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3 17:29:0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区治理现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 村改居 行政化 治理主体 社区自治
一、“村改居”的内涵
“村改居”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应运而生，具体指的是：撤销以往的农村组织，更改为城市居民社区委员会，借助管理城市居民的方法，对“村改居”展开管理。从利益分配角度而言，“村改居”属于对社会利益的一种再分配形式，指的是：重新划定进程农民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利益分配形式。从政策上而言，“村改居”社区的居民属于城市人；但从实际利益角度而言，他们与真正的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待遇有所不同。而“村改居”要切实保障“村改居”人员的基本权益，提高“村改居”人员的社会地位，使其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高品质、高水平的生活，最终实现“村改居“追求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目标。
（一）基本现状
在城市化过程中，“村改居”社区在形式上已基本完成了由农民转变为居民，农村转变为社区，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集体经济转变为股份经济的“四个转变”。虽然“村改居”在形式将村委会的牌子换成居委会，在角色上宣布农民变为城市居民，在居住形式上由散落居住的平房庭院变成环境优美，配套完善的城市高层小区，但在社区形态又表现出诸多乡村社区的特性，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异质性和不稳定性。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村改居”社区的数量及其集聚的规模也将越来越庞大，并将成为未来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与治理状况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发展和社区管理的水平。通过对“村转居”社区调研发现，其“亦村亦城”的特点存在着诸多问题，严重制约和影响着社区治理的转型和发展以及社区居民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实现。因此，发现目前“村改居”进程中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深刻剖析，从而为探寻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社区治理对策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二）新型社区治理现状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村改居”这种新型的管理组织，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应运而生，其成员由失去土地后的农民组成。“村改居”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组织，在实际运作过程，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村改居”是农村向城市过渡的一个特殊阶段，此时的“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色彩偏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组织机构行政化。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对居民委员会的定位实际上有偏差，居委会在内部设置和职能上，基本上仍按上下对口模式，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之内，并没有体现社区的实际情况和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进行设置，而居委会无论履行何种功能，都具有“金字塔式”行政化等级结构的组织特征，使居委会俨然貌似政府的派出机构，而不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有的政府部门，打着“某某工作进社区”的旗号，把工作延伸或直接推向社区，社区居委会便成了一根针，万事都要从这个根针的“针眼”穿过，于是居委会常常忙于上级督办的任务，致使居民自治管理的空间不断减少。
第二，人员安排的行政化。在实际工作中，现在社区居委会主要人员存在着“民选”和“街聘”的双重身份现象。一方面，“街聘”的方式明显提高了居委会干部的文化素质文化，使年龄结构年轻化，增强了居委会工作的活力，但也由于应聘人员年纪轻、社会经验不足以及就业求职心态的影响，存在对社区工作的责任心不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等问题，因而得不到社区成员的认同。另一方面，由于采取形式，居民对下派和招聘的居委会工作人员替代原有居民认同度高的工作人员，有被强加的感觉而产生抵触情绪，因此致使“街聘” 在选举中落选；此外，“街聘”的社区工作人员享受的待遇和保障与其他非聘人员之间的反差较大，也导致这些居委会干部的思想波动和工作上的攀比。
第三，组织职能的行政化。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偏向满足于完成上面布置的工作，而为居民群众需求考虑的职能越来越少。机关部门把社区居委会当作下属单位，把社区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上面大量的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集中在社区居委会头上。长此以往，居委会也从根本上忽略了原本的自治组织属性，把自己看成是政府组织的一员，把政府的行政力量和工作内容向下延伸，于是便造成了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偏向满足于完成上面布置的工作，而为居民群众需求考虑的职能越来越少。目前社区居委会所有工作几乎年年都有评比和考核，考核部门涉及党委、政府的几十个有关职能部门。这样，社区居委会及其成员的工作业绩主要取决于政府及各部门的认同，而不是社区居委会和居民群众的认可，这样就偏离了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自然属性和本质要求，与居委会制度安排的初衷已相去甚远。
第四，工作方式的行政化。社区居委会的主要工作就是解决社区问题、服务居民群众，但其工作方式行政化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根本无暇顾及居民群众的意见和需求，既不能很好地服务居民，也不能很好地与居民沟通，在工作中也得不到居民的支持。社区居委会的部分工作人员不适应社区工作的要求，在工作方式存在着机关化倾向，习惯于8小时坐班制，积极主动服务的少，在无形中拉大了社区同居民群众的距离。时间一长，这样的社区居委会也就得不到广大居民的认可。
2.居住环境的改变影响了居民参与自治的意识和热情。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城市改造建设，居民的流动性加大，人们渐渐离开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新的居住模式从客观上限制了社区居民之间能广泛而频繁的交往，形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同时，社区居民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有很大差异。这也是现代社会人们很难象原来村落平房式的居住环境那样维持较长时间的联系，社区内邻里间的情感淡漠，影响了居民之间的交往，进而影响了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和热情。尽管“村改居”后，设置了社会为居民提供各项服务，但村民并未完全摆脱有事找村干部的心理依赖。此外，很多“村改居”的居民都具备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但却未将意识付诸于行动。
3.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速度比较缓慢。“村改居”社区的居民大多是失地的农民，该群体存在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等特征，对规章制度缺乏正确的了解，参与自治组织管理活动的意识不强。大部分居民都不了解社区的主要功能，尤其是外来人口，导致社区事务缺乏关注度。自发性的群体组织大多由具有共同爱好的居民组成，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其管理过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4.“单位制”的体制环境影响了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的后续影响制约着我国居民社区参与，由于各种利益和资源都集中在政府及其附属的单位中，个人的利益绝大部分都是依靠单位来实现，在利益和情感的依赖上基本没有“社区”的概念，居民的社区意识淡漠，导致普遍的社区参与积极性不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单位人”逐步转变为“社会人”，居民的利益关系逐渐由单位转入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个人对单位的依赖。但居民的单位情结不会立即消逝，这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
三、“村改居”社区问题的主要解决对策
“村改居”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组织，“村改居”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应运而生。从当前“村改居”社区管理状况来看，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有效的规划。相关管理人员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做好社区管理改革工作。
（一）淡化社区的政治色彩，强化社会的服务功能
从街道社区当前的管理模式来看，基本遵循了至上而下的领导与被领导管理原则，即：社区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按照街道办事处安排的任务行事，这不利于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对此，应该按照“政社分开”原则，重新定位政府与街道、社区之间的关系，为社会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环境。居委会的主要工作在于：通过行使管理职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各项服务，同时重新构建社区与基层政府之的关系。政府应转变自身对社区的指导方式，从政策、财务等方面支持社区工作，而不应该过度地干涉社区事务。作为社区服务管理人员，不仅要认真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任务，更重要的是强化自身的服务管理职能，切实为居民办好事、办实事，努力做好社区管理工作。
（二）健全社区居民政治参与制度，完善居民自治管理体系
社区自治管理工作的顺利展开，离不开制度支持，因为需要采取措施，健全社区相关管理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就是居民共同谈论下而制定的自治章程，该制度的用途在于还给居民监督权、客观地公布社区的重大事务。这样做不仅为居民自治设定了科学的标准，又促使工作的透明度得以提高。此外，社区应该努力营造民主的环境，方便居民进行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服务创造，促使居民越来越依赖自我管理以及服务创造。
【关键词】社区环保；社会工作；多方合作
环境问题一直是社会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和威胁。在经济大发展的今时今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也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人们对环境的要求、环保的意识以及自身环境权益的维护意识都日渐提高和加强。
社区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渐进入人们关注和讨论的范围。社区作为一个既是中观又是微观的层面，对于环保的意义非凡，它可以作为一个全社会环保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又可以作为一片试验田。同时，将环保事业着眼着力于社区环保对社区本身也具有重要意义。社区环保必然需要政府的协调、市场的调控及社区内公众的全民参与，也就是说社区环保是将几者关系有力协调的良好契机，也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切口，特别是相关硬件设施及人文环境的建设。
对于社区环保，我们的态度是治标治本，我们的思路是从环境污染的预防治理到社区环境建设，我们的落脚点在于“建设”，怎样创新社区管理以最终创新及完善社区建设，包括社区环境的规划、管理、监督和执法，包括自治组织、基金会的创立等等。
一、社区环保的现状及其弊端
（一）现有社区污染治理主要方式
从污染治理的方式看，以政府主导的行政治理方式是最为传统的方式，但以市民环境维权为主要目的其他治理途径也同时存在，构成了目前社区污染治理的总体结构，概括如下：
1. 行政治理方式。目前各类环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都为行政环境执法提供了制度标准。由于单个社区的微观环境污染对整个城市区域的环境质量影响有限，影响范围较小，因此难以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而主动采取治理行动，以至于一贯被动地采取措施，政府被“赶着”治理社区环境。比如说环境，就是市民通常采用的方式。但是就当今社会大部分市民的环境意识而言，只要这些污染不危害到个人利益，甚至说不严重危害到个人利益，市民们是很少会选择“向上反映”的。
2. 直接交涉途径。指污染受害居民直接同污染者进行交涉，要求停止污染行为和进行赔偿的单方面维权行为。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双方直接博弈的过程，博弈者的个人因素对博弈的结果有直接的影响，一般而言，由于污染受害居民相对处于劣势地位，且受到个人知识水平、信息获取、能力水平等方面的限制，治理的效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说较为有限。
3. 司法诉讼方式。指污染受害居民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要求污染者停止污染侵权和进行赔偿的方式。由于诉讼途径一般需要当事人较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加之目前社区污染方面环保法律法规及环境标准的不尽完善，以及客观污染取证方面的困难，诉讼成本较高。
4. 第三方调解方式。指通过第三方出面主持，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达成协议，消除污染、化解矛盾纠纷的方式。目前污染纠纷调解的第三方主体主要为司法部门或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实践中，调解方式多发生在居民之间的污染纠纷上，以自愿为原则，在调解过程和调解协议缺乏相应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治理效果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行政治理、直接交涉、司法诉讼、第三方调解方式构成了目前社区污染治理方式的总体框架。从社区层面污染治理的方式看，以行政管理和执法为主，由行政系统推动执行的政府包办模式仍然在现有社区污染治理体系中占了绝对主导，市民对环境污染矛盾解决主体的认知存在着明显的“政府依赖性”。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环保的必要性
目前苏州的环保工作也是以行政治理为主，主要依赖政府。同时，政府对环境的保护主要侧重于从整个城市出发，针对社区层面来开展环保工作的意识较薄弱，工作较欠缺。社区是社会的细胞，那么社区层面的环保对于社会的环保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各个击破”的意义。
面临以上现状，首先需要提高对于社区环保重要性的认识，其次需要建立一个社区环保的体系，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体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代替政府所唱的“独角戏”。因此，社会工作的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工作这样一个做“人的工作”的职业，有利于联络各方资源，将社区环保的“资源网络”构建起来，协调各方关系，以形成一个居民、政府、企业以及第三部门共同参与的多元环保体系，搭建一个汇聚“生旦净末丑”的戏台。
二、社区环保的社会工作介入
本文研究的社会工作要介入的社区环保的领域主要限定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及社区居民环境权益的维护问题。
社工及社工组织的介入主要表现在协调个体（居民）、政府、企业、组织（NGO）这些环保相关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多中心治理和管理模式，上下协同，多元互动。具体说来，这些行为主体都需要增强意识、明确定位、强化责任、提高能力，但又各有所侧重。
（一）居民层面：增强意识，提高公众参与
社区居民身负多层角色：环境污染的制造者、监督者、受害者。这些角色都要求他们增强意识：减少环境污染的制造；监督社区内外对社区的环境污染行为；当权益受侵害时，主动维权。社会工作要做的是协调居民与政府、企业、组织的关系，增强居民各种角色应具备的意识，提高社区环保的公众参与。
社区图书馆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是公共图书馆的纵向延伸。它的出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进进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它主要为周边的居民读者提供便利、快捷的信息服务,从而成为所在区域群众的精神乐园。生活在每个社区的居民,感受最多也最为关心的还是身边的文化---社区文化。因此,城市文化建设的落脚点显然应该在基层,在社区。笔者就如何建设一个让居民满足的社区图书馆提几点拙见。
一、社区图书馆的地位
现今的公共图书馆最基层设置为区(县)级,社区图书馆并未纳进公共图书馆体系。现有的社区图书馆多数只是作为社区文化站或居委会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并隶属文化站或居委会治理。
二、社区图书馆发展现状
社区图书馆的地位决定了它的发展现状。近年来,随着社区建设经费的逐年进步,社区图书馆条件相应也有较大程度的改善,但总体情况还是相对滞后,存在一系列题目。
1、资金匮乏
现有的多数图书馆主要依靠政府的投进,投进方式单一,投进有限,躲书增长受到限制,设备更新速度缓慢,文化活动等一些延伸性工作不能正常开展,直接影响社区文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2、文献资源欠缺
国际上衡量图书馆发展水平有两个主要指标:一是均匀一座图书馆的服务人口数;二是一座城市的人均公共躲书量。标准是5万人应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人均拥有躲书最少3册。在社区建设初期,区政府给每个社区补贴一千元用于购置新书。现在,固然每个社区都设有图书室或阅览室,但有的阅览室躲书量还不及个人躲书量多。城市社区尚且如此,乡村的条件就更可想而知了。
3、躲书品种少,内容单一
社区图书馆一般只躲有印刷型文献,电子文献几乎没有;图书的类型较单一,多数是文学、生活类图书。因缺少购书经费,也存在购买盗版书的现象,图书更新速度缓慢。因此,门庭冷落,少人问津。
4、服务治理效能低
社区图书馆缺乏具有治理知识和运作能力的专业职员,基本只能承担简单的图书借还工作,服务类型单一,影响图书馆效能的发挥。
三、社区图书馆运作模式
长期以来,社区图书馆的治理体制还是遵循计划经济下“一地一馆”、千“区”一面的模式。在躲书量、馆舍面积、治理规范、设施标准等方面都无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因此,急需更新旧的治理理念,积极参与社会大循环,充分整合现有资源,降低本钱,进步有限资源的利用率,应努力寻求建设特色馆的模式。除了政府投进办馆外,能否尝试其它的几种办馆方式。一是将城市的公共图书馆与一个或若干个社区图书馆联合起来,形成一种总馆与分馆的关系。由社区提供场所,文献资料由公共图书馆提供,并配备专业治理职员负责治理。这样,一方面公共图书馆闲置的文献资料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又有了经济效益;而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又可以在身边享受到与公共图书馆同等质量的服务,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位于赛罕区的学府花园图书馆正是这种模式的尝试者。该馆是内蒙古图书馆的分馆,是自治区第一家社区图书馆。八千多居民拥有二万册躲书,借阅方便,居民满足。二是社区与四周高校图书馆联合办馆,实行一馆两用。高校历来代表着当代的最高学术水平和发展方向,合作办馆将会提升社区图书馆的素养。三是社区图书馆与企业共建。社区内一般都驻有一些企业和单位,社区可主动与之联姻,由这些企业和单位出资、社区出面联合办馆,服务面向社区居民和企事业职工。四是个人办馆。鼓励热心公益事业的实业家以个人名义出资建馆,由出资者全权运作,在不影响公益服务的条件下,使投资者获取公道的经济利益。社区居民只是图书馆的受益者,两相得益,各取所需。五是居民集资办馆,自建自用。一般由居委会倡导,由社区居民捐资、捐物、捐报刊、捐书籍等来筹建,治理职员由居委会工作职员担任。
四、社区图书馆服务措施
【关键词】 精准扶贫 移民搬迁 “社区工厂” 识别 考核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移民搬迁是指在生态脆弱区或贫困地区防范自然灾害和解决贫困共生问题的重要手段，是扶贫开发“五个一批”脱贫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7月，陕西省政府正式通过了《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总体规划（2011年―2020年）》，计划从2011年起用10年时间，搬迁移民60万户240万人。在该项政策背景下，陕西省政府于2011年正式启动了陕南百万移民搬迁工程。在移民搬迁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农民生活条件的提高等成效显著，但如何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对移民搬迁政策绩效提出了挑战。从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各个主体角度来看，移民搬迁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地方政府治理的碎片化困境成为困扰精准扶贫有效实施的最大障碍。李博、左婷认为在搬迁过程中制度衔接的缺失与行政联合的缺场使扶贫治理陷入了碎片化的困境，背离了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的目标要求[1]。二是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和社会融入成为移民的生存难题。付少平、赵晓峰认为目前移民工程的实施来看，普遍面临着移民后失业、再贫困，生计能力下降，生计不可持续的问题[2]。姚蓉认为搬迁移民融入迁入地的过程涉及移民文化观念、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转变，对多数移民而言是一个艰难的过程[3]。三是企业的产业基础薄弱，移民就业渠道狭窄。何得桂、李卓认为陕南移民搬迁工程仍处于“重安置轻保障”的阶段，企业的后续产业发展薄弱，安置点周边带动就业的项目较少，难以为移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4]。
为解决移民搬迁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陕西省平利县在实践中坚持一手推进移民搬迁，一手发展“社区工厂”，初步探索出了一条以就业推进移民搬迁和精准扶贫的新路子[5]。“社区工厂”可以被定义为：在平利县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内创办工厂，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入驻社区，带动社区贫困群众就业增收，助推脱贫的组织方式。“社区工厂”实现了政府、企业与搬迁贫困群众共建共赢，成功探索出一条“就业式精准扶贫”新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发展，平利县的搬迁移民工作和“社区工厂”的运作在扶贫方面已初具成效。截止2016年，全县先后建成移民搬迁集中安置区130个，搬迁贫困群众4.8万人，建设农村社区75个，创办各类“社区工厂”41家，其中电子元件加工厂18家，手套、棉鞋等加工厂7家，其他行业16家，吸纳群众就近就业3000人以上（搬迁群众1800人、贫困群众600人）年创造产值1.8亿元以上，先后帮助2500余户贫困户摘掉了“贫困帽”。
基于安置搬迁移民建立起来的“社区工厂”，进一步结合了精准扶贫的政策导向，在地区精准扶贫模式创新中树立了典范。本文将从精准扶贫所涵盖的四个维度出发，立足于治理理论，剖析“社区工厂”的现状与不足，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以期能为其他地区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借鉴。
二、精准扶贫政策下的“社区工厂”现状分析
1. 精准扶贫分析框架
精准扶贫是一场涉及到资源、技术、制度和文化的贫困治理，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框架之下，包含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等几大要素。本文在厘清精准扶贫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社区工厂”模式目前在对接精准扶贫政策过程中存在的现状问题。（如图1所示）
2. 精准扶贫下的“社区工厂”现状
精准扶贫是由政府推出的一项基本政策，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积极探索地方精准扶贫新模式。“社区工厂”是平利县探索出的一种创新型的精准扶贫模式，从“社区工厂”构建至今，分别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等四个方面有效帮助当地进行精准扶贫。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平利县政府和“社区工厂”相互协作、不断创新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但是，不够成熟的新型扶贫模式依然存在很多题有待解决，下面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社区工厂”参与精准扶贫的现状和不足进行分析：
（1）“社区工厂”立足精准识别，建立扶贫基础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起点和基础。平利县围绕“发展社区工厂带动脱贫一批”的总体要求，深入移民搬迁中的贫困对象，“社区工厂”目前已提供就业岗位2000余个，现在岗就业1000余人，累计吸纳在册贫困人口就业172户529人。搭建了工厂发展与贫困群众就业的桥梁纽带，实现“社区工厂”与搬迁群众的脱贫发展与互惠双赢。
从扶贫对象识别方式的精准来看，因为贫困群体的致贫原因和贫困程度是不尽相同的，而“社区工厂”下的贫困户都是经过了政府的筛选评价过程，在“社区工厂”的需求与政府责任的联动之下，政府工作人员通过对贫困户居住条件、家庭生活情况、收入水平、致贫原因等方面采用实地考察的方式，促进并建立了一套多元化、多层次、自主性的贫困评价体系，有效的推进了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
从扶贫对象的识别流程来看，“社区工厂”的贫困户对象都是由相应的扶贫部门选派干部队伍入村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切实掌握第一手扶贫资料之后，并根据扶贫资料对各村贫困户建档立案。根据贫困状况登记入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贫困户档案体系的不断完善，基本确保了识别过程公开公正，规范透明。
当然，目前“社区工厂”在精准识别对象方面依然存在弊端，目前在确定的贫困户的过程中依然以物质条件为评价依据，这种识别方式没有考虑到部分群众存在的精神贫困状况，可能出现将有些精神贫困对象排除在外的情况。
（2）“社区工厂”创新精准帮扶，提高扶贫效率
精准帮扶是精准扶贫的中心和关键。“社区工厂”模式在不断发展中从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等精准帮扶方面都取得一定的成效。
在精准扶贫项目安排上，“社区工厂”坚持方针，安排精准、因地制宜。坚持总部建在园区，车间办在社区，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导、能人引领、基地孵化、连锁推进”的思路，以针织品加工、机电配件加工、传统手加工等为重点，大力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引导外出能人返乡创业，促进贫困群众积极就业实现脱贫。
在精准扶贫资金使用上，针对“社区工厂”里工作的贫困户，由政府提供资金、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和工作技能来帮助他们脱贫。此外，政府还投入大量的扶贫资金为社区工厂提供厂房并设有专项资金提供无息贷款，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区工厂”的扶贫力度。
在措施到户的精准上，“社区工厂”到村到户，力求因镇施法、因户施策。如该县三阳镇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社区工厂”产品销售就成了一大难题。为此，该镇积极帮扶企业谋销路，引进农村淘宝项目，创办了电商孵化园，建起电子商务服务站，率先开拓“社区工厂+电商”模式，极大的促进了当地“社区工厂”的发展，实现了助力脱贫。
不断另辟蹊径“社区工厂”结合精准帮扶政策，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不断进行动力机制和结构变革，将精准扶贫融入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经济发展理念之中。但是，在精准帮扶的过程中，除了要营造产业建设、资金投入、措施到户等外在扶贫环境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加强贫困群众教育和文化娱乐水平的提高，增强受助者的自主脱贫能力，从而提升教育的反贫困绩效，而“社区工厂”的扶贫效果更多的体现在物质层面，文化娱乐设施不够完善，企业文化尚未建立，在生活与精神层面的贫困依然精准扶贫今后要探索的难题。
（3）“社区工厂”健全精准管理，促进扶贫开发
精准管理是指扶贫过程的合理化、有效化和可持续化。在阳光操作管理方面，“社区工厂”项目作为一个扶贫环节，促进了政府将扶贫资金直接用于被扶贫对象，简化了扶贫资金的发放流程，提高了扶贫资金的利用效率，使得“社区工厂”一定程度上对扶贫项目资金起着较好的监督作用。
在组织结构管理方面，扶贫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社会治理过程，在多元扶贫主体之下，“社区工厂”与政府建立了积极的合作，在平利县成立了社区工厂办公室，有效的建立交流机制，加强了“社区工厂”与政府间沟通协调，推动扶贫主体间的资源、信息共享，加快形成主体间协调融合、责任共担的合作意识，形成合力共同扶贫。
（4）“社区工厂”强化精准考核，落实扶贫工作
精准考核是精准扶贫的保障和优化。在突出考核导向，以发展成效促进扶贫方面，平利县各镇成立了“社区工厂”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后备干部包抓机制，始终坚持“社区工厂”与脱贫攻坚融合发展。
在考核扶贫成果方面，当地政府转变观念，不断提高扶贫工作在政府工作中的权重。一方面，当地政府将“社区工厂”带动的经济效益考核放在首位，对扶贫项目开发绩效进行重点考核，平利县政府先后出台了《平利县2016年度社区工厂建设考核评选办法》，将2016年社区工厂发展工作纳入扶贫工作考核中。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强化精准指导，在社会各界的调研交流中，县政府与专家学者、其他地方政府加强合作，计划在平利“社区工厂”成立“社区大学”，培养提升社区人的素养。
但是，对于“社区工厂”的考核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在政府和“社区工厂”方面，“社区工厂”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明确与政府之间的考核责任主体，发展过程中考核指标的制定、执行和推动目标实现以及事后分析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在“社区工厂”与贫困群众之间，未能形成良性的企业文化，员工对于绩效考核不够重视，工厂对于生产管理指标也没有一定的规范标准，贫困群众缺乏参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考核方式和过程与精准考核战略目标的脱节。
三、精准扶贫创新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建议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的有效发挥，需要良好的精准扶贫机制的支撑，更离不开创新的精准扶贫模式拓宽脱贫空间和激发脱贫活力。因此如何实现精准扶贫创新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是精准扶贫推进工作的重点。本文在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框架下，对精准扶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精准识别：更新识别技术，建立多维识别体系
精准扶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应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不断推进精准识别工作。首先是实现识别技术的创新。在贫困户的精准识别过程中，政府应在现有建档立卡基础上，突破以年人均收入为贫困户识别的单一指标，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对贫困人口进行分级、分类识别管理，着力攻克例如可视化分析、数据挖掘算法、预测性分析、语义引擎等大数据技术的核心问题，完善云计算平台等硬件设施的建设。[6]
其次是建立多维度的识别体系。政府应构建贫困人口识别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数据化的贫困人口信息库和多维度的精准识别体系。在“社区工厂”模式中，当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应加强相互间的沟通与协作。政府应拓宽政策传达沟通渠道和社情民意反映渠道，深入了解贫困户的信息，贫困户通过申请评议建立起“社区工厂”的多元主体治理体系，在技术更新下使政府瞄准贫困对象，将贫困户有效识别出来。
2. 精准帮扶：加强扶贫专业化队伍建设，实现高效脱贫
精准扶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应以专业化队伍的建设为活力，促进精准帮扶的措施到户精准和因村派人精准。一是健全^域内精准扶贫机构，配备专业化的扶贫队伍。政府在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管理人员的合作基础上，建立专业化的扶贫队伍，完善各地区的扶贫机构，实现基层扶贫工作的效力。二是提高扶贫队伍定向帮扶水平，增强脱贫致富责任人制度。贫困地区的专业化扶贫队伍能够为贫困群众提供有益指导，为贫困地区制定合理科学的脱贫措施及项目，促进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提升贫困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社区工厂”模式可同高校、科研机构、公司等第三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利用其人才、知识、资本为“社区工厂”注入活力，提高“社区工厂”的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带动脱贫能力高效发展。
3. 精准考核：建立动态监测体系，提升扶贫绩效水平
精准扶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应以扶贫绩效考核为保证力，对贫困户和政府工作实行动态监测，将各项扶贫政策、工作落实到位。一是建立起扶贫效果为导向的考核机制，对政府扶贫工作实行动态监测。在政府扶贫工作中，政策的落实、项目的安排、资金的使用等都是考核的重要内容，应将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激发地方政府的扶贫积极性。二是建立贫困户的退出标准体系和脱贫户生计特征动态监测体系，适时帮扶，巩固脱贫成果，解决漏贫、返贫、“被脱贫”等“三贫”难题，加强对贫困户的信息系统的动态监测。“社区工厂”模式应加强对贫困户和政府扶贫工作以及企业管理的动态监测，完善政府在“社区工厂”工作中的考核指标，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实现政府、贫困群众、企业的三方共赢，全面提高精准扶贫绩效。
四、结论
“社区工厂”不仅仅是移民搬迁的衍生物，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精准扶贫工作的实施，成为一种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新型模式。基于以上论述，我国移民搬迁精准扶贫工作的优化路径应在精准扶贫的核心影响因素基础上，在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中，促进移民搬迁精准扶贫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在精准识别上，“社区工厂”准确定位了现有的扶贫对象，深入探究其贫困原因，制定精准脱贫措施，未来，“社区工厂”应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实现识别技术的创新。在精准帮扶上，“社区工厂”结合地域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实现了“社区工厂”辐射区域物质条件的改善，让贫困户看到了新希望和新发展路径，“社区工厂”及有关部门应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探索“授人以渔”途径，实现搬迁困难群众“助人自助”。在精准管理上，“社区工厂”有效实现了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扶贫合作，在探索过程中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在治理理论的视域下，如何让群众以及更多的主体活跃在脱贫的大舞台上，实现更好更快精准扶贫是“社区工厂”模式的未来探索的重点。
综上，各地在开展精准扶贫有关活动时，应更加注重精准落实落地，即结合当地特色，因地制宜地实施扶贫；更加注重综合施策，在扶贫时，应当考虑到贫困户自身以及政府实力的各个方面；更加注重激发内生动力，通过激励、发掘贫困户、到村干部等的能力、潜力，推动贫困户自主脱贫；更加注重脱贫质量，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对扶贫绩效的考核应当尽可能数量化，定期化，设计专门的考核机制，敦促有关人员积极实施扶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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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工；人才建设；现状；路径
社会工作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社工人员”是负责社区服务工作开展、落实的执行人，重要性不言而喻。积极构建一支素质优良的社工队伍有益于提高社会工作质量，扩大我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以及挑战
1.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
首先，从全局角度看来，现阶段我国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让人可喜的成绩，与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相关的制度不断完善，社工人才队伍已经初具规模。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工人才队伍建设起步时间较晚，发展时间较短，相关的评价、管理、激励机制还不够健全，而这无疑会给我国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的发展带来阻碍。其次，从社工人才年龄、性别、组成等角度看来，社工人员中女性数量居多，青年数量居多，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可占70%左右，然而很少有社工清楚自身的岗位职责，而这无疑会影响社工工作的实际效果、影响社工能力的有效提升。
2.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的挑战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环境日益复杂，我国社区治理问题不断暴露。由于社区服务质量未能契合人民群众的需求，以至于百姓对公共服务产品不满问题日益严重，百姓对于公共服务事业的重视度有所下滑，而@无疑影响了社工人才队伍的建设，降低了社会组织的活力。对于新城街道而言，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挑战主要有三：第一，社区内人员结构不断复杂。拆迁征地以及新居民的不断涌入以及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得社工服务工作的内容不断增加，为保证服务质量，社工人才必须拥有更为全面的素质才能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第二，社工服务的需求不断多样化。社会的不断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对公共服务事业的要求，尤其是居民养老、公益创投、环境治理等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这恰巧是现阶段我国社区服务治理之中普遍匮乏的。第三，社区服务管理行政化发展问题严重。由于社区服务管理扁平化发展不到位，行政化管理问题依旧严峻，居委会工作形式主义问题严重，硬性指派任务居多，却鲜有能够在服务社会群众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项目。
二、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
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在具体落实时需要充分的考虑实际情况、科学构建。对于新城街道而言，建设社工人才队伍可以从如下四点出发：
1.强化社工人才的培养力度
首先，充分考虑社工队伍的年龄、文化等情况，为之设计科学合理的培训内容，如新城街道开设了“社区干部夜校”，此举不断加大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社工人员的素质。其次，努力构建学习型社工培养氛围，为社工提供深造的机会，鼓励社工深造提高自身学历、素质，如2015年推行的新城街道“三年社工行动计划”，鼓励45周岁以下社工人员积极参加全国社工考试。再次，善用高校教育资源培养优秀社工人才，在充分考虑街道、区社会组织培育中心资源的基础上，邀请相关专家、学者进行经验传授，开阔社工人员的眼界，丰富社工人员的经验。最后，充分发挥“社工互监”作用，帮助社工人员及时发现自身问题，在积极改正问题的同时有效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
2.合理的安置社工人才岗位
首先，充分调查社工人员的专业特长、兴趣爱好，尽可能为社工配置最适宜的岗位，在发挥社工优势的同时尽可能地调动社工服务的积极性，全面提高社工服务质量以及社工服务的主动性。其次，构建科学的跨界训练机制，努力将社工人员培养成各项全能的综合型人才，以确保社工在进入社区之后能够快速的进入角色，快速的完成相关的管理服务工作。最后，积极构建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三社联动”机制，以社区为基点开展大面积的社会服务工作，在提高社会对社工服务认可度的同时，为社工事业发展、社工队伍壮大创造良好条件。
3.科学的评价社工人才素质
首先，完善人才晋升机制，拟颁布《新城街道社区设置专职专业社工岗位的实施方案》，为社工人员发展、晋升提供明确的制度指标，以鼓励社工人员进步，提高社工队伍整体素质。其次，建立科学的社工人员评价机制，结合街道社区干部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以及开展社会组织培育及公益项目创投比赛等，从社工服务工作质量、社工服务工作态度、社工服务技能等角度出发全面评价社工人员，帮助社工人员掌握自身的缺点与不足，进而针对性地提高自身素质。
4.构建良好的人才激励机制
首先，构建社工人才发展职业规划设计，引领社工准确认识自身的职务，进而能够在提高自身的同时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贡献绵薄之力。其次，大力推广“价值计酬”理念，完善制定了《新城街道社工技术职务考核工作办法》，合理化社工的薪资待遇，构建良好的薪酬保障机制，从精神鼓励、经济鼓励两个层面出发帮助社工人员感知归属感，进而使之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全身心投入社区服务。最后，在人才聘用方面，优先录取高学历、实践经验丰富的基层社工专业人才，并为之提供丰厚的薪资待遇，以招聘录用为契机激励社工人员进取。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社工人才队伍的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相关者不懈努力才能够实现的。在具体落实时，相关人员一定要充分的考虑社工人才队伍的现状，要善于利用现有的资源优势，从加大社工人才培养力度、合理安置社工人才岗位、科学评价社工人才、构建良好的社工人才激励机制出发，以全面提高社工人才素质、打造优质的社工人才队伍，进而为社工事业的良性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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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挑战；创新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8.113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8-0-02
近年来，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相对传统的社会群体整合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城市社区成为基础性的治理单位。同时，在社会转型不断深入的现阶段，各种问题、矛盾集中于城市社区，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满足需求，社区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相关人员需要探究新型治理模式，以便在更好的解决城市社区问题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城市社区的作用，推进社会稳步发展。
1 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
社区治理是将社区作为载体，政府、居民共同管理社区事项的互动，是一种为不同主体提供各种服务，且各活动相互作用的管理模式。“社区治理通过对相应制度的合理安排，能满足适度开发、调试公共资源系统的需求。”因此，社区治理的实施能够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社会时能力不足的问题。
2 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
2.1 社区治理行政色彩浓厚
通常情况下，城市社区的建设是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的，所以社区除了自治以外，还承担了许多政府转移的职能，导致社区治理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城市社区治理权力多来自上级需求，社区各组织具有行政化的特征，比如，经济来源的行政化、工作模式的行政化等。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代表居民利益的自组织。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居民委员会多承担“政府代言人”的职责，通常根据政府的需求开展基础性公共服务，并未进行明确分工，未给居民谋取效益。居民选举也常常流于形式，加之居民委员会工作职责、工作角色的错位，造成社区长期处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忙于行政性事务的状态，基本无暇顾及居民的需求、效益。
从另一方面来看，因行政色彩的浓厚，使社区治理出现角色错位、迷失的现象，表现为：从政策上看，国家主张城市社区自治，减少政府的过多干预，但实际的社区治理中，政府却又不可控的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因而在社区治理现实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和主要来源于社区权力、结构的冲突。
2.2 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困境
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物业公司、居民委员会等是最为关键的主体，主体之间存在工作职责不明确、角色混乱等情况，间接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居民委员会是一个集行政管理、社区服务于一体的组织，能为社区居民提供相对优质的公共服务，但通常不会主动作为，回应社区居民的诉求。近年来，伴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住房逐渐趋向于商品化，物业公司开始进入城市社区。物业公司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标的组织机构，主要工作是为业主提供房屋保养、设施维修、保安等服务。物业公司作为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新型组织机构，和业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然而，由于经济效益的驱使、监管机制的缺乏，物业公司通常因权力的不对称而凌驾于居民、业主之上，导致利益纠纷事件频繁发生。而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社区治理各主体间权责不明确，最终造成角色定位处于混乱状态，主体之间缺乏信任，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
从另一方面来讲，居民委员会的行政化、业主委员会等机构力量薄弱，相应工作的实施均在物业公司的帮助下进行，而物业公司的经营目标又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成效，导致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情况严重时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矛盾还会升级。城市社区各主体不具备完善的监管机制、制衡机制，代表业力的委员会力量薄弱，无法制约物业公司，做不到真正维护业益，最终导致社区居民委员会忙于行政事务性工作，降低了服务效益；而市场化运营的物业公司，为了谋取更多的经济效益，不顾及业主的需求，降低该组织机构的服务质量。
2.3 社区居民参与度低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础组成单位，也是整合基层、城市生活的共同体，也应当是表达居民需求、反映居民生活状况的单位，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城市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社区居民参与是保证社区问题有效治理的关键。居民作为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成员，通过监督作用的发挥、社区活动的参与，使社区治理成为社会基本单元。但从实际工作上看，因受传统组织参与形式的影响，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性、责任意识差，未对社区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大部分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社区活动的状态。同时，个别居民还认为是否参与社区活动，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无法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在社区重大决策中不主动行使发言权。目前，社区居民参与较多的社区活动主要是文体性的健身活动，如广场舞等，参与人群为老年人、妇女，大多数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缺乏真正的决策性参与，所具备的监督作用有限，造成社区治理长时间处于“失语”状态，阻碍了城市社区的发展。
3 城市社区治理路径创新
3.1 明确城市社区主体职权
政府需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完善治理流程，明确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职权、关系。在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想创新治理机制，最为主要的任务是政府转变对基层社区的治理理念，给予社区治理针对性的指导，将权力归还于社区居民。在城市社区的治理过程中，明确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主体关系、工作职权和角色，强化居民委员会对业主、物业公司的监管作用。同时，还需适当扶持居民自治组织，以便于充分发挥居民的作用。
3.2 加大对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
目前，物业公司普遍存在不公开收支、居民上缴物业费未用到社区硬件维护方面等现象。并且，物业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不认真处理居民、社区反映的问题。比如：居民上缴物业费后，物业公司未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常见的有社区卫生、治安l件差等，即便居民一再催促物业公司处理，也得不到物业公司的积极回应，总体服务质量低。针对这种情况，需加大对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对物业公司的服务、收费等程序实施公开、透明制度，强化社区居民的监管作用，便于在法律帮助下更好的维护居民权益。
3.3 构建社区参与平台，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
社区居民参与度是评估社区建设水平的关键。目前，城市社区居民主要从以下途径参与社区活动：在居民委员会引导下参与、在社区党支部引导下参与、通过社区网站或是微信公众号参与、通过社区民间组织参与、通过听证会的开展参与等。由此可见，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途径越来越多，并且在不断进行创新。但从城市社区的实际参与情况上看，居民参与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城市社区活动缺乏针对性，并不是针对社区居民关心的问题而开展的活动。因此，除构建相对科学、合理、多样化的社区参与平台外，还要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重点是在参与内容上进行创新，在满足居民需求的前提下，激发居民的兴趣，提高其参与自主性，并根据社区居民构成的特点开展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进而达到有效治理。例如，基于物业公司和业主矛盾较突出的问题，组织双方代表召开恳谈会，让物业公司明确了解居民的需求，让居民了解物业公司的实际困难，双方协调、共同解决问题；在卫生环境差的社区，多组织“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集体活动，动员居民广泛参与，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共同改善社区的居住环境；为老年人多组织休闲、娱乐性的活动；为小朋友多组织学习知识的活动等。
3.4 再造社区组织，提高运行效率
在全面发展城市社区组织的基础上，保证社区组织真正服务于居民、彻底治理社区问题是创新治理制度的又一主题。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提出的“政府再造”理论中的“再造”是对社会公共组织、公共体制的转变，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创新能力。并且，还可通过对组织目标的改变，权力结构、组织激励的变革来完成该转型。该理论同样适用于城市社区的组织再造。
从城市社区的组织再造上讲，其主导思想是将激励机制、管理制度纳入社区治理中，使以公益活动、社区服务等为主要业务的组织机构更好的借鉴先进的管理模式，增强组织发展能力。曾有学者基于社区再造的基础提出了构建企业化的社区，也有学者在再造理论基础上，提出程度不同的管理模式，如绩效导向模式、居民自治模式等，这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治理内容的创新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与此同时，社区居民的参与行为也可以进行再造，现在很多地方的社区对活动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行为尝试采取积分制或是银行储蓄制管理模式，这都是很有益的创新。
3.5 将社区社会资本管理进行公开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处于统一机构的人通过互动、接触，能建立期望、义务，形成信任关系，能动员社会关系，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而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当前社区急需解决的问题，以预防社区发展、资本之间形成恶性循环。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要人员，而社区又是组织居民生活时所形成的主要场所，社区资本主要体现在居民对自身生活环境、社区服务人员工作状况的认可和相关活动的参与上。而将社区资本运作进行公开作为城市社区治理路径的创新，不但能有效解决社区问题，还能帮助社区治理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提高社区居民生活的质量。
4 结 语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区作为社会的基础“细胞”，其治理效果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情况的分析，发现社区治理普遍存在主体关系不明确、行政化色彩浓厚等问题，影响着社区治理的效果。因此，相关人员需加大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力度，明确社区主体之间的关系、准确定位角色；居民委员会要认真处理行政权、自治权关系，加大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功能；重视居民委员会的管理方式、管理机构的改革力度，增强社区居民活动参与性等。此外，物业公司还应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构建相对合适的治理机构，将社区治理作为维护基层秩序的基础，并将社区的社会资本管理进行公开，在发挥居民作用的情况下，进一步治理社区，推动基层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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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城市社区体育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区体育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视角，探讨通过构建城市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来解决问题，并分析这一过程中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1 多中心治理及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1.1 多中心治理的内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热潮，这场改革推动了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应运而生。
关于治理的定义，西方学者给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的说法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他们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者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一定义为我们描绘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传统政府“单中心”垄断公共事务管理的统治格局，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参与的多元的权力中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治理方式也是多元的，通过各主体间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1.2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区体育活动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出现，80年代中期得到了迅速发展。1997年国家体委等五部委联合的《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对社区体育进行了界定，社区体育主要是在街道办事处的辖区内，以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基础，以全体社区成员为主要对象，以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增进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开展的区域性的群众体育。根据这一定义，社区体育服务的目的是通过组织开展体育活动，增进社区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全面健康；社区体育服务的对象是以街道办事处划分的全体社区成员，不仅包括社区的居民，还包括社区所辖的学校、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其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场地及器材、开设运动处方，进行锻炼指导、体质监测、体育服务信息、体育活动的组织服务等。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指为了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和非政府部门（社区所辖各类机构、私营体育服务企业、体育社团或居民）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共同参与社区体育服务的治理。
2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
2.1 突破制约社区体育发展的体制障碍，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一开始就是政府行为，并在政府主导下，形成了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三级管理系统。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政府工作职能，社区居民委员会接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在具体工作中，二者的职责界限模糊，工作方式也带有较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因此，我国的社区服务从一开始就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将促使社区体育管理体制发生转变。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全能政府遇到市场经济挑战的情况下，重视政府之外的市场及社会力量，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中心格局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而社区体育所独有的地域性、自愿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决定了社区体育服务更加适合采取多中心治理的体制，除了需要代表政府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外，还应当有更多的私营体育服务机构及非营利的体育社团参与社区体育服务。非营利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自治性特点，能保证其在提供体育服务过程中，解决一些政府和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
2.2 突破社区体育发展的资源瓶颈，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从社区体育服务的内容来看，场地、经费及人才是开展社区体育的重要资源。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着政府经费投入有限，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场馆设施资源匮乏，无法满足居民体育需求等问题。除了物质和资金条件，社区体育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离不开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参与和指导及有关的社区体育管理人员的管理，他们的数量及水平直接影响着社区体育发展的质量、深度和广度。但是，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体育人口来说，我国的社区体育指导员人数少、指导率低，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我国街道社区体协中，专职管理者仅占19.6%，大部分管理人员都兼任多职，很难在社区体育工作上投入很多精力。大量经常性的社区体育活动则主要由晨、晚练习点等自发性社区体育组织来完成。以天津市为例，全市晨练活动站的体育指导者中，受过专业培训的不足30%。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场地设施、经费及人才短缺的问题。在多中心的治理框架下，社区所属的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均可以成为社区体育服务的供给主体，这些单位尤其是学校向社区提供体育场地、设施，是解决场地、设施短缺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一些社区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天津市马场街社区本着双赢互动的原则，与社区内外的机关、院校、部队、医院、企事业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先后与天津体育学院、天津医科大学共建了社会实践基地，为居民提供日常健身咨询、健身技能培训、体质检测等服务。与天马集团、水利局、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干部俱乐部、自然博物馆等12家单位达成协议，通过无偿或低偿等方式，向社区开放35个体育活动场地，总面积达到11500平方米。每年的社区运动会和大型体育竞赛都利用这些单位的场地和设施举行。
3 政府在构建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过程中的责任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自发形成，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社会力量和市场发育均比较薄弱的国家，推行这样的管理模式，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3.1 转变职能，培育社会和市场力量
多中心管理模式必须贯彻“管办分离，政事分开”的原则。把政府过于集中的权力分散开来，以纵向放权实现层次化管理，以横向分权实现社会化管理，将体育管理体制从现在的线性结构改为矩阵结构，从行政命令式的“垂直管理”改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矩阵式管理。政府承担体育的宏观管理、体育总目标和政策的制定、政策调控、经费支持等职能。其中，社区体育的基层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由主办体育转为主管体育，其主要职能是制定整个社区体育发展规划，开发利用社区体育资源，培育社区体育组织等。
培育社区体育非营利组织。健全、自主的居民自治组织既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也是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主要力量。因此，要确保社区自治的各项权利，发挥社区在体育服务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应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综合管理权赋予社区居民委员会，使之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会组织。
引导市场力量参与社区体育服务。根据居民社区体育服务的需求具有层次性的特点，对于一些基本的需求，可以由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以免费或低收费的方式提供，对于一些个性化的高层次的体育需求，政府可以调动市场力量加以解决，走产业化的道路。政府部门积极创造条件，开发体育产业，依法开辟体育经营场所，为经营体育产业提供场地、税收等有利条件。
3.2 宣传教育，引导居民形成体育观念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对体育价值的认识还比较有限，体育作为一种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未被更多社区居民所采纳。由于社区体育具有较强的个人余暇性和自由性，决定了对社区体育的发动、组织和管理不能做硬性干预，而主要应从刺激其体育需求，调动其参与积极性着手。各级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地向辖区居民宣传全民健身活动的意义，举办健身知识讲座，开展健身知识咨询活动，提高居民健康意识。通过开展群众性的体育健身活动，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积极性。
3.3 投入经费，保证社区体育服务的公益性
由于社区体育利益的外溢性，公益性是社区体育的一项本质特征。政府在鼓励各方力量参与社区体育服务的同时，应保证社区体育公益目标的实现。维持社区体育发展的均衡性，逐步增加对社区体育事业的经费投入，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资助社区体育活动和体育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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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主治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比较
1 什么是自主治理理论
当代公共选择学派和公共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大量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自主治理理论，并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自主治理理论集中体现在奥斯特罗姆1990年的着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之中，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她指出传统的分析公共事务的理论模型主要有三个，即哈丁的公地悲剧（1968）、Dawes等人的囚徒困境（1973，1975）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1965），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市场的就是政府的，而且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悲观的，她指出当前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或者以政府途径（利维坦）为唯一或者以市场途径为唯一的途径是有问题的；然后，她通过对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监督这三个难题的分析，认为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控制，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主治理的方法来解决。第三，通过分析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包括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场及森林的公共池塘资源，以及西班牙和菲律宾群岛的灌溉系统的组织情况等等，奥斯特罗姆总结和界定了其中八项原则。
2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与现状 1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
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使得传统集体经济组织基本瓦解，但由于农业本身的特性，农民不组织起来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因此，中央根据日本等先进发达国家的经验，决定了走合作化的道路。以此为背景，我国农民开始走上了合作化之路，在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当前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两种模式。
（1）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之后，中央要求对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分设改革，建立乡村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同时，在相当于生产大队的的范围内设立村，成立村民委员会，在原生产队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村民小组。在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的层次上又设立了村、组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来承担村组的行政和经济职能。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层次的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源于人民公社体制，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替代，因此残存了一些人民公社体制的特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做为一个经济组织，不仅具有经济组织职能，还具有政权组织的职能。正是由于这一特征，我国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普遍存在产权模糊、组织目标不明确等问题。
（2）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之后，随便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我国已经开始出现大批专业化的农户，但是由于农民在流通领域里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弱，所以在市场经济中处于被动地位。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些农民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市场竞争，逐步形成和发展成为现在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另一种模式即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相比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而言建立起了比较明晰的产权，但由于大多在政府、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的推动下成立，并实际处于其的控制之下，仍然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 2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
虽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然而由于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合作化程度却很低。根据农业部门提供的数据，我国参加组织的农户仅占乡村农户总数的9.8%，不仅远远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90%之上比率，也距巴西、智利等国80%的比率甚远，甚至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入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也占30%-60%。 转贴于
如何解决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问题？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她认为在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控制，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主治理的方法来解决。这恰恰符合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政府、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不能代表集体的利益，而只有农民自身才可以代表。自己的东西自己做主，自己的利益自己来把握，这样才能激发农民的热情，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该走自主治理的道路。
3 中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自主治理方面的比较
目前国外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这两种模式。无论哪一种模式，都建立了良好的自主治理机制，这也是这些外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奥斯特罗姆在其的着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之中总结出了长期有效自主治理的八项基本原则。笔者将这八项基本原则概括为产权明晰、集体参与、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以及外部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四个方面。下面就从这四个方面来将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国外的这些组织做一个比较。
（1）产权明晰。我国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本应为集体财产集体所有，但实际却是大多由少数人占有和支配，造成产权模糊不清。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由农民自愿入股组建起来，本应建立了明晰的产权机制，而实际情况却是由于许多地方政府强烈的推动发展的动机，主张主要农民愿意加入就可加入，造成很多合作组织成员在加入时无须缴纳股金，这样产权就模糊不清。与此相比，美国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是严格由成员投资入股成立，因而产权非常明确。而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则是由农民建立的带有半垄断色彩的庞大组织体系，不仅包括基层和县级组织，还有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产权归全体成员所有，也非常明晰。
（2）集体参与。这里指的集体参与是指组织的成员都可以参与组织章程、规则等重大事项的制定和修改。我国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与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融为一体，具有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最基层组织机构的性质，农民自然无法参与制定和修改各项规则。我国的一些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由财政部支持的）已经建立了一人一票的表决机制，但大多的合作组织农民并未真正享有表决权，一般成员基本随大流。有些直接由管理层决定，还有的实行一股一票制，这样股份占大头的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就能通过这样控制合作组织。美国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规定任何社员都有一票表决权，只有少数合作组织规定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安排一些额外票，但为了防止有些人利用额外票谋取私利，法律还对此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则是通过全体成员参加的组织员大会来行使组织员自己的权利，决定农协的各项方针和重大事项。
（3）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我国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由于是小数人占有和支配集体财产，农民的投票权行使起来比较困难，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者可以随意处置集体财产，管理也不科学。我国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多成立理事会做为合作组织的决策中心，但理事会成员受到政府、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的影响较大，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民主决策机制，也无法对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进行有效监督。而美国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和平等合作，合作组织成员从普通的农场主到董事长，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董事会聘请专门的公司经理来管理组织的日常事务。而董事会是组织的管理机构，由组织成员民主选举产生，使之代表全体成员的利益。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有理事会和监事会来对组织进行管理和监督，理事长的权力是由全体成员参加的组合员大会赋予的，而监事会成员则是有全体成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来产生，这样就保证了合作组织可以代表全体成员的利益，组织的各项活动也受到了监事会的有效监督。
（4）外部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这是指组织成员自己设计制度的权力不受外部政府权威的挑战。我国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同与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融为一体，自然受到政府部门的制约。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是独立的组织，但不管是其成立，还是建立之后的管理和经营，都与地方政府脱不了关系，自主性大打折扣。美国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的规章制度则是由全体成员民主协商完成，并且美国国会于1922年就已将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从谢尔曼托拉斯法中豁免出来。而日本政府则是通过对农业协同组合大量的支持和帮助来保证自己农业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农协的制度安排是由全体成员参加的组织员大会来制定。
4 初步的政策建议
为何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难以形成有效的自主治理机制？笔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过多的干预。我国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因此政府干预甚至直接管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理论上来说是合适的。然而，正是政府的过多干预，造成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效率低下，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的管理体制也应该随之而改变。只有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真正农民自主治理的机制，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才能顺利发展下去。我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来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1）首先必须要保证农民的自主治理权力。对于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应从与村委会、党支部等基层党和政府组织混合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组织，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应变管理为服务，将管理权交给农民。而对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大力宣传和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该法突出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农民对合作组织的民主管理，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经济地位。同时，地方政府不应再根据自身意愿来干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并对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控制合作组织进行严厉的制止。
（2）其次是提升农民自主治理意愿。保障了农民的自主治理权力，合作经济组织要想发展，还应有农民的自觉参与。目前我国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成员自主治理意愿都很低，主要是因为自身主体地位得不到保证和没有形成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我国政府应引导合作经济组织形成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分配时向农民倾斜。
（3）另外还应提高农民自主治理的能力。无论是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还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想持续顺利发展下去，组织成员应有一定的自主治理能力。而目前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的素质普遍比较低，因此政府应加强对现有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与培训，开展一些专门针对合作组织成员的短期培训。同时在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相应的研究活动，对农民的自主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4）同时政府还要加大扶持力度。第一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每年应拿出一定的资金来支持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同时给与合作经济组织一定的税收优惠，减轻其的负担。第二是加强金融支持。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的困难，各级金融机构应放宽对其的贷款限度，同时培育小额贷款组织，规范和引导民间借款。第三，地方政府应积极帮助解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经营管理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并加大技术支持力度。
［1］郭翔宇．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2］韩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关键词：城市多民族社区;协同治理;居民参与
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化飞速发展，大城市的吸引力愈加明显，吸引了众多少数民族群体，在大城市里面产生了许多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混合社区，我们把这样的社区称为城市多民族社区。成都市浆洗街洗面桥社区就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多民族社区，社区中多民族居民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兴趣爱好也不尽相同，文化的排他性使多民族居民之间产生不同程度的摩擦和冲突对立。
一、洗面桥社区居民参与的现状分析
（一）社区居民参与程度较低，积极性不高。
在整个调查的过程中，共在浆洗街洗面桥社区发放了100份的调查问卷，最后收回了91的有效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参加社区公共事务决策问题上面，浆洗街洗面桥社区居民整体上参与热情不够，积极性不高，68%的居民对于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持一般的态度，通过调查结果得出，在整体上，浆洗街洗面桥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动性不够，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都欠缺。
（二）参与广泛性不够
在调查结果中发现，在选举这样的政治性参与中，浆洗街洗面桥社区居民整体上表现出参与热情不够，只有57%的人会参与到选举中去。而在参加经济会议、文体活动等非政治性参与中，只有文体活动上面，社区居民表现出较大的参与热情，并能参与到其中去，总体上来看，普遍存在着“意愿无法付诸行动”的问题，意愿并不能是社区居民付诸于实际行动，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同时，参与的广泛性上也是远远不够，参与面非常小。
（三）参与的人群分布不均
在年龄分布上，参与社区活动的人群呈现“老少低”三极分化特征。首先，“老”指的是老年居民，多为离退休人员，他们在时间上比较充足，并且希望能够继续发挥余热，所以参与的热情也较高。其次，“少”指的是寒暑假放假在家的中小学生，中小学生寒暑假时间较长，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和参与热情。最后“低”指的就是下岗失业以及待业人员，他们受到社区帮助较多，经常在社区居委会中来往，同样能够较为积极的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
二、影响洗面桥社区居民参与的因素
（一）认同感与归属感的缺失
在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中，社区居民缺乏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直接导致社区居民参与行为低落。在很多地区，口号喊得很响亮，付诸实践并不多，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不够，同时参与热情也不高。口号并没有在社区居民心中普遍产生作用力，也没有有效促进居民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
（二） 社区行政化倾向愈发严重
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给我们国家城市管理体制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府万能主义，本应代表居民的居委会事实上成了政府的下属机构。对此，我们给出一个“行政社区”的假设，行政社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社区日益行政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此一来，居委会本应是为居民做事情的，结果现在整天在行政问题上面奔波，对各民族的社区居民关注不够，也不能够及时为社区居民分忧解难，处理社区居民遇到的问题和事情，无法跟社区居民打成一片，很难得到社区居民的信任，并且社区居民也不会支持居委会，这就使得居委会更加跟政府走近，恶性循环之后，社区行政化带来的后果就越发严重。[1]
（三）社区内多元文化并存给居民参与带来困难
在浆洗街洗面桥社区，多民族的居民构成，形成了社区内部多元文化并存局面。在一个城市多民族社区中，多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这在他们彼此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进行碰撞，进而产生误解和矛盾，各民族团结首先会受到影响;各个民族拥有不同的语言文字，在不能够充分了解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时候，各民族居民想参加社区活动都会存在困难与障碍。
（四） 各民族认知上存在不同，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够融洽
当前我国城市多民族社区由许多个民族构成，而各个民族之间存在、语言、思维方式等各方面的不同，彼此之间缺乏了解。通过对浆洗街洗面桥社区居民的调查发现，有22个样本居民认为周围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太融洽，占比为24%。通过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浆洗街洗面桥社区中，多民族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够融洽，这影响了社区中多民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使其参与积极性和热情并不高，这也正是我们现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所要注意的问题，还需推动各个民族居民之间的和谐共处。
三、路径选择
（一）建立和健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高多民族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单位制时代，居民之间是一个大的生活共同体，是熟人社会，而在当前的社区，陌生人社会导致社区居民之间彼此离心。除此之外，在城市多民族社区中，社区公共服务不完善，社区居民享受不到社区带来的优惠与好处，缺乏凝聚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因此，首先要积极建立和健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为社区居民参与提供物质支撑和现实保障，释放居民心中的社区参与热情，培育多民族居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其次，丰富社区文化活动，提高文化服务水平，为多民族社区参与搭建广阔平台。
（二）实现居委会与社区内社会组织的良性协同互动
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治的基层自治组织，是代表居民利益的，但是现在日益行政化的居委会，越来越成为政府的附庸。这直接产生的后果就是，居民想参与到社区管理中都没有有效的途径。因此，作为居民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居委会，要积极转变工作作风，采取开放的工作模式，提高工作决策的透明度，积极培育居民参会的气氛。此外，通过对社区中社区组织的培育，使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组织实现良好的协同互动，而社会组织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其重视服务和义务，满足社会、公众需要为使命，如果能够让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可以很好的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三）确立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文化理念，促进城市多民族社区向新型、多元和共融性发展
社区文化是维系社区内部成员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城市多民族社区中，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对于多民族社区居民和谐共处具有重要的作用。各种不同的带有各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对于每个民族都是很重要的，是每个民族的象征，是他们文化传承的依托，也是连接各个民族成员之间的纽带，各个民族成员赖以生存的根基，不断发展多元的民族文化，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认同，彼此之间更为和谐共处。[2]不同的文化传统，会带来冲突与对立，社区要积极营造和谐共融的文化氛围，彼此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要让各个民族居民知道多元文化的存在不是威胁，而是共同繁荣。同时，各个民族应该在社区活动交流中增进交流与互动，彼此之间和谐相处与认同，由此形成新型、多元并且具有共融性社区文化，进而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四）深化行政改革，发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在我们国家，政府拥有广泛且丰富的社会资源，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着和维护者，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决定了政府势必会在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作用，这也正是我们国家当前社会能够进行协同治理的基本保障。[3]所以说，我们所要做的是保障政府的权威，在这个基础上面，调动各个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呼吁他们能够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大环境中来，同时采取积极的鼓励政策，激励多方治理主体参与，积极构建政府主导的，多方积极参与的新格局。[4]首先，政府要进行行政改革，把其本身的弊病剔除出去，合理分配政府职能，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促进城市多民族社区民族之间团结与合作。其次就是政府推行行政改革，实际上就是权力的合理下放，政府只有把手中的权力进行分权，协同治理才能够更好地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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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摊贩的买卖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市容，但仍然屡禁不止，本文从摊贩治理的历史沿革出发，分析摊贩的特征。结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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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信息化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管理的基础环节，是政府加强城市管理和为民服务的有效手段。哈尔滨市平房区从2013年开始，以智能社区建设为核心，以信息技术为支撑，进行流程再造，逐步摸索出一套社区层面加强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一、平房区社区信息化建设现状
1.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需求多样化，然而，智能化社区建设仍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困难：
（1）居民办事难：居民获取政府信息的渠道不多，尽管在政府网站可查询，但不会上网的人难以应对。办理手续繁琐，申请人要从窗口领取多种表格，提供相关材料，往返于各部门审批盖章，有时由于手续不全等原因不能一次性办好，费时费力。
（2）基层负担重。随着政府部分职能向社区转移，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任务逐渐增加。如社区每年采集大量信息，涉及民政、劳动、综治等十几个部门，而基本信息往往重复，导致成本高和工作效率低。
（3）管理有漏洞。涉民信息大多掌握在部门手中，而部门之间仍存在沟通不畅、共享少的问题。如社区救助中，就有隐性就业或人户分离人员利用信息不通的漏洞多头享受，而真正需要救助的居民却享受不到。
2.平房区社区信息化建设基本情况
平房区总面积93.8平方公里，20万人口，有25个社区，工作人员507人。2013年平房区以社区治理为突破口，转变政府服务理念，提出“一年打基础、二年见成效、三年成体系”的社区建设工作思路。“一年打基础”：主要针对社区建设基础弱、底子薄的现状，用一年时间消灭了百米以下薄弱社区，配齐配强了社区必备的基础条件。“二年见成效”：根据社区建设标准化要求，2013年以来落实了4处千米社区，铺设了万兆光纤环网，开发了民生服务应用系统，将62项民生事项下沉社区。开发了“乐活哈南”、“天大小事”的手机移动端程序，市民通过移动终端进行政务预约、反映意见诉求、表达心愿，实现与职能部门和社区的零距离沟通。“三年成体系”：2015年建成了以市民中心为统领、中心社区为骨干、普通社区为基础、民生大厅为依托的“四位一体”民生服务体系。市民中心规划会议、展览、交流、服务、体验、应急安置六大功能，中心社区服务于市民的普遍性需求，普通社区突出特色服务，民生大厅进行全面统筹并与市层级进行联通，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民生服务体系。
二、主要做法和成果
1.开发、建设社区信息化基础设施
（1）信息化云平台。平房区把智慧城市建设放在开展民生服务和解决民生诉求上，确立了以“一平台、两网、三库、N系统”的基本架构。“一平台”即全区统一的信息化应用云平台；“两网”即底层光纤环网和社会管理的基础网格；“三库”即人口信息库、法人信息库和空间地理信息库；“N系统”即在统一云平台基础上开发N个云应用系统。积极整合两个资源：一是整合信息资源。对视频共享系统的光纤网、汇聚、交换节点重新规划，基本覆盖全区党政机关、企业和社区；将实有人口库调整为房屋人、户籍人、居住人三级数据库；将1973家法人信息纳入数据库，完成法人库经纬度与空间地理信息库的关联。二是统一数据标准，规范了系统间的信息交换标准API接口，实现智慧城市数据和系统开发的标准化。
（2）乐活哈南移动端。“乐活哈南”是运用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手段搭建的社区服务云平台，市民通过手机，即可查找各类服务项目，推动了政府管理方式和社区治理模式由传统经验型向现代治理型转变。包括两方面：手机APP客户端和微信公众服务系统。分为四个版块：邻里圈：了解哈南新闻、身边小事，通过APP可以发起即时聊天和组织活动、讨论热点话题。物业服务：可获悉社区、物业的通知公告，第一时间反映水、电、环境等问题，实现快速解决。社区公共服务：一方面为群众提供便民类服务查询，快速了解各类信息及联系方式；另一方面实现居民办事网上预约，提前获知所办事项应具备的条件，完成一次性办结。乐活：以居住社区为核心，实现点外卖、叫维修等15分钟生活圈，让群众放心消费、快乐生活。
（3）“天大小事”项目。“天大小事”是依托云技术开发的民生诉求系统，初步实现百姓诉求流程规范化。当民意诉求通过手机端发送至系统时，该信息被同步推送到职能部门的手机端，监察部门、上级领导也同时收到，办事过程通过平台动态呈现，这种公开化透明化，有效破除了政务服务效率低下的顽疾，使过去权力向上集中的管理模式转变为资源向下汇聚的服务模式。
2.整合各方资源，重点推行“两分、两统，三定、四变”的改革措施，提升社区服务品质
（1）“两分”是对居委会与社区服务中心两个工作主体的重塑。社区内部除了选举产生的居委会外，还有大量公益岗位人员，他们隶属于不同部门，具有特定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机制，居委会对他们既无聘用权、又无考核权，为此平房区对社区工作机构和队伍进行整合，设立社区服务中心，由公益岗位人员组成，街道下派人员进行管理。
（2）“两统”是对居委会与社区服务中心资源全面统筹。一是统筹组织领导。服务中心主任由街道下派，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服务中心“大事”，副职由社区书记或居委会主任兼任，主持日常工作。二是统筹人事管理，将各部门下派人员合并为社区工作者，统一身份、统一管理、统一要求。
（3）“三定”是对社区责、权、利的明确和保障。一是明确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工作职责，居委会具体承担38项公共服务事项，社区服务中心承办62项民生审批服务事项，提供基本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二是明确社区服务中心岗位设置。确定1-2名综合素质较强人员，负责窗口受理，其余人员下沉社区开展工作。三是明确经费保障。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原则，要求各部门在下沉事项时，必须将相应的工作经费一并划转。
（4）“四变”是对服务载体、管理体制、主体作用及服务手段的创新。转变一：由过去“多平台一大厅”式服务向“一窗一岛”式服务转变。依托“智能社区”将所办事项整合为一个窗口受理。转变二：由过去多层级管理向扁平化服务转变。政府设计构建了“虚拟化便民服务审批平台”、“社区民生服务平台”，实现了协同审批、网上流转、信息共享、日常办公等一体化功能，保证了区、街道、社区“三级”民生服务平台流畅对接和数据交换，又对市直部门所属的专网、专线进行整合和接口预留，与区三级网络平台有效对接。群众办事简化为受理、审批两个环节，这种方式使群众感受到社区在配合政府社会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特殊作用。仅以新牧社区为例，自2013年11月建立“一窗一岛”式服务大厅以来已办结服务1077件，答复咨询1456件。转变三：由过去社会管理的末端向社会治理的前沿转变。原来社区工作都是社会管理的繁枝末节，工作对象以弱势群体为主。现在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前沿，那些被认为社区无能力办理的事项均可实现办理。同时依托信息化云平台开发建设了“居民自助服务小屋”（包括自助行政审批、自助健康体检、自助金融服务、自助物流配送等），使群众享受到个性化、多样化的社区服务。“办事到社区、有需靠社区、闲时转社区”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转变四：由过去多网重叠向一网多能转变。以往社区内党建、公安、民政等设了多套网格，相互叠加，边界、标准、要求均不同。为此平房区重新梳理、归纳为社区综合治理网格，做到一格多用，相邻网格之间紧密相连，网格内的“人、地、物、组织、事、情”等信息实现了实时采集、动态更新、资源共享，消除了网格管理的盲区。
三、社区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经过几年的努力，平房区社区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得到了国家及省市有关部门的褒奖，但是还存在着体制机制、政策法规不健全等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体制障碍明显。信息化管理体制不够畅顺，建设协调难度大，法律法规和相应的管理政策还不健全，管理职能和管理权限也不明晰。
2.功能定位缺失。重建设轻整合、重电子轻政务等现象仍存在，与市、区层面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还不够。政府主导的多，群众参与的少，形成政府供应、群众接纳的趋势。
3.条块分割弊端。一是条块功能整合问题。进入社区的部门各成体系，下发的业务专用设备和与之配套的操作系统各自独立、互不衔接，社区层面的条线整合迫切需要提升。二是基础数据共享问题。多个条线的基础数据各自采集、汇总，社区层面没有统一权威的数据交换平台作支撑，大量的认证仍需信息重复录入和纸质文档传阅，影响工作效率。
4.资金人才制约。社区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单靠区、街道的投入还很不够，还缺乏大量既精通技术又熟悉社区管理的人才。
四、相关建议
1.在管理提升中推进社区管理信息化
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明确管理权限。结合社区信息化发展的实际，加紧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从投资、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出台扶持政策。应按互通共享原则制定工作标准，包括技术标准、管理标准、服务标准等，在最大范围内实行标准化管理；把工作职责、工作对象较为接近的各部门工作，按职责进行管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相关制度和机制来保障扁平化的运行体系，为信息化流程改造创造基础。
2.用服务资源整合带动社区服务信息化
??绕社区民主管理建立居民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促进矛盾在社区内自我化解；围绕社区公共服务重点推进社区就业、民政、综治等工作；围绕便民利民整合服务资源，发展社区商业服务；整合社区事务服务与生活求助服务硬件平台，形成受理方式多样化，使居民可利用互联网、电话、居委会受理点等办理各种申请。
3.用信息化的应用推动政府部门职能转变
突破条块分割的瓶颈，首先是数据资源在社区层面的进一步整合，加强区级层面统一管理，采用统一的安全认证、授权管理、备份/恢复、信息资源更新机制等以保证数据资源的安全，实现方便高效的共享。创新管理机制，实施条管业务、块管人的管理机制，建立具有统一协调强力整合的职能部门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
关键词：城市治理；新公共管理理论；社区管理；启示
究竟什么是城市治理呢？不同的学者观点是不一样的。第一类认为治理是一种统治方式，其手段是运用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第二类强调治理的过程特征。这种治理是“一种综合的全社会过程”，它强调以“协调”为手段，而不是协调和控制。第三类认为城市治理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包括国家和公民、执法者和守法者、政府与可控性的关系。第四类则认为治理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是为了应对政府自身无法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时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对城市管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治理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手段，它的实施必然要依赖一定的理论，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城市治理从宏观层面来讲，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运用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政府的运作效率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从微观层次上来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运用对于我国的社区管理和服务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一）主要思想
新公共管理建立在对传统行政的批判和吸收基础之上，其主要思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新公共管理强调“顾客”导向，要求政府必须对社会公众作出回应。[1]。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公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府是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存在，积极与公众互动，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第二，新公共管理消除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采取企业管理的成功的方法和经验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将一部分职能转移到私人部门，从而实现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目的。第三，新公共管理改革强调管理者的风险意识和应对变化的能力，即倡导企业型的领导者，从而提高管理的绩效。第四，新公共管理认为授权或分权的方式是政府进行有效管理的方式。政府应当像企业界一样，将权力下放到各部门，实现各部门之间的自我管理和相互合作。第五，新公共管理强调绩效目标的管理和控制，并根据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第六，新公共发挥管理重视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的功能，要求其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以促进社会进步。
（二）特征
新公共管理与传统的公共管理不同，具有自身比较明显的几个特征：（1）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公共管理的对象是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其次，新公共管理过程的公共性，在管理的过程中，，其他公共管理的主体会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因此，政府部门不再是唯一的公共管理者。最后，公共管理总离不开公共权力。公共管理的权共管理的过程具有公共性。力是公民及社会成员赋予的，其运用必须服从公共利益，否则将失去权力的合法性。（2）公平性。新公共管理强调逐步以公平正义与管理效率并重，而不是像传统行政理论那样过分注重效率。（3）合法性。合法性即在管理的过程中要积极遵循宪法和法律。4）效能性。效能目标的确定应该体现公共管理和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5）适应性。任何一个公共管理系统都需要与外部环境相适应，新公共管理理论则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和彼此的相互竞争性，从而及时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促进社会的发展。6）回应性。回应性实际上强调的是公共管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良好互动；一方面要求公共管理的主体要积极加强对公民或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要求公众参与到公共管理的决策过程中来；同时要求切实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权利。
二、社区管理
（一）社区管理
社区是人们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生活共同体，人们的生活要有序地进行和开展，必然要求对社区内的事务进行管理，也就是所谓的“社区管理”。在我国，社区管理是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以及行为方式等各方面的变化而提出来的。社区管理是指社区职能部门对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
（二）社区工作和管理的现状、问题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加强社区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改善社区工作人员的经济待遇以及改善社区办公环境，积极开展社区服务活动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社区体制的问题，社区资源利用问题，社区建设资金没有保证，社区队伍素质不高，社区服务的服务范围和方式有限，服务效果不显著等问题。社区工作的问题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政化现象突出。社区作为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宣传教育，办理居民相关的公共事务，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并及时反应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实际工作中社区承担的却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目前社区居委会实际履行的职能很多都是与党委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一一对应设置的，其中包括劳动保障、民政优抚、城管创建、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社区党建等六大职能。第二，社区建设工作投资机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区建设缺乏计划性，社区建设没有列入政府的发展规划，因此缺乏自身发展的专项基金；二是筹资渠道狭窄，资金来源不足，除了来自政府拨款的专项资金外，社区在建设的过程中，经要自行筹集资金。
第三，社区服务工作弱化。当前社区服务工作还不够完善，除一部分大的社区社区工作开展的比较好外，许多社区存在社区服务基础设施落后，社区服务体系不完备等问题。此外，在社区管理方面，我国仍然存在政企不分，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管理混为一谈的现象。
三、新公共管理对于社区管理的启示
针对当前我国社区管理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借鉴新公共管理的相关管理理念，我们认为做好当前的社区管理工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改革社区现行管理体制。社区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其一要实现自己的功能：为居民群众提供服务的功能和完成行政管理工作任务的功能。其二，在协助政府工作方面，政府应赋予社区足够的权力和提供相应的资源来处理问题，并且这个协工作不能是工作任务的转移。总之，做好社区管理工作，各部门之间要做到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同时又要密切合作，充分发挥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群体的作用，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同时要增强广大居民的参与。
（2）健全社区考核和激励机制。新公共管理认为社区管理应当确立明确的绩效目标，既包括组织的目标又包括个人的目标。对于目标的实现程度，要进行测量和评估。首先，要加强对社区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培训主要是培训社区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政策理论等等。与此同时，要让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工作人员的考核过程中来，充分发挥民主。其次，可以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在改善社区工作人员经济待遇的基础上，对工作成绩突出的社区工作人员应当给予提拔和奖励，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3）实现社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改进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除了政府的拨款以外，应当吸引其企业、社会组织的资金，以缓解资金不足的状况。
（4）提供多样化的社区服务活动。新公共管理强调顾客取向，社区居民作为顾客，通常会有多种多样的需求，那么社区的管理者就应当给予居民的需求以回应，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四、总结
综上所述，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在传统行政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更好地处理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基于新公共管理的特点，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发挥他们的特性。政府不能调节的问题尽量交给市场，对于市场无法调节的问题，政府也应当充分自身的作用来调节。在回应公众需求方面，政府要坚持顾客导向，公众也应当提升自己管理社会事务的参与度。
总之，新公共管理理论克服了政府传统管理的弱点，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有利于提高效率，对于我国的社区工作和社区服务意义重大。在平常的工作和管理过程中，我们应当依据实际情况借鉴和运用，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杨明伟，新公共管理理论评述[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12）：19-23.
[2唐春丽，新公共管理的主要思想及启示[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7（09）：119-122.
[3]邓智明，新公共管理在环境保护中的运用[J]法制与管理，2002（1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