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7 17:29: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治理知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l)层次性:知识结构的基本层次是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层次的关系是博且专，博专相渗，在博的基础上求专，在专的基础上求博，博而不滥，专而不死，相互依存，层次分明，渐进发展
(2)核心性:金字塔知识结构的核心知识就是大学生所选择的主导学科，详细指某一学科专业所必须把握的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以工商治理专业为例，其基础知识就是综合知识课中的自然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就是与治理类专业有关的经济学、会计学、财务治理、生产治理类的知识;专业知识是指专业性核心课程，即本专业必修的核心课程，核心课程好比“根据地”学好核心知识，才能发挥专业特长，解决好工作实际中的问题。核心知识以外的知识，如相关学科知识、政策法规知识等。知识好比“游击区”，围绕核心知识有方向、有层次、有序列地向外扩展，扩大知识面。
(3)综合性:金字塔型知识结构作为一个整体，使各门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间紧密联系、相互作用，成为复杂的知识综合体。纵向知识是科学技术深人发展的表现，反映知识的连续性横向知识反映各类知识的相互依存、互相渗透关系。纵横交错，形成知识的综合网络。
(4)动态性: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旧的知识不断的老化，新的知识不断产生。适应这种变化，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并不是固定不便的，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进行定向调动。知识结构的动态调动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知识结构中各类知识的动态调写作论文整。大学生应当把握各类知识的最新发展动态，并及时将其补充到自己的知识领域中。只有自己把握最牢固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才能站在科学技术前沿，进行新的发明创造。二是知识结构整体的动态调动，大学生应当根据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选择相关知识为我所用，加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2.能力与素质
(l)思想道德素质
在人的几种组成因素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
①要具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和平。
②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市场经济越发达，对人的道德品质修养的要求也就越高(，21世纪的工商治理类人才，必须具备“国际意识(包括国际理解意识、相互依存意识、和平发展意识、国际竞争意识)”，培养国际态度(关心地球、关心人类;适应变化、创造未来;公平竞争、互爱合作;自尊自爱、自信自强)，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③商业道德，是商业领域中每个人都必须具有的基本道德。这不仅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关系到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将要步入商业领域的工商治理类人才，这一点尤为重要。
(2)业务素质
业务素质，是学生服务于社会的非凡本领。工商治理类人才的业务素质，应详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具有适应终身教导要求，独立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
学习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要持续一生的;学习不仅是把握知识，更主要的是学会学习。国际21世纪教导委员会在《教导:财富蕴含其中》的报告中指出“这种学习更多的是为了把握认识的手段，而不是获得经过分类的系统化知识。”工商治理类人才必须具备独立自主、积极获取知识的能力。
②具有信息能力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信息对人类的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罗马俱乐部成员E.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中指出“必须提高社会有机体对其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对于企业而言，信息成为决定一个企业竞争力大小的要害因素。工商治理类人才必须具有信息观念，具有获取和评价信息的能力，组织和保持信息的能力，传译和交流信息的能力，使用计算机处理信息的能力，具有信息道德，从而使信息发挥出最大的优势。
③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立足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是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美国治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Dnlck-er)说“治理学及其在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进步是他们现在都包含着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在当今市场急剧变化下，创新已成为企业发展的要害，成为企业领导者的重要职能。中国企业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治理类人才对于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经营企业，经验欠缺。尽管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治理经验，但是各国的国情是有差异的。在这种情况下，治理创新尤为重要。一方面对根源于我国自身的治理经验不断创新，另一方面对引进的国外先进治理经验进行“本土化”，使之适应我国企业的发展。于是，这也就需要我国的工商治理类人才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④合作与沟通能力
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人们的活动领域、交往范围、生存空间日益增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十分普遍。雅克·德洛尔在《教导:财富蕴含其中》中指出“学会生活，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是当今教导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工商治理类人才必须具有较强的书面或口头言语表达能力，纯熟把握外语技巧以及与人交往沟通的技巧，具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合作的能力。从而能在经营治理和社会活动中有效地展开工作。
⑤经营治理能力
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工商治理类人才应具备有效地开展经营活动的能力。主要包括:有效治理社会化大生产的能力，决策应变能力，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市场机会的能力，调解企业内部关系的能力，进行经济核算的能力。
⑥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未来世界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都会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化并且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变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治理者只有持肯定变化的态度，具有快速处理信息的能力和预测的能力，才能始终站在社会发展的最前列，确保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文化素质
文化素质是基础。随着世界科技的发展进步和财富的高速增长，科学教导倍受青睐，人文教导则受到了冷落。加强文化素质教导，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呼唤。由于治理类学科的特点，工商治理类人才首先要学好自然科学知识，其次要学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是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导向。只有具备了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工商治理类人才才能具有较高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养，才能够将知识、能力、素质融为一体，在实践中充分地发挥出来。
(4)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是指一系列稳定的心理要素的结合。心理素质可以分为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其中智力素质由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和注重力五种基本心理因素组成，非智力因素则是由动机、爱好、情感、意志和性格构成。心理素质是素质的核心。素质教导中的心理素质则侧重于非智力素质。
21世纪是一个发展迅速、竞争激烈布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它具有高节奏、高竞争、高风险、高压力的特点。而大学生的心理发展具有自我意识的调节作用明显、感情强烈、情感不稳定的特征。这就使得工商治理类人才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培养十分重要。
①较高的情商
情商，即情绪智力(emotio闹int幽ge，)的概念是由美国耶鲁大学的萨罗威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玛伊尔提出，是指“个体监控自己及他人的情感和情绪，并识别、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S习ovey&Mayer，l卿)“情商”是相对智商而言的。情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正确地识别、评价和表达自己或他人的情绪;适应性地调节和控制自己和他人的情绪;适应性地利用情绪信息，以便有计划地、创造性地激励能力。Sal、ey&nlayer，l空灭))
②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挫折容忍力
当今社会是竞争激烈、优胜劣汰的社会}市场竞争的残酷无情时刻会给人带来强烈的危机感，人们在很多挫折感的产生，会影响一个人的日早生估、上件。严里时会使人心理失衡。现代人应该具有更广泛的爱好、更坚韧的意志、更乐观的人生态度，具备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适应力、调控力。从理智上正确对待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困扰和挫折，加强自我调节，培养自我心理修养能力。积极、勇敢地迎接挑战、战胜挑战。
③培养健全的人格
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综合模式”。人格主要包括“气质、性格、认知风格、自我调控等方面。”气质和认知风格并无好坏之分。性格有好坏之分，它能直接反映一个人的道德风貌。自我调控系统则是“人格中的内控系统，由自我认识、自我体验、白我控制三个子系统组成。”保证人格的完整和综合，培养健全的人格，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正确认识自己，调节自己，产生正确的对待挫折的态度，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④加强国际竞争意识
随着世界范围内贸易往来、资金融通和技术转移规模的日益扩大，世界经济性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的国际化、集团化，使得各专业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培养既懂得企业治理又有全球意识，懂得国际治理人才已是世界一大趋势。
⑤具有国际环境意识
“全球问题，是指人炸、粮食短缺、战争、自然资源与能源缺乏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正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恶化，不仅严峻破坏当代人的生产和生活，而且可能对未来人类的生存产生极大威胁。”面对全球问题的严峻化，全球教导被提出。人们应该跳出只关心个人的小圈子，要关心全球命运、关心地球上的生存条件，树立关心全球的责任感和伦理观，具有全球合作精神，共同携手为解决全球问题而努力。
(5)身体素质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关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把国家规定的思想体系、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内化为受教育者个体思想的过程。课堂理论课教学负担着以上知识传输的任务，是一种强化认知过程。受教育者要对教师传递的教学内容加以反映并内化为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想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中研究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殊性，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其教学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在国家的不断推动和教育界的不懈努力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从最早的课堂实践性学习活动，如简单的课内讨论、演讲比赛、辩论赛等，发展到今天，已经具有了多种多样的课外教学形式，如社团活动、校园文化建设、参观实践基地、“三下乡”、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让学生走出学校、走向社会，促使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社会、服务社会，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同时，有越来越多的校内部门，如团委、学生处、各系部等加入到这样的实践教学中来。
内容、形式和管理上的不断总结创新，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越来越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和功能，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教学方式、教学载体，而是在独立特征的基础上更加接近于一种独立形态的课程。我们有必要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澄清认识，掌握规律，以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进一步发展。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和理论教学是统一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从最初提出到今天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平行存在，越来越表现出独立性，自成体系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是，我们应看到，作为共同提出的一对范畴，二者首先是统一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具有思想性、科学性的学科，严谨认真、具有逻辑性的理论教学是整个教学的基础、前提和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是实践教学的基础，灵活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形式必须要以理论教学为指导，在目标、内容、环节设置上保证不脱离整体大局。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水平直接决定着实践教学的水平和发展，是实践教学的理论载体。
实践教学是在理论教学基础上实现和强化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部分，用来印证理论教学的正确性并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实践教学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把居于被动受众地位的学生转变为活动主体，将理论思考加以深化和升华，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同时，高水平的实践教学活动反过来可以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的发展。
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二者在育人功能上相互配合，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构成完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独立性特征
总结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形式，大量案例都是强调从学生的经验和社会实际出发，以主题形式开展，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得比较好的案例，严格按照问题提出、理论研究、资料搜集、数据调查、结果分析、提出对策、实施、效果考核的程序作为项目开展起来，大大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认识水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虽然是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为依托，但从某些方面看，它已超越了一般理论知识体系，实现了与其他课程资源、教学资源、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已经不仅仅是教学组织形式的不同，在教学目的、教学规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变化。
（一）教学目的方面的不同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教学过程就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教学目的上又存在不同。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要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指出：“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提出不仅仅是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角度，而且是从整个高等教育的角度。因此，不能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般教学目的直接迁移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目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一种过程性活动，其教学目的存在于教学过程之中，教学实践本身即是教学目的，具体的教学目的仅仅是过程的外化表现。在对不同的院校进行调查中，我们发现，各高校均制定了自己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目的，不一而同，但总体来说，是院校综合社会相关情况制定出来的，体现了过程和目的的一致性。
（二）教学规律方面的不同
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强调对既定知识的正确反映，在教学中强调学科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内在逻辑结构，要求以科学理论和文化基础知识为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使学生坚定信仰、加强修养、发展思维、提高能力。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包含多个层次的立体教学，一般课上和课下实践活动简单、普遍、易行，能够经常性开展，通过一些特殊案例的分析来引导学生对周围生活世界的问题、现象或事件等进行探索，对热点时事形成正确认识；校外项目实施过程往往真实、复杂，强调过程研究和知识的分析应用，学生主动获取直接经验，增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将科学理论内化为自身的信念与修养。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主要强调间接经验的获得，步骤简单直接，而实践教学的整个实施过程存在着更多的环节和因素，已明显具有了不同的教学实施规律。
（三）教学内容的变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在内容上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任务，主要是进行国家思想体系、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的宣传教育工作。虽然在教学中也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但多是用作支持理论、辅助理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学的同时，还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及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扩展了学生的知识视野，促进了他们的全面发展。实施过程更具体，环境更真实，各类影响因素更多，使得其覆盖的学科范围也更加广泛，延伸到诸如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是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学习过程。虽然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其他科目知识的学习没有列在教学目的中，但究其实施过程来看却是必需的，没有这些科目知识和能力的支撑，就无法很好地完成实践教学项目。这也就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容自发地扩大，而不仅仅是理论教学内容的简单复制。
（四）教学方法的差异
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是一种目的性学习。为了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首先要在学生意识领域镌刻上理论知识内容，虽然是间接知识的掌握，但要求越直接、越迅捷越好，其内容也要求越正确越好。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过程性教学，通过实践过程达到目的，这就使得实践教学项目不是直达目的的，而是要通过摸索、探究，要在很多的偶然、不可控因素中发展。过程不确定，结果多元化，学生在实践项目中既要研究归纳，又要进行演绎，是一种研究型学习，同时也是建构主义学习，能够推动和开放学生的思维。即便是在最简单的课上讨论实践中，为了强化过程学习，也可以故意制造弯路来加强其过程性，实现能力训练的目标，保证实践教学效果。
（五）评价的区别
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多以试卷问答作为成绩考核形式和学生水平评定依据。在考核中，不仅仅考核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还会通过时事问题、材料分析题目等方式来考核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水平。但是，这些题目的滞后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更多反映的是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和对社会的了解，而不是学生的分析能力。由于题目没有真实环境，也难以体现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过程的非确定性、答案的多元性以及实践过程中的偶然、变化、分歧或错误的发生，使得考核能够更准确地展现学生的真实水平。但这种考核也变得更加艰难，更多的主观判断会直接影响到客观公正性，对教师水平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内在地推动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水平的提高。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教育“人”的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面向真实社会的教学。在不断的创新与实践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越来越展现出不同于理论教学的独立性特征，在研究这些新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淑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教学的辩证关系[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5）．
（一）政治系统中的政府职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目标
政府职能即是国家行政职能，是指导国家行政机关处理公共事务的行为准则。政府的职能设定以是否符合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为标准，政府的宗旨是提供更加公平公正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为履行这一社会职能，政府需要不断改革，通过改变管理方式、组织结构等内部因素健全政府组织形式，通过创新自身管理体制而建立更加高效的公共服务政府，以便在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始终如一的保障公共利益。由此，知识型政府应运而生。
（二）经济因素上组织竞争力以知识运用为关键
在科技为主导生产力的时代，公共组织为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在经济上不断增强科技竞争力，这种科技竞争力主要源自先进的科技知识。通过先进科技知识的不断汇集使得公共组织自身的管理方式倾向于知识管理，通过知识资源的不断聚集而完善知识管理系统。根据周民良的观点，知识型政府的重要特征是要通过知识管理来提升政府组织的效能及竞争力。政府效能的提高程度主要取决于知识管理水平的高低，知识管理水平高低的评价标准依赖于知识管理系统的完善程度。归根结底，知识的运用成为增强政府组织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因此，政府组织运用知识增强竞争力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构成知识型政府要素的产生。
二、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分析知识型政府要素的主要构成
（一）以社会环境对公共行政影响角度
1．知识经济是重要基础
当前各国政府的生存发展时期，知识经济已经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生产方式充斥在国际环境中。它主要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科学技术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产物。在知识型政府的各组成要素中，知识经济是作为重要的经济基础，直接决定着知识型政府的主要结构。在知识经济的带动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对知识资源的利用，这也将导致政府与社会对有效知识资源的追求达到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知识经济是知识型政府要素中的重要环境因素之一。
2．电子网络是主要构成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文庭孝博士认为，知识型政府在目前其实是一个概念合集，与其相关的概念很多，其中就包含电子政府。在如今电子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政府的运行机制更多的依赖于电子网络的高效便捷，在今后将形成的知识型政府中将尤其重视电子网络系统的建立健全。电子网络是知识型政府接收与传播信息的重要桥梁，是支持知识型政府良好运作的必要环境，是知识型政府集中掌控重要知识的保障。由此可见，电子网络构建了知识型政府要素的主要发展环境。
（二）以公共行政对社会环境的作用角度
1．以知识创新为主要方向
20世纪90年代英国BP石油公司创立了T型管理模式，它主要指组织中知识的自由分享与组织各层级部门业绩之间的交集。由于T型管理模式中知识的自由分享导致组织中各层级部门能获得足够的知识资源，促进组织成员知识创新思想的产生，从而提升组织业绩。由此可知，T型管理模式能够刺激知识创新能力的产生。知识型政府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制度的创新，以知识创新是知识型政府的指导核心，若借用T管理模式来激励知识创新能力将有助于知识型政府建立更加人性的知识创新机制。作为知识管理的关键因素，知识创新必将成为知识型政府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前提。
2．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支撑
知识型政府的构建需要相应的支撑环境为基础，在稳定的支撑环境内由技术支撑系统及非技术支撑系统共同构成知识型政府的运行主体。技术支撑系统主要指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知识管理系统，而技术创新是指突破创新信息技术来实现更加全面高效的知识管理。技术创新是技术支撑系统的生机与活力，是政府组织创造力的源泉，是知识型政府的构成要素的中流砥柱。
三、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归纳知识型政府要素构建治理模式的途径
（一）在统一社会制度下，以政府推介为主要方式
各国社会制度不大相同，政府为便于管理实行统一社会制度，知识型政府的重要特征是其健全的知识管理体制，治理模式理应配合其知识管理体制来执行，政府通过知识资源的收集、分发及调配来实现社会公众的知识交流及沟通，借此获得较大的知识效能。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知识的吸纳、管理和分配中枢，以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通道，履行政府的多重职能。知识型政府职能有三点：第一，作为监管者，从政府组织内部及外部获取足够的知识来源。第二，作为发言者，政府要运用知识资源公共政策及相关信息。第三，作为指导者，政府施行有效的知识资源分配来引导高校治理模式的建设。
（二）在异质化社会制度下，建立不同制度评价体系
异质化的社会制度即是在同一政府治理下存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针对此情况，通过建立不同评价体系来治理才能适应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知识型政府建立不同的评价体系关键在于评价的标准及主体的差异，通过知识资源的不断搜集分析对不同社会制度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分析归纳不同社会制度的共性与个性，以各种社会制度的共性建立评价标准的对比表，便于查看各种社会制度在各方面指标的差异，为治理模式的调整提供依据。评价主体的客观性很大程度上影响评价结果，不同评价主体对评价标准的看法各不相同。具体可以分为：第一，政府自身评价，指政府以公共监督管理者及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来评价不同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知识型政府对于自身的评价关注于知识效能最大化的标准，这也是履行知识型政府自我监督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二，社会舆论评价，指社会公众及媒体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出发，以社会道德规范为衡量标准，对不同社会制度治理模式进行评价。在知识型政府的治理下，社会公众及媒体的公共利益及道德衡量标准将更多的依赖于政府对知识资源的合理分配。
四、从行政生态学角度预测知识型政府要素及其治理模式的社会意义
（一）开辟知识管理链的构建
美国学者C•W•Holsapple和Mr•singh于1998年从组织内部的知识和核心竞争力出发提出了知识链的概念。它是指组织在一个链条网络中不断收集、分析、整合知识资源，最终实现知识创新以增加资源价值的一种网络架构。在知识型政府中，对于知识资源的管理正是建立在知识链的基础上，政府治理对知识的依赖迫使其开辟一种全新的知识管理链模式，寻找信息来源汲取知识资源，将知识输入政府组织内部，再将其转化成有效资源传播给社会公众，使社会公众企业团体最大效率的发挥知识效用。如此反复，构建知识资源吸取及分发的循环系统使政府与社会公众处于持续互助的过程。知识型政府借用知识管理链网络构成政府与社会大众的公共信息传送渠道，完善了知识管理体系，为实现知识治理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二）完善电子政务建设
论文摘要:地震灾害的治理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和社会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随着地震灾害治理步入人本化、科学化、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在我国地震灾害治理的制度建设中初步确立了知识共享制度。会商制度有机地实现了多种监测成果和科技人员群体智慧的结合;资源共享制度有机地实现了地震灾害治理中物质技术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有机结合;信息公开制度有机地实现了地震灾害治理信息的共享和满足公众知情权的结合;地震灾害治理知识的普及与传播制度有机地实现了地震灾害治理中知识共享与社会公众防震减灾素质提高的结合。
所谓知识共享是指通过单向的、双向的或多向的知识传递，实现个体、群体、组织等不同的知识需求主体之间各种形式的知识交流与互动，以此促进知识所有人、拥有人、占有人与其他主体分享知识以及知识被共知、共用乃至整合使用的过程。这一过程在社会知识化发展中由于客观存在的知识不对称和知识鸿沟仍在深化。具体到地震灾害的治理，由于防震救灾中受难群众的巨大的多方面知识需求和政府决策的巨大的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需求，加之，防震救灾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和社会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在社会发展知识化、社会建设科学化、知识受益大众化的今天，防震救灾无疑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知识工程，而实施和完成这项高度知识化的工程必然有赖于有效的知识共享制度与机制。知识共享因此成了各国地震灾害治理必然选择的重要制度。
5.12发生在四川汶川等地的特大地震灾害，破坏之严重、人员伤亡之多、救灾难度之大为历史罕见，抗震救灾工作也由此面临着诸多困难。有效克服和战胜这些困难必然要求实现各方智慧的有机结合，实现知识共享。事实上，在四川汶川等地的特大地震灾害的防治中，各类知识共享的平台和机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如，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中地震专家现场解说防震救灾的知识使人们从中学到了有效防震救灾常识，一定程度增强了人们科学防震救灾的能力;又如，一些专业性的网站第一时间了“地震灾害救灾防病知识”，既普及了地震灾害中科学的防病知识，增强了人们的在地震灾害面前自救能力，又实现了灾害防病知识的社会共享;中国心理学会于5月15日发出致全国心理学工作者和心理咨询、治疗专业人员的倡议书，承诺中国心理学会将重点支援四川的心理专业人员在灾区成立心理救援站，并对有关工作人员做专业培训，内容包括了解灾民心理、PTSD、干预策略和方法(包括各种可能的治疗)、对救援人员，如军人、医护人员、社会救援人士和大众进行心理教育，预防可能产生的替代性创伤。
这不仅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在地震灾害治理中的专业承诺，更是中国心理学会作为专业学会以其特有的专业集体智慧向社会在地震灾害治理中所作的知识共享承诺。四川汶川等地的特大地震灾害治理中类似的知识共享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本文拟从历史的知识共享实例和现实公共政策制度的梳理中，着力探讨我国地震灾害治理中知识共享的制度，以期能对我国地震灾害的治理的制度化建设有所助益。
1 历史经验表明:规范化、制度化的知识共享有助于防治地震灾害
在我国防震减灾的历史上，“群防群测”式的知识共享创造了大地震防震减灾的奇迹。1975年2月4日19点36分发生在辽宁海城的大地震被准确预报，这使得辽宁省南部的100多万人及时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仅仅在撤离两个半小时之后，海城就被7. 3级的强烈地震击中。在6市10县的震区范围内，城镇房屋毁坏508万平方米，农村民房毁坏86. 7万间，却仅有1328死亡，占全地区人口0. 16‰，有效的地震预报大大降低了这次地震的灾害损失。在世界历史上，成功地预报7级以上的大震，这还是第一次。震后，美国、新西兰、日本、罗马尼亚、西德等十多个国家的地震科学专家和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纷纷到海城考察。他们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能够及时地收集大量地震前兆的异常情况，并且及时归纳、分析、总结的结果[1]。这其实就是震前的知识共享的威力，更确切地说是“群防群测”式的知识共享机制的威力。
海城地震能够被成功预报，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功不可没，但当时实行“群防群测”的方针，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海城的这次预报来说，正是密布在辽南的群测群防网点收集到了大量的地震前兆现象，如蛇、鼠、鸡、青蛙等动物异常，以及水异常等，并且及时汇总到了地震专家面前，地震专家在汇集各方信息与知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专业做出了果断的判断，才使得当时的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和国家地震局能够作出大地震就在眼前的判断，敢于发出临震预报，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正是群众的智慧和地震专家团队的防震减灾集体智慧的共享实现了这次地震灾害的有效治理。
2 我国防震减灾公共政策中知识共享的制度
所谓公共政策是指以政府为主的社会公共机构根据一定时期特定的社会发展目标，以政策成本和政策效果的比较为依据，对一定的公、私行为采取约束和指引，所制定的法律、法规、计划、规则、项目等[2]。美国政策科学的著名学者厄尔逊有一个经典的表述，他说:所谓的公共政策也就是政治家及立法者所制定的，由行政管理机关所执行的法律和法现行的防震救灾的法律、法规、规章、决定、规划等，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1997)、《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1995)、《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国家地震应急预案》(2006)、《国家防震减灾规划(2006 -2020年)》(2007)等。可见，我国防震救灾的公共政策体系初步形成。根据这些法律、法规、规章、规划等规定，下面着力对我国防震救灾公共政策中知识共享的制度作简要分析。
2.1 会商制度
会商制度在我国是伴随地震预报的出现而产生的，早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提出:“地震是有前兆的，地震是可以预报的”[4]。当时地震预报的专门机构尚未组成，由中国科学院、地质部、石油部有关机构兼管地震工作，发生震情，由几个部门的有关地震监测人员，一起商讨地震趋势，便产生震情会商会的形式。70年代初，国家地震局建立，地震预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有了组织保证，在当时的《地震预报条例》上即明确规定地震监测部门“一般每周会商一次，特殊情况下，要紧急会商，会商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5]。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震情会商也由此成为我国执行地震预报任务的根本制度。
经过30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各级地震部门已经形成完整的震情会商体系。实践表明，建立地震灾害治理的会商制度，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知识、经验丰富的各类专业人员的智慧，在执行某一灾害治理方案前，对该方案所能达到的目标与实施手段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研究、探讨，并经过充分会商后抉择，达到用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的目的。可见，会商制度是运用多种监测成果和发挥科技人员群体智慧的好形式，由会商制度形成知识共享成果——会商提供的预报意见是政府地震减灾决策的科学依据。定期和不定期震情、灾情会商会、自下而上，层层上报会商意见，已经成为我国地震监测预报法定制度。1998年国务院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应当组织召开地震震情会商会，对各种地震预测意见和与地震有关的异常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形成地震预报意见。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可以组织召开地震震情会商会，形成地震预报意见，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1997)第1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第40条对会商制度也有明确的规定。
2.2 资源共享制度
一般说来，资源共享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如一个国家、若干区域或相关组织)的所有或部分资源在整合的基础上，提供给特定的组织成员、特定的服务机构、用户或社会公众来分享利用。资源共享的目的在于使相关的范围内的组织、机构和个人都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利用有效整合的资源，其实质在于资源在一定空间和地域内的有效整合与合理配置，最大限度地满足特定主体的资源使用需求，进而使得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
地震灾害治理，尤其是特大地震发生后的灾害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的复杂的社会性系统工程，其调动社会资源之广泛、配置社会资源之迅速、利用社会资源之迫切、资源使用惠及对象在一定区域之普遍、资源使用对民生和灾区社会稳定影响之深刻远非社会常态运行时所能比，更为重要的是这时的资源利用带有很强应急性、集成性和公共性，因而对资源共享的深度和广度要求更高也是必然的。也只有这种更高层次和水平的资源共享，才能实现地震灾害治理中的知识共享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试想想如果没有高水平的物质技术资源共享高水平的知识共享何以有物质技术支撑;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各类专业人才资源的共享高水平的知识共享何以产生;如果没有高水平的组织管理资源共享高水平的知识共享何以运行和实施。正是基于此，在总结我国以往地震灾害治理资源配置与利用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的地震灾害治理建立了相应的资源共享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1997)第33条明确规定，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地震灾区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各方面力量，抢救人员，并组织基层单位和人员开展自救和互救;非地震灾区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震情和灾情，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对地震灾区提供救助。严重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国务院应当对地震灾区提供救助，责成经济综合主管部门综合协调救灾工作并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统筹安排救灾资金和物资。《国家地震应急预案》(2006)更为明确的规定了资源共享制度，根据该预案，地震灾害事件发生后，省级人民政府是处置本行政区域重大、特别重大地震灾害事件的主体。视省级人民政府地震应急的需求，国家地震应急给予必要的协调和支持，发生特别重大地震灾害事件由国务院实施国家地震应急，发生重大地震灾害事件由中国地震局实施国家地震应急，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同行动。
2.3
信息公开制度
在社会信息化、知识化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当代，实现知识共享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是信息公开。由此，当代政府治理变革中公开、透明的理念十分强调政府信息的公开及相应的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其深刻的意蕴在于: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构筑政府与公众的信任与良性互动，使公众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获得持续信息支持和知识支撑，进而对政府治理过程实施有效监督。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信息公开、透明正逐渐成为现代政府的行为准则和目标。公开、透明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权力运作的主体、依据、程序是公开的;行政权力运作的过程是开放的，公众可以依法参与。如果政府权力的运作规则、方式乃至程序不为公众所知，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各种政策都是在神秘的氛围中出台的，那么政府与公众之间必将产生距离和隔膜，同时这种“暗箱操作”还将带来腐败问题。因而，在现代政府行政改革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中心主题就是建立阳光政府。随着社会信息化、知识化，信息、知识传播的大众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是依靠个人和个人、个人与传媒、个人与组织、个人与政府、个人与社会的自觉表达和信息获知来维系与建构的，离开了对信息自由的选择和知悉，离开了畅通的信息交流和传播，人、组织、政府就丧失了自身同社会互动、联结的纽带，就会失去自立于现代文明社会的起码资源基础。依法知悉、获取、交流、传播信息是人作为社会关系中的纽结本质上应享有并不容侵犯的一项基本权利[5]。为此，国家在宪法上或在法律上确定公民的该项权利，并以法律保证实现该权利。人们将此权利称为“知的权利”、“了解权”、或“知情权”等。在当代社会信息化、知识化的发展中，知情权深刻意义就在于从法的角度体现了文明社会对人与信息关系的一种深刻的认同，表达了现代社会成员对信息资源的一种普遍的利益诉求和权利意识，从而为当代国家的公民权利建设展示了一个重要的、不容回避的认识主题。
回应上述时代要求，国务院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今年5月1日生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的安排实际上是提供了“双引擎”的动力装置:一是规定政府应依法主动公开信息。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二是公民、法人和组织可以依法申请行政机关披露特定信息。从这种制度安排看，公民、法人和组织的申请本身就可以构成直接推进信息公开的社会性力量。从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安排看，政府向公众开放信息，不是恩赐，不是“自我革命”，而是一项法定义务，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回应。
具体到地震灾害的治理来说，及时、准确的地震预报信息可以提高政府和全社会防震减灾工作和活动的效率，安定人心，减少地震灾害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的巨大损失。但是，由于地震灾害信息是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重大信息，对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加之，实践中出现的虚假信息和多渠道信息给社会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和不良后果。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确立了地震预报统一制度，并对地震预报的程序进一步予以明确，对不符合地震预报程序要求的地震预测意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16条、第31条的规定，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制度。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任何单位或者从事地震工作的专业人员关于短期地震预测或者临震预测的意见，应当报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处理，不得擅自向社会扩散。地震灾区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震情、灾情及其发展趋势等信息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地震灾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告震情和灾情。
2006年颁布的《国家地震应急预案》更进一步明确了地震灾害治理中的信息公开制度，细化了地震灾害治理中信息及时公开的具体要求。根据该预案，中国地震局负责汇总灾情、社会影响等情况，收到特别重大、重大地震信息后，应在4小时内报送国务院办公厅并及时续报;同时向新闻宣传主管部门通报情况。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中国地震局和有关省(区、市)地震局依照有关信息公开规定，及时公布震情和灾情信息。在地震灾害发生1小时内，组织关于地震时间、地点和震级的公告;在地震灾害发生24小时内，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组织灾情和震情趋势判断的公告;适时组织后续公告。
2.4 地震灾害治理知识的普及与传播制度
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指出: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他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这是对科学素质内涵作出的定性表述。将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概括为“四科，一能力”，主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第2条关于“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的要求。在界定公民科学素质基础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主要方式、途径是科学技术知识教育、传播与普及。学校科学教育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起着根本性的基础作用。大众传媒开展的科学技术传播，已成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知识的重要渠道，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广大科技工作者面向公众开展的科学技术知识普及活动，对提高全民特别是没有系统接受基础教育的劳动者的科学素质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可见，公众科学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科学技术知识教育、普及与传播。
对地震灾害的治理来说，由于地震知识、防震救灾的知识常常是人们生活中难以接触到的更为专业的科学知识，因而更需要相应的普及、教育培训及传播制度。实际上，这种普及、教育培训及传播的过程，也就是地震灾害治理公共知识的共享过程，也是地震灾害治理中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过程，更是地震灾害治理中知识共享水平提升的过程。基于地震灾害治理中公众对科学知识的迫切需求和国家在地震灾害治理中对公众科学素质提高的迫切要求，我国的地震灾害治理的各类公共政策均对地震灾害治理知识的普及、教育培训和传播做了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1997)第5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防震减灾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提高防震减灾工作水平。这就从激励防震减灾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先进的研究成果推广的角度为防震减灾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播提供了制度保障;第23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开展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防震减灾意识，提高公民在地震灾害中自救、互救的能力;加强对有关专业人员的培训，提高抢险救灾能力。依据该规定，防震减灾知识的教育、培训和传播是各级政府的法定义务，这就使防震减灾知识的教育、培训和传播有了政府责任机制的保障。
2007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更是对突发事件(包括地震等自然灾害)中的科学知识普及、教育培训与传播做了具体的制度安排:
(1)政府工作人员的定期培训制度。根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培训制度，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有处置突发事件职责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 (2)专业和非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联合培训与演练制度。根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与非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合作，联合培训、联合演练，提高合成应急、协同应急的能力; (3)军队、武警和民兵的应急救援专门训练制度。根据规定，中国、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应急救援的专门训练。(4)公众的应急知识普及、传播和必要的演练制度。根据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开展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和必要的应急演练。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所在地人民政府的要求，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开展有关突发事件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和必要的应急演练。新闻媒体应当无偿开展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自救与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 (5)学生应急知识的教育制度。根据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把应急知识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应急知识教育，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与互救能力。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对学校开展应急知识教育进行指导和监督。《国家地震应急预案》(2006)从宣传、培训和演习三个方面重申上述制度。
《国家防震减灾规划(2006-2020年)》更是着眼于未来，提出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全面提升社会公众防震减灾素质。其一，强化各级政府的防震减灾责任意识，建立地震、宣传和教育部门，新闻媒体及社会团体的协作机制，健全防震减灾宣传教育网络;其二，建设国家防灾科普教育支撑网络平台，通过远程教育网络系统，实现交互式远程防震减灾专业技术教育;其三，将防震减灾教育纳入学校教育内容，提高全社会防震减灾知识受教育程度;其四，建设以虚拟现实技术等高新技术为主体的科普教育基地。
3 结 语
地震灾害的发生，尤其是破坏性的地震灾害的发生，对政府的应急管理、社会动员与灾害治理能力是个综合的、严峻的考验。由于地震灾害的治理关乎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关乎灾区的经济重建、社会和谐与安定，更关乎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与良好信任关系的建立，因而地震灾害的治理应当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应急管理体系之中。中外地震灾害治理的历史经验表明，随着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知识化，社会建设的人本化、科学化，治国之道的民生化、法治化，地震灾害的治理也在步入人本化、科学化、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在我国地震灾害治理的制度建设中，知识共享制度的建设已经初步在地震灾害治理的公共政策体系得以确立，其中会商制度有机地实现了多种监测成果和科技人员群体智慧的结合;资源共享制度有机地实现了地震灾害治理中物质技术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有机结合;信息公开制度有机地实现了地震灾害治理信息的共享和满足公众知情权的结合;地震灾害治理知识的普及与传播制度有机地实现了地震灾害治理中知识共享与社会公众防震减灾素质的提高的结合。
参考文献
[ 1 ] 常梦飞，防震.请借鉴历史经验[N].检察日报， 2008-05-14.
[ 2 ] 吴鸣.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 3 ] 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政策科学分析[DB/OL].中国民商法律网. http: // civillaw. com. cn/Article/default. asp? id=37505/2008-05-18/2008-05-20.
[关键词]新建本科院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困境
[作者简介]李影（1975- ），女，吉林梨树人，吉林工商学院思想政治理论部，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发展史。（吉林 长春 130062）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5-0138-0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新建本科院校由于刚刚组建，在教学管理、师资队伍等方面比较薄弱。因此，改变过去专科时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上面临的困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一、专科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困境
1.对于学生来说，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导向功能认识不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阵地，其教学目的之一是使大学生理解和掌握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政治素养，从而影响人的政治行为。这种教育功能是隐性的，不能量化衡量，也不能一下子显现效果，但这种价值观会终生受益。专科时期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对获取学历没有太大用处，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轻视、厌倦。加上择业、就业的务实性考虑，认为课程与未来就业不直接挂钩，学不学用处不大，造成学生普遍轻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在心理上产生了麻木与厌倦。受就业压力的影响，学生更关注于眼前的形势，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像专业课程那样提供技能，不能给他们最“实用”的教育内容，并且思想政治理论课所讲的内容自己或多或少了解一些，认为是可有可无的课程，导致重视程度偏低。加之政治理论课往往又是大班上课、开卷考试，逃课现象十分严重，影响了教育育人功能的实现，无法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2.对于用人单位来说，重视学生的技能，轻视品德的考核。受市场经济影响，竞争在所难免，用人单位为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常常希望聘用具有丰富技术经验的人才，一到工作岗位就能熟悉业务胜任工作，因此，把学生的技能放在了第一位，在就业考核人才时，掌握多少专业知识、会操作哪些技能是用人单位衡量人才的标准，至于德育考核只要没有大的问题，用人单位基本不会过问。而用人单位聘用专科学生就是看重了其专业技能，这是专科生的优势所在，能胜任“够用”就可以，而思想政治素质不能换来经济效益。在这样的需求下，用人单位更多地询问专业过级、英语过级情况等，思想政治素质往往成为盲区，无人问津，这意味着重视程度的下降，直接影响了校园内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的兴趣，使专科时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较大的挑战和考验。
3.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将其视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途径而不是课程来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一般的课程不同，是一门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课程。这种意识形态属性是由党和国家规定的，也是课程的特殊性所在。教师将其当作特殊的政治任务来完成，而忽视了其作为普通学科的一般性和科学性，以及理论框架的完整性，这一重视是从政治需要而来的，也容易由政治冷淡而被冷淡。“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特殊化，即当做政治任务或放在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去抓，忽略了其作为一门课程所应体现的一般性，反而使其在特殊化中虚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包含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殊性，“如的社会理想、基本价值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它既属于科学理论范畴，又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既具有知识特性，又具有价值特性；既具有科学认识功能，又具有价值导向功能。”这样的特殊性使教师有一种任务负担感，对教学缺乏感情，势必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理论是科学，但在实际教学中并没有把专门传播理论的课程作为科学来对待，离开理论学科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就会失去科学性，因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而失去理论教育的功能。用学科建设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才能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二、专科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困境的原因
1.学校定位不高。基于学校办学方针的指引，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就业等关乎学校生源多少的焦点上来，而没有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生导向作用产生一定的共识。学校在教学管理上不是十分严格，学校的定位多半放在专业技能的培养上，对于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情况仅仅停留在完成阶段，至于学生究竟掌握到何种程度、内化多少，学校没有切实跟踪与考核。然而，专科学生从进入大学校门的第一天起就承受了来自社会、父母等方面的压力，情绪与理智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等，急需给予他们人生指引，而专科时期学校往往忽视了这种人文素质、思想政治理论素质的培养。打开学生的心结，促进其健康、全面、高质量的发展，迫切需要学校提供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指导与服务。
2.学生自身素质不高。专科时期由于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普遍低于普通本科院校，受生源竞争的影响，生源质量低于前面批次的院校。而进入大学后，由于高考的失败，学生潜意识中存在我不如别人的自卑心理，影响他们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学校的学习与生活。由于学生普遍存在文化基础薄弱，表现出学习目的不清晰、不具体，学习兴趣不高，学习主动性弱，学习方法欠缺等问题。基于以上方面因素，专科时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习惯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容当作学生应该遵守的外在规范，导致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内容不感兴趣，缺乏学习动力，把学习的目的看成应付考试，不能用所学的东西实际地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3.教师自身要求不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自身要求不高，教学科研团队未能形成。教师满足于完成教学任务，专业化特征体现得不明显，教师的专业方向不明确，更多教师在某一领域没有深入研究，缺乏自觉学习理论的主动性，没有把理论作为终身学习的任务，依然停留在教学需要的层次，制约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地位，甚至认为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人也可以胜任，以理论为专业进行科研层次的探讨较少，没有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和方向性强的教科研团队。
三、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转向本科教学的思考
1.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使教师由知识传递型向教学与研究并重型转变。专科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迫于教学压力，往往没有精力和时间进行科学研究，个别教师存在着重教学轻科研的倾向。升格为本科后，要求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要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指导者，熟悉学科的前沿理论和专业交叉学科的基本知识，更新、优化自身的知识系统，善于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运用到教学中，使自己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更具优势，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最优的精神食粮。教师只有养成刻苦钻研、求真务实和严谨自律的治学态度，才能更好地传道解惑。这要求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必须把握理论研究的前沿和最新的理论发展成果，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一门专业来对待，提高自身理论功底，深入探讨理论发展，提升自身科研能力，当教师把理论深入探讨后再向学生传授时，这种理论的力量会增强，理论的生命力会得以体现，对学生存在的问题起到解惑释疑的作用。“如果教学内容不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不能反映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不能跟踪理论研究的前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是不可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因此，教师把握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既增强了教学效果又为科研奠定了基础。“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科学成果充实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融强烈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于浓厚的学术性之中，使保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一门科学真正建立在最新的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水平上。”教师由知识传授型向学者型、专家型发展。
2.解除职业倦怠感，使教学态度由应付完成任务向认同价值倾注感情转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由于长期从事主导意识形态的教育工作，被赋予了崇高的政治地位，但在实际教学中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思想政治理论课常常被学生轻率地对待，加之面对需要充实和完善的教学内容，教师往往每一轮教学都要更新知识。在这样的情形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产生了职业倦怠感，表现为对自己工作的意义与价值的评价降低，工作热情不高，消极地应付完成任务。这种职业倦怠现象在教师身上极为普遍，严重削弱了教师工作的内在动力，使工作成为负担，阻碍了职业的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改变教学态度，把教学当作自己喜欢的事业来经营，首先要倾注感情，尝试在教学中找到快乐，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品尝为人师的自豪，在学生进步中收获喜悦，在更新知识、学习理论过程中感受自我进步的充实。当这种感情融入其中时，枯燥就变得生动了，疲惫就变得轻松了，同样一样事情，带着不同的心情去做，得到的感受不同。在教学过程中，带着对教育事业的热忱，激情必然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改变教学态度，提高自我价值认同感和责任感，以解除职业倦怠。
3.开辟多维空间，使教学形式由课堂单一型向课堂—社会结合型转变。以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学空间仅限于单一的课堂，尽管会有课堂讨论、演讲、辩论等形式，但也是在课堂上进行的，使学生对知识只有抽象的想象，没有具体感性的把握，这种空间的局限使学生感觉理论知识是“课堂的”，不是“现实的”，是“死的”，不是“活的”。要转变空间，把课堂延伸到社会，增强学生对实际的认识和课堂内容的理解，做到课堂与社会相结合。比如，社会调查的开展，在与社会的接触中，学生把课堂知识运用于实践，或是用课堂知识来解释实践问题，是很好的课堂与社会结合的形式，如果说课堂上知识的接受还有些勉强，那么社会实践就把知识内化到受教者头脑，丰富课堂知识，拉近了理论与实际的距离，增强了学习政治理论课的兴趣。这种空间转换让学生有一种新鲜感，原来政治理论可以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把理论从束之高阁的圣坛上拿下来，指导实践，平民化、现实化。另外，空间的变化也让教师在过程中打破了课时与地点的限制，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发挥的余地变大了，让拘谨的教学内容变得生动、形象了。受教育者接受教育不能离开社会，任何接受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教育影响下的运作过程，社会的需求会对受教育者起到引导的作用，促使将社会要求转化为自觉行动，从而产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刘世华，吴绍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认识局限及对策论析[J].教学与研究，2008（4）.
[2]顾钰民.以创新精神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建设[J].思想理论教育，2006（5）.
这一抽象命题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背景下的展开,则是作为国际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前沿孕育着未来。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变革,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学研究纲领,是现代政治学本来就应该是的样子。
一
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断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政治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管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
第一,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一般而言,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第二,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政治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政治应该是公共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政治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等级政治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政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为者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政治单位组成,这些政治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政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政治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赖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
政治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和复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政治学代替统治型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政治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 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旁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从官僚手中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它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赢利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果(9)关注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包括激励所有的部门和公? 瘢饩鏊巧缛褐写嬖诘奈侍獠扇⌒卸O匀唬鹿补芾淼恼庑┕勰詈偷图墩巍⒐嫒罢渭案春险味脊匦木赫⑹谐 ⑾颜咭约敖峁膊棵盼普庑魈獾淖渚褪峭牙胪持握蔚摹⒏〉恼硪环矫嬖蚴歉嗟闹卫怼?/P>
三
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这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社会或区域之间竞争的可持续性来看,治理理论资源合法充足的利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中国正在发展公共管理制度,开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识,以便为有效地治理中国提供基础性条件,这一努力要趋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
首先要对政治学的知识类型的实行转换,尤其在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辩证理性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与实证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运作和效率至上原则之间作出整合性选择,从而使得政治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担负真正来自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善治目标的达成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一个社会知识的状况或称之为存量结构总是形成发展与变革路径的根本,知识状况已成为制度学派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能掌握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会形成社会的创伤。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存量的长期性竞争。
关键词 高职教育；思想政治；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316-（2014）06-0114-1
1目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1.1课堂教学质量有待提升
许多院校的学生都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兴趣，加之大多数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合几个班一起上的，无形之中降低了学生的课堂出勤率，甚至有的学生自己“停课”。即使正常出勤的学生也大多没有认真听课，学生上课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不高，学习态度不认真。虽然许多学校为跟上时代的脚步，建立了专门的教学资源网站，采用现代多媒体进行教学，但是这些学校花费了大量资金投入的教学资源并不被学生重视，导致网络化、数字化的教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反而引起了许多学生的消极抵抗态度，陷入了不被学生欢迎的尴尬局面。 1.2未能达成现实与理论的统一
在当前应试教育的普遍社会环境下，许多教材都算是纯理论知识，通篇概念、原理，没有与现实社会接轨的地方，缺乏自主实践的素材，而且大多老师的教学重点是放在知识的系统性上，没有将书本上的知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使学生觉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索然无味。教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视不够，教学实践环节被忽。许多老师错误的让学生先死记硬背，后消化理解，导致在未来的实践中，许多学生往往不能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去分析解决问题。另外，作为最敏感、接受新事物最快速的一个群体，高职生往往会与明显滞后于当今信息化社会的思想政治理论产生尖锐的矛盾。
1.3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有待改进
尽管近年来多媒体化的教学方式被大部分的高职学校运用，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课堂教学为主，轻视实践教学的教学模式。传统教学方式单一、封闭，不能做到 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它的刻板和教条完全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能很好的感染学生，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种简单粗暴的教学方式不但不能完全发挥它相应的德育功能、教育功能，培养学生的美好品德，相反，它会引起学生的反抗意识，造成心理上的逆反。再者，为了检验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理解和记忆而进行理论考核也是应该的，但如果仅仅为了考核而考核，忽视学生真正对知识的吸收掌握情况，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2探讨高职思想政治教学模式
2.1情景创设之专题讲座教学
为了能使学生能提起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就要创造出一个轻松愉快地学习氛围，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对未知的知识充满了好奇，从而主动的探索未知的知识，学会利用学校提供的各种电子、纸质的资源。因此可以采取一种不同与以往常规教学的教学方式―专题讲座，它结合了社会、教材中的主要问题，根据时事热点、人生选择等，以对学生进行启发教育为前提，划分时事讲座、心理讲座、社会现象分析等类型的专题讲座进行教学。以学生为本，真正的改变学生“两耳不问窗外事”，使这些祖国未来的人才能紧跟时代潮流，有使命感和危机感。
2.2自主探索之社会实践
学生通过自主探索能更好的结合自身进行学习，合理的安排时间，利用学校提供的信息资源进行独立的思考学习。老师则要引导学生发掘自身优势，以及如何科学的进行研究，如何获取、处理信息。这时就需要比一种课堂教学更深层的教学方式―社会实践，它不但和思想政治理论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而且能全面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社会实践是将政治、学术、知识、娱乐合为一体的有效途径，通过组织开展文化活动、纪念有重要意义的节日和事件，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突出中心思想，深化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理解，能很好地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自豪感等积极向上的思想。
2.3协作学习之创新课堂
通过学习小组的集体研究，能使小组的每个成员都能发挥所长，激发对问题的研究兴趣，增进学生之间的友谊，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同时教师应当指导学生通过BBS、网上论坛、社区等网络资源与他人交流讨论，并对他人的观点有自己的看法，做到集思广益。在实践教学中，应将有些滞后的思想政治理论结合现展进行创新，拒绝传统的“填鸭式”教育，做到师生之间平等的交流，形成良好的教学学习氛围。让理论知识真正被学生理解掌握，从根本上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质量，获得良好的成果。
3小结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改革在很早就被提出来了，虽然近年来在教学模式、教学手段以及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有所进步，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依旧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从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改革非常必要。
参考文献：
[1]冯莉.基于职业素养培育的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初探[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5（2）：23-24.
[2]黄文进.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教学模式探索[J].广西教育C（职业与高等教育版），2013，13（1）：36-37.
这里，我把哈耶克在论述知识问题上的几重转化，理解为对几种“知识关系”的看法。在我看来，哈耶克所说的“分立的个人知识”，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关系，其实质是一个人不能完全占有他人的知识；哈耶克所说的“默会知识”，指的是人与他自己的知识的关系，其实质是一个人甚至对自己的知识也不能完全占有；哈耶克所说的“绝对无知”，则是个人与所谓“社会知识”的关系，其实质是个人不可能完全占有这种只能由“社会”整体上“知道”[3]的知识，如“传统”。
按照邓正来的解说，在这几种知识关系中，哈耶克是从个人对社会知识的“无知”关系出发，才真正开始建构其社会理论的。“社会自生自发秩序不仅是由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发生互动形成的，而且更重要的还是由行动者与那些并不为他们所知……但却直接影响他们行动的社会行为规则发生互动而构成的。”[4]换句话说，哈耶克早期发现的是分立的个人知识与“市场”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人与人之间在知识上的分立或分工，要求一个分散决策的市场制度来对这些知识进行有效的利用，[5]而中央计划体制只会利用其中的很少一点知识，很多个人在特定时空下具备的知识被弃而不用，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无效率；而他晚期发现的则是，由于个人对他人、对自己、对社会的知识的“无知”，他只能依赖某种“社会行动规则”才能行事，“行动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通过遵循社会行动规则而把握他们在社会经济世界中的行事方式的，并且是通过这种方式而在与其它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维续和扩展社会秩序的，因为在哈耶克看来，遵循社会行动规则，‘把我们从这样一种麻烦中解救了出来，即在某些问题每次发生时都对它们进行思考的那种麻烦’”。[6]也就是说，遵循社会行动规则有助于我们“俭省”地行事，哪怕我们不知道这些规则的存在理由，甚至对遵循它的后果不能确定时也只能如此，因为如果每件事都要“先知而后行”，我们将寸步难行，况且有些知识从其性质上根本就是我们无法完全、确切地知道的。
福柯在谈到自由主义的时候，把它描述为一种寻求“俭省的治理方式”的治理理性。“自由主义是被当作一种将治理运作理性化的原则和方法来分析的，这种理性化遵循经济最大化的内在逻辑，这也是它的特殊性所在。”[7]并且这种最大化是“社会的最大化”，不是国家的最大化，它的检验标准一直是“市场”这种能够最大化每个交易者效用的机制。但是，福柯所看到的自由主义还是一种国家被要求采取的治理技术，或者一种站在社会立场批评国家“过度治理”的理由，而在哈耶克那里，自由主义已经演变为一种个人的自我技术，这种技术要求一个人对自己的行动进行“俭省”的治理，并告诉他，他只能依赖那些“社会行动规则”才能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规则也在人对自己行为的这种“俭省”的治理中得到了检验和发展，那些经得起竞争、进化和选择的行动规则保存下来，进而形成所谓“自生自发的秩序”。这里自由的含义是，一个人不能被强制遵循某种规则，因为不这样他自己的个人知识可能得不到有效利用；但同时一个人又必须去寻找一种规则，因为不这样别人和社会的知识便可能得不到有效利用。在个人知识和非个人知识之间他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用最小的知识代价来达到最大的预期收益；这样个人自由便转化为一个效率问题。
总之，从一种“俭省治理”的治理理性来看待哈耶克建立在几种知识关系假定上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我们会发现，自由主义不只是社会对国家、市场对政府的要求，它还是一种理想社会秩序对个人的要求，这种理想社会秩序在哈耶克那里就是“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它要求个人保持自己的自由，以使一种社会选择机制得以进行；而这种自由的含义，不过是个人对自我、对他人、对社会的知识的合乎效率的使用。
「注释
[1] 邓正来：“知与无知的知识观”，邓正来：《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69-139.
[2] 邓正来：“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 邓正来：上引书，页1-68.
[3] 这里的“知道”，如哈耶克所言，只是在一种比喻的意义上使用的。邓正来，上引书，页117.
[4] 邓正来，上引书，页132-133.
[5] “从根本上说，在一个关于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中，价格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为，就像主观价值观念帮助个人协调其计划的各部分那样。”“价格体系最重要的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最关键的信息只是以最简短的形式，通过某种信号来传递的，而且只传递给有关的人。”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施炜校，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页81，82.
[6] 邓正来，上引书，页134.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思想政治理论课 信仰 教育教学
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信仰教育教学的必要性
（1）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在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学习生活实践中，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中，逐渐地理解和接受，并由思想上的相信转化为确信，从而就可以升华为社会的信仰。
（2）教育教学的内在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才不至于形同虚设，才能为高校学子提供一种精神家园，才能为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的发展提供方向和精神动力，并以动机的形式来指导高校大学生的行为，从而引领社会转型期间复杂多样并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
（3）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在国内外各种思潮影响下，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大学生思想活动状况的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应对非思潮威胁，巩固指导地位的有效途径。
二、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原因分析
全面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研究高校各层面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有利于针对性地提出融入途径。
（1）师资队伍的建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自身的特点和性质，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都对教师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素质参不齐，部分教师综合知识缺乏，专业知识落后；部分教师政治立场不够坚定，政治敏感性不强；部分教师爱岗敬业精神不强，对教学工作热情不高；部分教师自身素质有待提高，缺乏表率作用，总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2）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人生发展逐渐成熟的重要阶段，也是他们“三观”逐步确立的关键时期。处于这个重要阶段和关键时期的大学生，体力和精力处于最佳，独立性逐步增强；认识能力全面增强。但部分大学生存在政治信仰迷茫、价值标准混乱、功利主义盛行、困惑与压力加大、道德水平下降等现象。
（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方式与方法有待改进。现行的考核方式均以知识测验为重点，对学生能力的考核多是一带而过，而对于学生是否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真正形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文化素质的考核，却是流于形式、办法不多。
（4）重视理论层面的考核，对于实践层面的考核却比较欠缺。现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学生学习的引导侧重于知识的讲授，对于实践能力的评判则几乎没有一个成型的测评体系，与此相对应的，在考核环节只注重理论知识层面，忽视学生实践、行为层面的考核，这就势必出现学用分离、知行不一的情况。
（5）仅注重课程的终结性考核，忽视了对学生的成长性和过程性评价。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核只重视学生的期末成绩，对学生平时的表现和进步考核得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与学、评价与被评价过程中的情感交流和相互促进。这样的考核方式并不能够动态地反映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理论素养的提高，从而导致学生只重视最终的考试结果不重视平时的学习过程，只看重分数高低而不重视素质提升，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效性的提高。
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信仰教育教学的路径
（一）不断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综合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教师必须政治信仰坚定，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较高的政治鉴别能力；必须理论修养较高，具备扎的专业理论素质和广阔的知识面；必须具备出色的教育教学能力。只有对自己宣传的意识形态坚信不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身体力行的教育者，才能真正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任务。
（二）不断发挥教育教学对象的主观能动性
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达到人才培养目标，必须认真分析研究学生，树立“一切为了学生”的思想，准确掌握他们的实际状况、心理承受能力和理解接受能力，科学地设计教学计划、安排内容、有的放矢，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他们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力性。
（三）不断增强教育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和科学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不断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的需要，把富有时代气息和创新精神的内容传输给学生，与其他各类课程同心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才能真正起到统一思想、激励斗志，约束行为的作用。
（四）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方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新情况和新特点，必须探索有效教育教学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增强教育教学的灵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提高他们的觉悟，解决他们的各种实际问题；有效利用影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把丰富的教育教学内容寓于其中，生动而直观地展现给学生，增强教育教学效果。
现代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知识已经成为组织竞争优势的根源。在全球化竞争蔓延开来的背景下，国家竞争力的强弱高度依赖于国内各地区的经济及地方集群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创新集群作为融合市场组织和企业组织的优势而形成的创新组织间合作形式，是产业、区域乃至国家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提升自主知识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欧美国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将促进创新的政策定为创建相关企业和机构的区域集群网络，通过分工合作促进知识创新;而我国中关村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新医药与生命科学及医药工程为主的创新集群。但是，随着知识要素在经济中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我国创新集群发展面临着产业升级、专利丛林、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障碍等多重困境。由于知识管理在理论界的蓬勃发展，掀起企业内部和企业间引进信息系统进行知识管理的热潮;而实践结果却显示创新集群内注重信息技术系统进行知识、技术交流共享以促进知识创新的管理项目屡遭挫折。在此情况下，对于创新集群内以知识创新为竞争优势的企业而言，所面临的考验不再是如何获取和使用分散性知识以增强组织绩效的知识管理问题，而是超越知识管理的知识治理问题，即选择适宜的组织形式、治理机制以及组织实践等，有效地影响和协调知识活动主体的各种行为和动机，促进知识活动以最优化地选择、创新、共享和利用知识［1］。目前对知识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组织制度和知识治理机制的设计，对于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等方面关注较少。因此，本文试图从创新集群内知识活动过程的微观层面出发，构建一个创新集群中知识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框架，为推动创新集群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2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的相关研究
2.1创新集群、知识治理的内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1年提出和发展了创新集群的思想，而熊彼特早在1912年就提出了“创新倾向于在时间和部门上集群出现”的观点，也常称为创新集群或创新群理论［2］。学者们从地理学、技术经济学、产业学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创新集群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本文将创新集群的内涵归纳为:创新集群是以新知识的产生和新产品的大量出现为本质特征的创新型组织在地理空间上集中或在技术经济空间中的聚集，与外界形成有效互动的产业组织形态。国内外关于知识治理的研究刚刚起步，处于组织理论研究前沿。知识治理这个概念是由Grandori在2001年首次提出，后继学者从各个领域对知识治理的内容进行拓展延伸。知识治理指的是治理知识过程，即选择治理结构(如市场、混合形式或层级制)以及治理和协调机制(如协议、指令、奖励计划、信任机制、管理模式、组织文化等)，目的在于顺利地影响知识创造、转移和共享的过程［3］。
2.2知识治理机制的相关研究国内外现有的研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以创新集群为研究对象的知识治理机制的研究，创新集群中知识如何通过组织载体进行组织和协调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国内外对于知识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知识治理机制和组织结构的设计，而对于如何对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知识治理机制进行选择以及其选择的影响因素是什么等问题从各个角度提出不同的回答。之前大部分学者对组织知识治理机制关注的角度大概可以归纳为知识属性和组织属性，基于此提出各种公司层面的知识治理机制。(1)知识的属性。知识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人们至今对它的认识还不尽完美。几乎所有常用的分析视角都可以用来透视知识，它既有抽象的属性也有具体的实体指向。Grandori(2001)以知识的复杂性和差异化进行知识治理机制分析，指出当知识复杂性和差异化都处于低位时，通讯网络很可能就足够了;当知识复杂程度低而知识差异化程度高时，需要知识整合或者只是转换执行者;当知识复杂程度高而差异化程度低时，共同体是适合而价格和科层制是失灵的;当知识复杂程度高而差异程度也高时，任务团队是适用而共同体是失效的［4］。Contractor和Ra(2002)从知识的编码性、新颖性、复杂性和可传授性等属性怎样影响联盟治理模式的选择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他认为知识编码程度和可教性越高，联盟治理模式越可能选择许可、离散重复协议和一次性协议;知识新颖程度和复杂性越高，联盟安排越偏好战略供应链伙伴、权益合资企业和所有子公司方式［5］。林海芬，苏敬勤(2010)根据6个的不同管理创新阶段知识的默会性、新颖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建立知识治理机制选择表，例如发现问题阶段的知识主要表现为默会性、高信息不对称性、高复杂性，应选择激励、权利分配、沟通、网络等适宜的知识治理机制［6］。(2)组织的属性。Grandori用利益冲突这个指标来表示组织属性，指出当组织间利益冲突高时，共同体和任务团队治理模式都会失灵，而价格和所有权共享是适宜的。Peltokorpi和Tsuyuki(2006)基于项目组织形式的角度建立知识治理机制，并选取日本Maekawa公司成功建立的知识治理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指出项目性组织的知识治理机制包括共识型科层制、共享性人力资源管理、绩效测量与成果控制三种［7］。Bruce和Thomas等(2008)选择以组织包含知识活动的项目为立足点，认为需要在组织内建立知识治理机制包括“项目定位”(ProgramDefinition)、“项目生态”(ProgramEcology)、“项目评估”(ProgramEvaluation)三个部分［8］。李宁、杨慧馨(2005)基于集群剩余对于企业集群内部协调机制的考察，指出内部协调的目标在于集群剩余以及信任、声誉、关系契约等协调机制与集群剩余的关联［9］。
3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
治理本质上是一套秩序和规则，一般是从宏观层面出发的。而近年来组织行为经历从下到上的研究模式转变，也逐渐将知识治理的视角从宏观拉倒微观个体，进入非正式机制领域，关注对知识活动主体行为的激励、约束、规制和引导。创新集群在选择正式或非正式的知识治理机制时要考虑许多因素，本文从微观视角入手，沿着创新集群知识活动过程的研究路径，构建以知识特性、知识活动主体及知识活动内外部环境为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如图1:图1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框架
3.1知识特性
与个人知识不同，创新集群内所拥有的组织知识更强调的是知识的可用性和适用性。但实践中随着知识边界的放宽，除了知识本身固有的默会性属性外，创新集群内开放式创新环境导致知识的差异性和嵌入性、“公共物品”属性的复杂性越来越明显，知识治理机制实施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对知识治理机制的选择也产生不同的影响。
(1)知识的默会性。它指的是知识的不可完全表达性，也就是显示的困难性。隐性知识隐藏在个人头脑当中，体现于个人的实践活动中。创新集群发展的本质在于知识的创新，而知识创新过程主要体现在隐性知识的分享和创造。创新集群中知识的默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群内部成员企业员工关于参与创新的动机、行为、前景等的信念和观点，即认知层面上的“心智模式”;二是企业成员拥有的用于参与创新集群合作创新项目中难于表达的技能、经验和诀窍等，这是技术层面的知识。深藏不露的心智模式使得创新集群成员企业的合作动机和意愿难以观察和把握，而内隐的技术层面知识会提高对知识技术措施和“软环境”建设的要求。因此，知识的默会性影响到创新集群知识治理的诊断和评价过程，继而影响到知识治理机制的选择决策。
(2)知识的差异性和情境嵌入性。创新集群内各合作企业或创新项目各合作环节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成员企业具有的经验知识，都体现出在集群内开放式创新环境下知识的差异性和情景嵌入性。知识的差异性程度受成员企业地理位置的分散性影响，对于隐性知识占大部分的创新集群而言，隐性知识的传播和共享需要合作企业双方接触频繁并有效地互动，知识的差异程度过大将阻碍内部知识的顺畅流动，差异程度小则成员企业没有进行知识共享的动力，因此导致隐性知识传递与共享困境。而在创新集群中，创新知识都产生于特定的情境中，嵌入于特定的组织结构、工作惯例、技术以及社会环境等情境中，知识转移到不同的情境中其应用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大大降低。因此，知识的差异性和情景嵌入性要求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的选择能够进行针对性地引导集群内部的知识活动。
(3)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在经济学里，公共物品具有两个重要的基本特征，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作为创新集群最重要的资源，绝大多数知识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群内成员企业个体对于知识资源的依赖和共享，并不阻碍其他人同时得到并对此知识进行“消费”;二是对知识资源进行反复使用和“消费”，并不会对知识资源造成损耗使其减少，反而会因为促进知识的频繁使用而带来知识的增值。但是，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会导致创新集群内部进行知识共享的“社会困境”:首先，由于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群内成员企业在知识的创造过程中，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搭便车”现象所引致的“公共地悲剧”;其次，由于知识在使用过程中的非排他性，群内成员企业也会产生缺乏知识创新和积极参与合作的动力。因此，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要求创新集群内提高对于激励机制、协调机制等非正式知识治理机制的关注程度。
3.2知识活动主体
知识的特性决定了创新集群内成员企业即知识活动主体的复杂性，而作为集体知识活动协作基础的个体行为和能力则加剧了知识活动过程的复杂程度。因此，分析和探讨创新集群内知识活动主体的复杂性对其知识治理机制的选择至关重要。任何治理机制产生的目的都是对治理对象即治理者的行为形成约束力，因而任何治理机制都有其相应的假设前提。基于制度经济学对于个体行为的假设，展开对知识活动主体的讨论:首先是“理性人”假设，即个体普遍存在着使自己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其次是有限理性假设，指的是人的行为是有理性的，但是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人的认知能力有限，这种理性是有限的;最后是个体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具有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倾向，会给交易双方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
(1)合作动机。上述的个体行为前提假设体现创新集群内成员企业的行为特征，即各成员企业在进行知识共享和创新时的动机、行为的复杂性。由于成员企业具有不同程度的自主判断力、知识保护程度和学习意愿，会根据自身所处的集群内外部环境、扮演的角色和在集群内所处的地位等决定自己知识共享行为。成员企业在集群内进行知识共享和合作创新过程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最大限度地利用、整合各方的知识来加强竞争优势，由于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不可避免地回出现投入和收益不协调、“搭便车”现象，加大了创新集群内部企业之间行为协调一致的难度。
(2)知识能力。在创新集群内，成员企业的知识能力指通过为企业识别、获取、转化、运用、转移知识来增强企业的核心能力，以影响创新集群知识创新的深度和速度，进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成员企业拥有较强知识能力能够不断捕获外部知识，引进、消化、再创新，促进集群内的知识流动顺畅;同时，也会提高其他成员企业的知识共享意愿。若某成员企业的知识能力弱，会直接影响到各成员之间合作的效果，使其他成员企业没有足够强烈的意愿参与知识共享和合作，将进一步加剧知识活动过程中的“社会困境”。因此，为了协调成员企业之间合作矛盾，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的选择侧重于对群内成员企业进行关系治理，对群内成员集体行动进行整合、协调。
3.3知识活动环境创新集群内知识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得以顺利进行的，知识活动过程与其活动环境196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影响知识治理机制选择的环境因素包括创新集群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因素。
(1)集群外部环境。首先，政策环境。包括政府机构及相关机构制定的旨在促进知识创新的法律法规、制度措施、行动办法等，对创新集群内部知识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导向作用，但是政策的变动也会使识别的市场机遇迅速消失;其次，市场环境。一个成熟的市场环境不仅包括消费市场，还应包括资本市场、中介市场等多个市场环境体系。高新技术的日新月异导致导致市场的变化及发展趋势难以预测，增加了创新集群内知识活动的不稳定性;另外，社会环境。有利于创新集群促进知识活动的社会环境包括人文环境和人才环境及区域的竞争环境。无形的人文环境若充满活力，会成为创新集群内知识共享与合作的重要动力，相反则会成为阻力。大学、科研机构为创新集群的知识共享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带来一定的影响;集群外部的竞争状况会使创新集群的战略发展受到限制或被迫调整，导致创新集群发展的不稳定性大大增加。因此，集群外部环境可以触发知识需求，但也可能会限制知识创新活动的选择和成效。外部环境的这些影响隐射集群内部管理系统上，进一步影响知识治理机制的选择。
(2)集群内部环境。创新集群内部环境包括企业间的组织距离和关系契约。首先，根据Simo-nin［10］的定义，创新集群内企业间的组织距离体现在企业文化和制度惯例的差异上。制度惯例的形成有其路径依赖性，不同的惯例制度说明企业各自在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有较大的差异，可能造成在知识活动过程中的因果逻辑或者创新方式缺乏一致意见。而企业文化差异则体现出群内企业的管理风格、企业员工自身的追求与素质差异。当创新集群内进行知识和产品的创新合作时，组织距离过大会导致集群内不同思维模式和观念的冲突，从而阻碍创新集群知识活动的顺利进行;其次，创新集群内知识创新合作最终表现为一系列协议组成的契约。由于集群内的企业间合作时面临的任务复杂性不同，要缔结一个涵盖所有成员企业复杂性的契约会使仅有某一方面复杂性的成员企业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11］。因此，集群内企业合作的关系契约不可能绝对的完备，而这种不完备性导致企业之间的合作存在信任危机，进而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机会主义行为。所以，集群内部的环境因素与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效率有密切的联系，而选择适宜的以信任为核心的关系治理机制和网络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地减轻群内环境对知识活动的阻力。
关键词： 财务管理 财务观念 变革 创新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形成并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公司财务在许多方面显示其不适应性，因而必须考虑其创新与发展问题。
1 财务观念的创新
1.1 泛财务资源观念
知识经济对企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是改变了企业的资源结构，并丰富了资源的内容。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企业必须确立新的“泛资源”财务观念，泛财务资源概念是对传统财务资源概念的延拓，从形态上划分，泛财务资源可以分为硬财务资源和软财务资源两大类。其中，硬财务资源是指客观存在的，在一定技术、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能被企业利用的有形资源，其构成主体是自然资源和传统的财务资源；软财务资源是以智力为基础的或无形的资源，包括知识资源和时间资源等。
1.2 融智比融资更重要
从一般意义上说，软资源对硬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个作用的结果又反馈于整个泛资源系统。软硬资源的这个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表现得更加明显。知识经济将战略性资源转移到知识、信息及其创新能力上来，软资源或知识资源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首位资源。有鉴于此，企业在理财时应确立“软资源第一”的观念，并通过合理的资金运作，培育和扩张软资源，以此优化企业资源结构，顺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
1.3 人本财务观念
人本管理是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企业的每一项财务活动均由人发起、操作和控制的，其成效如何也主要取决于人的知识和智慧以及人的努力程度，因此，在财务上贯彻以人为本的观念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贯彻“人本财务观念”要求做到：第一，增加人力资源投资，提高企业领导和员工质量；第二，推行财务分层管理和全员财务管理，实行民主式和参与式财务管理，提高员工对财务的参与意识；第三，加大软资源投资力度，为培育企业文化和良好人际关系创造优良环境。
2 财务目标的创新
从一般意义上说，财务目标就是通过合理地分配资源使其利用达到最优化。这里涉及三个问题：一是配置什么资源，二是将资源配置给谁，三是如何判断配置优化的实现。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财务目标体系结构的基本框架如下。
2.1 财务资源配置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硬财务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和相对价值下降，而软财务资源的作用和相对价值在上升。因此，企业的理财应在尊重硬财务资源在整个泛资源系统中的作用的同时，重视软财务资源的战略作用及其对硬资源的调控作用。
2.2 利益相关者——财务资源配置主体
在知识经济时代，财务资源配置的主体应是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股东。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要求，投资者期望其资本有效增值最大化，员工期望其薪金收入最大化，政府期望企业的社会贡献最大化，公众期望企业的社会经济责任与绩效最大化等等。企业的理财应兼顾和均衡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利益要求，这样定位财务目标，既考虑了出资人的利益，又兼顾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既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又体现可持续发展财务的特征。
2.3 财务资源配置规则
财务资源的配置、开发利用与分配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这种规则最基本的思想应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然而在现实中这两个方面又难以兼顾，要么忽视公平去获取效率，要么牺牲效率去实现公平。财务资源的配置规则可以作为一个体系来设计，包括社会规则、人的规则、经济规则、资源规则和环境规则等方面，为了便于操作，每一类规则还可以细分为若干细则。如果资源配置规则缺失，必然会发生利益相关者过度“拥挤”和“摩擦”的问题，最终将危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3 财务治理结构的创新
企业治理的核心是财务治理权的配置，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企业财务治理结构也应当进行相应的变革与创新。
3.1 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财务治理
利益相关者都应有参与企业财务治理的资格和权利。这个原则在实践中的贯彻方法，就是利益相关者共同组成企业财务治理结构，尤其是让员工、债权人等第一级利益相关者进入财务治理结构，分层管理。鉴于银行是我国企业资金的最大供给者和企业风险的最大承担者，建议在设计企业财务治理机制时也不要忽视银行的参与作用。
北辰区司法局按照区委政法委和市局的统一部署，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从进入动员部署阶段以来，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效果。为了巩固成绩，更好的开展理论学习阶段的教育工作，他们将通过“六种学习形式”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向深入。
1、以读细学。他们利用工作之余和每周五的集中学习时间，仔细研读中央政法委统一编印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读熟、读懂、读细，真正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内涵，细致、全面地学习每一个专题的具体知识。
2、以讲深学。认真参加区委政法委组织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专题讲座，做好笔记。将适时邀请相关领导、专家就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到我局做报告、讲座。把各个专题的知识学深、学透。
3、以答精学。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安排，每名司法行原创网站政干部都进行了五个理念相关问题的解答工作。将问题的答案工整、清楚地写在专用学习笔记本上。通过答题，熟练掌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全部内容，并实现对每个专题知识再认识的飞跃，对于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4、以谈帮学。每个专题结束后，及时进行总结并撰写个人心得体会，根据教育开展的进度，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体会文章的撰写。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适时组织交流谈心。在交流谈心过程中，各科长、主任、所长帮带一般干部、党员帮带群众、先进带动后进，充分发扬互帮互助的精神，不让任何一名同志掉队，不落下任何一个死角。
5、以查促学。局领导经常保持与各自联系点的工作联系，加强工作指导。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经常深入各科、室、处、所检查指导教育安排的落实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表彰典型、总结经验，对于教育安排落实不到位、敷衍了事、不能学深学精的科室和个人及时批评和帮助；对于教育活动中涌现出来先进的人物事迹和学习方法及时报道和推广。通过检查，促进教育的深入开展。
6、以用活学。在工作中自觉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一步落实“六个结合”，用理念武装头脑，用理论指导实践，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端正执法理念，增强工作能力，对自身业务要起到实实在在的促进作用。通过实践，进一步促进理论的学习，切实达到活学活用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