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3 17:27: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贫困治理；治理能力；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5）03-0031-04
DOI：10.13483/ki.kfyj.2015.03.007
贫困与贫困治理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贫困依然是困扰性的社会问题。现代化和贫困化共生共存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尽管在过去的20世纪，人类社会取得巨大进步，但是缓解与消除贫困仍然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贫困治理成效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所实施的贫困治理战略在缓解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状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世界银行2013年的《世界发展指标》称，中国极度贫困人口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81年的43%下降至2010年的13%。但我国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数仍然很大，截至2013年贫困人口仍有8249万，贫困发生率为8.5%。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有（28.8%）、甘肃（23.8%）、贵州（21.3%）、新疆（19.8%）、云南（17.8%）和青海（16.4%）等少数民族比例较高的6个省份。“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依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贫困治理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贫困治理能力也是政府治理能力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探讨政府贫困治理能力及其提升路径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贫困治理：政府不可回避的责任
在世界各国贫困治理实践中，基于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贫困治理所需解决的问题不可能相同，也不是单一的。然而，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引发贫困的原因有多么不同，贫困治理都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治理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既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性使然，也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
首先，政府承担贫困治理责任是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政府介入贫困治理的一个依据就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失灵现象。不同于政府运作的公平原则，市场运作是由优胜劣汰的效率法则主导，使得市场能力不足的群体陷入贫困境地。市场机制会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目前贫困发生率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一定程度上是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不均衡发展引发的后果。贫困群体由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缺失，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因而处于就业权和保障权的贫困状态。实践证明，市场不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在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政府的介入是必然的，“有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政府不同于私营部门，最重要的一条是，对许多公共组织来说，效率不是所追求的唯一目的，比如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公共组织是公民的‘最后的依靠’，他们正是通过不把效率置于至高之上的地位来立足于社会的”。政府是贫困群体的依靠对象，他们要摆脱贫困状态或者打破贫困循环需要政府建立社会保护政策进行干预。例如，联合国191个成员国一致通过旨在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其次，政府承担贫困治理责任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现。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贫困治理体制，政府主导一直是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我国从根本上消灭贫困问题奠定了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贫困现象只是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表现。我国政府向来高度重视贫困治理问题，坚持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更要对贫困地区采取有效的扶持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按照统一部署，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长期开展贫困治理行动，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针对贫困群体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的现实，在20世纪末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政策干预解决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我国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鉴于2013年底我国还有8 249万贫困人口的现实，2014年，国务院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为“扶贫日”，以动员社会更为广泛的力量共同推进贫困治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推出，更是为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进一步提速。
最后，政府承担贫困治理责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要求。贫困问题已经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大隐忧，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短板”。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贫困治理目标是否实现，不仅关系到贫困群体的生活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国目前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失范现象和越轨问题往往与贫困相关联。贫困治理在现代社会里不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乎社会安全的政治问题。鉴于我国贫困群体依然高达8000万，贫困问题不能仅靠贫困者的自发努力来解决，政府要增强贫困治理的自觉性，自上而下地整合多种贫困治理资源来消除贫困。政府积极参与贫困治理是加强和改善民生，提高政府合法性的途径。政府在贫困治理过程中通过以人为本、以发展为导向的执政理念，着眼于提高贫困人口的自主脱贫能力，构建社会发展成果共享机制，进而保证贫困群体从社会发展中受益，实现社会问题的源头治理，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政府贫困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
毋庸置疑，贫困治理是客观存在的政府责任，关键问题是政府责任的实现机制，而政府贫困治理能力的高低关系到这种责任能否实现。“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贫困治理也就是治理主体运用一定的方式满足贫困群体需要的过程。在贫困治理过程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但政府通过优化治理结构来塑造多元主体的关系；贫困治理方式则是政府通过制度供给，来保障贫困治理的实施和可持续性；贫困治理目标也不限于以物质资源满足需要，而是更多地为贫困群体创造发展机会。因此，政府贫困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包括结构优化能力、制度保障能力和机会创造能力。
（一）贫困治理的结构优化能力
贫困治理结构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在贫困治理研究和实践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把贫困理论与治理理论相结合的一种尝试。贫困治理结构是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对多元主体之间权、责、利关系的一种规定，是形成多元共治格局的基础。贫困治理结构能充分利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吸纳一切可用资源投入贫困治理行动，解决政府贫困治理资源不足的问题；通过严格规范治理主体的责、权、利，达到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效果；通过动员作为治理对象的贫困群体，塑造他们在贫困治理中的主体意识。在贫困治理结构中，贫困治理的行动主体不再限于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和贫困者自身都可能是行动的参与者。但是，贫困治理结构必须由政府建构，因为面对分散的多元主体，只有政府才能把各方面的资源整合起来，投入到贫困治理行动中。特别是我国业已形成的以各级政府为主体的组织体系是贫困治理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府优化贫困治理结构的能力体现为：一是政府通过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引导贫困治理资源配置，创造有利于贫困治理的政策环境；二是政府动员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逐步形成贫困治理中“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三是政府监管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贫困治理行为，确保贫困治理行动的公益性和福利性。
（二）贫困治理的制度保障能力
制度的本质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有效的制度能够为个体提供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充分的自由选择空间，同时，也提供了利益约束机制以规范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生产力的发展为消除绝对贫困问题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但是，市场经济是以追求利润为导向的，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往往由于过度关注和追求效率而不可避免地对公平构成损害，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从而使相对贫困现象更加凸现。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对市场经济缺陷进行矫正，以制度规范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此同时，在当前的贫困治理实践中，一些投机行为和违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加以约束和规范。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制度保障能力体现为：一是运用掌握的公共权力进行制度供给，建立社会正式运行规则，保障贫困群体权利的实现；二是合理引导非正式规则，对社会上业已存在的那部分合理的规则予以正式承认，如把社会互助的文化传统上升到制度层面；三是制定制度的执行机制，确保制度得以执行，使贫困群体真正享受到制度所带来的福祉。
（三）贫困治理的机会创造能力
政府有责任为社会成员提供发展机会，唯其如此，政府才能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对于大部分贫困者而言，他们正是缺少相应的发展机会，导致发展权难以实现。从这个角度出发，贫困可以被视为因发展权被剥夺而导致的发展不充分现象。同其他社会群体相比，贫困群体所拥有的社会发展机会最为稀少，“先赋性”的优势机会谈不上，在自致性取向的机会获得中，他们也处于被动的甚至是无奈的境地。即使在美国的种族改革中，受益的是黑人的中产阶层，黑人中的底层受到种族和阶级的双重歧视，依然是“真正的穷人”。对于缺少社会资源的贫困群体而言，发展机会就是保证群体内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被公平地对待，都有机会发挥人的自身潜能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被排斥在社会经济进程发展之外。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机会创造能力体现为：一是通过发展生产力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只有持续的发展才能为社会成员的发展拓展空间；二是消除各种社会排斥现象，为贫困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创造条件；三是提高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使他们同样能够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
三、政府贫困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正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承担着更为艰巨的贫困治理任务。政府贫困治理既面临着巨大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因此，政府应积极吸取世界其他国家贫困治理的经验和教训，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提升贫困治理能力，确保政府贫困治理责任的实现。
（一）优化现行贫困治理结构，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有机结合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政府为主导的体制在过去的贫困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但是，政府主导型体制的治理绩效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的特征。在新阶段的贫困治理实践中，政府以贫困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优化现行贫困治理结构，引导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治理，以弥补政府主导型体制的不足，形成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首先，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限。政府承担贫困治理责任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包办一切。虽然政府在贫困治理中处于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但政府也存在资源不足、效率不高等缺陷。因此，必须优化现行贫困治理结构，正确界定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职能，防止政府在实践中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出现。政府贫困治理职能主要体现在目标凝聚、资源整合、工具创新、风险防控和责任监督等方面。贫困治理同样离不开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商品交换作为基本前提的市场经济，能够推动贫困者寻找新的生产要素，刺激他们分享市场分工带来的利益，提高经济活动效率，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在贫困治理实践中，政府应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使贫困地区的政策优势与经济组织的资金、技术和生产经营等优势结合起来；用经济利益作为纽带在经济组织与贫困群体之间建立契约关系，推动贫困群体参与市场活动。
其次，构建多元的贫困治理组织体系。在以政府为主体的贫困治理战略中，我国贫困治理体系的运作主要依靠行政组织，由此建立了一套庞大的从上至下的“科层式”的贫困治理组织体系。在这样的组织体系中，尽管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但社会组织往往被纳入行政序列，变成了准政府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带动力和影响力。那些没被纳入行政序列的草根性社会组织，则因合法性不足而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处于尴尬境地。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具体行动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目标凝聚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贫困治理要以政府的行为带动、组织和影响多方面组织参与治理行动。构建多元的贫困治理组织体系，政府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保障具有官方背景社会组织运作的独立性，使其贫困治理行动由现在的准政府行为转变为民间行为；二是引导和扶持民间组织参与贫困治理，逐步改善民间组织参与贫困治理活动的社会环境；三是建立国际交流合作平台，鼓励国际组织参与国内的贫困治理，统筹运用国际国内两种治理资源。
最后，建立贫困群体参与贫困治理的机制。由贫困者参与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贫困治理机制是整个贫困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组织贫困治理的经验表明，让贫困者参与贫困治理行动，借助群体力量获取和提高适应市场的能力，是贫困治理取得成功的关键；反之，缺少贫困者的积极参与，政府的贫困治理计划则难以有效推行。政府要为贫困者主动参与贫困治理创造条件：一是鼓励和引导贫困群体建立互的经济合作组织，加强市场经营能力，化解在市场经济中的原子化困境；二是推动参与式规划，形成贫困者主动参与贫困治理决策的有效渠道；三是为贫困者监督政府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过程创造条件。
（二）政府要加强贫困治理制度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当前我国政府贫困治理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造成各级政府只注重贫困治理的暂时效果，没有建立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任何制度都必然是内在约束和保障性的有机统一，制度对运行主体和作用对象都同时具有保障和约束作用。我国的贫困治理已进入攻坚阶段，为从根本上保障贫困治理成果，政府要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从制度层面推进贫困治理。
首先，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这一制度对保障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城乡贫困群体构建一张“安全网”。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很低的，覆盖范围也有限，依然有大量的贫困群体没有被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之中。鉴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兜底”功能，把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全部纳入低保范围成为一种现实选择。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改革方向包括：一是逐步统一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居民生活金的名义向符合条件的居民发放；二是适应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三是提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筹资层次，短期内增加省级财政的投入，最终由中央财政承担。
其次，完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收入方面满足了居民的需要，但他们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也要加以满足。我国新出台的社会救助政策逐渐走向综合性救助，其内容既包括生存性救助，也涵盖发展性救助。既注重传统生活救助，又包括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和就业救助等方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应该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积极倡导和利用社会捐助，实现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的有效衔接，缓解城乡贫困现象。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方向为：一是进一步制定《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确保主要措施在各地落实；二是消除社会救助中的户籍排斥现象，逐步把城市农民工群体纳入社会救助的范围。
最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产物，更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部分群体因为先天的或者后天的原因被边缘化，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政府应通过积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这部分人能够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更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正逐步建立，适应新阶段贫困治理的要求，完善方向包括：一是完善社会保障立法，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整合；二是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消除社会保障的分割现象；三是特别重视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三）政府要关注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实现社会发展成果共享
政府推动生产力发展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生活选择，从总体上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先天的或后天的差异，每位成员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受益程度是有区别的，政府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尤为重要的是关注贫困群体发展能力的培养和发展机会的获取。目前我国正积极在贫困发生率较高的西部地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无疑会为该地区带来更多发展机会，而能否利用发展机会取决于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
首先，以教育培训提升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贫困者的发展机会主要靠其适应社会的能力来体现，这又与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关。马克思认为，“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贫困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人发展所必需的机会与能力被剥夺，即人力资本的贫困。贫困者对知识的渴望毋庸置疑，但因为信息闭塞和经济困难，他们缺少获取知识的机会。政府应该成为贫困者获取知识和技能的主要推动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一是在贫困地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二是在贫困群体中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三是为失业人员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避免他们因长期失业而致贫。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 改革
[作者简介]王英姿（1966- ），女，满族，新疆艺术学院思政部副主任，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理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9）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7-0131-02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高校应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延伸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帮助学生把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增强学生解决各类实际问题的能力。近年来，各高校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的充分发挥，教学实效性的增强仍有很大空间。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
1.思想认识不到位，实践教学观念比较落后。绝大部分教师仍沿用旧的教学模式，教学方式比较单一，照本宣科，甚至认为理论课没必要参与实践活动，失去了理论课应有的实效性、针对性和时代感。对大学生而言，尤其对于非本专业的学生来说，往往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空洞的说教，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绝大多数学生只是为考试而学习，不主动参与学校组织的实践教学活动，从而达不到实践教学效果。
2.实践教学管理不规范，师资力量不足。有些高校尚未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安排，而是在思政部下设置教研室，甚至是在基础部下设置教研室这样的三级机构；有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由各个部门分头管理，没有明确统一的院级领导负责，虽然有明确分工，但大家普遍不重视，致使工作未能落实。由于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或分工不够明确，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和边缘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一些分散在机关和系部的兼职教师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相对落后，师资力量明显不足，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质量。
3.实践教学经费投入不足，缺乏固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实践教学大多数时间需要在校外开展教学活动，如组织学生在校外开展社会调查或志愿服务活动等，外出实践教学活动需要一定的教学活动经费。由于各高校对实践教学重视不够，加之办学经费不足，没有设置实践教学专项活动经费，导致实践教学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开展。同时，社会上具有一定规模接待能力、能够配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基地比较难落实，每年组织学生利用假期开展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学生的参与程度和社会实践的效果未能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要求。
二、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已摆在各高校教学活动的重要位置，它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利于高质素人才的培养，同时有利于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提高。因此，各高校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尤为重要，具体来说：
1.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差别很大，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普遍存在课堂灌输式教学，教学内容比较呆板，教学形式比较单一，由于教学生硬枯燥，课堂不活跃，导致学生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完全是为了考试而学习，根本无法达到教书育人的功能。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具有生动性和多样性的教学特点，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可以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最终达到理论指导实践；同时，教师在实践中又可以强化理论、丰富理论，实践出理论，以便更好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教师通过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走出课堂，走到社会，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中不断地锤炼自己，提升自己的社会阅历，从而能增强信心和增长知识，以便更好地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2.有利于高校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高校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是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和广博的学识，还要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实践教学环节可以做到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过渡、升华和内化，从而创新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塑造良好的思想情怀，完善人格。高校还应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年龄的特点，设置多元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和认知规律从思想教育、社会服务能力、专业素养等方面加以培养，从而达到全方位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3.有利于促进教师教学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因此，教师不仅要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更应该考虑如何使学生所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能力，如何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从而引导学生更好地探索未知、创造新知，达到解惑的目的。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在客观上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必须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全面的综合知识，掌控、驾驭学生的能力，通过探究、体验、内化、反馈，引导学生在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大大提升教学实践的能力和水平。
三、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的思路
1.提高思想认识，创新实践教学理念。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是在新形势下高校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要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不同于一般的学生社会实践和日常活动，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实践活动为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形式。因此，要严格规范实践教学环节，树立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同等重要的理念。
2.建立健全教学组织，创新实践教学管理。改革必须要有制度保障，为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健康、有序开展，各高校要建立职责清晰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文件，规范实践教学管理。要进一步创新教学管理机制，如建立定期检查汇报制度，做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建立实践教学监督制度，促进学生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制定实践教学效果测评问卷，建立学生评教制度，保证实践教学的质量。
3.加大经费投入，保障实践教学经费。为了保证实践教学的持续发展，高校要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专项经费，纳入学校财务预算，保证实践教学经费规范、合理使用。同时，要积极争取社会资源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支持和帮助，加强与社会各行各业的联系，依托相关行业企业，发挥高校自身科研、人才优势，本着合作共建、共享双赢的原则，建立稳定长久的实践教学基地。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实践教学能力。高校教学改革离不开队伍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亦如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实践教学的组织者和推动者，由于在教学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和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必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扎实的理论水平和较强的实践活动能力。所以，各高校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首先应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加强师资培训，鼓励教师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高师资业务素质，从而更好地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姜淑兰，张燕红.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认识局限及对策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0（3）.
1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与社会管理的现状
据调查，目前我国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较好的地区多为一线城市，一些经济欠发达区域在建设上还存在很多不足，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管理能力薄弱，制约着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如下：
1.1存在“两种模式”的弊端
所谓的两种模式。一是在资金投入上存在困难，费用花费较大。二是，相关治理技术和管理能力有限，很多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不过关，地区之间的治理和管理也具有双重标准，无法保证城市污染建设的正常运转。
1.2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能力有限
城市环境治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仅仅依靠单一的治理手段，无法保证环境治理的科学性，也不能发挥管理的效力。例如，我国南京在2012年治理水污染中，虽然运用了生物、物理、化学等多种治理对策，但是却没有形成制度规范，在实际管理中缺乏效用。
1.3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亟待提高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市场化起步较晚，在众多排污企业中，只有少数企业把环境污染治理设施交给专业公司运营的企业。但是从中国大环境上着眼，很多城市的认识还相对薄弱，环境污染得不到有效的治理，管理能力和技术手段都有待提升。
2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应该采取的有效方式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已经清晰直观的看到了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在设施建设与社会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不足，我国相关单位一定要做好建设工作，根据污染设备建设的实际，完善相关管理对策，从多方面入手解决问题，实现城市的快速发展。
2.1加强社会城市环境污染管理的法制化建设
法律是规范行为的基准，是解决城市环境污染治理建设问题的核心，也是引导工作积极开展的重点，有助于规范运营单位的工作流程。因此，我国相关管理机构要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鼓励城市开展环境污染治理，通过法律的制定明确治理的方式和手段，为城市环境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2.2环境污染治理要建立激励政策
在现行的政策体系中，扶持和鼓励环保与社会管理发展的政策还不完善，必须在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上为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加大企业的治污能力，使城市环境污染与社会管理服务尽快实现市场化。例如，国家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根据城市环境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运营服务方法，形成良性竞争的机制，充分发挥治理功效，为相关机构提供一定政策上的优惠。
2.3强化监督职能
有效地监督监管是保证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良好运转的保障，也是做好管理的有效环节，对此，环保管理部门必须要加强运营队伍监督水平的提高，定期检查设备使用情况，保证管理运营朝着专业化与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2.4环境污染治理要采取双赢机制
环境污染治理要注重双赢，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创新投入，使城市环境治污的市场空间得到扩展。在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中需要平衡双方的利益，使城市环境治污企业在优化管理、节约成本、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得到较大的空间。另外，治理机构还要确定合理的、科学的运营经费，这项经费的开支必须要低于排污企业自身的运营成本，从而取得运营市场的最终认可，实现运营公司与排污企业的双赢。
3结语
关键词 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 大庆经验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要创新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方式、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机制以及社会治理绩效评估等，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黑龙江大庆市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魂，从2005年大庆市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启动以扁平化管理，综合执法为特征的公安体制改革，2009年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成立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发挥综合组织协调优势，整合20多个党委和政府部门资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台，2012年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先行先试，将市区原有的29个街道和200个社区重新划分为70个新社区。接连几年的大胆尝试，大庆市的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被总结为“大庆经验”。
1“大庆经验”：社会治理的新探索
“大庆”之名源于石油、取之国庆，闻明于其丰富的能源资源。1959年开发建设，1979年建市，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2005年，大庆市开始实施以“1+5”为基本脉络的公安体制改革。“1”即以扁平化和综合执法为特征的改革，包括纵向管理体制和横向机构改革，变市局、分局、派出所管理为市局、分局两层管理，变分局多部门、多警种、多派出所为“三警种、一部门”。“5”即在扁平化基础上推行警务指挥，社区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等五项深化改革举措。该项创新警务工作机制，不仅大大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同时也更合理的进行了警队配置。从宏观层面观察大庆市的公安“扁平化”改革，打通了公安内部条线管理，处理好了体制和机制的关系。明确了上下级的职责，做到对口服务，资源集中，一对一责任、提高效率，百姓遇到应急问题时能够及时得到相应的服务。
2009年，大庆市又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成立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的成立高度集中了社会资源、集中治理，以“解决问题”为核心思路，整合20多个党委和政府部门资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台。在这场改制中，百姓的需求、群众的特性、人的价值诉求被提上日程，正确处理了社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在提倡政府工作做减法，社会治理做加法的今天，大庆市政府减少了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管制、管理到服务的重大转变；政府瘦了身，从大政府变成小政府，社会做了加法，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继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成立，大庆市即建立了民情社情政情收集处置反馈系统和“百湖民声”网络问政机制。在丰富了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优化了群众监督的入口，通过问情于民落实知情权，问需于民落实选举权，问计于民落实参与权，问绩于民落实监督权，大庆市以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真正意义上激发了群众主人翁意识，提高了政府解决问题的效率。
2012年，大庆市再次大胆尝试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先行先试，将原有的29个街道和200个社区重新划分为70个新社区。新社区的合并改革了社区管理体制，使管理层级由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变为市、区、社区三级。新社区实行“一委一站一会”新模式。“一委”即社区党工委；“一站”即社区工作站，是政府在社区实施服务和管理的基础平台，内设综合管理中心和公共服务中心；“一会”即居民议事会，是新社区议事协商机构。同时，实行“一社多居”，即在一个社区管理服务范围内设置三到四个居委会，居委会不再参与行政管理事务，而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次改革再次发挥了公民自治组织的主观能动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管理层级多、办事流程繁琐、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不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
纵观三次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从警务工作机制、民生工作机制到社区工作机制，大庆给我们的是一种范本、一种模式，但更多的是一种启示和印证。
2“大庆经验”：有效社会治理的三个要点
区别于“温州模式”、“深圳模式”的工业化转型道路以及经济服务性的“浦东模式”，“大庆模式”开创了独一无二的资源性城市转型之路。以“浦东模式”作对比，其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准确把握历史机遇、大量吸引高端外资、走开发公司主导下的国家级开发区建设之路。基于现代化的大背景，浦东依托于上海开放城市的环境善于吸收发达国家政府先进管理经验的海派文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从源头开展经济建设。但相比较政治地位特殊的大庆市，最初肩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重任，陆续又扛起支撑龙江发展。其完全是主动作为，自力更生，以石油为支撑，以内生动力为驱动，追求经济城市“双转型”的道路。因此总结大庆治理模式中的有效经验作为折射镜，亦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一个良好的参考。
2.1创新社会治理准确定位，做到改体制与建机制同步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体制是一个框架和结构，机制是一种规则和运行，体制问题解决了，机制问题同样要解决好，否则体制就难以发挥作用。大庆市的改革不是小打小闹，是结构性的改革，通过体制再造将人力、物力、财力、权力、注意力下沉到基层。大庆市的扁平化改革符合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深入分析、理性定位，切中百姓需要。减少层级，提高效率，零成本零距离的深入基层，将具体的改革落实到社区、公安、公共服务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对于大庆市而言，在科学的框架设计下良性的运转自己的机制，建立规范化的制度进行结构和资源上的转型，以此来形成系统良好的动力机制、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运转机制。动力机制促进保障机制的完善与健全，保障机制的周密使得激励机制更富实际价值与作用，同时带动运转机制的活力，盘活了整个社会治理的生物链。
2.2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公民参与度， 建立互信互任关系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主要环节，是监督政府的审判者与执行者。随着基层民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竞争意识和参政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希望投入到社会治理与基层建设中来。同时，政府在履行职能过程中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如形式主义、的问题、行政审批程序烦琐，推诿扯皮，效率低下、办事缺乏透明度、官员腐败等现象也切实得需要基层群众的民主公正的监督。因此政府与百姓之间应当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政府提供增益，提升公民生活品质的同时保障维持的提供，使公民生活品质不降低，公民在享受公共服务的同时履行公民责任，认真务实的投入到政府监督中，起到规范政府行为的作用。
2.3创新社会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对公众生活的改善，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尊重公众的主体地位。随着人们的需求结构从最基本的温饱需求向高水平高质量的小康需求转变，公民对于公平、正义、人格、尊严等现代需求、价值观看得越发重要。具体体现在户籍制度、高考改革、住房公积金等具体项目上个人利益的争取上，更体现在公民争取政治参与平等观念的转变，每一个人都积极投身于政府活动的监督与管理中。其次，随着人员流动性的加强，逐步从有组织到组织相对弱化，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因此唯有全面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有效管理社会人的同时引导并支持社会人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投身于民间组织的建设中，社会治理才能良性运作。再者，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变得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人们在信仰、道德、伦理方面有着不同的走向，因此加强社会治理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刚性需求的建设开发中，更应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即时调整传统的社会管理指导理念、体制机制、以及方法手段，强调社会治理的本质与核心当是“以人为本”。
3创新社会治理：由权力管制走向多元治理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创新是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中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社会参与，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执政者从权利管制走向多元治理。“大庆经验”是成功践行创新社会治理的典范，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应当择其益者，明确政府权力边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执政观念，提供公民更多参与社会治理的权限与渠道，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真正做到在创新治理中夯实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实效。
（1）制度规范问题。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创新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方式、社会治理体制等等，这就对公众制度化组织化的参与提出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规范，对公众参与的制度和途径提出了期待。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存在很多问题：参与社会治理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公众参与的代表遴选不科学，程序不明确等等，在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不规范的情况下也就导致了非制度化的参与，诸如集体散步等政治参与行为。因此，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应当完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规范，做到制度公开，程序透明公正，使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获得法律的保障。
（2）理念问题。在传统国家，官民关系表现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而在现代国家，官民关系则体现为“委托与的关系”。在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治理不等同于统治。在治理中，每一个人既是被治理者，又是治理参与者。治理的目的不是过去把人给管死，而是通过积极的参与、沟通、协调、鼓励、规范和阅读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的秩序和状态。政府与公众应当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共同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这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提高管理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公民与政府的相互信任，限制政府公共权力的无限扩张，维护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权益。
（3）培育与发展的问题。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一定是个社会组织极为发达的社会。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亦是一个政府分权社会增权的过程，即政府的权力从社会领域适当退出，留下的空间由社会组织填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里的发达国家，每万人里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只有3.8个，法国是110个，日本是97个，发展中国家平均10个以上，足见我国的社会力量太弱。现代社会管理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依法对有关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调节的过程，也是社会自我服务并依据法律和道德进行自我规范和调节的过程。党和政府是治理的主体，社会组织和平民百姓同样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平等对待并有效发展才能盘活整个社会的治理能力，真正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夯实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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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谢志强.体制再造：大庆社会治理的新探索[J].人民论坛，2014（16）.
林业检察分院法治理念教育第一阶段工作汇报
分院党组：
根据地区分院、林业局政法委的安排和部署，全区检察机关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我院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定社会主义法治信念，提高执法能力，促进影响我院检察事业发展和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际问题，不断增强检察机关干警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努力实践“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落实“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总体要求，进一步端正执法思想，增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构建林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林区提供坚强的法治保证。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院党组积极组织全体干警参加学习教育活动，现将学习情况总结如下。
全院共有干警19名，活动参与率达到100%。在学习培训阶段，院党组组织全体党员认真通读中央政法委编发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学习同志关于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讲话；学习、同志在全国政法机关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以及地委政法委副书记朱洪祥、地委政法委书记郝敬江同志在全区政法机关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电视电话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鼓励干警积极参加省院、分院和林业局组织的培训活动。按中央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有效方式，组织全体干警分五个专题进行大学习、大讨论。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整个学习培训阶段的始终。
一、领导重视，机构健全。
我院党组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是在分院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开展工作，院领导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活动的开展，并做了周密安排和部署，随即抽调人员组成“十八站林区人民检察院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在学习培训阶段全院干警认真参加每一项活动，把每一项活动的开展都作为提高自己政治素质、法律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和执法能力素质的一次机会，真正做到了“内化于心、外鉴于行”，达到了省院提出的“六个进一步”。
在开展“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专项讨论中，每名干警均认真撰写发言提纲，在五次专题讨论中都做了专题发言。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院领导亲自抓日常工作、亲自撰写理论文章、亲自记学习笔记、亲自总结心得体会，并把“三个到位”和“四个带头”的每一项工作认真落实到位。
二、认真学习，初见成效。
在学习培训阶段，我院党组采用集中学习和分散学习相结合，与此同时院党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对学习内容进行统一，使全院干警的理论知识得到很大提高。通过政治理论知识学习，干警们端正了学习态度，全院把此次理论知识的学习，当成一次提高整体素质的有利时机。在整个集中学习过程中，我院干警没有一人无故不参加学习，都能认真的记好学习笔记，在每次学习后都记了学习心得体会。我院五名党组成员就《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中的“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牢固树立党的领导的理念”五章内容分别进行了专题讲解。在学习同志关于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讲话；学习、同志在全国政法机关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以及地委政法委副书记朱洪祥、地委政法委书记郝敬江同志在全区政法机关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电视电话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后，每名干警都撰写了深刻的心得体会，在通过集中学习，提高了干警自身整体素质，干警们深刻认识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增强学习的自觉性。
通过学习培训全体干警们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要进一步端正执法指导思想，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引下，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顺利实现“十一五”规划作出新的贡献。
关键词：地方治理；元治理；网络治理结构；网络管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3-0008-05
网络化治理是一种互动的社会政治治理方式，这种方式既包含高程度的公私合作，又意味着政府对公私合作网络的管理能力强。在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随着政府所运用的治理工具的发展与多样化，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志愿组织、社区之间存在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特别是就地方政府层面而言，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在我国一些地方或局部公共事务治理中确实存在着多元主体模式及“地方治理”格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分权化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调整、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的建构，以及基层组织的发展与地方自治，构成了当代地方治理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作为承担“元治理”角色的地方政府，在现阶段地方公共事务治理进程中的网络管理能力并没有达到网络化治理所要求的理想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既阻碍地方政府与其它社会主体之间公私合作程度的提高，也影响地方治理的绩效。因此，要进一步巩固、加强地方政府与其它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适应公共管理发展趋势、建立网络化政府新模式，就必须加强地方政府网络管理能力建设。
一、政府网络管理能力的基本内涵与构成
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流行思潮。所谓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又可称之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政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1]本文对政府网络管理能力的分析亦是基于上述对治理内涵的理解。因此，政府网络管理能力即政府治理能力或网络治理能力，是指政府在对网络治理模式进行战略思考的基础上，整合多元社会主体及其资源，创建网络治理结构并对其进行维护与管理的能量或力量。政府网络管理及其能力建设旨在克服网络治理遇到的各种问题，消除网络治理的各种障碍因素，提升网络治理绩效，最终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关于政府网络管理能力的构成内容，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认为，政府网络化管理能力包括六个方面，即“调整目标、提供监督、防止沟通失败、协调多个伙伴、管理竞争和合作之间的紧张关系、克服各种数据不足和能力缺陷”。[2]格里・斯托克认为政府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构建和消解联盟与协调的能力、合作和把握方向的能力、整合和管制能力。[3]国内学者孙柏瑛认为，当前地方治理急需领导者战略管理与思维能力、变革与创新的能力、把握机遇的能力、动员和调集治理资源的能力以及协调、斡旋与冲突解决能力。[4]此外，国内还有学者将政府治理核心能力概括为目标识别与整合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与合作治理的责任控制能力。[5]
网络化治理既表现为一定的制度化结构，也表现为一个不断对社会环境做出回应与行为调适、适应社会变迁的发展进程。故本文从网络治理进程与管理环节角度，将网络管理划分为筹备、构建、运行、终结四个阶段，并分别探讨每个阶段政府网络管理的关键要素或核心能力。其中，网络筹备阶段的核心能力主要是网络管理人才开发与储备能力、战略思维能力；网络构建阶段的核心能力主要包括网络召集能力、目标识别与整合能力、协商与谈判能力；网络运行阶段的核心能力主要包括资源整合能力、网络维护与监管能力；网络终结阶段则主要包括绩效测量与运用能力、责任控制能力。当然，按照网络管理环节所做的类型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上述分类方法只是突出了各个阶段的核心能力。事实上，上述能力中有些能力在网络管理的多个阶段都有体现，而有些能力则贯穿于网络管理的始终。
二、地方治理对政府网络管理能力建设的挑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行政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传统等级制官僚体制在实践中产生的负面影响日渐显现，管理危机日趋严重，这不断地推动人们对传统行政模式进行认真思考与反省，并促使人们对新的治理模式开展积极的探索与尝试。“变革”随之成为政府部门的一种常态和惯例，使得“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很少国家的政府没有受到席卷政府部门的改革浪潮的冲击”。[6]在此背景下，催生出一种新理论即治理理论，并且使各国政府改革实践迅速朝着治理方向发展。
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和政府转型过程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地方治理无疑属于当今世界多水平、多层次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运用治理的理念和精神，重塑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和进程。地方治理模式是在批判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有着质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为后者把地方政府看成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合法权威，排斥社会与公民各种形式的参与活动；前者则认为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不仅仅取决于组织的正式结构，更主要地依赖于地方政府所处的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背景，它包括了一个地方政府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公共组织横向与纵向联结所构成的网络，即多元组织或网络的治理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治理模式也不是万能的，它同样存在着很多局限和失败的可能性，甚至充满风险。格里・斯托克认为，“即令是在政府业已养成适宜的运作规范之处，治理仍然有可能失败……与市民社会各种机构体制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连接公、私、志愿部门的组织未尽完善都可能导致治理失败。领导者的失误、关键性的伙伴在时间进度和空间范围上的意见不一以及社会冲突的深度等，都能给治理播下失败的种子。”[7]鲍勃・杰索普系统论述了治理取得成功的条件，指出了治理遇到的问题、限制因素及其失败的风险,还分析了治理在四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两难困境:合作对竞争、开发对封闭、可治理性对灵活性、责任对效率。[8]罗伯特・罗茨则在肯定网络弥补市场与等级统治之不足的同时，深刻地分析了网络对可治理性构成的挑战以及可能导致民主责任流失等风险因素。[9]乔治・弗雷德里克森也指出，治理既存在概念精确方面的问题，也存在着包括对秩序、预见力、稳定性、责任和公正的忽视，改革建议言过其实和过于夸张、治理的领导风格等实践或应用方面的问题。[10]
可见，网络治理模式即便是在西方国家也仍然属于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它不仅受到了来自理论界持续的责难和抨击，在实践中也遇到了较多的阻力和障碍。对于我国这样的体制转型国家而言，通过引进网络化治理的理念推动地方公共事务管理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又面临着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困境与挑战，“新治理理念的引入对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产生了巨大冲撞，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政府实践中，人们在认识上都存在着一些差异。……而纳税人意识的觉醒、非政府组织的逐步壮大、社会阶层团体的多元分化、政治要求的愈发强烈以及社会治理中的新问题的不断涌现等，又给地方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11]
就网络治理模式的构建而言，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姑且不论学术界为了证明治理的中国适应性所引发的现代国家构建是否完成的问题，单就从治理的基础性条件来看，中国公民社会与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还远没有达到治理所要求的理想状态，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构建还远没有完成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国构建地方公共事务网络化治理模式的进程是在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调整还不到位的条件下开始的，政府在地方公共事务网络治理模式构建过程中仍处于主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的合作态度、合作能力和资源投入对网络治理效果都会产生显著影响。”[12]这就必然使我国地方治理面临着治理理念转变、网络管理人才开发、治理规则与制度建设等一系列任务，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加强地方政府网络管理能力建设，这也是网络治理模式中政府的责任之所在。
为了让网络治理模式在地方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其潜力与优势，克服其不足，特别是防范与化解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就需要强化地方政府的领导和管理能力，使地方政府真正承担起“元治理”的角色，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网络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践表明，“大凡经济发达、增长快速的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治理能力强大的政府权威存在，这构成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制度基础和前提。”[13]我国地方政府要在网络化的行政生态环境中实施管理首先要培养和发展一系列截然不同于传统模式的能力和才干，这样才能取得网络治理的绩效，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和发展。
三、加强地方政府网络管理能力建设的思路
地方治理范式的转变突显出政府与社会伙伴关系构建与维护的重要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维持与发展这种伙伴关系，即，政府靠什么去维系它与社会的关系？凯特尔指出，“全球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改革的战略战术就是试图加强政府的能力以满足公众的需要，它的成败取决于改革嵌入国家治理系统即政治制度、盈利性和非盈利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公众期望与市民社会的深度。”[14]可见，政府能力不仅是一个公共管理改革战略战术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能否使改革嵌入国家治理系统的问题，一个关系改革成败的问题。就地方政府网络管理本身来看，它既是一种活动，也是一个由网络筹备、网络构建、网络运行与网络终结所组成的完整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个阶段和环节均有其不同的任务，也有其内在能力构成内容及核心能力要求。当前，地方政府应加快网络管理各阶段能力特别是核心能力建设，以适应管理政府与非政府社会主体之间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网络化管理绩效的需要。
1.网络筹备阶段及其核心能力。网络筹备阶段是整个网络化管理的起始阶段，它关系到网络化治理的成败。作为整个网络化治理过程的组织者、促动者，地方政府在构建网络伊始，就必须考虑：为什么要构建网络？在什么领域构建网络？怎样构建网络？谁来实施网络管理？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直接决定于地方政府战略思维能力与网络管理人才开发能力。
（1）战略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是地方政府从战略的高度思考社会公共问题，选择网络实施领域，确定网络构建的具体方式与方案，以回应公民和社会多元化需求并确立、实现、维护与促进公共利益的能力。换句话说，战略思维能力就是地方政府明确目标与使命的能力。“为什么构建网络”的问题就是构建网络的目的与目标问题。在现代社会政治治理过程中，“没有一个单一的行动者――公共的或私人的――拥有解决复杂的、动态的和多样化的社会挑战所需的知识和信息。”[15]因此，地方政府首先应明确构建网络的目的是为了调集各个网络主体拥有的资源，共同致力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组织网络及构建合作互动关系应以实现公共利益与公共价值作为最终目标，而不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其次，地方政府应明确构建网络的领域。通过分析社会多元化的需求，找出关键性的问题和核心任务,选择网络实施的领域。再次，地方政府应思考如何构建网络的问题，亦即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构建网络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应明确自己的职责与角色，选择构建网络的方法并设计网络构建方案。
（2）网络管理人才开发能力。那么，在网络构建之初以及网络运行过程中，谁来管理网络？网络治理要取得成功，既有赖于一定的基础性条件，也有赖于治理对象以及有关角色据以协调活动实现目标的环境。就网络化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政府在整体上所需的公务人员将会越来越少，特别是在中低层面上更是如此，但在高级层面上将会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因此，高层次的网络管理人才理应属于这些基础性条件之一。没有政府参与的治理是很难想象的，没有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实施管理的网络治理则不可能是高效的。网络管理人才开发同样是地方治理环境中地方政府遇到的严峻挑战，它直接决定了网络管理行为能否高效实施、网络管理战略能否顺利实现。因此，加强高级管理人才培养力度，加快高级管理人才开发速度，为地方治理开发与储备相当数量和质量的高级管理人才，是地方政府成功实施元治理、完成全球化时代赋予的各种使命的必由之路。
2.网络构建阶段及其核心能力。经过网络筹备阶段的战略思考并选择了网络化治理的实施领域与方案之后，网络治理进程便进入网络构建阶段，它是网络治理模式得以形成的过程。网络构建的过程既依赖于前一阶段地方政府对关键问题、目标与使命以及具体任务的准确判断和定位，又直接影响后一阶段网络运行的有效性。该环节涉及地方政府的几种核心能力，即网络召集能力、目标识别与整合能力、协商与谈判能力。
（1）网络召集能力。网络召集能力主要是指政府动员、号召、聚集政府之外的治理主体参与网络的能力。地方政府召集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参与网络治理的积极性、网络参与主体的数量与质量。社会主体的参与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既取决于参与主体的自主性，也取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调整和组合过程中为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所提供的空间。因此，地方政府应通过制度建设，创造社会主体成长的良性环境，建立并不断完善公私互动合作的良性机制,为社会主体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提供可靠的渠道和制度保障，从而吸引众多社会主体参与到网络结构中去。参与网络主体数量越多，公共关注度越高，公共事务的治理越容易获得其所需的资源，公共目标也越容易实现。
（2）目标识别与整合能力。多元社会主体本身就是利益主体，在参与网络治理的过程中，无疑会怀揣各自的利益与目标，不仅这些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而且它们与公共利益目标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因此，对共属于一个网络的各个社会主体或组织的利益目标加以识别与整合是十分必要的。地方政府的目标识别与整合能力是网络构建阶段的关键能力，也是整个网络治理的关键能力。为了聚合各种类型治理主体的力量，创新公共事务治理方式，提高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地方政府首先必须识别、弥合多元利益目标，并明确表达和陈述公共利益，为各行动主体展现它们各自所追求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目标得以实现的愿景。总之，地方政府在网络构建过程中的角色应定位于“确保公共利益居于支配地位，即确保这些解决方案本身以及公共问题解决方案的产生过程都符合民主规范和正义、公正与公平的价值观”。[16]地方政府对网络主体的目标识别是目标整合的基础，直接决定了公共利益目标的形成与确立及其实现程度。
（3）协商与谈判能力。网络治理结构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等主体构成的多中心治理结构。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依赖与互动的伙伴关系，谈判协商关系即是其中之一。所谓协商与谈判，是指多个平等的组织通过平等交流、友好协商、谈判对话，利用各自的资源与技术在某一公共项目上进行合作以达到各自目标的活动。为了维护多元治理结构的稳定，聚集各种技术和资源，达成公共事务治理目标，在政府组织内外对话、讨价还价、协商和谈判等活动是网络构建阶段的重要活动，而网络主体之间的对话、协商与谈判活动及其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弥合利益分歧、确立公共利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这些网络共同体对话、协商与谈判的组织者，又以网络主体身份平等参与对话、协商与谈判活动。因此，训练一套有利于营造公平、活跃的氛围并在其中开展公开、公正的协商与谈判活动的技能与艺术，开发相关协商谈判的技能技巧，对于地方政府真正承担起网络组织者角色意义重大。
3.网络运行阶段及其核心能力。网络治理结构建立起来后就需要投入运行，为了保护治理结构的稳定及维护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作为网络管理者的地方政府必须培养和发展一系列核心能力。这些核心能力主要包括资源整合能力、网络维护与监管能力，它们共同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网络能否按照所确立的规则和制度成功运行。
（1）资源整合能力。网络的建立与运行首先依赖于治理参与主体拥有的各种技术和资源，网络主体的互动合作亦是拥有各种不同资源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合作。因此，网络运行阶段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聚合各种分散在社会主体中的资源，包括财物、信息、劳动力、权威、技术等。资源整合能力便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能力，各个网络主体所拥有的资源如果不能集中起来，整个网络的运行以及公共问题的解决与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知识是网络参与主体所拥有的一种重要的资源，它不仅对于各个参与主体调整价值观、建立信任与克服文化差异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为参与主体协同工作创造价值提供条件。作为网络管理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地方政府应通过强化资源整合能力来达成共识、实现各个主体之间的知识共享并通过网络促进组织学习，这也是地方政府资源整合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2）网络的维护与监管能力。网络的维护与监管能力是网络运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具备的又一项核心能力。网络的良性运行主要取决于参与主体之间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而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是信任。网络伙伴之间既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又是一种竞争对立关系。伙伴之间信任程度高则可以增强他们的共识，有利于他们之间的沟通，深化他们之间的合作；不信任或者信任程度低则影响他们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最终影响他们之间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因此，作为网络管理者的地方政府应及时发现并消除网络伙伴之间在公共价值、个体利益等方面存在的分歧，维护内部正常的竞争态势，为网络的运行创造某种适宜的环境。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强化调控能力，加强对网络运行的监管，及时发现并纠正网络参与者违反网络规则的行为，确保网络运行原则得以严格遵守。另一方面要强化冲突处理能力，及时解决网络中因资源分配等各种问题引发的争议与冲突，减少与消除网络运行的障碍。归根结底，政府对网络的维护与监管就是要营造一个有利于保护网络参与主体积极性、维持网络伙伴之间合作竞争的公平环境。
4.网络终结阶段及其核心能力。网络终结是网络管理的最后一个环节，尽管网络治理结构并不总是有效的，同样充满了失败的风险，但无论网络运行成功与失败，网络终结工作都是网络管理者必须做好的核心工作。从地方治理实践来看，“网络管理最基本的问题受困于我们评估有效性、然后用某种准则来衡量网络是否负责任的能力。”[17]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开发和掌握网络终结阶段的管理能力特别是绩效测量与运用能力、责任控制能力等核心能力。
（1）绩效测量与运用能力。地方治理网络结构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弥补传统科层结构在绩效方面存在的缺陷，以聚合多元主体及其资源，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提高治理的绩效。网络结构是否完成了网络治理的使命和任务，实现预期的治理目标，取得预期的治理绩效，只有通过绩效测量的手段才能得出结论。因此，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权衡地方治理的不同层面和方向上的价值和目标，建立一套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并运用这一套体系对网络治理的绩效开展科学的测量和评估。为了提高绩效测量的技能，网络管理者尤其要重视现代科学与信息技术在绩效测量与评估过程中的运用。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既是当代地方治理兴起及其成功实践的基础，也是提升地方治理绩效，推进地方治理发展，实现地方治理转型的重要保障。不过，应该看到，绩效测量只是实现治理的手段，其目的是要通过运行绩效测量的结果，不断消除网络治理的障碍因素，进一步转变治理的理念，提高治理技能，推动更大范围、更多公共事务领域和更高层次的网络治理。
（2）责任控制能力。责任控制能力既是网络终结阶段的一项重要能力，也是贯彻整个网络管理全过程的一项重要能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地方政府网络管理能力的高低强弱。责任控制能力与绩效测量密切相关又同等重要，当政府越来越依赖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时候,其绩效也会越来越依赖于管理各种合作伙伴关系并让网络参与者承担责任的能力。而责任控制能力不强、责任的缺失恰恰是地方治理进程中地方政府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也是治理的不可治理性之根本原因所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公共事务参与主体是多元的，政府不再是最高权威，在传统行政模式下赋予政府的公共责任被部分转移到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乃至公民等主体身上。这种网络模式中体现出来的“组织边界的不确定性”、“公共责任界限的模糊性”以及“转嫁财政、绩效甚至是政治风险”的现象，使得其他参与主体对政府的责任诉求更加强烈，也进一步增加了政府履行其责任的困难。“在公共治理的进程中，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作为治理体系主要的行动者，其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特别是责任关系，对于治理的成败具有结构性的意义。”[18]责任是一个控制问题，就网络终结阶段而言，由于网络参与主体表面上都是公共责任的主体，但实际上往往由于责任边界的模糊性使得没有人承担完全责任。网络管理过程中责任的不明确与分配不当、无人负责的现象，成为地方治理绩效的主要障碍之一。
责任问题是网络化管理所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因此，建立健全责任控制机制，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控制能力，对于整个治理合作网络规则的形成与有序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地方政府一方面要明确解决由谁负责的问题，对网络治理主体的责任进行恰当分配，明确行动主体的责任界限与范围并加以严格控制，防止责任流失。另一方面要明确对谁负责的问题，治理的最终目标指向是公共利益，因此各行动主体的负责对象无疑是公民。总之，地方政府既要勇敢承担起作为网络平等参与主体应有的责任，又要承担起作为网络化治理的“元治理”角色所应有的责任。只有具备良好的责任控制机制与责任控制能力，公共责任才不会流失，公共利益才有保障；也只有依赖良好的责任控制机制，网络治理的实践才不会流于形式，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公共事务多元主体共治模式，才能推动地方治理进程，实现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小结
地方网络化治理，成功的关键在于多元参与主体治理结构的构建以及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伙伴关系的维护。地方治理的绩效水平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一项研究结果指出,影响包括中国等转型国家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治理的因素包括知识获取、成本、不确定性、政府信用、决策参与、融资成本和政府能力七个方面。[19]可见，政府网络管理能力状况是影响治理绩效的核心要素之一。地方政府在网络治理过程中的战略思维能力、网络召集能力、目标识别与整合能力、协商与谈判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网络维护与监管能力、绩效测量与运用能力、责任控制能力等核心能力，直接决定地方网络化治理的成败。因此，在地方治理实践中，提升网络管理能力，克服网络治理模式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处理各种网络管理问题的挑战，是地方政府适应新的网络治理模式，推动地方公共事务治理创新的内在要求与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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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社会 高校治理 突发事件 社会参与
一、风险时代背景下高校治理创新的必要性
伴随着现代化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 “风险社会”时代。“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首次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来的。从客观上讲，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高校治理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日益复杂，高校治理能力日益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和亟待提升的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因而对风险社会背景下的高校治理创新能力进行分析研究，不断提高高校对风险社会现状的认识和思考，努力促进高校提高风险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风险时代背景下我国高校突发事件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危机治理意识
大多数高校认为高校的重点应该放在教学和科研上而不是危机治理上，危机治理意识也较为薄弱。在高校管理人员培训上也往往都“走形式”。在国家或者教育部门多次下发文件要求高校注重提升自身治理水平的压力下，目前，许多高校把提升治理能力放到了重要位置，但是大多只是走过场，其效果可想而知。
（二）危机治理体制不健全
目前，高校普遍缺乏专业化和常设的机构来进行管理。当突况发生时，不健全的治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管理工作的及时性和有效性，造成严重后果。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今风险社会，高校突发事件管理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行政性，而法治性较弱。
（三）危机治理机制运行不畅
目前，大多数高校都存在危机治理机制运行不畅的问题。部分高校已经针对某些突发事件建立了专门的应急预案，但仍旧没有系统完善的危机治理预案。一旦发生突发事件，缺乏完善的预警机制，必然使得高校管理层在处理突发事件时手忙脚乱，不能及时有效地动员人员和整合资源，造成高校人力和物力的浪费，甚至错过突发事件处理的最佳时机。
（四）社会参与缺乏制度保障
当前我国缺乏一套完备的社会参与高校危机治理的制度，因此，社会主体就没有切实可行的途径和方式参与高校危机治理，高校对突发事件的治理水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缺乏社会的参与而受到影响。因此，要实现有序、良性的社会参与高校突发事件治理，具体的制度保障是必要的，应尽量用制度性的参与代替非制度性的参与，提高参与的效率与效果。
三、风险时代背景下高校突发事件治理创新的新思路
（一）强化高校突发事件治理观念
在没有形成完善的参与制度的情况下，高校管理者的管理观念往往成为决定相关利益者能否参与高校突发事件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专制主义与官本位思想在我国高校突发事件治理中仍然是一种普遍现象。高校需要转变错误观念，要充分认识到利益相关者在高校突发事件治理中的作用，积极吸收社会力量参与高校治理，主动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子。
（二）构建高校突发事件治理中多主体间的互信机制
在高校突发事件的治理过程中，高校无疑处于主导性地位，但高校也必须承认和尊重其他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和权利，通过制度和体制形成一种多元主体相互作用的高校运行机制。
（三）改革现行高校突发事件治理体制，分散高校治理权力，实现多元化治理
根据治理理论，高校要实行分权化改革，将权力充分授予相关主体，以充分发挥其参与高校治理的积极性。因此变革现行的{校管理体制，授予社会参与主体部分管理权力是有积极意义的。高校突发事件治理体制影响社会参与的效果，一般而言，在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中，比较重视教育管理的纵向关系，因而学校与社会之间的横向联系往往受到了约束，沟通渠道不畅。如果高校不对现有治理体制进行改革，分散{校治理权，那么势必将影响到高校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四）健全高校突发事件治理的社会参与制度
法律法规可以为社会参与高校突发事件治理提供保障。加强高校突发事件治理的社会参与方面的立法可以使社会参与高校治理得到法律的保障，使社会参与高校治理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只有通过制度的保障，才能极大的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保证社会参与高校治理有序进行，使其走向正轨。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风险视阀下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SH0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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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椿（1970 ―），江苏南京人，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周礼红（1975 ―），河南南阳人，深圳市社科院城市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文化学；袁冰（1984―），河南平顶山人，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
成熟稳定的市民社会是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治理转型的基础。市民社会以身份和权利平等，社会行为法制化和资源分配公平化的制度代替旧时代城市人群不平等的等级制度的现代社会，构成了城市治理的基础。
一
（一）市民社会与城市治理的关系
市民社会的城市治理是政府与市民以法治化为前提，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有秩序地实现社会良性运转。
市民政治地位平等化。城市人群传统等级制度转换为市民社会，意味着市民社会成员政治、经济地位的平等，其形成过程就是等级制度演化为权利平等的制度。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平等化特征，为市民从传统城市治理模式中的接受者成为城市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和共同治理者，与政府和其他组织一道构成了城市治理的基础。
市民意识与行为法制化 。市民社会的特征是法制化和规则化，社会成员摆脱了政府的附属物地位，行为不再受政治力量的控制而成为自由的市民。在市民社会中实现了社会利益多样化，社会结构多元化，社会治理制度化，社会行为法制化，社会成员实现普遍的身份平等并恪守公认的行为准则。
资源分配公平化。城市治理的前提在于政府治理现代化，即政府为市民社会的发展让渡出生存空间，市民社会的发展又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深入，同时对政府行政进行有效的监督①。市民社会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阶层需求，目的在于填补政府的“公益真空”和资源分配偏差，以助于实现整个社会资源分配公平。
城市治理新型化。市民社会存在的方式以众多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由市民自愿组成的组织，目的在于不同市民阶层实现自身利益和参与公共事务。市民社会中各种社会组织是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缓冲地带，并且成为连接市民与政府的桥梁，因此可以通过自愿结合而形成不同的利益团体以追求社会的平等和利益均衡。
（二）城市治理的路径
今天市民社会生活的自主性增强，政治参与的形式也在不断增加。随着人们民主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利益多元化局面的形成，城市治理的路径由市民政治参与逐步过渡为社会自主管理为主的城市治理模式。因此，城市治理的基本路径就在日益复杂化的城市治理中，以法制化、制度化为基础开展治理，同时保障、引导、激励市民有序地以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务自治。
二
（一）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制约城市治理
在城市治理与市民社会关系中，政府与市民社会在运作机制上相互独立，功能上彼此协作、相互补充，职责上互相监督。从宏观层面看，这种互动关系表现为政府的治理创新为市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外部环境；而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和市民的基本素养也构成了城市能否实现良性治理的基础。从微观层面看，这种互动关系表现为政府对市民社会的培育支持、规范管理、评估监督，市民社会则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公共事务。二者在各自的层面和角度行使职权，担负责任，相互促进和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城市治理的良性互动。在双方的互动关系中，政府与市民社会间从“零和博弈”到“整合博弈”，最终实现双方的共存共赢。实践证明，全能政府城市治理模式和方式并不适应市民社会发展的需求。目前市民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深度和广度不高的现实，显现了市民社会发育的低成熟度，可以看出我国城市治理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与模式建设存在诸多问题。
传统政治意识的影响。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重礼治而轻法制，重权威而轻民主，导致社会治理的决策模式是典型的权力和精英决策，执行程序和评价主要取决于权力精英的意志。这种影响的结果是城市行政决策和管理者与市民之间缺乏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沟通，市民自身的政治素质和能力也存在局限，没有介入社会管理的机会。
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影响。政府与市民双方地位不平等，社会成员的极少参与公共事务，缺乏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同时现代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呈现出复杂化、专业化和高度的信息流动等特点，政府有可能因此产生公共政策制定失误，执行乏力。
现有城市治理模式与市民社会发展的差距。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社会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加剧；“全能政府”城市治理模式已不适应市民社会利益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需求。
（二）市民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
市民政治参与意识薄弱。虽然我国正积极通过推进教育的大众化，城市阅读来提高国民的素质，但从总体上来说，市民难以适应和参与现代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市民的政治素质与文化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仍需进一步提高。
市民政治参与能力弱。各阶层掌握的政治、社会、经济资源以及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和文化认知水平的不同，使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度存在很大的差距，大部分市民政治参与能力低下。
（三）市民缺乏对社会组织的归属与认同
市民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中，缺乏对社会公共事务和集体利益的相关争取。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放任集体和社会利益的丧失，其本质就是缺乏集体和自身利益的平衡意识。
从总体上看，伴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与民主程度的提高，市民参与政策制定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从而推动了人民民主权利的发展，推进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促进了城市治理现代化。但是，在市民社会参与与组织化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矛盾和问题。
三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各项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面对社会的多元化，能否合理整合和正确引导市民社会的各利益主体，并有效处理各种公共问题决定着地方政府城市治理能力的水平。
（一）以法治化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以法治化为导向实现城市治理创新。要在法制化的基础上，构建城市治理创新体系，建设、健全市民社会的各项制度和体系。实现城市治理的全民参与态势，平衡权利与义务，正确处理政府依法行政与市民参与的关系，同时建立合法、便利的市民利益诉求和解决渠道，实现公共政策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均衡，化解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建立社会稳定和市民利益保障的有机机制，最终实现城市治理创新。
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探索城市治理法治化模式。政府运用法律的手段，实现行政和权力行使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将城市治理活动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以有效达成城市良性治理的社会公共管理目标。逐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让城市治理的具体事业有法可依，让市民在要求公共服务时有据可循，同时能够通过正当的程序公平地获得公共服务。政府、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程序、方式、监管和评估等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在城市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中把握好正确的政治和文化价值取向，处理好政治与城市治理创新的关系。探索形成社会公众参与决策、社区居民参与管理协调互动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法治模式。通过社会组织法治化的路径，在契合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和社会情势现实基础上，建立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的综合城市治理体系。
（二）加快拓展市民社会参与路径
在依法行政的法制化基础上，调整传统运动式的社会动员思维和模式，强化市民公共事务的意识，提升市民参与能力，构建和谐、开放、透明、民主的社会环境，让市民与政府合作、协商，积极主动地参与城市治理。在城市治理创新中，建设市民的规则意识，提高市民公共意识和质素，提升市民参政的素质与能力。
关键词：连锁董事；技术创新；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月6日
一、引言
在当前市场经济转型的浪潮中，创新经营一直备受众多企业家的追捧，在技术创新研究的道路上，很多学者专家也是竭尽全力寻求更多突破。连锁董事作为近些年的研究热点课题，在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分析中发现，连锁董事作为企业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决定因素在于企业公司的治理水平，因此三者之间是否有必要的联系，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相关性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连锁董事的研究主要源于企业间的社会网络关系研究，在不断的深入研究中发现了连锁董事的重要性。
Useem（1984）指出连锁董事的主要作用是在企业间进行信息传递。通过连锁董事传递的企业信息为公司提供了关于其他企业行为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为企业的决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Yeo et al.（2003）发现，在法国企业中董事会之间常常通过共同的董事会成员相互分享CEO服务。而且在1999年，法国公司中就有1/2的公司存在这种连锁，超过50%的公司至少有一个连锁董事关系和80%的CEO兼任主席一职，这给CEO在董事会和高管团队中更大的管理权限，更积极地影响公司的业绩。Lucia Bellenzier、Rosanna Grassi（2014）通过意大利1998～2011年间企业间连锁董事网络的演变，发现随着时间的转移，网络的稳定性是企业间兼任多个职位的董事即连锁董事维持的。卢昌宗和陈仕华（2009）发现超过80%的上市公司都有连锁董事，这意味着A股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已经形成一个基于连锁董事而形成的网络。朱金菊、段海艳（2013）则从多个角度分析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连锁董事薪酬、连锁董事学历、连锁董事规模和连锁董事占董事会比例均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呈显著正相关。
连锁董事是因个体成员同时在两家或两家以上董事会任职而形成的企业间网络关系。在企业集群当中，企业间因连锁董事而形成的网络能够给企业提供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所需要的外界信息。通过连锁董事关系网络取得的信息能够为企业的战略计划及经营方针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资源提取更有价值的技术和知识，以实现企业自身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功能。连锁董事为企业带来的外部信息还可以与企业拥有的关键技术相联系，创造出更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创新技术。同时，研究表明连锁董事的网络特征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连锁董事的中心性特征，企业在连锁董事网络中所处位置越是趋近于中心位置，其获取网络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对其他相关联企业的影响力也就越强，所以说处在连锁董事网络中的企业能够更加便利地获取为技术创新服务的优质资源。
然而在以往的文献研究中，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相关性研究较少，大多数为社会资本、外部董事、独立董事等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相关性关系研究。而这些与连锁董事在概念上和实质区分中都有很大的重叠性，比如连锁董事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锁董事也占据了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的绝大多数。
（一）董事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依据社会资本理论，董事会社会资本是董事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的总和（Coleman，1990）。董事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相关性研究，其关键点在于社会资本带来的信息资源，因董事会社会网络扮演了信息联结、减弱社会风险以及外部不确定性角色，因此它在企业多样化的技术创新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Baysinger、Butler（1985）研究发现，能在其他企业兼职董事的董事往往具有较高的声誉，他们能够为企业获取关键资源，包括专业知识、技能及经验等，这些资源能够为企业在制定关键性的决策时提供重要援助。良好的连锁董事关系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声望，还能提高企业资源共享的程度，从而为企业制定高质量的研发项目投资决策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Hillman（2005）等从董事会社会资本的多个角度分析，发现董事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绩效越高。董事会在政府机关拥有的资源可以帮助企业更迅速地了解行业发展趋势、政策导向等方面的信息，为董事会制定正确的研发投资决策做好铺垫。Wincent等（2010）在对53家中小型企业的董事会进行纵向研究时发现，董事会的一些特征能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能力，且提出了董事会中存在的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且董事会的异质性、董事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对企业创新能力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国内关于董事会社会资本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周建等（2010）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将董事会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方面，并从这两个方面分别研究了其对企业技术创新支出的影响水平。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董事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职业背景、异质性等特征都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支出呈正相关关系。段海燕（2014）将董事会社会资本分为董事会内部社会资本和董事会外部社会资本，并提出董事会外部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连锁董事。李垣（2004）提出企业创新活动（主要指创新决策），一般而言，董事将以企业家的身份作为企业创新的决策主体出现在企业创新活动过程中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并且多数情况下是非程序化的。李永强（2011）对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负面影响研究中发现，在企业家社会网络关系中，强连带关系有利于社会网络成员之间共享相似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从而加强关系成员之间的信任，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家的决策自由。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家决策自由度的降低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而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创新思想束缚反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是社会资本的三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刘俊杰（2013）从企业家社会网络的达高性、广泛性、异质性及关系强度等四大方面分析，企业家社会网络的达高性、广泛性对技术创新绩效存在积极的影响作用，而企业家社会网络的关系强度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董事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企业间知识类资源、资产类资源及社会资本等资源的集聚，这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源获取”对董事会社会资本与创新能力起到了中间转换作用，有助于高质量决策的产生。即董事会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研发投资决策的质量，进而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决策。
（二）外部董事与技术创新。Zahra et al.（2000），Johan Braet（2012）的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的创新能力正相关，当数目达到11之后，呈现负相关。Zahra，S.A、Neubaum，D.O（2000）进一步提出外部董事的知识和经验也会与内部董事形成互补。扩展董事会的视野，提醒经营者抓住创新机会。因此，学者们推论，增加外部董事数量有助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Heralin、Weisbach（2000）两次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外部董事占主导地位的董事会，在公司绩效下降面临重组等投资决策能较好地发挥作用。Wright.P、Ferris，S.P、Sarin A（1996）提出外部董事的存在可以监督和制约内部董事由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出现的放弃长期利益的短视行为。Adams、Harris等和Raheja认为外部董事发挥有效治理作用的一个重要理论条件就是要获取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在董事会集体决策的框架内，可以把外部董事当作一个利益共同体，代表出资人的利益，把内部董事当作另一个利益共同体，代表管理层的利益，并且内部董事相对于外部董事具有信息优势。
Hoskisson et al.（2002），Zahra（1996），Li and Simerly（1998）等人通过对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的研究结果证实，内部董事对企业创新能力有积极的影响。而Sven H.De Cleyn & Johan Braet（2012）的实证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外部董事占董事会多数席位可在董事会的投资决策过程中有效制衡内部董事，并对投资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当信息获取成本较低或者知情概率较大时，外部董事能更有效地发挥监督和咨询职能，这一点支持Duchin等的实证研究。
杨建君、刘刃（2007）实证研究外部董事数量与企业创新决策关系后发现，外部董事数量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是由董事会结构和规模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外部董事的影响是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进行研究的。方伟（2014）在研究外部董事治理与公司投资决策效率的关系中得出以下结论：外部董事的存在可以起到监督制约内部董事的作用，通过对内部董事治理决策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决策，其主要作用机理在于外部董事对技术创新决策的影响，关键在于其咨询职能和监督职能的发挥。
综上所述，外部董事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对企业内部董事的影响，其中外部董事的监督职能与咨询职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外部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积极影响源于其对外界信息资源获取成本较低及对行业或者企业集群的概况知情概率较大，从而直接决定了外部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和咨询作用的发挥。
（三）独立董事与技术创新。Schoorman（1983）认为独立董事本身具备的特点就是其掌握信息的广泛性，这不仅可以为企业获取关键信息及资源提供便利渠道，同时也减少了企业间资源转换的交易成本与协调成本。Yangmin.kim（2007）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的社会资源可以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同时独立董事本身所携带的外部资源可以帮助企业建立优质的社会网络关系。Yuval（2007）在对独立董事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对独立董事的股权激励水平越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就越多。赵旭峰和温军（2011）在对董事会运作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时，通过对2004～2008年501家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所占比例越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越多。通过以上研究可知，独立董事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验证。而独立董事对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作用机理主要在于哪些方面，此后也有很多学者给出相应的答案。
王永明、宋艳伟（2010）运用2004～2007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分析了独立董事制度中规模、薪酬、年龄以及任期等特征要素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资活动的影响，验证了独立董事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主要是独立董事薪酬激励、独立董事的任期、独立董事的年龄。陈运森、谢德仁（2011）发现，在独立董事构成的社会网络关系中，企业的独立董事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中心度越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就越高。独立董事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度代表了其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和高效的咨询、监督功能。网络中心度高的独立董事在企业中更有威望和说服力，因此他们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有很强的影响效应。
高管团队也囊括了连锁董事。自Hambrick和Mason提出“高阶理论”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战略及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中，一些学者也研究了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雷辉、刘鹏（2013）通过从多个角度分析高管团队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出高管团队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异质性与职能背景异质性与企业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学历、科学与工程专业背景以及输出型职能背景与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而高管团队任期与技术创新不存在显著影响。当然，根据高管管理团队的概念划分，它囊括了企业的股东、董事会成员及正副总经理等在企业的战略决策中有发言权的高层领导者。
分析与连锁董事相关的各种概念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社会资本、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它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主要在于其公司治理效应的发挥。因此，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影响要借助于公司治理的中介作用。
三、连锁董事与公司治理
连锁董事的研究是基于社会网络研究，连锁董事与公司治理相关性联系也是在社会网络基础上进行的，因为对于企业而言公司治理准则的制定和治理结构的构建离不开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社会网络形态存在的关键形式之一就是连锁董事。
Pfeffer、Salancik（1978）提出连锁董事构成了企业间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承载了知识和信息并提供了这些知识和信息的传递的平台。Walker Review（2009）提出连锁董事网络在构建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还进一步影响着公司的治理结构作用的发挥。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对管理者的激励和监督行为进而影响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
段海燕（2014）认为连锁董事关系网络有利于董事会资源提供职能的行使，进而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由于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直接影响董事声誉和非正式影响力的获取，因此董事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影响其监督动力Kraekhardt（1992）。董事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越处于中心位置，越能够获取有关治理行为的资源、信息和知识，进而积累的个人声誉及声誉价值越高。出于声誉考虑，声誉越高的董事越有动机对经理层实施监督Yermaek（2004）。谢德仁和陈运森（2012）通过对“2010年上市公司十佳优秀独立董事”的网络关系的分析而发现董事网络对公司的治理行为和效果确实有着重要影响。陈运森（2013）发现连锁董事网络从管理层监督和政策建议制定两个方面对公司治理有效性产生影响，但证据并不统一；而连锁董事――管理层的私人连带关系降低了董事会独立性，更多地带来了负面作用。
任兵（2005）同样提出了连锁董事网络对公司治理有一定的影响效力。他在文中指出企业拥有的连锁董事数量越多，企业嵌入连锁董事社会网络的程度就越深，影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应也就越大。同时他还指出，连锁董事在企业董事会中的比重越大，其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也越大。这一比重较大，预示着企业受到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就越大，那么在这一社会网络中所承载的先进实践或创新就有可能被企业采用。这一观点也暗示了连锁董事通过影响企业公司治理进行影响到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相关性关系。
四、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
Fagerberg（2005）指出企业技术创新需要大量先期投入，是否值得投入、投入多少资金等均是一定决策体系的产物，这种决策体系通常是由公司治理结构决定的，因此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容忽视。Tylecote等（1998）认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权、责、利配置必定是在公司框架内运作的，因此公司治理机制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利益分配和权力配置具有决定性的影响。Belloc（2011）认为，从企业内部来看，创新取决于个体是否投资于创新项目，个体如何将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整合到企业里，而这些主要是通过公司治理体系来决定的。因此，董事会公司治理层面带来的创新信息和决策是企业投入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此后，学者们从公司治理的不同角度分析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Zahra（2000）考察了1991～1997年231家美国中等规模的制造业企业，发现董事会规模与研发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也即中等规模的董事会对创新活动最有利。
Lane（2008）研究认为，两职兼任可以强化控制权，减少冗余程度，提高行政效率，两职兼任更有利于做出灵活的创新决策，与创新绩效正相关。Zahra（2000）认为两职兼任容易导致权力的过于集中，对管理层缺乏制约将造成决策的随意，因此说两职分离有利于决策理性化，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同时，Bebchuk and Fried（2003，2004）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即CEO两职的分离，企业的投资效率会有明显提高。
国外文献中关于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中，一致认为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对于公司治理影响因素研究中，研究结论不一致。
杨建君（2002）和魏峰（2004）认为，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投入决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企业家的决策意识决定的。徐金发（2002）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企业经营管理者持股水平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外部董事数量、CEO两职状态都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关系。饶育蕾、王建新（2013）在对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的过程中从CEO两职状态出发，研究CEO两职状态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证实：CEO在过度自信的情况下，CEO两职合一可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资决策效率。杨建君（2007）指出企业家的技术创新行为具有明显的公司治理属性，对管理者的激励势必会影响其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进而影响对技术创新类型的选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逐渐分离，由此公司则代表所有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治理的需求产生，从公司董事会的执行监督到对高级经理制订激励计划等内容都属于公司治理这一制度安排的范畴。
作为上市公司自主性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投资者关系管理能够优化信息在投资者中间的配置，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保证信息传递与沟通的主动性、及时性和准确性，合理采纳投资者的良好建议。进行正确的投资决策，有利于投资者更好地发挥监督权和建议权，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度，更有效地创造公司价值，减少信息不对称，理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选择逻辑和相互关系，有利于提高对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监督的有效性，进而提高投资效率。
综上所述，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中，重点多在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机制上，忽视了公司治理中“资源传递”的重要作用。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的激励效应和监督效应上，对于公司治理的资源效应很少触及，其资源效应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依然有待深入探讨。
五、总结
总结归纳连锁董事相关研究成果后可知，已有的连锁董事研究多是围绕国外连锁董事成因和效果展开，从而为全面、深刻认识连锁董事的角色与功能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但在知识经济和全球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Dosi，1988），那么连锁董事关系网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如何？影响产生的条件以及影响机理是什么？公司治理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引导企业通过理性建立企业间连锁董事网络关系，充分利用网络中所蕴涵的社会资本来帮助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相关方面的研究鲜有涉及，因此探讨连锁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可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同时对于发展与完善连锁董事理论与实践，对于认识连锁董事在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定位，对于帮助企业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均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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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运森，谢德仁，黄亮华.董事的网络关系与公司治理研究述评[J].南方经济，2012.12.
[关键词]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系统论
[作者简介]陈妮（1965- ），女，广西桂平人，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张俊青（1979- ），女，山东定陶人，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广西 南宁 53002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网络环境下‘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实效性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2JGA343，项目主持人：陈妮）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6-0149-02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主阵地、主课堂、主渠道，是高职院校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明确指出：“高等职业学校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现代企业优秀文化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强化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培养，加强实践育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重视学生全面发展，推进素质教育，增强学生自信心，满足学生成长需要，促进学生人人成才。”因此，在新形势和新要求下，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从系统论的视角，改革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在培养学生成为“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立足于高职院校学生思想实际，从系统论的角度，通过整合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和建立课程建设机制等维度，探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的改革和实践，提升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效性。
1.提出“四个维度”一体化的改革思路，创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系统工程。以创新教育理念为先导，从系统性和整体性出发，提出政治的高度、教改的力度、实践的广度和系统的深度“四个维度”一体化的改革思路，其中，保持政治的高度是增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效的基本前提，加大教学改革的力度是增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效的内在要求，拓展实践的广度是增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效的重要保证，注重系统的深度是增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效的潜在动力。围绕这“四个维度”，从整合优化教学内容体系，改革教学方法体系，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和建立课程建设机制等方面，系统创建增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效性的工程，构建多维度、开放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体现高职教育的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要求。
2.构建项目化、专题式的教学内容体系，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教学的首要环节是对教材内容的处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富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教学内容。我们坚持“内容要精、要管用”的原则，把握教材体系的基本脉络，结合高职院校定位和学生特点，整合优化教学内容，把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内容体系，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例如，结合自治区区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把行动导向法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以学生成长成才规律为主线，以培养“优秀交通人”为目标，开发8个教学项目，而且每个项目明确了教学的主题和学习的任务，针对不同专业职业素养的需求，采用套餐式教学内容，构建“项目化、套餐式”的教学内容体系。又例如，结合自治区区级“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精品课程建设，以中国化为主线，围绕着专题教学目标，把握好“四个点”――教学重点、理论难点、社会热点和学生思想疑点，结合好“四个情”――国情、区情、校情和学情，开展有效性的教学活动，构建了“模块化、专题式”的教学内容体系。
3.构建“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和方法体系，凸显高职教育特色。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重要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融“教、学、做”为一体，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
首先，构建各具课程特色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是一定教学理论或教学思想的反映，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教学行为规范。基于高职院校以培养“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标，根据不同课程的性质特点，构建各具课程特色的教学模式。
例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我们按照“项目分析―教学（学习）任务―开展探究―成果交流―理论提升―知行统一”的基本思路，构建“项目为载体、任务为驱动、三课堂联动”的“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新模式。使理论传授与自主探究、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知识习得与行为养成相结合。又例如，我们以“事实的感染力、思考的深刻性、知识的系统性、实践的现实性”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基本思路，构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事思识实”的教学新模式。以“三贴切”为原则，设计教学案例，从学生关注和感兴趣的事实、事件出发，以问题为中心，引发学生对“为什么”进行思考，并探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理论本质，揭示中国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然后在课内和课外组织和策划学生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进一步感知事、深化思，提高识。
其次，构建多样化、互动式的教学方法体系。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教师开展教育活动的依托者，也是教育活动的体现者。然而，只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因此，我们在教学中注重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根据教学内容，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参与式教学。一是通过问题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研讨式教学法、辩论式教学法等教学形式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即兴反应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二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案例式教学。通过精心选择中外历史上的经典案例、改革开放过程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典型案例，以及发生在大学生身边的鲜活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引导学生在比较中思考，在分析中选择，在综合中提高。单纯的理论讲解必然会使学生感觉枯燥、无味，而鲜活的案例会使学生在思考现实问题时，运用所学习的理论，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三是围绕课程主题，开展项目化教学。学生以团队的形式共同实施一项完整的项目工作，增强了独立与协调的工作能力，锻炼了掌握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提高了整体认识水平，体现了“做中学”的教学理念。
4.构建“教、研、赛、培”四位一体的课程建设机制，提升教师的教科研水平。良好的课程建设机制，是保证课程教学质量的保障。我们注重教学、科研、竞赛、培训四方面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一是以相关课题的研究为依托，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提供学理支撑，通过开展课题研究、精品课程建设，以研促教，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增加理论营养；二是积极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软件比赛、精彩一课等教学竞赛，以赛促教、以赛促改，切实提高教学水平；三是加大教师培训的力度，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修、学习考察、参加学术研讨会创造条件，逐渐将教师培训工作经常化和制度化。
“教、研、赛、培”四位一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机制，培育了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创新型教学团队，为教学改革和教学实践提供了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通过参加各类培训及社会考察，使教师进一步提高了理论水平，了解国情，开阔视野，增强感性认识，丰富教学素材，提高了教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二、从开放的视角，构建“四平台、四结合”的多维开放的教学模式
立足于高职院校办学特色和优势，从开放的视角，充分整合育人资源，发挥课堂、校园、社会和网络四平台的作用，构建起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网络与现实、知识教育体系与自我教育体系融为一体的多维开放的教学模式，构建多层面、开放式的实践教学体系，实现全方位育人、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
我们以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勤工助学等社会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为载体，拓展实践的广度，加强实践育人。充分发挥课堂、校园、社会和网络四平台的作用，实现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网络与现实、知识教育体系与自我教育体系的有机结合。
1.与课堂教学同步，积极开展第一课堂实践，加强认识性环节，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在课堂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利用课堂讨论、辩论、演讲、角色扮演等方式，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教育教学活动，提高学习积极性和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主动实践、自我教育的目的。
2.与校园文化建设同行，积极开展第二课堂实践，增强体验性环节，成为第一课堂的延伸。通过知行社等社团和协会，举办“校园文化建设大学生论坛”，营造“政治方向对、学术氛围浓、文化品位高、道德风尚好”校园文化氛围，使学生在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增强消化理论知识的能力，在亲身体验中提高道德实践能力。
3.与社会和专业实习联手，积极开展第三课堂社会实践，深化应用性环节，成为第一课堂的拓展。一是建设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二是利用学生寒、暑期开展社会调查、专业实习等实践活动；三是在专业实习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将专业实训基地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基地群，有针对性地对各个专业的学生开展了解社会和企业的实践活动，架起专业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协作的桥梁，实现双赢。
4.与网络资源共享，积极开展虚拟实践活动，强化拓展性环节，成为第一课堂的辅助。利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精品课课程网站，通过“网上参观”“网上影院”等颇具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形式，弥补现实实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拓宽实践渠道，体现课内课外、网上网下教育教学的开放性。
三、结语
从系统论的视角，改革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通过创新教学理念，整合优化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手段和建立课程建设机制等方面，多管齐下，增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从开放的视角，充分整合育人资源，发挥课堂、校园、社会和网络四平台的作用，构建起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网络与现实、知识教育体系与自我教育体系融为一体的多维开放的教学模式，实现全方位育人、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
(一)学生理解、认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内容的程度
提高大学生的认知水平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逻辑起点。学生是否通过教师传授，了解并接受了社会期望给予学生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衡量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首要标准。
(二)学生是否将教师所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化为自己的理想、意志和信念
学生在接受、理解、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和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是否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理论，并顺利内化为个人的道德素质，形成自身的道德情感、意志、信念，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衡量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第二个标准。
(三)学生是否在行为上实践教师所传授的思想政治观点，并能够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政治理论和社会道德规范应用于实践，达到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是衡量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最重要标准。认可某种道德规范并不意味着在主观行为上会按照这种要求行事，只有学生在道德认知的作用下，自觉践行道德规范，真正将道德认知落实到道德行为上，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才达到了最终的教育目的
二、制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实效性的因素分析
(一)从实践主体之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看，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质量密切相关，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关键点
我们在肯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差距较大，有的教师专业知识不牢固，只注重书本知识的讲授，忽视学生的情感变化和接受能力；有的教师社会实践经验欠缺，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脱节，理论联系不上实际；有的教师不注重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教学方法单调枯燥，无法调动学生的主体性，这些都制约和影响了教学的实效性[3]。
(二)从另一实践主体的学生来看
大学生的生理、心理尚未完全成熟，还未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荣辱观，意志力较差，缺乏自控能力，容易接受不同的观念和意识。信息全球化时代，各种思潮相互交错激荡，价值观念多样化，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带来不容忽视的冲击，直接导致部分大学生价值观的失衡，理想信念模糊，政治意识淡化，主体意识与自我化倾向，进取意识与功利化倾向，思想走上歧途。这必然会损害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带来负面和消极的影响。
(三)从实践客体来看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它公共基础课相比，在内容上侧重于政治理论知识，较多强调理论，对大学生来说太抽象，在学习过程中感觉枯燥无味，缺乏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日新月异，致使思想政治理论相对滞后于现实，不能满足解释现实社会问题，指导当代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需求，不能有效引导大学生的思想发展。
三、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实效性的路径探析
(一)树立全新的教育理念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树立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做到关注学生的心理需要，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敢于面对学生的差异，重视学生已有的学习经验，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均等的学习与发展的机会，以学生的能力拓展为中心开展教学，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人翁地位，尊重、关怀的教学环境中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形成新的合作型师生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与学的良性互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才能满足大学生的合理需要，更有吸引力和针对性。
(二)不断充实更新教学内容
思想政治课程内容的确定应超越爱国主义和道德知识的局限，在切实保证教学内容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其中所蕴藏的人文精神，加强文化的融合性与学术性，突出理想信念和民族精神，更多的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关注学生的内心体验，使抽象的理论通俗易懂，增加授课的实效性。同时，内容设置上要注重与时俱进，同大学生生活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相结合，适时将新的社会信息和时事材料补充到教学内容中，重点帮助学生掌握分析解决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增加经典案例和生活中的实例，让大学生真切地体会到课程的内容既有高远的理论，也有具体的指导意义，从而感受到课程的有用性，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随着学生兴趣的增加、主体性的发挥，教学实效性也随之提高。
(三)丰富完善教学方式方法
提高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的多化和教学手段的多样化也是极为重要的。首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根据教学内容采用案例式、讨论式、情境式、发现式、演讲式、辩论式教学法以及自主学习法等教学法。教师在教学中应以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来满足与刺激学生对学习的渴望与需求，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主动参与、自我发展。其次要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多媒体教学手段被大量应用于教学。教师要学习掌握并尽可能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使教学过程图文并茂、音像兼备，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形象化，增强教学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吸引力。再次要引入实践教学。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是实现思想政治教学实效性的重要环节。教师在教学中应开展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学生自主实践、探索，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在认识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实践中感受知识的价值和思考的意义，获得能力的发展和深层的情感体验[4]，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四、结语
【关键词】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发展阶段；成效；前景展望
引言
作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情况最严苛的国家之一，我国人民在探索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中了发光发热，总结出了重要的宝贵的实践经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制度、理论等层面的创新和改进，使得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始终能够和不断趋于多样化的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促进水土保持工作的科学有效进行。
1.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发展阶段
1.1萌芽阶段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是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对有效的治理方案和途径的探索成为整个工作的重中之重。整体来说，由于治理方案和途径缺乏系统性和统一性，未能达到理想中的治理效果，但这一阶段的探索和实践，为后期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的正式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试点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步入了新的阶段。充分重视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将这一理念运用到各地的水土保持工作中，有效地避免了水土环境治理的分散性。但这一阶段并没有带来显著成果，这是由于当时的管理者投入力度与重视程度严重不成比例而造成的。
1.3经济中心阶段
1992年到1997年将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又提高了一个层次，这一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质”和“量”同时的提高，注重治理和开发同时进行。群众力量和几番改善的治理方案使得整个工作进程得到了较为明显的加快，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
1.4大流域规模化防治阶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水土流失小流域综合治理也从经济中心阶段迈入了大刘玉规模化防治阶段。国家和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工作的进行，大面积治理小流域水土环境，改变旧观念，创新新模式，促进了生态环境优化建设，缓解了水土流失问题。
2.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取得的主要成果经验
2.1促进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区域抗灾能力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能够合理地配置土地和生态资源，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治理和开发，提高土地植被覆盖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不断增长的人口给土地和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同时，经过妥善治理的地区拥有的抗灾能力得到增强，变水土流失为森林茂密，变大片荒漠为沃野千里，曾经一度受到风沙侵蚀的地区在治理之后土地生产能力和植被的防护能力都大大提高。
2.2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农村社会发展迅速
通过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对农村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都做出了调整和改善，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原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农村社会迅速发展，农民收入也大幅度提高[1]。
3.对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前景的展望
3.1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
今后的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要继续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始终维护生态环境建设和小流域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正常有效进行，加快推动社会朝现代化发展。综合开发小流域的多样化服务功能，处理好不断进步发展的社会经济需求与生态环境发展之间的矛盾，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小流域水土环境现状制定符合其未来发展的策略方案，而不能生搬硬套，以偏概全。小流域作为江河湖海水源泥沙的主要来源，治理工作是否到位将会决定江河泥沙的增减，部分下游地区的抗洪抗灾工作更是取决于小流域植被覆盖和生态治理的情况。
3.2朝规模化治理趋势发展，加强治理力度
分散式的治理并不能达到小流域水土环境综合治理的目标，因此，规模化是治理工作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大范围的治理，将会带来大范围的成效，但也要在保持“量”的同时保证“质”。治理力度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和区域各个部门在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工作中需要加大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3.3树立创新意识，建立治理开发机制
在水土保持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工作中融入创新意识，更新治理观念，发挥市场机制在综合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全民治理，全程治理，吸收社会力量，而不仅仅是依靠国家和政府部门的努力。合理而科学的开发机制是保证治理工作切实可行的根本性保障之一，例如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综合治理监管机制等，能够克服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制约因素和问题[2]。
4.结语
作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情况最严苛的国家之一，我国人民在探索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中了发光发热，总结出了重要的宝贵的实践经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制度、理论等层面的创新和改进，使得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始终能够和不断趋于多样化的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促进水土保持工作的科学有效进行。水土保持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工作进行了几个十年，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但与此同时也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在未来的治理工作中需要保持从前工作上的优势和长处，同时也要不断创新和改进，进一步促进综合治理工作的自我完善。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在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工作上总结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无数工作者为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做出了卓越的成就。本文对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前期工作发展的阶段以及取得的成效做出了总结和回顾，同时也对这项工作的前景做出了展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