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2 17:16:0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协同发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U69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Port logistics development needs of hinterland econom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hinterland economy will also drive the construction of port logistics. At present，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the Guangxi is facing many good opportuniti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ort logistics is the basis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nterland of Guangxi beibu gulf port logistic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status quo， using the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model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angxi beibu gulf port logistics and the hinterland economy， found that both have higher correlation， but also the existence of some not harmonious factor.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rt logis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port logistics； hinterland econom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0 引 言
随着中国――东盟贸易区建设的不断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等，广西迎来多区域合作发展的大好时机。而推动港口和海运发展将成为促进多区域合作的有效手段。但是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存在着港口规模小，集疏运基础设施不完善，信息化水平偏低等问题，不能满足腹地经济区内相关产业发展对物流服务的需求，反过来港口物流发展不足也制约其腹地经济的发展。然而，腹地经济为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发展提供主要货源，为港口物流的发展提供空间保证。同时，腹地经济向港口物流输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高素质人才，对港口物流的发展发挥服务支撑作用。港口物流发展需要腹地经济的大力支持，腹地经济进一步发展也将带动港口物流建设。所以，研究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港口经济腹地，是指港口的经济服务区域，为港口提供进出港货物的经济范围，其内涵是港口的吸收和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地域空间[1]。广西北部湾港口腹地面积广阔，按照吸引作用的大小和范围的不同，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腹地，包括广西的钦州、北海、防城港、南宁、玉林和崇左等，也就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所辖行政区；第二层腹地主要包括广西的其余地市；第三层腹地是作为新战略支点所辐射的中南西南部分地区[2]。根据数据的可得性、科学性，结合区域经济整体性原则，将研究范围限定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
1 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机制
1.1 港口物流发展对腹地经济的影响。港口物流能够直接推动腹地经济的发展。比如港口物流服务于港航、船运等直接产业的发展，继而带动当地GDP、地区财政收入和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的增加，直接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
港口物流的发展能促进腹地经济范围内增长极的形成。它促使大量生产要素不断地向港口以及周边低成本地区转移，吸引关联产业的相对聚集，进而形成“产业集群现象”，逐渐在腹地经济发展中发挥增长极的作用，促进增长极的形成，对区域整体繁荣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
港口物流发展对腹地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港口物流的发展会扩大港口的规模，提高作业效率，增加国际航线数量等，吸引周边港口的许多货物来此港口中转，刺激港口物流的进一步发展，促进港口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港口关联产业的发展，形成马太效应[3]，促进腹地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
1.2 腹地经济发展对港口物流的影响。腹地经济的发展为港口产生大量货物运输诉求，增加港口货物及集装箱吞吐量。腹地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通过港口与海外市场相连接，将腹地的产品销往国外；另一方面，腹地经济的发展，需要从海外进口加工原材料和产成品等资源。因此，腹地经济的发展水平、规模、结构、对外贸易情况等影响着港口的吞吐量。
腹地经济的发展为港口物流运作提供空间保证。腹地经济的发展和港城的建设，促进区域内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为港口货物的运输和中转提供了便利条件，扩大了港口的腹地空间范围。因此，腹地经济的发展为港口物流的发展和内陆交通运输通道的连接提供了发展空间，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腹地经济的发展为港口物流提供综合配套服务。腹地经济的发展吸引人才、企业和资金等的集聚，促进了区域内金融、运输、信息技术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而港口物流需要一个综合的配套服务体系，这些行业的发展为港口物流的运作提供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全面的高素质人才。
2 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实证分析
2.2 灰色关联分析的理论及建立。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各个因素数列曲线几何形状的接近程度对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如果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势相似，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二者关联度较高；反之，则较低。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4]。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样本的数据量多少、数据的分布有无规律性等一样适用，已经在生态、农业、教育、经济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灰色关联分析法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在广西的三大产业及外贸进出口总额中，港口物流与第二产业的关联度最高，与外贸进出口总额关联度较大，其次是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的关联度最弱，这与区域产业的结构有关系。
①广西第二产业产值与港口物流的关联度最高为0.8167，说明现阶段影响港口物流的关键因素是第二产业，从第三章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发展迅猛，占三大产业中的主导地位，第二产业的发展通过港口对外输出产品及输入原材料、半成品等各种资源，这也促进了外贸进出口额的增长，外贸进出口总额与港口物流的关联度为0.7886。
②港口设施的完善、营业收入的增长刺激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乃至广西全区第三产业的发展[5]。但是从计算结果来看，港口物流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很低，重要原因在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第三产业与港口的发展不协同，这也是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之一。
③港口物流与第一产业的关联度最低为0.6228。这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关，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二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此外，港口货源类型也由低层次的原材料转变成了加工制品出口。
（2）固定资产投资额与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关联度较低。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 907.67亿元，比上年增长21.4%，广西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的完善起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将会加快沿海港口与经济腹地的通达性。据2013年广西统计公报显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投资额1 098.73亿元，比上年增长23%。通过计算，两者之间的的关联度仅为0.6737。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与港口的发展步伐不一致。
3 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的建议
上文对港口货物吞吐量与腹地经济各个主要指标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发现二者之间有着较高的关联度，但也有一些不协调的因素制约了港口物流的发展，为了促进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的互动、协同发展，并结合本文的分析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
3.1 加大港口城市的对外开放力度。港口在广西对外经济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起步晚，发展缓慢，因此，扩大港口腹地区域的对外开放就显得很重要。从发展的需要看，随着中国东盟贸易的频繁往来，大多货物都需要从港口城市进行进出口，因此，进一步扩大港口开放对于促进广西北部湾港口的进一步发展，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有积极的作用。
3.2 整合广西北部湾三大港口资源。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的成立有利于统筹规划北部湾港口的管理。第一，按照广西北部湾港口的整体布局，推进各港口规划，对港口进行统一建设，避免在港口资源及设施等方面的重复投入，导致成本支出过多。第二，对港口进行统一经营，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从全局角度考虑，立足整体利益，统筹和指导各分公司开展各种港口经营活动，使其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功能优势，形成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6]。
3.3 建立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加快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是港口物流向更广大的经济腹地延伸的关键。一是加快铁路建设，尽量避免因铁路的疏港能力不足导致货物到港后被积压、分流，造成广西港口、铁路的货源流失的状况。二是加速铺设广西高速公路，形成以北部湾港为核心，辐射周边地区的公路运输网络，提高了港口的集疏运效率，为客户提供了便捷的服务。
3.4 完善和建立港口的相关产业。进一步完善和建立相关产业，加快完善港口外部配套环境，提高综合服务功能[7]。首先，可以从政府的优惠政策着手，吸引各地企业来投资建设，加快临港产业的发展，同时，加大通讯、水电、金融、保险等服务型行业资金投入，多管齐下，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港口周边产业企业的快速良好高效的发展提供有力条件。
3.5 加强物流人才培养。具有高素质、高效率的人才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推力。广西北部湾港的优越的地理环境，其未来的快速发展需要很多专业的物流人才。广西地区高校作为培养广西物流人才的主要阵地，应积极建立贴近实际的教学实践基地，将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相结合，与企业深入交流，使得人才培养更具备针对性与地区性特色，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企业也可以与高校合作，开展在职物流人才再教育，进一步深化在职人员作业技能，提高在职物流人员的素质等。
参考文献：
[1] 郭启松. 青岛港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研究[D].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 叶时湘.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R]. 南宁：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2014.
[3] 刘思峰，党耀国，方志耕，等. 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 王景敏. 港口物流与多层次腹地经济的关联性研究――以广西北部湾港为例[J]. 市场论坛，2011（12）：74-76.
[关键词] 经济区协同发展对策建议
经济区是指一个国家按一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内在联系、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力布局和社会分工关系而划分出的经济区域。由于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经济区协同发展不力是各个经济区普遍面临的问题。本论文从宏观角度分析经济区协同发展不的表现、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对促进经济区协同发展有所裨益。
一、经济区协同发展不力的主要表现
1.地区本位下的市场分割
目前，市场分割的主要特征是保护和垄断:（1）限制要素的自由流动;（2）积极争夺企业（包括）外资进入，限制企业流出；（3）鼓励产品流出，限制产品进入，限制竞争，特别是保护本地区的落后企业和产品，以及保护本地区的假冒伪劣产品。
2.经济区内部之间缺乏分工与合作，产业“同构化”与低水平重复现象突出
地方政府在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而形成的竞争中，利用在产业政策制定层面、招商引资、利用外资的直接干预能力谋求各自地区利益最大化，其结果是各自为战，产业结构同构化，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和发展，并进而影响到增长极的“极化”与“扩散”效应的发挥。
3.区域合作机制欠缺，协调力度不够
目前各经济区基本都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协商机制，如建立区域协调组织，举办经济协调会、经济论坛，政府间签署协议等，但这些机制大都是临时性的，随意性比较大，未能上升到制度层面，并且由于各地区之间是平等的行政主体，区域合作只能通过反复的磋商、相互让步才能实现，协调成本高、周期长，很难形成长期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区域合作基本处于务虚、无序的自然状态。
二、经济区协同发展不力的主要原因
1.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不整合加大了经济区协调难度
行政区划使经济区的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遭到削弱，如果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重合，经济区的协调就是行政区内部的协调，相对容易；如果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不重合，经济区的协调就转变为行政区的对外协调，从而使协调难度加大。
2.经济体制转型促成地方政府“厂商”行为的发生
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财税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制度与现行的行政区划制度相结合，使地方政府及其所管辖地区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地方政府实际上成为地方利益集团的总代表。此时的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是财政收入最大化，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保护并发展本地区微观主体的经济福利。
3.压力型政府绩效评估下的政府官员的“经济人”本性
在以崇拜经济GDP增长的评价体系中，一些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在任期内实施的某些制度创新，其目的主要是实现垄断租金最大化（主要表现为职位的升迁、权力的稳定性、对资源的支配力及灰色收入等）。因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本性，在约束相对缺失的情况下，必然会向有利于自己或本集团利益的方向倾斜。
4.在计划与市场二元混合时期，地方政府仍有利用行政力量支配资源的能力
中国正处于计划与市场二元混合的时期，虽然建立市场体制、分权体制的长远目标是明确的，但在具体的运行机制中，行政力量依然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其虽不直接介入企业的投资与运作，但可以用土地、税收政策、环境许可等地方公共资源变相地作为投入，行政区内的公共资源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依托基础和可支配的资本，由此导致了各种非规范竞争和区域整体边际收益下降。
三、促进经济区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1.进行必要的行政区划调整，使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尽量整合
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使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尽量整合，协调由外向内，无疑能大大降低协调的难度。但是行政区划调整牵扯面广，需力求稳妥，切忌行政区划调整的随意性、盲目性。另外，经济区协同发展不力问题，有些确实是行政区划造成的，但有些则不然，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行政区划问题解决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区协同发展问题的解决。
2.改变惟GDP论的政绩导向，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
这个科学体系应该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如何平衡“硬指标”与“软指标”的关系。过去对政府官员政绩的评价，重经济发展类的“硬指标”，轻社会发展类的“软指标”，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二是如何平衡“行政区经济”发展情况与“经济区经济”发展情况的关系。必须既要考核“行政区经济”的发展情况，又要考核对“经济区经济”的贡献情况，这样才比较全面。
3.科学规划经济区内产业结构，突出各自特色，优势互补
科学的区域经济规划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推进区域内产业的集中度，即区域内的专业化生产，突出特色；二是推进区域内相关产业的前后一体化，在整个经济区范围内形成合理的产业链；三是经济区内各行政单元在产业布局上要有进有退，进入在经济区内具有较大优势的产业，退出在经济区内没有优势的产业，从而避免短期行为和重复建设。
4.切实转变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经济职能，为经济区协同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产业结构的升级同三次产业结构之间比例密切相关，衡量产业升级的最简单标准就是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呈现倒三角形式，即第一产业的比例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上升。
从烟台市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2009年为7.7:60.2:32.1，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在产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被第二产业取代。当第一产业比重降到20% 以下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这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10% 左右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这时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从库兹涅茨产业结构变动模型可以看出，烟台的第一产业比重已经在10% 以下，从理论上说，烟台市的第二产业比重在2007年已经达到最高水平，从2008年开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进入微调阶段，第二产业的比重开始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开始上升，工业化应该逐步进入后期阶段，未来几年将进入一个工业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事实上，对照库兹涅茨产业结构模型，比较国内外城市的发展经历，不难发现烟台市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第二产业比重过大，而服务业明显不足。2009年烟台市人均GDP达到7768美元，2010年提高到9179美元，总体处在工业化中后期水平，进入“高额消费阶段”，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应迅速上升，甚至超过第二产业。但是，“十一五”时期，烟台市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平均为31.5%，低于山东省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5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37.5个百分点。按照国际通行标准，烟台市第三产业滞后于工业发展10年以上，适应三次产业的变化规律，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是烟台市今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
从烟台市海洋产业结构看，2005―2009年，全市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由548.3亿元增加到1100亿元，年均增长19%；海洋产业增加值由293.4亿元提高到564亿元，年均增长17.7%；2009年海洋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24.1：35.7：40.2调整为16.7：41.9：41.4。第一产业明显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增长，其中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快于第二产业。结构比显示，海洋第三产业占比优于国民经济第三产业占比，这与烟台市海洋运输业与滨海旅游业贡献率高有关。发达国家海洋经济中，第一产业一般在8%以下，第二产业在40%-50%以上，这已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突出特点，烟台市海洋产业结构优化任务亦很艰巨。
海洋产业结构作为国民经济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一般产业结构演变的特征。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按照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顺序，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海洋产业结构的变化也是一个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由低级化到高级化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关于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推进海洋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但海洋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特殊部门，特殊的资源条件和自然环境，使海洋产业发展具有许多不同于陆域产业的特点和发展变化规律。在制定海洋产业结构发展政策时，要把海洋产业放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来研究，以发现和掌握其变化规律。因此，在推动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进程中应采取一些特殊政策。
一般来说，海洋产业的升级既包括已有的传统海洋产业的升级，即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造船业等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也包括新兴海洋产业的扩张，即海洋油气业、海水养殖业、滨海旅游业等这些产业将在未来成为海洋产业中的主要成分
1、发展休闲渔业，优化海洋第一产业。海洋第一产业渔业犹如陆上经济的第一产业农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要加强实施现代海洋渔业工程，提高综合效益，巩固海洋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在加大海洋增养殖业、现代远洋渔业的基础上，可加大休闲渔业发展。休闲渔业，亦称娱乐渔业、观光渔业和旅游渔业。休闲渔业集渔业、体闲、观赏、娱乐和旅游为一体，既是第一产业的延伸和发展，又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有机结合。是一种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把旅游观光与现代渔业有机结合，实现一、三产业的整合与转移，生产、生活和生态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休闲渔业既拓展了渔业空间，又开辟了渔业新领域，为困境中的渔业经济注入了活力，因而受到了许多国家的重视。如今在发达国家，开发体闲渔业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并为开发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在美国，以游钓业为主的休闲渔业年收入已达到300亿美元。在日本，3个人中就有1个游钓爱好者。烟台市海洋资源丰富，适宜休闲渔业的发展。发展休闲渔业应因地制宜，兴办既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又各具特色的休闲渔业项目，如沿海城镇郊区的垂钓娱乐、环境条件优良、服务设施齐全的基地海钓，沿海渔区旅游业等，既拓展了渔业空间，又开辟了渔业新领域。
2、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转换海洋第二产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很多新服务，尤其是信息服务，使得企业从货物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增强科技研发实力，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提高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已成为当前制造业发展的趋势。利用信息化的技术工具贯彻先进的精益管理思想，对制造企业进行改造，形成协作高效、高技术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发展模式，成为传统制造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要充分发挥驻烟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作用，深化产学研合作，实现海洋科技资源与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的有效对接。推进海洋科研成果转化成基地建设，建立重大科技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省部共建、共享机制。加快产学研合作步伐，引导海洋经济龙头企业深化与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中国水科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等大院大所的战略合作关系，建设科企交流平台和技术创新体系。在产业发展方面，通过科技进步，培育壮大海洋生物、海洋装备制造、海洋能源矿产等优势产业，带动海洋第二产业的升级转换。
3、发挥港口运输优势，打造现代港口物流业。发达的现代工业离不开现代化的物流业。烟台市要发挥港口优势，突出发展港口物流和保税区物流。将港口物流与航空物流、陆运物流有机结合，构建海、陆、空立体化国际化现代化的物流网络，充分发挥港口业对物流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依托保税港区建设，顺应国际现代物流的发展趋势，建设渤海湾现代保税物流强势区域；加快芝罘湾港区保税物流、龙口港区配煤物流、烟台港西港区和莱州港区液化品物流、龙口港区和蓬莱东港区木材物流等临港专业物流中心建设，形成有影响力的港口专业物流中心。
4、整合区域滨海资源，提升滨海旅游业。烟台市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尤其是滨海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海洋第三产业离不开滨海旅游业的发展。目前，烟台市的旅游业开发深度不够，旅游项目单一，与之配套的交通、住宿、餐饮、商业、金融、房地产、文化艺术等尚存在差距，旅游产业开发潜力巨大。
依据烟台市滨海旅游资源特点，可重点建设海滨避暑休闲度假、海洋观光、海上体育运动、游艇与邮轮、温泉与高尔夫、葡萄酒文化、海岛与海洋文化体验、海水热疗、潜水、自驾车营地和滨海乡村游等滨海旅游集群；加快长岛以及近陆岛屿群、芝罘岛、崆峒岛、养马岛等旅游岛屿建设，开展海岛旅游，发展海上游艇和邮轮等高端旅游项目，使海岛旅游和邮轮旅游成为烟台市滨海旅游的亮点；建设高标准度假酒店群，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温带滨海度假区，形成“秋冬游海南，春夏到烟台”的温带滨海休闲度假载体。将滨海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清洁水源、绿化山林、净化空气，留住“青山、绿水、碧海、蓝天”，发展“绿色旅游”、“生态旅游”，形成上山（生态观光游）、下海（休闲垂钓游）、进地（田园赏花采摘游）等多种旅游方式相结合的综合旅游模式，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有企业企业家成长与激励约束机制创新研究”（10JJD790005）
作者简介：程 娜（1978-），女，辽宁沈阳人，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E-mail：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以及文化的开放性发展，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间存在着正向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公共文化事业建设状况，影响着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结构和效率效益；另一方面，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推动农村的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
关键词：农村经济；公共文化； 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6-0083-08
一、引 言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决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而随着知识经济以及文化的开放性发展，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互动作用越来越突出，二者之间的多方位、多层次、多环节、多角度、多形式、多内容的多元性高度融合,并孕育出“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y）”这一崭新的社会经济形态［1］。“文化经济”时代命题的提出［2］,符合的社会生产原理。他指出,人类生产劳动的社会分工造就了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的分离,于是社会生产分化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而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个人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形式和普遍形式［3］，“文化经济”就是相对于物质经济而言的。文化创造着我们迄今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的和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支配动物行为的本能,是动物物种的自然特性，人的行为则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4］。马克思认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拥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己的发展和运用［5］。因此，当前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是人类“跳出经济发展经济”的最高形态的融合，在此阶段，文化已成为主导力量引领着经济发展，并逐步成为经济发展最为重要和有效的动力机制［6］。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其发展速度远快于城镇，但从整体发展状况来看，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仍存在着较大差距。究其原因，农村公共文化发展水平的落后无疑是诸多经济影响因素之外的主要影响因子之一。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其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农村文化的进步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进行分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相应经济、文化发展政策措施提供借鉴，由此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本文从对我国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现状分析入手，运用农村公共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理论以及定性数据分析方法，对农村公共文化与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两者的协同发展进行具体分析，由此进一步提出促进我国促进农村经济与公共文化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现状分析
1.总量指标比较分析
为衡量全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在研究中，主要选择能够衡量农村文化机构建设规模和水平的典型指标来对比各省市的情况，这里选择的指标包括乡镇文化站、集镇文化中心和农村文化专业户数三个总量指标，其具体情况见表1所示。
表12007年我国农村文化机构建设概况
由表1可见，乡镇文化站设置全国最多的地区是四川省，其所设置的乡镇文化站个数占全国的比重为10.86%，而上海市的乡镇文化站个数占全国比重最低为0.39%；集镇文化中心全国比重最高的是山西省，四川省仅次之，海南省的集镇文化中心数量比重占全国的0.46%居全国最低位，宁夏次之，上海市的该指标居倒数第三位；农村文化专业户占全国比重最高的是山东省，四川省居第五位，比重最低的是，之后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为青海、海南、宁夏，上海市居倒数第五位。
2.相对指标比较分析
考虑到各地区人口数量的影响，引入每万人口农村文化专业户数、每万人口乡镇文化站数和每万人口集镇文化中心数三个相对指标来反映农村文化建设水平（见表2所示）。
表22007年我国各地区农村文化建设水平相对指标比较
由表2可见，每万人口乡镇文化站的平均数（个）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东南地区。其中，每万人口乡镇文化站个数为0.81，居全国第一位，新疆的每万人口乡镇文化站个数次之为0.74，北京市该指标居全国第三，而山东省该项指标为0.28居全国最低位，其后由低至高依次为江苏、河南、安徽。每万人口集镇文化中心个数由高至低的顺序依次为：华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华东地区、东北地区、中南地区。其中，北京地区的每万人口集镇文化中心个数居全国首位为1.98，和新疆分别居第三、五位，山西和上海居全国第二、四位；反过来，安徽居全国最低位为0.09，之后每万人口集镇文化中心的个数由低至高的排列顺序依次为贵州、河北、广西、吉林几省。每万人口农村文化专业户由高至低的顺序依次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东地区、西北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与每万人口乡镇文化站数相似，北京地区的每万人口集镇文化中心个数稳居全国首位为35.92，地区的该指标居全国最低位为1.27，与此同时，天津、辽宁、上海、浙江、重庆依次位于北京之后农村文化专业户平均数居全国首列，而安徽、青海、贵州、广西等省的农村文化专业户平均数居全国尾列。
三、农村公共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分析
1.农村公共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
（1）我国公共文化的特征分析
这里的公共文化指的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文化设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等。具体而言，包括公共教育设施、公共文化机构、公共文化中心以及他们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而公共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公共产品性质。文化投入是文化生产企业和服务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向社会提供的以实物形式存在的文化产品和以非实物形式存在的文化服务所需要的投入。其中，文化产品包括以各地特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形成的物质文化；以特有的情感、审美观点、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心理素质等形成的精神文化；以特有的管理和组织形态形成的制度文化等。因此，与其他产品相比，其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第二，非竞争性。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消费方式不是一种占有和直接使用消耗的方式，而是以文化艺术形式体现的物质载体。在欣赏的过程中，文化价值不仅不会直接使用消耗，而且会在人群共同欣赏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丰富。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成本不会由于消费人数的增加而增加，新增加的消费也不会减少原有的消费。因此，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
第三，非排他性。大部分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消费范围涵盖整个社会，也就是说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无偿使用该产品，如广场演出、节日庆祝活动和露天雕塑等。此类文化的特点是在消费时，很难把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排除出去，而且每个社会成员在使用时不影响其他人的使用。因此，此类文化产品及服务具有非排他性的特点。由于这种非排他性的存在，生产者和经营者无法通过提供此类文化产品及服务，来实现利润和收益的最大化目标，因而不愿无偿提供该产品。但尽管存在非排他性，但由于此类文化具有社会公益性，会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从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因此需要由社会提供。
第四，外部性。社会成员在消费一些文化产品及服务时，会通过社会互动等方式给他人造成好的或坏的影响，这就是此类文化具有的外部性。根据外部性影响的性质不同，文化可分为公益性与公害性的。公益性的文化能够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提供高品位的、健康的公益文化，也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这些精神产品有利于改善生活水平，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满足社会成员的文化需求能起到促进作用。反之，具有负的外部效应的公害性文化的滋生和发展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
由于文化产品及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兼之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外部性以及公共文化投入的公益性、高集中性、高风险性等特点，致使公共文化投入的资金来源变成了公共文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而由于公共文化的公共产品属性，生产者和提供者不愿无偿生产此类文化产品，因此，在实践中，政府往往成为此类公共文化建设的融资主体，投入资金的难易、多少及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这就决定了公共文化与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2）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公共文化事业建设状况
第一，农村经济实力影响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规模。
由于公共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入，需要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因此，公共文化事业的建设规模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文化事业建设不协调时，特别是公共文化建设规模过大时，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如果公共文化事业的建设规模超过了其需求水平，在对公共文化的需求水平不能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公共文化的积压，是人力、财力和物力水平的浪费。当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规模超过了地区财政所能负担的水平时，既影响公共文化建设的正常进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长期发展。可见，农村公共文化的投入建设规模受到农村文化消费水平的影响，而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规模又受到地区经济实力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消费的规模，同时也制约着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
第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结构和效率。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公共文化产品需求的层次。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农村公共文化需求主要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减少文盲。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重点也会发生变化，农村公共文化需求将是满足农村社会成员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公共文化建设的效率。公共文化建设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具体来看，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越高，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更高，服务的质量更好，公共文化建设的内容层次也会更高。同样，经济实力越高，公共文化的需求层次将更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层次也将更高。反之，现代科学技术水平越低，经济实力越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效率就越低，文化产品的需求层次就越单调，公共文化建设的效率就越低。
（3）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对农村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文化可以为农村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
农村公共文化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农村文化建设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是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组成部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也会对其他产业的结构升级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其次，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内容来看，通过发掘民族和民间传统文化，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度，有利于营造农村投资软环境，对地方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工作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最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发展，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文化产业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第二，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
从影响生产力的诸因素来看，人作为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决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长期来看，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有利于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劳动者素质提高作出贡献：一是文化、艺术、科学知识对农村社会成员具有的导向、激励和教化的功能，促进农村社会成员自我发展、自我提高，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二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通过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和技艺素养，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第三，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证明，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具有非常重要的联系。这是因为加强劳动者素质建设是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文化、科技、教育和技能培训作为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本手段，在以科技和教育为核心的竞争中具有关键作用。通过文化、科技、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开发，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文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都具有很大的市场开发潜力。
综上所述，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农村经济发展为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有利于增加文化需求，和提高文化需求层次；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会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促进科学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和应用。可见，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所以说，经济建设与公共文化建设从长期来看，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
2.农村公共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实证分析
为研究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选择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按GDP大于10 000亿元、在10 000亿元和5 000亿元之间、小于5 000亿元将全国省市分为三类。选择每万人口农村文化专业户数代表农村文化建设水平，按户数大于20、户数在20―10之间、户数小于10分为三类，计算频数［7］。
表2各省市按GDP分组后在不同的农村文化建设水平出现的频数比例
从表2可以看出，GDP多的省市和GDP少的省市在每万人口农村文化专业户数上是有差异的。GDP大于10 000亿元省市的每万人口农村文化专业户数倾向于比GDP在5 000亿元以下省市的每万人口农村文化专业户数多。为检验这个差异是否显著，需要进行独立性检验［8］。
第一步，由似然函数:
第二步，计算独立性检验的χ2统计量：
具体计算结果列于表3。由表3中的P值可以看出，零假设被拒绝。因此，不同GDP水平的省市在每万人口农村文化专业户数上的差异是显著的。
表3卡方检验
为检验是否存在行属性越大，列属性也越大的趋势，即GDP水平越高，每万人口农村文化专业户人数也越高。需要进行相合性检验，度量相合性的指标采用伽马系数：
表4中的检验结果显示： 伽马系数为0.60，肯德尔τ值为0.34。两个系数均为正值，倾向于认为是正相合。由此可见，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正向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
表4相合性检验
四、促进我国农村经济与公共文化协同发展的对策
1.积极开拓和培育农村文化市场
首先，从短期来看，农村各级政府需要重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确保将文化建设支出纳入财政预算，并按比例划拨文化建设专用投入。第一，农村各级政府应根据每年经济增长情况，按比例增加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投入，不断更新文化设施，为农村文化市场的开拓和培育创造条件。第二，在进行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时，可以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融资手段。农村各级公共文化部门应增强自我“造血”的能力，可以通过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办有偿培训等方式，增加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第三，积极发挥乡镇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乡镇公共文化事业依托县文化馆、科技馆、图书馆、镇文化中心、文化馆以及公共教育培训机构等文化设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可以充分利用乡镇公共文化事业建设的优势，加强交流，辐射和带动周边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应将村文化大院、图书室、农民夜校、农民广播学校、村屯的电视转播台、广播站的建设纳入乡镇建设总体规划，使其布局更加合理，形成以乡镇为中心的农村公共文化网络，促进乡镇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实现良性互动。
其次，从长期来看，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要坚持产业化、市场化原则。在文化资源的开发上，充分利用当地文化项目，将文化资源与旅游、科技资源等整合起来，促进农村文化产业化的培育和发展。对于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应在不改变文化设施社会职能的前提下，利用人才和设施条件，创新服务方式。从公共文化事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角度出发，开发有偿服务等盈利性项目。
2.优化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财政投入的政策取向
（1）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财政投入要与财力相适应
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应根据农民文化需求特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确定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规模和结构。另外，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应根据当前农村建设公共文化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基本情况，循序渐进地、有计划地优先发展农民需求较大的文化休闲方式。如根据调研，电视仍是农村最普遍的文化休闲方式，因此应因势利导，提高有线电视的收看范围，使更多的农民群众可以选择收看质量更好、频道更多的电视节目。反之，如果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内容超越了现阶段农民文化需求特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这些文化项目将难以发挥预期的效果。因此，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应该立足于现阶段农民文化需求特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应在合理引导的原则下，循序渐进，积极开展，对条件成熟的村屯可以优先发展，对条件不成熟的村屯可以等条件成熟以后再发展。
（2）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财政投入要坚持公共财政原则
尽管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具有公益性，但随着农村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文化需求的增加，农村文化事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将成为长期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财政投入应坚持公共财政原则，即政府财政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投入范围要依据文化产品的属性不同进行选择。对农村文化产品中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政府财政可以不介入或减少介入，对农村文化产品中公益性较强的，政府需要介入并增加投资。具体来说，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财政投入的领域应主要集中在农村文化机构和队伍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发掘和保护优秀文化资源和“三下乡”活动等。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村文化事业建设，可以拓宽融资渠道，下放权力并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和农村社会成员参与建设。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财政负担，而且更有利于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例如，许多农村的有线电视投资项目，就是以通过向用户收取合理的开通费和收视费的方式，来解决项目投资大、融资难的问题的。
（3）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财政投入要按支出性质区分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财政投入要根据支出性质的不同，选择建立不同的运行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根据性质不同，农村文化事业支出可以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首先，对农村文化单位和服务部门的基本支出要合理控制，支出水平要通过其工作业绩考核，支出规模要与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数量一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文化单位和服务部门将逐步改革用人机制，这既可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提供充足的人员保证，也将减少相应的财政压力。其次，对农村公共文化单位和服务部门的项目支出，财政投入要充分保障、落实到位，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渐增加投入的比重。具体来看，对农村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掘，财政投入可以通过建立民间文化专项资金，促其发展；对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改善和建设，如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可以通过上级财政提供专项资金的方式来实现；对农村文化市场的发展，可以通过建立民间文化的激励资金，鼓励农村社会成员开展各项文化活动，实现繁荣农村文化市场的目标。
3.强化农村公共文化事业投入的绩效管理
（1）建立农村公共文化事业投入的绩效管理制度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缺乏绩效管理制度，表现在一方面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成果却没有相应的增加，甚至部分地区农村文化艺术活动逐年减少。由于受到计划经济投入模式的影响，不少农村公共文化机构至今仍缺少效益观点，认为文化投入就是向政府“要钱”，就是想方设法增加财政拨款，从而不重视文化投入的产出效益，未将工作重点真正放在公共文化事业建设上。
具体而言，建立农村公共文化事业投入的绩效管理制度，一是要使农村各级公共文化管理部门和各类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树立绩效观念，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公共文化部门和服务机构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对同样投入取得较好绩效的农村公共文化部门和服务机构，应采取增加投入等奖励措施。对于同样投入绩效差的农村公共文化部门或服务机构应给予警告，对长期绩效差的农村公共文化部门或服务机构，应实施严厉的制裁措施。二是要建立衡量农村公共文化部门和服务机构投入绩效的指标体系，并使指标体系与财政激励措施挂钩。近年来，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产出指标只是年度的汇总指标，主要目的是进行年度统计，而不是用来衡量文公共化事业的产出绩效。而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绩效衡量指标应体现农村文化部门和服务组织的主要职责，指标的设定应重点关注凝聚和吸引农村社会成员的关键环节，考核量化农村文化活动进行情况，促进投入效益的提高。衡量绩效的指标内容应该反映出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情况，如对基层图书室的指导和辅导、县级图书馆的读者活动、图书馆新增藏书量等。此外，指标还应该反映出公共文化的活动数量，如讲座和文艺团体下基层服务的人次、组织群众性文艺活动人次、县级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举办的展览人次、指导和辅导文化示范点和群众业余文艺团队人次等。
（2）建立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资源共享和信息沟通机制
首先，各级政府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建立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资源共享机制，以避免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和资源的浪费，实现各种类型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交流，满足广大农村社会成员不同类型的文化需求。具体来说，农村公共文化事业部门和服务机构可以提供不同特色的文化服务，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由此促进各种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交流。此外，资源共享机制不应仅仅局限于满足一个区域内的农村社会成员的资源共享，还应实现不同区域范围内的文化服务项目的资源共享。
其次，各级政府应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参与群体比较广泛，包括政府、农村居民、企业和社会团体等。信息沟通机制的建立可实现三个目的：一是有利于这些群体及时了解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运行情况和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情况；二是有利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和部门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得到健康的发展；三是加强信息沟通，能够使各个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使农村文化服务的供给更好地满足农村文化需求。
（3）应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监督检查机制
首先，各级政府应鼓励农村社会成员参与对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监督以保证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良性发展。具体而言，各级农村公共文化管理部门和监督机构可以采用奖励的方法，发动广大群众，鼓励他们自发地参与对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监督；或开设举报电话或信箱，为广大农村社会成员向农村公共文化管理部门举报违反规定的文化活动提供途径；并针对具体情况认真处理，深入调查，并及时向广大农民及时反馈信息。
其次，各级政府应建立农村文化事业的动态监控机制。通过监控机制，将事前监管、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相结合，及时对监控项目进行调查，加强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管理。在监控手段上可以采用电话告知、政策宣传和跟踪调查等方式；在监控内容上，主要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和动态监控，掌握这些部门的情况，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部门进行定期分阶段动态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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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RITIC-DEA；区域物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3.22
中图分类号：F252；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3-0102-05
引言
在现代经济中，区域物流的发展已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区域物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在全国区域分工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会带动物流需求的增加和物流产业的发展，两者在协同发展中相互适应、相互影响。
国外学者将物流视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将物流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影响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RosensteinRodan较早提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先行资本，应该优先发展[1]。Rostow也认为物流相关设施建设是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2]。国内关于“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相互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区域物流驱动区域经济的发展，Fan和Zhang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物流发展对中国区域经济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3]，王圣云和沈玉芳提出区域物流竞争力的提高对于改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其次，区域经济促进区域物流发展，张毅和陈圻在计算全国30个省物流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协调度的基础上，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货物周转量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提升对区域物流的发展贡献非常明显[5]。再次，两者相互影响和促进，李全喜和金凤花等基于2003～2008年我国31个省面板数据，利用典型相关分析的方法，表明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高度相关[6]，贺玉德和马祖军运用协同学模型认为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在协同中具有阶段性特点，协同程度在不断的融合和冲突中上升[7]。
以上研究旨在说明区域经济和区域物流在发展中相互影响、协同发展，只不过影响程度各自不同，这也是本文要提出的问题，既然协同发展的程度不同，那么如何测量和计算协同发展的程度，如何进行科学量化应该是研究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集中在方法上，有的学者运用多目标决策、AHP、模糊综合评价、数理统计等方法，但这些方法中对系统静态评价多，动态时序性评价少，主观影响因素多，相对客观因素较少，穆东提出运用DEA的方法建立系统之间的协同发展评价模型，从协同和发展两方面得出对区域协同发展的综合评价[8]。
本文在运用DEA协同发展评价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三点创新，其一，在指标选择上DEA方法使用指标不同于一般评价指标，主要分为输入和输出两种，其相互间并非“大而全”的概括，而是“少而精”的测评，在分析内在机理的基础上，运用SPSS软件，通过相关系数检验和因子分析，筛选系统内相关指标科学地确定描述系统指标。其二，在指标赋权上，查阅现有文献，并未将权重系数运用到DEA协同发展模型的指标中，为提高评价精度，本文对指标进行客观赋权――CRITIC值，判断指标的离散程度对系统目标的影响，通过科学权重提高DEA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其三，以往DEA协同发展评价大多以固定时间节点，描述一个时期内不同系统内部的协同发展状况，缺乏动态性和可预测性。本文基于四川省2003～2012年数据，充分描述区域物流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动态规律和发展趋势，为制定政策和区域发展提供决策和参考。
1协同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全面真实地反映协同协调程度，是测评协同发展程度的关键步骤，指标体系应该能够直接有效地反映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状态，但又不宜过于繁多，信息冗余，影响测评效果。学术界普遍通过区域物流和区域经济的特性进行分类，如经济规模性、经济结构性、经济前瞻性、物流基础性、物流可持续性、物流支撑性、物流网络化等一系列二级指标，通过二级指标的建立确定数据可循的分指标，达到测评目的。如此有两个弊端，第一，确定指标范围的主观化，减低科学性，或者二三级指标倒置，先确定易取数据的三级指标，然后分析指标特性进行二级指标划分。第二，忽视两个系统间指标的互动性，应立足于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紧密相关的指标进行选择，单个系统指标的“高大全”对于评价复合系统未免失真。
DEA模型对评价指标的选择有两点要求，首先，指标数量并非越多越好，选择最能反映系统实质特征的精简指标，得到决策单元的有效区分度，同时当指标中包含线性关系时，可去掉相关指标，降低数据处理维度并不影响评价结果。其次，确定系统输入和输出的逻辑关系，对于逻辑属性不明显的指标，根据输入越小越好，输出越大越好来进行划分[9]。
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系统评价指标的初选是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区域物流和区域经济系统做内部分析，将涉及到的指标进行分类划分，然后依据2003～2012年四川省原始数据，应用SPSS190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剔除线性化指标，降低指标维数，简化评价体系。按照DEA的指标数量M与决策单元数目N需保持2M=N=3M的原则，本文决策单元数N分别为20个和18个，所需要的评价指标M应在7～10和6～9之间，按照输入输出逻辑关系划分，最终所得DEA输入输出指标体系。
区域物流系统初始指标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运输线路长度、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总值、货运量、货物周转量、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第二产业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铁路营业里程、内河航道里程、高速公路里程、民航里程、载货汽车数量、民用运输船舶数量、邮政业务总量、特快专递数量、年末移动电话用户、公路货物周转量。
区域经济系统初始指标包括：地方财政收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地区支出总额、居民消费总额、地方财政支出、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人均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率、总资产贡献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业利润总和、职工年均货币工资、农民人均年收入、民营经济增加值、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SPSS相关分析筛选指标后，区域物流系统的输入指标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X1）、运输线路长度（X2）、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X3）、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X4），输出指标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总值（X5）、货运量（X6）、货物周转量（X7）、第一产业生产总值（X8）、第二产业生产总值（X9）。
区域经济系统的输入指标包括：地方财政收入（Y1）、社会固定资产投资（Y2）、进出口总额（Y3），输出指标包括：地区支出总额（Y4）、居民消费总额（Y5）、地方财政支出（Y6）、人均GDP（Y7）、地区生产总值（Y8）、工业总产值（Y9）。
2CRITICDEA协同发展模型构建
21CRITIC法赋权
在DEA协同发展评价前先确定指标权重，提高评价结果的精度和合理性。确定权重的方法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王昆、宋梅州[10]对三种客观权重赋值法进行比较，即熵权法、标准离差和CRITIC法，认为CRITIC法不仅考虑了指标变异大小对权重的影响，同时考虑了各指标间的冲突性。陶长琪等[11]则将CRITIC赋值法运用于协同评价中，对我国产业组织演变的协同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CRITIC法由Diakoulaki[12]提出，他认为评价指标权重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标准差，反映了评价指标值的变异程度；另一个是相关系数，如果两个评价指标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说明两个指标冲突性较低；如果具有较强的负相关，说明两个指标冲突性较高，CRITIC法的基本原理为：
Cj=σj∑nj=1（1-rij），j=1，2，...n（1）
其中Cj表示第j个评价指标对体系的影响程度，σj表示第j个评价指标的标准差，rij表示第i个评价指标与第j个评价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Cj值越大第j个评价指标对体系的影响程度就越大，该指标相对重要性也就越大，因而第j个评价指标的客观权重ωj的计算公式为：
ωj=Cj∑nj=1Cj，j=1，2，...n（2）
依据四川省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标准化数据，通过SPSS170软件可得子系统的标准差σ和相关系数r，将相关数据代入式（1）和式（2），可得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系统评价指标权重系数ω。
22DEA协同发展评价模型
221A系统对B系统的协同效度、发展效度和协同发展效度模型
把系统A对系统B的协同发展关系看作投入产出关系，如果分母代表A系统的投入组合，分子代表B系统的产出组合，则A系统相对于B系统的协同发展综合效度为Ze（A/B）=θ0e（A/B），公式为：
Maxhe（A/B）=uTyBvTxA；s.t.uTyBvTxA≤1；（3）
j=1，2，...，n；u≥0，v≥0
分时规划式（3）的线性规划模型[13]为：
θ0e（A/B）=minθe（A/B）
s.t∑nj=1xAjλA/Bj+s-=xA0θe（A/B）
∑nj=1yBjλA/Bj-s+=yB0
λA/Bj≥0，s-≥0，s+≥0，j=1，2，...，n（4）
对于C2GS2模型，如果A系统的输入对应B系统的输出，则A系统对B系统的协同效度为Xe（A/B）=σ0e（A/B），公式为：
σ0e（A/B）=minσe（A/B）
∑nj=1xAjλA/BJ+s-=xA0σe（A/B）
s.t∑nj=1yBjλA/BJ-s+=yB0；∑nj=1λA/Bj=1
λA/Bj≥0，s-≥0，s+≥0，j=1，2，...，n（5）
而A系统对B系统的发展效度为：
Fe（A/B）=S0e（A/B）=θ0e（A/B）σ0e（A/B）（6）
如果分式规划中分母代表系统B的投入组合，分子代表系统A的产出组合，根据同样的处理方式，可以计算出B系统对于A系统的协同发展效度，包括综合效度、协同效度和发展效度。
222两个系统之间的协同效度、发展效度和协同发展效度模型
依据DEA和系统间可持续发展评价理论[8]，可得两个系统间的协同效度、发展效度和协同发展效度，以系统A与系统B为例：
（1）协同发展综合效度
Ze（A，B）=minZe（A/B），Ze（B/A）maxZe（A/B），Ze（B/A）（7）
（2）协同效度
Xe（A，B）=minXe（A/B），Xe（B/A）maxXe（A/B），Xe（B/A）（8）
（3）发展效度
Fe（A/B）=Ze（A/B）/Xe（A/B）（9）3实证研究
31数据来源
为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连续性，本文所用的全部数据均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2003～2013）》（详见表1）。表1四川省区域物流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统输入输出指标数据
通过SPSS190软件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出相关系数和标准差，然后根据科学赋权的原则将CRITIC赋权法代入表1，根据式（1）和式（2）得出区域物流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各个子指标的权重。按照前文所述的输入输出指标，依据式（3）至式（9）的计算方法，利用DEAP2
3结果分析
结果中协同效度数值反映区域物流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统各自内部和相互之间生产要素的配置比例情况，数值越大说明两个系统间协同程度越高，同步化程度也越高；发展效度主要反映区域物流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统是否在最合适的规模下运行，如果值越大说明系统发展规模越合理；协同发展综合效度反映的是系统内部结构、生产要素组合、投入产出比例、发展规模状况等多个综合指标因素。
评价单元是区域物流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不同年份资料，即2003～2012年，通过观察按照时间排列的评价单元，可以直观分析整个系统动态的协同发展程度和波动状况（见表2），具体可分两个阶段：
2003～2007年，四川省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综合有效程度始终处于高位，同时这段时期也是四川省物流产业和经济发展同步飞速发展的时期，在交通设施等基础建设方面，成渝、宝成等铁路干线与毗邻地区相连，成渝、成广等高速路也相继通车，通航河道已达120条，总里程11000千米，航空运输线路也已达到140多条，这个时期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拉动经济的同时也促进了物流系统的完善和发展，到2007年四川省GDP比上年增长13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48%，创下10年内最高水平。四川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继续加大对物流建设的投入，依托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和完善，双流机场第二跑道和青白江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等重大物流项目也相继投入使用，完善的物流条件为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8～2012年，四川省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综合有效程度在逐渐下降，原因在于：2008年3月四川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的意见》，明确了主动应对产业转移的各项政策，在产业转移大背景下，区域物流和区域经济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应对产业转移下的四川省部分行业有了新的变化和波动，涌现出一批极具竞争力的产业，全省各地逐渐形成以各自特色产业发展为龙头的区域经济区，如川东北经济区、攀西战略资源区等，特别是在税收和财政收入等因素的驱动下，各经济区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剧，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而区域物流行业也面临着新的升级改造，不能符合新的产业集群下对物流的要求，以至于区域经济和区域物流迈入了新的“不协同”阶段。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与物流产业之间的矛盾，2011年11月，四川省出台的《四川省道路运输业现代物流发展规划（2011～2015）》提出，到2013年，将开通成都至绵阳、南充、泸州、宜宾、攀枝花等中心城市的城际货运专线班车，到2015年，基本开通成都至所有次级枢纽城市的城际货运专线班车，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减少物流成本，有效提升利润空间。2012年底，省政府提出全省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以壮大优势产业为支撑并优化重大产业布局的方针政策，通过五大经济区均衡发展并实现协同发展的目的。
4实现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首先，物流产业协调联动，打造新形势下的物流产业布局。四川省在面临大量企业“西进”的同时，进一步积极完善物流园区，整合物流资源，政策上出台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有了新变化的同时，物流产业应紧密联系新的经济形势和产业布局，服务新经济形势下的四川各产业发展，利用物流“第三利润源”优势，增加对物流网点和货运中心的建设，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加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促进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呼应协调，联动发展。
其次，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行业联动、产业聚集，打造优势产业链条，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聚集，是四川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硬件上，注重打造与四川经济发展匹配的配套产业，集中优势产业，发展新型产业，淘汰落后产业，在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形成产业集群和利润洼地，增强产业竞争力。在软件方面，积极与科研院所合作，针对区域发展做好科学规划和布局，同时在人才方面，引进高层次经济和物流相关人才，培育新型物流货运等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积极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和待遇。
再次，避免同质化区域竞争，加强区域间协同合作。四川省五大经济区除个别特色产业外，相邻经济区容易出现“争项目，比优惠”的竞争，造成资源和无序化竞争的加剧。应该从制度上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形成制度化联席会议，在项目对接和招商引资方面，加强区域协作和沟通，以深化合作、互利双赢的目的解决当前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明确经济区产业定位，面对区域经济发展，要立足自身，强化优势，集中拳头产业产品，切忌“无商不招、无资不引”，模糊区域经济定位，甚至造成产业冗叠，资源浪费。
5结论
本文在引用DEA协同发展模型的基础上，构建“CRITIC-DEA”协同发展模型，采用四川省2003～2012年区域经济和区域物流发展数据，通过模型分析当前经济物流协同发展中的问题，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共推经济发展。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区域经济和区域物流相互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未对法制环境、行政效率、人文因素等进行考量，同时这也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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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空间经济学；京津冀；互动机制；构建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6-0029-08
一、引言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调整区域内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并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又一个稳定而有力的新增长极。因此，该战略的实施将同时给京津冀区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能够产生交通红利、要素流动配置红利、规模经济红利、创新红利和生态环境红利（杨保军，2015）；另一方面，所有的经济社会活动与实践都必须探索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要求的路径，因而面临着如何更好落实《纲要》的新课题。因此，深入探讨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的构建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针对区域协同发展和运行机制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这些研究大体分为三个路径：一是以庄亚明等（2008）、周绍杰等（2010）、皮建才（2011）、覃成林等（2011）学者为代表，运用区域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区域协同发展的概念、功能、目标、评价体系和机制问题；另有王朝阳、夏杰长（2008）、翁钢民、杜梅（2014）、臧天宇（2016）等学者，运用区域经济学理论，较深入地探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二是以孙斌栋等（2010）、孙平军等（2011）、徐蓉（2011）、张燕、崔大树（2013）、魏冶等（2014）学者为代表，运用城市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多中心城市结果和城市多层级结构的协同发展机制问题；另有李兴国、刘艳芳（2014）、薛慧娟等（2015）学者，运用城市经济学理论，较深入地探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三是以张翎、窦静雅（2007）、陈建军、黄洁（2008）、张继良、张奇（2009）、李占国、孙久文（2011）、梁琦等（2013）、倪鹏飞等学者（2014）及朱舜（2015）为代表，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产业、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问题。以上这些研究多是从实践出发，运用相关理论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只是关注区域协同发展问题和机制运行的某一方面，特别是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构建的相关研究，没有从互动机制整体构建的角度来论述，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本文将沿着第三个路径，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从产业、城市、区域三个维度，来论述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的构建问题。
二、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空间经济学是研究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的学科①。从空间经济学的演进过程来看，集聚经济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集聚经济理论可分为产业集聚理论和城市集聚理论。
产业集聚是指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处在一个特定领域内相关的企业或机构，由于相互之间的共性和互补性等特征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组在地理上集中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产业群的现象。这些产业基本上处在同一条产业链上，彼此之间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呈现横向扩展或纵向延伸的专业化分工格局，通过相互之间的溢出效应，使得技术、信息、人才、政策以及相关产业要素等资源得到充分共享，集聚于该区域的企业因此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大大提高整个产业群的竞争力②。
城市集聚是指受到某一个产业内的企业向同一城市集聚的影响，其它产业的企业也突破产业界限，来到这个城市从事经营活动[1]33。
（一）产业集聚向心力与离心力
空间经济学认为区域之间是否均衡发展由两种力的相互作用决定，即导致集聚的向心力和趋于分散的离心力，若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就会形成如京津冀区域内的现在这种“核心―边缘” 空间格局，即京津―冀空间格局。
1.产业集聚的向心力
京津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较高，生产业发达，区位优势明显，必然导致区域内及区域外的生产要素向京津地区集聚，产生了两种促使向心力增加的效应。一是“市场接近效应”，市场接近效应是指工业企业在进行厂址的区位选择时，一般偏好市场较近且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产品大部分在本地销售，少部分出口到市场规模较小的区域，这样可以节省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总成本。二是“生活成本效应”，也称“价格指数效应”，生活成本效应是指在企业数量多的区域，当地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自然就较多，这意味着该区域需要从另一个区域进口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该区域消费者需要负担的进口产品的贸易成本较少，从而该区域的产品价格相对便宜或者说商品价格指数较低，这样，该区域消费者或居民的生活成本就会较低[2]。这两种效应在本质上都与节省贸易成本相联系，它们即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会引发进一步的聚集，增强极化效应的向心力，导致京津冀区域内的经济差异扩大。
2. 产业集聚的离心力
在京津地区产生向心力效应增加的同时，也存在产业分散布局的因素，必然导致京津地区的生产要素向区域内及区域外分离，产生了两种促使离心力增加的效应。一种是“市场拥挤效应” ，也称“本地竞争效应” ，市场拥挤效应是指企业因过于集中而导致的彼此为争夺消费者而产生盲目竞争，企业选择生产区位时会偏好竞争者较少的区域。另一种是“要素瓶颈效应”，是指随着企业在某区域的集聚，由于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是既定的，必然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从而产生集聚不经济，迫使企业外迁。这两种效应又会引发区域核心城市中产业向边缘城市的转移，增强极化效应的离心力，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二）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与离心力
空间经济学是在杜能（1826）考察运输成本和土地租金对经济区位影响的基础上，建立起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对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与离心力进行分析的。
1. 城市集聚的向心力
在不考虑城市土地紧缺和交通拥挤的条件下，城市集聚向心力的作用，使得差异化的工业品的生产会向一个单一城市集聚，如果市场潜力函数曲线的斜率为负，市场潜力函数值下降，单中心城市结构就处于均衡状态。产生城市集聚向心力的原因在于，一是众多企业集聚在某个城市，它们在生产各自的最终产品的同时，也可以共享其它企业提供的中间投入品（某个企业的最终产品同时也是另一个企业的中间投入品）；二是不同产业和企业集聚在某个城市，会不断吸引众多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聚集起来，而不同产业和企业发展的不同周期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同，这种差异性恰恰能够分享劳动力储备（某个产业或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减少的同时，也可能其它产业或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增加）；三是不同产业和企业聚集在某个城市，会不断吸引各种各样技能的劳动力集聚起来，这种劳动力技能水平的差异性，不但降低了企业的培训成本，而且提高了劳动力技术的匹配性（企业为争夺技术工人竞争的结果是高技术工人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的同时也得到了高工资）[1]34-35。这种城市聚集的向心力，导致京津冀区域北京、天津两个超大城市与河北若干中等城市的并存，某些产业在北京、天津集聚而过度竞争，而河北的产业集聚度不足。
2. 城市集聚的离心力
在考虑城市土地紧缺和交通拥挤的条件下，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拥挤效应凸显，随着土地租金和运输成本的不断上升，市场潜力函数曲线的斜率为正，市场潜力函数值上升，单中心城市结构就处于不稳定状态，城市集聚离心力的作用，使得差异化的工业品的生产会向多个城市扩散，产生了多中心城市结构或形成城市层级结构。产生城市聚集离心力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一是除了市场价格因素导致劳动力迁移之外，考虑到劳动力的异质性问题，劳动力是按照其技能在空间上流动的，随着城市集聚中竞争的日益激烈，较低技能的劳动力将离开高收入的大城市；二是除了贸易产品的运输成本导致企业迁移之外，考虑到非贸易产品（服务）的空间异质性问题，由于大城市住房（房租）价格高，不但提高了非贸易产品（服务）的价格，而且降低了居民的实际收入[3]。这种城市聚集的离心力，导致京津冀区域有可能形成多中心城市结构或形成城市层级结构。
三、互动机制构建的基础理论问题
（一）基本概念的辨析
从概念上讲，机制最早源于希腊文，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后来，人们将其引入经济学，经济机制是指在一定经济机体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机制概念的本质有：一是有机体内部各个要素客观存在的结构和相互关系；二是有机体内部各个要素的作用要通过一定的机理和形式表现出来，即在协调中发挥作用。
互动是指一种相互使彼此发生作用或变化的过程。互动即相互作用，有积极的过程，也有消极的过程，互动的结果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人们追求的目标是积极的过程和积极的结果。
因此，所谓互动机制，既是指机制本质的第二个方面，即在互动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也是指互动的积极状态，即实现积极的结果。
协同发展互动机制从狭义上讲，是指协同发展运行机制中的互动机制，也称利益互动机制，它是指在协同发展中的各主体为了获得利益而参与其中，并通过利益的分配来协调各主体自身和相互的行为和关系的过程。从广义上看，是指维系协同发展运行的构成主体和客体，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相互影响和有效运行的机理和形式[4]。
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是从深层次上二者的协同发展问题。
（二）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
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问题，涉及的基础理论问题主要有：协同发展互动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协同发展互动机制中的政府规划和宏观调控；协同发展互动机制的理论演进等。
1.协同发展互动机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
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涉及到产业、城市和区域。它们之间的协同发展或互动机制的构建，主要是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政府规划和调控。具体来说，首先，如前文所述，产业的聚集（向心力）和扩散（离心力）是由市场主导的多个效应或动力所决定或驱使的。其次，城市的产生和边界的扩展以及层级的形成，也是由分工、竞争、人力资本、运输成本和贸易条件等市场特征决定的。再次，区域的形成和范围大小以及发达程度，更是区域内的产业和城市的市场竞争力决定的。当然，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必要的规划和宏观调控也起着重要作用。
2. 协同发展互动机制中政府规划和宏观调控要有界定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中，一是政府规划和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它能够起到顶层设计的作用。也就是说，通过政府规划和宏观调控，将产业―城市―区域三者有机联系起来，推动三者的良性互动发展。二是政府规划和宏观调控又是有边界的。产业、城市或区域规划是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的事前约束性安排，政府在其中起着组织和牵头的作用。而政府宏观调控则只能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进行③，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是如此；国内外的实践证明，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作用远远不如市场机制。
3. 协同发展互动机制的理论演进
京津协同发展互动机制的理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协调原理，其演进过程如下：以斯密（1776）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开创性地提出无形之手协调市场运行；之后，马歇尔（1890）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推出较为严谨的需求与供应的分析，指出市场价格的变动会引导资源或生产要素使用的变动。以科斯（1937）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交易在市场进行，而有的交易在公司内部进行？即为什么资源配置有时从无形之手转到有形之手？他认为，交易方式（企业还是市场）选择的标准是交易费用的高低。哈耶克（1945）指出只有市场才能搜集和处理供求双方高度分散的知识和信息，而政府却做不到。弗里德曼（1968）进一步指出，供求双方的知识和信息通过市场交易及市场价格的变动，不但传递到市场上，而且交易的盈亏就是市场（无形之手）对他们决策的奖惩。张五常（1983）认为，市场与企业是合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企业的本质是用要素市场合约取代产品市场合约。威廉姆森（1985、1996）构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协调经济运行的组织框架，即市场―混合形式―科层―政府，并详尽地分析了其运行机理，推动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发展。哈特（1986）指出，由于签订合约的双方当事人不可能在事前完全预见到未来的或然状况，或者难以一种双方没有争议的语言写入合约（或者写入成本太高），或者难以向第三方证实这些或然状况，因此事前签署的合约是不完全的。因此，长期合约不能代替短期合约，企业不能代替市场，等自然状况清楚之后，所有相关变量都是可证实的，双方可以对初始合约进行有效率的再谈判④。不完全合约理论从产权转移或变动的角度重新解释了企业的边界，并赋予产权以新的含义，因此也称为企业的产权理论。
四、互动机制构建的机理分析
（一）经济协同发展互动机制的构建
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构建的背景是：在市场经济中，居民―厂商―政府三个经济活动主体作用成为互动机制的背景。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居民这个经济主体，既是生产者（劳动力）又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劳动力），居民在就业迁移、人机匹配、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都会做出理性选择；作为消费者，随着其收入的增长，居民将产生对商品和服务需求量的增加和对商品和服务品质要求的提升；这二者既会对产业的聚集、城市的繁荣和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又会对互动机制的构建和运行产生一定的制约。
第二，厂商这个经济主体，既是生产者（供应商）又是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的需求者。作为生产者（供应商），在区位选择一定条件下，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厂商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数量倍增、品质不断提升；作为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的需求者，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技术创新日益涌现，生产要素价格的波动驱使厂商不断做出区位选择；这二者既会对产业的聚集、城市的繁荣和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又会对互动机制的构建和运行产生一定的制约。
第三，政府这个经济主体，既是宏观调控者又是国有资产投资者还是政府采购者。作为宏观调控者，政府要对产业、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做出必要的规划；作为国有资产投资者，政府通过其下属的投资公司，产业、城市和区域中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做出必要的投资；作为政府采购者，通过纳入财政预算的采购项目做出必要的财政支出；这三者既会对产业的集聚、城市的繁荣和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又会对互动机制的构建和运行产生一定的制约。
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构建的基本思路是：在居民―厂商―政府三个经济活动主体作用的背景下，形成产业―城市―区域三位一体的互动机制。
（二）经济协同发展互动机制的机理分析
1.互动机制中的产业维度
在现代经济学中，产业是指一定区域内（如一国、或一个地区）生产同类或同一产品（包括服务）的所有企业的集合。这主要是从供给的角度入手的。如果从需求的角度看，则不一定一致。如，两家企业的产品（性能、式样等）基本相同，甚至完全相同，但由于两个企业营销战略不同，相同的产品成了“差异化产品”，这样供求双方就会出现不一致。而且“差异化”达到一定程度后，两家企业的相同产品甚至可能属于不同产业（或市场）。定义产业（或市场）必然要涉及产品或生产要素的替代性，而产品的替代性是从需求角度考虑，生产要素的替代性则是从供给角度考虑，这两个方面的替代性可能会出现大的差别[5]。
产业结构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来看：从横向上看，它是指某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关系构成的产业结构，它实质上是一种市场结构。从纵向上看，它是指国民经济内部、产业之间关系（Inter-industry）构成的产业结构，如三次产业结构。
前者是企业的横向关系也称为产业组织，它是指生产同类有密切替代关系的产品的企业在同一市场上的集合，这种市场结构是早期产业组织理论（狭义产业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后者是企业的纵向关系，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产业关联，它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各产业之间存在的广泛的、复杂的和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
作为经济协同发展互动机制中的产业维度，除了上面提到的极化效应和锁定效应以外，主要是通过产业关联和主导产业来发挥作用的。
产业关联按产业间供给与需求联系可分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前向联系是指某些产业因生产工序的前后，前一产业部门的产品为后一产业部门的生产要素，这样一直延续到最后一个产业的产品，即最终产品为止。后向联系是指后续产业部门为先行产业部门提品，作为先行产业部门的生产消耗。
主导产业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其自身产值占有一定比重，采用了先进技术，增长率高，且产业关联度强，对其它产业和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从量的方面看，应是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或者将来有可能占有较大比重的产业部门；从质的方面看，应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能够对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产业部门⑤。
从经济协同发展互动机制的产业维度看，产业关联是基础，主导产业是动力，二者的相互作用既推动产业的序列演替和多层次发展，又对城市的繁荣和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是产业关联性强，它的递增收益大、运输成本低、劳动力在区域内可迁移⑥，就会提升城市的向心力，促进区域的经济增长。二是主导产业作用大，它会利用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创造投资机会和市场机会，推动和拉动相关产业发展，推动城市结构的演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京津冀的产业中，北京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即第三产业比值超过第二产业的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后期即高加工度的工业化阶段、而河北则处于工业化中期即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因此，生产业在京津冀的产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已有的研究表明，京津冀已经初步形成了生产业差异化发展的格局；北京生产业对本地制造业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而天津和河北的生产对本地及区域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则较大，天津生产业对高中端制造业的促进作用相对最大，而河北生产业对中低端制造业⑦有更大的促进作用[6]。
因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中，北京生产业以其产业关联性强和主导产业作用大的特征，对京津冀城市群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
2.互动机制中的城市维度
城市经济学认为，城市是在相对较小的面积里居住了大量人口的地理区域，也就是说，城市地区的人口密度要高于周边其他地区。城市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有：一是城市以外的人口必须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他们自己和城市居民；二是城市居民必须从事生产，生产出某种产品或服务，以便用这些产品或服务去交换农民种植的粮食；三是为使农民种植的粮食与城市产品能够更便利地进行交换，城市必须有一个高效的运输体系[1]。
城市历史的发展经历了贸易城市、工业城市、专业化城市和综合性城市三个阶段。在贸易城市阶段，运输成本和比较优势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存在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时，工业城市才能得以出现和发展；地方化经济的存在促进了专业化城市的发展，它更容易提高生产效率；综合性城市能够培育众多新思想和新经验，它们是创新型企业的实验室，综合性城市更能够激发创新。
城市经济学的公理之一，通过调整生产要素价格可以实现区位均衡。在城市经济中，劳动力、资金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通过公平竞争可以使厂商之间达到区位均衡，即没有一个厂商想进一步改变其所在区位。
城市经济学的公理之二，自我强化效应可以产生聚集结果。在城市经济中，随着先行者厂商区位的选择，跟随者厂商会纷纷效仿做出同样的区位选择，其结果使众多厂商不断聚集起来，形成了特色或专业化城市（综合性城市的街区）。
城市经济学的公理之三，生产受到规模经济的影响。在城市经济中，由于投入要素的不可分割性和专业化生产，使得生产的平均成本下降而产出上升，实现了规模经济。
从经济协同发展互动机制的城市维度看，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是基础，自我强化效应是动力，规模经济是结果，三者的相互作用既推动城市从贸易城市到工业城市再到专业化城市和综合性城市的发展，又对产业的聚集和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是通过调整生产要素价格，实现分享机制、劳动力储备和技能匹配，就会提升产业的聚集力，促进区域的经济增长。二是通过自我强化效应和规模经济，实现知识溢出效应和创新，创造投资机会和市场机会，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京津冀区域中，存在着北京、天津两个超大城市与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承德、沧州、张家口、廊坊等八个地区中心城市，呈现出非均衡性的单（双）中心城市和大梯度层级化的城市结构模式。其中的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全国的专门化率尤为明显，除北京具有绝对专业化优势外，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城市在全国也占据一定的专业化优势；区域内各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差异较大，专业化分工比较明显[7]。
因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中，京津这两个高阶城市以其城市规模和城市增长的“虹吸效应”⑧的特征，对京津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3.互动机制中的区域维度
区域经济学认为，区域就是一定的地理空间。区域内的自然资源状况、人口分布状况、交通状况、教育水平、技术水平、工农业发展水平、消费水平、政治制度等等，对于该区域的生产过程和社会经济活动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区域经济系统的边界划分的原则是，区域经济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功能发生突变的节点的连线构成区域经济系统的界面。随着经济活动联系方式的进步，区域经济系统的边界除了资源、成本等经济上的因素影响外，更多地表现为语言、价值观等文化方面以及网络标准和网络规则等技术方面的界线而不断延伸。
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口的空间配置问题，这涉及现有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人口流动模式。二是经济要素在各个区域之间的投入，这包括土地、资本以及人力资本。
人口迁移与分布是决定我国区域经济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它也决定了各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动态变化。从人口密度地理分布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城市聚集区和集聚核心区均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以北京市常住人口为例，1949年为420万人，1978年为871.5万人，1990年为1086万人，2004年为1492.7万人，2015年为2170.5万人。我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发育新的城市聚集区的可能性和数量都较为有限，城市密集区的演变趋势主要表现为原有处于发育阶段的城市集聚区的进一步形成以及原有城市密集区之间通过空间拓展而衔接，形成地域范围更大的城市连绵带[8]。因此，区域内的经济联系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进一步加强，从而在客观上要求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
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的建立有赖于地方政府行为的选择。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改革。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激励。一方面，分权改革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地方利益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跟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资本和土地等要素的投入呈正相关关系。而另一方面，基于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也使地方政府形成了强烈的经济增长偏好。在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以及市场不断发育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则趋向于采取进取型行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表现为加大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9]。地方政府在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间接影响了要素和资源在区域间的流动与配置，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机制的建立。
从经济协同发展互动机制的区域维度看，人口迁移与分布是基础，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是动力，二者的相互作用既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和区域协同机制的构建，又对产业的集聚和城市的繁荣产生重大影响。一是人口迁移与分布，使得城市聚集区和聚集核心区不断扩大，区域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会提升产业的聚集力，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二是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会不断加大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创造投资机会和市场机会，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促进城市结构的优化。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先后曾提出“环渤海经济区”、“首都圈”、“环首都圈”等概念。1982年，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就出现了“首都圈”的概念，“首都圈”由两个圈层组成：内圈是北京、天津两市和河北省的唐山、廊坊和秦皇岛三市；外圈则包括承德、张家口、保定和沧州。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开发、开放，将这一地区列为全国开放开发的重点区域之一，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式确立了“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及辽宁、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古中部地区，共五省（区）二市。2011年河北提出“环首都经济圈”，包括河北的涿州市、涞水县、涿鹿县、怀来县、赤城县、丰宁满族自治县、滦平县、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广阳区、安次区、固安县等13个县区市的新经济圈。但是，这些概念和规划的实际进展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发展相比，严重滞后。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正式出台，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因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中，京津冀区域经济具有很强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以及较大的布局空间的特征，对京津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群的发展，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总之，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的运行，是产业―城市―区域三者动态影响的过程。首先，产业是三位一体互动机制的基础，产业的培育、发展和壮大不但是互动机制良好运行的前提和抓手，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互动机制（最核心的互动机制）。其次，城市是三位一体互动机制的导向，城市类型、规模、增长和层级等，对互动机制的良好运行至关重要。第三，区域是三位一体互动机制的纽带，区域的扩展和演进过程不但支撑着互动机制的良好运行，而且推动着互动机制不断向更高层次递进。
注释：
①杜兰顿（Gilles Duranton）.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版，中文版）[M].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②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产业聚集及内部聚集和空间外部经济的概念，并阐述了存在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条件下产业聚集产生的经济动因。阿尔弗雷德・韦伯（1909）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提出了聚集的概念，并从微观企业区位选址的角度提出了产业区位理论。勒施（1940）对产业聚集与城市的形成及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佩鲁（1955）用增长极理论讨论了区域或城市的产业聚集问题。波特（1990）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角度提出了产业群的概念，同时还利用钻石模型对产业聚集及产业群进行了分析。
③厉以宁教授在19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政府二次调节论，即市场第一次调节，市场失灵后，政府进行第二次调节，弥补市场失灵的论点。这个论点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的构建同样适用，即当互动机制不起作用或发生重大失衡情况下，政府才进行调控。
④再谈判是指在合约执行过程中，当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发生后，双方愿意在互利的基础上通过谈判来修改合约。
⑤主导产业的概念是从W・W・罗斯托主导部门概念引申出来的，我国政府文件中从未使用过它，相近意思使用的有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⑥Krugman（1991）的研究假定，工人不可在部门间转换，但可在地区间移动。结果起到两种相互作用的效应，一是企业再设址效应，二是工人迁移效应。企业进入和工人流入的双重作用形成的“雪球效应”，引发正反馈过程，促进产业集聚和该地区的繁荣。
⑦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的制造业分类标准基础上，借鉴李贤珠（2011）、傅元海等（2014）的标准，将制造业按照技术水平分为高、中、低端三大类。
⑧虹吸效应是一个物理现象，是指利用连通器原理，将高端水位的水，通过一根或多根装满水的管子，利用压力差，将水由压力大的一边流向压力小、低水位的一边。在城市经济学中是指随着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向中心城市的集中，城市间的发展梯度落差，产生由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单向转移的虹吸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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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一种全新的区域合作模式，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战略需求，符合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的
>>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下陕甘宁协同发展：优势与挑战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哈贸易协同发展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下的西咸乡村旅游优势探析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与新疆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贸易发展合作探析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性与可行性分析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内涵与实现路径 试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纵深背景与地缘战略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意义与战略举措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亚：战略对接正当时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内蒙古的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 基于空间视角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与青海经济发展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一体化的战略与路径选择 关于中亚经济发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与对接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促进新疆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建议 中国与中亚创新合作模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缘战略意涵和实践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西北与中亚交通运输问题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合作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合作研究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现状及升级途径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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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生态文明建设 经济发展 许昌市
我国目前面临着发展经济和改善环境的双重任务，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重要保障。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进一步延伸，是指人类在保护水生态系统、实现人水和谐发展方面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一、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意义
水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水生态文明建设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自然基础。水环境容量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一个城市的容量、产业布局直接受到水环境的影响，城市的产业必须根据水容量的大小来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由此可见，经济发展随时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若离开了水生态环境这一前提条件，经济发展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同时，水生态文明建设也离不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粮食和物质保证。
水生态文明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结构方式转变的重要突进，通过水生态文明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通过建设水生态文明，合理调配水资源，可以促进经济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模式转变。
水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创造优美的水生态环境，有效解决水资源短缺、水生态退化、水环境污染等水安全问题。水生态文明建设是水生态系统修复的过程，在人、水以及其他动植物间建立一种平衡，使水资源优化合理配置，在净化、美化水环境的同时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许昌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与问题
许昌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属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域内降水受季风影响，年内、年际变化较大，多年平均降雨量710毫米，资源性和工程性缺水问题并存，多年平均水资源量9.35亿立方米，全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08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10，不足全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一半，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许昌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水资源短缺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许昌工业的发展，曾经因为缺水错失大型企业入驻良机的许昌始终无法挤入河南发展的一流方阵。
据调查许昌市居民用水节水意识不强，没有水资源短缺的危机意识，存在浪费水资源的现象。城区地下水过度开采，主城区地下水可利用量为1 200 万m3/ a，目前，城区地下水开采量约为4 380 万m3/ a，超采3 180 万m3/ a，长期超采将导致地下水循环系统严重失衡。
根据近年许昌市水文局对颖河、北汝河、清异河等河段的监测显示，全市全年水质劣于V类的河面占评价河流总长度的26.26%，这类河段的水体已完全丧失使用功能。而其它河段的水质虽未劣于V类，却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市地表水整体环境质量形势仍较为严峻。
城区滨水带景观建设与周边水环境的适应度不高，滨水景观缺乏协调性.西湖公园作为许昌市城市绿肺，公园内商业性开发致使人口环境容量压力增大，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小西湖的水生态。护城河沿岸周边的建筑缺乏整体规划，部分河段沿岸建筑高度失控，过高建筑物割裂了护城河景观与周边环境的融合，同时在护城河周边的改造过程中，无序的现代建筑替代传统建筑，使护城河丧失了河道原有的自然特色。
许昌市正在进行许昌市三大水利项目，申报了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市，建设全市域的水系连通工程，建设54.7万亩高标准粮田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经调查在工程实施阶段出现主要交通道路被阻断，同时多处修建造成城区交通拥堵，噪音污染等现象为市民生活带来不便。
三、许昌水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协同发展的主要路径
（一）培养和倡导水生态文明理念
许昌市政府政府和学校及单位都应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对居民进行用水节水意识的培养，告知水资源短缺的现状，广泛宣传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观，水生态文明建设应从每一个居民思想意识和行动做起。
（二）保护现有水资源防治水污染
加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健全城市污水管网建设，加强住宅小区的排水规划和污水集中处理。对于化工、印染、橡胶等企业，应通过提升技术水平、优化发展方式改进现有的污水处理方式，相关部门应严格监察相关企业的污水处理工作。同时，农村的水污染也不容忽视，应建立农村垃圾回收站，减少化肥的使用，推广农业面源污染生态修复技术。
（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城市生态质效
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现代金融、物流、节能环保服务、软件及服务外包等生产产业，逐步构建起与现代制造业相匹配、与城乡居民需求相适应、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加强节能减排力度，实施污染减排工程，健全市级监测预警、统计、考核三大体系，强化结构减排，落实工程减排，推进科技减排，完善管理减排，实施重点行业提标改造，加快推进高耗能产业节能减排改造。
（四）建设水景观体系，发展特色水生态旅游业
在水系连通工程的同时应注重城市水景观建设，结合河湖及城市三国文化，沿河湖两岸因地制宜建设一些亲水平台、木栈道等亲水景观点，环通之后可以创建观光游船等娱乐项目，可以发展成为特色水生态旅游业，带动水文化产业发展，同时也能起到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作用。
（五）在水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科学合理优化施工方案
在水系环通工程建设过程中应当合理安排，优化施工方案，减少对既有线交通的影响；在既有线施工，积极与公路管理部门配合，道路封闭，及时通报；在既有线上施工，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夜间施工要设置警示灯。安排专职交通指挥员，疏导指挥车辆通行。同时注重噪音污染的控制，做好周围居民的工作，共同维护正常的施工秩序和生活环境秩序。提高工程效率，早日完成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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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群协同发展；空间经济网络；作用机制；培育路径
在当前中国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背景下，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4.77%，未来还将有3亿多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如何妥善解决由此引发的“城市病”问题，以及更为重要的城乡统筹、新型城镇化等是中国现实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解决上述问题最为关键的方式就是通过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探索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但是，城市群内部“落差过大”一直是制约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键问题，特别是目前以京津冀地区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城市发展落差过大、空间形态落差过大、产业结构落差过大“三大落差”问题，导致“不健康”的空间经济联系，阻碍城市群的协同发展。遗憾的是，针对这些问题，现有理论未能提供有效的分析与解决工具。空间经济网络理论的提出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突破口，通过构建空间经济网络，可以增强区内"健康的"经济联系，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也为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提供新的思路。
一、 城市群协同发展中的“三大落差”问题
作为中国的典型城市群，京津冀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都是当前中国城市群发展的缩影。通过梳理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出中国城市群协同发展的问题，为后续分析提供现实基础。
1. 城市发展落差过大。城市群内部各城市落差过大的发展水平，不仅不利于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并且仅有的要素流动也会表现为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虹吸效应”，不利于城市群整体城市的共同发展。2014年，北京、天津、河北的人均GDP分别为10.00、10.37、3.98万元，河北人均GDP不到京津两地的40%；同时，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资源在三地区域间的空间分布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均（薄文广和陈飞，2015）。由于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作用，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的发展水平落差会进一步扩大，不仅使得三地缺少协同发展的动力，同时也使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以流向北京、天津的单向联系为主，“经济辐射效应”转变为“虹吸效应”，三地进入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恶性循环之中。
2. 空间形态落差过大。城市群内部各城市落差过大的空间形态，会导致各地区间的各自为阵、差距悬殊、衔接断层等（刘健，2006），也意味着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出现空白，会使城市群发展出现“分块”。以人口密度为例，截至2013年，北京常住人口密度达到了1 288人/平方公里，天津常住人口密度则为1 235人/平方公里，京津两地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超过国际大都市水平；而河北的常住人口密度仅为390人/平方公里。京津两地与河北“断裂式”的城镇体系与空间形态，使河北无法承接北京、天津过度膨胀的人口与产业，同时，断裂式空间形态导致的区域性空间分割进一步割裂了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致使京津两地的“城市病”问题日益严重，河北省的发展也倍受制约。
3. 产业结构落差过大。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产业结构落差过大，一方面使中小城市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的能力有限，阻碍产业转移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大、中、小城市之间无法实现上、下游产业的有序衔接，也就无法形成资源合理配置、功能有序分布的产业链。目前，北京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发展技术密集产业和现代生产服务业；天津处于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比重略低于第二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重化产业占比较多，高端生产业刚刚起步；河北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京津冀三次产业发展阶段差异化明显，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不仅降低了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也阻碍了区域性产业链的构建，制约城市群的协同发展。
综上，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存在的“三大落差”问题阻碍了三地协同发展，落差过大的城市发展规模制约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空间形态上过大的落差割裂了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产业结构上过大的落差限制了各城市产业间的良性互动。同时，这也是当前中国城市群协同发展中存在的普遍的问题，城市发展、空间形态、产业结构等方面过大的落差所导致的区内“不健康”的空间经济联系，阻碍了城市群的协同发展。
二、 空间经济网络影响城市群协同发展的作用机制
空间经济网络是一类特殊的经济网络，既是各种经济关系的空间投影，又是一种经济活动的具体空间形态，是融合了空间属性的经济网络。空间经济网络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实质上是一体两面的：首先，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构建区域性的空间经济网络；其次，空间经济网络的有序运行，可进一步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特别是在当前城市群内部存在“三大落差”问题，导致区域内部“不健康”的空间经济联系，阻碍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情况下，通过空间经济网络的经济一体化机制、空间一体化机制、产业互动机制，重塑区内“不健康”的经济联系，可以有效破解上述问题，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图1）。
1. 经济一体化机制。空间经济网络的发展可以缩短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差，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首先，区域性空间经济网络的形成依赖于要素在城市之间的有序流动，其演变过程遵循单核心集聚到多核心等级再到高水平均衡的发展规律。一个有序演变的空间经济网络通过其自身的发展，会重塑已有的区内经济联系，更多的节点城市在网络内会由过去的单向链接导致的从属地位转变为双向链接的平等地位（刘华军等，2015），从而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变“虹吸效应”为“辐射效应”，充分实现核心节点城市对周围非核心节点城市的带动作用，促进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其次，空间经济网络的网络形态可以降低经济联系的空间成本，促进要素在城市之间流动，缩短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
2. 空间一体化机制。空间经济网络可以通过自身蔓延，打破区域性空间分割，缩小城市群内部空间形态上的落差。首先，空间经济网络依托的通道网络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由“点轴状”向“辐射状”和“网格”状动态扩张，可以促进经济要素在各城市之间有序流动，破解区域性的空间分割（司明，2014）。其次，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较强的节点城市结成空间经济网络子网络，通过网络的动态扩张，不断蔓延、交叉、重叠，最终形成覆盖全城市群的网络。随着空间经济网络子网络的扩张，“不健康”的区内经济联系被重塑，经济要素在城市群内部有序流动，区域性空间分割自然破除。
3. 产业互动机制。空间经济网络通过节点之间的经济要素流动并依托网络的系统性特征，使得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产业互动加强，从而缩小大、中、小城市间的产业发展差距，构建区域性产业链。首先，网络状的空间经济形态，通过网络外部性进一步促进了节点间的经济要素流动，并扩大了空间经济联系的范围，加强了各地区产业间的互动。其次，空间经济网络的系统性特征要求其内部各节点间协同合作、共同发展，依托经济要素的流动，网络内各节点间可以承担不同的经济功能，进而促进各城市间产业功能的合理配置，重塑区内的产业联系，从而推动区域性产业链的形成，促进城市间产业良性互动。
三、 空间经济网络的培育路径
根据上文的分析，空间经济网络可以通过经济一体化机制、空间一体化机制、产业互动机制等作用机制，重塑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但空间经济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并非仅是自发的，其有序演进与有效运行依赖于政府的正确干预与积极引导。本部分从政府促进空间经济网络形成入手，并结合空间经济网络影响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经济一体化机制、空间一体化机制、产业互动机制，提出培育空间经济网络，解决城市群协同发展过程诸多问题的三条培育路径（图2）。
1. 合理设计政策制度，有序引发空间经济网络的经济一体化效应。制度安排是空间经济网络形成的基本条件，主要通过促进重要节点形成、推动或限制要素流动等路径引导空间经济网络的形成。首先，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空间经济网络的重要节点，引导了空间经济网络的形成及其经济一体化效应的发挥。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政策的安排对于城市的崛起有着重要的影响，就北京的快速发展而言，固然离不开良好的区位条件，但有利的政策导向才是关键。对于空间经济网络影响城市群协同发展经济一体化机制而言，通过政策制度的设计扶持相对薄弱的节点城市，增强其承接能力，可以变“虹吸效应”为“辐射效应”。其次，政策制度推动或限制了要素在不同节点间的流动，影响了空间经济网络的形成及其经济一体化效应的发挥。政府的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就业制度、和土地制度等政策制度实质上是通过对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空间选择的限制和制约，引导要素在各节点间的有效流动和配置（司明，2014）。合适的制度为要素在各节点间有效流动与配置提供了保障，促进空间经济网络的形成；不合适的制度安排则会过度限制要素的流动，制约空间经济网络的形成。
2. 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充分发挥空间经济网络的空间一体化效应。基础设施网络在空间经济网络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承载与塑形作用，影响其空间一体化效应的发挥。一方面，基础设施是经济联系的载体，承载了网络中经济要素的流动，决定了节点间经济联系的强弱；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物理形态塑造了网络的空间形态，通过基础设施的蔓延发展，直接引导空间经济网络的形成及其空间一体化效应的发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是由政府财政支出承担的。因此，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行为直接影响了承载空间经济网络中经济要素流动通道的建立与完善，政府对基础设施网络的规划直接影响空间经济网络的形成及其空间一体化效应的发挥。
3. 制定产业发展战略，有效增强空间经济网络的产业互动效应。通过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引导产业合理布局及产业集群形成，能够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推动空间经济网络形成，并有效增强空间经济网络的产业互动效应。首先，针对不同地区的区位条件，制定不同产业的发展战略，扶持具有当地特色、符合当地发展需要的产业，加强空间经济网络中城市的产业差异性，增强产业互动行为。一方面，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迅速发展，形成空间经济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另一方面，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不仅避免了大区域内的产业同构现象，也可以进一步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其次，可以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引导区域内部的产业集群形成，有效加强了空间经济网络内部的经济联系。集群内部的企业集聚在一起，相互开展竞争、模仿活动，企业间的劳动力、信息等经济要素的流动与交换互动日益频繁，加深了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此外，产业集群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空间经济网络或空间经济网络子网络，因此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不仅推动了产业集群的发展，也促进了空间经济网络的形成及其产业互动效应的发挥。
四、 结论
本文首先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梳理了当前城市群协同发展中存在的“三大落差”问题；其次，从空间经济网络视角出发，详细阐述了空间经济网络影响城市群协同发展的作用机制；最后，提出可供探索的构建空间经济网络，发挥其经济效应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培育路径，为破解城市群协同中的“三大落差”问题以及探索中国城市群发展模式提供启发。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当前的城市群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城市规模落差过大、空间形态落差过大、产业结构落差过大“三大落差”问题；（2）构建空间经济网络，依托其经济一体化机制、空间一体化机制、产业互动机制，可以重塑城市群内部空间经济联系，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3）空间经济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并非仅仅自发的，其有序演进与有效运行依赖于政府的正确干预与积极引导，政府应重视政策制度的合理设计、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促进空间经济网络的形成与演变，保证其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经济效应得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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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EEES 耦合 数据包络分析法 协同发展
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世界各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导致了环境日益恶化，生态逐渐失衡等问题。
目前，关于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之间协同发展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界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研究重点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及如何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协同发展问题。关于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协同发展问题，经历了最初的以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乐观经济发展观，到以“环境保护第一”为观点的悲观的零增长论，到目前的辩证的耦合协调发展观。前两种观点都是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之间割裂开，要么认为经济发展是首要的，应该以经济发展为重点，可以忽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要么过于提高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认为生态环境保护才是第一位的，而经济发展应该让位于生态环境保护，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全面的，完全隔断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三种观点则是一种辩证的耦合协调发展观点，引入系统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是处于一个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两者之间互相影响、相互作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叶民强等，2001）。
区域EEES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内涵
（一）区域EEES耦合系统的组成
区域EEES耦合系统包含生态系统、环境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生态环境系统是区域EEES耦合系统的物质基础，是由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生物和环境要素构成的，包括无机环境、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经济系统是区域EEES耦合系统的核心，是人类社会从生态环境中获取资源进行生产消费的过程。社会系统是EEES耦合系统良性发展的关键。实现系统耦合需要良好的社会文化、政治体制及有序的社会环境。此外，各子系统也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通过彼此之间的耦合关系形成特定结构的复合系统。
（二）区域EEES耦合系统的协同性
耦合系统的协同性是指各子系统间及系统要素之间彼此合作、同步发展的关系，以及在这些复杂关系下形成的特有结构与功能。区域EEES耦合系统的协同是动态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子系统之间、子系统的要素之间互相适应、协作互促，从而实现系统的总体目标（杨玉珍等，2010）。
耦合系统的协同涉及到系统目标、构成、内外部及功能等多个方面。目标协同是指通过系统子要素及各系统间的复杂控制及反馈机制使得单个目标与总目标保持一致；构成协同是指子系统内部要素及系统间的结构适合、时间和空间有机协同、相互作用程度恰当；内外部协同是指任何系统都是在特定时间、空间中形成的，当其与外界联系被阻断时，系统的正常运行将受到影响；功能协同是指各子系统的目标必须与总统目标保持一致，任一子系统功能发挥受阻都会影响耦合系统总体功能的实现，因此，耦合系统整体功能最优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子系统功能的发挥和彼此的协同。
（三）区域EEES耦合系统的协同发展
“发展”意味着区域EEES耦合系统向更加和谐、均衡的方向演进。区域EEES耦合系统的发展，要求各系统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实现全面、综合、均衡的发展，在经济效率、生态和谐、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多种效益的统一。
“协同发展”（Synergetic Development）包含和延伸了协同与发展概念的内涵，具备同步性、整体性、互补性、动态性等多种特征，能够综合反映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任一子系统即使结构及功能如何完善，都不能脱离总系统的协同发展目标，必须在特定规则下形成相应的结构，才能有效发挥耦合和协同机制。从横向上看，协同发展是指在总体目标实现的基础上，各子系统间及其构成要素间的合理及恰当的结构关系；纵向上的协同发展是指系统从量变到质变的一种和谐、动态的良性演进过程。
模型构建
区域EEES耦合系统协同发展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具有多目标、多层次、动态性等特征。数据包括分析方法（DEA）正是解决此类复杂系统评价问题的有效方法。
DEA模型形式多样，C2R模型是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第一个基本模型，也是重要的模型之一，运用非常广泛，因此，本文将使用C2R模型用来判断一个决策单元的综合有效性，而使用C2GS2模型判断该决策单位的技术有效性，然后进一步计算决策单位的规模有效性，从而得到耦合系统的协同性和发展性。
区域EEES耦合系统协同发展评价包括子系统内及系统间的协同效度、发展效度及综合效度评价三个方面，可以分别用技术效度、规模效度及综合效度衡量（余凤鸣等，2011）。
（一）协同有效
技术有效性在经济意义层面上是生产一定数量的某种产品时，各种生产要素达到最佳匹配状态，因此反映的是系统的结构比例。对于区域EEES耦合系统而言，是指四个子系统间及子系统内部要素间的要素比例是否恰当，表明一个系统的协同程度。因此，可以使用协同效度作为衡量系统有效性的指标，当协同效度达到1时。这表明该系统间或是系统要素间达到协同有效。
（二）发展有效
规模有效性是指系统的投入与产出的规模是否达到了最好的匹配状态，对于区域EEES耦合系统而言，是指投入和产生间的相对效率是否达到最佳状态，也就是系统的投入增加或是减少是否会产生相同方向和比例的产出变化。当规模效应不变时，表明系统发展规模是最合适的。因此，可以用规模有效性衡量各子系统内的发展有效性。
（三）综合有效
综合有效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系统各要素是否达到最佳匹配状态（协同有效）；二是系统投入产出是否处于理想规模状态（发展有效）。在于区域EEES耦合系统的演化发展过程中，协同与发展互相作用、缺一不可，任何一方面没有达到有效，都将影响耦合系统的演化进程。因此，区域EEES耦合系统的综合有效是协同有效与发展有效两者的乘积。
Zi=Xi×Fi （1）
其中，Zi表示系统协同发展综合效度，用综合效度表示；Xi表示系统的协同效度，用纯技术效率表示；Fi表示系统的发展效度，用规模效率表示。
湖北省EEES耦合系统协同发展测度
（一）指标体系
评价区域EEES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第一步是建立各子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指标，其次是计算出系统内部及子系统间的发展效度、协同效度及综合效度，最后得到耦合系统的三个效度（王成璋等，2007）。鉴于生态与环境之间的密切性，为计算的简明，本文在测量区域EEES耦合系统中，将生态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合并成为一个子系统，即生态环境子系统，因此，在实际评价过程中，整个耦合系统包括生态环境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本文以年份为决策单元，选取部分1990-2010年反映湖北省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子系统的输入输出指标，对湖北省该时期EEES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状况进行评价。
（二）评价结果
根据整个区域EEES耦合系统发展效度、协同效度、综合效度的计算公式，运用DEA Excel Sover插件，最终求得湖北省1990-2010年EEES耦合系统协同发展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知，1990-1991年、1998年、2000年、2002-2004年、2006-2008年、2010年几个时间段EEES耦合系统的发展效度、协同效度及综合效度均为1，这表明上述几个年份中，湖北省EEES耦合系统的投入和产出之间效率达到最佳，能够同时满足发展有效、协同有效以及综合有效，并且，从子系统之间关系和子系统内部结构看，比例也达到最优，也即EEES耦合系统的协同发展效果最好。
比较而言，1992年和1999年两个年份各子系统以及子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结构比例不是最优，直接表现为协同非有效，仅发展有效；1993年、2001年和2009年三个年份各子系统和子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结构比例恰当，直接表现为协同有效，发展非有效，投入产出之间的规模没有能够实现最优；1994-1997年间以及2005年这几个年份则表现为协同非有效、发展非有效，说明要素结构比例方面需要进行调整，同时投入产出规模方面也需要进行改进。
因此，总的来说，湖北省EEES耦合系统并没有实现协同和发展的最优化，可能存在投入过多或是投入不足的问题，从而出现规模收益递减的现象，而这将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也将带来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等一系列工业污染物，也存在大量的噪声污染、光污染等严重生态平衡的各种污染，这反过来又将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对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造成影响，不利于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系统之间实现协同发展。
湖北省EEES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状况与其自身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等是分不开的。湖北省是一个水资源丰富、农业较为发达、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中部大省，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带来了水资源利用过度、水体污染较广；耕地流失严重、土壤功能退化；资源开发过度、废弃物循环利用效率低下；工业三废排放较大、城市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这极大地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导致湖北省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系统之间不能实现协同发展的最优化（熊宏涛等，2011）。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近几年，湖北省出台了各种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措施，确立“两型社会”发展战略和目标，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参考文献：
1.叶民强，张世英.区域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衡量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研究，2001（8）
2.杨玉珍，许正中.基于复合DEA的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7）
3.余凤鸣，杜忠潮，周杜辉.基于熵值法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演变分析—以西安市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1（34）
摘要： 建国以来的不同时期我国实施了差异化的区域推进战略，从总体上看，是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内地的模式逐步推进的，这些区域推进战略在东部沿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即使在东部沿海区域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增长，但是仍然存在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不协调发展的问题，在中西部这一点更加明显。本文正是基于此，对区域协同发展的思想做了整理，以图在此基础上更好的分析我国的区域协同发展状况。
关键词： 区域协同；影响因素；机制；测度
0引言
对于区域协同发展的研究，国内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的。分别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含义；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区域协同发展的评价；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
1区域协同发展的含义
从现有的区域协同发展的研究看，学者们大多数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认为是区域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开放，共同发展，且区域之间差距缩小并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蒋清海（1995）认为区域协同发展是在各区域对内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各区域间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和过程，并且形成决定这种状态和过程的内在稳定的运行机制；①覃成林（1996）认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区域之间在经济交往上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上关联互动，从而达到各区域经济均持续发展的过程；②徐现祥、舒元（2005）认为，省区协调发展的实质无非是使落后省区能追赶上发达省区，即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区域协调发展属于趋同的研究范畴。③这种观点实质上将区域协同发展理解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区域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因素的协调发展。如曾坤生（2000）认为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包括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空间系统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动态协调、区域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协调；④陈耀（2006）从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角度认为，区域协调发展重点是实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使居住在不同区域的人民都能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分享国家快速发展带来的成果和实惠⑤。
2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
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影响区域协同发展的因素不同，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因素；另一类是新因素。传统因素主要包括资金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区位因素、文化和历史因素等。如赖明勇、包群（2002）认为资金因素尤其是FDI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并且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影响最大；⑥李亚玲、汪戎（2006）与李忠强等（2005）认为地区间人力资本的差距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⑦⑧陈国阶（1997）通过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研究发现区位对感受现代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差异是导致发展差距的根源；⑨李燕茹和胡兆良等通过研究中国历史战场的地域分布来探讨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发现战场的分布规律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古战场北方的黄淮海平原为现在的经济洼地。⑩
随着经济社会国际化的发展，信息、科技、生态环境等在我国区域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王铮（2006）认为信息化促进了东部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西部地区工业基础相对优越的省区经济增长作用突出，对中部地区经济提出了严重的挑战；{11}吴传清、刘方池（2003）与孟令国（2004）认为科技创新已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所创造的各种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长远发展；{12}{13}赵景柱等（1999）认为生态环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如果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则地区经济发展就会受阻。{14}
陆大道（2003）认为在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的两类因素中，传统因素的影响力度正在下降；信息、科技、生态环境等新因素通过传统因素而发挥作用。{15}
3区域协同发展的评价
区域协同发展的评价更多的学者是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来进行的，即通过指标测定区域内的经济、环境、人口、资源和社会间的协调度。如毛汉英（1991），张晓东（2003）、张佰瑞（2007）等人分别基于县域、省域及全国空间尺度对经济中社会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作了研究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进行了研究；{16}{17}{18}{19}李雪铭（2005）、余娟（2005）、李孝坤（2005）等分别以大连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广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重庆大都市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20}{21}{22}除此之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评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涉及三个基本指标体系：一是反映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的协调程度；二是反映人均可享有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协调程度；三是反映地区发展保障条件方面的协调程度。上述区域协同发展的评价研究内容各不相同，反映了对于协同的内涵的理解、影响因素及实现途径理解各不相同。从总体上说，现有的研究对于传统的资金及人力资本因素研究较多，而对于文化历史等新因素研究较少；且没有将协同程度与发展度有效的结合起来，所以得出的仅仅是孤立的区域经济协同的计算结果，而不能得出区域协同是否能促进全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整体协同是否能促进区域的发展的结论。
4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
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的实现主要依靠市场、政府和企业三类经济主体，这一点在学术界有比较普遍的共识，但是怎样利用这三类经济主体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却存在不同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更多的强调市场在区域协同发展中的作用。如樊明（2006）认为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才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根本途径，而中央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转移支付方面对某地区的倾斜以及地方政府设法多从中央政府得到这些方面的支持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表现。{23}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重视政府在区域协作中的作用。如张庆杰等（2009）提出了完善我国区域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基本原则，并对我国区域管理体制机制调控对象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依此提出了在国家层面、行政区层面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思路和重点。{24}
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府和市场在协同区域发展中处于相当的地位。周叔莲、魏后凯（1998）着重研究了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得出结论即政府可以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多种手段，全方位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25}刘普等（2009）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区域关联效应模型，并论证了区域关联效应具有乘数关系，在此理论前提下探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合作和区域补偿政策这两种区域协调机制的运行机理和实际运用；{26}周绍杰等（2010）认为应该通过完善市场体制、促进跨区治理以及优化协调三个区域协同实现体制达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区域均衡发展的目标，这就要改变当前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晋升考核制度、鼓励区域经济合作、完善发展规划体制以及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27}覃成林（2011）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由市场机制、空间组织机制、合作机制、援助机制和治理机制的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关系，每个机制既独立地产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同时又通过相互联系而产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合力。{28}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市场、企业与政府三方面的作用均不可忽视。如田扬戈（2000）认为，区域经济的三种协调机制即市场、企业与政府任何一种都不可能独立完成区域经济的协调任务，必须实现三种机制之间的合理分工。市场机制是起基础性作用的协调机制；企业机制是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时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替代机制；政府协调机制则更多地侧重于保障上述两种机制的正常运作和克服市场失灵。只有协调好三种机制的关系，充分发挥这三种协调机制的作用，才能保证区域经济系统的正常运作。{29}
5区域协同发展战略
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应用型，故对于战略的研究在整体区域协同研究中占据了主要内容。而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总结：
第一：要素和商品市场化。区域之间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自由贸易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陈栋生（2004）认为通过跨区域人才、资金、劳动力以及技术流动，区际商品与服务贸易以及产业区际转移实现区域市场的一体化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30}胡鞍钢（2004）认为只有促进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发展区域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各地区才能从全国性、区域性市场获得更大的规模效益；{31}徐现祥、李郇（2005）通过对长三角的研究得出结论，市场分割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阻碍作用降低了近50%。因此打破省际边界，实现跨省区协调往来成为区域市场一体化的主要目标。{32}
第二：区域产业协调发展。陈彦旭（2008）认为，区域协同发展最核心的内容是区域间产业的协同发展，而区域间产业的协同发展包括了区域产业的合理分工和协作，该研究运用古诺模型从纵向产业合作和横向产业合作两种形式分析了合作的效应，并得出结论只有加强对于引进技术的吸收才能更好的使得区域间产业协同发展。{33}吕政（2004）认为生产集中化趋势与区域协同发展之间存在着矛盾，生产要素的集中化——产业集群的出现——生产要素地区配置不平衡性——区域不协同发展。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开辟新的产业领域，发展具有本地区比较优势和特色的产业和产品。{34}周肇光（2007）认为根据产业经济和技术结构变化和发展来选择区域主导产业，适时调整外商投资产业发展政策，处理好外资产业与民族区域产业关系等才能落实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整体战略，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35}
第三：区域空间结构优化。陈栋生（2005）将我国的区域经济格局概括为“三大阶梯，四大板块，三驾马车，三类病灶”，主张在大范围的“区域政策覆盖区”的基础上，划分“政策点击区”，有针对性地解决区域问题。{36}赵改栋、赵花兰（2002）认为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两类结构，且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两种结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双方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影响着区域的经济增长。{37}周民良（2000）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因为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尤其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区域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发育和成熟程度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南方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北方，为了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政府应该通过适当的区域政策，更主要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引导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38}
第四：制度和政策措施。主要观点有政府应该实施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件和和社会保障措施，为市场运行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徐国弟等（1994）认为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保证完成、落实国家生产力布局任务的政策手段，二者各有所长、相辅相成、不可偏废。{39}刘英奎等（1997）认为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规范的产业政策，在全国形成合理的产业地区分工结构，各地区分工协作，互相促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在国内自由流动，各地区要素禀赋逐渐变化，区域经济差距将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将最终实现协调发展。{40}
注释：
①蒋清海.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财经问题研究，1995，（6）.
②覃成林.论区域经济关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济纵横，1996，（1）.
③徐现祥，舒元.协调发展：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管理世界，2005，（2）.
④曾坤生.论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中国软科学，2000，（4）.
⑤陈耀.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3).
⑥赖明勇，包群.开放经济中我国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02，（1）.
⑦李亚玲，汪戎.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与区域经济差距—一项基于中国各地区人力资本基尼系数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6，（12）.
⑧李忠强，黄治华，高余宁.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不平等与地区经济增长：一个实证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5，（S1）.
⑨陈国阶.我国东中西部发展差异原因分析.地理科学，1997，（1）.
⑩李燕茹，胡兆量.中国历史战场地域分布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人文地理，2001，（6）.
{11}王铮.信息化与省域经济增长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
{12}吴传清，刘方池.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4）.
{13}孟令国.信息技术革命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机遇.经济问题探索，2004，（5）.
{14}赵景柱等.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
{15}陆大道.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与新格局.地理研究，2003，（3）.
{16}毛汉英.县域经济和社会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地理学报，1991，（4）.
{17}张晓东，池天河.90年代中国省级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分析.地理研究，2002，（4）.
{18}张晓东.中国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预测分析.资源科学，2003，（2）.
{19}张佰瑞.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度的评价研究.工业技术经济，2007，（9）.
{20}李雪铭，李婉娜.1990年以来大连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定量分析.经济地理，2005，（3）.
{21}余娟，吴玉鸣.广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估与分析.改革与战略，2007，（4）.
{22}李孝坤.重庆大都市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探析.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5，（2）.
{23}樊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均衡发展问题研究.经济经纬，2006，（2）.
{24}张庆杰，申兵，汪阳红，袁朱，贾若祥，欧阳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管理体制及机制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9，（7）.
{25}周叔莲，魏后凯.论政府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特区理论与实践，1998，（12）.
{26}刘普，李雪松.外部性、区域关联效应与区域协调机制.经济学动态，2009，（3）.
{27}周绍杰，王有强，殷存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功能界定与机制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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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胡鞍钢.中国走向区域协调发展.决策与信息，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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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吕政.对“十一五”时期我国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国工业经济，2004，（11）.
{35}周肇光.如何构建创新型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政策互动机制.当代经济研究，2007，（6）.
{36}陈栋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是重大战略问题.当代经济，2006，(6).
{37}赵改栋，赵花兰.产业—空间结构: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构因素.财经科学，2002，（2）.
{38}周民良.经济重心、区域差距与协调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0，(2).
（遵化市发展改革局，河北遵化064200）
摘 要：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有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总体思路、基本路径、方案举措等众说纷纭。
关键词 ：京津冀协同发展；遵化；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19-0233-01
收稿日期：2015-06-15
作者简介：王静红（1976-），女，河北遵化人，遵化市发展改革局，中级经济师，本科，研究方向：经济、人力资源管理。
一、遵化市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遵化市地处京、津、唐、承、秦腹地，北倚燕山，西临京津，东通辽沈，南顾渤海，在环渤海经济圈内有较好的区位优势。遵化市坚持以资源优势为依托，强力打造主导产业，不断深化结构调整，初步形成了钢铁、装备制造、建筑建材、食品加工、电力能源、医药化工等六大优势产业。
2014年，全市上下紧紧围绕加快建设经济强市、美丽遵化奋斗目标，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70.7亿元，增长3.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58.4亿元，增长18.3%；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1.11亿元，占年计划的100.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8329元和12264元，增长7.7%和10.5%。
二、当前遵化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是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转型升级任务繁重。遵化市2014年矿山业、钢铁业、装备制造业、医药化工业四个主要工业行业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接近90%，其中矿山业、钢铁业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63.4%、15.4%，并且四大支柱产业关联性较强，矿山业是钢铁业的上游行业，装备制造业、医药化工业的主体是为矿山业和钢铁业配套的矿山机械制造和焦化产业，经济发展上存在一荣俱荣，一损具损的问题。二是支撑发展的立市大项目、好项目不够多，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逐年增加。我市近年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程度逐年加深，同时投资效率呈现下降趋势。三是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增收节支、开源节流仍需付出艰苦努力。四是生态环境亟需改善，矿山生态恢复治理、大气和水资源污染防治等工作有待加强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遇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遵化市上项目、求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正式出台，合作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对遵化市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在交通一体化方面，协同发展交通专项规划已经国务院通过，去年6 月在唐山召开的河北与北京工作座谈会上，把交通一体化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过去的很多断头路将陆续打通，包括京沈二通道将加快实施，计划到2016 年遵化到北京方向全线通车；城际铁路也将加快建设，与我们近邻的平谷、蓟县都纳入了城际铁路网，其中北京至平谷的地铁线2015年底将开工建设，并且北京正在与天津有关方面进行协商，计划将这条轨道交通线延伸至蓟县，天津至蓟县的轨道交通也列入了建设规划，这两条线路开通后，我市将实质性融入京津一小时经济圈。
2、在产业一体化方面，在2 月10 日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加快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北京一般性制造环节，我市又有这方面的产业基础，对接招商的潜力巨大。
四、巧借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遵化二次腾飞的建议及措施
1、以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为重点，明确遵化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定位。遵化市要充分发挥资源、交通、产业等优势，积极承接首都功能疏解和京津产业转移，认真完善和落实各项协同政策，推进深度融合，加快转型升级、绿色崛起步伐，将我市打造成为首都经济圈重要节点。
2、以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为重点，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一要实时掌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动态。加强与北京和省对口部门的沟通联系，实时掌握各自领域的前沿信息，掌握外迁企业详单和时间表，提高对接招商的针对性。二要重点引进一批北京产业转移项目。遵化要以北京外迁项目和重大项目配套为重点，研究制定对接方案，主动与即将企业洽谈沟通。三要下力引进一批京津资本投资项目。遵化市拥有全省领先的农业发展优势，又被列入京东旅游休闲示范区，在吸引京津资本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积极包装一批农业休闲观光、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等方面的项目，加强宣传推介，努力吸引京津的战略投资者来投资兴业。
3、以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为重点，推进现有企业转型升级。一要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各类骨干企业要加大科研投入，聘请尖端技术人才和京津的“周末工程师”，搞好科技研发，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鼓励企业积极与知名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合作。二要通过资本运作创新，破解项目建设资金难题。三要通过管理方式创新，提升企业运营效益。
4、以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为重点，激发全民创业的热情。一要着力推动企业家二次创业。二要着力推动能人大户创业。激发他们的创业激情，增强他们的创业信心，启动实施一批创业项目。三要着力推动下岗工人、大学毕业生、退转军人等自主创业。
5、以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为重点，优化发展环境。一要全面优化政务服务。重点是抓好“三级平台、两个代办”服务体系建设，协助企业跑办各类手续，提供一条龙、“保姆式”服务。二要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进一步细化、量化各类行政执法裁量基准，挤压自由裁量权弹性空间。三要着力营造全社会支持服务项目建设的浓厚氛围。开展“企业落户、群众受益”系列专题教育，从而增强群众支持项目、服务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