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6 11:40: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危机的周期，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公允价值的虚拟性特征与估计参数级次的划分
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计量方法，人的有限理性和市场非理性特征决定了公允价值的虚拟性特征的存在。SFAS157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以持续经营为前提，通过会计主体在计量日或报告日模拟真实市场出售资产(清偿债务)，从而推导当前市场价值的过程。公允价值的虚拟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关于资产或负债交易地点的假设：主市场或最有利市场；主市场是会计主体所转让的资产或清偿的负债的交易金额最大、最活跃的市场，在主市场无法确定的条件下，则要求最有利市场来替代，最有利市场是会计主体转让资产收到价格最高或转让负债支付价格最低的市场。第二，关于交易者的假设：独立、自愿、有能力进行交易的买方和买方。第三，关于交易市场信息条件的假设：交易市场上的信息是充分的，因此，参与交易的买卖双方是知情的，不用支付昂贵的成本就能获得充分的信息。第四，关于资产的用途的假设：交易中的资产处在最优的使用状态中。如果该资产有许多用途，那么公允价值计量的是其在给使用者带来最大收益的用途下的价值。即使该资产的报告主体并没有将其用于最佳使用，在运用公允价值估价时，仍然以最优使用状态下的价值估价。
现实交易市场的多样性、非完美特征决定了公允价值虚拟计量对象的差异性。对此，SFASl57将交易市场分为活跃市场(acfive)和非活跃市场(inactive)。二者的不同在于交易量、要价和出价之间的差价、交易频率、供需之间的平衡、信息的可获得性或充分性等方面。活跃市场的交易量大、市场要价(bid pnee)和市场出价(ask price)的差价小、交易频率高、市场的供需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对整个市场的市场交易者而不是特定交易者来说，容易获得达成交易所需的信息。但在非活跃市场上，交易量小、交易频率低、要价和出价之间的差价大、供需之间不平衡、交易价格呈现剧烈波动、由于市场交易者难以获得充分信息，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剧，因而在非活跃市场上，要确定资产或负债的市场价值十分困难。
市场的差异性需要多种公允价值计量参数的存在。SFASl57号将公允价值确定过程中的输人参数划分为三个层次：一级参数即可观察市场参数(observable markel inputs)是计量日会计主体准人的活跃市场中相同资产或负债的报价，活跃市场的流动性和交易量为持续经营下公允价值的确定提供了计量直接依据，因而在计量时是无需调整的(unadjusted)。二级参数是非活跃市场下直接可观察到的相同资产(identical assets)或相似资产(simiIar assets)的报价，其公允价值需通过对该报价进行调整后来确定，调整主要依据资产的特殊性、计量资产与非活跃市场交易资产的相似度、非活跃市场上的交易量和活跃程度来确定。三级参数是现阶段尚不可观察的参数，它反映报告主体自己对有关参数的预期，该预期是市场参与者在现有条件下交易资产或清偿负债所运用的假设。
二、公允价值参数估计的顺周期性
历次金融危机已经证明，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金融系统过度顺周期性的表现(吴堵新，2008)。在过去几十年中，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信贷和资产价格“繁荣萧条周期性”的增强，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以市场为导向的参数估计和输入通过资产价格确定、金融工具持有损益的确认对投资者风险认知和承担水平产生作用，增强了金融市场原有的顺周期性程度，放大了原有经济活动的波动水平，增强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程度，从而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助推作用。在不同的经济时期，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性也呈现不同的方式。
在经济下行期，交易市场上的价格通常会与某些资产或负债的内在价值发生严重偏离，在以盯市为导向的公允价值计量方式下，这种偏离将通过一级直接可观察参数和二级间接可观察参数的输入向银行传导，使银行持有的资产大幅度缩水，继而被迫计提巨额资产减值损失，最终导致银行资本额和贷款能力的下降。在金融市场上非理性特征投资者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广泛存在的条件下，这就增加了投资者对市场不安的情绪和稳定价格压力，使交易市场上金融资产的价格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
在经济运行上行期，金融工具不断创新，市场制度缺失使各种各样的定价模型成为新型金融工具价格的确定依据。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由于许多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极不成熟，公允价值相关参数的输入由“盯市”转换为“盯模”。在这一时期。三级尚不可观察参数的广泛使用，使会计计量建立在市场参与者对未来预期之上，随着金融工具交易链条的延长，公允价值参数估计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人的主观预期，信息的可靠性大大下降，导致了不良后果的产生。根据Barth(2006)的模型，如果用x代表某项创新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结果，x为该公允价值的真实值，由于不存在该会融工具的交易市场，这个真实值是观测不到的，只能通过模型来测算；如果用ε表示公允价值计量误差，则下式成立：x=x+ε，在接近经济学完美市场的活跃交易中，ε的方差为a2，均值为0，x是x的无偏估计。然而，在交易市场不活跃或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观察参数的输入将导致x成为x的有偏估计。
三、结语
公允价值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引入、取消、再引入的曲折过程。而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使公允价值会计备受质疑，美国议会甚至要求SEC暂停使用公允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梳理，对争论爆发的原因、公允价值在应用中的问题以及公允价值的最新发展进行了综述。研究发现人们不仅在微观的层面上对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和具体应用产生怀疑,而且在宏观层面上,还对公允价值所产生的顺周期效应提出批评。会计历来都具有经济后果,这就促使我们不仅要在技术层面上探讨公允价值如何估计,还要在战略层面上思考如何规避公允价值可能带来的系统风险。
二、争论爆发的原因
人们之所以将目光聚焦在公允价值上，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公允价值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传染效应；二是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
海等（2010）从传染效应的角度分析了公允价值遭遇批判的原因。政商两界对公允价值会计群起而攻之不外乎是由于采用了公允价值会计，导致证券资产的减值信息迅速向银行资本金和实物资产传递，进而市场也就陷入了恐慌，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以此种思路探寻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郑鸣等（2009），黄世忠（2009），王守海等（2009），刘红忠等（2011）对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原因在于银行以公允价值计价的资产和利润呈现出顺周期的特征。不可否认，公允价值会计的确具有顺周期性。但于永生（2009）、李文泓（2009 ）认为顺周期效应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公允价值会计不是直接诱因。G20(2009）也已经认识到，从危机前的金融体系状况来看，此次危机与过去的多次危机并无本质差别。此外，海等（2010 ）认为投资者心理恐慌也可能是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世界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性也是金融危机爆发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分析，以公允价值会计可能导致的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和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作为否定公允价值会计的理由并不充分。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只是美国金融体系很小的一个方面，单纯地进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修订并不能减轻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不能阻止金融危机的发生。
三、公允价值在应用中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公允价值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然而，任何会计方法的采用,都有潜在的缺陷。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公允价值会计存在着以下几种缺陷:
郑鸣等(2009）、黄世忠（2009）、蒋燕辉(2009）、海等（2010）指出由于国际金融动荡,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使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严重丧失了会计的一贯性。应考虑当“很难发生的突发事件”（比如金融危机）发生使得“有序的交易市场”假设不能满足时，可以暂时放弃公允价值,选择一些替代的计量方式。
蒋燕辉(2009）、海等（2010）认为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严重降低或化解了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王建玲等(2008）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调整额缺乏增量价值相关性；周明春，刘西红(2009）在对比了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的优缺点后，提出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缺乏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公允价值并不易推广应用。
实际上,公允价值应当是在一个完全健康的市场环境下使用的,这个有效的市场必须具备灵活的调控机制和健全的政策体系。由于公允价值会计涉及众多复杂的问题,中国应首先检测将公允价值全面用于信息披露是否可行，再考虑是否将公允价值会计全面用于会计核算。
四、公允价值的最新发展
在改进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及信息披露方面，徐晟（2009）、王守海等（2009）、葛家澍（2009，2010）、郝振平等（2010）鼓励更多的表外披露，充分发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性较高的优点，并注意提高其信息质量。
在应对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方面，潘秀丽（2011）认为中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当通过限制使用计量选择权、提供金融资产计量操作指引等措施来减少转换过程中有可能面临的问题。黄世忠（2009）指出会计层面的对策本质上属于权宜之计,而监管层面的对策具有标本兼治的性质。
在会计理论的构建方面，任世驰等（2010）认为公允价值与按“目标导向”路径构建的当代会计理论存在冲突和矛盾。必须基于公允价值基础重构科学的会计理论,并以该理论指导公允价值会计实践。
历史上每一次金融危机和大的经济波动都会带来会计的改革与进步，此次金融危机也不例外。会计学术界在回击外界对公允价值不“公允”的质疑的同时，承认公允价值存在的缺陷，并对微观的会计处理以及信息披露等和宏观上的顺周期效应做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立基于公允价值基础的科学的会计理论任重而道远。
五、结论
本文对与近期公允价值论战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回顾梳理。总的来看，政商两界对公允价值的种种责难大都经不起推敲，指责公允价值为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更是完全站不住脚。但不可否认，会计准则的执行具有经济后果，公允价值导致的市场波动性和顺周期效应是其主要缺陷。此次金融危机以极端的方式暴露出公允价值的缺陷，虽然使公允价值遭受质疑，但也为公允价值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契机。未来公允价值会计在技术层面上应该向估值科学化、披露全面化的方向发展；在战略层面上则需要完善监管体系，在会计与金融之间构筑一道“防火墙”，从制度安排上建立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 陈旭东,逯东.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会计:源起、争论与思考[J].会计研究,2009(10）:18-23.
[2] 黄世忠.金融危机触发的公允价值论战[J].中国金融,2009(15）:35-37.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 高职学生 就业 影响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目前，在我国的三次产业中，结构性矛盾仍然十分明显。
1.第一二产业的比重偏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偏低。以2011年为例，全年第一、二、三产业占GDP 的比重分别为10.1%、46.8%、43. 1%。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目前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大概占70%，发展中国家大概占50%，而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则长期在30%～40% 之间徘徊，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甚至还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50%）。
2.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偏小，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偏大。从当前我国的现状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仍处于主导地位，而技术密集型产业仍处于劣势地位。出口产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或者代工型产品。制约我国产业升级的两个关键因素是产业研发投入不足和技术创新能力差。尽管我国制造业总量约占到全球的6%，但是研发投入仅占0.3%。我国30多个行业大类当中，其中210个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17个行业的产能位居全球第一，但与产量产能高地位极不对称的是，这些行业大但并未掌握核心知识产权，这就给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造成了困难。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快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二）对内需起到了拉动作用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扩大内需。推动经济逐渐增长得依赖居民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产业部门的扩张或缩小都是由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和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而引起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可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相同发展水平国家相比，目前我国消费率明显偏低，因此，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扩大内需是我国实现快速发展和实现经济稳定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二、金融危机对高职学生就业的影响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造成了大量劳动者的大规模失业。“发达国家的就业如果要恢复危机前的水平将要到2015年。” [1]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原本大量吸收高职毕业生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型企业经营维艰，甚至破产倒闭，造成了部分高职毕业生临时性失业、工作岗位的不稳定以及就业质量的下降，不可避免地对高职学生的就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周期性和暂时性失业
周期性和暂时性失业可能会演变为持久的失业。通常情况下，因为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由金融危机而引起的失业也只是暂时的周期性失业，等到经济逐渐复苏以后，周期性失业将会慢慢消失。如果我们对这种周期性的暂时失业视而不见，这种周期性失业就可能会演变成为永久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因金融危机而导致的临时性失业会很正常地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在2～3年内失业者仍然保持失业状态，他们就可能慢慢地被劳动力市场所抛弃，他们的技能也将在这个失业的过程中逐渐消失，最后，他们将永远地消失在劳动力市场中，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带来的暂时性失业就这样演变成了持久的结构性失业[2]。从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有很多高职毕业生处于这种周期性的暂时失业状态，需要引起高职院校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二）贸易保护主义延缓了高职学生的就业增长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普遍处于衰退时期，特别容易滋生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显示，2008年WTO成员国中就有18个不约而同地发起了反倾销调查，共208起，这比 2007年增加了大约28%[3]。接下来，2009年全球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达230～250起，增长11%-20%；发起反补贴调查41起，增长高达193%。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的出口企业以及在这些企业工作的高职毕业生。
（三）我国劳动者的比较优势逐渐下降
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不断降低，越南等新兴加工国家凭借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对中国的加工出口企业产生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以往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加工型贸易必然竞争力降低。由于很多原本设在中国的工厂逐渐迁往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国家，客观上对高职学生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
（四）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日渐增加
金融危机后，很多低技术水平的制造业企业停产停工，但在同样的经营环境下，一些技术水平高的产业中就业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很多相关的企业出现了用工荒。目前，我国大多数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中仍然注重“大而全”的低端人才培养模式，而没有突出“小而精”的高端人才培养模式，这也是导致高技能人才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高职学生的就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后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在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重大调整的小背景下，只要高职院校积极应对各种困难与挑战，切实改变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主动与市场和社会对接，就能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就能解决好高职学生的就业难题，就能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博.浅析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J].中国证券期货，2011（12）：8-9
[2]燕晓飞.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就业难题及警示[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1（4）：30-35
关键词：经济周期；金融危机；产业创新；创新壁垒；战略机遇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12-0062-04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概念是熊彼特(J.A.Schumperter)提出的，即“企业家为了获取潜在利润而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紧紧抓住了经济创新的主体――企业。在一般意义上，纵向划分，创新分为国家创新、产业创新和企业创新三个层次。国内外对国家创新和企业创新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对产业创新的研究相对不足。英国经济学家费里曼于1974年出版了第一部产业创新方面的专著《The Econmics of Industial Innova―tion》，提出国家创新的核心是产业创新。
本文将产业创新定义为：由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组成的系统集成创新，开创新产业或从根本上改造和提升原有产业并引起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过程。金融危机时期，是指金融危机爆发到经济从危机中恢复并开始正常增长的5年左右的时期。研究产业创新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规律，可以看出，每次金融危机都为产业创新提供了压力和动力，金融危机时期是全球产业创新的历史机遇期。
二、理论假设：经济增长和产业创新具有反方向周期运动的规律
根据经典的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一般把一个经济增长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
熊波特从企业创新视角解释了经济波动与创新的关系。企业生产要素新组合的出现会刺激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当新组合出现时，老的生产要素组合仍然在市场上存在。新老组合的共存必然给新组合的创新企业提供获利条件。而一旦用新组合的技术扩散，被大多数企业获得，最后的阶段――停滞阶段也就临近了。在停滞阶段，因为没有新的技术创新出现，因而很难刺激大规模投资，从而难以摆脱萧条。这种情况直到新的创新出现才被打破，才会有新的繁荣的出现。但是，熊波特关于创新与经济周期关系的理论具有很大的缺陷：首先，只是从企业层面，而没有从产业创新这一更宏观的视角研究创新和经济周期的关系；其次，只是从技术创新和扩散的视角研究创新和经济周期的关系，没有从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更宽泛的范围研究创新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
本文从产业创新的视角，提出经济周期和产业创新关系的理论假设：1 经济增长和产业创新具有反方向运动的规律。2 在经济复苏，特别在繁荣时期，企业产销两旺，利润增加，行业景气度高，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率高，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的压力和动力不足，经济增长更多地表现为规模的扩展，而不是生产效率的提高，此时，产业创新就会处于非活跃期。3 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时期，企业产销不旺，利润较低甚至亏损，行业景气度低，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率低，甚至出现负增长，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面临很大的压力和动力，虽然经济规模处于低增长或负增长，但生产效率却会出现积极变化，此时，产业创新就处于高活跃期。4 经济高增长导致产业创新停滞，产业创新停滞反过来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产业结构、供求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管理体制同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集中激烈爆发。在经济平稳发展时期，各国的产业发展处于量变积累阶段，难以发生大的突变。而金融危机是对产业结构的刚性调整，并通过观念、技术、制度、市场、管理等要素的突变推动产业创新。
金融危机促进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推动经济高增长，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反方向运动是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特点的根本原因。
三、历史的经验证明，金融危机时期是产业创新的重要历史机遇期
回顾自18世纪后期开始的世界现代经济增长历史，哪一个国家占据了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战略制高点，就能在全球经济竞争和资源配置中占据优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的表现为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竞争。“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看成是发达经济与落后经济的根本差别……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视为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经济体的同义词”。
研究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全球产业创新历史，可以发现，每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都是产业创新的历史契机。19世纪下半期，危机频繁袭击西方各国，催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汽车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及托拉斯、康采恩等许多新的企业组织和管理方法都是这个时候兴起的，某种程度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可以看成是对危机作出的积极反应，股份公司的大规模扩张和普及也在这个时候，现代企业制度在这时开始全面形成。在1929年-1933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前苏联抓住机遇，以军工产业、重工业、交通运输业、电力工业等为突破口，抢占了产业创新的制高点，奠定了二战后美苏争霸的战略格局。在1973年-1975年爆发的因石油价格暴涨导致的金融危机后，日本抓住机遇，出台了著名的《产业结构展望》，加强了对钢铁、汽车、半导体、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飞机工业等产业的扶持，重点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汽车、机电等机械制造行业，逐步淘汰石油、化工、煤炭等高耗能行业和纺织、轻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使日本的汽车和机电加工等行业脱颖而出，成就了日本制造。顺利实现了产业创新，并在汽车、家电和微电子等领域向美国发起了挑战。在1985年至1987年爆发的因美元和股票价格大幅波动导致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抓住机遇，把信息产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经济作为产业创新的突破口，产生了微软、INTEL等巨型高科技企业，并通过金融创新掌握了全球资产价格的定价权，从而拖垮了前苏联，并把日本抛在了后边。
四、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利于产业组织要素的变革，从而推动产业创新
观念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先导，金融危机有利于推动观念创新。首先，金融危机背景下，人民对创新会保有更宽容更支持的态度，创新型企业家在压力面前更容易激发出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其次，金融危机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人们更容易接受创新技术、创新产品所提供的增值服务；再次，金融危机改变了人们的就业观念和职业习惯，企
业可以通过更低的成本雇佣更高素质更易管理的人才。只有观念创新，才能为产业创新提供更厚实的底蕴。
技术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核心，金融危机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纵观历史，每一次金融危机，都蕴藏者生产力革命的种子，每一次危机过后，都会迎来新技术发展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和科技革命。德国经济学家门施(G Mensch)在《技术的僵局》一书中，利用现代统计方法，通过对112项重要的技术创新考察发现，重大基础性创新的高峰均接近于经济萧条期，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逆相关”，因而认为经济萧条是激励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依靠科技创新创造新的产业增长点，是摆脱金融危机的必然选择。
制度创新是产业创新的保障，而金融危机有利于推动制度变革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迫使改变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紧随着危机而来的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动力，往往来自新的生产关系的变革。金融危机从三个层面上推动制度创新：首先，从全球层面上，金融危机的爆发会推动全球性的经济监管体系、贸易体系、投资体系、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其次，从国家层面上，金融危机的爆发会推动国家改革科技教育、产业经济、知识产权、财政税收、投资消费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变革；再次，从企业层面上，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利于推动公司监管和公司治理、企业产权和供需市场、人力资源等企业制度的创新。
市场创新是产业创新的目标，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利于推动市场创新。首先，需求创新是市场创新的重要条件。金融危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从整体上改变了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从而在市场需求方为市场创新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因此，金融危机有利于需求创新。其次，企业是产业创新和市场供给的主体。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原有产品面临很大的成本压力和市场压力。只有推动产品创新、营销创新和市场创新，才能使企业摆脱高度依赖低成本竞争，提升核心竞争力，因此，金融危机有利于供给创新。最后，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会建立更为有效的市场监管体系，并通过财税、金融、管制等手段更好的引导和培养市场。所以，金融危机有利于供求双方及政府共同创造市场、教育市场、引导市场、培养市场，加快市场创新。
管理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关键，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利于推动管理创新。管理创新是组合创新的前提，其功能是营造一种良好的经济环境，保障和推进产业创新。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面临更大的成本和竞争压力，国家面临更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只有通过管理创新，采用更为科学、更有活力、更多创新元素的管理，才能建立更为高效的管理制度、体制和体制，才能整合新思路、新技术、新方法、新机制、新市场，从而创造一种崭新的资源集成模式，使之不断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和经济发展趋势。克服金融危机，建设产业创新系统，推动产业科技进步与创新，需要进行管理创新。
金融危机不仅推动产业创新各个要素的创新，而且推动组合创新和系统集成创新，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产业创新。
五、抓住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提供的历史机遇，加快推动我国产业创新
2008年至今，爆发了由美国次级债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以希腊债务危机为标志，全球金融市场将经历较长时期的动荡期和变革期。这次危机必将导致各国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大调整，也为我国提供了产业创新的历史机遇。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灵活性相结合，为我国产业创新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制度优势。其次，我国经济规模总量已居全球第三位，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全球领先水平，为我国产业创新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再次，我国科技水平得到快速提升，特别是在全球下一轮产业创新的关键技术领域，如通信设备制造、新能源、网络等领域产生了一些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这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创新竞争的主体。最后，我国人口基数大，科技、管理、市场、企业等方面的人力资源储备丰富，人口红利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大，这是我国提升产业创新竞争力的关键。总之，在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产业创新机遇面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参与全球竞争的条件。
但是，产业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很多的困难和问题，这就构成了产业创新的壁垒。我国产业创新的壁垒主要有：1 技术壁垒，表现在技术基本创新少、市场化能力弱以及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等。2 制度壁垒，表现在还未形成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保护机制和鼓励产业创新的政策体系，还面临着不利的国际经济制度体系。3 市场壁垒，表现在我国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处于中低端水平、在经济高速发展期传统产业较大的利润空间抑制了向新兴产业发展的冲动和欲望等。4 资本壁垒，表现在宏观层面上，资本市场规模不足，特别是面向高新技术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资本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表现在微观层面上，企业资本实力较小，难以达到创新产业所要求的最低生存规模的资本量。5 人力资源壁垒，表现在我国还没有形成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经济规则的企业家团队、一批具有国际水准和全球竞争力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团队。6 文化壁垒，即缺乏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创新精神；存在以成败论英雄、对失败不宽容的传统习惯；缺乏尊重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态度；重仕轻商、敬畏权威、漠视规则等观念严重。那么，怎样才能抓住机遇，推动我国的产业创新呢?
首先要降低产业创新壁垒，改善产业创新的生态环境。针对我国产业创新的壁垒，要采取如下对策：1 加快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促进产业创新的制度体系，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降低产业创新的制度壁垒。2 倡导和树立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创新精神，造就宽容失败、鼓励争鸣的创新氛围，形成崇尚真理、尊重科学的社会风尚，降低产业创新的文化壁垒。3 以全球危机后时代的先导产业为重点，加大整体配套支持，降低产业创新的技术壁垒。4 加快培育和建立有利于产业创新的市场要素建设，包括技术市场、产权市场、人力资源市场、资本市场、信息市场等。
其次，要准确把握全球产业创新的方向，结合我国国情选准产业创新的突破口。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网络技术为突破口的信息产业还在快速推进之中，并将继续带领全球产业升级的方向，也将对全球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带来深远影响。因此，以新一代宽带网为核心的信息及相关产业的创新将带领全球产业升级的方向。研究近代产业历史，每一次能源技术的突破都带来了全球产业革命和世界大国竞争格局的重大变化。当前，我国和印度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对传统能源形成了巨大需求。如果没有新能源革命，全球经济增长必将受制于能源供给的硬约束。因此，新能源将成为产业创新的基础和突破口。由于信息产业和新能源都是新兴产业，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大，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优势，如龙芯的成功研制、华为和中兴的快速扩张、比亚迪等新能源企业的崛起都为我国在上述领域进行产业创新和参与国际竞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以具有先导作用的信息产业和基础地位的新能源产业，作为我国产业创新的方向和突破口。
最后，要针对产业创新的方向和突破口制定相应的产业创新扶持政策。要以信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为重点，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成功的产业创新经验，在10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中长期的《产业政策法》和《国家产业创新战略》。同时，采取综合配套的科技政策、教育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和资本政策，引导、鼓励、支持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种资源，以及知识、信息、管理和技术向信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集中。要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以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为重点，实行产学研相结合，通过技术扩散和产业群活动，既要扶持一批大企业、大集团作为产业创新的支柱，又要培育中小型科技企业为产业创新的基础，强力推动新一代宽带网和新能源产业的创新性、突破性发展，并在部分领域占据世界领先水平，逐步形成中国的产业集群优势。
百年危机，百年机遇。只要我们应对有力，就一定能够逆风而起，领先产业创新，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奠定中国的竞争优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经济下行；上市公司；财务策略
当金融危机在2008年爆发时，本人曾探讨过出口企业在金融危机下的财务运作。时隔八年，当年的危机已演变成下行的泥淖。了解这轮经济下行与当年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以及对本轮经济下行特征的探讨和对未来趋势的前瞻，并研究股权管理、资金成本、投资结构和现金流量方面的对应方略，有助于上市公司抗击衰退、图新发展，成为更加成熟壮大的企业。
一、本轮经济下行的起因及特征
（一）经济下行周期和金融危机的区别
1.是什么点燃了导火索？
经济下行周期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规律，越是自由化的市场越是如此。当市场经济经过一段繁荣期，并逐渐泡沫化后，随着原先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逐渐变得疲惫无力，资产结构开始出现分化，泡沫破裂，市场进入衰退下行周期。直至出现新兴增长动力，带动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兴旺―衰落―兴旺循环罔替的周而复始，不仅是经济也是世间万物的自然规律。如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经过近20年的经济繁荣后，其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系开始逐渐不适应市场发展，开始向市场自由型经济体系转变。经济体系转变的震荡，加上金融泡沫的破裂和人口出生率下降老龄化导致的购买力萎缩，使得日本进入了漫漫的经济下行周期。
而金融危机是某个阶段因金融衍生品种或经济政策结构出现不合理的失控，导致金融经济链断裂，并产生危机。如美国的次贷金融泡沫破裂，使得房利美、雷曼兄弟等金融大鳄轰然倒塌，所引起的2008年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必然会引起经济下行，但不一定就会使得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也可能是经济上行周期的一个回档阶段。总体而言，金融危机的起因人为因素及可控性更大，而经济下行周期虽然亦有人为因素，但相对因素较少，且不可控性更强。
2.是战役还是战争？
正如上文所述，金融危机是引起经济下行的原因之一，并可能是经济下行周期的组成部分。但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周期的不同成因及性质，使得单纯金融危机的运行周期和经济下行周期的时间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金融危机是场战役，那么经济下行周期则是场战争。
从图中可以清晰看出经济循环周期的漫长波动。当然在此期间，会有小的经济周期波动组成部分，并不时出现金融、政治等危机的浪花。事实上古今中外，伴随着大国、朝代的兴衰，文明、经济也如波浪般跌宕起伏。
（二）本轮经济下行的起因及特征
1.知道为什么生病很重要
从国际角度讲，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导致这次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的导火索，全球经济的衰退，加之汇改造成人民币汇率升值，使得拉动我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出口大幅萎缩。在国内，三驾马车的另外两项投资和内需也出现了问题。金融危机爆发经济进入下行的初期，政府采取两批近十万亿的投资来拉动经济，但此举只是暂时延缓，而无法起到扭转性作用。前期大量货币的投入，也使得现任政府对大规模量化宽松的方式持谨慎态度，投资拉动效应递减。同时，之前拉动经济的内需，主要依赖房产和汽车需求的快速旺盛增长。但随着我国人口增长的拐点出现，以及这两项需求的相对饱和，内需增长因子的推动作用亦在递减。加之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上涨，制造业失去了成本优势，导致销售减少利润萎缩。上述都是造成我国进入经济下行的原因。
2.了解症状才能对症下药
本轮经济下行具有广泛性特征。全球除美国在弱复苏外，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如欧盟、日本、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均处于经济衰退下行阶段。尤其对资源出口高度依赖性的国家，在前期经济繁荣时，靠石油矿产等大宗商品的出口赚取大量外汇，国库充盈。但随着经济衰退需求减少，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这些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急剧缩水。
就我国而言，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产能过剩、工业和投资增速放缓、之前经济粗犷发展中的弊端开始显现是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且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产业，如煤炭、铁矿、钢铁、水泥等。这些行业经济效益较往年普遍大面积滑坡甚至连续亏损，预计2016-2017年，这种局面会进一步恶化，去产能、去库存的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在金融层面，资产泡沫膨胀、杠杆高企、债务比率达到临界点的特征。充分体现目前经济面临实业去产能，金融去杠杆的难题。
（2）我国经济在随后两年里仍有继续下滑的可能，某些研究机构预测2016～17年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至6.5以下，但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
从这些特征中不难看出：困境中存在着希望，汰劣图新才是发展出路。
二、上市公司的财务应对策略
了解了经济下行周期和金融危机的不同成因及特征后，就会明白经济下行期是一个相对不可抗且时间较长的衰退周期。这就要求上市公司有充分的应对策略，有图新变革的决心，有相对充裕的现金流，才能渡过难关并发展壮大。
（一）股权管理――在股权变动中寻求利益
股权管理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防止恶意收购和兼并
在经济下行期间，股市往往会进入下跌通道。股价的大幅下跌，给予虎视眈眈的资本鳄鱼，以更低成本进行收购和兼并的机会和更强的欲望。上市公司若不关注和做好股权管理，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举牌，大权旁落。最近典型的案例，就是万宝的股权之争和撕逼大战。
2.利用市值变化增加财务弹性
即便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也不会呈直线型下降，螺旋震荡在所难免，同样，股市也不会只有下跌没有反弹。利用股价的起伏和市值的变化，可以进行不同方式的操作，从而增加财务弹性。
首先，可以适时进行增持或回购。股价是否跌破公司自身价值，公司未来是否有新举措，是否有资金注入、机构关注等利好会刺激股价抬升，这些上市公司应该比外界更清楚。上市公司在弱市中增持或回购，本身符合政府提振股市的政策，所以这些操作即便以后有利好出现，也不易落下口实。同时增持和回购，也能让上市公司相对稳定股权，降低被收购资金侵袭的风险。并且方便实施股权激励或以后的套现。
其次，可以适时进行减持或质押。上市公司增持的股票都会有一段锁定期，若在锁定期解除后，股价处于反弹上涨阶段，可根据股权结构、流动资金等情况，将在底部增持的股票做战术性减持，以增加现金流量。若增持后，仍处于锁定期时，股价随大盘出现大幅反弹，公司可酌情将所增持股票进行质押获现增加现金流量，待锁定期结束后再赎回卖出或继续持有，从而实现低风险套利。
（二）资金成本――挖掘融资及结算中的资金成本减少机会
经济下行期间，利率、汇率、杠杆、融资结构的变动都会给融资和结算带来风险，但同时也是机遇。上市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应善于抓住这些变动来规避风险，减少融资和财务成本。
1.减少融资成本
适度宽松是经济下行期间政府较为通用的货币刺激政策。上市企业在经济下行、降息周期开始初期应减少银行贷款金额和比例，并在利率成本相对较低的时候，分批次分周期取得贷款。上市公司一般都具有较好的银行授信，所以在经济下行期银行利率较低的情况下，将银行贷款作为资产负债的主要构成之一，是降低资金成本良策。
2.减少财务成本
现在上市公司大多都有国外业务，减少结算财务费用，最主要是表现在汇兑结算上。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至今的经济衰退，人民币经历从升值通道到今年的连续兑美元下跌。此外，除美元相对稳定外，日元、欧元、英镑、澳元等都经历大起大落的过程。
当对外经济往来处于汇率较大幅度波动时，用什么货币结算和什么时候结算，都会对上市公司的资金收益带来一定影响。这要求财务人员尽力把握汇率变动，增加这方面的知识，力求在本币贬值过程中减少结汇损失，降低结算成本。
同时 在经济下行期，货币汇率波动大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地区货币的变动情况，来考量进出口及融资渠道来源，同样可以减少结算成本，降低汇兑风险。
（三）投资结构――重构资金分配和投资方向以求新图变
1.优化产业结构
包括优化产品结构，以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提升产品竞争力；优化市场结构，改变营销模式和目标，形成“互联网+”思维，并积极重视新兴市场的开发。中国现在大力推广的“一带一路”，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这个思路；优化产业结构，大的上市公司通过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参与各级政府推出的PPP项目，利用市场行业动荡之际，实时进行国内外的企业整合、资产重组、兼并收购等。中小企业则要对市场和产品做专做精，在技术和产品上加大研发力度，争取做到差异化、个性化并有局部特色和领先优势。
在这次全球性经济下行过程中，我国上市公司不能只看重眼前利益，而要为企业长远发展制定策略。经济下行期实际上也是经济持续重构的机会，上市公司的财务资金应向创新变革方向倾斜，从而为未来发展打下基础。
2.减少成本投入
在经济下行期，产业局面困境时，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现拖累企业发展的短板之处，这些地方为公司带来较小的利润却有更大的损耗。因此，上市公司应以企业全局作为成本管理的对象，采取各种措施降低成本和各项耗费，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同时应改善资金分配结构，在改进技、产品水平，完善产业链、实施产业升级等方面倾斜资金，尽量减少在人工、管理、财务、生产、原材料等费用成本方面的资金分配。
（四）现金流量――稳健的财务策略是主基调
1.慎重增加库存
从金融危机到经济下行，许多原来一路飙升的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从暴涨到暴跌的剧烈震荡，其中原油的跌幅更是巨大。因此对价格波动剧烈原材料依赖性大的上市公司，应谨慎行事决不盲目大量增加库存，包括原材料和成品。流动资产中，库存比例不应超过10%。按订单投料生产，按终端需求控制库存。通过加强安全库存的考核，缩短制品的交货周期来降低存货库存；并采用多频次的方式进购原材料，减少存货资金的积压。
2.提高现金流量
在经济衰退期间，上市公司应比经济上升阶段提升现金流量比率。因为很多时候，上市公司不是因为没有盈利而难以为继，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所以在上市公司应建立财务预警系统，对企业的盈利、支付能力以及现金流预算进行检测评估，并作为现金流量、库存量是否合理的判断依据之一。在危机下为了生存和将来更好的发展，上市公司必须果断调整现金、流动和固定资产的比例，放慢投入，加快回收。既要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又要避免流动性风险。
总之，上市公司应正确面对当前的经济下行，从中看到危机所潜藏的新的出路和机遇，充分利用政府政策和资源，制订符合本企业的财务应对策略，从而突破外部环境束缚，增强企业竞争力，来迎接衰退过后更广阔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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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亚梅.关于加强上市公司财务管理的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2015（16）：125-126.
1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影响逐渐加剧，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维护金融稳定。
（3）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着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来看，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维护金融稳定，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1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其次，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集团）有效监管，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我国都存在不足。3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平台构建后，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合理架构组织，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结语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信贷顺周期性；逆周期资本缓冲；逆周期资本监管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机构或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主要是商业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成为了学界着重研究的因素之一。由于金融危机的本质是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急剧地突然释放对市场秩序造成的巨大冲击，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对其顺周期性加以缓释，以控制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定义及研究背景
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是指在经济上行期积累逆周期资本，在经济下行期释放逆周期资本吸收损失，以维持商业银行信贷稳健性的宏观审慎监管机制。2010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国际金融监管新框架《巴塞尔协议Ⅲ》公布。区别于前两版，《巴塞尔协议Ⅲ》着重关注商业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为了缓释商业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监管工具、动态拨备、杠杆率指标等五大措施，而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则是新引入的最重要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同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建立更具稳健性的银行和银行体系的全球监管框架》，将宏观审慎理念引入监管框架，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将从单一微观审慎过渡到宏观微观审慎并重。
我国目前正处于转轨经济中，市场经济尚未最终建立，基于制度红利与资源禀赋等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超常规发展，期间几次显现过热与过冷交替的现象；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相对缓慢，间接融资为主的局面未根本改变，居于主导地位的商业银行在经营行为、风险暴露等方面同质化严重，银行信贷在我国通胀的产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中具有重要作用，由信贷顺周期性引发的潜在系统性风险值得关注。因此，研究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这一监管工具是否适用于缓释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顺周期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我国信贷顺周期性与《巴塞尔协议Ⅲ》逆周期资本监管
（一）我国信贷顺周期性的概念与特征
商业银行信贷顺周期性，即指商业银行的信用在经济复苏、发展良好阶段呈现出扩张，在经济衰退时显现出收缩的特性，或可指在经济周期中商业银行信贷活动随经济整体的周期而同方向波动的现象。商业银行这种顺周期行为会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周期的形成和增加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进而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我国银行信贷的顺周期特征包括两方面：一是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影响，上行期信贷增长，反之，下行期信贷萎靡；二是信贷活动具有的顺周期特征对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推动作用，加快经济周期的发展，并且出现信贷波动的周期性更为强烈，幅度超过了经济周期，加深了金融系统本已具有的波动性。
（二）《巴塞尔协议Ⅲ》逆周期资本监管的推出背景与构成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后，国际社会开始思考2004版巴塞尔协议的缺陷，并催生出《巴塞尔资本协议Ⅲ》。2010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的正式方案，其核心内容是商业银行在信贷投放过快、潜在系统风险不断累积情况下，应当及时提取相应程度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其大小依据自身实际情况，上限为其持有的风险资产加总的2.5%。同时规定商业银行拥有3年的过渡期，从2016年起每年增长0.625 个百分点。同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要求在其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的总体方案指导下，各国监管当局应尽快推出适合自身状况的监管方案，确保商业银行提取充足的逆周期资本，以防范潜在系统性风险对经济的不良影响。
逆周期资本监管机制包括三部分：固定的超额资本缓冲、可变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与资本留存缓冲。其中，超额资本缓冲机制是指在经济上行期，信贷投放较快增长，此时要求商业银行加大资本缓冲的计提，目的是应对经济衰退期可能增加的潜在信贷损失，阻断实体经济和商业银行之间的正反馈作用机制。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是指动态资本比率，即监管当局需针对经济周期的不同变化来采取对应的措施，经济形势较好情况下需要提高对银行的资本监管要求，当经济转入悲观时则应降低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要求，保障其对经济的正常输血功能以维护经济稳定。资本留存缓冲机制是指监管当局应制定适合整个银行业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该比率不应过低或者过高，且应同时制定适宜的目标资本率，该比率应高于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经济上行期，商业银行须严格执行监管当局制定的目标资本比率；经济下行期，商业银行资本金水平下降，为了保障真实贷款需求，应适度降低对其资本监管的要求，但须符合最低资本要求。
三、《巴塞尔协议Ⅲ》逆周期资本框架在我国适用性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选取与测算方法
银行业数据为广义贷款余额，宏观经济数据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样本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13年。本文依据巴塞尔协议Ⅲ的方法即Hodrick-Prescott（H-P）滤波单边趋势法测算我国商业银行需要提取的逆周期缓冲资本。其中平滑参数为100，信贷余额/GDP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GAP）的下限为2%，上限为10%，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上限是2.5%。
计算时首先求出信贷余额/GDP，然后借助Eviews 7.2 软件对其进行H-P滤波分析，得出其H-P滤波趋势值；再用信贷余额/GDP的时点值减去其H-P滤波趋势值，得到偏离度（GAP）。偏离度（GAP）转换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方法为：偏离度（GAP）小于2%时，不需要提取逆周期资本缓冲；偏离度（GAP）处于2%与10%之间时，偏离度（GAP）每提高1个百分点，提取比例提高0.3125个百分点，小于1个百分点的按照1个百分点来算；偏离度（GAP）大于10%时，则按照2.5%提取。上述转换方可用如下分段函数表示
其中，VBt为逆周期资本缓冲，VBmax为逆周期资本缓冲的上限，L和H分别是偏离度GAP的下限与上限，I为L和H之间的分段间距，K为L和H之间的分段数，S为分段间距对应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二）测算结果
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
（三）实证结论
由表1可知，我国信贷余额/GDP的数值增长总体较快，从2000年末的100.33%增长至2013年的134.72%。具体分析发现，按照前述方法我们观察到有三个阶段偏离度（GAP）为正值，表示信贷余额/GDP的增长势头超过了其长期趋势水平，反映出该阶段处于信贷增长较快状况。
第一阶段为2002年到2004年，持续期较长。该阶段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基本消散，世界经济处于快速转型与发展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步伐加快，房地产、钢铁、基础设施等行业投资较快，部分行业有盲目过快投资迹象。根据测算结果，2002年与2004年信贷余额/GDP的偏离度GAP超过2%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的下限，分别需要计提相应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但偏离长期趋势的水平较低；2003年偏离度GAP则超过10%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上限，需计提2.5%的逆周期缓冲资本。
第二阶段为2009年到2010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为维护经济金融稳定推出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各地政府都推出大批项目，信贷投放加快，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获得大量贷款，积聚了潜在风险。根据测算结果，2009年偏离度GAP超过10%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上限，需计提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到2010年，偏离度GAP回落至可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上限10%与下限2%之间。说明该阶段监管部门已关注到信贷投放过度的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监管措施。
第三阶段为2013年。根据央行最新数据，2013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达8.89万亿元，为历年信贷投放量的次新高，仅次于2009年的9.59万亿元。从结构上看，剔除季节性因素外，去年信贷余额/GDP的小幅上升主要是中国企业贷款需求总体偏暖、经济复苏企稳的态势总体良好、高速货币留存加快等因素引起的。
上述三个阶段为我国信贷增长较快的时期，需计提相应的逆周期缓冲资本，且符合我国特定阶段的实际情况，说明信贷余额/GDP这一指标可用作测量我国信贷过快增长情形下银行风险积聚程度的指标，针对一国信贷过快增长阶段所计提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将有助于警示商业银行重视潜在风险并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当然，信贷余额/GDP这一指标在测算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积聚程度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主要归结于我国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市场经济不发达、经济冷热波动频繁等区别于欧美发达经济体系的特殊因素。
四、完善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的政策建议
一是参考巴塞尔协议Ⅲ逆周期资本框架，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逆周期资本监管体系。以信贷余额/GDP这一指标为参照，同时结合发电量、CPI、房地产价格指数等其它宏观指标，从定量角度形成较为全面准确的缓释顺周期性的指标体系。此外，还需考虑宏观政策变化、经济运行状况以及银行业整体的风险状况等，来设计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方法。
二是不能机械理解信贷余额/GDP这一指标，而要观察其是否体现出系统性风险的变动情况。实际中，经济周期的变动与系统风险的积聚并非完全同步，信贷余额/GDP这一指标发生变动可能是由于经济周期性的放缓而非风险的变动。监管当局需要切实探讨该指标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做出科学理性的决策。
三是加强对信贷余额/GDP指标的持续性监测，监管层应着重考察该指标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累积程度的联系，以及在经济萧条期有关银行逆周期资本的缓冲释放机制，如释放的时机、方式和指标等，推动监管作业持续化，以更好发挥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调节作用。
四是完善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制度安排。我国目前为多头监管，央行熟悉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运行的整体情况，而银监会熟悉银行业及非银机构的经营情况。有必要在当前“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基础上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统筹一行三会和财政部等，建立更加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促进信息沟通，实现微观逆周期监管工具与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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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对中国寿险公司的影响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在重创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同时，也将触角伸向了保险行业。尽管中国寿险公司在国家政策壁垒的保护下，没有出现由于直接投资金融衍生品而带来的财务危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相对较小，但这对于实施“引进来，走出去”发展战略的中国保险业来说，依然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当前，中国保险公司受到了以下四方面影响。
1.企业净利润大幅下滑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投资市场疲软造成中国各寿险公司净利润大幅下降。上市公司2009年一季度季报披露，中国人寿实现净利润53.87亿元，比上年同期的34.74亿元增长了55％；中国平安实现净利润15.3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滑66.4％；中国太平洋实现净利润2亿元，比上年同期下滑88.88％.
2.营业收入稳步提升
寿险公司积极调整了业务结构，使保险业务收入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人寿原保险合同保费达到2955.91亿元，较2007年同期增长50.34％。中国平安寿险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011.78亿元，同比增长27.79％。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原保费收入达660.92亿元，较上年增加30.39％。
3.大多数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略有下降但依然充足
收到中国资产市场的负面影响，中国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略有下降，但是均高于保监会的相关规定。截至2008年末，中国人数寿险业合计偿付能力溢额1141亿元，偿付能力充足率达310％。平安保险公司集团偿付能力充足率为308％，较2007年的486.7％出现明显下滑，其寿险偿付能力在180％以上。太保人寿保险业务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34％，较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
4.调整资产结构，加强实现风险管理
面对经济形势变化和宏观政策调整，中国保险业迅速做出反应，在风险控制和资产管理方面取得较好成效。面对不利的投资环境，大多数寿险公司一致的举措都是积极进行投资结构调整，如进一步加大债券类投资占比和固定存款投资占比，并缩减了投资风险较大的权益类投资占比，如下表所示。
二、中国寿险公司的应对策略
由于政策壁垒等原因是中国寿险业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直接受损情况不大，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接轨，势必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因此，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寿险公司应该采取以下策略。
1.转变寿险公司经营理念
长期以来，中国大部分寿险公司对资金运用风险缺乏足够认识，超范围、超比例投资时有发生。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寿险公司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是一次难得的风险教育机会。中国寿险公司应该加强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强调发挥保险的保障功能，注重承保和投资的共同盈利。
2.对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政策进行科学的研究分析，提前进行风险防范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为确保寿险业经营的持续性和稳健性，中国寿险公司需要关注宏观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加强对经济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关注对保险业产生突出影响的领域，有准备地化解因经济形势变化和国家政策调整可能给寿险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
3.加强银行合作
2008年以来证券市场出现大幅度震荡，不断走低，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向因此发生了变化。银行受到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适当减少贷款业务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中间业务。中国寿险公司应该抓住银行业发展中间业务的机会，发挥银行的品牌优势和寿险的保障与投资功能，有利于扩大寿险产品的销售份额。
4.发展保障型产品
近年来，寿险行业发展迅速，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保障功能发挥不足、业务结构不尽合理、投资型产品占比过高等问题。在现今经济周期性调整的背景下，保障型保险产品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对较小，有利于保险公司更好地应对经济周期波动，应加大保障型产品的发展力度。
5.形成一支高素质营销队伍
寿险产品对销售人员素质要求较高，不仅要求其具备基本的保险知识和营销技巧，还要有法律、金融等相关知识。要根据当前实际，探索营销员分级分类管理，建立寿险销售资格制度，形成一支高素质营销队伍。
摘要：自2007年以来，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逐步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寿险公司造成巨大的影响。本文研究了金融危机对中国寿险公司的各方面影响，并初步探讨了中国寿险公司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寿险公司；影响；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但在最近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新检讨中，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管理又被重新整合起来。
回潮源自一种不断深化的认识。这种观点认为，宏观经济管理和金融监管都必须考虑资产价格周期的因素。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不少人认为资产价格周期是一种基本无害，至少是相对不那么重要的货币政策渠道。
即便是在资产价格泡沫频繁出现的时期，大多数人依然相信这些泡沫是不可能，甚至不应该被提早发现并被消除的。而一旦泡沫破裂，削减利率将是保护经济的一种安全之策。
主流的政策蓝图大概是：那些致力于控制通胀的货币主管部门已经足以维持物价稳定，并能保证经济以其潜在的速度增长。在金融监管方面，只要确保金融机构能遵守一套健全的谨慎规则，确保其资本缓冲能力能与其所承担的风险相对称，那么稳定也是可保证的。
当央行负责保证系统内有充足的流动性时，所谓“微观谨慎”的金融监管应独立监督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对其存款人提供保护。
但是，此次危机彻底打破了这种认为“单凭设计完善的监管系统就能确保万无一失”的观点。因为如今人们正逐渐认同以下观点：在这些规则的风险评估体系中，存在延长经济周期的因素，并可能推动显著的资产价格增长。
这一观点的内在含义其实比字面上简单：一般来说，附属担保品的价值增长，会被视为偿还可能性的提升。此外，如果金融机构在预备恰当的缓冲资本时以其内部的风险评估标准为依据，那么与这些缓冲储备相关的成本就会降低。于是，更好的偿还前景以及更低的资本监管成本，将助长以资产为基础的融资行为，使其取得更多资产。
倘若资产价格的泡沫继续扩大，单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看上去或许能显得较完美，但对于整个连环资产――债务网络来说，将逐渐依赖估值过高的附属担保品，并因此易受金融腐败影响。这个网络的破碎和肢解将变成金融监管及货币主管部门的噩梦。
此外，系统性风险通常是在不断上涨的资产价格脱离了宏观谨慎的监管范围时逐渐孕育的。在最近遭遇金融危机的发达国家中，过度着眼于针对管理通胀的监管条例已经对货币主管部门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看着基于估值过高的附属担保品的债务不断积累，却无动于衷。
时至今日，人们对金融风险产生了足够的重视，要求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介入，以便提供超出微观谨慎监管者职能范围的监管安排。
在金融监管方面，自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对反周期资本需求的支持不断增加。在衰退时吸收损失的缓冲资本，更容易在光景好的时候预备下来。此外，通过在经济繁荣期提高资本监管成本，还可引入一些手段来抵消延长金融系统周期的偏向性。
这类反周期资本需求将可能被列入宏观谨慎规则和政策的工具中，因为人们对过往那种蜻蜓点水式的金融监管已不再有什么热情。
这一系列工具包括与借款者的相关特性、贷款额与抵押物价值的比率有关的融资上限；直接限制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和到期错配；限制其各个资产负债表间的相互关联；并制定特定金融工具的最低资本储备要求。
然而，除了资本监管条例，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在流动性的监管方面进行紧密合作，尤其是通过信用机制进行监管。
【关键词】资本监管；顺周期；解决方案；
一、顺周期性的概念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现有的金融体系的许多缺陷遭到全球金融人士的一致批评，资本监管问题的解决迅速地被提上日程。而在这些批评中首当其冲的是巴塞尔资本协议中所存在的顺周期性问题。
资本监管是指政府监管当局规定的商业银行必须持有的货币资本存量。监管资本要求以资本充足率要求为代表，具备相应的风险抵御能力，以保障商业银行经营的安全性，进而维护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指的是在时间维度上，由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动态正反馈机制，造成繁荣时期放大繁荣，萧条时期放大萧条的这一现象，顺周期性会加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经济发展有不利的影响，并且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有关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的研究出现的比较早，IrvingFisher是最早对顺周期进行研究的人，他认为由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与此相关的成本，会导致金融体系出现顺周期性的现象，并对市场造成不利影响。
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即指，当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银行信贷能力增强，这会进一步推动经济的繁荣和泡沫的形成，资本监管的约束力较弱；在经济衰退阶段，银行贷款能力及意愿较弱，而资本监管的约束力又进一步限制了银行的贷款能力，这对经济衰退造成进一步的冲击。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周期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固有的，而非由资本监管造成的。
二、国内的四种顺周期行为
由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不难发现，经济系统的周期性波动并不单单源于外部冲击，正如上文所述，由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动态正反馈机制，经济系统会因此产生剧烈波动。如果大量的正向反馈同时存在，就会引起显著的顺周期效应，加剧系统的不稳定性。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经济系统存在四大方面的顺周期性：消费、银行、企业、国际资本，在这四个方面，都出现了与经济周期的高度相关，即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
（一）居民消费行为的顺周期性
居民消费行为的顺周期性。举例来说，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时，居民的收入水平上升，因此具有更强的消费欲望，从而带来更大的消费规模，由此刺激经济持续增长；反之，在经济萧条时期，居民收入水平下降，自然的居民消费欲望和消费规模会严重缩水，由此造成经济更加萧条。但是，由于在中国，居民为了应对上学、伤病、养老等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因素，消费欲望相对降低，导致了消费在经济萧条期的下降幅度要大于经济繁荣期的增长幅度。
（二）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
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长期以来，银行信贷行为始终与经济周期保持着高度的相关性，这是受我国的资本监管因素影响的。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信贷行为也体现出明显的顺周期性，会加大实体经济的波动。举例来说，在经济繁荣时期，信贷扩张，资本市场流动性上升，市场中充斥着大量热钱，贷款成本下降，从而造成经济过热，加速了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反之，在经济萧条时期，信贷规模紧缩，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下降，贷款成本上升，从而造成经济衰退，放大了原本就已经萧条的经济状况。
（三）企业投资行为的顺周期性
企业投资行为的顺周期性。在我国企业存货投资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也体现出了顺周期性的特点。举例来说在经济繁荣时期，市场需求增加，此时企业会增加投资，投资的上升会推动生产规模扩大，从而市场需求又会进一步增加；反之，在经济萧条期，企业的投资会减少。研究表明，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说明企业的投资正好加重了经济的波动。
（四）国际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
国际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在我国，国际资本的流动也存在显著的顺周期性，在经济繁荣时期，经济发展的趋势一片大好，国际资本会大规模集中流入我国资本市场，对国内经济带来较强冲击，具体表现为国内资本市场一片欣欣向荣；反之，在经济萧条时期，国际资本则会减少流入我国资本市场，由此将会引起市场的进一步恶化，放大投资者的悲观情绪，具体表现为国内经济的大幅震荡。国际资本的流动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会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会增加整个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会引起风险的上上。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电商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导致大量国际资本频繁地流入流出，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三、资本监管中顺周期问题的内容
关于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的原因，各研究人员众说纷纭，较权威的是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观点。FSB认为顺周期性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1.以风险为基础的经济资本监管方法；2.遵循“实际损失”原则的拨备计提方法3.采用“公允价值”原则的会计方法；4.金融机构高管薪酬问题。
（一）以风险为基础的经济资本监管方法
巴塞尔协议的核心是保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适应风险控制的要求，而作为外部因素的风险是会随着经济波动而波动的，由此也造成了资本监管的波动，即顺周期性。举例来说，在经济繁荣时期，债务人具有良好的财务情况，故会上调对其的信用评级。与此同时，繁荣时期的抵押品价格相对较高，而贷款违约损失率相对较低，自然所计算的风险权重将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对于风险的评估会相对降低，银行会有更强烈的放贷欲望，造成市场上资本充足，也就是说银行会推动本来就繁荣的经济更进一步繁荣，然而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则恰恰相反，银行的风险意识会进一步加深，资本市场紧缩，会导致经济进一步萧条。
（二）遵循“实际损失”原则的拨备计提方法
拨备是商业银行对贷款业务损失计提的账面减值贮备。拨备的计提水平会随实际贷款业务损失的变化而变动。在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实际贷款业务损失也会有所差异。总体上看，经济上升期的实际贷款业务损失较少，而经济衰退期的实际贷款业务损失较大，这也意味着，银行的拨备在经济上升期会趋于下降，而在经济衰退时提高。拨备的这种变化，会进一步强化银行信贷的周期性波动。
（三）采用“公允价值”原则的会计方法
公允价值比历史成本更加动态，更能反映资产的现行价值，但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公允价值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加剧了资产的价值变化，并且通过公允价值计价的资产加大了收益的波动性。根据现有的国际会计准则（IFRS）和公认会计准则（GAAP）的定义，公允价值是一种资产或负债在熟悉市场情况的买卖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和自愿的情况下所确定的价格，或无关联的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一项资产可以被买卖或者一项负债可以被清偿的成交价格。以上两种会计准则都提供了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1.在活跃市场有交易价格的，采用市价进行价值计量；2.没有活跃市场时可采用模型来估值。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之前金融机构持有大量的抵押类证券，而这种证券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话，会出现大量现金流量的损失。虽然这些损失仅具有会计意义，但巨大的“账面损失”却极大地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根据公允价值的定义，首先，公允价值计量的一个前提便是有序交易，然而在金融危机中，大量资产被迫变现，这种情况下，公允价值计量并不适用。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现行会计准则中缺乏对此类情况的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机构只有以这种近乎“贱卖”的价格来进行公允价值计量，由此进一步增加了“账面损失”额。
（四）金融机构高管薪酬问题
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问题在金融危机前便长期存在，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存在明显的委托关系。高管薪酬通常基于短期的企业绩效，为了完成绩效，提高自己的收入，部分高管可能铤而走险，不顾企业和客户的利益。管理层的这种短视行为，对金融机构的顺周期困境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
四、合理解决资本监管中顺周期问题
本文以上部分的分析从顺周期问题着手，讨论研究如何合理解决当前资本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下面将针对合理解决资本监管中顺周期问题提出四点建议：1、引入中立指标或者逆周期指标等作为监管框架的补充；2、改进现有的风险计量体系；3、加强对金融机构薪酬管理体制的监管；4、出台存款保险制度，下面针对性地加以说明。
（一）引入中立指标或者逆周期指标等作为监管框架的补充
基于巴塞尔协议II的明显缺陷，巴塞尔协议III在其基础率的优势集中体现在，它反映出股东出资的真金白银对存款人的保护和风险抵御作用，有利于维持银行资产质量、保证银行系统稳定性。当然，正如巴塞尔委员会强调的一样，杠杆率无法代替传统比率在银行监管中独当一面，它只是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的有效补充。引入中立指标或者逆周期指标等作为监管框架的补充，是合理解决资本监管中顺周期问题的有效措施。各监管机构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真正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指标，仍在探索中。总结来说，合适的指标应该简单明了、操作性强并且具有逆周期的特征，从而针对顺周期问题，另外，不能因噎废食，在制定该指标时不能给银行的经营行为带来负影响。
（二）改进现有的风险计量体系
在过去几十年中，商业银行对其业务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以适应巴塞尔协议中针对各种资产风险的规定，通过压缩风险较高的业务，发展风险较低的业务，来积极发展和降低市场风险，由此也带来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飞速发展。尽管银行的监管套利行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丝毫未见减少。以此次金融危机为例，研究表明，那些看似风险权重较低的资产，实际风险并不比不良贷款低。为改善这种情况，风险计量体系的改进势在必行。
（三）加强对金融机构薪酬管理体制的监管
在薪酬管理方面，如何有效处理委托关系中人的短视行为一直是人们致力解决的。FSB针对该问题，了《稳健薪酬实践原则一实施标准》，针对资本、公司、薪酬、信息和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改进意见。金融机构高管薪酬应该与监管资本目标相联系，通过薪酬管理，将金融机构的管理者在经济周期中金融机构的风险损失有效联系起来，将从根本上改善金融机构的顺周期问题。譬如，延期薪酬水平应与公司未来损失挂钩。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强对金融机构薪酬管理体制的监管，要加强高管薪酬的信息披露。
（四）出台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合法利益，通过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险机构，规定经办存款的银行等机构，按照存款额的一定比例向该机构进行交费投保，以此来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存款保险制度在西方国家早已实行多年，而我国由于各种原因尚未出台。该制度有以下几方面优点：通过该制度可以防止银行挤兑，能为陷于困境的银行提供流动性；该制度也可作为的逆周期监管手段的补充。将存款保险率与贷款增长和信贷、GDP等指标挂钩，对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作出逆周期的影响，也不失为逆周期监管手段的补充。
五、结语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现有的金融体系的许多缺陷遭到全球金融人士的一致批评，资本监管问题的解决迅速地被提上日程。而在这些批评中首当其冲的是巴塞尔资本协议中所存在的顺周期性问题。基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监管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顺周期问题，加快了金融危机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许多重要经济体都着手进行金融监管改革。本文从顺周期问题着手，讨论研究如何合理解决当前资本监管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合理解决资本监管中顺周期问题提出四点建议：1、引入中立指标或者逆周期指标等作为监管框架的补充；2、改进现有的风险计量体系；3、加强对金融机构薪酬管理体制的监管；4、出台存款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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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监管 金融危机 宏观审慎监管
在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中，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已成为各国共识。保险业作为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保险业的监管体系，加强保险监管，对防范危机、减小经济波动起着重要作用。
一、加强监管的必要性
（一）金融创新与监管滞后
此次金融危机对保险业的影响主要来自保险机构开展的类银行业务，而非保险业务。美国国际集团（AIG）虽然在保险业务上保持增长，然而大量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却使AIG陷入财务困境。CDS用于对债务抵押债券（CDO）进行担保，与保险的区别在于，CDS的购买者不需要真正持有CDO，因此CDS可以被用于投机活动。AIG的金融服务部门从CDS中赚取了丰厚利润，2005年为32.6亿美元，接近当年AIG总收入的20%。随着2007年住房按揭违约率的上升，CDS所担保的债券大量违约，AIG因CDO违约而对投资者和投机者进行赔付，使其2008年的亏损额达到993亿美元，巨额亏损导致AIG的信用评级下降，信用评级的下降又加剧了AIG的现金流危机，最终AIG依靠美联储378亿美元的贷款才免于破产。
虽然保险机构不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其发行的CDS充当了传导危机的载体，因此CDS的监管对防范危机至关重要。然而，CDS不属于保险，不在保险的监管范围，作为一种场外交易的金融衍生品，CDS也不受到证交会的监管。由于监管缺位，CDS业务的拨备长期不足，致使这些保险机构在危机发生时陷入了流动性危机。
（二）保险业的顺周期性
保险业的顺周期性与保险机构的经营有重要联系，特别是保费收入和保险资金投资的顺周期性。在经济上行时期，受到经济利好消息影响，保险机构采取积极的发展战略，行业竞争加剧，为了扩大承保量，保险机构常常降低产品价格，扩大承保范围，放松核保标准，保费收入增加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的潜在风险扩大。此外，投资是保险机构获取利润的主要渠道，当经济上行时，保险机构保费收入增加，投资量随之上升，同时资产价格上涨又使保险机构投资收益增加，促使保险机构进一步扩大投资量，而经济下行则会使保险机构在证券市场上遭受严重的投资损失，从而扩大保险业的顺周期性。
薪酬激励机制过于强调短期绩效也会增加保险机构投资的顺周期性。许多保险机构是基于年度盈利而非风险状况来制定具体的薪酬制度，这助长了高管的风险容忍度，高管为了追求短期利润忽视长期风险，在经济上行时期投资于高收益，高风险的资产。尽管短期内的绩效提高，然而从长期来看却加大了保险机构面临的潜在风险，当经济下行时，由于积累了大量风险，保险机构收益将会出现大幅下滑。
二、加强监管的措施
（一）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缩小监管真空地带
金融创新使保险机构的跨业经营越来越普遍，这些新业务的发展增大了风险的相关性和复杂度，有些业务甚至完全处于监管范围之外。当前的监管体系主要强调单个保险机构的风险控制，缺乏对整体风险的考虑，要缩小监管的真空地带，必须把微观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保险监管部门要与银行业和证券业的监管部门相互配合，解决分业监管问题，缩小监管真空。针对保险创新，宏观审慎监管在预留一定空间的同时，要加强对于过度创新所带来的风险的预防。
（二）加强逆周期监管
为了缓解保险业的顺周期性，在经济上行时，应鼓励保险机构采取较为保守的风险评估模型，减小保险机构的承保风险。对于偿付能力和准备金的顺周期性，可以引入逆周期的偿付能力资本要求和前瞻性的准备金制度，允许以“预期损失”为标准，提前确认损失，鼓励保险机构在专项准备金之上计提反周期的一般准备金作为缓冲，使资本和准备金在经济上行时得到积累，在下行时动用，发挥“以丰补歉”的作用，增强保险机构应对危机的能力。
为了消除风险根源，应当完善薪酬激励制度，加强薪酬发放的统筹安排，将风险控制纳入绩效考核指标，扩大中长期考核指标的比重，建立跨周期的薪酬分配制度，引导高管行为与保险机构的长远利益相一致，克服其短期化行为。
（三）对中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对我国保险业的影响主要在投资收益方面，资本市场的大幅下挫影响了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2008年国内保险公司的平均投资收益率仅为2%，远低于2007年的10.9%。
国内保险业存在一定程度的顺周期。对此，监管部门需要立足我国保险市场的现实状况，针对我国保险行业中的顺周期效应，加强逆周期保险监管。
我国保险业的系统性在资本市场、养老健康保障、“三农”等方面皆有所体现。由于我国各家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同质化程度很高，经营差异小，容易导致羊群效应，加剧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要加强系统性监管，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增强对系统性风险的应对能力。我国保险行业长期面临着创新不足的问题，保险市场的发展需要推进我国保险业的创新能力，同时应加强对创新风险的防范，限制创新型保险产品所占比例，保障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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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香港对外贸易
1、引言
金融危机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之一。1997年由国际投机资金冲击泰国货币泰铢而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平均贬值25%-70%（何慧君，1998），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的香港为维持汇率稳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亚洲地区及受此影响的其他国家经济衰退也对香港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巨大损失，香港对外贸易出现了将近一年的负增长。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但由于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影响范围不同，导致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机制也有差别，香港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措施也不同，通过对比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有利于香港在世界经济运行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和政策，从而更好的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
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再到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理论、佛农的产品周期理论等，理论界对国际贸易的运行规律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国际贸易属于一种经济活动，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波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贸易活动。Cantor和Mark（1998）、Baxter和Crucini（1995）等人的早期研究确认了国际经济波动中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和合理性。石红莲（2010）认为在全球化经济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经济波动都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进而向全球范围扩散。经济波动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以及资讯等渠道传导的。陈学彬、徐明东（2010）金融危机短期内对国际贸易最直接的两个主要影响渠道为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王会强、（2010）重要从收入、价格、汇率、外商投资等方面研究了金融危机对河北省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其对外贸易的三个部分比较分析两次金融危机对其影响。
2、对外贸易指标变化比较
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节约社会劳动，不但使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还可以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衡量对外贸易的指标主要有对外贸易规模、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价格指数、对外贸易地理方向以及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等，金融危机通过影响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周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环境以及汇率等方面作用于对外贸易。本文主要从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规模、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和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等三个指标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2.1 对外贸易规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贸易额进入全球前十，并成为世界最大的转口贸易地。金融危机影响对外贸易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外贸规模的减小，东南亚金融危机中，1998年1月份香港进口和转口贸易开始出现负增长，1997年11月开始出现港产品出口负增长，并持续十多个月。国际金融危机中，港产品出口负增长首次负增长出现于2008年3月，进口和转口贸易均于2008年11月开始负增长，并持续将近一年。分别取两次金融危机周期中三年的月度贸易额增长率，东南亚金融危机从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国际金融危机从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其进口贸易、港产品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增长率变化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见，两次金融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香港对外贸易规模，但是影响的范围和时间长度却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贸易的影响力度明显比东南亚金融危机强，但后者影响持续的时间更长，国际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2.74%，港产品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50.64%，转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2.44%，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2.38%，港产品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1.96%，转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16.73%。国际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2个月，港产品出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22个月，转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2个月，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6个月，港产品出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26个月，转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5个月。此外，两次金融危机周期中，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贸易影响波动明显大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对港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先于进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可见，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属于暂时性的冲击，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则属于长久的影响。
2.2对外贸易地理方向
对外贸易地理方向是指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额的地区分布和国别分布的状况，即该国的出口商品流向和进口商品来自哪些国家或地区，说明一定时期内各个国家或区域集团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地位，通常以它们在该国或地区进出口总额或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来表示。一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通常受经济互补性、国际分工的形式与贸易政策的影响。从两次金融危机周期中分别取6个月香港十个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额增长率数据，如表3所示。
从表3可见，香港进口贸易中，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的是香港从日本、台湾、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瑞士以及泰国等国家的进口，而从中国内地和韩国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国际金融危机中，主要影响香港从中国内地、日本、新加坡、韩国和瑞士等国家，而从台湾、美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泰国等国家的进口影响则相对较小。港产品出口贸易中，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影响香港与中国内地、新加坡、日本、韩国、澳门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对香港与美国、台湾、瑞士和英国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不明显；国际金融危机对与香港贸易的前十大国家和地区都有较大影响，但影响的时间先后有差别，对香港与瑞士、澳门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相对较晚一点。转口贸易去向中，东南亚金融危机对香港与日本、印度、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的贸易影响比较大，与中国内地、美国、德国、台湾和英国等国家的影响较小，而与英国的贸易额还处于上升之中；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与美国、德国、韩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比较明显，对香港与中国内地、日本、印度、台湾和越南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较小。
2.3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进出口贸易中各种商品的构成，即某大类或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与整个进出口贸易额之比，以份额表示。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主要是由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自然资源状况和贸易政策决定的。香港实行高度开放的贸易政策，服务业发达，制造业份额相对比较小，使得香港产生制造业空心化现象，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香港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如表4所示。
从表4可见，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主要商品的进口、港产品出口和转口贸易均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对出港产品的出口影响较大，杂项制品、矿物和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和电动机械、仪器用具及零件等降幅均超过或接近30%，转口贸易中降幅超过10%的有四种产品。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非金属矿物制品进口、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的出口，而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的进口和转口均有所上升。
3、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影响的机制比较
3.1 金融危机的收入效应影响比较
金融危机对贸易最直接的影响是以收入效应降低贸易对象的实际购买力，即主要影响香港的出口贸易，香港的出口市场主要是中国内地、美国、东南亚以及西欧国家，两次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收入的影响不尽相同。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影响东南亚的经济，从各国实际GDP增长率可以看出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1998年实际GDP增长率迅速下降，日本1998年增长率为-2.05%比1997年下降了3.61个百分点，韩国和印度尼西亚1998年增长率分别为-5.71%和-13.9%，比上年下降了11.48%和17.84%。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机会影响了香港的整个出口市场，美国收入减少后，对香港的产品和劳务需求就会降低，直接导致香港出口的减少。同时，美国是全球进口大国，与诸多国家保持高度相关的直接或间接贸易，通过国际间的贸易进而影响香港对欧盟、日本等国家的出口。
3.2金融危机的价格效应影响比较
价格效应主要影响香港的状况贸易，由于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两次金融的价格效应对香港对外贸易的机制具有差异。亚洲金融危机的价格效应主要表现为东南亚各国的货币贬值，而20世纪末香港主要是与中国内地、日本、西欧以及美国之间进行转口贸易，与东南亚的转口贸易比重比较低，故而通过价格效应的影响不大。国际金融导致全球商品价格下降，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率，直接导致本地生产企业生产积极性下降，出口减少。但是，美元的贬值降低了包括石油、矿产品、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从而降低一些企业的进口成本，这个有利于香港的转告贸易。所以，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是综合性的。
3.3金融危机的汇率效应影响比较
东南亚和韩国、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对香港的出口竞争力构成了不小的威胁。由于实行联汇制，港元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7.749～7.730之间，相对其它亚洲国家货币间接有大幅度的升值，使香港产品的出口价格竞争力有相当大幅的减弱。在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的影响下，国际市场的一些商品价格下跌，如1998年初国际市场工业制成品价格比1997年9月降低了10%，涤纶切片、纤维和棉纱等产品也因韩国和印尼等国的低价倾销而价格下跌。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经济大幅下滑，美元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有利于美国的出口，从而影响香港对美国的出口。
4、结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虽然产生的原因不同，但都对香港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而且反应迅速，但是其影响力比国际金融危机小。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是从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导致香港的实际汇率上升导致香港对外贸易下降，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是影响香港的对外贸易环境，欧美国家的实际需求下降，转口贸易和港产品出口贸易受到冲击，日本、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疲软进一步加大了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中香港的对外贸易政策比较及时和完善，从而比较迅速的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从两次金融危机中可以发现，内地和香港出口中受冲击最小，能保持出口价格和销量不变或增长的是高新技术产品和优质名牌产品。陆港合作开发高科技的提法早已有之，全球的知识化、高科技化和香港出口竞争力的相对减弱都不容香港再迟疑不前。由于香港本地技术、人才、资源和成本的限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仍要借助内地，因此应充分发挥香港本地信息、资金筹集、服务方面的优势，相互合作增强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共同防范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盛洪昌.国际贸易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毛艳华.香港对外贸易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张作乾.香港对外贸易[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