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2 17:16: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区治理经验，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大力推进社区建设，是新时期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以及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一项系统工程。当前，我市城市社区建设已进入迅猛发展的快车道，发展势头喜人。但如何进一步借鉴社区建设中的新思路、新做法和新经验，真正建设好和谐社区，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是社区建设中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建设和谐社区的关键一环。本办参与“和谐社区”主题调研课题，目的就在于协助调研组及时掌握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新的思路，并写出调研报告，为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二、参与调研内容
（一）社区的基本情况
（二）对近几年来开展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评估
（三）当前社区治安综合治理情况
（1）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组织体系
社区治安防范组织情况。社区有哪些治安防范组织，各类组织的人数、人员待遇、经费来源情况；
各类治安防范组织如何开展治安防范；
社区警务情况。
（2）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方式
创建平安社区的情况；
有效组织开展群防群治的情况；
社区法制宣传教育的形式、内容。
（3）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内容
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情况；
吸毒人员管理教育情况；
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监视居住人员的管理安置情况；
对组织的防治、打击情况；
帮教组织设立情况；
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情况；
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出租房屋管理等情况进行调查摸底。
（四）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经验
（五）目前社区治安综合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六）对今后加强城市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三、参与调研方式
在调研组的统一调度和计划安排下展开调研。总的要求，调查面要广；挖掘资料要深；掌握的数据、经验、主要问题要实；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新。
1、深入群众、街道了解情况；
2、召开有关基层机构部门负责人座谈会；
[关键词] 城市社区 治理模式 创新路径
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内涵
1.社区治理的内涵
社区治理是指以社区地域为基础,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它体现为社区范围内的不同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正如美国政治学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说“社区治理通过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可以对某些公共资源系统成功地实现适度的开发与调适。它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成为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
2.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内涵
所谓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一个改革过程,就是对社区管理公共事务的理念、方式、体制、制度等等进行重新设计和运行的过程。在社区的治理模式框架中,所有的内容发生了变更,都可以称之为治理模式创新。如果我们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考察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则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可被定义为:引入新的治理因素或对原治理模式进行重构。
二、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框架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服务的供给与运行及社会稳定与发展,更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的关系调整。正如上文所说,社区治理中的任何要素发生了变动,都可以称之为革新。因此,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一个系统,是多维度的集合,其涵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根据治理要素的内容,笔者构建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框架,认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应该涵括治理目标的创新、治理理念的创新、治理主体的创新、治理结构的创新、治理方式的创新和治理过程的创新等若干层面的创新。
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正如上文所说,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是一个多维的架构,这个多维的架构,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选择路径。
1.城市社区治理目标创新:构建社区善治的导航目标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需要正确的目标引导。正确的目标,使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有了方向,有了航标。笔者认为,我国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走向,应该是通过创新,实现良好的治理。因此,善治是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那么何谓社区善治?所谓社区善治,就是长效的、良好的社区治理的治理。它是使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区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城市社区善治的目标和测量指标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基本要素:第一,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第二,透明性,即社区信息的公开性。第三,责任性,即与某一特定职位和机构相连的职责及相应的义务。第四,法治,即所有人都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五,回应,即公共机构和管理人员要对社区居民的要求做出反应。第六,有效,即管理的效率。善治实际上是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政府与社区或者说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善治有赖于社区居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是善政,而不会有善治。城市社区的良好治理涉及社区经济、环境、资源利用、居民意识、民主管理、生活质量等的综合平衡发展。
2.城市社区治理理念创新:树立参与、和谐、服务的治理理念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首先要从理念或价值层面上入手,社区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参与、和谐、服务。也就是说,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努力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共同享受创造的成果。社区治理理念是对社区治理活动合规律性和合价值性的认知定势和认知运行模式的总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思维模式,这就决定了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创新是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先声和基点。城市社区应以新的治理理念为指导,进行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1)社区治理的参与理念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理念之一,是变革传统的基层管理理念,强调社区成员的治理参与性。所谓社区成员的治理参与性,是指社区各类成员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制定决策中去,以不同身份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并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承担了安排者、生产者、监督者等不同的职能。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
社区治理参与理念的树立,需要社区居民公民意识的建立,需要不断地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逐步培育“参与共享、互助共进”的理念,提升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行为。因为能否有效地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是否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成熟的社区理念。社区公民参与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培育需要适宜的生长空间和土壤,因而,政府一方面要抛弃管制和包办的做法;另一方面,要提供更多政府与公民合作、沟通的平台。
(2)社区治理的和谐理念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是实现社区善治,通过社区善治,使得社区和社区内成员都得到壮大和发展。为此,建设和谐社区是善治目标下的应有之义。所谓和谐社区是指基于法律框架和道德约束,以人为中心的人、自然与社区的协调统一。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奉献爱心是和谐社区的精神理念。也就是说,创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将建设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居民生活幸福、社区功能不断完善的社区,一个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发展、充分实现社会正义的社区,一个人与自然平等发展、和谐统一的社区。
(3)社区治理的服务理念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永恒主题和生命力所在。社区治理模式无论如何变革,强化社区服务都是核心的理念。社区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使社区内的所有成员都能得到全面发展,而这种全面发展的实现,则有赖于完善的、良好的社区服务。社区的所有工作都应当围绕社区居民的需求来开展。因此,我们应当变革原有的“小社区服务”理念,树立“大社区服务”的理念,看到社区服务已经不仅仅是福利性质的扶贫帮困和志愿服务,它还涉及到社会保障、基层政务、公共服务、社会工作、第三产业、互惠交换等领域,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综合服务体系。
3.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创新: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主体
传统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治理主体单一,这会造成权威统治。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则使治理过程民主化,使治理决策科学化,治理结果合理化。Hayek说:“我们每个人在做自己要做的事的时候,彼此产生了协调,这种自发式的协调所产生的秩序,足以证明自由有利于这种个人行为,可称之为自由的行为,因为它不是上司或公共权威所决定的。个人所需服从的,是法治之下的法律,这种法律应是无私的普遍的有效的。” 所以培育社区非营利组织,提高居民的组织化、社区化程度,构建多中心秩序,无疑将是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社区本是多元主体的聚合体,因此社区主体多元化是社区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趋势下,除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部门和社区居民都可以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不同主体在对社区事务的管理中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相互合作,共同为社区建设出力。
多元主体治理模式下,所有社区利益相关者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即与社区需求和满足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联的个人和组织的总称,包括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社会中介组织、驻社区单位、居民等。他们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社区参与者之间进行适度分权,不通的社区参与者被授权拥有与其角色相对应的社区决策权、管理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合作关系被强化,凭借合作网络实现各个主体间的协调和沟通,实现治理机制与治理理念的转变。
4.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创新:构建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
所谓社区合作共治,是指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以伙伴关系为基础,在治理中相互关怀、相互协调、相互交换资源并通过合作而达到社区治理目标的治理架构。
在合作共治的治理架构中,各治理主体的“平等性”被强调,治理主体因面对需要解决的社区发展共同问题、社区公共事务这―共同客体而相互需要,由若干个“我”构成为“大我”、“我们”,构成为共同体、共同主体的内容。合作共治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在于正确处理好互为治理主体的主体间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是治理主体间如何相互协调并达成目标的一致性,寻找达成目标一致性的路径。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网络化联系、价值认同、对资源的相互依赖性、对治理规则的认定是维系多中心治理的基础。
其次,社区共治是互惠基础上的合作。社区共治是借助科层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组织间网络、自组织制等混合机制,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这种共同治理的实质在于互惠基础上合作关系的建立。互惠规范的确立,有利于建立多元主体之间的伙伴关系,才能使合作得以持续发展。
再次,社区共治是权力与权利的结合。社区共治是公共权力的分散化与公民权利的民主化为基础,实现了权力与权利的结合。社区居民有权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特别是随着社区居民民利意识的增长,权利的诉求逐渐转变为一种对社区发展治理权力的追求,要求参与到公共权力体系中,实现对社区事务的治理。
5.城市社区治理方式创新:向自治化、制度化、综合化治理演进
(1)社区自治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下,必然要求采取“自治”的治理方式。自治型社区治理方式,需要服务型政府的出现。政府管理理论认为,社区的治理结构取决于政府的主导:一个管理型的政府,其基层管理也必然是管理型的;而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其基层管理也将是自治型的。所以在当前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公共服务型政府,收缩政府管理战线,避免把社会事务管得过严,理得过宽,统得过死,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积极促进社会力量的壮大,促进公民社会的实现。
(2)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传统的社区治理方式,由于一些制度性的缺陷,使社区日常事务管理,很多主要是依靠经验进行。这种依靠经验的非制度化管理,使社区活力受到抑制,难以有更大的发展。随着新的治理模式的创新出现,必然要求经验式治理方式向制度化治理方式演进,新型的专业化治理要求应运而生。专业化的发展要求社区治理的技术化、制度化和专门化,特别是在社区服务的提供上,需要专门的技术型、知识型人才,单单依靠社区自身可能满足不了对这些人才的需求,外聘职业经理人实现对城市社区的专业化治理正逐步成为一些发达地区社区的选择。
(3)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方向
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的治理是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社区居民与其管理者之间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在文化上表现为大众行为的趋同性和意识形态教条化。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社区各类问题(流动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康乐问题等等)的产生,催生着城市社区治理向多层次、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在居民自治的基层民主治理试验之外,社区多种多样的中介组织、自治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等都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关心公共事务、参加公益活动、参与决策、对社区建设进行监督评估等,使社区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变。
6.城市社区治理过程创新:由行政控制向民主协商演变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在传统的“两级政府,三级控制”的治理模式下,社区治理过程通常表现为行政控制,公安、民政、疾病预防、消防、交通、计划生育等政府部门对社区治理进行渗透,它们根据自己的权力、职责在社区建设中找到参与的切入点和落脚点。而创新的社区治理方式,要求治理过程向民主协商演变。这是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架构的共治性向吻合的。社区共治架构下,多元的治理主体间既不可能是行政命令机制,也不可能是市场交换机制,而应该是多方协商机制,并通过制度使协商机制规范化、定期化和有效化。治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有关各方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必须依赖于良好的沟通与协调。一方面,参与治理的各个主体之间需要进行沟通协调;另一面,在治理主体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也要进行有效分的沟通协商。社区事务的多方协商,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实现,比如通过定期召开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咨询会和议事会等形式,对涉及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群众性的社区事务进行议事协商、协调联络、监督评议,充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规范社区成员参与共同治理的议事规则、工作制度,逐步形成合法、合适的社区民主组织形式。
参考文献:
[1]王青山 刘继同:中国社区建设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斯蒂格利茨: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M].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
[4](美)理查德・博克斯.公民治理[M].孙柏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
[6]郭 强 陈井安 李 良:我国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机制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5(6)
[7]F・A・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
[8]翟桂萍:社区共治:合作主义视野下的社区治理[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8
[关键词]社会合作治理；基层政府；社会组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必须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尤其要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在基层的治理实践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已经开始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合作，社会合作治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结构已初见端倪。要实现二者合作治理的常态化、规范化、科学化，有赖于诸种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健全。
一、社会组织发展机制
社会组织作为独立的合作治理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无疑与社会运行机制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更为重要的还是社会组织夯实基础，以适应社区发展的需求。
（一）建立多元筹资机制
地位独立的重要基础是经济的独立，为此，必须有效解决资金不足这个制约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最大瓶颈。政府虽然已经开始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助，但政府投入毕竟有限，最根本的途径是大力拓展筹资渠道，聚合社会资源，争取各种形式的社会资助，形成多元的筹资机制。例如香港的社区民间组织，其丰富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使其成为支撑香港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除了政府资助这一重要资金来源外，香港的社区民间组织的收入也包括大型基金会的资助、民间人士的捐献和自身的有偿收入、据分析，在民间组织的经济收入构成中，政府资助达65%，非政府基金资助及市民捐献占14%，收费和其他收入点占21%。香港经验充分表明了多元筹资机制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性。为此，首先应当适度放宽其从事经济活动的限制，允许并鼓励社会组织开展与自身业务相关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合法经营性活动，维持自身运转，做到自食其力。
（二）完善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包括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完善理事会这一内部治理机制，使理事会成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队伍建设对未来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譬如在香港，社会工作者已经成为香港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目前全港1.3万注册社工拥有完善的工作机构和完备的法制环境，社工一般都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专业的知识，并获得有效的社会认可。相比而言，内地的社工专业性不够，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不强。借鉴香港的社工管理经验，应当加大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的力度，实现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二、社区整合机制
社区合作治理是社区内各种组织、机构及社区居民全体相互作用、合力行为的持续过程，是社区内各种群体、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在经过充分表达，经由动态博弈后的协调与均衡。其推动者是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但其参与者必定是全体社区民众，无论富裕阶层还是弱势群体，无论本地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失去了这种“广泛性”和“多元性”，合作治理就失去了民众基础。而当前面临的一个关键恰恰就是社区民众基础过于脆弱，群体关系纽带过于松散。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当担负起“联系”与“整合”的功能，编织、连结合作治理所急需的社群网络和阶层关系纽带。为此，要积极适应民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策划、开发高质量、有市场，社区居民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社区活动，提供丰富多样、生动活泼的经济、政治、文化产品和服务。
三、平等协商机制
社会合作治理在本质上是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在社区公共领域内经过博弈、协调后形成的一种新型治理结构。它需要的不是政府的控制或强制，而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博弈、协调与主动精神。“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平等协商机制是合作治理的基石。
（一）畅通诉求渠道，扩大居民参与
真正使社会组织成为社区居民提供互助、自治的组织方式和参与公共决策、参与社区发展的渠道，提高居民参与公共决策和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培养民主的生活方式。 因此，基层政府有必要建立健全居民利益表达与诉求机制，重视民意调查。社会组织应当从办公室“走出去”，广泛联系居民、采集信息，及时听取居民意见，准确掌握居民需求。同时，要重视民意反馈，对居民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自身能解决的尽力解决，不能处理的则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敦促其解决。
（二）积极参政议政，影响公共决策
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已经逐渐显示出其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力，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社会组织勇敢担负起了促使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职责，甚至开始影响公共决策。2005年夏季，“地球村”为促进节约能源发起了呼吁使用空调时室内温度不超过摄氏26度的活动，更是直接促使了中央政府部门建设“节约型社会”政策的出台，社会组织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社区层面，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决策的实践也在推进。譬如，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社区就有一个真正能够代表社区各阶层利益的社区共治平台――五里桥社区委员会。其人员构成来自社区各阶层、各方面，包括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单位和两新组织代表、居委会代表、残疾人士代表和刑释解教人员代表等。委员会设立了决策监督、民意反馈、绩效评估、促进和谐、政风评议5个专委会，其中的决策监督专委会，根据规定可以列席街道党工委会议和街道党政联席会议，对涉及社区重大事项的决策和执行有建议和监督等权利。
参考文献
[1]叶艇：《香港的社区民间组织》，载《社会工作》2008.11。
[2]【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华夏风译，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一、指导思想
开展宣传活动，营造良好氛围，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加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重大意义，进一步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积极性，推动各项工作深入开展，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群众基础。
二、领导组织
成立镇平安建设集中宣传活动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长，副镇长任副组长，镇综治办，安监站各成员、各村（社区）、镇直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镇综治办，综治办主任舒展炎任办公室主任。
三、宣传重点
（一）深入宣传中央、省、市、县政法工作精神和省市县对新时期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提出的任务和要求。
（二）深入宣传我镇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和“平安”建设部署，包括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处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校园周边环境治理、流动人口管理等；宣传落实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新经验、新做法和各项典型；宣传我镇近年来在开展社会重点整治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等个方面的成果。
（三）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加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青少年等重点人群的法制宣传教育，不断增强他们法治意识和法制观念。宣传各级关于加强普法教育的部署和要求，宣传“五五普法”中学法、守法、用法的典型、宣传治安防范知识、交通法规和防火等知识，以弘扬法治精神，推动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四）广泛宣传国务院颁布的《条例》的有关内容，教育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特别是宣传我镇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工作机制和工作程序，积极化解矛盾。
（五）深入宣传活动的各种危害，引导群众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参与反工作。
四、宣传形式
结合实际，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和宣传工具，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1、各村（社区）要开辟平安建设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宣传专栏专版；
2、在交通要道、集镇和村（社区）宣传栏等显要位置张贴、悬挂固定宣传标语；
3、制作发放宣传资料、开展法律咨询服务等活动。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准备。各村（社区）、镇直部门要精心策划，制定周密方案，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宣传活动扎实开展。在宣传形式上求创新，在整合力量上求突破，在宣传效果上下功夫，确保宣传活动取得实效。
【摘 要】 集体合作是公共协作治理的重要保证，是其必经之途。集体合作能够在公共协商获取了充分信息、问题磋商、议题商订和方案抉择之后予以展开。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的集体合作包括专业化合作、民主化合作、社区化合作几种方式。
【关键词】 集体合作 社区 协作治理
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基层社区如何实行优化治理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传统的居民委员会模式碰到了各种困难和难题，尤其是如何最大程度发挥社区居民的参与和贡献成为重点。那么，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实现所有社区居民共同治理的最大化呢？这就要求我们要寻找一种新的集体合作方式。集体合作是完成协作治理的关键环节。无论什么时代的公共治理，要想实现一种最大化和最优化的目标，就必须在与治理密切相关的主体客体关系上达到一种和谐共赢的状态。只有主客体对象的融合与合力才能确保治理方案的有效实施以及各种要素的力量的最大化发挥。集体合作正是这样的关系。
集体合作是通往协作治理的必经之途。集体合作能够在公共协商获取了充分信息、问题磋商、议题商订和方案抉择之后予以展开。集体合作是决策执行环节的重要条件。即使经过多重反复商议的决策如果没有公众的集体合作仍然不能够保证它按照公共的利益要求来执行下去。集体合作包含了社区中的公民、责任委托的代议者和专业服务人员，必须是多重力量的互相支持和互相取长补短才能取得成功。集体合作不是抽象的概念争论，而是具体项目的执行，所以集体合作表现为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项目，在这些项目中相关团体提供各种条件支持，帮助政策项目的顺利执行。集体合作常常是在微观层次的社区中展开，它切近每个公民，成为公民认知政治民主性与合法性，体验政治价值的直观经验。集体合作也是对公民认识能力和参与政治能力水平的检验，不具备良好参与能力的人也不具有合作能力，反过来，没有较好合作能力的人也不具有较好的政治参与能力。如果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地方和社区的民主水平显然需要大力提高。
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的集体合作包括专业化合作、民主化合作、社区化合作几种方式。几种方式分别从不同角度要求集体中的成员根据不同标准来合作执行政策项目。所谓专业化合作是指根据社区项目的特殊要求，大力吸收专业人才提供专业。这些专业人才扮演着提供帮助者角色。专业化合作试图改变专业知识人员和社区公众之间隔离的关系，改变专业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垄断者角色，向广大公众提供在地的、平等的、专业的服务。专业人才在协作治理中不再成为知识技术的专制者，而是将知识技术努力普及，帮助普通公民接受和学习新的知识技术，共同进行社区的专业性治理工作。专业化合作要求专业人员走出狭窄的专业性机构，将自己的技术特长和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和社区公民一起致力于良好的和谐社区建设的工作。专业技术的开放直接带动了社区公民治理能力的提高，社区公民不再完全依赖于专业人员的工作，而是通过自己的学习逐渐学会在有限的领域内自我治理、自我服务。专业化合作包括社区医疗、教育、卫生、环境保护、安全、经济等方面，专业化合作的全方位展开还能够带动社区的文化整合，有效地专业服务直接推进社区间的互相支持、互相了解，从而形成一种互相依赖的地区亚文化。专业化合作也能够创造出一种自我治理、自力更生的独立的亚文化，促进社区公民之间的认同和融合。
民主化合作是指社区所有公民都和公共管理机构一样享有民主参与、发表意见、提出政策参考的权利，社区的每一件重大事情都通过最大范围的、有效的参与来决定，并基本上置于公众的知情、监督之下，保证社区公共决策为公共利益谋取福利而不偏向于任何个体和小团体的利益。民主化合作和专业合作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指的是专业人员和社区公民之间横向的合作，而前者指的是社区治理机构和公民之间纵向的合作。民主化合作重在社区治理机构授权给公民，融入社区之中，带动社区公民一起商量、研究和执行政策项目，最大化的激励公民参与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事项中来。社区治理机构必须改变以往与环境隔绝、关闭门户制定决策的模式，将决策的轴心从总体制度的需要转移到地区公民需要上来，逐渐成为社区环境的知情人、帮助者和协调人。社区治理机构摆脱了等级制下的权威模式，有机地融入到社区环境中，和社区公民建立起平等、切近、和谐共进的良性关系。这种模式不仅可以为公民提供更加实在和及时的服务，还能够提高公民的社区责任意识，增强公民和谐共同体的思想。
另外一种是社区化合作。社区化合作指的是如何在社区中激发所有的公民积极参加社区治理事务，为自我和他人提供各种服务，从而实现整合社区、构建和谐社区亚文化的目的。社区化合作的主体除了前文所讲的专业服务者、社区治理机构以外，主要指的是社区的常住居民。任何地方和社区真正的服务主体和客体都是社区公民，他们既是服务的享受者也是服务的供应者。如果不能够让社区公民成为积极服务的主要供应者，单靠专业服务人员和公共机构仍然不能帮助社区治理摆脱单一治理的模式。只有越广泛的自我参与、自我服务，社区协作治理才真正能够建立起来。社区公民要有一种自我组织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带动和组织各种专业和非专业。例如成立公民协调委员会和公民理事会就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公民协调委员会是将民选管理当局从中心决策者角色转变为公民协调者角色。公民理事会可以协助地方政府在警务、消防、公共设施、公园、娱乐设施等社会服务工作。将社区服务推动到更加细致、周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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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铜官山撤销街道办刚一年时，《决策》杂志曾以特别策划《去留街道办》予以关注。三年后，本刊记者再访铜官山，一开始想以社区减负的角度透视其社区体制改革，但随着采访的深入，发现铜官山已经跳出社区，在社区之外的诸多领域展开了创新。
改革四年以来，铜官山人不断试错前进，点滴进步，点滴积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解决一个问题，巩固一项机制，转变一种观念。不断的改革和优化终于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系统，而社区减负也成为其一系列改革红利之一。
8月底，当记者来到铜陵市铜官山区阳光社区时，书记周云正在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与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座谈。社区干部能腾出时间了解社情民意，而不再疲于应付条块下派的任务，源于一场始于今年5月份的旨在减轻社区负担的“三减一加强”专项行动。
9月初，民政部社区建设司专家组成员宋庆华，再次来到铜官山，与社区办工作人员一起商讨“参与式治理”具体项目的实施。
无论是上一级政府主动为社区减负增效，还是向下的旨在培育社会力量的参与式治理，都指向一个主题――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深化。
相对于四年前撤销街道办引发的外界集中关注，今天铜陵市推进的“三减一加强”和铜官山区的“参与式治理”虽不那么具有眼球效应，却极具深远意义和可持续价值，在这个缜密的改革路径设计中，两者互为推动，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和社区自治，当然还有社区减负，成为其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
作为顶层再设计
的“三减一加强”
铜官山改革不同于其他地方之处是社区改革在整个政府治理体系改革中产生了撬动效应。
“社区综合体制改革是整个城区社会管理的创新，不光社区在改，社区改的同时政府也在改。这是一个系统，社区变了，政府运行方式也要变，职能部门的工作方式也要转变，如果你不转变，仍旧以过去管街道的方式去管社区，只会把社区变回街道。”铜官山区政协副主席、区政府办主任都斌告诉《决策》。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今年5月份，铜陵市开展了“减牌子、减考核、减事务、加强社区党工委”的“三减一加强”专项行动。
据了解，铜官山一个社区之前平均承担280多个事项，挂牌60多个。减负之后，事务减了将近一半，牌子只挂“社区党工委”、“居委会”和“社区公共服务中心”三块，考核只剩“社区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和“文明创建考核”两项，社区负担大幅减轻。
“三减一加强很通俗很实在，说起来上升不到模式和理论的高度，但它是社会治理体系的再造、完善和细化，是一个顶层再设计。退出去的公共服务职能势必要购买服务，或减掉形式化的东西，倒逼政府转变职能。唯此，减负才能真正的走出反弹。”区委书记昌红梅说。
为防止减负反弹，铜官山正在开展政府职能部门公共服务的改革，目的是整合、融合部门的公共服务与社区的公共服务。
在昌红梅看来，社区工作最核心的是提升服务，公共服务基本到位，做到不欠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拓宽公共服务的面，均等化公共服务比单纯强调自治要重要得多，而且政府资源下沉客观上也推动了社区自治和社会力量的发展。”昌红梅说。
作为社区负责人，周云的观点与昌红梅不谋而合：“社区治理并不是去行政化，而是提升服务，去行政化不是目的，很多部门进社区的工作也是为居民服务，两者不矛盾。以前社区就几万块钱经费，几个人在那里忙活，现在经费几十万，几十个社区工作者，服务老百姓的能力大大加强，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治并非两张皮。”
4年前，铜官山撤销街道办引发了“社区再行政化”与社区自治关系的质疑，今天在铜官山这显然已经是一个没有多大讨论价值的话题了。
在铜官山区领导看来，改革最大的红利不是社区减了多少负和社区资源增加了多少，而是人观念的转变和社区干部工作方式、工作能力的提升。
“之前我在街道任副主任，虽然也跟老百姓打交道，但更多是把社区干部叫来，把事情分派下去，是被动的。现在到社区，方方面面的改革和变化逼着你学习和思考，个人收获很大。”周云告诉记者。
天井湖是铜官山18个社区里唯一一个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不是一肩挑的社区，这源于社区书记高鹏的建议。“我刚来时就建议不搞一肩挑，为的就是让政府的意志和职能与社区自治之间相对有个空间。比如居委会想成立什么组织，做什么事情，由居委会主任跟我说，党工委开会讨论再向上申请汇报，应该是这么一种关系。”高鹏说。
采访期间，给记者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社区干部的视野早已超出“减负”，开始思考更深一层的东西了。
参与式治理的潜移默化
3月11日上午，在铜官山区政府的一间会议室内，社区干部和专家展开了一场经验与理论的对话，来自5个社区的主要负责人与北京参与行动服务中心的专家就社区综合体制改革进行了激烈讨论。
随后的几天里，社区干部陪同专家组成员走访调研社区，每场调研结束，双方都就具体议题展开座谈。几天磨合下来，一个集改革经验和专家智慧二者精华的参与式治理项目正式启动。这场对话源自铜官山对另一个对话的重视。
“在实际工作中，社区工作者有个困惑，我们政府在上面使劲喊，居民和社会组织却不知道怎么做或者兴趣不大，不能有效互动。”铜官山区民政局局长姚学明告诉记者。
在都斌看来，“参与”是社区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和前提”，参与不光是居民和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治理中来，政府也参与到社会力量的成长中去，互相不断磨合，同时各取所长、所需。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参与式的理念、规则和机制逐渐形成，并扎根到社区工作和政府的运行方式中。
参与式治理的第一阶段是参与式治理能力的培训，培训对象有区政府工作人员、社区负责人和社区工作者，有的社区还邀请社会组织负责人和部分居民参加。
“它不是手把手教你怎么治理社区，更多的教给你一些理念和工具。让你怎么跟居民沟通，怎么组织开展活动，怎么开会。以前讨论一件事情，是我们在上面，他们在下面坐着，现在是大家围成一个圈，让每个人都讲话。”铜冠山区社区办工作人员周若琼介绍说。
这场培训也“颠覆”了高鹏的一些工作理念和方法。“完全不一样，过去我们一般是把方案制定好，然后喊大家来讨论，提修改意见，现在是‘你们想怎么搞’，然后头脑风暴，在对话、争论和妥协中达成决策。”高鹏感慨地说到。
在天井湖社区居委会主任潘美香看来，培训最大的价值在于教居民怎么自治。“这些自治工具和议事规则看似细微末节，其实很关键。说白了，就是教你怎么民主怎么集中。我们的理念也变了，每个人都是重要的，你的发言都是有价值的。”潘美香说。
培训的价值固然不容低估，最丰富的治理创新永远在课堂之外。采访期间，天井湖社区参与式的纠纷调解和自治拆迁给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每遇到纠纷，社区先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召集到一起，再邀请律师、法官和相关专家等专业人士，有时候还邀请记者过来。“什么事情都摆在桌面上说，有专业人士的意见，有媒体的监督，结果大家都很满意。很多事情让居民自己参与进来，不管结果怎么样，他心服口服，更重要的是有了参与感。”潘美香说。
天井湖有个老旧小区还不到拆迁的标准，但居民要求拆迁的意愿强烈。为此，社区组织居民选了5个人成立自管小组，由他们和政府谈判，规划、国土等部门过来测算后，详细解释拆迁标准和政策，然后由自管小组向居民解释为什么不拆迁。
高鹏称这类纠纷调解小组和自治拆迁小组为临时性社会组织，既解决了问题，又减轻了社区的负担。这类有明确议题的临时性社会组织在政府与居民之间营造了一个缓冲空间，政府面对的不再是原子化的怒气冲冲的个人，居民也找到了与政府对话表达诉求的渠道。
无论是参与式治理能力的培训，还是社区在实际工作中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既培育了居民的自治能力和社会力量，也提升了社区干部和社区工作者治理社区的能力，社区的负担大为减轻。参与式治理最需要的是常态化的载体和平台，有生长能力、可持续的载体无疑是社区社会组织。
培育社会组织
“糅合”了什么？
在姚学明看来，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对于提升居民自治和加强公共服务是“一个保障”，说到“保障”时，她特别停顿了一下，以示强调。社会组织对于提升居民自治这个作用自不用说，为何政府的公共服务需要它来保障呢？
采访期间，几个社区的负责人都告诉记者，现在居民可以分为两种，政策需求群体和非政策需求群体。前者需要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共服务，职能部门通过在社区的公共服务中心就能基本满足他们。而随着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居民的需求呈现差异化，很多时候他们需要的不是政策，而是一些个性化的需求，但他们也求助于社区。社区的精力和资源有限，要满足这个群体的需求，唯有培育社会组织。
另一个动力则是街道撤销以后，政府、社会以及居民对社区的需求，或者说社区承担的责任比过去的街道和社区都要重，光依靠政府资源显然难以为继。
与全国多数城区一样，专业化、市场化的能独立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组织在铜官山还是不多。那就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何培育和扶持他们？
2013年，铜官山全区健康体检18399人，投入1755万元购买基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投入135万元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投入1877万元推行社区基础性物业管理服务。此外，城建、市容环卫包括民政的一些项目全部拿出来向社会购买服务，社区里的一些小项目比如关爱精神病、关爱空巢老人、关爱重病患者等十几个项目，都交给社会组织。
“必须要让社会组织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杯羹。它要运转，政府必须要给项目，通过项目给资金。项目化扶持既提升了其服务能力和专业能力，又锻炼了队伍。如果有序引导，社会组织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共同把大公共服务这块蛋糕做起来。”都斌告诉《决策》。
都斌所说的项目化扶持就是过去几年铜官山着力推进的社会服务项目化。具体来说，就是把公共服务职能项目化、清单化，然后通过公开竞争、择优的形式把它市场化、社会化。
“这个是真正落到实处了，而且是我们所有各项工作的一个糅合！这里面不是简单的培育社会组织，还有政府职能的转变、观念的转变、公共资源供应方式的转变。政府把一些治理的职能剥离出去，社会组织参与到政府治理中来，互相之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断沟通磨合，共同成长。”昌红梅告诉《决策》。
【背景】
XX社区老旧小区多，缺少物业企业管理，老旧小区人居环境“脏、乱、差”问题成为居民群众的“心病”。
【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是发动党员带头干。社区党支部将参与环境整治作为党员志愿服务重要内容，并纳入党员积分制管理，动员80多名党员定期开展老旧小区卫生整治志愿服务，对区内的卫生死角、卫生薄弱点逐一排查、清扫、拖运。将环境整治作为支部组织活动形式之一，开展“党建引领促环境提升”主题党日活动，形成了“支部号召，党员带头”的良好氛围。
二是凝聚多方合力治。运用“社区吹哨、部门报道”机制，党员网格员将发现的问题通过“智慧管家”APP及时上报，红色智慧管家指挥中心，分层分类派单处理，消防、住建、街道执法队等多部门接到任务后会同社区开展老旧小区违规种菜、乱搭乱建、消防不达标、车辆乱停放等问题进行整治。针对发现的问题要求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对逾期不落实的，依法进行处理。截止目前，业主自行整改37例，依法处理违规种菜、消防不达标等问题13例。
三是引导居民自我管。在xx社区党支部的指导下，XX、XX等无物业小区成立小区业主管理委员会，推选楼栋长31人，制定小区居民公约和环境卫生、车辆停放等规章制度，确定各项收费标准，通过建章立制约束居民行为，同时加强文明创建宣传，增强居民群众爱护家园意识，调动居民维护小区卫生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步实现小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功能。
【经验与启示】
老旧小区环境问题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关系到群众生活的幸福感，只有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凝聚多部门治理合力，动员社区党员示范，调动居民积极性，提高群众自治意识，才能达到群众事有人管、群众事群众办的治理效果。
基层城市治理现代化及治理能力干部定向培训班学习心得
按照组织安排，我参加了以“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定向培训班的学习，经过五天的学习，让我受益匪浅，感触很深。
在五天的学习过程中，我严格遵守了培训要求和纪律，细致听讲，认真学习并做好笔记，老师们精彩讲述，通俗易懂，丰富的学习内容，紧凑的课程节奏，让我的思想得到了提升。特别是经过专题讲座、现场教学、交流讨论，让我从先进典型身上看到了差距，找到了不足，指明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
在培训班上，通过xx教授对基层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精彩讲解，让我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主要抓好乡镇党建重点工作任务，夯实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严格做好基层党支部双化建设，掌握各党支部工作。xx教授做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解读，深入浅出，剖析入理，让我影响十分深刻，对于我学习掌握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有非常大的帮助。叶林教授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三化”分析，为基层城市治理提供了指导，对我今后进行基层治理提供努力方向。xx教授对智慧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精彩讲解，使我深刻认识到创新驱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性，基层治理需要智慧创新不断提供内驱动力。xx教授对城市社区治理难点及其突破的分析，深入剖析了城市治理的重难点，用实际案例和浅显易懂的讲解方式，为我们提供了“突围”的方向和策略。xx专家在讲解城市治理中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与舆情应当上，通过深圳治理经验，结合南雄实际，在面对突况时提供的清晰的解决思路，并分享了深圳治理过程中提前预防的有效措施，很好的提供了解决类似突发事件的化解路径。xx处长针对基础依法民主治理的深圳实践--以街道办事处为例进行了分享，全面分析基础治理过程中民主治理的重要性，让我收益良多。培训期间还组织了相关现场教学，让我深刻体会到深圳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先进经验，使我内心得到深深的震撼，也更加坚定了我朝着城市治理现代化方向的步伐。
本次培训班安排的内容十分丰富，切合实际，既有理论学习、现场教学，也有实际交流;既有政策解读，也有业务指导，强调党建引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对于我在以后的工作开展，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到前海自贸区、北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参观学习，看到了许多亮点，同时也看到了存在差距，找到了不足。特别是抓党建促和谐，推动城市治理方面的先进做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学习在于实践，我将把本次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扎扎实实做好城市基层治理。以加强党建引领为抓手，发挥好基层党建引领作用，不断推进城市现代化治理，改善人居环境；不断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幸福感。
2008年3月19日，由楼市传媒《北京月讯》杂志社、《Urbane》杂志、搜狐网、焦点房地产网共同主办的首届“外国人评楼暨外国人最喜爱的北京社区评选活动”新闻会，在环贸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各主办方代表、物业管理专家、社区治理专家、房地产研究专家等众多业内人士、媒体参与了这次活动。
据活动组委会介绍，整个评选活动将历时3个月，3、5月在京外籍人士及备选社区居民通过各类渠道参与本次评选，为喜爱的社区投票。6月，由本次活动的专家评审机构进行最终审核，并为参评社区进行评级，统计公众投票结果，公布社区评级结果，举行颁奖典礼。
参评的项目须为1990年后始建，北京市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商品住宅社区，包括普通住宅、公寓、别墅等业态；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开发建设程序及标准规范，经政府部门验收备案，且已交付使用，入住率和使用率不低于60％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分期开发建设的项目，其配套公建项目均已建设完毕；开发商资质高，信誉好，业主满意度较高，未发生任何物业纠纷情况。同时，活动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开发商的直接赞助。
活动从即日起正式启动到活动结束的时间段内，活动组委会还会策划一系列活动，如请专业机构、专家评委深入到外籍人士聚焦的社区考察；就外国人比较关注的物业管理、社区软硬件建设等话题举办座谈，在外国人居住及娱乐的重点区域设置投票箱等。
为了保证评选活动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历时3个月的评选互动将采用公众评选与专家评审相结合的形式，最终结果将通过活动组委会制定的评审标准进行严格评级遴选；公众评选将通过实名评选方式进行，参与人士须注明身份及国籍，外籍人士选票将进行独立统计，并作为“外籍人士最喜欢的中国社区”奖项的核心评选标准，以此保证奖项的国际化品质。
活动的专业度是主办方最为强调的原则之一。因此评选活动聘请北京市物业管理商会会长徐北风、社区治理专家舒可心、北野、蔡若焱为顾问，中原地产三级市场部副总经理宫萍、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有限公司助理董事、外国人评楼活动评委梁威耀、世邦魏理仕企业传讯部经理杨洋、北京商力国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高级经理谢靖宇为评委。“外国人评楼暨外国人最喜爱的北京社区评选活动”也将作为长期延续性的公益活动，每年举办一次。
专业顾问、评审团见证活动开启
社区治理专家、外国人评楼活动顾问 舒可心
这次活动从外国人的眼里看中国，看社区，是对中国社区管理的一次刺激，一个推动。通过这次活动，我希望北京能够涌现出一批像三里屯这样能够写在北京旅游手册上的特别楼盘，能够在外国人印象中、旅行社心目中首先推荐的楼盘。借助这个楼盘的文化价值，最终受益的一定是此楼盘的全体业主，北京市的形象也跟着受益。
同时，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促进整个北京的管理和建设、提高北京高档次小区的物业管理水平、提高职业经理人的素质，让参与评楼的项目的居民委员会主任、业主委员会主任更懂得如何治理小区，从而帮助北京市政府解决大问题，如普查问题、私搭乱建问题、噪音问题、污染问题等，给他们一面国际化物业管理和小区治理的“镜子”。
楼市传媒董事长、外国人评楼活动评委 蔡鸿岩
奥运会举办的契机，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地外籍人士到北京来工作、生活、观光、旅游，以及来观看北京的奥运会。通过这样一个外国人参与的评选活动，我们能够推进北京这个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发展，能够推进北京市社区物业治理水平的提高，能够推进中国特别是北京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它的社区从配套设施到管理服务方面，走向一个国际化的标准，能够真正和国际化进行接轨。
中原地产三级市场部副总经理、外国人评楼活动评委 宫萍
从中原在北京二手房市场的整个成交量上看，大概有50％基本上是外地人。外国人和外地人初到北京，各方面都无从选择。对于2008年的奥运年，北京赢得了和谐文明发展的契机。评楼活动耗时3个多月，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北京的社区走向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有限公司助理董事、外国人评楼活动评委 梁威耀
外国人评楼活动，对很多外地来京工作、生活的人会有好的参考数据。哪怕是对很多房地产的工作者也是非常好的参考数据，如开发商、中介、物业管理。这些数据给他们在商务定位、客群定位、房屋回报率等方面提供参考依据。
情况报告
市督查组：
一、全县开展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主要做法及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主要做法：（一）加强领导，建立机构。一是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同志为组长，常务副县长×、县委政法委专职副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同志为副组长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领导小组。二是县委办和政府下发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实施意见》，提出了我县治安防范工作的目标与措施。三是各乡镇、各部门相应成立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领导小组，落实了办事机构和人员。
（二）统筹规划，典型引路。根据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实施意见》，整体联动防范工程采取“集小胜为大胜，集大胜为全胜”和“典型引路，全面铺开”的措施，实行县、乡（镇）、村（社区）分级开展的方法，逐级抓落实。按宣传教育、试点工作、全面铺开的步骤逐项实施。为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县委政法委在试点工作期间，先后多次到勐勐镇和沙河乡召开专题研究会，专门研究新村等个试点社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抽调了政法办、综治办工作人员深入社区指导工作，还分别组织召开了动员大会。三个社区也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迅速制定方案，启动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通过层层动员、逐级部署，提高了各内部单位的治安防范意识。试点的成功运作，为全县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的有序推进奠定了基础。
（三）强化措施，夯实基础。一是各级各部门调整充实了综治领导机构，许多内部单位配备专职保卫人员。二是把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工作推向制度化和规范化，由县综治办和城区公安分局统一制定了《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运行机制》、《社区警务室工作职责》等项制度，保障了各项工作的规范运转。四是将警务充分充实进社区。在县公安分局专门设立了社区中队，每个社区设置一名社区民警，每个居民小组设立一个整体联动防范工作小组；在公路沿线、城区设立了便民报警服务点，每个报警服务点设一名兼职人员负责报警服务工作，并担负维护治安秩序、处置突发事件的职责。
（四）抓好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一是认真加强以指挥中心龙头的快速反应机制建设，按照“加强街面，分段巡逻”的要求，以巡警为骨干，专群结合，建立覆盖县城的巡逻体系，首先将辖区分为个巡逻区，巡警队下设个组。其次，在方法上，采取徒步巡逻、摩托车巡逻和专车巡逻相结合，分析治安动态、发案规律，在区域上实行重点防控，加强对县城相对偏僻街道的巡逻力量，确保警力投入案件高发时段的防范工作，遏制现行案件发案上升的势头。二是强化重点部位的治安防范。在交通沿线有电话的村寨和相关场所设立了个报警服务点，方便群众及时报警社区民警上门服务，发放了份“警民联系卡”，让群众知道社区民警，了解工作职责和服务内容，增强联系；重点开展对出租房和暂住人口的清查整治工作，对辖区的出租房屋全部登记建档，并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三是实现警力下沉、阵地前移。首先与社区建设同步进行社区警务建设，成立了新村、公很、允甸三个社区警务室，南郊、北郊、允俸、忙开、帮木、营盘个农村警务区。四是抓好农村“四级”治安防范体系建设。乡镇间在交合部位、复杂地段成立了支专职社区联防队，支社区义务联防队，吸纳了名低保人员加入其中，保证了每个社区均有专、兼职联防人员开展巡逻，并能做到相互联动国，整体配合；每村设一名专职治安员，每月召开一次联动会议互通情况，协作配合；行政村以村为单位，根据不同时期治安情况，开展小组间的联防。
成功经验：我县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一是勐勐镇千蚌村以基地的创收来解决护村队的报酬；二是沙河乡从财政挤出部分资金专用于治安联防队；三是新村社区把低保人员吸收入专职的治安队伍，不仅充实了治安力量，还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四是各乡镇在“学教”活动中把群防群治队伍建设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部分切实抓好；各内部单位充分发挥党团员、青年志愿者、离退休干部的作用，组织他们开展各种形势的治安联防活动。
存在的问题：一是经费保障不力。由于财政困难，硬件建设滞后，制约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的进度。二是个别部门和地方的认识不到位，认为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是政法部门的事，工作消极，有等待观望的态度。三是组织协调力度不够，不能有效的把治安防范资源整合统一。
二、落实临组联〔〕号、云综治〔〕号文件的情况
（一）贯彻落实情况：一是召开政法委员会。接到文件后，我县及时召开政法委员会，认真贯彻学习文件精神，并提出贯彻意见。二是组织部、政法委、人事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综治组织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抓好综治基层组织建设的个方面的意见。三是县编委落实了县综治办人员的编制为人，常委会通过县综治办主任可高配为正科。五乡两镇配备了名专抓政法、综治工作的乡镇长助理，个内部单位也都成立了综治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共有人员人。四是我县乡（镇）综治办的办事机构统一设在乡（镇）政府内，各乡（镇）综治办人员编制为人（含县上下派人），目前乡（镇）还没有专职的综治干部。六是组建义务治安巡逻队及人员数情况。目前，我县已建有群防群治组织个人、专业巡逻队个人。
（二）在贯彻落实文件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一是各乡（镇）配备的专职综治干部难以落实。二是部分内部单位由于存在经费问题，专职的保卫干部难以落实。三是综治干部队伍的培训问题难以落实。
（三）进一步加强基层综治组织建设的工作建议：一是各级各部门要加大综治经费的投入。二是增加综治办公室的人员编制。三是加强村委会、社区的综治组织建设。四是加强专（兼）职综治干部的培训工作。
三、在创安活动中的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经验：一是抓好基层组织，发挥以基层党支部为核心、基层政法组织为骨干、基层自治组织为基础、基层群防群治队伍为依靠的整体协调效应。二是抓好发动群众工作，发挥群众积极性，形成人人参与的第一道防线。三是抓好基本制度建设，责任落实到户，发挥家庭的社会细胞作用，促家风、寨容转变。四是抓好各项基础防范设施、软件硬件并重，人防物防结合。五是抓好考核奖惩，加强督促指导，不断提高创安水平。
存在的问题：一是经费困难，专职治安协管员难以落实；二是创安小区比较分散，难以做到统一开展工作；三是基层群防群治组织比较薄弱，很难适应当前的治安形势。
四、对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开展整治工作的
突出的治安问题：盗窃案件较为突出，并呈大幅度上升趋势。从今年－月份的情况来看，全县共发盗窃案件件，占全部案件的，涉案金额达万余元。与去年同期发件相比，增加件，上升幅度为倍。从所发盗窃案件来看，涉及面主要是农村和县城商业区，作案时间多数为夜间作案，犯罪嫌疑人多数是农村青年。
针对治安突出问题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是县公安局专门从各内部科所队抽调人员组员专案小组，开展“破案会战”，加大破案力度，打击犯罪分子嚣张气焰。二是加大夜间巡逻工作，各乡镇派出所和城区公安分局制定完整的巡逻方案，专门组成巡逻队伍，进行全天候的巡逻机制，对国道、偏僻地区进行重点巡逻，并对易发案的单位、地段进行蹲点守候。三是组织三个社区抽调内部单位的保卫人员，在一些偏僻地段和重点地区开展义务巡逻。四是县综治办和城区公安分局联合组成工作组，对各乡镇、各内部单位的安全防范措施进行调查，对调查发现的问题向各单位发出整改通知，要求限期整改。五是加强普法教育工作，针对暴露出的治安突出问题，县司法局与各乡镇各单位联合组成普法小分队，深入山区农村进行形式丰富多样的普法宣传工作，让广大农村青少年做到知法、用法、守法。
五、我县见义勇为工作的开展情况
××××年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成立后，地区综治委对全区八个县成立见义勇为基金协会作了具体的部署，我县综治委积极开展筹建见义勇为基金协会的工作。目前，经县委、政府研究决定，正式成立县见义勇为基金管理委员会，并通过报刊、电视等宣传媒体向社会发出倡议，共筹集见义勇为资金元，制定了见义勇为基金管理办法，成立领导小组，明确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职责。
六、对督办的矛盾纠纷工作情况
地区维稳办进行督办的我县××××年第二季度山林、土地纠纷中勐库镇护东村部分农户承包国有荒山期限未满，政府要求退耕还林，引发矛盾纠纷一案，已妥善调处。在接到督办通知后，我们对此纠纷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拟订调处方案，并上报县委、政府，县委、政府高度重视这一矛盾纠纷，专门召开相关部门会议和现场办公会，对农户提出的合理要求进行解决，最终于××××年×月×日与农户达成共识，妥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了社会稳定。目前，根据跟踪调查，此件纠纷已不存在返复。
七、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建议
一是加强普法工作是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基石。矛盾纠纷的产生根源多数属对法律、政策的无知，我县针对广大农村法律意识淡薄这一环节，加大对农村的普法工作，不断加强农村普法工作的力度。
二是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前沿一线是调处矛盾纠纷的
最佳手段。当矛盾纠纷产生后，当事人最希望见到的是对纠纷负责或管辖的主要领导，不论是否能够当面解决，在主要领导表态后，能够化小矛盾纠纷，避免事态的扩大。
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后决定召开的，刚才云勤同志传达了遵义市创建“法治乡镇”的安排意见、陈钊同志宣读了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服务稳定大局的实施意见》、谢涛同志就普法依法治理示范点创建工作作了具体安排部署，同时还与普法依法治理示范点创建单位签订了责任状。在此，我讲五个方面意见：
一、正确估价普法依法治县工作成效，充分认识抓好普法依法治理示范点创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习水县“五五”普法依法治县工作规划实施以来，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总体工作部署和主要工作目标这条主线展开，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效。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领导重视，新一轮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开局良好。中央和省市出台“五五”普法规划后，县委、县政府及时转发了《习水县普法依法治县工作第五个五年规划》，召开了高规格的会议，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对“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保障机制，调整充实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落实成员单位责任制和考评考核措施。
——围绕中心，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进一步增强。各镇乡（区）、各部门紧扣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突出宪法和与经济社会发展、与群众生产生活、与维护社会稳定等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突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积极开展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征订和编写“五五”普法教材，组织“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活动，“红城法治”栏目正常运转，为全县改革发展稳定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形式多样，法制宣传教育的社会影响力明显提升。各镇乡（区）、各部门在发挥好传统宣传手段的同时，不断丰富形式载体，努力适应和满足不同普法对象的需求。县电视台开设了“红城法治”栏目，通过以案说法、律师释法、法律答疑等贴近实际的宣传报道，提高了法制宣传的影响力。把远程教育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新兴阵地，扩大了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同时，通过举办法律知识竞赛、编演法制文艺节目等形式，增强了法制宣传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着眼基层，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围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为载体，不断深化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全县60%的村建立了法制教育阵地，80%的村开展了依法治村、民主管理活动，70%的行政村被命名为“民主法治村”。围绕创建“平安社区”，不断加强对社区各类成员的法制教育培训，积极开展社区法律服务，社区依法治理工作进一步拓展。学校、企业、机关的依法治理工作不断深化，100%的中小学聘请了法制副校长，80%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建立了法律顾问制度，90%以上的县政府机关实行了执法责任制，全县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得到不断加强。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是：少数镇乡和单位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工作被动应付；有的地方在提高工作针对性、实效性上用心不够，办法不多，工作发展不平衡；普法依法治理长效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保障措施还有待于更好地落实。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今年是全面实施“五五”普法依法治县规划的关键之年，开展普法依法治理示范点创建工作，是为“法治习水”创建探索经验、奠定基础的关键工作，因此要站在创建“法治习水”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好普法依法治理示范点创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镇乡、各部门要进一步创新普法依法治理的工作理念、工作思路、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强化以人为本、普法为民的意识，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推进依法治县进程，努力为全县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