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6 11:40:2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治理范式，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 进入21世纪，社会的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多样化、风险化等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带来了社会的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势下，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复杂性时代呼唤多元治理。多中心治理、多层级治理、多维度治理的涌现，正在从治理主体制度、治理结构体制和治理功能机制上改变着既有的公共治理模式。改善公共治理，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对多元治理新的发展态势，公共管理者不可不察。
关键词 复杂性社会 多元治理 多中心治理 多层级治理 多维度治理
复杂性社会呼唤复杂性治理
霍金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就已经断言：“下个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①复杂性和复杂系统是在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演化中所呈现出来的重要特征。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证实了霍金的预言，复杂性特征更加显著。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在20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关于复杂性研究的知识储备。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叫做复杂性科学。从20世纪30年代系统科学起步，到20世纪末期复杂适应性系统的提出，复杂性分析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涉及自然、工程、生物、经济、管理、军事、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
在分析意义上，“复杂性从对因果关系的线性模型的思考转移到寻求理解要素之间的联合和互动上来。”②复杂性与简单性相对应。简单性见诸“牛顿范式”的经典科学，秉承普遍性、还原性和分离性原则，将整体视作部分之和，轻视关系的基本作用，无法真正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复杂性的思想源自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对事物的认识，发达于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对非线性关系的探索。“老三论”和“新三论”构成了复杂性科学的主体。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将其概括为“复杂性范式”，用以解释复杂系统的构成、演化、涌现、自组织和自适应等特征，强调系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深化了人们对于关系的认识。复杂性科学认为系统是由节点和关系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多智能体组织和复杂适应。在社会科学领域，20世纪以来兴起的社会网络研究、21世纪方兴未艾的网络治理研究等，都是复杂性范式的具体运用。在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思危等人就积极倡导在管理学领域开展复杂性研究。2008年，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了国内首个公共管理领域的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借助复杂性科学探索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路径。如今，复杂性治理已经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崭新课题。
从管理学意义上讲，与“牛顿范式”和“复杂性范式”相对应，分别存在两种不同的管理范式。基于牛顿范式的是工业时代科层化的组织形式、一体化的职能作用和指令化的控制机制，这种管理可称之为简单管理范式。简单管理范式针对工业时代的稀缺经济，用标准化的方法和不变的路径进行效率控制，在闭合系统中解决显性问题，来维持简单循环。基于复杂性范式的管理以网络化结构为组织运转基础，重视对环境的适应，通过分权化和学习进程进行协作。这种管理范式针对信息时代的丰裕知识，采用创造性的方法和创新型路径进行协同合作，在开放系统中解决共同面对的复杂问题，无论显性拟或隐性，去克服异常冲突和综合性矛盾。③毫无疑问，现代公共治理必须迎接复杂性管理范式，以回应复杂性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
复杂性社会对于公共治理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信息时代扁平组织的挑战。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逐渐呈现出扁平化特征，传统的科层金字塔正在演变为交织在一起的网络。在网络组织中，权力呈现分散化和均等化趋势，权力中心下移，权力距离缩短，人们之间互赖增强，需要不断适应动态变化。第二，是水平决策的挑战。网络化的治理结构极大地改变了决策形式和决策过程。权力分散化带来了多中心格局，权力均等化趋势正在催生多层级自主性，垂直的集中决策已不足以应对人们之间的水平互动，单纯的命令开始让位于决策的商议过程。第三，间接控制的挑战。在工业革命、电子革命、信息革命的共同作用下，当今各种社会力量的协作达到了空前高度。国家治理涉及经济社会的诸多领域，吸纳了各种力量的参与和贡献，无法进行全面而直接的控制，需要通过协作提升协同水平。第四，疆界跨越的挑战。信息网络的兴起悄然摧毁了人们之间许多固有的疆界，全球化发展解除了许多原有壁垒，这意味着一个跨疆界时代的到来。当今世界的景象是，市场跨疆界运行，经济跨疆界发展，社会跨疆界合作，文化跨疆界传播。于是，公共治理需要在跨疆界的交错延伸中不断解决差异性问题，应对矛盾冲突新的综合，实现在混沌边缘的共生进化。④
面对世界图式的复杂性，人们提出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各种模型。在认识论意义上，主要是计算复杂性模型。在本体论意义上，复杂性图式包括组分复杂性、结构复杂性和功能复杂性三大模型。由是观之，复杂性公共治理至少要考虑治理主体的组分问题、治理结构的体制问题和治理功能的机制问题这三个层面。从主体看，复杂性治理源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由一系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动者参与其中，它涉及集体行动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从结构看，复杂性治理包含着社会自主行动者关系网络的形成和自组织管理的内容，展示着从节点到层级不断增强的自主性对扁平化层级网络中相互作用的拓展。从功能看，复杂性治理表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制衡关系的变化以及公私责任关系的变化，它需要政府在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基础上能力和责任的提升。⑤在当代公共治理研究中，多中心治理模式、多层级治理模式和多维度治理模式的涌现，恰与复杂性图式的三大模型相呼应，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多中心治理的制度创新
复杂性适应系统理论认为，宏观系统的复杂性可归结为微观个体行为的适应性。就复杂系统适应性意义而言，公共治理正在演化为一种网络化治理，要求“把各种参与者都看成治理主体，充分发挥参与者的主体性作用”。⑥兴盛于20世纪末期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就是复杂性治理网络的主要表现形态。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公共管理克服了政治与行政之间的简单分离倾向，走出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线性区分逻辑。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机构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格局已经形成，多中心治理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理念和治理模式。多中心的概念最早见诸迈克尔·博兰尼对社会秩序的研究，现在看来，他关于指挥秩序和多中心秩序的区分恰恰说明了简单性治理和复杂性治理的两种不同状态。在奥斯特罗姆等人那里，多中心的涵义进一步扩展，其外延囊括了思维方式、理论架构和治理模式。在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核心的制度学派的努力和倡导下，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和模式在当今世界已经广泛流传开来。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一门具有代表性的学科之一，范式的发展和转化也是科学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我国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新范式的发展也需要抛弃以往的陈旧观念，并且吸取其中的精华，从而更好的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但也不能一味的进行批判，也要适度的扬弃，这样才可以保证未来能够有更优秀的成果诞生。然而，我国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新范式和新形态还需要以客观现实为发展的核心，并且按照新时代的基本要求来进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和进步。
1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思想政治理论研究的新范式要更多的注重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只有在针对现实客观问题进行研究的前提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新范式的研究也才更具科学性。而社会问题也是社会的重要标志，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也是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此前提下，社会科学知识与思想政治理论新范式的研究也可以有效的结合在一起，这对于思想政治学科知识理论的构建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范式发展，应该如同马克思提出来的，一个时代的关键问题，并不是为了提出答案，而是为了提出一些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是能够根据时代的共同命运提出来的。因此，思想政治理论的研究，应该对于一些具备格局性的大问题、对现实有重大影响的关键问题进行关注，同时也应该对于一些老的问题进行关注。问题是研究和探索的动力，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不仅仅诞生于时代，也孕育于过去时代的理论成果。所以思想政治理论是一个革命的过程，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从各种土壤养分当中逐渐成长起来。
2对各学科知识、思维的吸收与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是富有层次的学科，如果单纯采用数量极少的学术知识进行研究，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本身也是起到阻碍的作用。而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对于不同的学科知识进行吸收之外，更对于不同学科本身的思维模式的吸纳以及弘扬。思想政治教育在过去的理论范式当中还是存在思维模式系统性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注释和整合有关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但是并没有形成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思维模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不仅仅是知识内容的发展，更是学术思维模式的成长，这样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模式和探索问题的方法。
3学科支撑与关键研究点
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应该是以中国当前的发展问题作为研究的关键点和学科支撑。因为当前中国的改革开发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只有配合当前中国的发展实际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和研究成果，才能够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学科价值。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备时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种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互相之间碰撞和融合，因此，在上层建筑的构筑和发展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这一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过程当中的理论研究落脚点，更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学科支撑。
4结束语
思想政治教育是具备了重要的学科价值，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范式发展需要进一步转化，根据国家和时代的要求，调整自身的学科结构和研究方法，以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作为支撑，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促进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素养的提升。这一点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更是时代和民族发展的重要软实力之一，值得深入探索和发展。
作者：王英华 单位：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内容摘要：“范式”概念的提出为犯罪原因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理论工具，可以将当前一般犯罪原因研究划分为因素理论范式和系统结构理论范式，这两种理论范式各有其优长和局限性，对于我国犯罪原因研究而言，既要重视多因素研究范式的实用价值，也要充分发挥系统结构研究范式的理论优势，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科学构建起犯罪原因理论体系。
关键词 ：犯罪原因；范式；系统结构理论
郑江涛，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事安全保卫系刑事侦查教研室副主任，讲师，《军队保卫工作》杂志编辑，现主要从事军事安全保卫、预防犯罪、军队政治工作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自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S·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必要的张力》等著作中提出“范式”这一重要哲学概念以来，基于“范式”的思考和研究不仅广泛地影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还波及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时至今日，几乎每个学科，都有关于“研究范式”的反思、选择和转换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之下，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汲取借鉴国内外犯罪原因理论研究成果，有必要借助“范式”的概念对当前犯罪原因的理论研究进行反思和整合，进一步推动深化犯罪原因理论的创新发展。
一、犯罪原因研究范式——问题的提出
（一）“范式”概念的源流
美国学者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式”问题。“范式”(paradigm)一词，在希腊语中是“范型”、“模特儿”的意思，亦有学习拉丁语时的词形变化的“典型范例”的意思。库恩的“范式”概念内涵较为复杂，并不十分的确定。就国内学术界早期的观点来看， “范式”一般是指从事同一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该学科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近年来有学者认为：“范式”是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它决定着某一时期的科学家集团所共有，持同一范式的科学家因其有着共同的信念、价值标准、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技术而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并归纳了“范式”在5个层面上的含义，即范式是一种关于对象的理解、解释系统；是一种构成该学术群体的研究基础及范围、概念系统、基本范畴和核心理论的理论框架；是一种学术共同体学术活动的理论背景；是一种方法论和基本方法；是一种学术传统和学术形象。
库恩认为，科学研究的范式像一整套“前提假定”一样，成为同一学科领域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认可的规则或标准；范式的形成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如数学和天文学领域中在古代就已经确立了一定的范式，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也早在17世纪科学革命以后就获得了稳定的范式；范式的变化则引起一门学科革命性的变化，它的形成和变化构成了科学的发展史。库恩的“范式”概念提出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学术界，学者们普遍地开始借助“范式”这一概念对本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进行反思和整合。
（二）犯罪原因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如前文所述，范式的形成和确立是某一领域理论研究成熟化、科学化的标志。人们在对犯罪原因长达数百年的探索研究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其特有的一些思考模式和学术传统。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运用范式这一概念对犯罪原因理论成果进行观察和思考。在国内的犯罪学研究中，已有学者注意到了犯罪原因研究中的思维模式、理论框架这方面的问题，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总结，通常表述为“犯罪原因的认识途径”问题。笔者认为，“认识途径”这一概念不能很好地表达出对犯罪原因理论的整体性反思的意图，这种总结与反思应当上升到“范式”的高度。
在犯罪学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学派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犯罪原因进行了持续的大量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理论成果和多种多样的学术流派。面对如此多样的理论和流派，在如何进行梳理和归类这个问题上，学术界一般将其归纳为犯罪生物学理论研究、犯罪社会学理论研究、犯罪心理学理论研究、犯罪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犯罪政治学理论研究和犯罪经济学理论研究等。一般认为，众多理论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当属犯罪生物学理论、犯罪心理学理论和犯罪社会学理论研究这三大流派。笔者认为，这种流派的划分只是着眼于不同理论的外部特点，并没有针对各种学术流派内在的理论建构模式进行分析。借助于库恩的“范式”理论，我们可以对种种纷繁复杂的理论观点进行更为根本和简洁的概括归纳。
二、我国犯罪原因研究中的理论范式现状分析
本文中所称犯罪原因研究范式，具体有三层涵义：一是指学术界在犯罪原因研究时所采取的思维模式；二是由这种思考模式形成的学术成就；三是由前两者形成的一种科学习惯、也可理解为一种学术传统。基于这样一种“范式”的概念，可以将目前犯罪原因研究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犯罪原因的因素理论范式，另一类是犯罪原因的系统结构理论范式。
（一）因素理论范式
因素理论可以理解为“引起犯罪的因素理论”，该范式着重对产生犯罪的直接原因和相关条件进行研究，探讨引起犯罪的因素与犯罪产生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模式的核心观点是：犯罪是各种引起犯罪的因素影响的结果，至于这些因素是犯罪产生的原因还是条件，以及它们对于犯罪发生作用的强度、联系的性质则不进行区分。
在犯罪学发展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因素理论范式：
1．单因素理论
单因素理论是指只从一个方面去解释犯罪产生原因的理论，最早期的犯罪学理论在研究犯罪原因时，多认为犯罪的解释只有一种方法。最典型的就是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论”，该理论认为犯罪就是生物遗传的必然结果。直到20世纪初，这种单因素理论一直在犯罪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其间，一些犯罪学家也注意到生物学因素、心理学因素和各种社会因素对犯罪均有影响，但他们仍然试图从其中看来是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原因出发，来解释犯罪行为。这些理论从理论范式角度分析，仍然是一种一元论的观点，是单一原因的理论模式。事实上，无论是个体犯罪现象还是群体犯罪现象，都不存在惟一一个决定性的原因。随着对犯罪问题研究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认识到单因素理论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其无法对犯罪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在现代犯罪学理论中，这种理论范式已基本被淘汰。
2．多因素理论
多因素理论也称机械的、静止的多因素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犯罪的发生不能简单的只从某一个方面来解释，而应当由大量的犯罪因素共同影响而产生。这些因素是指决定犯罪发生和影响犯罪变化的各种现象；由于学者们研究的角度不同，对于这些“因素”包含的具体内容的认识也各不相同。多因素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犯罪社会学派的学者菲利，他将犯罪原因分为社会因素、个人因素和自然因素，提出著名的“三因素”说，英国的学者也采用了与菲利相类似的分类方法。法国的塔尔德将引起犯罪的因素划分为犯罪的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另外，联合国第一届预防犯罪和对待犯罪人大会发表的《预防少年犯罪》的文件中，区分出原因、因素、动机三个概念，当它们在一起使用时，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多因素理论范式之下，尽管人们对引起犯罪的因素认识不同，表述各异，但都认为犯罪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这些影响犯罪的因素之间，既没有作用力大小的差别，也没有联系远近的区分，因素集合中的每一要素在一定情况下都起着独立的作用，与犯罪发生的联系是一种机械的、相对静止的联系。这种多因素理论在当代犯罪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犯罪学的研究。
（二）系统结构理论范式
一般系统论的产生为犯罪学家提供了研究犯罪原因的新方法__一系统方法。由此产生了犯罪原因的层次结构理论。系统科学中的“结构”是指组成一个整体的各个因素之间稳定的相互联系，实际上在此意义上的结构指的是系统结构，它所具有的一个特点是整体功能。整体功能是指系统结构整体上的性质和功能不等于系统各部分孤立状态时的性质和功能的迭加，其实质在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整体性增值效应”规律。系统结构论的观点认为：“要素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关键在于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及关系结构，由此而形成的不同功能（机制），决定了人们行为的方向和性质。即使是同样的要素，由于不同的秩序、结构，其机制、功能也不同，其行为的整体意义也不一样。”用这种观点来解释犯罪产生的原因会使不少罪因研究的疑难问题迎刃而解。因为将各种犯罪因素堆砌在一起，孤立地看待它们，只能看到各种犯罪因素量的增减，它不产生质变；而我们如果将各种犯罪因素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即有层次结构的系统，则这些犯罪因素的作用力或者说是功能则将发生质变。
这种理论范式借助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来分析犯罪发生的过程，认为犯罪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虽然这种理论与多因素理论一样，都承认犯罪原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认为犯罪是由多种社会现象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所引起的，但系统结构论更加强调致罪因素群内部的层次结构，即若干种因素发挥作用并非是相同的或简单累加的，这若干因素经过内部复杂的整合之后，是作为一个整体推动犯罪行为发生发展的。这种理论范式认为犯罪的产生有其直接原因和条件；犯罪的直接原因和条件还有其产生的原因，即犯罪产生的基本原因；在基本原因背后，还有致使犯罪基本原因存在的犯罪根源。系统结构理论的核心观点主要有：第一，犯罪原因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如果只有某个孤立单一因素，没有与其他因素互动所形成的合力，是不能或不足以引起犯罪的发生的；第二，各种犯罪因素以不同方式，不同力度影响或决定着犯罪的发生和变化，有的因素从根本上发挥作用，有的则从外在条件上起着延缓或加速的作用；第三，犯罪原因是由多种复杂的犯罪因素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也称罪因系统，即一个由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致罪因素构成的整体。
三、两种范式对当前我国犯罪原因研究的启示
多因素理论和系统结构理论两种范式，从其发源地区来说，西方学者广泛采用的是多因素范式，而系统结构理论则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学者为主采用的研究范式。从产生时间上来说，多因素理论是在批判单因素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系统结构理论则是建立在多因素理论研究丰厚成果基础之上的较新的理论。两种理论范式各有优长，也均有其局限性。对于当前我国犯罪原因的研究而言，应当充分认识两种研究范式的理论品性，扬其长、避其短，更好地服务于综合治理工作实践。
（一）要重视多因素研究范式的实用价值。
多因素理论以各种引起犯罪的直接因素为着眼点，侧重于经验和实证的研究，力图全面解释直接引起犯罪的因素对犯罪的作用和影响。多因素理论的优点是对犯罪原因的认识直观、生动，便于我们清楚地认识各种引起犯罪的因素与实然犯罪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犯罪预防决策的指导方面，多因素理论更具实用价值。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在深层次起作用的原因固然可以在理论上进行透彻分析，但这些根源往往涉及历史因素和社会整体架构，难以在较短时间改变。更具体、更富有成效的预防犯罪的对策、通常要针对犯罪产生的直接因素来确定，因而多因素理论的研究模式更能为犯罪预防工作提供具体有效的指导。对于这种理论范式，国内学者大多数的观点是：其没有对各种因素影响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程度进行区别，也缺乏对犯罪发生的决定因素和影响因素、犯罪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的区分，因而不能全面地揭示犯罪现象与引起犯罪现象发生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的本质联系，是不够全面和科学的。笔者认为，在看到该类型理论自身局限性的同时，绝不能忽视该理论丰富、实用的研究成果，在综合治理工作实务中，更应重视多因素理论的指导作用。
（二）要充分发挥系统结构研究范式的理论优势
系统结构理论强调各种因素对犯罪的影响力是有区别、分层次的，这种区别既有质量上的差别，也有联系远近的不同。这种思考模式更具全面性和整体性，理论价值更强。有学者将这种理论价值归结为三点：一是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认识犯罪现象的本质，犯罪根源理论的提出，深刻说明了犯罪现象总是与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二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犯罪现象在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必然性。既然犯罪现象总是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相联系，那就足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随心所欲的产物，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产物；三是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犯罪原因的作用机制，从而科学地确定犯罪预防的指导思想。系统结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犯罪现象-的本质，其产生的深刻根源，从而能以科学的、历史的眼光认识当前国内的犯罪现象；由于系统结构理论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原则、方针和指导思想的科学确立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进行相关工作的战略部署上更加需要系统结构理论的支撑。
（三）要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科学构建我国的犯罪原因理论体系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生活；范式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其生活意义正日渐凸显。对受教育者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引导表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尤其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开始显现其重要性。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教育困境使得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对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观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受教育者的品格，积极帮助引导受教育者实现从行动到价值判断的转换，从而实现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因而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这一命题。
一、追问：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
在任何情境中，思想的探讨与话语的交流都需要共同的平台。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共同的言说方式。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我国的德育即大德育包括对受教育者的政治、思想、道德、心理和法制等方面的教育。因此本文所讲的德育指大德育，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西方的德育一般仅指专门的德育教育，与我国所讲的德育在内涵上有很大区别。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一般在中小学开展德育教育，而到了大学教育阶段则开始讲思想政治教育，其实质都是使受教育者通过对具有一定意识形态知识的专门学习，传承生活中的政治文化、道德文化和公民文化，形成个体生存和发展所依托的思想品德自主建构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方式。
在我国，人们通常在三种语境下谈论思想政治教育[2]。作为政治话语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核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教育；作为宣传教育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其重点是对受教育者进行政治、道德、思想、法律和心理素质教育；作为学术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把学校的德育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研究的对象，探寻其规律性。由于作为政治话语的思想政治教育仅指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其宣扬的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遮蔽现实的功能。而作为宣传教育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一些非意识形态的内容来进行，或把意识形态的内容包裹于非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中来进行，以此保证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所以，只有回归到作为学术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性中增强其学术性，有力地回应各界对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地位的质疑，也才能更好地为其意识形态的功能进行辩护。因此，本文所讲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作为学术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①，无论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形态，还是作为社会生活内核的各项制度法规、思想观念以及道德认知，都处在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其反映在社会现象上，表现为社会问题呈现出复杂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其反映在社会心理上，则表现为理想信念的失落以及价值认同的冲突，许多原先行之有效的传统道德观念丧失了约束作用，人们借以对日常生活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指导自己道德生活的明确标准日渐模糊化和萎缩化。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社会变迁和思想震荡就必然会反映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过程中。
其一，生活教育的缺席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相断裂。
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普遍存在教育的功利化、抽象化、理想化和非生活化等特征。表现在课程的设计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考虑的是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较为忽视受教育者本身需要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样思想政治理论课就容易流为一种仅为实现意识形态功能的教育，以及满足纯粹的社会生活秩序调整的需要，成为社会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这种单纯的以社会为支点来设计的课程教学体系，由于忽视了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需要，颠倒了受教育者与社会存在的正常序列，必然导致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漠视。
社会秩序不是终极的价值诉求，其合理性需要由人的现实生活需求来确认。只有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纠正过去的只是成为社会秩序的手段与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倒置性现象，扭转那种无视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感受和需求的局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唯有回归生活，并能够回应受教育者现实生活中的各类问题，才能真正引导受教育者及其对生活的思考，影响受教育者的生活方式，从而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的盲目性、空洞性和抽象性。
在教学实践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如果不能有效实现授课内容与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需要相衔接，将会直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与受教育者在教与学之间的断裂。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在于用其理论去影响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品格，使受教育者形成与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思想道德品质，并外化为受教育者在生活中的行动，达到培养和教育的目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320，“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实现由教到学，从而把一定意识形态的理论知识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品质，并外化为日常生活行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关键，也是最终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其作为“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双重力量的统一。
当今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5]。由此造成的人们精神上的空虚和迷茫，信仰上的危机和观念冲突的加剧，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者只有关注受教育者的生命感受和生活价值，而不是一味地强调社会的需要，才能缩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心理距离，从而摆脱思想政治教育的失语现状和“无人”困境。教育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关注受教育者的生活，就要求双方都能坦率而真实地活在当下，教育者要把受教育者的生命成长当成教育者自己的生命体验，对受教育者的生活感受和需求能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只有这样，双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才能从概念、术语和大道理中解放出来，教育者才能把自己的生命情感灌注到受教育者的生命体验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才能焕发出无限丰富的生命活力。
其二，教育意义的偏失引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脱域。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生活教育的缺席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断裂，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教育意义的偏失引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脱域。此种脱域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没有能够成功激发受教育者对生活意义的真实感受，后者只能逃逸到别处去寻找了。而“寻求意义，并在任何具体形式中赋予其价值意义，是人类内心最深层的呼唤”[6]。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应遮蔽人的现实生活需要，反而要对人的生活价值的本体论意义进行追问，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生活世界所展开的对话和交往的过程。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转变以往只满足社会需求的思维方式，以人为逻辑起点，以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为基础，使其在已有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引导和教育，不断地自我创造出能激发生命活力和对生活热爱的新规定来。正如克罗韦尔所认为的那样：“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不是资源，不是责任感，而是……去发现新的思维方式。”[7]
因此，必须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丰富内涵。从教育的最终归宿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关于受教育者的生存和发展以及探寻其生命意义和生活价值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通过专门的教育灌输一定的意识形态思想，更是通过人性化的教育积极帮助引导受教育者实现对个体生命的超越。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由于缺乏对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的关注情怀，背离了教育关怀和培养人的最本源的要求，从而使受教育者感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空洞和虚伪。尼采认为，“人性是由无数时代苦心积累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庙堂珍宝，守护这一珍宝，为之增添新的珍宝，是一切文化事业的终极使命”[8]，也是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最需要回归的价值理念。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要紧密结合受教育者的生活需求和切身利益，以及当今社会的热点和重大问题，更要结合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智慧和人性光辉的典型案例，才能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不断地传递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价值，让受教育者在现实生活的对照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从而达到对自我生活的终极观照。
由上分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必须直观其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诸种困境。一方面，它预设了以社会需求为主导的价值判断，但不应将其绝对化。只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注入人性关怀式的生活教育，才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范式必然要随着社会基础的深刻变化而发生与之相适应的生活化转换；另一方面，它只有意识到这一现状并与之相适应，才能在其范式生活化转换的过程中走出困境，作为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教育和生活教育，据以指导和评判现代社会生活。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走出当前教育困境的现实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的实质。
二、定位：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
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根源于社会生活本身的深刻变化，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525的思想观点。思想政治教育要及时反映受教育者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观念以及社会规范的变化，从社会基础的变化中寻找转变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认识清楚传统教育范式失效的社会根源，然后确立一种新的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教育范式，才能为走出当前的教育困境以及为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能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自信而有针对性地回答它是如何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有效道德指引，如何对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进行应然建构并发挥实然作用，如何在拓展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空间上做文章，以及如何通过解答受教育者生活中的各类问题而成为回归受教育者现实生活的有效理论载体的。
（一）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能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有效的道德指引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一方教育者首先在观念上要形成对受教育者生活上的尊重，尤其是对受教育者生活的社会道德观念的尊重。教育者应当意识到“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是教育之场所”[9]。这样，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教育者就需要有意识地把教育导向和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的生活、幸福、尊严和价值等结合起来，有目的地使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的生活紧密相连。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教育者在观念上对受教育者的生活观照。而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生活观念上的尊重是对受教育者生活的尊重，进而是对受教育者的尊重。
对受教育者生活的尊重更要由观念上的尊重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对受教育者生活的尊重。马克思就曾说过，“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10]。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教育者一定不能抽象地或泛泛地空谈理论和大道理，而是要结合受教育者的实际年龄、生活境遇、社会身份、文化素养以及行动能力等等，把对受教育者的观念上的尊重，通过教学实践中的对象化而具体转化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对受教育者生活的尊重。人的生活是人与世界相结合的方式，受教育者的生活也是其与世界相结合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反映在对受教育者的生活尊重方面，不仅表现在对其生活观念的尊重上，还表现在对其现实生活的尊重上，从而可以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由此可知，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先与受教育者的生活紧密相连，使其能够在反映并尊重所处时代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
（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能为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进行应然建构并发挥实然作用
首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是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思想体系载体发挥着对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进行应然建构的功能和作用的。具体而言，每一种思想体系都对生活世界的应然建构进行了一种可能性的想象，或者说对生活世界为何及其意义进行正当性思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想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当前社会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教育，反映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的本质和要求。其必然要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提出理论和观点，对受教育者尚处于朦胧状态的要求和想法加以引导，并以系统理论的理性形态表达出来。这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占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的载体，在回应受教育者的生活需求及激发其创造生活意义上，为受教育者生活世界的应然建构提供了理想图式。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对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进行应然建构，还要在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世界中发挥实然作用。这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占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的载体，就产生了如何对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发挥实然作用的问题。对此，宾克莱说得好，关于思想体系，“它可以被视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它要求每个人作严肃认真的努力去选择他认为对于他个人，对于全社会都是最有意义的那些价值”[11]。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以系统的思想体系确立的社会价值教育，在为受教育者的生活提供道德指引及回应其生活需求的基础上，为激发受教育者创造生活意义提供了价值判断标准。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为建构受教育者生活世界的精神动力和现实力量。这也同时表明，思想政治教育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体现人性的要求。人性是人文精神的现实表征。“人文精神作为文化世界的精神，体现着对作为文化世界本体的人的生命过程的理解，从而就凝聚着对人的生命理解的本质规定”[12]。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体现人文精神的价值载体，只有凝结着对受教育者生活过程的理解和对受教育者生活理解的本质表达，才能真正成为建构受教育者生活世界的精神动力和现实力量。
（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能拓展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空间
在哲学上，意义包括意指和意谓。意义的对象即意指，不断地赋予对象以新的意义即意谓。人对意义的把握“不是对事实的认知，而是根据规律即逻辑进行的创造性选择和建设性附加”[13]。人们总是在创造一种有意义的世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了有效的道德指引，对其生活世界进行应然建构并发挥实然作用，从而就在合乎逻辑地演绎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上拓展了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空间。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在彰显自身意义的这些行动中，才能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从实践角度看，“一个人不多不少就是他的一系列行径；他是构成这些行径的总和、组织和一套关系”[14]。受教育者只有把所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为生活中的一系列行动，才能在这些行动中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也才能真正拓展自身的生活意义空间。
具体而言，通过受教育者的行动，思想政治教育为其生活世界提供了某种可能性。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对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就在于受教育者的生活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受教育者并不必然就是他/她现在的这个样子，经过思想政治教育以后，其会通过今后生活中的行动把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各种可能性展现出来。这种可能性意味着超越。只有在超越中，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拓展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空间。而这种超越就是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下，在行动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因为受教育者自身具有有限性，才需要以社会主导思想体系的载体为中介，在行动中进行确信，从而实现对自身的超越。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体系载体。它通过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让其对自己的行动深信不疑（即确信），从而为自身生活世界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受教育者就在自身可能性的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中拓展了生活意义空间，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
（四）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能通过答疑解惑成为回归受教育者现实生活的有效理论载体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的一条最基本的原理。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506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答疑解惑，不仅在于用一套系统的思想体系来正确地“解释世界”即反映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在此过程中，通过丰富和修正自己，来批判实践和指导受教育者的生活实践活动，以此改变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受教育者的生活实践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也才能真正成为回归受教育者现实生活的有效理论载体。作为社会占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的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总要在一定程度上把理性感受到的人文精神的时代要求，以及现实生活所体现出来的受教育者的生活需求和现实利益，体现在其思想品德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塑造中。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赢得受教育者的认同，才不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据和基础。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活动不是自然而然地自发形成的，而总是形成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建构中。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践中，教育者一定要把体现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通过答疑解惑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建构于受教育者的生活思考中。马克思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5]。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没有作为共同思想基础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如果没有反映意识形态的现实要求，那么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就不可能有稳定持久的和令人信任的思想体系，社会生活恐怕也不会有稳定持久的和健康有序的生活秩序。同样，社会生活秩序以及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活动都能从侧面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黑格尔认为：“现象是存在的根据，是比存在更为丰富的范畴。”[16]基于这一认识，可以说社会现象是现实生活的根据，体现着现实生活。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的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教育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受教育者进行专门的对象化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试图通过分析外在的社会现象引导受教育者塑造自己的生活世界。通过引导受教育者在现实生活中有意识有目的地寻找精神生活家园来寄放灵魂，并构建物质生活家园来藏裹身躯[17]，受教育者就能把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一系列思想品德和行为活动内化到自己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受教育者一旦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思想品行和行为习惯，就能反过来有力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同时有助于促进并形成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的构建。在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就能够成为回归受教育者现实生活的有效理论载体。
三、回归：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活指向
思想政治教育有其现实的生活指向。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活指向是指通过对受教育者的存在价值的本体论意义的追问，通过思考和解答关于受教育者的成长和发展等问题，立足于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世界，积极帮助引导受教育者实现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超越。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活指向既是从受教育者的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思考如何能够通过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将受教育者的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从遮蔽的生活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对其生命意识和生活意义的解蔽；同时又指向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实际存在的问题②，基于问题梳理受教育者在实际生活中的现实需要，通过问题反馈不断为受教育者释疑解惑，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发挥其应该起到的社会教育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在对这些问题的不断回应中才能确立和巩固自身。就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讲，坚持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更具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生活指向意义。
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活指向首先意味着，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生活化转换，教育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有意识有目的地走进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以避免因生活教育的缺席导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相断裂，以及因教育意义的偏失引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脱域的现象。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困境，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传统的以“填鸭式”为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远离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世界，让受教育者感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抽象性和空洞性，导致其对这种强制性的灌输教育从内心深处不认同或不接受。因此，根本性的问题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完成从传统教育范式向生活化范式的转换，确立以引导学生的生活需求和塑造学生的生活世界为主的原则。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所造成的弊端[18]，以及给受教育者带来的外在强制性束缚；另一方面可以在关注受教育者生活世界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其生活需求和有效塑造其生活世界，达到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活指向还要求教育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直接面对教学实践中实际存在的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切入点走入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问题反馈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启示是，单纯的意识形态教育并不能解决受教育者具体的现实生活问题。教育者要根据具体的教学情境积极引导受教育者的生活需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不仅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环节来完成，还要通过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表现来进一步确证。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来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更要通过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表现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样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重视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世界，更要在此基础上实现从传统教育范式向范式的生活化转换。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走出当前的教育困境，为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有效的方法论，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受教育者的生活需求和塑造其生活世界奠定坚实的生活基础。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加强意识形态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教育载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实现从传统教育范式向范式的生活化转换，才能真正作用于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达到培养人和教育人的目的。
注释：
①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大形态，分别为：“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说，我国目前正处在由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到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社会转型中。在社会转型期，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反映在观念上，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传统道德观念日益丧失了其对社会成员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②王天恩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他认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问题具有特殊的地位。通过对问题反馈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探索，可以大大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参见王天恩的《问题反馈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探索》，《思想理论教育》2012年第一期；《问题逻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思想理论教育》2011年第七期；《六个“为什么”与基于问题逻辑的教学方法改革》，《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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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并不是某个人的或者会某个集体所明确的行为规范，它于相对应的科学领域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成型并得到认可，它是一种学术研究领域在对应时期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的综述，是对于该项学术研究的所具有特征的重要标志。对于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相关工作的教育者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是其在平常的教学工作与相关研究过程中所需要共同遵守的规范。拥有与时代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这项工作而言极为重要。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的确立，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而言有着积极的意义，它在标志这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了一项常规的科学的同时，相应的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项研究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当社会进步发展，很多社会现状也与当初有着很大的区别，将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范式套用于今自然会有很多地方产生偏差。
（一）育功能的偏离。在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过于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作用，在部分的高校之中将思想政治教育转化成了对于学生的政治教育，这无疑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错误解读。思想政治教育拥有其丰富的元素。其中不仅仅是政治教育，同时也包含了思想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指导和法制观念培养等。仅仅是作为政治教育的存在无疑导致了对于其他方面教育的忽视。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所需要达成的目标无疑使相左的。
（二）对于学生群体所起作用的忽视。在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中一直并不重视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群体的主观意识。在传统的教育中，教师是整个教育过程的唯一主体，而学生这一受教育者则被忽视，在教育的模式上则是采取的单向的灌输观念。这种单方面的灌输式教育对于学生的积极性无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同时也会进一步的弱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所起的作用。
（三）教育模式的落后。在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才去的是生硬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的个体细节不予考虑，强硬的将思想理念灌输于所有的学生。这种无视学生个体之间差异的教学模式，终究会由于受到个体之间巨大差异的影响而难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所预期的效果，可谓是说事倍功半。
（四）研究的对象的单一化。在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研究的对象往往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对象，并在莫种意义上忽略了对于其他方面的研究。以个体素质与整体素质为例，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研究更加注重于个体的特定素质，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忽视了对于整体的素质发展提升的研究。这样一种定域式研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新范式形成的工作必须尽快的实施。
二、我们所追求的是怎样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新范式
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寻求一种新范式，以适应社会时代的变化已成为必然，但是我们需要怎样一种新范式，怎样的新范式才能满足需求？
（一）更具思考意识。在当今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中，学术思维的缺失极大的阻碍着该项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在现有的范式中思想政治教育逐渐的脱离了社会现实，丧失了对于学术成果的质疑能力。仅仅是停留于对于过去研究成果的不断重复，并不能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因而我们更应改主张学术思维，对问题以学术的角度，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事实进行分析；以学者的角度去思索正式教育的相关问题；以不断创新的理念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只有如此才能够达成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现实的统一。
（二）注重“问题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新范式应该注重对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能够对发现新的问题，抓准问题关键，并迅速处理问题。在对于已有问题的探讨以及新问题的研究中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三）放眼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新范式需要又有开阔的眼光，拥有世界性。在当今社会整个世界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应当能够拥有普遍性，要能够在复杂多变的世界环境中准确的把握中国的特殊定位，以此来确认其发展方向。同时必须意识到思想文化的融合是一种大势所趋，必须在成人这种趋势的同时明确中国核心的价值体系，以此作为思想融合构成中的重心。
关键词：知识经济；治理；公共治理
一、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治理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用来表示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活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与此同时，对于治理概念，诸多机构与学者进行了详细阐发，其主要的代表性观点如下：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同传统的统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权威的合法性，虽然治理和统治概念都必须涉及到权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论中不再像统治概念那样仅仅政府具备拥有权威的条件。也就是说，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垄断权力的政府。我们知道，统治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的具有权威的政治统治组织，然而，治理的主体则体现为多元性，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一种关系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二是权力的多向性，在统治的模式中，权力始终表现为集权，它为自上而下的、是单向的，公共行政忠实于政治权威，通过颁布规章、制度、法律来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理。与此不同的是，治理则是一个民主、上下参与的互动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话语民主、协商民主、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可见，公共管理治理应是指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超越政府与市场、公与私的传统二分法模式，并积极探索、采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技术。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机关，也可以是私人机构、非政府公共机构或各种机构之间的联合。公共权力在政府与社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去中心化的重新分配使得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新型民主价值。
三、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启示
1.明确定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共时挤压性”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双向互动得以强化，以往建立在传统的政治权威、经济权威、社会一体化基础上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逐渐退出微观市场领域而集中力量履行有限的管理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做到只“掌舵”而非“划桨”。具体来讲，政府要逐步放弃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把权力交给市场；提供优良的投资空间，把投资的权力还于社会及公民，激发和挖掘社会的投资潜力；把资源配置等应由市场才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使政府真正成为“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政府将主要集中精力在加强与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上，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服务，如法律服务、政策服务、信息服务等。
2.规范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公共领域边界的界定
政府治理的合作和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特质决定了行政实践中三个边界的划分以及行政约束的形成。三个边界，即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和公共领域边界，这三个边界的界定能够促使治理范式各个主体间相互约束，保证公共行政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一，市场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市场导向模式，私人性决定了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竞争的原则决定了社会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最大的合理化，这为市场的优势，界定其边界则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自觉借用市场力量及时调节和干预市场的公共性；其二，政府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绩效导向模式，即政府行为具有先天性不足，因此，建立在政府边界基础上的绩效导向的基本思路，就是旨在克服政府效率低下时，应用市场的手段来分化其公共权力；其三，公共领域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客户导向模式。公共领域的界定使得公共服务以客户为导向，无论市场、政府都要了解公民需要，要听取顾客的呼声，建立公民的抱怨追踪体系，赋予顾客更大的选择权力等。
3.多元化治理促进第三部门建设
[关键词]专业网站 门户网站 信息经济 信息服务 运营模式
一、专业网站中要素流动分类
1.信息流。本文的信息流指的是采用各种现代化的传递媒介,对新闻以及其他资讯进行收集、传递、处理、储存、检索、分析等步骤,最终或进一步处理成信息产品的过程。一般专业网站有大量资讯流的存在,信息流是网站的基础。
一般大众门户总是寻找那些最热点的内容,强调时效性,当这些内容不是最新消息之后,通常不会把它们作为重点使用。专业网站因为长期关注某一领域,因而能够在信息来源和用户来源上趋近一致,话题传播可以多次应用,或同一话题再次挖掘后被多角度应用、深层次应用。
信息流的流动成本包括信息、交换成本,信息网络建设运营成本等等。由于信息网络的建设使资讯流流动成本最小,速度最快,做信息流起步成本低。随着由于雷同信息的充斥,同质化逐渐严重时,会出现一般资讯免费,但是高质量的内容,独家稀缺资讯,会打破同质化竞争。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对行业公共信息、公共政策、公共服务需求越高。同时,政府对于如何充分利用资源的信息需求也越高。
2.商品流。本文商品流指商品的虚拟形式在互联网上的运动。电子商务网站是典型的存在商品流。与传统商品流相比,电子虚拟商品信息流动的成本低,速度快,成为商务形式的重要部分。
同时,随着互联网作为新兴技术越来越融入经济生活,网民越来越普及。即使专业网站,以信息流为主的网站,当流量足够大时,会吸引广告主投放广告。广告主认可网站价值,是希望通过平台更多地卖自己的产品。商品流是网站为企业推广销售的途径,为企业服务另外的途径。
3.社交流。Social NetworkSite(即社交网站)。1967年,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Stanley Milgram创立了六度关系理论,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按照理论,每个个体的社交圈都不断放大,最后成为一个大型网络。凝聚人际交往的线索,可以是熟人的熟人,或根据相同话题,或爱好,或学习经历进行凝聚。在互联网起步之初,相当一部分民营主办网站是从论坛做起来的。成熟论坛的特征,虽然pv量不是很高,但是用户黏度大,忠诚度较高,并且有不断的新用户加入,逐渐的成为社交的平台。随着web2.0理念的深入,在网站存储照片,上传音乐,开博客空间,玩游戏,交友聊天,以网络实名为基础,用适度轻松的方式,扩展真实人际关系。
随着个体社交圈放大,专业网站逐步成长为大型网络,影响力扩大。会员和游客的言论可以被汇聚,经过加工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流。社交流同时也可以与商品流融合。
二、专业网站的信息功能分类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这样写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他认为,当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时,就是在为全社会的经济生产作最大努力。个人追求追求自身利益能极大促进公共利益。
但是随着商业活动中竞争加剧,致使贸易保护壁垒增加。比如,2009年11月5日美国初步裁定,对中国输美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的反倾销税。据报道,此次是以量计算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采取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贸易行动。所以有部分企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可能会产生损害其他企业利益和市场秩序的行为。
如果仅仅追求个人利益,还可能增加不诚信交易。这说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必须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 西方国家开始了一场以收缩政府职能为主要特征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伴随着这场运动, 一些社会组织承担起一些市场不愿做、政府做不好的公共事务,成功地解决了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问题。
其治理理论认为, 随着公共利益的多元化和公共事务的复杂化, 政府作为对公共事务的唯一管理主体已日渐显得力不从心。政府正在进行角色转变,由政府向社会的全体成员平等地提供比如国防、外交、法律秩序等基本公共物品的一般需求。对于特殊需求,即特殊的公共物品, 如对该行业市场信息、技术培训、利益协调、维护权益等物品的需求。
按照“第三方治理”范式,在中观层面上应该有一个“第三方”为信息传递到每一个企业而努力。
模式一:通过专业网站行业的公共信息
政府宏观领域内调控,企业在微观领域内操作,专业网站等“第三方”填补中观领域连接。
在多中心公共治理范式下, 由于专业网站在中观领域的公共治理主体地位的确立, 使零散的系统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互动的网络, 从而实现网络中众多成员的有效沟通, 很好地解决了回应性问题,在中观领域内向会员提供公共服务,提供新闻,行情,政策动态,内参咨询,研究报告,交易供求信息等。同样,反方向的信息流也存在。经过专业网站收集、传递、处理、储存、检索、分析信息,从企业到专业网站到政府,有助于政府得到足够信息进行宏观调控,使经济系统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随着竞争的加剧,企业和政府越来越成为高标准、严要求的消费者。专业网站处于“第三方”公共治理主体地位,具有信息搜集、整理、分析的优势,同时处于信息的前端。比如在开篇,对油田用管的贸易战中,事隔五日之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在10日,在其官网上,声明:“我国出口的钢管价格合理,符合世贸组织(WTO)规格的。”并认为,美国对我石油用钢管反倾销、反补贴终裁结果不公正。
再比如,中国银行业协会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征询不诚信客户名单。经过相关审核程序后,逃废金融债务的客户不仅被列入信息资料库,而且协会还在其网站等媒体上公告这些不诚信客户名单。
在“多中心公共治理范式”新的治理范式中,构建出一个政府、专业网站和企业多中心公共治理主体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合作网络。第三方在这个治理网络中, 在政府越来越转换至宏观经济调控和公共品的提供中,会与政府之间有着广阔的合作。这种合作将不同于管理和被管理的硬性服从,而是平等的协商关系。
这种合作的目的将会是为企业正常经营增加更多信息,为政府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维护市场秩序。
此时由于代替政府去做行业公共服务,政府可以酌情加以补贴。
模式二:个性化信息服务
专业网站自身商业化运作,网站增加对企业的个性化服务,帮助企业做延伸服务,提供与免费会员差异化的服务。特别是对于细分化的市场信息、技术培训、利益协调等,由于介于公共物品和个体需求之间,其服务是否商业化运作目前不能一概而论。这个标准的判断,应该是另外的企业从这种信息获益的边际成本是否可以忽视,并且要排除企业获得这种信息是否要花费很大成本。
对于收费会员,购买信息服务的需求方来说,由于信息是特殊的商品,容易引起担心,即信息价格对于昂贵,难以获得与之相称的收益。如果有这种想法的需求多,那么这个市场就很清淡,以至于不存在。
［摘要］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推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逐渐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这种嬗变，开启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区域；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
著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著名学者利格斯（Fred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不断发展，人们在思想方面的素质也需要随之提升。因此，各高校需要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教育更加注重。然而我国目前的思想道德教育方面课程的教学方式往往比较传统，缺乏新意，对学生思想方面产生的作用影响也比较薄弱。本文在此对我国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创新即主体参与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研究，并且分析了主体参与创新范式的意义。
【关键词】
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创新范式选择；主体参与
一直以来，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都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社会稳定、凝聚人心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学生是非常宝贵的人才资源，改善和更新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因此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强理想及信念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这就对我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创新范式既提出了要求，又提供了指导思想。
一、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创新范式的相关概念
（一）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范式的相关概念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是指在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共同体内，包括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对高校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公认问题以及理论研究所持的共同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模式。由这些共同的思维模式而衍生出一系列的思想道德教育思维主张及流派等，才有了思想道德教育创新范式的多元化发展。构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范式是对思想道德教育实践理性的呼唤和回归，还是对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性的反思及价值整合。
（二）主体参与范式的相关概念
主体参与一般是指将学生当做认识的主体以及思维的主体来使其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活动，通常体现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创新思维等方面。
主体参与的教学范式并非是指完全取消教师的主导作用，而是需要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摒弃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观念以及教学模式，改善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
二、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施行主体参与范式的意义
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新型主体参与范式的实施对于思想道德教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主体参与教学范式充分符合思想道德教育的特点。思想道德教育具有时代性以及实践性等特点，同大学生的成长及其社会生活息息相关，针对大学生在成长中面临的各种困惑、矛盾等进行探讨和解答，使学生学会正确观察、思考社会和人生，接受并践行社会道德规范。
第二，主体参与能使传统教学范式中教师单方面灌输知识，学生被动接受而导致排斥和厌学的状况得到改善，激发学生的教学主体意识及其主观能动性，加强教学沟通，促进思想交流，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第三，主体参与范式符合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大学生的思维更加积极活跃，对热点问题非常关注，并且热衷于开展独立思考和判断研究，渴望表现自我以及同他人交流思想，因此采用主体参与的教学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当今大学生的特质。
三、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创新范式――主体参与的具体实施
（一）注重学生的主体需求，以人为本
随着我国现代化、信息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等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的主体意识增强，对民主、自由、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因此，在思想道德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关注学生的主体意识、身心发展特点及其内心需求等，贴近学生的思想和生活，从学生日常遭遇的、感觉困惑的、冲突的社会性及道德性问题切入，关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冲突和学生内心世界的价值冲突，帮助学生分清是非，解决困惑。
（二）加强师生之间的平等互动
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通常是“我讲你听”的关系模式，教师同学生之间以及学生相互之间缺乏积极沟通和交流。学生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也拥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与情感世界，都需要相互尊重理解和包容，尤其是现在的年轻学生，思维更加活跃，热衷参与教学和表达自我。
教学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对话的过程，需要师生共同参与以及互动交流。因此，教师在教学中需要树立平等民主的观念，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及其个性，师生相互分享各自的思想、价值观等方面的感受，使思想道德的教学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说教，而是一个具体生动、焕发生命力的情感体验过程。
（三）在教学中多多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古人云，“学则需疑”、“思起于疑”。在教学活动中，往往对于教学内容有了疑问以及矛盾等才会引起学生积极地思考和探索。要使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主体参与范式得到有效实施，则必须在课堂上多多提出热点关注的、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并鼓励学生对其进行思考，使教学过程成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并且不断提出新问题的过程。从而提高学生探究和创新思维能力，促进学生对知识结构的自主建构。
（四）采取多元化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积极性
思想道德教育的主体参与范式要求教师从主导中心转变成教学组织者、辅导者，注重学生对教学过程的主体性体验，采取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班级辩论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通过情境、合作、对话等教学要素，营造出轻松活跃、民主平等的课堂气氛，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主动对课程内容进行深入思考。
四、结束语
本文在深入研究思想道德教学范式的基础上，以增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实效性为根本目标，结合当前的时展特征以及国家社会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要求，并针对现在大学生的思想特性，提出了操作性、针对性以及实用性都较强的思想道德教育范式创新的途径。希望通过主体参与的新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范式，使大学生的人格得到尊重及塑造，促进大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宋成鑫.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2012
[2]胡巍，王立仁.社会教育资源参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机制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2012（05）
[关键词]产业 工业园区 可持续发展
传统工业园区生产模式是“资源开发---产品生产---废弃物排放”的单向线性模式。这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模式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大量宝贵资源的严重浪费，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由于对生态环境管理不当所产生的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实质是只强调末端环境管理而忽视产业系统功能和全程性生态管理。因此，必须通过产业生态管理，解决工业园区生态与产业失调问题，以获得最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综合效益。
一、产业生态管理是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新范式
1.产业生态管理的涵义
传统的末端治理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所带来的结果只是污染物从一种介质向另一种介质的转移，并没有真正地消除污染，而且也无法解决复杂的、系统的环境问题。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清洁生产，促进了环境污染管理向工艺流程管理过渡，通过对污染物最小排放的环境管理减轻环境的源头压力。但是清洁生产只关注产品的生产工艺过程，而不考虑不同生产过程之间的连接，因此它只能解决局部问题。作为对清洁生产的一种升华和补充，产业生态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迅速发展起来。
产业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管理就是运用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跨学科的原理以及系统工程的手段和现代科学技术来管理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力图平衡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产业生态管理是以生态学的理论观点研究工业生产全过程，研究生产中的资源、产品及废物的代谢规律和耦合调控方法，探讨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的正面影响的管理手段[3]。
产业生态管理的焦点从包括各种自然生态因素、技术物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耦合；物质代谢过程、信息反馈过程和生态演替过程的健康程度；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及自然调节功能的强弱和活力，运用系统工程的手段和生态学原理去探讨产业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和控制论方法，协调产业内部、经济与环境、局部与整体建在时间、空间、数量、结构上复杂的耦合关系，促进物质、质量、信息的高效利用技术和自然的充分融合。
2.范式的转变
工业园区产业生态管理的新范式是将产业视为一种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体系，其中一个体系要素产生的“废”产物被当作另一个体系要素的“营养物”，各体系就像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利用彼此的副产物作为原料，而并非是不断吸收未被动用过的材料和抛弃废物，从而做到良性循环，实现产业与环境的协同和谐。
产业生态管理新范式是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一次深刻变革。一是从传统的线性生产管理模式向非线性管理模式（又称循环经济模式）的转变，即管理范式的转变；二是强调工业园区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平衡发展。要求工业园区产业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互利共生，谋求工业园区产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协调、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三是生态效率和效用的创新。以生态和产业上最合理的方式利用工业园区资源以及设计生态和产业上更合理的产品，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求。范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
(1)对工业园区生产过程副产品和废弃物的管治管理为预防管理。目前对工业园区生产过程副产品和废弃物的管理是管治管理。所谓管治管理是通过制定各种强制性的指标、文件和政策，以规定工业园区生产过程副产品和废弃物的排放数量和规格，最终达到有利于与自然环境协调、稳定的管理方式。传统的末端治理就是典型的管治管理。
预防管理模式则是针对工业园区生产过程副产品和废弃物的生产资源，通过科学规划生产流程，深度利用生产资源、技术提升生产工艺，力求使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副产品和废弃物能够不断重复使用（可以被不同的生产流程或在不同生产阶段重复利用）。它一方面使副产品和废弃物不退出工业生产系统，由此减少环境的副产品和废弃物等剩余物质；另一方面加强了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达到更少地利用自然资源，最终实现资源的有限循环和环境的持续发展双重目的。
(2)变单一、封闭式的传统产业管理为在产业共生基础上的生态系统管理。目前工业园区产业基本上是单一化的，而且与外界是相独立的。这种单一化的产业格局承担不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基础性作用，更谈不上与区外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同发展。
自然生态系统存在着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所构成的食物链，各个食物链彼此交织在一起，相互联系而组成一张食物网。自然生态系统依靠这种食物链、食物网，实现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维持系统的稳定。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系统代谢功能看，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者通过“食物链网”紧密相连，彼此间的物质传输仅需少量能量。如果从能流、物流的流量看，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主要能流、物流直接从生产者到分解者进行循环，而仅有少量通过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进行循环。分解者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工业园区生态经济系统中，由于在产业系统中分解者缺位，因比，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由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相互联系而组成一张工业食物网，也就不能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建立一种高效的工业园区生态产业系统就要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进行生态设计与建设。具体地讲，在工业园区产业系统个体间建立高效和谐的产业物流“供给网”，进行物流的“闭路再循环”。
因此，工业园区产业生态系统管理就是要以生态理论为指导，从工业园区生态背景、产业现状和生产技术基础出发，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结构与功能，纵向闭合、横向耦合、协同共生的相互关系，依据关键种和食物链“加环”、“解链”、“加工环”等原理，建立一个物质和能量多级利用、良性循环且转化效率高、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生态产业链结构(网)，从而实现工业园区物质资源循环利用，从根本上改善工业园区生态环境。
二、工业园区实现产业生态管理的途径---构建生态产业链结构
通过上面分析可知，实现工业园区产业生态管理新范式的基本途径是构建生态产业链结构。所谓工业园区生态产业链结构是指按物质循环、生物和产业共生原理，通过对产业链横向纵向的系统优化耦合而形成的高效率、低消耗、无（低）污染、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相协同，具有和谐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的网状型、进化型产业复合结构。
构建工业园区生态产业链结构模式的基本思路是：以主导产业链（基本价值链）为核心，依据工业“食物网”供给关系，向下纵向延伸和横向环向拓展。向下纵向延伸就是对产品进行深加工；横向环向拓展就是将向下纵向延伸的生态产业链排放出来的副产品或废弃物再度深度加工，至此形成纵横交错的工业园区生态产业链结构(网)，即网状耦合结构。
1.纵向主导产业链构建
纵向主导产业链构建是以工业园区中“关键种企业”为核心，向下纵向延伸而形成的一种链状耦合结构，也称一维结构链，是纵向产业的直接耦合。通过生产和技术等手段，在工业园区内，进行产业的纵向系统耦合，把自然生态系统中天然存在的食物链转变为以人工为主的纵向投入产出链。
2.构建网状耦合结构
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演化成为错综复杂的食物网一样，工业园区生态产业链系统在其结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会使工业园区各种链状结构进一步相互联系，从而又形成新内容的链状结构，最终使整个链状结构按因果关系耦合成错综复杂的工业园区生态产业链网状结构，使工业园区生态产业链系统各部分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这种网状耦合结构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对多条链式结构横向耦合。在实际工作中，在确定好链状产业链耦合结构后，根据食物链的“加环”设计(生产环、增益环、减耗环、复合环)、食物链的“解链”设计、“加工环”和“补链”设计等原理，使各种副产品、各种次级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总之，从影响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管理这一基础入手，构建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由链状耦合结构到链与链之间横向耦合成的网状结构，最后由链与网、网与网之间相互作用耦合成为具有一定时空特性的多维立体复杂网状工业园区生态产业链结构，这不仅能达到区内经济、环境和社会的“三赢”理想状态，同时也为今后工业园区产业集群的形成，进而创建与区外经济耦合协同发展系统给出一个科学有效的平台。因此，产业生态管理将成为工业园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范式。
参考文献：
[1]王如松杨建新:产业生态学和生态产业转型[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0，(5)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德国、瑞士、澳大利亚等重要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梳理，对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改革提出建议。
一、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一）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治理（governance）一词，由世界银行于1989年率先使用，已经成为政治和管理领域中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召开了主题为“教育治理：透明性、实施性和有效性”的国际会议，会议特别指出，教育治理主要是指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组织统筹合作、各尽其能，从而实现对公共教育事务更好地进行控制和引导。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管理相比，教育治理的内涵更为广泛，其不仅包括政府维度的教育行政，更包括非政府机制，特别是各种相关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教育组织的管理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与合作。在此基础上，UNESCO的《2009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将“教育治理”作为世界全民教育发展新的关注点。报告提出，教育治理问题是全民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相关问题主要体现在教育资助治理、学校管理治理、师资治理以及教育治理规划等方面。优化教育治理与切合实际的教育政策有助于加强问责，扩大参与，促进教育公平。改善教育治理的路径是，加强教育政策性引导，重视教育投入的数量与公平；学校要保证并提高教育质量，妥善处理公私合作关系；加强教师治理，支持学校发展；在教育治理规划与发展战略间形成一体化措施[1]。
2011年，OECD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启动了“治理复杂教育体系”的研究项目，项目指出，所有OECD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管理日益复杂教育体系的挑战，因此，需要发展一种有效的治理体系来应对这种复杂性，并为治理主体提供相关知识，使其作出科学决策。项目指出，从概念的角度来说，治理是指在一种没有一个单独主体进行绝对统治的背景下，共同治理社会的过程。教育治理包括国家和机构层面的，对教育政策发展、实施和评估的结构、关系和过程，其由一个复杂的网络组成，这一网络包括法律框架、教育机构及其与整个体系的关系、分配给教育机构的经费以及这些经费怎样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支出，还有控制和影响相关教育行为的一些不正式结构和关系。
对于OECD国家来说，怎样在日益复杂性的背景下，实现教育体系的国家目标，是教育治理的关键因素。对此，这一项目主要关注如下两个关键环节：治理机制和知识选择。其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下两个问题上：一是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对于复杂教育体系是有效的？二是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对于实现复杂教育体系的有效治理是必要的？
在此基础上，如图1所示，OECD提出了治理的三个关键因素：确定优先领域，制定政策发展领域，落实责任，这三个要素都是由非线性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独立现象。这一研究项目主要关注如下三个问题：中央水平的政治决策者怎样在国家、地区和地方层面设计、组织及实施对教育体系的管理？多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怎样在多层面背景下组织、促进教育政策的实施？中央和地区及地方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怎样在对教育体系的管理中进行互相交流[2]？
图1 OECD“治理复杂的教育体系”项目提出的治理框架
（二）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瑞士教育、研究与创新部指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治理是指将政策、机构和人聚到一起，在多个主体间促进协商过程的一种战略管理体系。换句话说，每个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政治治理都是社会和经济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和私立部门都对不断变化的培训条件实施稳定的影响。职业教育治理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尽早发现各个主体间利益的不平衡，并使职业教育体系适应不断变化的背景[3]。
非洲教育发展协会（ADEA）认为，职业教育治理需要解决如下三方面问题：政府机构怎样共同承担对于职业教育的责任；为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协调发展及职业教育机构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间的交流与合作，政府机构设立了哪些国家交流、合作与协调机构；是否形成了对整个国家职业教育总体供给情况的衡量指标体系[4]。更明确地说，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要素包括职业教育职责的分配、交流、合作与协调框架，以及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一致性和衔接性。
2012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中国上海召开了第三届国际职业教育大会，大会工作报告《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转型：培养工作和生活技能》提出，善治是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系统进行成功改革的一个明确先决条件。职业教育善治的关键是如何改进协调，让广大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并且根据充足的信息确定优先事项和确保问责。
总体来看，从概念的角度来说，“治理”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条件下，多元利益主体围绕共同目标协调互动的过程。区别于传统自上而下、一元单向的政府“管理”理念，治理的要点在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各主体通过平等协商达成一致目标及行动方案。因此，在治理理论视野中，不仅要求中央政府而且要求地方政府、各级教育行政官员、职业教育专家、行业企业、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都参与到职业教育决策之中。
二、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模式与实践策略
（一）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主要模式
根据目前相关学者的研究，西方公共教育治理经历了“规制型”“市场型”“服务型&rd quo;三种治理范式的演变，每种范式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工具、治理能力方面都有所不同。“规制型”治理范式遵循国家逻辑，强调教育公平，主张政府全程控制教育发展过程；“市场型”强调市场是公共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只有通过市场竞争和激励，才能提高教育绩效，并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服务型”治理范式强调通过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逐步建立一种新型的公共教育市场，严格界定政府在公共教育领域的干预范围，通过政府解制以推动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教育服务[5]。
图2 欧洲培训基金会提出的职业教育多层治理模式
欧洲培训基金会通过对国际社会职业教育治理实践的研究表明，基于利益相关者间有效、包容、横向和纵向交流的多层治理模式，非常有利于增强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和体系的效率、效力、一致性、透明性和落实性。让一些国家层面之下的实体或地区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管理，以及确定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更加有利于促进地区层次的经济增长，并实现地区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匹配。这一模式的具体机制如图2所示。
图3 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四种治理模式
英国行业协会的研究认为，从实施的角度来说，职业教育治理机制的建立是在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及特定主体间建立明确交流及合作机制的过程。这些主体包括政府或教育管理者、教育与培训机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合作伙伴（雇主或工人利益组织，如雇主组织或行业协会）等，这些主体的一方是职业学校和教育管理者，另一方是以雇主和员工组织为代表的社会伙伴，其关键是在这些主体间形成有效的交流方式。从这一角度而言，如图4所示，职业教育的治理模式分为如下四种：一是自由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利益相关者间的协调机制较弱，职业教育机构和劳动力市场间通过市场信号进行直接反馈；二是计划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间的正式联系或交流较弱，并主要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进行交流；三是参与模式，主要特征是职业教育的各利益相关者或社会合作伙伴间已经形成特定的交流与作用机制；四是协调模式，主要特征是社会合作伙伴是职业教育更新过程的重要驱动者，并全面参与职业教育的实施。 [本文转自DylW.Net专业提供写作本科毕业论文和学前教育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Www. DylW.NEt点击进入DyLw.NeT 第一 论 文网]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研究指出，奥地利、丹麦、德国、荷兰等北欧国家实施的以“集体技能形成体系”（collective skill formation systems）为特征的协调性治理模式（coordinated model）是最有效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注重社会合作伙伴对职业教育实施的参与，积极加强相关治理主体间的交流对话。其主要具有如下特征：有效、透明的交流过程；利益相关者（社会合作伙伴：包括政府，以雇主协会、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合作伙伴，职业学校，企业等）间广泛参与、包容性与合作机制；研究本位的决策过程；开放性、反应性、适应性和灵活性；能够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更新、调整职业教育的供给模式、课程和资格等，实现职业学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的有效匹配。
图4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协调性治理模式
德国波恩大学Werner Eichhorst等对世界范围内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后也提出，以德国为代表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治理模式运行效率是最高的，具体如图4显示。其主要特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课程和教学内容的社会适切性，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雇主、社会合作伙伴和教育机构都参与到课程开发中。二是与劳动力市场建立并维持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了雇主对职业教育体系的持续反馈机制。三是职业教育机构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具有必备的教学设备设施及受过良好培训的教师。四是在培训机构间创立了有效的竞争机制，激励职业教育机构的有效运行。五是建立了完善、严格的资格认证和质量保障机制，能够维持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质量。六是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开放、逐级晋升的教育路径，在职业教育机构中获得的能力和资格与在学术教育路径中获得的资格具有可比性，学生可以在两个体系间实现有效转换[6]。上述因素也都是高效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
（二）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实践策略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主题为“教育治理：透明性、实施性和有效性”的国际会议，在会议最后形成的建议中，为各国改善教育治理、实现更好的教育结果提出了十方面建议：把政府权威部门的教育管理责任下放到地方和个体机构水平上；在利益相关者间建立有效的政策协商机制；形成教育发展的综合性法律体系；为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配备充足的资源；发展不受政党政治约束的教育治理体系；把学校作为行动的核心；促进专业治理能力的发展；支持教育专业发展及其收入的提高；增强所有层次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加强伙伴关系的构建。
2008年，澳大利亚技能署《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未来治理》的报告。报告提出，为确保对技能挑战作出有效回应，在发展有效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如下几点：一是形成明确的国家目标和政策领导力，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在一个全球竞争的环境下运行，为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加强一种集体性的国家目标发展，形成国家标准、劳动力规划、与行业新的合作关系，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路径。二是确定或分析技能需求，形成经费拨款框架。三是有效管理和分配公共经费。四是运用系统的信息进行体系改革和发展。五是建立高质量的国家数据基础，促进相关决策。六是加强优异性、一致性和无缝的规范管理。行业和消费者参与对于国家培训体系的主流化、一致性和优异性是非常关键的，要通过这一点促进对于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的机会、信心和适切性[7]。
根据相关国际学者的研究，美国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架构是：地方教育机构负有治理公共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主要责任。但地方教育机构要在州立法和规定的框架下运行，而州的相关立法又受到联邦立法的严重制约。联邦政府向州提供支持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资金。为获得这些资金，州必须向联邦政府提交相关计划，明确为实现联邦法律的目标，怎样运用这些经费。然后， 州再要求地方机构提交运用这些经费的计划。此外，政府资助之外的技能培训主要由由联邦劳工部下设的学徒制办公室等部门实施[8]。
欧盟用高质量、有效、吸引力和适切性来描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良好发展状态。欧洲培训基金会提出，治理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的总体运行绩效高度相关，治理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2011年，欧盟的工作报告《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领导力》提出，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治理呈现如下趋势：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通过一系列广泛的活动及责任分配合并成更大规模的机构；中央政府的管理职能下放到地区或地方政府、学校委员会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努力增强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自主性；从关注输入因素（注册和参与、项目的学制和性质）转向日益关注质量保障、学习结果或成果[9]。
英国行业及技能协会的研究认为，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普遍策略有：一是通过建立行业组织，在雇主、地方政府及教育机构间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在地区水平上为企业及雇主提供一个参与职业教育的平台，帮助发展相关的培训策略，以有效应对地区产业需求。二是建立对职业及相关技能进行认证的明确指标，并使这些指标获得广泛认可，从而吸引更多的学习者参与职业教育。三是政府提供对劳动力培训的经费激励，加强对与重点产业相对应职业教育领域的投资，鼓励职业教育机构和大学在重要行业采取集群行动，促进相关行业的创新和就业。四是加强对学生的生涯支持和指导，并使雇主积极参与，帮助学习者实现特定的就业目标。五是政府制定积极的产业发展战略，把教育及人力资本作为产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特别重视对中等后职业教育机构的投资。
2012年，UNESCO通过对世界各国若干旨在改善管理的政策办法进行梳理认为，如下策略是各国职业教育治理的普遍策略：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纳入一项战略；使利益相关方结成积极的伙伴关系；决定是否下放权力，以及如何下放；审查并改革资历认证制度；开发质量保障程序；为制定政策改善证据基础；将政策框架与实施战略挂钩，以实现改革。
总体来看，密切联系企业和地区经济体，与地区经济体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劳动力组织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设计及实施，这些是实现高效职业教育治理的关键。
三、结论与启示
总体来看，虽然各国对职业教育治理概念理解和具体实践策略上有所差异，但建立社会合作伙伴多元参与的协调性治理体系是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和趋势。如欧洲培训基金会认为，“职业教育治理”是基于各个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设定目标体系、实施并进行监控的职业教育决策管理的一种模型。职业教育治理的目的在于加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改进政策的问责制、透明度、一致性、效率和有效性。OECD提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立的关键是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及特定主体建立明确交流及合作机制的过程，其主要特征包括：高质量的教学及培训水平，积极的产业政策，灵活的培训和生涯路径，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积极投资。根据国际社会的相关经验，这一高效治理机制建立的关键有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政府层面形成明确的法律规定，对职业教育决策或咨询中相关利益主体的作用给予明确界定，在此基础上，加强职业教育机构间及其与工作组织、行业企业的交流对话，形成关于未来技能需求的有效、透明、灵活、开放的交流传递机制。
其次，从职业教育自身的特征来看，作为与劳动力市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教育类型，行业企业参与是职业教育治理的重要特征，职业教育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四方联动。行业企业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平台来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在实质上影响着职业教育从决策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因此，准确定位各级政府、高职院校和社会，特别是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权责和职能，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国际高效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共同特征。
根据国际社会高效职业教育治理的标准，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主要存在如下两方面问题：一是仍然以政府的行政管理为主，职业教育的法律保障体系，特别是行业企业等社会合作伙伴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机构和制度不健全，没有形成社会共同治理的基础；二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基本制度建设不完善，如招生制度、资格框架制度、经费拨款制度、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和反馈制度等，不利于职业教育综合治理能力的提高。
基于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发展面临的问题，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是一个系统的战略发展和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必须要有一整套完善的国家政策、制度加以支撑。因此，未来急需设计和建立一整套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具有强制性、规范性、操作性，保障职业教育科学发展和实施的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安排，促进以行业企业为主导的社会合作伙伴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治理，以实现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职业教育的格局。
参 考 文 献
[1]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8[R]. Paris： UNESCO， 2007： 21.
[2]Governing Complex Education System： Framework for Case Studies[Z].OECD，2011.
[3]Federal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ffair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EAER，State Secretariat fo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ERI Project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Call for Tenders for Leading House “VET Governance”[Z]. Bern， 16.9.2013.
[4]ADEA. Governance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Z]. Background Document Prepared for the 4th SADC Annual TVET Conference Swakopmund， Namibia 7 to 10 November， 2006.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治理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用来表示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活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与此同时，对于治理概念，诸多机构与学者进行了详细阐发，其主要的代表性观点如下：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同传统的统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权威的合法性，虽然治理和统治概念都必须涉及到权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论中不再像统治概念那样仅仅政府具备拥有权威的条件。也就是说，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垄断权力的政府。我们知道，统治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的具有权威的政治统治组织，然而，治理的主体则体现为多元性，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一种关系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二是权力的多向性，在统治的模式中，权力始终表现为集权，它为自上而下的、是单向的，公共行政忠实于政治权威，通过颁布规章、制度、法律来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理。与此不同的是，治理则是一个民主、上下参与的互动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话语民主、协商民主、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可见，公共管理治理应是指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超越政府与市场、公与私的传统二分法模式，并积极探索、采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技术。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机关，也可以是私人机构、非政府公共机构或各种机构之间的联合。公共权力在政府与社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去中心化的重新分配使得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新型民主价值。
三、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启示
1.明确定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共时挤压性”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双向互动得以强化，以往建立在传统的政治权威、经济权威、社会一体化基础上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逐渐退出微观市场领域而集中力量履行有限的管理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做到只“掌舵”而非“划桨”。具体来讲，政府要逐步放弃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把权力交给市场；提供优良的投资空间，把投资的权力还于社会及公民，激发和挖掘社会的投资潜力；把资源配置等应由市场才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使政府真正成为“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政府将主要集中精力在加强与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上，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服务，如法律服务、政策服务、信息服务等。
2.规范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公共领域边界的界定
政府治理的合作和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特质决定了行政实践中三个边界的划分以及行政约束的形成。三个边界，即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和公共领域边界，这三个边界的界定能够促使治理范式各个主体间相互约束，保证公共行政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一，市场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市场导向模式，私人性决定了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市场竞争的原则决定了社会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最大的合理化，这为市场的优势，界定其边界则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自觉借用市场力量及时调节和干预市场的公共性；其二，政府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绩效导向模式，即政府行为具有先天性不足，因此，建立在政府边界基础上的绩效导向的基本思路，就是旨在克服政府效率低下时，应用市场的手段来分化其公共权力；其三，公共领域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客户导向模式。公共领域的界定使得公共服务以客户为导向，无论市场、政府都要了解公民需要，要听取顾客的呼声，建立公民的抱怨追踪体系，赋予顾客更大的选择权力等。
3.多元化治理促进第三部门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