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3 17:28:0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学院体制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置于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政治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一种超学科的思考。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
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主义，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作深入的探讨、梳理和发展。近百年来那种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标签而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乃是最不可取的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今日必须加以彻底的扭转。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另一种矫枉过正的极端，即以一种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甚至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有些更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这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以为，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而恰恰需要充分展开而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则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不但要求不断返回问题的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的经典论著，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同时更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乃是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的。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毋庸讳言，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在幼稚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都有待我国学界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处在21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思考。我们希望这套“政治哲学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走向成熟。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 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
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一、古希腊的政治哲学
古希腊是西方的政治哲学的发源地，西方哲学在古希腊实现了它的第一个辉煌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关于政治哲学的主题及其他一些主要问题都已经有了雏形，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日趋深入全面。政治哲学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丰富多彩性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体现。当时的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具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其一是为政治哲学家们所主张的政治哲学观念找到一种终极性的依据，这是第一个特征。其二是政治哲学的原理、观念、原则以及相关理论受到当时的政治实践影响，多以城邦政治为中心展开的。
正义是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中一个最为基本的主题。毕达哥拉斯学派运用“数”来解释万物的本原，追求和谐，而且用数的关系来表示和谐。在他们看来正义就是数的平方，因为平方数是由若干相等的部分组合而成的，这便是一种和谐。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具有普遍性，正义就是战争。但是关于将正义看作和谐还是把正义看作战争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一时期古希腊另一位著名的大哲学德谟克利特认定国家的利益高于其他一切利益，德谟克利特所认为的国家与其他学者的国家在性质上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民主制度他所积极主张的，只不过他的这种民主制度的根基乃是等级制度与奴隶制度。
柏拉图的思想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高峰。他一方面从其哲学立场出发以其哲学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正义以及其相关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理想的社会基本结构。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乃是他的全部哲学探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的方法也就是他的辩证法，问答加归谬的方法，借以找到所探讨的事物本身，而后者在柏拉图看来就是理念。柏拉图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理想国》的主题就是正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与柏拉图不同，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研究和他关于理想国家的观念上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所以他们必须生活在一种政治共同体之中。城邦是一种自然的制度，是从最自然的人与人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人的一切言行都以某种善为其目的，因此，人类的联合体也同样是以善为目的的，城邦是一种最高的联合体，以最高和最广泛的善为目的。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我们了解到，政治哲学一方面与所处社会、历史环境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受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限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乃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滥觞，也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主要资源，虽然历经批判，但是即使在当代的主要政治哲学流派里面，人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思想的影响。
二、现代政治哲学
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覆载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从马基雅维利所处的十五、六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马基雅维利被称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为现代政治哲学提出经过系统论证的基本观念、概念和方法的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社会契约这样一种理论设计确立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既然某种外在的神的旨意和先天的道德规范是不存在的，那么人世间的规则就必须由人自己来订立。而人之所以具有这种资格，乃是因为他们的自然权利。从自然权利到一个国家的，霍布斯完成了人类依据自己的理由来建立社会或国家及其规则的理论论证。洛克也是通过社会契约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产生，与霍布斯不同，他认为，即使在自然状态之中，人们也都能够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而所以要订立契约以建立公共权力，乃是因为自然状态是不稳定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拥有立法、行政等权力。卢梭关于社会契约、人民和个人权利等问题的一些主要观念是与洛克大体一致的，然而后人对卢梭的评价却意见纷歧而至于大相径庭，最极端的观点将卢梭看作是现代极权主义的祖师。后一种评价的最主要根据就是卢梭提出了公意的观点。卢梭认为，建立国家或社会的目的乃是社会的公共幸福，但是只有公意能够按照这个目的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
康德的实践哲学深受卢梭的影响，这就是对人的尊重，而这一点奠定了康德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从而也就奠定了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是目的。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的，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的政治哲学更具现代性，他的政治哲学既太受其哲学体系的束缚，也太受他所在的那个王国的局限。黑格尔虽然也强调自由，注意到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但在他的政治哲学里面，国家才是至高无上的东西。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方法论上的影响，与社会契约论相反，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将人类社会的制度看作某种客观的、外在的因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必然产物，除了顺应这种规律，人的其他活动都几乎是无足轻重的。
现代政治哲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与现实激烈的革命和其他社会变迁而导致的冲突一样，不同派别之间的观念也始终处在于针锋相对的斗争之中。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派别和斗争的内容有其变化，但基本趋势是越来越晚期，两大派的阵营的分野就越鲜明。
三、当代政治哲学
我们这里所谓的当代与现代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分明的界限。这个当代相对于西方思想和社会的巨大转折而言，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而就整个世界在基本方向方面突然之间趋同这一历史现象而言，当是在二十世纪末开始的。后一种变化对当下的世界以及对未来的人类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但是它尚未在政治哲学里面反映出来。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在于，政治哲学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末开始衰落。尽管如此，在这一个时期仍然出现了一些对当代社会产生不小影响的思想家和学派，他们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多数是在批判现代社会时提出来的，比如，西方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而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家通过批判专制主义和计划经济而深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解，发挥那些体现了重大的现实意义的观点。这些批判、观点都是颇有价值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导向政治哲学的复兴，但并没有达到这一步。
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标志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第一，罗尔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以提出新的价值主张和规范，第二，建立了自己的方法以论证自己的主张，第三，从外在的方面来说，罗尔斯的理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诺齐克针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重新论证了自由至上主义（个人权利至上主义），提出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的主张，而像泰勒、桑德尔等人以黑格尔哲学为背景主张和重新论证共同体（社群）相对于原子主义式的个人的重要意义。在欧洲，哈贝马斯的理论也因与罗尔斯的直接论战而突现出他的折衷主义的特点。政治哲学的这次复兴运动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这场复兴所引出的争论似乎没有上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争论的那种尖锐和针锋相对的气氛。它所表明的究竟是问题太过困难而无法解决，还是问题无需解决，尚需要我们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物我合一；文化自觉；儒家；传承与发扬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039-02
不论是闭关自守还是崇洋时期，我们都不能正确理解中国当代哲学。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中国文化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给这种变革提供了机会。在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心，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但是中国的发展更离不开文化的发展与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而文化观念的创新离不开哲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扬。
一、中国哲学在思维上的特性
文化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人的生命自觉、生存自觉是文化活动的前提。这就与哲学有紧密联系，尤其与中国哲学联系更紧密。在中国与西方哲学长期比较中，中国哲学失去了原来的面貌，重建中国哲学成为这个时代中国的呼声。冯友兰提出中国修养方式与西方的知识论在方法上的不同形态，因为这种方法与科技理性无关，于是把它排除在了哲学之外。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离不开具体的历史和地理区域。中国人的文化记忆是与中原这块土地联系在一起的[1]。而中国哲学中在人的生命自觉、生存自觉上的许多观念和做法，提供精神文化资源这一源头是与源远流长的历史、大量的历史遗存、祖先、民族、文化分不开的。中国哲学存在于祭祀祖先、继承传统的各种活动成为这种历史记忆的仪式中。也存在于地理记忆中即迫不得已迁出中原，而对于中原保持着的一种故乡情结。可以说中国哲学是与中国记忆，与中国情结结合在一起的。
而在现代可以用西方学者“ 文化差异的内隐理论” （culture differ in implicit theory ） 对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加以解释, 文化差异就是指以内隐方式影响人们对行为信息的表征与编码[2]。也就是说, 文化差异可以通过无意识的方式对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
思维方式表现为一的思想突出。即整体的思想总是大于个体的思想。这种统一不是武断的生硬的统一，而是艺术化的自觉的统一，是以“大道仁”，对待人民，主张施与恩惠，给予保护，不辱鳏寡孤独为主线的思想。周公建洛邑，制礼作乐，把这些普世观念制度化，推向全中国，开创了一个“天下归心”的大好局面。
所以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是通过政治理念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的，以周为例。周的制度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观念也是紧密相连的并且与周易里的哲学观念是有一致性的。在周易中“物生有两”的命题就是与社稷与君臣的地位关系紧密的。可以说中国的五行学说在蜕变中逐渐变成了二，后又成了一。在周朝天人合一的思想变成了阴阳学说，哲学观念的转变使得在国家政治上的体现就是西周的“敬德保民”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即《周书》中的“黄天无亲，惟德是辅。”以及《国语》中的“天道无亲，为的是授”政治主张。具体表现就是家国观念在隋朝以后，特别是唐代以后，占据主要地位。君主赋予了庶族知识分子很大的权利，所以国观念胜于家和个人的观念，正是这种绵延的血脉关系使中国文化得以在集体中壮大，被保留下来，但是消极的一面也不得不说。个体的积极性被极大的磨灭，没有质疑的权利，国家就不能真正进步，恪守礼仪与秩序。可见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是与中国国家政治、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
二、在解决两类冲突时选择辩证思路的比较
西方哲学中哲学与人生不只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搭上一座认识的桥梁。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是作为知、情、意相结合的人与物关系。哲学的最高任务就是把客体当作独立于作为主体的人以外的东西，通过人的认识能力，认识客体的普遍规律性，从而征服客体，达到“主客的对立统一”。哲学于是变成了追求“最”普遍规律的科学。
中国哲学常用辩证思维方式对待问题, 并十分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人对矛盾的看法上。中国人从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变化的及复杂的观“中庸之道”。这种看待矛盾的方式让中国人在处理矛盾时与美国助于规则和法律不同，求助于协商。
中国哲学不仅在面对西方哲学问题时存在问题。中国哲学体系内部也是存在问题的。如韩国汉阳大学金炳采教授认为儒学发展中心就在人性论，儒家人性论的本质是道德生命的自我实现，人的尊严和崇高的价值，是人文世界的信心之基础。台北中央大学杨祖汉教授说，儒学即只有承认个人的有限性，个人必须依持于社群乃至天地宇宙，才得以生存与繁衍，才能使人与宇宙与社会联系起来，一致上升到超越性的终极问题。武汉大学郭齐勇就民间儒学这一文化思想形态作了价值重估，认为儒学现代意义在于民间的儒家或儒学或儒教在文化身份认同、维系社会人心，乃至社会制度层面的改革等方面的作用。显然对待儒家的是两种鲜明的态度。
把思维特性与其他因素特别是中国的治国理念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不难发现,中国哲学“既超越又内在”、“即内在即超越”之独特形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会伴随着思想、信念与行为方式等的改变, 而这种改变与思维方式的变化是一致的。中国人辩证与整体思维方式，阻碍了中国人对问题的进一步探索。所以, 了解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性, 并克服弊端, 对现代充分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尤为重要。中国人最早提出的辩证法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全都被内化了，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淹没了，而晚于中国几千年以后，欧洲人却发明了电磁学说、能量守恒定律、遗传定律。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专注于内心的修养，而不重视外物的改造，唯以涵养内心的精神生活为贵，而对环境的克服不予重视，对社会民生多所忽略。这是中国哲学在现代社会的缺陷，以及我们重新建立文化观突破口。
三、中国哲学为新的文化观提供的路径
李景林认为今人理解诚信基于人的真实的德性成就和存在的完成，才能实现诚信的本真意义。李翔海认为儒学的当展应当积极面对三个问题，即当代儒学能否切实显现出和而不同、开放兼容的心胸与气度，能否为破解人类的“制度困局”做出自己的贡献，能否成为普通民众的安身立命之道。
从柏拉图以来，西方传统哲学就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作终极目标，这使得在知识上一定要表现为普适性。西方人认为，最普遍的只是要经过逻辑推理而不是经验获得，并通过超验的领域用一系列概念去建构。西方的哲学标准就变成了普适标准，而在孔子看来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孟子看来，要从内心的培养开始，即通过人性的修养，知其性以知天以培养“浩然之气”。所以中国哲学不是脱离实践的闭门思过，是通过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调整体现中国哲学独有价值的，在应对生活向人提出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让中国哲学发挥调和人达到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一致的作用才是其现代意义。也是另一种利用规律的方式。
西方哲学内部也存在两大对立主义即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人生在世应该以人生的自觉为目标，无论是杜威的人本主义还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尼采的超人哲学都可以看出，在工业革命之后哲学家对哲学精神的反思。这说明过去那种偏重知识论的传统西方哲学正在发生变革，西方哲学已经开始注重人和人的活动。
因此，在新的哲学形成过程中，中国修养哲学讲主客合一而且天人合一的特征，一定会成为今后东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汇通处或贯通点。张岱年提出若能以修养哲学为方法，王国维提出以中西文化的交流为角度，阐述了中国哲学与现代哲学的结合的方式。所以我们应在王国维的既有的洞见下，检视出当前应有的扎实工作之要项和展望未来发展的愿景。
西方哲学传统中之“超自然或超绝形上学”，迥乎不同。世俗生活领域与价值理想领域的二分法，形成二元论之困境。那么中国在新的哲学观念树立之际一定要避免这一问题。首先，理论严密建构的系统化，均应反复观摩和采取实做性的练习。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化状况一方面是思想和理论的“无根”，另一方面是民众生活的“无靠”。其次，社会和民众生活亦需要有相应的文化理念及合宜的礼仪礼俗形式，实现自身文化生命的点化与提升，才能达至教养而不至趋于腐化和庸俗化。“即一种文化价值理念的人格化的体现，以一种人格感召的形式实现着文化理念的教化之效[3]，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在经济全球化、人类命运一体化的当今世界，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不应墨守成规。在古代若中国文化不接受和消化外来的佛学，则不会使中国哲学与文化酝酿成儒、释、道如此丰富多彩，深刻隽永的精神富源。中国哲学应走出传统，面对时代和世局，开拓出富时代性的好论题，在与欧洲、印度、阿拉伯等哲学智慧的同异以及世界上几大哲学传统在中华文化区的碰撞与交融中。体现出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超越境界、身心性命的修炼与人生意境、言说论辩方式的独有特色。
未来的希望在青年人身上，年轻人的歌舞中，以重回汉唐为基调的不在少数，那么为什么是汉唐，不是宋朝也不是明清，汉服，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是自己的古老服装，而精神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看到盛世开太平的盛世，在音乐上宫商角徵羽也越来越多的被音乐人所运用。有许多以汉唐为素材的影视作品呈现并被大众所喜爱。从历史角度看，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虽然不能说是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明，但却是最有效率、最成功的文明。自上古至唐、宋，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一地域的古史系统、圣贤行迹、王宅城廓，主宰着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并因此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故乡[1]。灿烂的中国以汉唐为代表的文化自然、社会、人生的价值判断却明显超出了历史时空的限定，具有普世性。这种普世性，是它在中国乃至东亚被广泛认同的原因，也是官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做出的最重要贡献。按照先生的说法我们要采用“滚雪球”的方法才能将中国文化从核心向边缘不断发展中原文化，展现中国哲学的魅力。
对于中国文明的发扬现如今经过了坎坷与挫折，笔者认为在未来的道路上，只要我们本着求真、求实的态度，积极面向未来的勇气，那么有一天中国文化会再次发扬光大，而这是与汉唐文明不同的新的现代中国文化。在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上我们也只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传承好自己的文化。
参考文献：
[1]刘成纪，杨云香.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
若当代中国制度改革确实反映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某些真实逻辑，这种逻辑应该是东西方文明共通的，是布坎南意义上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再现。
因为，表面上看，中国制度改革的客观过程，既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关于封建政治体制的暴力革命过程――如同中国建国以前或者传统东方国家几千年来的古老故事，也不同于传统西方政治学关于一般民主政治的社会选择过程――如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激进改革故事（这里没有任何贬义的区分）。
但是这种实践与理论的外在矛盾，并不是实践本身的缺陷，恰好是传统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极度简化之处。或可能，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体的国家、民族，乃至不同理论学派、不同政党，都是通往现代意义文明社会的同路人。就如同交通规则的“右行”体系和“左行”体系一样，彼此之间或许可以互相交流，和平相处，并不必定存在绝对对立的冲突关系。
其中，相关的广义社会对话机制，正是讨价还价博弈的核心内涵所在。这本来也一直是启蒙运动以后西方政治学、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传统的题中之意。然而，随着“二战”以后思想意识形态之争，在冷战时期的政治阴影下，特别是在原子时代的核毁灭威慑下，人们之间的理性社会对话似乎变得不可思议，越来越远离我们这个可爱但充满危机的蓝色星球。
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世界范围内社会转型实践的一个独特标本，当代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践创新，恰好为我们继承传统意义上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逻辑方法，同时深化传统意义上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内涵，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和实践镜像。
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正是通过一种广义社会对话的讨价还价机制，实现了传统意义上彼此不同或者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广义对话”――表现为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给予恰当的非暴力“妥协”和“对接”。
另一方面，对于这种与西方传统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相通，但有待深入研究的实践逻辑，如果坚持某种积极、科学的探索精神，而不是采取或者盲目崇拜权威理论，或者全盘否定既有逻辑的态度，不仅能帮助我们自己认清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也是彻底解开国际主流学术界对中国当代社会和平崛起的误解，乃至消解在政治上对中国社会体制转型的意识形态敌意的唯一理论途径。
当然，这要求我们对讨价还价博弈理论本身的特殊逻辑给予清晰的阐释，从而准确地理解作为对一般交易逻辑深入刻画的讨价还价博弈。其与古典博弈――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哑巴的博弈――有了很大区别而包含着人类行为中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双重性社会价值的理论伦理。
任何一种作为行为规范的社会制度，必须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是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家们的常识性结论。然而，这种常识却往往超出纯粹意义的经济学语境，以至于人们在拓展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时，总是将这些应该时刻牢记的常识，不恰当地遗忘。
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家H.博尔蒂斯在其《制度、行为与经济理论》的开篇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整体，关键在于人的行为是语言依赖的。尽管人类社会为这种“语言依赖”付出了极其巨大的社会代价和演化成本，然而，没有“语言”的社会一定是低级的社会，高级社会一定依赖于人们彼此的承诺、威胁及相应的契约。
论文提要：本文运用后现代意义上的“差异”观和“差异政治”观，简要评价了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延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典型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的代表——它们从多元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为理解多级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但同时它们也过分彰显和强调了当今政治学中差异与冲突的固有性和不可避免性。只有辩证地理解政治文化中的“异与同”，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文化、文明中的差异以及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才能真正科学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政治图景，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一、“差异”与“差异政治”的内涵
差异，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早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就业已存在。它通常被理解为矛盾的一个要素，是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最初阶段和表现，它处于二种尚未激化的矛盾状态。简而言之，差异就是矛盾或对立统一的幼体。
然而，在后现论视野中，辩证法“总是错误地解释差异，它是对谱系学的一种混乱倒置”。因此，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学者虽然也使用“差异”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却是与辩证法迥异的。他们承认差异性，否认同一性，反对把差异最终归入更高的统一之中。尤其在德里达那里，“差异”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常用“延异”加以替代。
“延异”(diferance)是德里达自撰的一个重要术语，是其锵构主义理论的奠基性概念。从词源上考证，德里达的“延异”是由“diference”(差异)演变而来。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任意性”和“差异性”。按索绪尔所说，语言符号都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自然或本质的关系。不仅如此，符号还有严格的区别意义的作用，即差异原则。语言是一种差异关系而无确切的意义系统，语义主要“撒播”在一连串能指的转换过程中，它是压抑差异或不断变动的结果。
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经德里达继承和批判衍生出了“延异”这一全新的概念。按德里达的说法，延异是“不再以在场(pres-ence)／缺场(absence)的对立为基础而构思的一个结构或运动。延异是差异、差异的踪迹和诸因素得以相互关联的间隔(spac．ing：)的系统游戏。这种间隔同时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没有这种间隔的产生，‘完整的’术语就不能指示其意义，就不能发生作用”。在德里达看来，延异至少有两种不同而又相关的意义：即它同时既指差异(todif—fer)又指延宕(todefer)。一方面，延异包含着“在场”与“缺场”之间的非同一性或差异；另一方面，延异既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场”，而是指意过程成为可能的游戏，“在场”既与“缺场”相异，又延宕到“缺场”，同时“缺场”又延滞了“在场”。德里达认为“延异”是无法明确界定的，它必须避免概念化，否则它将会使“中心”与“根源”等含义重新进入“延异”之中。如此说来，“延异”是一个非在的存在，不管多么完美、独特或超验。它不控制任何东西，不主宰任何东西，不在任何方面行使权威。
概而言之，“差异”或“延异”是德里达用来借以消解现代哲学的一种后现代策略性用语，它具有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异性、非意义性和非真理性等内涵。
说到差异政治，就是指在后现代思潮中，用差异性原则或策略对当代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进行理解的一种方式。具体说来，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德里达的“差异”或“延异”、利奥塔的反对“宏大叙事”观作为哲学基础，以多元政治观和差异政治观为基线，反对建构任何类似于“启蒙理性”那样的大一统政治哲学，强调政治价值向度的多元化、多维化倾向。无论是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抑或后现代女权主义、黑人政治、族性政治等等，无不具有浓厚的差异政治色彩。
后现代政治观的首要目标是反对现代政治学中的宏大统一叙事体系，进而要求建立具有异质多元的差异政治观。这一差异政治观多从政治文化论研究人手，随着文化学研究视角的不断转向而形成并扩展。
当代美国政治哲学的代表罗尔斯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一方面坚持了《正义论》一书中提出的“无知之幕”，即将人们用于选择权利的生活基础“虚化”；另一方面，针对哈贝马斯、“社群主义”等等的挑战，提出了所谓在诸差异的理解基础上的“交叉共识”观。这一观念，与哈贝马斯的以商谈交往为基础、以真理为内容而具有强烈重建现代主义愿望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
库恩指出，在世界上，各种不同民族的语言可以互相翻译，但不存在凌驾于众多语言之上的“世界语”。差异政治观对于自启蒙学派以来的现代政治学的“统一、宏大叙事方式”以及抽象统一的思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冲击，对西方“中心论”的政治观也存在着深刻的批判性。它强调多级主体性，并关注异质性，这都有助于当代政治学的思维范式由单一主体论向多级主体交往实践的政治学的转型，进而推动着世界多级格局的最终形成。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作为差异政治观的典型代表，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从差异性、多元性的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将差异政治和多元文化、文明并置或联系在一起，从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理解差异政治的基础，从而为现代政治学进入后现代轨道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二、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
帕依认为，现代政治学一直将政治权力视为一种抽象的、统一的和总体性的存在。而实际上，现代政治学在基础方面存在着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重大差异。在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亚洲权力与政治学——权威的文化向度》等著作中，系统地考察了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东西方关于“政治权力的本性及其运作”在理解方面的差异的史实，进而提出了政治文化差异观。他认为“那种追寻有关权力的一般特性的理论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因为在所有社会现象中，唯有权力是一种对文化细微差异都成为最为敏感的因素，它的多样可能性和界域总是由时间和空间来规定的”(帕依，1985)。
具体而言，他的差异政治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政治学基础观上，他反对现代政治学的抽象同一观，强调政治学基础的差异性。由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所导出的抽象统一的现代政治学，是非历史的和非辩证的：它将古希腊城邦的政治与现代国家政治都纳入到同一概念体系中加以抽象研究，所以是非历史的；这种抽象的政治观忽视了各种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主导性影响，所以是非辩证的。帕依看到了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影响，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提及不同文化或不同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若按博厄斯文化相对论认为，政治和文化一样，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然而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决不存在谁优谁劣的事实。
(2)其文化差异决定论。在探究政治差异的基础上，帕依认为，不同模式的文化差异造成了政治观的差异。这是一种关于政治学理论基础方面的“文化差异”决定观，他指明了政治权力对于所属的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认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由于人们的文化视野、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对于权力等政治运作现象的观念就会不同，当然其评价合法性、合理性的标准也就不同。他通过对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的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了不同文化中对权力和权威的“应是什么”、“实是什么”所作出的根本不同的回答。
(3)帕依还具体分析了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文化模式的文化机理，他认为，由于西方个人价值观主导性，决定了西方政治的民主制模式。而由于亚洲的群体价值观的主导性，相应地产生了权威主义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是从社会文化机体中“总和地”酝酿产生的。帕依从公众文化、社会心理、政治运作等多元视角对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产生的原因作了独特的分析。从公众文化层面来说，整个亚洲社会对于像权威和权力这样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都有合理而清晰的见解。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它们总是普遍深入地存在于政治文化的“集体经验”中，甚至内化于每个人的私生活中。在文化熏陶下的人们懂得必须对占有权力和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者以及其神圣权力本身顶礼膜拜，而在这种崇拜权力的活动中必然也使权威和权力的政治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同化和加强，从而为权威主义政治模式打下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来看，亚洲人对权威的接受是满足其个人安全需要的手段。对他们来说，西方的自由和个性是“异在”的。而追求同一性就是追寻一个能隶属的群体，即寻找一个适合于己的家长制权威形式，使自己能隶属于其中，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从政治运作层面来看，亚洲后发式“赶超型”的现代化要求权力的高度统一，因此，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也是符合他们的效率观念的。帕依认为，考察亚洲社会内部诸文化模式的差异固然重要，但是考察其内部文化差异对于政治运作的主导性的影响更有意义。他认为，亚洲诸文化民族善于把握依顺性，并将之变成行为心理意义上的运作的能量释放——这是一种最具深刻意义的依赖性。通过“民族主义的亚洲形式”或由“种族的同一性”、群体的依赖性等因素构成了亚洲权威主义的新形式，而亚洲社会政治的运作则主要依赖于这种“权威一服从”的两极纽带。所以没有权威主义，亚洲的政治运作就失去了准则和模式。
总而言之，帕依一方面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就的政治差异的现实性，这对于消解政治观上的“西方中心论”，尊重各国政治价值观多元存在的现实，推进在承认差异和多元的前提下各文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平等对话与交往是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具体阐释亚洲政治文化何以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机理时所采用的一系列概念，如“家长制”、“权威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由之所形成的具有依赖性的“权威一服从”式的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理论，其科学性则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
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如果说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停留在比较政治学层面，那么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等论文中就将差异政治观应用于全球政治结构分析，以“文明”为单元建立起国际政治理论。从思维范式转型角度来看，亨廷顿完成了从单一主体观或抽象统一政治学范式向多元主体的差异政治观范式的转化。
现代政治学理论话语的核心观——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正义、国家法理等理念，以及整个政治学的思考方式和观视方式都源于l7一l8世纪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们援用的两大哲学公理——人性和理性，以及抽象的“一般观视方式”。它以单一、普遍、抽象的人性观构筑政治学的基础，以抽象的理性构筑政治学方法论，沿用自然法的宏大叙事结构，采用元理论和元叙事所产生的等级体系。由此可见，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政治哲学无疑是以大写的“人”为中心的单一主体性哲学，这一哲学视野的基本缺陷是单一主体中心性即抽象的人。抽象理性主义基础观、抽象普适方法论观念和具有严格逻辑与大一统的等级秩序理论叙事话语，遭到了后现代政治学的猛烈批判。后现代政治学以“多级主体交往观”为哲学基础，是无中心或多中心的，且没有可以制约主体的客观底板。因此，多级主体产生多级、多元视野，在彼此对话和交往中是开放和互动的。它只有游戏规则而无真理制约，主体间性是由差异的、异质的主体彼此交往而构成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浓厚后现代政治哲学色彩的“差异政治”观。亨廷顿在其一系列论文中一反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以多级主体差异政治观来勾画全球政治学。在亨廷顿看来，冷战时代是建立在以美苏为代表的西东两个集团各自“具有绝对权威和绝对真理性”的“单一主体性”的视野基础之上的。而现在，世界政治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需要有一个多级主体间的差异结构的全球政治观。亨廷顿认为，这种差异政治的基础在于差异性的文明，而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纷争，也不是民族国家之阿的竞争。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文明间的差异是差异政治观的主要源泉。文明通过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重要的宗教把人与人区分开来，不同文明的人们对一系列政治价值观的见解有着重要的分歧。这些文明差异是差异政治观赖以生存的“语境”，它作为历史积淀并非短期能够清除，因此它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差异更为根本。差异并不等于冲突，但却是冲突，尤其是持续长时间激烈冲突的导因。世界正在变小，不同文明间(主体际)人们日益频繁交流强化了文明意识(文明的自我认同)，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的认同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意识，从而推动了不同文明问的差异甚至敌意的增长，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文明的寻根意识。经济全球化使得人们超越了原先民族国家和地方区域性的狭隘眼界，从而从“比较文明”的差异性角度追寻对“跨国界文明的认同感”。
亨廷顿还认为，西方文明的“中心化”迫使非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意识崛起、强化。这种文化特征和差异具有稳定性，因而它比政治、经济特征更难协调与变更。在阶级和意识形态冲突中，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们可以选择站在哪一边或改变之。而在文明冲突中，问题变成“你是什么人?”而这是既定的和不能改变的。另外，经济区域主义使文明内部的聚合力增强，也使差异文明的离异度增强。文明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政治(人权、正义、价值观等)、经济(贸易和发展权等)到环境等一系列政策和观念的分歧，西方文明越是将自己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作为“普遍价值观”进行推广，越容易激起来自其他文明的反对，文明间的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
总而言之，差异政治观成为亨廷顿观察世界政治、建构全球政治学的基本范式。在亨廷顿的视野中，文明问的差异和冲突成为主宰全球政治的主范式，较之帕依的“文化差异决定政治差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疑是一次提升和发展，而且是一种朝向极端方向的发展。许多差异政治论者由差异必然性而导出了相互宽容、忍让、理解、尊重等后现代结论，而亨廷顿却将之推到另一个极端，强凋“冲突”主题政治论，无疑是重蹈冷战时期的“集体对抗”思维的覆辙，有悖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四、差异政治观之启示与误导
综上所述，无论是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将多元文化、文明与政治差异相关联，将政治的差异性、多样性归因于文化、文明的多元性，进而与现代主义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成为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的一种典型现象或典型形态。他们是借“文化”之异而强调“政治”之别，其内涵是通过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揭示政治范式、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话语中异质存在性和差异性，由此导出多级政治主体问存在着一种异在(无统一范式)的交往关系。既然主体际的政治范式各异，因而就难以通约，难以将之再统摄到一个更高、更大的范式中并加以转换。
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正如眼睛、鼻耳朵存在着差异，这是客观；但是眼睛、鼻子、耳朵之间决没有谁优谁劣的说法，这是主观。如前所述，文化差异、文明差异也是差异政治的形成基础，但是，多元文化、文明本身一定会冲突吗?差异政治一定是冲突政治吗?好比男人和女人也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既可以相互成仇，也可以共同构建幸福美满的家庭，双方相敬如宾、恩爱一生。所以，古代圣人讲“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也就是说，水到牛那里就变成珍贵的牛乳，水到蛇那里就变为有毒的液汁。文化、文明乃至政治的差异也像水一样，我们应该学会以善美的心态去应对它的存在。
［关键词］语言转向 认识论 存在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简介］刘庆杰（1958- ），男，河北秦皇岛人，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就业；陈光辉（1972- ），男，四川乐山人，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理论、大学生就业能力以及教育经济与管理；邓会君（1976- ），女，四川江油人，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河北 秦皇岛 06610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3-0182-02
“语言转向”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最具革命性的一股思潮，也被称为是区分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哲学的重要界标。斯鲁格在《弗雷格》一书中指出：“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过程。”①这概括了“语言转向”在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必然性。虽然，我们依然处在这一语言哲学话语体系的边缘之上，然而由于全球化的扩张，这一历史必然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且延伸到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其意识形态和文化话语权的构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语言转向思潮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传输主导意识形态的载体，作为政治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话语形构（discourse formation）也必然被纳入其中。因而，正确地分析和借鉴西方哲学语言转向，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如何更好地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构的建设，正确理解和认知思想政治教育本身。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认识论理解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也发生着新的变化。为了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能够实现其为上层建筑培养政治意识、训练政治素质的目的，它的话语形构也必须要做出转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首先要从形式上确定语言的合理性，其次才能验证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的本质及其真理。从认识论层面上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研究，就是对语言本身和语言艺术表现在形式上的技术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中通过特定的方式表达出来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话语，它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说“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②。然而口头语言因为是一种听觉载体，其信息传播具有即效性和共时性，受到特定的时间、地点的限制，且依靠记忆留存信息，致使信息传递出现偏误。书面语言则是通过文字把语言记录下来，形成书面语，是一种延时载体，具有历史性，反映思想也较深刻、准确，但是也要求信息接受者具有一定的知识和理性思考的能力，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否则可能因文字语言本身和语言的接受者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对等而产生信息理解上的随意性，失去了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到达的本真意义。因此，要有效地避免这两者的缺陷，准确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本质，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客观上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们在进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理念的过程中，首先要用逻辑的分析方法去澄清思想政治教育中各种概念本身的偏误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各种问题，其次则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字进行语言逻辑分析，来验证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内容的真理性，用严谨的科学的语言去进行描述和解释以规避其理解的差异和误用，在形式上准确地表达出我们这个时代所体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内容。这就要求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不仅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要有扎实的学术基本功，做到由表及里去伪存真。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存在论理解
人本主义存在论赋予了我们关于语言转向新的理解维度，即生命存在的意义，只有借助语言并在语言中才能得以把握。因而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转向的探讨中，就不能只仅仅把语言当成一种工具，而要将语言研究推向更深一层的理解空间，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何以能够存在？为什么能够存在？也就是说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语言不再是其表象，而是其核心。关注高校学生的“精神世界”，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政治信仰，促进学生素质修养的提升，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指出，“精神乃是一个民族的伦理生活。它必须继续前进以至对它的直接状态有所意识，它必须扬弃美好的伦理生活并通过一系列的形态以取得关于它自身的知识”③。这为我们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关注的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真理与知识，而更多的是伦理与实践。这一理念恰好契合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方式就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去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的理念。所以人对思想、精神的需要，人对目标、理想的追求，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本源。那么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个体生活方式和交往领域日趋多元化，形成了新的社会群体和不同的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积极介入到这些新的群体和领域当中，探求和掌握社会生活各领域各层面的发展规律，做到真正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发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存在意义。
因此，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在内容上只有转向于与我们的教育生活、教育实践紧密联系的世界，才能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体的本真意义，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的引领与建构”这一宏大主题。正如胡塞尔所言，只有将视野指向人类精神得以生长和存在的生活世界，将其作为人价值存在的基础，那一度失落的人的意义才能重新复归。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理性整合
语言转向是对传统哲学研究方向的逆转。传统哲学把抽象的观念对象化、实体化、凝固化，并且以此作为说明世界、规范人生的根本原则，它遮蔽和扭曲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因此必须要摧毁拆解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话语，从久已被人遗忘的语言中找回存在的本真意义。语言转向的认识论和存在论的理解正是在这一理念中应运而生。无论是认识论把语言转向看作是对混乱或误用的哲学语言的净化，强调用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去影响语言和认知；还是存在论把语言转向生活世界，关注人与世界以及人本身的生存，它们的核心主题都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毋庸置疑，这一批判和拒斥是现代哲学的积极成果，它拓宽了哲学思考的维度，增大了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
然而，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不可避免地出现矫枉过正的尴尬。认识论的形式逻辑和知性逻辑常常会脱离思想内容来考察思维形式，因而也就避免不了思维的主观任意性。存在论则因为对逻辑本体论的抗拒，致使哲学家们忽视了对事物的思辨性思考，容易受到经验主义和知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导致存在哲学过分强调人的经验和本能意识，把科学说明和人文理解对立起来，从而在批判和拒斥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形而上学的经验论。
因此，在把西方哲学关于语言转向的分析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研究中，一方面要肯定二者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作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践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实践基础上通过遵循一定的理念和准则对现存的思想、观念、行为等进行批判性地分析和评价，将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逐渐内化为自身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同时，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践者要用富有时代特征的、先进的精神文化，用人类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去塑造和发掘大学生的内在潜力，促进学生的自我完善，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主客体的和谐统一。
另一方面，务必要把握住这两者间的尺度，合理地借鉴与扬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语言转向，体现在两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形式上的分析，即语言的艺术或技术上的分析，这里语言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工具存在。二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所关注的内容上去把握，把语言当作人存在之根本来加以分析。前者要求我们更多地用认识论的科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去解构和澄清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本身的偏误或不合理性，在语言表达的艺术或手段上做到严谨、准确，同时要做到个性和共性的对立统一，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体现出的表达方式并加以联系和比较，弄清其实质、揭示其发展趋势，从而避免认识论只带来抽象的共性却缺失对个性的理性认识。因此，先从语言的形式上给予理性澄清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思考中，语言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出现则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所要探讨的目的。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④，“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⑤，表明了人的存在在本质上是语言性的，因而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践者作为其存在方式才是探求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本质。这与存在论的理念旨趣是如出一辙的，但在借鉴存在论所倡导的语言是人存在的根本的同时，应摒弃经验主义和知性思维方式的影响，站在实践的维度上来验证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不管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现实的、具体的、具有实践活动能力的人，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因——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素质最终要用于指导人们的实践，离开社会实践谈论思想政治素质，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正如马克思所谈到的那样：“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⑥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转向，只有无限贴近于现实、符合于现实的需要，才能提升和彰显其存在的价值。因而用科学的逻辑思辨的方法，在实践的基础上，回归于现实生活中，理性地从思想政治教育客观对象的规律和人主体自身的规律来探求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所呈现的内容，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发挥精神的动力，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我们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本质诘问。
四、小结
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拥有世界的方式，无疑是人理解自身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在认识论和存在论方面的理解来考察和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转向，对我们来说，不是要提出某个具体的语言表达方式或某种具体的套路，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哲学成果，正确表达和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体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知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理解和认识，唤醒和提升符合人性、符合语言本性的辩证思维方式。
［注释］
①（美）汉斯·D.斯鲁格.弗雷格［M］.江怡，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0.
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8.
③（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
④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25.
高等教育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①他强调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共同的逻辑起点，认识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他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但是他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三个局限性，并且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人本论也是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和发展的哲学，多元哲学观的冲突和并存才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基础，期望整合或者融合多元哲学观以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功能是不现实的。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关系上认识的局限性
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城市生活及贸易复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正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才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和发展。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1150年)是为了满足意大利北部城市对罗马法学者的大量需求而逐渐形成的。巴黎大学(约1200年)则是神学的讲坛，是为了满足对神职人员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神职人员掌握着政治和法律的权力，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也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②萨莱诺大学(1231年)则是为了培养医生而逐步形成的。从最早形成的几所大学的原因来看，无一例外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对于专门人才的需要。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过程中确立的。也可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是以政治论哲学为主导的。
布鲁贝克认为，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德国大学的思想之后，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依据。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一直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工业革命的力量催生了“威斯康星思想”，高等教育又担负起为公众服务的职能。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交替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③诚然，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所确立的思想对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大学开始注重高深科学的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这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确立无疑是洪堡时期大学改革运动取得的最卓越成果和最明显特征，并在美国大学得到了发展。但是，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是于在消除长期以来大学不断衰退的现象，让大学培养的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再是传统大学所培养的腐朽无用之人。正因为柏林大学以服务于国家需要为宗旨，才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而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大学完成了其世俗化的过程。④洪堡认为：“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⑤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着眼的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眼前利益，而是国家和政府的长远利益。显然，在哲学基础上，这是一种长远的政治观,不能简单地认为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思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洪堡大学的精神，重视科学研究，重视高深学问，但高等教育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仍然是以政治论而不仅仅是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依据。大学要长远地为国家和政府利益服务，就必须重视科学研究，就必然要摒弃经院哲学的教学，让教师和学生享有充分的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自由。在19-20世纪，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威斯康星思想”强化了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但并没有产生新的功能。这可能正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观关系上所存在的局限性。
二、人本论：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哲学观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在政治论和认识论关系上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而且在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内容上也存在着局限性，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思想，同时还存在着人本论的思想。
在评述高等教育各种哲学观点时，布鲁贝克始终坚持以“高深学问”作为其逻辑起点。他认为：“高等学校有三项主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扩大学问领域，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⑥认识论哲学是他反复强调并予以肯定的。他说：“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⑦显然，布鲁贝克试图指出，由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不同的特殊问题，所以“从普通教育哲学中寻找线索是极为自然的，但是，要采用这种方法却是困难的”。⑧因而，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应基于高深学问。由高等教育的特征性出发是否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呢？仅因为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吗？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是基于高深学问还是基于“人”？对此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有着不同的认识。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引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⑨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10]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换言之，教育的根本实质是保持和促进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11]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 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转贴于
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的问题，更是高等教育本体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本体论是探究存在的现实终极性；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与教育目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有什么联系，但本体论却是各派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以两者为中介，对教育的系列基本理论和方法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12]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形式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20世纪20～30年代、40～60年代、60年代未到80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鹄的”。[13]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20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14]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的性。
三、冲突与共存：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必然性
布鲁贝克认为：“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面对相互矛盾的现实，每个作者都阐述各自的哲学理论，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妥善地将高等教育的各种主张融合到一种连续统一的政策中。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15]我国也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在实践中的冲突是必然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两种哲学观在实践中有渐趋融合之势。[16]在高等教育领域，多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可能会眼前交替地发挥某种主导作用，但是否能够对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进行整体处理，或者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哲学观是否能够融合，这确实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冲突与共存正是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基本特点。
西方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大学的理念、理想、使命之争就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托斯泰恩·维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罗伯特·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卡尔·雅斯贝尔斯（又译贾斯珀斯、贾斯珀）的《大学的观念》，罗伯特·沃尔夫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赫斯顿·史密斯的《高等教育的目的》等等，许多教育家都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或相反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这说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整体的哲学观可以统摄所有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没有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反而表现出多元高等教育哲学观共存的态势。
关键词：中哲；西哲；马哲；思考
中哲、西哲与马哲之间的对话是学术界一直所关注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跨学科问题。在特定的思想语境和历史环境下，学者们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足的讨论和深入的研究。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在学术体制改革和反思的热潮下，学术界便已经注意到了哲学学科划分在逻辑上的相悖性，不同的逻辑学学说受到哲学学科性质的影响很难进行学科划分，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的对话，从而将哲学升华为批判意识的智慧学，彰显哲学的本性。同时，三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又是中国在发展壮大中必须强化的文化和学术领域，是实现文化发展与进步的必要因素。相较于过去三个学科壁垒明显的情况不同的是，当前在这些领域的对话不仅加深了学科间的相互理解，而且产生了具有一定内涵的成果，得到了很好的对话效果。在开展对话和研究之前，必不可少的要找到话语体系建立的目的，想清楚对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想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意图，在相对较高的基础上实现三者的整合。
一、比较与对话：前提、意义及局限性
在讨论中哲、马哲与西哲之间的对话问题时，首先会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当前的学术界能够同时精通这三门学科的人才较少，绝大多数的学者或研究者往往只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家或只擅长某一领域的研究。从学科建制的角度考虑，这种分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该学科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研究，符合现代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特点，但是却明显的有碍于我们从宏观角度把握哲学学科的整体特性。想要打破这一尴尬的学科壁垒局面，需要多进行多学科的对话与比较，迈出学科限制这一步。
不同学科间的真正对话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前提，包括每门学科的成熟性、理解每门学科思想与历史情境的联系、比较与对话缺一不可。
首先，学科研究的成熟性。主要是指研究必须建立在一个整体上，整体由许多方面构成，每门学科中对所要追问的问题都必须有着较为清晰和透彻的解答与剖析，每一门哲学都要有明确的价值理念和根本精神，不同学科在各自的思想逻辑方面要有十足的把握。
其次，要理解每一种思想与历史情境的特定联系。哲学思想尽管具有形而上的特征，但是常常被追问以解决根本性或普遍性的问题，每一种追问大都会具有浓厚的历史印记，带有特殊时代的特征。例如，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曾说：“我们所有的财物，每一件都可以有两种用途。财物是同一财物，但应用的方式有别，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作正当的使用，另一则是不正当的使用。”从逻辑的角度来讲，这里所说的内容涉及到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实用价值二重性概念，尽管亚里士多德提及了“价值”的概念，但是他所说的方面并没有包括抽象的劳动概念，仅仅只有交换中的量关系。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思想，价值大都是建立在抽象化的劳动基础上的，而劳动普遍化又建立在人与人关系平等的维度上。但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情境中，一切人并不处在同等的地位上，奴隶和主人之间存在生来的不平等。因此，当时的亚里士多德无法理解到“价值”与“交换价值”深层关系的一大原因便是受到了生活环境和历史情境的影响。在研究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现代思想与传统思想等问题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不同思想间对话的历史条件重要性。
第三，在对话与比较中得到不同学科间的沟通途径和最终理解。通过对话与比较的过程，我们可以找到不同思想的异同，从而将所要研究的问题进一步细化。对于不同的文化对象和文化理念来说，存在很多相同的地方，同时也存在数不尽的不同之处，因此，比较多话工作需要无限期的进行下去。为了在知性思维上实现比较与对话的明显效果，必须先共同澄清一定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创造理论转换，从而实现对话成效。
二、从对话到整合：问题域的界定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观察，往往需要注重两个侧面，其一是对前人思想的描述，力求通过所有的研究细节准确的揭示内涵；其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对前人思想的挖掘以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后者的作用更为重要。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思想史问题的转换大都表现为思想逻辑的转变，而思想逻辑的转变又会受到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对学术研究来讲，如何通过历史中学术与情境的特殊关系，将历史当做一个整体进行对照研究，从而确定新的学术架构和问题域是一个重点环节。很多思想史上的伟人大都实现了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架构了新的学术阶段，从而推进思想史的发展。对特定时代历史问题的划界、提炼和转变，是学术发展的根本问题。
例如，在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进行研究时，我们能够从其思想逻辑中看到其学术的意义，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便无法对其历史意义有更深刻的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从当时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分离出来，以国家理性作为当时的最高标准，既是当时哲学逻辑的体现，也是他对德国历史问题的批判与诊断，更是他力求寻找出路的过程。黑格尔的理论以自由为前提，但是又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自由的基础上，并不是简单地个体自由，可以将其看作是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他人、个体与共同体的自由。在这样的原则下，黑格尔看到，当时的市民社会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能够促进人们增加财富和谋求发展，但是并不能让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很难让自由成为普通人的福利。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理性，必须从市民社会的规则入手，实现了法的理想与原则，在与哲学理念相一致的基础上结合了历史课题的思考。黑格的哲学不仅仅止步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探索，更有对历史问题的解答，并在、整合统一的过程中找到历史的答案，在政治学、经济学与法学中找到了统一。
黑格尔的时代学科分化程度远不及现代，因此还能够出现百科全书式的伟人和学者，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学科分化日益加剧，即使在人文学科的内部，都难以有学者能够精通所有内容，进行学科间的对话就更加困难了。这种情况下，确立所要研究的历史课题变得更为重要，学术架构的融合大都是在新的历史性课题中形成的。在特定的问题域内，学者通过对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的学术理念重构，实现学科的对话与沟通，整合与构建成为了对话关系的延伸。
从历史思想的发展角度来看，恰恰是思想家通过思想史中的历史课题重新规划得来的学术发展，构建起了思想史的关键环节。学术分化和整合在历史课题中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
三、中国问题：在现代性的视野中
学术思想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必不可少的结合历史课题，这种结合并不是简单地利用理论去论证或解释问题，而是在思想史的帮助下实现对历史真实情景的透视。当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宗旨也是判断和解释中国情境的问题。
资本逻辑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的核心所在，在商品交换与生产普遍化之后得到了支配社会生活的地位，生产的原则变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资本逻辑的确立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模式和日常生活，造成了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的一般物质生活被资本生产占据，资本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的基础。资本主义同民族国家的概念存在内在制约关系，后者不仅是国家权力的自主独立，更包括了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形式，是对外对内的不同表现层面。
与资本逻辑、民族-国家相一致的，就是人们的思想信仰上的变化，这就是现代以来的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世纪的上帝合乎自然经济的理念，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就需要重新确立人们的思想坐标。近代以来的哲学就是这一过程的展开，并以此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政治、经济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虽然在西方哲学史上，我们过去常讲经验论与唯理论是对立的，但实际上两者都是对资本逻辑合法性的确证。
而哲学的发展过程，正是要认识这个整体，所以形而上学的奠基也就不断地被提出。这种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也是国家学说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学者需要透过表象找到更为深层次的影响因素，综合分析、整合研究才能够得到真正适应实际情况的结论和答案。
现代的发展从本质上讲离不开民族国家概念、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三者的共同架构，不同的国家中三者呈现的关系不同，也正是这些不同使得各个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了不同的走向和样式，使得各自在发展中颇具特色。尤其是一些后发展国家受到先发展国家的影响，发展时不得不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突出重围之后才能够走向富强之路，实现强国理想。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适当、适时、适度的对三者的概念建立了参考系。我们需要更加关注中国的特性问题和关键环节。在面对中国特色的问题时，不能够简单的照搬或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径和解决方法，要将中国特色纳入到研究的重点之中，透视中国当下的现实情况，探索找到真正适合国情的良性发展轨道。
四、总体性：面对中国问题的理论方法
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如果以西方为参照系，可将西方视为一个线性的进程，虽然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而中国的当下则可看成一个复杂性的过程，这种复杂性就是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的多重社会形态叠加的发展状态。这决定了审视中国当下发展的过程需要一种“总体性”的视野与方法，我们今天的对话、沟通与整合，实际上也是想获得面对哲学问题时的“总体性”视野与方法。
强调总体性的方法首先是因为当下中国问题的结构复杂性。当下的中国是长期历史问题的集合，也是几千年中华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结果。在中国，经济问题并不简单地表现为经济发展，政治问题又不简单地是单纯的政治管理，文化问题同样不具有完全独立的特征，它们都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问题往往都是与其他问题联系着，或者一些不同的问题浓缩在同一个构架中，就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压缩的“梦”一样。问题的这种复杂性与整合性，要求我们必须将之看作一个总体。问题的总体性要求我们具有总体性的意识，即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单个学科就能完成的，这正是总体性方法的第二个层面。比如中国的经济问题常常就是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又常常与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就需要学科之间的整合。当然，这种解决方案一方面虽然是就事论事，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意识都必须以中国面临的总问题为根据。这才是运用总体性方法的根本要求。
五、结语
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个体都很难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要真正实现总体性的方法，就需要一真正的学术团体，以团体的力量真正地推动理论的发展。本文的研究围绕中哲、马哲、西哲对话的一个方法论思考方向进行，提出了从学科对话到学科整合再到问题域确立的方法论，以期能够更好地促进业内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为有关学术问题的发展提供有可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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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第一部由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写成的哲学著作。罗素将哲学看作某种介乎神学和宗教之间的东西，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他认为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来自科学和宗教两方面的影响，并据此把西方哲学发展史划分为古代哲学、天主教哲学和近代哲学三个时期，揭示了在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与宗教、社会团结和个人自由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与哲学交互作用的。罗素对哲学发展史有独到的理解，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对西方哲学史发展的线索，及哲学史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的认识。他真不愧为数学家出身的哲学家，对于哲学的研究也像对待科学一样认真，数学家的逻辑性和理性在《西方哲学史》这部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他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常人的位置，从不忘记用常识去批判他们，对于哲学本身的理解，他永远站在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立场，不偏不倚。但由于罗素本人就是一个著名的现代哲学家，所以他的哲学史就会带有更多的主观色彩。在他的哲学史里，几乎否定了一切的情感派哲学家，如卢梭、康德、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他只欣赏理智派、经验派的哲学家，如休谟。他是一位永远批判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但却几乎对所有通往理想的路径都提出了怀疑，因此梁启超称赞他具有“真正学者独立不惧的态度”，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不仅仅介绍了各个哲学家的生平和哲学观点，而且注重对于历史和社会性格及其与哲学家个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其叙述年代从古希腊的泰勒斯到中世纪的教会哲学一直到他本人的逻辑分析哲学，几乎涵盖了西方所有的重要哲学思想家与历史沿革。在书中，罗素复述了沉落于历史中的众多大智者的精彩对话，不仅是对历史上各种盛行的哲学体系和思想的一般表达，而且具备明畅的犀利文风。罗素说：“严格的说来，全部的西方哲学就是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为前提,但没有希腊哲学的修养。而近代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继古希腊哲学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探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以洛克、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和以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不断争夺着真理的话语权。而卢梭、叔本华和尼采则把主观主义的哲学思潮推向了政治学、伦理学与美学。如果说笛卡尔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话,那么培根就是“近代哲学之母”,他开创了与唯理论相颉颃的经验论思潮。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改变了认识论的路线。黑格尔则是典型的甚至可以说哲学史上最大的建构者,他“建立了历史上最庞大、最全面的哲学体系”，但罗素对德国思辨哲学的态度是相对贬低的。
二、选材视角独辟蹊径
罗素《西方哲学史》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视野来审视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全面考察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思潮的发展历程。从公元前6世纪人类第一个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开端，直到近代哲学的兴起，几乎任何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都可以在这部著作中找到清晰的评述。是一部智慧的史诗！既具艺术的美感，又有悲剧的震撼。
罗素的这部著作颇具特色。他把哲学家既看作果，也视为因，认为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正因如此，对论述的哲学家的选择也与一般的哲学史有所区别。他不是完全以哲学方面的成就作为选择标准，而是更看重哲学家的学说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影响的大小来决定详略取舍。他只提到与他们的生平以及社会背景有关的东西,对于那些他认为似乎不值得详尽处理的人物他就完全掠过不提。比如在此书中他专门分章讨论了雅典和罗马帝国与文化的关系、犹太人的宗教发展、黑暗时期的罗马教皇制、意大利文艺复兴，罗素选的人物，也包括了政治家和诗人，还有科学家，以及一些通常被认为与哲学并无太大关联的人物如拜伦等，将公元6世纪至20世纪的哲学家和哲学派别作了详尽的阐述。在这部哲学史中，罗素特别对他认为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辟专章作了较详细的论述。罗素在书的开头的“美国版序言”的开始就这么写道：目前已经有不少部哲学史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仅仅在它们之中再加上一部。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这句话可以说是他整部书的提纲和写这本书的目的。作为一个文化的大家而非纯粹的哲学家在哲学学问上肯定没有那些科班出身的哲学家来的深刻，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哲学功用的理解深度。
三、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
罗素《西方哲学史》是一部带有浓厚思想史色彩的哲学史，罗素主张在哲学史中要插入一些纯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不这样做就很难理解某一时期的哲学思潮，因而书中对一般历史的叙述也比同类著作做得要多。只有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中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内在关联。
罗素认为，如果要想对一个哲学家有深入而同情的理解，也有必要叙述一般的历史。这样，比起标准哲学史来，罗素用较大的篇幅来叙述一般的历史。他在《西方哲学史》序言中写道“今天正象在已往任何时候是同样地真确。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这里就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罗素在本书中，把每一个哲学家看作是时代的产物,又考察他们对时代的影响。为了把哲学家放进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该书用大量文字叙述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在该书中，罗素特别强调了哲学家们是由其特定的时代所造成的这一基本观点，并特别注意各种思想之间的历史的关联。它是在哲学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作用和密切联系中讲述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而不是单纯地讲西方哲学自身的发展，不是讲纯哲学概念或哲学问题的发展。
正如孙正聿教授指出的“: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与史学是密不可分的”。哲学史虽然定义了其“哲学”的领域,但它终究还是“史”,所以哲学史的研究始终离不开历史学的方法。把哲学史还原为历史而加以考究是必要的。
四、总结
2008年7月7-18日，第一期“复旦-伊利诺伊教育哲学高级研讨班”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举行。这次教育哲学高级研讨班的主旨在于探讨教育的哲学基础、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研讨班通过对与教育哲学所面临的诸问题相关文本的研读，澄清教育哲学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并且通过对这些核心问题进行批判性地哲学分析，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同时，在实践上加强中美两国学者在教育哲学、教育理论、教育政策以及教育实践各个层面的沟通、理解和学习；推进教育哲学研究在中国进一步深入发展，使教育哲学成为教育者理解和实施教育行为，制定和实施教育政策的前提条件。
第一期的研讨班主要围绕“现代教育的哲学基础”这一主题展开。通过聘请各个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主持研讨班，以对问题的研究为基本出发点，通过对现今教育学界普遍关注的主要问题，比如中国和美国在个体和集体权利上的不同理解，深度剖析在教育学和社会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哲学和伦理问题。在形式上，本次研讨班主要以专题报告的形式进行学术上的学习和交流，通过重新阅读西方教育哲学的经典著作，对西方教育哲学传统的梳理，加深对教育哲学本质及其在历史各阶段表现出不同特征的理解，特别通过对以柏拉图“基于灵魂认识的教育”、卢梭“自然主义的教育”和杜威“进步主义教育”这三种典型范式的分析，揭示出隐含在西方教育哲学传统中的核心理念：“自治”。
一、关于西方教育哲学中以“自治”为核心的三种范式
来自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和哲学系的乔纳森•李尔(jonathan lear)教授主持了关于柏拉图教育哲学的专题。李尔教授认为自从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这一命题之后，教育哲学才真正开始。他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并非像其标题所示那样是一部纯粹关于政治或者政体的政治著作，而是探讨关于人的灵魂、个体、社会以至宇宙构成问题的经典，柏拉图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一种“基于灵魂”的教育理念。李尔教授指出，正如柏拉图说，教育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个体灵魂的教育，而达成这种灵魂教育的首先条件就是要首先理解灵魂，而这种理解的工作也就是哲学的任务。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理性-激情-欲望。这导致个体的性格以及在生活中追求的目标也相对应地分三种：第一种人生活的目的在于欲望的满足，第二种人所要求的则是尊重，第三种人则是想要达到哲学和理性的生活。灵魂三部分的划分，尤其是欲望与理智部分的矛盾，凸显出了教育的必要性，而灵魂中的理智部分如何控制欲望也就成为达成灵魂教育的根本。李尔教授认为柏拉图给出的灵魂教育方案就是要不断追求正义，不放纵自己的欲望，因为正义是能让这三者达到平衡、和谐唯一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李尔教授认为从起源上说，哲学起源于日常生活，在《理想国》中同苏格拉底对话的诸人在倾听、理解苏格拉底的同时，也是在接受苏格拉底的教育。这些对话者前后态度是否有转变其实标志着苏格拉底的教育是否成功，而这种灵魂改变又从另一方面勾勒出了灵魂教育可能的边界和限制。李尔教授认为柏拉图提出来最严肃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共同体中，哲学教育的实际作用是什么?不同教育的目的、理念和方式如何加速了社会的改变。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由于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因而如果让每个个体都自己做决定，那么他的第一选择总是去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从而使整个共同体陷入混乱和罪恶之中。因此，柏拉图才会提出来通过城邦和社会对个人进行激进的灵魂教育，在灵魂层面对人的欲望进行教化和约束，从而达到提高整个社会共同善的目的。
第二个专题的研讨承继着柏拉图关于个体教育以及个人和共同体相互关系的问题。这个专题由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政治科学系的终身教授贝尔•登菲尔兹(belden fields)主持，主要文本是卢梭的《爱弥儿》。菲尔兹教授认为卢梭在《爱弥儿》中一方面继承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教育哲学的传统：关注人的本性，关注个人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他特别重视的是教育个体如何在不可避免趋于堕落的社会中保持天性中的纯良——即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哲学教育。菲尔兹教授认为卢梭通过描写爱弥儿和他家庭教师的故事，说明了通过何种方式才能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教育出理想的公民。在卢梭看来，邪恶和错误与儿童的天性无关，因而教育就是要排除外来不良因素的影响，顺着儿童本性加以引导，这才是一种符合人性的教育，也是人所能过上的真正的生活。卢梭主张教育者要根据人在每个阶段的状况，选择适合的教育方式。这三种教育三个阶段就是：自然的教育、人的教育以及事物的教育。卢梭的教育理论将教育的功能从知识的灌输提高到对人天性的发展。菲尔兹教授认为，卢梭这种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教育方式极为重要的一个贡献，是不考虑如何将他的理论在学校中实现，而是将儿童时期看做一个特殊的教育阶段，认为儿童有其自治性和独特的自然学习过程，因而教师的目标就是要根据儿童的不同特性去教育他们，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后来的教育学理论和实践中被广泛采用。但菲尔兹教授同时也指出，卢梭对儿童教育阶段的划分太过细碎，比如在12岁之前不接受任何抽象、深刻的观念。菲尔兹教授认为卢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对人为后果和自然后果的截然区分，这种试图脱离一切人为环境进行教育的理念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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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主任拉里•黑克曼(larry hickman)教授主持的杜威专题，则直接触及现代教育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教育主张：进步主义的教育理念。事实上，杜威的教育思想已经广泛地渗入了美国教育制度和实践中，成为美国日常教育和教学管理工作中公开或潜在的指导性原则。因而对杜威的教育哲学的探究实质上就是对我们现时代教育的一种反思。杜威认为教育最根本目的就是“自治”。而达成这种教育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科学的探究。但黑克曼教授同时也指出，杜威所说的这种在教育中的科学探究并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所说的那种“科学主义”，即认为科学可以合理地应用到一切学科之上，科学的内容是普遍的，并且科学自身是价值中立的。黑克曼教授通过对《教育科学的来源》一书的解读，认为杜威的教育哲学实际上是反对这种通常意义上的“科学主义”的，杜威所提倡的教育科学实质上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式，即首先确定我们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是什么；然后通过探究该问题产生和所处的各种条件和处境，分析问题；最后通过实验的方法来尝试解决该问题。因而这样一种方法并非是一种“科学主义”，它严格受其所处的环境的影响。而杜威的“实验方法”则是一种引导性和尝试性的解决方法，并非某种固定的普遍有效的方法。因而，在黑克曼教授看来，杜威所谓的“教育自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值得追求对象的过程。通过观察和预期该过程可能产生的结果，是我们判断教育价值的唯一方法。在个体和社会关系上，黑克曼教授通过解读《教育中的民主观念》一文，解释了为何在杜威看来教育有一种社会功能，而这种社会功能就是为了创造一个更有利于个体成长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并且这个过程是相互影响的。因而，民主在杜威的词典中就不仅仅是一种政体形式，它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一种生活共同体的形式，并且这种生活形式可以最有效地在个体和社会之间取得平衡，更好地促进个体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杜威所说的教育就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为了个体和共同体的成长，而并没有像柏拉图或者卢梭所谓的超越其自身的外在目标。
通过对上面三种教育理念的了解，我们都可以发现“自治作为教育的目标”这一线索在其中若隐若现。因而最后一个专题就是由威斯康星大学哲学系和教育政策系的哈里•布里豪斯(harry brighouse)教授主持讨论现代教育中的“自治”问题。布里豪斯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中，自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认为自治是道德行为、承担道德责任以及促进个人发展的前提条件。布里豪斯教授通过分析不同的自治概念，指出其中的漏洞和不足，归纳出自治观念中所蕴含的最重要的因素：自愿性、反思性、明证性。而这在教育上则意味着，要想将某个个体教育成一个“自治者”，首先受教育者要满足三个条件：认知的能力，情感的能力以及对环境的观察适应能力。在完成了对“自治”纯概念的分析后，布里豪斯教授具体讨论了如何通过教育，将一个没有自治能力的儿童教育成一个有自治能力的人。在培养儿童自治力上，布里豪斯教授通过各种实例，着重强调了父母，即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而在现代社会中，同样有很多消极因素，例如现代社会盛行的物质主义会极大影响到儿童自治力的培养。在涉及个人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时，布里豪斯教授认为，自治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构成现代社会各式各样自由主义的基石。布里豪斯教授认为各式各样的现代性的自由都具有一些共性：道德上的个体主义，某些特定的基本权利，社会是个人联合体，法制以及宽容等等。而这些基本价值观最终都要建立在个体的自治性基础之上。
通过对西方教育哲学内在脉络的梳理，特别是以柏拉图、卢梭和杜威为代表的三种典型范式，使我们看到教育哲学自身概念逻辑的演变过程及其与政治社会的互动关系。教育作为人类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重要环节，从实践上讲，就是如何通过对不同个体的教育，使个人的发展与其所处的政治共同体相互影响，协调发展。
二、教育哲学对教育政策的影响
在研讨会进行的同时，双方还举行了多次座谈会，讨论由于不同教育理念而导致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政策的差异。与伊利诺伊大学教育政策研究系主任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东亚和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傅葆石(poshek fu)，以及威廉姆•川特(william trent)，克里斯•卢宾斯基(chris lubienski)等多位教授讨论了中美两国在制定教育政策上的差异。例如在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中，双方家庭教育的差异及其对儿童和青少年成长造成的影响；讨论了弗里德里曼教授提出来的社会化的教育以及家庭教育的区分，以及如何通过公共教育体系来达到某种特定的社会目标；中美两国在各层级学校中权力机构设置上的差异；在教育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特别是如何有效进行价值观和爱国主义教育上的差异。又比如教育政策方面，在义务教育推进过程中如何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及在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之间如何保持平衡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