理的工作之中，客户治理和供应商治理仍不太成熟。但是，至少对于第三产业而言，债权人治理的作用日渐显著，对于市场竞争力存在着积极的促进功能。
（三）信息披露对公司的成长没有发挥作用应引起公司治理各方的重视
信息披露仅对第三产业上市公司内部整合能力存在着促进功能，而对市场营销能力和产品开发能力缺乏促进作用，与信息披露的六大治理要素之一的地位很不相称。信息披露是成熟社会下证券市场上利益各方的一种诚信契约，目的在于减少社会资本的隐性损耗，但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仍存在严重的功能缺失。
以上结论是基于旅游、金融和保险、房地产三个第三产业的公司治理的数据检验而得到，揭示了第三产业公司治理对市场竞争力成长的促进机理，发现了内部激励的有效路径和不足之处，具有较高的现实性，为第三产业公司治理的改进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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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要素资本假说认为，随着知识经济发展创造企业价值不再仅仅依靠财务资本，更多的依靠技术、信息和知识资本等，基于要素资本假说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按照不同要素对企业价值创造的贡献大小谈判参与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分配。文章通过分析现有的公司治理理论——股东所有权的单边治理、利益相关者共同产权的多边治理以及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对现实解释力的不足，阐述了基于要素资本的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以及相应的实施建议与措施。
【关键词】 要素资本； 价值创造； 公司治理； 共同产权
一、问题提出
企业是一个多要素资本组合的特别合约，合约各方的谈判力决定了企业合约中的权利配置及收益安排。而谈判力则取决于要素的稀缺程度、要素对企业价值增值的贡献，要素的专用性及要素承担风险的能力等方面。古典企业的“资本雇佣劳动”逻辑正是建立在财务资本的绝对谈判力的基础之上。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使得财务资本与其他资本的谈判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细化、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企业的无边界发展等一系列变化导致企业对知识、技术和信息的巨大需求，以知识和创新能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的关键性生产要素。要素资本假说引入了除物质资本、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外的知识资本、信息资本和技术资本，这使资本定义的外延得到了极大的扩展。现代知识信息时代，创造价值远远不再局限于财务资本、物质设备资本等，而在于企业对知识、信息和技术资本的充分利用。随着经济发展、技术变革以及产权结构的变化，不同要素资本的稀缺性，及其对企业的贡献也不断发生变化，各种资本在企业价值创造中发挥的优势作用不同，相应在公司治理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方面的地位也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公司所有权的安排。因此，基于变化了的现实，研究技术、信息和知识资本等多项要素资本参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文献述评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分析“资本雇佣劳动”的公司治理，体现的是股东利益至上的思想。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企业的营运首先要投入一定的财务资本，再来购置其他的生产要素。从私有制的产生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时期，财务资本一直是企业生产中最稀缺的资源，因此出资最大的股东便拥有对企业所有权的控制。但在工业经济日益以知识、技能为根本，并且逐步向知识经济过渡的时代，拥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成为企业的关键性或主导性生产要素。知识、信息和技术资源等经过市场交易进入生产领域，成为企业的要素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突显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资本雇佣劳动”的股东的单边治理，贾明（2007）认为控股股东容易通过隧道行为、公司资产的转移以及关联交易等，获得货币收益、非货币的乐趣收益和声誉收益（尤其对家族企业而言），侵占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所有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主张企业所有权由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消费者、政府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企业所有权。周鹏（2002）认为，企业的契约性与利益相关者理论间具有一致性，即隐含企业是一种再谈判机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所有权分配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决定出企业的治理结构。相较于股东的单边治理模式，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虽然避免了控制权私人收益问题，但是利益相关者的目标不可能如股东目标那么一致，如股东要求利润最大化，债权人要求如期赎回本息，员工要求工资最大化等等，利益的不一致导致谈判的频繁发生，治理成本上升，治理效率降低。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大多数学者从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的不同产权特征考虑出发的。周其仁（1996）认为，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积极货币”的拥有者——企业人力资本的存在，才保证了企业财务资本的保值增值和扩张，因此人力资本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方竹兰（1997）针对张维迎的“资本雇佣劳动”的最优企业所有权的安排命题提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和财富创造者。知识经济下，货币和物质设备资本的保值增值开始依赖于经营管理者型人力资本投入者的风险决策和日常管理活动的有效性；但是人力资本产权的公司治理也仅考虑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的产权区别，并未将技术、知识资本等纳入产权安排的公司治理，忽视他们对公司价值创造贡献。
其他公司治理理论有：杨小凯和黄有光（1994）把企业所有权的内部结构与定价成本相联系，同时把企业的均衡组织形式与交易效率相联系，构建了一个关于企业一般均衡的契约模式。杨小凯（2003）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得出高新技术专家的劳动在市场上的交易效率低于设备专家的劳动，而在企业内部的交易效率则刚好相反，因此未来有可能出现“技术雇佣物质设备资本”的企业制度，代替当前的“资本雇佣劳动”。刘萍（2005）提出企业所有权安排和治理机制受到企业发展阶段、产权结构、技术特点等方面的影响，不同的企业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最优所有权安排，同一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也不断变化，企业应引入权变治理的观念，根据不同情景选择不同的所有权安排和治理机制。本文的研究则是在罗福凯教授（2008）提出基于要素资本假说的公司融资、投资和公司治理的一种新解释，要素资本及其价值函数将成为财务理论的核心内容，要素资本结构决定着企业所有权结构，所有要素资本共同团结在创造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下，然后根据各要素资本的价值创造贡献来分享企业的剩余收益权和控制权。
三、实例与观点
基于多项要素参与的公司治理结构研究，主要特征就是根据不同的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创造的贡献大小，举例分析知识、信息和技术资本等作为新兴资本参与公司价值创造的机制，以便相应地调整公司的竞争战略和激励要素资本创造价值的对策。
（一）知识资产涵盖商誉品牌、公司理念与制度文件，购买知识产权的支出以及企业的社会关系等
知识资本的显著特征是更新速度快，能动作用大，不仅自身价值增值，而且能动作用使得物质资本产出更大。就知识资产而言，利用商誉品牌、专利、商标、技术许可证等能实现商业扩展，创造企业价值。例如，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毛线企业，恒源祥没有一家工厂。恒源祥这块3个字的金字招牌，将公司的品牌运作和80多家加盟工厂、5 400 多家授权经销商、40 000名员工连接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恒源祥联合体”。而恒源祥的定位是：成为一家拥有消费品牌的战略、咨询、管理顾问公司，让品牌成为知识资源的平台，并能够被联合体的所有成员，包括加盟工厂、经销商、零售商广泛使用。再如，公司的理念与制度文件形成企业文化，星巴克的成功经营除了得益于其知名商誉，更多的是尊重员工的文化氛围，将本来用于广告的支出用于员工的福利和培训，通过权力下放和有效的奖励政策，鼓励员工参与决策、互相交流和合作，使其很具竞争力并获利丰厚。知识资本的价值创造，其产权主体必然要求参与分享产生的剩余收益权和控制权，对其激励对策是建立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机制，建立信任、友好和承诺等合作者专有的关系资源，实现知识资本的共享。
关键词：智慧政府；治理能力；构成要素
中图分类号： D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2-106-2
1 智慧政府治理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智慧治理研究背景
针对智慧治理这一新兴概念，经过了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对其进行不断地探讨，人们对智慧治理的认R也逐渐深入，专业部门认为，将智慧治理应用于通过一国的城市信息系统，对城市中的公共建设和相关服务进行划分、管理、资金投入和结合运行。智慧治理通过网络把安置于城市中的智能化机器串联成物联网，实现物理化城市感知，其中还应用了云计算技术对所得信息进行研究分析，实现数字与物联网的结合，对小至城市大至一国运行的各个部门进行智能响应支持，智能治理就是将数字城市加上物联网。
1.2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1.2.1 缺少专项性、完整性
在针对智慧政府治理方面，由于相关专项性研究不足，信息资源少的原因，造成相应研究人员视野不够宽广，关注面只是“管中窥豹”，只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样的情况，如在研究中仅仅表明了政府处于什么地位与发挥怎样的作用，或浅显地展示智慧政府运行方式，这样对智慧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就还不够完整。
1.2.2 研究不够深入
学者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对整个智慧政府系统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视野，但需注意的一点是，不足在于仅仅基于对知识进行介绍，将共同点对比，而未展开研究与叙述，造成了虽然视野较大但是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出现。
2 治理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2.1 社会资源配置与利用能力
一国的发展应该在经济上体现出来，经济有了稳步发展，才有继经济发展成果使社会均衡。应在社会区域内，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然后将其高效利用，实现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满足社会民众在经济需求意外的对社会的需求，让其合理地运用社会资源。这种治理能力包含着治理的内涵与方式，以及相应的途径和手段，若不能制定公共政策应对国家社会经济稳步增长，无法推进社会均衡发展步伐，则这个政府便是不负责任的。
2.2 维持税收及财政收支平衡能力
税收与财政支出的问题涉及一国是否可以稳定发展，对待基础性公共政策是否公平公正，税收可谓是一国经济的重中之重，税收若流失犹如大出血，在队公共财政收入造成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不公现象，国家对此绝对处于零容忍，因此国家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去防止税收流失的情况出现，税收问题也可以衡量出一政府在经济治理能力方面的能力。就公共财政收支平衡方面而言，政府首要问题就是决定能稳固本国经济发展的财政收支结构，避免财政流失。
2.3 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对比过去的世界交流，现今世界各国间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也趋于一体化阶段，一些发达国家因为在技术与资本方面比一般国家在更早已经开始积累，进而这些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水平与信息资源，所以占尽优势，后发国家看见差距也纷纷迎头赶上，就这方面而言，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竞争也是良性的竞争，有益于解决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如何有效地避开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而去真正借助这样的趋势使得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3 智慧政府治理结构与模型
3.1 支持智慧治理的技术支撑
3.1.1 数据提供平台：云计算
云计算属于分布式计算，是一种服务并且实现管理的平台，它的特点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从资源共享中心获取需要的资源，十分便捷。在建设国家信息化道路中，可以利用此技术，将统一要求通过规定的信息机制将政务信息集中至云计算平台中，实现信息在政府间的自由流通。云计算平台通过资源共享来服务，共享分为P2C（供应商与客户之间共享），C2C（客户间共享），P2P（供应商之间共享）这三种共享方式。
在共享的过程中要注重政府信息的安全性，云系统数据中心需要实时监控以外信息外泄，以及注重建设平台的成本，形成一个整体无须再单独建立平台，这也是云平台的优点，比较节约资源。如图所示为云计算平台结构图（图1）。
3.1.2 算法支持：大数据
大数据来源于庞大的数据，十分广泛，数据大到轻松超出传统方式下的数据统计与分析能力，就好比全世界互联网一天所产生的数据总数可达800EB，需要用1.69亿张光盘才够存储这样庞大的数据。大数据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将数据瞬间捕获并进行直接处理，避免了数据压力又提高了决策效率。大数据还具有多样性，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多样的数据结构。海量的数据所包含的价值是无穷的，但是巨大的数据不代表都是有用的，很多无关信息导致数据厚度不足，所以需要将获得的数据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并利用。
3.1.3 物联网技术
早在2010年，国家总理就提出过物联网相关信息，认为物联网通过大量的信息传感设施把所有东西与网络连接，进行实时通信，实现智能化网络，物联网建立于互联网基础上而不仅是互联网，而是超出互联网的延伸网络。物联网具有全方面感应，将物体接入网络与智能化处理三个特征，达到通过识别利用各种二维码或传感器立马获取相关信息，将信息进行共享，再智能决策与调控的目的。
3.2 政府智慧治理的实现途径
3.2.1 完善相应法律，提供智慧治理保障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对隐私保护造成了威胁，互联网因为随时随地的特点令隐私所具有的地域和时间保护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性，虚拟网络在这样的情形下显得不那么虚拟了，用户所具有的IP地址其实就包含着客户的个人信息。我国较其他起步较早国家的信息安全防范方面还不够完全，所以需要完善与新增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是要实事求是，也要注意解决好新老法律的冲突。
3.2.2 注重l展信息产业，稳固智慧治理根基
对于发展初期的企业，要注重对企业的政策扶持，在扶持企业时要加强推进创新体制，投资以鼓励企业创新，提升相应产业的发展，同时引进高素质人才与培养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相关战略，对于新技术研发成果需要及时进行专利的申请，保护好研究工作，并且鼓励技术研发，设立相应研究基金，奖励有贡献的个人与企业。
3.2.3 鼓励全民参与，建立良好政民关系
政府要积极做到将数据公开化、透明化，应及时通过互联网将公共数据信息，让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政府，了解政府执行的公共事务，使民众主动配合政府进行的治理工作，通过互联网，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政府应该逐渐转化为以用户为中心点，加强互动，由封闭状态逐渐变成多元化的政府，不仅需要信息技术还需依靠各界力量，才能实现治理的目的。
3.3 智慧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
3.3.1 治理观念和方式面临的挑战
虽说长期以来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下已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式，政府治理方式的特点即集中、统一化，这体现的是政府的权力统一与全能性，但是出现一些地方官员管权主义较重，对民众态度比较冷淡的现象，他们应对新兴事物接受较慢，信息处理能力也不尽如人意，他们通常靠以往的经验凭个人就做出了决策，没有经过实地调查，这样就无法了解全面的状况，也无法很好地解决公共事务。
3.3.2 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
在治理实施过程中有极大可能涉及关于隐私的问题，但由于大数据时代缘故，隐私恰好都隐藏在了日常生活信息中，一旦民众的隐私遭到泄漏，那么会大面积地触动民众的神经，造成对政府治理的不信任与恐慌，会对政府的工作产生怀疑态度与不配合工作的行为。出现这样的危险状况，说明国家政府相应的保障措施还不完善，需要对当前的政策法规做出改变，改进法律以及颁布更具针对性的法律，在享受大数据时代的便捷性同时，更应兼顾政府与民众信息的安全，处理好民众与国家间的关系，这也是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
4 总结
2013年至今，我国的智慧治理城市已经达到150个，总体看来政府的治理能力构成要素是政府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在智慧政府治理中对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应用起到推动发展作用。政府已初步意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影响与智慧治理的巨大价值与回报，通过智慧治理理论进行对能力构成要素的分析。若想要达到智慧政府的目标，需要政府内部的转变与联合各界力量共同进行治理。
公司治理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现代经济体制演化的结果，是管理机制的延伸，也是组织结构的扩展，其根本目标是整合企业的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与运作绩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产生了分离，并为企业运营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阻碍了两权分离机制的顺利实现，而公司治理是在两权分离状态下维护股东权益最大化的基本策略。现代企业管理为公司治理的实施提供了有效的平台，而公司治理反过来丰富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内容。
产权理论认为，明晰的产权及机制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前提。从产权理论的观点来看，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就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产权不清晰的问题。公司所有者可以通过公司治理来激励经理层努力工作，制约经理层的“内部人控制”行为，通过一套科学、严谨和完整的制度的制度来降低成本、减缓风险。超产权理论认为，竞争机制和机制是实现企业目标的根本手段，而产权变换只是改进竞争机制和机制的一种手段。
我国上市公司发展的最基本的瓶颈问题是技术创新水平的滞后，即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制约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成长和壮大。在现代管理理论中，技术创新具有丰富的、明确的、发展的内涵，是指企业通过学习和革新来创造新技术、新工艺、新的管理方法，或者开辟新的原材料供应市场与产品销售市场的过程。技术创新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至今愈益显示出革命性的应用价值，成为现代企业战略目标的核心内容之一。熊彼特强调，经济是由于创新而增长。
公司治理最本质性的目标是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即公司治理对于企业发展的促进是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的。优异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增长，从而促进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进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尽管从控股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到微观的技术创新层面存在着诸多管理层级，但是公司治理行为的有效性将最先在技术创新层面显现出来，然后才能显现于企业竞争力与企业绩效。在公司治理的体系或要素中，经理层治理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成长具有最为直接的促进作用。
二、文献综述
经理层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关键要素，在现有的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王玉霞（2001）研究了经理层期权激励的可操作性问题，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经理层的年薪制存在着重大缺陷，而期权激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薛许军、吴晓萍（2005）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经理层报酬的激励问题，认为经理市场的完善是经理层报酬机制完善的前提，需要进行大量的经理人才的培育，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经理市场。李维安、张国萍（2005）认为经理层治理处于公司治理的内核，并从行政任免、内部人控制、双重任职、股权、薪酬、决策支持、控制权激励等视角探讨了经理层治理对上市公司盈利性、成长性和发展性的影响，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经理层治理的总体水平偏低，制约了上市公司绩效的提升。李春涛、孔笑微（2005）研究了经理层的教育水平和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司绩效和经理层教育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且这种正相关性在不同发达程度的市场上的显著性也有所不同，即市场的经济活力越强，教育水平对经营绩效的激励越明显。刘红霞、李辰颖（2011）基于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经理层的声誉和薪酬之间的关系，发现在考虑企业规模、绩效、地域、管理层持股、董事会规模等要素的前提下，经理层的薪酬和声誉呈现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文研究数据的获取是通过对上市公司的调查而得到的，样本单位为我国境内的上市公司。先根据经理层治理体系的22个指标（X1～X22）的内涵进行问卷设计，针对每一个样本进行数据收集，再通过平均法求出每个要素（ξ1～ξ6）的值，作为解释变量X1、X2、X3、X4、X5、X6的测度值。然后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聘请五名资深研究专家，以李克特7点量表对每个样本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测评，最后运用加权平均法求出每个样本的技术创新测评值。
本文的数据调查自2012年9月1日起，至2012年11月1日止，历时60天。样本量为120，分布于文化产业、社会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批发零售业、信息技术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电力煤气业与采掘业等10个行业，样本的行业分布如图1所示，从而能够代表我国上市公司的总体样本特征。
（二）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研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经理层治理近年来发展变化的现状，本研究将我国上市公司经理层治理分为6个要素，分别是经理聘任、高管聘任、执行保障、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约束机制。其中，经理聘任是指经理人员任命的合规性和合理性，高管聘任是指除总经理之外的其他高管聘任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执行保障是指经理层具有充分的行使自我职能的权利空间，薪酬激励是指薪酬制度对经理层的潜能存在着明显的激活功能，股权激励是指经理层的股权配置对经理层德潜能产生了现实性的激励作用，而约束机制是指存在着一套完整的约束体系来限制经理层“内部人控制”的蔓延。每个要素包含若干个指标，形成了6要素22指标的上市公司经理层治理体系，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经理层治理体系的解析，并基于本文的研究目标，可以确立研究模型如下式所示。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μ
式中，y是指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X1是指总经理聘任、X2是指高管聘任、X3是指执行保障、X4是薪酬激励、X5是指股权激励、X6是指约束机制，β0为截距，β1、β2、β3、β4、β5、β6分别为解释变量X1、X2、X3、X4、X5、X6的回归系数。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样本调查数据、借助于SPSS11.5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要素相关系数、均值、方差如表2所示。根据表2可知，要素相关系数值较低，说明研究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同时，要素的均值和方差服从正态分布，说明数据收集过程可靠而有效。
（二）回归分析 根据本文设计的指标体系及相关的调查数据，对拟合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五、研究结论
根据检验结果可知，基于经理层治理的视角，在我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培育过程中，高管聘任机制、薪酬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产生了实质性的作用，而总经理聘任机制、经理层执行保障机制与股权激励机制没有发生明显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聘任机制日趋完善，董事会、监事会与控股股东在高管人员聘任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而遴选出一批具有较高管理素质与管理能力的骨干管理人员。经理层的薪酬分配机制也日趋改进，借鉴了西方上市公司薪酬管理的经验，实施了一些有效的薪酬激励策略。同时，“内部人控制”行为已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经理层的约束机制逐步得到增强。所有这些有利因素均有助于经理层治理机制的改进，并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成长。
然而，由于受到“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的影响，上市公司的总经理聘任机制尚未进入良性状态，总经理职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总经理聘任流程存在着漏洞。经理层的执行保障机制也沿用传统的执行制度与执行程序，导致执行不力，一些公司所引入的西方执行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股权激励流于形式，对经理层职能的实施没有产生实质性的促进作用。所有这些不利因素不仅阻碍了经理层治理机制的优化与完善，也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成长缺乏实质性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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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春涛、孔笑微：《经理层整体教育水平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关键词：知识经济；企业管理；企业制度结构；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3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01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知识资源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潜力。知识经济不仅影响和改变着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式，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着企业经营的成败。企业作为市场的基本要素，为了适应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必须要从内部做出根本性的调整，才能够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取得竞争的胜利。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巨大飞跃，在工业经济时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现代企业，必须要对知识经济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够找到科学的应对方法，客观的解释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一、知识经济及其特征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提出，在上世纪90年代，国际联合贸易明确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概念，从此知识经济便成为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各国专家学者对知识经济的概念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对多方研究理论的深入分析，知识经济应该概括为：以知识为基础，以智力资源作为生产的第一要素，通过知识和智力实现对自然界资源的合理运用和配置，以此促进其潜能的充分发挥。
与传统的农业俄经济和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具有自身显著的特征，在不同的研究文献中对知识经济的特征总结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0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基本观点：他们认为知识经济的发展以科学技术作为根本的基础，而信息和技术应当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并且处于中心的位置，通过优质的服务，为现代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在《知识经济问题研究》中，对于知识经济的特征进行了如下的描述：知识经济时代下，经济结构逐渐趋向高级化，知识作为一项基本的企业资产体现出无形化的特征，知识的存储与运用也更加量化，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运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不同研究成果的分析，笔者认为，知识经济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其以信息化经济为主要的特点，利用知识和智力实现一种创新型的经济形势，并且为现代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因此，从某种以上说，知识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对于现代企业而言，知识在企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企业对于知识的作用和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来源于企业的知识资产，而不是物质资产。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知识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也日渐增强，人员的素质和技能逐渐成为了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影响因素，知识产权也成为了最重要的产权形式。总之，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企业以往的竞争环境，对企业内部管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考验，这对于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果必然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现有的企业制度必须要进行不断的调整，才能够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
二、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企业制度结构与公司治理
知识经济的产生，对全球市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我国企业带来了更多机遇的同时，也使得我国企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竞争形势，如何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更多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且取得胜利，是当前国内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而知识经济背景下，我国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产生的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知识经济对企业制度的影响
在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制度结构由以往的资本逻辑型逐渐向着知识逻辑型转变，知识资源正在成为企业中最具影响力的资源结构，而企业内部的权利关系，也逐渐向着知识拥有者或者是知识管理者的方向转变。知识背景下，企业的权利、利益的分配逐渐由知识的拥有者所控制，而且知识资本也逐渐成为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的基本特征。在这一特征影响下，企业制度也由以往的单一结构逐渐转变为综合逻辑结构。总的来说，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知识资本的重要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所重视，其对企业生产经营成果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物质资本对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影响会逐渐下降，但是其在企业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无论是具有专业操作知识的劳动参与者，还是具有协调管理能力的知识参与者，在企业生产与经营中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
2.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在现代企业经营中，对于股东的管理逐渐成为公司治理中受到重视的因素，而这一思考方式与企业剩余产品中的相关思想具有一致性。关于公司治理理论的相关研究中，关于单边治理结构和多变治理机构的理论被更加深入的研究。单边治理结构指的是企业只有一种类型的生产要素对企业具有剩余控制权，而其他的生产要素则只能在该管理者的控制下参与生产和利益分配，比如合伙制企业、带股份制企业等。多边企业治理结构则是由多种要素共同实施对企业的剩余控制，管理者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重要，因此很多股东和集团共同支配企业剩余控制权的现象存在于当前很多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企业管理者与员工共同实行剩余控制权。内部治理结构对企业内部决策过程和各要素参与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3.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通过对知识经济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企业制度是从理论上对不同时期企业的资本参与者和知识参与者分别作为企业不同关系主体的情况进行体现，由于在理论主体上的数量不平均，因此只能依靠代表对经营管理能力和知识进行权力的行使。在实际的企业管理工作中，理论体系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无法充分发挥其主体地位，反而被其他的运行主体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治理便通过对权利权益理论主体的明确，充分发挥企业制度的主体作用，并且有效的协调企业运行过程中实际主体与理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公司治理包括以下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方面是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其主要是对其企业的理论主体和实际主体进行分别和确定，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的主体权利分配问题进行明确，也就是说，对委托人和人之间的配置问题进行明确。另一方面则是公司治理体制的问题，在明确理论主体和实际主体的地位以及权利之后，则要在运行机制方面确定如何选择实际主体或者是人机制，如何将该主体运用到企业实际的经营管理活动中。
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也提出了不同的逻辑关系下的企业制度，这对于企业制度来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便产生了资本逻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劳动逻辑型的司治理结构、知识逻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综合逻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企业制度的发展趋势是，企业制度结构正从“资本逻辑”的企业制度转向“知识逻辑”的企业制度：最终的趋势是企业制度从“单一逻辑”转向“综合逻辑”。因此公司治理结构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即由“资本逻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向“知识逻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转变。最终由“单一的逻辑型”治理结构向“综合逻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转变。
结束语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企业制度结构也不断趋于完善，企业制度结构正是影响企业内部各个逻辑主体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我国国内市场的竞争环境和企业环境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所依靠的资源类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适应不断发展的新的市场环境，也是目前大多数企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正是知识经济的到来对企业的制度结构和公司治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对于促进我国企业制度结构和公司治理模式不断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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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结构；警务网络绩效；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2-0088-03
进入信息社会以来，公共治理的分析单位已从单一个体转移到网络。作为对信息时代社会治理需求的回应，网络的逻辑在于通过协作处理跨越组织边界的问题，并获取网络绩效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相较于官僚制而言，网络可视为“多重组织安排”用以解决单一组织无法处理的问题的治理途径。本文运用网络治理这一分析工具对我国警务网络绩效进行测度，并构建多维度的网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提升警务网络绩效和治理能力。
一、网络与网络绩效
网络是包含拥有多重联结的多个节点的结构（这些节点包括机构与组织），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跨地域或跨领域，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领域，都存在不同的主体彼此互动、互相依赖、相互合作的形态。网络不仅改变了原来传统的层级间垂直管理方式，也影响了横向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权力分享的模式，除需要纵向部门的协作外，还需要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伙伴关系及策略联盟，充分发挥公私部门各自的优势，以获取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如同官僚组织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一样，网络治理是信息时代全球化潮流下的产物。它是一种全新的通过公私部门合作，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等多主体广泛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其标志是深深地依赖伙伴关系，能够平衡各种非政府组织以提高公共价值。
作为网络社会政府治理的新形态，网络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网络绩效。而网络绩效是网络运行的实际效果，可以通过不同的结构要素来加以解释，如网络整合度、外在控制、稳定性和丰富的资源等。评估网络的有效性，一般认为网络治理的特征如何影响管理的结果及政策偏好的关系。普鲁万与密尔沃德认为，最有效的网络是能促进其组织成员解决问题和为其委托人服务的能力。对有效运作的网络而言，那些支持组织工作的员工的利益和要求必须得到满足，而建立组织间关系以联合供给服务的合作型网络比建立在分散的投资和服务基础上的机制更有效。因此，网络治理理论认为，网络结构影响了网络绩效。
二、警务网络绩效差异分析
网络绩效受到网络结构通过网络运行传导过来的影响，绩效层面的考察包括对网络绩效的总体评价、不同网络绩效的比较分析以及绩效差异的关键要素分析等。警务网络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网络绩效（网络产出）？某种治理模式是否有效，需考量信任、网络参与者及网络核心能力等要素。这些要素的分布差异，构成了不同的网络治理模式。
（一）警务网络模式的类型
1.参与型模式。参与型治理高度分散化，主要通过成员自身参与治理，在治理过程中众多成员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相互作用，诸多参与者对内部网络关系及运行、外部关系如政府和顾客负责。当网络治理具备分享性时，参与者集体做出所有决策和管理网络行为。就网络层面决策而言，尽管网络中的组织类型各异、资源占有不同及政策执行能力迥异，但其权力相对平衡。
2.主导组织型模式（行政主导型模式）。该模式中所有网络层面的行为和关键性决策的协调都是通过主导型组织的参与成员进行，该组织负责对网络的管理以及推动网络成员通过自身努力获取网络目标的行为。主导型组织接纳来自网络成员的资源配置或者寻求和控制外部资源，它是网络内的唯一权力核心，这种情况导致权力的不对称，其权力来源于网络内成员的授权或者外部有关组织的授权。
3.网络管理组织型模式（合作型模式）。该模式由网络内合作各方或协调机构对网络内资源和技术力量进行协调，其权力来源于外部授权或者网络内成员的共同授权，在协调和维护过程中，网络中间人扮演了关键性角色。网络管理组织型模式更强调合作、协调与互赖，其权力并非是强制性的。它可强化网络合法性，具有处理独特和复杂网络问题、减少分享性治理的复杂性的作用。
（二）警务网络要素对网络绩效的影响
1.信任。信任是警务网络运行和维持的关键要素。信任分布密度不同，直接影响网络模式的选择，进而影响网络绩效。从网络层面来看，无论是否存在网络成员间的相互作用，信任的分布非常关键。当信任在网络中呈弥散性分布时，参与型模式可能更有效。而当信任度不均匀分布时，网络在运行中缺乏成员协作的基础，参与型模式将变得无效。当信任在网络中呈现低密度、高集中度时，主导组织型模式更有效。当信任度、密度、集中度分布于两者的中间时，网络管理组织型模式将更有效。该模式接受网络成员的监督，协调网络的运行与协作，可促使网络成员对网络管理组织方式进行监督。
2.网络参与者。从网络参与者数量来看，参与型模式更适宜于小型网络。随着网络成员的增加，尤其是当参与者在空间上分布得极为分散时，网络复杂性的问题变得更为突出。而主导组织型或网络管理组织型模式更能适应大规模的成员参与，因为许多网络决策不再要求所有成员的直接参与，成员之间也不必彼此直接互动。这意味着在成员数量增长导致网络管理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主导组织型或网络管理组织型模式比参与型模式更为有效。
3.网络核心能力。为完成网络目标，网络成员需要具备资源整合能力与行为协调能力。从资源依赖的角度来看，拥有较多资源的节点势必位于网络架构的核心位置，而拥有资源较少的节点则必然位于边缘地位。在网络管理组织型模式中，存在一个协调性的组织，该组织的资源多由上级提供，并且缺乏主导资源的分配权力，因此，它需要拥有较强的协调能力和整合能力。而主导型组织模式由于拥有绝对的地位优势，当与其他节点进行交换时，易形成不对等交换关系，这种“权力――依赖关系”一旦形成并固化下来，容易损害各种合作行为，破坏行动者之间的信任关系，进而影响其网络绩效。
通过考察以上三种模式的网络结构，可以发现不同的网络结构会产生不同的网络绩效，良好的网络产出得益于优化的网络运行结构。网络管理组织型模式绩效明显高于其他两种模式，造成其绩效差异的原因在于，网络管理组织型模式具有多元参与、协同性强、相互依赖、互相合作的优点，而行政主导型模式则强调主导型组织的支配作用，短期内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但参与主体少，互动性差，责任机制单一。因此，我国警务网络应以合作型模式为主要建构方式，即政府组织、警察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社区警务网络的行动者，在警务行动中强调资源与信息的共享、相互合作与相互依赖，建立起横向与纵向关系相互交错的网络化治理模式，以实现网络绩效的最优化。
三、警务网络绩效指标体系的设计
警务网络绩效指标体系是由诸多内在联系的单项指标组合而成的，它以警务网络目标为导向，采用多种科学的评价计分方法，对警务运行网络进行全面、系统的衡量与评价。西方国家对警务工作的评价分为四种：主观评价、客观评价、官方评价、社会评价。其中，主观评价指标：公众对警察的满意程度、社会安全感调查、被害人调查、工作重点评价及警民关系调查。客观评价指标：发案率、发案数、破案率、发案时钟、各类案件比例、警察与人口评价包括：民间、学校、科研机构进行的犯罪调查等。这四种调查各自从两个对立角度加以比较与鉴别。因此，在设计警务网络绩效指标时，应参照世界警务绩效评价标准，确定绩效指标内容及其框架体系。一般而言，测量警务网络绩效的方式主要包括三种：首先是公众满意度评估，其次是通过对网络内行动主体的服务成本与服务质量进行考量，最后是通过网络目标的达成来评价。
（一）明确警务网络绩效的评价原则
一是科学性原则。指标的选择必须能够科学地反映出警务工作的真实水平，并具有明确的含义及范围指向，同时保证有科学方法和计量单位对指标进行计算或评价，以减少指标数据收集和统计中造成的误差。二是可操作性与实用性兼顾原则。评价指标的设计必须以其指标值的测量和数据收集工作的可行性为前提，协调好主客观指标之间的比例关系，同时评价指标必须具有可比性。可比性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方面，评价指标应当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具有可比性；另一方面，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方面的警务工作进行比较时，在评价指标的口径、范围一致的前提下，各指标必须有大体一致的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以便于比较。三是全面性与典型性兼顾原则。评价指标应全面地反映警务工作的变化情况，并选择和设计那些能够从不同测面反映警务工作内容变化的核心指标及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变动评价指标，以降低评价成本，提高评价效益。四是时效性原则。评价指标应及时地判断警务工作及其所面临形势变动方向，且具有较高可信度。五是硬指标和软指标兼顾原则。警务网络绩效评价具有多维性，其评价指标应既有硬指标，又有软指标。所谓硬指标，是指可量化的指标，如逮捕犯罪嫌疑人数量；软指标是指难以具体量化的指标，如公众满意度。由于警务工作本身的特殊性，其网络目标往往是宏观、抽象的结果，因此，设计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指标尤为重要。
（二）设立网络参与者多元评价主体结构
基于警务网络以合作型模式绩效评价最优，因此，网络绩效评价主体的选择对于网络绩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有着重要意义。一般而言，警务网络绩效评价主体结构应包括：1.公众。公众作为警务网络绩效的直接感受者，其评价更具发言权。通过对公众的调查，可以明确警务产品提供与需求之间的差距，使评价效果更客观。2.综合评价组织。其以定性评价方法为主，通过实地调查、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对警务制度建设、队伍建设、思想建设以及作风建设等要素进行评价。3.上级公安机关。上级公安机关从总体的队伍建设、基本建设评价主体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评价主体，可以定性方式来弥补定量评价的缺陷。4.自我评价主体。虽然公安机关及民警自身作为评价主体尚存在争议，但无论从警务信息的获取，还是实际操作层面来看，自我评价都更具针对性。为防止自我评价邀功评好，评价指标应由自我评价单位、专门评价组织和专家共商而成，且指标要能够量化，用具体工作业务指标的客观性消解自我评价可能产生的主观随意性。5.特定评价主体。一是作为防范机制隐性存在，在指标体系中使用负指标显示的特定主体，如公安机关设立投诉中心就是以负指标发挥作用的；二是专家介入评价，如权威学术机构对警务工作的某些特殊行为进行评价，对于真正发挥绩效评价体系的作用十分有益。在诸多评价主体中，应将公众评价作为核心指标，如公众安全感调查，即公众对治安现状和改善状况以及对于未来的安全预期；公众对各类案件的评估，包括各类案件的重要性排序以及对各类案件的治理效果评估；公众对警务产品提供者的综合能力评价，包括办案效率、公正执法、警察服务品质以及警民关系和谐度和警民互动程度等。
[关键词]环境治理;外部性;寻租;措施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21-03
环境污染是一种坏的公共物品,且产权不明晰,所以在其治理中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当存在外部性时,自发的市场通常无法解决产权不明晰的环境污染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对环境治理进行管理。
理论上讲,借助政府的力量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进行管理,可以促进其外部性内部化。但是,政府在执行其职能时同样会出现政府失灵的现象,比如政府行为范围的扩大化和政府干预过程中对其他经济活动和其他经济主体的限制 ,当政府出现这些行为时寻租行为也就孕育而生。本文将对环境治理中寻租活动产生的条件、造成的损失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抑制环境治理中寻租行为的措施,从而为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提供参考。
1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参与的原因
环境资源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使环境资源的消费者能够不支付费用而享受环境的服务,这就存在环境治理中的“免费搭乘车问题”。
如果完全靠市场自发调节,私人企业是不会投资或很少投资到环境污染的治理上的。这表明,市场机制是不能自发地解决环境资源问题的,即市场对环境资源的配置是失灵的。因此,要高效配置环境资源(包括环境污染)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而是需要政府的作用,必须借助于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纠正市场失灵。
2 寻租活动产生的条件
2.1 存在经济租金
经济租金,是指在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机会成本的剩余。在社会经济处于总体均衡状态时,每种生产要素在各个产业部门中的作用和配置都达到要素收入和其机会成本相等。如果某个产业中的要素收入高于其他产业的要素收入,该产业就存在该要素的超额利润。一旦政府开始干预市场调节过程,超额利润便转化为经济租金。
在环境治理中环境管理者与污染者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管理者手中掌握着排污权资源,他可以根据该地区环境自净能力的大小制定污染治理标准,他对这种权力处于垄断地位,而这种能够带来高额收益的垄断权力本身可被视为一种稀缺的、排他性的资产,这一资产所能带来的超额利润正是一种经济租金。污染者为了维护自己污染时的既得利益,会采取各种方式,使得管理者对其降低环境管理标准或继续默许污染。因此,对这种低标准环境治理特权的需求,实际上就是对经济租金的需求。
2.2 存在寻租正效用
政府借助于政府法律和行政权威,运用强制性手段直接干预环境治理能产生经济租金,那么追求这种经济租金的行为,即为寻租。
为了获得低标准治污特权,排污者就必须与控制这些指标的人打交道,接近他、说服他,甚至给以好处,这就是为了获得这些特权的成本。如果排污者发现,通过寻求低标准治污特权的竞争能比投资处理污染物获得一个更高的回报率时,他们就会寻租,争取较低的排污标准特权,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这样他就不会投资兴建污染处理设备,即排污者会倾向于花钱并付诸努力去获取这种特权。而且一旦确立了这一特权,他们又会继续花钱并付诸努力去保持它,这可以通过考察一个排污企业(D)和管理者(S)双边交易的寻租模型来说明。
假若D方为了获得低标准排污特权,通过向S方给以好处Δx,以换取租金R。此外,D方还会发生一些寻租成本,如心理成本、时间、精力以及为掩人耳目而支出的费用等。因此,D方的寻租成本Dc>Δx。
根据边沁(Bentham)的研究,个人效用函数一般包括感官、财富、受人尊敬、友谊、个人声誉、权力、虔诚、行善、仇恨、知识、记忆、想象力、希望、结社、免于痛苦等。针对官员的特征、结合腐败现象的主要类型,本文从上述效用函数集内的15个变量中选取最能反映政府官员这一群体效用偏好选择一般特征的权力(Q)、虔诚(P)、财富(X)、感官享受(H)、友谊(F)及其他(O)6个变量,组成官员效用函数:
当满足此条件时,寻租者就会寻租,且该特权一旦获得,污染者还会进一步地寻租去保持现有的特权,甚至追求更低排污标准的特权,从而使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治理效果越来越差。
3 寻租活动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
这种为了获得和维持低标准排污特权从而得到经济租金的寻租活动实际上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它耗费了社会的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使本来可以运用于高效益生产上的资源浪费在无益的行为上,导致了严重损失。这种损失主要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排污者追求低标准排污特权过程中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另一部分是该特权获得后造成的环境损害(如图1所示)。
图1 环境治理中寻租活动造成的损失
在图1中,假定政府根据当地环境自净能力指定的排污标准为λ,某企业在该指标约束下的长期边际治污成本(MC)等于其平均治污成本(AC),企业的边际收入曲线为MR,排放污染的边际损害曲线为MD。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根据边际收入与边际治污成本相等,最终确定排污量为Q1,此时边际污染治理成本为P1,污染物排放标准达到λ水平,该企业的收益为三角形bcP1的面积。虽然此时污染物达到排放标准λ才被排放,但它终究对环境会产生一定损害,只是此时的损害较小,为三角形eOQ1的面积。如果该企业想通过寻租活动获得低于排污标准λ的排污特权,它就必须给政府官员给予一定量的贿金Δx。假设该企业寻租成功后政府允许其以低于λ的标准排污,则根据这一排污标准该企业在同样的边际治污成本P1可以排放更多的污染物Q’1,此时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为三角形adP1的面积,但此时环境损害迅速增大,为三角形fOQ’1的面积。表面上看,寻租活动造成的损失只是对环境的损害,损害大小为四边形feQ1Q’1的面积,仅从这一点看,寻租活动造成的损失并不大。但从整个寻租活动的过程来看,该企业为了寻租成功必须付出一定代价,该代价的上限为其寻租成功后多获得的收入,即四边形abcd的面积。现实中由于这样的寻租企业很多,它们之间会产生激烈的寻租竞争,因此该企业的寻租代价往往会接近甚至等于全部四边形abcd的面积。如果再加上其他未寻租成功企业所付出的代价,那么这一寻租活动的总体代价将远远大于四边形abcd的面积。由于这些寻租企业付出的代价不是用于生产,而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所以这些代价完全是一种社会经济损失。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寻租者为了寻租成功愿意付出巨大代价,这些代价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经济资源浪费,它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如果把这部分代价投资于正常的生产活动,它将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第二,寻租活动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这种损害主要体现为巨大的外部性成本,例如对可持续发展及人类健康会造成威胁。
4 抑制寻租活动的措施
制度就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它包括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等。人们的经济活动就是在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制度约束之下进行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环境治理中寻租活动产生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大量制度租金的存在。排污者从生产性的寻利转向非生产性的寻租,并不是因为其道德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改变了他们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方式,而是因为制度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解决环境治理中寻租行为的办法是制度创新,根据排污者的成本―收益分析规律,建立新型环境治理制度,从制度上抑制环境治理中的寻租行为。
4.1 明晰环境资源产权,减少政府参与
在环境治理中,需要政府调节的根本原因在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晰,从而导致在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及排污环节都存在外部性。由于自发的市场无法解决产权不明晰的环境问题,从而出现市场失灵现象,这就需要政府参与调节。因此,要抑制环境治理中的寻租行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少政府参与,尽量让市场调节资源配置,这就需要加快对环境资源产权的研究,尽快明晰环境资源产权,并对其定价。
另外,要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环境治理市场交易的不适当压抑。例如,不同的排污者技术设备不同,对污染物的处理能力也不同。处理能力低的会尽可能地去购买更多的排污权;处理能力高的会尽可能地购买设备,从而节余排污权。排污权如何在需求者和剩余者之间流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需要进行市场交易。此时,政府只要制定好市场交易的规则,不需要过多干预,让市场机制自行调节配置排污量。
4.2 规范政府管理方式,减少寻租机会
在环境治理中,政府管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产生寻租行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根源于不规范、不合制度的政府管制。也就是说,寻租行为通常是由“暗箱操作”引起的,主要是非程序化、非公开化的操作。因此,实现政府管理的公开化和程序化是从制度上消除寻租的根本之策。
具体来讲,首先,加快制定有关环境治理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有力的法律保证。其次,保证关于政府管理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行政决定以及司法判决等法律规范性文件迅速及时地公布,便于社会监督。总之,通过行政管理的公开化和程序化,消除政府权力行使中的不规范和不透明性,防止行政权力的不规则运用造成的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各种混乱和腐败现象,使各种寻租者借以谋利的寻租行为无处栖身。
4.3 调整环境管理制度,增大寻租成本
人们把稀缺的资源投入到生产性活动还是投入到寻租活动,这是个经济选择的问题。对每个环境排污者来说,不同的选择会对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也较大地影响着环境污染治理的路径(如图2所示)。
图2中横轴T为时间,纵轴Y为环境污染的治理,原来治理污染的轨迹是F1。假设第一种情形,在时刻T0政府发出政策,对污染物处理技术高的企业给予奖励。此时,各污染物排放企业就会投资请专家研究先进的污染物处理技术。由于各排污者把资源转移到科研,减少了环境污染的治理,所以治理水平暂时由A0点降低到A’0点。但是先进的污染物处理技术一旦研究出来并普遍投入使用,污染物的治理水平就会从A’0点沿着一条较陡的轨迹F2发展。第二种情形是在T0 时刻发生了环境治理的寻租竞争(假设和第一种情形所使用的资源量相同),此时不仅刚开始治污由A0降低到A’0点,而且由于寻租造成了资源浪费,并造成了环境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了治污效率,所以治污的速度减慢,从A’0点沿着一条较为平缓的轨迹F3发展。
根据这两种情况的分析,F2是一种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轨迹,而F3是一种加速毁灭环境的轨迹。所以,政府在环境管理中要调整环境管理制度框架,增大寻租成本,鼓励发明创新技术,奖励先进技术使用者,从而降低寻租的比较利益。这样,环境污染者通过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发现投入资源发明创新先进的污染物处理技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他们就会理性地选择生产性活动,从而环境污染治理就会由F1步入F2的发展轨道。
5 结 论
环境污染由于具有负外部性,且产权界定不明晰,因此仅靠市场机制无法使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内部化,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而政府在行权过程中又会出现失灵现象,这就为环境治理中产生寻租活动提供了可能。然而,环境治理中寻租活动仅有少数人受益,对社会整体利益破坏极大,不但浪费了经济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损失,而且增加了环境负荷,对环境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现实环境治理中由于寻租成功后的收益高,越来越多的人不断进行寻租活动。
因此,为了减少环境治理中寻租行为的发生,本文提出以下三项措施:第一,应该加快环境资源产权的研究,明晰环境资源产权,让市场机制对环境资源进行配置,从而减少政府参与;第二,应该规范政府管理方式和程序,增加政府权力和行为的透明度,从而减少寻租机会;第三,应该调整环境管理制度,增大寻租成本,从而诱使人们由寻租活动转向生产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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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也为解决城镇化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推进乡村振兴，要充分发挥特色小镇在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推动新型城镇化、加强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作用。
特色小镇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作为一种创新探索和成功实践，特色小镇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也为解决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优化城乡经济结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促进城乡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成为必然要求。特色小镇在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方面作用明显。一方面，特色小镇具有增强区域有效供给、优化产业生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内外环境、促进产业创新的功能，可以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和发展模式激活传统产业，也可以通过聚拢高端人才等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特色小镇是应对消费升级的战略选择，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效载体，对区域产业体系的重构与竞争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推动新型城镇化
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模式。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要求通过积极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提升城市功能带动新农村建设，完善土地制度和城镇住房制度，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等实施办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特色小镇采取就地城镇化发展方式，在传承和发扬我国千百年来的农耕文明基础上，把乡村建成既有乡土气息，又具备现代城市文明的新城镇。特色小镇建设注重产业、文化、宜居、环境等各种要素的整合，有助于提高城镇化发展品质。同时，特色小镇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结构，在规划和设计上可以根据城镇化建设发展的需求，制定合理有效的运行模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加强乡村治理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特色小镇从规划设计到建设发展，从治理主体到治理模式，使传统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融入现代化因素，进一步激发了乡村治理活力。特色小镇作为城乡间的桥梁，不仅在空间布局上一端连接着城市一端连接着乡村，而且从产业发展、城乡融合、生态保护等方面，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贯穿其中，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为加强基层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
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乡村的文化资源、文化活动、文化设施以及带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生产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地域性和传承性。继承和发展优秀乡村文化，需要适应发展需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更具感染力、传播力。文化是特色小镇的灵魂，文化要素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必不可少。不少特色小镇在挖掘文化要素的过程中，注重对传统文化及其产业进行保护与传承，以各种物质形式为载体，将文化物化，将物化的产品产业化，形成文创产品及产业链，提高了文化影响力。河北馆陶的粮画小镇、武强的周窝音乐小镇等就是典型例证。
［关键词］共同治理制度环境变量嵌入性中国企业
虽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普遍趋势，但这并不等于世界各国的企业制度都必然会趋向于同一种模式。这是因为，企业制度是“嵌入”［1］在制度环境当中的，企业制度变迁不仅遵循了效率追求的逻辑，同时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说在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假设前提下，企业制度必然也是异质性的。据此，可以对中国制度环境条件下的独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做某些前瞻性的思考。
一、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一般原理
历史地考察发现，在企业治理的角度，企业制度安排经历了一个：
单边治理双边治理三边治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的拓展过程。（1）所谓单边治理，主要是就古典企业所遵循的物质资本逻辑而言，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是其典型代表，企业契约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对于雇佣工人的绝对优势和支配地位是其显著特征。（2）所谓双边治理，是就企业作为物质资本与（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合约性质而言。人力资本职能开始从古典企业家当中分离出来而开始成为企业的重要制度性要素是其显著特征。（3）所谓三边治理，主要是就企业“员工参与”亦即“同质性”人力资本拥有者参与企业的治理以及剩余的分享而言。“员工参与”的逻辑起点，是企业员工对其自身人力资本的产权；“员工参与”的现实状况，取决于企业契约中其人力资本所决定的谈判实力。三边治理的显著特征，是企业员工、经理人员、股东之间的博弈制衡关系。（4）所谓共同治理，是就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的治理而言。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世界各国企业制度演进的共同趋势。
企业不同制度形式之间并非全然的纵向替代关系，也大量并存于现代经济社会当中。结果，在企业治理结构的争论中，形成了以物质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委托理论和以利益相关者博弈均衡逻辑为核心的共同治理理论两种主要观点。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构成企业的制度性要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纯粹的物质资本逻辑已经不能解释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另外，事实上如科斯所说的，影响他人损益的行为也可视为生产要素和权利［2］，结果凡是能给企业带来损益或其行为受企业行为直接影响的行为人均有可能参与或影响企业契约、企业所有权的分配进而企业制度的设定，也就是说成为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单从理论逻辑上推断，企业制度就是在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合理配置；进而，企业治理也就应当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当然，企业利益相关者也有“潜在”与“真实”之分［3］，在一般情况下，对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产权主体可视为企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而其他利益相关者角色如顾客、其他企业等则具有一定的派生性质，往往处于潜在状态。
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为一系列契约的联接，其内在遵循的是博弈均衡的原则。这就是说：企业制度安排的具体情况取决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实力对比格局；企业的技术性特征、以及企业生产要素各自的特性是决定利益相关者谈判实力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说设计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必须遵循同权原则、均占原则、市场原则和边际调整原则。［4］所谓同权原则，是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均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所谓均占原则，是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也都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所谓市场原则，是说企业制度的达成应该坚持通过谈判达成不应有不合理的人为干扰；所谓边际调整原则，则是就企业的再谈判机制和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存性”而言。
二、制度环境变量的引入及其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影响
“共同治理”并不等于按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对等的原则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产权进行“平等”的分配，甚至也不等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治理权利都可以在现实当中得到实现。这是因为企业的技术特征以及生产要素的特性决定了企业利益相关者各自具有不同的谈判实力。但是，考察各国的企业制度发现，即使企业在技术特征和生产要素特性等方面几乎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企业制度之间仍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公司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就是一个例证。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有学者对美国、日本等国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历史比较制度分析［5］发现，企业制度是效率追求和制度适应的统一。［6］这就是说，企业制度不仅仅是在效率追求逻辑下对自身内在因素的调整，而且还要同外在的制度环境尽量达成高度的“契合”；或者说企业制度不仅是（狭义）效率原则的体现，而且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由此可以推论，在对企业制度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存在即合理”原则；制度环境必然会给其中的企业制度打上自己独特的烙印，而任何一种企业制度模式也只有在相应制度环境下才有意义而不可能具有普适性。由于技术特征和生产要素特性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一般不以国别而不同，并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已经大大减弱了其在国家之间造成企业制度显著不同的可能，因此可以说不同国家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是形成多样化企业制度模式的真正根源。可见，有必要拓宽视野引入外在制度环境变量的因素，以使我们对企业制度的研究进而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设计更加趋近真实。
尽管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是企业制度多样化的真正根源，但现代企业理论作为西方企业理论所本来固有的“一维性”色彩，以及众多国家迷惑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经济绩效的眩目光环而对其制度安排的盲目追随，却严重影响了经济理论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制度安排之间的契合关系以及异质性制度环境条件下企业制度不同模式的关注和考察。经济学领域的这一缺陷，被新经济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conomicLife）敏锐的感知并捕捉，并运用“嵌入性”和“社会建构”理论对其进行了修正［7］。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从宏观方面看，经济组织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从微观方面看，现实的人都是带有历史和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可见，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主要遵循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的话，那么新经济社会学则依据现实整合了整体主义的方法和个体主义的方法。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使企业研究更加逼近现实。
总体上，新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提供了一个宏观制度背景的维度，这正是对经济学自身所固有一维色彩的扬弃或有益补充；其次，修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整合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狭隘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人的选择集或效用函数的多元化，就可以对现实人的选择过程展开微观分析；再次，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平台上，在对经济生活的分析中把社会性变量纳入进去，就可以对现实的多样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释。就是说，与传统经济学出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和对经济人的单维度界定而对制度创新的：
单维度经济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优制度安排
的特定路径不同，现实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路径事实上是：
多样化制度环境不同经济人行为特征多重均衡样式多样化次优制度安排
这就是说，给定不同社会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区别，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博弈可能会存在多个均衡点或者多重的均衡样式，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且虽然不一定臻至那种理想的最优效率的境界，但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适应性效率”[8]的，也就是说特定情境下“次优选择”即是“最优选择”。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由于其制度变迁的自然演进性质，也由于其许多国家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渊源，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不涉及“异质性”制度环境之间的碰撞和摩擦问题。因此，虽然事实上其制度安排仅仅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定制度均衡样式，其企业制度也仅仅意味着“企业制度特殊”，但在其发达经济的眩目光环之下，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负”以及后发国家的盲目崇拜，却被不恰当地赋予了普适性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对于许多后发转轨国家，一方面其制度演进路径就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其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过程”的创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别，与此适应，企业制度创新也必然是一种“目标”的创新，也就是说只可能有一种与特定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企业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决不能把西方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事实上，虽然后发国家企业制度建设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不可避免，但是引进来的制度安排要想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其一般也要经过一个特定的制度创新过程：首先，附着其上的那些与西方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制度特征将被逐步剥离；其次，引进制度也必然会逐步打上本国特定制度环境的烙印从而逐步实现企业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
具体来说，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宏观制度根源，主要是通过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的影响来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真实利益相关者及其谈判实力和博弈均衡状况会有显著的不同，并进而体现在企业契约和企业制度安排当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东南亚一带普遍存在着的家族制企业。东南亚各国或地区的家族制企业与一般所说的家族制企业并不完全相同：后者主要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交易成本节约的逻辑，世界任何地方的初创企业都可能会采用；而前者则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其后潜藏着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层根源。这就是说，在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东南亚一带，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忠诚、信义、情感这些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判定其是否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标准，也是决定其在企业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并体现于企业契约、企业制度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方面面当中。这一逻辑也可以对其他的企业制度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释。
三、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若干特征
考虑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文化传统的深远历史渊源，中国企业的共同治理机制可能会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的和谐竞争理念与企业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
同一般而言制度环境“决定”企业制度特殊的“消极”含义相比，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建设应当内涵一种特定的“积极”意蕴。就是说，居于后发转轨国家的位置，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也可以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政府主动的制度创新，来尽量避免马克思所严厉批判过的，那种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严重存在的种种紧张、矛盾、冲突所付出的巨额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灾难，比如说古典企业当中劳资双方之间的种种斗争现象，而应当反过来主动地倡导一种和谐的理念，通过相关的制度设置，在中国现代企业当中形成一种各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那里，由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9］。这种自斯密以来逐渐形成的“竞争”的经济学体系，在较大程度上包含着霍布斯所谓“个人永远处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的悲观主义理念。而事实上，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同“竞争”同样的广泛，而且由于合作是人们之间展开可持续性竞争的普遍基本框架，“合作”更加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10］
第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企业治理的“劳动者参与”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企业制度将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还不能达到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个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对生产条件的社会的直接的结合，劳动还是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但是，毕竟我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企业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劳动者主导的理想境界，也必然会因由公有制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关心劳动者的诉求、关照劳动者的命运、关注劳动者的地位，从而促进劳动者对企业治理的参与，形成“劳动者参与”的鲜明企业制度特色。
第三，我国文化传统与企业制度的家族色彩
家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征，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进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一方面，在不同制度框架下活动着的经济人其选择集是不同，对于侵家文化传统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其选择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信任、忠诚、情义，或者说是家族范围内部的利他主义世界观，这是一种内化了的精神效用；另一方面，嵌入家文化非正式制度之中的企业，其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关系，以及所拥有的信任、忠诚、情义这样一种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企业据以判定自身真实利益相关者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一种据以分配物质资源、经济利益和企业剩余的重要标准，由此成为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谈判格局和博弈均衡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使企业治理打上鲜明的家族烙印。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家族企业和一般所理解的在企业发展初期阶段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采取的家族式管理具有本质的不同，也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可否认，家族式企业治理方式在成功地避免企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内生性的制度缺陷。但是，这只是说明我们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对既有的家族制度进行创新以提高其“适应性”，而决不意味着我们对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的有效性视而不见甚至否定。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在正处于新旧制度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由于制度真空因而以一种异化了的方式引进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结果形成社会普遍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可能更主要地发挥着一种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⑦参见：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p191。
③杨瑞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132。
④参见：《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设计》，张立君，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三期。
⑤参见：王东，《美国日本企业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载《经济评论》2002年第二期。
⑥参见：孙早，《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六期。
⑧“适应性效率”是说，当某一种制度能在不同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和发展，那么该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假定生产费用不变，一个具有适应性能力的制度从投入来看就是最能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由于一种有效率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作出的；同一种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有不同的效率表现；制度安排只有“适应”制度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动态地看，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本文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作此理解。
【关键词】审计本质 审计目标 审计假设 审计概念
一、准则出台的背景
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治理层进行沟通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贯穿于审计工作全过程。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治理层的沟通，财政部于1999年2月4日颁布了《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24号――与管理当局的沟通》。2005年财政部对该准则进行了修改，2006年2月15日颁布了修改后的准则，即《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l号――治理层的沟通》。2009年末，中注协为了保持与国际准则的持续全面趋同，进一步规范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提高执业质量，维护社会公众利益，针对国际审计准则的新变化以及我国审计实务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中注协正在对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进行全面修订。其中第1151号就是全面修订的准则之一。
二、审计理论要素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1号――与治理层的沟通》准则应用分析
审计理论是人们在审计过程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分析、综合、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对审计活动规律性的认识，它是对已被审计实践活动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并且应当用来指导实践的理论；审计准则是规定审计人员应有素质和专业资格，规定和指导其工作行为，衡量和评价其工作质量的标准。从某种角度看，它是一种条文化的审计理论或者是法规化的审计理论。因此，审计准则只有得到审计理论的有力支持，才能保证审计准则对审计实践的指导意义。那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1号――与治理层的沟通准则中审计理论是如何体现的呢？
（一）审计本质观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1号――与治理层的沟通》准则中的应用
审计本质是对审计固有的本质属性的概括性说明，是审计得以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的根本特征和内在属性。根据审计本质观里的论，认为审计是一种有助于促进股东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活动。精明的管理人员具有主动聘请审计人员对其业绩报告的真实性进行签证，以显示其良好的经营绩效的动机。因此该准则便应运而生，审计人员与治理层以及管理层的沟通成了审计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审计免疫系统论认为：在经济社会运行中，审计发挥的是预防、揭示和抵御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障碍、矛盾、风险的功能。审计功能的发挥，是为了维护经济社会运行的健康和安全。这个免疫系统有责任更早感受到风险，有责任更准确发现问题，有责任提出抵御“灾害”的建议，有责任在促使其健全机能、改进机制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就必须使得注册会计师和治理层充分沟通，以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作用。诊断是对“当前实践的评价”， 治疗方法是“需要一些改进措施”。于是与治理层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沟通不好，也许就会导致审计失败。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该准则就有了它独一无二的作用。
（二）审计目标观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1号――与治理层的沟通》准则中的应用
审计目标就是审计行为活动意欲达到的理想境地或状态，研究审计目标就是要探索审计行为活动意欲达到的理想境地或状态是什么以及怎样达到。考虑到审计人员的主要业务是会计报表审计，发表意见的对象是会计报表，而会计报表的使用者希望审计人员为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和公允性做出鉴证，以帮助他们做出有关判断或决策，对合法性和公允性发表意见成为审计总目标。
审计目标制约着审计准则，该准则第三章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了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沟通时的目标。
该准则第十七条规定了注册会计师应当与治理层沟通的内容，这些内容正是注册会计师实现审计目标的一个途径。治理层与注册会计师之间的沟通，了解公司的运营情况，对管理层的业绩进行监督。同时注册会计师有必要与治理层沟通，向他们获取相关信息以验证财务报表的真实公允，并且及时向治理层通报审计中发现的与治理层监督财务报告过程的责任相关的重大事项，以达到揭弊查错的目标。
这是审计理论要素中的审计目标在该准则中的最直观体现和应用。该准则的制定，使得与治理层以及管理层沟通成为审计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程序。
（三）审计假设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1号――与治理层的沟通》准则中的应用
审计假设是人们从长期的审计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目前还无法对其从逻辑上加以证明的对某些审计事项的理性认识，包括实施审计应具备的前提条件以及对被审计事项作出判断的依据。
1961年莫茨和夏拉夫第一次系统研究审计假设问题，他们提出8条临时性的审计假设，构浩了一个完整的审计假设体系。其中第二条假设：审计人员和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之间没有必然的厉害冲突。其含义是：审计人员在对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提供的财务报表和财务资料进行验证的过程中能保持超然的独立地位，与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不存在必然的利害冲突。否认这条假设则意味着管理当局处处作假，提供的报表、帐簿和凭证的内容均是不真实的。审计人员处于这种情况，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实现审计目标，为实现审计目标、规范审计行为所制定的审计准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因此，这是开展审汁工作的环境条件假设。
（四）审计概念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1号――与治理层的沟通》准则中的应用
审计准则与审计理论结构的概念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莫茨和夏拉夫认为审计概念包括证据、应有的审计关注、公允表达、独立性和道德行为。
（1）证据。审计证据是指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过程中，为形成审计意见所获取的证据。关于证据，该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其与治理层之间的双向沟通是否足以实现审计目标。如果认为不足以实现审计目标，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其对重大错报风险评估以及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能力的影响，并采取适当措施。
（2）应有的审计关注。在准则中第四章第二节中，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沟通时着重问一些自己职业关注的事项。通过这些事项的沟通，更好地完成审计任务。
（3）公允表达。这与审计目标有类似之处，公允性发表意见成为审计总目标之一。该准则中第三章第十一条第三部分“及时向治理层通报审计中发现的与治理层监督财务报告过程的责任相关的重大事项”便要求注册会计师公允表达意见，这也要求了注册会计师必须保持独立性。
（4）独立性。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提供专业服务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该准则明确规定了，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进行沟通时，往往会遇到影响注册会计师保持独立形象的情形，注册会计师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损害其声誉，还可能导致审计失败。注册会计师在执行业务过程中更不能变沟通为串通，丧失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原则，与治理层串通舞弊，粉饰会计报表、逃税等。
（5）道德行为。审计的道德行为就是一般道德行为观念在审计领域中的应用。道德行为包括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应有的职业谨慎与技术规范、保密等。因此在该准则第八条就注册会计师在与治理层沟通过程中的保密行为做了规定。
三、结论与建议
总之，审计理论要素中的审计本质观、审计目标观、审计假设、审计概念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1号――与治理层的沟通》准则中充分得到了应用。
由此可见，审计理论为审计准则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其中审计本质是对审计固有的本质属性的概括性说明，是审计得以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的根本特征和内在属性，而审计目标制约着审计准则。审计准则的制定离不开审计假设，审计约定、审计计划、审计证据和审计报告准则都离不开判断假设、证据假设和标准假设。审计准则与审计理论结构的概念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审计准则是建立在审计理论概念的基础之上的，是联系审计理论与实务的纽带。任何国家、任何审计组织要制定自己的审计准则，都应考虑这些基本审计概念，这样制定出的审计准则才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接受住时间的考验。同时审计理论这几个要素之间也是互相联系、互相发展的。
希望在审计理论的指引下，审计准则能够越趋于完善，更好地指导注册会计师完成审计工作，同时推助整个审计行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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