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3 17:27: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改革思路;策略探讨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化都将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化工程，除了涉及到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目标、教学管理过程等方面的现代化，还包括体制改革、办学能力的现代化，而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则对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起到关键性的支持和引导作用。因此，高校领导层应高度重视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确定明确的改革思路并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全面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朝着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蓬勃发展。
一、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基本概念和要求
所谓的教育治理体系是指由国家教育部门制定并大力推行的一种教育制度，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唯有不断完善当前的政策制度和教育治理体系，才能充分保障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对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提出的要求主要如下:第一，全面完整性。高等教育事业并非孤立发展的，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化工程。因此，要想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的稳定发展，仅仅靠制定一些政策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对整个治理体系和制度系统进行全面完整的规划，既要有总管全面的长期文件，也要有针对教育事业具体发展方向的专门文件。第二，重点突出性。高等教育管理内容繁杂，涉及面极广，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以突出重难点为基本逻辑来开展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就目前而言，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主要包括政策文件的规格、效力以及传承三个方面，在合理范围内，有关部门应力求制定并更高规格的政策文件以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促进相关资源的优化整合工作。第三，具有鲜明的方向和特色。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同时也应具有本国特色，能够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实情。高校应以社会主义为最终方向办学，培养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高素质人才。第四，开放创新性。要想促进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不断优化当前的教育制度是必然。随着时间的发展，任何一项政策决定都会失去其原有的效应，因此，有关部门应以开放性的思想对这些政策文件进行及时的修改与创新，确保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二、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
现阶段，从宏观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来确定基本的工作思路:第一，从法律层面赋予高校一定的自，详细列入具体的权利清单，同时还要明确界定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权限;第二，加强有关资源分配的立法与监督管理，将高校各个职能部门进行有效归拢，改善因不同部门资源配置方式不同、手段随意等引发的混乱现象;第三，将法律法规中已明确规定的自深入贯彻落实到各项教学管理工作当中，使其充分发挥应有的法律效应，而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政策文件;第四，促进政府角色的转变，使其由管制型逐渐向服务型过渡，建立并健全信息公开系统，为高校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实行权利下放的最终目的并不代表让高校拥有绝对的自，而是为了充分激发其面向市场和面向社会的办学活力，同时使其更加明白自身的职责所在。此外，要想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仅仅依靠宏观的制度安排或政府部门是远远不够的，高校自身还应从自身出发，结合教学管理的实际情况和人才培养目标，制订一系列更为成熟的内部教育治理体系以确保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科学全面发展。
三、加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的具体策略
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主要集中体现在政策制度的建设方面，要想切实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有必要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特点设立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几点策略:
(一)将教育政策转化为实际行动力
教育部门在设计好教育政策制度后，关键步骤在于将其落实到教育管理的实际工作当中，使其彻底转化为执行力。高校可以适当地开展宣传学习活动，帮助广大师生更好地理解政策文件精神，夯实教育思想基础，进而确保教育政策制度的全面落实。要想加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一方面要加强下级执行机构对教育政策文件的宣讲能力，认真学习的讲话精神，理清各级各层面的政策安排与整体教育政策制度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断章取义、一知半解、生搬硬套的现象，充分考虑每一项政策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好衔接工作，在立足于长期政策的基础上落实每一项阶段性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在执行过程中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以整体发展取代局部发展，既不能因为过于灵活而破坏教育政策制度的原则性，也不能用原则去束缚实际执行方案。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和引导教育政策文件的贯彻落实，防止基层机构只是简单地传达文件通过，以会议的方式来执行相关要求。对于部分基层单位急功近利、持消极观望态度的现象，有关部门应及时予以相应的督促和指导，不断强化他们的责任意识，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当中，狠抓落实政策文件要求。
(二)将社会资源转化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正能量
要想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必须拥有足够宽阔的视野和灵活的工作思路。前面也曾提过，教育并非是一项独立发展的事业，它涉及到全社会人民的利益，因此，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需要社会外界的共同参与。推进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工作相适应，教育部门应根据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现代化提出的实际需求，以构建学校、政府、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为核心任务，以政府角色和职能转变为重要突破口，逐步建立起一个系统化的，能够科学规范运行的教育治理体系，最终形成政府宏观监控，学校享有一定的自主办学权利，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并支持的教育治理新格局，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地将社会资源转化为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的正能量，进而有效激发各个高校的办学活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履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社会职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当务之急是加快自身角色和职能的转变，由以往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过渡转变，适当下放权力，不断创新自身的工作方式，积极引导并全力支持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工作。
(三)构建高水平的良性互动政策环境
高等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而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则与良好的政策环境密切相关，只有提升了外界教育政策的环境水平，教育治理体系才会充分发挥出应用的作用，彰显教育政策的价值。加强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其可行性进行实践检验。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中对于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有利的一些政策因素将会在新一轮建设工作中再次得到强化，而正向作用不明显的因素则会被弱化甚至消除，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加强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最大程度地促进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构建高水平的政策环境，一方面需要各级政府简政放权，履行自身权力掌控范围的职责，对于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工作实施宏观管理，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另一方面，学校也应以办学主体为基本出发点，明确各职能部门间的权利责任，不断加强自身的教学管理工作，充分行使自主办学的权利，努力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除此之外，社会外界也应积极参与到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当中，例如评价学校的教学质量、监督政府教育决策、检验教学成果等等，实现管、办、评教育权责的落实到位，最终构建起一个高水平的良性互动政策环境，共同推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别敦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系［J］．中国高教研究，2015(1)
［2］别敦荣，韦莉娜，唐汉琦．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原则［J］．复旦教育论坛，2015(3)
【关键词】国家治理 政治文化 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文化反映着国家的基本政治状况，影响着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全面改革的关键时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处于这个过程，成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将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是指国家政权系统，按照其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社会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和引导的活动与过程，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其本质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整合原有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促进国家的稳步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包括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一整套的体制与制度的总和。而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国家运用制度体系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社会稳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能力。
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①政治文化的这一界定，突出强调了它对现有政治体系、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影响能力，特别是对政治改革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攻坚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真正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就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核心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文化对政治改革有着重要影响和制约作用。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必然也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层面整体上的权力运作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治理”不同于“管理”，它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共同治理，是与培育公民社会相一致的，是以善治为目的的。公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培育，包括政治价值、政治理念、政治思想等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1.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构建与国家的治理理念都是以与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的
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首先是培育社会主义的公民文化，是以与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的。这与西方的政治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是现代化中国进行国家治理的理念基础。国家治理层面的各种改革都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保护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民对政治的监督为基础的。这恰恰与培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公民政治文化不谋而合。
2.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推动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定要与时俱进，一方面要改革不适应时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完善、建立新的更能适应新形势的体制机制，使得国家治理更能体现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管理的效能。这必然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各面。在这样一个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的国家治理变革中，经济的发展、公共权力运作行为、制度规范模式、文化整合战略等必然会推进公民意识、政治价值观、政治参与等的现代化过程，推动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3.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同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与动力支持
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政治认知、政治感情、政治态度等开始发生转变，促进公民政治认同向现代化、理性化的转型。理性化的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对国家政治结构、制度、行为、过程有着积极的影响，这样不但有助于消除政治文化的分歧，还会增强公民之间的政治信任，更能以开放、合作、宽容的态度参与国家事务，服从国家治理的整体战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国家治理视角下，推进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思考
1.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价值观的深度来推进政治的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的反映，在维系国家的稳定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其关键就在于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观的深度来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从而带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来解决现存的复杂的深层次的矛盾，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另一方面，通过主流价值观对政治个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积极引导，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奠定基础。
2.鼓励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好互动
治理是基于多数的共识之上的。国家“治理”区别于“管理”的最重要的是治理主体的变化。国家治理的主体除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外，非政府组织等也可以成为治理的主体。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发展就是要培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和媒体的权利和权力，鼓励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好互动。
3.关注社会问题，实现国家治理内容的变革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比如社会公正、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这些问题引发了很多不稳定因素，而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问题，影响着公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等，公民的政治文化从关注经济发展问题转向关注生态文明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有助于国家的治理能力的提高，实现国家治理内容的变革。
4.培育包容性的政治文化，增强文化自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重在积极建设。现代化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建构，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 借鉴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中，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发生的，一方面要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超越其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继承发扬其精髓和理性的一面。另一方面，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的自由、民主等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也被我们所接受，但绝不是简单的拿来，而是一种中西方文明的融合。所以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的特征是包容的、开放的。
但同时，我们要明确，我国现代化的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为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基础，以政治文化社会化和推进公民政治参与为根本途径， 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多元政治文化的冲击下，我们一定要增强文化自觉，牢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根基，才能真正提升国家治理软实力。
注释：
①[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第26页。
参考文献：
[1]李元书：《政治发展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第239页。
[2]俞可平：《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第272页。
[3]杨光斌：《政治参与》，载俞可平编： 《中国治理变迁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77-82页。
[4]杜维明：《现当代儒学的转化与创新》，《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第79-88页。
[5]李传柱：《改革开放与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新发展》，《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6期，第34-37页。
[6]付春：《软治理： 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功能》，《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3期，第122页。
近日深刻阐释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进一步正党风、改政风、带民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循。
自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各种歪风邪气明显收敛，民众普遍感到干部作风转变、社会风气好转带来的实际成效。但要在改政风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还要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形成各领域改革的联动和集成，要围绕党、国家、社会各项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做文章，要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现代政府。
现代政府必须是廉洁政府，是法治政府。廉洁是公信力的基石，法治是廉洁的根本保证。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真正形成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另一方面，办任何事情都不能超出法律范围，法律的约束应如影随形。
建设现代政府，就是要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政府职能。凡不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束缚、法律架构和思想观念，都将是深化改革的对象。
改政风是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这首先意味着要破除一些妨碍改革发展的思维定式。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很多地方的干部深感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够用。可是，在怎么改、怎么完善的问题上，一些人、一些地方却习惯于“刻舟求剑”。见到他人的好东西，不问是否为现代国家治理所必需，只打着民族特色的旗号，拒绝改变；原则上讲改革，现实中要么等待观望、不愿先行先试，要么对中央精神一知半解、断章取义；面对一些应该改的、能够改的“老问题”，中央催一催、民众推一推，才动一动，否则就“挂空档”、改改停停。
其次，必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下更大气力。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有效运转，需尽快提高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也需尽快提高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更需要各级政府努力寻求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良好合作，尽快实现由社会的直接“管理者”向社会治理的“主导者”的角色转换，形成以公共权力为核心、多元参与的治理格局。
正如所强调：“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只有以过硬的措施抓落实，以有力的约束和监督促改变，坚持准、狠、韧，改一件成一件，没做到的要问责，“太平官”无容身之地，才能实现政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关键词：政府治理;政府绩效管理;治理现代化;治理能力
政府治理是政府管理在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明确了要通过有效的政府治理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成为全面深化和推进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总目标。作为推动政府改革和管理创新的重要工具，政府绩效管理应该要呼应治理现代的要求。因此，对于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和探索更应以更广阔的视角，在治理的范式下对于传统的管理模式有新的思考，构建是适应于新形势下的政府绩效，促进治理能力和政府绩效的全面提升。
一、政府治理与绩效管理
从治理的基本概念和特征来看，西方对于治理的阐述，主要是以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为标准和规范，缓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为特征[1]。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自身的治理优化，应该主要指的是政府通过对自身的内部管理，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改进政府运行方式和流程，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从而使得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政府治理的内容涉及政府自身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科学化、民主化、合理化和高效化[1]，政府治理现代化是以建设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高效政府为目标。政府绩效管理发生在政府活动之中，贯穿于目标、实施、评估活动的始终，与政府治理密切相关。若要推动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和探索离不开对于治理的思考。何文盛等探讨了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绩效管理的定位和功能及发展趋势[2]，尚虎平从对比分析的角度梳理了国内外对于政府治理绩效评估的内涵和实际困难[3]，包国宪[4]、倪星[5]、陈天祥[6]提出了政府治理绩效评估的特点及发展方向，结合以往研究，本文认为从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政府绩效管理应至少体现几个特征。一是政府绩效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民主行政的典型特征，就是治理结构的多元化，既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又包括政府之外的社会公众、团体和个人。传统政府管理是主体一元化的，现代政府治理是主体倡导多元化，体现了还权于民的导向。政府绩效治理的目的是在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有效地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实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价值关系的回归，也就是政府真正能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5]。二是政府绩效治理手段工具的法治化。政府管理行为能够遵循既定的规则程序来运作是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规范的制度和政策发挥引导约束作用，制度环境不断完善，是政府绩效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的重要保障。获得法律和政策的支持，确保政府在有序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管理活动，确保社会公众以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的方式参与管理。三是政府绩效治理目标的高效化。无论中西方，在以往的管理改革中，无一例外都把效率作为政府应该达到的目标。在政府治理的理念中,政府管理不是唯效率论,特别政府绩效管理不仅追求工具性价值，更多体现的是民主、参与基础上的效率,是公平前提下的效率[3]，既要兼顾经济性、效果性，又要兼顾公平性、效率性。通过以治理理念的引领、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绩效和管理水平，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实践的重新审视
政府绩效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管理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得到积极应用和推广，对于创新管理方式、提升管理效能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实践中也显现出了绩效评估模式泛滥与绩效不彰的困境[7]。因此，有必要分析在当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绩效管理面临的现实问题，特别是不能适应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的种种表现。（一）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不高，制度支持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管理起步比较早的一些西方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已经为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的实施奠定了较好的法治化基础，特别是英、美、德等国家已经把政府绩效管理上升法律层面，作为一项长期执行的稳定制度，为各地方（州）推进提供了统一的指导和支撑。相较之下，我国绩效立法工作大多还尚未开展，全国性的指导性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各地尚处于自主探索阶段，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强有力的制度支持，难以保障绩效管理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政府责任机制还需进一步强化，在保障政府管理高效运作上缺乏有效手段。目前政府在绩效考核评估上多采用自评自查、督办提醒、定期通报等“自查自纠”的“软性”方式；相较于国外一些国家的典型经验，缺乏严格的审查监督机制和社会力量的介入。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的绩效管理成为目标管理的新名词，只是按部就班的提交材料，缺乏积极主动开展绩效管理的动力，缺乏社会力量的强有力的监督，缺乏“刚性约束”，尚未形成责任倒逼机制，在确保履职尽责、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行政效率上还在探索之中。（三）多元治理结构需要进一步构建，增强政府的公共性和民主性。实践表明，第三方机构的参与是促进政府绩效设计和改善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美国坎贝尔研究所为典型代表的第三方评估对政府行为开展了大规模的绩效评估活动，共同推动了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的积极实践。目前国内各地政府绩效管理第三方评估工作的开展不均衡，评估效果上也有待提升：一方面，各地广泛开展的民意调查，虽然弥补了内部考核的不足，但专业性、针对性不够；另一方面，个别地方逐步引入了外部机构或专家学者作为第三方，但在评估实施过程中，由于政务公开不够、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外部专家缺乏对实际工作的深入了解，难以对职责职能、目标任务、工作成效等有全面认识，难以对政府部门作出客观、准确、权威的评估，不能实现“知情人评知情事”，总体上还未形成多方参与治理的新格局。
三、对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优化绩效管理的思考
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绩效管理应该不仅是实现政府治理目标的重要方式，更是体现治理现代化战略导向的有效管理工具，对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以政府绩效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政府绩效治理手段工具的法治化、政府绩效治理目标的高效化为基本导向，以建设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高效政府为目标，本文提出以下优化政府绩效管理的具体思考。（一）从增强政府治理规范性的角度，建立健全管理体系，推进政府绩效管理法治化进程。从2004年开始，绩效评估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我国中央政府官方文件中[8]。近几年的发展中，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严格绩效管理是依法全面履行职责的有力保障。下一步应从建立健全政府治理体系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绩效管理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不断走向规范化、法治化，推进绩效管理法治化进程，建立主体齐全、权责清晰、运行有序的管理体系，同步健全干部管理、财政预算、审计监督等配套制度。建立干部管理和人事考评与绩效管理的有效对接，减少多重考核，促进一考多用；将效能监察、外部监督与绩效管理结合，强化责任落实，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公共绩效的不断改进。（二）从完善治理结构的角度，增强第三方参与度，强化政府服务理念。结合我国政府开展绩效管理的实践来看，引入第三方是一个需要逐步探索的过程，目前来讲，多元主体、内外结合是提高绩效评估考核专业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可行之道，更符合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实际，通过引入服务对象、社会公众、社会组织、专家学者等多元评价主体，构建多方参与、监督制衡、公开透明、结果公认的考核评价工作机制。从评价主体来看，我国政府绩效管理还是以内部（上级、下级、同级）为主。引入第三方主体，可以吸纳大学、研究机构、咨询公司等非官方机构，提供独立分析、帮助政府清晰、客观地审视，也可以适度纳入服务对象、公众等社会主体，特别是涉及到群众利益紧密相关的民生项目，能够增强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现阶段，以内外结合的绩效评价提高政府绩效考评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能够有效推进政府向治理现代化逐步迈进。（三）从建设高效政府的角度，探索实施绩效预算，增强绩效管理的动力机制。绩效预算是测量政府行政目标是否达到以及公共职责实现程度的一种机制，而当前对政府管理活动经济性的考量是政府绩效管理的一个弱项，我国财政资金“重分配轻管理、重使用轻效益”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将财政预算和绩效管理进行结合是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首先要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绩效理念，将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审核和评价纳入政府绩效管理视野，要加强预算绩效实施中的监督，加强预算绩效的过程管理，要将预算绩效执行情况作为绩效评估的重要依据，真正把预算绩效的结果用起来，促进政府管理保持在一个高效运行的状态。（四）从增强政府管理回应性的角度，加强责任政府建设，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从国外政府绩效管理的经验来看，绩效结果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向服务对象或上级管理部门的反馈；二是预算安排、财政利益奖励、扩大地方自治权等奖励性措施；三是对于绩效不佳的，给予绩效诊断，提出改进方向。目前我国有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在绩效管理结果与在绩效奖金、人事奖惩等方面挂钩进行了积极探索。基于此，建议进一步加强结果反馈与持续改进的再考评机制的建设，提高绩效评价的回应性，增强对评估对象、服务对象、社会公众的反馈，激发绩效管理的内在生命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尝试预算调整、编制调整挂钩等做法，加大激励机制的探索，为绩效评价价值的实现提供保障，使政府绩效管理不断焕发活力，成为助推政府职能改革、提升治理能力的有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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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里，明显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和相对非现代化的两种社会形态，这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以及“剪刀差”经济发展战略，二元社会结构的表现更为突出。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忽视，环保政策、环保机构、环保人员以及环保基础设施均供给不足。现代化进程中污染问题的加重，一方面是由于发展方式不当：过于注重经济目标，因此在农业集约化生产、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基本不考虑环境约束；另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与社会未能协调发展：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而农村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给制度缺失，导致农村极易“小污成大污”和“小污成大害”。
具体来说，可以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的特点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以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为例，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与点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随流域内土地利用状况、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气候、天气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间异质性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二是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农作物的生产会受到自然的影响（天气等），因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温度、湿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化学制品（农药、化肥等）对水体的污染情况。三是不易监测性。这是指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等情况。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须注意到，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导致在农村聚居点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上存在一种悖论：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理论，可以推出“市场大小决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基础设施市场化建设和运营的最小规模”。农村聚居点和小城镇由于单体市场规模小，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因而必须依赖财政资金。而乡镇和村一级行政组织普遍财源不够，连应付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够，更难以估计污染治理基础设施。这种悖论造成了农村聚居点污染日趋严重并将继续严重。新晨
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运行中免税免排污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还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
关键词：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思考
中图分类号：F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1-0034-02
营商环境是指企业在开设、经营、贸易活动、纳税、关闭及执行合约等方面遵循的政策法规所需的时间和成本等条件。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提升城区国际化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我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一、充分认识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
（一）新常态下推进产业转型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正发生着深刻变化，新常态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在于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向依靠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通过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吸引各类高端资源要素集聚和配置，实现从成本优势向以人才、资本、技术、服务、品牌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是适应经济新常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治理体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化。其中，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就是要更加明确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权责与边界，并以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方式将其确立下来，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三）提升城区国际化水平的内在要求
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与发展，我国的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必须用国际视野和国际理念来引领我国发展，在规则上与国际接轨，努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城区国际化水平，增强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能力与水平，增创改革发展新优势。
二、严格遵循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基本原则
（一）国际视野、创新管理
坚持国际先进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主动在国际先进国家中寻找切入点和结合点，主动学习、接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引入国际通用的行业规范和管理标准，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建立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营商体系。
（二）政府主导、共同缔造
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发挥政府在营商环境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增强市场活力，激发社会创造力，形成社会各界共同推动营商环境工作的良好格局。
（三）需求导向、服务企业
坚持以贴近企业实际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提速增效，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切实提高各类企业主体对我国营商环境的满意度，构建国际化的企业生态环境。
（四）法治为先、制度保障
坚持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加快破除营商环境工作体制机制障碍，将经验做法服务于体系，创新试点转化为常态，建设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环境。
三、如何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建议
（一）营造宽松平等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1.完善市场准入机制。积极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推动非公有制市场准入机制改革；根据特许经营领域开放步骤引导多种所有制企业逐步进入；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和各类产业投资基金投资战略性新型产业以及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领域。
2.提升市场服务能力。培育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等经济类社会组织，强化企业服务者定位，维护市场契约实施和行业发展秩序。积极壮大各类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投资经营提供专业服务。建立健全政府采购、定向委托等多元化方式向社会购买服务机制。打造集多种服务功能于一体的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构建区、街联动的重点企业服务体系和服务机制，及时了解企业诉求，协调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
3.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四大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对接社会信用共享平台，实行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引导企业主动融入信贷征信体系，降低企业获得信贷的成本，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方便企业获得资金。
4.构建市场监管体系。推进市场监管规范化建设，强化对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违反市场竞争秩序行业的监管，建立健全“打、控、防、管”的市场综合监管体系，完善质量监管体系，创新监管方式，规范企业检查制度。
（二）营造廉洁透明便捷高效的政府环境
1.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政府应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精简各级行政审批事项，建立行政审批目录管理制度，对行政审批进行动态评估、管理和调整。
2.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政府要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改进审批方式，精简流程、压缩时限，切实提高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如：简化网上纳税申报、缴税流程，减少企业纳税次数和纳税时间。深入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减少申办手续。
3.加强行政效能监察。健全行政效能监察考核体系，建立问责问效机制，促进行政机关勤政廉政建设。全面落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要求，解决庸作为、虚作为、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同时，强化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群众舆论的监督作用。
4.提高政务透明水平。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创新公开载体和形式，推行社会公示、社会听证、专家咨询和新闻等公开形式，增强政府信息公开的针对性、有效性、及时性、准确性和权威性，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树立廉洁政府的良好形象。
（三）营造和谐稳定温馨包容的社会环境
1.打造稳定安全公共环境。要深化平安社区建设，为市场主体提供安全、安定、安心的社会环境。有效降低刑事治安发案率，健全源头治理机制，完善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网上网下相结合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加强企业和个人的信息安全保护。
2.建设社会和谐共治机制。学习台湾先进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理念，深入开展和谐社区共治工作，建立健全群众广泛参与的激励机制、纵向到底的管理服务机制和横向到边的多元共治机制。如把部分行政管理事项的办理下放到社区，或者探索完善科学高效的城市治理体系，提升对各层次人才的吸引力。
3.完善均衡优质公共服务。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促进优质公共资源在地域间的均衡合理分布。加大教育、医疗等公益性资源的投入，提升国际化水平，并努力做到公平普惠。
4.营造创新创业社会氛围。围绕建设创新型城区的目标，大力倡导甘为人先、勇于竞争、尊重知识、尊重创新的社会氛围。打造新兴产业特色园区，形成创新创业聚集区，并完善创新创业扶持政策，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
（四）营造自由便利高效安全的开放环境
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核心区和自贸区建设，适应经济全球化，接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引入国际通用的行业规范和管理标准，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营商规则。积极引导和鼓励支持企业参加国际化标准活动，推动企业加快适应全球贸易投资新竞争规则，遵循相关的国际公约和相关协定。
（五）营造公平公正成熟完善的法制环境
1.建立公正文明执法体系。建立以保障良好营商环境为主旨的公正文明执法体系，完善行政执法部门执法程序，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加快推进网上行政执法平台建设，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2.构建公正司法运行体系。加大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力度，建立联合惩戒机制，推动人民调解创新，探索建立人民调解组织。
3.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深化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建设，着力健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宣传与普及教育。
（六）营造集聚充分配置高效的要素环境
1.打造国际人才高地。鼓励采用市场化运营方式，构建各类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服务保障和创业发展体系，探索广纳贤才、推进创业发展的新途径和新模式，注重人才的培养、发展与服务保障。
2.打造区域信息网络。以积极创建国家信息消费，大力开展跨境电商等为契机，加快发展云计算、大数据、北斗卫星、信息安全应用等产业集群，推进信息消费和数字产业园区的建设。
3.鼓励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大对企业直接融资以及多层次利用资本市场的引导力度，拓宽融资渠道，打造金融服务中心，构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4.加大产业空间保障支持。按照盘活存量、做好增量的原则，再造一批空间和整合提升若干专业园区，提高产业空间对新兴产业的保障效率，形成一批配套齐全、功能完善、产业链完整的新兴产业发展园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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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海燕.简政放权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N].解放日报，2015-1-9.
[4] 陈海鹏.切实提高政府服务意识和办事效率[N].湛江日报，2014-1-15.
[5] 杨雪珍，王耀颉，杨顺军.创建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打造美丽和谐的美好家园.怀化新闻网，2015-6-17.
座谈会由《基础教育参考》杂志主编陈海东主持，教育部教育管理中心主任展涛和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狄涛致欢迎辞，其后与会嘉宾踊跃发言，分享了他们各自在促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完善当前基础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思考、做法与建议。现将发言要点集萃如下。
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要在教育法的建设和督导方面下大力气。
基础教育的改革，应当加强政府责任，而不仅仅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因为它已经从一种行业行为转变为民生大事，转变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是让人民满意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要想做好这件事，应该在教育法的建设，特别是学校法，和督导方面下更大的气力。
第一，基础教育的发展中面临的最为首要的问题，就在于目前的法制建设不全面。《学校法》一直没有出台，甚至在短期内还不能出台。我觉得，这正是教育法制建设方面一些僵化的体制导致的。缺乏为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法定的标准，必然影响深入发展，因此，应当努力推进这项工作。
第二，加强督导工作非常重要。在督导条例出台以前，地方上的督导比较薄弱，各种问题都没能通过督导这个渠道及时地反应上来。事实上，督导肩负着帮助政府和民众来促进学校规范发展的任务，只有健全相关法律，督导才能有充分的依据，从而发挥其真正的价值。这次督导条例出台后，教育督导机构应从教育主管部门转移到人大这个体系，这样能够帮助教育主管部门以及政府更超脱、更有效、更得力、更方便地解决教育体制中的实际问题。
尽管在基础教育或者义务教育这方面的治理确实比较复杂，牵涉面很广，但如果通过法制建设，规范各方面的责权利，一些长期解决不好的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孟繁华（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综合改革的落脚点应聚焦在转变教育发展范式上。
第一，教育治理是区别于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一种新型管理模式。教育治理主要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机制复合化、治理手段多样化和治理目的重视价值理性几个特征。现代社会对人的观念经历了以人为成本、以人为资源和以人为本三个阶段。以人为本阶段自然就要求以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和谐发展为核心的新的发展范式。
第二，从对教育效率的追求到对教育公平的追求，要求转变教育发展范式。应当摒弃那些以教育之名、行负教育之实的行为，基于教育公平的核心价值，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个学生都在他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都在他天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展。
第三，作为治理体系下的教育实践的学习共同体，强调师生之间通过积极的合作与平等的对话，强调多元参与、共同完成知识和意义的建构。我们的社会必将成为学习型社会，这一社会也必将由无数学习共同体构成，这些共同体将会在更广泛的视域下为知识的获得与创新开辟新的路径。
李永生（北京市门头沟区教委主任）： 八项改革综合推动门头沟区学校治理现代化建设。
一是破除干部终身制，实施“干部任期制”。 二是破除学校副校级干部教委任命制，实施“逐层岗位竞聘制”。 三是破除干部选拔论资排辈制度，鼓励年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四是破除学校传统的教师任用制度，实施教职工竞聘上岗制，变教师“单位人”为“系统人”。五是破除教职工传统的劳动分配制度，实施岗位绩效制，实现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六是破除“九龙治水”的教研体制，实现教师进修学校“研训一体”，探索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七是破除单一行政督导体制，建立教育日常巡视制度。八是破除单一行政考核体制，引入第三方评估，探索管办评分离机制。
钟灵（北京市丰台区教委副主任）：学校治理结构改革要特别关注四个“摆脱”。
在教育综合改革的背景下，学校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解放教育生产力，改善现在的教育生产关系，让我们的学校能够在更加适合于发展的外部环境中，产生其自身内部的变革，从而真正实现教育质的提升。对于学校个体的内部而言，如何通过治理结构把内外环境和内外各种关联性更好地、科学地建立起来，有四个方面特别需要引起关注。
一是摆脱对教育的功利性追求，回归教育的育人性和社会性。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需要从教育思想的正本清源来入手，引领学校建立更加科学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只有价值判断非常清晰的学校，才可能在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过程中，达到促进每一个学生发展的目的。
二是摆脱学校治理中的官本位，改变以管理为核心、与现在的教育目标和教育追求不相适应的学校治理结构，重新定位，实现教育者的价值而非管理者的价值。否则，学校的行政化必然使得办学思想和办学价值很难自主、科学地建立。
三是摆脱人治的不确定性，加强学校的民主治理。学校的均衡优质发展除了优秀的校长，更要从制度的层面进行设计。一方面，要放权给校长，让其行使应有的自主管理的权力；另一方面，要用制度约束校长，使之能够在民主的框架内合理地履行责任。
四是摆脱决策执行和监督的不清晰，做到责、权、利的进一步明晰。实行管、办、评分离，不能一味地强调学校的办学自，而忽略了教育行政或者督导以及其他一些监督权力，从而形成更加科学的管理机制。
管杰（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校长）：方庄教育集群探索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
区域教育问题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对区域教育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随着丰台区在北京市率先进行教育集群发展模式改革试验，方庄教育集群成为北京市最早建立的教育集群。三年来，集群建设步步深入、不断升级，已经从最初的“抱团取暖”式的、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区域教育共同体，发展到以课程为中心的区域生态教育共同体。又开始了以打通各学段学生的出口、改变区域教育结构为主要任务的现代化区域教育共同体建设，走过了一条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不断地走向成熟的道路，探索出了一种推进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
李英（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教育局副局长）：着力城乡教育均衡，提升区域教育品质。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乡人口结构、城乡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影响着城乡教育的发展。四川省蒲江县围绕“城乡均衡、学有良教”发展目标，深入推进教育改革，不断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区域教育品质。
一是以“托管、领办”为办学试点，创新现代学校治理机制。二是以“联盟、集团”为发展路径，创新县域教育治理机制。三是以“法制、民主”为核心理念，创新学校内部治理机制。四是以“家庭、社区”为重要依托，创新社会教育治理机制。
余胜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教育信息化是现代学校教育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之一。
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生存环境。随着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普及性，技术也在改变我们教育实施的生态环境，它将给我们关注的一些重大教育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信息化分三个阶段，从物的信息化到结构的信息化最后到人的信息化，逐层递阶，教育的信息化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从制度方面去努力推动信息化的发展，很多难以解决的教育问题或许都能得到解决。
周仁祥（贵州省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副主任）：信息化使得招生考试工作越来越简单。
基础教育治理要现代化，招生工作治理也要现代化。招生入学工作最基本的特点是制度化、信息化、标准化和流程化，这其中信息化是最基本的。基于现代化技术，招生机构能够将信息化作为基础来实现招生考试现代化。网上阅卷、网上录取、网上招生体现了规则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要实现教育公平这个目标，必然要求基础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治理现代化。
此外，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怡海分校校长史德志认为教育治理现代化就是用现代化的思想满足当代教育的发展需要。他结合自己近50年从事小学教育的丰富经历，介绍了北京怡海教育集团和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发展；围绕怎样办好学的问题，着重论述了按教育规律办学这一学校治理改革的基础。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校长余晓灵把义务教育九年一贯制作为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核心问题，提出应把高中示范校与初中彻底隔离分开。
江苏省口岸中学校长封留才赞成基础教育高中单设，并呼吁高中教育立法，并强调了学校管理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新常态；公共管理；困境
十以来，我国在不断深化改革，经济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新常态趋势。笔者在本文对公共管理新常态背景下的困境和出路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一、中国语境下正确认识的新常态的丰富内涵
1、经济发展中的新常态
和各领域进行对比，我国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各级地方政府对该领域的新常态的界定和解读较为透彻，我们已经意识到国家已经进入新常态，并提出在新常态背景下引领经济发展的相关机制。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发展速度会放缓，不断优化发展理念和相关结构，要从现实情况选择发展驱动力。
2、政治改革中的新常态
对社会进行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十上提出，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主要致力于依法治国、深化法治社会建设，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和提升。衡量国内政治新常态的标准有：其一，制度化、规范化使用公共权力，其二，民主性在制度性安排中更加凸显，其三，实现法制化治理，其四，高效化国家政府公共管理，其五，协调发展国家制度安排和治理体系。
3、社会治理中的新常态
当前该领域的新常态主要表现在法制建设，要求社会实现具有法制化的新常态。所谓的法治社会，就是要求人民懂法、用法、依法，为社会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在全社会范围内一同致力于法制化建设，推动我国法制化进程。其新常态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依托法制基础，创建新常态的社会管理制度，用多种方式推动社会转变，营造和谐的法制环境和基础；其二，对法治理念和精神进行弘扬，推进法制文化建设，提升全体国民的法制意识；其三，让全体社会合理形式社会管理职权，并依法监督行使的社会管理权利。
4、环境保护中的新常态
我们要改变以牺牲环境为前提片面提升GDP的做法，这样的发展模式让国内环境遭到破坏，污染日趋严重，有的区域片面追求GDP，环境负荷超越其承载力，导致居民幸福指数的降低，提升经济、政治治理成本的提升。同时，进入新世纪后，人们的环保意识在不断觉醒，社会对环保的呼声越来越高，这让环境治理单位和部门承担更大的责任，如果不能显著提升环保治理效果，那么居民很难认同这种做法，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进一步降低。
二、新常态下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
1、和社会现实相比，现代治理水平具有较大的差距
在新常态下，实现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能力是国内公共管理以及社会治理的总目标。现代化的公共治理需要民主化、科学化的社会治理和管理、当前，国内经济尺幅发展，从整体上来看，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得到提升。
2、社会的进步要求公共管理具有较高的技术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内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现代技术和手段为现代化的管理以及积极有效的治理提供良好的保障。如今，政府部门对公共管理中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也在致力于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但是，和人们的期许以及社会发展进程相比，公共部门使用的科技手段比较落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矛盾。
3、公共管理组织目标与个体自觉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如今，国内在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一大批违法乱纪的党政干部受到法律的制裁。作为一个个体，公共管理部门应该在社会“大染缸”中出淤泥而不染。保障组织文化体系的健全和健康，这对公共管理参与者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与之相反，那么会腐蚀一大批管理部门管理人员，他们不顾法律的要求和自身为人民服务的角色定位，做出违法乱纪之行为。
三、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发展的出路探析
1、保障公共管理组织综合治理能力不断获得提升
在新常态背景下，公共管理部门要主动适应，走出传统思想的桎梏，对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通过管理知识的学习及职业道德的培训，不断完善选拔、激励领导干部的机制，不断落实绩效考核激励措施，保障公共部门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技能的提升，提升其服务意识和水平，让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锻炼。
2、不断创新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和技术
在经济新常态下，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不断提升，要想和此相适应，就需要在公共管理部门组建优秀的技术团队，把GIS技术、数字治理技术等高科技在现代治理实践中加以使用，为公共管理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不仅如此，还应该对公共管理参与者开办相关技术培训，让其运用现代化技术的水平不断提升，保障现代化技术作用的发挥。
3、塑造积极的公共管理核心价值体系
以惩罚公共管理者违法乱纪个体的前提下进一步改善和健全生活保障体系，提升待遇水平，提升社会地位。同时，对其进行更深入的职业道德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训和教育，让公共管理者树立正确、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等，保障其在法律的支撑下开展工作，让权力在法律的牢笼中规范化实施，让公共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工作的开展受到法律的约束和监督，有机统一自己价值观和社会公共价值观。
四、结束语
最近，“新常态”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对我国当前发展新形势，出现的新变化进行描述的重要性、综合性词汇，其内涵已经穿越历史的局限性，其仍在不断丰富之中，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中均有所体现。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公共管理也面临深刻改变，出现新的情况，社会也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新常态背景下，公共管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怎样走出当前公共管理面临的挑战和所处的困境，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需要多方人士进行分析和论证，同时，作为管理部门自身应该不断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不断走出困境。
作者:侯军 单位:迁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参考文献：
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从基层的积极探索到中央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治理、中国治理、中国治理创新，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发展的最强音。
进入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中国，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挑战。创新社会治理、创新国家治理已经成为中国不能回避、必须主动应对的重大课题。如何回应重大挑战，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好这个总开关，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要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可以好好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先进经验；要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等等。还有一条非常重要、有效的途径，就是要总结提升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的本土化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推广，有的还要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应当及时发现，系统总结，使大家分享其经验和成果，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经验问题和借鉴问题。
在这样一个需要创新、需要交流、需要动力、需要重构的关键时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总要求总目标，这充分表明了中央顶层设计的高屋建瓴。能否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事关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事关中国的现代化大业，因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此重大背景下，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国家治理》周刊、人民论坛网发起了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大型调查活动。该活动历时近8个月，得到了地方党政部门、社会组织、理论学术界等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与广泛认可。
开展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大型调查，以及这次调查所形成的成果，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从不同侧面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优秀的案例和样本；可以为各地方各部门各组织的创新提供广阔的交流平台和十分有益的经验借鉴。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大型调查，是一次发现价值和创造价值的过程，其中大量的典型经验，一定会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宝贵财富。
这次调查评选活动是严肃、严谨和客观的，组织调查工作十分细致。本次调查评选领域，紧密结合当前改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从党建创新、政府创新、县域治理、国企改革、社会治理、民生发展、公益慈善、文化发展、生态文明、新农村建设十个领域展开。通过专家推荐、合作单位推荐、媒体推荐、单位自荐等方式，课题组共整理、收集了全国各行业各领域相关单位与组织提交的1200多篇经验材料。为了使推荐材料更具典型性、科学性，课题组在进行调查的十个领域分别邀请2家以上研究机构进行学术合作或学术支持，并邀请该领域10位以上专家参与评审或指导，总计有20多家研究机构与100余位各领域权威专家的参与，确保了调查结果的客观性、权威性、可信度。
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进行评选，是这次调查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课题调查组专门研究开发出了中国治理创新100佳评价指标体系，从创新性、科学性、有效性、普适性、影响力五个大的方面进行考察和评判。例如，创新性包括突破常规，挑战传统观念和体制， 是否在实践中开辟了新路；普适性包括该经验是否具有超越地域的普遍性、可复制性和推广性，是否有鲜明的本土特征与个性风格，是否开放程度高等；影响力包括在行业及专家眼中的认同度，媒体报道、转载、应用情况， 以及是否在公众中有较高的知名度，等等。
为了提高社会成员的参与度，这次活动还采用了网络投票。每个案例的最终得分是：网络得票评分占权重30%；专家得票评分占权重70%，十个领域每个领域加权得分最高的前十个案例入选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之所以网络得票评分只占权重的30%，主要是考虑到网民投票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同时网民对参评单位的整体情况不太了解，加上参评单位和部门的人口规模相差很大，人口多、组织发动力强的地区和部门就会形成显著的比较优势，鉴于此，网络得票评分权重不宜太高。专家得票评分权重之所以较大，主要是考虑各领域的评审专家对所评对象的整体情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能够在各参评对象之间进行深入、系统比较，最终形成比较客观、真实的评价。不过，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不断增加社会成员参与的比重，让社会治理多一些社会化的成分。
此外，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调查组还将参与网络调查的候选经验分领域邀请专家进行了评审，发出评审问卷120份，回收有效评审问卷103份。并于2014年6月12日，邀请各领域专家代表召开了“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调查成果专家评议会”，力求评审结果更加客观、公正、权威。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希望入选100佳的单位和组织以此为契机和动力，再接再厉，为中国的治理创新作出新的探索。集成一线智慧，汇聚创新成果，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大型调查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活动，希望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同时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扩大影响，形成与《国家治理》周刊相适应的国家级品牌，为提炼中国的治理创新理论、深化中国的治理创新实践，提供更加全面、鲜活、权威的创新经验和创新样本，为回应当前中国治理中的若干重大挑战，为转型期中国的治理创新作出新的重大贡献。
责编/徐艳红 美编/于珊
【关键词】高等教育 治理现代化 法治思维 依法治校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2C-0106-0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高校治理现代化”正是为顺应这一时代主题在教育领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课题。高校实行依法治校，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众所周知，要善治必先立良法，立善法于教育，则教育治。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要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必须按照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要求，将法治化治理理念引入高校治理各环节中，使高校运用法治思维推动高校的各项管理，发挥法治在高校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努力推动高校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一、法治在高校治理现代化中的必要性
（一）法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法治思维，在高校领域是指领导层在长期分析解决问题时以一种法律逻辑和法律精神的思维模式来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从“人治”到“法治”不仅是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从主观性、随意性和无序性向合法性、权威性和规范性转变的内在要求。高校主体本身对追求平等、遵守规则、维护权利等有着强烈的需求，意味着运用法治思维或法治方式是推动高校治理现代化最有效的理念或途径。高校全面实施依法治校，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办学主体与政府、社会的新型关系，规范办学主体部各项治理行为，维护办学主体与师生三方面的合法权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营造浓郁教育环境，其本质就是要让高校治理行为在法律轨道内，对个性为主体的权责利能做出法律规定，确保高校推进治理过程的每一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就是高校进一步完善内外部治理结构与环境、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二）法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高校也正悄然地从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转变，而现代高校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讲就是“依法治校”。而依法治校就是突出法治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提升高校管理法治化水平，处理好办学主体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协调好学校与师生之间各方的利益关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等都迫切需要依法治校作为规范与引领，提升学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由此可见，高校治理现代化不仅强调在治理过程中微观方面的师生权利的保护，而且强调和突出治理过程中宏观方面的制度建设。因此，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既要加强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建设，为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和谐融洽的新型关系提供法治保障，又要健全高校各项体制机制，为维护好学校、教师、学生各方面合法权利保驾护航，最终达到教育治理能力的有效发挥，化解教育治理现代化进行中碰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
（三）法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各领域的改革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迫切需要通过法治来保障高校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并通过法治来保障高校治理结构内部各项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要合理配置这些权利，保障与畅通学生、教工民主参与途径，进行突破性的改革，都需要在法律法规、大学规章等框架内进行，确保改革的成果得到有效维护，改革的顺利推进得到可靠保障。高校治理现代化就是要通过依法治校，把法治精神与理念渗透到高校治理实践当中、把法治原则与方法贯穿到高校治理过程的每一环节，逐步形成高校各项事业的治理都依靠法律法规来规范和治理，切实提高高校治理法治化水平 。由此可见，依法治校与高校治理现代化在诸多方面存在共同性，依法治校既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为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提供重要保障。
二、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困境
目前，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在制定与完善上已取得了初步成效，高校治理方面的改革也不断推进，突出地表现在：针对高校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高校内部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各项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不断完善。但是，在依法治校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还存在诸多法治困境。
（一）国家法治层面：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组织系统，与外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传统“象牙塔”式的高校已不复存在，高校治理逐步从与社会隔离的“自治领地”转化为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高校治理中，来自政府与社会的介入和限制成为必然趋势，而这种介入和限制需要在依法治校、依章治理的框架下，通过系统共治以增进理解、促进合作。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建设取得了突破性成效，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基本架构，但是对于高等教育来说，立法还是处于起步阶段。教育法制建设在国家整个法制建设中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还不能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制定的教育法律体系不仅在数量上需要增加，在质量上也需要进行必要的修订，使教育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不断提高，可诉性明显增强。目前，我国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尽管对高等教育的活动进行了规范，但还是存在许多问题，不能与时俱进地适应高等教育活动不断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教育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教育改革进行中遇到困难或挫折后对其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与高等教育改革的不相适应或者滞后性的事实，必定要求国家教育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
（二）高校制度层面：高校规章制度有待进一步规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强调，加强大学章程建设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必要条件。凝聚大学精神与治校理念的大学章程和具体规章制度，是实现高校内部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准则，是处理高校与社会、政府、市场等外部关系以及高校党委、行政、教学、管理等内部关系的制度保障。目前我国绝大部分高校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规，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完善，制定了较为系统的章程和规章制度，为高校依法自主k学提供了重要依据，为回答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但纵观这些内部“法”，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高校章程在高等教育法制体系的地位不够明确。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制定的大学章程只规定了制定依据，且在制定依据的表达上各执己见。由于章程法律地位的不明确，势必导致学校内部管理规章制度的错位或者越位现象，影响高校法治秩序的构建以及师生合法权益的保护。二是章程的执行力度不够。大学章程作为高校依法治校的主要依据，其制定的目的在于形成既“有章可循”又严格“依章治理”的法治局面，但是目前很多高校指定的大学章程条款未能真正全面贯彻执行，势必影响高校治理能力的提升。
（三）管理者层面：管理者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高校管理者既是“依法治校”方略的具体实施主体，又是大学规章制度的主要执行者，因此，高校管理者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高校规章制度的制定与贯彻执行。影响高校治理环境的重要因素既包括学校的规章制度，又包括管理者法治意识与法治观念水平。换言之，在大学章程的制定上，法律素养高的管理者与法律意识淡薄的管理者相比，在法律层面上肯定会更规范与科学。众所周知，在高校行政法制体系内，章程即校内“宪法”，大学校规制定应以学校章程为立法依据，是章程的具体化或细腻化。由于目前我国很多高校管理层法律思维或意识不强，混淆大学章程与校规的定义，因此很多高校存在校规与章程相违背的现象。再者，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根深蒂固，高校治理过程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然比较严重，很多高校“轻法治、重人治”的思想仍然存在，领导者在工作过程中，主要以领导的文件为主导，而不用法律来表达诉求或寻找解决问题的依据，丧失了法律的权威，这对高校依法治校势必产生消极影响，不仅阻碍了高校和谐校园的构建，而且制约了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的推进。
三、法治导向下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在大力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面临多重法治困境，制约了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运行。笔者结合目前我国高校的具体实际，以法治为导向，从高校外部治理环境、内部章程构建、校园文化营造等方面探究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一）以建立高校外部治理环境为基础，健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一方面，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建成，依法治国的制度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人们的法治意识与法治理念整体增强，但自觉主动去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还有待加强，这势必对高校治理现代化产生或多或少的消极影响。我国高校的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与多元的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校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校的实现，必然依赖于整个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实现程度。因此，健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提升依法治教整体水平，为高校治理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必然增强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成效。另一方面，我国高校的建设发展是在政府的干预与推动下进行的，高校的办学未能脱离政府行政权力的介入，从而导致高校治理的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行政权力对高校的影响比较深远。尽管我国已初步建成教育法律体系，但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完全与国家法治的整体推进相适应以及不能紧跟教育改革步伐与发展需要。因此，制定、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为高校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已成为迫切需要。
（二）以构建学校内部章程为核心，完善大学制度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要把大学章程建设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在高校内部，章程即大学之“宪法”，是大学履行各项工作的最高行动纲领，是高校立规建制的基本依据。然而，当前我国很多高校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官本位的管理理念，在其影响下高校制定的章程蜕变成行政管理的工具，方便了管理者权力的运行，而忽视了师生利益群体的权利诉求。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高校依法治理已成为时代的主题，高校章程的制定必须始终遵循法制统一，必须把充分反映广大师生员工的意愿与着力规范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和权利运行结合起来，凝练成广大师生员工共同认同的办学理念与发展目标。高校章程的制定应始终坚持民主公开的原则，在制定过程中应广泛收集来自各方面利益群体的意见，确保师生的意见能充分表达，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在章程实施过程中，应充分遵循章程在高校内部作为“宪法”的主体地位，既要确保章程成为建规立制的基本规范依据，又要发挥章程作为“宪法”的规范引领功能，完善高校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健全高校内部办事、议事等各种运行机制，形成以高校章程为核心的规范、科学、统一的内部治理制度体系。
（三）以营造校园法治文化为重点，提升师生法治思维水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对高校来说，高校构建法治文化对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培养师生知法、守法以及提升师生法治思维整体水平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法治文化建设是依法治校的灵魂。营造浓郁法治文化氛围，首先必须从师生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入手，加大培养力度，把法治精神的培养作为衡量师生整体素质提升的一个重要依据，作为师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让法治精神渗透到高校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内化于心，外化于高校师生的自觉行动，才能让法治成为师生共同自觉践行的生活准则。其次，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意识。高校教师及其管理者应注重平时法律知识的积累，自觉养成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习惯。同时高校教职工必须树立学生为中心的法治教育理念，在对学生法律知识传授中，不断创新授课方法，与时俱进，切实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提升学生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再次，不断优化校园法治环境。高校师生处在优良的校园法治环境熏陶中，对他们法治文化的培养必定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作用。因此，一方面，高校必须充分发挥校园官网、广播、宣传橱窗等媒介的作用，对校园法治文化建设进行宣传报道；另一方面，高校必须充分利用法治课堂或法治宣传日等平台，对学生进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治教育，组织各种法制宣传活动，使法治文化氛围渗透到校园的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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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平.迈向现代化的高校治理――《高校现代化治理与运行机制研究》评介[J].山东社会科学，2016（3）
【基金项目】广西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基于法治思维视角的高校治理现代化问题研究”（KY2016YB581）的阶段性成果
立行立改,善做善成。管理会计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管理会计要从纸面落实到地面,涉及到企业跨部门员工间的协作,只有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才能激发员工个体参与管理会计工作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人的管理会计现代化”主张把人放到更突出的主置,管理方式也从命令、控制型向激励、引导型转变。对于大型企业治理层而言,推进“人的管理会计现代化”要适时加快企业内部的“产业民主化”进程,分层次、分环节、有针对性地实现“垂直型集权”管理向“扁平化分权”管理转变。通过横向分权的扁平化管理,提高经营信息跨部门流动的效率,实现决策端口的前置。因之,管理会计覆盖的每个模块能够摆脱“事权皆归于上”的低效决策机制,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快的决策反应空间。
二、文化:中国特色管理会计道路
任何一种制度选择,都离不开文化土壤。中国管理会计要适应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要坚持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管理会计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从理论体系、准则规范、技术方法、研究模式、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等重点领域,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否则,照抄照搬他国模式,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
管理会计顾名思义,首先是管理,然后才是会计。管理为会计而生,是一种自由度较大的艺术。管理会计更加重视“评价”,人文和管理是管理会计的两翼。我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以“系统观”“整体观”为主导的思想体系,这与管理会计在企业经营中强调“整体的优化效应”不谋而合。在中国发展管理会计,要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绝不能简单嵌入西方管理会计元素,要深度融合中华文化关于集权与分权、利与义、中庸与仁爱等“指尖上的会计”价值观。
三、:从应用领域跃升
第一,加快管理会计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客观上需要加快发展公共部门管理会计。
一是加快政府会计和预算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基础转变,将计量绩效的信息逐步纳入政府财务报告体系中。二是依据新《预算法》,进一步改革公共部门的成本控制与预算管理体系,通过编制内部报告帮助公共部门提高治理效率,优化治理决策。三是依靠管理会计工具,发挥绩效评价功能,提高国家资源的使用效率,推动政府实体决策从注重投入向注重产出和效益转变。
第二,建立企业内部的管理会计支持机制,提高管理会计应用效率。
一般认为,管理会计的会计对象是“经济活动”。在“经济活动”基础上,管理会计扩展至企业治理层、管理层的行为单元链,构建起以“行为-价值”为内核的支持机制。从机制框架来看,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落实:一是以价值信息集成卡为中心,设置行为价值账户,为企业员工的行为创造的价值提供会计平台;二是创新行为价值账户的记账方法,凸显“行为”与价值创造之间的联动关系;三是建立与管理会计理念契合的价值分析与评价体系,形成以企业价值形成为逻辑主线的考评系统。
第三,着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让管理会计“享云而变”。“大数据”、“云计算”为管理会计的发展带来无限可能,它推动了管理会计工具和方法的深耕,让管理会计工作变得更加敏捷有效。
“大数据”、“云计算”出现以前,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大多存储在原始凭证、账本及各部门的IT平台内,庞杂的信息得不到互联与共享,容易形成“信息孤岛”和信息“碎片化”。一旦建立起“云计算”平台,企业可以将各责任中心的信息将统一归集到云端,不论何时何地,管理人员只需登录云端,就能按权限使用共享信息。
医务人员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心得体会
11月18日下午，**市第四人民医院召开全院中层干部会议，我认真参加学习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全文）”。以下是本人对这次会议的感想：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号角，我个人总结了六大亮点：
一是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并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化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二是改革是长期的政治任务，必须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体制；
三建设法制国家，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四是明确了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五是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六是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我想，我们全院上下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全文）”精神，统一思想，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牢牢把握方向，大胆实践探索，注重统筹协调，凝聚改革共识，落实领导责任，坚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作为一名医务人员我们要紧密团结，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做好本职工作，为实现医院美好明天，争创三级甲等专科医院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