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3 17:28:1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低碳经济 研究综述 发展
在气候问题备受关注的国际大背景下，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气候问题而努力。低碳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是由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的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而后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作为发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我国怎样发展低碳经济，如何改变经济转型、如何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针对这一情况，我国的学者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见解。
一、实行低碳经济的必要性方面
金乐琴（2009）低碳经济的中国化是要强调发展与减排的结合，通过改善经济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来减少能源需求和排放，而不是以降低生活质量和经济增长为代价实现低碳目的。提出我们要结合自身国情认识低碳经济。首先要承认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要看到我国自身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
冯之浚（2009）认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都需要发展低碳经济，而同时，发展低碳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关系，综合国力。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不仅为了因对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也是为了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
岳瑞锋，朱永杰（2010）在1990-2007 年中国能源碳排放的省域聚类分析一文中，以能源碳排放的总量和份额为排放数量指标，以排放强度和人均排放为排放效率指标，利用1990-2007 年间各省域的化石能源消费数据，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表明以GDP来衡量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全面的，如果将碳排放等环境指标反映进去，往往经济强省都是建立在环境破坏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我国主要的GDP 份额和大部分人口仍然处于“高排”的发展模式。因此我国急需发展低碳经济。
许涤龙，欧阳胜银（2010）运用低碳经济统计评价体系的构建的方法对我国30个省市进行综合评价，发现很多指标数值都超出临界范围，反映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中国在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呈阶梯式分布，以东部沿海发展最好。
庄贵阳（2010）认为在发展中寻求减排、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我国化解国际压力且结合国情的双赢选择。虽然，我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仍存在很大难度，需要跨越许多市场和制度障碍。从内部需求和外部驱动两个方面论证中国经济需要走低碳发展道路。并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和潜力进行了研究。
二、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
张雷（2003）运用多元化指数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认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会导致国家从以高碳燃料为主转向以低碳为主。
赵云君等（2004）通过选择多个单一国家的不同样本，发现有些指标的实证结果相互矛盾，从而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是一个客观现象，而不是一个客观规律”的论断。
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2006）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定量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模型，以能源结构、效率和经济发展作为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字型。
邹博（2011）通过选取中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了影响碳排放的因素，结果证明，碳排放量与人均GDP呈正向关系，与第二产业比重呈U型关系，最后分析了我国如何控制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长。
三、实现低碳经济的途径
鲍健强（2008）认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而正因为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孕育了低碳经济。最后提出了我国多层面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方法：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二是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三是发展低碳工业；四是建设低碳城市；五是通过植树造林、生物固碳，扩大碳汇。
郭印，王敏洁（2009）在气候问题备受关注的国际大背景下，社会呈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不断转变，国际碳排放协议不断完善等趋势。从低碳经济的产生背景作为切入点，介绍了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经验。总结出了我国多层面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包括加大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优化能源结构，限制高碳产业市场准入等方法。
任奔，凌芳（2009）从国际上低碳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入手，结合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提出了包括强制性法规标准，经济激励措施和发展碳交易等政策措施。同时介绍了国际上的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技术和炭捕存技术。
刘传江（2010）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与中国低碳道路的选择一文中首先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和进程，认为低碳经济是人类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而提出的一种可持续经济。低碳经济的发展受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技术条件的制约或影响，从发展态势和规律上理解低碳经济的四个层面，达到从高碳经济向零碳经济转型。此外，还提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要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家利益，确定发展目标聚力关键技术、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金乐琴.关于低碳经济“中国化”的再认识[J].低碳与世界经济的大方向特辑，2010.
【关键词】低碳经济 区域经济 格兰杰因果分析 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406 【文献标识码】A
近30年来，全球各地温度不断上升，冬天不冷，夏天过热，已成为众多人的共识。据有关数据统计，20世纪地球升温约为0.5度。在20世纪，最热的年份是在1995年，而其余11个最热的年份都是在1980年之后出现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众多，但来自工业界的大量数据表明：人类快速工业化，使得人类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也许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重要的原因。预计到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0年增加1.32倍，到2025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为了人类将来更好的发展，必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努力发展低碳经济。
作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强省―广东省，其低碳经济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增长是否存在良好的互动关系，正是本文思考的切入点。本文结合广东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远景分析，利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广东省2000年至2015年低碳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广东低碳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献综述
低碳经济由英国学者率先提出，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最终是为人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服务。低碳经济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象征，是一种清洁经济和环保经济，是人类对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的合理追求，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一种理性权衡，同时也是人类对自然、对社会、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一种理性认识，是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是信息革命之后的新能源革命。
中国低碳经济比较晚，中国学者从2003年5月份开始提出要关注低碳经济的发展。从以往的文献资料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分区域分方法对各地碳排放进行测算；二是对各地碳排放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三是对区域未来碳排放进行预测。2008年，李俊峰、马玲娟介绍了丹麦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进程，并从宏观层面上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出合理建议，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如何减少碳排放？二是如何开展国际合作？三是具体的措施和目标。①中国著名低碳经济学家张坤民先生认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关键要抓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层面，要大胆创新，并付诸实践；二是经济体制层面，要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时开发新能源，最大限度减少碳排放，积极引导低碳消费。②2005年，庄贵阳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有着重大意义，其意义在于改变我国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剧烈矛盾，促进我国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
201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课题组在《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之路》一书中，主要研讨了气候变化的事实，以及对人类的影响及今后需要采取的措施，提出要在“不同时段、选择、推广、应用有不同技术和实施不同政策措施，为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途径和路线”。③2014年，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在《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中，从城市层面分析了我国低碳城市的能源发展战略及城市低碳经济发展的实现途径。④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研究省份的特别少，研究广东省低碳经济的更少，笔者整理了一下，研究广东低碳经济的主要有：2010年，周月鹏采用区域差异分析、经济计量分析，研究广东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2012年，张武英、徐伟嘉、刘永红从广东省经济发展入手，定性分析了广东省能源消费及能源构成，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2012年，尚少梅、乔梦梦利用LPCC计算方法对广东省1990年～2010年碳排放量进行了系统测试，分析碳排放量对广东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⑤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学者研究低碳经济的侧重点，主要在于排放目标、排放内容、影响因素及政策支持等方面，但从区域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低碳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两者之前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短期均衡还是长期均衡？这种均衡具有多大的依存度？以往文献研究极少，也极少实证分析。本文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初步构建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证明广东低碳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存在正相关，这种正相关既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因此，这种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广东省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当前，中国经济在一带一路的大发展框架之下，正从以前的生产制造型向服务经济型转变，而中国低碳经济产业的发展，也已经进入重要的发展周期。广东作为中国经济开放前沿的经济强省，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最具有市场创新和最具有投资吸引力的省份之一。但广东经济的发展也伴随着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的三大瓶颈。据有关数据统计，广东省1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以巨大的能源消费为代价的。
作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试点省份，广东担负着全国发展低碳产业体系、低碳生活方式和低碳消费模式的重任。 目前，《广东省低碳经济发展试点方案》已经制定。广东全力发展低碳技术、低碳产品、低碳设备和低碳服务业，并在全国率先制定低碳行业的新标准。在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体系上，广东把绿色环保、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2015年，在广东低碳经济高峰论坛上，广东省发改委提出要把促进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和建设生态文明相结合，把发展低碳经济与当前扩大内需相结合。广东将推动低碳产业扩张，并在一些领域和行业引领国内乃至国际的发展。
广东省低碳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之关系分析
协整分析与因果关系研究模型。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协整理论及其方法，协整理论对解释经济现象是否平稳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可能就是非平稳序列，但是，通过对这些经济变量本身的不同组合，得出的结果有可能是平稳序列，且有可能是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我们称之为协整方程 。因此，在现实中，只要存在2个或2个以上不平稳的时间序列，只要他们之间的某种线型组合是平稳的，则我们可以初步认定他们存在协整关系及长期均衡关系。
本文研究广东低碳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采用的数据是2000年到2015年的数据。为方便起见，我们对所涉及的数据取对数，取对数比较直观，得出的数据便于分析，使变量组合从长期来看线性化，同时也可降低异方差对数据的不同程度影响，下面对碳排放、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分别取对数如下：lnc、lne和lngdp，其中，lnc为碳排放指标，lne为能源消费排放指标，lngdp为经济增长指标。
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简记为ECM）是一种具有特定形式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是由Davidson、Hendry、Srba和Yeo在1978年提出的，因此被称之为DHSY模型。根据Granger定理，若变量序列之间是协整的，则其产生的误差为均衡误差，主要结论如下：
Δlngdpt=β0+β1ΔlnCt+（β2-1）ECMt-1+εt
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lnE的误差修正模型。
Δlngdpt=β0+β1ΔlnEt+（β2-1）ECMt-1+εt
均衡误差修正模型主要用来研究模型的短期动态和长期调整动态平衡。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主要用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要考察变量X是否是变量Y产生的原因，然后通过引入变量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变量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X是Y的Granger原因，此时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还要考虑Y是否是X的Granger原因。其中滞后阶数按照Akaike信息准则（AIC）来选取；
以GDP和碳排放为例，我们建立以下回归方程：
对上式中的（i=1，2，……m）=0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如果拒绝（i=1，2，……m）=0的原假设，则拒绝“lnE不是引起lngdp变化的原因”的假设，得出lnE是引起lngdp的Granger原因。同样对（i=1，2，……m）=0进行检验，如果拒绝 （i=1，2，……m）=0的原假设，则拒绝“lnE不是引起lngdp变化的原因”的假设，从而得出lnE是引起lngdp的Granger原因。
协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首先，数据来源方面，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及有关学者研究的数据进行整理，所采用的数据为2000年～2015年共16年数据，碳排放和能源消费总量均以万吨计，GDP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其次，lngdp和lnC，lngdp和lnE进行相关性分析方面，根据以上的数据，测算lngdp和lnC的相关数据为0.9645，lngdp和lnE的相关数据为0.9786，这两个数据充分表明lngdp和lnC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lngdp和lnE也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第三，lngdp、lnC、lnE误差修正模型方面，由Granger定理明确表明，两个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具有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
Δlngdpt=0.626+0.2753ΔlnC C0.0237ecmt-1+εt
lngdp和lnE
lngdp=0.2482lnE+0.8953lngdpt-1-0.1624lnEt-1+0.8465
（3.47） （29.64） （-2.71） （4.21）
R2= 0.9978 F= 7483.96
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Δlngdpt=0.8455+0.2366ΔlnE C 0.134ecmt-1+εt
由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可知，广东省GDP每变动1%，碳排放将同方向变动0.2753%，同理，广东省GDP每变动1%，能源消费将同方向变动0.248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广东省碳排放和能源消费从长期来说，能够促进GDP的增长，也就是广东省低碳经济的发展对GDP贡献，从长期来说很大。
lngdp、lnC、lnE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lngdp和lnC、lngdp和lnE，都存在着高度正相关关系。我们再进一步思考，GDP的增长会引起碳排放的增加还是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或是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这需要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去进一步研究。
结果如下：
根据以上的结果，在10%的置信度下，广东省的碳排放、能源消费总量增加并不是GDP增加的Granger原因，而广东省GDP增加是碳排放、能源消费总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
结论
本文分析了广东省低碳经济的发展与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广东省低碳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广东省低碳经济的发展与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两者存在着高度正相关；第二，广东省低碳经济的发展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着短期均衡关系，而且也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第三，广东省GDP增加是碳排放、能源消费总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因此，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是广东省低碳经济发展的Granger原因。
当前，广东经济面临前追后赶的局面，如何促进广东区域经济增长向低碳经济转型，实现广东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呢？笔者建议，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一是促进区域经济向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转型，以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推动低碳经济的全面发展，抢占产业发展先机和产业制高点，大力发展低碳产品，低碳技术和低碳能源，努力推进低碳革命；二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特别是第二产业转型。第二产业比重大，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最大，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原，要加快发展电气、电子等产业，要从资源导向型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过渡，对重要产业，特别是冶金、水泥、建筑、化工等高能耗行业中，引进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加快升级，推动广东省低碳工业发展。三是大力发展新能源，特别是风能和太阳能，对煤碳和石油等消费较高的能源，要高效发展，清洁利用；四是规划碳排放权的确立和分配，建立健全碳排放市场，健全和完善碳排放交易体系；五是完善政府监管水平，将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和社会调整相结合，在燃气普化率、城市绿化率、废物处理率、轻轨交通等方面下功夫，实现有机，生态、高效，引导全社会资源有序、合理流动；六是加强市民环保意识，在节约水电、冰箱使用、低碳餐馆、低碳出行等方面大力宣传，使低碳生活方式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一种生活习惯和自觉行为，引导民众合理使用各种能源。
总而言之，广东省应通过产业升级、技术研发、政府监管等多方面的努力，促进低碳经济的稳步发展，努力实现广东省低碳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作者为广州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注释】
①邹晓蓉：“广东省碳排放与贸易隐含碳的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暨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0期。
②王赣华：“中国首批低碳试点省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研究”，《桂林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课题组：《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之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6～70页。
④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77页。
关键词EKC；清洁技术；碳排放；畜禽养殖业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028-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05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温室气体排放受到更多重视，畜禽污染排放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据研究，全球养殖业中畜禽粪便甲烷排放总量约2 000万－3 000万t/a，占已知人为甲烷年排放总量的5.5%－8%，占农业甲烷气体年排放的12% ［1］。根据FAO报告《牲畜的巨大阴影：环境问题与选择》中的数据显示，每年由牛、羊、骆驼、马、猪和家禽排放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8%。其中氧化亚氮（N2O）约65%，甲烷（CH4）约37% ［2-3］，而氧化亚氮和甲烷的“增温效率”分别是二氧化碳的310倍和21倍［4］。在此背景下，中国各地呼吁大力发展低碳养殖，其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畜禽养殖碳排放量的脱钩发展。因此，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畜禽养殖碳排放的关系成为低碳养殖研究领域中十分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深入研究该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国内外学者采用Gene Grossman 和 Alan Krueger［5］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简称EKC）理论研究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6-8］，其研究过程中多数以工业污染排放量为研究对象。国内对农业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对象大多局限于农业化学品投入和畜禽排泄物［9-10］，而对畜禽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比较翔实的文献尚不多见。
因此，本文构建畜禽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验证我国畜禽养殖业碳排放的EKC形状，并分析其内在原因，以期为制定我国畜禽低碳养殖政策和改善低碳养殖环境提供依据。
1畜禽养殖业碳排放的EKC验证
1.1碳排放量测算方法
畜禽养殖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于畜禽肠道发酵，以及家畜粪肥处理过程引起的CH4和N2O的排放［11］；而畜禽养殖碳减排主要依靠对利用畜禽粪肥发酵生成的沼气的利用。因此，畜禽养殖碳排放量的测算公式如下：
Qemi=Qpro-Quse（1）
Qpro=Qf+Qm（2）
式(2)中：Qemi表示畜禽养殖碳排放量；Qpro表示畜禽养殖碳产生量；Quse表示沼气利用而减少的碳排放量（按照沼气替代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量计算）；Qf表示畜禽肠道发酵甲烷排放量（IPCC（2006）畜禽肠道发酵CH4排放量的测算公式）；Qm表示畜禽粪便管理系统碳排放量［12］畜禽粪便碳减排潜力的计算方式）。畜禽饲养量数据来源于历年《畜牧业统计年鉴》。碳排放量计算所需参数来源于IPCC［13-14］，其中沼气热值本文参照文献推荐值采用20 934 kJ/m3。
田素妍等：中国畜禽养殖业低碳清洁技术的EKC假说检验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7期1.2模型设定
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设定如下对数线性模型进行畜禽养殖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验证。
C=c+αlny+b(lny)2+μ（3）
式(3)中：C为人均畜禽养殖碳排放量，y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a、b、c为模型估计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根据公式（3）回归结果可以判断模型的几种可能的曲线关系：如果a＞0，b＜0，则为倒U型曲线关系；如果a＜0，b＞0，则为正U型曲线关系；如果a≠0，b＝0，则为直线关系。
根据公式（3）的回归结果可以计算出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EKC的转折点为：
y*=-a′2b（4）
1.3模型计量检验
本文采用stata10.0软件进行计量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
表1畜禽养殖碳排放回归结果
Tab.1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livestock carbon emissions
项目
Items东部
East area中部
一、制度创新对低碳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
制度创新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等制度的革新，是支配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规则的变更，是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变更，其直接结果是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使其不断创造新的知识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社会财富源源不断的涌现，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低碳经济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现行的制度环境不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因此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是优化发展低碳经济制度环境的核心。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正外部性。所谓外部性，就是指经济主体的所从事的各项经济活动会对其他经济主体的福利水平产生影响，但不为这种影响进行补偿或者得到补偿。发展低碳类型的经济主体，其经济活动对其他经济主体的福利水平产生正效应，即社会受益大于企业收益，企业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相反，高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破坏生态环境，导致社会成本高于企业成本，社会承担了治理环境的大部分成本，而企业对环境污染的补偿不足，这种负外部性的存在，无疑制约了更多的经济主体参与到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就必须解决其外部性问题。
从外部性的解决途径来看，要使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主体获得补偿，使产生负外部性的经济主体承担治理环境的责任，就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制度体系，营造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二、AHP分析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制度创新的路径
低碳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制度环境。但现行制度存在许多制约和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因素，本文将这些因素中，对低碳经济发展起到决定性影响的因素进行层次分析，通过对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的路径。
（一）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图1 影响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因素的层次结构模型
（二）构建判断矩阵
1.创新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制度的判断矩阵
评价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水平，主要从政府的宏观干预制度、产业发展政策、碳排放交易制度和相关的法律进行综合分析，利用AHP层次分析软件，对影响影响因素进行两两比较，以此判断甘肃省建设和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哪些因素对其影响是最主要的。
经过比较，低碳经济制度创新的判断矩阵λmax=5.2402，对应于λmax的正规化的特征向量为：
通过对低碳经济发展制度创新因素的分析，说明低碳经济发展最关键的是建立和完善碳排放交易制度。
2.决策层判断矩阵
3.一致性检验
前述计算的理想消费水平的最大特征值：λmax=5.1667，
查表知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从而可检验矩阵一致性：
理想消费水平的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4.层次总排序
经过对判断矩阵的比较，创新碳排放制度的权重为0.4315，为4项措施中权重最大。其他各项措施的权重排序如下：
路径 P1 P2 P3 P4
权重 0.1574 0.0833 0.4315 0.3278排序 3 4 1 2
计算结果表明，甘肃省发展低碳经济在制度创新上要先建立和完善碳排放交易制度，其次要积极创新产业政策；第三，政府部门加大对低碳经济的支持和帮助；最后建立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
三、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制度创新的路径
（一）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
碳排放交易制度是建立在科斯提出的排污权交易基础之上的。碳排放交易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交易的标的物，通过引入市场交易机制和制定污染企业的碳排放量，允许企业将未使用的碳排放配额转售与碳排放超出配额的企业，以减轻温室气体对环境的破坏。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甘肃，逐步建立碳排放制度可以减轻高耗能企业的负外部性，有效地敦促企业进行生产技术革新，调整企业的生产工艺，降低企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
（二）调整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对于碳排放的影响较为明显。甘肃省是西北老工业基地之一，“二三一”的产业结构现状使得甘肃省经济的发展和环境问题都不同程度出现了问题。因此，要实现低碳化的经济发展，调整甘肃省的产业政策，优化现有的产业结构是极为必要的。首先，对于省内“三高两低”的高污染企业，实行“关、转、并”，加大对现有高耗能企业的设备改造，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特别是要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有效降低高碳对环境的污染；其次，通过在省内投资建设一批低碳产业园区，以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作为投资目标，通过对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和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有效降低低碳排放，并对全省碳排放形成示范效应。
（三）建立完善的行政干预制度
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政府所应发挥的作用是协调和指导，通过税收、补贴等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干预全省生产企业的碳排放。首先，建立健全财政补贴制度，对于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企业或个人，进行必要的财政补贴，以保护生产者继续生产的积极性；第二，对于高耗能、高污染型的生产企业，要通过建立相应的税收制度，对其生产进行调控和指导；对于产生正外部性的低碳企业，政府可以在设备折旧、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给予企业优惠政策。
（四）健全碳排放的相关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对低碳经济发展与减少碳排放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低碳经济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法律法规不足以保障低碳经济的顺利进行，因此，应健全碳排放的相关法律制度，由城管、卫生、环保等部门协同制定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约束企业及个人的负外部性的经济行为，以减少碳排放量。
关键词：能源价格；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发展；碳排放量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182-03
一、引言
伴随着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生效、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的制定以及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究根溯源是人类活动特别是源于化石燃料使用导致的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环境组织已经联合各方力量呼吁世界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要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现在，中国在碳排放总量上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碳排放大国，虽然在《京都议定书》中没有对发展中国家规定具体的减排或限排任务，但是在2012年中国有可能被列入减排国家的行列，所以在节能减排方面中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借鉴国外的治理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市场上能源价格在调节碳排放量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对于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经济而言，能源的定价机制没有完全放开，市场对能源价格的反应不敏感，能源价格在碳排放量的调节方面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因此，本文以能源价格为突破口，运用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增长三个媒介，去探求能源价格波动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并基于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进而为从调控能源价格的角度推动中国碳排放的有效调节与经济的平稳发展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二、能源价格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旨在研究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碳排放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三个中间变量来建构能源价格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的指标主要有：（1）以能源价格为解释变量，选取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作为其衡量指标，记为P。（2）以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增长为中间变量，其中选取每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作为能源消费的衡量指标，记为TE；能源效率是指单位能源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记为GDP/TE；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记为GDP。（3）以碳排放量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作为其衡量指标，记为CO2。
因为中国的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从1989年开始采用统一的口径进行计算，所以本文研究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89―2009年（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年鉴》）。
2.实证检验与分析。结合供求理论和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能源价格的波动首先会作用在能源消费层面，能源价格的上升或下降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或刺激能源的消费需求，进而推动能耗大的企业通过加快研发步伐、优化能源结构等方式提高能源效率，实现能源利用率的最大化和经济利润的稳步提升，从而在稳定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谋求环境效益与企业效益的最大化，最终实现在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科学地调节和控制碳排放量的目标。本文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构建如下模型：
LnCO2=C+LnP+Ln（P・TE）+Ln（P・GDP/TE）+Ln（P・GDP）
直接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下页表1）：
直接效应模型中，能源价格、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增长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能源消费、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正相关，能源价格、能源效率与碳排放量负相关。这说明能源消费的降低有助于碳排放量的减少、经济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碳排放的增加，而能源价格的下降、能源效率的提升则能使碳排放量的减少。从效力来看，能源消费与能源效率对碳排放量的作用相对较大，效力分别为0.1458和0.1279，能源价格与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弱，特别是能源价格的效力仅为0.0337，这说明在中国的碳排放量调控中，能源价格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真正的发挥，同时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能源价格不能够直接作用于碳排放量，它需要借助其他途径来对碳排放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将能源价格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过程进行分析。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采用了岭回归的方法，并将岭回归和逐步回归集成运用。具体的综合模型运行效果（见表2）：
总的来说，能源价格的上升会使得碳排放量减少，当逐步引入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发展变量时，能源价格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程度会因引入变量与碳排放量的相关性不同而产生变化。本文将从能源价格单独作用和能源价格与其他变量联合作用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能源价格单独作用：单独考虑能源价格与碳排放量的关系，当能源价格每上升1个标准单位，则碳排放量会相应的降低0.2372个标准单位，这符合能源价格与碳排放量负相关的基本推理。
能源价格与其他变量联合作用：当引入的变量与碳排放量之间负相关时，则会促进能源价格发挥调节作用，反之则会抑制能源价格对碳排放量的调节作用。两个变量联合作用时，能源效率与碳排放之间负相关，所以当能源价格与能源效率共同作用时，每当二者同时增加1个标准单位，则碳排放量会减少0.2412个标准单位，比能源价格单独作用的调节作用要强；而能源消费、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正相关，所以当二者分别与能源价格联合作用调节碳排放量时，调节的效力分别为0.2172和0.2258，相对于能源价格单独作用而言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降低。三个变量联合作用时，因为能源效率与碳排放量之间负相关，所以在能源价格与能源消费或者能源价格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引入能源效率概念时，当三个变量同时增加1个标准单位时，碳排放量会减少0.2287或0.2342个标准单位，能源价格的调节效力会增强；但是在能源价格和能源消费的基础上引入与碳排放量存在正相关经济发展变量时，能源价格的调节效力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四个变量联合作用，当能源价格、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共同作用时，能源价格的条件效力最大，当四个变量同时增加1个标准单位时，碳排放量会减少0.2518个标准单位。
综上，无论是能源价格变量单独作用还是与其他变量联合作用，能源价格都会对碳排放量产生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调节程度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引入变量与碳排放量之间的相关性。当负相关时，会促进能源价格对碳排放量的调节；当正相关时，会削弱能源价格对碳排放量的调节作用。所以恰当地把握能源价格、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科学地发挥能源价格对碳排放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帮助。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及灰色关联和岭回归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无论是能源价格变量单独作用还是与其他变量联合作用，能源价格都会对碳排放量产生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调节程度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引入变量与碳排放量之间的相关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意见：
1.建立合理透明的价格机制，推动能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首先，全面理顺能源价格结构，在与国际能源价格接轨和中国能源消费者的实际承受能力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能源定价机制；其次，按照供应成本定价，将环境治理成本和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列入能源产品的定价；再次，按照需要进行补贴，将环比年补贴与交叉补贴从能源价格中剥离出来，并通过区别补贴来提高补贴的有效性；对垄断的能源企业进行比较有效地监督，逐步降低垄断行业对能源定价的操纵；最后，完善能源价格建立与改革的配套措施，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基础上推动能源价格的改革。总之，通过合理的定价与市场化的改革，实现能源价格在供求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下进行科学地波动，从而使其对碳排放量的调节作用得到有效地发挥。
2.促进能源技术发展，全面提升能源效率，推动节能减排步伐的加快。首先，加强能源科技的投入，大力推广各种先进的、有经济效用的高效产能技术，全面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推动能源效率的提升；其次，平衡能源的区域差异，充分挖掘各个地区的能源优势与发展潜力，在统筹全国能源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区域的能源产业的全面发展；最后，加强与国际的交流与国内东西部地区的交流，推动先进的管理经验与节能办法的运用，逐步降低能耗，科学有效地推动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与产品的更新换代。总之，通过以上措施，实现能耗的降低与能源效率的提高，进而利用其与碳排放量的相关性，推动能源价格更好地发挥对碳排放量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Nachane.The Empirical Renaissance in Industrial Economics[D].New York:Basil Black-well，2006.
[2]Michael Tucker.Oil supplies，industrial output and prices:a simple general equilibrium macro analysis[M].mimeo，University of Essex and Columbia University，2008.
[3]Friediy and Gctzney.An Application to Computerization Return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9，(6):105-127.
[4]孙稳存.能源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2009，(10):56-59.
[5]杨洋，王非，李国平.能源价格、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与中国能源强度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1):15-21.
[6]贾亮，王礼力.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参考，2010，(3):17-23.
[7]韩智勇，魏一鸣.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与因果关系分析[J].系统工程，2010，(4):45-52.
[8]罗芳，刘继伟.中国能源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估及对策研究[J].财经论丛，2010，(7):35-41.
Energy Price and Our Country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ZHU Jing-ran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Management College，Xuzhou221116，China）
经济、能源和碳排放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能源消费，能源消费又必然带来一定的碳排放，减排目标会约束能源消费水平，能源消费水平又制约经济发展。我国对2011～2020年期间的经济发展和碳排放量都制定了详细的发展目标，并写入了长期发展规划。而要实现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碳减排目标，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三者的内在关系，从而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
中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如何，经济发展和减排目标能否实现，又应该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呢?本文将系统、定量研究中国能源、经济和碳排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准确理解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制定科学碳减排目标及政策提供参考和数据支持，促进经济、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文献综述
能源、经济和环境(3E)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环境状况的代表是碳排放情况，该问题的研究方法及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环境波特假说认为，节能减排能使环境质量和生产效率同时得到提高，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都能得到满足。Mohr(2002)基于离散技术变化中的“干中学”一般均衡框架推导支持了波特假说的结论，该模型显示，由于内生技术的改变使得波特假说具有存在的可能；Cerin(2006)的研究也支持了波特假说，该学者基于科斯的产权交易成本理论发现了双赢的私人动机，但这种动机的产生需要公共支持。另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如果这样的双赢机会存在，就不需要政府额外对节能减排施加成本了。如Feichtinger等(2005)的研究认为，在考虑非线性效应和学习效应的情况下拒绝波特假说；陈文颖等(2004)设计了六种二氧化碳减排情景，应用 MARKAL-MACRO模型进行模拟分析，定量描述了各种减排情景下对GDP影响的时间模式；陈诗一(2009)设计了一个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动态行为分析模型，对中国工业2009～2049年期间节能减排的损失和收益进行模拟分析，预测结果支持了环境治理可导致环境和经济双赢发展的环境波特假说。
2、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实证工作，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共识，分歧与争议依然存在。Kraft， J & Kraft，A.(1978)利用美国1947～1974年的数据，发现存在从GNP到能源消费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Akarca & Long(1980)研究认为，如果把时间间隔改为2年，Kraft-Kraft的研究结论就值得怀疑。其他学者也利用不同的时间间隔和不同的研究方法证实或反驳了Kraft-Kraft的研究结论。同时，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不同的时间间隔所得到的结论也不相同。Ugur & Ramazan(2003)通过对16个国家能源消费与GDP因果关系的研究发现，在这些国家中，两个时间序列值是不平稳的，但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其中有七个国家变量之间存在平稳线性协整关系；汪旭晖、刘勇(2007)利用1978～2005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和GDP数据研究发现，我国能源消费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马超群等(2004)利用我国1954～2003年的GDP和能源消费数据研究发现，GDP分别于能源总消费、煤炭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 GDP与石油、天然气和水电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杨文培(2005)探讨了能源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认为二者互为动因。
目前对环境波特假说进行检验的文献较多，但尚未有一致性的结论，这与不同学者采用的分析数据、研究对象的治理体制、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关，但缺乏一个公认的、合理的分析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联系的理论框架是其根本原因。同时，大多学者注重于研究能源、经济和环境中的某一种关系，对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程度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
本文研究的思路结构为：(1)以能源消费为中介，构建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关系分析的理论框架；(2)基于构建的固定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投入和GDP关系的生产函数模型，对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测算和分析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和贡献率；(3)根据经济增长目标对能源消费量进行预测，由能源消费量推算碳排放量，估算我国减排目标的实现程度；(4)根据要素贡献率模型，分别测算有无减排目标约束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此，在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下，实证测量中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内在关系及相互影响程度，为我国制定经济发展目标、碳减排目标和能源发展战略提供定量支持。
二、研究设计
1、理论框架
(1)基于Nerlove(1963)改进的C-D生产函数模型，本文构建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等综合要素、固定资本、人力资本和能源投入与GDP产出关系的测度模型，表示为：
对式(1)两边取自然对数变为线性形式，可以得到各要素产出弹性的估计回归模型，表示如下：
根据以上模型，对我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能源消费、固定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贡献率进行测算和分析。
(2)以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基础，根据经济增长目标预测我国2010～2020年期间的能源需求量，并由能源需求量估算碳排放量。碳排放量的测算公式表示为：
=含碳能源消费量×碳折算系数×气化系数
(4)
其中，含碳能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碳折算系数采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制定的系数，为0.67；碳气化系数指碳完全氧化成为二氧化碳之后与之前的质量之比，比值标准量为3.67。
(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测量我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程度，并估算碳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由此，系统、定量研究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 碳排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促进能源、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2、变量与数据说明
根据本文设计的理论框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对我国1991～2010年期间共20年的投入产出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1992～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模型中的变量及数据计算方法说明如下：
(1)总产值。用以1991年为基期的实际生产总值表示，单位为亿元人民币。
(2)固定资本存量。本文采用Goldsmith(1951)开创的“永续盘存法”来估算每年的实际固定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
(3)人力资本。现有文献中大部分学者采用历年就业人数表示人力资本的投入，但该数据不能反映劳动者素质差别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参照林伯强(2003)、徐国泉等(2007)学者的研究，采用“受教育年限法”来估算1991～2010年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单位为：万人·年。
(4)能源投入。能源投入采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91～2011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数据中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化石能源部分(本文所指能源消费均为化石能源部分)，单位为“吨标准煤”。
样本变量数据特征如表1所示。
三、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来验证1991～2010年期间我国能源消费量和GDP是否为平稳序列。为降低异方差的影响，分别对GDP和能源投入量取对数，结果分别表示为LNGDP和LNE。应用 Eviews6.0软件对LNGDP和LNE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滞后项的选择以AIC(Akaike inib criterion)和 SC(Schwarz criterion)最小化为准则。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LNGDP和LNE的ADF绝对值大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为非平稳序列；在 LNGDP和LNE的一阶差分下，ADF绝对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LNGDP和LNE的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中国GDP和能源消费两个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一步地进行协整分析。
2、协整分析
从对变量LNGDP和LNE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来看，二者之间为同阶单整的平稳时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E-G(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对LNGDP和LNE进行协整检验，检验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协整回归，利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 LNGDP和LNE之间的回归方程，并计算非均衡误差。方程回归结果为：
从方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t检验通过，各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式(6)表明，GDP变化率每增加1％，能源消费变化率将增加1.4787％，GDP的增长需要更多的能源投入。
计算残差：
第二步，检验的单整性，即残差是否为平稳序列。仍采用ADF方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存在LNGDP和LNE的平稳线性组合，表明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及贡献率估算
利用SPSS16.0软件调入计算整理后的投入产出指标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式(3)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回归的指标参数可以看出，调整后的方程拟合优度接近于1，说明方程拟合较好，方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强。各参数都通过了t检验，显著性水平较高，均在0.01以下。D-W值说明，自变量之问不存在自相关关系。因此，1991～2010年间中国GDP及相关投入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该模型表示。
表4给出了标准化和非标准化后的模型回归系数。将相应的回归后的标准化系数代入式(1)中，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在该模型中，中国固定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414，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159，能源消费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449，表示固定资本投入每增长1％，GDP将增长0.414％；人力资本投入每增长1％，GDP将增长0.159％；能源消费量每增长1％，GDP将增长0.449％。产出弹性系数之和为1.022，大于1，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规模效应。从总体上来讲，能源消费的产出弹性系数最大，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投入的依赖。
利用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根据式(2)可以得到各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和贡献率。计算结果表明，1991～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中，GDP平均增长率为10.53％，其中，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等综合要素贡献份额为4.90％，占46.38％；能源消费贡献份额为3.02％，占28.37％；固定资本贡献份额为2.22％，占21.34％；人力资本贡献份额为0.39％，占3.91％。在三个投入要素中，能源消费的贡献率和贡献份额最大。
从投入量方面来看，我国能源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为6.74％，固定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5.36％，人力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2.46％。三要素的投入增长率大小排序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致。结果表明，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如果控制碳排放量，减少能源投入，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在制定减排目标中，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制定合理的减排目标，也需要提高能源效率，尽可能以较少的能源消耗推动经济的均衡发展。
四、碳排放预测与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算
1、碳排放量预测与减排目标比较
根据本文设计的理论框架，对我国2011～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预测。
(1)能源需求量预测。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我国GDP在2011～2020年期问需要保持年均7.2％的增长目标。根据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回归方程，可以预测2011～2020年期间我国能源消费需求量。
(2)碳排放量预测。根据式(4)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预测结果如表5所示：
从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预测结果来看，以1991年 GDP可比价格测算，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量2015年比2010年降低18.35％，2020年将比2005年降低36.03％，单位能耗2015年将比2010年降低18.36％。
中国政府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承诺，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50％，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规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从预测结果来看，我国的能源效率有了较大提高，可以基本实现制定的单位GDP能耗目标，但距离实现碳减排目标还有一定难度，我国的碳减排任务还任重道远，亟待从能源消费结构、科技投入、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支 持和市场调节等方面加大力度，走低碳发展之路。
2、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算
假设我国能源消费在2011～2020年期间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系数与1991～2010年期间相同，为0.449，利用碳排放预测数据分别计算有无减排目标约束下我国2011～2020年期间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无减排目标约束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估算。根据对我国2010～2020年能源消费需求量的预测数据，我国2011～2020年期间能源消费量平均增长率为4.81％，经济增长率仍按十六大提出的目标计算，为7.2％。则在无减排约束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减排目标约束下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估算。根据我国政府承诺的减排约束目标，取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5％这一中间值，根据碳排放的计算公式式(4)，可以推算我国2010～2020年期间能源消费量平均增长率为3.41％。经济增长率仍按十六大提出的目标计算，为7.2％。则在减排目标约束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从以上估算可以看出，在减排目标约束下，2011～2020年期间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无减排目标约束减少了8.74％。估算结果说明，实现减排目标短期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制定减排目标的同时，需要考虑碳减排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和影响程度，考虑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兼顾经济发展。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减排的双赢目标，需要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变能源结构等方面进行努力。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991～2010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我国2011～2020年的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的预测和对减排目标约束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估算，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均衡关系。通过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具有协整关系，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回归方程来看，GDP每变动1％，能源消费将变动1.4787％，能源投入的变化率大于GDP的变化率。协整回归方程从定量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两者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参照系，要维持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能源投入，因此，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时，要充分考虑能源的供给能力，统筹兼顾二者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第二，能源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能源消费、固定资本、人力资本三个投入要素中，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贡献份额及贡献率最大，分别为0.449％、3.02％和28.37％。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这与我国通过高投入、高消耗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有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贡献份额和贡献率最少，分别为0.159％、0.39％、3.91％，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明确了经济增长对各投入要素的依赖程度，可以为我们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及增长目标提供科学的依据。研究结果启示我们，要增加教育投入，把经济增长从依赖能源消费转移到依靠人力资本上来，从而改变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依靠能源推动的局面，减轻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的压力，这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第三，我国实现减排目标面临巨大压力。对我国2011～2020年期间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显示，2020年的单位GDP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降低36.04％，2015年的单位GDP能耗将比2010年降低18.36％。预测结果表明，我国的碳排放量距离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承诺的最低碳减排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2015年的单位GDP能耗可以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从减排目标来看，我国还需要从大力调整能源供应结构、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等方面入手，减少能源消耗，从而减少碳排放，实现减排目标。
【摘要】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 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本文基于低碳经济视角下，梳理分析能源与经济的关系，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 低碳；能源；经济
当今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气候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应对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世界各国期望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再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这些国际协议或者公约证明了人类已经认识到了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并期望通过国际合作积极寻找应对气候变化的良方，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京都议定书》为通过国际合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开了一个好头，但是美国以承担减排义务影响本国经济发展为由而拒签，使得《京都议定书》遭受严重的挫折，国际谈判在解决国际气问题上举步维艰。在此背景下，英国于2003年提出了低碳经济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立即成为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热点名词，由此引发了对低碳经济研究的热潮。世界各国都开始纷纷探寻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对于低碳经济的含义，迄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目前低碳经济被广泛引用的定义是英国环境专家鲁宾斯德的阐述，“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创新，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朝高能效、低能耗和低排放的模式转型”。
Yoichi Kaya教授在IPCC的一次研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Kaya恒等式，通过一种简单的数学公式将人口、经济、能源消费等因子与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联系起来，具体表述如下二氧化碳排放量二人口x人均GDP x单位GDP能源消耗量x单位能耗排放量Davis等分析了美国1996―2000年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原因，认为能源结构调整不是主要原因，天气变化才是主要原因。Greening等采用Divisia Index De Composition的方法对10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家的生产部门、货物运输、居民们终端服务部门、私人交通的碳排放强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生产部门能源强度下降是其 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能源价格等一些因素也会对碳排放强度有很大的影响；货物运输部门碳排放强度的增长主要是受交通模式向碳密集型模式转变的影响，燃料价格及对购买交通工具征税等措施都不能有效的减少能源消费；居民终端服务部门的终端能源消费结构、发电的燃料构成、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是终端用能方式对其下降却是起了相反的作用；私人交通部门能源强度的下降对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影响较大，但是未来仅仅依靠降低能源强度的政策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可能还是不够的。
徐玉高等分析我国1970―1994年间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经济增长是我国20多年来碳排放量迅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仅此一项引起的碳排放量的变化量占总量的94%以上。采用相关分析方法对我国1998―2000年GDP与碳排放数据进行拟合，得出1998―2000年间我国碳排放量的变化和GDP的增长显著相关的结论。张雷研究了国家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多元化发展导致国家能源消费需求增长减缓，而能源消消费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则导致国家碳排放水平下降，两者结构多元化的演进最终促使国家发展完成从高碳燃料为主系向低碳为主的转变。因此，要研究我国未来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需要从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角度出发，深入地分析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金继红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韩国的经济结构变化与碳排放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韩国在1980年代后期的内需主导型模式带来了环境负荷的减少；1990年代前期的出口主导型发展模式带来了环境负荷的增加的结论。徐国泉等通过建立我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5―2004年各因素对我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是拉动我国人均碳排放的增长的主要因素，而能源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改善对抑制我国人均碳排放的作用较低。胡初枝等采用平均分配余量的分解方法，构建我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1995―2005年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对碳排放变动具有增量效应，是推动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由于不同产业之间碳排放差异越来越大，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具有一定的减量效应，但抑制作用不明显，产业结构有待优化；技术效应波动性较大，总体上具有正的效应，从减少排放角度来看，现行技术降低碳排放并未发挥优势。
上述研究大多是低碳经济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分析，能切实的反映出低碳经济理论的发展状况。依靠能源的巨大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能源消费不仅强力的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也为其他的产业提供了必要的原材料。
关键词：脱钩理论；脱钩弹性指数；相对脱钩；绝对脱钩；复钩；经济增长；碳排放；低碳发展；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F062.2；F1275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4009107
一、引言
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的严峻形势下，党的“十”提出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在此背景下，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的深入研究就不仅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学术界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下的排碳总量增加、能源消费结构差异下的碳排放以及区域经济增长背景下碳排放差异的解释等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有协整分析、EKC曲线分析、投入产出分析以及结构分解法，更多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静态相关性，而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耦合动态变化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因此应用脱钩理论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就显得极为必要。
脱钩理论研究的是关联变量间从同步耦合到非同步破裂（变量间的阻断关系）的过程。Samouilids和Mitropoulos（1984）在研究希腊的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潜在阐述了经济增长对能源的脱钩情况，认为希腊的工业经济发展可以摆脱能源依赖，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改变能源束缚。Grossman和 Kruerger（1991）提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倒U曲线可以看作是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脱钩，而且拐点后的经济增长是动态有效的。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OECD（2002）正式提出了脱钩理论，认为除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内在影响外，还存在政策、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众多外部影响因素，解释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脱钩需要考虑到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政策效应等多方面因素。Tapio（2005）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对经济数据选择的时间弹性，进而引入中间变量，以芬兰交通运输业为例来计算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开启了相对系统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分析。
程会强，陈豹：基于脱钩理论的安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动态分析
国内对经济脱钩理论的研究相对较晚，并且在很多计算标准上也尚不统一。张忠祥（2000）运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最早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碳排放脱钩情况，认为中国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燃烧，其中90%以上的碳排放来源于原煤和原油；对于我国GDP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具体呈现怎样的脱钩，赵一平等（2006）做了一定的尝试研究；在Tapio脱钩指标的运用上，庄贵阳（2007）在探讨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中国的低碳发展之路中做了较好的诠释；还有不少学者认为无论是基于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我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都还处于弱脱钩阶段，与强脱钩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李忠民 等，2011；彭佳雯 等，2011）。
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研究仍处于理论阶段，实证和动态分析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尝试以安徽省为例，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运用脱钩理论分析安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动态脱钩演进。
二、分析方法与数据来源
1.脱钩指标
脱钩理论可以通过经济变量和环境变量等相关数据来表征变量间的阻断关系。脱钩指标是数据分析的关键，是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反应的框架来设计的。目前脱钩指标的构建存在两种模式：一是OECD最初构建的脱钩指标模式，可以简单表述为碳排放的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比较，若二者的增长速度均为正且经济增长速度快于碳排放的增长时为相对脱钩；若经济增长为正而碳排放增长为负时为绝对脱钩，相对脱钩是绝对脱钩的前提。二是Tapio在OECD的基础上加以完善的指标构建模式。Tapio引入中间变量和脱钩弹性，考虑因素之间的动态灵敏度，并且根据弹性值划分为三大类八小类脱钩状态，对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关系的判定更为精确。本文在综合二者适用性的基础上，提出指标体系和分析框架。
脱钩弹性指数：
式中，T为脱钩弹性指数，C为碳排放量，E为终端能源消耗，GDP为经济总量，ΔC/C、ΔE/E、ΔGDP/GDP分别为碳排放改变率、终端能源消耗改变率和经济增长改变率。
脱钩弹性T引入中间变量终端能源消耗，动态反映了碳排放、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两两之间的关系，通过数据变量关系拟合数据间的匹配函数，进而反映经济增长的小规模变动引起碳排放的改变量。表1中，碳排放代表环境压力，GDP水平代表经济增长，正负号表示对应项数据增长率与零的比较，弹性脱钩指数T有三个临界值0、0.8和1.2，依次把脱钩状态划分为八种类型。
2.碳排放指标
对碳排放的测度，选取原煤、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柴油、煤油和天然气八种终端能源代表安徽省主要能源消耗水平，通过终端能源的消耗量来计算能源的碳排放额度。安徽省经济增长对终端能源的依赖性较大且能源的排碳系数较高，因而具有代表性。
能源碳排放C=8i=1αi×βi×γi
式中，αi为第i种能源的消耗量；βi为第i种能源的标准煤折算系数；γ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i=1，2…8，分别表示从原煤到天然气八种能源。碳排放的总量采用西格玛求和加总的方法；能源折标系数和碳排放系数分别取自于GB/T 2589―2008和IPCC（2006），如表2所示：
表2能源折标系数和碳排系数
能源种类原煤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柴油煤油天然气
折标系数/104tce/104t0.714 30.9711.4291.4291.4711.4751.4711.330
碳排系数/104t/104tce0.755 90.8550.5860.6190.5540.5920.5710.448
资料来源：能源折标系数来源于《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能源碳排系数来源于IPCC（2008）。
3.数据来源
1990―2010年的安徽经济数据全部取自于1991―2011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011年《国家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年安徽国内生产总值、产业增加值、能源消耗量根据2011年《安徽省国民经济统计公报》计算而得。安徽省GDP水平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以剔除价格因素对GDP的影响。
三、安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动态脱钩分析
1.总量分析
根据上文方法和引用的相关系数计算安徽省1990―2011年能源消耗的碳排放水平，如图1所示：
总体上看，1990―2011年安徽碳排放总量是波动上升的，且明显表现出三个大的波动周期：第一阶段是1990―1996年，年碳排放总量从2 566.5万吨上升到3 694万吨，年碳排放增长率6%；1997年较1996年碳排放量出现小幅下降；第二阶段1997―2003年，年碳排放总量从3 592万吨上升到5 090万吨，年碳排放增长率6%；第三阶段是2004―2011年，年碳排放总量从5 284.8万吨上升到9 635.3万吨，年碳排放增长率高达9.6%，较前两期的年均增长率高出3.6个百分点。尤其是从2004―2009年，安徽碳排放总量的环比增长逐年上升，其中2007―2009年的增长最快，2008年较2007年的增长达到14%，2010年较2009年增长平缓为5%，随后2011年环比增长又出现反弹性上升为9.6%。总体上看，未来安徽碳排放的增长趋势强劲。
2.脱钩分析
根据前文脱钩理论和碳排放的计算方法，计算1990―2011年安徽省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进而得出脱钩弹性指数，并对安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脱钩状态做出判断，如表3、表4所示。
从总体上看（表3），1990―2011年安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脱钩只出现了三种情况：相对脱钩、绝对脱钩和相对复钩，其中有14年处于相对脱钩阶段，绝对脱钩4年，相对复钩4年。安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脱钩是动态改变的，说明碳排放总量增长的不确定影响因素很多。依据脱钩弹性指数和脱钩状态，可以将安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脱钩的波动周期划分为三个，如表4所示，分别为1990―1996年、1997―2003年和2004―2011，三个阶段的碳排放总量呈现出明显的动态上升趋势。但同时，4年相对复钩阶段均出现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8和2009年两年都出现了相对复钩，尽管2010年有所缓和但是2011年又出现了快速上升的势头，说明安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存在复钩的趋势。
图2表征了脱钩弹性指数动态上升背后的脱钩状态的改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三个波动区间的存在。对于为何三个阶段内会出现脱钩的动态改变，图3给出了很好的解释。观察图3不难发现，安徽实际GDP的变化率和碳强度的变化率的改变曲线是近乎对称的。
第一阶段1990―1996年，安徽实际GDP变化率先增后减，碳强度先减后增。当实际GDP增幅减缓的同时碳强度出现上升的趋势，意味着经济增长趋缓的同时碳排放总量是上升的，脱钩状态存在复钩的趋势。第二阶段1997―2003年，安徽实际GDP增长平缓，而碳强度却表现为小波上升的态势，尤其在2000年和2003年碳强度增幅较大，很好地解释了2000年和2003年安徽出现了相对复钩的状态。第三阶段可以再细分为两个时间段，分别为2004―2009年和2010―2011年。其中2004―2009年安徽实际GDP增长较快，且碳强度的增长快于实际GDP的增长，尤其是2008年和2009年，安徽经济增长平稳但是碳强度增幅明显，直接导致了2008年和2009年安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相对复钩的出现。2010年安徽经济出现小幅增长而同时碳强度却出现了大幅下降，所以2010年安徽经济增长的碳排放出现相对脱钩状态不难理解；随后2011年安徽实际GDP增长继续上升，但同时碳强度的增长劲头也继续跟上且增幅更大，所以安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存在相对复钩的趋势。
从单位GDP能耗的动态变化来看，图4显示了1991―2011年安徽单位GDP能耗动态变化的规律性，三个阶段的单位GDP能耗变化大体上呈现出“M+W”的走势，进一步对三阶段内安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脱钩变动做出解释。1994―1996年、2002―2003年、2007―2009年安徽单位GDP能耗的变化率均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1999―2001年安徽单位GDP能耗出现绝对量的增长，说明能源消耗的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更快，进而说明了能源碳排放的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也更快，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动态脱钩存在复钩的可能。
图2显示安徽经济增长的碳排放脱钩弹性指数呈动态上升的趋势；同时图5显示人均碳排放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且后期增长趋势更为强劲。碳排放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人均GDP和人均碳排放拟合曲线处于EKC曲线的上升阶段，表明安徽经济增长的环境压力存在恶化的可能。
四、结论和建议
根据1990―2011年安徽省经济数据，计算安徽的GDP、碳排放、能源消耗，无论是从总量分析还是动态脱钩分析，我们都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安徽碳排放总量是动态增长的；第二，安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脱钩存在复钩的趋势；第三，安徽脱钩状态的动态改变存在明显的三个波动周期。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调整意味着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可以减少能源消耗的碳排放。2011年安徽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为1∶4∶2，第二产业中工业和建筑业的比重为6∶1，偏重工业化发展，而这正是安徽高能源消耗、高碳排放的根源。因此，安徽省可以考虑适当限制高耗能工业的发展（如低端有色加工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高耗能工业的废料回炉和减少三废排放，如脱硫脱氮和去碳技术的应用；同时发挥安徽的农业优势，发展绿色农业和低碳农业，形成农业产业化链条，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另外第三产业的做大做强也应该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常态。
2.审慎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带来的输入型高能耗、高碳排放是安徽省外商投资和皖江城市带开发所必须加以警惕的。产业转移的经济博弈和政治博弈性质决定了沿海转移出来的只会是重工业高污染型企业，因此，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对安徽经济的发展喜忧参半国务院在2010年1月12日正式批复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是安徽省第一个国家战略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引进的企业当中不乏一些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工型企业，对环境的破坏性较大，但同时也对地域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可解决就业，带动本土经济增长。所以说，对于输入型的产业转移需要审慎面对。从目前安徽承接的产业转移项目来看，以皖江城市带为例，该区域集中了安徽省80%的汽车企业、83%的钢铁企业、71%的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企业和92%的家电企业，而这些大部分是输入型企业，能耗高，环境污染严重，尽管短期内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长期的环境资源损耗不能忽略。如钢铁厂的污水排放、有色加工的废气排放、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等都必须加以考虑。因而政府在审核产业转移项目时应该有长远的经济眼光，审慎产业转移。
3.开发推广清洁能源
目前，以原煤为代表的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主要能源都呈现高碳排放的趋势，清洁能源和替代能源的使用较少，能源消费结构不能适应低碳发展的要求。2011年安徽省原煤消耗占2011年总能耗的78.6%，天然气消耗仅占0.2%，同时由于技术上和操作层面的困难，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仍未得到有效推广。因此，安徽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如秸秆生物质能、沼气等。沼气工程可以选择大中型和中小型两种，大中型适合规模养殖场、重型污染企业和污水处理厂，中小型则适合农村集体发电。
4.加大环保治理投入
环保治理投入关键在于政府的环保决心，同时也受到地方财力的影响。2008年安徽环保治理投入仅占GDP的1.3%，2009―2010年甚至低于1%。根据国际惯例，环保治理投入的基本标准为GDP水平的1%～2%，5%为环境污染可以完全控制的界值，8%～10%为环境良性循环的上限区间。可见，安徽环保治理的投入相对较低，而企业又并没有进行环保治理的内在动力。因此，政府需要明确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和长远性，完善环保机制，设立专项环保资金，扩大环境保护投融资，建立责任人机制和监督机制。同时，要根据区域产业的发展特征，建设生态工业园，提高企业间的资源循环利用率和园区的资源化率。
5.增加森林碳汇
增加森林碳汇是减少碳排放的重要举措，科学造林、合理营林及可持续更新技术，可以提高森林的碳吸收量。安徽是林业大省，属于全国南方集体林区，应充分发挥林业资源碳汇优势，培育高效碳汇林，适当增加森林密度。目前安徽省森林面积为360.0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26.06%，森林蓄积量为13 755.41万平方米，年森林碳汇总量119.7万吨，根据2011年安徽省碳排放9 635万吨计算，可以吸收全省碳排放总量的1.2%。2012年安徽省又确定了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建设，计划到2016年新增森林面积1 000万亩，森林覆盖率将达到33%，届时可以吸收碳总量122万吨。
总之，通过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动态分析，判别其脱钩、复钩状态，可以为区域经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李忠民，陈向涛，姚宇.2011.基于弹性脱钩的中国减排目标缺口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1（1）：5763.
彭佳雯，黄贤金，钟太洋，赵泰.2011.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的脱钩研究[J].资源科学，33（4）：626633.
1．“范式”理论与经济学范式
最早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以范式概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的动态结构的理论。库恩对“范式”的理解有3种:一是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7］二是“一定时期内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8］三是指“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以及仪器设备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9］库恩(2003)认为，规则、属性这些东西都是事后的，范式具有在先性。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十分必要和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而它的形成须要仰赖于“范式”。因此，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从学科建立的角度看，范式是“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10］在经济学领域，“库恩的范式理论得到经济学者的高度重视，范式理论被用来解释、评价重要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11］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范式。钱颖一提出，现代经济学“由3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12］“视角”是经济学中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标尺，包括一系列公认的理论和公式等，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等，都被经济学家用作分析经济问题时的基准点;经济学还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即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其作用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萨缪尔森的重叠代模型、所有权－控制权模型、非对称信息模型等。由此可见，“视角”———基本假定、“参照系”———理论术语体系以及“分析工具”，这三部分是构成现代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基本要素。如今，经济学家们正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认识和揭示各种经济行为和现象。
2．低碳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
根据经济学范式的要求，笔者认为，低碳经济学是基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有限这一基本假定，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配置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经济学下面的一门学科分支。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配置”(Allo-cation)不是“配额”(Quota)，前者是研究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如何配置的整个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综合性事件，后者强调的结果，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这里所指的温室气体除了通常所了解的CO2、CH4、N20等气体，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还包括已经发现并证明的CO2、CH4、N20、HFCS、PF-CS、SF6等30余种气体，主要来源于经济社会中的5个方面:能源行业、工业工程和产品用途、农业、林地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其他领域和途径等，低碳经济学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5个方面展开。(1)低碳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低碳经济学承认经济学范式中的“理性人”和“资源稀缺”假设，在学科本质上归属于经济学。同时，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温室效应对人类产生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理性人”、“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共同构成了低碳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下一门学科分支的假定前提。低碳经济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对脱钩，解决这一问题主要靠经济手段，即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高排放之间的矛盾。所以，经济系统是低碳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持续和高效的经济系统，以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2)低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低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即一切与温室效应有关的人类经济活动都是低碳经济的研究对象，低碳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找到并运用其中的规律。在现实中，通过对大量低碳经济现象的观察，可以将其从4个维度抽象概括，即低碳经济成分、形态、模式以及秩序。低碳经济成分，凡是与低碳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低碳经济成分，它是低碳经济中的最小元素，也是构成低碳经济的基本单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种低碳经济行为，如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增加可再生资源利用率、植树造林等具体行为都是低碳经济的一种成分。低碳经济形态，是指低碳经济各种成分的总和，是各种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潘家华、庄贵阳［14］、付加锋［15］等学者的研究，就是从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出发，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经济形态，并分析其具有的特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指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最终形成的结果，它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子，包括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思路、分配方式等。低碳经济秩序，代表着国际社会一种新的规则的形成，温室气体问题导致气候成本与收益在不同群体和个体之间的重新分配。秩序是低碳经济内在运营的要求，这一秩序的形成不仅将重塑全球产业结构的形态和布局，而且将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3)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配置问题，即通过对温室气体(目前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配置，实现经济高增长和低排放的目标。基于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配置，国际社会形成了以下共识:低碳经济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提高高度兼容，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自然系统最大可排放温室气体这个客观尺度的刚性约束下展开。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遏制全球气候暖化是世界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通过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合理配置，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维持生物圈的碳平衡，实现以碳生产力为核心的碳中性经济，即经济发展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与通过人为措施吸收的温室气体实现动态均衡。低碳经济要求人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之上的低碳经济社会。(4)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主要来自于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目前，已经提出的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市场失灵理论、产权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16］经济周期理论、［17］生态足迹理论、“脱钩”理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城市矿山”理论［18］等;研究方法上包括情景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方法、简均分解法(SampleAverageDivision，SAD)、自适应权重分解法(AdaptiveWeightingDivsion—AWD)、Topio脱钩指标、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ogarithmicMeanWeightDivisionIndexMethod，LMDI)、Kaya恒等式、数据包络分析(DEA)技术、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IPAT方程理论等;模型分析工具则形成了以能源所开发的IPAC系统为核心的能源经济模型(IPAC－SGM)，排放模型(IPAC－emission)，能源技术模型(IPAC－AIM)，中国科学院引入的经济分析和预测模型REMIPolicyInsight，以及CGE模型、MARKAL－MACRO模型，STIRPAT模型等等。随着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将进一步发展并完善。
3．低碳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
作为经济学范式下的一个新兴理论分支，低碳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4门学科都是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对经济行为与自然关系不断反思过程的背景下形成的，通过设定理性人选择、资源稀缺两大假设，研究人和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不同之处来看，环境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同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的科学;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能源经济学是研究能源开发利用的经济规律以及能源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科学;低碳经济则是近10年出现的概念，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低碳经济学是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交叉学科。同时，低碳经济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其他3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环境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产权交易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生态经济学的生态价值、生态均衡理论等，能源经济学中的能源替代与转换、能源利用技术等。低碳经济学与其他3门学科在基本假定、研究对象、研究方向上有本质不同，具体区别见表1。
二、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目标和重点任务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低碳经济”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之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技术领先并掌握了一定主导权。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中国:能源结构上，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60%以上，这一局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根本转变，在降低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上中国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困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呈现加速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必然还会持续增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中国居世界前列，受不平等国际贸易规则以及“锁定效应”影响，中国总量减排的压力依然很大。因此，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低碳经济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目标
国际层面，为中国经济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如何让中国争取到更多机会参与国际气候制度体系的建立，如何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争取应有的发展权和必要的排放空间，是国内低碳经济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对减排问题，探讨是否参加减排或者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参加减排，研究减排的真实成本和社会经济风险，提出明确符合国家利益的减排指标和目标。国内层面，提供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从全国层面统筹考虑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通过各种情景分析评价中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明确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和优先领域，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和应对各种低碳经济问题提供决策依据;立足于国内低碳经济发展中各主体方的利益诉求，解释低碳经济发展推进过程中利益激励和约束的可能性，提出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均衡对策，诱发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利益机制的有效运作上确保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行业和区域层面，提供低碳发展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选择。全面分析和评价各种低碳经济政策、发展方案对我国各行业和区域的经济影响，提供行业或区域的低碳发展能力建设与决策支持系统，探索不同背景的低碳发展模式及选择。
2．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任务
[关键词]低碳经济；财务目标；财务评价体系；重构
一、引言
所谓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近年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各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共识。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推动和努力，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理当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承担重要责任。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要求企业重新界定其财务目标，并根据财务目标的要求，重新设置企业财务评价指标，构建新的财务评价指标体系。
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企业财务目标的界定
企业财务目标是一个企业进行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它决定着企业财务管理和财务评价的基本方向。财务目标的发展经历了利润最大化、每股收益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以及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几个阶段。
1984年，Freeman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他认为，企业是相关利益者(Stakeholders)的集合体，它为了这一集合体各方的利益而进行经营运动，这一集合体的各方都被认为是企业利益的贡献者和分享者，剩余索取权和把持权不再唯一地属于出资者，企业不再只为出资者的利益而从事经营运动，必须考虑到经营运动对各个相关群体乃至全部社会的影响，因而，企业财务运动的目标就应为这些相关利益者服务。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始兴起，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过程中，开始重视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或对社会应尽的义务。目前，企业社会责任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强制性的责任。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既是GDP的主要创造者，也是生态危机的主要责任者。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企业是生态和环境的主要破坏者和污染源。为了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其中，企业的生态责任就是其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企业生态责任主要是指企业除了谋求自身利润最大化，还负有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的义务。具体化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企业有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高碳能源的消耗，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将自身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力所能及的程度。
企业要承担起生态责任，当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存在着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更多的代价未必带来同等比例的经济收益，如何寻求企业盈利和社会责任的平衡，将是财务评价要考核的目标之一；其二，以一定的代价获取”低碳企业”的美誉，将获得社会公众的尊重和信任，对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大有裨益。因此，如何通过财务评价落实企业低碳发展思路将是另一个重要的考核目标。
三、基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企业财务评价指标设计
基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财务评价指标设计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完备性原则。即要求指标体系的信息量做到既必要又充分，除了要分析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外，还要分析评价企业为取得经济效益所消耗的资源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第二，可比性原则。指标的设计为了满足横向和纵向比较的需要，所有定量指标均采用相对量指标，以使不同企业之间、同一企业不同年度之间的财务数据具有可比性。第三，可行性原则。它是指在选择指标时既要考虑到指标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要求，又要从实际出发，尽可能选择容易取得资料的数据。第四，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原则。由于低碳问题的复杂性。反映企业碳排放和低碳业绩的指标，既要有定量指标，又要有定性指标。第五，结构层次性原则。即对指标体系中的各类指标按照其属性和评价内容加以归类，以使指标体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基于以上考虑，参照现行的《企业绩效评价操作细则》，本文设计了包括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和低碳能力在内的五大类指标，如表1所示。在前四类指标中分别引入碳排放和低碳业绩的相关内容，在低碳能力指标中设计专属于评价企业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能力的指标。
(一)盈利能力指标
从定量的角度来说，盈利能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利润相对于一定的资源投入或一定的收入而言，我们总是希望以更小的投入换取更多的利润，或者利润在收入当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定量的盈利能力指标就是基于这些考虑，选取了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销售利润率、碳资产净利润率四个指标。这四个指标分别从所有者投入资本的盈利情况、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情况、利润与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碳资产投入的获利情况四个方面来考察企业盈利能力的强弱。
碳资产净利润率指标中，碳资产是低碳存货(开展碳减排与碳治理需用到的特殊材料、对产品进行环保包装用到的特殊包装物、碳管理部门日常所耗用的材料等)、低碳设备(用于节能减排的设备)、低碳技术(研发减排封存技术投入及形成的技术资产)、碳排放权(碳排放权资产)、低碳耗费(企业因进行碳排放治理工作而发生支出，这笔支出的受益期涉及到多个会计期间，需在多个会计期间进行摊销，是一种长期待摊费用)的总称。为适应低碳经济的要求，企业应当将碳资产进行单独计量，定期计算碳资产净利润率。该指标分子是净利润，分母是碳资产，反映了企业投入碳资产与最终净利润之间的对应关系。对同一企业不同年份该指标进行对比，便于衡量企业碳资产的使用效益。
(二)偿债能力指标
在将负债区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的基础上，根据负债产生的原因。可以进一步界定碳负债。碳负债包括由于碳排放问题应交而未交的政府机构罚款、应交而未交的碳排放税、银行用于企业碳减排设备或技术投资的信贷支持、由于碳排放问题给企业带来的具有不确定性的预计债务等。衡量企业的偿债能力。就是从短期偿债、长期偿债、偿还碳负债三个方面来考察企业偿还所负债务的能力，选取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资产碳负债率四个指标。其中资产碳负债率衡量企业全部资产对碳债务的保障程度，该比率越小，保障程度越高。
(三)营运能力指标
常用营运能力指标是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为了评价企业使用碳资产的效率与效益，在常用指标中加入了碳资产周转率。该指标表示在一定时期内碳资产周转的次数，指标越大，说明企业碳资产的使用越高效。需要注意
的是，该指标大有可能是因为碳资产绝对数很小。特别是在低碳经济初期，随着政府财政金融政策、企业环保责任意识、企业内部管理需要的变化，企业的低碳投入会有一个逐步增加的过程，因此解读该项指标还需配合企业低碳投入的绝对数进行。
(四)发展能力指标
发展能力指标衡量企业未来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潜能。市场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销售增长是企业发展的源泉；所有者权益代表着所有者对企业的要求权，所有者权益积累是所有者利益的体现；总资产表明企业的规模。投入资产的增加能够推动销售收入的增长；碳资产体现企业的低碳投入和拥有的低碳资源，碳资产增长是企业顺应低碳经济发展要求、履行自身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选用销售增长率、资本积累率、总资产增长率、碳资产增长率四个指标来评价企业的发展能力。
(五)低碳能力指标
低碳经济的根本要求是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对一个企业而言，就是要在相同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相同能耗情况下，增加收益和利润，或者换句话说，在相同收益和利润的情况下，减少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基于这一思路，将能耗量、温室气体排放量等环境要素与企业收入、利润等业绩要素挂钩，形成了评价企业低碳能力的两个重要指标，即单位收入能耗和单位利润碳排放。此外，企业的碳资产投入在资产总额中所占份额也是衡量企业低碳经营理念、履行低碳责任、走低碳发展之路的重要指标。
四、基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企业财务评价体系重构
20世纪初，亚历山大・沃尔在他的《信用晴雨表研究》和《财务报表比率分析》中对企业的信用水平进行分析时采用了一种综合分析方法，该方法通过对选定的财务比率进行评分，计算出综合得分，并据此评价企业的综合财务状况，该方法又被称为沃尔评分法。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综合评价时，本文借鉴沃尔评分法的思想，在上述五类财务评价指标的基础上，设计了基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企业财务评价体系。表2所示即为利用该财务评价体系对A企业进行的综合评价。
除指标体系的构成和指标的计算方法以外，各指标的“标准评分”和“标准比率”的确定必须以行业平均数为基础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和修正。行业最优和最高评分也应该及时根据情况调整，才能取得较为理想的评价效果。根据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目前五类指标的标准评分可按40、22、13、13、12分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定性评价指标对企业当前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前景都有较大影响，但这些指标都难以量化，或者量化成本过高。为了将上述五类财务评价指标当中的定性指标纳入财务评价体系，实现对企业财务评价结果的进一步完善和修正，力求形成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结论，本文对定性指标进行了赋值，将定性指标转化为一定的数据体现在沃尔评分表中。具体方法是，将定性指标状况划分为优、良、中、低、劣五级，依次赋予5、4、3、2、1分，其问可以根据程度进一步细分到0.5分。通过实地调查、询问以及专业人士的经验判断等产生评价结果。对同一类指标中有多个定性指标的，分别评价后进行综合评分，填入“实际比率”栏。
另外，由于目前能耗和碳排放测量技术上的局限性以及计量口径上的不统一，“单位收入能耗”和“单位利润碳排放”两个指标未在表2中列出对应数据。待相关技术成熟后，表2中指标数据可作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能源产业 LMDI 脱钩指数
问题的提出
低碳经济不是贫困的经济，不能通过降低GDP实现碳减排，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成为低碳经济研究关注的热点。目前，关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判断、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脱钩指数等。脱钩指数通过简单的数量关系表征经济发展与污染物排放的联系，为定量化描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互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被广泛应用。但是，关于脱钩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研究产业发展与碳排放关系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而目前关于脱钩的研究对象多局限于省域，由产业而展开的脱钩鲜有涉及；目前的研究多是利用脱钩指数从整体上测度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不确定关系，没有更深层次的分析脱钩关系背后的原因，其政策指导意义相对不足。
作为西部大开发桥头堡，陕西省是我国传统能源大省，其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储量均居全国前列。同时在西部大开的推动下，能源产业迅速成长为陕西支柱产业之一。但是陕西能源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低，“资源消耗-产品工业-污染排放”的发展模式致使能源产业成为陕西较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因此，本文以陕西省能源产业为研究对象，建立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指数分解模型，测度出各因素对脱钩指数变化的影响程度，从而为弱化产业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实现低碳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脱钩指数分解模型
目前脱钩指数主要有两种：OECD脱钩指数和Tapio脱钩指数。Tapio脱钩指数是Tapio针对经济增长与运输量、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脱钩问题提出的弹性系数，并根据弹性值的大小定义了扩张负脱钩、强负脱钩、弱负脱钩、弱脱钩、强脱钩、衰退脱钩、扩张连结、衰退连结等八种脱钩状态。Tapio脱钩指数克服了OECD脱钩指数基期选择困难的缺陷，且不受统计量纲变化的影响，可以通过恒等变换进行完全无剩余的分解。本文在Tapio脱钩指数的基础上建立脱钩指数分解模型，并将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指数定义为：
（1）
其中，D为脱钩指数；Ct为当期碳排放量；C当期碳排放量相对于基期的变化值；Qt为当期工业产值；Q为当期工业产值相对于基期的变化值。
对数均值迪氏分解（LMDI）法具有全分解、无残差、易使用、结果的唯一性、易理解等优点，因此本文采用LMDI分解法对脱钩指数进行分解。具体方法如下：
步骤1：建立碳排放恒等式：
（2）
其中，Cij为部门i中能源j的碳排放量；Q表示能源产业总产值；Qi表示部门i的工业产值；Ei表示部门i的能源消费量；Eij表示部门i中能源j的消费量；S=Qi/Q表示产业结构；Ii=Ei/Qi表示能源强度；eij=Eij/Ei表示能源结构；Rij=Cij/Eij表示部门i中能源j的碳排放系数。
步骤2：根据LMDI方法，从基期到目标期的碳排放变动C可以分解为：
（3）
其中，CQ、CS、CI、Ce、CR分别表示产业规模变动、产业结构变动、能源强度变动、能源结构变动、碳排放系数变动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它们分别被定义为：
步骤3：将式（3）代入式（1），可以得到脱钩指数分解模型：
（4）
式（4）的分解结果说明，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指数分解为产业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以及碳排放系数效应对应的分脱钩指数，即DQ、DS、DI、De、DR。
数据来源与处理
根据陕西省统计局的相关资料，本文将能源产业划分为煤炭开采及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六个部门。2000-2010年陕西省能源产业各部门的能源消费量、工业产值等数据来源于历年《陕西统计年鉴》。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考虑原煤、焦炭、汽油、柴油和电力五种能源。由于碳排放量没有直接监测数据，本文采用碳排放系数法对碳排放量进行估算。计算公式为：
（5）
其中，C为碳排放总量；Ej为第j种能源的消费量；Kj为第j种能源碳排放系数。本文参考IPCC（2006）提供的能源碳排放系数的计算方法和缺省数据，计算得到原煤、焦炭、汽油和柴油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559、0.8550、0.5583、0.5921 t/tce。电力排放系数随着能源消费种类的变化而存在差异，不能直接获得。本文借鉴《2011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中的方法，得到2000-2010年陕西省电力的碳排放系数。
实证分析
（一）陕西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状态判定
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得到陕西省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环比脱钩指数，以及陕西能源产业的脱钩状态（见表1）。总体来看，2000-2010年陕西能源产业的碳排放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5.64%，低于其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30.47%，低碳经济发展总体处于弱脱钩的非理想状态。但从各年的脱钩指数可看出：陕西省能源产业的脱钩状态呈现波动反复的特点，弱脱钩和扩张连结交替出现，其中能源消费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的弱脱钩6次，能源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关性的扩张连结3次，能源消费增长率远大于经济增长率的扩张负脱钩1次。这说明陕西省能源产业在工业产值快速增长的同时，其碳排放量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出现了同步增长的趋势。
（二）陕西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分解分析
为更深层次地分析陕西省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本文将脱钩指数分解为产业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以及碳排放系数效应对应的分脱钩指数（见表2）。
产业规模效应的分脱钩指数分布在0.9-1.22之间，这说明碳排放量的增加与经济规模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能源产业的经济总量增长依赖能源为之提供动力，导致碳排放量逐年增加。陕西省能源产业工业总产值增加了 13.29倍，年均增长率为30.39%。同期，能源产业碳排放量增加3.27倍。
产业结构效应的脱钩指数正负交替，这说明产业结构对陕西省能源产业与碳排放的脱钩的影响还不明显。煤炭开采及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均是碳排放密集部门，而2010年，这两个部门的工业产值占能源产业总产值的 46.99%。因此，为发展低碳经济，陕西能源产业的结构优化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减排难题。
能源强度效应的分脱钩指数与总脱钩指数的变动趋势大体一致，说明能源强度是影响陕西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的主要因素，这是由于能源强度的降低能够减少单位GDP的能源需求量，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单位能源的碳排放量。近年来，陕西省能源产业各部门的能源强度有所下降，但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能源强度仍然居高不下，有较大的下降空间，降低该部门的能源强度是陕西省能源产业未来发展低碳经济工作的重点。
能源结构效应的分脱钩指数在零值附近波动，这主要是由于陕西省能源产业的能源结构总体上没有得到较大改善。原煤是陕西省能源产业能源消费的主体部分，原煤消费比例从2000年的91.61%上升到2010年的95.01%，2010年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原煤消费比例更是高达97.45%。但与其它能源相比，原煤利用效率较低，碳排放系数高，属于较劣质的能源。
碳排放系数变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完全是由电力排放系数引起的。电力碳排放系数效应的分脱钩指数的变动幅度最小，可以得出电力碳排放系数对陕西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影响微弱。这可能与电力生产结构有关。陕西80%以上电力以火力发电为主，而火力发电又是以原煤等高碳能源为主，并且这种电力生产结构在短期内没有发生较大改变，电力碳排放系数的陕西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的作用并没有显现出来。
结论与建议
本文建立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指数分解模型，测度出各因素对脱钩指数变化的影响程度，并以陕西省能源产业为例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陕西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总体处于弱脱钩的非理想状态，能源产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其碳排放量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出现了同步增长的趋势；第二，能源强度是影响陕西能源经济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的主要因素，降低能源强度是陕西省能源产业未来发展低碳经济工作的重点。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产业规模的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不可能通过减小规模来抑制碳排放的增长。但是陕西需要将能源产业的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打破“GDP至上”的传统观念，减缓能源产业碳排放的增长速度。其次，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能源强度相对较高，对碳排放影响较大，陕西应对这两个部门的生产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清洁燃料替代，以推动能源强度的进一步降低。再次，随着能源产业的不断发展，能源产业的自动化程度将越来越高，电力的需求也不断增大，陕西应注重对电力碳排放系数的降低，提高火力发电技术，引进风电、生物质能发电、垃圾填埋气发电等清洁电力，同时减少电力转换、传输过程中的电力损失。
参考文献：
【关键词】低碳经济 区域经济 发展路径 产业结构 调整经济 驱动因素
一、前言
低碳经济的发展是基于环境保护、知识经济、资源约束及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背景不断引起人们关注的，也是我国在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必经途径之一，学术界也因此对其进行了广泛的关注。发展低碳循环经济，应该说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世界革命。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低碳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只有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才能实现环境保护、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
（一）产业发展方式调整
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方式的调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第一，调整消费、投资与出口之间的结构；第二，调整三种产业之间的结构；第三，提高产业技术水平。
1.转变需求分配的结构
需求分配结构的调整，主要指投资、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及出口在总需求中比例的调整。消费、出口及投资等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这三个因素的变动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水平会产生影响。投资的增加会带来区域碳排放的明显增加，发达区域资产投资率低，碳排放相对较低，欠发达区域发展基础设施的现实需要亟需资产的投入，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及发展，从而带来区域碳排放的急剧增长，当区域基础设施能基本满足区域经济未来发展需要时，应逐渐降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另外，在碳排放强度上，居民消费明显高于政府消费，因此，应合理降低居民消费的比例，以降低碳排放水平。
2.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调整极大地促进了欠发达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比例大幅下降，第二产业比例不断上升，第三产业比例上升但涨幅低于第二产业，这表明了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二产业的碳排放强度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都要远远高出，因此，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导致碳排放水平的上升[1]。在三大产业结构中，三个产业的发展都会带来碳排放量的上升，但第三产业的单位产出的增加量普遍小于第二产业[2]。只有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第三产业的比例超过第二产业并成为区域经济中的主导产业时，区域碳排放的强度才会有效降低[3]。因此，应不断地对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最终达到以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的产业结构体系才能能适应低碳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进出口结构调整
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商品的交易必然会引起依附于商品的碳排放的转移。商品的生产、消费及碳排放的区域分离，也会对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国际产业的分工，发达区域主要集中于提供知识、技术及服务密集型产品，而欠发达区域主要集中于生产并提供资源及能源密集型的高碳型产品，从而使得发达区域高碳型产品的进口多于出口，而欠发达区域高碳型产品的出口多于进口，依附于进出口商品中的碳排放对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欠发达区域高碳型商品的出口支撑了发达区域对资源及能源密集型商品的消费需求[4][5]。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应以优化进出口结构为核心，从而降低依附于出口商品中的碳排放水平。
（三）能源结构调整
发展区域低碳能源供应，有以下三种途径：一是在区域能源供应中，提高能源开发、生产、输送、及利用过程中的使用效率，以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区域经济发展中能源使用过程的碳排放；二是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构建清洁能源产业体系，多元化区域能源结构，并不断优化能源供给结构，使得区域经济逐步向低碳化甚至无碳化的方向发展。三是积极研发和应用一批新型低碳材料及核心低碳技术。
（四）调整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要素
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等这四种传统要素中，以资源及资本的投入为主体，而劳动和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的产出贡献比例比较低，传统区域经济增长是以资源及能源投入为基础的。在过去几十年发展历程中，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土地等自然资源的超额利用、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的大规模投入及政府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的。这不仅造成了经济内部结构的失衡，而且给资源、能源及环境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应不断增加劳动和人力资本要素投入的比例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使其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增长驱动要素的调整和转变。
三、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框架
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其发展框架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国际行动。包括国际低碳发展谈判与决策机制、国际低碳技术发展体系及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等三个方面。
第二个层面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产业发展方式的调整，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需求分配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进出口结构调整及能源结构调整等；（二）区域经济发展驱动要素的调整，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创新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
第三个层面是区域间系统优化。低碳城市的规划主要关心区域公正，主要体现为在公共空间、公共住房、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及相关政策机制等方面综合考虑社会不同阶层的差异化需求。区域空间的发展主要由紧凑型城市空间的规划来决定；区域公共住房体系主要取决于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及低碳建筑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区域公共交通建设，主要坚持以轨道和公共交通为主，倡导以步行及自行车为主的慢速交通体统，并提高新能源交通工具的比例。另外，在城市道路的建设中，利用高新技术降低碳排放，极力降低交通工具引起的碳排放。
第四个层面是区域治理模式的创新。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规范低碳城市的建设行为，引导低碳城市的建设方向，并指导低碳城市的建设进程。构建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机制、生态环境型的区域商品和服务市场体系及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利益协调机制，充分调动居民参与区域低碳的积极性。
四、结论
伴随着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区域经济的发展目标不再是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导向，而是以经济和生态环境等多目标协调综合发展为导向。与之相适应的，区域间影响社会经济关系的要素也由过去的区域劳动力资源、资金及能源等经济要素转变为区域成果共享与公平等民生民权要素及碳排放权等生态环境要素；区域之间的关系也从过去的基于产业价值链分工协作的垂直型关系转变为基于创新协作的横向型关系。因而，传统的对区域共用生态环境进行破坏及对区域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发展模式将逐步被淘汰，合理的区域间生态补偿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将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成为主流。
参考文献：
[1]张友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4）：120-132.
[2]刘再起，陈春.低碳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闭[J].国外社会科学，2010（3）：21-27.
[3]赵敏，上海碳源碳汇结构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