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4 17:24: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政治哲学与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9-0048-02
1西方政治哲学首要主题:建构政治秩序
西方政治哲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与政治危机相关,它的推动力是建构新的政治秩序:《理想国》是在雅典衰落之后探讨城邦和个人生活的正义,探讨真正理想之城邦的秩序构造;《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进谏佛罗伦萨统治者,以强有力的统治使意大利摆脱外敌入侵、内政混乱的危机局面;《利维坦》写于英国内战,霍布斯试图以强大的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来为英国提供和平;《政府论》则是詹姆斯二世时期国王与议会之间因“排斥法案”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刻,洛克为议会派提供革命性理论资源的努力。可见,政治哲学的进步在于对政治制度的危机和挑战的回应,当制度无法整合政治各种社会力量、以往的价值理念和观念资源无法继续成为大多数人的信念,从而社会失序、混乱丛生、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领域都得不到安宁的时候,往往需要思想家们反思已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进而为重新建构秩序提供思路,也为未来的新制度构建意义。因此,政治哲学思考的首要主题是秩序与和平,使某种范围内作为群体的人类能够和平地生存下去。
中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们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将国家当作为教会和宗教目的服务的机构,从而建构起神学的政治秩序。15至16世纪,从意大利北部地区发端并迅速波及欧洲各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思想被用来反对神学。思想家们开始关注世俗事务,提倡理性和个性自由,反对神性与等级桎梏。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把个人理性当作精神信仰的唯一依据,抽空教会在上帝和信徒之间设置的思想钳制和清规戒律;加尔文在路德思想的基础上主张预定论,肯定个人的努力和现世积极谋取事业成功。经过韦伯的注解,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最为适宜的“伦理精神”。
2西方政治哲学基本倾向:理性、权利与自由
除了建构秩序之外,自古希腊至近代英国的西方政治哲学至少还有以下基本倾向,即理性、正义、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
如上所述,在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大部分时段,思想家们都在追求或运用人类理性的力量。西方政治哲学史是从理性到信仰,又从信仰到理性的过程。古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除了因为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最先写出有别于纯粹编年表的历史书,对于政治哲学而言,则是因为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锁所束缚”。这种不为任何枷锁束缚的状态就是理性的状态。柏拉图代表的古典作家认为理性可以被用来发现真实的真理或观念,因此以理性作为政治知识的基础,《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等人在言辞中建立理想城邦即是古希腊人把理性当作政治思考的基础的典范。
虽然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关注的首要的问题是构建社会秩序,但是正是西方政治哲学以人的理性为基础,探讨秩序建构和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从而达成社会正义的一面对中国近代政治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道德所极力强调的正是以等级制度建构的稳定政治秩序,儒家从家庭等级秩序到国家等级秩序的思想对中国政治具有最为强大的支配作用。
3现代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引入:语境中的政治哲学研究
当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的时候,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它在中国的境遇呈现以下几种特点:
3.1以彻底反传统为开端。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初步认识是以“启蒙”这一关键词为起点的。20世纪初的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启蒙运动的发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阵地,把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为落后的封建文化,主张为了民族生存而割裂民族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来造就全新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这与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后激起的改革呼声和举措都有所不同:之前的改革是以拯救民族及其文化为宗旨,而则在某种强烈刺激之下采取以激进方式拥抱西方文化的态度。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这与以人的理性为基础,高举科学与人权的启蒙价值完全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正如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力图摆脱古代和中世纪政治哲学中等级和信仰因素一样,中国努力做到的正是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划清界限。
3.2以经济自由为第一要义。的完全反传统思路在中国“”时期得到夸张而扭曲的附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中,无论知识界,还是普通大众,学术思想和人们的思维意识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长期占据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空间之后的大解放中,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最为重大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人应当如何生活”,答案就是中国要走向现代化。16经历了“”带来的物质、精神全面压制之后,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但80年代末的休止符被认为是思想过分自由、全盘西化的结果。当学术界热烈的思想争论被中断之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人们的自愿性选择一道(两者的力量均十分强大),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基本国策,将中国推向急速市场经济化进程。工业革命和英国在近代世界帝国的确立使人确信:经济自由的力量堤无穷的。这样的经验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市场经济起到很大的刺激和促进作用。
4当前的重要问题:一种反思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与现代化相关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的结果,然而现代化过程中西方理论进入中国的过程所呈现的特点也造成了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些根本性问题。
4.1以彻底反传统作为中国现代化开端的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加上“”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再次批判,原本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决定了中国政治模式和人们政治思维乃至生活方式的儒学传统成为僵死的学说。尽管近年来有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学者做出颇有影响的成果,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传统文化已经死了,其仅仅是象牙塔内学院派研究的对象,远不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标准。
4.2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以全力发展经济为主要方向的政策导向使得经济自由取代政治自由,经济理性取代政治理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政治哲学向经济发展的转向发生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臻于完善、代议制政府已经确立、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近年来西方实证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中用经济人理性假设研究政府行为问题,也是发生在西方以契约论为基础的责任制政府运行良好的时候。中西方政治发展的时间差导致中国在引入西方理论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其中“隐蔽的主题”——对于西方人而言已经没有必要再说出来的真理,常识,或者说,中国尚未遇到西方人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而西方人现在则不必思考中国现在的处境。
4.3意识形态作为学术研究的标准,是国内政治哲学研究另一种潜在的危险。由经济自由取代政治自由、以经济理性研究政治行为的倾向导致一种世俗化倾向,这种世俗化与既定意识形态紧密结合,造就粗俗的所谓政治科学。这种世俗化不追究政治理性,对政治正义和公平也不怎么关心,它仅仅是一系列极端简化的最容易理解但往往与真理并不相关的政治信念。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关注的问题是“善”和“正义”;它对政治具有价值判断,以获取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知识作为明确的目标。因而政治哲学是具有超越价值的、求“真”的,对于政治的判断使它具有未定之未来。与之相对比,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意识形态而言,“普通百姓都认为它是正确的;哲学家认为它是错误的;政治家们则认为它是有用的。”Ⅲ意识形态则具有明确方向性、自我封闭性,“强势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自我封闭性,它往往与现代知识隔绝,甚至与常识隔绝。
【关键词】英语 语言学 哲学 文化 政治 跨学科
众所周知，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各个民族和语系，语言学都被看作是一门领先学科，语言作为人们思想交流的媒介，很多问题的处理及解决都离不开语言，它必然会对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的著作中提到，语言学研究不能是单一的语言研究，而是应该重点关注语言运用这个实践，打破限制，扩大视野，从不同视角和其他学科因素加以探讨。现如今，随着地球村的发展，英语作为一门世界通用的语言，这种作用就更加显现，他必须和其他学科共存。由此可见，现代语言的运用已不再是简单交流手段和沟通工具，英语语言学的研究也不再是单一的语言基础研究，而是应该更加注重其研究的深度及其跨学科的研究，从而拓宽语言学的研究视角，这对语言学在新时代的发展及运用中具有重要作用。
一、 哲学视角下的英语语言学研究
语言和哲学是密不可分的，世界观及价值观的差异决定着语言使用的不同。语言哲学体系这一思想是英国著名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哲学思想应该融入到语言学的研究中，只要是语言能表达的东西，都可成为哲学加以研究的对象，这标志着语言哲学这一跨学科的诞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其具体的使用中，这一思想被很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赞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对语言学的跨学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从分析哲学来看英语语言现象的研究涉及范围非常之大，单从一个单纯或者一个句子就可以作很多视角的分析，我们在研究分析哲学的时候也要涉及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因为语言的研究是在哲学思维引导下的各种社会知识和心理知识的综合性研究。语言学的研究关键所在就是对不同语言包含的哲学观的研究，其中包括两个大部分，第一是对跨语言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中存在理解偏差研究，第二部分是对英语语言学中的修饰哲学和语言艺术进行研究。从现在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也是非常多，不断有新的点成为研究的课题。
二、 文化视角下的英语语言学研究
我们对语言学的研究本质上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过程，有学者认为语言学是人为学科中的先进学科。在西方看来语言学的研究与文化相结合是相当普遍的一件事情，在我国的学术界看来成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我国的研究方向应该向价值观念、社会观念方向努力研究，英语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很多学者认为是由随机组合约定俗成的，但是在少部分学者看来这只是一种假象，因为约定俗成的习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的文化结构和内在的规律性，基于这方面的研究才是现代英语语言学研究的基本精神。所以我们在做语言跨文化交流的时候不能望文生义，一定要特殊词汇的内涵和外延做研究，另外在某些词汇中也隐含着文化信息，有些是属于文化禁忌类的，虽然禁忌语会随之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关于性别、修养、场合等我们一定要重视。
三、政治视角下的英语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政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特别是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其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也是相当重要的，例如在古代的欧洲，由于罗马的强大，拉丁语成为了欧洲的通用语。现如今美国成为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英语便成为了世界的通用语言。这种语言与政治的天然关系让英语成为世界的交流符号。在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中，英语语言学研究应该加以加强。
一方面我们需要从理论层面探讨英语在政治语言中的应用，英语不仅可以体现个人的思想，也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思想和心理习惯。从国家的名字和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特征，英语语言学研究正是通过政治语言现象了解该国的政治理念和以后政策的发展方向。不同时期的政治理念是不同的，因此政治语言学研究有期深刻的意义。另一方面通过对英语语言的研究，可以探究该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的政策主张。外交语言的表述有其独特的方式，而且政治英语有着很宽的涉及面。在政治辞令中有很多的模糊语言，并且在很多时间受到环境的影响。通常看来用灵活和委婉的语言来回避或者是掩饰某种话题。外交礼节在英语语言学研究中也有着重要的部分，特别在英国有人专门对首相那种晦涩难懂的辞令编撰辞典以帮助普通的民众理解首相的观点。所以我们单纯在词汇、语法和篇章上作文章是远远不够的。
随着英语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不断的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来研究英语语言学，形成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英语语言学的研究是开放和多维的，英语语言学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人文社会也要和技术科学相联系，只有这样英语语言学研究才有更加有活力。
参考文献：
[2]曹凤静.英语语言学跨学科研究及前景展望[J].海外英语. 2014（04）.
[3]胡敏.发展思维能力 提高科学素质――论英语语言学教学与学生素质培养的关系[J].孝感学院学报.2010（02）.
【关键词】电影文化 电影批评 多元文化
电影既是一门独立、完整而成熟的艺术，也是一门积极影响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综合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文化研究反映人文科学对电影的影响。法国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和评论家让・路易・博特利提倡的把精神分析学与意识形态理论结合起来的意识形态电影理论，英国电影研究者劳拉・马维尔将精神分析学、符号学和女权主义结合而成的女权主义电影理论都是精神分析学电影理论的新形态。
一、电影文化批评阶段
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编写的《电影通史》介绍1962年以前的无声电影、有声电影的开端，以及当前时代及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电影、动画片、新的技术和新的浪潮。萨杜尔是第一个介绍中国电影的西方人。法国制片人罗伯特・布莱松的《关于电影机的笔记》反思了技术及其哲学与美学的含义。美国女性主义电影文化批评学者劳拉・穆尔维在《银幕》发表杂志《视觉和叙事性电影》，成为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的重要文献，作者对好莱坞影片中的男性主义美学实质予以揭示，标志着女性电影理论从形象批评进入心理分析与符号学批评的更深层次。穆尔维《视觉和叙事性电影的反思》又提出女性观看者的性质问题以及位于叙事中心的女性角色对认同作用的影响问题。加拿大当代电影理论家比尔・尼柯尔斯等主编的《电影与方法》汇集50篇理论家、电影批评家和电影制作者关于总体思考、结构主义与现象家、政治因素、流派、女权主义、作者理论等文章。
法国电影文化理论在20世纪语言学转向之后进入文化理论思潮的路径中取得巨大成绩。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电影》第一卷《运动――影像》与第二卷《时间――影像》提出影像、运动与物质的同一性以及运动中能容许并存不同层次的时间性。进入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开始走向文化研究阶段，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安・卡普兰的《女性主义与电影》汇集1973年以来女性主义电影研究的理论、批评和实践文章，在更广泛语境中，关注社会角色、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同性恋、后现代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美国理论家斯图尔特・M・卡明斯基等的《美国电视类型》用当代文学的哲学分析工具和电影分析检视美国电视类别。
加拿大电影研究与通俗文化教授巴里・基思・格兰特的《电影类型读者》（共三卷）汇集最新电影理论与类型。新西兰保罗・克拉克的《中国电影：1949年以来的文化与政治》论述中国电影制作者、观众与政党的关系塑造了中国电影文化史。到上世纪80年代末，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则主要集中于对性别差异的比较研究，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康斯坦斯・彭利的《女性主义与电影理论》汇集15篇文章，分别结合创作者与文本论述女性话语、性别差异、女性在电影中的地位等。
二、多元文化理论与批评对话
21世纪以来，电影理论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到受西方与精神分析理论影响的意识形态批评，从受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电影叙事学理论到回归社会视野的文化研究，电影文化更加关注宗教、政治、经济、阶级、性别、种族等，进入多媒体新技术的“后电影时代”。美国达纳学院宗教系教授约翰・莱登的《电影作为宗教：神话、道德与仪式》论述流行电影在文化中的宗教功能，电影可以提供认识这个世界和价值观的方法。英国文化研究者菲利普・辛普森、安德鲁・厄特森与卡伦・谢泼德森的《电影理论：媒体与文化研究的批评概念》共四卷按时间顺序介绍电影研究中的批评与理论概念。
英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珍妮・迈克白的《女性主义电影研究：书写电影中的女性》建构一种理论语言、文本中的女性视角与文化研究、种族、民族与后殖民主义、心理分析修正与同性恋理论。美国电影学者玛丽亚・普拉马乔里与汤姆・沃利斯的《电影：批评导论》历史地梳理与分析电影批评关注的叙述形式、布景、电影相片、实践技术、声音、流派、电影与文化、意识形态、性别等15个专题。美国哲学教授托马斯・马藤贝格与安格拉・柯伦的《电影哲学：文本与读本导论》涉及电影理论、电影本质、电影作者、叙事者、情感、社会批评与电影形式等问题。保罗・戈姆利的《新暴力电影：当代好莱坞电影中的种族与影响》以《落水狗》《陌生的日子》《拳击俱乐部》《黑客帝国》等电影作为个案研究，阐释上世纪90年代冲击“白色好莱坞电影”的新美国电影。
美国哲学家丹尼尔・富兰克林的《政治与电影：美国电影的政治文化》结合电影传媒与美国故事、工业与偏见、电影审查与法律等内容与批评，阐述美国商业电影是政治的，反映美国电影在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英国电影学者罗纳德・伯根的《电影》《电影书》将电影当作世界上最流行的艺术媒介与跨文化跨艺术，探讨各类电影、导演风格、电影制作、电影价值等。帕梅拉・格雷斯的《宗教电影：基督教教义与圣徒文学》阐述从默片到当下宗教电影的历史、文化与批评背景。美国哲学家哈里・本肖夫与肖恩・格里芬的《美国电影：电影里表现的种族、阶级、性别与性》结合新电影文本全面概述在表现种族、阶级、性别中起作用的工业、社会文化和审美因素。美国哲学教授里查德・富默顿与戴安・杰斯科的《通过电影介绍哲学：关键文本、讨论和电影选萃》结合50部古典和当代流行电影阐释古典与当代哲学文本，提供一个独特而有效的介绍哲学的途径，收入文章涉及哲学领域包括道德、宗教哲学、哲学思想、自由意志、决定论、感知与时间哲学等。
结语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电影成为高科技、高成本、高收益、数字化的文化产品，在视觉文化狂欢的时代背景中，电影由文化艺术品转变为文化消费品，电影文化研究也转向消解国家、民族、阶级与性别之路径。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439.
[2]李幼燕.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1.
[3]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C].
关键词：抗战时期 云南高等教育 教育哲学观 互动 转向
因研究查阅资料之故，有幸拜读了学者任祥2012年出版于商务印书馆的《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一书，作者选取云南这一特定区域，基于抗战日战争这一时代背景，通过战前、战时、战后三个时间维度，运用多种研究分析方法，在教育思想、制度、实践等方面通过内迁高校与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行深入剖析。其中有很多与我国高等教育哲学实践转向论述不谋而合的观点，引发了我们的诸多思考。
1 高等教育理念层缺失适宜的哲学体系
“每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他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在西方几百年的大学发展史上，有两种独立或交替支撑其发展的哲学观，一是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即知识本身即为目的；另一种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即教育为国家服务。与西方高等教育发展轨迹不同，如果我们把成年人研习和传承高深学问的地方称之为“大学”，那么中国大学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但就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而言，在我国也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属典型的近代社会的“舶来品”。以后，“西学东渐”和近代工业兴起促使了我国近代教育文化事业的产生发展，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为肇始，我国高等教育移植西方传承千年的大学组织模式和运行体系实施本土化的内生发展。这种外发内生型的高等教育演进，直接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缺乏适宜的哲学体系支撑，一方面表现为高等教育的“起伏发展”和“无序变革”，另一方面则是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及实践的相对缺失。
2 高校内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观的凸显
从京师大学堂成立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公立大学、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在华夏大地形成相当规模。然1937年的战火纷扰，使大批高校不得不迁移至后方办学。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其实质在于时期云南高等教育在同云南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存续运营并带动云南本土文教事业的发展。战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之所以有战时高校与云南本土文明的互动，关键就在于战时联大等一批高校长途跋涉的内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法大学、华中武昌大学等内迁高校之所以选址云南，既与战时中、东部地区不断变化的战局形势相关，也与当局对“战时教育需做平时看”思想的坚持和倡导密不可分。与这种思想相印证的正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它强调教育除增进个人智识发展外，还负有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担当，其核心要义就在于保存民族文化之血脉，实质上就是保存国家建设的智力根脉。也正是如此，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各高等院校的办学规模非但没有缩减，反而在学生人数与专业上有所增加，办学实力也大幅提升，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虽历经战火，但涅槃重生，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国家培贤育才，为促进战争胜利和当地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3 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内迁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哲学观转向的典型
就历史而言，从西汉时期最早的太学、国子监开始，教育在我国被限定于“开启民智”的认识论思想范畴之内，长期被认定为 “上施下效，养子以为善”的社会活动，在较大层面上倾向于追求受教育者的文化自觉与心智圆满，教育与国家事业在一定程度上被政治论的哲学观导入剥离局面。这一情形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一再延续，及至隋唐，“学而优则仕”这一鼓励读书人做官、为国效力的科举制度诞生，首次完成了我国高等教育从认识论到政治论的微弱转向。自此以后，以认识论为主导，兼附零星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在我国封建王朝历史上长期传续。
社会历史的变迁轨迹一再表明，社会的大变革、大转型往往孕育着文化思想的大发展、大繁荣。从夏商到民国，中华民族虽历经上千年的历史跌宕，但从未有过如同1937年以来的民族危机。因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多只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独有情怀，并未成为中国文教事业的哲学支撑和价值导向。然而，“”所引发的急剧社会变革，带给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的民族危机。“建国君民，教育为先”，在高等教育存废问题上，深层的哲学思考成为时不我待的政治议题。“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作为一种与时代议题所契合的哲学观被正式提出来并被付诸实践。首当其冲便是国家意志所主导的高等学校内迁，故而有了西南联大的组建、华中武昌大学、中法大学等一批高校的迁滇；其次便是民众层面上对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关注与支持。贷学金制度、奖学金制度、社会捐资助学等举措均在这一时期得以勃兴，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明显加深。作者任祥在书中辟专章论述“内迁高校对云南经济社会的改造”，明确提出“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流变与绵延的历史，其实质上就是一部内迁高校与云南本土文明的互动史”的观点，并着力就内迁高校对云南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改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全面佐证了教育除增进个人智识之外，还有着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哲学思考。
4 高校内迁驱动“政治论+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在云南发展
教育实践是教育哲学在人类主观能动性上的体现。在政治论哲学的指引下，以战时高校内迁这一“战时教育需做平时看”的实践为肇始，中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模式被重新审视、修正和确立，西南联大全面融入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华中武昌大学在云南边陲的大理首开少数民族学生招生政策倾斜之先河。这一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事业的深度融合、与国家事业的高度统一，各种先修班、师资养成所、培训班在云南全面开花，文教空气空前清新，落后观念变革加快，民主风气和诉求传播加速，经济和社会被改造力度加大。毋庸置疑，云南的高等教育在此时期内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抗战胜利后，内迁高校复员北返，为延续云南本土教育的发展，答谢云南在战时高等教育与本土互动中的支持与贡献，既有成建制的诸如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留驻云南，也有诸如杨武之、罗庸等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在战后云南的高等教育发展中献智献力。这一切又使得云南的高等教育在战后既呈现出本土的自主发展，又有了外生延展的力量，一种全新的，以政治论为主导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全面移入具体的教育实践，我国高等教育在理念层面上逐步步入与西方国家相似的运行轨迹，“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并驾齐驱，甚至压倒了认识论的哲学”。
5 结语
《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不但为我们呈现了战火连绵的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变迁与发展趋势，更展现了教育在特殊历史时期价值取向与使命的选择以及对国家政治、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今天，社会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思考和认识亦日趋成熟，在认识论、政治论、实用论、工具论等多元哲学的交融下，教育兼具自然和双重属性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广泛纳入高等教育实践。诚如作者任祥所言：“在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多元交互中，人们各取所需，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旭，郑继伟等（译）.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3.
[关键词]高等教育哲学；职能
中图分类号：F42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26-0013-01
高等教育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自1978年初版以来，为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学者所精心研读。本书是作者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五十余年的经验总结，是从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出发，旁征博引各家学说，提出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由于中美两国的社会性差异，文化、地域等的不同，布鲁贝克基于美国学者的视野得出的研究观点并不能完全移植到我国，但他的观点对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直以来，科学家都认为大学有三大职能：传授知识、科学研究、服务社会。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科研两大职能一直受到人们的认同，而服务社会却引起人们广泛的争议。布鲁贝克从哲学的高度讨论大学的使命：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强调认识论的人，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提出大学要体现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学术自由的精神，大学教育必须保证他的精力集中于自己本质核心的、且经过时间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求知”的使命；持政治论的人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大学应该对社会的变化做出积极反应，通过教学、科研、服务成为社会生活和民主进步的力量，承担起改造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使命。后者还强调，如果知识和思想不能使人们产生社会行动，那么他们就是无效的。大学追求知识不仅仅是目的，更是一种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手段。
但这种服务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即如何在保持自由和为社会服务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大学可以在忠于知识的情况下提出建议并观察结果。笔者认为大学的社会服务 职能，应该通过知识创新、研究成果和所培养的人才来服务社会。
一、创新人才培养
培养大量的一线创新人才，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培养创新型人才，大学不仅需要探索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并且必须将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用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种培养创新型人才并使之实现价值、发挥才能的长效机制。纵览国内外培养优秀创新型人才的经验可以发现，一个创新型人才的成长，需要以理想为动力，知识做基础，制度成保障。其中，“立德树人”则是确保这个培养体系良性循环的思想基础。“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作为培养青年人才的主战场，大学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德育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不断改革创新，加强德育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大学德育工作的本质所在和内涵之义，而德育工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路径和基本要求。大学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德育工作，做好德育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高度凝练了大学德育工作的灵魂、主题、精髓和基础，大学要结合实际情况、大学生的思想情况，寻求新形势下德育工作的新方法、新模式以及新渠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增强德育工作的创新能力和影响力，提高德育工作的亲和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培养信念坚定、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科技服务职能
作为社会的一个机构，大学必然对社会的发展承担相应的职责。大学的发展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但大学又具有独立的发展机理，大学的社会服务工作首先必须顺应大学自身的发展需要，有助于发挥大学的优势作用和提升大学的办学实力。鉴于大学的自身特征，大学的社会服务工作更应注重知识的沉淀、潜能的挖掘和创新思想的培育，应该做到努力构建科研转化机制、积极提升理念引领作用、主动把握前瞻社会问题，为提高所在地区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层次、经济发展层次、全面提升所在地区和社会的整体素质不懈奋斗。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地方政府每年将大笔资金投入到大学中，理所当然希望大学每年也能为地方经济建设产生更多的效益。现在各地方政府也正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奋斗，在这个宏伟的工程建设过程中，政府希望大学充分发挥人才力量雄厚、知识储备丰富的优势，参与进来，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腾飞，为地方经济做更大的贡献。在这过程中大学将自己掌握的科技知识成果融入地方经济建设的同时，这些高深知识理论也将进一步得到升华结出累累硕果。可以预见，如果那所大学不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建设，那么以后它将会被社会所遗忘。
三、政治服务职能
大学的政治服务职能在于推动政治的发展，而不是直接介入政治为政治提供服务。大学的政治服务职能并不是体现在直接参政，而是培养人才和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大学应该发挥大学“思想库”的作用，通过培养人才来为政治服务。政治是一门软科学，它的科学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的思维和智慧，优质的人才是政治发展的保障。
四、文化传承和创新职能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传承文化是大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创新文化是大学的崇高使命。高等教育与文化发展之间具有着互动的、双向的密切联系，高等教育对文化传承和创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学要进一步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有所作为，就应当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就应当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合理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就应当处理好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和文化引领的关系，就应当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为文化进一步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承担起应尽之责。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 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关键词：新课标；政治部分；特点
2013高考新课标卷政治部分，总体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难易程度适中
但需要严谨、谨慎、细心，否则，稍不小心，就要丢分。例如，A卷选择题18题，题支①的“直接对话”，题支②的“直接参与”，如果理解错了，就容易丢分。
二、试卷结构“稳中有变”
选择题经济生活部分（13、14、15、16、17）占了五道题，20分；政治生活部分（18），只占了4分，比去年减少了；生活与哲学（19、21、22、23）占了4个，16分；文化生活部分（20），也只占了4分。主观性试题去年38题第一问是经济生活题，第二问是政治生活题，今年倒了个，第一问是政治生活12分，第二问是经济生活占14分。总体上38题还是经济与政治的结合，还是26分；经济生活占34分，与去年比没变，政治生活占16分，没变。
39题仍然是文化与哲学的结合，占的分值是文化14分，哲学占18分，文化比去年少占2分，哲学比去年多占2分。
三、选择题仍然是以四选二的形式为主
“四选二”的占了9个，比去年少了一个，只有12、13、14是单选题。今年又有了计算题12题，不过，计算量不大，用乘法，就容易算出利润率了。
四、根据“设问”写答案要点
针对“设问”问的什么，怎么问的，来组织答案。例如，38（1），通过具体分析“设问”，此题问的不是“党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而是“怎样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又如，39（2），通过具体分析“设问”，强调的是“争论有利于认识的发展”，“争论”就表明对事物的认识有差异，就表明“真理与谬误相伴而行”“有利于认识的发展”表明“认识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再如，39（3），根据设问，如何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可以写出答案要点：①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②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③尊重对方发表意见的权利；④避免语言粗暴，言论过激；⑤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五、根据“材料”写答案要点
例如：38（1），通过具体分析材料来答“怎样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可以答出：①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地位和奋斗目标；②确立推动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③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④对文化改革发展作出全面部署；⑤把握文化发展规律；⑥健全领导体制机制，增强领导文化建设本领。
又如，38（2），根据材料就可以写出“经营战略”“领导体制”“科学管理”“分配制度”“企业形象”的变化等该演艺公司成功的经济
2.文化哲学的前提批判和领域划分——从施特劳斯、施米特对文化哲学的批判谈起 高山奎，GAO Shan-kui
3.理解他者:戴维森的"第一人称的权威" 黄勇，HUANG Yong
4.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的修正与超越 后盾，HOU Dun
5.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晚期希腊哲学——《希腊哲学史》第四卷要义 陈村富，包利民，章雪富，CHEN Cun-fu，BAO Li-min，ZHANG Xue-fu
6.从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比较的角度解读海德格尔的《存有与时间》 张庆熊，ZHANG Qing-xiong
7.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政治概念的重释 王寅丽，WANG Yin-li
8.二阶意欲与欲望的冲突哲学分析 李恒熙，李恒威，LI Heng-xi，LI Heng-wei
9.说谎何以成为一个哲学问题?——分析哲学的研究进路 陈常燊，CHEN Chang-shen
10.人权对健康影响力基金及其合理化的支持 涛慕思·博格，田洁
11.符号空间、实体空间与现象学变更 杨庆峰，YANG Qing-feng
12.作为生成的建构与作为构造的建构——对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 邢冬梅，XING Dong-mei
13.笔端常蓄凌云志,直引文思上碧宵——指导一名博士生的心路历程 李醒民，LI Xing-min
14.希腊"求是"、"求真"、"求善"精神的实践者汪子嵩先生 陈村富，CHEN Cun-fu
15.关于虚拟世界扩展的伦理问题——翟振明教授访谈 计海庆，翟振明
16.哲学分析 如何在当下激活古典思想——一种德勒兹主义进路 吴冠军，WU Guan-jun
17.近两年来的中国哲坛争辩及哲学发展问题域 郑东，ZHENG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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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创造真理":从存在到逻辑——评阿兰·巴迪欧《世界的逻辑:存在与事件2》 张莉莉，ZHANG L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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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论——功利主义的宠儿与奴仆阿斯格·索伦森 肖妹（译） 韦海波（校） (8)
格赖斯论说话人意义及其充分性的评价李光程 谢宝贵（译） 朱怡宁（校）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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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西文化对比；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地理环境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6-162-2
一、引言
笔者未能读到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文章，但是读到了陈勇教授的这篇《从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看他的民族文化观》，并深深折服于一生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研究的钱穆先生对民族文化的深切关注和深刻的思考。使笔者了解了一个学者身上所肩负的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层，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中西方文化。
陈勇教授以科学的态度和中肯的分析指出了钱穆先生文章中的两种观点的片面性，一是过于强调个性而淹没了共性，过于张扬民族性而忽视了时代特征，二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偏颇。但是在反复阅读陈勇教授的这篇文章后，笔者从钱穆先生的这两个观点展开进行再次地初步解读。
二、个性与共性关系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是农耕文化，以“安足静安”为特征，属于内倾型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商业文化，以“为富求强”为特征，属于外倾型文化。所以，在钱穆先生看来，中西方文化是两种类型根本不同的文化，是属于平行发展，交流甚少，互不冲突，各有偏重，各具特色的两大文化系统。钱穆先生用历史实证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来探究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从而极大地凸显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张扬了本民族文化。陈勇教授看到了在民族个性基础上的文化在其演变进程中也有着共同的趋向，这也是文化之间可以互相融通的内在根据。而文化的互补、融合与并存的趋势也被许多文化研究者所预言和探讨，如郑春苗教授和张从益教授。陈勇教授认为，钱穆先生只看到了文化的民族性而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和普遍性。
陈勇教授的这种全面严谨的文化研究观给笔者的学习和分析问题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生活并活跃在二十世纪初期和中期的钱穆先生来说，当时的中国的文化环境还没有明朗，开放，和活跃起来，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中西方文化研究也处于相对沉寂期，交流和融合更是少之又少，再加上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要想预测到文化的共融趋势实属不易。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还处于及其不确定时期，无论是时期，时期，哪怕后来的中国内战，以及建国初期，时期，都处于文化极其动乱的时期，所以当时对本民族文化的彰显和弘扬也是具有其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处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中，对文化个性、民族性的彰显远比文化共性、普遍性的研究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随后，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到来，打开了文化交流的闸门，文化研究得以复苏，甚至出现了百花初绽的文化研究热潮。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者才开始研究中西方文化中的普遍性和交流性，文化的对话、交流、乃至合流趋向也就应运而生，中西文化也就呈现出了互相汇合交融、取长补短、综合发展的历史趋势。
对于当代乃至后来的文化研究者来说，也正是得益于这个开放，明朗的时代特征，才能更加全面、理性地看待中西方文化的个性和共性。但是，笔者认为，越是在中西方文化汇合交融、综合发展的历史趋势下，越是更加需要重视、弘扬文化的个性特征，这样才能使各民族文化在各自发展道路上更加大放异彩、更加趋于完善。同时对于世界文化而言，文化的多样性也能得到更加长远、持续地发展。
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合理性
钱穆先生认为，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还在于客观的自然环境的不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有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引出观念、信仰、兴趣、行为习惯，乃至心理、性格上的不同。中国文化是在黄河两岸的大平原农耕地带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根植于农村，由于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连，胶着而不动，其生活方式就是安守田土，依时而行。为了在土地上生产、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天的关系，所以长期生活在农业文化氛围的中国人主张人与天地万物融合贯通，由此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如“然自然有其序，故人亦同自然”，就是一句很好的写照。这种农耕文化的内倾性，也使人”一向注重向内看”，偏重于道德，人格等精神层面，“偏向于时间的自我绵延”。这种依时而行的生活方式，也使中国人注重自然的渐变，人文的自化，而不习惯于人为的求变、求新。后来的文化研究者总结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的宇宙观――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时间观――时间冬去春来，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立足过去，价值观――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维护整体的利益等，这都是与钱穆先生阐述的人与自然关系，道德，人格精神层面，时间的渐变等观点相一致。也就是说这些观点都可以中国的农耕文化中找到解释和依托。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罗马、地处海滨及近海各岛屿，由此形成了海洋性的商业城市文化。这种文化“内不足”的经济状态，促使着西方人不断向外寻求、征服。因而西方文化比较注重空间的扩展和向外征服，看世界两体对立，重视冲突和斗争，从而形成征服自然，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宇宙观。这种严重的“内不足”，从而使外倾型的西方文化有着强烈的战服欲和侵略心理，这也推动着西方人对外在利益的强烈追求，因而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这种不满足，勇往直前不断追求的外倾型的文化也促使西方人更加地注重对未来的探索和追求。因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主流的宇宙观――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二元的并存与对立，时间观――单向飞逝，着眼于未来、价值观――重视个人利益等也都可以在西方的商业城市文化中找到依托和解释。
（一）地理环境与经济、政治关系
陈勇教授认为，钱穆先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过于偏颇，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类型的形成，并不是有地理环境单独决定的，它还要受各种社会条件，尤其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这也就是说，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决定因素最终不是外部的地理环境，而是物质生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发展。但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发展又是怎样来决定文化的形成的呢？陈勇教授在这方面却并没有给与充分的阐释。
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人同自然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力；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方式实际上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基础决定的。
在中国的农耕经济中，生产力则是依附于土地上进行劳作的农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则是土地私有的农耕经济。这种作为经济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这种“求安足”、“内倾型”的农耕经济也决定了也决定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即安定守成，重视德性修养，注重和谐。而农耕经济的的大量、普遍存在形式，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了一段极其漫长的封建社会。由此看来，地理环境决定了农耕经济的经济形态，进而决定了生产力，也决定了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决定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政治建筑。
西方的经济基础则是城市商业经济，这是在海滨和近海岛屿上发展起来的“内不足”、“外倾型”的经济形态。在商业经济中，生产力则是工人，社会的经济基础则是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商业经济就是最大化地追求功利和利益，这也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斗争，分裂的生产关系。这种商业经济也决定了其资本主义的政治性质。由此看来，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是地理环境决定了经济形态，进而决定了生产力，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政治建筑。
（二）地理环境与文化关系
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和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的关系上文已做过讨论。那么哲学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一种集中的，深刻地表现形式，它和地理环境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郑春苗教授说过，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宇宙观。古今中外，各个哲学家又是以宇宙观来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在笔者看来，文化正是在哲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中西方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时间观，思维方式等在中西方哲学中都有迹可循。如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曾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描述整个宇宙之间的统一关系。儒家代表思想则是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追求整体的利益就是个体追求的共同目标。还有孔子论语中曾提到“吾日三省吾身”，意在反省过去，重视向后看，重修身等。对于西方文化来说，从16世纪培根，一直到19世纪，20世纪靠分析思维，通过分析、实验大大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主张西方用科学技术战胜自然，这体现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宇宙观。西方哲学上讲原子主义，强调每一个人就像原子那样不互相依靠，追求个人自由，个人独立性等。
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的产物，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中的一类表现形式，也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的。比如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思想体系，如道家，儒家，佛家等，虽然历代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的立足点不同，但都是以这种天人合一的有机论为其共有宇宙观的。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种小农经济基础，而这种依靠土地的小农经济基础使人们自古以来就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的文化氛围，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浓缩形式也正是在此基础萌芽，发展起来的。所以正是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一定的传统文化，乃至哲学。因此，笔者认为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
此外，哲学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反过来对社会经济基础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如中国的儒家学派，儒家的“礼”、“仁”思想为维护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经济和封建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影响力及维护社会的作用甚至一直可以追溯到现在。因为，一定的政治环境中的统治阶级根据对其有利的文化观点或者哲学思想，来教化、统治被统治阶级，哲学在维护其统治基础的同时也使自身得以弘扬和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也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发展规律和特征。当然，这一特点局限于中西方传统文化处于各自相对独立发展时期而言，在纷繁复杂，文化交流融合的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因素和特征也会更加繁杂。我觉得这才是钱穆先生致力于表达的意思，而不是像陈勇教授笔下的那种自然环境和民族特点，民族发展和民族文化精神之间的一种模糊而又不确定的关系，笔者认为钱穆先生的这种观点则更加地从根本上深层次的角度解释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
四、结语
钱穆先生对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宏观视野和独到观点让我们从更深刻的层面上了解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为中西文化对比研究奠定了基础，陈勇教授对钱穆先生文章提出的两方面观点，一是过于强调个性忽略了共性，过于张扬民族性而忽略了时代性，而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偏颇。笔者认为陈勇教授第一方面的观点科学、严谨、全面，但弱化了时代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第二方面的观点，笔者认为陈勇教授的观点既没有展开阐述也没有抓住本质，所以笔者站在这两位巨人的肩膀上对此阐述了一些肤浅的观点，认为地理环境与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2]刘重瑞.英汉语比较研究[M].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3]王菊泉，郑立信.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
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关键词：高等教育哲学；方法论；逻辑起点；理论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2-0193-03
自美国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高等教育家布鲁贝克（John・S・Brubacher，又译布鲁巴克、布鲁巴赫）的代表作之一《高等教育哲学》（以下简称《哲学》）的中译版在中国发行以来，深受高等教育学界的推崇，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权威读本和争相研究的范本。布鲁贝克基于对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写就《哲学》一书，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建构的学术著作？书中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涉及对该书的基本认识，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比较突出，本文试图对该书的性质和方法进行简析，以及该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启示做出讨论。
一、关于《哲学》的性质的讨论
关于高等教育的思考和探索相比关于教育的思考和探索晚得多，一般来说，西方的教育思想必然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先哲们，东方教育思想溯源可至孔孟、老庄等先秦诸子。但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系统性思考却是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这肇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和哈勒大学的改革，以及柏林大学的建立，这是高等教育和大学在大多数语境中互相代称的历史根源。自那时起，哲学的一般原理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便日益紧密起来，在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都能找寻到相关的哲学理论基础。20世纪40年代美国教育哲学学会（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成立，曾任执行委员和会长的布鲁贝克不仅研究教育哲学，更将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哲学，该书即是他试图用哲学理论解释美国高等教育现象的代表作。
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理论构建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一项研究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研究需要考察三个基本要素，即基本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对于理论的重要性相当于一栋大厦的基石，它是理论研究的始点，概念不清将会导致理论建构的致命问题。思维方式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对命题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演绎的抽象的、创造性的过程，应自始至终具有连贯性。理论体系是经由概念扩展后，运用链条原理把概念、范畴、原理体系化。一般来说，理论构建的路径是先界定基本概念，再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创建理论体系。因此，讨论《哲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关键看它的三个要素是否完备。
书中，布鲁贝克创设了“高深知识”、“认识论”、“政治论”，并把“高深知识”视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并作为解决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基本概念和全部研究的切入点。他还认为“认识论”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是以高深知识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在书中的各个章节，布鲁贝克始终围绕“高深知识”，用“认识论”和“政治论”平行地分析各类问题和各种关系，既是对以上基本概念的延伸，又体现了其思维方式的连贯性。
除了基本概念和思维方式，还需考察该理论是否完成了对某一现象的观察与描述，是否厘清了事物与相关关系，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是否构建了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哲学》中实现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把握和描述，它对高深学问、学术自治、学术自由、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学、治学的道德、作为教会的大学等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高等院校、教师（教授）、学生、社会、教会、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在此基础上，作者表达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互相融合，但要保持高深学问的相对独立和自由。正因为如此，布鲁贝克大量引用和批判他人的观点和看法，使得该书绝不同于教科书，也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建构著作。加之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而不是《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以至于有学者把该书归为历史批判性著作，而不是建构性著作。
二、关于《哲学》的研究方法的讨论
《哲学》第一章中提出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一直被视为该书的逻辑起点，甚至被视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根据书中内容，认识论是指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论；政治论则是把高等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布鲁贝克梳理了二者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认为它们从建国时期到19世纪末及以后“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如果仅以此就断定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否可取？
布鲁贝克在指出认知论和政治论之间矛盾的时候说：“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设法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在这里，尤其注意“认识论方法”和“政治论方法”的表述方式，可见，布鲁贝克将二者视为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的可能性较大。其次，第一章中指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也就是说，二者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是作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现象做出的规律性总结，既不是教育活动，也不是从原始教育形式开始的教育现象，不能简单视为“教育存在”，如赵军所说“需知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不过是布鲁贝克对美国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一种归纳”。再次，这句话还指向了价值关联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进而指出了隐含在关于高深学问纷争背后的哲学流派，分别是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这才是布鲁贝克关于高等教育的真正哲学思考。所以，不宜把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该书的逻辑起点，更不能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
回到书中导言，布鲁贝克指出该书“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展开论述”，又指出“精深的专门知识本身就是问题和答案两方面的特殊部分”，就此可以大胆推断“高深学问”作为逻辑起点更为恰当。因为，高深学问是被抽象化了的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连接着教师与学生，连接着社会与高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高等教育的功能等都由高深学问推论而得，它们可以相互规定；认识论和政治论不过是高深学问在社会中的演化。因此，布鲁贝克寻求的“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实际上是寻求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就是“高深学问”。
三、关于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启示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无不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教育概莫能外。仅就高等教育而言，来自西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自由等观念的传播催生了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诞生；三是，教会大学推动了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四是曾留学欧美的学生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如、等；五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西方高等教育教育名著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发行，扩大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书名体现了作者的创新和魄力，无论是英文版的《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还是中文版的《高等教育哲学》，在高等教育的学术专著中都是罕见的；二是，译者王承绪的学术影响力，作为国内比较教育学的泰斗，王先生的每一部译著都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哲学》也不例外；三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上册）于1984年才得以出版发行，对国内学者而言，尚缺乏对高等教育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把哲学的一般原理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还存在诸多困难。基于此，布鲁贝克的《哲学》激发了国内众人对高等教育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该书的诠释和解读。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则明显不同，概括如下：近代初期中国政治社会的急剧变革对高等教育的亟需，建国后意识形态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复苏和发展，20世纪末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和学生人数激增，21世纪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需求凸显。如果按照布鲁贝克的哲学基础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与社会需要联系紧密，即占统治地位的是政治论。实际上，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稳定发展只能从恢复高考后算起，距今不到40年的时间，与美国200余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相比，犹如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孩童和一个成熟的中年人的区别。而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起步更晚，2004年才出现了第一本《高等教育哲学》（张楚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专著，学科建设还远远落后于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实难和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繁荣相比。这其中，布鲁贝克的《哲学》恐怕“难辞其咎”，因为它占据中国学者头脑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难怪有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出“读经30年，自醒才3年”的感慨。所以，在对西方名著的研读中如何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化”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为，《哲学》一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方法启示远多于内容启示。
第一，在研究目的方面，当时，布鲁贝克创作《哲学》一书的意图非常明确，即“普遍性”、“根本性”、“整体性”，也就是说，布鲁贝克一开始抱有努力透视现象去研究问题的本质的明确目的，这本身就值得借鉴。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已经引发了研究者的广泛思考，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术自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的功能等，本文认为，这些问题与美国高等教育中曾出现的矛盾只是“形似”。与上个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大相径庭的是，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现代与后现代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背景。因此，在高等教育哲学理论构建中，必须明确研究目的，即旨在解决高等教育中的根本问题，澄清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引导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同时促进教育哲学的发展。
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布鲁贝克直指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并展开一系列讨论。在国内，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较多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缺乏战略性思考。“由于教育哲学需要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这种目标要求教育哲学不能以直接描述事物某一细小特征的数据为处理对象”，只对其中的特殊、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只能提出局部的、短期的、具体的解决方案，不能实现整体性的、普遍性的、长期性、系统性的理论构建。这种研究的缺憾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不是过于抽象，就是过于具体，不能把“一般”与“特殊”、“根本”与“具体”结合起来，以至于既不能指导具体的教育实践，又没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不能从根本上革新高等教育理论。
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布鲁贝克在每一章中都沿用了对高深知识、教师（教授）、学生等基本要素逐个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中，从分析事物基本要素入手比从分析事物外部环境更重要，归纳和演绎比问卷调查和实验法更重要。如果仅徘徊在对外部因素或环境（外因）的分析和梳理中，例如，国内研究者较多重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结论也都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有高等教育关系紧密、相互作用，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独立存在，高等教育改革需要一系列社会改革配合等观点上，这样的研究虽然对全面分析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却始终无法得出清晰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
第四，在研究主体方面，布鲁贝克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长期讲授教育哲学的课程，终生致力于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其著作在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哲学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不仅需要研究者的壮志雄心，更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和较高的哲学素养。中国教育哲学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其间曾中断30年）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国外高等教育哲学历史久远，成果丰硕；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相关专业稳定发展，相关学会活动频繁，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有利条件。研究者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努力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综合教育理论与哲学理论，提升学术研究水平。
当然，《哲学》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并非完美。布鲁贝克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比较隐晦，通篇夹杂着的其他学者的观点也给读者设置了不少障碍，使得其“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结论若隐若现。再加上译本与原著总有一定差异，对一些核心概念（如认识论、政治论、学术自治论）的解读总会受到语境的干扰，影响了对该书思想的正确解读。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困难重重、矛盾纵横交错，如果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模糊的、隐晦的方式表达，不但对促进教育实践发展无益，还可能会扩大问题的复杂性，不利于学术研究积极作用的发挥。
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还有赖于其他学科的成熟，尤其是居于上位的哲学的发展。近年来，鉴于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已有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思考对高等教育展开研究，如衣俊卿、王冀生、董云川等，希望他们的共同努力能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史新的一页。综上，从根本上说，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亟须高等教育方法论的建构和发展，亟须跳出《高等教育哲学》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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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杏芳.“读经30年，自醒才3年”――论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畸形的学术发展道路[J].江苏高教，2009，（7）：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