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7 17:31:4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危机的起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是2008年9月15日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指的是金融资产或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的危机，具体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或金融机构倒闭或濒临倒闭或某个金融市场如股市或债市暴跌等。系统性金融危机指的是那些波及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危机。起因：美国金融机构盲目地向次级信用购房者发放抵押贷款。随着利率上涨和房价下降，次贷违约率不断上升，最终导致2007年夏季次贷危机的爆发。这场危机导致过度投资次贷金融衍生品的公司和机构纷纷倒闭，并在全球范围引发了严重的信贷紧缩。
（来源：文章屋网 ）
十年前发生在东南亚国家的那场金融危机尽管已经逝去多时，但危机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和场景似乎仍历历在目。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年来，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贸易与金融的自由化、创新活动的开展，以及IT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经济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单一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正日益加快。但同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失衡、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和金融市场复杂化等因素也导致新的金融脆弱性在不断出现。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重新建构，从历史中寻找并理解固有的规律，审视兼借鉴周边邻居的经验与教训，可以有助于我们深入研讨我国金融开放过程中的政策制定和改革方略，以此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长足增长。
亚洲金融危机回顾
曾经有经济学者幽默地指出，如同美女一样，金融危机难以定义，但一旦相遇却极易识别。实际上金融危机有一定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如果一些金融指标如利率、汇率、资产价格、股指和金融企业的倒闭数等在短期内急剧恶化，且出现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股市危机、债务偿付危机等同时和相继发生的现象，我们即可判断金融危机来临了。不过，20世纪90年代之后，多数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已经与此前表现出来的单一形式不同，具有了明显的综合性。各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典型特征是：首先外汇市场出现不正常波动，并进一步扩展到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形成系统性的危机和经济混乱。不过，尽管金融具有天生的弱质性，但金融危机的发生还是需要某些触发点。研究那场危机背后的触发点的生成和累积过程，能够帮助我们今后在新的危机来临时，不致深陷其中。
泰国的危机及起因
十年前的那一场亚洲金融危机首先从泰国爆发。20世纪90年代泰国经济增长在东南亚各国一度令人瞩目，在1990～1995年间，泰国GDP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1％，年平均出口增长率为19.6％，政府预算盈余达到了GDP的3.2％，国内储蓄占GDP的35％，宏观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但同时泰国也存在着持续近十年的经常账户赤字，1996年，泰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8.1％，高于此前发生危机的墨西哥的水平。但因为当时泰国经济运行非常良好，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强劲，国际投资者一直愿意为泰国经常账户融资。需要说明的是，经常项目赤字本身并不足以引发金融危机，重要的是要考察产生赤字的原因健康与否。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经常账户赤字由高投资率引起，则并不值得担忧。尤其是高投资有助于增加出口潜力的情况下，这时国际投资者将非常乐于为赤字融资。然而，如果经常账户赤字是由于套利和套汇交易，由以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短期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资本流入导致的，则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流入泰国的大量国外投资即是短期投机资本，这些资本很容易因为经济转向而撤离。由于当时日本是泰国的最大投资国，美元与泰铢间存在4％～6%的利差，而日元在1995年的大幅贬值就为在泰国进行日元的利差套利提供了便利。1996年，一些因素引起泰国出口下滑，经济出现了局部问题，但短期资本流入依旧高企，超过了抵消经常账户赤字需要的数量，这引起泰国外债急剧上升，1996年泰国的外债达到1128亿美元，占GDP的62％，其中的960亿美元为短期资本。此外，泰国的金融体系实行银行主导，这些银行很多由企业和家族控制，管理不善，长期盲目扩大对房地产领域的贷款，1996年泰国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到-1.9％，经济出现转向后房地产泡沫破灭，大量不良债权的涌现使许多金融机构破产倒闭。而随后恐慌性的资本外逃让国际投机者看到了机会，发起对泰铢的冲击，大肆抛售。泰国当局本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和资本管制来避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还可通过提高泰铢的利息率来击退投机者。但当局投鼠忌器，担心提高利息维持汇率将使脆弱的银行体系经营持续恶化，而货币贬值又将使泰国负担的实际外债上升，只好后来任由泰铢汇率崩溃而使危机被深化。
泰国的教训显示，一个健康并具有良好治理水平的金融体系至关重要，对资本尤其是以套利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资本流入应实行有效的管理，另外，保持合理的债务水平也值得关注。
韩国和印尼的危机及起因
作为亚洲经济增长的“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经济增长借助于出口拉动。韩国长期采取向外举借外债、发展出口再用出口收入偿还外债这一经济发展战略，此举非常有效地提升了其经济地位。在金融危机前，韩国的经济形式仍属向好。1996年经济增长率为7％，财政收支平衡，外债占GDP的比例为30％，远远低于50％的临界水平。同时韩国经济结构具有显著的特点，各大财团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包括大宇、现代、三星、LG在内的五大财团不仅在GDP中占有超过一半的份额，它们的活动涉及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延伸到政治领域，影响和主导着韩国的各项政策决策与实施。这样的经济结构有其优势，例如可以借助于这些大企业对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来促进技术进步，更有效率地发展经济。但同时这一模式也隐藏着很大的弊端，由于主要商业银行股权分散且被很多大财团控制着，而这些大企业和银行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能力非常有限，国家对各大财团盲目长期借外债进行扩张的做法难以进行有效的监控。受到金融自由化思潮的影响，韩国的金融管制非常宽松，曾大力支持各大财团负债进行大规模的长期投资。实际上因为韩国国内资金利率较高，企业大部分投资资金来自于所借外债，不受约束的大财团的扩张行为使韩国外债数量成倍增加，一些企业和银行甚至通过借短期外债来向国内放贷来赚取利差。例如到1997年底，韩国最大的30个产业集群平均债务与自身净股本的比例高达519％，远远高于美国的154％和日本的193％。高额的债务使韩国岌岌可危，1997年11月，韩国短期外债已达889亿美元，但同期中央银行却只有73亿美元左右的可用储备。
大量的借入外债可能使银行系统面临借贷中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两种局面，但韩国缺乏透明度和薄弱风险管理经验的金融体系却一惯反应迟钝，忽视了由此引发的各种风险，这为危机埋下了伏笔。在外向型导向的经济政策下，投资效率很大程度地受制于国际市场状况。受到1997年日元对美元大幅贬值的影响，作为韩国的最大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日本调减了对韩国的直接投资和借贷，这使依赖于廉价资金支持的国内供应商遇到了麻烦，导致韩国出口市场上价格下降，出口增长减缓，经常账户赤字扩大，一批大企业倒闭。同时金融系统隐藏的风险显性化，于是危机来临。
印尼的情况与韩国大致相同，危机发生前在苏哈托的威权统治下，经济保持了持久的繁荣。1990～1996年，印尼平均经济年增长率为7.3％，储蓄率达到GDP的32％，且失业率和通胀率均处于较低水平。但与韩国一样，印尼在金融开放和自由化进程中准备工作不足，没有掌握好时机和次序，自由化速度过快，而银行的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又未跟上，造成了大量银行坏账。不仅如此，与韩国一样，印尼国内银行和企业在国际市场大量借贷用于国内放贷和投机的现象也非常普遍，1996年底，印尼外债已经占到GDP的54％，与国内银行业资产总额相当。这样的局面就是在银行体系面临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问题时金融治理和金融管理必须跟上，但印尼这方面并不比韩国出色，实际上也正是银行和企业大量外币风险敞口的存在，最后因为国内政治问题的导火索将印尼送入深渊。
韩国和印尼的教训显示，增强金融机构防范危机的能力，加快建立健康的银行体制，提高其效率，并通过完全的信息披露等来建设银行的透明度等至关重要。韩国和印尼受到高度保护的银行系统缺乏相应管理资产和负债的良好技能和经验，尤其难以管控由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引发的风险，是经受危机的重要原因。此外，掌握好金融开放和自由化进程中的节奏和次序也非常值得一提。韩国和印尼对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范围和次序管理存在较多不足之处，对金融自由化理解的片面和控制不足也导致了危机的扩大，最终只好以一定程度上丧失国内政策自主性为代价接受IMF附加多项条款的援助。
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的危机及起因
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被世界所瞩目，不仅仅是因为其造成的危害和伤痛之大令人难以忘怀，而且还在于这场危机爆发的原因看上去让人费解。与历史上发生危机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普遍糟糕不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状况一直表现良好，危机发生国马来西亚同样如此。在1990～1996年间，该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5％，储蓄率达到38％，3.8％的通胀率和3.5％的失业率指标也属良好。但当泰国的金融危机蔓延过来时，马来西亚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低下的风险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弱点暴露无遗。但比泰国和韩国要成功的是，危机初期马来西亚发现中央银行稳定汇率的努力失败后，果断地实行了外汇管制，有效地将危机控制在了一定范围。
香港的经济在1997年更是一派大好：经济增长5.5％，财政盈余占到GDP的4.4％，外汇储备超过1000亿美元并几乎没有外债，公司负债率为亚洲最低。香港还拥有长期以来稳健的银行体系和监管安排，本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18％，坏账率为3.7％。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香港长期依赖巨额外资流入，造成了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泡沫。此外，独特的联系汇率制度也为外部冲击留下了可能的缺口。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投机者在香港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大量抛空港币和恒生指数成分股票，希望借助于卖空股票的同时卖出港币远期的双重操作手法牟利，即是利用香港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的预期行自身之谋。幸运的是，香港政府后来在内地的支持下大幅提高隔夜拆借利率，并利用外汇平准基金在汇市、股市和期市积极入市干预，击退了投机者。
马来西亚和香港应对危机的成功经验表明，危机的非常时刻政府当局应有所为，应果断采取处置措施，有效掌握主动权，这可以控制危机的蔓延，稳定市场和经济。
思考危机爆发的根源
回望亚洲金融危机的形成和蔓延过程，我们应可以从中发现和总结一些规律，即：信息技术的进步和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时代，国际投机者可以迅捷地利用高杠杆的运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笔资金的跨国界调动从事投机操作，这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和监管难度，这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外在原因。其次，东南亚各国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打击的严重程度，与该国经济增长对全球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经常账户出现赤字的程度，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的比率，以及资本市场的价格泡沫等高度相关。这提醒我们防范危机应同时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金融市场体系的建设结合起来。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严重打击的国家像泰国、韩国、印尼等都追求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并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但这些国家本身在发展这些产业上并无多大比较优势，很难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竞争，一旦展开竞争则外贸容易出现赤字。而且，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企业扩大经营和升级初期靠国内的借贷进行杠杆融资，但当企业规模扩大后则更多依赖国外借款来支撑，这造成了这些国家外债对外汇储备的比例较高。同时，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危机国家往往在条件不成熟时贸然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放宽金融监管，大量容易受到市场预期和信心变化而出现急剧逆转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房地产和证券市场，形成了巨大的金融泡沫，拖累了国内银行和实体经济。而反观受影响较小的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其外债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不高，短期债务对外汇储备的比率处于低水平，政府的财政盈余充足，外汇储备较多，国际投机资本不易找到冲击的突破口，这保证了它们在危机来临时所受打击轻微。
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即迅速席卷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危机中大多数东亚经济体的货币和资产价值跌落30%～40%，东亚地区的银行和企业陷入空前的财务困境。到1998年，所有受到影响的经济体，包括金融和企业素质相对良好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一场危机之所以能够从一个经济体爆发并迅速传染到其他经济体必然有其共同的外因。今天，中国金融改革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些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矛盾正逐步显示出来。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偏高，货币信贷过快增长，短期外债增长，流动性过剩背景下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过热势头明显等。如何避免危机的发生，我们需要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可取的经验和教训，以此指导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
健康的金融体系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微观基础
一般而言，在健康的金融体系下，通常不会发生银行危机和资本外逃。脆弱的金融体系容易受到国内企业部门负债的影响而衍生大量不良资产，这容易引起投资者在危机期间丧失信心，并造成资本外逃，对本币形成贬值压力。而在良好的金融体系下，货币当局在危机期间可以通过提高本币利率来捍卫币值，阻止资本外流，而无须担心引发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的浪潮。香港正是因为银行体系相对较稳健，所以金融管理局敢于将同业拆借利率大幅提高阻击投机资本。事实上，中国正是从这次危机中开始下力气建设健康的金融体系的工作。先是加强了审慎监管体系的建设，在机构建设上落实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接着又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入股低效率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从根本上对其进行产权制度的彻底改革。与此同时，还按国际标准的会计准则和外部审计规则披露信息，增加金融机构的透明度，并将其纳入公司治理之中，进行合规监管。这些措施将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体系的建设问题。
汇率制度应具有适时在一定区间调整的弹性
一国对于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亚洲国家的经验表明，固定汇率制容易给外界提供稳定预期而引起道德风险，造成过度资本流入和泡沫经济滋生。固定汇率实行的时间过长，可能会削弱国家的竞争力，导致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并可能引发货币危机。并且，政府总是倾向于延缓从固定汇率制向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的转轨，直到危机来临被迫进行改革，但是当本币受到冲击必须贬值时，政府在决策时又往往犹豫不决，这很容易使危机真正到来时错失处置时机。亚洲金融危机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一国选择汇率制度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要么选择完全自主浮动的汇率制度，要么就干脆选择如货币局制度的极端固定汇率制度。但考虑到货币局制度涉及货币政策自主性问题，我国不可能选择。实际就算是带有货币局痕迹的香港联系汇率制度也深受诟病，对这一制度存废的议论也一直不断，并极为敏感。而浮动汇率制的前提是资本自由流动，因为中国目前未开放资本账户，也不可能实行汇率完全浮动。目前我国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汇率制度，但缺点是弹性受到极大限制。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也认识到了灵活的汇率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在经济增长、抵抗危机中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将人民币由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篮子货币，并从2007年5月21日起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3‰扩大至5‰等。不过，在本质上，经济基础变动以后，基准汇率也应随之能够双向变动。尽管一国的汇率制度变革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但从为外部冲击设置保险装置的角度考虑，我国目前还是应赋予汇率能够经常性地根据经济波动在一定区间内适时调整的自由，增强其弹性，这可以为外部危机的冲击提供缓冲平台。
在对短期境外资本的流动监管中稳定有序地实行资本管制自由化
资本流入本可以填补所在国储蓄和投资的缺口，推动经济的更高速增长。但危机中亚洲国家的经验证明，如果没有诸如金融体系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等各种配套措施的支持，则资本流入尤其是以套利投机交易为目的短期资本流入必须引起充分的注意。因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备，金融产品单一，风险对冲手段缺乏，国外资本流入时往往容易诱发金融机构对房地产和股票等市场的盲目信贷和投资，推动资产价格非正常和非持续的上涨，出现泡沫。一旦资产价格下跌时，短期资本的外逃行为将立即引起本币贬值，加剧市场动荡，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稳定带来极大危害，所以加强对短期跨国资本尤其是对冲基金等流入资本的监管非常必要。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资本账户管制这道防火墙，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将可能比泰国等国更深陷泥潭。
按照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大多数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等公共部门会有不顾偿还能力举借外债做大规模的倾向，而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与企业对于资产和负债期限和币种管理的不善会使流动性出现问题，并最终演化为金融危机。所以，如果不具备良好的金融体系和灵活并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以及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一国过早放弃资本管制将带来麻烦。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应该对短期资本流入进行监控，而且对于资本流出的控制也不应轻易放弃。我国目前对于QFII和QDII在额度和投资范围上实行审批制，严格限制商业银行开设离岸账户（目前仅限于交通、浦发、深发展和招商银行），将离岸金融业务的业务范围和账户管理得非常严格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此外，资本管制自由化的次序还应该得以强调，必须循序渐进地进行。理想的顺序应是首先放开直接投资，再放开证券投资，接着放开债券市场和银行长期借款，最后是短期外债自由化。在此过程中每一步开放的条件和时机都应慎重决定和实施。
危机的缓释机制建设应与金融开放同行
[论文摘要]着重从金融监管制度缺陷、超前消费陷阱和对自由经济理论的过度迷信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对如何维护我国的金融体系稳定和安全具有借鉴意义。
近年来美国次级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爆发，房地产业严重衰退，造成一连串重大金融事件，比如：美国政府托管“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美林被收购、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等，由此引发全球股市大跌，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也跌穿2000点。全球金融领域面临严峻挑战，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当前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已经超过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美国金融系统，无论是发达程度、透明度、监管力度，还是融资规模、金融产品多样化等都堪称世界之最，为什么目前出现了这种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呢？我们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做了深入分析。
一、金融监管制度缺陷
美国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贷款衍生品中的问题引起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金融业严重缺乏监管，内部管理机制失误造成的。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推出了许多金融衍生产品，这对繁荣金融市场和市场经济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衍生产品太多，加大了投机风险，而与此有关的风险预警机制及防范措施却未能跟上，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美国本轮金融风暴是次贷危机进一步延伸的结果，而次贷危机则与美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中过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关。
在各种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中，美联储政策的失误可能是较为严重的一个危机因素。在格林斯潘主持美联储期间，特别是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所采取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在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埋下了危机的种子。长期的低利率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三大负面影响：一是扭曲了信贷市场和房贷市场，二是减少了居民储蓄，三是加剧了美元的贬值。低利率促使美国民众将储蓄拿去投资资产、银行过多发放贷款，这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而且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还“诱使”市场形成一种预期：只要市场低迷，政府一定会救市，整个华尔街弥漫着投机气息。然而，当货币政策连续收紧时，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开始上升，由此引发的违约狂潮开始席卷一切赚钱心切、雄心勃勃的金融机构。庞大的赤字需要有大量外国资本的弥补，结果是美国的资本账户逆差大幅度增长，加剧了经济失衡的风险。一旦出现经济波动，引起外资撤离，美国就难免陷入一场金融危机。
二、超前消费陷阱
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主要依附于消费，使得经济基本面发生了问题。为推动经济增长，政府鼓励寅吃卯粮、疯狂消费，引诱普通百姓通过借贷消费。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利率不断走低，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加上弥漫全社会的奢侈消费文化和对未来繁荣的盲目乐观，为普通民众的借贷超前消费提供了可能。很多人都在透支消费，而这主要是依靠借贷来实现。特别是通过房地产市场只涨不跌的神话，诱使大量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消费者纷纷通过按揭手段，借钱涌入住房市场。但从2006年底开始，虽然美国房地产价格的涨势只是稍稍趋缓和下降，经过金融衍生产品等创新金融工具的剧烈放大作用，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危机就难以遏制地爆发出来。[来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消费太多，则会使得储蓄减少，从而影响一国的资本积累，导致投资不足，影响经济的下一轮发展。而美国正是消费的过于旺盛，挤占了投资，坐吃山空，经济迟早会出现问题的。
三、对自由经济的过度迷信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把“双刃剑”，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一般认为这场危机主要是金融监管制度的缺失造成的，但是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华尔街，而在于美国近30年来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理想，以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危机，内容主要包括：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等市场的干预，推行促进消费、以高消费带动高增长的经济政策等。客观而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回升、失业形势得到一定缓解等。
动荡摧毁信心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以及其他国家主要央行罕有地采取了联合行动，向世界各地的商业银行通过增发贷款的方式注入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密集出炉的政策有可能给市场带来些许喘息空间，但对于横扫市场的诸多复杂金融问题谁也没有给出长远解决之道。
当前发生的是一场典型的行业震荡，和过去半个世纪中发生的美国钢铁或汽车产业的震荡区别不大――行业整合总会伴随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摧毁市场信心，但对于用信心来支撑的金融体系来说这种行业震荡或许是灾难性的，因为投资者信心是这个体系得以运转的基石。由于尚不清楚金融动荡到底会给自己以及交易伙伴带来多大的影响，获得了注资的商业银行均选择将这些钱“攥在手心里”。
但与上世纪90年生在日本的金融危机相比，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开始迅速破裂，房市泡沫不久也遭遇同样命运，许多借款者无力偿还贷款，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堆积了大量坏账，但银行不愿意采取可能导致自己破产的措施，拒绝承认自己的问题，他们深知很快承认金融领域的问题会增加挤兑的风险，这可能导致信贷市场陷入停顿，令整体经济承受更大的风险，而恰恰是这样的遮掩加剧了危机。美国从日本身上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犹豫和拒绝坦承问题将是一场灾难，这也是美国的状况更有希望改善的信号之一。
“救”还是“不救”
2001年是美国房地产进入一个繁荣期的标志性年份，眼下这场信贷危机的根本起因在于房地产泡沫的持续破裂，其涉及的范围远比2000年开始的科技股泡沫破灭要广，二者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交易杠杆，大部分房地产买卖都涉及债务杠杆，按揭贷款会被重新打包后出售给投资者。2008年年初之时，雷曼兄弟资产负债表显示的杠杆比例高达30：1，这些公司的管理者显然对结构性产品和资产抵押证券复杂世界里的风险并不了解。
近几年来，部分西方央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他们多少能防止这种通货紧缩恶果的出现，理由就是他们自认为深谙机械货币主义各项技巧的使用之道，尽管无论是在美国、英国还是澳大利亚，这些消费推动型的经济体无一不对使用杠杆痴迷不已，然而他们最终会发现，纠正债务紧缩状况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在所有政府接管的案例中，股东都蒙受了重大损失，而且这些决定带来了一个“道德风险”的难题，即政府的救援会鼓励更大的冒险，这对于美国财长保尔森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作为高盛集团的前首席执行长，保尔森对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不感兴趣，直到他相信AIG的倒闭会对全球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后果，随后Fed的报告称，AIG无序倒闭将会加剧已然严重的金融市场震荡，导致借款成本上升，家庭财富减少，并严重削弱经济表现。但就在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9月23日敦促国会尽快通过7000亿美元大规模救市方案的当口，122位绝大部分都在美国哈佛、麻省理工、伯克利等名校任教的美国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国会，反对这一救援计划。这封“致住宅市场的代表和临时参议院主席”的信中，反对理由第一条就是“公平性”，这个计划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给投资者。投资者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去创造盈利，需要能够承受损失。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计划开始颁布，它的作用将会影响整整一代人。“从本质上讲，为了使短期的崩溃中止而弱化这些市场是非常短视的。”
但现代史上，几乎没有哪次金融危机离得了政府的干预。Fed已经对健全但已失去市场宠爱的困境中的机构提供了资金支持并下调了利率，以此来减少经济活动中的借贷成本、鼓励投资和支出。
现在金融动荡已经超越了市场自我治疗的范围，美国官方已经确诊此病，叫“纠正过度杠杆效应”。在信贷繁荣时期，即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金融机构和美国家庭过量举债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如今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都无力还款，减少对贷款的依赖，这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当然金融危机最终会对行业产生被动调整，一场单纯的金融危机可为未来的强劲获利做出铺垫。
没有简单的解决之道
信贷危机正不可避免地给实际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这也正是油价暴跌、国债飙升的原因所在。债务引发的金融危机有着悠远的历史，从大萧条、到储蓄信贷危机、再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无一不是因其而起。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策制定者们都没能找到轻松的解决之道。减息、为民众提供刺激性补贴会有所帮助，可能还起到了防止或者延缓深度衰退出现的作用。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上述措施还远远不够。
因为“纠正过度杠杆效应”的行为以前从未出现过，华尔街创造并进行交易的一系列创新金融工具让这场危机变得复杂，这些工具使得政府官员和华尔街更难以知道下一波风险的藏身之地，也难以搞清楚它们会将信贷危机传向何处。在这场危机中，监管机构发觉，他们的规则并不适应他们负责监管的、已迅速变化的金融系统。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IMF，国际汇率
一、金融危机的起因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9月危机急剧恶化，掀起全球金融海啸，从而最终演化为一场席卷全球的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从深层次来看，这一切又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息息相关。因此，随着危机的不断发展，蔓延，人们开始思考金融危机背后国际货币制度方面的原因。
二、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又称货币制度，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支付的需要，对国际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从历史上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
（一）国际金本位制。国际金本位制是以一定成色及重量的黄金为本位货币的制度，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制度，是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继推行的货币制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1）黄金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可以自由输出输入国境，是国际储备资产和结算货币；（2）金铸币可以自由流通和储藏，也可以按法定含金量自由铸造，各种金铸币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成黄金。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199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经融会议上通过了美国主导拟定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为：1、确定了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美元与黄金挂钩：①官价：35美元=1盎司黄金；②美国准许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随时按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③其它国家的货币不能兑换黄金。 2、建立永久性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规定美元的发行和兑换方式，4.确定固定汇率制，5.提出了资金融通方案。借此美国成了世界金融的霸权。
（三）牙买加体系。牙买加体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70年代崩溃后沿用至今。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1976年IMF通过《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其具体内容为：1.黄金非货币化：黄金与各国货币彻底脱钩，不再是汇价的基础。2.国际储备多元化：美元、欧元、英镑、日元、黄金、特别提款权等。3.浮动汇率制合法化：单独浮动、联合浮动、盯住浮动制、管理浮动制。4.货币调解机制多样化：汇率调节、利率调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和贷款调节。
三、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的问题
（一）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放纵了美国的负债消费。美元本位是对美元霸权地位的一种描述，有相关数据可以看出美元是国际储备的主要货币，所以以“美元本位”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美元本位使得各国大量储备美元可以不受任何类似于黄金的实物支持。由于可以倚仗美元作为各国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了“先储备，后消费”的任何负担，完全可以靠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举债进行消费。美国政府负债由1973年的5000亿，到达2007年末的9万亿多。然而美国的负债消费进一步加大了美国的进口，将美元输出到世界各地。
（二） 国际汇率失衡。现行的汇率制度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美元，欧元，日元三者之间的浮动；二是其他工业化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与三者之间保持相稳定的汇率水平。然而主要国际货币国家通过汇率调整掌握着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竞争力调整的主动权；国际支付手段的供给由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国际收支状况决定，而不按照国际经济基本面的客观需要提供相应的国际流动性，这造成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局限性。IMF的作用始终受到发达国家的制约，使得它在危机中的表现捉襟见肘：首先，IMF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监护人的角色缺失，IMF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既不能实行国别监督也不能实行跨国监督，因而对美国有毒资产的泛滥有重大责任；其次，IMF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错位，作为了华盛顿共识的“吹鼓手”成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跨国传递，从而掀起全球金融风暴的重要推手；再次，IMF作为国际谁会最后贷款人和救助者的角色缺失，IMF对遭受国际收支危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救助贷款时，往往无视这些国家的实际而非常苛刻的条件，许多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的国家，没有得到IMF及时有效的救助和支持。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途径
（一）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缺乏完善的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又一原因。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已成为当务之急。一要公开披露有关信息，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二要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管理；三要加强对跨国银行的监管。
（二）改革现行的IMF。首先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比重发言权，更多地体现透明与开放的原则。第二，要培养IMF事前监控和时候控制的机制：一方面，当成员国外债不断增加，国际经济出现泡沫的时候，IMF应适当对成员国及其公众提出忠告，与此同时，作为但当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重任的IMF还要放宽带快条件，目前IMF在援助时，贷款具有鲜明的政策性和较为苛刻的条件。
（三）完善汇率体系。完善的汇率体系可以品以汇率的大幅度波动，长期以来汇率波动剧烈的原因有许多，如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收支恶化，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等等，因此，为维护汇率稳定，必须加强地区和世界的金融合作，维护正常的国际金融秩序，共同防范国际游资过度投机的冲击，以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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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杰 汇率与国际收支―现代西方国际金融[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3]冯畅 姜文景 [A]危机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2009
疑问一;什么是“货币战”
迄今为止,尚没有人对“货币战”下一个权威的、令人信服的定义。
按照传统理解,“贷币战”是指一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利用货币和汇率政策,从经济上打击竞争对手、掠夺别国财富。
因此,“货币战”从本质上讲,具有强烈的预谋性、目的性和破坏性,是“经济战”的一种形式,也是国与国之间矛盾斗争激烈的表现形式之一。
但必须指出的是:此种意义上的“货币战”,目前只处于猜测、传言阶段,尚无明确证据显示世界各国正在从事这样一场损人不利己的“自杀式行动”。
实际上,结合当前世界经济形势,“货币战”的含义要简单、明确得多,其大致可以理解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面临内部经济困境,为刺激出口、增加就业,竞相采取措施,人为压低本币汇率。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取这种以邻为壑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势必加剧各国间的利益冲突,最终将破坏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与“战争”相提并论。
虽然近期各国在货币和汇率政策上的对立和矛盾有所增多,但必须看到,这一局面还远远称不上“战争”。西方媒体反复炒作“货币战”,实际上夸大了各国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分歧,增加了国际社会的紧张情绪。
疑问二:谁在制造“货币战”气氛
从表面看,这一轮“货币战”起因主要源于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端升级。此外,日本政府在日元持续升值后直接干预汇市,以及巴西、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纷纷采取措施遏制本币对美元过快升值的势头,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是,这一轮“货币战”的真正起因应归于美国。第一,美国一些政客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再一次挑起并激化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端,使人民币汇率问题看似处于当前“货币战”的漩涡中心。
第二,这一轮“货币战”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巨量“印钞”。面临经济困境,美联储长期将基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同时以购买金融资产的方式,向金融系统投入大量美元流动性,这一过程也被形象地称为美联储“开动印钞机”。美联储这一政策直接导致美元贬值预期加大,同时也导致大量美元投机资金进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进行套利。
结果是,从韩国到巴西,从泰国到新加坡,全球许多经济体都感到本币对美元升值的强大压力。美元贬值带动其他货币升值,对这些经济体出口甚至金融安全与稳定,都构成了挑战。这些经济体反过来被迫采取措施,干预外汇市场,压低本币汇率,最终形成了看似“货币战”的局面。
疑问三:“货币战”的危害到底有哪些
如果“货币战”真的开打,各国纷纷使本币贬值,以此希望刺激出口、摆脱经济困境,这将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严重冲击。
从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来说,如果美联储持续“印钞”,将有可能造成全球范围内美元流动性过剩和美元贬值,进而带来严重的“热钱”投机问题。
最典型的结果将是:大量美元“热钱”涌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进行投机,如果这些经济体不采取干预措施,“热钱”就有可能在当地制造新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如果这些经济体货币当局通过“印钞”来吸收“热钱”,则有可能在当地造成通贷膨胀。
与此同时,美元贬值还可能带来大宗商品价格飞涨,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世界一度面临的“油价飞涨”和“粮食危机”局面就有可能卷土重来。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各国就此抛弃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形成的合作精神,转而采取以邻为壑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将使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疑问四:中国在“货币战”中应警惕什么
正如前文所言,美国政客挑起人民币汇率争端和美联储“印钞”,才是这一轮“货币战”的真正原因。对于中国来说,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一些美国政客和少数西方媒体不仅故意曲解这一事实,而且在“货币战”的解决之道上,也往往打着“承担责任”的旗号,对中国施加压力,甚至有意“抹黑”。
事实上,美联储“印钞”导致美元大幅贬值,才是造成当前许多经济体被迫干预汇市的根本原因。因此,即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不能解决美元贬值的大背景下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本币“被升值”的问题,也无法杜绝这些经济体干预汇市的行动。
疑问五:“货币战”出路在哪里
当前“货币战”的言论之所以甚嚣尘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放缓,一些国家为摆脱自身经济困境,试图采取“人人为己”的货币和汇率政策。
当前世界经济虽然持续复苏,但潜在的风险和挑战依然很多,危机其实还远没有真正远去,此时此刻,国际社会继续秉承团结协作的精神至关重要。
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主权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世界经济史上的历次经济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危机往往发生在繁荣的顶峰时期，并瞬间对经济金融体系造成巨大打击。
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连续保持着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发展态势，经济增长速度近4年持续超过10%，经济体系也未发生明显的通货膨胀，社会各界弥漫着乐观情绪，对潜在的风险和危机认识不足。然而，世界经济史上的历次经济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危机往往发生在繁荣的顶峰时期，并瞬间对经济金融体系造成巨大打击。
历次金融危机概览
近30年来，世界范围内先后发生了1982～1983年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衰退、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几次涉及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金融危机。除此以外，影响相对较小的金融动荡在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国也一直没有停止。
从历次金融危机发生的表现形式看，可以将金融危机划分为四大类：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资本市场危机和混合型危机。
通常，货币危机是指对某种货币购买力或汇兑价值的投机性冲击导致货币币值的急剧下降，而当局为维护本币币值的行为又迅速地耗尽外汇储备。如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就是典型的货币危机。
银行危机是指实际或潜在的银行运行障碍或违约导致银行中止其负债的内部转换，储户对银行丧失信心从而发生挤提，银行最终破产倒闭或需要政府提供大量援助。90年代中期的日本和东南亚危机中的各个国家就曾发生大批金融机构的经营困境和破产倒闭。
资本市场危机主要是指股票市场危机，表现为大量抛售股票，造成股票指数的急剧下跌，如90年代日本的经济衰退就是从股票危机开始的。
实际中的金融危机越来越表现为多种危机的混合形式，难以严格区分为哪一类，并且在不同类型之间不断演变。典型的混合型危机如日本的经济衰退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货币危机、资本市场危机和银行危机互相交织在一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金融危机划分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系统性危机和债务危机，实际上债务危机的本质仍然是货币危机，如80年代和90年代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起源于债务引起的货币危机。
对各国危机前后经济金融运行的现实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历次危机发生前的一些典型特征，能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一)经济持续多年高增长;（二)外部资金大量流入;（三)国内信贷快速增长;（四)普遍的过度投资;（五)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六)贸易持续逆差并不断恶化;（七)货币普遍被高估。
危机的发生机制和规律总结
我们可以将上述国家在经济繁荣背后不稳定因素逐渐累积并演变为金融危机的机制大致总结如下：在经济增长特别是持续繁荣的背景下，一国对国外资金的吸引力提高，如果存在不恰当的汇率体制和不合时宜的开放或自由化政策，外部资金迅速向国内流入，推高资产和商品价格的同时，又束缚了国内政策作用的空间，造成泡沫的不断形成和扩大，也极大地伤害到该国的国际竞争力。而一系列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又极易被持续的繁荣现象所掩盖，当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对持续繁荣的信心出现动摇时，任何外部冲击都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而引发危机。在此过程中，日益庞大的国际游资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和放大冲击的负面效果。
许多学者在总结历次金融危机后发现，没有任何一次金融危机与之前发生的危机一模一样。但是，从对金融危机的典型特征分析可以发现，不管什么类型的金融危机，都有其共同的内外起因。内因：不可持续的经济失衡的积累和经济体系中各种价格（资产价格、汇率）的扭曲；外因：国际资本快速流动造成的资金流向的迅速转变。正是这种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一旦对经济按既定模式持续发展下去的信心出现普遍丧失，金融危机很快就以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金融危机的发生虽然有偶然因素的作用，但也有其必然性。首先，金融的本质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经济。金融交易都是以一种实物资产交换一种未来的要求权，而这种要求权有效的前提是以交易对方的信用为基础，且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一国金融体系的信心有时往往是很脆弱的，一旦信用基础丧失，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
其次，经济增长过程总是伴随着矛盾的积累。如，经济的持续繁荣不可避免地推高资产价格、对外部资金和资源产生过度依赖、贸易逆差、难以维持的汇率等等都是这些矛盾的表现。一旦这种矛盾积累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时，微小的冲击都可能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
此外，逐利性投机资本迅猛增长成为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外部因素。据统计，全球流动性最大的对冲基金规模已达1.5万亿美元以上，并且基金支数由1000余支发展到近1万支，其管理的资产到2006年已达1.2兆亿美元。这些流动性极强的投机资本每天都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出路和获利渠道，在各国金融市场快进快出，成为影响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历次金融危机中，国际游资扮演的角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可见，经济持续繁荣的过程总是伴随着金融不稳定因素的不断酝酿和发展，一旦被华丽外表所掩盖的矛盾暴露出来，对经济持续发展的信心出现普遍丧失，外部的冲击就极易使金融危机很快以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而考察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总是呈现出波动起伏的过程，少有国家几十年如一日保持持续快速发展而不发生波折的情况。正因为如此，越是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期，特别是持续的繁荣时期，就越应对经济金融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进行密切关注。
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因素
我国改革开放已历近30年，虽然中间有些起伏，但基本上是持续高速增长。进入新世纪，经济发展摆脱通货紧缩的影响，增长速度呈现明显加快的趋势，但发展中仍然有不少矛盾和问题，对金融稳定造成重要影响，需要我们借鉴国际经验，积极进行应对。
一是国外资金大量流入造成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流动性过剩的结果。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烈作用下，资金的逐利性使国际市场的流动性向国内疯狂涌入。正如国际上历次金融危机一样，这些流动性极强、以套利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资金的涌入，不仅引发国内流动性泛滥，而且加大了我国金融稳定的压力，一旦资金流入的方向发生改变，极有可能引发金融不稳定甚至危机。
二是汇率问题。汇率问题与流动性过剩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是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造成了国际资本大量流入进行投机，而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又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国际资金流动推动人民币加快升值，使本币逐步面临虚假高估的风险，资金流入方向的改变极有可能使本币迅速不支，最后高企的汇率对国际竞争力的负面效应迟早要显现出来。
三是资产价格问题。正如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一样，价格的本质是资金现象。过多的资金追逐有限的资产，必然推动价格快速上涨。在外部资金大量流入的推动下，近期我国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经历了大幅快速上涨的过程。这就带动了虚拟经济投资热，贷款炒股炒房，上市公司炒股热，不断对经济发展的基础造成伤害。
四是信贷和投资过快增长的问题。信贷和投资过快增长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当前经济政策陷入两难境地，限制了政策操作的空间。为抑制信贷和投资过快增长，需要实施高利率的紧缩政策，而提高利率又会进一步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速国际流动性涌入。在多次实施提高存款准备金的措施后，政策的空间逐步压缩，边际效应正在递减，对今后的政策取向造成极大困扰。
五是贸易顺差问题。虽然目前我国保持了持续“双顺差”的局面，尤其是国际贸易顺差屡创新高，并未出现危机前各国普遍的持续贸易逆差现象，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巨额贸易顺差存在严重的失真问题，尤其是国际贸易并未受到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负面影响，顺差的真实性难免引起怀疑。经过研究，专家们普遍认为，巨额贸易顺差确实存在虚增成分，其数量有可能占到顺差总量的30％。虚增的贸易顺差部分除来源于“过路贸易”外，更多的则很可能是国外资金借助国际贸易渠道，以国内出口商为人，人为抬高出口价格或压低进口价格，绕过资本项目的限制进入国内，投机人民币升值的，这就使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加严重。
六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持续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前面五个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我们高速增长的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高，而消费的比重则日益降低，使得经济增长的基础十分薄弱，成为“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由此引发出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一旦投资和出口出现逆转，也将出现对经济增长和持续繁荣的信心发生动摇，从而引发危机。
通过将我国当前的实际与各国在危机前经济金融运行的典型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多少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一点这些国家当年的影子。在经济面的不稳定因素不断累积的情况下，未来引发危机的因素可能来自以下方面：一是持续膨胀的泡沫到了无法维持的程度而破灭引发危机，类似于90年代日本的情形;二是国内国际环境的改变导致资金流动方向发生改变而引发危机，类似于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危机;或者双重因素的综合作用。
强化中央银行的危机管理功能
有鉴于此，在当前我国经济持续繁荣和国际资金大规模向国内流入的背景下，必须下大力气强化对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的事前管理。特别是对负有维护金融稳定重要职责的中央银行来说，如何有效管理目前过多的流动性、防范和化解国际资本流动造成的金融危机隐患，成为当前的重中之重。
首先，强化危机管理功能的前提是要增强危机意识。即使在经济持续繁荣的环境下，负有维护金融稳定重要职责的中央银行亦不能掉以轻心。东南亚危机前，泰国等国家就在经济繁荣、市场持续向好的氛围中放松了对危机的警惕，没有任何一个私人或官方的预测对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进行关注和预警，更没有任何有效的政策反应，最终危机来临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借鉴和教训。因此，越是在经济持续繁荣的环境中，中央银行越应“逆向思维”，提高对经济运行可能出现异常波动的警惕，加强对经济金融形势的监测，并及时向社会各界提出预警。
其次，中央银行应具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国际上众多的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各个政策目标实际上难以同时达到，用试图实现每个目标的思想去指导政策行为，兼顾多头往往结果是一头都顾不了。从危机的实践看，正是由于政策的徘徊，使得形势不断恶化，最终政策的操作空间受到极大限制。如日本的国内政策最终在日元大幅升值的压力和国内资产价格的高涨面前陷入两难困境;第二次危机前的墨西哥既要防止比索升值，又要消除资本流入的影响。因此，从中央银行的角度说，应明确政策操作的首要目标，避免政策的反复与徘徊，在首要目标实现的前提下才兼顾其他目标。从我国的实践看，中央银行应进一步加强维护币值稳定、防止资产价格泡沫的政策目标。
再次，中央银行在经济金融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仅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作为“最后贷款人”及时应对和处置危机，更重要的是在经济繁荣和良好发展时期，能够“逆风向而动”，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对经济发展可能出现波动的警惕，做到防危机隐患于未然。既要做到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规律性的正确把握，同时也要客观认识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内在矛盾，不断加强危机管理功能，及时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
美联储主席一职曆来都是“烫手山芋”，对本·伯南克的继任者来说亦不例外
一个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我认为伯南克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但（他的任职）时间已远远超过他本人意愿和外界预期。”此言一出。许多联储分析人士将之解读为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这位现任关联储主席的正式解雇通知书，亦即到2014年1月4任职期满后，他将正式离任。
继任者的筛选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外界盛传的候选人包括：现任关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前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Geithnet）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以及现任财长贾克·卢（lack Lew）。
除此外，数周前还担任以色列央行行长的斯坦利-费舍尔fst。nlevFischer）也赫然在列——这倒不算离谱，因为央行行长们也经常跳槽。今年6月，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卸任加拿大央行行长后，就出任了英国央行行长。
但事实是，不论哪位候选人胜出，他都将接手世界上最具挑战难度的经济学家工作。很多权威人士把伯南克的任期，视为“最艰难的八年”。纵观美国经济曆史，曆届联储主席都遇到了不少棘手的难题。以格林斯潘任职期间为例，这一时期曾被主流经济学界称为“大平稳年代”，但他在自传回忆录中则将其称为“动荡年代”。因为危机层出不穷，包括1987年股灾、1991年经济衰退、1994年债市崩盘、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千年虫、网络股泡沫以及紧随其后的2001年经济衰退。
再说格林斯潘的前任沃尔克，他上任之初即不得不着手处理1970年代末的“大通胀”。压低通胀的代价则是1981和1982年的连续经济衰退，当时亦被视为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其他任内发生危机的联储主席还有尤金·迈耶（Eugene Meyer），他在“大萧条”之初上任，后来因为与罗斯福意见不合而辞职。
其继任者马瑞纳·伊寇斯（Marriner Eccles）在“大萧条”后几年和整个二战期间执掌美联储，但这一时期联储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却备受质疑。还有一位主席叫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在其任职期间尼克松总统废除了金本位制，“大通胀”时代也随之降临。
迈克切斯内·马丁是曆任主席中最临危不惧，同时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1951年，他恢复了联储的独立性，因此被后人怀念至今，他也将联储主席的工作定义为“在宴会刚开始时就撤掉大酒杯”。
但我们必须牢记，美联储的职责有二：控制通胀和降低失业率。除此外，华尔街还根据股市表现来评判执掌者的功过。据此，伯南克表现可称为居中。在他任职期间，美国失业率从未上升到伊寇斯任内的最高水平，通胀也没有达到伯恩斯和沃尔克所必须面对的高位。但是，只看数据我们会被误导。伊寇斯在上任伊始，就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失业问题，而他让这一问题得到显著改善。还有沃尔克，如前所述，他带领美联储击退了“大通胀”。
此外，评判一位美联储主席的曆史功过，必须沉淀几年再看。以格林斯潘为例，他在2006年退休时被称为最伟大的央行行长，并赢得“大师”称号。但在此后，他任职期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对市场力量自行纠错的过度信任，以及对可能存在的住房市场泡沫的视而不见，都被看成是2007至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因。沃尔克则正好相反，1986年在其卸任时，他被视为抗击通胀的强硬派，需要为1980年代初期的经济二次衰退负责。但在退休后，他却声名日隆，现在已被誉为“史上最佳关联储主席之一”。
伯南克呢？现在下结论或许还为时尚早。有人认为，他用非常规货币政策避免了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陷入萧条。但也得承认，这项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由其推出的三轮超宽松货币政策，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而且不论是谁接替伯南克的职位，都将面临由之带来的艰难挑战。只不过和以往一样，这已经是全世界经济学家中最艰难工种的部分职责。
1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通过外贸、金融等途径对我国企业产生消极影响，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出口依存高企业首当其冲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例，在金融危机集中爆发前，我国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高达30%～40%，其中机械、纺织、钢铁、化工、轻工、电子等行业的出口额名列前茅。但近年来，这些行业因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出口增幅急剧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此前被高速增长的出口销售额所掩盖的财务风险，开始浮出水面。
12资本密集型企业费用大涨
资本密集型企业费用大涨，意味着利润空间被大大积压，从而导致投资信心不足。资本密集型行业如钢铁、石化、汽车、施工及房地产，对信贷资金的依赖比较大，因此财务费用对其利润的影响十分重大。
13房地产企业将面临“寒冬”
经验表明，当外部经济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收入增长低于预期时，消费者一般会改变家庭支出决策，并首先考虑推迟住房等特定产品的购买计划，这已导致房地产行业连续数月的销售低迷。而近几年来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火爆，导致各地城市的房价全面飙升，据统计85%以上城镇家庭无能力购买当前房价高企的住房。因为，城市居民的房价收入比已达到831倍，农村居民的房价收入比更是高达2944倍。所以高房价对于需要购买住房的居民来说只能是“天方夜谭”了。消费者普遍认为近期的房价比较高，这样就更加导致了消费者购买住房的信心下降。因此房地产行业在金融危机下面临着高房价的压力。
2金融危机中企业财务风险的特征与表现
企业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在各项财务活动过程中，由于各种难以预料或无法控制的因素作用，使企业的实际收益与预计收益发生背离，从而给企业经营与管理带来困难和损失的可能性。
21销售额下降风险
外贸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机械、纺织、钢铁等行业因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出口增幅急剧下降，订单越来越少，甚至出现负增长。同时，企业为应对销售萎缩的局面，采取降价促销手段。由此导致企业盈利能力迅速降低，甚至出现破产。
金融危机发生时，外部经济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收入增长低于预期，消费者一般会改变家庭支出决策，并首先考虑推迟甚至取消住房等特定产品的购买计划。而房地产普遍被视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由于消费者消费信心下降，从而恶化企业外部经济环境，导致企业减少生产规模甚至出现库存积压，从而恶化存货周转率等经营效率指标。
22投资风险
中国不少企业尤其是金融机构持有境外大量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外币金融资产。随着金融危机日益恶化，上述投资资产大幅缩水，导致投资收益大幅降低，企业利润极度下滑，企业盈利能力大打折扣。
23坏账风险
我国企业对外出口大都采用信用销售形式，信用期限较长。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使我国企业出口形成的应收账款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偿债能力。
24汇率风险
人民币持续升值，致使企业应收外汇账款、对外投资等外币资产相对贬值，大幅缩水，进而影响企业资产的盈利性。
25筹资风险
受前期紧缩货币政策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国内资本市场暴跌，金融机构惜贷，股票发行困难重重，导致企业尤其靠境外融资企业发生严重筹资风险，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
26现金流量风险
海外金融机构为“救火”需要抽走流动性，导致国内流动性紧缩，并且热钱开始外流，使出口依存度较高的企业面临巨大的资金周转压力。资金链一旦断裂，企业难免陷入倒闭破产的境地。
3企业财务风险表现分析
2008年美国的 “次贷”危机，表面原因是泡沫经济的破灭。泡沫起因于全球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背后的深层原因却是全球总有效需求的不足和全球生产能力供给的过剩，总体表现形态为全球储蓄过度。这次金融危机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如下。
31来自资本结构方面的财务风险
企业资金结构主要是指企业权益资金与负债资金以及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关系。由于筹资决策和投资决策失误等原因，企业资金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普遍存在。具体表现在负债在资金结构中比例过高；企业的流动资产太少，资金链断裂。企业的资产结构中债务比例过高会导致企业无法偿还到期债务，从而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之中。这种过高的负债比率不但使企业有利息负担，而且到期要偿还高额债务本金，在企业经营状况较差的情况下还会导致企业资不抵债，面临破产清算的危险，企业财务负担沉重，偿付能力不足，由此产生财务风险。
企业的资金流动状况较差、变现能力不强而无法保证足够的现金，这些都会导致企业财务风险由潜在变成现实，从而使企业陷入资金链断裂的财务危机，甚至最终导致企业破产。
32来自外汇方面的财务风险
出口收汇风险上升，企业经营压力加大。经济全球化及中国外向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外源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的影响也是多重的，主要表现在直接影响、间接影响。直接影响如中国企业拥有的外汇资产缩水，境外投资亏损，出口额度下降；间接影响如资本市场下跌，海外金融机构为“救火”需要抽走流动性，导致国内流动性紧缩，并且热钱开始外流，人民币汇率急剧波动等。金融危机还导致民众的心理变化，预期变化以及对未来宏观经济信心的丧失。
4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措施
41强化财务规划
扩张型企业产生财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失当，发展速度脱离了企业财务能力的约束。因而，应该对企业财务资源进行合理规划，从财务的角度规划控制企业的发展速度。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随着增长速度的提高，企业的利润和企业价值也必将增加，但增长并不是无止境的。许多企业扩张虽然将公司增长视为公司战略管理的首要问题，却忽视了增长的可持续性，从而造成高估自身财务可持续增长能力，在高速增长时，由于缺少内部资源的配套支持而陷入财务危机。
42建立权益资本为导向的资本结构
企业扩张过程中，在大量负债的情况下，一方面要考虑高财务杠杆带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高财务杠杆可能带来的风险。考虑如何使企业在后续竞争中能够占有竞争优势，有力抵御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实现永续经营。扩张型企业面临的高财务杠杆容易导致企业后续投资能力不足，从而使企业在产品价格战或营销竞争中的财务承受能力不足，被迫削减资本投资甚至退出。企业更需要优化资本结构，调节负债与权益的比重。扩张型企业在外部融资时要采用权益资本为主，从而降低财务风险。
43制定与经营战略相匹配的财务战略
首先，从资金筹集战略看，企业应采取以权益筹资为主、负债筹资为辅的战略方针。其次，从资金运营战略看，企业应以投资报酬率大于或等于资本成本作为是否投资的依据，同时要分析投资成本能否在有效期收回。要保持合理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投资比率。若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不能按合理的比例配置，就会出现流动资金短缺，固定资产闲置或是固定资产不足而流动资金浪费的问题。从收益分配战略看，企业应采取低股利分配战略。
44在合同中订立适当的保值条款
摘要：万解秋教授认为，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延续，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和结构的失衡，低效率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的衰退，难以用国家债务来填补，当然也不可能用发行货币来解决，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债务危机是这种经济衰退危机的必然表现，而仅仅想通过债务发行和货币投放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它有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危机，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应该引以为戒的。白永秀教授认为，欧债危机从深层原因来看，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与公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责任与权利之间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钱津研究员认为欧洲债务危机不是市场化的信用危机，而是政府信用的危机。传统的陈旧的货币理论直接导致了经济相对脆弱的一些欧洲国家在遭遇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自家政府财务的危机。从本质上看，欧洲债务危机是一个货币理论亟需转换和推进的问题。余斌研究员则认为，欧债危机不同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危机，它更多地是一场人为的危机。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大量持有欧债，那么欧盟和德法金融寡头必然会以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如设置人权话题等手段在合适的时机迫使中国同样贬值所持有的欧债，借机掠夺中国人民。
关键词：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欧洲联盟；实体经济；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10-12
一、债务危机起因金融危机
欧债危机的爆发看起来是一场国家的债务危机，从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债务曝险，到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债务比重超越警戒线引发债务评级下调，显示的是一场可能的债务违约和债务危机。现在这场危机还在继续延宕过程中，影响波及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在全球经济最核心的欧元区国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
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时，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看起来是关键因素，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产生的冲击波杀伤了融资过度、金融体系脆弱的国家，出现了像冰岛、爱尔兰这样的陷入危机的经济体。因为金融市场的扩张过度和过分的杠杆融资而导致金融体系脆弱部分曝险，一部分金融机构受到了影响，这显然与债务性质结构无关。
金融危机的冲击首先体现为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是否稳健的影响，当时主要的观察认识认为金融市场衍生品的杠杆化交易失控和银行类机构资产的过度市场交易是主要原因，其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资产受到了影响，货币体系和货币政策并没有陷入危机，主要国家的货币体系和政策是健康稳定的。这些国家的财政体系也是健康安全的。在应对金融市场动荡时，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充分发挥了财政的最大能力对金融机构实施救援，主要国家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也是应该的，一些国家的财政甚至超越了自身的承载能力实施扩张和经济拉动，甚至还带动或强制其他金融机构实施扩张和提高支出水平，以应对经济下滑。这在学术界不同流派看来，是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一次彻底批判和否定。
那么，在一个健康稳定的财政体制和货币体制下，金融体系的危机爆发可能吗？它仅仅可能是局部性的吗？这个问题似乎有点难以理解，金融市场的交易和融资活动与一国的财政体系活动和货币体系的活动可以完全地切割分离吗？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并不清楚，在学术和政策实际运作层面并没有很多关注。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美国的财政体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危机，货币政策体系也显得稳健安全，利率、汇率和通货膨胀水平都是在稳定水平状态下运行，金融危机在当时显得像是个别银行和证券机构的信用危机。在应对流动性收缩和金融机构稳健时，美国政府冲在最前面，其采用了特种预算工具筹集资金，并给予了危机金融机构大幅度的资本输入，而美联储并未作出过多反应，维持了基本的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只是在2009年以后当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和就业率下降以后，才推出了扩张性的货币供应政策，即QE1和QE2。
欧洲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冲击的初期，也体现出了一种有限的金融机构信用或支付危机，对于经济财政支出最多是一种间接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并未影响到货币体系的稳定，欧元体系的货币政策是稳定健康的。它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欧债危机来说，它似乎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某种联系，但作为财政工具的债务危机又似乎与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的联系。
这种假设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被多数人所接受，也就是欧债危机是债务问题，是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水平失调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债务危机也就是一国的财政信用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要问，这样的假设合理吗？金融危机条件下出现的债务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究竟有何关系。
当我们深入地看一下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的结构影响，才能发现欧元体系内部财政体系的功能，它们二者其实是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财政支出体系与统一的非的货币政策体系被结合到一起时，它们的运作就已经潜伏了财政扩张和债务失控的危机，而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此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因此，欧债危机，看似并非货币体系的危机，实际上真正是货币政策体系矛盾危机的集中爆发。我们这种分析假设的基本前提就是欧元货币体系隐含着内在的矛盾，财政体系的矛盾是一种突破口，债务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中已经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二、货币政策体系矛盾的财政表现
欧元作为欧盟统一货币始于1999年，它的产生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职能。它既是欧洲统一经济体的流通货币和支付工具，也成为欧元区的储备货币和外汇支付工具。欧元一诞生，就取代了欧洲各国原有流通的货币，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与美元、日元、英镑在国际结算中竞争，而且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的流通也形成了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于欧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体系运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欧元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与美元竞争国际储备货币中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使欧洲央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在欧元区内部，统一的货币也带来了积极的作用和利益，对于资本流通、货物贸易和劳动力就业等带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欧元体系从诞生起就带来了它的不稳定性，它隐含的矛盾冲突在市场条件形成时就必然爆发出来。
第一，欧元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货币是欧元区国家的货币，它的出现是建立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统一开放条件下的，17个国家形成的货币区大约有3.3亿人口，12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人口规模已超过美国，GDP总量为美国的80％。欧元一出现就被认为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欧洲各国经济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高度接近，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水平差异较小，对于经济合作和联合市场化竞争的意愿十分强烈，因而在政治上的阻力也较小，大多数西欧国家都积极加入了欧元区，一些东欧国家也积极要求加入欧元体系，这也使欧元一度被多数人看好，甚至认为在未来10多年以后极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作为货币体系涉及到了诸多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在其中如果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货币体系的运行就会出现危机，尤其是在各国的经济利益诉求难以达成一致而又没有一种强制性的行政力量加以控制时，矛盾就会爆发，货币政策体系就难以去左右国家的财政行动，更不可能去控制各国的政治决策。而欧元被大多数人看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行动，没有被看出其中可能存在的严重分裂隐患，也就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控制的不同，它们所获得的来自欧元体系的利益可能是不同的。而当面临市场冲击时他们所受到的冲击程度也是不同的，极有可能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组合：最小的获益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益者则成为最小的受害者。而十分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欧债危机，正是这种结果。
第二，在各国纷纷放弃而加入欧元货币体系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的结果，显然也低估了这种可能性，也可能是在短期利益驱使下去搭便车，获得一些免费的经济利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南欧和东欧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会极尽努力直至修改财政数据力图加入这一体系。这种利益是什么，我们简而言之，就是在货币体系层面有可能的储备货币利益，竞争型的储备货币份额可能是发行和货币国际化流通获得实际的铸币税收入，而且统一的欧元变得更有竞争性，对于那些经济地位较为弱小的国家来说，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对于美元的储备性依赖也会大大降低。而从经济层面上说，区域性货币减少了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摩擦，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会产生积极的效应，这在理论上也被归结为存在着一种最优的“区域货币配置效应”。
现在我们从实际状况看，金融危机的冲击粉碎了这种美丽的梦想，欧元区不得不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这个现实就是，欧元区货币的运作需要付出极高的运行成本，利益矛盾冲突积累又可能使得区域货币体系分崩离析，财政和债务危机的爆发是货币体系矛盾的直接体现。
第三，已有研究已经揭示了大量的问题和原因，指出了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是一国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区域货币体系的形成已经统一了货币政策，各国也就只有财政政策可以作为调节支出的工具了，欧元区成立时已经意识到财政支出规模和预算赤字有可能危及欧元体系的稳定，已经对各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规定了上限，但财政支出具有更高的含义，这一要求的提出没有强制的法律或行政约束，这为金融危机后的财政扩张和失控留下了隐患。
财政支出失控和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发原因可以分为下列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结构差异和政治决策冲突方面看，财政支出功能失控必然引发债务危机。欧元体系的17国在进入统一货币政策以后，各自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竞争能力以及市场产品的发展前景差异极大，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阵营。第一阵营即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和法国，其具有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人均GDP在35 000美元以上；第二阵营为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经济结构较为优势，有较高的竞争力，人均GDP为25 000~45 000美元；第三阵营为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冰岛等国，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人均GDP大致为20 000~30 000美元，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低。这样的结构差异导致经济政策协调的困难。统一的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政策必然导致不同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企业在市场上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并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财政收入和预算支出能力会受到更大的制约，赤字政策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已经达到了危机临界状态，而且背负的债务包袱越来越重。二是从危机应对决策过程看，财政政策失控导致的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扩展爆发，金融危机引发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其中具有内在的联系。
欧元区国家具有较为近似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但其国内的政治结构、治理方法、社会文化影响还是有着较大差异，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创新能力较低的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包袱，福利主义盛行，出于政党利益要求而对于财政约束松弛，导致债台高筑。其中欧猪五国的当年赤字占GDP比重在2006年为1％左右，到2011年已经达到13％以上；累计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70％上升到120％以上，其中希腊已经达到180％以上，其他国家也达到了100％以上，大幅度超出了欧盟规定的安全警戒线。
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对于用国家干预来影响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抱有幻想，学术上也出现了否定市场机制推崇国家干预的思潮，这正好迎合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国家干预控制的理念，在欧债危机爆发过程中，这种思潮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信用收缩的主要政策，这些国家的财政纷纷采取了空前的扩张和救援行动，对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亏损进行补贴，增加公共项目的支出，甚至直接补贴消费者以拉动市场，应对危机事实上是在扩张支出刺激经济，这完全符合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原则，新凯恩斯主义者也主张财政扩张。
但随后我们看到的是狂热扩张后的严峻局面，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迅速上升，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比重已经上升到15％左右，累计债务比重超过了GDP的1倍以上，更为严重的是债务在2009年以后，已经进入偿还期而财政已经失去了偿还能力，债务危机已经是一触即发。巨额的财政支出并没有带来就业和经济的增长，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国内通货膨胀和失业增长，局面已经恶化到经济的负增长和高达20％左右的失业率，青年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50％以上，应对失业经济衰退和面对债务危机已是欧元区国家的两难处境。很明显，在财政扩张和收缩这条道路上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破产清算也许是唯一结局，这也意味着财政扩张主义的破产，连带着欧元货币体系的破产。
三、欧债危机的不同解读与启示
欧债危机的爆发已是事实，但如何看待其爆发却出现了不同的解读。这对于分析其影响冲击和经验借鉴也存在分歧。一种分析结论认为欧债危机就是一国的债务危机，是一国财政扩张和赤字预算导致收支失衡而引起的债务清偿危机，按此结论，可以认为是一种财政危机解读，这与货币金融危机没有直接关系，应对危机的方法就是收缩支出，恢复财政平衡，包括实施国际救援和债务重组。这一解读单纯化看待债务危机的爆发，无法解答为何在欧元体系国家中同时爆发债务危机，也不能解释为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财政扩张行动后会爆发债务危机。另一种解读是将欧债危机看成是一种欧元区的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在欧元区的爆发冲击转化为了债务危机。在欧元货币政策体系内，各国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调整的措施，也就是失去了货币贬值避免经济衰退的手段，转而只能使用财政杠杆扩大预算支出来避免经济的过分收缩，财政支出的失衡引发了一部分经济弱势国家的债务危机。按此解读，金融危机引发的信用收缩和经济衰退只要应用货币贬值就可能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观点，因为那些经历债务危机折磨的国家，岂不是轻轻松松就可以渡过难关了吗？从实际看，一个国家用自贬货币的方法是嫁祸于人，也不能自救，因为这必然会引发其他国家的货币报复性贬值，这样的货币汇率战根本不能解救一国经济的衰退危机，而且混乱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必定会阻碍经济的复苏。
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延续，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和结构的失衡，低效率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的衰退，难以用国家债务来填补，当然也不可能用发行货币来解决，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债务危机是这种经济衰退危机的必然表现，而仅仅想通过债务发行和货币投放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它有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危机，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应该引以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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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 基础管理 立行之本 当务之急 重点内容
基础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的核心，是商业银行健康持续发展的保证，是商业银行赖以生存的根基。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国内金融业繁荣昌盛，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快速发展，为刺激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注入了无限活力。然而，在各项业务高速发展的同时，内部基础管理严重弱化，与业务发展形成鲜明的反差，给商业银行的经营与管理带来新的风险隐患，进一步强化基础管理切实成为商业银行的当务之急。
一、强化基础管理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基础管理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当前，是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时期，科学发展的实质就是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作为商业银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首要任务是强化基础管理，夯实发展根基。过去，如果说银行管理存在与科学发展不相适应、不相协调的诸多方面，那么，基础管理薄弱就是“软肋”，这不仅影响科学发展要求的落实，甚至威胁到银行的生存和员工的职业生涯。因此，基础管理不是抓不抓的问题，而是要下实功夫、下苦功夫，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抓。不是某个部门抓，而是要整体联动，齐抓共管。不是出了问题才抓，而是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不是阶段性地抓，而是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只有积极投身于基础管理工作之中，强化打基础、夯基础意识，认真抓好基础管理工作，切实提高基础管理水平，才能为科学发展打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二）强化基础管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发展是企业的第一要务，基础管理作为经营管理的根本性要素，是支撑银行稳步发展的基石，只有打好基础，立足长远，各种先进的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经营战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只有把强化基础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彻底转变落后经营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陈旧工作习惯，真正实现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才能为各项业务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强化基础管理是加强风险控制的有力举措
从1995年巴林银行破产到2008年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从2006年山东德州建行刁娜案件到2007年河北邯郸农行金库被盗案件，虽然直接起因、案发过程和结果各不相同，但根本原因却惊人的一致，即基础管理不实。近几年，国内金融形势总体稳定，虽然金融大案要案和重大风险事件呈下降趋势，但商业银行内部突发性违规事件时有发生，有章不循、违章操作现象仍然存在，业务运行过程潜伏着诸多风险因素，虽然都持续开展了基础管理系列活动，但收效甚微，发展根基还没有真正夯实，需要继续下大力气狠抓各项制度落实，堵塞各种漏洞，消除各种隐患，继续夯实管理基础。因为，强化基础管理是控制各类风险的最有效形式。
（四）强化基础管理是打造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当前，银行之间竞争已经从单纯的业务竞争逐步转向了基础管理、员工素质、企业文化等多领域、全方位的竞争，其中，基础管理至关重要。因为，优秀的员工队伍、良好的企业文化出自于良好的管理，而良好的管理是业务快速发展的源动力。因此，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必须把打基础作为银行和个人的共同责任，通过打牢基础，实现市场竞争力和综合盈利能力的显著提升。只有把基础管理水平提上来，才能打造出领先同业的竞争优势，才能在竞争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五）强化基础管理是应对金融危机影响的根本保障
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由虚拟经济蔓延至实体经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内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受来自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等方面的压力明显加大。虽然没有西方商业银行那样的切肤之痛，没有走到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但能否成功战胜危机，安全、平稳、健康的走下去，已经成为当前的首要问题。要抵御风险，必须抓住根本，切实强身健体。世界金融危机启示我们，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而没有坚实基础的发展是盲目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要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必须眼睛向内，苦练内功，着力强化基础管理，打牢基础，提升能力，在“危险”中找准“机遇”，在规避风险中健康发展。
总之，“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商业银行必须坚持把全面基础管理作为紧要任务、重要前提和安身立命之本，切实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才能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有力支持。
二、当前基础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通过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构建内控体系、创新企业文化等措施，风险控制能力不断增强，各项业务取得长足发展。但基于“高速度、高增长、高指标”的压力，各级机构在基础管理上有所放松，管理意识减弱、管理能力下降、管理方法滞后、管理成效甚微。“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旧习显得较为突出，内部管理“虚多实少”，发展跟基很不牢靠，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思想认识不清晰
在争份额、抢市场、拼速度的大环境下，少数经营管理者对基础管理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部分员工岗位尽职意识不强，对苗头性问题缺乏敏感，工作粗心、经营粗放，普遍存在轻管理、轻规范、轻质量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