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2 17:16:0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治理的价值,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首先是诚实信用。这是公共管理者的第一个核心能力。管理者要投身于公共领域,意味着他要与其他人一起实现机构目标,与同行与同事下属一起实现,因此,必须要有投入。公共管理者要注重合作,要高度诚信,在机构内部实现诚信,对社会也要有诚信,这是核心能力。在一些国家都非常重视这种能力,并已经制订了相关的能力框架。
第二个核心能力是可以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实施计划的能力。管理者要能够理解机构内外的复杂性,了解所处的环境及社会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知道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问题,可以做出判断,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提议与决定。管理者也要有能力建立人员网络,从中取得回馈、反馈,做出正确决定。要对组织管理有一定敏感,能不能做这些工作,能不能按时完成这些工作,都要有敏感性,还要知晓哪些人能做这些工作。
第三个核心能力是确定组织发展方向的能力。管理者要能提出意见、有组织性、将政策化为可操作的目标。要有能力知道政治家想要什么,这些政治家希望我们的机构来做什么工作。在能力要求方面意味着要果断、有主动性、采取主动行为,有能力说服别人,也要有能力调整,具有灵活性。
第四个核心能力是领导力。有能力鼓励下属合作,在需要的时候做出反馈,不仅仅是在工作做不好的时候给予反馈,而且在工作做得好的时候也要及时做出反馈。要会分配责任,并有能力去监督工作实施过程,必要的时候做出调整。
第五个核心能力是注重实效。确保目标得到实施。我们谈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通常忘记或者忽视了其自我意识。所谓自我意识是公共管理者要了解自己的优点与不足,不仅仅要给别人反馈,他自己也要得到反馈,这也是一种能力。现在中国和世界上都有一种360度反馈体系,公共管理者需要询问同事以及下属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
一个机构之中如何实现和落实这些能力呢?仅仅靠培训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首先要在招聘选拔过程中根据能力选择合适的人,并制定相关的组织与人事政策来帮助管理者提高能力。此外,还需要相互评议,通过相互交流、讨论、学习来评估彼此的工作。对优秀的管理者的要求其实可以普遍适用于公务员。首先就是诚信,公务员不能滥用自己的职位和职权,在做决策的时候都要以集体利益为重。其次,公务员也要有专业水准,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知道自己的政策是什么,也要忠诚、有批判性,可以提出批评意见,而不仅仅是坐视不管或者无为而治。再次,公务员要对事业投入,要讲政治,知道如何行动可以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最后,要注重政治时效,知道周围的环境,知道社会上在发生什么,具有一定灵活性。另外也要能合作,愿意和其他人合作。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一、本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1.理论上,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这一命题的基本问题进行哲学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正确处理基本问题与其他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构建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理论构架体系。
2.实践上,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路径选择问题,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当中的培育和践行,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的实现和教学实效性的提高,有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
3.学科建设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宣传和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阵地,属于理论二级学科范畴,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路径,有助于丰富理论二级学科建设的内容,从而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二、国内外关于本问题研究的现状
本课题研究既需要梳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又要梳理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均能为本课题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关于意识形态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研究
国外学者不仅始终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而且也十分关注意识形态的教育问题,主要集中于德育课程理论和德育课程实践的研究上。对如何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作了一些研究,并有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如杜威的《教育的道德原理》、查赞・巴里的《当代道德教育理论》等,基本观点认为,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是道德教育理论的核心,在教学方法上,反对灌输,强调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而党的十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二十四个字,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也随之繁荣起来。国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教育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如韩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周中之和石中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探索》等等。论文方面数以万计,如陈力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国外学术维度》、周中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韩振峰的《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基本途径》,等等。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质和内容、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经验总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教育的路径和方法等。
2、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理论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如周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个转向及实现》,刘峥《大学生认同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义、方法、对策以及路径方面的研究。
(1)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关系研究
做这方面基本问题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其中钊旭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系研究》一文中做了初步的探讨,他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具有相当紧密的联系,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辩证统一的。[1]
(2)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难点及存在的问题研究
薛明珠、陈树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考》一文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难点进行了深入地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增加了融入的难度;要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层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进行重新定位和梳理;教学方法陈旧、形式单一;教学效果评价困难。并提出了具体恶实施途径:以实践活动为载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拓展第二课堂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行多元化评价方法。[2]
陈延斌、周 斌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查与思考》这篇文章中,分析了当前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信仰存在一定程度、范围的弱化;实用主义增强与理想信念弱化交织;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性的认识显现出两重性的倾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政治、理论素养有待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亟待改进的问题与环节,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于实现有效融入具有极大的意义。
(3)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施路径研究
胡绿叶、何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路径探索》一文中提出三条路径选择:以提升教师素质槠鸬悖展开理论研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现为主线,精选教学内;以大学生认知律为导向,创新教学方法。以校内外教学资液为载体,拓展教学途径。邵 银 、余 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侧重点》分别从四门思政课特点出发,提出了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侧重点问题:“基础”课重在帮助大学生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结构,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资源;“原理”课教学重在帮助大学生理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纲要”课教学侧重于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历史积淀 ;“概论”课教学重在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属性,提高大学生对价值观的鉴别和选择能力。陈宗章在《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思考》一文中设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现路径:规范化路径,即合理规范设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计划大纲,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依据,使之成为总体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际效果,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效果要有制度化的考核评估机制;生活化路径,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体现生活内容,在生活叙事中展开实践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成为大学生生活的新常态;社会化路径,即搭建社会化的教学实践平台,展开广泛的社会实践调查研究,加强大学生面向社会的志愿者活动等。王占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研究》一文中,提出以下几条途径: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及内容体系,从根本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感知;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从手段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认同;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撑体系,从环境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接受。
三、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以上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基本范畴、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开展本课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支持。但是已有的研究尚存在不足:
1、鲜有对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点及局限进行研究。
2、主要集中于“融入的路径和策略等方法论上”的研究,体现出一种急于求成的倾向,而对一些基本的理论维度和文化维度问题缺乏细致的思考和探索。
3、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性条件研究不足,对融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缺乏足够的重视。
4、技术性路径研究呈现出简单重复的研究状态,缺乏可操作性的创新。
5、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存在误区的思考。
参考文献:
一、政治伦理的来源
政治伦理一方面研究政体的伦理特征,另一方面探求政治的道德内涵。政治伦理中各种各样的理论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围绕平等和公正的论证来展开的。因此,在政治伦理的讨论中,主要以社会问题为主导,所讨论的内容大多涉及平等和公正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视角的下,中华民族社会治理传统中原本就具有的丰富的伦理资源得到有效的重视和挖掘,如何更好地对待自己以及他人的权益、如何安身立命等问题应该得到回答和解读。
‘‘政治”的道德哲学意义就是通过社会治理的价值引导使政治秩序处于有机平衡中。价值引导对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旦价值紊乱,就可能导致其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上的混乱,使其产生精神失落。这时候,精神失落成为政治伦理‘‘失序”的重要信号,它表征着人类对现实政治生态的不满与担忧。这种不满和担忧反过来成为政治伦理从"公IE”走向“失衡”的情感裉源和精神动力。精神失落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情感,它不只是无助、彷徨、失望等心理的情绪表达,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激励个体以至群体反思政治伦理“失序”的根源。在这种反思中,有可能对行动者提出向“真”的道德要求。在"真”的引导和规约下,平等和公正不再仅仅停留于主体内部,而成为具有实践本性的道德情感,激发行为主体遵循道德规范,通过自我的努力,确立起具有强大力量的道德自我。
政治伦理的建构来源于社会治理的意义世界。正是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我们才把社会治理重要价值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伦理性的关系,才把法律和制度的约束看作是伦理价值。如果对社会治理意义世界的确立是可靠的,那么,它们就不仅仅是对伦理价值的一种认可,反而会成为政治伦理的构成性要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伦理的建构不是不要人类的治理能力,更不是没有根基的理论之果,而是建立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世界上。"如果不断要求人的自由的话,就需要以普遍的人类能力需要,而不是以宗派的名义提出。”[1]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治理是政治伦理的直接反映,政治伦理的实践直接或必然地体现在社会治理的发生学基础之上。
在社会治理领域,每一个力求公正和平等的措施都可能引来非议。当然,这个非议不是大多数人的非议,而是小集体的非议。在社会治理领域,成效的满足感最先来自于家庭。这是因为,由于血缘关系的存在,家庭的秩序成为社会治理的意义与价值的体现。基于地缘联系上的秩序,家庭的道德满足感会很快扩张到社会以及政治领域。所以,作为一种需要建构的政治伦理,为保证家庭伦理扩展后的意义世界得以维系,其伦理内涵与要求就是寻求一种更为广泛,也更为普遍的伦理规范。
由此,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研判:这种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伦理规范,必然不具备普遍化、客观化的特性,必然需要将所有的伦理关系回归到基于‘‘平等和公正”的“政治道德”上,这其实就是伦理“高级化”之过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样一个“隐而未显”的结论:政治伦理的志向其实就是鼓励个体与社会生命机体的平衡。也就是说,政治伦理最终讲求的不是建立在普遍伦理规范基础上的政治互动,而是建立在意义世界之上的生命平衡。
政治伦理的发展,虽然不乏中心与边界的冲撞与融合,其主干仍是各自独立演进、分立发展的。我们之所以说政治伦理的建构来源于社会治理的意义世界,主要是因为社会治理能够见微知著。"各层次治理的新关系形式,公民社会主动建设国家公共舞台一所有这些实际的革新逐渐形成体系,有助于确定新的治理轮廓。”[2]社会治理领域的当下问题意识,最终旨归于道德意识的觉醒。在社会治理领域,每个人都具有道德选择的自由以及向善的能力。社会治理的真谛在于发现和肯定人的价值,只不过这种主体价值只是有限的发现,需要政治秩序的有效参与和渗透。
社会治理对人的认识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因而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政治伦理的实现,是在社会的公正和平等的动机推动下实现,必须是社会的自觉自愿,因而政治伦理的问题都要从“社”这一起点出发。这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以道德关系构建的秩序。在社会治理领域,人的道德价值实现在于通过限制自身的自然需要,甚至通过改造自然属性而实现道德完善。
社会治理的积极进取,努力完善自身的过程,体现了政治的能动性、政治的道德自主自觉,这是政治伦理的彰显。因此,政治伦理如何起源于更易接受的道德之学,使社会治理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并保证它具有道德意义和道德价值,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二、社会治理的政治伦理基础
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功能,符合当前我国道德重建的文化需求。虽然我们从政治伦理起源方面对社会治理做出了理论与实践分析,但仍有人对这一分析产生质疑。这种质疑主要体现在:社会治理的每一行为都需要有坚实的伦理基础与道德自觉,这是否意味着只有掌握了较为专业的伦理理论的人才能进行社会治理?由于社会治理涉及公共利益,其表现为复杂的自然形态,这可能对具体实践的操作者提出巨大的挑战。正是"对公共利益而不是历史情节的追求,使所有积极投身于前摄行动的公共行政者行列的人的努力合法化了,在这一努力中,他们甚至超越了制度的界限”。
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只有社会治理的实际操作者才会遭遇实践的道德困境与行为伦理决定的难题,即使专业的伦理学者也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应该说,对社会治理政治伦理基础的质疑确实道出了需要改进的方面,但是,从社会治理及其后来的发展看,社会治理的政治伦理基础在于强调道德推理是如何起作用的,其核心问题是行为决定道德正当性。因此,虽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据可以用来做伦理决定,但是不论哪种情况,社会治理都应该具有相应的着力点,否则就没有社会治理的政治伦理基础。
1.协调的政治伦理。社会治理与其它治理的显著区别之一在于其具有协调性。过去对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往往停留于一种管理的技术描述,而缺乏对这一过程内化状态的道德分析。在社会治理上,经常会有一些人认为,只要自己一直实践社会道德,即使自己内心不赞同或不情愿,也还是实现了政治伦理。
但是,社会治理只是管理者的事情吗?很显然,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协调活动,协调的政治伦理就是将一种社会道德内化为个体道德,首先要让与之相关的大多数人具有充足的道德认知,它既包括对社会治理的概念、规则、是非等的正确认识,也包括对实践这一行为所招致道德结果的认识。一个具有很高道德水平的人必然具有很高的道德认知,协调的要旨就在于让大多数人具有很高的道德认知水平。由此可见,协调在社会治理中起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
由于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社会治理面临利益与道德的二难选择,这必然反映出人们对协调的认识程度。就社会治理而言,协调的政治伦理在于人们伴随其立场、观点和生活经历而形成的对现实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的好恶、爱憎等心理活动,是人们在道德方面对社会治理的一种主观态度。这种观点其实揭示了社会治理行为与道德行为的内在一致性。
2.规范的政治伦理。社会治理需要经验决策,但是更加需要规范在价值层面上的实现。在价值层面上,可以从规范对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和失范对社会治理的消极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述规范的重要性。
一方面,规范能对社会治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在对收入或某种资源进行管理时,为了使总和利益得到最大的增加,就应该把新增收入更多地分配给原来收入较少的人。在价值意义上,这个规范是行为的规范,这就使得社会治理具有自主性和价值合理性。规范为法律和道德所共用,法律的规范和道德的规范在相当程度上相连相通,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另一方面,失范的存在可能影响到社会治理效用最大化的实现。规范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和人们的基本要求,失范的存在可能会引起懈怠、不满等消极因素的产生,这些消极的因素必然会损害人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所以,即使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规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社会治理者的唯一目标,而经验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形式性条件,很难赋予经验以任何实质意义。一些研究中国社会治理的学者认为,中国缺乏规范传统。现代社会对规范的价值呼唤,以及规范实现之艰难,更加使人产生深切的感受。这样,社会治理者就把规范的理性选择直接扩展为社会的理性选择,把个人的规范价值直接扩展为社会的价值,而没有赋予个人的特质以任何特殊重要的地位。
3.分配的政治伦理。社会治理大多涉及公共产品,因此,在社会治理问题上总是负外部性过多而正外部性太少,即过多占用公共产品者获得利益,很少占用公共产品者利益受损,这就使得分配在社会治理方面总是动力不足、效率低下。
分配的政治伦理以“生存智慧”为宗旨,利用道德手段解决社会治理问题,试图建立起一套以分配的政治伦理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具体地说,分配的政治伦理,就是最广泛地包容社会治理行为的体制,合理解决社会治理的公正问题,让社会治理体制有生存的能力。厘清这方面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社会治理的本质和指导社会治理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分配的政治伦理提出了‘‘公正”等一系列的道德要求,在这些道德规范的口号之下,隐藏的却是一种生存方式。“公正和节制的德性,是公正和节制的行为多次重复后才产生的。”[4]作为生存智慧的公正分配,不仅在经济生活当中存在,在道德生活当中一样存在。比如在遭遇分配不公时,很多时候基本上都选择了服从。那么,为了这种“德性”牺牲自我,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生活方式,而是要促进分配的政治伦理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广泛认同,不能人为造成个性意识与德性要求的割裂。我们需要做的是,使管理主体与客体达成"动机系统”与“评价系统”的一致性一在最终的道德价值判断中找到共同的契合点,使得分配的政治伦理成为社会治理的现实智慧。
三、以价值生态把握社会治理的合理性
在理论研究中,社会治理是个系统工程。首先,社会治理是从管理的角度倡导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它强调人们在增加财富的同时,必须注意公正与平等。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基本生活需要,所以按照相同的情况相同对待是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共识。既然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那么社会提供满足公民需要的机会就理所当然是公正的。虽然在社会治理领域有某种非公正现象的存在,但是按照平等原则、需要原则、品行和成就原则、贡献原则和努力原则逐一进行分析,在道德与经济、道德与文化的生态互动中,能够找到社会治理合理性的基础。
1.道德一经济的生态互动。在道德与经济的比较之中,一般认为经济是首位,因为经济与效率、欲望、要求等词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人类除了有满足物质资料生产的经济活动之外,还有决定物质资料生产的道德智慧,人类能够也应该运用道德、经济这两种要素。那么,在社会治理中,这两种要素是不是孤立存在的呢?
以往我们更多地在经济意义上强调社会治理规律,以便更好地改造社会。现在我们更需要强调另一方面,那就是承认社会治理具有道德要素,人类不只是以经济的法则去规划,还要在道德哲学的意义上尊重社会治理所衡量、呈现出来的自然所是。在道德一经济的生态互动中,不同的利益诉求者有着各自独特的对自身、对外界的评价方式。也就是说,对每个利益诉求者来说评价都是内在的,我们把这称之为道德一经济的生态互动。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即在社会治理中,道德具有经济效率的意义,经济具有道德要求的意义,这是社会治理本身所固有的、非工具性的价值。
社会治理存在的合理性突破了以经济为中心的主观工具价值论,肯定价值关系说,扩展了价值的主体和客体。价值主体不仅包括个人利益,还包括整体利益,在进行自我评价时,经济评价标准同时也应包含道德评价标准。但是,我们看到,在社会治理当中,道德与经济具有矛盾性与冲突性,而且这种矛盾与冲突有时候还很激烈。因此,道德——经济的生态互动实际上就是在这种矛盾与冲突之中寻求沟通机制。
所以说,社会治理指的是决策主体与决策客体的关系,不过这个主体推展到沟通机制,而且发展了沟通的价值概念。社会治理的合理性在于它突破了单一的价值尺度,承认所有的主体与客体都有不以主观偏好为转移的内在价值和存在目的,对自身和周围环境有着道德一经济的全面考量。当然,对于社会治理来说,这种考量都是客观的。当我们单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社会治理时,可能还停留在主观的价值把握中,从而只是让美好的事物单一存在,而不是"美美与共”。
2.道德一文化的生态互动。在社会治理没有正式提出之前,对于社会常常讲的是如何管理。管理垄断着对自然、社会发展的真理与意义诠释。在此过程中,管理的合理性取决于直觉体验基础上的权威。当社会治理正式提出来之后,随着政治、科学、伦理等纷纷从文化母体中独立出来,人类对自然、社会以及人体本身的理解进入了文化生态的理性阶段,理性成为衡量一切文化形式的价值标准。
但是,由于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社会管理体系探究的是事实真理,无法深层探究社会管理的意义真理与价值真理,由此导致文化与道德出现严重的断裂与对立。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具有实证主义特征的社会管理被树立为新的文化典范。在社会管理当中,建立在道德判断基础上的价值真理与人文精神受到实证主义的排斥与歧视,由此导致文化与道德的内在冲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社会管理追求世俗生活的功利主义得以盛行,与伦理道德价值观形成了冲突,以致社会管理进入了危险与机遇并存的状态。
比较而言,社会治理是一种能够最广泛地包容实践活动的体系。现代社会治理活动中,道德——文化的生态互动是将社会聚在一起的粘合剂。但是,道德——文化的生态互动要真正发挥功能,就必须积极开展生态价值建设,改进社会治理行动的伦理质量。然而,社会治理开展生态价值建设要有一定的方法和途径,如果没有正确方法和有效途径,其生态价值建设就无所适从,更不能持之以恒,而这种方法和途径就是生态价值的实现机制。通过以上的论述,道德——经济的生态互动是沟通机制,而道德——文化的生态互动将承担实现机制,其原因在于,道德——文化的生态互动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观来指导社会治理行为,或者说社会治理用伦理价值观来进行。在这个时候,中国文化当中“义利合一”因子有利于保证社会治理按计划进行并纠正各种偏差。对于道德——文化的生态互动评判,就是指什么样的社会治理符合伦理价值,什么样的社会治理不符合伦理价值。此中的道德——文化的生态互动包括理解、明智、体谅等因子,从而促使整个社会治理活动合理进行,有效实现自己的价值生态。
四、以伦理精神体现社会治理的正当性
在社会治理体系下,应有正当性的概念。社会治理的正当性,就在于通过伦理精神的价值引导,使得社会治理的所有方面都以它为中心来组织,对社会治理的行为和品质的评价都按照它的观念来进行。这正是我们所要表达的一种伦理观:社会治理应当关注人的道德生活而不仅仅是社会生活。或者说,社会治理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伦理精神——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和客体应该如何生活?也即社会治理正当性的研究必定是内在地、从“我”的观点来进行的。
在社会治理正当性考察中,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不允许我们用单一的观点来理解和处理日常的社会问题。相反,我们应该用包容性的心态对待社会治理当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在社会治理中,只有当一个人自觉地接受了伦理精神的必要性,从社会至善的角度来真实地审视社会治理的行为、选择和决定,我们才有可能在追求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生活的同时把正当性的社会治理建构出来。
在传统的伦理精神当中,总是涉及如何认定什么是“善”、什么是“德性”,但是作为处于社会治理创新的今天,如何更好地生活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伦理精神的体现。“公共管理者的服务精神是伦理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根源于公共管理的道德制度的。”[6]在当代,社会治理不仅仅体现为管理的成效如何,更体现在社会的文化建设特别是伦理底蕴。只有具有合理的伦理精神,重视社会治理过程中人与社会要素的理念,才能体现以人为本。社会治理与伦理精神之所以能够结合,关键不在于伦理精神能够为社会治理提供什么,相反,而是由于“社会治理”与“伦理精神”具有可通约性一社会治理本身内在地具有伦理性质。这也就是说,社会治理本身就应该包含伦理的精神,伦理精神应当为社会治理确立方向和规范边界。
现实往往令人遗憾,我们在社会治理实践操作中往往忽略甚至否认伦理精神对社会治理构建的重要作用。在一些地区,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经济建设手硬”、社会治理‘‘一手软”的问题。事实上,那种与伦理精神完全无关、超越社会伦理精神而采取所谓的社会治理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任何社会治理活动,不管从其手段还是目的来说,都存在着人和社会发展的意义或价值问题。如果釆取了损害一部分人利益的社会治理,这样的社会治理就一定不符合伦理道德。
社会治理既是一个体现权利义务观的政治学概念,也是一个与德性、美德、品德、道德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伦理学概念。以伦理精神体现社会治理的正当性,就是指“如何更好的生活"来把握现在和未来。不同形式的社会治理对伦理精神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基本上可以把伦理精神界定为社会治理主体和客体应具有的品性、能力与资源,这与公民品德、公民素质、公共精神、公民属性等在同等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可以说,伦理精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需要拥有的人文力,这些人文力能够使我们自觉地服务于社会治理,从而自觉地捍卫社会治理的正当性,最终确保伦理梢神的自由。
传统的社会管理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就是把社会管住就可以了,社会不发生乱子就可以了。但是,现代社会要求社会治理应着眼于增加社会活力,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设想社会治理的本质:社会治理在根本上就是造成和谐亊态的发生。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体现在城市治理上,城市治理在本质上是以社群为基础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摊贩们各自为政,势必会阻碍城市治理措施的执行和目标的实现。表面上看,城市治理措施确实牺牲了某些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是这些牺牲是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的必要成本。在组织良好的城市治理中,摊贩和城管如果具有共同的价值和信念,就能够形成彼此互助的观念,有助于城市治理措施的顺利实施。
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通盘考虑、各司其责、多方共进。所以,我们不能忽视社会治理的一个本源性特点,那就是伦理精神的存在。认清这一点,就可以有效地反驳道德虚无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伦理精神力量绝对化,使之成为如霍布斯所称的"利维坦”。也就是说,要使社会治理获得道德的证明,获得正当性,通常通过以“善"的价值对人的行为进行引导。我们可以设想: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好生活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目标抱有一种真诚信念,那么,这种合乎理性的信念必然延伸到社会治理领域,从个体和社会找出"最大公约数”。如果这样的理解和包容是一个长期的、不可改变的事实,那么公民就能够参与社会合作项目,并维护这种社会治理的正当性。
结语
引言: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程度是衡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效性的重要标准,因此研究当前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对新时期大学生自身思想教育和学生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进行调查,有助于把握大学生价值观发展变化的趋势,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保证。[1]此次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调查方法,2014年9月在南昌航空大学前湖校区对受访者发放了问卷350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310份,有效回收率88%。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
(1)通过对所调查的大一大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对任课教师的访谈,70%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是来自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14%学生是从新闻及其他方式了解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有16%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讲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了解。我们从调查结果中发现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知程度,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2)学习效果也有许多不尽人意,老师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授方式方法方面确实需要创新,75%的调查对象认为授课老师的授课方式较传统、死板,在实践性方面做得有所欠缺。将近79%受访者认为教师的授课水平和方式直接影响他们上课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接受度。不过同时也有65%受访者认为通过授课老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讲解对他们认识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重要作用。(3)该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平飞表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虽然教学面临学生上课纪律性不强等问题,但是学生对于国家当前战略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掌握等方面还是基本可以掌握。”可见,虽然教师授课方式和学生自我约束等仍存在问题,但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展对学生自身思想的提升有着不容替代的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积极成效。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1)关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和内涵掌握和理解不足。所调查的学生中能准确掌握或按照具体文件描述的占8%,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描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涵的占28%,知道的并不多的占48%,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不了解的占16%。总的来说,当前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较好的准确理解仅占36%,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了解或者知道不多的占了64%。(2)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对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效果不够明显。认为十分有作用的占25%,认为有作用、对自我行为有约束的占40%,认为有一些作用的占27%,认为没作用的占8%。这表明大学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时,学生基本能够从课程中转为实践,约束规范自我,不过可以看出,仍有部分同学在接受课程教育后,并没有认识到达到课程应有的效果。(3)教师授课方式和水平以及学生上课使用手机等问题普遍存在。通过对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方法和课上手机使用是制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学生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效果的主要因素,分别占所有制约因素的40%、25%和20%。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产生消极的阻碍作用,因此,这些因素是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应着力解决主要的问题。
三、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的改进措施
(一) 改变创新现有的课程教育方式方法,提升教学师资水平。( 1)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课程中每一门课程所涉及的内容不同,涉及的专题式教学也有差异,这就给高校任课教师的教学带来挑战,像《近代史纲要》的专题中没有涉及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任课老师大多按照大纲教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讲解较少。所以高校应该积极组织现有的教学队伍进行适应性学习,提升教师对课程的把握程度,在教学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2)创新课堂的教学方法,改变传统封闭、单向的教学方法。通过制作相关专题的精美课件、设计相关的课堂讨论专题、结合案例、就某些问题展开分组辩论等等,比如:在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主题的课程,要求写字数不少于2000字的论文,内容准确详实。根据调查,写论文每个教师都要求完成,但是往往流于形式,学生交上去就没有下文了。教师应该在每班可选取比较好的、有代表性的几篇论文,在教学中进行点评分析和表扬。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加双方的交互性,争取在课堂教学方法方面实现创新。
(二)着重实施实践性教学,创新实践形式。(1)参观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的教育基地。由学院组织领导、各级学生参与,走出教室、学校参观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的教育基地。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并且要求每位参观的学生要认真撰写总结报告,重要的是让他们向全班学生谈谈参观的体会和感想。通过这些学生的亲身体验及有关的体会和感想,可以直接感染其他学生。(2)邀请有一定影响力、感染力的的学者、专家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专题讲座,在较大的场合组织学生参与。南昌航空大学学院在大礼堂举办的关于反腐倡廉、国家安全的专题讲座就是非常好的举措,同学们通过新的方式来学习,能够更加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
(三)创新课程结课考核方式。大部分学生对成绩非常重视,教师应该利用学生的这种心理。通过调查,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方式都是30%平时成绩加上70%考试成绩,这种考核方式相对固化。要想发挥结课考核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重要作用,就必须从成绩的给定上思考创新。(1) 创新平时和考试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除了日常考勤和发言,还应该增加学生自主参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实践报告和一些奖励作为给分标准。(2) 改变原有考核模式、标准。如果学生能够通过演讲辩论等形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较好的理解表达,教师可以给学生相应的高分或者不用参加结课考试,从而增加学生的积极性,更好的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总之,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于大学生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其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此次调查,可以看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积极作用和影响,对大学生自身素质的培养有很大的效果。但是通过调查,在当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其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果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高校应该着力寻求合适的教学模式,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灌输到学生的心田,促使当代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真学习者、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忠实实践者。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学生参与 大学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5843(2012)03—0111—03
[作者简介]毋靖雨,周鸿,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重庆400715)
大学治理的核心思想是大学的各项权力应在各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转移与重新分配,实现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共同治理。大学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拥有多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其中,学生便是一个核心利益相关者群体,在大学治理时是拥有参与资格的。既然学生享有参与大学治理的权利,那么,学生在参与共同治理时应如何在民主与有效之间更好地体现其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对此,从韦伯的学说中我们可得到一些启示:世界正在经历着理性化过程——世界性祛除巫魅。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是不容回避的。因此,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离不开理性的观照。然而,理性化的进程中大学的价值观又裂变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若二者单向度地发展,达到一定极致状态,势必影响到学生参与的效果,因此学生参与中所持有的理性又具有了一定的限度。
一、理性的对立: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互斥张力
理性是指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和过程,是相对于感性、知觉和情感而言的。韦伯以理性理论作为哲学基础分析一切社会行为,其整个思想都贯穿着理性。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矛盾的紧张和对立造就了近代西方文明的一切成就和问题。可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使人类在产生各种社会行为时存有迥异的理解和不同的追求,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亦如此。
(一)学生参与中的工具理性诉求
韦伯将工具理性界定为:“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它具有事实的性质,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反应的是客观的事实关系,受到客观物质世界的限制和约束,属于客观的合理性。它与责任伦理相联系,认为“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只能在于行为的后果,它要求行动者义无反顾地对后果承担责任,并以后果的善补偿或抵消为达成此后果所使用手段的不善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因此,为了达到行为的特有目的,不会重视行为本身的价值,通常所选取的手段也是经过量化的符合经济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原则,追求效率的最大化。
毋庸置疑,自启蒙运动后,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笼罩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产生一种社会行为时,会精心设计并选择该行为的目的。为了达到该目的,会考虑各种可能的手段及其所附带的后果,并从中选取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进行行动;人们也囿于效率的最大化,沉溺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神话。当然,教育活动也不能幸免,教育从宏观走向了微观,全面开始了制度化、规范化、操作化的进程。受此影响,学生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参与到大学的治理过程中。为了寻求大学治理效果最佳化,成立了相关的学生组织、制定了参与的规章细则、明确了参与的权责范围。
(二)学生参与中的价值理性诉求
价值理性常将人的发展看作是社会行为的至上目标。学生参与大学治理,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是学生在维护自身的利益;从理性层面考察,则会发现这是一种引入了一系列价值判断后所采取的行为,指向的是民主参与、身心全面发展、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追求。价值理性在学生参与过程中所体现的作用就是赋予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社会行为“应如何”的价值取向和“必如此”的信念伦理,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大学治理效果的最大化,因为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在校时间有限,治理效果很难在这段时间内实现最大化,他们更多地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社会行为一旦渗透了工具理性,那么在该行为中行为主体会重点考虑的是行为手段对达成既定目的的可能性,对于既定目的所包含的终极价值是否合乎行为主体的意愿则并不关心;而价值理性若支配着行为,那么其关注点将必然会聚焦于行为是否合乎行为主体的终极价值,而对于行为的目的则是置若罔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对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所表现出的不同诉求和理解,引发了对“学生如何参与大学治理”、“学生应如何参与大学治理”的思考。然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韦伯基于对社会行为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均属于“理想类型”,因为二者从未以纯粹的形态在现实中出现过,任何可称之为社会行为的实际行动都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成分在内。
二、理性的极致: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现实遭遇
任何实际行动都包含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因为从二者的任何角度去看,对方都是非理性的,如工具合理性行动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为该行动在目的上是合理性的,行动主体使用经过理性计算的手段达到预期目的。而从价值合理性行动的角度上看,工具合理性行动只为追求功利的目的所驱使,势必会漠视人的情感、精神价值的实质,把功利目标视为唯一目的,导致行为方式的“常规化”,使社会生活丧失多元价值的创造性,因此是习惯性的、常规性的、缺乏创造力的。而从工具合理性行动来看,价值合理性行动中的行为主体,关注和解决的是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至于行动所引发的结果如何,则不在其考虑的范围之中。因此,二者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任何一方单向度地发展,势必将合乎理性的行动引向非理性。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充满着偶然性,很难严格遵循理论所指引的方向发展。
(一)工具理性的膨胀
受近代工业文明的影响,人们的物欲开始膨胀,并表现出极端的功利性,工具理性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也难以幸免。
1.学生参与目的的功利性。工具理性强调效率至上,采取易于操作的手段追求实用目的。效率至上的逻辑使得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时表现出功利性。学生参与大学治理,仅仅局限于与学生利益相关的范围内。这种参与目的的功利性从学生参与的途径中也可见一斑,如可能会有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参与学生管理工作的学生。
2.学生参与主体的客体化。工具理性的笼罩导致了主体客体化。学生主体价值在参与大学治理过程中的式微,可归因于多方面:被学校所忽视,学生不重视维护其自身的主体价值。虽然学生自身的维权意识已经逐步增加,纷纷要求参与到大学的各项事务管理中,大学也意识到了维护学生主体地位的重要性,设置了许多学生组织,为学生参与到学校具体事务管理中提供了平台;然而,由于对目的的过分追逐,使得学生在参与大学治理时依然难以充分体现其主体性,而成为大学各项管理决策的执行者、学生工作者的助手。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参与相差甚远,其主体价值逐渐被忽视。
3.学生参与价值的边缘化。受工具理性支配,学生在参与大学治理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采取更有效方式提高大学的治理效果,而对于参与过程中所包含价值的重视不足,尤其是公平、民主等内在价值。而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学生参与并非放弃价值,而是寻求其外在的价值,即学生参与大学具体事务管理要为大学、社会服务。而公平、民主更多地是符合学生作为人的发展所需要的,是属于人的内在价值,工具理性中的学生参与行动则对此是很少考虑的,因为其考虑的重点在于如何实现其参与的目的。
工具理性的膨胀有可能使得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在实践层面上成为空中楼阁,在逻辑层面沦为假命题。当然不能因此否认工具理性的重要作用,因为上述弊端仅是工具理性过于膨胀情况下的极端表现。
(二)价值理性的偏执
近代以来,由于工具理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支配了人类的社会行为,所以价值理性日渐被人们所忽视。因此,许多人呼吁要寻回应有的价值理性。然而,在价值理性回归的进程中需要提防价值理性过于偏执,否则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过程中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1.学生参与过程的无序性。价值理性若发展到了极致,那么该行动则只关注行为本身的终极价值是否合乎行为主体的意愿,对于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并不关心。这对于工具理性而言,是不顾行为后果的非理。若过分宣扬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价值理性,那么学生参与在过程上将最终表现得无序,这种无序主要是由学生参与目的的矛盾性和学生参与方式的随意性造成的。受价值理性的支配,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在目的上将更多关注参与行为是否合乎其自身发展等内在价值。此外,这种无序还与参与方式的随意性有关。学生受价值理性的影响,对于参与大学治理行为的既定目的并不是很关注,因此对于达成此既定目的的手段方式选取也不关注,所以就造成了学生参与大学治理中所采取方式的随意性,大多学生参与的方式多为通过校长接待日、信箱或是诉诸于学生组织来进行。因此,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过程中的无序性就变得难以避免了。
2.学生参与主体的崇高化。价值理性行动关注行为本身的价值是否合乎行为主体的意愿,虽然它也强调主客和谐,然而价值理性一旦陷入了极端,则将易于标榜人的内在价值高于一切。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过程中,受极端价值理性的支配,易陷入一种潜在的危害之中,即学生过分追寻符合自身发展的内在价值,其参与大学治理的目的将会发生重大偏移,重在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地位,而忽视大学治理的目的。对于参与大学治理的学生而言,其自身主体地位高于一切,其他的则是次要的,从属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之中,因为他们坚信人的内在价值高于一切,只有人的主体地位得以彰显,一切方显得有意义。
3.学生参与价值的绝对化。由于价值理性行动引入了价值判断,坚持价值本位,这种价值是包含了一种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其他行为方式的自觉信念,所以合乎价值理性的行动以绝对价值为取向。然而,若这种价值理性走向了偏执,则很容易将这种绝对价值绝对化,同时也将边缘化行为的外在价值。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若为这种偏执了的价值理性所困,则将难以避免学生绝对化自身参与的价值,将符合个人发展的价值置于崇高地位。在参与过程中,将狂热追求民主、公平,而冷淡参与过程的外在价值。然而在政治化进程中,学生追求民主、公平的方式也必将遭遇现实的阻挠,因为大学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学生捍卫自身利益时也需要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
三、理性的统一: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逻辑主线
(一)学生参与的行为目的渗透着终极价值
1.学生参与的手段符合公平精神。学生参与大学具体事务管理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管理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行动世界宣言》明确指出:“国家和高等院校的决策者应将学生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的和负责的参与者。这应包括学生参与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讨论,参与评估,参与课程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并在现行体制范围内,参与制定政策和院校的管理工作。”此,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手段决定了其参与的效果,并体现其参与目的。因此,若要在学生参与的目的中体现出公平精神,需要学生能够在参与的手段、方式上体现出这种精神。当前学生的参与往往局限于学生干部等少数学生,参与的手段主要依靠学生组织。为此,大学在其治理过程中要引导在校的所有学生参与,而并非部分学生干部;还要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学生参与其中,并非只通过学生组织。
2.学生参与的目的合乎自身发展。学生自身的发展包含情感、价值观、信念和修养等内在品格的养成,这些可增强获取参与的机会、提高参与的手段与决策等各方面的外在能力。学生参与手段所体现出的公平精神,易于彰显学生的主体精神,同时将更有助于学生主动、平等且有所互动地参与到大学治理过程中。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最终目的渗透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目的是学生在获取参与机会、决策参与等方面努力的结果。此外,有学者在质疑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是否合法时,认为学习是学生首要的权利和责任,在这个前提下,其他的活动终究是次要的。然而,我们不能将学习局限于课堂上,因为对学生而言,欠缺的是实践经验。
(二)学生参与的终极价值体现着行为目的
1.学生自身发展的满足可提高其参与治理的能力。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时要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终极价值,参与过程中若能持有积极的态度、高度的责任感以及持续的动力,将促进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学习机会、提高学习效率,增强参与大学治理的能力。这无论对大学还是学生,都会是一种“双赢”的结果:学生锻炼了自己,提升了参与大学具体事务管理的能力,获得了自身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为大学创设了一个稳定的管理环境。
2.学生公平参与的落实可提高其参与治理的效率。学生受价值理性影响,在参与大学治理过程中,追求一种参与的实质公平,体现为参与的过程与形式必须是主动的、平等的且是互动的。然而,在价值理性的影响下,行为者易将注意力停留于此,对行为的目的置若罔闻的态度将会使其行为失去努力的方向。所以,学生参与所追求的价值应以学生参与行为的目的为导向,唯如此,行为方具有可能。因此,大学治理过程中引入学生参与,要为学生创设一种公平、平等的参与机制,并将公平精神贯彻始终,与学生参与目的相结合,这样学生参与才有奋斗的方向和动力。这也有利于提高大学治理的效率。
注释:
①[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
②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③韩淑萍,张晓春,教师继续教育: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内在张力[J].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06,(6).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 施教需要; 学生成才需要; 转型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1-0070-03
近些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经过学科整合、课程重组以及各个方面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质量和效果上有了一定的提高和改进。但是,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投入、改革教学方式的努力,相对于教育教学的效果而言,仍存在着较多问题。如教学理念相对滞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不稳、教育效果难以持久等。在一般讨论改进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手段等研讨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教学目标设定、教学导入机制的维度,探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改革及其转型的思路与路径。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新挑战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对大学生开展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宣传党的科学理论和创新理论的主渠道,也是体现高等教育社会主义属性的重要方面。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正在进行着全面的转型,在新世情、新国情、新社情、新党情的历史巨变中,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行为特性也已发生了相应的变迁。新的形势对于高等教育,尤其是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培养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合格劳动者,是大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培养掌握科学理论、具有理论素养、具备实践能力的合格公民,是高等教育也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神圣使命。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学的核心是宣传执政党的政治价值主张,以获取更广泛、更稳固的政治认同。这一条件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开展,最主要的取决并体现于政治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以及对执政体系政治价值取向的政治认同。所以教学目标的设定要凸显学生对于政治理论主张以及政治体系的信仰和忠诚。多年以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囿于教学模式的局限,基本成为了政治理论知识层面的教与学的过程。其中,单向的输出、灌输式的教学、内容形式的重复、理论与现实的差距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更加突出的矛盾。固有的教学模式与现代生活背景的学生,教与学的对撞与张力,生成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悖论现象:如政治理论课程在教学考评、官方调查的统计数据、学生提交的学结等方面呈现出教学效果稳步提升、成效明显提高的反映和描述。但是,在学校教育教学的实际状况中,政治理论教育的生态却处在愈加困难的境地。如在大学生实际的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在私密、匿名与公开、正式的不同场景中,较多表现为双重性和游移性,甚至还有不少截然相悖的取向;政治意识淡漠、政治疏离和政治信仰缺失,则成了正在蔓延、较为普遍存在的真实状况。“正式组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功能有所弱化”,[1]在某种意义上,理论认知、政治表态与现实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取向的较大差异,表明思想政治理论课塑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功能和价值的实现仍有较大差距。
事实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党和政府最为重视、直接进行顶层设计和决策的教学体系,不可谓不重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教师们想方设法、殚精竭虑,不可谓不努力。在许多高校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教育教学方面,几乎成了手段最多、花样最多、形式最丰富、翻新最快的课程之一。各级教育管理机构设立的评奖评比、树立典型、示范教学、创办工作室、政策倾斜等等,也是所有课程中最为特殊的。这一切努力,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实之间的悖论,至少显示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绩效尚不是理想的状况。
传统模式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侧重于强调理论框架的结构完善、体系的完整、话语的规范、理论设想的完美。这种教育的吸引力首先在于满足人们对于现实的超越和未来的期许。所以,追求目标的完美与合理,自然就成为核心价值。三十多年来,现实的中国社会处在全面的转型之中,在摆脱经济困境、基本解决生存问题之后,新的矛盾和问题仍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甚至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呈现尖锐化趋势。大学生早已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甚至成为一些社会问题和压力(如大学生就业难等)的直接承受者。学生对于社会的感知首先直接来自于社会现实,家庭、社会的种种实际境况,是他们认知、了解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同时,比较性也是学生认知的重要特性。在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民族、各国家的现实与发展,几乎呈现透明状况地在进行着展现和竞争;信息技术也改变了人们学习的方式、思维的方式,认知、比较、分析的维度更加多向化;也使得获得信息的手段、时间上已无差异。对于任何一个问题或现象,信息社会即时提供着比照双方或多方的各种信息、背景资料。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和维度中形成正确的、合理的判断,既是学生成长中必定经历的过程,又是困扰学生成长的瓶颈。虽然说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必然存在,但任何一种政治理论的完美化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极易引起对于理论的怀疑,事实上降低了理论的可信度,这也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育效果脆弱、难以持久的主要原因之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教育教学的手段、方式等技术层面的困难,而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切入点如何契合学生成长的需要,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方法论是否支撑学生发展的需要。实现这个目标,必然要从传统的施教需要,向耦合学生成才需要进行转型。
二、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转型的必然性
大学教育是青年成才的最为重要的平台和路径,大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完善学生的人格、养成高尚的品质、具备专业的技能,成为社会的合格公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然要服务于社会发展的目标、满足培育社会主义公民的需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在个体性上,首先是学生成才发展的需要。学生的需要,无论从成才还是发展的意义上,最主要、最直接的莫过于在现时代的安身立命、为人处世。学生成才,无论对于学生个体,还是对于社会发展取向,是最大的实际。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认识来自于实践的需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理论出发,本来就是的基本观点,因此,施教需要耦合学生成才需要,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现教育目的、提高教学成效的必然取向。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育教学,是大学生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最为重要的形式和路径。向大学生宣传和灌输执政政治体系的价值主张,既是执政党、社会对于大学生的要求和期望,也是大学生养成政治意识、培养政治能力的必不可少的教学形式和环节。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化是大学生政治教育中最为重要的特色。由此形成的教育模式,基本是以“施教需要”作为开展教育的出发点,同时也成为了教育的归宿。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原有大一统的主流价值观消解,各种价值观在社会中激荡交锋,社会价值观流变中呈现出多元、交织的趋势。多元化的利益关系,又使得大学生在人生追求、社会定位、价值取向上呈现多样化状态。“学生这一大主体除被规定为被教育者或被育人之外,学生这一大主体必须明确其通过学习而成才之大义,通过自身努力学习而成为人才就是作为学生的历史使命与根本任务”,[2]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发展在社会进步中的凸显,当代大学生在政治价值上的选择也呈现多向、多样化的趋向,在政治行为上也更多地与利益实现密切关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定仍要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这是体现高等教育社会主义属性的核心内涵。实现这个教学目标,既要以政治理论的科学性为前提,又要以社会进步的实际为支撑;既要满足社会化中社会的需要,更要满足学生成才发展的需要。在一定意义上,教学的成败更有赖于学生愿否、能否接受的“内因”。当代大学生成才的关键内涵,在于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公民”。在“劳动者”的意义上,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具有专门的劳动技能、形成较高的实践能力是其要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无论在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上,应该能够提供和满足成为“劳动者”的支撑和所需。在“公民”的意义上,良好的公民意识、公民操守必定会促进社会政治价值的进步,提升社会政治文明的程度,为社会和个人的发展提供最大、最重要的保障。
三、施教需要耦合学生成才需要的实践探索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常见的主要问题在于,许多学生对于政治理论的学习在认识上存在误区,轻视政治理论,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中理论学习与学生认知社会以及实践运用相脱节。究其原因,传统的教学目的主要源于“施教需要”,以理论的完备、自释为取向,自然就容易形成教师输出、学生接受的单向运行机制。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的学多停留于背诵概念、原理,应试色彩浓厚,呈现出“熟悉的话语”与“陌生的原理”相悖,政治理论学习几乎处在被动状态。政治理论教育对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塑造导向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不少学生对于社会现实的认知和分析中缺乏客观、科学、理性的立场和方法,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虚假认同、政治疏离、政治冷漠等现象。
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和长效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目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中,构建施教需要耦合学生需要的双回路教学模式,不失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有益探索。确立以成才内需为本位,以学生参与为抓手,以教师导向为调控,以促进发展为目标的教学理念;将课程教学的目的与学生成才的需要这两个方面双向联动,形成双向调控、交互回馈的机制;整合教学资源,改进教学方法,挖掘学生内需,将实现政治社会化的施教需要耦合学生成才的需要,实现政治理论教学从学“答”到学“问”的教学转型。在新的模式中,探索启动、挖掘学生学习的动力、促进学生参与教学全过程,以利于提升政治意识和政治实践能力,养成理性的政治素养。
第一,以专题化教学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平台,、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经典理论及其发展结晶,体系庞大,内容繁多。在专题化教学中,将教材体系中的理论框架,以主线索、大背景、关键命题的形式,整合教材内容,以专题教学的方式重点突出理论的科学性、实践性。第二,以研究型教学促发问题导向式的学习特性。以团队研究重要问题的形式开展的研究型教学中,以核心原理、理论疑难点、创新理论等问题为导向,帮助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中,通过自主学习、自助研究,在探究中理解并掌握政治理论的精髓。第三,以多向互动促进学生广泛参与和交流。构建学习、研究、讨论交流的多重平台,如以网络社科论坛、现场社科论坛的形式,以专题式、答疑式、辩论式等多种交互方法,对于课程相关的关键命题、重大问题,广泛开展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教师在导向中贯彻政治理论的价值导向和科学原则,以学生成才、学生关注、社会聚焦的问题为切入点,以学生参与为抓手,实现学生的广泛参与,塑成并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角色及功能。第四,以社会实践提升理论的运用能力。在教学中设计社会调研的环节,开展社会调查、实证研究、实践课题等活动,在实践中学习运用科学方法,践行理论,锻炼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养成科学价值观,提高公民素养。第五,以资源整合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手段和路径。在施教资源、学生资源和教学环境资源中,遵循科学性、开放性、全面性、多样性、动态性的原则,从师资、学生和环境要素三个维度上拓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有关的理论、方法与条件支持,形成综合、互补的作用机制,创建理论引导、实践教学、自主研学、网络助学的教学格局。
在施教需要耦合学生成才需要的实践探索中,学生的广泛参与、教与学的双向促动,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呈现出“四化”的特点,即参与常态化、管理动态化、讨论理性化、视野国际化。逐步实现学生对政治理论教学从疏离到亲近、从定论接受到自主探索、从应对考试向自觉内化、从纯粹的学理化向实践工具化的转变。教学角色也在转型和丰富,在新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从单纯的输出者向着导向者、从宣传者向着研究者的角色转型;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向着参与者、探求者的角色转型。
参考文献
、教育部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一致的,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职学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阵地。只有做好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工作,就做好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核心问题。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首先,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队伍的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理论知识功底、人格的魅力和独特的教学风格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所以,教师应不断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知识结构、品德修养等,以优良的教风促进学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更好地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内容,达到教学的目的。其次,优化整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针对当前高职学生的性格特点、知识背景和思政课堂存在的不足,通过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时代性、现实性和生活性,主动帮助解决高职学生成长中遇到的困难和迷惑,对思政课堂教学的内容逐步进行优化整合,提高教学的实效性。最后,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方法。在教育的方法上,采用案例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和问题讨论法等丰富的教学方法,再辅以多媒体课件、精彩典型视频播放等先进的教学手段,使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化、现代化,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挖掘专业课的教育潜力,提升专业课育人价值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系统传递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主渠道,专业课是扩展学生专业知识、提高专业素养和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平台,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教育者应当充分挖掘专业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潜力,“充分发挥人文学科的独特育人优势,进一步提升教学、科学、技术等课程的育人价值。”①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的是,高职学生专业课教学时间长,载体多,学生在校三年都要进行专业课的学习,直接关系着学生的就业和发展。作为专业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专业课教师应挖掘专业课的教育潜力,从专业的发展历程、对社会的作用以及涉及的伦理学知识等多角度对所授课程进行讲解,通过介绍专业领域中著名人物的动人事迹和专业的社会价值准则,以生动的事例,培养高职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敬业勤奋精神、诚实守信品质和团结友善的性格。高职院校应积极探索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在专业课知识传授过程中并使之转化为专业课的教学目标,贯彻在专业课教学活动中。
三、丰富高职校园文化内涵,强化文化熏陶力量
高职校园文化对高职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高职学生起着舆论引导、文化感染和精神塑造的作用,承担着感染人、教化人和塑造人的角色,履行着思想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因此,必须积极重视和推进校园文化的规划发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渗透到校园文化的建设发展过程中,积极倡导高校校园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旋律,不断增强高职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情感认同和接受意愿。首先,改善校园物质文化条件。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要积极加强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生公寓、体育馆、体育场等学生学习、生活、娱乐的场所和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其舒适性、娱乐性和教育性。其次,加强校园精神文化建设。要积极主动地占领高校校园媒介阵地,充分发挥校园广播、校园期刊、校园报纸、校园宣传栏、校园影院等传播媒体的宣传优势,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旋律,加强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引导。要充分发掘校歌、校训、校史、校园雕塑等校园标识物的丰富文化内涵和深刻教育意义,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有效地融入到校园标识物的宣传和教育的过程。最后,丰富校园文化活动形式。要充分利用各类节日、重要纪念日、重大事件等集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题教育活动,如组织开展“迎五四接力长跑”、“建党知识问答”等活动,不断创新高职学生的校园文化活动形式,开发更多更好的高职学生喜爱的文化活动,如艺术节、技能节、寝室文化节、读书节等,对高职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达到知行统一
高职院校的各种实践活动是高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取得成效的关键手段之一。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广泛参与社会实践,高职学生不仅能从中更深切地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精神实质,而且为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高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发挥社会实践的教育作用。实践活动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暑期,组织高职学生深入企业和社区、农村,进一步了解社会、国情和新农村建设情况。通过参观祖国名胜古迹、大好河山,使高职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通过参观历史革命纪念馆、红色旅游等,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等;通过深入企业和社区,感受我国社会快速发展所取得的新成就,认识社会转型时期思想多样化所提出的新问题;通深入新农村,了解新农村的发展状况,加深对城乡发展现状的认识。其次,开展多样的创新创业和顶岗实践活动,使高职学生树立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高职学生在参与各级各类的创新创业竞赛和专业顶岗实习,提高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和实际动手能力,培养他们自身的改革创新的精神风貌,同时,学校给予一定的激励措施,奖励和扶持其中优秀的创业项目和优秀学生,让高职学生的创新创业和顶岗活动落到实处。再次,广泛开展社区和志愿者服务活动,使高职学生在服务奉献的活动中坚定理想信念、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五、构建网络教育平台,发挥新媒体育人功能
当前,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高职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互联网具有虚拟性强、开发性强、互动性强、信息海量和时效性强的特点,受到高职学生广泛使用。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减少网络的负面影响,发挥网络的教育优势,为高职学生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网络平台,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教育环境。首先,高职院校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发挥网络教育优势,创新网络教育方式,组织丰富多彩的网上教育活动,加强对高职学生价值观的引导。例如利用网络开展咨询服务、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报刊、书籍,收听广播、收看电视节目等。也可以建立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网站,开展高职学生价值观现状的网上调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教育,也可以针对当前关于价值观的热点问题组织网上讨论等活动。同时,在利用网络对高职学生进行教育之外,要针对高职学生的年龄特点、个性特征以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探索丰富多样的网络教育方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不再是枯燥乏味和传统说教,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其次,在教育内容的更新上,既要保证信息内容的质量,又要保证信息内容的时效性和丰富性。最后,再交流互动上,教育工作者可充分利用微博、微信、飞信、QQ等聊天工具宣传积极健康的主流价值观,加强与学生平等地交流和对话,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确保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针对性及有效性。同时注意引导高职学生掌握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技能和提高其网络道德修养。
六、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形成教育合力
高职院校要根据客观实际,构建有利于促进高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工作机制,从制度上明确学校教育教学、学生社团、学生会和后勤服务等部门的工作职责,建立健全校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专兼职队伍相结合、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各项保障机制,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合力。主要建立以下几个机制。
1.组织保障机制。
在高校党委成立领导小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进行全面部署与安排,使相关职能部门责任明确、密切协作、党政齐抓共管、切实完成相关任务。
2.教师队伍保障机制。
要从体制和机制上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建立一支稳定、业务能力强、理论功底扎实、政治立场坚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队伍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
3.社会实践保障机制。
要不断完善高职学生社会实践的相关程序规范和规章制度的制定,要不断完善高职学生社会实践成果的考核评估体系,实现高职学生社会实践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稳定化。要完善高职学生社会实践的经费管理,不断加大对高职学生社会实践的资金投入,积极建设和完善高职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为高职学生社会实践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
4.建立激励评价机制。
我们党从2006年提出创建核心价值体系,在2012年十,正式提出了核心价值观。2013年中办专门发了一个文件,来研究核心价值观怎么建设,怎么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这是党、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在精神世界中的一件大事。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可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现代化建设。
一、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和个人在精神和思想层面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从几千年的历史中走出来,生生不息,走出一条自己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发展道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祖先在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一套关于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的理解。比如《易经》里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中华民族从天和地里面悟出了做人的道理,形成了一个悠久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有了这个价值观支撑,我们中华民族才是得以延续。所以价值观的精神支撑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判断,叫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物质上的丰腴,也是精神上的富足。只有这两者同时具备了,才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基本解决了物质上的匮乏问题。现在的重心转向了精神上的富足,物质上的富足的需求逐渐让位于一种精神富足的追求。要满足精神的富足,我们就需要一个适合我们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这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关乎人民的幸福安康。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既要活着,还要活好;既要安全地活,还要幸福地活;既要活得有特色,还要活得有意义。要想活得有意义,要想活得幸福,要想活好,必须有一整套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给了我们个人一个积极、健康、向上、普遍、持久的说法,核心价值观塑造的现代人格也是我们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所必须的。所以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需要这个核心价值观的支撑。
二、核心价值观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核心价值观从整体上看是我们国家优化社会治理的一个战略考虑。因为核心价值观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三种方式整合:一种是靠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这种功能性整合;一种是靠民主法制手段进行这种配置的,叫制度性整合;一个靠思想文化价值观念进行配置的,叫认同性整合。我们过去比较注重功能性整合,比较注重制度性整合,但是缺少这种认同性整合。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从一种利益认同到价值认同,从统一思想到凝聚共识中,把认同性整合进一步提升上来。这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核心价值观就要解决这样一个认同性整合难题。孔子说“如果只有政、刑,没有礼、德,这个国家的治理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简单的一个小矛盾、小冲突,结果双方就大打出手,造成一种悲剧。因为一句话、一个行为不合适,两个人大打出手,结果导致好多人命。这种情况本身,就显示这个社会的治理成本相当高。所以,核心价值观是实现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
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提升国家民族个人的软实力
今天的世界,软实力建设,在国家、人的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越来越重要。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民族、一个人的根本软实力,同时是精神的支柱,是行动向导,对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一个人、一个国家、民族能不能把握好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能力。
拿破仑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有两种力量,思想的力量和利剑的力量,长期地来看,利剑总是败给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思想的力量是一种悠久绵长的力量,是最深沉厚重的力量。在当今这个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软实力的竞争。文化的、道德的软对抗,可能比硬对抗更具有根本性作用。在软实力中间,决定软实力最关键的就是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一个民族最核心的竞争力。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大的四个标准,叫,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文化上富有吸引力,对于这个国家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升华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提高附加值的作用。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迫切需要我们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国家、个体文化软实力。
马克斯和恩格斯在150年以前就提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以后,需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尽可能快的增加社会总量,也就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再一件事情就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现代化。相比之下,人的现代化犹为重要。因为无论是工业,农业,军事的发展都离不了人,人在社会生产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另外增加经济总量,发展生产力,提供的丰富物质财富,最终也是为人服务。所以社会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人的全面发展。要实现社会的现代化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离不开先进的文化、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物质的丰腴,精神的富足这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认知路径
一、重视价值观教育的研究工作,理性梳理和掌控当代大学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旋律的内在规律
1.对于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规律,要加大力度对其探索,并在人员配备、资金供给、环境创造等方面对此项科研活动予以配合,并积极保障科研活动过程中调研对象调配、资料收集整理以及社会资源的整合等等。
2.不能再延续价值教育的传统方法,应当突出其核心、主流地位的建构,形成全覆盖、多渗透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体地位,不断拓充现代语境下价值观念教育的科学结构和内在特点。
3.善于总结各兄弟院校的经验教训,勤于参与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初识、再认识以及内化、完全内化的内在规律,实现价值观教育逐渐从外部“灌输”向自觉追求的转化。
二、充分发挥目前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主阵地的教育功能,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把大众化教育有机地融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生当中的大众化接受
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的主要任务无疑地落到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这块阵地上,它应该充分发挥各门课程的育人功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渗透到大学生学习的各个环节,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1.改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模式,实现教学内容的适时创新,把基础理论与热门观点有机结合起来,使理论内容与时俱进,便于及时带领学生总结和剖析现实热点问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普遍贯穿于课堂教学之中。要以大众化理论为基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大学校园内得到广泛弘扬。青年大学生能够持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辨别是非曲直,激发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情感追求与理性认同,从而引导青年大学生将社会主义价值观有机转化成为长效性的自强自立的中华民族圆梦行动。要以科学规范青年大学生对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公民人格等多方面的理论思考,保证他们以端正的世界观辨别社会是非曲直。要针对大学阶段青年学生的身心特点,侧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层次的本质内涵和掌握,实现价值观的理性提升,注重培育价值观念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2.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手段,改变传统的说教方式,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创新使用多种现代化的教学工具,以使书本内容不再平淡无味,运用现代化教学软件使其有血有肉,生动活泼,五彩斑斓,易于接受。让学生在感性与理性双方面得到感染,从而充分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使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育技术结合,在较短的时间里,让学生集中地、大量地接受教育信息,有效提高教学效率。要恰如其分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辅助教学,并将启发式讨论、答疑、演讲、调研报告等环节灵活运用于教学。要努力创设出师生情感、求知探索精神高度统一、融洽和步调一致的情绪氛围,达到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大连海事大学的贾凤姿教授从29年的工作中总结出八种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即对学生不要吝惜爱;问题教学启发学生;以延伸式教学打动学生;时尚型教学吸引学生;以快乐式的教学方法寓教于乐;方法论教学武装学生;自助式教学激励学生;以知识型教学征服学生等。这些经验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注重知行合一,因此离不开实践教学这一重要环节。实践教学的领域、内容、形式都要不断进行拓宽,通过对工厂、乡村、社区、市场等地的调研,切实感受到理论的魅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教化功能通过实践得以充分发挥。若想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就要不遗余力地把课堂教育延伸到课外,拓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新内容、新形式、新方法,让大学生广泛接触社会。让他们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亲身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社会主流思潮的熏陶,接受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升华,主动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奋发向上现实行动。
4.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师资队伍加建设,定期、甚至随时更新教师和辅导员的知识结构,按时更新热点理论和教学技能的交流平台。高校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应积极响应高校工委提出的和大学生“结对子”的要求,主动关心和了解学生,关注和尊重他们的情感、知识经验和学习兴趣,使他们“亲其师,而信其道”。与学生交朋友,答疑解惑,及时解决大学生思想上和生活上的难题,在与学生的交流和互动中,潜移默化地传递和感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考核方式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核方式不仅包含理论考试,更应当注重道德言行的考核。注重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道德行为、价值取向和政治观念的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重在教导学生如何做人,而不是单纯照本宣科。在价值理念方面,思政课要培养大学生理论自觉学习的意识,凸显大学生受众全体的主体性创造性,把大学生个体对社会事务的感性表象提炼升华为社会共同体的群体意识观念,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性反思和智慧抽象,奠基大学生价值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使其自觉地运用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手段看待世界。在实践方面,思政课的考核不能够仅仅凭借一张卷子,也要考虑到学生具体的现实的思想、道德、素质表现。二者要相互结合,使大学生的价值言行考核并驾齐驱。
三、积极创建能够提升素质、培养高尚道德情操、营造文化氛围的大学校园文化,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载体,采取各种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全力构建良好的校园文化育人环境,引导和塑造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使之潜移默化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启迪和培育
高校学生在大学校园这一成长的摇篮里,如果能够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感受向上的校园环境,其内心深处的上进心、责任心和民族使命感就会被唤醒,潜移默化地在内心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校园文化的特殊魅力不容忽视,努力开创和组织各种高校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为贯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努力形成全方位育人环境,高校要适机开展各种有教育意义的文体活动,以其寓教于乐的作用感染和教化大学生。要逐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渗透融入校园文化,让大学生身心完全融入大学生活之中,以致今后完全融入社会主义主流社会之中。充分利用大学阶段有限的时间培养大量的的继承者和生力军,使大学生潜移默化地感受和体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启迪和培育。
四、有效利用当今信息社会的强大技术手段,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开辟新型教育途径
高校应当在建造大学网络系统方面不吝其才,抢占高质量、高效率、强吸引力的这一当代教育的新制高点――校园网。
虽然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现具有诸多好处:如削减了人们沟通交流时间上的拖延和地域性的障碍,从而成为当代大学生主动、自由地掌控信息,获得知识技能的一条新渠道。但与此同时,这又是一把“双刃剑”。具体表现在它既能够使学生们便捷地获取海量资讯的同时,又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培养、形成以及应用加以考验,因为互联网具有极度的开放、多元、复杂等特点。因此,高校应该高度重视信息技术的影响作用。
五、注重整合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当今高校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伟大工程
对于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应当被当作是一个系统过程来看待,即“不能狭隘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限定在校园里,而要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角度加以全面的理解。”由于大学生的生活学习环境不仅局限于校园内部,而是面向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主要面向大学生群体。因此,若想使大学生真正接受社会主流价值,在内心深处真正接受这一思想,还需充分营造一种在全社会范围内对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传播的大氛围,让高校学生无时无刻不存在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体系当中。在全社会范围内建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平台,让高校学生无时无刻不存在于社会主x价值观培育体系当中,以全社会的力量帮扶成就他们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和主体信仰的理解认同和判断选择。
六、强化制度保障体制,把建立健全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宣传活动的长效机制以制度化的形式体现出来
关键词:高校;新媒体;思想政治理论课
高校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应把握好、利用好新媒体在传播途径方面的积极作用,使其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所用,并在此过程中趋利避害,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1.研究现状
当前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不仅存在不明确、边缘化倾向,而且核心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多元化、模糊化、混沌化倾向;但是当前大学生的主流核心价值观仍是积极的、健康的,所以在当代大学生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来说,网络技术的发展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也拓宽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工作空间。
2.研究价值
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通过讲授课本、凭经验教学等方式进行教学,虽然可以保证完成教学任务,却无法使教学效果达到最佳。传统的教学中,教师很难把更理想的教学内容直观地传授给学生,导致学生在此过程中对教学内容、内涵的理解也极为有限。让新媒体走进课堂,可以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能更好地为学生所接受。加强新媒体视域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必须积极探索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途径。
以新媒体为视角,研究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探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党的十提出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如何满足新媒体时代的发展需要,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导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学术界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重大课题。
3.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近几年的调查数据指出:“城市人群使用文字短信和手机进行私人目的的交流比例分别为手机持有者的90.9%和90.3%,MSN、QQ、电子邮件的使用率分别为37.4%、73.0%和80.2%。”可见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和学习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媒体之所以让受教育者容易接受,是因为它将声、光、电与文字、图片完美地结合到一起,形成了巨大的感染力,让吸引力变得更强,更形象、更逼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能促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前,新媒体已得到大学生广泛认同并接受,但学生浏览信息量巨大,呈现出“走马观花”的状态,导致学生无法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无法深入阅读。这无形中增加了高校教育工作者对大学生的引导和教学难度。
4.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高校在重视手机媒体的基础之上,需建立新媒体优良信息传播的长效机制。
第一,建立长效的教育机制,通过手机短信、手机报纸等形式,传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流思想的内容。在课程安排中,适当加入切合实际的思想教育课程,积跬步以至千里,从而使大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建立长效的监督机制,针对某些大学生在网上肆意宣泄不良情绪、传递负能量的现状,应做到及时监督,及时制止、及时教育,保证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对有违国家利益和法律的言行,要采取法律手段加以制裁。
新媒体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教育方式,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丰富的资源,增强了教育的时效性,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挑战。高校要增强引导能力,在新媒体平台上掌握大学生思想动态,及时制订对策,采取相应的手段消除不健康信息对大学生的影响,规范高校网络信息的传播行为,这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它为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定向导航的作用。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时代背景。我们国家在这个时期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基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为满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需求提出的这么一个能促使人们达到一个“共识”的价值观念。从国际上来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不同力量相互交流、交融、交锋,相互激荡共存。在这么一个激烈的、大变动的环境下,中国作为一个后起之秀,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和平大国,势必要有自己的内在凝聚力。在我国的周边,各种力量的交融、交锋时刻进行中,国外各种思潮、文化、价值观念冲击着我国的思想、文化、价值领域,多元、多样、多变的现代社会要求我们有一个定向的东西来引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从国内大局来看,自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十多年的时间,我国最大的变化和成就就是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换句话说就是社会搞活了。随着日益开放的环境变化,出现了结构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思想的多元化,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激发出来了。这样的社会需要一个秩序把这些东西统一起来,让这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合理有序的发展。在利益面前,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追求,这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国际、国内这两个大局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定向导航。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意义。十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二十四个字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上的一个理论创新,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首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我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庞大的经济就是我国的硬实力,但仅有硬实力,缺少国家软实力的话,中国就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其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进一步塑造我国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国家文化软实力突出表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整个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能够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给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崭新的国家形象。最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我国形成对内凝聚力。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一个分散的、多元的国家。它必须有对内的凝聚力才能凝聚各族人民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凝聚力的形成就要靠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我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它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形成一个共识,使中国有一个明确的前进方向,实现既定目标。
2.优秀儒家文化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优秀儒家文化的主要内容。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传统文化“是由历史沿袭下来的思想、道德、艺术、风俗、制度、生活方式等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的有机复合体”。[2]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厚重睿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中国人民传承文明、继往开来形成的丰富的、珍贵的文化宝藏。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价值观念、思想主张、伦理道德、社会秩序以及个人修养方面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儒学思想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儒家学说主张以“仁”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倡导修身养性、道德理性、血亲人伦。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是其中心思想。以“仁”为核心,提倡仁爱、要求宽厚、实信、节俭、谦逊、和谐。
仁者,爱人。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这是儒学中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最高标准。人必须有仁爱之心才能在社会中尽其义务,负其责任。“礼”是儒家文化中另一个重要的思想。“礼之用和为贵”它主要指的是用礼去维持整个社会的秩序,是属于道德方面的内容,提倡“礼”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义者宜也,“义”既正当行为。是指人们出道德应该做、必须做的某些行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所做的事情要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智,指的是聪明才智。信,指的是诚实守信的品德。
儒家文化里的个人修养,就是人在内心深处进行的自我认识、自我剖析、自我教育和提高。儒家认为个人修养的目的是济世安民,在此过程中完成道德人格。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涉及了社会和人民的精神价值和政治理想,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秩序和大同世界。《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给我们讲述了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只有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族,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天下太平。
优秀儒家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作用。在儒家文化中的社会和谐观念大同思想、个人的修养和道德理念等价值观念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都被现代所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儒家文化中的“仁爱”和谐思想,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儒家文化和谐理念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弘扬和谐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中,培育和谐精神,倡导和谐理念,构筑社会成员共同的理想信念。
儒家文化中个人修养以及伦理道德在协调人际关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塑造国家新形象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儒家的“仁”、“礼”、“义”“信”等重要思想提倡人要遵守秩序、诚信友爱、遵守信誉。它的政治理念,民本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价值理念。
关键词:股东营利性;价值取向;社会责任
中外法学界认同的观点是公司的营利性,而隐藏于公司商法人营利性背后的则是股东的营利性。保证股东的营利性并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是其作为公司经营的当然之意。根据契约经济学的观点,公司作为一种契约,它虽然是由不同财产所有者(主要是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通过产权交易组成的,但并不是说这些财产所有者都是公司的所有者,都享有公司的所有权。公司中,什么样的财产所有者应享有公司的所有权,关键要看各种财产的所有者是否是公司风险的承担者。从财产的产权特征来看,由于物质资本与其所有者的可分离性,使物质资本天然地具有抵押功能,容易被其他成员作为“人质”,也容易受到其他人员的“虐待”;而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是不可分离的,它不具有抵押功能,不能被其他成员当作“人质”。因而在正常状态下,公司风险的承担者“天生”是物质资本所有者(股东),而不是人力资本所有者。[1]因此,股东作为公司真正的“主人”,具有营利本性,要求获利最大就是理所当然的。
一、股东营利性价值基础
创造并体现股东投资的价值,保障并维持高利润的运行,公司为股东负责,公司把营利性作为首要或唯一目标,这是和根植于人们思维方式的中国儒家文化有着根本的冲突和矛盾的,儒家文化往往将义利关系摆在极端矛盾的地位来考察。所谓君子舍利取义、君子不言利等等的说教,似乎总是将营利和道义看作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2]因此,正确理解股东营利性的价值基础,对于公司法的制定适用和经济的良性运行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哲学价值论的角度看,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主体总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对客体属性的认识,然后确立目标,并围绕目标开展新的实践活动去创造新的价值,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如此周而复始,推动主体不断地追求新的价值,创造新的价值,以实现新的价值追求。[3]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股东投资公司,其主观上是毋庸置疑地以谋求营利作为其根本目标的,自然而然作为客体的公司便当然具有了服务股东,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角色定位,无论社会的经济水平和人文观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股东营利就好似商业经营的真理般始终在市场运行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尽管股东营利的内涵从直接简单的短期营利已经发展出了具有更深层次的复杂深远的社会责任问题。
首先,追求股东营利最大化,是人类利己性本能所决定的。休谟如是说:“我们承认人们有某种程度的自私,因为我们知道,自私是和人性不可分离的,并且是我们组织和结构中固有的,因自私的本性驱使而追求财富和鄙视贫贱”。[4]亚当•斯密指出,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理性的(Rational)、利己的,都是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基本的动力的,这就是所谓的经济人。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社会上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5]公司的股东,原则上不会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所关心的仅是投资的安全和利益。人们就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正所谓“主观为自我,客观为他人”。可见,股东的营利性乃是经济生活中公司发展竞争的原动力。所以,摆脱君子不谈利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承认追求营利最大化的股东价值,恰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方面来理解公司法的很多问题,是直面现实的客观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角度。
其次,坚持股东营利性,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是很多国家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美国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拉帕波特曾说过,“为股东创造最大化的财富,是美国企业的传统”。[6]但该原则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利益相关人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不应当把股东当作唯一服务的对象,除股东外的其他主体,例如雇员、债权人以及所在社区和政府都应该是关注的对象。但根据契约经济学的观点,追求股东营利性实际上并不损害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利益,恰恰相反,它是以保证其他利益相关人利益为前提的。公司是各种利益相关人之间契约的组合。根据契约,管理者、员工、供应商,他们自愿地走到一起,利用投资者提供的资金,去生产一种希望客户愿意购买的产品。如果管理者不公正地对待任何一个利益相关人,也就是说违反了契约的规定,那么利益相关人就会中断这项交易。如果一家公司试图压低员工的工资,它就不能雇到它所希望和需要的一定素质的员工。如果它对供应商付款推迟,供应商将提高供货价格,或者要求取消赊帐。如果产品没有达到公司所承诺的质量,客户将会放弃购买,并转向它的竞争对手。[7]因此,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股东作为投资者与经营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独立的主体,会产生治理成本,这就要求公司治理应协调、规范公司系统各利益主体行为及权利的制度安排,使其遵循效率的原则,合理安排治理目标。如果强调利益相关人利益,将所有利益相关人置于相同的位置上,势必导致公司治理目标的多重性。这不仅会使公司管理者失去统一的行为准则,造成公司治理的的混乱,而且会使本已存在的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人之间,或者不同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难以协调和平衡,从而加大治理难度,增加治理成本。这样,管理者也很容易对自己的过失或机会主义行为找到正当的借口和理由加以掩盖。实际上,“让高级经理们对所有利益相关人都负责任相当于他们对谁都不负责任,让人人都成为所有者结果会人人都不是所有者”。[8]所以坚持股东营利性,是公司治理中涉及股东价值的一个非常具有实用性的观点,是经济效率的恰当展现。
二、股东营利性与公司社会责任之平衡
在商业社会,股东投资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取最大的利润。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讲到的,公司如果尽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以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销售它们,公司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公司唯一的任务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经营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司的主要任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实际上就是表明,公司主要是为股东的营利目的服务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公司不为股东营利服务,不能保证股东营利性的实现,公司这种基本组织形式其存在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公司法的历史表明,虽然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时因地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是任何时候的公司法也不会否认股东是公司的主宰者。即使是在雇员导向和债权人导向的公司法中,雇员或债权人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也不会凌驾于股东之上。而且由于全球竞争的结果,各国的公司法越来越表现为股东导向的公司法收敛。[9]
1924年,美国人谢尔顿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ionSocialResponsibility)这一概念,究竟何谓社会责任?尽管学者对其界定不一,但均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源于公司营利过程中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摩擦的调整,为了保障公司活动过程中其他利益相关人的权益,必须给予公司经营活动一定的限制,使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致公司与利益相关人权益之均衡。社会责任产生并从属于营利活动的过程中。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的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10]也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责任“乃指营利性的公司,于其决策机关确认某一事项为社会上多数人所希望者后,该营利性公司便应放弃营利之意图,俾符合多数人对该公司之期望”[11]而美国学者则通常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董事作为公司各类利害关系人的信托受托人,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以履行公司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
无论公司社会责任如何界定,是要求追求社会责任的同时放弃公司营利还是要求两者兼顾,归根到底是与股东营利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的,但绝不意味着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就等于说可以把股东营利性作为次要原则或第二位的目标来对待。实际上,正确对待股东营利性与公司社会责任二者的关系,把握好平衡与协调的态度,是能够做到二者聚合,共同实现的。第一,公司制度迄今仍然是最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组织形式。只有保证了股东营利最大化的公司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投资的欲望,实现财富聚集,为组织社会化的大生产提供基础。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资产规模等作为一个衡量公司实力的主要指标,其在国际竞争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非常突出,保证了股东的营利性,也就等于有了筹措巨额资金参与竞争的砝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的公司法制度设置,实际就是保障雄厚经济基础的策略和手段。第二,传统公司法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认为实现股东营利最大化是公司唯一目标。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本位思想几乎占据了统治地位。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作出了对股东营利性原则的修正和补充。[12]坚持股东的营利性,结果是每一个人,包括工人、消费者、供应商和分销商最终都会受益,只有营利,公司才有可能切实承担社会责任,才具备分担社会风险的能力。公司社会责任肯定了股东的营利性,股东营利性也同样能保证公司的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实现。正确处理股东营利性与公司社会责任的关系是公司制度得以存在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股东营利性市场分析及法制保障
(一)营利性的两种表现:价值投资和短期投机
作为公司的股东,概括面上的营利性是很容易理解的,股东投资应是一种体现股东价值的重要策略,其所进行的投资,完全可以在公司不断地运行中得到持续且上升性地回报,但于实际中,在股东与实际经营者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中,股东往往为了避免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或者为了规避风险,短期实现获利回本,就会采取短期投机获利的情况。结果导致在公司经营中,股东为了实现营利,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两种运作资本方式,价值投资和短期投机。价值投资是指股东看中的是资本于市场中的长期效应,所做的投资并不急于回笼,而是瞄准了公司的发展潜力,相信凭借其公司的市场前景可以获得超过短期回笼资金更有效的营利性体现,可以在有股东营利性保证的前提下持久地相对充分地实现股东价值。短期投机指的是股东投资公司,或者并不看好整体市场状态,或者并不看好该公司的发展潜力,或者对该公司的管理者持不信任态度,或者是资本特性所决定,所以相对价值投资的股东来说,短期投机者比较看重短期内资本的升值潜力,即希望快速营利,快速调整投资方向。
股东营利性两种表现源于股东的不同价值取向。坚持长期性价值投资价值取向的股东,其在公司经营中的营利性表现则是对整个公司制度的健康发展有着很好地是适应并促进的作用,因为公司发展到现今社会,必须要考虑到与社会责任的平衡问题,一个公司长期、持续地营利增长,保持相对稳定性,无论对于雇员还是债权人、政府社区等利益相关人都是一个希望看到的结果,一个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社会平稳进步的良好状态。而对于热衷于短期投机价值取向的股东来说,则很大程度上仅仅为了营利、套现,而可能忽略了一个公司的长期前景,整个经济方向的把握。那自然非常容易忽略到其他利益相关人的权益问题,最终也可能为了短期的资金回报而放弃了某些产业的长期性发展,甚至破坏了区域性经济的平衡秩序,导致诸如证券市场混乱、资金运行出现链条断裂等一系列问题,社会责任问题往往成为了一个根本不去考虑甚至故意牺牲的附属品,这是和当代公司法社会责任观念不相符合的。
(二)股东营利性的法制保障
为保证股东的营利性,实现公司治理的良性发展,需要改善资本运作的法制环境和完善公司治理的法律规制。对于股东投资来说,实务部门除了提供健康适当的投资渠道、投资方式、退出机制外,也需要根据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及时和立法部门沟通,立法部门在完全掌握了投资现状后,高瞻远瞩地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例如修改上市公司融资规则,明确股东投资方式,控制股东操纵市场、股票价格,遏制急功近利地短期套利行为,保证股东营利性原则得以贯彻的同时坚持公司社会责任理念,促使公司股东转变为积极地价值取向,“和谐”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
完善公司治理的法律规制,是需要一种内外兼修的法律素养的培育和表达的,公司法在公司治理的法律规制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引进了西方社会很多成熟有效的具体制度,对促促进我国公司法制的发展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例如公司自治价值观、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独立董事和监事制度的完善等等,其从多个角度都贯彻了股东营利性观念,支持和保障了股东营利价值的实现,今后可以在细则的制定上提供一些操作性更强的股东营利性价值体现的实施细则,避免因法制的欠缺而造成经营理念、价值取向和价值分配策略的失调。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股东价值论”的四点理由[J].经济学家,2003(1):114-115.
[2]林金文.公司法价值的道德基础[J].河北学刊,2007(11):186-190.
[3]花菊香.社会政策与法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62.
[4]张云平,刘凯湘.所有权的人性根据[J].中外法学,1999(2):69.
[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6]艾尔弗雷德•拉帕波特(AlfredRappaport).创造股东价值的十条原则[J].哈佛《商业评论》,2006(10):42.
[7]刘黎明,张颂梅.“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探析[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2):96.
[8]张建伟.法律、投资者保护与金融发展——兼论中国证券法变革[J].当代法学,2005(5):114.
[9]刘辉.论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90.
[10]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