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3 17: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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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积累；有效需求；生产过剩；阶级化；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是指正常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断，而且经济危机总是表现为周期性的形式。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同时也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魁奈（1758）在经济表中研究了货币在社会中的流通规律，构造了一个简单再生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如果货币流通中断，进入储蓄而不是消费，那整个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因而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已经暗含了经济危机的萌芽。
李嘉图（1817）认为资本主义从长期来说会陷于停滞但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但马尔萨斯（1820）对此并不认同，认为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解决之道在于维持地主的消费。西斯蒙第（1825）进一步发展了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资本家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必然无限的扩大生产，生产超过消费，产品难以实现，必然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他建议回复到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状态，如此就可以消除经济危机。
虽然以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理论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他们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只从资本主义的流通领域（分配、交换、消费）解释经济危机，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制度结构，这使得他们的经济危机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尽管各有缺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是马克思进一步研究经济危机的基础，因而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前人的成果从而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解剖。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在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济中，社会不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因为生产产品的同时就创造了对产品的需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是一致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出现在生产与流通之间，货币作为贮藏手段可以退出流通领域；作为支付手段可以延迟对商品使用的交付，因而货币取得了独立的存在形式。因此马克思所说："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而这些关系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追逐剩余价值的规律。
（二）信用机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作用
信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杠杆和催化剂，它使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并且加重了经济危机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但马克思认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它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作用机制。因此马克思说："信用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以周期的形式不断发生的，并且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加严重，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基础是固定资本更新。马克思在论述固定资本周转的时候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他总结到"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
三、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系统地论述经济危机理论，而是散见于各处零星的论述之中，因此后人从各个方向发展了经济危机理论。虽然他们各执一端，但总体来说有四个主要原因：消费不足、部门比例失调、一般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
（一）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米哈尔・卡莱斯基（1933）认为社会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但当资本家花费较少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两极分化和垄断因素造成了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产生了矛盾，因而资本主义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卡莱斯基发展了并对有效需求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卡尔・考茨基（1891）、罗莎・卢森堡（1919）、保罗・斯威齐（1942）、埃内斯特・曼德尔（1962）都认为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与卡莱茨基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他们都是从资本主义的交换领域来解释危机，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制度结构。
（二）比例失调论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894）认为经济危机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失调，而比例失调是由于无知。他说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因而社会生产在各行各业缺乏协调统一，同时它追求资本增值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造成了社会的生产过剩，这时就出现了经济危机。而鲁道夫・希法亭（1910）也认为经济危机是由社会各部门比例失调引起的。他认为固定资本的存在、卡特尔的扩大与发展、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导致了利润率平均化不能实现，因此由利润率平均化导致的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被打乱，这时经济危机就产生了。他是从市场结构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更没有探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关键词】资本论，经济危机理论，现实价值
经济危机是指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者整个世界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不断收缩，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回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从1852年第一次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以来，每隔一定的时间，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要爆发一次经济危机。然而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由2008年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金融海啸从美国波及全世界，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体系受到重创，世界经济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重新阅读出版于1867年的马克思《资本论》，深刻思考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一、马克思《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论述
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和实质时，提出了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的二重性。同时在流通领域抽象的考察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事实证明，他的经济危机理论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1、揭示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经济危机爆发的诱因是资本的本质属性导致的，即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同时，资本家作为人格化了的资本，表现为对剩余价值永恒的追求。资本家为了能够持续的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将获得的剩余价值在投入到社会再生产中，由此推动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逐渐积累，但绝大部分的资本是掌握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而被剥削阶级却占有极少的资本。他们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购买能力是有限的。这样，商品无法获得相应的价值补偿，造成资本不能有效地运转。这样便可能导致危机的爆发。
随着资本大量的投入到再生产中，企业的规模扩大，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总量超过了社会总的需求，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的商品积压，大批生产企业减产或停产，资本家就无法向员工发放工资，或企业裁员，导致一部分人失业。这样社会的购买力下降，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相对过剩，即消费者有购买的意愿却没有购买的能力。这里所说的生产过剩是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而不是与劳动人民的实际需求相比的绝对过剩。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就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
2、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的揭示
《资本论》揭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即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社会化。它内在的要求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及生产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使得社会的再生产能够顺利的进行。但是，由于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盲目的提高生产力和扩大生产规模，破坏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因此，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第二，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二、《资本论》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价值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爆发的实质，对于当今的经济危机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同时对于我国应对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1.制度的选择。
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产物，选择怎样的制度就显得很重要。我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危机爆发的可能。因此，我们因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矛盾。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是我国进行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正如党的十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决定，对我国的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扩大内需。
从经济危机爆发的逻辑思路：有效地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预期消费―信用违约―经济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有效需求的不足是危机发生的逻辑起点。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应依靠投资和出口转移到依靠投资、出口、消费的协调推进，在危机的大背景下，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显得尤为的重要。通过改变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缩短贫富差距，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支出，建立和健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良好的就业和创业环境。将我国居民的购买力释放出来，利用消费红利促进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3.市场与政府的有效地配合。
马克思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并不是万能的。1929―1933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4年就任后，采取政府干预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美国经济较快的摆脱了危机的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把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三中全会最新提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正确的对待“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关系，有利于推动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进行。
参考文献：
一、经济危机理论
面对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西方学者展开大量的经济研究，试图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问题也做出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论述，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
（一）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
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进而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使得社会处于非充分的就业状态。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她积极的探讨如何有效的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有效的消除非自愿失业。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文明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化大工业迅速发展，机器化的大生产促进了社会化的大生产，生产资料有资本家们控制，工人和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被资本家们所掠夺。随着社会化的程度越大，它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越发的激烈，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高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会重新激化，导致经济危机再一次爆发。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处于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样的几个阶段，危机和高涨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分析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每隔一定时间就要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平稳运行，进入到21世纪，美国的经济未能及时的找到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动力。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迅速的发展起来，为了促进消费，美联储大胆的进行了各种创新，尤其是在住房按揭贷款上面。2004年开始，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加速了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各种骤然的政策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从而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
（二）对当前金融危机的解释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马克思还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因而此 次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引起的，但实际上却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导致，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应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基础，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并积极主动的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重建，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
（一）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弊端也有益处。一方面，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导致了世界经济的衰退，中国处于其中的一员，无法躲避大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如，大量的外国投资从中国撤资，致使国内吸收的国外投资减少，各国经济萎靡不振，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复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出口贸易受挫，出口贸易型产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出口国外受挫，但是国内确是未完全开采的大市场，而且也为国家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次危机也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力反思和汲取教训的机会，要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二）促进经济增长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客观要求。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富裕。促进经济增长就要注重自身经济结构合理化，资本有机构成既符合整体经济发展需要，又立足本国国情，满足绝大多数劳动力的就业；合理规划国内消费、投资、出口这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根据马克思经济理论，消费是生产的终极目标。如果为生产而生产，那必定造成供给的过度，出现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所以，我们必须把投资放在需求允许的合理范围内，以需求带动投资，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合理搭配共同促进经济的增长。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经济危机的产生解读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而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因此，任何条件下发生的经济危机其本质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二）马克思的金融信用危机理论
由《资本论》第三卷“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与货币经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营业的发展又依然会和商品经营业的发展齐头并进。”于是信用制度引发了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使再生产过程不断被拉紧从而达到极端，加速了生产过剩的内在矛盾借由危机的形式爆发。作为资本积累和集中的有力推动,信用使得股份公司和银行把分散资金集中起来,扩大了生产，但也不可避免地使单纯性投机出现。这样，生产脱离市场而迅速扩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再生产的过程。“信用制度加速各种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加速了危机”；“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会有效，金融危机就会爆发。”
（三）《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与金融危机
所谓虚拟资本，是本来并不存在，而是根据一定收入虚构出来的资本。“当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货币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生息资本就出现了。”生息资本的出现表明：每一个确定的货币收入都将表现为一个不一定是由这个资本本身产生的资本的利息。收入的资本化过程解释了虚拟资本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价格与价值发生了分离，作为生产之外出现了虚拟市场———资本市场就出现了。虚拟资本的价值运动独立于现实资本，其价值并不随着现实资本价值的变动而变动。从虚拟资本理论中可以得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商品或虚拟资本货币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种矛盾对立的严峻程度很容易超过一般商品与货币的对立矛盾。由此可见，“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基础。”
二、启示与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独立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也会反作用于实体经济，从而对一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产生恶劣影响。我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初级阶段，一个平稳有序的市场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资本论》中有关金融危机理论的分析，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对金融行业的市场监管
由马克思对于信用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分析，信用危机的存在，是金融市场的一个巨大的隐患。因此，加强对金融行业的市场监管势在必行。加强金融监管，就要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制定科学与有效的经济政策。监管措施方面，应当注重监管手段的科学合理，监管方法的多元化。金融监管并非管制，对于金融的过度束缚无疑将会阻碍一国的经济发展。金融监管不仅要科学、合理，还要适度。
（二）加强对虚拟资本的管理
关键词:投资品;经济危机;无均衡价格;双重性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一、投资品的定义
投资品是指购买后不需要追加新的使用价值,也不需要附加新价值,即可择机出售获利(也可能亏损)的商品。
投资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纯投资品。这类投资品没有使用功能,只有投资功能,如:股票(或股权)、期货、金融衍生产品等。本文把纯投资品之外的商品称为“使用品”。二是复合投资品。这类投资品既有使用功能,也有投资功能,如房地产、金银首饰、收藏品、普洱茶等。
投资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上述定义属于狭义的投资品,广义的投资品既包括狭义的投资品,也包括生产资料。本文只研究狭义投资品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概念的含混和交叉,另一方面是狭义投资品对经济危机具有诱发和加剧作用。
与广义和狭义投资品相对应,“投资”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所指的投资是与狭义投资品相对应的狭义投资。
另外,如果把本文定义的“投资品”用另一概念“投机品”替代,对本文的论证和结论没有影响。按照习惯,“投机”一般代表负面作用,“投资”一般代表正面作用。但是,投资与投机没有明显的界线,本文后面会证明投资的负面作用也很强。实践中,利益相关者经常以“我们是在进行投资,而不是投机”来逃避责任,政府也经常以“鼓励投资而不是鼓励投机”来逃避责任。为了堵住他们逃避责任的借口,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投资的负面作用也很强,本文没有使用“投机品”概念,而是使用“投资品”概念。
二、有关经济危机成因与诱因的文献述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是由于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两极分化。马克思也指出,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商品买与卖分离提供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危机的债务链条[1]。这可理解为,货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是马克思当年经济危机的内在诱因。
凯恩斯也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关键环节,但对其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与马克思的看法截然不同。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原因有三个:消费倾向、资本未来收益预期、对货币的灵活偏好[2]。这都属于心理因素。凯恩斯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经济危机成因的分析,而在于提出了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摆脱危机的论点,该论点被多数国家所采用。
20世纪70年代初,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建立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否认政府政策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性,反对政府干预,这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但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自身也有重大缺陷[3]。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后,人们对房地产危机的成因及其对经济危机的诱发作用也有很多研究。吴宣恭认为次贷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用扩大信贷的方式缓解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4]。李石凯认为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低[5](有人认为是超前消费、消费率过高,与此类似)。也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次贷引发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包括金融创新过度、金融全球化、金融监管不力、流动性过剩、低估金融风险等[6]。
马克思得出的经济危机本质和成因对当代经济危机仍然适用。当然,经济形态和经济体制复杂化、多样化,也使当代经济危机与马克思当年的古典经济危机有所不同。在当代经济中,金融危机对经济危机诱发作用更明显、更强烈、更普遍,房地产对金融危机的诱发作用更明显、更强烈、更普遍。
三、投资品无均衡价格定律及其推论
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一般商品(称为使用品)的供给曲线单调递减、需求曲线单调递增,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以实现单一的均衡价格P0。
投资品的供给与需求曲线在有些阶段与使用品相似,因为在投资品市场,“逢低买入、逢高减仓”是重要的买卖依据之一。但也有一些阶段与使用品相反,因为“买涨不买跌”、“追涨杀跌”也是投资品买卖的依据之一。在这种买卖依据作用的阶段,当投资品价格上涨时,买入意愿更加强烈,卖出意愿减弱,即对投资品的需求增加、供给减少;当投资品价格下跌时,买入意愿减弱,卖出意愿增强,即对投资品的需求减少、供给增加。投资品在这一阶段的供给与需求曲线变化方向与使用品的供给与需求曲线正好相反。投资品供给与需求曲线的阶段性反向变化使投资品价格既有可能在偏高的价格暂时均衡,也有可能在偏低的价格暂时均衡,还有可能在中间段形成暂时均衡。可以说,投资品没有均衡价格或者说有多个暂时均衡价格P0,P1,P2等(见图1)。这一规律称为“投资品无均衡价格定律”。
图1 投资品的供给与需求曲线
投资品无均衡价格定律是一个普遍规律,既可以从理论上逻辑演绎推理得出,也可以从大量实践中归纳推理得出。根据这一定律,结合经济活动,可以得出四个推论:
推论一:不论是纯投资品还是复合投资品,价格都会在多个暂时均衡价格之间往返运动,这使投资品价格必然会出现“涨过头、跌过头”。换言之,投资品价格“涨过头、跌过头”是投资品的基本特性之一,也是正常的、合理的。
推论二:投资品价格在向“涨过头”演变过程中,获得盈利的投资者数量增加、盈利总量增加,形成“财富效应”,这不仅会鼓舞投资者购买更多的投资品(促使“涨过头”的最终实现),而且也会鼓舞投资者购买或消费更多的非投资品。这意味着投资品价格“涨过头”必然会间接诱发非投资品需求的过度膨胀,诱发非投资品行业的“过热”。
推论三:复合投资品向“涨过头”演变的过程,本身就是使用品(因为复合投资品也是使用品)需求过度膨胀的过程,这必然会直接诱发上游产业需求的“过热”。例如,房地产价格向“涨过头”演变中,需求不断增加,直接诱发建材、钢铁等产业的“过热”。
推论四:推论二、推论三都表明,投资品向“涨过头”演变过程会诱发多行业经济“过热”,同理,投资品价格向“跌过头”的演变,会诱发多行业经济“过冷”,而经济形势由“过热”向“过冷”过渡的过程就是经济危机。可见,投资品对经济危机具有诱发作用。如果投资品的规模和范围如果非常小,对经济危机的诱发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当投资品规模和范围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明显诱发经济危机,并加剧经济危机程度。
从现实中的产业危机来看,无论是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还是网络股泡沫、普洱茶过度投机,共同的内在诱因都是投资品价格“涨过头、跌过头”特性。
在当代经济中,由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的次数最多、规模最大,这是因为金融业中的纯投资品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另外,房地产之所以成为引发当代金融危机的最重要诱因,这是因为房地产现已成为交易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复合投资品,而且房地产是金融机构最欢迎的抵押品,因而成为复合投资品中与金融业结合程度最高的品种。
四、投资品双重性、投资者双重性及其后果
投资品对社会经济体系的作用
具有双重性,即正面和负面两种作用。正面作用也称为良或天使属性,负面作用也称为恶或魔鬼属性。投资品的双重性可以通俗地称为投资品“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以典型的投资品股票为例,它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交易成本、发现均衡价格等多种良,但也同时具有助长赌博和不劳而获、诱使市场操纵和财务报表作假、加剧贫富分化、泡沫破灭后诱发经济危机等恶。 投资者在买卖投资品时也具有双重性,即有时是理性的,有时是非理性的。这似乎违背经济学“理性人”基本假设,实际上没有违背经济学基本假设,而是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共生现象。投资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品的供需曲线有些阶段与使用品相似,有些阶段与使用品相反;二是经济主体(人)在买卖使用品时符合理性人假设,但在买卖投资品时,有时是理性的,有时是非理性的。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买卖使用品时是理性的,但在买卖投资品时则是理性与非理性都会出现。
投资者与投资品结合形成了投资活动,形成了投资品行业。投资品双重性与投资者双重性的结合不仅没有减少投资品的负面作用,反而使投资活动的负面作用强化。以股票为例,投资品双重性与投资者双重性的结合会出现4种结果(见图2)。其中第一种结果正面的,其余三种全是负面结果,第四种结果负面作用最强烈。从这四种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得出来,投资活动的负面作用比正面作用在种类上和程度上都更强,这可通俗地称为投资活动“少半是天使,多半是魔鬼”。
投
资
者 理
性 第二种结果
1.追涨杀跌,导致涨过头或跌过头
2.实业经营太辛苦,转向资本运作和炒股
3.合法操纵股票价格 第一种结果
1.优化资源配置
2.减少交易成本
3.发现均衡价格,促进价格实现均衡
非
理
性 第四种结果
1.像赌场的赌博,助长不劳而获的心理和行为
2.诱使非法操纵和报表作假
3.加剧贫富分化
4.泡沫破灭诱发经济危机 第三种结果
1.亏钱骂政府、企业或股评,赚钱则归功于自己
2.放弃原来职业,专职炒股
3.鞭打快牛(企业),为了上市扩张过快,留下隐患
恶 良
投资品
图2 投资品双重性与投资者双重性的结合
五、投资品的规模膨胀与范围渗透
投资品双重性中的良和投资者双重性中的理性方面,使投资品规模膨胀和范围渗透有了名正言顺的依据,结果是投资品恶随着投资品规模与范围扩张而蔓延。
关键词：生态；资本主义批判；经济理性；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6.002
20世纪60年代，当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结合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从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出发，揭示和批判了科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功能之时，西方中产生了一支重要的新兴流派——生态学，他们主要是在以经济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下，试图以新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来修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一
生态学直接吸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异化消费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一致的是，生态学既是对苏联式革命的，“红色”的之批判，又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之“人道主义”式的批判。
但是，在“生态危机理论”方面，二者的研究视域是不同的，从而，二者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视角不同，所得出的理论结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法兰克福学派是在以技术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视域下来建构异化消费理论的，其将科技视为扭曲人的需求而造成了“异化消费”的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实质是文化批判的理论，其对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的批判是脱离于现存政治结构的抽象批判，其理论也就缺乏建构性。这样，在“科技是意识形态”的论断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否定了无产阶级自我解放需求的同时，并没有发展出一种新的需求结构，“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能重新评价人的需求的新的危机理论”[1]487
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不同的是，生态学不是在以技术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下，而主要是在以经济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下，来建构其异化消费理论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与其说是技术理性，还不如说是决定技术理性的经济理性。经济理性以资本理性为原则，表现为对资本利润的追逐，对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维护，以及利用科技促进国家经济与工业持续增长的国家资本主义逻辑。经济理性的逻辑不仅是个别资本的逻辑，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内置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体现为国家发展经济的策略和行为，异化消费是这样的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异化消费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是对异化劳动的遮蔽，那么，在生态学那里，消费异化不仅掩盖了人异化劳动的生存状态，而且异化消费“并没有消灭生产领域中的异化，消费异化反而还支持着异化生产制度”[1]499，维持着资本的积累。为了维持现存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增长速度，资本主义不得不提供满足异化消费的不断激增的商品，于是，经济危机虽然得到缓解，但是随之出现的却是生态危机。进而，生态学者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了新的社会危机。通过对经济理性逻辑所决定的社会结构之分析，生态学进一步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并试图以新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来修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生态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变革设想。
二
生态学的重要创始人莱斯，从“控制自然”观念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莱斯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对自然的控制是对人的统治的基础和前提，他认为，控制自然与控制人这两方面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表面来看，当代社会中的生态问题根源于人对自然的控制的方式，但实质上却根源于人对人的控制方式。他提出“由于陷入社会冲突，技术构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在一起的手段”[2]。莱斯所强调的是要在人对人统治的方式下，在社会冲突的背景下来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进而，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同资本主义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自然”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并被其所强化，“控制自然”因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莱斯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将科技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的思想，而从经济理性批判的视域出发，批判经济主义的观点。经济主义把环境问题仅仅作为一种经济核算问题，认为环境问题是“经济代价问题”，进而，把环境质量看作是一种商品。经济主义的这种观点是与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这个社会结构体现的是“市场取向标准的普遍性和对工业技术革新能力的崇高信仰”[3]。在此基础上，从道德、伦理和人性的角度，莱斯提出控制人的需要与欲望的思想，并对“控制自然”观念重新作了解释。异化消费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同样地也与当代资本主义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形成二者之间联系的纽带，同样是经济理性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异化消费，另一方面，异化消费给予人获得虚假的满足感，人们将消费与满足和幸福等同起来，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同时，由于异化消费是维持资本积累的手段，因而消费也受资本所控制的广告传媒所牵引并由国家所干预，人们甚至不是为了满足而消费，而是为了消费而消费。
如果说莱斯对异化消费的批判还主要停留于概念层面的话，那么，高兹、福斯特则进一步批判了“异化消费”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
高兹将经济理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当代资本主义以消费异化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这导致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肆掠夺和生态危机的出现。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生态理性”为原则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4]。
相对于高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言，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深刻和全面，他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经济理性思维不仅体现在其传统经济学中，还体现在其环境经济学和技术革新的生产活动中。传统经济学“自命是有效利用稀有物品的科学”[5]2，其“物品”被狭义地界定为“市场商品”。这就意味着为了追逐资本利润只需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即使利用自然资源会导致“生态自然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在人类生存的时限内）”[5]2等问题，也是无需受到谴责的理性经济行为，因为生态问题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经济学将生态因素纳入经济核算中，作为投资的成本来考核的话，那么生态危机是否能避免呢？对于环境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在理论上的改进，福斯特依然不看好它在解决生态问题方面的任何实质性作用。环境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赋予自然界以经济价值，将环境因素转化为可以自由销售的商品，那么社会的生产活动就会考虑生态因素，生态环境就可以得到保护。福斯特指出，环境经济学家以自然的经济价值作为理论预设，但是生态环境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是整体性的，自然的整体性“内在价值不能简单化成市场价值，也不能用于成本效益分析”[5]24。福斯特批判环境经济学家的理论预设实质是“自然资本化”，他们将整个自然界及其组成部分看作为“自然资本”[5]27。这种借助于自然资本化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是行不通的，“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6]。经济理性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无休止的自我扩张本性，在保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市场作用必然是低效的。“任何试图把自然看作商品和让自然从属于自我调节市场规律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都会由于自然赖以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再生产能力的丧失而导致生物圈的严重破坏”[5]33。因此“自然资本化”的方案必然是一个市场乌托邦的神话。福斯特后来把“自然资本化”发展为“自然私有化”。他指出，当今全球经济正逐渐将自然界中的每一样东西都变成了可以买卖的私人商品，“这种自然私有化的趋势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并且激化了我认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特有的那种环境问题”[7]。
福斯特认为，不仅仅环境经济学的方案在解决生态问题上是无效的，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任何技术革新活动也不能拯救生态环境。福斯特以“杰文斯悖论”①为依据，批判以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的技术决定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服务于资本积累，新技术的运用必然要服从资本增殖的经济理性原则。技术革新带来的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在减少个别消耗的同时，并没有减少对资源的总体消耗，因为与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相伴随的是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资源的更大需求，资本利用技术革新来获得更多的利润，技术革新的结果是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技术的运用也要服从资本增殖的经济理性原则，即使新的技术能有效地抑制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但新的技术可能会遇到体制性的障碍，而无法得到运用。福斯特由此得出结论：能解决环境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运用仅仅是追逐资本利润的手段，技术的运用和生态的破坏是同一过程。
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预设和技术决定论的批判，福斯特揭示了现代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走“自然的社会化”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从而，通过民主的程序将自然置于人民的保护之下[7]。
三
生态学正是在继承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得以发展的。生态学既反对把生态危机简单地归为科技的“原罪”和人类中心主义，又批判“高度精神化和唯心主义的方式来对待环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7]，强调环境保护不能离开人的尺度，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并试图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开辟出一种现实的环保主义方案。生态学者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以“消费异化”理论来补充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这无疑是对的发展。因此，在对待当代生态危机问题上，生态学，无论是相对于西方未来学派还是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更具有现实意义，这表现为生态学对全球生态问题与未来的人类活动行为在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文化观念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建设性探索。
但是，由于生态学者以异化消费理论取代了异化劳动理论，并以生态危机理论来修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从而抛弃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因此，即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作了深入的批判，并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设想，但是他们在理论上依然存在严重不足和内在的矛盾。其理论的不足突出地表现为，生态学依然在资本主义民主的框架下探讨未来社会改革方案，其生态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原则和工具理性原则的批判。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生态学者批判经济理性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批判资本对利润无限度追逐的贪婪本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框架下倡导消减工业生产的“稳态”、“无增长”的经济模式。既要取消资本主义根本的经济制度，同时又要保留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这是生态学者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的实质，这样的方案显然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
但是，生态学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作的探索对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生态学是对苏联式革命的，“红色”的的批判，其理论家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着片面追求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都有着重要现实的意义。其次，生态学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理论家试图从的理论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他们看来，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生态问题表面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实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的社会制度不是反自然的，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存在着严重的对抗，但是，当代中国走的是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注重效率”的原则下可能会忽视社会公平，在强调经济效益的同时可能无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关系与生态文明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中国依然存在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不尽完善的诸多问题，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旨在调节多种人群之间的关系，从而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我们应该从制度、技术和人际关系等多方面入手来解决生态问题。再次，切实推行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既要以经济理性为原则又要用工具理性来发展经济和科技，同时又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政治改革来促进民主建设，以运用民主监督机制来合理地规范科技、经济和生产活动，从而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我们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纳入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中。最后，要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消费观，生态危机与“控制自然”、“异化消费”的观念密切相关。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我们在引进西方的科技与民主的同时，必然也会受到西方的有悖于生态文明的消费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影响，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要倡导符合生态文明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消费观，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注释：
① “杰文斯悖论”：英国经济学家发现，虽然通过技术革新提高了自然资源（比如煤炭）的利用率， 然而这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煤炭的需求，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技术革新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生态危机。参见福斯特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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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ticism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on Ecological Marxism
GUAN Jin-xiu
（School of Marxism，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4，Hubei，China）
关键词: 基本矛盾 经济危机 生产过剩 资本金融化 资产证券化
一、引言
在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美国经济经历了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时期。西方学者们乐观的认为,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可以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使资本主义制度再次焕发了活力。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理论的发展使投资不再受到资金流通情况的制约,消费也不会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即使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信贷也不会完全枯竭,即使收入骤减,也可以凭借信用贷款继续消费,这样就打破了“收入和消费之间僵化的关系”。这样的改革确实达到了短期内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目标,但最终却没能阻止经济危机的发生。
基于此次危机的教训,西方学界将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罪于金融信用领域。有“金融期货之父”之称的梅拉梅德认为此次危机的根源在于信息的不透明和政府监管缺位。在08年“中美金融高峰论坛”上,经济学者将灾难归因于资产证券化所导致的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创新。而格林斯潘在为自己的辩护中指出,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的高速扩张导致投资者过分乐观,低估了风险。这些问题只是引发经济危机的表面原因的解决只能缓解、延迟危机的爆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自我调控能力有所增强,但它却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阴霾,因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
二、资本主义对抗性分配制度决定的劳动者贫困化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生产条件的分配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谁就能支配生产过程并占有生产成果,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个人消费品的性质。因此,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根本特征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必然使分配方式有利于私有制基础上的有产者。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未必会被劳动者享用,财富的分配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美国从1996年至2007年,美国经济持续扩张,实际GDP的增长迅速,达到每年3.3%的水平。与此相对应的是个人收入的增长却低于GDP的增速,而且作为个人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个人工资收入的真实值在2001年和2002年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增长,分别是-0.48%、-0.81%。
经济发展了,国民收入增长了,以上的数据却表明劳动者分享的经济发展成果的份额在不断的降低。在美国,过去的二十年中最贫困的40%的人的人均财富下降了59%,同时,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收入增长总额的33%;处于金字塔顶端最富有的1%的人掌握着34.3%的家庭净资产,最富有的10%的人掌握着将近71%的国民家庭资产,而处于金字塔底层最贫困的80%的美国家庭仅占总资产的15.3%,而处于最底层的40%的家庭只占有0.2%。
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资本主义通过促进消费缓解生产过剩的危机
剩余价值的积累与实现,内在的要求消费需求相应比例的增加,而资本主义对抗性的分配制度导致劳动者由于贫困化而消费萎缩,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表现为生产的起点与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与目的”。这一趋势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脱离了社会需要而呈现出无限扩张的态势。而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以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需求却相对萎缩。加速扩张的生产规模最终在狭窄的市场中无法获得市场实现,不得不面临着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实现之间的矛盾――一个与需求相对的潜在生产过剩问题。
在美国,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致使生产能力过剩,表现为实际工业产出始终低于潜在工业产出。美国工业能力利用率从94年的峰值80%逐年下降,直到01-02年的低谷63%,虽然工业能力利用率在04年伴随着固定投资的迅猛增长回升到了70%,但仍然低于90年代平均76%的历史记录。为满足生产无限扩张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促成消费在绝对数量上的增加来缓解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
美国的GDP中消费占到了2/3,消费是推动GDP增长的主要动力。近十年中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始终高于投资、进出口和政府支出。网络泡沫的破灭造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停滞,2001年GDP增速只有0.8%,其中一季度和三季度出现负增长,分别是-0.5%和-1.4%。与以往经济出现停滞或衰退不同的是:消费支出并没有随之大幅下降,反而增长了2.5%;在当年投资与进出口均出现下滑的情况下,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1.74个百分点。2002年,消费支出增长了2.7%,贡献率1.9个百分点,高于GDP实际增长率。2003年消费支出增加2.9%,略高于2.7%的GDP增速,它为增长贡献了2.05个百分点,占全部经济增长的76%。消费成为阻止美国经济下滑和推动之后又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四、借贷消费的现实根源是:劳动者维持艰难的劳动力再生产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的增长应该是以收入的增长为前提的。从此次经济危机发生前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个人收入在1999和2005年增幅明显小于GDP,消费支出的增速在这几年始终高于个人收入增速。同时,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呈下降趋势,且出现负储蓄率。2002年个人收入仅增长了0.2%,但是消费支出却增加了2.7%;2005年个人收入增长了2.2%,消费支出增加了3.0%。
在收入增长缓慢,且呈现“零储蓄”的情况下, 对消费支出和个人收入的解释,只能到家庭债务中去寻找答案。从2000年开始,美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91%上升到120%,家庭负债与家庭资产的比率从13.3%升为16.9%,债务实际支付比率从12.6%升至13.7%。截至2007年底,居民债务(不包括房地产贷款)总额达2.9万亿美元。其中37%为信用卡,63%为汽车贷款和学生贷款。住房贷款余额在2007年已超过13万亿美元,与GDP规模相匹敌。加上房地产贷款,居民债务总额将达到16万亿美元之巨,平均美国每个公民要担负50000多美元的债务,而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07年调查显示,美国中等家庭的年收入为50233美元。虽然各种形式债务的快速增加在短期内推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是难以维系的。债务的不断增加不仅会加剧金融信用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会使金融信用机构因不良贷款增加而面临巨大的经营风险。
五、信用制度的发展强化和加速了危机的出现
金融信用体系的基本职能是动员社会闲散资金用于企业的积累扩大。而在当代,由于对产业性投资进行充分融资的机会减少,导致消费信贷和住宅融资的重新启动,以劳动大众为融资对象的贷款得到扩大。在具有广泛分工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市场的不确定性日趋增大。金融机构纷纷利用资产证券化来分散经营风险,降低运营成本,同时提高非流动性资产的流动性。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创造了种类繁多的信用衍生品。
金融机构在将原始的金融产品分割、打包、组合开发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过程中,原始的金融产品被变形为高出自身价值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金融衍生品。从这些金融衍生品的本质来讲,它并没有降低投资的风险,而是将风险分化转移,而且风险在分散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隐蔽。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推出,金融交易链条也在不断拉长,由于信用杠杆的作用,不但使金融产品的价格成倍上涨,而且也使面临的风险成倍增加。至2006年,美国的金融票据和证券规模已经达到129万亿美元,是当年GDP的9.7倍,其中债券占28万亿美元,住房按揭贷款占12万亿美元,消费贷款占2.5万亿美元。而且与消费贷款相关的信贷违约掉期市场的估值已达到60万亿美元。至2007年上半年,美国次贷余额为1.5万亿美元,在按揭贷款市场所占份额从2001年的2.6%增加到15%,连同中间级贷款,非优质贷款所占份额已达到46%。次贷余额通过杠杆作用产生的影响也超过了10万亿美元。如此规模的贷款利益链条,一旦借款人违约,则风险将沿着利益链条逐步蔓延,其后果不堪设想。
2004年至2006年7月,为对抗通胀,美联储通过17次提高利率,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上升至5.25%。利率的升高、房价的下跌,使次贷借款人越来越难以承受房贷的负担,至2007年,次贷拖欠60天的比率超过15%,是2005年同期的3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截止08年10月,美国17家大型信用卡托管机构逾期30天未还款的违约账户已经激增26%,信用卡坏账率上升18%。信用贷款机构的坏账激增与信贷市场的流动性紧缺已经使美国5大投行以及12家商业银行倒闭,金融危机爆发了。
六、金融危机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纵观过去这一百年资本主义体系下发生的几次重大的经济危机,都是由股票、外汇、债券等金融市场发生,并最终导致了以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企业大规模倒闭为标志的经济危机。因此,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危机的根源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金融领域。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们总是在金融领域里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在最近二十年推进的以金融深化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要求消除资本流动的障碍,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本的自由配置,其实质就是要减少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干预。而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和干预的缺失必然会导致市场的过度投机,过度的投机必然使金融泡沫迅速膨胀。但是当泡沫破裂,经济学家又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归因于市场的过度投机和政府的监管缺失。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这些背弃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经济学家始终无法找到现代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
在市场经济空前发展的当代,金融深化所造就的具有吸引力的各种新型金融衍生工具提高了其吸收这些资本的能力。金融深化一方面为资本开拓了增殖的空间和市场,另一方面也使资本家可以以很低的成本从金融市场中获得资金。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金融信用已经深入到了整个经济的各个领域,因此以前以工业经济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经济贴上了金融经济的标签。“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虽然危机发生在金融信用领域,但是其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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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当今金融危机产生的过程及其危害，并运用理论对此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现象、危害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实质就是当代新经济危机，最后介绍了我国如何应对此次危机。
【论文关键词】理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一、美国次贷金融危机产生的过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先是在1992年爆发了英镑危机，然后是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从2007年上半年开始，美国抵押贷款风险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席卷整个世界，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本轮金融风暴是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进一步延伸的结果，而次贷危机则与美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中过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关。什么是次贷危?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商业银行和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而投资银行又利用其“精湛”的金融工程技术，再通过创新将其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出售。由此，最初一元钱的贷款通过创新可以被放大为几元，甚至十几元的金融衍生产品，以至于最后没有人再去关心这些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从而助长了短期投机行为，最终酿成了严重的次贷危机。这个过程发展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巨，可以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大体上说，可以划成三个阶段：一是债务危机，借了住房贷款的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引起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流动性的危机。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一些有关金融机构不能够及时有一个足够的流动性对付债权人变现的要求。第三个阶段，信用危机。就是说，人们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怀疑，造成这样的危机。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金融危机有相似之处。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
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过去近10年，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趋势，经济不断繁荣，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其实比较脆弱。这些经济体自身的储蓄相对不足，消费不断增长，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支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这一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信贷链的破裂，集中的表现就是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美国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金融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7％。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及早对华尔街进行审查和监管，“两房”、雷曼兄弟、美林、贝尔斯登和华盛顿互惠银行等或许就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掉。“次贷危机”这只“美国蝴蝶”扇动翅膀所引发的金融海啸迅速向全球蔓延，向实体经济蔓延，并最终造成全球性金融危机。
二、运用理论揭示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实质
2008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的实质是新时代的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主要针对十九世纪的实体经济生产相对过剩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资本的贪婪本性所导致，而且经济危机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重复出现，无法避免。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与生俱来，是一种制度病、基因病。经济危机产生的过程是这样的：由于资本对利润永不知足的贪婪，推动着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又由于财富中的大部分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于不断扩大的企业产能实际上是趋于下降，于是产品卖不出去，资本周转中断，企业只能被迫闲置生产力，于是经济危机爆发了。但是经济危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根本矛盾，于是一次危机过去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一次新的危机开始酝酿，并最终爆发。近一百多年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被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反复证明。马克思关于实体经济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理论与当下的金融危机又有何联系呢?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虚拟经济兴起，同时货币资金投机不断出现。世界经济开始金融化，金融开始世界化，虚拟资本大量出现。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发展为全球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二战后美元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形成主导地位，这使得美国只要通过发外债、印钞票，尤其是人为地使美元贬值，就会导致其他国家所持有的美元和美国债券大幅缩水，就可以实现全球财富向美国的转移。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5％，却消耗全球30％的资源；而实际上，美国国内债务和国际债务总和早已超过60万亿美元，为美国GDP的4倍。无疑，美国是在利用其美元地位透支全世界。为了攫取更多财富，美国及华尔街“发明”的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复杂，使得金融泡沫越吹越大，当世界实体经济发展无法支撑这么大的泡沫时，金融危机爆发。因此，此次发端于美国并向世界蔓延的金融危机，更加证实了的科学性，金融危机不过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特殊表现，其实质仍然是马克思理论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外贸进出口增幅回落较快，投资增长有所放慢；工业生产显著放缓，原材料价格和运输市场需求下降；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低迷，消费热点降温；部分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就业形势严峻；财政收入增幅逐步回落，金融市场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处于风口浪尖的进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最直接也最严重。首先，危机从金融层面转向经济层面，直接影响出口。具体到我国，短期内，中国国内需求的增加无法弥补美国经济对华进口需求的减少。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率每降1％，中国对美出口就会降5％～6％。次贷危机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弱势地位，加速了美元的贬值速度，从而降低了出口产品的优势。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利率、为银行注入流动性资金与我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形成矛盾，导致大量热钱流人中国，加速了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进程，从而使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降低，对美出口形成挑战。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出口呈现减速迹象。除了出口数量减少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外企业的违约率也开始上升，出口企业的外部信用环境进一步恶化。具体到行业，纺织行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汽车行业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总体表现低迷。
转贴于
船舶行业也深受其害。由于金融危机，世界船舶融资的形势也日益严峻，欧洲许多银行都暂停了船舶融资业务，预订船舶但未获融资的比例明显上升。就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由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所受损失相对较严重。如广东近期有2万至3万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倒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合俊集团旗下的两家玩具加工厂倒闭，6，500名员工面临失业，这是受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实体企业倒闭规模最大的案例。就出口国家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增速下降较为明显，对欧盟和大洋洲的出口受到影响较小，而对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出口金额则略有增长。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与扩散，中国对欧洲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对中国整体出口增长构成严峻挑战。
我国出口增长下降，一方面将引起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放缓，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小于劳动力的供给，将使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增加。我国将面临经济增长趋缓和严峻就业形势的双重压力。大量的中小型加工企业的倒闭，也加剧了失业的严峻形势，现在我们国家头等的经济大事就是保增长，促就业。另外，此次危机将加大我国的汇率风险和资本市场风险。为应对此次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美元大幅贬值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汇率风险。在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元持续贬值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加速流向我国寻找避风港，将加剧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
四、我国如何应对当前金融危机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马克思信用理论
1引言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开始出现，并且迅速发展。所谓互联网金融，它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依托互联网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实现融资、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一种新型业务模式。互联网与金融结合，对传统金融业是一种全新的变革，对银行、证券等提供服务的方式和效率产生深刻的影响。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既需要市场驱动，也需要政策助力来促进发展。然而，伴随高速增长的是行业的信用风险也在呈上升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这“惊险的一跳”蕴含着巨大风险，其原因在于，如果互联网金融的信用风险超过一定程度，导致信用破产，进而引发资金链断裂，使得企业破产，那么企业就会解雇大量员工，使得工人失业，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经济危机。所以，在经济风险的防范中，对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的防范就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性。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危机理论常被当作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虽然不能把西方国家的理论经验直接照搬到我国，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信用理论，对分析我国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全面系统地研究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行业在我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目前已有的文献大多是研究互联网背景下对传统金融企业的冲击性影响，或者从实证角度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而从信用风险防范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献却很少，从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去分析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的相关文献则更少。因此，从信用风险防范的角度着手，对于丰富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行业在我国属于新兴行业，发展迅速，但行业整体的运营显现出巨大的信用风险。如何规范行业的整体发展，降低发展带来的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
2研究现状
关于信用这一概念的内涵和本质，马克思从经济学和伦理学2个角度进行了阐述。经济范畴中的“信用”是种经济利益关系，反映了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国内其他学者基于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柴艳萍（2013）[1]从诚信与信用的关系出发，提出了信用实现的条件。胡为雄（2010）[2]通过对马克思相关政治经济文献的挖掘，认为信用和虚拟资本是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隐喻。马超（2008）[3]强调信用道德水平与信用经济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在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管理方面，也有很多学者作了相关的研究。陈秀梅（2014）[4]指出要从制度设计和标准制定2个方面入手，多方面建立互联网财务管理体系。谢平、邹传伟（2013）[5]认为，我国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存在明显差异。由于大数据技术和传统金融的变革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可能会使互联网金融存在巨大的潜在信用风险。既然大数据技术在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么也可以将大数据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利用其去管理信用风险。刘芸、朱瑞博（2014）[6]认为互联网金融应与信用体系等传统金融领域相衔接，使整个行业的信用风险管理更加全面、完善。
3我国互联网金融存在的信用风险及原因分析
马克思的信用理论包含了信用产生和功能，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各要素在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的对立加速。在资本主义社会，各要素之间对立的最终发展趋势是相互分离，最后以危机的形式趋于统一，周而复始，具有周期性。在统一的过程中，有些是以特定的信用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网络金融的信用风险就是其一。网络金融信用风险是指网络金融融资借款人在合同到期日不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的行为。这种违约风险是客观的信用风险。此外，由于网络金融交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以及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网络金融存在人为的违约信用风险。还有，网络金融的信用风险也有其自身的特点：隐蔽性强，因为交易的时空分离为其作“掩护”，使得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很难辨别真伪；传播速度快，依靠互联网信息技术，信用风险可以很快进行大范围传播；范围广、监管难，大数据技术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且发展速度极快，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难以实行监管防范。网络金融信用风险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分类。根据来源，可分为狭义信用风险和广义信用风险。狭义信用风险是指从借款人角度出发的信用风险。广义信用风险是指从借款人和贷款人2个角度分析的信用风险。按其性质可分为故意违约信用风险和强制违约信用风险。故意违约信用风险指借款人因道德缺失、信息不对称、主观故意等，在客观上能够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不履行合同，给交易对方造成损失的可能性，通俗来讲就是有履行能力但却不愿意去履行合同。强制违约信用风险是指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使得借款人由于非主观故意而无法履约。网络金融信用风险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发展尚且不完善，经常会有恶意逃债的现象发生。如果融资平台不能够有效验证交易双方的真实身份，很容易诱发信用风险。除了机构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外，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也加剧了网络金融的信用风险。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发展时间还比较短，配套法律法规尚未形成。互联网金融在经历了最初的迅速而无管制的发展之后，其法律风险也逐渐暴露出来。互联网金融的虚拟性，很难对借款人形成有效约束，可能导致贷款达到约定日期，仍不履行还款的义务，信用风险爆发。
4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的防范措施
基于上述分析，针对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存在的信用风险，提出以下几点防范措施。
4.1完善互联网金融信用的征信体系和监管体系
战略层面，应该加强信用文化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政策层面，应该建设互联网金融征信制度，并且加强互联网金融信用征信的监管，加强互联网金融信用信息安全管理和个人隐私保护。对于传统金融的法律法规、网上证券交易、支付安全等条例，已经不能满足瞬息变化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应该及时完善法律体系，保证相关利益者的权利与义务。
4.2提高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技术
立足从业人员和互联网金融平台，注重安全设施的投入，包括设备、技术和人才的投入。加强内控设施的落实，成立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部，建立健全内控责任制，不违规。增强自律能力，在业务许可范围内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开展业务，加强风险防控策略研究，提高自律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逐步完善内部运行机制，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将内部管理变得科学化、规范化。
4.3加强互联网金融与风险教育交叉专业人才培养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作者简介]林建红，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广东 潮州 521041
[中图分类号]F091.91；17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045-04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
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 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 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失业 物质资料 视角 生产能力 相对过剩
一、总量失业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的历史及西方经济学对其研究的回顾和概括
失业指有就业能力和就业需求但没有就业机会的经济现象。总量失业指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而引起的失业。显然,失业是人类近现代历史社会生活及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概念。从经济学说史上看,最初人们将注意力几乎集中在如何积累和创造财富上,并没有觉察到这种现象,在凯恩斯之前的古典学派,人们普遍相信萨伊“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逻辑,认为失业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比如生产的季节性变化、原料缺乏、机器设备发生故障、以及工作转换等等偶然性原因造成的失业,庇古把这些情形称为“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否认失业的存在的普遍性、长期性和系统性。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失业现象的普遍发生动摇和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横扫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心理创伤,今天失业现象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
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失业现象发生之普遍,其影响之深刻,使得它从凯恩斯开始,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众多经济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说法,试图解释失业现象产生的根源和本质并提出应对策略。凯恩斯根据供求分析的框架,假定供给既定,确立了需求面为分析对象。并且创造了一个“有效需求原理”,总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承认失业的普遍存在,并将失业归咎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和货币数量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影响比较大的失业理论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刘易斯、费景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派从二元结构模型出发,将失业问题归咎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和媒介的障碍;六十年代有新古典综合派力图阐明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失业发生存在着关系并试图勾勒出这种关系;八十年代的新凯恩斯主义把失业发生的机理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粘性牵扯到一起。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根据一个“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分析了供给对于就业的影响。总体上看,这些失业研究及理论模型都偏向具体甚至于精致化,它们都是通过需求和供给的对比来解释失业现象、制定解决方案。按照一般的经济学分析范畴,失业一直是作为一个宏观经济研究对象,以整个国民经济或抽象的经济社会为对象,分析构建各个经济指标之间的因果关联图景,这种研究的前提是这个经济社会要相对具体和静止,或暗含着研究的经济参量之外的其他元素基本确定或无关紧要。已有的失业或就业理论一个共同特征的也是要命的缺陷是:静止地就某个历史片段来考察和限定人们的需求,人的生产活动则是为了满足这些相对不变的需求。在这个视角中,需求被限定了、具体了,主要是各种物质资料(钢铁、汽车、时装、面包等)需求,从而人的活动被限定了,主要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通过这个视角,我们看到的画面是:整个社会以各种具体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甚至是唯一的线索而存在和运行着,这个画面或称模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社会。根据这样的供求模型,只要因为某种力量和因素造成了需求方的缺口,就有可能造成供求的失衡而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社会规模和总量的萎缩,从而出现失业或加剧失业程度。根据这样的理解,造成一个社会具体时期的失业可能有许多特殊原因,比如经济周期的波动、政治动荡、重大社会事件、消费者意愿、信息传述问题、重大技术革命和劳动者自身问题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排除所有这些因素,从全社会宏观的角度看,劳动力过剩仍然是一种稳定的长期的趋势,失业现象还有其更为一般的原因。既然从微观入手无论如何都找到失业的这种不断加剧趋势的一般根源,说明要看清这一问题,需要一个更加开阔的宏观视角。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宏观视角?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失业问题的论述出发,可以找到这样一个视角,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失业问题的本质,从而找到真正的出路。
二、马克思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失业问题的论述及必然推论
在经典理论中,失业问题是一个被用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罪恶重要论点。对这个问题的剖析是整个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亮点之一。需要指出的是,理论中的失业不是单个企业、局部的特殊偶然的失业,而是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来考察,总体上产生和存在的一般失业现象,因而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总量失业。在经典理论中,工人的失业被称为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各种矛盾发展的一种现实的必然表现。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劳动力的所有者相分离,必然导致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剥夺,从而造成社会劳动成果(国民收入、社会产品)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分配不公,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本家凭借资本的所有权瓜分了社会劳动成果的极大份额,而劳动力的所有者――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分得的却较少,资本趋利的本性必然导致自身的膨胀和广大社会劳动群众的贫穷,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与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大无法协调,使市场上的出现供需矛盾,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难以实现,再生产无法继续,从而造成经济循环的阻滞,大批工人失业,成为相对过剩人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导致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加剧了失业问题发生的剧烈程度。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第23章中,马克思对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进行了最集中的描述。他认为,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压力,迫使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以扩大生产规模。随着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资本家会不断改进生产技术,采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的个别价值,以增加竞争优势和获得超额利润。这样一来,必然使不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加,可变资本所占比重则日益减少,从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当可变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比重则日益减少时,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日益减少。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失业现象的一个关键。“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这一事实,在另一方面却相反的表现为,好像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相对过剩人口是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的供给超过资本的需要而形成的相对多余的劳动人口。马克思从资本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出发,说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却压制广大群众消费能力的增长。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的矛盾与对抗,揭示了资本主义失业的必然性。
马克思的劳动力相对过剩理论是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但是却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揭示了失业问题产生的根源,马克思实际上是发现了两种因素将促成劳动力的相对过剩,这两种因素一是社会分配不公,一是生产力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必然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并以其为主要内容和标志,包括先进技术的采用,新设备和新工艺的发明创造。一方面,这些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的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人们从繁重的劳役中解脱。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人工操作的步骤和强度。各个因素都导致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对人工劳动需求的减少,从而使一部分劳动力失去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机会。这部分劳动人口在被新的部门接纳以前,便处于闲置状态。对于个人来说,这种闲置也许是短期的,但从全社会看,处于这样闲置状态的劳动者总数是不断增长的。可见,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包含技术构成的不断提高,从而,必然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绝对减少或相对减少。
三、现代社会普遍性总量失业的实质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向
现代社会的普遍性总量失业问题的实质也就是由于这种原因导致的劳动力人口相对过剩问题。生产力是针对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为了生存和生活得更好而生产和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而言的。从实践中看,正是人类物质资料生产能力的提高导致了相对过剩人口现象。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实际是:人类现有的物质资料生产能力可以充分满足、甚至超过人们的物质资料消费需求。而且,这个物质资料生产系统需求的人力远小于全社会能够提供人力。即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一部分社会人口的生产即可满足社会全体人口的物质资料需求,多余的劳动力怎么办?显然,由于物质资料生产力的提高而显得多余的这部分劳动力人口,如果停留在单纯从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领域寻找出路,不仅效果不大,而且由于其必然伴随的物质资源的过度消耗也不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在非物质资料生产领域开辟这些人口的用武之地。劳动力的相对过剩是相对于物质资料生产需求的过剩,而不是对于所有人类活动的过剩。世界性的失业现象普遍化和扩大化是人类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生存模式的必然结果。
观察人类活动历史,人类正面临从基于生理需求而获取物质资料的劳动活动向超越纯粹生理需求的娱乐活动和自我实现活动的重大跨越。物质资料虽然形式和种类虽然有不断扩充的趋势,但无论是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在人类的活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还是纯物质资料的消费需求在人们的总消费需求中的比重,都将不断减少。就像生产食物的劳动和食物的消费曾经是连接人类形成社会的纽带,人类社会围着食物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运转一样,后来生产食物的劳动只是人类种种劳动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食物消费在人们的总消费需求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解放了人类,使得人类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扩展有了能力上的可能性。人们物质消费需求的不断延伸和精致和导致生产性劳动不断创新,同时,更多的非物质性的愉悦、竞争和超越性活动越来越多的成为人类活动的重要成分。人类社会正逐渐向“休闲时代”前进,跟随这一节奏,休闲将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质财富的满足将让位于人们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随着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人们开始转向文化精神的消费与追求,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休闲、娱乐包括体育竞技等等,接受各种技能的培训、完善自我的再教育(终生教育)、健身美容、旅游、欣赏。伴随人类需求的变化升级,经济结构要及时跟进,当前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要向非物质生产转化。经济体系的非物质生产化才是未来解决人类就业问题的出路。
综上所述,人类因为勇气和创新超越其他自然物,并且不断拓展着自身的活动空间和形式。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是人类生存的手段和条件,它具有工具性的意义,然而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围绕着它运行,到现代走到了极致,它不仅是工具,而且是演变成目的本身。社会产生了对物质资料生产和消费的严重依赖性。离开了这个载体,社会的运行就会出现混乱和故障,它反而成为一个沉重的摔不开的包袱。现代失业问题的发生,起源于现代社会对人类本来目的的偏离,可以不再必须借助于某个工具时却已经习惯了依赖这种工具而不可自拔。失业这一玩疾的彻底消除,要求现代社会摆脱目前这种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的依赖,回归人类本来的目的:人自身的发展,人的自由和对生命的体验。显然,这不是仅靠纯经济领域的调整可以奏效的。它需要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反思和清醒,从价值观念、社会文化,尤其是消费文化、生活方式来一个转变、回归,从观念上、文化上、制度上摆脱物质资料崇拜。比如,不再单纯或过分地专注物质资料的消费,通过非物质资料的创造和获取体现人的价值、人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 金小桃、郑晓瑛:聚焦中国人口安全――首届中国人口问题高级咨询会演讲录[M].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需错配；；政治经济学
所谓供给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度性矛盾而推行的改革。[1]2015年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要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其目标就是面对我国新常态下供需错配的复杂经济状况，推动产需匹配拉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向标，引导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也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需求
1、解决供需错配问题的需要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中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是在物质生产和财富积累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困难。（1）产能过剩。市场经济在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调解市场供求。由于长期的利润和GDP驱动，中国政府主要通过拉动需求刺激生产，钢铁、煤炭企业不断增加产能扩大供给。但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完善，加上市场调节功能自身的弊端，导致供求不平衡。行业自律机制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风行也加剧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我国目前仍有大量贫困人口，支付能力有限，购买力不足。因而，我国应从供给和需求双面发力，双轮驱动推动经济增长，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弥补市场缺陷，并在经济领域进行一次彻底的结构性改革，解决制度性矛盾。（2）有效供给不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科技含量高、具有自主产权、能够满足消费者高端需求的物质产品明显不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海外购买高档消费品成为消费常态。据统计，2015年中国游客海外消费约1.2万亿元，买走全球46%的奢侈品。同时，因为国内产品的品质安全问题，国外高质量、性价比较高的一般消费品也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在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产业结构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有效供给不能适应和满足需求结构变化后的市场需求，影响着消费结构升级。因此，一场针对经济结构的制度性改革势在必行。
2、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
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2016年GDP比上年同期增长6.7%，而2011—2015年的同比增速分别为10%、7.6%、7.6%、7.5%、7%。可见，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也面临着优化升级的问题，经济发展驱动之前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而创新能力不足。[3]这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过去一贯坚持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现状。借此机会，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增强创新能力，通过深层次改革，实现经济的可续性发展，这是“十三五”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3、调整改革措施的需要
长期以来，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指导性地位。该理论认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比如2008年中央4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短期内带动了经济增长，但随着国际经济不景气，跨国公司的投资主要转向国内，对传统产业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以及国内经济体暴露出来的弊端，需求侧改革效果逐渐弱化。[4]从现在的数据看来，需求侧改革的预期效果也未完全达成，例如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在加大，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9。1978—2001年，城乡收入差距之比处在“2”时代，但在2002—2013年这一比率进入“3”时代，2009年城乡居民的绝对差异达到12022元，这一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无论从绝对值还是增幅都高于农民收入增长水平，都处于历史最高值。[5]各方面、各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需求管理的刺激模式已无法延续，必须转向供给侧管理。供给侧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态势做出的长期安排和重要抉择，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与实践，是马克思理论成果在中国的又一次伟大尝试与探索。
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依据
不断调整并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匹配关系，释放生产活力，是“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含义。供给侧改革的根本途径顾名思义在于改革，即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因而，供给侧改革必须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也是正确指导我国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生产力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关系则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的全过程中，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所发生和结成的各种经济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拉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掣肘。[6]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富国强民，党和政府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根据国内生产总值GDP=C+I+G+（X-M）这一公式可以看出，居民消费水平C、企业投资I和出口总额X是衡量GDP增长的三大指标，一直以来我国也通过不断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引进外资，扩大出口等手段拉动经济增长。但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结构性矛盾突出，国内“三驾马车”乏力，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增长速度的变化、结构的优化与方式的转化是当前经济改革必须考虑的因素。显然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必须在制度层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因此，在中央财经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注重供给一方，引导企业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和注意需求结构的变化，提供有效供给，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
2、马克思社会生产总供求平衡理论是供给侧改革的方向盘
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需要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问题。社会生产总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只有产品被生产出来才能有下面的环节，也即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也对生产具有反作用。[6]社会生产总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只有当生产出来的产品被消费了，这一生产过程才算完结，再生产才能继续进行，这就要求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满足消费的需求。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为供给与需求的矛盾。马克思总供求平衡理论表明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不仅要在总量上保持一致，更需要在结构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平衡关系。[2]因此，Ⅰ（v+m）=Ⅱc是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的最基本的条件，简单再生产不能顺利进行，社会总产品也就难以实现，也就导致社会供给与需求相脱节。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的供求错位问题反映出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在结构上失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和着力点，注重从供给侧入手，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化解过剩产能，利用价值规律调节社会产品两大部类的生产，优化有效供给。
3、市场失灵理论是供给侧改革的发动机
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提出市场失灵理论，而是从其经济危机理论中间接得出的。在市场经济中，无限制的获取剩余价值是生产的唯一目的，在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下，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相分离，生产与消费脱节，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强力干预经济运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因此，调整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激发市场的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适时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方向引导、弥补市场失灵方面的作用是实现经济平衡稳定发展的保证。供给侧改革不等于供给主义，不是不干预经济政策，而是通过调整生产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供给结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达到供需平衡对接。供给侧不是和需求侧相对立的，而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供给一方的生产要始终以需求方为着眼点，以达到供求平衡；另一方面，持续创造新的需求以拉动生产的发展。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透视
1、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取得一定成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去产能，以钢铁煤炭产业为重点，2016年比上年下降9.4%，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二去库存，11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增速同比放缓4.1个百分点，年底商品房待售面积比上年末减少2314万平方米；三去杠杆，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及成本均有所下降，11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1%，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四降成本，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占比85.76%，同比降低0.14%；五补短板，短板领域投资加快，办了一批既能解决当前需要又有长远规划的大事。[7]以上数据显示，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各方面达到了预期目标，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趋势也有较大的影响。
2、经济增长有了稳中向好的趋势
201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68.9万亿元，增长速度在四个季度中分别为7%、7%、6.9%、6.8%，而之前一直保持在7%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逐步放缓，并有一定的下行趋势。在2015年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被提出并实施。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各个季度增长速度分别为6.7%，6.7%、6.7%，6.8%，[8]表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势头有所控制，进入了探底区间。2017年第一季度增长速度为6.9%，GDP连续两个季度增速加快，经济呈现升温倾向，有了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趋势。以上改革成果说明我国的改革方向整体来说是正确的，抓住了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我国经济的现实需求并结合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作出的重大抉择，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当前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对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针。
参考文献
[1]李佐军：供给侧改革理论渊源与实践依据[N].上海证券报，2016-03-19.
[2]刘向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岭南学刊，2016（2）.
[3]韩艳红：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教学与研究，2016（10）.
[4]李良燕：供给侧改革理论渊源与路径分析[J].中国财政，2016，11（712）.
[5]张志明、蔡之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及路径选择[J].经济问题探索，2016（8）.
[6]基本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