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3 17:28:2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治理路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社会复合治理;路径分析;思路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B
一、问题的提出
在旧生代农民工落叶归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下，在代际更替中成为农民工群体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导力量。相比父辈，生长在城市、远离农村和农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处于迥异时代背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取向、社会心态、个人诉求、行为逻辑、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因此对农村和土地的眷恋有所消减，而对进入城市社会有着较强的期盼和憧憬。
然而根源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体制使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经济上、甚至在身份上融入城市，但是却面临着就业歧视、社会网络狭窄、人力资本匮乏、心理认同度低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存在经济上融入，社会和心理上嵌入的非实质性融入现象，传统的由户籍制度导致的二元结构正在城市内部演变成为新的二元结构，即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处于城市与农村的双重边缘，是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悬空的一代，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真正市民、与城市融入的梦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诸多尴尬与无奈。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的城镇化已经取代物的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入人文关怀、需要融入人性理念，让新型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彰显人性的光辉。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不解决，不仅会使新型城镇化进程和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受到影响，而且也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不仅要跨越城乡二元制的藩篱即取得城市户籍，还要能够形成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拥有一定的融入城市所必需的心理资本，获得本地市民的情感接纳和社会资本，并且拥有在城市安居兴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居住证制度、健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机制，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无论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还是十三五规划纲要，都从政策、制度或机制上给予外来人口更多的、更公平的享受市民待遇的机会。因此，在这一趋势下如何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彰显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人文关怀和人性理念，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鉴于新型城镇化所提倡的人性关怀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独特性，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研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成因并寻找解决半城市化问题的合理路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持续改进我国城镇化质量、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意义重大。因此，本研究在对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以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成因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的抽样数据为基础，选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为因变量，通过单因素卡方检验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三种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并以城市融入模型为基础，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社会复合治理解决思路与对策。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基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模式以及户籍制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影响，在城镇化、半城市化、城市融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外分化格局。
第一，西方学者在早期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以流动人口和移民为研究对象，关注城镇化以及流动人口和移民的城市融入状况。
西方早期的人口迁移理论，利用归纳方法对人口迁移状况进行解释，力图发现人口迁移内在的规律和特征。其中建立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推拉理论、预期收入理论、劳动力转移理论等都从工业化、城市化视角研究农业转移人口问题，成为现代人口迁移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深入探讨了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提出了由城镇化所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过度城市化”等今天依然困扰世界城市发展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人口迁移与城镇化问题研究逐渐从宏观视角转向对于转移人口个体及家庭迁移动因或迁移行为等微观层面的研究。
西方学者的半城市化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对于半城市化现象的论述，后来演变成为从特征、过程的角度定义半城市化，并对半城市化问题发展机制、发展现状以及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探讨。由于不存在城乡二元体制，西方学者对于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解决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层面，如社会熔炉理论、社会同化理论提出的流动人口通过接受当地主流文化、建立社会网络并实现心理认同的同化过程。
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在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国情和制度背景之下展开，但为中国错综复杂的城镇化问题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良好平台，为中国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第二，国内学者以普通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流动为研究起点，进而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独特性以及其在农业转移人口中的主体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及半城市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诸多学者，基于各自学科视角对农民工群体的流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内容从早期关注的流向、规模、人口学特征等人口流动的静态特征，逐步演变为流动过程、工作和生活状态、行为方式、社会融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征，以及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影响等。
以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问题为标志，学界开启对农民工代际特征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热烈讨论。在王春光城市融入与半城市化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在三个方面就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及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广泛探讨。第一，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状态进行验证和分析。通过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社会认同、群体特征、权益保障、心理状态、就业状况、城市融入等方面，指出虽然在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基本市民化，但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以及社会认同的“内卷化”都使其处于城乡两栖的半城市化状态，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第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居于主流的观点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制度决定论”。还有学者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匮乏也是导致其半城市化的原因。第三，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已经呈现出结构化、长期甚至是永久化的特征，因此学界展开了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演进趋势及成本测算的相关研究。
经过修正的西方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相关理论等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城镇化研究。然而，由于我国与西方城镇化在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在借鉴和运用西方相关理论时，应该结合我国实践并结合时代特征。与此同时，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的城镇化研究水平也日益提高。在研究技术上，早期以规范研究为主，发展到目前占主流的各类实证研究，学者们大量使用的实证方法如Logit模型、OLS回归分析、Profit模型等分析方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怎样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从半城市化到完全市民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又如何避免半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以上问题的解决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意义重大。然而，纵观国内外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相关研究，居于主流地位的“制度决定论”已经无法很好解决当前新型城镇化提出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的户籍制度改革趋势下新生代农民工仍旧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以及无法融入城市等问题，因此，亟需从新生代农民工软实力――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视角打破以往研究中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各种因素各自为政的桎梏，通过三种资本的协同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提出解决思路。
三、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实证研究
通过对国外劳动力迁移、城市化进程和半城市化现象进行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和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回顾，本研究归纳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表现特征、成因及演变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及面临的问题。经过文献梳理和归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
以1980年后出生、16周岁以上农村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大型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132份，问卷Cronbach'salpha系数=0.8647，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实证分两部分。首先，在问卷调查获得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利用SPSS22.0统计软件，采用单因素卡方检验对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框架，即各个影响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关系进行单因素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因素的显著性值都小于5%，可以认为这些因素单独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相关。其次，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倾向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对于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显著相关的因素，可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在其它因素影响下每一因素对于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及各因素的相对影响程度。由于因变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有市民化倾向=1，没有市民化倾向=0）为虚拟变量，且为只有两种结果的定性变量，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模型设计中，可以假设P为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而1-P为没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对P进行logit转换，记为logitP，以logitP为因变量建立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Log itP = a+b1x1+b2x2+…+bnxn （1）
由（1）可以导出：P= （2）
（2）式为logistic回归模型。在式中，a为常数项或称为回归截距，bi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系数，xm为作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自变量。
本研究在选入变量α=0.05的水平上，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被调查的1132个样本的截面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采用自变量组分步强制纳入法，分别就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五组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虽然制度因素的影响更加显著，但国家一系列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政策措施出台后，制度因素的影响将产生变化;人口学因素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确定。
四、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社会复合治理的解决思路与对策
张红芳，吴威（2009）认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协同关系，三者的协同是开发个人潜能、形成组织竞争优势的关键。林竹（2011）认为，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协同可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张洪霞（2013）也认为，通过三者的协同可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本研究认为在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的情况下，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者的协同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解决其半城市化问题。
所谓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排斥其他主体参与，向多种社会主体协同以促进治理绩效优化和提升社会整体治理能力转变过程中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复合治理的治理主体强调多元参与主体的“复合型”协同参与，更加注重社会组织参与主体在治理机制中的平等地位;治理过程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双向互动”，即通过政府部门的主动作为和其他各主体的全面参与，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建立良好的互动伙伴关系;治理结构强调多元参与主体间的横向互动，与传统科层组织形成网格状治理结构，各个参与主体成为连接多渠道治理路径的结点，其网络触角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需求反应更为及时灵敏。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应该引入复合治理的理念，引导第三方组织和企业与政府进行“复合型”协同型参与，构建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三维结构下的多元主体复合治理模式，有利于打破单一主体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问题的解决效率。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创新行动过程中，多个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主动关联所构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主体网络。据此加以引申和延展，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解决的复合主体则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复合主体，旨在打破不同主体间的“部门分体制”，塑造一种互相嵌入、功能互补的互通互联协同治理模式。其核心思想体现在：一是注重“政府―企业―社会”三维合作的组织模式，也注重不同主体的主动性和专业性，促进各主体的优势复合发挥。二是复合治理主体构建了主体间相互融通，共同分享，优势互补的互动平台，打破了治理全过程不同环节、领域的部门割裂、主体分立。三是实现主体间互联互通的内部化，对于有效整合多主体间的社会资源，加强融通协同，提高治理效率具有实然性。因此，如何在实践中构建政府与企业主体、政府与第三方组织及企业主体与第三方组织之间“双向互动”的良关系，形成优势互补和犄角支撑的耦合型治理格局，是深化和创新半城市化问题解决路径的一种新探索。在这一社会复合治理结构的支撑下，运用政策、法律、社会、经济等多种手段，通过全方位培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从而增强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增加其心理资本，增加其职业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本;通过各主体努力增加其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交流渠道以增加其社会资本，从而使其拥有心理归属感，并拥有更多信息渠道从而增加其人力资本;通过网络组织进行的包括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询在内的心理培训，加强对其挫折心理的疏导，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促进其主动融入城市以提高社会资本，激发其自身强烈的成就动机以提高人力资本。
[参 考 文 献]
[1]张兆曙.城市议题与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对杭州3种城市治理实践的组织分析[J].管理世界，2010（2）
[2]曹堂哲.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概念、模型和理论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10（1）
[3]何继新，陈真真.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复合型”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视角[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4]汪锦军.构建公共服务的协同机制：一个界定性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12（1）
[5]张洪霞.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内生机制创新研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的协同作用[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7）
[6]陈藻.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调查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13（4）
[7]林竹.农民工就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的协同[J].农村经济，2011（12）
基金项目：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2014年立项重点课题“高职院校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的途径与机制创新研究”（编号：JCP14018），主持人：魏寒柏。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17-0088-05
高职院校（这里指公立高职院校，下同）治理结构是指高职院校的组织机构设置及其权力配置，以及处理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法权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由于高职院校具有公益性特征，其治理结构与公司制企业治理结构有着根本差异；同时由于高职院校具有职业性特征，其治理结构也有别于其他类型的高等学校以及公益类事业单位。因此，高职院校治理结构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对其重建的目标、任务和路径等进行系统研究是必要的。
一、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的目标
所谓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的目标，是指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所期望的方向与结果。本研究认为，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的总体目标是：规范高职院校法人的权力和责任，并按照权力分享和制衡、权责对称的原则，将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配给相应的机构和个人，使高职院校由政府控制的附庸变成公共治理的对象。考虑到高职教育具有“背景复杂性，处所本土性，主体多元性，导向不居性”等特征，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必须实现四个分项目标：行为法治化，组织扁平化，管理跨界化，决策民主化（简称为“四化目标”）。
（一）行为法治化
这里的“法治”与“法制”是不同的概念，虽然二者都与法律有着紧密联系，但二者之间有着很大区别。“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这是一个静态概念，解决的是法律制度的有无问题，与法律执行情况无必然联系。而“法治”表达的是法律运行的程序、方式和状态，不仅解决法律制度的有无问题，而且注重法律的执行过程和结果。
高职教育背景的复杂性，决定了高职院校治理必须实现“行为法治化”。从本质上看，高职教育是高层次的“社会人+职业人”的生产过程，与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密切相关，有着复杂的生存发展背景。实践表明，背景的复杂性往往导致行为的无序性，缺失“行为法治化”目标，办学行为就会出现失范现象。因此，必须将“行为法治化”作为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的首要目标，不仅解决“无法可依”的问题，而且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使依法治校真正落在实处。
（二）组织扁平化
“组织扁平化”概念源于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理论，是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快速变化环境要求而构建的组织形式。组织扁平化强调打破原有的部门界限，减少中间管理层次，使员工以企业主人的身份直接面对顾客。扁平化组织结构克服了“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的僵化状态，使公司能够以群体协作的优势赢得市场。高职教育处所的本土性，要求高职院校实现“组织扁平化”。与学术型高等教育不同，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职业性”的高职教育有着鲜明的本土性特征。这就要求高职教育接地气，体现地方特色，快速应对所在区域职业世界的变化，而“千校一面”的金字塔形的组织机构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应该将“组织扁平化”作为重要目标，通过减少组织层次，打破金字塔组织结构的僵化状态，使高职院校具有应对区域形势不断变化的能力。
（三）管理跨界化
这里的“跨界”源于跨界管理理论，包含“纵向”和“横向”两个组织维度，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合理地处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跨界管理”是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CEO杰克?韦尔奇首创的，其原意是围绕工作流程来建立组织机构，打破传统的部门边界，使公司具有生态化组织结构。“管理跨界化”目标是高职教育“主体多元性”特征决定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尤其是“校企合作”的开展和“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施行，高职教育不再是高职院校一家的事，具有主体多元性特征。这就要求将管理跨界化作为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的重要目标，通过跨界管理机制建设，打破“横向”和“纵向”的各种边界，提高高职院校与其他主体之间合作的有效性，并形成共生共荣的局面。
（四）决策民主化
决策民主化是提高决策科学性的有效保障，其中包括决策目标民主化和决策过程民主化两个方面。高职院校的决策民主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涉及学校发展全局的事项，要广泛征询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涉及较强专业性、技术性的重大事项，要开展决策评估、技术咨询和专家论证；对与教职员工关系密切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听证和公示等制度，体现教职员工的利益诉求。“决策民主化”目标是高职教育“导向不居性”特征决定的。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化，尤其是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新技术新产业加快孕育，新模式新业态正在酝酿突破，市场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可变性，高职教育导向的不居性因此日益凸显。“导向不居性”对决策的科学性提出了很高要求，传统的以领导者“理性”、环境“稳定”、任务“不变”的假设为前提的决策模式是无法适应这个要求的。唯有将决策民主化作为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的重要目标，才能确保高职院校决策的科学性。
二、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的任务
上述“四化目标”的实现，绝非高职院校一家所能为，需要学校、政府和社会的通力合作。因此，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两个方面，需要完成“三大任务”。从外部看，重建的任务有两项，一是重塑政府与高职院校的关系，为治理结构重建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二是调适社会与高职院校的关系，为治理结构重建创造良好的校外环境。从内部看，就是理顺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为治理结构重建创造良好的校内环境。
（一）重塑政府与高职院校的关系
政府与高职院校的关系，对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起着巨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国发[1994]39号）就明确指出：“改革办学体制，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政府要转变职能，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1]应该说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政府与高职院校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这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导致人们认识上的误区和行动上的偏差：政府对高职院校的关注和管理，大多基于对高职院校外在的政治与经济功能的理解，而非基于对高职院校内在的本质功能的认可；高职院校关注的则是政府对自己支持的程度，而对于深层的生存状态，如目标定位、使命履行、特色发展等，要么根本没有意识，要么无暇顾及。这不仅导致高职院校自我意识、本真精神和生存意义的偏失，而且带来了三个现实问题：高职院校无力甚至无意改变对政府的依赖，办学自主权很难真正落实；社会力量参与高职教育的途径被阻塞，无法形成高职教育的竞争市场；中介组织发展举步维艰，难堪大任。
在国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形成了“利益共生”的局面，高校的本质功能因此得以充分彰显。同样，要彰显我国高职院校的本质功能，而不是以改变自身性质为代价博取政府的青睐，必须重塑高职院校与政府的关系。从本质上讲，高职院校是让学生从知识世界转入职业世界的桥梁和助推器，只有形成“利益共生”的局面，高职院校的这种功能才能彰显，就像企业在改变政府附属物的窘境之后才能彰显自身的功能一样。因此，“重塑政府与高职院校的关系，为治理结构重建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无疑是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不可回避的首要任务。
（二）调适社会与高职院校的关系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高职院校所依存的现实世界不仅存在着政府的支配力量，也存在着社会的制约力量。虽然政府依然是高职院校的有力控制者，但高职院校的经济功能使其成为社会力量关心和争夺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高职院校的外部关系不再是与政府的单一关系，而是学校、政府、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就要求在重塑政府与高职院校关系的同时，调试社会与高职院校的关系，为形成学校、政府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创造良好的校外环境。
然而，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国高职教育是在教育政策和社会需求等外力驱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遵循的是政治论哲学的发展轨迹，内生性发展过程并不充分。因此，高职院校的根本使命并未为社会理解，于是当政府强调高职院校外在的政治与经济功能时，社会则强调对高职院校进行干预的合理性，致使高职院校追求独立和自治的合理性很难被认可。为端正社会对高职院校的认识，调适二者的关系势在必行。这不仅是高职院校自强于职业教育高端和前沿的内在需求，也是高职院校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代呼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调适社会与高职院校的关系，为高职院校治理创造良好的校外环境，是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必须完成的又一项重大任务。
需要强调的是，“重塑高职院校与政府的关系”和“调适高职院校与社会的关系”之间，既不是孤立的（高职院校――政府，高职院校――社会），也不是线性的（政府指挥高职院校，高职院校适应社会），而是立体的（“三位一体”：高职院校、政府和社会共存于同一时空下，共生于社会范畴中）。从外部角度观照，三位一体看似一个“混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进入内部，则各成体系，各具“有序”的局部特征[2]。因此，我们既不能企图建立一个完全以高职院校为中心的关系系统，也不应放弃高职院校的立场和独立性。也就是说，既要把高职院校当作独立的学校，也要把政府和社会当作利益相关者。在三位一体的复杂关系系统中，政府是有限的，社会是开放的，高职院校是自主的，三者既相对独立又共生共荣。
（三）理顺高职院校内部权力的关系
高职院校内部权力主要包括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监督权力，四者的行使范围、运行机制和目标追求是不同的，彼此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共同服务于学校的整体目标。然而，目前高职院校内部权力运行模式与党政部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政治权力寓于行政权力之中，时常越位干预学校的行政事物；行政权力则仰仗党委的决策而过分膨胀，挤压学术权力的伸张空间，并且导致监督权力的缺位。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权力运行模式有其存在的依据与合理性，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这种权力运行模式则对高职院校的健康发展具有危害性。
直接的危害是“虚化”学术力量。在这种权力运行模式下，高职院校按照党政工作要求架构职能部门，并按照党政组织方式对校、院、系进行权力分配，学术性组织无法成为“权力机关”，学术力量因此被“虚化”，无法参与对学校重大事务甚至学术事务的决策。当前很多教师之所以热衷于谋取一官半职，无心于教学和科研，就是学术力量被“虚化”的结果。潜在的危害则是“异化”高职院校的本质属性，现行的权力运行模式按照党政工作逻辑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学术权力只能听命于等级森严的制度安排。这不仅违背了学术管理和学术发展的逻辑，而且阻碍着高职院校作为学术性组织的健康发展，甚而否定高职院校学术性组织的属性。某些人对高职院校是不是要开展科学研究、要不要推进学术发展都产生质疑，就是高职院校本质属性被“异化”的例证。
当下高职院校内部不断滋生的、为人们所诟病的行政泛化、学术浮躁、创新乏力以及发展趋同等，无不与内部权力的越位、错位、缺位和失衡相关联。因此，必须把“理顺高职院校内部权力的关系，为治理结构重建创造良好的校内环境”，作为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的第三项重要任务。要在厘清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监督权力的行使范围、运行机制和目标追求的基础上，解决党委书记与校长的权责界定模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严重失衡、校院系权责利不对等等突出问题；要根据高职教育的“主体多元性”特征，建立多元内部治理结构，创新利益相关主体的表达机制，发挥新权力主体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恢复学术权力在治理结构中的尊严。
三、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的路径
此处的“路径”，既指通向上述“四化目标”的道路，也指完成上述“三大任务”的方式。高职院校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特征是“多元依法共治”，其中既有理论路径问题也有实践路径问题。
（一）理论路径――系统科学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
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是一项理论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无疑需要进行理论思维，寻找理论依据。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的理论路径，包括系统科学、新公共管理和利益相关者三大理论。
1.理论路径一：系统科学理论。系统科学是指对事物进行系统分析和处理的学科。该理论认为任何事物不仅本身是一个系统，同时又是外部环境的一个子系统，并且遵循“结构功能相关律”。结构和功能是系统紧密联系的两个基本属性，其中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依赖于结构，只有结构合理，功能才能充分彰显。也就是说，系统科学强调通过优化结构来彰显功能，不仅追求事物内部的和谐统一，而且追求事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3]。高职教育背景的复杂性和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高职院校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此，其治理结构重建涉及的问题极为错综复杂，往往问题连着问题，仅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唯有遵循系统科学理论，系统、全面地优化系统结构，方能提高学校内部的组织结构和所需功能之间的契合度，形成高职院校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4]，从而建立起利益相关者意志得以充分表达的有效机制。
2.理论路径二：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是重新划分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的一系列新思维、新行为，涉及到行政管理体制的各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西方国家政府重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成为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实践表明，新公共管理理论有助于社会组织摆脱效率低下、机构膨胀和官僚主义的弊端。
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很长时期内，高职教育发展不仅要面临来自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挑战，而且要承受社会转型、政府改革所带来的阵痛。为了摆脱传统官僚体制的深刻影响，防止高职院校行政泛化，克服功能与结构的背反现象，必须解决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的边界问题。因此，摆脱传统管理理论的羁绊，从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探寻理论依据，从重视“效率”转向重视顾客满意度，已经成为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的必然选择。因此，新公共管理理论无疑是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的第二条理论路径。
3.理论路径三：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是斯坦福研究所（SRI）于1963年首先提出的。该理论将股东、员工、供应商、顾客，甚至竞争者都作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上世纪80年代以后，利益相关者理论受到了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普遍关注，并在战略管理和公司治理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5]，且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
随着校企合作的深入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推行，高职院校已成为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尽管高职院校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股东，但人民政府享有对高职院校的所有权，社会大众则是高职院校的“股东”。这就要求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考虑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的问题，将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的第三条理论路径。
（二）实践路径――外部治理路径、内部治理路径、监督问责路径
从实践的角度看，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重建的路径包括外部治理路径、内部治理路径和监督问责路径。
1.外部治理路径：建立高职院校理事会。2014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明确指出理事会是“根据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需要，设立的由办学相关方面代表参加，支持学校发展的咨询、协商、审议与监督机构，是高等学校实现科学决策、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重要组织形式和制度平台。”因此，必须建立高职院校理事会，作为密切社会联系，争取社会支持，完善监督机制的有效举措；作为发挥政府、合作企业、社会知名人士、优秀校友作用的重要平台；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高职院校治理的重要途径。
为使董事会作用落在实处，应该抓好三件事。一是确立理事会的权威性及其在高职学校治理结构中的功能与作用；二是确定董事的资格条件，明确各利益团体的董事比例；三是制定由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董事会决策制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向交叉的运行规范和制度设计，建立健全理事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协商机制。
2.内部治理路径：完善二级管理体制。要实现高职院校由“传统管制型”向“现代治理型”的根本转变，关键是完善二级管理体制。要在合理界定学校与二级学院职权关系、责任区域和管理职能的前提下，赋予二级学院在专业发展、教师聘用、课程改革、人才培养、内部分配、服务社会、协同创新等常规工作中的充分自主权；要按照“市场定位准确、治理形式灵活、运作模式高效”的要求，创新二级学院民主、科学与高效的运行机制，促进二级学院决策、执行、监督的一体化，将二级学院培育、打造成为学校的基层办学实体。
为提高内部治理的有效性和法治性，应该采取两项举措。一是“纵向压缩，横向拓展，增强治理的有效性”。纵向压缩就是减少管理组织层级，下放管理权责，发挥基层作用；横向拓展就是进行“大部制”改革，延伸管理触角，打破“囿于校园”的管理模式。二是“立足法治，建章立制，增强治理的法治性”。要制定切合实际的学校章程，并以章程为依据健全现代制度体系，使教学、科研与管理，质量检查、评估与奖惩等，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关键词:安徽省;中等职业教育;问题;治理路径
目前,安徽省中等职业教育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在招生数量、办学规模、政策支持等方面较之以前有了较大改善。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安徽省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快建设职教大省,促进安徽崛起居于重要地位。但目前安徽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将面临诸多问题,如教育观念陈旧、经费来源结构不均衡、师资力量缺乏以及机制创新不足等,这些问题急需解决。
一、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及意义
(一)发展现状
近几年,安徽省中等职业教育有了较大发展。据统计,2007年,安徽省中等职业学校共招生33.6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不含技工学校)在校生84.9万人;2008年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33.4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不含技工学校)在校生88万人;预计到2012年全省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40万人左右,在校生规模达100万人以上。总体来看,中等职业教育处于良好稳定的发展势头。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如缺少对中职教育的认知、经费来源结构不均衡、师资力量较弱以及机制创新不足等。
(二)发展意义
目前,安徽省正在积极实施合芜蚌自主创新配套试验区和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中等职业教育的良好发展无疑为此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支撑。同时在建设职业教育大省,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加快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趋利避害积极推动我省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以适应安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
二、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治理路径探析
(一)观念问题及治理路径探析
省教育厅厅长程艺在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江西与安徽省同属内地,人口是安徽的66.6%,但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却是安徽的91.2%,相对规模比我们大得多;我省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去年招生2.8万人,而江西省是9.7万人。在谈及原因时程厅长指出:思想意识上,传统的人才观念还根深蒂固,重视传统学历教育,轻视甚至鄙薄职业教育的现象仍然存在;重知识传授轻技能培养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为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具体应做好以下两点:
1.优化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环境。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等大众媒介广泛宣传中职教育的重要地位,形成全社会关心重视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提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
2.加大政府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各级政府应积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如完善并落实投资优惠政策,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办学,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等。
(二)经费问题及治理路径探析
目前,由于财政困难,安徽职业教育投入多年在全国排名居后。生均经费严重不足,投资模式单一,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表现突出。由于教育经费是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事业的重要物质保证,要谋求教育的发展,必须有充裕的经费予以支持。因此,为应对以上问题,应重点做好以下几点:
1.加大生均经费投入力度。生均经费是反应教育投入的一个重要指标,它能够比较准确地反应教育经费提供的程度,也可以通过它观察教育经费满足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的过程。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东、中、西部职业教育预算内生均经费差异较大,东部、西部地区普遍高于中部,而在中部六省中安徽省位于后列,这种情况严重影响着学生素质的提高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各地政府应加快制定中等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标准,并依照标准足额拨付经费,保证生均经费稳定增长,为中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建立多元筹资模式。目前,安徽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来源结构不均衡问题比较突出。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及学生学费收入,社会捐集资收入用于职业教育较少,导致政府财政压力加大,学生负担加重。为解决以上问题,应重点做好以下几点:(1)政府继续承担作为职业教育主要投资方的责任。(2)大力发展民办职业教育,提高中等职业教育融资能力。(3)积极出台一些法令法规及政策性文件,建立中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经费保障机制。
(三)师资问题及治理路径探析
目前,安徽省中等职业教师队伍建设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双师型”教师缺乏,教师能力有待提高等。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安徽省中等职业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为解决以上问题,重点应做好以下几点:
1.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制度。目前,中等职业教育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教师队伍结构与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办学目标不协调。尤其是“双师型”教师缺乏,严重影响着学生职业技能的提高。对此,应建立一种双向互动的深层次紧密型合作机制。一方面,建立职业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使中等职业教师利用自身专业理论知识开展技术攻关,真正做到使中等职业教师参与到企业生产之中。另一方面,引进大量高技能型人才担任专业课教师或实习指导教师,并对其进行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
2.加强对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目的主要是培养技能型人才。为达到这一教学目的,教师应采取多种教学方法,如:任务驱动教学方法、项目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方法等。同时,教师到企业生产第一线进行实践进修是提高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能水平和实践教学能力的有效途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以通过制定地方性法律法规,完善学校长期教师轮训计划,进行校企合作,制定个性化实践方案等途径来培养教师能力。
(四)运行机制问题及治理路径探析
校企合作是发展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中等职业教育得以运行的重要保障。但目前在校企合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多元主体,各自为政,难以寻找到各自利益的契合点,这就会影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校企合作”实际上应是利益上的合作,是“利益双赢”的市场行为。那应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校企合作”呢?这就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即“官校企行”四方联动机制,使多元要素协调发展。
“官校企行”四个字代表了现代高职教育在开放性的运行体系当中的四个相关体。官,即“政府”;校,即“学校”;企,即“企业”;行,即“行业”。所谓“联动机制”,就是“官校企行”四方力量在发展高职教育的行动上达成了一致性。同样,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应遵循此运行机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政府和学校之间应建立一种“缓冲机制”,即政府应从宏观角度来指导中等职业院校的教育行为,使学校能够真正实现自主办学和开放办学。(2)学校和企业之间应建立一种“互利机制”。学校为企业提供人才资源,节约研发资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也要积极地增加对学校的资本投入和科研经费,以优化学科建设。(3)行业和学校之间应建立一种“保障机制”。行业协会通过制定、指导、实施行业标准、规范来避免企业的短视行为,使中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可见,政府、学校、企业、行业这四个重要的相关体,在四方联动机制之下构成了一个系统化的运行网络。
从以上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和解决路径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启示: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是落实中等职业教育战略地位的关键;增加投入、优化投资结构是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有力保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中职教师继续教育制度是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保证;积极构建“官校企行”四方联动机制是增强中等职业教育活力的源泉。这四个方面有机统一、协调发展,为安徽省2012年中等职业教育总体目标的实现奠定了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 程艺.推进职业与成人教育的改革发展―在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J].安徽月刊,2006,(6):15.
关键词：多技能人才；“双创”职业教育；高等职业院校
随着创新型职业与素质教育结构发生改变，培养多技能交叉人才和高水平当代大学生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的热点话题，而“双创”职业教育对高等职业院校多技能交叉人才培养提出高标准与高要求。十四中全会提出的《关于深化高等职业院校“双创”职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在新世纪大众与万众创新创业的视域下，高等职业院校作为多技能交叉人才培养的基地，应推动区域内涵素养深入“双创”职业教育改革。而国家教育部针对高等职业院校提出“双创”职业院校教育是一个不确定、非线性、复杂的控制平台内涵，共同努力实现与社会网络治理发展。在此基础上，利用产学研社会网络治理理念多融合高等职业院校“双创”职业教育。
一、产学研社会网络治理与“双创”职业教育概述
产学研社会网络治理理念是基于社会网络治理论提出来的。1975年初期，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著名建筑电气自动化技术学家哈肯提出社会网络治理论概述。其中，各个高等职业院校分别利用的社会网络治理论是指三元素（如学生自己、社会组织、社会环境）内部呈不确定非线性的复杂网络化控制平台，同时也是一个双输入输出的共享模式的应用平台。平台整体的发挥程度是由平台内部各子平台或部分社会网络治理作用决定的。基于社会网络治理论理念，我国诸多学者参与高等职业院校多技能交叉人才培养的管理与分析，简称为产学研社会网络治理理念。其别提出：“高等职业院校专业教育融合社会网络治理理念，高等职业院文化创意部社会网络治理、行政人员与学术科研人员，综合学生等社会网络治理指标。”基于当代职业教育处于从过渡时期转为转型时期，不同网络应用技术快速的发展，生产方式走社会网络治理路径，提出不同岗位分工日益精细化，传统的以课堂灌输为主、重理论轻实践的多技能交叉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很难适应新形势的需求。而等职业院校“双创”职业教育改革必须立足于高等职业院文化创意部结构治理，满足于教学第一线的教员、科研人员、企业产学研、学生主体性提升自己的科学性和稳定性。同时，进一步提高教学的创新路径，科研路径、职业教育管理路径、后勤公司集团等多方面的服务职业教育平台的共享模式。
二、基于产学研社会网络治理的高等职业院校“双创”职业教育多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1.建设文化创意网络自动化社会网络治理培养体系
（1）创建高等职业院校“双创”职业教育的文化创意平台，提出建立“慕课网络在线视频教学，云视频在线学习、云视频实践与仿真模型学习等，融为虚拟网络化的高等职业院校‘双创’职业教育体系”是国家深化高等职业院校“双创”职业教育改革提出的目标和要求。在当前教育环境下，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双创”职业教育理念。（2）打造贯穿专业和年级的“双创”职业教育平台，我国大部分高等职业院校的“双创”职业教育嵌入计算机网络技术、云计算技术、感知物理技术等部分专业，局限在高年级专科生，覆盖面有限，给予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3)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双创”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是高等职业院校在提升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科技创新意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我国在高等职业院校的“双创”职业教育体系有待优化。“双创”职业教育与专业技能教育相互嵌入融合多层次、交叉融合的新型教育产业模式，提升当代大学生的“双创”职业教育技能内涵的培养。
2.建设文化创意、产学研、社会网络治理、资源共享的培养机制
（1）指导师资和平台是“双创”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其中师资力量的文化创意融合社会网络治理的师资力量是培育不同层次的“双创”职业教育能力核心问题。文化创意的师资队伍具有学科专业门类齐全、基础知识宽厚，教学经验丰富的优势，校外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等的人员队伍具有贴近社会发展需求、行业种类多、实践经历丰富的优势。通过师资力量的文化创意外社会网络治理，建立一支多元化的“双创”职业教育教学队伍，满足多元化的多技能交叉人才培养需求。在此基础上，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成立“兵工企业家联盟”，汇总100多位优秀兵工企业家和各区县的政府孵化园区，共同组成不定期的教育与实践创新项目，进行研讨与服务，提升高等职业院文化创意专业治理建设，使高职教师融入国务院提出的“双创”职业教育的文化创意实践中。（2）实践平台的文化创意、社会网络治理优质的实践平台资源是保证学生“双创”职业教育实现的重要支撑。例如，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构建教学实验中心、科研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云计算中心）相互支撑的实验室体系，组建面向实验教学和实践创新的电力电子技术、虚拟云计算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技术、建筑电气自动化技术、物联网技术、工程训练等学科大类实验中心，依托实验中心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常态化开放共享，吸引了罗克韦尔、赛灵思等企业联合共建，保障全体学生“有所学、有所思、有所行”的“双创”职业教育学习和实践。
三、结束语
“双创”职业教育改革是高等职业院校响应国家从“效率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国家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的热点话题。本文围绕深化高等职业院校“双创”职业教育改革的要求，分析当前“双创”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探索通过构建网络自动化社会网络治理发展的多技能交叉人才培养体系，高度重视文化创意外社会网络治理平台的建设，努力实现高等职业院校“双创”职业教育多技能交叉人才培养创新机制。
作者:郑小发 单位: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陈劲，阳银娟.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J].科学学研究，2012
[2]苏屹，周文璐，吴雷.自主创新的创新过程与概念辨析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3
[3]李晓静，张沛朋.高职院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实践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16
关键词：城市化高成本；城市危机；新型城市化；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1-0082-05
高成本的运行模式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衍生物，导致各式各样的城市危机不断涌现，已成为阻碍我国城市化质量和效率推进的重要因素。在低价工业化的特质和要求下，现行城市化模式呈现出低成本快速扩张的基本特征，形成了城市外表形象光鲜亮丽和气派十足，然而，这种低成本运行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城市化的高成本。在政府主导的外生型城市化的推动下，行政手段力量强化，城市建设过程中贪快求成，拈轻避重，基础设施配套滞后，未来城市的发展空间狭窄化，表面上的低成本多是以牺牲民生和部分人群的利益为代价，人为压低成本，造成公共服务缺失。高成本运行模式下滋生出的各种危机如城中村、社区隔离等已成常态化，为城市发展带来隐患。全方位治理城市危机，就需要规避诸如城市空间的低成本扩张、政府少数精英的城市空间规划、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及农民住所的空间转移等概念误区，变城中村等城市危机为城市化高成本向低成本、外生型城市化向内生型城市化转型的动力，使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相适应。
如何有效治理城市危机，达到可持续的城市化这一根本目标，是今后城市化发展战略制定中必须考虑的基本内容。其要义在于：一是实现城市化各组成要素间的发展质量及推进效率，城市建设由面积扩张向改善人居转变，形成低成本城市化和城市健康运转的和谐共生的逻辑体系；二是促进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特别是能够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城市贫困阶层的生活、居所问题提供答案，实现城乡在公共服务、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均等化的格局。
一、城市化高成本运行的现实成因
城市化过程也是农民实现空间转移、身份转变和职业转型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会产生各种成本，受制于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城市化成本不断飙升，这在现有的城市化进程中已被证实。而中国城市化在政府主导的作用下，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市集中，城市化成本已严重超出城市化集聚效应，城市化的净集聚效应呈现下降的趋势，相对于低价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级形态，城市化彰显为高成本运行，通常体现为以城市化的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为代表的城市化自然增长成本及以城市化的社会成本和后续成本为代表的城市化非自然增长成本。
1.城市化的自然增长成本。城市化的自然增长成本作为城市化进程中客观存在且难以避免的成本类型，是城市化高成本的重要成因，这是城市化本身所应投入的基础成本。
城市化的自然增长成本首先表现为城市化的私人成本，作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自身所要支付的相应成本，城市化的私人成本成为城市化自然增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转市民的过程中，住房成本首当其冲，农民在农村拥有宅基地和配套的居住房屋，而转移到城市之后，就需要进行购房或租房，在房价高企的当下，相对于农村住房，成本投入翻倍增加，对普通家庭而言无疑是困难重重；同时，教育成本成为仅次于住房成本的城市化高成本之一，教育投入作为子女未来发展的禀赋，多数家长倾向于让子女接受到更优质的教育和高质量的学校，而高质量的学校往往由于各种偏高的学杂费、住宿费、生活费等导致子女教育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和职业所需，对自身的技能培训和再教育也成为教育成本的重要组成。此外，农民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生活成本、迁移成本等也不断增加，再因失去农村土地的机会成本，致使城市化私人成本居高不下，成为城市化高成本运行的现实成因。
城市化的自然增长成本其次表现为城市化的公共成本，作为城市接纳农业人口所要支付的公共支出，城市化公共成本通常表现为基础设施、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投入等。从现有城市基础设施使用状况来看，大多数城市呈现为基础设施供小于求的失衡态，以致出现道路拥堵、供水供电系统短路等运行残局。随着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为避免失衡加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成为必然。同时，各种社会保障体制也需要紧跟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为高效率地实现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进行大量的公共支出，增加了城市化的公共成本，为城市化高成本带来了沉重砝码。
2.城市化的非自然增长成本。相对于城市化的自然增长成本，非自然增长成本成为我们必须重点考虑的成本类型，这也是当前中国城市化高成本的主要成因。这种成本类型往往由政府的公共政策利用不当所致，也是我国现行城市化运行模式的必然结果。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强法治建设，是全国多民族共同发展以及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加强民族地区的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公民法治意识建设，是整个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不仅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要求，更是民族团结与共同进步，是解决和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总体要求与全国性战略部署 。
民族工作由于长期历史原因，具有极端复杂性与特殊情况，所以更要求我们在不断提高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更要将其民主法治建设跟的上这个进步和步伐。
藏族民族地区由于自身特殊的文化语言环境以及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加上其独有的一些民族生活和宗教习惯，使得法制建设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对于民族地区法治意识和法制建设问题的文献研究，学者马国栋在《论科学发展观之下社会主义民族法治体系》一文中主张，践行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民族法治建设相辅相成，统一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他认为，我们国家的法治在处理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全面的国家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机制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实施的重大政策，维护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的经济和社会保障的重要方面和法治的少数民族地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坚实的基础和坚强的后盾，学者张继宗，娄海玲在《和谐社会视野下公民法律素质与西部民族地区法治化路径研究》一文中认为，谐社会构建的前提和内在要求实现的基础则是公民法律素养的提高。只有具备了较高的法律素质，公民才能真正承担起依法治国主体的责任，也才能在法治的前提和内在要求下构建和谐社会 。
他们通过对青海农牧区公民法律素质的基本观察来证明这一基本命题。从这一基本命题出发，他们也能够得出这样的一个基本结论:多民族地区公民法律素质的提高，是推进多民族地区法治化管理路径的应有选择。
[关键词] 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原则；路径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17. 059
[中图分类号] F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17- 0096- 02
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与城市居民具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对自身的生活条件及生活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城市化进程发展中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更是受到了城市居民的广泛关注，而这种关注同时也是对城市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一种考验，如何做好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已经成为城市发展中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1 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原则
在城市生态环境管理中，需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综合利用与化害为利原则，即要求生态环境管理中能够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以及能源和资源来降低环境污染危害。二是全面规划与合理布局原则。这一原则的含义体现在城市环境保护工作的规划需要实现与城市规划的结合、与城市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结合以及确保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的全面性。三是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经济发展协调原则。在城市经济的发展中，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同时也不能因为过分追求生态环境管理成效而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四是预防为主与防治结合原则。这一原则是从根源上优化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的有效途径。五是谁污染谁治理以及谁开发谁保护原则。这一原则由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遵循这一原则，可以让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中的责任主体更加清晰与明确。六是民众参与原则。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单靠某个行政部门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依靠民众的参与。民众在参与过程中不仅可以通过直接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来提高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质量，也可以通过监督政府以及企业行为来间接提高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成效。七是法制化原则。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的有效性需要法律的权威性来作为支撑，这是有效解决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与矛盾的有效途径。
2 城市生态环境管理路径
2.1 为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创造良好氛围
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的强化需要城市居民的参与，所以在城市生态环境管理中有必要以城市环境管理工作的强化为主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教育宣传活动。同时新闻媒体也应当利用自身资源对这一主题进行大力宣传，社会各个行业也应围绕环境的保护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与宣传活动，而各类学校也应当开展环境保护教育。同时城市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有必要呼吁社会改变重视资源开发、忽略资源节约，重视追求经济效益、忽略追求生态效益的错误倾向，从而更好地强化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感。另外，城市生态环境管理部门需要对社会大众行为进行引导，让社会大众选择能够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从而将生态环境保护转变为社会大众的自觉行为。城市生态环境管理氛围的营造有利于实现生态环境管理中的全民参与，这对于降低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阻力具有重要意义。
2.2 构建管理领导协调机制
在城市生态环境管理过程中，有必要强化领导、协调配合、明确责任，从而更好地形成合力。在此过程中，有必要建立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在于对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进行指导与协调，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从而更好地对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统筹解决。另外，有必要设立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办公室，其职责在于对领导小组各项决策进行落实并对生态环境管理资金进行管理，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办公室可以由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同时，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中必须高度重视与充分发挥社会团体以及民间组织的作用，通过给予一定授权提升社会公众参与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的积极性。
2.3 加大资金投入
在城市生态环境管理中，专项资金可以由生态环境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应用于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的企业废弃物处理项目、激励性财政补贴，以及环保技术的开发与推广等。在具有资金保障的前提下，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需要更加侧重于环保技术创新与技术改革项目，并向环保产品及环保示范项目的推广倾斜，从而发挥资金在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中的引导作用。另外有必要引导民间资本及银行信贷进入城市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支持与激励金融机构为能够对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做出贡献的项目提供贷款支持。
2.4 对城市生态环境管理相关法规进行完善
在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工作中，对城市生态环境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有利于推动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实现法制化。在此过程中，各个城市要重视通过制定行业生态环境管理法规来对与城市生态环境管理相关的法律框架进行完善，同时有必要构建起科学有效的城市生态环境管理监测制度、统计制度与考核制度，在对环境管理及监督工作进行强化的基础上对企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做出明确规定。
关键词：金融科技；风险监管；治理路径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兴起，金融业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热潮，科技赋予金融业以新的面貌。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下的金融创新，简单理解就是“互联网+金融”，利用科学技术服务金融业。金融科技正深刻地改变着金融业的发展形态，成为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发力点。但是金融科技在为金融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暗含风险，一方面金融科技依然面临着传统金融风险的冲击，另一方面在新的技术环境下，金融科技还面临着新的风险。要推动金融科技的稳态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克服现有的监管难题，构建行之有效的监管方式和监管体系。
一、金融科技风险分析
金融科技依托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不断创新金融业态，改变传统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实现普惠金融。但是在金融科技的发展过程中也凸显了许多问题，冲击着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
（一）操作风险
首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金融科技的发展也离不开数据的支撑。在互联网情境中存在大量的数据交换和处理，传统金融监管的被动监管模式难以进行有效监管，极易出现数据造假和数据泄露问题。其次，普通消费者不具有相关专业性，缺乏专业的风险评估能力和金融产品的判断能力，容易进行不合理的投资，给自身造成严重风险负担。最后，金融科技依靠新兴技术，企业本身可能面临技术短板，无法有效对风险进行预测分析。
（二）信用风险
在金融业发展领域，信用风险是普遍性的金融风险类型，是由参与交易的乙方或者双方实施的可能违背约定的行为造成的。造成信用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披露程度低，导致信息不对称。金融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交易以信息为支点，信息流动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在金融科技背景下，互联网信息数据鱼龙混杂，难以分辨其准确性和真实性，如果对交易参与者不进行充分的信息审查，极易增加潜在的信用风险。同时，当前金融科技产品呈现出同质化倾向，信息披露程度低，普通民众缺乏专业知识，风险意识低，交易时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金融科技潜在的信用风险持续走高。
（三）法律风险
在金融科技层面，各类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交易和金融服务发生了巨变，无论是传统金融行业还是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其交易习惯和方式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变或重塑。不断涌现的新兴金融交易方式和金融业态给金融监管提出了巨大挑战，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难以实现规制目的。同时，一个金融交易行为可能涉及多种法律规则，如何进行法律界定和规制也是一大难题。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个人信息泄露日益严重，网络金融诈骗层出不穷，金融服务提供者身份难辨，使得金融犯罪情形更加复杂，加之我国当前相关的金融科技法律法规缺失，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无规可依，更加剧了金融科技的法律风险。
二、金融科技监管面临的突出性挑战
（一）法律层面：法律制度覆盖面窄
金融科技发展势如破竹，更新换代迅速，法律的滞后性使其难以匹配金融科技的发展速度。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由《保险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及其规范构成，然而现存的法律规范是为了应对已存在的风险，是对已存在和过去出现的问题进行规制的规则。法律和规则的制定需要一个过程，现有的立法相对于新出现的金融科技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我国当前还未进行有关金融科技的立法，对金融科技的监管还处于空白阶段。同时，金融科技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支撑下得以进行，金融科技的运作过程也是信息数据的交换过程，在此情境下，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数据泄露、金融诈骗、贩卖数据牟利等情况不断发生，因此，在金融领域保护参与者的个人信息，防止金融数据泄露也需要采取法律手段予以规制。
（二）技术层面：监管科技效用性低
金融科技的深入应用拓展了金融交易的人员参与范围，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已经无法达到防范金融科技风险的要求。传统的金融监管以制定全面具体的标准和细则为准绳，而金融科技风险的主要来源是新兴科学技术，因此规制金融科技风险，必须对技术风险进行有效的约束。实践中，对技术的监管总是落后于技术本身的发展，监管科技发展滞后导致了无法有效应对风险的频繁发生。许多新的技术为科技监管提供了支持，但是金融科技同样依托于新兴技术，这就对监管科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监管层面：传统监管局限性强
我国现阶段采用“一元多头”的分业监管体制，形成有序的监管体系。但是在科技加持的情况下，金融业开始朝混业式经营发展，分业式经营体系不断受到冲击，不再适合对混业式经营的监管。同时，“一元多头”的监管体制存在监管重合和监管盲区，容易导致风险隐匿的出现，已经不能够满足金融科技深入发展的需要。传统的金融监管主要包括3种方式：一是公告监管，金融机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向有关监管部门提供其经营资料；二是规范监管，国家制定规则对金融机构的经营事项、管理办法、惩罚措施进行规定；三是实体监管，对金融机构的设立、发展、清算以及破产进行实时全面的监管。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主要是金融机构依法提交的各类实体经营材料和企业经营信息进行静态监管、被动监管，但是金融科技具有快速性特征，在其支持下，金融市场的规模和交易速率有了大幅提升，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监管方式更具有灵活性和时效性。在金融科技火速发展的当下，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急需改头换面。
三、金融科技监管的有效治理路径
（一）填补法律空白，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
1.树立金融科技监管的一般规则。金融科技正处于快速发展和不断变化的阶段，对于金融科技的法律监管应适当地具有灵活性。首先，可以采用原则性的监管办法。原则性监管较为灵活，能够适应金融科技的未来发展变化，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临时性的规制办法，为规则性监管制度的构建提供指导。其次，对现有的法律制度进行修订。为了避免法律重复出现的情况，可以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增设有关金融科技风险监管的专门内容，以适应金融科技给金融监管带来的变化。最后，制定新的法律规范，针对金融科技的全面深入发展，在立法条件成熟时，制定专门的金融科技法律，对金融科技风险进行全面有力地规制。2.多角度建设金融科技监管法律体系。第一，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在金融行业呈现的作用特征和价值，健全当前的金融法制体系，对当前金融法制体系中不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有关规范进行调整。第二，针对不同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创新领域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梳理，制定共通性的金融科技法律规范，并进一步制定细则。第三，针对特殊科学技术、特殊部门、业务制定出专门规定，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别化措施，不断提高金融科技领域法律监管的精确度。第四，加快互联网金融的消费者保护立法，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增设法律屏障。
（二）强化监管科技，充分发挥技术先进性
1.明确监管科技发展满足合规性。监管科技是金融监管的新方式，是对传统金融方式的补足，因此，监管科技的发展必须合法合规，应将其纳入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并推动监管方式的进步。加强监管科技的顶层设计。从技术标准到管理和应用标准，全方位地建立起监管科技的标准体系，以保障其规范性、科学性。2.推动监管科技应用进程。现阶段，我国的监管科技还处于萌芽时期，为发挥监管科技的长远效应，推进监管科技的科学化、合理化发展进程，可以采取试点应用的方式，通过优质范例带动全面发展。可以设立专门的监管科技应用部门，整合相关资源，进行监管科技的实验工作，并进行追踪记录，对可行性进行确认，最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推广。将科技和监管结合，形成监管科技，对发展变化的金融科技进行有效地监管。
（三）改进监管方式，构建多元化监管体系
美国为控制系统性风险，对金融业进行了新的监管改革，全方位扩大了政府的监管范围，将监管方式从分散监管向集中监管转变，将金融监管的重点放在了全面监管上，改变了以往着重地方监管和个体监管的局面。我国可以学习美国的经验，并根据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现状，推动协同式监管的构建。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促进其他金融部门和监管部门之间的联动，在各司其职的状态下加强统一合作，并不断提高监管效力和效率。除此以外，要加大对社会资源的充分调动，拓宽监管主体，形成多元主体的监管体系。在确保政府统一监管的基础上，推动社会、行业、企业等民间主体共同参与，加快构建多元化金融科技监管体系。1.金融科技企业自主监管。一方面，在金融监科技管领域，被监管人往往比监管人对自身更加了解，外部人通常难以得知金融科技企业内部的特定信息。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企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作为竞争对手，金融科技企业之间也会对彼此更加关注。倡导金融科技企业自主监管，有利于加强企业对自身的约束和自我监督，也有利于加强企业之间的互相监督。因此，政府可以赋予金融科技企业更大的自，提高金融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促进金融科技企业自律。2.行业自律。行业应当承担起自身责任以应对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英国为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和金融创新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我国可以学习相关经验，成立金融科技监管组织，发挥行业的监管作用。现阶段，可以由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牵头，推动行业自律机制的构建，制定行业准则，进行投资者保护和信息披露工作，引导行业加强自律，审慎经营，实现金融科技行业的稳健发展。3.社会监督。金融科技涉及方方面面，与社会群众的生活密不可分。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有关的金融监督部门应当广开言路，不断提高公民的参与度，拓展监督渠道，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大众积极参与金融科技的社会监管，并积极开展金融科技教育活动，提高社会大众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金融监督意识。
四、结语
金融与科技的充分融合和深入发展给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在金融科技创新和金融风险防控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实现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和有效监督，成为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法律为基础，加强行业自律，构建适宜的监管体系，以“科技”应对“科技”，实现对金融科技风险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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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梦 大学生思想教育 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6-0074-01
1 加强大学生“中国梦”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所提出的“中国梦”的议题阐述了中国最伟大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这一解读包含了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和对当前全国人民共同愿望与期盼的宏大理想，指明了党带领人民的前进方向。“中国梦”不是一句空话，其代表的是全中国人民努力的方向，是人们心中的希冀。针对大学生所提出的“中国梦”思想政治教育无疑是对当今大学生的鼓舞与期望，希望学生可以以中国梦为主要发展方向，并将其作为年轻人奋斗的主要动力与中国精神，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当代精神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强国民团结协作的信念，带动国家与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与希望，带着振兴国家信念的大学人才步入社会无疑将国家发展与个人融入绑在了一起，只有国家实力得以增强，人们的生活才能得到足够的发展，因此中国梦精神早已成为了国民共同努力的方向与理想，加强大学生中国梦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强化国民团结作用和国家荣誉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 “中国梦”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教育路径探讨
2.1 增强“中国梦”思想研究，引领大学生树立科学信仰
在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相互依存的发展形势，在当前中国梦视域下来看大学生思想教育，可以了解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越发强烈，国家正处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重要经济转型时期，面对越发严峻的国家社会竞争关系，大学生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也较为强力，导致其极容易产生较为模糊的信仰，在不同的精神文化汇总逐渐的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原有的国家荣辱价值观。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引导学生做出迷茫的状态，树立国家至上的科学的信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与振兴。中国梦的思想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相互包容和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传递民族正能量，当代大学生在此大环境下吸收中国梦的精神食粮，理解不同的思想观念，以中国梦的思想模式树立正确的信仰观念，以民族发展为伟大目标，为社会与国家做出榜样、做出贡献。
2.2 将“中国梦”思想融入日常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中
中国梦思想具有较高的历史责任与功能，因此在当前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理应将中国梦思想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中。中国梦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极为重要，利于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国家发展的核心思想与观念，通过将中国梦思想融入到日常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有助于坚定学生中国梦的信念，能够促进与实现自身发展与中国梦思想的有机结合，将中国梦理论思想付诸于实际行动中。除此之外，教育课程也应该针对中国梦教育思想将其融入到相应的课外教学中，将理论知识融入到课堂实践中去，帮助学生更加真实的体会中国梦思想所要传达的宏伟精神。让学生感受到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体会国家逐渐的发展与变化，理解中国梦的真实内涵，即便国家面临严峻的困难与挑战，也要坚定信心，坚信党会带领人民走出困境，赋予学生面对困难与挑战的勇气与决心，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国家荣辱感。
2.3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在当前网络数据的大数据时代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信息交流等都离不_网络资源，因此实现中国梦政治理念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实现中国梦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过程。在网络变得普遍与流行的今天，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利用起信息传媒技术，实现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发展与发扬过程。学生通过网络可以快速实现信息传递与交换，快速获取自身所需要的网络资源。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来实现将中国梦教育思想融入到网络传媒过程中，实现网络传播中国梦思想过程。如在网络上开展关于对中国梦政治思想的解析与探讨话题来加深国民对于中国梦的理解，将理论教育转变成交流与对话的传输过程，鼓舞人们对中国梦思想的参与和奉献过程，时刻保持自身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国家荣誉感，以自身行动来参与到国家的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大学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要领导者，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与支柱，理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血与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以实现中国梦思想为目标而努力。从大学生自身出发，从国民每一个人自身出发，为实现中国梦思想贡献自己的力量。
3 结语
中国梦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主题，其也是大学生所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大学生要在中国梦发展理念引导下不断强化思想教育，拓展其思维的开阔性，做好相应的计划安排，提升自我抗挫能力，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断努力。教师更要在此过程中中助学生一臂之力，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思想教育方法，让学生的思想认识不断深化，让学生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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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保协作；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预警；机制
JEL分类：G21,G13,C61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Study on Commercial Bank Credit Risk Early-Warning Mechanism based on Channels to Cooperation between Bank and Guarantee
Gu Haifeng
( Glorious Su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of Donghua University , Shanghai China 200051)
[Abstract]: Cooperation between bank and guarantee channel benefits to solution asymetric-information between bank and guarantee. This paper constructs commercial bank credit risk early-warming index systen based on three levels of enterprise finance, management ability and reformation ability, and establishes early-warming model introduction into an especial function by setting early-warming point value, and finishes designing commercial bank credit risk early-warming mechanism , fufils credit risk early-warming confunction..Which develops and deepens commercial bank credit risk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offers the important theorentical reference, possessing the very important theorr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Cooperation between Bank and Guarantee;Commercial Bank;Credit Risk;Early-Warning; Mechanism
作者简介
顾海峰：男，1972.省略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银保协作路径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识别与预警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C79005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追加）项目（项目批准号11D10827）。
通信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1882号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一楼73号信箱
邮政编码：200051
一、苏州高成长型中小企业成长路径分析
苏州市高成长型中小企业大体上占全部中小企业的10%左右，发展质量较好。主要表现为：经济指标增长迅速，充分体现高成长特色；总体负债率较低，融资状况较好；具有较强核心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较强；具有良好发展前景，企业发展状态良好；社会综合贡献较大，发展示范作用明显：
从苏州高成长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实践来看，大致有五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发展路径。
技术发展路径：是指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研发具有自主核心技术的新产品，从而实现高成长的路径。如由归国留学生创办的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过自主研发和集成创新，掌握并拥有生产激光OPC鼓配套核心技术和装备集成能力，首次实现了有机光导鼓的国产化与产业化。恒久光电的经验表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自主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是技术发展路径的关键。
市场拓展路径：是指在难以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主要通过市场拓展带动技术创新，从而实现高成长的路径。如，苏州伟业金属制品公司是一家村办改制企业，主要生产汽车零部件等金属制品。该企业坚持围绕服务客户需求生产配套产品，以齐全的工艺流程、精湛的技术装备、严格的环节控制、完善的服务体系形成特色，得到客户信赖。苏州市协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则是另一种市场拓展路径。该公司主要为环保配套，针对行业同类产品多、进入门槛低、产品技术比较分散等特点，重点探索市场营销模式，采取充分利用客户资源、充分利用市场技术资源的“一体式”市场经营模式，提高市场竞争力。
协作发展路径：是指由传统的生产一体化（即企业通过所有权控制向其产品的上下游延伸）向生产非一体化（即所谓“归核化”，将公司次要业务分离出去，通过代加工方式购买服务，自己只从事核心任务）的生产经营模式。如，苏州苏铸成套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选择主导产品，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能力，同时主要采取外协方法，解决批量生产问题。
资本扩张路径：是指通过以资本为纽带，通过产业链并购整合等方式实现企业扩张的发展路径。苏州天马精细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扩张之路，体现了高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天马公司的资本扩张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制后、上市前的基础扩张。第二阶段是2010年股票上市后的飞跃式扩张。第三阶段是今年开始的产业链整合性扩张。
科学管理路径：是指主要通过管理创新，提高企业整合各种有形、无形资源的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经营能力、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发展路径。从调查情况看，苏州高成长型中小企业大多是制度健全、运作规范、信誉度高的企业，尤其是在生产过程、员工管理、银行信誉、合同履行等方面，堪称模范。
二、影响苏州高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
的主要制约因素
要素约束：人才匮乏。主要是技术研发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工人的匮乏。分析其原因，一是竞争激烈，人才流失比较严重。二是企业本身不敢、不愿在人才培养上作较大投入，担心培养出来的人才流失。土地资源紧张。高成长中小企业成长经常超常规发展，出现厂房紧张、占地不够情况的概率更高。而苏州开发水平较高，土地资源匮乏，用地控制严格，严重阻碍了中小企业的成长壮大。
成本约束：主要是用工成本增长迅速、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税费负担有增无减、原辅材料价格波动、产品价格下滑等问题突出，用企业的话讲是头顶成本升、工资涨、利率高、汇率升、社保重“五座大山”，导致企业成本增加、效益下降。
发展水平约束：一是技改投入风险大。技术进步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基础，但由于经济波动加大、企业利润空间缩窄，技改投入回收期进一步延长，加大了企业技改资金负担和投资风险。二是创立品牌困难多。调查中发现高成长型中小企业产品好卖、市场占有率高，但企业自主品牌较少。高投入、长期投入、市场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品牌意识不强，阻碍了许多高成长中小企业的品牌建设行为。
发展环境约束：苏州经济外向度高，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极大。苏州基础设施总体较好，但在载体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还存在较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企业资金流不畅，应收款增多，货款延付现象相当普遍。知识产权保护困难。政府不规范的涉企行为依旧存在，如供电部门实行的电费预交制度，税务部门采取的营业税、所得税预征方法，出口退税到位不及时等。
三、促进苏州高成长型中小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研究高成长型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和发展中面临的制约因素，目的在于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采取切实措施，有效帮助企业应对挑战、走出困境，实现健康、快速发展。
进一步强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理念。要充分认识到，高成长型中小企业表现活跃、成长迅速，对社会的贡献、影响更为突出，是规模企业、大型企业的预备队，为高成长型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成长条件，是做大做强区域经济、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要努力形成大中小各类企业间互相协作、良性竞争、共同发展的局面。要研究总结高成长型中小企业的成长经验、成长规律，把发现、挖掘、支持高成长型中小企业成长作为政府服务经济建设的一项常规工作长期坚持，下功夫做好。
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重点是强化各级各类扶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贯彻落实。要加强政策信息对接，深入整合政府各涉企部门的政策信息资源，建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广泛开展政策宣传解读活动，帮助中小企业了解、掌握和用足用好政策。要进一步完善政企互动机制，畅通企业与政府交流互动渠道，及时受理和分办、督办中小企业反映的问题。
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的税负环境。重点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有关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要进一步优化税收征管服务，实现国、地税资料“一次报送、各税共享、长期使用”，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要认真落实治理规范涉企收费政策，进一步清理、公布涉企收费目录，规范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征收和减免审批，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环境。要将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与商业银行执行人民银行政策情况综合评价、年度监管评级及机构准入等挂钩，引导商业银行扩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加强对商业银行利率定价和服务收费行为合规性管理。要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改进银行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分模型及标准，尽快形成能有效支撑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诚信指标体系。要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积极开展银企对接活动，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吸引社会资本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投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通过私募债券、集合票据、集合债券、区域集优等方式扩大融资。支持发展面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机构。
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的经营环境。重点是要帮助中小企业获得公平发展机会、拓宽发展领域、拓展市场空间。要采取切实措施，真正使中小企业与其它各类企业一样，在经济活动中从市场准入到生产经营、乃至停业退市享有同等的权利义务。要在提高苏州有限空间的经济承载量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厂房、土地等需求，实行适度优惠倾斜。要鼓励、支持有条件、有实力的中小企业走出去，向域外及境外、海外拓展。要推进“两化融合”，促进信息技术对企业研发、生产、管理、营销等活动的渗透和提升，促进中小企业提升管理水平。要进一步支持特色产业基地、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中小企业集聚发展。要加大中小企业人才服务，帮助中小企业引进、培育、用好和留住各类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的服务环境。重点是要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推动中心镇和中小企业集聚区建立公益中心，进一步加强对各类服务资源的整合，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鼓励服务机构开展“创星级”活动，经认定达到省星级标准的公共服务平台，对其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活动给予一定资助。对符合条件的国家、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纳入科技开发用品进口税收优惠政策范围。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对高成长型中小企业的支持。要加强行政指导和服务，帮助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向上争取政策、资金和项目的支持。
关键词：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 闭坑矿山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154-02
引言
矿山开采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同时也可能产生一系列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比如，地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含水层破坏、地质地貌景观破坏等。这些地质环境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瓶颈[1]。特别是闭坑矿山，经济价值已经不复存在，但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同时也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在这样的背景下，闭坑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是当前研究和关注的热点之一。
一、凤泉区矿山概况
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矿产资源主要为非金属建筑材料泥灰岩、石灰岩。该区域矿业发展历史悠久，有历史记载的矿山开采可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20世纪后期开始了大规模的无序开采，1999年底，凤泉区有采矿单位50家，消耗掉1亿多吨各类矿石，石灰岩、泥灰岩矿山多处变为深坑。但由于重开采，轻保护，使本区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突出。区域内18家小型水泥厂用料来源已经濒临枯竭，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居环境质量急剧恶化。全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付出了牺牲资源、污染环境的代价。
2000年新乡市、区两级政府了禁采禁爆令，凤泉区水泥用石灰岩矿和泥灰岩矿全面停采。全区目前有12个闭坑矿山，主要是石灰岩矿和泥灰岩矿。石灰岩矿山包括凤凰山、驼腰山、青龙山（分将池西山）、峙山共四个。泥灰岩矿山包括金灯寺、五陵、何屯、坟上、老道井、东同古、东张门、西张门共八个。
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及其分区
（一）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1.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露天开采的矿坑周边常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目前全区有石灰岩矿四处，由于矿体埋藏条件所限，矿山均在地表以下露天开采，形成较深的采坑，剥废的废渣石土无规则堆放，采面边坡较陡。多形成高达数十米的高陡边坡，坡度多大于70°，遇有不利结构面或结构组合时便会发生滑坡或崩塌地质灾害。局部地段岩石松动，危岩体较多，有些危岩体失稳，存在着安全隐患。
2.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凤泉区区开采历史悠久，目前属于闭坑矿山，由于矿产资源的开采，致使山体残缺不全，有些山头已不复存在，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严重。同时由于禁采多年，矿区内石漠化较严重，植被覆盖率低。
3.固体废弃物堆放及其污染。闭坑后矿体、任意堆放的废石堆遗留在矿区，其对周围环境危害也很大。在其逐步堆放的过程中，废弃物所含有的大量的有害元素对堆放区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的污染较严重[2]。
（二）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分区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凤泉区矿山地质环境状况，根据实地调查，对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进行了评估分区 [3]。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已发生矿山地质灾害类型及规模，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难易程度、矿山开采方式、地形地貌、水文气象等。分区原则以采矿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为主，兼顾矿区地质环境背景，突出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矿山开采诱发和加剧的地质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作出综合分级评估，划分为严重区、较严重区。
1.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主要包括凤凰山、驼腰山、青龙山、峙山石灰岩矿共四个。（1）凤凰山石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凤凰山面积约9.1km2，由于凤凰山矿山开采时间较长，开采规模大，局部地段采场危岩体、高边坡四处分布，有崩塌隐患，现场发现有一处滑坡。（2）驼腰山石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据现场勘察，该矿区内矿渣较多，矿区面积较大约7.4km2，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较严重，长时间的开采使驼腰山山体破损，岩石，植被破坏较严重，已经出现了轻微的石漠化现象。有些地段出现了危岩体，危岩块，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3）峙山石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据现场勘察，矿区面积约3.67km2，矿区内矿渣较多，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较严重，山体大面积破损，植被破坏较严重。由于已经禁采多年，有石漠化的倾向，局部地段岩石松动，存在危岩体、危岩块，有一定的安全隐患。（4）青龙山（分将池西山）石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青龙山矿区面积约13.2km2，矿区面积较大。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严重，山体破损严重，山体基本被削平，岩石，植被遭到破坏，已经出现了石漠化现象。
2.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包括金灯寺、五陵、何屯、坟上、老道井、东同古、东张门、西张门泥灰岩矿共八个。（1）坟上―五陵―金灯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金灯寺、坟上、五陵泥灰岩矿开采后留下大小不等的采坑数个，剥离的表土及废弃矿石就近露天堆放，占压损坏耕地。（2）老道井―东同古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东同古泥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为开采新近系潞王坟组泥灰岩留下的采坑，主要开采白垩土、泥灰岩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由于白垩土、泥灰岩矿的长期开采，在地表形成了大小不等的采坑数十处，采坑坡面陡立，剥离的表土及废弃矿石就近露天堆放，占压损坏耕地。破坏面积达1.25 km2，深7m~8m，最深大于10m。老道井泥灰岩矿有大小不等的采坑五处，采坑坡面陡立，剥离的表土及废弃矿石就近露天堆放。（3）何屯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何屯泥灰岩矿未进行过任何治理，开采后留下大小不等的采坑数个。坑内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新乡火电厂紧邻何屯泥灰岩矿，据现场勘察，采坑内有大量的废水，系火电厂的废水排入何屯泥灰岩矿。（4）西张门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矿山在剥离覆盖层与开采泥灰岩矿过程中，形成的剥离物及废石就近露天堆积，治理区内较大规模的渣堆就有七处，形成的采坑深达11m，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严重。（5）东张门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东张门泥灰岩矿有大小不等的采坑六处，最深达10m，剥离的表土及废弃矿石就近露天堆放，占压损坏耕地。
三、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措施与成效
为改善新乡市生态环境，构建北部绿化屏障，新乡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凤凰山森林公园设想。此后，凤凰山通过飞播造林、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废弃地复垦等形式，大力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全区共植树310万棵。
为保护矿业遗迹，恢复生态环境，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报建立凤凰山省级矿山公园。对凤凰山地区各类地质灾害进行了治理，对园区的危岩体进行了部分清除，对矿渣堆采取了清理、固化和挡土墙、护坡等治理手段，使得园区上述地质灾害发生几率大大减小，其危险性大大降低，园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通过植树造林，多数地区植被初步恢复，矿渣堆已清理或造林固化，危岩体均已清理。昔日的荒山已恢复生机一片。凤泉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面积约5.09km2，其中凤凰山治理面积4km2，驼腰山治理面积0.5 km2，东同古治理面积0.36 km2，西张门治理面积0.23 km2。
四、闭坑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路径
虽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存在较多的有利因素，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和公民环保意识增强，加大政策倾斜和投资力度，为改善矿山地质环境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资源整合、矿业秩序整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这些都为解决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创造了条件，参考凤泉区闭坑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取得的巨大成功，初步探讨了闭坑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路径：（1）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提高政府部门、矿山企业和广大公众对矿山地质环境的保护意识和对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重要性的认识，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4]。（2）由于是闭坑矿山，因此应争取国家或者地方两权价款中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资金。（3）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可与土地整治、工业园区、生态园区建设相结合。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推进土地开发，以地生财，为矿山治理筹措资金，把平整后土地作为工业或房地产开发用地或者生态园区，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资源的集约效应。改变单一的政府投资模式，建立多元化、多渠道投资机制，按“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建立合理的投资政策和收效分配政策，确保投资者利益。（4）对废弃矿山整治出的土地，在用地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由于废弃矿山整治投入较大，要建立“谁治理，谁受益”的激励机制，把用地与矿山环境治理的实际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废弃矿山用地方面的有关政策，对治理出来的土地，给予一定的优惠，依法可优先取得该治理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以调动社会各方参与治理的积极性。（5）为了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关键是在资金筹划，分配及使用上引进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金运作上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南替，白利平.北京市斋堂镇地区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及防治对策[J].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2008，(3):113-114.
[2]贾三满，刘明坤.北京市矿山地质环境分析与评价[J].分析研究，2008，(2):2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