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7 17:31: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文化的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法律英语 英语翻译 文化差异 法系差异 心理思维差异
法律英语,是以英语为基础,用以表述法律科学概念及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用的语种或某一语种的部分用语,它是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法律英语特点鲜明,在词汇使用上庄重规范,书面语多,句法结构纷繁复杂,大量使用祈使句、被动语态、综合复杂句以及虚拟语气等。法律英语目前已经成为法律与英语中的一门交叉学科,在社会上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本文主要对法律英语翻译进行了总结分析,希望能够对法律英语翻译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帮助。
一、法律英语的特征
法律英语就其文体来说属于职业专用英语,是一种正式的书面语体,是应用语的一个分支,也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一种语种。其行文庄重、结构严谨、表达准确。作为一种专用英语,法律英语在词汇的使用、句法的安排、文体的选择上都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具体来说:
1.句法特征
句法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包括惯用长句,分词短语使用普遍(为了清晰地表达句意,法律英语往往更多地使用分词短语来代替从句做定语、状语或宾语),介词和介词短语使用频率高,条件从句使用率高。法律英语句法的这些特征是我们研究和对其进行翻译时所必须深入考虑和分析的。
2.词汇特征
词汇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分为使用法律专门术语(法律英语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个性化色彩的法律语言);拉丁语频繁被使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拉丁语在英美法律实践中频繁被使用);相对词义的词语大量涌现;普通词语被赋予法律含义,如Party在法律英语中被理解为“当事人”等。
3.文体特征
法律英语属于书面英语。在起草法律文件时,严密准确是法律英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特征。只有严密准确的法律英语才能保障法律的权威性,才能更好地反映立法意图并体现立法原则,才能更好地维护法律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才能更好地便于对法律进行解读和执行,从而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法制水平。
二、法律英语翻译
1.法律英语翻译的一般原则
法律英语是一种应用性比较强的语言类型,法律英语翻译一般来说要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①词语使用的庄严性。法律英语由于其直接鉴定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所以对用词的准确性要求相当高。这一点是在进行翻译时必须牢记的。②准确性原则。在对法律英语进行翻译时应当表达清楚具体,并尽量摆脱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注意两种语言在表达上存在的差异,避免因使用错误的词语而使翻译失去准确性。③精炼性原则。翻译法律英语除了准确外,还应遵循精炼的原则,即用少量的词语传达大量的信息。精炼性原则要求应尽量做到舍繁求简,避免逐词翻译、行文拖沓。④术语一致性原则。为了维护同一概念、内涵或事物在法律上始终同一,以免引起歧义,即使同一词语多次重复,一经选定就必须前后统一等。法律英语的这些翻译原则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时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2.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
法律英语翻译是国家间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律英语翻译的目的就是克服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民族差异性的障碍,促进国家之间的法律交流。根据笔者多年的学习、观察,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主要有:①选择内涵最接近的法律词汇进行翻译。在中西法律文化之间,有些词的含义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在这两种文化之间会存在内涵最为接近的词汇,这时可以采用而不会导致太大的误读。②创造新的法律词汇。很多的情况之下,译者们在面临一种文化中有而另一种文化中无的事物时,会采用音译的办法,翻译法律英语时也需要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加工和想象,如罗马法系中的“legal person”最初被译成“法人”,“due procedure”译成“正当程序”等都是一种建设性的创新。③必要的解释。由于中西方诸多法律理念的基本差异,法律英语中有许多的词汇如果直接翻译,就会使它的意义非常不明确,此时,在忠实原文内涵的基础上做一些人为的增减就非常必要。法律英语以上的一些基本翻译方法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中可以采取的一些基本方法。
三、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因素
1.语言文化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不一,在行文结构、遣词习惯及句法层面上相去甚远。英语句子重分析,故造句多形合。而汉语句子则重意合,是靠逻辑事理的顺序来实现意合、流动、气韵三位一体的横向铺排的。由于两种语言特征各异,再加之法律语言的措辞要求严谨,故在翻译时往往不能正确遵循各自的语法要求,从而不利于表达。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已经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和重视。
2.包括法系在内的法律文化差异
王佐良先生认为:“翻译工作者处理的是个别之词,面对的却是两大文化。”法律英语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对译,恰恰相反,由于法律英语涉猎范围甚广,包括各部门法以及诸多法律边缘学科,故从事法律英语翻译的人士须熟悉中英有关的法律知识,如果缺少相应的法律文化底蕴尤其是一些法制史方面知识的了解,稍有不慎就会谬以千里,造成不完全理解或理解错误。法律文化的差异目前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3.思维方式差异
中西方由于语言文化习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差异导致他们在逻辑思维方式上同样存在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一方面将影响到其思考、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将影响到其理解、翻译语言的方式。因而,可以说,思维方式的差异同样是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
法律英语是法律与英语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应用非常强的学科。法律英语翻译之难就在于翻译的过程要实现法律与英语的双重要求。区别于其他的英语翻译,法律英语由于其准确性要求高,法律知识面要求广,因而法律英语对翻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综合素质要求。这既对他们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希望本文对法律英语翻译的有关知识点的总结和梳理能够对我们认识和把握法律英语翻译,并进而提高法律英语的翻译质量和水平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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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证券化法律英语 特点 英汉翻译
法律英语（English Legal Language）是法律的英语载体形式，以英语为载体的法律主要是判例法系的英美国家法律，此外还有其他如英美殖民地等英语国家的法律语言，因此法律英语承载的主要是普通法系（Common Law）国家法律。同一法系内的法律有其共性，但同一法系内各国法律有其本土法律文化特征，同一国家不同法律部门有着该部门法律的专业性特征，这种法律特征也体现在其相应的法律语言上。因此，笔者认为要真正准确的研究法律语言并将研究服务于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实务需从具体法律部门入手研究该部门法律语言的专业特征。而当前国内学者谈论法律英语的共性较多而少有专门针对部门法律或专业法律做深入研究。同时这些法律英语研究中普遍存在纯语言化或法律的不严谨性现象，笔者认为法律英语研究不仅要体现英语语言特征，更要体现严谨的法律专业性特征，应兼具语言和法律特征。
一、资产证券化传统法律英语特点
法律英语的语言特征被称之为法律化，资产证券化法律作为部门法金融法律的一个创新衍生产品，其法律英语具有法律英语的传统共性，体现在：
1、文体风格：
1) 精确性，法律英语中大量采用在长期语言实践中含义固定化、模式化、具有精确含义的语言，使法律英语表述不仅精确，而且经济。如dictum and decision, privilege and right在日常英语中其区分其意义并不重要，可在法律英语中却有着精细的区别。这是法律语言必须精确的传递法律信息，用词必须严谨周全精细的要求。
2) 明确性，普通语言一般会把那些明显的内容非言语化，将其隐藏在语言中，所谓意在其中；而法律英语则将所能穷尽的法律内容全部具体明白的表述出来.
3)模式化，立法、法律适用或法律实务等法律英语都有固定的语言表述模式，重要的法律术语单词用大写或下划线表示。
4）传统保守性，法律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得以延续并逐渐完善，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统一体，从而使得法律英语具有历史传统保守性特点。
2、句子结构
为精确严谨地表述法律内涵，法律英语大量使用陈述句、完整句、复杂长句、多重否定，被动句和一般现在时。
3、词语选用
1)法律术语，如malpractice（不当行为），consideration（约因），act（法令）等。2)古体词，如aforesaid(如前所述), hereinafter(以下), hereby(籍此), hereunder(在以下), herein(此中), thereof(因此)等。3)外来语(foreign terms)，主要是拉丁语和法语，拉丁语如bona fide(真实的,真诚的),de jure(根据权利,根据法律)，in re对于,关于, cestui que trust信托收益人，force majeure（不可抗力）， registered(注册), stated（陈述，规定）等；法语词如: effect（效力）, assurance（担保）, agreeing（约定）, rules（规则） 等。4)书面语，如 prior（之前），subsequently（之后）, in accordance with（根据、按照）, be deemed（被视为,被认为）等。5)词语并列，如null and void（无效），rights and interests（权益），terms and conditions（条款）等。6)名词、形容词、代词、副词和情态的动词使用，法律英语中多使用有着精确含意的名词，少用不能表达精确概念的形容词、代词和副词。情态动词shall，may，must，should，ought to在法律条文中也经常使用
二、资产证券化法律英语的特殊性
资产证券化法律英语除了上述法律英语的普遍共性外，其在文体风格和用词上还具有金融法律英语的特殊性。资产证券化法律英语具有金融学的文体风格，大量使用金融专业术语，同时资产证券化有很多创新词，行话和技术性用语，如SPV（特定目的机构），true sale (真实销售)，credit rating(信用评级), credit enhancements(信用增强)等。资产证券化法律是建立在金融学基础上，首先是在资产证券化发源国美国证券化业务的实践中自发产生的，法律上先是援引先例或美国已有的相关法律条文，并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制定了一些专门性的资产证券化条款。
同时资产证券化法律英语相对较简化，少了些晦涩严肃的法律古语词和外来语，这一方面是因为资产证券化法律相对于刑法等具有较强政治性和历史性法律本土文化色彩的法律而言其更多是现代经济的产物，法律历史性本土文化特征相对较弱，是资产证券化法律的金融专业、经济灵活性的体现。另方面还归因于近代法律英语的简化运动（plain legal language campaign）。法律英语简化运动一定程度上有所成效，但法律语言的简化还有较长路要走。现代社会单个法律领域的发展是愈来愈专业、复杂、精细，如资产证券化法律基本上是局限于那些非常专业人士，非专业人士几乎有些门外汉。事实上，法律英语的绝对简化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资产证券化法律英语将继续延续其专业性特征。
因此资产证券化法律英语有着跨专业语言特征，兼具传统法律英语和金融法律英语双重特点，其在语言表述风格上更趋于简化但在用词上更加专业化。
三、资产证券化法律英语英语翻译
法律英汉翻译是两种法律文化和对应法律效力的翻译，而不仅仅是英汉文字上的转换。资产证券化法律英汉翻译涉及到资产证券化法律专业知识、资产证券化法律跨国比较、英汉语言和相应的翻译理论。资产证券化法律英语翻译者除了扎实的英汉语言基本功和翻译技巧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厚实的资产证券化法律专业知识和资产证券化法律国际比较分析能力。译者在翻译时要注意语言的严谨、准确、精炼和资产证券化专业性特征，尤其要精确把握资产证券化法律术语的特定专业含义。具体而言：
1、精确理解资产证券化法律文献资料的法律内涵，搞清楚资产证券化法律的相关内容，弄清资产证券化的操作流程和其法律运行规则等。
2、进行资产证券化法律国际比较，因英汉法律翻译涉及到至少两国法律或两大法系的法律制度，翻译时需要比较分析两国法律或两大法系的资产证券化法律制度和法律本土文化特征，找出其异同。这需要译者对两国法律或两大大法系资产证券化法律制度和法律本土文化特征有精确把握，其难度在于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上的差异以及两种资产证券化法律制度存在对概念的不同界定或某一法律内容在另一法律中的缺失的地方。如首先比较分析资产证券化的发源国美国资产证券化法律和中国现有的资产证券化法律规定，精确理解其法律内涵，分析其英汉语言上表达方式，在两国资产证券化法律中能找到的对应表述中可以按现有文字表述直接翻译出来，如originate (发起)，issue (发行), true sale(真实销售)，bankruptcy－remoteness(破产远离)。 对不能在两国法律条文找到对应的具有本土化法律特征的法律内容就考虑意译，尽量使翻译的法律内容全面且具有对等的法律效力。
3、熟悉资产证券化法律英汉语言特征，了解该法律文献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述方式，尤其是资产证券化专业术语。对此需要翻译者不仅要理解源文字的具体含义，还要精确地理解该文字表述的法律的内涵、法律效力以及该法律效力如何在目的语言中得到准确表述。如（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指资产证券化该种融资技术本身，而Asset-backed securities（ABS）指的是资产证券化的证券化产品。
4、遵循法律语言的共有特征，理解前面所提及的资产证券化法律传统法律英语的精确含义，准确进行英汉资产证券化法律语言转化。如翻译时不能省掉句中精细冗长的修饰词，因为这些修饰语有着重要的具体法律内涵，否则将使其所述法律内容失去严谨性，曲解法律内容；准确翻译shall句表述权力和义务内容等.
由此可见，资产证券化法律语言的翻译有其独特之处。我们只有把握好其中的专业性和技巧性，才能将其翻译好，才能为国家的金融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关键词:功能翻译 法律语言 目的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1-157-02
一、引言
法律语言属于语言功能的变体范畴，作为一个边缘学科源于法学和语言学，其目的是建立和沟通关于权利、义务、利益和责任的信息。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使得中国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在依法治国道路上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而准确、全面、及时的法律语言翻译是完善法制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正如Susan Sarcevic所说：我们现在处于多语时代，翻译在地方和国家法规、国际法方面都起着主要的沟通媒介作用。法律语言的翻译作为一种特殊文本的翻译在全世界乃至中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在翻译及法律研究领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国际社会每日大量的法律文本的翻译实践相比，对法律翻译的理论研究却很滞后。语言学家和法律工作者往往只从术语和句法等微观层次来研究法律翻译，认为普通的翻译理论也适用法律翻译。实际上，作为特殊文本的法律文本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特定翻译理论的指导。德国学者提出的功能派翻译理论为法律翻译提供了新的方法。
二、功能翻译理论的形成发展和重要理论
纵观西方翻译理论近30年来研究的发展，可谓学派林立、人才济济、内容丰富多彩，而以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汉斯・费米尔(Hans.J. Vermeer)等为领军人物的西方功能翻译理论更是独具异彩，影响深远。
1.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的翻译标准功能分类说(Text Typology)。德国功能主义翻译是以目的论(Skopostheory)为核心的强调文本和翻译的功能的一种翻译流派。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流派的出现是以1971年凯瑟林娜・赖斯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一书的出版为标志的。此书中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她提出翻译应具有具体的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理想的翻译应该在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等几个层面与原文建立起等值关系，即从原文、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来评价译文。赖斯的翻译批评模式是建立在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的功能关系基础上，她认为理想的翻译应当与原文在概念性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方面与原文对等，即她所谓的综合性翻译(integral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虽然赖斯没有摆脱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观，但是作为一名有经验的译者和翻译培训者，赖斯意识到实际翻译中有些情形下，对等是不可能的或不需要的，后一种情形正是由于翻译要求造成的。因此，翻译批评家们不应依据原文的一些特征来判断译文的优劣，而应当依据译文是否在一定的翻译情境下实现了它的功能来判断译文的优劣。
2.汉斯・费米尔(Hans.J. 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ie)。赖斯的学生费米尔进一步打破了等值理论的束缚，创立了功能派的主要理论:目的论。费米尔所提出的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目的论的主要观点如下：翻译是一种基于原语文本的有意图的、人际间的、部分地通过语言媒介的跨文化互动行为；翻译有三个基本规则:目的规则(skopos rule)、连贯规则(intratextual rule or coherence rule)和忠实规则(intertextual rule or fidelity rule)，其中目的规则是第一位的，其他两个规则从属于目的规则，忠实规则从属于连贯规则；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initiator)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规定翻译要求。翻译要求向译者指明了需要何种类型的译文，译者根据翻译要求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制作出目标文化的文本，以表达原语文化文本接受者的交际意图；翻译的标准应当是充分(adequacy)，而不是等值(equivalence)。充分是指译文要符合翻译要求，翻译要求决定译文充分的翻译属于哪种形式的等值。
3.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olz 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曼塔利比费米尔更进一步地拓展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适用的领域，她避免使用翻译这个名称，而将翻译的外延扩大至各种跨文化转换。她的理论以行为理论为基础，翻译行为是她的核心基础理论。她区别了“翻译(translation)”与“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ion)”两个概念。她认为“翻译(translation)”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它只是一种文本形式上的跨文化转换活动，它涉及原语文本的使用。而“翻译行为( translational action)”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涉及译者为翻译所做的一切，指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设计的信息传递过程，包括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文化或技术上的参考意见，针对包括文本转换在内的所有跨文化转换形式，而重点放在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和翻译过程发生的环境三个方面。
4.诺德的“功能加忠诚”(function plus loyalty)的翻译观。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第二代代表人物诺德在继承目的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功能加忠诚”的翻译观。“功能”就是使译文在译文语境中按预设的方式运作的因素，“忠诚”即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诺德的忠诚原则是指“译者,原文本发送者,目的文本收话人和发起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指目的文本的目的应该与原作者的意图相容，指当发起人、目的文本接受者和原作者三方之间合法利益发生冲突时,“译者必须协调，必要时寻求各方理解”。“忠诚原则”有助于在原语与目的语中间取得一定的平衡，并限制了译文可能的功能范围。
三、功能翻译理论在法律语言翻译中的应用
国外法律语言学从无到有，并作为一门学科确立以来，学者们对其翻译方法从各个角度做出了不少论述。从功能翻译理论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不论是赖斯、费米尔还是诺德、赫兹・曼塔利，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思想，即翻译是一种文化转换，一种交际互动，一种目的。这个互动过程当然少不了交际者的参与，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应用英语的翻译过程中必然产生原作者、翻译发起人、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互动。这种互动绝不是仅限于语言层面的“符码转换”过程，而是一种更高层面的文化转换活动，关注的是原文发送者与译文接受者之间交际情景下的互动。既如此，原作者的意图、翻译的要求和目的、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期待等等自然成为翻译中务必考虑的要素，作为应用翻译的组成部分，法律语言翻译也需要功能翻译理论及其目的论所起的重要指导作用。
1.法律语言的文本与语言特征。作为专门用途语言，法律语言正式程度最高，其文体属于庄重文体，注重准确性，正式性，严谨性，精练性和庄严性。从功能角度出发，法律文本可分为：规定性的文本；描写性的但也有规定性成分的文本；纯描写的文本。我们所看到的法律、法规、合同和条约等属规定性文本类；司法决议、判决书、答辩状等属描写性加规定性文本类；而法律教科书、论文等属纯描写性文本类。
除了法律文本的功能性，法律语言特征还包括：词汇特征，如在法律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专业术语；法律语言词汇保留了大量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词汇；法律语言词汇在词源上大量收录采用了拉丁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中的法律词汇；日常用语被赋予全新的法律意义等。句法特征，如长句是法律语言的最大特征，法律语言的句法特点是和法律语言的文体特征密切相联的，正式的法律条规和文本中由于对中心词的限定过多，对某一法律概念成立的条件限定很多，所以法律语言的长句居多，短句少。法律语言的文本特征和语言特征直接影响到法律语言翻译时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
2.法律语言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法律语言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适合法律语言翻译的原则也应该与众不同，法律语言翻译的特点可归结为综合性：主要体现在必须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法学各分支学科的知识；实践性：指法律语言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都是立法司法等法律实践的总结；技术性：体现在固定格式、专业化和技术性语言的运用上。但是，长期以来对法律语言翻译的标准一直是按忠实于原文的程度来衡量的。法律语言翻译者以传统的语言学方法为主导，主要集中在字词面，强调译文与原文间的“对等”。然而，法律语言翻译并不是用译入语中的概念和制度来替换原来的法律体系中的概念和制度的简单过程。法律语言翻译是法律语言的转换，要做到译语准确无误地表达原语的真正含义，无论在用词及句子结构上都必须体现法律的权威性，保证译语的准确性，完整体现原语的翻译目的，只有把深层的含义译出，才能做到对原语的准确反映。概括的说，法律翻译有以下应用性原则，包括准确性及精确性；一致性及同一性；清晰及简练；专业化；语言规范化以及集体作业等。由此可见，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本，这时译者的任务，不只是理解词、句的意思，更要考虑在译文当中具有的法律效力及如何实现这种法律效力。所以我们有必要以追求翻译充分为前提，首先考虑到法律语言翻译中法律文本的目的，为实现译文的交际功能而选取相应的翻译策略。
3.基于功能翻译理论的法律语言翻译。根据功能翻译的目的论，任何翻译活动都是有目的的交际行为。法律语言翻译也是如此，目的法则是开展法律语言翻译活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目的论中，目的性法则是最高法则，换句话说，翻译行为决定于翻译目的，并由此制定翻译要求。翻译目的指的是译者必须根据某个与译文有关的原则前后一致地进行翻译。根据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论，翻译过程的至高原则是该翻译活动的目的。在实际操作翻译之前，译者需要和委托人共同商榷法律翻译活动所要达成的目的。而后，译者通过对原文和译文的预定功能进行分析来确定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可以使译文符合翻译活动的目的，从而完成译文在译入语境和文化中的交际功能。
以法律术语的翻译为例，它是法律语言的构成要素之一，对于法律术语的理解和翻译直接影响法律文件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法律术语的作用在于以最简洁的词或词组叙述一项普遍接受的复杂的法律概念，使法律工作者能用较简洁的语言相互交流沟通，因此词的内在意义通常要比起外在形式复杂得多。译者如果单就字面意义直译，或望文生义，就无法将词的真正含义正确完整的表达出来。在翻译之初，译者将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原词对等或接近对等的专门术语。英语和汉语中的法律术语都各有其特定的法律上的意义与效果，不可随便改变形式。为了达到法律上的效果对等，译者应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原词对等或接近对等的正式用语而不是任意自创新词，以免误导读者，引起歧义或解释上的争议。但是，在正确理解原词在上下文中的确切意义和对等翻译的基础之上，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论和无对等的翻译才是翻译的关键。对等的概念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由于法律制度的差异，英美法中许多术语所指涉的概念、原理或规范在本国制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也无对等或接近的对等语。遇到这种情况，在法律语言翻译的目的下，译者不妨通过对原词涵义作正确理解后将之译为非法律专业用语的中性词以免发生混淆。
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法律用语都能根据字面意义直接翻译成目标语。如果贸然直译原法律文本中的词汇，而译文表达的法律概念却在目标法律体系中根本不存在，或者恰巧和目标法律体系的某个法律表达吻合但却表述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目标法律文本读者对译文产生困惑和误解。解决这类问题的出路在于认真理解原法律文本术语内在的法律含义，用目标文本中带有相同法律含义的法律术语翻译。
四、结语
传统的翻译属于一种自下而上的翻译，而功能翻译则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的翻译，因此功能翻译更具有前瞻性。翻译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复杂过程，译文是翻译过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翻译发起者虽然很重要，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法律语言的翻译应该是译者在法律翻译活动所要达成目的的指引之下，对这一行为过程相关的各方进行分析，权衡选择后确定翻译策略，而后进行翻译形成的结果。法律翻译策略的出发点是成功实现预期目的和文本功能，使译语读者能理解并且自然地接受。功能翻译理论以目的语为视点，更注重目的语的遣词造句习惯，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摆脱传统“对等”原则的束缚，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采取多种翻译策略，使译文能够达到预期目的，为法律语言的翻译提供科学而有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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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不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
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关键词：法治；自由主义；自由价值
中图分类号：D9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115-02
在制度技术层面上，中国的法治发展有很多是借鉴西方法律制度。肇始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形势，促使其他的社会领域需要统一的社会规则来加以规范，故此法治层面之全球化渐显端倪。西方法治崇尚个体自由，而中国文化传统，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和个体自由。鉴于此，阐明东西方自由主义法传统的差异，对我国转型期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我国当前法治自由价值的研究现状上看，主要集中在法学理论领域，自由作为法治的核心价值已被确认，但却缺乏对其深入、系统的阐述、论证。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方法，揭示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发展的概况，并就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差异产生的根源进行探讨，对中国法治自由价值进行深切关注。
一、西方自由主义之概况
自由主义法学是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法学流派，而自由作为西方法治的核心价值，其理论上的自觉发展从古希腊开始走过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人们对法治自由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也一步步深化。
1.启蒙思想家突显政治自由的法律
启蒙思想家认为政治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坚持自由应该从公民自由、社会政治与法律这几方面来加以讨论。洛克在其《政府论》一书中，先是从人类原始自然状态加以论述，论证了自然状态、自然权利以及自然法，并提出自然状态是必然要过渡到社会状态，而人的自然自由终将转变为社会自由，也就是前文所述的法律之下的自由。在此之后，孟德斯鸠则从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关系着手，将讨论法律与自由关系的核心转移到政治领域中的自由问题上。洛克和孟德斯鸠突出政治自由的思想为英国自由主义法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样，另外一名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则丰富了社会契约论的内容，他把“公意”视为法或权利的基础，他注重社会群体及共同体的利益和要求，赋予了自由主义新的内容。
2.康德与黑格尔张扬自由的理念之法
康德的社会理论受其在哲学史上哥白尼式革命的直接影响，他认为“认识对象围绕认识主体来旋转”，打破之前认为“认识主体围绕认识对象旋转”的认知，从而提升了认识主体的地位。同时，他张扬自由的社会之法，认为社会应是“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与别人的自由共存共处的社会”，这才是真正自由之体现。而黑格尔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卢梭的观点有所继承和发展，他注重对于个人主义的个人概念的质疑，同时，也注重找寻共同体和个人之间的联系，以将两者紧密连接起来。由此可知，黑格尔所认为的自由并非单纯个人自由，真正的自由应该是在普遍自由及共同体的自由与个体自由相结合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可见，康德与黑格尔都将自由与法融为一体，并认为法的本质属性为自由[1]。
3.马克思回归生活世界的自由与法律
黑格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是在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扬弃。对于黑格尔将国家与市民社会加以明确区分的观点，马克思予以继承，但是将黑格尔的认识加以修正，并得出“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且马克思认识到，国家和法是存在于一定社会物质生活关系之中，要将国家和法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情况相联系；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市民社会中物质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使得国家丧失了其应有的权威，法律也沦为维护单方利益的工具。由此可见，马克思以更加复杂和辨证的方式来看待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这又是一大进步。
二、中国自由主义法传统
“自由”代表了人类的最高理想，可以将其划分为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两种，而政治自由是外在的，精神自由是内在的。总的来说，中国文化侧重于精神自由，而西方文化则侧重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在西方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发展，并形成自由主义，而反观中国，自由的发展却远不如西方那样的顺利，纵观整个中国法律思想史对于“自由”、“自由主义”的描述非常之少，笔者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及流派作如下梳理。
1.道家之自由观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道家、禅宗可谓是典型的注重精神自由的代表，他们为追求精神自由所设计的理想人格就是最好的体现。道家、禅宗所追求的是对于世俗、欲望、外物的一种超脱，从而达到心灵上的纯净与自由，而这是需要从修养中才能获得的自由。除此之外，这种自由也可以从认识上予以实现，也就是改变对外物的看法从而从外物的羁绊中超脱出来，从而获得精神自由。而道家、禅宗所设计的自由人格对政治自由却很少涉及。由此可见，道家、禅宗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早已无法适应当代人的人格要求，这一人格显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庄子所追求的自由也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他更侧重于追求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心理状态。庄子认为，要想得到这种精神自由需要做到“无心无情”才有可能。这种“无心”的状态并非是要求要毫无心思，而是指不要过分执着于某些人事物，不要有执著之心；而所谓的“无情”亦非要求要无任何感情，而是指不要刻意追求某种情感，不要有执著之情。庄子崇尚一种无拘无束，不过分执著追求的心境和随遇而安的境界。但是，需注意的是，虽然追求无拘无束，无心无情，但是他对与外物打交道或从事俗务却并不反对，个中的关键在于要做到不过分沉迷和执着。
2.儒家之自由观
儒家式的“自由”是指一种道德意志的自由。先秦儒家发现道德意志自由，这一伟大的发现和进步，但是却一直处于消极悲观的状况之中，并未在现实生活中让人感到自由和幸福，反而让人感到处处受限、不自由。例如，儒家一直强调“人的尊严”，但是实际情况是，这种人的尊严仅限于原则性的，并没有任何实际可操作的内容，结果可以想见，人的尊严也就成了一个抽象、虚幻的理念，而并不能使人民获得真正的尊严。同时，人的尊严的形成需要在人际交往中相互的尊重，彼此的承认，而非仅仅停留在人们内心的自觉上。因此要想实现人的尊严需要有人人权利平等的思想为基础，要有个人自由思想为铺垫，但是这在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中是极其缺乏的、不被重视的，那么人的尊严成为一纸空谈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三、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产生根源之比较
从以上对于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的概括可知，中国文化重精神自由，西方文化重政治自由。两者的自由主义法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样差异是有一定原因可循的，这与两者各自的法律观念、法律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笔者就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差异之背景加以梳理，以期对此问题可以有深入理解，以助于我国法自由主义之发展。
1.法治与礼俗之对抗
在西方社会，启蒙思想家们对自由价值的高扬并使之得到社会的认同，现代社会烙上自由的印迹。自由是发展的前提，没有自由，就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个体的人有了自由意志，有了主体性，才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价值与行为选择，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的自由，而不依附于他人的意志与权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伦理纲常为核心内容的治理方式与西方的法治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古代法体现在制度上行政和司法不分家，成一体化之形态；而在法律之渊源上，则体现伦理高于法理，礼法重于法律规则；在司法制度中，作为中国特色的情理是一种审判的普遍标准，情理较之法理有更大的普遍适用性，人情成为一切评判标准之首。并且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中，伦理与法理并未得到区分，两者处于结合之状态。
2.个体自由主义之发达与缺失
亚里士多德认为，西方民族，特别是希腊民族“既有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相比之下，东方民族则缺乏自由，“亚细亚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2]东西方本质差异的表现在于，“东方文化强调一种普遍性品格，是以群体为本位的，它否认个体存在的价值和自由，而西方则发展了个体本位，注重个体的独立自主与自由。”[3]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中很难寻找到个体自由的印迹。在行政权力至上、司法过程重刑轻民、司法审判重礼法之治以及追求无讼等思想观念的驱使下，人的主体性无处寻觅。所以一谈及自由问题，中国人常常讳莫如深。
3.法律观念之差异
作为一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法律观念与该国文化传统的特征具有很大关联性。一般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突出或最核心特征为群体本位，因而在文化精神之中极其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中国作为一个在过去注重经验积累以及有保守思想的国家，在其传统文化中反映为具有保守性以及“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并由此形成一种经验主义文化的形态；而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较重的礼法伦理思想，具有伦理中心主义之特征，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文化。在中西文化比较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类型上是属于“宗法—伦理”型的文化模式，宗法伦理在司法过程中起着极大地作用，其地位甚至高于法律规则，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个人—契约”类型的法律文化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对法治存在天然的拒斥，这使得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与法治对自由的价值追求缺少必要的融通，不利于现代法治的生成。
四、结语
西方法治是以个体自由为中心的，具有理性的契约文化的精神。相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群体的宗法伦理本位精神为核心。个体自由程度的不同，这直接决定东西方对待法治的不同态度。现代法治与礼俗社会的对抗成为中国法治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如何将人的个体自由、人的主体地位从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如何处理传统的、经验的、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对理性的、个体化的、契约化的法治文化模式的拒斥，将成为一个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60.
提要： 在源于西方的法学和传统的法律之间可以作谨慎、互动的学术冒险，这不止是情势使然，也是基于不同法律文化的功能和人类本质要求的相同和相近。沿着现代法学的视线，我们透见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一些共同的和各自的特征。这些特征，相对于西方，表现出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整体与个体、权力与权利、公与私两极主从式的一元化结构。其功能表现为一种社会控制法，价值上表达了传统中国固有的文化理想，于今不乏启发意义。
一
本文要讨论的是唐代的经济民事法律。在现代法学范畴内，直面和回答这样的问题让人有些犹豫。正像我们一直所做的那样，撰写中国法制通史或断代的著作，一般不用担心受到质疑，但分门别类地研讨传统中国的刑事、行政，尤其是经济、民事诸法，就会有头痛的中国固有文明与现代的对接问题。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法学亦不例外。我们生活的这个，这样的科学早已是世界文明的主流。尽管西方文明的普适性、价值观，相对人类的多样性必有限制，文化多元也是人类的事实和理想选择，但现在还是无法想象，撇开这一套话语，我们又如何进行科学探索。这使我们面对一个无法回避和克服的难题，这个难题是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是我们的前提条件。同样，对探讨传统中国法律问题的学者来说，还有一个既定的前提，即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独特性。传统中国的法律和法律学术别具一格，从法律的表现形式、编纂体例到概念术语、精神原则，显而易见异于西方。这意味着借用现代法学的学科体系、概念工具和，解读中国固有的法律文明是很危险的。但放弃这样的冒险，我们又如何获得所谓的科学认识呢？ 这是更大的问题。简单又常见的办法是似是而非的混淆，或对他人的努力过于苛求的批评。这不可取。
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是现代非西方文明研究中的共同难题。张光直教授在考察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性时说了一段很能说明问题的话。他说：……上面把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做了简单说明，是为了把具有这些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放在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原则中作一番考察，看看两者是否合辙。如果合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材料加强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这些原则；如果两者不符合，我们就要处理其中的矛盾，也就是根据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料来改进这些原则，或甚至试求建立一些新的原则。[1]
作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张光直教授是华人的骄傲，他的通识和成就并非人人所能达到，但他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精深见解也为我们克服面临的困难指明了方向。谨此，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学和传统中国的法律之间进行谨慎、互动的冒险。
二
自西方法学在清末经由日本传入中国以来，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和域外专家对此已作过不少可贵的尝试。他们将传统中国法律的研究从一般的通论和单一的刑事法拓展到了断代和分门别类的专题。这些工作已构成近代以来中国法学史的一部分，是中国移植西方法学并使之中国化的努力。成败得失可以再论，但不能简单说是一种错误的知识体系。[2] 置于的境地，我们要看到，这些努力有如前述是情势使然，此外，还有其内在的根据。依我自己的经验，在没有相应的谨慎、互动和说明下，言之凿凿地谈论传统中国的刑法、民法、经济法等，确与现代法学的理念和精神相去甚远，结果有可能误解遮蔽了科学的理解。同时，法律毕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化反映，毕竟是人类对公正理想追求的体现，即使人类的法律千差万别，其功能和本质自有相通之处。德国比较法学家说：“每个社会的法律在实质上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以极不相同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最终的结果是相同的。” [3] 这种功能性原则是全部比较法的基础，不承认这一点，人类法律就无法比较。因此，我们不能以传统中国没有出西方式的法律体系，就取消或无视事实上同样存在着的中国人的多样法律生活。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法学的范式和理念，不仅限于法律的形式和固定的概念，注意到法律的成长是一个过程，直面法律的功能和目标，应该承认，传统中国有它自己的刑事性法律、经济性法律和民事性法律等。这里，我没有直接使用刑法、经济法和民法这类机械对应但易引起误解的现代法学概念，而是在法律之前附加了相关“性”的定语，既表明我并不赞成简单地用现代法学的分类来直接裁剪和解读传统中国的法律，同时又相信，在属性和功能上，传统中国的法律能够与现代法学接通。
三
藉现代法学，从宏观上概括唐代的经济民事法律，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值得提出。首先，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程度较高，但没有独立的法典化。这是一个很令人疑惑的特征。法律科学告诉我们，人类的法律由习惯而习惯法，由习惯法而成文法，由成文法而法典化，这是法律发展的一般途径。中国是具有成文法和法典化传统的国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开始这一进程，演进到唐代，法典编纂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唐律疏议》成为人类法典编纂史上的杰作。同样，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就法律渊源论，经济法律的绝大多数规定和民事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大都集中在唐律和唐令中。律、令是唐代法律体系（律、令、格、式）的主体和代表，国家制度藉此构成。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由于律、令化的成文法原因，除物权和债权有所限制外，各项制度都较完善，特别是经济法律制度和民事中的身份、婚姻、家庭、亲属、继承、诉讼等，制度化程度是中古欧洲所不能比拟的。[4] 但与西方不同的是，欧陆法律进入近代后分门别类地诞生了独立的民法和民法典，20世纪又发展出独立的经济法和经济法典。传统中国的经济民事法律，尽管在唐代已有较高的制度化表现，但迄清末也未能孕育出独立的民法和经济法典。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要回答这个问题，性质上有点类于“李约瑟难题”。[5] 历来有论者习惯于从中华法系的法典编纂体例“诸法合体”上去索解，也有从社会发展和分工程度上理解的。无疑，这些都是线索。但确乎不能令人满意。其实，对这样的历史文化之谜，任何个别的回答都是盲人摸象，唯有大家参与，才是破案的正途。我浅而又显的认识是，法典的编纂体例是现象而不是原因，“诸法合体”曾是人类法律发展中的普遍现象，西方亦不例外。同样，社会发展和分工水平低是“诸法合体”的重要原因，但中国的特殊性是：一方面高度制度化，一方面始终不能独立的法典化。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因此，要认识中国的特殊性，不妨先从正面来理解它的特殊性，即传统中国何以形成这种独特的法典编纂。这是我们接近认识问题的前提。以我之见，社会结构的相对封闭和等级性，经济构成上的单一性，上的大一统，文化上重政治道德轻经济民事和长综合短分析的思维模式，应是传统中国法典编纂的背景和基础。换言之，这些背景和基础是传统中国法典编纂的既定前提和无形框架，法典的结构不外是这个无形框架的有形化。所以，用“诸法合体”这样简单明了的现代法学词汇，确实很难解读浓缩了诸多传统中国特色的法典编纂结构。进而，我们是否可以明白，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始终是社会框架内的，框架不破，制度化程度再高也无法溢出框架独立法典化。
论文关键词 模糊 歧义 精确 法律解释
196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控制论专家L.A.Zadeh在《信息与控制》杂志发表了模糊集的论文，提出“模糊集合”（fuzzy sets）的理论为语言学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模糊语言学，因而自然语言就有了精确性和模糊性语言之分。“在自然语言中存在精确性和模糊性的差异，处于语义轴两个极端的绝对精确与清晰是有限的，这决定了语义的精确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处于语义轴的广大中间领域是过度的、分级的，其难以划清界限的模糊现象则是普遍的，这决定了语义的模糊性是绝对的。本文主要是分析法律语言模糊性的成因及其作用。由于法律语言中含有大量的模糊语，造成人们理解和运用上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对法律进行解释，以解决因模糊法律语言造成理解上的差异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一、法律语言的模糊性的成因
模糊是法律语言的本质，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是普遍客观的存在。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是指法律用语所表达的概念不明确的，没有准确的范围和界限。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成因复杂，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法律语言本身的模糊
精确和模糊是法律语言学的一对矛盾。精确是指内涵特定和外延明确。精确是相对的，绝对精确是不可能的。如：“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的存在持续地经过法定期间而发生的一定民事法律效果的法律事实。模糊则指外延不明确的，它是语言的本质属性。如“死亡”，是指自然死亡还是宣告死亡？自然死亡的标准是什么？是“脑死”还是“心死”呢？
有人认为模糊就是歧义，这是不正确的。歧义主要是由一词多义和同音异义的词引起的。
对一词多义或同音异义的词，则要分别地探讨它所包含的所有外延是否明确，正如石安石所说：“语义的模糊与否是就词语的特定意义的状况说的，与这个词语是否多义或是有歧义无关。遇到多义或歧义时，则要一个意义一个意义地分别考察它是否模糊”。
因此，模糊是本质的，精确是相对的，而歧义则是偶然的。对此曾有论述，“模糊性是模糊词所指称的连续体的主观特征之一”，“必须与语言的其他特征，如歧义区分开来。歧义可以被消除这一事实说明它只是语言的一个偶然的特征。试图通过释义来消除歧义的努力都会因此带来的过度精确而遭致失败”。
（二）法律文化差异引起的模糊
“法律文化主要指内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在精神和原则上引导或制约它们发展的一般观念及价值系统”。而“法律文化的形成是由某一个共同体，准确地说是由某一个民族的社会背景、物质基础、价值标准所决定的”。因而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特征，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文化的差异也会引起法律语言的模糊。如minor（未成年人），各国法律根据各国人民生理发育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规定。法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泰国等国以21岁以下为未成年人；瑞士、日本等国以20岁以下为未成年；英国、土耳其、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中国等国以18岁为未成年。不同的民族的生理发育特点引起minor的模糊。
不仅不同的法律文化差异引起的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就是在具有相同的法律文化的背景下也会引起的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如美国和英国同属于普通法系，Corporate在美国主要指严格按照公司法组建的公司，具备法人资格的，Company主要指规模小，不正式的公司，一般不具备法人资格；而英国则相反，Company则主要指按照公司法组建的公司，具有法人资格，Corporate主要指小规模的非正式的。反映在两国的法律名称也不一样。美国的《公司法》为“The Corporations Act”，而英国的《公司法》为“The Companies Act”。
（三）立法上需要使用的模糊词语
法律是追求正义和公平的理念，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法律语言的必须准确。因此准确是立法语言的最基本特征，要保证立法语言的准确性，必须用精确的词语来表达法的概念和词句。但是这种准确只是相对的，在坚持立法语言的准确性同时，恰当地使用模糊词语，能够更好地符合法律特点的要求。法律具有概括性、抽象性、适应性等特点，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同时为了防止法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面前无能力，因此，就必须使用模糊词语，当然使用模糊词语必须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立法语言必须准确，该模糊时而又非模糊不可，这个似乎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反映法律的面貌。正如周旺生教授所说：“用模糊词语来表达的法律条文，在适用时具有一定的收缩性和灵活性，对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准确地定罪量刑，惩罚犯罪是大有裨益的”。诸如：“在紧急情况下”（《民法通则》第68条）、“由于特殊原因”（《行政诉讼法》第22条）、“情节严重”（《行政处罚法》第58条），另外中若《刑法》若干次出现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等。
二、模糊法律语言的作用
（一）可以弥补精确词语的不足
由于人们的思维能力是相当发达的，而表示概念的词语成分则是相对有限的，因此，语言的某些词汇成分和语法成分所表示的语义不可避免地要有模糊性。因此，作为法律外在形式的法律语言其法定原则就是语言的准确性，即要求法律语言务必清晰明确，不能摸棱两可，以达到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的要求。”“然而当无法用精确词语描述事实或用精确词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模糊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在搜查的时候，应有有被搜查人或者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刑事诉讼法》第112条）
“其他”是模糊词语，其外延不明确，可以指朋友、亲戚等除了被搜查人、家属、邻居之外的一切人。若用精确词来表达不仅繁琐，而且也很难“穷尽”所有在场的见证人。因此模糊词语可以弥补精确词语的缺陷，丰富了法律的内容。
（二）可以扩大法律所包含的内容
由于法律具有概括性、灵活性特点，那么作为法律外在表现形式语言除具有准确性之外，也必须具有概括性和灵活性特点。法律语言是立法者表达意图的工具，立法者针对所涉及事物的范围及法律所规范的行为种类进行概括和对未来事物与未来行为的发生进行预测，并用法律语言来表达立法意图。由于精确词语内涵和外延特定明确，使用精确词语有时可能会使法律“滞后”，不能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模糊词语外延不明确，因此恰当使用模糊词语不仅可以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且还可以扩大法律的包容量和涵盖面。如：属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1）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2）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3）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国家赔偿法》第5条）
“该条款在清晰地列举了国家不承担赔偿的两种情形后，用了‘其他’一词，从字面上看，‘其他’是个模糊概念，此处并未能解释清楚。但是在列举了国家不承担赔偿的两种情形后，为避免由于客观事物情况的复杂多变而又有所遗漏，用‘其他’一词加以概括，应该是允许的”。
（三）可以促使法的实施
“法的实施是指法在社会生活中运用和实现的活动与过程”。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使守法行为的标准更加明确，使执法与司法行为既有法律依据，又有相对的自由裁量的余地，为更严格、准确、科学地操作法律提供了合理的空间”。如：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法》第41条）
其中“必要的、合理的”为模糊词语，既限制保险人的赔偿范围，又合理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至于“必要的、合理的”含义是司法者根据具体情况决断，并随着时展而变化，其目的为了保持法律的生机与活力，而这是精确词语无法达到。
三、法律解释的必要性
关键词:诗性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 法律方法论
法律方法论是对法律如何被运用的一系列解释、论证和推理的技术、技巧、规则、程序、原则的系统思考。在中国语境下怎样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实现法治,为中国法治之路的方法论选择提供理论支撑乃是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兴起背景与历史使命。而诗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因其对逻辑思维规则的拒斥而与逻辑思维相对立。因此,在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中,诗性思维似乎要成为一个亟待摆脱的羁绊。本文试图阐明诗性思维虽然与知性思维处于对立状态,但是,它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特征,已沉淀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一个无法回避、无法剔除的因素。因而,仅仅把诗性思维方式看作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羁绊无助于中国法律方法论的建构。
一
诗性思维,是指那种不具有清晰的、严格的逻辑形式的思维方式。它以带有感性形象的符号为表征手段,从而与逻辑思维相区别或相对立。由于摆脱了理性认识活动和逻辑思维规则,诗性思维不是通向概念的方式,不指向任何确定无疑的知识。诗性思维的显着特征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整体性。诗性思维的对象不是一个有限事物,而是一个连续的无限整体。其二是不确定性。在诗性思维中,符号仅仅被视为表达对象之物的工具,名言概念被视为表达对象之物的手段。它通过想象、联想、比拟等思维路径建立其概念和对象世界之间的联系,从而使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形成一种间接性的统一。其三是模糊性。在诗性思维中,概念和范畴具有多重功能,可以表征不同的事物和对象的不同意义,或者说概念或范畴常常出现意义的超载与飘移,构成其表意的发散性和模糊性〔1 〕。
西方的学术传统起自对于知识与自然的解释与反省,以知识论为兴趣。它以“知识”为中心展开,有很好的逻辑,有反省知识论,有客观的、分解的本体论与宇宙论,有很好的逻辑思辨与工巧的架构。牟宗三就曾经将西方哲学归纳为“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智游戏为一特征的独立哲学”。〔2 〕
对西方而言,其整体性的定位,“是以主客( 包括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 二元或二分为前提的。就是说,当西方最早的思想家把宇宙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时,这个‘整体’及其‘统一性’,乃是一种‘客体’或‘客观’的‘整体’及其‘统一性’,就是说,‘主体’或‘主观’并不在其内。”〔3 〕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哲学就已经确立了探究对象之知这一方向,对于对象之知的前提、条件、可能等作了深刻的论证,由此走上了追求绝对的逼真、严格的科学旨趣的道路,期望建立一种具有广泛的普适性、严格的规范性和完善的体系性的科学理论。这样的哲学取向使得他们所关注的不外乎自然事物及其中的数理和谐性,使得他们习惯于拿一种对立的抗争的眼光正视世界,习惯于从人与神、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对立中把握世界的本质。因此,西方哲学家在观察事物时,他们所推崇的即是知性思维方式,总是力求消隐自身、沉没自身,即追求客观事物的绝对纯粹性。
西方法学的旨趣亦在于此。在司法中寻求一种中立性标准贯穿了西方法律思想的历史。如果司法为摇摆不定的个人偏好所影响,或者为党派政治所操控,那么司法的中立性和正当性就将受到极大的质疑,甚至法治这一理念也将面临合法性的拷问。近代以来,理性至上观念逐渐确立。“就科学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感觉经验的对应关系而言,科学追求的目标是,达到概念的最大限度的准确性和明晰性。”〔4 〕哈佛大学的曼斯菲尔德在总结了西方现代史后认为,在激进的革命思潮结束以后,现在人们似乎普遍地缺乏男子汉的气概。这并非是男性不争气,而是与现代法治社会对人的要求相关: 讲究理性控制,每个人都很职业,不轻易发怒。因而骑士的时代已经结束,接下来是诡辩家( 包括法律人) 、经济学家、算计者的时代到来了。商界缺乏男子汉气概是因为商业是物质主义的,满足于获取而非获胜,满足于权衡而非正义。商业活动拒绝牺牲,立足于算计收益,当今的体育运动员也是如此。他们更关心挣钱,很难与古代的角斗士相提并论。如今什么都讲究方法与技艺,充满男子汉气概的那种勇敢的又是带有莽撞的正义,已经被智慧与理性所代替,我们这个时代对方法与技能的渴求超越了革命时代的激情〔5 〕。“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但这里含有另一层意义,即这样的知识或信念,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 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像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能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6 〕在这种时代气氛中,法学内部也涌动着“科学化”的内在冲动,法律人和法学学者试图将法律本身科学化,或者借助其他社会科学的工具将法律科学化,以寻求一种类似科学的中立性。到了 20 世纪初年,法学家们开始在反思法律的疑难问题中考虑所谓概念法学的弊端,开始为法学的健康考虑,开始对法律如何被运用的一系列解释、论证和推理的技术、技巧、规则、程序、原则展开探讨,系统地考虑法律方法论问题。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思维方式,诗性思维即成为法律方法论研究力图克服与超越的对象。
二
在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中,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很快成为反思与批判的对象。陈金钊指出,在传统思维中,对方法的忽视已经使中国的哲学显得不那么完整,在本体论、认识论之外缺乏方法论。他说,中国人思维的整体性缺少细腻的分类要求,因而只要有简单的归类,就不会对过于细致的问题提出质疑。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优先以及价值判断正确就不需要方法的观念。如果不对此类判断进行反思,就会使一些正确理论发挥不出效用〔7 〕。这不能不说是直击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现代性面前的弱点。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浓厚的诗意化特征〔8 〕。王树人先生说,“恢弘精微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象思维’原发创生的产物,又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承载者和体现者。”〔9 〕蒙培元先生也曾说,“古代中国是一个文学艺术十分发达的国家,被称为‘诗书礼乐之邦’。其文化是诗性文化。”〔10〕中国的先哲从来不用“× × 是什么”或“什么是 × × ”这样一种事实判断的知识论探究方式的格式,对于道,他们从来不用“是”什么的模式来界定,而是用道“像”什么的方式来摹写。这种超越规则的思维,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更加迷恋于近乎模糊混沌的精神运动,强调以体认、体验、体会、体悟的方式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有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解释为“富有成果的模糊”〔11〕。它把文化当作模糊的意义域,总是根据美学而不是根据逻辑进行认识和评价,其对客观性的不重视甚至违背不言而喻。法律方法论是对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研究,是法学实用品格的体现。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使命是要更多地关注法治理念的实现与具体的法制建设的途径,提供简便具体的操作方法,从理论上拯救危机的法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诗性思维的批判乃是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题中之义。问题在于,应该在何种意义、何种立场上对它进行批判。
三
对诗性思维方式的批判,首先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其深刻的生存基础。语言作为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的表达手段,一般地可以被划分为这样几个类型,即日常语言、科学语言和诗歌语言。按照奥特的分析,“科学语言及诗歌语言是日常语言的变体,只不过涉及的是相反方向的变体。科学语言向清晰描述的方向改变口语,直到完全排除一切附带的象征含义。相反,诗歌语言向象征言说的方向改变口语,直到完全排除每一种清晰的描述。口语自身包含两种作用。”〔12〕科学语言和诗歌语言乃是日常语言的这种双重性纯化的结果。
关键词：法律文化 大思潮 可行性分析
文化思潮，是指某一个特定时间和特定环境下社会文化的思想潮流现状，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中国法律文化大思潮，笔者认为是指在某一个特定时间和特定环境下在中国的法律领域产生的思想潮流。
一.中国法律文化大思潮到来的有利条件
1、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为大思潮的到来创造了经济条件。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条件：一是丰富了物质基础。人民群众更加富裕，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民众的身体和思想，让民众可以分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思考、实现自己的民利。二是强化了公平、平等、自由等意识。绝大多数民众都是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中，敢于打破垄断，实现充分竞争，能够以平等的身份，自由、公平地实现交易，让这些理念深入人心和内化为民众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三是提高了民利意识。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民众充分运用法律，保障自我权利的意识和能力都会得到空前提高。
2、破解当前社会治理困局，建设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为大思潮的到来创造了现实条件。当前社会治理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缺乏权威的治理体系、有效的治理渠道和规范的治理手段，不信法，片面维稳，治标不治本；社会治理不规范、高成本、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突出。社会稳定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包括执政阶层在内的各个阶层都希望通过建设法治国家来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从执政阶层来看，希望通过建设法治国家，用健全完善的法治实现国家治理、政权延续。从既得利益阶层来看，他们也迫切希望通过法律来保障和巩固既有利益，避免既有利益因为社会混乱、局面失控或者暴乱、革命等方式被剥夺。从普通民众阶层来看，他们希望通过法治建设使自己的民利得到切实保障，免受政府机构、权贵阶层等侵害。从司法机关来看，他们也希望通过法治建设，保持充分的独立性，避免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预，更加自主高效地发挥作用。
3、中国法律体系基本构建，法学教育快速发展，为法律文化大思潮的到来创造了组织和知识条件。当前，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实现了有法可依。同时，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司法制度和公正司法也有了长足发展，创造了体制和组织条件。从1985年起，已连续实施6个五年普法规划，有近10亿公民接受了法治教育，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创造了坚实的知识储备和人才储备。
二.中国法律文化大思潮到来的制约因素
1、现代性的外发性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冲突。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首先是它的外发性。所谓外发性是指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的现代性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是启蒙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国本土文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者佛家，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没有成为现代性的土壤。这就注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必须从外部引进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外发性，必然与中国文化传统冲突，也必然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意识。因此，现代性的外发性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发生了冲突，也必然会影响从传统法律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法律文化大思潮。
2、传统文化思维模式与法律文化大思潮的冲突。中国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强调综合和整体性，突出求同与"和"的思想，不突出个体的因素。而现代法治突出的保障个体的权利，是建立在基于保护个人利益和个体权利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中国要大力发展法治，必须首先要突破传统的重整体、轻个体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因而也必然会影响法律文化大思潮的到来。
3、乡土中国的现实国情与法律文化大思潮的冲突。法治本身是西方舶来的话语体系，但中国法治发展的土壤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还植根于法治本土资源。中国目前仍然是乡土社会为主，还存在大众的法律话语、精英的法律话语和政府机构的治理话语三种法律话语权，乡土社会成为了国家法与民间法两种治理规则竞争与对话的独特场域。因此，只有在乡土社会使国家法和民间法得到统一，才能迎来法律文化的大思潮。
三.中国法律文化大思潮必然会到来
1、从文化思潮发展历史来看。"文化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而现代性是人类共同的选择"。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文化思潮大体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它主要是对欧洲最早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回应；另一个是启蒙运动，它同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从欧洲文化史来看，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的肯定性回应；启蒙主义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生存危机的否定性回应。五四高扬科学、民主的旗帜，是对呼吁和争取现代性的一种回应。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的三大思潮，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维护民族独立、反帝反封建的一种回应；西化派自由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和发展的一种回应；现代新儒学是对走出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和推动世界文化走出工业文明带来的"人的意义的失落"的困境这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困境"的回应。中国一定要走现代化之路，文化也一定要回应现代性。现代性的重要部分是民主法治，因此，法律文化大思潮作为对它的回应也是必然会发生的。
2、从经济因素发展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和影响。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是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和自主性，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产品和服务能够自由充分地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必须依靠法治来对交易主体和行为进行保障。中国要大力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必然伴随着构建一个完善的法治体系，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法治建设提出的根本要求。法律文化思潮也必须对这一个变化进程进行有效回应。从这方面来看，中国法律文化大思潮也是必然会发生的。
(一)概念
民法的渊源(SourcesofCivilLaw)，是指某困或地区的民法通常可以或者可能从哪些途径、领域或者来源巾吸收、汲取其规则素材。在本文巾，笔者将民法的渊源严格限定为民法的内容或者材料渊源，故其大致具有以下几方丽的特征：
1．或然性。
具有现实性，故我们不能对它进行明确的判断；它具有或然性，故我们必须透过现有的民事法律条文，分析其有可能产牛的规范路径。
2．多样性。民法的渊源不具有结构单一的要素构成，相反，它是山多种要素兆同构成的。不同类型的构成要素分别为民法规范的形成提供素材。事实，正是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民法的渊源的多样性才‘成为可能。
3．礼会性民法的渊源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深深地扎根于一国或者地区的礼会历史环境巾，并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故，它是民法背后的民法，是一国历史与文化秋淀的产物。
(二)范围
纵观现代社会的发展，民法的渊源在其赖以存在的社会上壤中汲取养料，从而形成了一个由多元的构成要素组成的结构体系。笔者认为，民法的渊源主要包括：(1)民事立法。(2)国家机关的决策、决定或闸释。(3)司法机关的民事判决和法律解释。(4)国家和有关社会组织的民事政策。(5)国际法。(6)民事习惯。(7)道德规范、宗教观念。(8)理论学说特别是民法理论(9)外国民事立法例与判例。(1O)民问自治性规则。民法的渊源有正式渊源与非正式渊源之分，前者主要指权威国家机关经常据以处理法律问题根据的法的渊源，如前述(I)至(5)项；而后者主要指一些具有法律意义的材料、观念及规则，如前述(6)至(1O)项。事实上，一国的民法的渊源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两者的划分标准也并非绝对。l门根结底，它是历史的、文化与国情的产物。
(三)作用
1．立法层而上，立法者可以从民法的渊源巾提取有关规则，为民事法律，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以增强民事立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司法层而上，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了现行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未作规定时，可以通过民法的渊源寻找相关规则，以补充法律漏洞。
3．法制建设，研究和分析民法的渊源，有助于从深层次把握一困民事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脉络，同时也易于珲解造成不同国家或地区制度异同的文化原因。
二、民法的形式
(一)概念
民法的形式(FormsofCivilLaw)，是指某网或地区的民法的外在表现形式。它通常是由一定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ffI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民事法律文件体系。其特征包括：
1．实然性民法的形式是国家机关刨制的，并n具有明确的表现形式的民事法律条文体系。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法律规则的既成品。
2．地域性。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民法的形式各不相同．但大体一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即夫陆法系国家主要以民法典为主，而英美法系国家要以民事单行法为主。3．法律性。民法的形式是一图史文化背景的制度反映．它是m式机关所确认的、具有正式法律效力和明确效力等级的法律文本。
(二)范围
如前所述，法律文化背景的不同会导致民法形式的差异。但纵观当今民法在两大法系的制度表现，笔者认为，民法的形式可人致IJ]纳为三类：1．制定法。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形式主要是以制定法为基石}¨，其大致包括：(I)宪法。(2)民事法律。(3)民事法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f1的民事规范)。(4)民事规章。(5)国际私法。(6)其他。2．判例法。英美法系国家的民法的形式主要是以判例法为基础，同时，英美法系也存在制定法，但主要是以民事单行法的形式表现的：(1)宪法。(2)财产法。(3)合同法。(4)侵权法。(5)婚姻家庭法。(6)其他。3．补充法。虽然制定法与判例法已经成为两大法系的基础形式，但是仅有这两种形式并不能够满足不同社会对法的调整需求。其他类型的民法形式在现实社会巾也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所以，笔者认为，民法的形式仍然存在以下几种类型：(I)习惯法。(2)学说法。(3)政策法。(4)其他。
(三)作用
1．形成路径，不同类型的民法形式分别由不同国家机关或主体产，不同体只能产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民法形式。2．规范效力予不同类犁的民法形式分别南不同国家机关或主体产生，所以不同类型的民法形式具有不同的效力范围与效力等级。3．调整方式上，不同类型的民法形式具有不同的技术特点和规制方式，从而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的调整。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
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1]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2]。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3]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4]。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5]“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6]38。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6]39。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7]。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8]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摘要:关于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这个论题,自清末变法修律至80年代法学复苏一直多有争论,但肯定者也极少论及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在今天制定民法典的征途上,透视传统民法文化的特征,汲取传统文化的积淀,对于制定一部具有真正中国意义的民法典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民法文化;形成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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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述[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8.
关键词：医学生 法律素质 培养
法律素质是指个体通过法制环境影响和法制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并按照法律要求自觉地规范自己行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它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综合性概念，涉及人的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知识、法律情感、法律行为等各个方面。
一、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重要意义
培养法律素质是当前医疗市场的需要， 医疗行业是一项服务于患者的高风险职业，疾病种类多，情况复杂，转归又难以预测。医护人员需要应对竞争激烈的医疗市场，满足患者不断提升的健康需要。所以必须树立强烈的法律意识，既维护患者的权益不受侵犯，也维护医护人员自身的权利，只有时刻将法律意识贯穿整个医疗过程，才能确保医疗安全，最大限度地避免医患矛盾、纠纷。
1、培养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是构建和谐医疗关系的需要。和谐医疗关系的构建是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医患纠纷上升幅度十分明显，令人担忧和警惕的是，在目前的医疗纠纷中通过正常途径解决的不多，许多纠纷演变成了冲突事件，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显示，90％的受访医生对自己的职业环境不满意。医学生是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培养医学生的法律素质，采取医学与法学相结合的方法，是医学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构建和谐医疗关系的良策。
2、培养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是完善和优化医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的需要。医学生是我国未来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骨干力量，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下，对人的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医学生应当具备更高层次、全方位的知识能力，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要具备相应的其他学科的知识；不仅要有良好的文化素质，而且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等。法律素质是现代人才素质的重要内容。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必须学习法律基础课，掌握法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努力完善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成长为不致被淘汰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专门人才。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本领。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各项建设事业、对外交往，都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学法、不懂法，没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将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
3、培养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是坚持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医学生学习法律基础课，懂得基本的法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法律知识，有助于了解并充分认识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性、必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了解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特色及其规律，进一步增强民主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自觉地积极投身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
二、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方略
1、注重学习和掌握法律修养的基本知识
法律修养的主要内容是法学基础理论、基本法律知识、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法律修养的学习重点，在法学基础理论部分，掌握法的本质特征和涵义，了解法律的形成和发展的简要过程，了解法治的本质、特征和作用等。在宪法部分，了解宪法的本质及其产生和发展历史，了解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在部门法部分，掌握我国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诉讼法等基本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结合医学院校的特点，侧重培训《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医疗卫生法》等，由最基本的“民法”入手，到与医疗行为息息相关的“医法”，使医学生对其有相当层次的了解和熟悉，加强自我修养、培养法律素质。
2、安排典型案例分析
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安排与医疗纠纷有关的案例分析。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教师精心策划，对临床上曾发生过的具有代表性的医疗事故、医疗纠纷，针对问题，进行详细解析，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正如美国法学院的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案例教学的目的是“训练学生像律师那样思考”，学生从司法审判和法庭辩论的角度去阅读案例，寻找依据，进行推理，得出结论，学习过程带有很强的“务实”色彩，通过案例学习，学生能够得到相当数量的法律运用和能力的训练。
3、注重理论结合临床再教育
在临床实习中，要求学生在进行各项临床实践时都能从法律角度去分析、理解、体会。防范在医疗过程中如执行医嘱、护理操作、医学检验、配药发药、文件书写、与患者接触沟通可能会出现的潜在性问题，使学生对医疗行为中常见的可能的法律问题有较为感性的认识，也就是将法律知识渗透到医疗实践中，更牢固地培养法律意识。
4、注重知行统一，在践履中学习
前人说过：“修以求其粹美，养以期其充足，修犹切磋琢磨，养犹涵育熏陶也。”知行统一，强调践履，这是由法律修养的特性所决定的。学生通过学习讨论掌握了法律知识，这谓 “知”。但“知”并不是法律修养的最终目的，“知”的目的是为了“行”，是为了“践履”。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指出，“不行不为真知”。因此加强法律修养是知、情、意、行辩证统一的过程，只有通过个人的主观努力和亲身实践，在学中做，在做中学，不断增强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激励的能力，慎独自守，防微杜渐，才能实现提高自己法律修养素质的学习目的。
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对提高其综合素质，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都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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