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2 17:16:03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驱动机制
从概念层面分析，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是指对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系统性分析，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各个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措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将各个区域放在平等的位置，坚持客观公正，通过内部子系统与外部系统的互动，推动相互协作，实现整体发展。
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依据
协同理论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可能独立进行，任何一个区域想要获得长远稳定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推动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的自由流通；二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对区域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关系进行维持，另一方面需要确保各个区域的高度自主性，对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行强化和巩固；三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需要满足客观事实，不能盲目进行，通过合理有效的措施，实现经济的有序发展，提升经济运作效率[1]。协同理论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深入探究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相关部门而言，想要真正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进行明确和完善，就必须做好全面细致的分析，尊重驱动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分析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的序参量，提升驱动机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
1.区域比较优势。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自然资源、技术、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共同构成了区域比较优势，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2]。在区域经济协同演变的过程中，不同的演化阶段所对应的区域比较优势也有所不同，其演化特征包括：（1）静态向动态的转变。初级阶段的区域比较优势为核心层、中心层和层的静态比较优势，高级阶段的区域比较优势则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适应性变动，属于动态比较优势，能够依照大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整体效率要求，对子区域的资源配置进行即时调整。（2）资源向知识的转变。资源型比较优势主要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知识型比较优势则是通过能够体现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高级要素，如信息、技术、经验等，带动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与自然资源等初级要素相比，高级要素和核心带动作用更强。同时，在初级阶段，区域经济一般都是依靠自然资源进行产品的开发，比较优势的核心是自然资源，信息、技术等高级要素的作用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也需要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状况进行改善；在中级阶段，依靠区域比较优势，各个区域都加强了对于产业分工的重视，加强了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推动了经济发展结构的持续调整，使得大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环境更加稳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等初级要素的作用逐渐被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所取代，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3]；而在高级阶段，区域经济的发展逐渐稳定，需要做好发展要素的合理规划和配置，形成区域自身的区域比较优势，确保其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动态调整，从而使得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大大增强。2.区域经济联系。一方面，区域经济联系的强度和能量损耗直接决定了其演化阶段，对应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不同阶段，从整体层面分析，区域经济联系在不断的演化过程中，表现出了几个比较显著的特征，一是强度的提升，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发紧密和牢固，子系统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程度大大提升；二是损耗的降低，区域经济联系的效果越好，能量的损耗也越少，实现了对于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减少了资源浪费问题。另一方面，区域经济联系使得信息的交流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完善的信息支持也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加合理，逐渐由初级协同向着高级协同的方向转变，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趋势越发显著。如果区域逐渐能够形成完全通畅的要素流动，则不仅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降低能量损耗，还可以实现对区域经济的高度整合，完成协同跃升[4]。3.区域产业分工。在演化过程中，区域产业分工呈现出几个比较显著的特诊，一是持续优化的分工模式，从原本的杂乱无章变为规则有序，产业分工更加明确也更加合理；二是持续增加的子系统数量，各个区域基本上都开始融入到了大区域经济的分工协作中，需要明确的是，子系统始终都处于大区域产业分工中，并不存在逐步加入产业分工的情况；三是持续弱化的个体特征。与网络整体不而言，子系统的个体特征在产业分工过程中逐步弱化，更多地突出了整体效率[5]。
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
针对上述三种主要驱动因素，虽然明确了其各自的演变特征和动态作用机理，但是从构建完善驱动机制，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角度分析，需要深入研究系统序参量的识别问题。1.驱动因素间的序参量识别。三种驱动因素都可能成为系统序参量，而实际上，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不同阶段，系统序参量会出现动态变化，遵循区域比较优势—区域经济联系—区域产业分工的动态演变规律。在初级协同阶段，子系统之间尚未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产业分工也没有形成，子系统个体特征显著，区域比较优势是决定子系统发展的关键因素。换言之，在这个阶段，系统序参量是区域比较优势。在中级协同阶段，子系统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步加强，个体特征持续减弱，区域经济联系与区域产业分工在大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越发凸显，也使得系统序参量产生了动态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序参量相对模糊，既可能是区域经济联系，也可能是两种或者三种驱动因素的融合。在高级协同阶段，经济子系统的区域比较优势更加明显，区域经济联系也得到了强化，区域产业分工成为了系统序参量，这也是实现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的关键驱动[6]。2.驱动因素间的协同作用。伴随着区域经济协同阶段的变化，系统序参量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而无论系统序参量是三种驱动因素中的哪一种或者哪几种，驱动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始终是实现序参量与相关变量可靠连接的重要纽带，不仅充分体现了协同学伺服原理的经济学内涵，同时也成为了决定系统协同演变的关键环节。驱动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区域比较优势与区域经济联系的相互促进。区域比较优势是由资源禀赋决定的，能够推动不同区域之间区域经济联系的建立，而可靠的区域经济联系又会反过来锐化区域比较优势。在区域间，要素的交流主要用来商品贸易，而在利益的驱动下，各个区域会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区域经济联系使得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2）区域经济联系与区域产业分工的相互引导。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传输使得反馈的数据量不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加强必要的引导工作，实现对经济系统的优化和改善，以保障了分工的合理性和科学性[7]。不仅如此，通过对区域产业分工的优化，可以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实现资源的科学分配，对子系统的要素流动可以得到持续改进，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实现区域经济联系与区域产业分工的共同升级和转变。（3）区域产业分工与区域比较优势的相互依托。区域产业分工与区域比较优势是相互提托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后者则是前者的依据。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想要切实提升区域产业分工的水平，需要以区域比较优势为依托，确保其能够参与到产业分工中，使得区域在经济系统中发挥出最为高效的节点作用，而保证节点的稳定性，则是实现大区域经济系统高效性的关键。区域产业分工可以为节点的规划设置提供指导，并且为区域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提供良好的保障。可以说，区域产业分工和区域比较优势互为基础，相互依托[8]。
总而言之，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构建完善的驱动机制，针对不同的协同阶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在发展初期，应该强调区域比较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发展中期，应该完善要素流动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强化区域经济联系，构建起高校的信息交流机制；在发展后期，应该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不同的区域应该结合自身特点，选择相应的产业转移模式，从改进大区域经济的整体效率出发，构建区域间产业协调机制。
作者:梁卫平 单位: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参考文献：
[1]刘莹.基于哈肯模型的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驱动机制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4.
[2]孙菲，罗杰，王梓群，等.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的驱动机制研究[J].价值工程，2013，(35)：1-2.
[3]李琳，刘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探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5，(5)：67-73.
[4]张燕.产业协调发展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6，(12X)：14-15.
[5]杨玉梅，杨俊生.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行政运行机制探析[J].改革与战略，2011，(10)：106-108.
[6]周绍杰，王有强，殷存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功能界定与机制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41-148.
关键词：农村经济;农村文化;协同发展
中国是农业大国，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前行，围绕着中国经济的关键与重点始终是农村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问题、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当前中国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只侧重于各项经济指标的提升，忽略了更为重要精神层面的发展，同时也忽略了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带动作用，因此我们应当转变发展思路，全面促进农村地区的各项发展。
1农村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内涵与必然性
农村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即以人为本，研究农村经济与文化之间相互促进发展的有序性、协同性与和谐性，以及二者之间配合的广度与深度，从方向上来讲，二者应具有一致性，从发展状态上来说，二者应能够相互配合、和谐进步，整体上促进农村经济与文化健康高效发展，进一步深化农村地区社会进步。促进农村经济同文化和谐发展是社会必然发展趋势：首先，协同发展是新时代的选择。当前全球处在知识经济环境中，经济与文化不可分割并呈现出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发展的新趋势，实践证明，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能够产生巨大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农村经济与文化是中国在推动二者协同发展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经济时代的客观反映。其次，协同发展是解决农村矛盾的关键。目前，我国农村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来自于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若解决此矛盾，必须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工作双管齐下，物质为发展之根基，精神是其动力，二者协同发展是经济繁荣的必经之路。
2中国农村经济与文化发展失衡现状与原因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与文化发展失衡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飞速而文化产业相对滞后，农村经济产业全面繁荣，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并且收入类型呈多元化态势，生活条件改善明显；但对比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投入欠缺、文化机构尚不健全、文化设施极度匮乏等现状，经济的发展并未带动文化事业的共同提升，农村地区文化发展较为落后。究其缘由，主要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第一，农村经济发展仍较为落后。尽管我国农业在新时期发展迅猛，但由于人口基数大、生产力水平较低等因素困扰，我国农村经济整体上仍较为落后，导致对于文化事业的支撑能力有限，部分农民尚处脱贫阶段，对精神文化需求远达不到，而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也直接影响了对文化事业的投入程度，经济基础的薄弱，使得文化建设举步维艰。第二，农民整体素质偏低。我国农民人口数量众多，但综合素质普遍偏低，制约了文化事业的发展。首先，村民文化意识较为淡薄，消极的文化传统观念，潜意识中对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忽视使得其对于文化的需要缺乏积极性；其次，村民文化汲取能力低弱，他们对于学习、内化、实践文化知识这一系列程序接受度较低，不能很好的完成，导致文化事业发展较为缓慢。
3中国农村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策略探究
我们应当合理借鉴现有的先进建设经验，充分结合我国农村文化与经济发展结合现状，科学把握农村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相关原则，提出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科学发展模式。第一，政府领导农村强化经济建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想要实现经济与文化的协同发展，首先应强化农村地区经济建设。政府应领导发展现代农业，严格保护耕地，重视粮食生产工作；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农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各项建设资金的投入保证到位，着力提升科技元素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不断完善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以期为文化繁荣发展奠定可持续的、强有力的后盾。第二，加强农村地区文化理论建设。思想建设是国家、地区文化内涵的重要标志，因此，针对当前农村地区思想意识复杂、文化素养较低的现状，应当不断加强思想文化理论建设，将正确的世界观与科学理论落实在农村文化的灵魂与精髓之中，让每位农村居民都能够用科学的思想体系武装大脑，理性看待经济文化协同发展策略，更好地配合各项工作的展开。第三，完善相关制度与政策。首先应当完善农村文化的法律制度建设，从实际出发，以资金、文化工作成果、人员调配等具体立足点为主，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实施法律保障，维护农村文化部门的权益；其次，要对农村文化建设工作实施有效监督，完善考评机制，对于私自挪用文化建设款项、不能完成文化建设工作的组织实施追究问责制。与此同时，还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特点制定不同的文化政策，保证政策的弹性与灵活度。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关键环节，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以愈发倚靠文化发展，在各方面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亦是如此，经济与文化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何更好地带动其协同发展，未来仍需各方努力。
【参考文献】
一、深化认识，做好顶层设计
1.健全组织，强化领导
河南工业大学多次组织广大教师学习两部领导讲话和两个文件精神，深刻领会“2011计划”的核心内涵；深入基层进行调研摸底，分析学科优势，就推进“2011计划”的思路、方向和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进行广泛研讨。学校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2011计划”领导小组，负责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经费投入等重大事项决策，成立了由知名学术带头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和“2011计划”办公室；积极与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加强沟通和联系，争取多方支持；相关职能部门从人事制度、人才培养模式、国际交流合作模式、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新评价体系等机制体制进行专题研究和调研，为学校“2011计划”相关政策提供决策支撑。
2.汇聚优势资源，特色学科率先行
2012年7月，河南工业大学面向超硬材料行业的重大需求，与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轻工业学院等18家协同创新单位成立了河南省第一家“郑州超硬材料协同创新中心”，中心将瞄准超硬材料产业链的关键技术，组织创新要素协同攻关。“粮食储藏与安全协同创新中心”以解决国家粮食产后的有关重大科技问题为创新目标，着力服务和支撑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以发挥河南工业大学在粮食储藏相关领域相互支撑、相融共生的国内最为完整的粮食产后学科群优势为协同基础，成为国家粮食产后储运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基地，推动国家粮食储藏与安全科技进步，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另外，在学校协同创新中心先期培育的基础上，还成立了“粮食产后安全战略协同创新中心”“主食品工业化协同创新中心”“现代装备制造业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粮食文化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等17个校级协同创新中心。这些协同创新中心充分体现了学校在粮食储藏与加工、超硬材料、信息等领域的特色优势。
3.瞄准需求，深化体制机制创新
为了持续高效地实施“2011计划”，河南工业大学出台了相应的制度与措施，制定了《河南工业大学协同创新实施意见》《河南工业大学协同创新实施方案》《河南工业大学协同创新评审程序》《河南工业大学协同创新框架性协议》《河南工业大学协同创新中心管理办法》《协同创新中心岗位设置、人员聘任和管理办法》《协同创新中心人才协同培养办法》《协同创新中心经费筹措与管理办法》《协同创新中心资源整合与成果共享管理办法》等相关配套文件，明确了学校实施协同创新计划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重点发展领域和方向以及保障措施，为中心的建设提供支撑和保障。
二、强化协同意识与服务功能，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和行业科技进步
河南工业大学因粮而立、依粮而兴、靠粮而强，在粮食产后储运流通、精深加工等学科领域特色鲜明，学科优势突出。多年来，河南工业大学紧密围绕国家及行业需求，充分发挥粮食储运、加工、流通和材料、信息等领域的特色和优势，积极围绕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开展研究、培养人才，提高学校整体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科技进步。
1.强化科学研究功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高校科学研究只有积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才能真正体现自身的应用价值。一是充分发挥知识和智力密集的优势，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基础科学研究，为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提供理论支撑；二是把科学研究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提高科研综合实力，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解决在中原经济区建设过程中粮食行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三是发挥高校桥梁纽带和科技熔炉作用，通过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合作，强化科技创新驱动，不断引进、吸收、创新，并通过科研成果转化与中原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接，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在原始创新领域，坚持以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大团队协同研究为驱动，河南工业大学开创的“储粮昆虫分类学”解决了中国重要储粮害虫象甲分类的国际困惑；“我国主要粮种储藏期间微生物的活动规律及其引起粮食霉变发热、带毒的原因及防治途径”首次为中国科学储粮防霉提供了理论依据；“自然缺氧保管粮食理论”填补了国际缺氧储粮保鲜研究空白。在应用技术领域，瞄准经济建设、行业发展和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开展国家急需的粮食产后深加工领域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提高粮食深加工的转化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粮食深加工过程中的粮食损耗、粮食资源浪费和粮食加工生产成本。近年，学校在协同创新中涌现出一批集成创新成果，在粮食产后领域连续获得7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其中，“国家粮食储备‘四合一’新技术研究开发与集成创新”成果获得201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轻工和粮食行业20多年来获得的最高科技荣誉。学校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全面参与了总投资82亿元的“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改善中国粮食流通”项目，国家投资337亿元建设的1100多个国家粮食储备库、仓储1000多亿斤的“国家储备粮库建设项目”，绝大部分采用学校研发的储粮工艺技术和设计规范，综合应用了学校粮食产后各个环节的重大科技成果，使国家粮食储备库库存损失率由4%降至1%以下，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目前，全国约70%的大中型小麦加工企业、50%的植物油加工企业、90%的大豆磷脂加工企业采用学校提供的技术。
2.强化创新人才培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高端的科技创新平台与人才团队是有效实现协同创新的目标、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创新研究的核心力量。从学校发展的角度看，只有拥有高水平的创新团队，才能产生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培养造就高水平的人才。学校拥有的“粮食储运国家工程实验室”及“小麦和玉米深加工国家工程实验室”两个国家级平台，是目前行业中唯一可在粮食储运和粮食加工两个领域开展交叉性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国家级平台，这为会集高端人才、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转化工程技术成果提供了条件。“粮食信息处理与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粮食储藏与安全教育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粮食局粮油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谷物资源转化与利用河南省重点实验室”等一批粮食产后领域的省部级科研平台，为开展粮食产后领域科学研究提供了保障。学校在粮食产后领域拥有的各种学科科研平台，覆盖领域范围的广度、相互支撑度、交叉融合度、衔接紧密度等居于行业高校之首，为会集高端人才、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推进成果转化、开展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保障，以工程中心为依托，以项目为载体，采用灵活多样的用人机制，培育了若干在本行业有影响的领军人物。
3.强化文化引领功能，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对中原经济区的定位之一就是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而以粮食文化为核心的农耕文化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居于特殊地位，它不仅是中原文化的基石，更是华夏历史文化传承的缩影。作为具有粮食行业背景的高校，大力开展粮食文化研究已经成为落实国家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贯彻省委主要领导指示的政治要求。河南工业大学将围绕中原经济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重大战略需求，形成中原粮食文化协同创新的新机制，以中原粮食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为平台，产出一批以粮食文化为主题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述，推动特色学科、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培养一批粮食文化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形成一支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粮食文化研究团队，推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和农耕文明的现代化，增加现代中国人对中国传统粮食文化的认同，打造具有中原特色、时代特征和国际影响力的粮食文化品牌。
三、创造协同创新环境，提高协同创新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2011年，河南工业大学制定了“十二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明确了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目标，坚持“育人为本、质量立校、特色发展”，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推进协同创新。学校将以协同创新为契机，促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在协同创新中实现新跨越。
1.以需求为导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工作要超越学科导向，逐步向需求导向为主转变，高校作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要开展以解决国家社会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重大需求的基础研究。这种结合国家需求的问题研究应该具有明确的应用背景，通常需要组织大规模的跨学科、跨单位的研究团队来协同完成，努力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与此同时，高校还应该着眼于行业与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以及关键技术问题，与科研院所、企业共同围绕目标，通过协同组织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国家粮食局“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提出的“改进粮食收获、储藏、运输、加工方式，降低粮食产后损耗，完善粮食储备和流通体系”“优先发展以预警、监测为重点的粮食流通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以应用基础研究和国产仪器为支撑的粮食质量快速检测技术、以新型散粮装运方式为带动的高效快速的粮食物流技术，加快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在粮食流通领域的全面应用”等若干重点领域的联合攻关，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设立了更新的目标。
2.优化以学科交叉融合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高校要积极主动探索建立校校协同、校所协同、校企（行）协同、校地（区域）协同、国际合作协同等“开发、集成、高效”的新模式，通过组织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以及办学思路的创新，有效整合现有资源，充分发掘隐性资源，促进优质资源的全面共享，加快学科交叉融合，推动教育、科技、经济、文化互动，寻求突破性发展，使自身特色的内涵得到进一步创新与深入拓展。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是把握未来学科发展主动权，产生重大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现实途径。高校应充分利用和盘活现有资源，集中优质资源重点支持，发挥优势和特色学科的会聚作用，优化以学科交叉融合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做实交叉学科发展平台，实现创新要素与资源从孤立、分散的状态向会聚、融合的方向转变。河南工业大学依托“农产品加工与贮藏工程”“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食品科学”等6个省级重点学科，并以这些特色学科为龙头，与其相关省级重点学科如“应用化学”“生物工程”“产业经济学”“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技术”等交叉融合，建立6个学科交叉研究中心。目前，2个交叉学科获批国家工程实验室，3个学科交叉中心获批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和国家粮食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建立持续创新的科研组织模式
充分发挥协同创新的人才、学科和资源优势，在协同创新中不断发现和解决重大问题，形成可持续发展、充满活力和各具特色的科研组织模式。当前，我国高校传统科研组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客观需要，科研资源配置方式较为分散和封闭，制约了创新要素的有机融合和优质资源的全面共享，组织管理必须从个体、封闭、分割方式向流动、开放、协同的方式转变。河南工业大学制定、启动了相关配套改革措施，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提高政产学研用合作绩效，探索高校外部协同创新科研组织模式。加强科技管理协同机制，做好制度顶层设计；面向重大社会科学问题，推动产学研用创新资源集聚；面向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建立产学研用战略联盟。二是深化高校科技体制改革，探索高校内部协同创新科研组织模式。改革高校科研组织结构，实现从传统“直线职能型”向新型“任务矩阵型”的转变，设立独立于院（系）的科研机构，以项目和任务为中心调配科研人才与资源；强化科研管理制度，实现从“单向管理”向“双层管理”的转变，依托学校内部协同创新科研组织模式，建立院（系）与项目组“双层管理”的科研管理机制；优化科研管理评价机制，实现从“单一学科评价”向“综合性评价”的转变。
4.构建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
协同创新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因此，促进协同创新顺利实施，关键之一是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由于粮食产后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具有非常突出的行业特殊性、学科交叉性、科技创新性和科学探索性。学校将推行“沿创新链条各个节点贡献的比例分配利益”的原则，以公平的利益链条紧密连接参与协同创新的各方力量。探索协同创新管理机制，成立由多方参与的管理机构，负责重大事务协商与决策，制定科学与技术的总体发展路线，明确各方责权和人员、资源、成果、知识产权等归属，实现开放共享、持续发展。河南工业大学的仿真模拟中试平房仓、谷物加工中试实验室、油料加工和综合利用中试实验室等一批中试科研平台，分别由不同的创新主体来牵头，充分发挥协同方各自的优势，构建长效的政产学研用合作机制，体现了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主体为主导推进协同创新、形成合力，成为粮食产业应用研究成果向工程技术转化的有效渠道、产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支撑平台。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减贫；环首都贫困带
一、引言
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在宏观层面，自党的十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京津冀地区由于其拥有的特殊中心位置，其毫无疑问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先导区域。而在区域经济层面，作为同时拥有两个超级大城市的京津冀经济圈，其经济现状与发展潜力无疑在整个环渤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意义。正因为此，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近些年得到了实质性的推进，逐渐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示范和表率，然而同步同期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与矛盾，例如地区内三地发展落差过大，区域内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京津逐渐突出的“大城市病”，环首都贫困带贫困恶化等问题，直接制约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形成以及目标实现。本文将集中探讨如何在京津冀区域内通过资源共享、共同帮扶、协同推进等机制原则，进一步推动环首都贫困带脱贫难题，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区域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破除障碍、疏通渠道。
本文第一部分为引言，简要介绍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意义；第二部分则分别通过历史战略、区域经济以及生态安全三个角度对环首都贫困带之于京津冀经济圈的影响予以分析；基于环首都贫困对于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存在如此重要之地位后，第三部分即对环首都贫困带的现状、所存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描述；最后，基于整个区域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并结合前一部分的原因分析，本文第四部分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环首都贫困带减贫对策，文章最后一部分即为结语。
二、环首都贫困带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系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至今，在区域增长极（京津地区）的扩散效应下，京津地区经济、社会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落后地区的迅速发展，进而缩小了区域经济中的发展落差，然而另一方面，此过程中的回波效应也十分显著，一方面，环首都贫困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问题（见图1），其在区域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资源补给角色。由于紧邻快速发展的京津大都市，作为首都北大门，在两大都市的“虹吸作用”下，环首都贫困带中各县市的大量资源（资金、人力）等要素流向京津地区。同时由于地缘原因，长久以来，京津地区的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建筑装饰材料等工业用品主要由河北省输入，而首钢所使用的主要原材料--铁矿石，也主要由贫困带所供给。且由于京津享有比周边地区高的多的净财政获益，因而对周边的人才、企业、资金技术等优质资源表现出更高的吸引力，可见环首都地区对于京津增长极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支持作用。除此之外，环首都贫困带由于地处区域内的上水位置，也为京津地区不断提供充足、清洁的水资源。据《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2006）统计，北京百分之八十一的用水、天津百分之九十三的用水都来自河北。
另一方面，环首都贫困带也是区域发展中一道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主要表现在生态涵养以及生态屏障两个方面。其生态涵养功能主要体现在优先保障京津两市的水源涵养和用水安全，其中“21世纪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工程”就落地于环首都贫困带的下属县市域，京津诸多水库，如官厅、潘家口、大黑河等大型水库及上游地区都已被列入京津主要水源地，而为了源源不断的向京津地区保证安全、洁净的水资源，贫困带地区内也相应不断提高对以上相关水库所处上游地区的水资源保护标准和要求，并且严格控制贫困带内耗水量大或者对现有水资源存在污染倾向的企业。例如，张家口市由于位于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的上游，为了改善和保证官厅水库的水质，张家口先后关停的相关企业多达500余家，地方税收损失达10亿元之多；然而与此构成突兀对比的是，贫困带内人均水资源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而且年降水量少、旱灾发生频率较高，在如此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还要优先保障京津两地的水源涵养功能，无疑进一步加剧该地区内水资源的供需矛盾；而在生态屏障方面，环首都贫困带作为京津风沙源治理区的主要集中区域，为保护京津大气环境，其先后承接了国家的“退耕还林（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同时也是京津防洪、泄洪的主要地区。然而，由于自然、历史等因素，贫困带内大面积土地已然沙化、草场退化、水土流失、风沙危害形势日趋严峻，这又反向直接影响着京津地区的空气环境质量。由此可见，京津的生态建设离不开环首都贫困带的支持与协助，但同时，环首都贫困带内现存的诸多问题也离不开京津地区的协同与帮扶。京津冀地区的生态营造以及经济协同发展必须在整个大区域背景之下统筹规划，统筹协调。而在此过程中，基于贫困区域、生态脆弱区、生态涵养区、生态屏障区四大耦合区域，环首都贫困带内贫困与生态问题的解决对于区域协同发展目标与机制的推进与实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三、环首都贫困带问题及原因分析
作为京津冀区域的经济塌陷地带，环首都贫困带已经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长期、大量利好政策的扶持与倾斜，但是尽管如此，近些年的顽固性贫困问题仍然存在，并且由于贫困带主要集中于河北地区，进而导致河北部分县区与京津冀其他地区呈现出“断崖式”落差，除此之外，由于自然条件、区域定位等原因，贫困带内部近些年也逐渐暴露出来其他社会、生态问题，而@些问题又进一步牵制、阻挠了贫困带脱贫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整体经济发展缓慢，与其他地区差距显著
在改革开放初期，早期环首都贫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于同期北京远郊区县，甚至部分贫困县的发展状况超越了北京同期远郊区县。然而，经过20多年的发展，再结合之后10余年的扶贫开发与区域合作，环首都贫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与京津地区形成巨大的反差（详情见表1）。例如2014年，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与环首都贫困带的人均生产总值比例为1.9：4.7：4.9：1。
然而，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务必要坚持生态保护和实现减贫双重目标原则，例如在农业转型方面，应该大力发展，如林果、花卉等生态价值高的农作物种植产业；另外，尽管环首都贫困带多处生态功能区、承接着修复区域生态环境的外部功能，但是在第二产业调整过程中，仍然要根据当地资源承载能力和经济开发能力，杜绝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落地，防止生态环境超载运作以及自然资源过度利用等问题；而在第三产业方面，可加大旅游休闲、康体养生等生态特色产业比重，大力引进京津地区的先进技术和金融资源，加快推动贫困带地区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发展转型。
2.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建设，完善配套扶持政策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然而，由表2可知，环首都贫困带中绝大多数贫困县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规划与其所在省域--河北省的整体资源配套情况相相差甚远，故其与京津地区的社会公共资源配备情况的差距更是可想而知。而依据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中国农民的贫困不仅仅表现为收入低下，更表现为因收入的相对剥夺而导致的能力的绝对剥夺。因此，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加大贫困带内财政支出力度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比例的同时程中，尤其要注重增强扶贫对象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关注和培养。
一方面，中央及地方政府当为当地贫困群众创造更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同时建立正向、长效的激励机制。例如，首先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促进当地农产品输出和农业现代化，同时改善贫困带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以吸引人才，尤其是青年人口到本地发展，培育并留住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使他们成为环首都贫困带脱贫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提升贫困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同时，还需要关注对贫困人群的职业教育与创业扶持，通过建立劳务输出机构，增强贫困县域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创业和融入务工地的能力，以实现贫困人群收入来源多向促进，推动农民脱贫增收。
最后，在扶贫配套资金来源问题上，考虑到贫困带县域地方财政薄弱，很难满足配套要求，因此，可考虑取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自筹资金要求，所需资金缺口可通过整合财政资金、政策性金融资金、社会资金等途径加以弥补。
3.以生态扶贫进一步促进精准扶贫
在环首都贫困带的减贫扶贫工作中，两大困境摆在我们面前：生态环境退化以及经济贫困恶化，经济发展的两难局面致使环首都贫困带呈现出典型的“生态抑制性贫困”，其中直接性抑制表现在贫困区自身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进而由于环境恶化所导致的自身经济发展条件退化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持续拉大，而间接性贫困则主要表现在贫困带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被赋予的生态功能性定位，该定位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其自身发展所必要的自我资源开发和利用，进而构成贫困带内的累积性贫困问题。对于该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赵其国院士、滕应研究员提出，若以生态扶贫带动精准扶贫，或能成为实现减贫脱贫和生态文明建设“双赢”目标的有效途径。
鉴于环首都贫困地带所处的保、承、张三市均已列入了“极重要生态功能区”，使得京津地区在更为有利的生态空间下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而环首都贫困带的生态牺牲不应不得到补偿，而应该通过跨区域合作为贫困带注入充足的行政、经济、人力、生态、科技等资源，以增强贫困带县域政府的再造能力。例如，首先需要健全中央对环首都贫困带县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承接生态涵养功能的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具体操作可参照北京市周边县区标准，扩大生态补助范围，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延长生态补偿时间，同时逐步推行贫困村“护林员”制度，并将其覆盖到环首都贫困带。其次，在京津冀区域之间需要健全生态公平补偿机制。由此，需要尽快建立、完善生态环境服务转换为市场价值的度量体系，加大京津生态受益方对环首都贫困带等生态贡献方的跨区域补偿力度，秉承“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思路，真正做到生态扶贫，协同发展，实现贫困县的绿福结合。
五、结语
通过以上内容分析，环首都贫困带减贫工作当前急需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高效、可行的协调机制和完善的技术体系，引导多渠道资金诸如。通过区域协同发展、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综合区域特色资源和生态环境特点，尽快加快贫困带内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向纵深发展。如此以来，环首都贫困带内25个贫困县“脱贫摘帽”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刘娟.协同推进环首都贫困县发展问题研究[J].领导之友，2016年1月（上）.
[2]罗俊，马燕坤.基于城镇化视角的环首都贫困带减贫研究[J].经济师，2015年第2期.
[3]于佳任.京津冀区域经济差异问题研究[J].北京经济，2016年第08期.
一、电力建设大落导致电力供应能力不足
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1998年电力需求增长仅2．6％，1999年起全国出现电力过剩。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为固定资产投资积极创造较好投资环境吸引外来投资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带动了基础产业及加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工业用电量比重由1998年的71．5％升到2003年的74．4％，呈现出过去6年中（1997―2003）GDP年均增长7．88％，而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长9．38％的高增长势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达1．19。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电力需求增长迅猛：1999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6．9％，2000年增长11．4％，2001年增长8．6％，2002年增长11．6％。而发电装机容量1999年增长7．7％，2000年增长7％，2001年增长4．7％，2002年增长6．8％。
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电力消费增长迅猛：2003年全社会用电量达18910亿千瓦小时，同比增加15．4％。工业用电增长16．56％，高于全社会用电增长水平。在工业用电中：轻工业用电增长16．12％，重工业增长16．68％。而黑色金属冶炼增长25．82％，有色金属冶炼增长24．52％，金属制品增长21．13％，其他工业增长27．77％，这4个行业的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的20％以上。由此可见，投资促进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快速发展。这种以提高能耗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将使经济增长缺乏后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挑战。显然由投资拉动的工业快速增长，特别是重工业及高能耗产业的快速增长，给电力供应带来了压力。而2003年发电装机仅增长了7．7％，以致发电装机容量不够，电网输配能力不足，造成全国22个省市地区电力供应紧张，出现了拉闸限电。电力供应又重新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电力规划工作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节拍。2000年作出3年不上新的火电项目的决定，致使近几年新增装机容量增长速度低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增长速度。电力需求大幅增加，而新增装机容量又大幅减少，缺少装机约2000万千瓦，显然，电力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严峻。
二、电力建设大起将导致电力供应能力过剩
电力需求的高增长及部分地区的电力短缺，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也吸引了大量资金投入到电力工业发展建设中来。2003年全国电力项目投产、新开工和在建规模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在2001、2002两年新开工电站仅4470万千瓦的基础上，2003年达到3111万千瓦，2004年将达4000万千瓦。这些电站在2006年后投入运行。预计2004年新投产装机容量将超过3700万千瓦，可以预见，2005年新投产装机容量将超过4500千瓦，增长10％以上；2006、2007年新投产装机容量都将超过2005年的水平。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减缓经济过热的压力，经济增长将趋缓，电力需求增长将逐年减少。预计2005年电力需求增长不超过10％，2006年电力需求增长不超过8％，2007年电力需求增长不超过7％。届时，电力供应能力将过剩。加之在电力供应紧张之时电力建设的大干快上，由于受到发电设备制造能力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电站建设造价抬高约10％，这将直接影响投产后的发电成本。而随着电力改革的深入，建立电力市场及‘竞价上网’，又将为今后电力企业的效益、投资的回收增加压力。总之，发电设备能力可能闲置，银行投资回收困难加大，这对电力工业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对此，我们须给予高度重视。
三、把握住电力建设的基准限
模拟显示：若我国发电装机保持每年投产3000―3800万千瓦，电网输送及供电能力也要增加相应容量，才能以最小的风险，最大可能地减少电力供应不足或过剩的几率，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尽可能地保持电力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但GDP的实际增长并非沿着理想的正弦曲线移动，而是具有起伏不规则的发展方式。由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导致对电力需求的波动。但电力建设需要时间，具有一定的滞后期。上述结果说明即使在经济发展的低谷年，也要增加3000万千瓦的电力供应能力；而在经济发展的高峰年，也不应增加超过3800万千瓦的电力供应能力。这也是电力发展的基准限，把握住电力建设的这个基准限，避免电力建设大起大落，是保持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条件。
四、实现电力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进入21世纪，全社会对电力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对电力供应的质量和可靠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客观上要求电力工业必须以一定规模和速度适当超前发展；另一方面受资源和环保因素的制约，电力工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一步显现。因此，为使电力工业可持续发展，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及合理利用，建议高度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强化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由于电力工业的特点，政府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在宏观上把握住电力发展的基准限，而不受当年经济波动的影响。经济增长低时，也要确保电力的发展底线；经济增长高时，也不能超过电力发展的上限。避免由于电力发展的大起大落而带来的电力短缺及供大于求情况的交替出现，确保我国电力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2、电力统计工作亟待加强。我国具有较完善的电力统计体系及队伍，电力统计工作对电力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如2003年新投产的发电容量到2004年初才有数据，而2004年的投产容量数据却分别有3500万千瓦（中电联）、超过3700万千瓦（国家发展改革委）及4800万千瓦（国家电网公司）多种版本，差距之大令人难以相信。当然，电厂需要一定的建设周期，火电厂约3年，水电站建设时间更长。电力建设项目需要各级政府审批，但何时开工、投产、工程进度等都有备案。出现上述问题说明我国电力统计工作亟待加强，机制亟待理顺，以适应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需要，继续为电力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3、充分发挥电网在全国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电网是资源流动的大通道，应充分发挥电网在全国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加强全国联网工作，加快实现西电东送，南北互供，不但可以最少的发电装机容量满足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同时又能提高电力企业效益及满足环境约束的社会效益，促进电力工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要加强城市配网改造，尤其是对城市中低压配电网结构薄弱之处的改造，努力消除配网中“卡脖子”现象，提高供电可靠性，保证电网安全运行。
关键词：复杂系统；区域经济差异；协同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3－0126－04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明显，2009年我国GDP总量与1978年相比平均增加了71.14倍，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和浙江的GDP分别增加了192倍和174倍，远远高于西部各省的发展速度(金相郁、武鹏，2010)。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十二五”规划要求消除区域间的市场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引导区域产业转移，进一步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推进东部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自主创新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而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各区域之间的资金、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顺畅，通过各地区(经济活动主体)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协调使区域经济构成了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为此，本文根据复杂适应性系统的开放性、非线性、反馈性和涌现性特征，运用复杂系统理论和自组织理论对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思路进行分析，探讨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特征及深层次原因，并提出推进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复杂适应性特征
区域经济发展是集成了生产制造、市场需求、金融服务、交通物流体系构建等各类经济活动，涉及到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企业区位选择、产业转移等多层次的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动态变化的复杂性网络体系。区域经济发展体系的复杂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区域经济行为主体必须具备较强的适应性和学习能力，而区域经济行为主体在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进行不断的学习和适应性变化，进一步使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复杂适应性特征。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是在由众多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经济行为主体构成的网络体系中进行的。区域经济行为主体分布在不同的产业与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进行行为决策。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又存在着物质或非物质形态的互动作用与业务联系，一定区域范围内各行为主体之间具有典型的网络结构分布特征。区域内部的各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中介组织、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彼此交错，存在多种网络互动关系结构，形成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复杂性特征。
第二，区域经济发展是在一个开放性系统中进行的。区域经济发展总是在开放性的环境中进行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持续变化和不确定性的客观要求。外部环境的改变将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体系中的运行机制、要素构成、规则标准发生不确定性和非线性改变，进一步使区域经济发展体系的复杂性程度增加。
第三，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典型的动态适应性过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体系而言，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行为规则和资源优势都在持续进行着动态变化，区域经济发展体系的一些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随之发生持续变化，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呈现出时空构成上的多阶段、多层次的动态结构特征和自适应性特征。为了有效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区域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根据环境变化的要求提升学习能力进行自适应，通过优化运行机制、结构体系以充分利用资源，不断提升应对市场竞争能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体系的整体优化。
第四，区域经济行为主体及区域之间的动态协同特征。区域与区域之间或者区域内部各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决策行为的自治性特征，有各自的运行机制、规则标准和发展模式。在复杂适应性系统条件下，区域之间或者区域内部各部门之间存在着既竞争有合作的关系，为了有效应对全球化竞争和信息时代的环境变化，各方将基于一定的契约关系构建一种合作性协同发展的超边界组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打破行政界限，消除区域市场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区际产业转移，从而提高区域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产生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区域经济发展体系的空间结构的多层次性及其行为主体充满着复杂性决定了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可能性和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的复杂性。
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机理分析
协同是指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彼此协作、相互作用和有机地整合的状态，强调在差异基础上实现各要素(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坚持差异与协同的辩证统一，最终实现整体协同效应。协同发展要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有统一的发展目标和规划，有高度的协调性和整合度，在相互平等和开放的条件下，共同对外开放，在相互协作、相互促进和功能有机整合中实现整体发展。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基本原理是区域经济组织在结构形态、发展模式呈现出来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自组织特征和行为机制。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程度不仅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系统的构成要素的个体特征，更取决于区域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状态与机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系统自组织的产物和效应，是通过区域经济发展体系中众多经济行为主体自下而上产生的相互协调与相互作用提升复杂适应性系统整体功能的体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区域及区域经济组织在开放环境条件下具有耗散结构组织特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可以纳入自组织和协同理论的研究范畴。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本质是资源、要素与产业的协同，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讲，通过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管理。协调各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要素与产业的流动。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使其协同运转，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将区域各经济部门的所有经济行为主体视为复杂系统的要素，通过区域经济发展系统的自组织运转或者外部调控产生的涨落机制作用，使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协调，实现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资源、要素与产业的合理分配与优化整合，其目的是为了有效优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体系的整体功能，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局部最优与整体最优的最佳结合。有效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既能够帮助区域各经济部门、经济行为主体实现预期经济发展目标，也有助于增强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区域产业竞争优势。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层面，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需要从整体和全局出发，通过组织和调控，把区域之
间或者区域内部各经济部门的相互关联而又相对分离的资源、要素、产业及经济行为主体整合为一个系统。并对其进行战略优化布局，达到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简单相加之和的系统优化效果。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运行机制层面，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全球化经济发展趋势及市场竞争要求推动区域资源、要素和产业进行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发挥区域各经济部门、经济行为主体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实现区域资源优势与产业结构的最佳结合。在运行机制上需要通过组织制度安排和宏观调控机制来增强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竞争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实现战略目标。
三、我国区域经济难以协同发展的原因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使地区利益协调困难、基础建设重复布局、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缺乏统一的区域市场体系导致商品和生产要素区域之间难以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区域比较优势难以体现、区域经济未能有效实现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效应等。区域之间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程度过高，缺少特色经济，有研究表明，我国中部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工业结构相似度高达93.15％，中西部之间工业结构相似度达到97.19％(马广琳、刘俊昌，2005)。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本身是建立在自组织系统、开放系统和非线性系统等基础之上的，需要国家对各区域的协调管理和区域内各级政府机关及产业部门的协作配合才能实现，这就决定了对各区域子系统的协同管理的难度系数很大。即使建立了完善的区域经济协同机制，在全国大系统中进行运作也可能存在滞后效应，这就导致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效果很难在短期体现出来。推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的运行效果评价也困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短期内难以实现协同发展，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于梯度因素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区域协作困难。我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大，经济发展梯度层次多，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特征还存在交叉分布，各区域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观念差异显著导致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较为困难。由于缺少合理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各区域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等在工业结构中没有体现出来，其促进作用就更不用提了。再加上根深蒂固的保守文化思想和落后的发展理念的存在，与现代开放性市场经济发展理念要求不适应，导致区域经济交流与协调的障碍较大。
二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加大了各区域经济发展协同的难度。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效应，也叫区位粘性、区域经济发展的锁定效应，如果在某一区域经济发展中初始选择了特定的发展路径，在以后较长的经济发展进程中，由于当时的多种因素和行为方式适应了这种发展路径，短时期难以改变，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被锁定。由于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或者锁定效应的存在，除非有强大的外生冲击，单靠这一区域系统的内生力量是很难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状态的。也就是说，当某区域经济发展处于路径依赖的稳定均衡状态时，短期的政策变动或修补是不可能改变这种状态的，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协力实施力度很大且持续的经济政策才能奏效。
三是不合理的政府干预加大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难度。不合理的政府干预破坏了市场机制所倡导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优势和比较优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打破了基于上述原理而形成的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导致区域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降低和区域整体经济效益的下降。由于各区域之间是平等的经济发展和行政主体，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合作关系的建立需要在中央政府科学合理的指导下，各区域之间反复磋商、相互让步才能实现。在强制性且不合理的政府干预下，很难形成有效的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长效合作机制。最终导致区域之间处于无序的自然状态。
四是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经济难以实现协同发展的原因分析。新经济地理学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垄断竞争框架，提出了相互密切联系的“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三种力量的产业聚集力的存在决定了可流动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和强度，可流动生产要素的持续流入能够持续强化区域经济发展优势，形成具有区位优势的强势地区的循环累积过程。循环累积效应的存在使初始资源禀赋对称区域之间开始分化最终形成核心区和边缘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等。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引起的各种生产要素聚集或分散，进而产业集聚的变化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五是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市场分割是区域经济难以协同发展的根本性体制原因。我国的中国行政区划、财税体制和政府考核机制的结合决定了各区域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体，地方政府追求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这就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泛滥和市场分割现象趋于更加严重。市场分割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积极追求GDP政绩过程中，忽视市场规律，采取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保护本地弱势产业阻止外地商品进入，阻碍了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使本地工业化发展处于低水平状态。
四、推进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要求在中央政府指导下加强各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具有一定意义的自组织内部各系统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整体推进，是在协调各区域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实现各区域功能整合发展的过程。
第一，建立和完善超越地方利益的区域协调机制。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一种多赢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协同发展机制和制度框架。实施跨区域协调操作。在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严重的情况下，特别需要建立一个超越地方利益、有调控能力的协调机构和组织运行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各区域经济发展方向、规模与结构等进行科学引导和有效约束；推进各区域协调互动，建立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信息沟通平台和高效的物流网络系统；打破市场分割，建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区域大市场，实现在各区域之间资源流动与优化配置。在区域经济发展和生产要素流动方面模糊各区域的行政区划界限，培育密切的区域空间协同关系，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区域间的优势互补，推动各区域走协同发展的道路，发挥全国经济的整体优势最大化。
第二，建立跨行政区的点轴开发与增长网络体系。在进行跨区域协同和合作过程中，要结合点轴开发理论，注重充分发挥城镇特别是中心城市、空港等具有较强的跨区域带动辐射能力的经济增长“点”，健全交通运输体系，健全由铁路、公路、航空运输、江海航运干线等“轴”连接起来的经济协同发展的“点轴体系”。积极对“点轴体系”进行科学开发一方面是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点轴体系”的跨区域联动机制有助于冲破区域合作中的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行政藩篱”的特殊作用，建立具有实质意义的跨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机制。
第三，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全国整体区域协同发展。针对各区域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子系统，必须构建有效的不同层级有效衔接的区域经济分工体系和相互促进与带动机制，各区域子系统扮演好基于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的区域经济发展角色和作用，通过城乡统筹机制和跨区域城乡统筹发展机制，为各区域子系统构成的整体经济系统的协同发展提供有效的序参量，进而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大系统和各子系统之间高效协同发展做出贡献。在推进中心城市或增长极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认识到要积极防范回流效应导致的中心城市在近期可能不利于邻区发展。在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要注重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积极建设中小城镇，发挥市县对中心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而在防止回流效应的基础上发挥中心城市对相邻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与辐射作用。充分发挥本地市场效应在实现产业集聚的同时区域之间收入差距不会扩大的特征，积极实施“跨区域城乡统筹”战略。
第四，通过“政策梯度”，推进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可流动生产要素从落后地区不断流向发达地区、持续强化聚集力较大区域的区位优势的循环累积因果聚集机制是导致区域发展难以协同发展的核心因素。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循环累积因果聚集机制。有效构建合理的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政策梯度”，在落后地区实施与发达地区不同的政策，是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选项。这些政策包括差别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土地政策、人力资源政策和金融政策等(安虎森、李锦，2010)。构建“政策梯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政策引导，实现资本、技术、人才、信息和商品在区域之间合理流动，特别是有效实现区域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最终实现代表区域协同发展最重要的形式的区域产业的协同发展。
第五，积极推进产业转移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科学合理的要素投入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改善基础设施、优化投资环境，积极吸引来自发达地区和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对于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特别重要。由于我国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的长期累积效应，尽管在小尺度中出现了劳动力和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缩小情况，但在中长尺度中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依然呈现出扩大趋势，因此。各区域在制定招商引资政策和措施时要注意保持人才引进、资本投资的长效机制。在积极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推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应积极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实现良性互动，通过建立完善的区域产业转移机制。促进东中西之间的要素流动和产业协调发展，带动相关经济区域共同成长，缩短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积极承接符合本地要求的产业的转移，也是推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加速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要求，能够有效的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五、结语
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从某一个方面着手是难以达到目标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过程是区域之间竞争与合作的过程。区域之间的竞争激发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创新动力，提高了产业的发展活力和效率；区域间的合作有助于推动要素流动和区域产业转移，进行优势互补，形成协同效应，提升国家经济系统整体的发展效率和水平。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显著，迫切需要推进区域合作，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应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向中、西部地区的传统产业转移。并且要在转移过程中，帮助中、西部地区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中部地区需要积极探索对内搞活、开发本土市场的内生型发展模式，创新发展环境，提升承接产业转移的环境接纳能力。西部地区在接受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有选择、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充分发挥资源丰富的优势，提升产业结构，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当然，对建立在竞争与合作基础上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参考文献：
[1]Haken H.Information and Self-Organizafion：AMacroscopic Approach to Complex Systens[J]Journalof Management,1988，(11)
[2]金相郁，武鹏2010，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趋势及其特征――基于GDP修正后的数据[J]，南开经济研究，2010，(1)
[3]黎鹏，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及其理论依据与实施途径[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4)
[4]谢志忠，赵莹，刘海明，黄初升，福建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
[5]安虎森，李锦，适度的“政策梯度”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项[J]，学术月刊，2010,(1)
[6]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2004(1)
[7]冷志明，中国省区交界地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J]，开发研究，2005，(4)
[8]柯善咨，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扩散回流与市场区效应[J]，经济研究，2009,(8)
[9]范剑勇，谢强强，地区间产业分布的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J]经济研究，2010,(4)
[10]陈秀山，徐瑛，中国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4,(5)
[11]管卫华，林振山，顾朝林，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其原因的多尺度分析[J]，经济研究，2006，(7)
[12]杜传忠，曹艳乔，李大为，后金融危机时期加快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思路及对策[J]东岳论丛，2010,(5)
山区迫切需要科学地开展综合开发。农民拥有充分的主体性，广泛而深刻的参与性，使得农村改革发展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绩效良好，既体现了让农民提高收入的政府治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农民也对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和社会多方利益主体得益显著增加。但是各种矛盾的产生导致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一、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矛盾及其成因
1.山民的贫困与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权利缺失
权利缺失，是从资源匮乏和机会缺乏角度理解的，有剥夺与排斥之义。农民的权利贫困则是其应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权利、机会的缺乏所致。恶劣环境下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济波动、社会混乱状态下，山区农村贫困者的脆弱性更易受到冲击。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被边缘化；土地产权处置、资源分配、就业、教育、医疗、社保都无发言权，少有受尊重（如盲流、泥腿子、农民工等称谓）、被禁止利用新的经济机会（如只能被局限在脏、重、累、险工作领域）。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二元结构，进城农民工只能在条件差、工资低的次级市场上寻活计，是城市的编外国民，很难实现市民化的成功。
2.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权利缺失与发展的制度性陷阱的形成
导致“三农”问题的根由是农民的权利贫困，不能与市民平等享有诸种发展的实际权利。事实存在的各种农民负担重、被多名目的乱收费、土地权益受侵害等基层政府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依旧普遍存在，使得农民新一轮贫困的外在不利因素较多产生，都渊源于农民的权利贫困，成为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走上全面小康社会的制度性陷阱的根源。
二、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模式
1.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开发的山地生态化产业集群模式
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山民有权和机会回归各主体地位，各利益群体利益协同，知识和方法协同，各资源横纵向协同，短、中、长期时间协同，空间协同，方式方法协同，体制与机制协同，科学和技术协同，是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本质意义。
按照协同发展的实际需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整体规划与宏观调控，制订有利于整体协同与引导控制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等“控制参量”，建立必要的区际协同发展组织协调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同系统“自组织”的形成与顺利推进，以保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要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跨地区产业的互动与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既要避免和消除村民主体被排斥在外，也要避免地方政府所主导形成的重复建设和产业趋同而缺乏竞争力，造成资源浪费。地区协调发展过程中，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性加强，通过产业互动实现区际互动，实现“五个统筹”。区域协调机构的有效性取决于协调机构具有超省市行政区组织的权力。超越行政区经济桎梏，以市场和企业供应链管理需要的纵向、横向联系，实施国内、国际区域的联合开发与合作，因为西部山区广泛存在着与国际交界的地缘区域。政府可建立超省市行政区的组织协调机构予以指导、协调，使产业组织间有机协同。否则难以全面有序和稳妥高效地推进区域合作的发展、区域市场的建立，具体应由国家相关部门或新建的专门协调机构履行有关职责。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基于公平、效率和充满利益主体活力的城乡空间协同，才是符合城乡空间发展序规则的基本要求的。
2.循环山地经济开发融合的模式
这是基于不同类型下的山区人地关系结构类型，因地制宜，既能发挥区域优势，又实现经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和谐关系构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开发过程中，为了不走城市的生态环境被污染和破坏的老路，应该在规划时，特别考虑到：由传统山地经济开发模式向新型生态、循环山地经济开发模式转变。区域发展规划中，从产品制造――资源开发――货品消费――终端治理，都不应将三废品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因而影响到人/动植物类，而是一开始就应从物流管理上采取“回收物流”的作业流程，使其废物利用，循环一利用――再循环――再利用。
产业组织内部的物流管理，产业组织之间、各利益群体、各区域之间横纵向上，则采取供应链管理模式，使内源和外源都达到最佳境界，实现时间、空间、结构、环境、效益、公益、发展、规划、管理和服务的最佳配置，以及最优结果。
3.山区农村经济开发的协同管理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是巨大的，只是尚未将其潜能发挥出来。低成本、差异化、要素管理协同，可实现山区农村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实物产品价值、供旅游观光的产品美学价值与产业经济质量提升。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借助山体的垂直立体分布及其地面上的动植物、叠山美、石山美，以及四季和二十四节气更替等所能发挥的景观、景区和景点，结合人文地理，从山地审美角度，开发旅游、休闲、度假的经济形态，将山地产品的物理性与审美特征和效果体现出来，在城市产能产品过剩、乡村环境生态化以及人们向往空气清新、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的条件下，非物质的经济品比物质化产品更有较高价值。
在山地资源开发系统中，将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物质形态与其非物质形态结合与联结，采取“种一养一殖一畜一牧一渔一农一林一科一工一贸一城市规划建设一体化”发展模式，可实现山地区域的优化发展。
三、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机制
1.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结构优化及其驱动力
实现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与山地人地关系系统结构优化，取决于外部驱动力、内外部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内部驱动力环境变量的交互作用。特别是人地结构类型I、II、III、Ⅳ的递升型变迁，更需要四种力的共同驱动才能突破贫困落后山区的发展瓶颈，改进其发展性状。
（1）外部驱动力
目前的逆向流动，我国山区和山民似乎成为我国城市和市民的“殖民地”，发达区域的人流、物流、资流、信息流、技术流和服务流不断流向山地，各层面上的制度安排、体制、宏观政策、中央和地方各层级的税收变化和输入，常在宏观上改变森林、矿产、能源、土地等权属关系、人口数量素质及价值观。公正公平和安全可靠的产权关系，改善山地基础服务设施，推动人们采用新技术、新工具、新品种，使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聚变。
（2）内部驱动力
因体制和机制设计使然，越偏远贫困山地如果没有外力驱动，缺乏足以诱发山农留守家乡土地劳作和生活的利益机制，他们宁可选择到城里参与市民建设大都市，而非“新农村建设”，只能在一定外力寻引下，内部驱动力才可转化为结构进化的促动力。
2.单一型向复合型开发的山地人地关系
山地拥有丰富的水、矿产、森林、动植物和土地等资源，这些自然资源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甚至起着某种决定性作用，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取决于社会经济资源对自然资源的作用效率。现代社会中资源的概念迅速扩展，人们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和思维方式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资源与人口、经济、环境、生态等越来越明显地交织在一起。
产教融合对职业教育和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汕头地区的职校应立足汕头区域经济、职业教育的发展条件与需求，因地制宜地开展产教融合。借力区域行业企业资源发展职业教育，发挥职业教育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作用，助力汕头经济发展，使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汕头市现有高等职业院校2所，在校生1.6万多人，中等职业院校25所，在校生约10万人。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以来，全市职业院校与700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实习实训、教师实践和专业技能提高、企业员工培训、产学研发、企业人才需求等提供了保障，实现了职业教育、企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共赢。当前汕头职业院校与政府及企业的产教融合已具备一定基础，政府为职业院校的产教融合积极牵线搭桥、不断推进职业院校与地方企业间的产教融合；职业院校产教融合意识不断加强、各种产教融合实践也在积极开展。不少企业越来越意识到与职业院校进行产教融合对解决人才匮乏问题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地与各类职业院校进行产教融合。深化产教融合是促进汕头职业教育和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但由于汕头职业院校开展产教融合起步较晚，职业院校以公办学校为主，市场意识、产教融合意识比较滞后。虽近年来产教融合意识不断提升，产教融合仍存在深度、广度不够、方式比较落后等问题，本地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不少企业缺乏人才需求规划和可持续性、缺乏与职业院校沟通合作经验、更有不少企业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当成降低用工成本的急功近利行为，导致产教融合的不稳定。
二、汕头职业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汕头职业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产教融合是解决汕头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必要途径，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可促进经济与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是汕头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1.深化产教融合可以解决企业创新能力弱、人才稀缺等问题。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是推动汕头加快经济发展的根本。深化产教融合是解决汕头高层次人才、技能型人才稀缺，创新能力弱、研发能力弱的有效途径。依托职业院校师资这一人才智库资源，通过产教融合，为本地企事业单位和区域经济提供更加本土化的人才服务，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同时，职业院校为本地企业培养了大量急需的技术型、应用型人才。企事业单位与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对解决创新能力弱、研发能力弱，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稀缺、企业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十分必要。2.深化产教融合可以解决当前职业教育存在问题、促进职业教育加快发展。立足区域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通过因地制宜的产教融合，职业院校可以借外力解决资金、场地、实践教学资源不足、实训设施更新慢等问题。促进职业教育加快发展，提升社会服务能力。通过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促进师资队伍实践水平的提高和师资的成长，产教融合是解决当前汕头职业教育存在问题的必要途径。
（二）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汕头职业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可行性
职业教育的生源以本地生源为主，汕头中职院校生源均来源于潮汕地区，高职院校生源70%来自潮汕地区，据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办统计，汕头职院60%以上的毕业生毕业后留在汕头及潮汕地区工作，中职院校毕业生留在潮汕地区工作的比例更高。而本地区本科院校培养的毕业生仅有不到10%留在本地区工作，可见职业院校是本地企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主要来源，在潮汕地区的企业特别是占比大的民营企业中，本科以上人才的比例非常低。职业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的发展能提升本地区企业人才的总体素质，有利于人才稀缺特别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稀缺问题的解决。深化产教融合促进职业院校发展，带动了本地区企业人才质量的提升，同时也为企业的创新和研发能力提供了支持，有效促进企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质量和水平，区域经济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通过产教融合促进汕头职业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可行性。
三、助力汕头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路径
（一）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相辅相成
汕头依托汕头保税区，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学院，与保税区企业合作进行产教融合。校企共建产业学院，企业为师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提升了专业实践教学水平。同时，多名本地区各行各业的专家、权威、创新创业导师等，依托师资这一人才智库资源，降低本地企业的人才引进成本、专家指导成本，更有效促进本地企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校企携手培养技能型人才，促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职业院校教学需要企业导师的参与，职业院校教师也需要深入企业丰富实践经验。企业可以为高职院校提供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兼职教师，与职业院校进行互补，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实践水平和社会服务水平，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通过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实践性，培养一支的人才队伍。例如，市场营销专业与企业合作组建“金牌店长班”，依托某些大中型连锁企业门店开展见习、访学、销售竞赛、实习等。酒店管理专业开展“学徒制”产教融合，学生有双重身份，既是学生，又同时为企业员工，一方面作为学生可以提升学历、拓宽视野、进行更全面的专业学习，另一方面作为企业员工，由企业优秀师傅指导，传帮带，提升实践水平和能力，校企携手培养，加速人才成长，通过校企携手培养技能型人才，促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EB/OL].[2019-02-13].
[2]蒋姝蕾.“校企主导”产教融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J].职业技术,2020(2):34-38.
[3]李传伟,吴永刚,车信超.基于区域经济发展视野的产教融合模式创新与实践[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9(5):40-44.
[4]赵慧娴.基于服务区域经济的高职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践探索———以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报,2020(6):38-41.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阐述物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重点对1990-2008年间河北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物流业同河北经济协同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物流业 河北经济 协同发展
在一定区域内提高经济协调统一度,有利于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提升区域经济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现代物流业是区域经济活动中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及各部门和各地区间实现有效联系的纽带,对于合理配置资源、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物流产业不仅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基础性的作用,而且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区域经济运行的速度和效率,决定着区域竞争力的强弱。
河北省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实证分析
物流业的发展与一个区域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为揭示河北省物流业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关系,本文运用SPSS软件对地区生产总值和全社会货物周转量做实证分析。代表指标选取一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指标,即地区生产总值,二是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物流规模的实物指标,即全社会货物周转量。
(一)线性回归分析
鉴于1990年之后全社会货物周转量基本能反映出物流产业的发展,因此数据采集是自1990年至2008年。以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Y,表示河北经济发展水平,以全社会货物周转量作为解释变量X,通过观察散点图发现变量之间呈现直线相关关系,利用SPSS软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见表1)。
依据表2可进行拟合优度检验,相关系数大于0.9,可以认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物流业发展高度相关;由于调整的判定系数0.931接近于1,因此,可以认为拟合优度较高,被解释变量可以被模型解释的部分较多,不能被解释的部分较少。
依据表3进行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到:被解释变量的总离差平方和为3.492*108,回归平方和及剩余平方分别为3.264*108和2.279*107,F检验统计量观测值为243.406,对应的概率值近似为0,由于概率值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应拒绝回归方程显著性检查的原假设,认为回归系数不应为0,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线性相关关系是显著的,可以建立线性模型。
依据表4可以判定,如果显著性水平为0.05,回归系数的显著性t检验的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因此应该拒绝原假设,可以认为回归系数与0有着显著差异,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线性关系显著,应予以保留,线性方程为Y=-3358.066+3.188X,由回归方程可知,全社会货物周转量每增加1亿吨公里,地区生产总值会增加3.188亿元,物流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若以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以全社会货物周转量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相关系数、拟合优度、F检验、t检验与前面相似,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线性相关关系是显著的,可以建立线性模型。根据表5,回归方程为:X=1171.591+0.293Y,说明经济每增加1亿元,全社会货物周转量会增加0.293亿吨公里,经济发展对物流产业具有拉动作用。
(二)弹性分析
根据前面的回归方程,可以计算出物流业的弹性系数E=(dY/dX)*(X/Y),当E>1时,说明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大于物流能力增长的速度,区域物流需求大于供给;当E
河北省物流业与经济协同发展的策略
(一)统筹谋划,打造“一带、两通道、三类聚集区”的物流格局
河北省要统筹谋划,发挥比较优势,打造“一带、两通道、三类聚集区”的物流格局,即:以服务京津为重点,覆盖廊坊、保定等环京津地区的“环京津物流产业带”;以唐山港、秦皇岛港为龙头,覆盖唐山、秦皇岛、承德、张家口等市,连接蒙西、晋北等纵深腹地的“冀东物流通道”;以黄骅港为龙头,覆盖沧州、衡水、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市,连接晋中南、鲁西北、豫北等广阔腹地的“冀中南物流通道”。依托交通枢纽、生产基地和重要商品集散地,推进交通枢纽型物流集聚区、产业基地型物流集聚区和商贸集散型物流集聚区三类物流集聚区建设。同时结合各地的区位和产业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物流格局。冀北物流区域重点发展枢纽物流和商贸物流;冀东物流区域重点发展外向型物流、港口物流和辐射型物流;冀中物流区域着重发展城市配送物流、商贸物流和中转物流;冀南物流区域着重发展商贸物流和物流枢纽。
(二)政府、企业、行业社团协调联动,实现产业、交通和政策对接
政府的物流管理部门应牵头组成区域物流发展协调小组,研讨和制定相关的物流运行政策,总结、推广全省物流发展经验,打破地区、部门和行业的限制,整体设计,综合布局,梳理区域内物流发展的产业政策,整合物流产业发展规划;统一规划综合运输网络,多式联运,注意线路间的衔接,完善仓储配送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充分发挥各成员市物流业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建立区域内现代物流业合作协调机制平台、物流信息共享平台,共建区域大物流,共享区域通关协作政策,形成联网申报、核查和作业的机制;通过产业对接、交通对接和政策对接,有序推进河北省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三)提升现代物流业供应能力,满足经济发展需求
一是加快促进传统运输业和仓储业向现代物流业转型,鼓励工商企业将物流业务从生产运营中分离出来,鼓励传统运输、仓储、企业与工商企业结盟,发展为物流供应商;二是积极运用现代化的物流技术,提升物流业的运行效率,增强物流过程智能化、自动化、柔性化,提升其供应能力和供应效率,推动物流向自动化物流、集成化物流、智能化物流和虚拟化物流方向发展;三是加快各地区的物流园区、物流基地和产业基地的信息平台对接,实现物流信息共享,降低区域物流成本;四是通过与国外物流企业的合作,引进物流理念、物流管理经验、物流技术与相关人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四)补齐物流木桶的短板,各地市错位发展
物流业作为跨越区域经济整个产业结构的特殊产业,其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木桶的短板,通过对河北省各地市的物流企业和行业发展情况逐一进行梳理,找到产业物流与物流产业的短板,然后将其补齐,使物流与经济协同发展。根据河北省贯彻落实国家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实施意见,要把石家庄培育成为物流的创新、信息、研发、金融和人才培养中心,把唐山培育成为区港联动的外向型物流枢纽,把邯郸培育成为晋冀鲁豫区域综合物流集散中心,把沧州培育成为大宗商品物流枢纽。各地市可围绕各自资源禀赋、区位特点和产业基础,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明确目前物流木桶的短板,有针对性地发展物流,按照差异化发展的要求,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地区性物流节点。
(五)大力发展区域经济,使物流适应现代产业体系的需求
区域经济越发达,规模越大,层次越高,越能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优良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技术条件。同时,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也影响着物流的需求结构,其内部产业结构变动和主导产业产品结构的变化也会诱发物流基础设施布局的变化,进而影响着物流供给的结构。所以,要大力发展区域经济,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让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在区域内畅通无阻,通过构建区域和谐发展的脉络通道,营造物流业的健康生存环境,使之与现代产业体系相匹配。
参考文献:
1.王刚,王克明.物流产业集群与粤港区域竞争力的协同关系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9(8)
2.贯彻落实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加快推进河北省现代物流业振兴发展―访省发展改革委服务业处处长苗子[J].河北物流,2009(2)
3.王晓亚,赵俊仙.河北省物流业现状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J].北方经济,2008(15)
4.周立群,谢思全主编.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08[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有效实现各类资源优化配置
小微企业要想持续稳健发展离不开交通、通信、水电等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如果区域经济发展缓慢这些公共基础设施跟不上发展步伐，那么小微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小微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如果区域经济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人力资源，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在这种环境下，不仅各类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得以进一步完善，而且在人力资源、资金渠道上也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充分实现各类资源优化配置。
2.有效实现小企业集群
小微企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能够提升区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很多地区的小微企业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下能够认识到协同发展需要大家去维持和优化，进而衍生出区域内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机制，无论是企业为了谋求自身发展而自发进行的，还是政府或民间的其他组织促成的，这样的合作交流都对企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也有利于小企业集群的形成。小企业集群的形成能够发挥规模优势，明确产业分工，间接起到推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3.有助于良好政策环境的形成
小微企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能够使该地区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政府对小微企业发展的关注度，使其充分认识到小微企业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运用行政力量来帮助小微企业，完善小微企业的服务体系，为其提供包括税费减免、法律支持、人才培训、技术创新、融资担保等各个方面的优惠政策，促进良好政策环境的形成，为小微企业和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区域经济小微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几点问题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经济整体呈下行趋势，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仍然发展迅速，但是或多或少也出现了增速放缓的情况。相对于大型企业来说，我国小微企业更容易受外界各种环境因素变化的冲击，在抵抗经营风险能力方面相对较弱，所遇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存在着一定供过于求的情况
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资金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我国企业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情况，而小微企业相对于大型企业来说竞争力较差，进而导致这类企业的产品销售和出口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具体来说，我国各地区小微企业生产管理、营销服务方面由于资金链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都难以形成品牌效应和特点，缺乏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客户的需求受到严重影响，不利于小微企业持续稳健发展，也不利于区域经济向前推进。
2.小微企业生产成本逐年上升
随着各地区政府都在努力实现公共资源优化配置，但是在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近几年国内超过60%的小微企业生产运营成本有所提高，其中用工成本的提高是最严重的问题。我国很多地区的小微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中，用工成本提升最突出的行业为餐饮业、服务业、商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市场竞争相对来说还较为激烈，难以通过提升产品服务价格来对所上升的成本进行转移和消化。这样一来，这些小微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在企业发展放缓的同时也会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3.小微企业创新能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很多地区的小微企业在近些年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壮大，主要是因为一些行业对于创新能力要求较低。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目前市场对企业在创新能力上的要求越来越高，有相当一部分小微企业创新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技术装备、生产技术难以跟上市场需要，进而导致这部分小微企业市场竞争力下降，不利于小微企业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立足。
4.小微企业发展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
现阶段，很多地区的小微企业信息化水平较低，这些企业过于关注短期的经济利益，而缺乏对实现信息化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导致信息化经营管理缺乏系统、全面的战略发展规划和管理，进而造成信息化经营管理流于形式。一些小微企业在信息化经营管理上没有进行必要的投资，不仅存在着硬件设备落后的情况，而且在软件方面也没有专业技术人才进行定期维护，在这种情况下不利于小微企业更深层次发展。
5.小微企业融资难度较大
资金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血液。相对于大中型企业来说，小微企业无论是在规模、信用、竞争力方面还是在抗风险能力方面都不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金融机构更愿意接受一些更有实力、规模更大的企业的融资请求，而小微企业要想融得资金只能采取提高融资价格的方式确保信贷安全来融得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小微企业的生存压力。
三、对于实现小微企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一些对策
1.小微企业要明确发展方向
首先，小微企业应当充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深入探究国内产品的质量安排标准和国际标准，确保主导产品品质，逐渐形成品牌效应，运用自身优势获取消费者的认可，占领一定的市场，这样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会间接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其次，小微企业要审时度势，关注未来市场需求趋势，要重视对市场需求情况的探究工作，加快实现业务内容的转型和升级。在自身能力承受范围之内拓宽业务类型，丰富产品内容，提升产品附加值，尽可能地使产品和市场需求相贴近，这样做不仅能够促进企业持续稳健发展，而且一旦形成了规模对区域经济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2.政府要适当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
考虑到我国很多地区的小微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中，而第三产业各行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小微企业难以通过提升产品服务价格来对所上升的成本进行转移和消化的情况。各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小微企业的处境，根据各行业企业实际情况适当采取减免税费、加强人才输送以及在公共基础设施配置上开启绿色通道等方式尽可能地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大环境，为实现小微企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3.小微企业应当就技术创新问题加强相互沟通交流
小微企业由于资金上的局限性导致其技术创新工作受限，但是同行业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微企业都有自己的技术优势，如果这些小微企业能够之间能够通过加强沟通交流取长补短就有可能在技术创新上有所突破实现双赢。对此，小微企业可以自发进行沟通交流，通过研讨会、同行业交流活动等方式就技术上的问题进行探究，相互交流经验，洽谈技术交流具体内容，探究最为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共同实现技术创新，进而起到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此外，政府应当科学合理地监督和评价小微企业技术创新交流成果，采取一定措施控制和防范一些恶性竞争情况的发生，对于一些不法分子要给予严厉惩罚，尽可能地营造一个良好的沟通交流环境，间接实现小微企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4.提升小微企业的信息化水平
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信息技术已经逐渐深入到各个行业中去。对此，小微企业一定要认识到升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性，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投入部分资金由于自身信息系统的优化和完善。在硬件方面，小微企业应当适当更换一些过于滞后的设备，确保设备能够与其所使用的经营管理软件相匹配；在软件方面，小微企业应当邀请软件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对系统进行维护和升级，尽可能地实现与时俱进，为实现全面的战略发展规划和管理提供一定保障。从宏观角度出发，这也是间接推进小微企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一项有效措施。
5.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环境
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环境主要从拓宽融资渠道以及完善信用担保体系两方面入手：第一，拓宽融资渠道。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帮助小微企业寻求更适合其发展的融资渠道，在考察此类企业的规模、发展潜力、品牌以及经营管理状况之后，系统、全面地对企业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积极为其联系相应的金融机构，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第二，完善信用担保体系。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尽快完善针对小微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设立政府专项信贷风险资金。这样不仅能够提升银行对小微企业信贷扶持的信心，而且还能够起到降低银行对小微企业的授信风险的作用，在推动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作者:汪忠良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孙琪恒,董海涛,关明坤.小微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研究[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4(02).
[2]吕劲松.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思考[J].金融研究,2015(11).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价值链；工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F43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作为贯穿亚欧大陆的带状区域合作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目标是打造亚欧国家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依据相关国家的既有合作基础，遵循由近及远的建设原则，可以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空间范围划分为核心区、拓展区、辐射区三个层次（见图1）。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包括中国、中亚五国和俄罗斯，这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体和基础；拓展区包括南亚、西亚、蒙古、东欧等国家和地区；辐射区包括韩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深化到“产品内分工”，以发达国家为龙头、跨国公司为载体的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价值链分工日益成为区域产业分工的发展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层级互补的工业体系，这为构建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为“龙头”、以中国中西部地区为“枢纽”、以中亚五国及俄罗斯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工业价值链创造了条件，有助于这一区域提升工业分工水平，进而实现工业经济协同发展升级。
一、国际分工深化与价值链升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发展实践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任何一国或地区的产业发展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下运行，只有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发展中国家才能逐步提升产业竞争力，进而跻身经济强国之列。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产业分工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的演进历程，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水平日益提升，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具体而言，产业间分工又称垂直分工，是指不同要素密集度的行业之间的生产分工。例如，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之间的分工，都属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又称水平分工，是指同一产业内部的两种要素密集度相同或相似的产品之间的分工。产品内分工是在标准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由于中间产品的空间分散化生产，使得某一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工序或生产区段分布在多个地区（国家），从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跨区域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产业分工深入到产品工序层面，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产业分工的主要形式，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和价值链的全球拓展。
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入和长期科技进步的积累，发达国家的工业结构逐步转向技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淘汰下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向相对欠发达的国家转移。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展了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将纺织、钢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相对欠发达的日本、西德等国家，美国则集中力量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推动了日本、西德经济的崛起；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日本、西德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日德等国家则集中力量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推动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发达国家则集中力量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推动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以及越南、印度等国家转移，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则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这是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发展。通过研究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可以发现，前两次国际产业转移是产业间或产业内分工的表现，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转移的是某一产业或产品生产流程；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已经深入到产品工序层面，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转移的是某一产品的特定生产工序，产品内分工成为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
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跨国公司充分发掘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把产品的不同生产工序分布到世界最具竞争优势的区域，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工序之中。这样，特定产品的生产流程被划分成若干个具有不同增值能力的生产环节，这些连续、可分割的增值环节共同构成了产品内分工价值链。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龙头、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按照增值能力和要素密集度的不同，价值链有高端与低端环节之分。在工业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布中，由于发达国家具备品牌、技术研发等领域的比较优势，因此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往往占据着增加值较高的价值链高端环节；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在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领域，主要承担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的分工任务，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部门大多被限制在增加值较低的价值链低端环节。图2展示的是某机械制造跨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布。其中，增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发动机制造、关键零部件制造等资金和技术密集环节，以及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管理和信息密集环节主要布局在发达国家，增加值较低的一般零部件制造和整机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则主要布局在发展中国家。从图2中可以发现，价值链的不同增值环节构成了一条“微笑曲线”。
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工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突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形复杂，自然灾害多发，生态环境极为脆弱。近年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较大，导致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加，不利于工业经济的持续发展。以我国西北地区为例，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重工业，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有较高比重，使得工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2012年，西部地区GDP总量占全国比重为19.76%，但废气排放量占全国比重却高达32.73%，高出GDP比重12.97个百分点；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占全国比重高达33.36%，高出GDP比重13.60个百分点（见表3）。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矿产资源较为富集，但在资源开发过程中，破坏性开发和掠夺性开发矿产资源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使该地区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今后应积极推动工业产业协同发展，在发挥各地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降低资源消耗，减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构建工业价值链的条件及设想
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地理因素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向价值链分工深化，构建区域工业价值链成为区域工业协同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地域面积占亚欧大陆的五分之三，人口占世界接近四分之一，这一区域对世界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相关国家通过积极构建工业价值链，不仅有助于区域工业协同转型升级，而且有助于带动亚欧大陆乃至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构建工业价值链的条件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层级互补的工业体系，这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构建工业价值链创造了基本条件。
第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在“上海五国”机制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全方位合作，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通过双边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中亚五国之间的全方位合作日益密切，目前已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建立起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为中国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强，能源合作需求旺盛，近年来贸易投资额不断增加（见图4），中国已成为俄罗斯、中亚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或投资来源国。在交通联系方面，第二条亚欧大陆桥正常运营，中哈第二条过境铁路投入使用，丝绸之路复兴项目、中吉乌铁路建设加快推进，中国与中亚及俄罗斯之间的交通联系日益密切。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良好合作基础，为相关国家加强工业分工提供了条件。
第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具备广阔的市场空间。市场规模与分工专业化程度密切相关，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提升分工专业化水平。通过表4可以看出，包括中国、中亚五国、俄罗斯在内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域面积为3069.92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0.61%；2012年人口规模为15.60亿人，占全世界人口总量的22%；GDP总量为10.55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14.56%。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庞大市场规模可以为相关国家的工业企业提供规模经济效益，一方面有助于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企业在区域范围内做大做强，提高应对国际竞争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充分利用广阔的市场空间来优化要素配置，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工业价值链的形成。
第三，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具备层级互补的工业体系。一般而言，只有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工业产业特定产品的不同工序具备比较优势，才能通过构建工业价值链形成分工优势。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涉及7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业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通过工业价值链跨区域重构，可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工业产业实现协同发展升级。具体而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具备了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的条件，劳动密集型产业则需要向外转移；中国中西部地区具备承接国际范围内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条件，而能源化工、钢铁、纺织等过剩产能则需要向外输出；中亚国家工业基础较为薄弱，但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等资源丰富，面临发展能源化工产业和矿产加工业的机遇，同时可以承接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俄罗斯具备良好的重工业基础，一些工业行业处于价值链高端，可以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构建工业价值链提供技术支持。由此可见，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具备构建工业价值链的产业互补基础。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构建工业价值链的设想
关键词：高等教育；经济增长；神经网络
一、 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前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的高等教育经费虽有增加，但是与高等教育扩张的规模和速度相比是不断下降的。高等教育经费的巨大缺口将由社会、企业、个人等来共同分担。目前就国家的发展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高水平的人才和先进的理念。而就高水平的人才培养的主体来看，绝大多数高水平的人才都是得益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因为高等教育体系下的大学不仅承担着传授知识的作用，同时还肩负着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及创新能力的实现。相较于西方国家，公立与私立大学均有市场的现状，中国高等教育仍然是以公办大学为主，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与发展的资金也主要来自政府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基石。
江苏省的教育规模、教育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尽管省内自然资源在全国并不占优势，通过江苏省高等教育的投入与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培养更多的高层次人才，这一丰富的人力资源弥补了江苏省在自然资源方面的不足。2017年2月江苏省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继续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2017年江苏省“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也分别在江苏省教育体系、教育质量、教育公平、教育活力与社会服务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另外，随着我国在2002年达到大众化教育的标准，江苏省的教育在发展数量的同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从层次结构到专业设置，培养目标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大力发展了研究生教育，研究生人数迅速增加。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层次的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为目标的教育，高等教育也是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能否协同发展，是实现教育与经济强省的关键所在，笔者将以江苏省为例，运用神经网络模型，基于1996年～2013年人均GDP和高等教育指标，分析江苏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 文献综述
关于教育对经济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国内外文献，主要是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转化为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的影响因素分析。因为教育本身并不可以直接衡量，一般是通过人力资本的投入来衡量教育的发展与投入。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两类观点。
1.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论。亚当斯密1776年曾提出用于生产的劳动力量的变化是影响一国国民收入的方法之一，另一个方式就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工作效率。而劳动力的工作效率的提高，依靠的是劳动力的水平，包括身体素质、知识与手艺等，而这些因素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培养或形成。而是要通过学习。有师傅教授徒弟，使得徒弟受到教育，那么作为徒弟要支付给师傅一定的费用（现金或实物），徒弟通过付出费用获得了知识，师傅通过教授徒弟获得了收益。大卫李嘉图认为劳动力在质与量两方面的提升，将会对国家富的增加有正向促进作用。
西奥多・W・舒尔茨（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1960）中主张“全资本”概念，即资本既包含物质资本又包含人力资本。根据美国1900年～1957年的数据，他得出在美国教育投入因素在所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因素中的贡献率达到三分之一，教育投入能够产生规模效应，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带来未来的收入或者满足。
罗默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得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的投入是正相关的，能够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在人力资本的概念上，卢卡斯进一步进行了细化，认为人力资本不仅包括有专业技能的技术人员，同时还包括具有普通知识的一部分人。并且普通知识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训练向专业技术人员转化，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有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资源与之配套，经济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的质量是相互影响的（张炜，2006）。
2.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不确定论。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教育对经济的增长作用是不确定的，各国国家和地区都不相同，受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时代背景、人力资本的构成等因素的影响。郭庆旺、贾俊雪（2009）通过对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投入的分项研究得出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投入增加、高校加强招生强度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明显。黄燕萍、刘榆等（2013）将教育分级处理，得出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下，高级教育投入对经济的影响要远小于初级教育，且存在区域差异。Krueger等对不同教育水平的国家进行比较，得出在教育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国家，教育投入的快速增加反而阻碍经济发展。
三、 模型选择及样本选取
本文拟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研究经济增长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之间的关系。通过模拟动物的生物特征和神经网络，调整神经网络内部的个神经节点之间相互连接的关系，并且进行特殊算法对信息进行处理。预先提供输入数据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输出列，基于模型检验两组数据之间的关系，然后根据得出的相关结果，再通过第三组新的数据，推出输出的结果。这一过程就是神经网络模型中的训练过程。神经网络实际上就是由大量处理单元相互联系组成的非线性的，并且具有自动适应能力和自动学习能力的信息处理系统。
人工神经网络发展至今已经有大约40多种类型。一般该模型侧重考虑网络连接的神经元特征，拓扑结构和学习的规则等等。网络是神经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与训练也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计算机学习可以实现神经网络模型具有自动适应的能力。人工神经网络与其他智能方法也相融合，它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其需要研究的方面还很多，其中具有分布存储、并行处理、自学习、自组织、非线性映射等优点的神经网络与其他技术的结合，及由此而来的混合方法和混合系统。目前神经网络与遗传算法、灰色系统、专家系统、模糊逻辑、小波分析、混沌、粗集理论、分形理论和证据理论等都有融合。
神经网络模型的操作步骤：首先，要进行训练和学习阶段，对搜集来的数据，通过编程进行分析；接着是对神经网络运行和分析的结果进行应用，并且将结果扩展，甚至是推广，并可以预测模型的发展趋势。神经网络的运用非常广泛，因为该模型具有较强的预测和推断的优势，以及较好的纠错系统，同时有强大的信息容量，就像神经网络一样，错综复杂。本部分将运用神经网络模型中的BP模型进行分析。
1. 样本选取。首先，本研究选取了经济增长主要指标：1996年～2013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出值。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入值，即1996年～2013年江苏省高等教育发展的四个主要指标：学校数（所）、招生数（万人）、在校学生数（万人）、毕业生数（万人）。
方法：通过“归一化”处理原始数据。运用的执行公式：
yi=（xi-xmin）/（xmax-xmin），（0？燮yi？燮1）
为了使得神经网络模型运行效果是良好的，处理后的数据全部在0到1之间。归一化处理后，固定其它输入值，仅对某一输入值加分别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再分别作为一个样本，最后对上述样本再进行“归一化”处理（表1）。
以上内容即为运用神经网络模型进行训练并将训练结果进行应用搜集所有需要的数据，并且对数据进行了处理。
2. 程序实现。运用MATLAB软件并运用通过神经网络处理和收集数据的程序实现：
表明，迭代到1 246步误差满足要求，则网络停止训练，给出如图1训练结果。
1996年～2013年实际值与仿真值比较如图2。
3. 程序执行及结果分析。训练过程中，执行过程良好，目标误差小于0.000 1，也即说明输入值（江苏省高等教育主要指标）与输出值（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之间是相关的。通过图2也可以看出网络的训练过程良好，网络经过训练后可以进行应用分析。最后，对输出的结果用“归一化”的公式进行反向还原。
根据表2的结果分析，随着普通高等学校数量的增加以及招生数的增加，地区生产总值呈正向趋势。在校学生数每增加1f人，地区生产总值会升高5.7亿元，毕业生数每增加1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会升高19.4亿元；随着普通高等学校数量的减少、招生数的减少，地区生产总值呈负向趋势，毕业生数每减少1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会下降11亿元。江苏省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与经济增长有密切相关性，且呈规律性。
四、 政策建议
1.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江苏经济规模收益递增，由此可见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米不可能。目前江苏省的经济发展要尽快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政府可以通过对高等教育的强化投入，积极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及学科的领军人物，加速知识与技术的高效率转化，实现高层次人才的不断输出。打通高等学校与国外一流大学的交流通道，鼓励学生出国深造与交流。可以在继续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中专、中职教育业的同时，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更高层次的教育中去，实行分级教育。在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兼顾精英教育，优化教育产业结构。
2. 教育制度转型升级。教育制度的转型升级，需要政府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双向促进。首先，政府应加大在高等教育的投资，着重在教学与科研两个层面，重点提升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搭建高等教育机构与企业、研发机构的互动平台，形成高等教育机构、研发机构、企业的联动影响链条。其次，高等教育机构应在注重理论教学的同时，加强实践教育，通过开始实训课程、模拟课程等让学生能够对理论知识有更加直观的感受。同时对于高等教育机构、研发机构中已有的教学科研人员进行教学与科研考核，设置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建立有效的考核体系，倒逼在职的教学科研人员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最后，适度增加引进高层次人才投入，有选择地引进国内外高水平人才，丰富和壮大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从而提升高等教育的总体水平和竞争力。通过推进人才结构创新与教育模式创新，加快高等教育制度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黄燕萍，刘榆，吴一群，李文溥.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基于分级教育的效应[J].经济研究，2013，（4）.
[2] 厉以宁.论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6）.
[3] 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国家财政投入对科研产出的影响[J]，统计研究，2013，（8）.
[4] 陈晓光.教育、创新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6，（10）.
[5] 胡永远，刘智勇.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地区差异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4，（9）.
[6] 毛洪涛，马丹.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J].财经科学，2004，（1）.
[7] 王善迈.教育经济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8] 岳昌君.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J].教育与经济，2003，（1）.
基金项目：2016年江苏省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十三五’时期江苏省高等教育公平与经济发展协同效应研究”（项目号：16YB213）；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6CJY038）；2015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EYC006）；中国药科大学药学基地科研训练及科研能力提高项目（项目号：J1310032）；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国药科大学人文社科特定项目“低碳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项目号：2632017TD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