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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变化

时间:2023-08-07 17:31: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区治理的变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社区治理的变化

第1篇

[关键词]合作;地方政府;公民社区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8-0048-02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地方治理运动逐渐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展开。这是在世界各国受到经济全球化冲击,分权化改革、市场化推进的背景下,政府组织为有效回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和面临的危机、挑战而选择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地方治理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变和职能的调整,也促进了公民社区的发展和日趋成熟,从而使得地方政府与社区之间在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复杂。这是因为“治理本质上是地方性的,地方治理是最贴近社会和公民的生活、直接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与公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治理层次”。在这样的背景下,怎样处理好社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发挥社区的天然优势,实现社区公民的权利,搞好社区建设,是每个社区都面临的问题。

一、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转变

对于地方政府的概念,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政府是位于中央政府与中间政府(州、地区、省政府等)之下的最低一级的政府体系或是中间政府的分支机构,而另一种观点则将其视为中央政府的分支机构或除中央政府以外的各级政府。这两种观点对地方政府的定义均定位在与中央政府相对应的、且位于其层级以下的政府或政府机构。在这里,为了更明确地界定和使用地方政府这一概念,有学者把地方政府定义为:一个国家出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管理需要而在某一地区设置的具有垄断性地位的管理组织。这在一定意义上更具有概括性。

当今地方政府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社会可持续发展、公民对公共服务要求不断提高的压力。为了适应地方上内外环境变化的要求,化解来自各方的压力,地方政府应围绕着如何适应社会新环境下的角色和职能变化,服务于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与自身创建服务型地方政府的需要,促进地方政府的创新,提高地方利用资源的能力,增强地方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效能,就成为不容回避的政府改革的使命与任务。同时,地方政府还必须致力于地方经济发展、分权化政策的实施、地方公共服务水准提高、资源有效分配、公共问题解决、公民参与和政治稳定等目标的实现。

在地方,最大的社会变化就是公民社区的快速发展。公民社区的发展打破了以往地方政府进行地方治理的传统,以往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它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这种突出的变化把地方政府吸引到更加关注公民社区、更加关注社区内的公民上来。从而地方政府也由地方政府主导型的角色转变为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共同治理型的角色,以适应公民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根本要求。

二、公民社区的功能定位

社区这一概念有多种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罗吉斯和伯德格在《农村社会变迁》一书的定义,社区是一个群体,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组成,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之上的。这一定义强调共同的利益、地域、群体。从社区的诸多定义来看,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学意义上、地域意义上或人口学意义上来界定社区的。这些定义只是赋予社区这一概念一种最基本的内涵,并未涉及到它的高层次的意义。社区的高层次的涵义应该是治理意义上的社区,因为社区不仅仅是人们的居住地、生产和生活的场所,而且它还要依靠良好的社区治理来提升人们生活的品质,更好地实现人们的公民权利,使社区处于有序的发展状态。

公民社区功能应定位在:一是根据社区成员的实际需要而提供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应作为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一种有益的补充;二是为了维护公民利益而作为公民利益的代表参与或监督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三是基于公共管理需要而对社区公民和公民组织进行的组织与管理;四是促进社区公民热心参与社区治理与发展,进一步提高社区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社区民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五是与地方政府处理好关系,积极与地方政府合作,为社区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的社区治理与发展的环境。

三、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间的合作关系

地方政府和公民社区之间合作是因为共同的公共利益与共同的公共责任所致,并且两者的合作有着现实的契合点,那就是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服务是以公民社区为中心的,地方政府为公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公民社区为社区内的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必须加强合作,这样既可以全方位提供公共服务,又可以避免公共服务的重复提供;既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又可以降低公共服务提供的成本。

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的合作是非零和的,两者之间应建立起互动与合作的关系以达到双赢目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的这种互动与合作关系意味着,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要体现在对地方上全局性的社会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组织管理上,体现在地方政策的制定上,体现在对社会组织管理上,体现在对公民社区的管理、协调和监督控制上;另一方面,对于公民社区而言,要体现在对社区内部的、具体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组织管理上,体现在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上,体现在对社区内的公民和公民组织的关切上,体现在对地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配合上。

谋求公民社区的良好发展是地方政府长期的目标,也是公民社区自身的根本要求。事实上,只有公民社区得到了有效的发展,才能促进地方政府治理目标的实现,同时,公民社区公共事务的开展也能够弥补地方政府行政机制运行的内在缺陷。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的合作是实现双赢、多赢的基本途径,选择合作模式正是对日益强大的社区公民和公民组织的回应,也是最具活力和效力的社会选择与时代诉求的结果,更是开展地方治理运动的最佳促动形式。

四、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的合作要求

当今的社会发展日益复杂,全球化浪潮席卷所有国家,各国的分权化改革逐步地进行和完善,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这对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的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方政府与公民社

区间的这种合作关系要求它们之间必须密切配合,共同努力。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以围绕公共服务的提供为基本切入点,以对社区公民负责任和社区公民权的实现为前提,以形成能够产生双向互动的、有效的合作机制为目标。

1 对地方政府的要求

首先,地方政府应以增强其自身的管理能力和强化管理责任为自身改革目标,以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为根本宗旨,以协调、解决涉及公民社区的特定公共问题作为基本工作内容,以协调、化解公民社区间的矛盾和冲突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同时也应关注社区公民的利益和需要,正如珍妮特・v・登哈特和罗伯特・B・登哈特夫妇所说,“地方政府应该鼓励社区公民关注更大的社区,鼓励公民致力于超越短期利益的事情并且愿意为自己邻里和社区中所发生的事情承担个人的责任。”

其次,地方政府对公民社区的管理,应打破以往的行政全能主义的倾向,体现公民社区的内在价值及其社会地位,为营造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区新型管理体制奠定坚实的基础。地方政府应赋予公民社区一定的创新空间和适度的权力,但这绝不是说,地方政府对公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可以完全放手,而是要进一步在公民社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科学地推进公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因为它不但是公民社区建设与发展不断前进的推动者和维护者,而且还要承担着相应的责任。

第三,把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有效地整合进地方治理结构中,地方政府应始终牢记在地方治理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在依法、民主的基础上与公民社区建立彼此协商和合作的关系。一方面,要明确地方政府对地方公共事务的社会与道德责任的约束,形成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间共同愿景;另一方面,还必须建立地方合作治理制度化的规则,其中包括在治理结构下的分权和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冲突解决机制。而这一解决机制又可以通过促进公民社区良好发展来实现,因为“一个健康社区的存在本身就是消除冲突的一种工具”。

2 对公民社区的要求

第一,公民社区建立的基础是关怀、信任和协作。公民社区是由社区内的公民和公民组织组成的,公民之间、公民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应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形成一种融洽的气氛,使他们在社区中有家的感觉。现在,社区中流行的一句口号是“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这也是公民社区精神的真实写照。它需要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有效沟通和冲突解决系统的结合。公民社区要增强他们之间的互动性,为他们进行交流和平等对话提供一个平台。这不仅仅是公民社区建设和发展的本质,也是公民社区民主的本质。

第二,作为地方政府辖区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公民社区应制定科学、合理的社区规划来推动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所谓的社区规划是关于一定时期内社区发展的目标、社区发展的框架、社区发展的主要项目等的总体性计划及其决策过程。在制定公民社区发展规划时,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社区的实际出发,切实做到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与社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致力于公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对于公民社区规划来说,就必须以公民为本位,更应以社区内的公民与公民组织的健康发展为前提。这样做有助于提高公民社区发展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助于优化社区结构及其功能,有助于协调社区内外关系和资源整合,有助于增强公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认同感,有助于促进社区公民的参与数量和质量,有助于促使普通意义上的或传统意义的社区向真正的公民社区的转变。

第三,公民社区要为社区公民和公民组织参与各种社会事务、实现不同社会价值和公民权利提供便利的场所,要为社区公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公民的社会化的实现以及公民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等提供可靠的社会支持。公民社区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社区居民逐渐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身份,使他们明白应该如何成为社区的一员,如何参与公共生活。他们参与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参与,为了影响那些决定他们生活质量的决策而参与,为了公民社区的发展而参与。

参考文献:

[1]孙柏英,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刘亚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问的竞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蒋满元,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地方政府竞争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4]窦泽秀,社区行政――社区发展的公共行政学视点[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第2篇

一、从“单位人”到“社区人”: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社会结构的一大变化是大量社会成员由“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大量社会成员身份的转变,给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诸多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原有的单位组织管理网络弱化,而我国社区发展明显滞后,尚不足以承担基层社会管理重任。一些基层的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由于不能及时解决或处理不当,影响了当地社会的安定团结。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面对日益复杂的现实情况,必须转变基层的社会管理体制并加以完善。

二、从“管制”到“治理”: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理论基础

“管制”和“治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两种不同行为方式,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一是行为主体及权威来源不同,从一元到多元。传统的“管制”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绝对地位,管理行为的主体及权威的全部来源都只能是政府,呈现出典型的一元化特征。而“治理”虽也需要权威,但来源渠道不一定是政府,更强调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更多的是依靠合作网络的权威,是一个多元参与的结构体系。

二是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从自上而下到上下互动。“管制”的权力运行方式总是自上而下,依靠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强制的行政命令,对社会事务进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则非常强调权力的上下互动,强调通过合作、协商、参与等方式实现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是一种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其权力运行的向度是多元的、双向互动的。

三是社会参与程度的不同,从强调服从到鼓励参与。政府“管制”因推崇权力的唯一性及绝对性,非常强调社会对其绝对服从,排斥社会参与,以便政府对社会控制及管理的顺利实施,但也造成社会参与性及政府回应性的严重不足。“治理”则强调合作网络的构建,重视公民社会的培养,鼓励多元参与,强调民众通过社区、NGO、NPO等社会组织与政府对话,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广泛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

四是管理方式的不同,从控制、规制、法制到服务、协调、回应。“管制”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强调结构规制和行动规制,实行统一化管理,较少容忍差异性、多元化的存在。“治理”体系则是一个多主体平等参与的对话网络,以服务于各成员为宗旨,以成员的共同利益为追求目标,强调通过合约参与者的自律行为、互动性减少规制成本,增加公共事务的回应性。

从“管制”到“治理”,不仅是行为方式的转变,更体现了价值理念的嬗变。通过治理的实现,政府对于基层社会事务将由直接管理、控制变为引导、协调多元参与。所以,治理是一个更契合现实的理念,是一种更能实现基层社会管理良性运行的行为方式。

三、从“依赖政府”到“发展社区”: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集中凸显期,要想在基层实现总书记提出的“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就必须创新并完善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完成从“政府管制”到“社区治理”的重大转变。

首先,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首要前提。一方面,政府必须厘清行政事务与社区自治事务、政府委托事务与社区自治事务的边界,实现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由“统制”、“管制”向治理、自治的转变,实现由政府绝对主导向引导、疏导的转变,实现由行政命令向协调、沟通的转变,实现由直接提供服务向购买服务的转变,实现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最终实现由“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的华丽转身;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专注于指导和帮助社区成立社区组织,为社区提供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面的支持,帮助社区大力提高其自治能力,在资金投入、设施建设、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社区大力支持,确立社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要改变“管制”模式下,政府直接向社区提供公共产品的做法,变“服务生产者”为“服务购买者”,通过鼓励、扶持一批NGO、NPO等社会组织,使之有能力承担生产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的重任,促使政府实现从“全面干预社区”到“政策引导扶持”的职能转变。

其次,要以多元参与为实现途径。一方面,要激发和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和参与意识,强化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身份认同,构建社区公共意识。要推动社区制度规范化、配套化建设,完善社区居委会及业主委员会的建设,畅通社区居民利益表达渠道,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来推动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和发展NGO、NPO等社会组织,政府取消对其进入社区的政策,并从财政、税收、准入登记等方面对其提供政策及资金上的支持,鼓励其获得在社区内开展活动的持续资源,规范相关社会组织行为,实现政府、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良好合作。

再次,要以加大投入为实现保障。一是要加大人员方面的投入,加强专业人员培训。政府要选派一部分具有社区管理及服务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的人员进入社区,更要加强对现有社区服务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通过关于社区管理及服务知识的教育培训,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社区管理及服务人才队伍,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二是要加大资金方面的投入,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基层社区。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能力,财政预算支出适当向社区倾斜,另外可以通过政策导向,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对社区建设进行投入,实现社区建设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三是要加大物资方面的投入,加快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原有的社区基础设施加以修缮,并兴建一批新的设施,如社区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游乐健身设施等。

最后,要以社区发展为目标追求。一方面,通过转变社区治理观念,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模式;通过构建社区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多元社区治理主体;通过与时俱进的制度建设,为社区治理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完善责任监管,形成监督与约束机制。通过以上建设,实现社区自身的发展,增强其自治能力,使其真正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另一方面,社区治理也并不是完全摒弃政府作用的自治,必须坚持发挥政府的引导、协调作用,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下,实现社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有序进行。

第3篇

根据组织部安排,我于2018年*月*日起在***社区挂职锻炼,这次挂职锻炼对我来说既是压力又是挑战,我非常珍惜这次挂职机会,挂职期间,我始终认真学习、用心调研、主动参与、深入思考,回顾这三个月来的挂职锻炼,我感到受益匪浅,对于今后的社区工作有了新视野、新思路。

我所挂职的**地处***,社区情况复杂,人口密集,**社区积极探索回迁社区治理“农村模式”向“城市模式”的转化,建立实施了“***”新型社区管理服务模式,并作为**社区管理工作中打造的亮点,全面深化覆盖。

“***”新型社区管理服务模式在硬件上依托于其打造的“社区服务综合体”:针对社区内不同年龄段和需求的居民,分别打造了四大功能性场馆,即面向全体社区居民服务的服务站、面向社区老年人群服务的生活馆、面向社区青少年人群服务的“欢乐园”、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健康馆”。在功能布局上,“**服务站”建筑面积700平方米,是以居民互动为主、社区办公为辅的多元化“社区大客厅”。提供“居民信息、社会事务、数字统计、服务跟踪、绩效评估、工作考核” 等六大内容考核社工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顺应现代管理信息化、智能化和集成化要求。在信息交流上,创建了社区微信公众号平台,不定期推送各类通知、各类信息,各条线的办事流程都放在公众号的模块里,方便居民查看。

**社区回迁安置小区和商品房小区相结合的社情和我所在的**社区有很多相似之处,其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的创新发展的理念,丰富了我社区治理、服务工作的视野。 结合**社区“全能”社区治理模式,对于我社区今后的发展,我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社区工作需要进一步做深、做实,不能流于表面,心浮气躁。想要更好地打造我们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需要我们通过深入了解老年人的所思所想,调动身边一切可调动的资源,制定科学的老年服务计划、学习计划、活动计划,并配以反馈机制、考核机制、激励机制来保证其落实且取得实效。如此“私人定制”,才能铸就精品,让社区的老年人真正体会“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二是要充分利用社区及周边资源,建立人才资源库,借力使力,促使共建共享共赢。**社区虽然是撤村建居社区,原始的村民知根知底,但是一部分随着嫁娶迁入或买房安家的新居民的情况却不甚了解,周边商铺或可以利用或愿意共建共享的软硬件资源也掌握甚少,大学城的区位特点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大学生社会实践更多地还是单一的帮助老年人读报、打扫等流于形式的活动,并没能很好地将大学生的专业特长和社区发展的薄弱点嫁接互助。相信通过深入走访、细心发掘,建立社区自己的人才、资源库,组建专业的志愿服务队伍,能够帮助我社区克服物业和经济发展缺乏专业人才指导、居民活动形式内容不够丰富等薄弱点。

三是要让社工将更多时间用于走访社区居民,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使居民对社区工作更易形成共识。撤村建居后,社区的服务对象在变化、服务环境在变化、社区服务对社区的要求也在变化,社工需要主动转变工作作风,自觉加强业务知识学习,努力增强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推进了社工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社区建设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微信、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让社区服务向专业化、精细化、多元化方向发展,最大程度地为社区居民办事、生活提供便利。这就要求我们的社工多学习、多思考、勤跑腿、沉下心,既要业务熟悉、又要心灵手巧;既要在电脑前当码字员、又要跑楼道当调解员;既要台前能导“一出好戏”,又要幕后耐得寂寞……社工尽量全能才能让居民尽少走路。    

在**社区挂职期间,我既感受到了我们与他们的差距与不足,也在默默学习他们的宝贵的经验,思考回社区后我们能够做哪些事去拉近差距,甚至超越他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这次的挂职学习,我相信自己能够和社区全体成员一起理清发展思路,且学且行且进步,积蓄待发铸品牌,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社区也能够拥有自己的“金字招牌”。

第4篇

一、从大局出发,明确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地位

(一)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是加强社区管理的需要。在社区管理中,各个方面都离不开依法治理,依法治理本身就是社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搞好依法治理,社区管理才能够真正得到加强。尤其是随着改革的深化,过去由政府或所在单位包揽的就业、医疗、保险、养老等社会保障事务逐步由社区承担,社区日益成为市民生活的重要舞台和社会管理的主要领域。通过开展依法治理,用法律手段为社区管理服务,规范保障社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社区管理的根本要求和重要原则。

(二)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伴随着社会人员结构的重大变化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大量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下岗待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员以及新迁居民涌入社区,汇成数量庞大、身份复杂、流动性强的“社区人”群体。“社区人”个体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工作职业的差异,使得日常社区管理中出现了多种矛盾纠纷,如普遍存在的下岗再就业、最低生活保障费的发放、垃圾费的收缴、房屋拆迁、禁毒禁赌等问题,以及因空调噪音、滴水,车辆进出停放等原因而产生的邻里矛盾,街道社区由此成为了社情民意的综合反映地和各种矛盾、问题的汇聚地。靠过去那种由街道干部、居委会主任上门做工作的简单方式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只有加强依法治理,用法律手段进行管理,才能够顺应民情,妥善解决矛盾、纠纷,确保社区的稳定。

(三)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是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社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保障群众依法享有的民利得以充分实现。实现的途径就是实施依法治理,通过加强街道社区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按照党的要求和宪法、法律的规定,把社区群众组织起来,广泛开展“自治”活动,切实把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城区法治化的目的。

(四)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是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的需要。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物质要求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街道社区为居民办实事,就是要整合力量,实施依法治理,采取建章立制,整治违章违法,推动法律、医疗、文化等服务进社区的多种形式,实现社区的居所安全、秩序良好、环境优美、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确保居民安居乐业。

二、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基层少数领导干部对基层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认为是“务虚工作”、软任务。对该项工作的组织实施仅停留在计划上,推一下干一下,满足于应付敷於,没有真正抓好落实。

(二)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每年为数几次的全体成员会议,只能就依法治区工作的规划、年度计划等总体工作研究讨论,而基层依法治理的一些专项工作、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则不能及时得到协调解决。同时,小组成员均担任全区相关部门的领导职务,由于工作繁忙,在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投入的精力和力度方面还有待于提高。不能够更好地发挥本部门在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中的职能作用。

(三)基层依法治理工作还存在着死角。如以青壮年为主体的外来人员大量涌入社区,受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影响,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无业可就,在管理上造成“真空”,成为管理问题的隐患。有关职能部门缺乏依法治理的工作前瞻性,还未从宏观上规划管理,导致职责不清,各自为战,离基层依法治理工作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四)对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指导考核的力度不够。依法治区领导小组成员参与指导、考核基层依法治理工作的机会不多,目前仍停留在由设在区司法局内的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负责开展,给基层单位的感觉就是该工作仅是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工作,弱化了其工作地位。

(五)相关单位的依法治理工作缺乏工作连续性,重视程度不够。基层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方方面面无所不包,涉及到全区各部门、街道、社区。相关单位都有必要明确专人专职或兼职从事该项工作的日常事务,承担起工作联络事宜,但有些单位则是人员得不到保证或经常变动,经费也不能够保障,渐而使本单位的依法治理工作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

三、齐抓共管,积极开展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

(一)以宣传发动为先导,构筑工作网络机制。要在社区内采取多样形式,广泛宣传街道社区依法治理的要求、目的与意义,取得社区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要变一年一次例会改为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便于工作情况的沟通和问题的及时解决。为推动工作开展,更好发挥领导小组成员的作用,可将街道、社区划分“责任片”,由小组成员定点负责,亲临现场协调指导,强化工作力度。同时,街道要真正把该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做到有安排、有落实、有成效,逐步形成由街道工委领导、办事处组织实施、相关职能部门指导检查、社区内单位密切配合、居民共同参与的街道社区依法治理的工作格局。

(二)以普法教育为抓手,深化法律进社区活动。普法与依法治理在社区的紧密结合,是法制宣传教育的深化和发展。社区普法活动要紧紧围绕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内容进一步贴近社区、服务基层。应就社区管理和社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矛盾纠纷广泛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二是形式进一步以人为本、灵活多样。通过制作下发《法律知识问答》手册、举办社区说法故事会、法制文艺表演等活动,把法律知识内容融入生活化、通俗化、趣味化的表现形式中,以事喻法、以案释法、以艺示法。三是队伍进一步扩大。在原有法律进社区的服务队伍基础上,从社区居民中大力召募有志于普法事业的志愿者,让他们也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向身边的人讲身边的法律事,使得学法用法真正成为“寻常百姓事”。四是阵地进一步明确。要将主阵地放在社区居委会。在抓紧开展对街道干部、社区居委会主任系统培训的同时,努力使居委会做到“四有”:即有一个法制宣传专栏、配一套法律书籍、建立一支法制宣传教育志愿者队伍、每季度兴办一堂法制课。

(三)以社区“自治”为立足点,营造社区法治氛围。街道、社区居委会不仅要在日常工作中注重依法管理社区事务,还要在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订立符合实际、操作性强的《社区公约》,努力使社区居委会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推广红花街道的“民情日记”和夫子庙街道的“百姓百言”、“社区议事园”等好的做法,引导、鼓励群众反映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参与社区管理、监督社区事务,使社区群众切实行使参与“社区自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社区的依法治理工作夯实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以解决“难点”、“热点”问题为突破口,实施专项治理。在开展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的过程中,要确定治理重点,特别是注意突出社区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难点”、“热点”问题的整治。如针对、游戏机、不健康网络、黄色媒介对中小学生的隐蚀,各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实施对校园周边不法经营活动的取缔整治;小区内机动车辆乱停乱放、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环境卫生存在死角等现象,物业管理部门加强疏导管理等。通过这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工作,把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行为,树立和维护区委、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良好形象。

第5篇

1 社会工作的基本属性

首先,社会工作是社会福利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人们在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解答与帮助,是社会福利制度好坏的主要体现。其次,社会工作属于助人为乐活动,因此,社会工作具有实践性特点,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过程中,社会工作来源于宗教开展的慈善活动。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工作仍旧以助人为乐为主要目的,以达到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要求。最后,社会工作属于一门专业,并且具有全面系统的知识结构体系[1].

2 新时期,如何做好社会工作的转型

2.1 以社区工作为主要方向

在开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做好社区工作至关重要,能够为社区创造良好的生活氛围,以逐渐改变小区居民的思想意识,在进行社区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开展社区工作的过程中,由于服务的主要群体是小区居民,应不断调动小区居民工作的积极性,积极投入到社区工作之中,以在小区中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小区居民逐渐转变为社会公民,为小区建设奉献自身的力量。因此,要想实现社会工作的顺利转型,应逐渐扩大服务的群体,不应局限在小组或者个案,以不断加快社区工作的进程[2].

其次,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培力过程,通过培力以不断激发社区居民行动的主观能动性,从优势视角方面分析,社区培力强调能力建设、资源的链接和陪伴成长,因此,在开展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应以这三种因素为主要方向。此外,应依据社区群体的实际需要,不断关注社区居民的受教育情况、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在开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应为社区居民建立公共的活动空间,在公共空间建设的过程中,应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应定期组织社区居民参加各种公共活动,制定议事的基本规则,通过创造这种社区环境,以不断激发居民的积极性,为社区的改变奠定良好基础。

最后,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应使公益性组织结构与社区志愿者活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进而形成一股社会凝聚力,以逐渐形成共同治理的全新格局。现阶段,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主要依赖国家的政治权利,或是依据治理人员自身的主观意愿进行社区治理,这种治理方式不利于激发社区居民的积极性。此外,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参与式模式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是仍旧存在很多问题,现阶段,在社区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只依赖社区当地自身的力量,而不与外部进行合作,这不利于社区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在开展社区工作的过程中,应积极与政府和市场进行合作,进而不断加快社区的发展进程[3].

在开展社区工作的过程中,应当依据社区的实际情况,使得公益网络能够与社区结合在一起,进而在社区之中形成一股社会力量,为社区治理奠定良好的人力基础。

2.2 以社会政策为主

现阶段,在开展社区工作过程中,应以社会的基本政策为准,对于社区工作存在的问题,也体现了社会政策存在的缺陷,因此,社会政策还有待完善。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好社区工作,还应以社区工作为基础,为转变社会政策提出合理建议,以加快社会政策转变的进程。此外,在社会工作进行转型的过程中,应以社区工作经验为主,提出科学、合理的社会政策,进而为社会转型奠定良好基础。

2.3 做好权利的分配

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利制约性较差,以及无法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关系,不利于社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应做好权利的分配,确保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到侵害,为确保权利之间能够得到平衡,就应在社会工作转型的实践中,找到制约权利的主要因素,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做好权利之间的分配[4].现阶段,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经常会存在以下两种现象:

首先,由于受到政府权利的干预,在进行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大部分都体现了政府的意愿,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其次,在开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主要强调技术性与专业性,却不能将社区志愿者与社会公益性组织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进而在社区工作的过程中,不能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优势。

3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趋势

第6篇

关键词:城市现代化;社区建设;公共精神

一、现代城市社区建设和公共精神培养的价值关联。

社区是我国城市管理实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行政框架内最基层单位,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地域界限打破,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基层单位实体渐渐分化和消解,原来传统的“单位人共同体”“地域人共同体”已渐渐变身为“社区人共同体”。 现代社区共同体是由来自于不同地域环境和行业的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差质人口所组成的, 特别是长沙作为省会和中部发展快的城市,吸引了来自于各地、州、市和全国各地的人才定居或参与长沙现代城市的建设,这些不同异质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因为个体差异降低了邻里关系情感认同,增加心理上误会和矛盾,其认同危机影响社区共同体建设。加之社区行政化倾向导致居委会工作模式成就、工作方法简单,社区居民大多是在不了解前提上被动性参与社区事务,随意性大,导致居民对社区事务参与意识淡薄,社区公共精神上弱化和忽视,影响社区公共精神提升。

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各级部门越来越受重视社区建设。在城市化进程中,长沙城市化快速发展拆解原有的地域关系纽带,单位集体记忆和情感归属日渐远去,个人与社会关系网络发变化。为适应长沙新形势社区建设需求,培育社区公共精神以促进社区建设与和谐发展,进而提高长沙市基层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此课题研究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概况

(一)西方:学术界针对社区研究有的两种不同倾向:

①一种是针对城市社区中邻里关系变化进行研究所形成两种对立的社区消失与继存的理论。以滕尼斯、韦伯等社会学家为代表的社区消亡论和以美国社会学家甘斯、刘易斯为代表的“继存论”;。前者认为社会分化结果是人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差异增大、社会认同感降低使得传统社区存在基础丧失。后者认为认为传统社区不能完全否定和消亡,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居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情感与外面的世界并无多大影响。②另一种是社区解放论。费舍尔、费尔曼和雷顿在20纪70年代运用社会人类学网络研究的理论研究城市社区的变化。强调现代城市社区人际关系应从地域局限中解放出来,有应该更广网络,开启了新的网络研究视角。

(一)国内在中国社区概念的研究上:、吴文藻等人创立了“社区”概念和研究社区的范式。对社区研究近年来有几种不同观点:

①,社区共同体包括地域性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精神的共同体,社区精神文化是从生活共同体提升到精神共同体的关键。社区自身就可以实现自我管理、教育、服务、约束来实现社区公共生活有序化。

②公共精神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是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生活行为准则、规范的认可,并体现于行动上的遵守和执行。从道德上而言,公共精神是以利他方式关心公共利益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超越个人狭隘界限和个人直接功利目的关怀公共事务的精神境界和行为态度,它孕育并镶嵌在特定的社会架构和文化土壤当中,并不断地影响、修复、变迁着特定的社会结构。有的学者认为公共精神是孕育于人类公共生活之中的,位于人类内心深处的基本道德和政治秩序观念,态度和行为取向,以公共性作为价值基石,表现为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关怀和参与,对公共生活的热情融入和,对政治社群的虔诚认同和归属。

综合来看,国内外这些学者的相P研究,对课题组展开社区共同体建设与公共精神培育研究颇具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国内著名学者如秦宣、韩庆祥、张雷声、刘书林等近年来也高度关注城市化社会发展、共同体建设和核心价值观提炼与培育等问题,深刻回答了城市化社会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其观点不仅为此课题开启了研究思路,而且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国内外研究尚存在些许不足和遗憾:①侧重社区共同体或公共精神某一方面的研究,欠缺综合性的研究;②;对应到长沙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路径研究还较缺乏;③长沙社区公共精神培育策略的评价指标体系缺乏研究。

三、长沙社区建设中公共精神的现状分析

长沙作为省会和中部发展快的城市,吸引了来自于各地、州、市和全国各地的人才定居或参与长沙现代城市的建设,这些不同异质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因为个体差异降低了邻里关系情感认同,增加心理上误会和矛盾,其认同危机影响社区共同体建设。加之社区行政化倾向导致居委会工作模式单一、工作方法简单,社区居民大多是被动性参与社区事务,随意性大,导致居民对社区事务参与意识淡薄,社区公共精神上弱化和忽视,影响社区公共精神提升。

(一)社区公共精神培育包含培养独立人格、民主法治精神、公平正义、社会责任、社会公德、自控自律意识六个方面。但是长沙社区存在公共精神缺乏现状:

首先是社区意识比较单薄,从而存在对社区的认同危机,从1996年至今长沙实行单位住房货币化,原单位的福利房通过房改后成为人们有使用权的私有房,住房都是单位人,后来随着房地产的飞速发展,人么需要换更大更好的房子,所以出现将原有从单位购买的房子进行转手买卖,这样使得原来的单位人集中居住的状况变为各种外来人员杂居的现象,这样彼此因为不同的需求而再生的居民社区成分相对复杂起来。经过对社区居民的100份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其中因为邻里彼此不熟悉,即使门对门也不往来不熟悉的占40%。甚至因为工作的时间不一,有20%的问卷说几个月都没看见邻居。这样一来,因为居民间彼此陌生,对房前屋后和楼道的的公共卫生、共有园林的保护等公共环境也漠不关心,缺乏对居住环境的爱护和维持的公共情怀,乱放乱丢垃圾的现象常见。邻里之间缺乏相互帮扶和相互关照的共同意识,还因为出租房客的成员复杂性,以及其不同的生活习惯,更增加了相互交流和沟通难度。这种复杂情况得邻里相互很难融入在一起,引发了社区共公共精神的认同危机。

其次社区居民公共参与公共活动的自觉度不多,更难得经常性开展。为了增加社区粘合度和凝聚力、增进交流和邻里情感,即使有社区热情发动居民一起参与的社区公共活动,也常出现参与度很少,多数居民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或不理不睬的尴尬局面,收效不大。

再次是社区建设的困境:社区主体、社区自治、社区服务、社区参与、社区文化等困境。

社区主题因为社区主体的结构先对变化,原来有单位管理的变成了社区自治,社区管理机构一般带有政府行政性,社区划分不够合理,管理的区域比较大,人员与管理区域不匹配,加上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偏低,工作方法简单、宣传较少,基础设施不足,提供的服务还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供给缺口大;加之社区机构与政府和住区物业管理理顺不足,一有问题,就是“临时抱佛脚”,解决问题也是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没有形成规范的社区管理机制。城市社区的行政化严重常常限制了社区自制能力的发挥。

最后社区法制建设滞后,与社区配套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社区建设的运行缺乏良好的法制环境。导致社区生活、社区服务、社区公益保障、社区的公共精神的加强缺乏制度保障,公共活动难以开展,居民的公共文化难以普及。

(二)是长沙城市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加强社区公共精神的构建。

随着长沙城市的发展现代化,长沙市政府确立了“建设国家级中心城市”的宏伟规划,迫切需要加快长沙城市的的现代化建设体系;而作为长沙城市建设的的重要内核构成细胞就是的社区建设,可见社区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而社区公共精神的缺乏现状与现代化社区建设是极其不协调的,所以加强对社区建设,重点是社区公共精神建设,才能带动公共意识、公共服务、公共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文化的和谐,构建和谐的现代社区。社区公共精神的建设对策和路径有如下几点:

1、营造浓厚的社区意识,搞好社区服务,增强社区居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建立社区通信录和社区现代QQ群和微信群,加强社区公共活动的广泛性,提高消息发散性和居民知情权,扩大活动的居民参与度;建设齐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2、理顺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加强居民自制组织建设,争取处理好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和物业之间关系。加强社区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重视社区制度化建设。争取处理社区和政府行为之间的联系,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选拨优秀的专业社区管理和服务人员,提升社区管理质量,引导居民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

3、社区要加强所辖居民区的物业和业主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和沟通,通过协同合作加强社区建设,发展社区服务,增强社区服务的多样性、社会化和产业化。

4、推社区管理创新,加强社区民主自治。学习广州和香港等地的社区公共精神建设的经验。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社区与非政府组织的物业和业主委员会为主体的社区管理体制,突出政府的服务职能,形成以民生为重点、以服务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体制,丰富社区建设的服务内容的宽度和广度,构建以儿童入园、一站式医疗服务和康复、学习和生活娱乐健身等多形式的服务体系。按权力下放中心下移原则,制定法律法规,协调社^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5、建立社情民情表达机制,充分发挥老龄群体对公共精神余热的作用。重视大学生公共精神。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彰显社区管理善治理念、构建地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加强行政性复合与自主性合作、结构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包容共享致力形成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体系和氛围。

6、加强社区的资金和人才投入,设立社区服务基金,大力培养非政府的社会服务组织,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支持”为辅的多元体制。

7、加强社区队伍建设,推进社区人员向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从而推进社区公共精神建设。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引导作用。政府介入方式转变维护和体现了社区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自主性。培养社区意识,重建公共精神,这也是社区核心和关键。充分发挥居民公共精神与社区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建设一个充满尊重、关心和爱护的和谐社区,是解决认同危机的关键。让公共精神成为是社区建设中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

第7篇

[摘 要] 旅游和社区的协同发展中,呈现出居民被边缘化、空间的争夺和占用、资源环境利用不当以及居民参与受限制造成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受阻等问题,严重阻碍发展进程。信息时代背景下,旅游社区的参与和治理将向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和协同善治转变,大数据将为旅游社区居民参与提供信息支持,参与平台和途径也会拓宽。数据的透明和公开将有助于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分配和协调,届时将大大提升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经济欠发达地区治理过程的大数据应用可率先从有效沟通和精准服务着手,增强各个主体挖掘和利用数据的能力,发挥群众智慧,使社区治理向多元合作共治和良性善治迈进。

[关键词] 社区参与;参与意识;自我增权;创新就业;旅游发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7. 089

[中图分类号] F5901;TP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07- 0199- 03

1 大数据与解决旅游社区参与矛盾的同构性

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参与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1 ]。近些年,旅游目的地社区发展、社区和旅游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被给予更高的位置[2 ]。旅游目的地社区被边缘化、居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以及旅游产生的文化冲击、空间争夺和占用、环境问题、资源合理利用和分配 [3-5 ]等等这些棘手的问题,多是由于公共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公权力基于行政程序的分配不均造成的不平等引起的,为此,和谐的发展呼吁民主参与、社会自治,呼吁更加科学而良性的治理。

近年来,学者对旅游社区参与过程中呈现的问题和遇到的障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总结起来大致分为外部制约和内因限制两方面。

外部制约主要指:第一,旅游发展地以景区或旅游企业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愈发复杂多变,各个利益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层显 [6 ];第二,强势资本入驻后,社区原有的利益天枰失衡,有政企联合操作,政府权力寻租的现象出现,无形中规避了公众的参与;第三,参与渠道单一,信息不场>用翊τ谛畔⑷跏迫禾宓匚唬从获取信息的便捷和信息量都集中于少数社区精英 [7 ];第四,政府管理权限和边界不清,决策方式方法不明晰,造成行政帮扶上的困难和障碍 [8 ]。

内因限制因素有:第一,居民民主参与意识弱,参与意愿摇摆不定;第二,居民受教育程度低,不知道如何参与和维权,多数居民个体不具有“公共理性”。而一旦其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多采取消极抵抗,不懂得也不会如何维护合理权益; 第三, 参与的技术, 主要指参与旅游发展需要的各种资质证书,多数居民不具备专业资格认证。这些问题和状况制约了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也对社区的治理带来了各种困境。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或许不应该站在问题里面去分析问题,而应当站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大环境去观照现实中的困境,进而科学决策。

自麦肯锡公司名为《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新领域》的研究报告以来,发达国家率先就大数据进行了研究和应用,如:美国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善政府治理,帮助预测就业岗位和信息,帮助分析民意预防冲突和矛盾,以及各个商业领域。

大数据在国内的实践尚晚,自2015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同年9月,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标志着大数据已经被纳入国家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信息时代,地区治理的智能化,现代化势在必行,大数据所要求的信息开放、分享决策、平等合作与解决旅游社区参与所面临的如上问题具有同构性。

社区参与和治理要求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平等,社区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冲突亦源于此。公共权力的制度基础是民主,需要最广泛的人民的话语表达,大数据为各个主体的话语表达提供了多元的、便捷的渠道。公共利益的平等则要求各个参与主体的平等协作和自由互动,最终实现共同成员的最大利益,并且尽量减少对他人的损害。大数据的公开透明,信息的交互流通,为实现平等对话,达成共识提供基础和条件,大数据的开放和包容有利于多元利益体之间的调试和整合,“两微一端”(微信、微博和手机客户端)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的沟通渠道,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者和享用者。为提高参与,形成民主意识打破技术。

2 大数据重构社区治理生态系统

大数据的驱动下,原有的社区将被解构为由网络社区和现实社区共同构成的二元结构,网络社区在大数据信息体量大、变化快,新媒体盛行的作用下,使网络参与主体更加单一、多元化,参与的渠道也不再局限于日常的行政参与,进一步弱化个人对组织的依附,公共舆论盛行,这些都将倒逼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由权利集中、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权利逐渐分散,但仍保持公共理性的合理行政管理,而不至于失控。

网络社区凸显的公开、透明、共享协同现实社区进一步整合,重构了善治的社区治理生态系统。多元治理主体充分激活社区的自组织和自调整能力,治理权力适度调整,逐步向金字塔中低层倾移,追求更高效的治理模式和更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鼓励社会公众、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协同参与治理。

大数据驱动下,将以数字决策代替权利决策或经验决策,公共资源配置、招投标、各类项目的开发和决策将有数据为决策依据,有效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公众监督、信息公开倒逼权利结构优化,全新的治理生态系统浮出水面。社区治理生态系统如图1所示。

3 大数据在旅游社区治理中的现实运用

大数据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尽管目前在应用过程中会出现技术、理念意识和数据非理性等障碍,但是,践行科学分析、数据决策势在必行。为了拟合数据鸿沟,经济欠发达地区社区可以在有限技术的基础上来试行基于大数据的治理现代化,或者可以将其称之为“中数据”,即,信息量没有那么庞杂,不存在对非结构和半结构数据的分析。鉴于旅游社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可以从有效沟通和精准服务两方面践行数据管理和决策。

3.1 大数据沟通

大数据沟通是指通过各种社交网络和终端广泛收集社会数据,了解群众观点和态度,并有针对性的进行沟通,目的在于达成共识、改善群众关系,凝聚社会公信力。这种方法已经被发达国家广泛用于社会信息征集和公共治理。

如:Kosinski研究发现,通过市民在主流社交媒体(如Facebook)上面的点赞数据,即可推测每位个体的年龄、偏好、和政治观点,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投放精心设计的沟通和说服信息[9 ];美国费城使用名为“Textizen”的APP向市民的手机发送短信息,并告知目前正在制定的政策法规,同时制定并投递相关调查问卷,调查结果被作为施政依据在官网公布[10 ]。

旅游发展过程中,经常由于社区居民被置于旅游发展进程之外,不得分享利益,或由于信息不完全或沟通不畅而造成各种矛盾和冲突,严重阻碍旅游发展和旅游目的地和谐进程。基于政治程序对矛盾和冲突的利益进行权威分配,使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缺乏沟通和对话,利益调和度低,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依托大数据平台表达的信息对话,对信息的模块化处理后,可进行有针对性有重点的沟通。

通过建设数据平台,拓宽信息渠道,为群众参与提供便捷途径,数据的透明和可视化又可以凝聚社会共识,扩大治理的公信力,可以弥补行政上的单一决策造成的资源不足、信息不对称和效率低下。

3.2 数据识别需求,提供精准服务

大数据开发技术是关键但应用和服务也不可忽视。数据的分析还应当回归到应用和实际决策中。在千变万化的社会问题和群众需求中引入社会群体的力量,有助于进一步搜集有效数据,识别需求,提供精细管理和精准服务。

目前旅游和目的地社区的发展中,地方行政做了不少工作,基层管理人员的辛劳有目共睹,但成效并不显著,比如对待困难户的帮扶,群众反映帮扶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甚至是采取的帮扶的方法存在供需偏差,造成公众参与率低,政府工作效率低下,资源浪费。

大数据驱动下,应当增强社会主体挖掘和利用数据的能力,拓展数据的应用主体和应用领域,提供公共信息服务面。例如:纽约市使用LBS应用让市民在地图上建议公共自行车租赁站的设置地c,为市民提供便捷租车服务,获得市民广泛支持。另有,美国佛蒙特州向群众征集推送粮食捐献政策和具体捐赠点的位置[11 ]。

大数据的应用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群众团体或是市场的力量,并鼓励他们运用大数据,开发应用平台APP,在各个方面服务群众[12 ]。未来的现代化治理,应当朝着数据支撑下的社会主体多元合作共治和良性善治迈进,治理更强调理性公共协商和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和协作[13 ],以公共利益为标准,实现公共选择的理性转换,避免公共活动效率低下造成的资源浪费和集体非理性。

4 总结和展望

大数据的应用和实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条路上,既要避免公共社会不成熟,公民缺乏公共理性而带来的数据偏差,也要谨防数据寻租,数据霸权和数据掺假。健全数据伤害维护机制,出台数据使用责任和数据使用相关的条令规范亦是趋势。

大数据的应用关乎国家治理体制创新,公共服务创新和社会自治培育,要求每一个社会主体都要有数据意识,释放数据红利。每一个公民都是数据的使用者和提供者,要重视公民数据源,为民主参与和决策、良性善治开源纳智。正如哈耶克所述:一个社会的知识掌握在每一个人手中,只有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整个社会的文明才能得到长足的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1]李会琴,侯林春,杨树旺,等.国外旅游扶贫研究进展[J].人文地理,2015(1):26-32.

[2]苏明明.可持续旅游与旅游地社区发展[J].旅游学刊,2014,29(4):8-9.

[3]左冰.共容利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利益协调[J].旅游科学,2013,27(1):1-14.

[4]李萍,王倩,Chris Ryan.旅游对传统村落的影响研究[J].旅游学刊,2012,27(4):57-63.

[5]陈莹盈,林德荣.旅游活动中的主客互动研究――自我与他者关系类型及其行为模式[J].旅游科学,2015,29(4):38-45.

[6]王德刚.文化自信、利益均衡是确立乡村旅游伦理关系的基础[J].旅游学刊,2014,29(11):9-11.

[7]时少华.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权利结构、运作策略及其影响研究――以京郊BS村景区并购事件为例[J].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报,2012(11):73-83.

[8]王翔宇,翁时秀,彭华.旅游地乡村社区居民利益诉求归类与差异化表达――以广东南昆山核心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2015,30(5):45-54.

[9]Kosinski M,Stillwell D,Graepel T. Private Rraits and Attributes are Predictable from Digital Records of Human Behavior[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2013:5802-5805.

[10] Global Open Data Index. http:///.

[11]吴湛微,禹卫华.大数据如何改善社会治理:国外“大数据”社会福祉运动的案例分析和借鉴[J].中国行政管理,2016(1):118-121.

[12]赵长明.我国二手房地产交易价格风险的核算[J].统计与决策,2014(1):34-36.

[13]陈潭,杨孟著.“互联网+”与“大数据×”驱动下国家治理的权利嬗变[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5):105-111.

第8篇

论文关键词:社区教育;管理创新

社区教育是一项涉及到居民群众学习利益诉求的社会事业,社区教育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不仅对社区教育管理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对社区教育管理创新指明了基本思路与发展路径。

一、社区教育管理的理念创新

理念是事物本质的抽象,在认识事物中具有先导、指导的作用。而这里所说的理念创新,又主要指关于社区教育管理的本质,管理者之间、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及价值的诠释与定位。

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社情、民情,在社区教育管理中,究竟要创新并树立哪些新的理念呢?笔者以为:

一是要树立多元主体的理念。政府、社会、市场都是推动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又是互相平等的主体。要从历史上单纯重视政府作用、单纯采取行政管理、轻视社会主体作用、排斥市场取向的传统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树立多元主体的理念,从一元独进向多元协同管理转变,这是适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理念创新。

社区教育管理,要改变过去单一行政管理的状况,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看作相互平等的主体,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居民是社区教育真正的主人,要尊重居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互平等尊重,确立共同愿景,努力实现共同目标。

二是树立公共治理的理念。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良性互动、合作协商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是依靠单一政府的权威,而是多元主体合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社区教育原本就带有较大的自治色彩,是居民群众自发参加、自主管理、群体享受的事情,因此,在社区教育中,引进治理的理念,既有现实的民众基础,又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治理当然包含管理的意涵,但治理是在主体之间平等尊重理念指导下所实施的行为,只要居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集思广益,献计献策,就能开创社区教育的新局面。

三是树立社区教育主体性发展的理念。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笔者理解,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以发展为本,居民是社区发展的中心,社区发展的主体,社区发展的目的。社区教育原本就是群众性、平民化的教育事业,为了居民,依靠居民,成果惠及居民。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认知度、认同度、参与度,居民广泛发动起来了,参与到社区教育中来了,居民的智慧力量贡献给社区教育,把社区教育办成为居民满意的教育,社区教育才能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没有居民积极主动的参与,社区教育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四是树立管理即服务的理念。领导就是服务,管理也是服务,服务居民是社区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目的。发展社区教育是为了居民,居民自己的事情,要支持居民自己来管,而不是只靠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管控。政府也好,教育及相关部门也罢,办好社区教育,从本质上讲,并不是一个恩赐,而是一种服务,一种服务惠民。如果居民不能从社区教育服务中得到实实在在的素质提高、学习快乐、精神享受,社区教育就是南辕北辙、本末倒置。

二、社区教育管理体制的创新

在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传统的管理理念往往把政府视作惟一的主体,带有较大程度的行政指令色彩,具有自上而下管制的内涵,而被管理者则是政府的附属,两者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价值存在着不言而喻的不平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政府行政管理必须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管理与单位管理有机结合,综合运用多种管理手段,逐步形成管理与服务融合、有序和活力统一的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思路、新模式。

我国的社区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实验探索,业已形成“政府统筹领导,教育部门主管,有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支持,社区自主活动,群众广泛参与”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新格局,为社区教育管理改革创新奠定了制度基础。

要深化社区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下一步要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是,政府作为社区教育的领导主体,如何创新执政的理念与方式,从直接管理、具体管理中解放出来,着力培育并发挥社会组织、自治组织作用;社会、社区要成为一个主体,如何改变目前组织化程度以及素质均不够高的现状,提高参与管理的素质与能力,从配角变成主角,从而取得与主体地位相称的话语权;社区教育本质上是一项公益性事业,而市场则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益性行为,但公益并不等于无偿或免费,如何在公益性和私益性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适度引进市场机制,促进社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进一步从制度体系、政策法规方面,明确规范政府、社会、市场几个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职责功能,都需要假以时日予以解决。

管理不是控制,但也不是不要管理。在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许多社会成员从单位人变成社区人,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依附—游离—组织的变化过程,管理和秩序是必要的。但管理的理念与价值观需要变革更新,在平等尊重引导的观念指导下,帮助与支持人的发展。特别在城镇(市)化迅速推进过程中,更要通过社区教育的管理与服务,把农民转化为市民,进而做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公民。

三、创新社区教育管理载体,实现教育惠民根本宗旨

坚持重心向下,推进社区自治、居民主体的社区教育发展。社区自治,这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社区自治的本质特征,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直接管理与干预,而是依靠居民及其组织的力量,自主解决自己的问题;居民组织起来,民主选出代表,自信自立自律,带领居民发展;调动居民积极性创造性,运用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与途径,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建设社会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居民自己的精神家园。

成都市锦江区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对社区教育实行网格化管理,坚持重心下移,注重基础建设,从去年开始,在居委社区层面建立居民学习点的基础上,又往下延伸,分期分批建立“院落学习室”,拓展社区教育服务空间,配备服务设施,提高供给能力,扩大服务覆盖面,把社区教育学习送到居民院落、家门口,形成方便居民的“学习服务圈”,使居民群众从社区教育服务中,得到更多实惠。

上海嘉定区多年来,通过实验项目的形式,注重创新社区教育载体,初步形成了五种社区教育新的学习载体:一是嘉定工业区于2005年启动了 “百姓学习中心户” 建设项目,将教育学习重心下移到了具有一定素质和能力的中心户,带动周边居民的学习;二是嘉定镇街道2007年由草根团体发展而来,建立了以学习为动力,扩及邻里互助的“睦邻点”组织形式;三是华亭镇2006年建立“农家书屋”,形成了一个方便居民学习和培训的园地;四是徐行镇借助“村组党建”平台,建立了社区教育的基层学习载体“村组家园”;五是马陆镇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小区,2007年建立“社区学习中心”,形成了又一种新的新市民学习组织形式。总体上看,上述几种教育学习的载体,深化延伸了社区教育三级网络的覆盖面,走出了一条重心向下、方便居民、教育惠民、特色鲜明的发展新路子。

从社区教育的本质看,民间组织是居民主体性的价值追求,是居民主体性的组织表现。总的看来,社会成员必须通过提高其组织化程度,来表达意志、反映诉求、体现参与、贡献才智的。在今后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中,民间组织将作为一个主体,包括代表公众利益的社团,或代表部分群体利益的社团,与政府合作,共谋发展。特别是在强调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形势下,在地方性、社区性的社会治理中,民间组织(包括志愿者组织)更可以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起到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

在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各类以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生活休闲为主体的、居民自发性的社区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发动和组织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教育活动,已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尚难以承担街镇乃至区县一级社区教育的任务,距离一个社会主体的角色要求还要继续历练与攀登。

四、搞好支持服务,重在教育惠民

社区教育管理的现实要求,是创造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秩序,根本宗旨则是教育为民、教育惠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更要追求优质服务。搞好社区教育中的服务,主要表现在:

(一)调查需求,满足需求

社区教育是以成人为重点的全民终身教育,必须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满足需求为宗旨,因此,坚持经常性的需求调查,以需求作为制定社区教育计划、决定学习内容与形式的重要依据,应当成为社区教育治理第一位任务。

(二)建设学习资源,搞好资源供给

教育资源供给与群众对教育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教育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主要矛盾。搞好社区学习资源供给,就要整合优化现有各类资源,特别是社区内学校教育以及各类文化资源,开放共享,扩大效益。目前,已经成立了全国性的学习资源建设指导委员会,加强全民终身学习资源建设的统筹协调,有计划地整合、建设、推介、评优,给居民群众提供尽可能适需对路、特色优质的学习资源。

(三)搭建学习平台,搞好支持服务

社区教育治理,要突出重点,重心向下,方便群众,为居民搭建学习资源平台,打造便民学习服务圈,逐步做到居民有什么需求,我就提供什么服务,你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需要,我就随时、随地提供,居民有什么学习障碍或有求助,我们就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供帮助。

第9篇

一、扩大就业问题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

十六大报告确定,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国家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收支平衡。为了活跃民间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在继续实行现行财政政策的同时,有可能适当放松银根,以便刺激投资和消费市场,增加就业机会。

二、产业集群的形成推动中等城市快速成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对在中国投资的较高收益预期,在中国较发达的东南地区各省市,将出现新的产业集群现象,形成区域性的加工制造中心,从而推动中国东南地区城市带的形成。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中等城市将快速成长。

三、住房、通讯、轿车、教育成为推动城镇消费市场的四个热点

国家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如果说改革以来推动消费市场的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食品和衣着的改善,在90年代主要是各种家用电器的普遍使用,那么今后一段时间,住房、移动和网络通讯、家用轿车及家庭教育投资将成为推动城镇消费市场的主要力量。

四、社会治理方式发生从单位治理到社区治理的转变

随着各种非单位化组织和自雇人群的大量涌现,以及原单位组织的保障社会化和后勤服务市场化,社会治理方式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即从主要依靠单位治理到主要依靠社区治理的转变,社区在制度、功能、管理人员素质、管理和服务的方式等方面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在构建国家和社会新型关系的过程中,各种社会中介组织也将快速成长。这方面一个新的趋势是,过去中介组织主要在市场营利领域发展,今后在社会非营利领域,中介组织也会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

五、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更加激烈并对教育职业化提出新要求

由于高等院校连续扩招,目前高校在校生已达800多万人,比1999年增加了一倍。今后几年,高校毕业生将大幅度增加,估计2003年为212万人、2004年为250万人。这将导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更加激烈,而人才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将对高中毕业生的报考志愿和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产生重要影响: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和就业初始平均工资将成为高校竞争的新指标,那些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学生所学的专业可能不被新考生所选择。

第10篇

我以普通社区工作者的身份,主要从人的方面谈一谈如何创建和谐社区的问题,涉及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人力资源挖掘等方面。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工作项目多,任务重,难度大。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二十世纪末期显著加快,但与发达国家的居民相比,由于我们缺乏城市化生存的土壤,城市居民在思想意识、道德水准、认知水平方面都存在不小差距,而构建和谐社区的基础在于每个人的自身各项素质的提高。所以我们城市社区要实现全面和谐任重道远,需要所有人能积极参与,当然社区工作者需要付出更多心血。具体来说,社区工作者在管理和服务社区的工作中,应当向以下方面努力:

一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建立良好的监督体制。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得到切实的保障,公民在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同时,能够自觉参与民主决策,能懂得如何通过各种途径保证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就城市社区而言,社区居民是社区的主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活动,协调各种关系,维护好多数居民的利益。我们必须让居民参与重大事项的决策,以座谈会、定期宣传、社区论坛等措施提高居民对社区重大事项的参与度,并定期向居民公布工作内容。反过来,通过居民的参与和监督,社区工作者也能提高服务的水准。

当每一个居民都能自觉参与和策划社区建设的各种事项时,他们就能提高对政府和社区工作者的认同度,我们离社区和谐也就迈进了一大步。我们现在已有比较完备的制度,但重要的是落实,社区工作者重任在肩,马虎不得。

二在把握好本社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地区经验,挖掘各种资源特别是人的资源,多种渠道提高社区管理效率和效益。

中国城市千差万别,社区管理方法也必须符合地区情况,努力实现多样化。社区建设与企业管理有类似之处,也必须讲求低成本、高产出。社区建设者们必须明白,他们需要清楚了解本社区的优劣势,知道当如何借助优势,弥补不足。

社区资源除了地理位置、产业分布、小区环境等,还要注意的是人的资源。善于挖掘居民资源,调动每一个居民对社区建设作出恰如其分的贡献,这是社区工作者必须要去做的事情。社会主义需要实现人的解放,和谐社会也要求发挥每一个公民的聪明才智,当每个公民都能在最适合他发展的空间里成长的时候,这个社会就能得到完美的和谐。

具体来讲,社区工作者当熟悉大多数居民的特长,如哪位居民擅长乐器,我们就可以邀请该居民在休息时间为社区群众免费表演,既能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又最大程度的节约成本。又如,某位居民是英语专业的学生,我们可以请他做义工,为本社区居民的孩子提供讲课,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可以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增强融洽气氛,诸如此类。

社区之间的资源整合,资源共享也是提高管理效率的有效手段,除了政府支持外,我们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来加强社区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如发达地区的社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社区工作等。

三社区工作者应当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中国社会转型期间飞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状况,努力能让自己学会管理,提升服务水平。

首先,社区工作者是一个团队,居民委员会是以一个整体的形象为居民服务的。良好的分工协作,强烈的进取精神,与居民沟通沟通的能力,对政府政策切实的贯彻是一个社区工作团队获得成功的主要条件,我们需要从这些方面不断提升。除了必要的学习以外,善于总结和思考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很多社区工作者缺乏责任心,对待工作马马虎虎,很多都是应付了事,形式主义作风严重,这些问题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城市社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提高服务质量,加强管理水平也是需要政府、居民、工作者三方面共同协力才能达到的,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11篇

作者简介:邹华(1987-),江苏邳州人,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中级经济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标准理论与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及产业规划等;马凤领(1964-),河南禹州人,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理学硕士,研究方向:康复工程,标准理论与政策等。

摘 要: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具有必然性、合理性、科学性、有效性,同时在实践中面临社区自我管理功能不强、政府的财政负担过重、信息化平台建设不完善、职责任务划分不合理、制度建设不到位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这都是城市区域差异、筹资渠道有限、激励机制不完善、管理流程缺陷、管理目标偏差等原因导致的。在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中,应针对以上问题和原因多管齐下地妥善解决。

关键词: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7003203

1 引言

社区作为微观生活与宏观社会交融汇聚的平台,与居民生活、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不断演化,必然要求城市管理结构和管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在管理创新的新思维指导下,社区网格化管理应运而生。所谓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是指以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为支撑,将城市按照一定的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划分为若干单元网格,每个网格配备若干网格管理人员,实现网格化、精细化、动态化管理与服务,促进社区资源整合和共享。近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各类社区服务机构20.0万个,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29.5%;其中:社区服务指导中心809个,社区服务中心15497个,社区服务站87931个,其他社区专项服务设施9.6万个。全国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站)覆盖率72.5%,城镇便民、利民服务网点39.7万个,社区志愿服务组织9.3万个,社会组织达到49.9万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13.3万人。与此同时,在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探索中也遇到不少问题,如社区自我管理功能不足、财政压力过大、职责分工不合理、信息化和制度建设不够等矛盾和问题亟需解决。此外,做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利于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步伐、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也有利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生活需求,使广大社区居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丰硕成果。

2 城市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的原因

城市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管理方式创新的必然选择,也是新形势下一种比较合理、科学、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

2.1 城市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具有必然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体制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在社会转型、制度转轨的剧烈变迁中,社会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长,导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交互作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化。基于社会面临的这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网格化管理这种新的社会治理方略应运而生,由于它能在政府和自治组织之间提供一个平台,形成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良好局面,因而备受众多城市管理者的青睐。

2.2 城市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具有合理性

社区网格化管理采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可以打破各层级间的壁垒,实现监管分离,及时发现问题并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应对和解决问题,实现社区信息资源共享和各领域协同合作。同时,社区网格化管理逐步发展并拓展到整个城市网格化管理,可以实现对整个大系统内的一切信息和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调配,这既避免了资源闲置又降低了管理成本,而且也能够对辖区内的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管理与服务,实现对整个城市的动态高效管理。因此,对于一些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实施网格化管理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2.3 城市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具有科学性

从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运行机制来看,一旦社区发生异常事件网格内的触发机制将会把出现的问题传送至相关部门,这些部门将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当问题超出它们的处理权限或能力时,这些部门将及时上报上级协调处理。同时,社区相关部门将及时根据收到的各类信息动态调配各种资源,为任务协调和执行做好服务工作。当问题解决之后,网格内的评价反馈机制将会对结果进行科学评估,并将评价结果再次反馈给触发机制,从而更好地改进应对机制,更科学地做好城市社区治理工作。

2.4 城市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具有有效性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是对管理技术和理念的重大变革,它以万米为基本单元,将社区划分为由多元主体构成的若干单元网格,在网格多元主体的交互作用下,利用网格管理技术将社区内的公共基础设施定位到对应的网格空间并对其进行有效管理,不仅将动态管理对象分割管理,确保对社区内的一切突发事件及时有效处理,而且能对各网格单元负责人进行全时段监控,实现对所有社区居民的动态安全管理。正因为社区网格化管理运转高效、执行有力,因此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展现出了显著的服务功能和良好的管理效果。

2.5 城市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具有创新性

社区网格化管理通过建立网格、细化管理服务单元,责任到每一个网格管理人,实施精细化管理,将管理触角延伸到每个社区家庭,实现管理对象的无缝覆盖,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府管理和社会控制能力。网格化管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集成化管理,创新了社会治理的技术和手段,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率。社区网格化管理突出了社区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强化了政府的社区管理与服务职能,能够进一步下放事权,形成新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

3 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3.1 社区自我管理功能不强

社区网格化管理依托行政领导、行政组织、行政资源,在网格划分、人员配备、管理方式选择等方面都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它把侧重点主要放在了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及先进技术应用上,忽视了对社会管理格局和主体关系的整体调整,过于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忽视了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社会资源的充分参与,扩大了行政管理的范围,制约了社会自组织的成长和发展,压缩了居民自治的空间,难以形成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区的自我管理功能。

3.2 政府的财政负担过重

社区网格化管理需要在居委会组织体系之外单独设立专门的平行组织、增招额外的社区网格管理人员负责实施,这些新增的网格负责人、网格管理员需要额外增加工资报酬和各种经费开支,这无疑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此外,政府新招的这些网格管理员大多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社会阅历浅、工作经验少,并且基本不是本网格居民,在处理网格内矛盾纠纷方面往往能力有限、难以独立自如应对,不少情况下需要社区居委会干部亲自解决或协助,这不仅增加了社会治理的层级,也增加了内耗、降低了效率。

3.3 信息化平台建设不完善

社区网格化管理需要将现代信息科技与社区管理有机结合,信息化平台建设不完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缺乏专业的网格化管理系统。不少社区仅停留在简单的信息收集、整合、存贮,缺乏专业的社区网格化管理系统,很多工作比如信息的整合、网格的划分、网格组的管理等都依靠人工去完成,很难做到精细化管理,也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有些社区只是初步建立了社区管理数字化档案,尚未建立统一的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难以对整个城市从地上到地下再到人居实施全方位、专业化管理。

3.4 职责任务划分不合理

在网格化管理中各网格负责人的工作范围、职责、权限等没有明确的规定,常出现网格负责人与其在社区管理体制中分工不一致,在具体工作中相互推诿的现象。同时,有些网格管理人员本身就是本社区各行各业的代表,作为兼职的网格管理人员对自身管理权限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网格化管理中要求网格之间协调合作、相互交叉,但社区之间在跨街道、跨部门的业务协助方面一般比较困难,各职能部门在涉及利益纠纷时往往很难按照网格化管理的要求去调动其他单位、部门的资源。

3.5 网格化管理制度建设不到位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配套法律法规和制度尚不健全,社区治理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方主体权利与义务尚没有明确的界定,公共权力使用不当很有可能触及到居民和社会组织的利益而引发纠纷。在实施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一旦忽视城市各区域、社区特点,盲目地“一刀切”,容易陷入执法难、协调难的困境,难以充分发挥各地区、街道、社区的平台作用,不能充分调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管理与服务中来。此外,网格化管理工作考核机制尚不完善,缺乏规范的监督、考核、评价标准,甚至已有的制度也落实得不到位。

4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追根溯源,造成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4.1 社区间存在区域差异

由于社区网格化管理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成熟的经验,很多地区在运行和推广的过程中都不能因地制宜、机动灵活地有序合理实施,加上网格化管理过程中政府的过多干预、组织形式上行政色彩浓厚,难免产生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或特大城市地域面积大,人口众多,居民成分复杂,社会组织多元,城市核心区、功能拓展区、发展新区及郊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群体结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等均存在很大差异,社会治理任务艰巨,各区域在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一般很难照顾到区域自身特点。

4.2 社区筹资渠道有限

社区网格化管理不仅需要硬件投入,如购置相关设备、建设网络等,而且社区自身的党建、治安、计划生育、卫生医疗、文体活动、设备维护、雇佣人员及培训等诸多工作均需要配套资金支持,但社区自身筹资能力有限,各个城市经济水平参差不齐,社区基础状况各异,缺乏有效的经费筹资机制,筹资渠道单一,社区管理与服务的资金仍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社区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等的赞助及社区自身收入和积累在资金来源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社区工作千头万绪、任务艰巨,这势必加大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4.3 社区激励机制不完善

社区网格化管理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达到对资源的优化、整合、共享,从而提高社区管理与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然而,在实际的网格化管理中,由于社区激励机制不健全,仅依靠行政命令和简单宣传,无法充分调动居民广泛参与社区自治的积极性。同时,激励机制的不完善也导致网格管理人员的工作质量难以保证,特别是随着社区工作人员的年龄趋于年轻化,一些年轻的社区工作者对社区工作热情不高、信心不足,使他们难以全身心投入到社区工作中来,进而使整个网格管理团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足。

4.4 网格化管理流程存在缺陷

网格化如同在政府和居民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级,使得管理体系更加清晰,有利于社区提高服务效率,促进精细化管理,但管理层级的增加使信息采集的环节增加,一定程度上导致社区底层的信息难以通过网格迅速、真实地向上反馈。在网格化管理过程中,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均需要自上而下、层层推进,加上横向部门间沟通协调的困难必然导致基层网格层面的问题不断积压。另外,信息采集环节过于繁杂也占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导致网格系统的整体管理能力有所削弱。

4.5 网格化管理目标存在偏差

社区网格化管理过于强调信息技术和方式方法的创新,一定程度忽略了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核心目标。过于寻求工具性方法的创新应用,简单呆板的管控,也给推进基层民主和社区自治工作带来了负面效应。相对独立的网格化管理也容易使网格负责人的关注点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忽视整个社会治理的大局,而更多地把他们的注意力投放到自己网格内的琐事上。网格化管理目标的偏差客观上也造成了网格、居民之间协同合作、互动交流机会的减少和人际关系的淡化。

5 改进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应多管齐下地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解决。

5.1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大力扶持和培育社会组织,引导社会基层组织的成长,调动社会组织主动参与自治的积极性,通过制度约束规范社会组织的活动方式和管理机制,赋予社会组织更多的自,将居民个体分散的利益诉求整合上升为组织共同的合理化诉求,并尽可能在政策层面上体现社会整体的诉求。搭建互动平台改变政府唱独角戏的状况,促进政府部门和社区自治力量的有效衔接,社会多元主体在社区管理上加强合作、协调互助,共同推进社会治理各项工作有效开展,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居民广泛参与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合作治理机制。

5.2 建立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多渠道资金筹集机制

政府要不断畅通资金来源渠道,走出单枪匹马独自负担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困局,对于市场有能力承担的管理和服务项目要果断放手,对于不愿投入或能力不足的非政府组织要适时进行引导性资金投入,促进社会各界主动投身于社区建设和发展。综合运用各种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增强投资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吸引力,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为社区财政经费筹集和合理使用提供法律保障。充分利用社区自身优势,规范社区募捐机制,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不断增强社区自我积累和资金募集能力。

5.3 加强社区网格化管理信息网络和互动平台建设

社区网格化管理要立足于社区自身业务和城市长远发展,根据社区管理与服务的要求将各项业务纳入一个统一的系统框架内,不仅在硬件基础设施上加大投入,在软件维护上也要不断优化升级,形成完整、规范的信息化城市社区管理系统。将居民家庭、民政、经济、党政、计生、社保、治安等诸多内容纳入网格化管理互动平台,按照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网格管理人员的分工差别分配权限,形成实时、在线、共享的网络平台。社区居民的各种管理服务需求通过互动平台得以及时妥善办理,真正实现数字化、精细化社区管理。

5.4 加强社区网格化管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规范社区网格化管理人员的业务操作,保证城市社区管理系统运行稳定。定期组织社区工作者、网格管理员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不断提升他们对网格化管理的认识。完善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评价考核机制,将对社区管理与服务的监督、考核、评价、奖惩等各个环节落到实处。积极引进有工作经验的社工人员和善于学习、富有奉献精神的大学生加入社区管理队伍,加强社区管理人员专业化工作梯队建设,建立健全职业资格认定、注册管理、岗位职责设置、工作绩效评估等制度,提高社区网格化管理职业化水平。

5.5 分阶段、分层次、因地制宜地推进社区管理工作

无论在大中城市还是中小城镇推广实施社区网格化管理,都必须深入结合各地区自身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分阶段、分层次、分地域地探索网格化管理的可行路径,灵活机动地有序推进。对于经济欠发达、人口结构复杂的区域需要适当加强政府的引导、示范、引领作用,确保在和谐稳定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改革创新;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组织发育程度较好的地区,则要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引导、调节多元主体自觉投身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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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夏露露.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利弊[J].学习月刊,2013,(2):6263.

第12篇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一、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结构转型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方面。

(二)利益多元化的挑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高度均衡、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利益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了个体利益的合法性,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个体利益凸显以后,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从高度均等逐步演变成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分化越来越大。面临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将日益复杂,协调难度将日益加大。

(三)民生建设带来的挑战。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发展型社会,在这个发展的新阶段,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开始全面快速增长。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加大了公共产品的投入,人民群众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目前人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还存在着大量短缺,公共服务的有限导致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的凸显。

二、淄博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做法和主要成效

(一)全面实施“三大工程”,夯实社会治理根基。一是全面实施以网格化走访、网格化服务、网格化代办为主体的网格化治理工程。全市统一设立“镇办―村居(社区)―基础网格”三级网格,将机关干部、“两委”成员、政法干警等下沉到基础网格,一网多格、一格多员、一员多责。截止目前,各级网格员已走访群众110万余户,提供服务60万余次,代办各类事项55万余件。二是全面实施以视频监控全覆盖为主体的信息化建设工程。整合全市各级各部门和社会视频资源,集中建设集信息采集、视频监控、调度指挥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天候视频监控系统。三是全面实施以市、区县、镇办、村居(社区)四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为主体的社区化服务工程。市、区县和镇办建立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村居因地制宜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点),整合政法、综治、、维稳、民政、社保、计生等职能部门进驻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7大类90余项服务治理事项全部下放,为群众提供窗口化、一站式、综合。截止目前,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已接待群众115万余人次,办理业务112万余件。

(二)落地贯通“四大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一是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科学发展、项目实施的前置条件,建立了市、区县、镇办和重点村居、企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点工程项目和重要改革事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全面评估,实现了“被动求维稳”到“主动创和谐”跨越。二是构建社会矛盾排查调解控制体系。全市建设立了由法院、公安、司法等10多个部门组成的社会矛盾化解专项小组,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协调会议制度。三是构建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全面推行“六小警务”、“一村一警”做法,全面落实责任民警、日常化巡查制度,完善信息预判预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治理、依法严打和社会治安防控“五项机制”,形成了全覆盖、全时段、网格化、数字化“两全两化”的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四是构建社会稳定督查考核奖惩体系。加强量化考核和动态管理,全市建立了“任务分解、责任到人、督导检查、调度通报、观摩评比、打分排名、考核奖惩”责任体系,实现了责任落实、督导、倒查、追究“一条龙”。

(三)完善提升“两大保障”,激发社会治理活力。一是强化法制宣传实践。在全市集中开展“学三法倡四德促五进”法制宣传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干部培训、媒体专栏、知识手册、手机短信、宣讲团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把法制宣传教育延伸到基础网格、到户到人,让法律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二是强化过硬队伍建设。以品牌政法队伍建设为突破口,从改进作风、提升能力、增强素质入手,在全市机关开展“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基层,争创优秀服务机关”主题实践活动,着眼于打造“认真、专业、务实、廉洁”品牌政法队伍。

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目前,通过“三四二”工作格局的设置,淄博市对现有社会服务和治理体系进行了资源的优化整合,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所存在的资源配置重复浪费和效率低下的问题,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同时还面临着社会治理的组织和人才基础薄弱、政府和社会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晰、为民服务效能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以理念创新为动力,以方式方法转变为核心,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推动社会组织融入基层治理创新。目前我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壮大起来。一是改革体制机制,也就是打破“双重”管理体制,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对于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了,直接到民政部门备案登记。二是限期脱钩。就是转变官办社会组织的身份,让社会组织真正回归民间,目前推进的是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三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四是加大培育力度。现阶段,我国的基层社会组织还处在初级阶段,因而,政府应继续坚持培育和发展的理念,为基层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扶持。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既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从大量的社会实践看,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广泛化、诉求反映方式激烈化以及触发低、突发性强的特点。第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框架而言,应当立足于社会公正的理念,切实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样才能理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第二,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只有大幅度地改善民生,才能够从源头上减小社会矛盾产生的几率,减弱社会矛盾的“烈度”,从而有效地稳住社会的基本面。

(三)提升社会服务效能。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放在社区,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一要坚持群众观点,始终尊重群众意愿。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首要前提。实施民生工程需要在广泛征求民意、全面摸清需求的情况下实施,这样,民生实事才能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群众才会满意。二要用心用脑用力,沉到一线抓小抓细抓实。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都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干部只有沉到一线,从细处入手、从小处抓起,把关系群众切实利益的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实处。三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提高广大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热情。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不竭动力。为民服务是一项经常性工作,不能因干部调整、人员变化而使联系断了线、服务打了折,必须健全和落实长效机制,一以贯之地抓执行,使为民服务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分内职责。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