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8 17:09: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监管发展史，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业的冲击概述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的冲击
金融创新改变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构成，金融创新在出现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之后，金融体系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反而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原因就是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出现，并且地位逐渐上升，从而使商业银行的地位下降，甚至改变了原有的金融体系的结构；金融创新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随着金融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自由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各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金融业务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会威胁到金融业的安全性，所以说金融创新在某种程度上会使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下降。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的冲击
金融创新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易变性。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各国金融市场的相对开放以及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为金融资产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巨额国际游资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在一国的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从而使金融动荡迅速传及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易变性。二、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创新扩大了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并使金融市场由区域性的逐渐转变为全国性，而其消极的结果，使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动更为剧烈。当投资者纷纷卷入到债务债券市场，由于债务杠杆的作用以及债券的实际收益和实际成本，短期利率的变化将影响投资者的判断程度，这样就加大了利率的变动，增加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性。
（三）金融创新对金融制度的冲击
金融创新强烈冲击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随着金融自由化程度的加深，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之间的往来越来越紧密，金融业务之间的明确分工也越来越模糊，两者可否兼营的标准也不再清晰，这样就使得原来的分业经营逐步向综合性经营模式转变；金融创新模糊了原有融资制度的界限。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划分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区分标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标准将不再明确，对于融资制度原有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
（四）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方面的冲击
金融创新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随着金融创新的形成以及逐步发展，金融创新工具产生和其他表外业务的增加大大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同时由于传统金融监管方式的诸多缺陷，就使得原来的金融监管方式严重落后于当前金融发展的现状；金融创新大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由于金融创新工具的多样化，以及表外业务的发展，金融监管部门在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进行评估时大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业务创新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创新也快速发展起来，金融创新所引起的金融自由化使得原有的金融组织体系更加复杂，从而更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业冲击的应对
尽管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对金融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客观上它还是推动了金融经济的发展，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监管：
（一）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
金融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行业，风险极高，然而金融创新又增加了其复杂性和多变性，进而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所以要积极的进行金融组织创新，在监管上加大力度：积极鼓励金融组织创新。虽然金融创新会对金融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给金融市场交易带来风险，但大多金融创新的产生在客观上反应了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金融市场的需求，促进了金融市场一体化和效率，所以他们应成为监管者改进监管方式的推动力；改革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加深，金融自由化逐渐发展，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就会暴露出来，这就要求监管当局立即改革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推动金融监管多方面多层次多功能转变，使改革后的金融监管体制更连续稳定，以适应监管框架的国际化全球化。
（二）坚持金融适度创新
随着金融体制的不断演变，金融创新浪潮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扩张，愈发激烈的金融创新活动却也同时大大增加了整个世界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因此对于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我们应该坚持适度与可控两大原则，以此保持世界金融经济平稳快速发展，要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落实相关的法律法规，正确引导金融创新活动，将金融创新纳入金融监管范围之内，以此来把风险降到最低；平衡协调金融创新活动，必须吸收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做到有步骤地渐进性地稳步向前发展，这样才能够有效抵御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发挥金融创新的正面作用，带动整个金融行业的快速运转。
在讲话中奥巴马直言金融监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预防下一次的金融危机，监管俨然成为拯救美国金融的利器。但是我们不禁要问，金融监管够了吗?金融监管真的就能预防下一次金融危机吗?
从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来看，金融监管缺位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今天的金融监管最为重大的一个问题是职责交叉，在联邦和州层面上，美国有数以百计的金融监管机构。人人负责往往导致谁都不负责，导致竟相放松的金融监管。宽松的金融监管使得金融机构可以不断从事金融创新，导致金融机构可以无所顾忌扩大杠杆。金融市场上的很多风险没有覆盖，评级机构可以随意派发评级，酿成了此次金融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金融监管亟待改革，金融监管可以防范某些金融风险。但是，仅仅靠金融监管来预防下一次金融危机显然是不够的。
看住了机构。看不住市场
风险往往是管不住的。风险是金融市场的魅力所在，风险在金融市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金融市场参与者正是因为承担了相应的风险才获得了相应的收益。金融监管可能能看住机构的风险，但是它往往看不住市场的风险。如果把市场的风险都看住了。那么这个市场可能也就失去生命力了。
治理金融市场的风险就像大禹治水，易疏不易堵。如果到处堆砌金融监管之墙，短期内可能把风险堵住了，但是风险会像水一样不断积累，不断冲击监管之墙，最终把监管之墙冲垮而风险泛滥，造成危机。
大萧条之后，美国对其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系统性变革，其变革力度比这一次要大得多，这样的监管改革虽然防止了某些风险。比如美国再也没有出现过银行倒闭储户血本无归的现象，但是它并没能阻止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此后的美国也依然是层出不穷。
严厉的监管往往带来创新
以监管来管金融创新是不可能的。金融创新是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矛头也直指过度的、复杂的金融创新。但研究表明，严格的金融监管可能压抑了某些金融创新，但它往往又成为其他金融创新的动力。
金融发展史上许多金融创新就是为了回避金融管制而进行的。在美国，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利率管制就导致了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大额转让定期存单、自动储蓄账户、欧洲美元等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创新。这次金融危机中，银行之所以把大量贷款证券化，银行之所以设计出一个影子银行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也是为了规避资本充足率监管等政策。所以，严厉的监管往往会带来金融创新的新浪潮，金融创新的成功同时意味着原有金融管制失效，至少是效力减弱。
监管本身也会失灵
经济学家承认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导致政府干预，但经济学理论中同样有政府失灵。监管作为政府的干预行为，同样存在监管失灵的问题。
尽管监管者主观上想最大限度地实现维护金融稳定、保护消费者等监管目标，但由于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例如自身认识的局限性、信息不完全、政策时滞等问题，目标并不一定能够实现。而且，监管者本身作为一个经济人，其个人和集体私利也可能违背监管的最初动因。
失灵的“药方”?
作为医生来讲只有找到病根，针对病根用药，才可能药到病除。金融监管不足、监管不到位虽然是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仅仅是一个表面的微观原因，并不是根本原因。
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决定了国际收支调节和国际储备政策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是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美国发行美元基本上不受限制。这样，对外，美国可以不用先出口换汇来支持进口，美国可以直接通过发行美元来无限制支持其对外购买；对内，美国可以不用先储蓄来支持其消费，可以通过各种金融凭证的发行回收各个国家手中的外汇，从而来支持政府和个人的消费。为了支持其对外购买，为了支持消费，美国发行出了越来越多的美元，全世界都处于流动性过剩的境地，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冲击到哪里，哪里就可能出现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的破灭就会酿成金融危机。
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破灭的结果，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的过度发行。 因此，要想真正防止下一次金融危机，美国必须主动调整国际货币体系。而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政策。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调整，那么流动性过剩的源头不会消除，泡沫经济的根源也不会消除，下一次金融危机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在美国所谓的金融监管改革下，下一次金融危机不会重复今天的金融危机，它可能以一种创新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防微杜渐
摘要：金融自由化自20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便呈现出了不可逆转之势，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优化配置金融资源，推动金融资本形成和金融创新等等。但从近些年的金融危机频繁发生也可以看出，金融自由化的负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加剧了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加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等。如果此时金融监管及配套改革不能及时跟上，金融危机便不可避免。
关键词：金融；自由化；监管；制度改革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电子计算机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应用；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先后发生了“滞胀”，增长速度放缓；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浮动汇率制度诞生；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步伐加快，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欧洲货币市场产生，国际金融市场取得长足进步；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经济自由化”思想兴起，所有这些变化都为金融自由化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金融自由化的产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如今，金融自由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般意义上，金融自由化指的是用市场机制来取代政府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直接干预和管制的过程，所以金融自由化又称金融规则的放松。金融自由化主要包括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银行业务自由化、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等几个方面。金融自由化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加快金融信息的传递，扩大金融资产的选择和流动性，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金融自由化的产生不仅改变了发达国家旧的金融体系，同时也直接带动了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的变革。
金融自由化的实质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效，通过市场机制分配金融资源，进而通过金融的先导作用更为有效地分配和运用其他资源，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实践中我们看到金融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促进了金融发展，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的脆弱性，进而引发危机导致经济衰退。因此在推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存在的问题，以期使金融自由化的收益达到最大而风险达到最小。
成功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一般可以概括为5个方面：（1）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宏观经济状况对于金融自由化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不稳定所引致的是系统性风险，金融体系无法通过资产组合管理来消除这些风险。在政府收不抵支的情况下，金融部门难免成为财政挖空的对象。因此，在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前，实现财政稳定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是必要的。（2）金融企业制度的初步建立长期以来，利率自由化长期占据了金融自由化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核心地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以利率改革作为改革金融制度的重点或突破口。金融机构独立性的提高依赖于金融企业产权制度的健全，只有产权明晰，企业才能够真正有效地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独立做出预测，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实现金融效率。（3）金融脆弱性的及时消除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是由金融体系的内在运行机制决定的。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恶化引发了挤兑风潮，因此金融机构脆弱性的及时消除主要是不良资产的及时消除。（4）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制度质量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影响至关重要。提高环境的质量，特别是减少腐败的程度，加大执法力度，能够减小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伴发金融危机的概率。（5）金融监管框架的基本形成由于金融市场上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效应等问题，所以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不是取消金融监管，而是更需要金融监管。加强金融监管，对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金融自由化时期的金融监管是建立在尊重银行自基础上的，是一种审慎的监管。
我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中大国，也同样面临金融自由化的需求，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势在必行。东亚金融危机并没有波及到我国的金融市场，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没有开放金融市场，没有推行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国外资金无法自由流进流出。然而，这并不能说明，金融不开放就是一件好事。事实上，长期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机构的畸形发展，以及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某种滞后的作用。当前过多的金融管制只是给经济带来暂时的稳定，这却是以巨大的效率牺牲为代价的，只会使我国长期陷入金融抑制的泥沼，而不利于金融深化。进一步看，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力度将会加大，受政府干预和保护的金融体系将会受到外资机构的巨大冲击。只有减少对金融业的过多干预，放弃对金融机构的过多保护，让其在市场中发展壮大起来，我国的金融机构才能同外资机构一同竞争。因而，当前适度地、真正有力地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对我国金融业而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渐进的金融自由化比较适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史中，任何一国的经济、金融自由化进程都不会是连续的、有序的，而是一个时期内前进和暂时性后退交替出现的动态演进过程，因为在自由化推进到一定的阶段，常常会使局部或整体经济金融化的成本大于收益，造成自由化前进的链条暂时中断。实施金融自由化的效果是风险和收益并存，如何使收益最大而风险最小，就关系到初始条件是否具备、顺序如何安排等问题。如前所述，我国在金融自由化的初始条件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这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外，在推行外部金融自由化之前，应首先达到国内实际部门和金融部门的自由化，而我国的金融业仍然面临着很大程度的金融抑制和较为严格的政府保护，仓促激进式的自由化只能使国内的金融系统措手不及而失去控制，因而决定了我国只能走一条渐进但坚决的金融自由化之路。
建立完善的我国金融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显然金融自由化很难等到金融体系完善后再加入金融自由化进程。这就要求我们应逐步实现金融自由化，部分控制的资本自由化在相当长时期内将是我国金融自由化的最佳选择。在允许资本流动的同时，要放慢资本流入与流出的速度，即随着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我国可逐步开放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全面对外开放，是金融自由化的最后一步，资本市场开放应作为我国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潘晓文.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分析与实践[D].博士论文.1999年
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金融创新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而牙买加体系得以确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大背景下的产物,是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的直接反映。
2008年金融海啸成为了过去,全球经济也在逐渐的恢复和发展。而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和GDP跃居世界第二,我国经济的发展更是整体呈现向好的趋势。而在这其中,金融创新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的产生是这个时代的客观产物,是经济历史长河中的必然产物。新事物的不确定性和不了解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风险和缺陷,正因如此,金融创新也在不断累积着风险,这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至今已发生百余次金融货币危机的重要原因。风险存在却没有正确对待和解决,将会带来积少成多从微变大。因而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和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更要理性的对待金融创新,更加认真的对待金融风险,辩证的去看待金融创新和金融危机的关系。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
(一)金融创新的概念
变更现有的金融体制和增加新的金融工具,以获取现有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所无法取得的潜在的利润,这就是金融创新,它是一个为盈利动机推动、缓慢进行、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
金融创新不仅包括金融技术的创新、金融市场的创新、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企业纽织和管理方式的创新、金融服务业结构上的创新,而且还包括现代银行业产生以来有关银行业务:银行支付和清算体系,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甚至还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体系、金融服务、国际货币制度等方面的历次变革。金融创新的根本出发点是服务实体经济,必须立足于满足市场的真实有效需求。具体而言金融创新要做到“四个结合”,即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结合、创新与能源交易相结合、创新与中小企业相结合、创新与居民财富需求相结合。
(二)金融风险的概念
市场的规律性和契约精神,使我们意识到任何市场活动都需要约束和监管。现如今,作为市场的产物金融创新如果再缺乏有效监管,那么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成金融危机。
伴随着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的加速进行,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自然灾害、社会灾难、经济危机、疾病威胁等给我们带来了巨大伤害。而在这其中,金融风险更是与我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不能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性经济危机而否定金融创新的意义和作用。而如今除去对经济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风险问题也在日渐清晰,比如金融顺周期性的风险,大型国有控股银行的风险,混业经营风险以及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等等。
(三)金融风险监管的重要性
《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亨廷顿将控制国际银行系统”、“控制硬通货”和“掌握国际资本市场”这三项列为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的第一、第二和第五项,足以看到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程度。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论是从波及的范围还是破坏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也使我们认真思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各国都在积极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实现本国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风险监管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已经引起了各国的关注,人们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对金融风险监管上。
凡事出现问题都要从源头上去考虑原因,金融危机的根在于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我们理应需从更深更宽的视野来审视金融创新。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并开始或正在积极着手准备对本国的金融监管不断进行完善和提高,以其建立良好的金融创新文化。因为大家都深刻的意识到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金融竞争环境的建立,有利于降低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金融运行效率;有利于防范和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更有利于促进金融秩序的正常合理化、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
(四)应对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的建议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我们要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的关系,必须从以下几点来考虑:
第一,有法可依。法律是一种约束,更是一种监管。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但是也需要遵循客观规律。金融创新是经济的产物,对各方的权益和权利加以规范和规定有助于经济的发展。
第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从单一的银行成长为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在内的金融家族,金融市场从无到有,发展为拥有股票、债券、票据等比较齐全的市场体系。
第三,理念更新。市场运行中实践证明,金融风险管理还包含着许多具体的管理环节,比如事前评估、过程控制和事后评价,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环环相扣的一项工作。包括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行政手段干预的合理化,信息的披露的规范化等。因而我们有必要不断更新和完善有关风险管理的理念,这样才有可能更好的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为金融创新服务。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地金融
土地是农民最稳定的经济来源，其合理利用程度与农村集体和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息息相关。科学放活土地要素将引入大量优质资源，为农村金融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有利于发展新兴农业、农场农业，实现农业转型，进而推动农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健进行。
本文首先分析农地金融在供给侧改革中的重要意义；然后重点分析我国农地金融所处的困境及其形成原因；最后提出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建设性建议。
一、农地金融在改革中的意义
（一）有效促进中国农村的新型经营主体的成长，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农地金融的科学稳健发展有利于贯彻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的政策体系”重要思想，集中资金帮扶农业种养殖大户和家庭农场主，引导农民成立合作社，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规范合作社发展方向，促进合作社经济效益稳步提升。培育和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加工经营队伍；有利于在市场竞争中探索适度经营规模，发展产业集约规模经营型、兼业经营型、专业合作经营型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模式，发挥规模经营效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利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速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以国内、国际市场为导向，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因地制宜，充分合理利用资源环境，打造高效农业，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全面提高。
（二）增强农村金融活力，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资金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依托于优质的金融支持，而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必然要求。对农业种养殖大户和专业农场主来说，规模农业扩大生产需要大量的信贷资金支持。相对民间借贷，银行资金无疑是低成本资金。发展农地金融，有利于降低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积极性，主动提高产品质量，从根本上达到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目标。
高效农业可以可以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一l一品”等方式起步，但决不可取得些成果便自觉高枕无忧，止步不前。必须根据当地资源环境制约和国内外市场变化，不断更新技术、引进资源，探索延伸产业链和加工链，树立长远意识，自觉追求最高效农业，使当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高。农头企业要整合自身资源，做好表率，带动当地相关产业链兴起，引入金融机构资金，实现完整的产业链金融服务。
（三）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在我国的很多地区，城镇化存在质量不高、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农村金融市场由于受到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农村金融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间的矛盾依然尖锐，改革的效果也与最初的预期相去甚远。现阶段，要实现农村地区市场经济繁荣、农业转型成功、农民收入持续增加，最终助力城镇化进程又快又稳推进，就必须解决农村金融的回归问题。
二、农地金融的困境及成因
（一）土地制度问题：土地产权残缺；土地抵押权不完整
土地是绝大多数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长期以来，由于土地产权制度残缺、土地征收权滥用、土地执法监察力量软弱等制度原因，土地资源利用率较低，土地问题有关矛盾不断激化。随着农地金融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公众的关注点也逐渐聚焦于土地制度问题上。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无法清除解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尚未建立起全面有效的农民补偿机制。目前，建立全面的农村社保体系难度较大，土地实际上成为了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水平的关键要素。然而，土地征收和征地补偿过低让农民失去了土地---生活的基本保障载体。这一现象是农地金融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二）人才结构问题：农村人才流失严重，农地金融建设缺乏符合需求的建设者
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的较大发展差距，农村人才流失问题一直较为显著。那些年身体素质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壮年为了谋求更高的工作收入、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往往会选择离开家乡，流入城市，老人和幼童就留在了农村。尽管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中其他产业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很多人对在农村工作发展仍抱有偏见，不愿留在农村。这两点就造成了农村地区人才流失严重，农地金融建设缺乏符合要求的建设者。
（三）农村金融环境：资金外流明显；金融监管缺位；金融支农服务供需矛盾突出
当前，金融业普遍存在“嫌贫爱富”现象。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多渠道吸储分流农村资金。农村金融体制基本为城市服务，农村地区鲜见今日资源流入。我国农村地区现存的较大资金缺口与农村资金投入不足及大量外流现象形成鲜明对比。农村资金外流阻碍了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变相增加了农民负担，使得农村消费力低下，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缩小城乡差距，也诱导了非法金融交易的产生。
三、农村金融的完善措施
（一）加快放活土地要素
改革开放后，农村地区广泛实行农户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置。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农村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土地承包权同经营权分离成为大势所趋。
在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的基础上，放活土地经营权，有利于创新农地产权制度，优化经营权配置，相对集中土地利用，引入资本、技术等优质生产要素；有利于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业企业的成长发育。这两点将大幅度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和农产品质量，提高竞争力。
（二）消除资本下乡偏见
资本深化是我国农村金融的必由道路，没有资本要素参与发展传统农村金融，其前景堪忧。对目前工商资本下乡现象不能存有偏见，要在坚定不移地落实好“三个不得”的前提下，合理设定工商资本租赁农地期限、面积等控制条件。对有良好经营业绩的，经过批准可以适度放大租赁规模；尊重资本流动意愿，尊重工商资本进出农业的自由；针对现有的土地流转纠纷、工商资本融资困难等问题，完善工商资本下乡服务体系，为工商资本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加大租赁农地监管和风险监管，按照中央关于对工商资本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应有明确上限的控制要求，制定相关控制标准。坚决杜绝“非农化”租赁现象，加大惩处力度。第三，扩大资本进出农业领域的选择权。运用好竞争性市场调节机制这一有力工具，发挥资本的最大效用，推进城镇化进程。
（三）加强金融监管力度
由于金融行业经营对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金融业一直被视为高风险行业。国内外的金融发展史均证明，金融业的健康经营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农村金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规则也不断放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个多元化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将会形成。故而，构建独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制定完善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等工作也必须尽快提上日程。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要担负起对农村金融机构监管的主要职责，依法监管，保证管理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有效性；其次，监管主体应当牢记监管目标，在法律法规的要求下，最大限度地鼓励金融创新，避免金融高度垄断和过度竞争，协调风险防范和增效创收；第三，金融监管主体之间要按照分业监管原则和协调性原则，明确监管内容，合理分工，相互配合，加强监督管理。
在基层，应当重点做好以下监管工作：第一，加强租赁农地监管。加强工商资本租赁农地规范管理，按照中央关于对工商资本长租赁农户承包地的要求，设定农地租赁数量的上限，按照工商资本租地面积做好备案工作。同时，依法探索建立工商资本租赁农地资格审查制度。通过监督机制对租赁主体的经营能力、经营历史、土地用途等事项进行审查审核。督促各地尽快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制定市场运行规范，将经营权流转过程公开化、透明化，保障农户权益。第二，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纠纷的解决机制。在土地流转中，既要鼓励创新、健全土地流转纠纷的解决机制，又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首先要准确分析理解引起土地流转纠纷的各方面原因及其本质，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从完善制度、调整政策、成立纠纷服务中心、宣讲相关法规及市场文化、借助地社会力量等角度探寻纠纷的解决机制；其次，以提升当地社会经济收益为目标，尊重农民主体地位，适度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正确引导农民；第三，保持政策的一致性、连贯性，保证制度执行的权威性、强制性，使基层政府的监管达到预期效果。
（四）提高经营主体素质
农地金融困境并非仅仅只是金融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信用体系滞后，农村金融发展缺乏必要的条件和基础，农民金融意识、风险意识较为淡薄，主动参与金融活动的农民更是少之又少。这一情况进一步恶化了农村金融生态，使得建立健全的农村信用体系、完善信用机制、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变得愈发困难。
一、马克思的国际资本理论
(一)资本过剩是国际资本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马克思认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资本主义国内不仅存在相对于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生产过剩和相对于资本增殖需要的劳动力过剩,而且也存在利润率下降规律作用下相对的资本过剩。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资本的积累与集中过程总是伴随着资本过剩与人口过剩,并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激化。可见,“过剩资本”是国际资本形成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而资本国际化则是过剩资本的必由出路。
(二)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属性是资本国际化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资本家不仅在国内寻找并控制有利的投资场所,而且还突破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出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属性必然导致资本跨越国界进行扩张,形成国际资本。
(三)社会化大生产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客观动力
当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得国内生产变成了国际生产时,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体系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取消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生产国际化必然导致资本国际化。通过商品资本输出和借贷资本输出这两种资本输出形式,资本主义国家将世界上的一切国家都纳入到自己的生产体系之中。
二、国际资本具有主体性和阶级性
(一)国际资本的主体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资本的“主体化性质”,意指资本对商品社会的一切对象性形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和思想关系有着主体性支配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某些人看来,人是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于是,人的主体性从对抗一个异己客体世界的生命活动中被取代了,资本以目的和工具合理性的符咒窃取了主体的地位。国际资本的主体性是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国际资本凭借其物质财富、生产力、暴力机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巨大优势,以战争和市场竞争两种形式向全世界扩张,先后完成了流通、消费、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合理化进程,取得在世界经济文化中的绝对控制地位;而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为资本所驱使,都是资本之特定生产要素的人格化。
(二)国际资本的阶级性
从社会层面上说,资本是一定组合的社会关系,资本与社会的链接体现在物与物交换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物质利益关系在阶级社会里,很大程度上就是阶级关系,也就是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关系。资本的国际化使这层剥削关系扩大化和国际化,它已成为多样性主体利益的组合体。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两大对立的阶级,而且体现在国际资本逐步与国家政权紧密的结合,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是资本利益的忠实人,为资本的剥削和增值保驾护航,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成为国际资本剥削的对象。
三、持续涌入的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之密切联系的资本形态也在不断扩展,资本从单一的物质资本形态向虚拟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形态并存发展;国际资本也同样呈现出多样化,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其主体性和阶级性特征。国际经济发展史充分证明,拥有资本者便拥有着社会控制的权力系统,同时也就拥有着对权力合法性予以解释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正因为如此,二战后,许多国家都打开门户,放松管制,欢迎国际资本的到来,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促进本民族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主动选择。但是,由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既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又蕴涵着很大的风险。
(一)经济可持续增长出现变数
在目前微观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不是靠本土企业,而是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支撑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但对外资依赖程度越大,经济的稳定性就越差,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越大。中国的对外依存度高达70%,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将使中国的经济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力的影响。
(二)区域经济增长格局会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首先是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所以东部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湾地区成为承接国际资本转移的最主要的平台,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随着区域性竞争优势出现转换,国际资本转移开始向更具竞争潜力的地区转移。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性布局将从东部沿海地区沿长江向中游转移,沿陇海线向西转移,跨越环渤海湾向北转移。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将在传统的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湾三个区域的基础上,呈现多极化增长格局。
(三)国内企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将会向多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纳入到世界制造业分工体系中,但中国企业在国际制造业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是靠产业内的垂直分工体系来维持的,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底端。中国制造业的增长主要靠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来推动,因为中国企业自身缺少完整的产业链,不能掌握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一旦外商转移直接投资,原有的国内分工体系将会迅速瓦解,所以,许多国内企业已经意识到其潜在的风险,从而在战略上和发展模式上应当向上游延伸产业链,拓展产业纵向分工,与国外企业结成联盟。
(四)中国的国际资本形成存在着严重的“挤出效应”
目前,在国内储蓄持续超过国内投资的情况下,国际资本仍然大量流入,说明国际资本形成存在着严重的“挤出效应”,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存在制度性、结构性的失衡问题。自1990年以来,除1993年外,中国经济出现了国内储蓄剩余与国外资本大规模流入同时并存的现象。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它是我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这表面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不以东道国特别是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的意志为转移,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无力左右国内资本形成与国际资本形成的关系;国内资本形成与国际资本形成之间究竟是互补还是竞争排挤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资本的本性及其意志。
(五)国内金融市场风险增强
虽然目前国际资本流入结构与我国经济金融化、经济国际化程度基本相适应,但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十分脆弱,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国际资本形成仍然存在潜在的金融风险。据国际金融协会(IIF)预测称,2011年全球资本将有10 410亿美元流向新兴经济体,其中中国是最大的国际资本净流入目的地,约占新兴经济体吸引资本总量的四分之一。报告所说的资本中大约40%是外国直接投资,除此之外还包括投向股票市场的外资以及银行间的资本流动,其中不乏“热钱”。这些“热钱”到中国牟取暴利,直接助推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秩序,使中国经济前景孕育着明显的不确定性。
四、加强国际资本监管,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国际资本的流动既是资本牟取利润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我们应在充分认识其主体性和阶级性的基础上,深化国内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本带来的技术、资金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深化金融改革,借国际资本之力,提升本国资本质量
单从数量上看,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的数量需求己经基本饱和。但从质量上分析,国际资本在改善经济运行中的资产质量、促进技术进步、提升产业结构等方面,又具有国内资本形成所无法比拟的优势。面对这样地困境,应以金融深化为突破口。
1.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为不同产权属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主体提供金融支持。
2.加快银行业重组、市场化运作,规范证券市场,加快金融行业的审慎监管。
3.创造条件推行间接货币控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完善汇率管理体制,推行较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安排。
(二)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避免资本过度流动产生的不利影响
鉴于我国证券市场的不完善,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应该有一个渐进性的安排。首先,间接开放证券市场。主要是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基金,以及引入合格的外国投资机构参与投资国内证券市场。为避免大量投机性国际游资流入对国内证券市场的冲击,对外国机构投资者资格、外资流入规模、资金投向与比例、资金汇出等进行严格的限制;然后,有限制的直接开放证券市场。境外投资者可以直接购买国内证券市场上的证券,但投资范围与比例有限制。在此阶段,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对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规定外资的最大投资比例限制;最后才是全面开放证券市场阶段。境外投资者可以自由进入国内证券市场,投资范围与比例也不受限制。
(三)提高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水平,加强监管力度,并完善对非FDI的监控体系
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给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增强对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机构的监控,准确评估和控制相关风险。
关键词:金融风险;金融体系;中国
1.呆坏账水平高。2003年以来,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比率不断下降,尽管如此,过多地强调这些指标只会促使金融机构通过扩大信贷投放稀释不良贷款或者收回有利的贷款,事实上不良贷款蕴涵的金融风险依然存在。根据中国银监会2007年2月12日公布的2006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状况报告所公布的数据显示[1],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比率仍然偏高。
2.信贷投放过快。应该看到,当前,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积极性仍然高涨。因为资本、经常账户的双顺差,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央行不得不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进行对冲[2]。从贷款的结构来看,投资的大部分流向许多大型工程和基本建设,中长期贷款比重仍较大。由于长期债券市场的缺乏,潜在的金融风险又集中于银行系统。而银行系统通过发放大量新贷款来稀释不良贷款率的盲目扩张行为也隐含着巨大的危机在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社会信用环境不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商业银行自身的内控机制欠缺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过快的信贷投放可能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3.流动性问题。当前,长期的流动性问题,是中国金融系统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城乡居民的短期存款,而资金投放却主要是一些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政府债券、住房贷款等。这是一种不太合理的金融现象,从长期来看不利于中国金融系统的良性发展。
4.房地产带来的金融泡沫。在加入WTO后,国内银行业面临着外资银行的竞争以及商业化经营的压力,各大银行都在争抢高回报、低风险的客户,而房地产信贷一向被看做优质客户,信贷风险较少,导致银行近年对房地产的贷款额大幅上升[5]。当前比较突出的房地产金融风险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真正自有资金往往不足30%,发展商“出地”、银行“出钱”的情况严重;二是一些分阶段连续开发的大型楼盘过度开发形成风险;三是银行对贷款的监控不力,信贷资金被挪用,从而形成风险;四是房贷、车贷等项目贷款条件放松,消费者违约现象增多,也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房地产二级市场不活跃,房产预售、未完工房屋交易预期价格水平上涨,收入预期不合理,都推动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走高,促进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积聚。这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如果不加以控制,其后果将十分严重。
5.信用体制不健全。2002年,中国颁布了银行业新的《信息披露准则》,信息披露水平和行业透明度有了相应的提高,但中国商业银行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以来遗留的一些特性,导致了中国国有银行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相比存在有较大的差距,金融市场上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改观,尤其是涉及公司内部经营、个人收入状况等方面的信息。比如,住房信贷和汽车信贷在前几年被认为是风险相对较小、收益较高的优质项目,但近期频频发生的违约现象正在改变这种观念。一些消费者购买多套住宅以至发生偿还危机。继2003年银行业公布车贷黑名单以后,2004年银行业又公布了房贷黑名单。这种事后惩罚往往难以弥补银行业的损失,客观上也加重了银行业的风险。
6.金融风险意识欠缺。从中国的金融发展史可以看到,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破产倒闭的先例,我们没有巴林银行教训,没有日本兴业银行的遗憾,更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切肤之痛,于是社会各业中,对金融风险的危机意识很是淡漠,如为追求高息收入,高息集资,高息吸储的现象不断出现,甚至还存在着抵押房产,贷款炒股,置风险于不顾,盲目出资,这些都使金融风险的积存和滋生提供了养分。
1.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从制度上防范于未然。要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的各种隐患,就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大金融体制创新力度,紧跟现代国际金融发展的步伐,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健全现代金融制度[3]。这不仅关系到世纪之交中国金融能否安全、高效、稳健运行,而且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中国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相比不论是在资金、规模,还有金融创新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虽然,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位居世界500强之列,但是在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回报率方面远低于国际水平;中国证券和保险机构与外资机构相比差距更大。因此,第一,我们要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体制,形成与开放环境相适应的竞争能力。第二,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需要,加快改革中国现代金融教育体制,下大力气加强现代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培养。第三,逐步组建几个实力雄厚、经营多元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金融机构。
2.市场开放稳定有序,避免强烈冲击。中国还处于经济转轨阶段,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有效建立,诚信意识、内控机制、激励机制、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因此,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要有目标、分阶段、审慎有序地进行,既要积极、稳妥,又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做到趋利避害[4]。要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对外开放过早过急,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尤其要注意防范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资本市场的放开尤其要谨慎,因为对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限制,往往是国内金融体系较为脆弱的国家抵御国际投机资本攻击的最后一道防线,资本市场一旦放开,再要完全管住资本项目是相当困难的。
3.加强金融监管力度,保证金融市场稳定。随着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大量外资金融机构涌入中国,对中国金融监管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要想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健全监管法规和制度。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内金融业的综合监管。第一,要加强对金融业的内部约束。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系统,确立内部监控的检查评估机制、风险业务评价机制以及对内部违规行为的披露惩处机制,做到对问题早发现,早解决。建立严格的授权制度,各级金融机构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对相关业务进行处置,未经授权不能擅自越位。要实行分工控制制度,确保授权授信的科学有效性,建立对风险的局部分割控制。第二,进行金融业行业自律建设。要对所属成员定期进行检查,包括业务检查、财务检查和服务质量检查;要对成员经常性业务予以监督,包括对业务运作的监督指导,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违规行为的预防与处理。第三,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要完善金融立法,以规范各种金融业务的运作。央行及金融监管当局要强化金融执法的力度,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的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第四,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要重视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确保银行的清偿力;要提高呆账准备金比率,充实风险准备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建立国家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统一权限,协调行动,以便在危机发生时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完善援救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援助[5]。另一方面,中国要改变单向内调的管理策略,采取综合性、国际性的监管策略、政策和手段,与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一致,争取早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先,监管政策的覆盖面应既包括国内金融业及国内金融业的国外分支机构,又要包括本国境内的外国金融机构;其次,监管的内容要适应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应成为中国监管当局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最后,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手段应该比照国际标准,监管法规和各项会计、审计制度均应与国际接轨。
调控与监管的改进
今年，央行提出了社会融资总量这一概念，社会融资总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运用对实体经济提供的全部资金支持，即金融机构资产的综合运用，主要包括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金融机构持有的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的赔偿和投资性房地产等。二是实体经济利用规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规金融市场、通过金融机构服务所获得的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银行承兑汇票、非金融企业股票筹资及企业债的净发行等。三是其他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社会融资总量=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其他。
虽然，对于这一指标的提出，学者之间还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相对于以前监测、分析以及调控新增人民币贷款是有改进的。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创新深化，实体经济还会增加新的融资渠道，如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等。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深化将对政府部门的监管提出新的要求，一些新的金融项目在未来也将可能进入社会融资总量的监测范围内。
社会融资总量到底有多大
在金融发展深化的背景下，社会融资总量到底有多大呢7从2002年到2010年，我国社会融资总量由2万亿元扩大到14.27万亿元，年均增长27.8％，比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9.4个百分点。2010年社会融资总量与GDP之比为35.9％，比2002年提高19.2个百分点。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
社会融资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金融结构也多元化发展，金融对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不断提高。一是2010年企业债融资、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和保险公司赔偿分别占同期社会融资总量的8.4％、4.1％和1.3％，其中企业债融资比2002年上升6.8个百分点。二是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融资功能显著增强。2010年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分别占同期社会融资总量16.3％，7.9％和2.7％，分别比2002年高19.8、7和2.7个百分点。(见图1)
今年上半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达7.76万亿元，而同期银行新增人民币贷款为4.17万亿元。尽管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已由2002年的92％下降至目前的55％左右，但银行通过表外业务提供的融资量占27％左右。 (见图2)
融资总量作为中间目标有效吗
随着金融深化，监管机构的监管和调控指标也需要加以调整，才能符合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央行指出，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总量指标，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适合我国融资结构的变化，社会融资规模是符合金融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的中间目标。从社会融资总量与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相关性来看，要强于新增人民币贷款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利率双轨制下的新动向利率双轨制下的信贷歧视
目前，我国国内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利率都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但是存贷款利率还是受到管制，呈现出利率“双轨制”的特征。利率双轨容易造成价格信号混乱，且不同经济主体在这种背景下还会遭受歧视性待遇。国有金融机构控制着绝大部分金融资源，通常充当国有企业和地方投资项目巨额贷款的授予方；而民营以及中小企业则要以高利率向民间金融机构借贷。虽然民营和中小企业如今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国有企业，然而它们只能获得官方融资的30％到40％，存在明显的信贷歧视。
新的金融产品的出现
随着近期通货膨胀的高企，目前中国的实际利率为负。负值越大，银行存款就变得更加没有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目前银行存款增幅在大幅下降。数据表明，储蓄存款同比增速同1年期存款利率与CPI同比增幅之差高度相关。
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要比贷款利率低很多。这让银行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净利差。但是储户不愿把钱存入低收益的存款账户，为了防止负利率对财富的侵蚀，居民迫切寻求储蓄之外能提供更高收益率的投资渠道，直接的后果就是“存款搬家”，从银行存款转移至房市、股市等资产市场。或者倒逼金融机构开发收益率更高的产品以满足居民的投资需求，例如银行的理财产品就受到追捧，在满足客户保持收益率的同时也达到了吸储的目的。
银行理财产品受到追捧
在央行限定存贷款利率的情况下，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要高于同期的储蓄利率，这让资金和投资渠道有限的客户分享到了更接近真实市场利率的收益，这也是为什么理财产品市场快速增长的原因。理财产品的发展有利于倒逼利率市场化。
目前，银行理财在我国急速膨胀，发行规模从2005年的2000亿迅速膨胀到2010年的70500亿元，扩大了35倍。2011年上半年共有8747款产品到期，实际到期产品较2010年同期增加3849款，增幅78.58％。
上半年共发行10239款理财产品，与实际到期产品量相减，净增产品量为1492款，理财产品继续保持增量。 (见图3)
今年，央行多次采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方式进行宏观调控，各家银行为了缓解吸储压力，纷纷加大了理财产品的发行，通过理财产品竞争存款。银行理财
产品的发行规模与银行定期存款的比例达到1：4左右。与去年相比，今年银行理财产品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产品短期化；二是短期产品的预期收益率较中长期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出现倒挂，这是由于银行为了冲时点以及应对存贷比考核所导致的。
当然。理财产品也存在一定风险，需要加以监管。虽然，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中有一部分投资于国债或高信用级别的债券，银行间拆借等较为安全的资产，但是也有一部分资金被用于发放贷款，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以及房地产贷款，这也是理财收益率能够超过储蓄利率的重要原因。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11年第三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分析会上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严格遵守相关监管规定，规范开展理财业务和其他金融创新活动，进一步完善以日均存贷款为基础的统计、监测和考核机制，坚决取消单纯依赖时点指标考核的做法。
信托成为房地产重要融资渠道
2011年，随着银根紧缩以及房地产调控力度的加大，资金紧张的房地产公司纷纷转向信托公司融资。这是在宏观调控以及金融监管下，房地产企业被迫采取的融资方式。与银行理财产品类似，存在监管与反监管博弈。 (见图4)
今年上半年投向房地产的新增信托资金累计达2077.66亿元，比一季度末金额大幅增长近两倍：房地产信托余额比一季度末的4868.88亿元大幅增长24.3％，房地产信托平均年收益率依然居各领域之首。另外，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5月末，中国正常经营的63家信托公司中。有56家公司开展了房地产信托业务，存量规模共计5587.66亿元，虽然规模总量并不太大，但对于信托行业来讲，房地产信托业务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利润来源。
同样房地产投资信托存在一定风险，而且也影响到了对房地产的调控。近期，银监会称支持信托公司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房地产信托业务，要求信托公司合理控制发展节奏、严控风险。并且称部分信托公司出于对自身风险控制的需要。暂停了部分业务。利率市场化
中国金融的发展还有很长路要走，对于国内，利率的市场化就是很重要的一环。存款利率市场化是整个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最为艰难的一步。控制存款利率的向上浮动，是出于保护银行利益的考虑。目前，存款利率上限与贷款利率下限之间有约3％的利差，贡献了银行利润的八成。利率市场化有利于理清资金价格，对国有企业形成硬约束，有利于市场主体公平的获得信贷。也有利于倒逼金融机构业务的多元化以及金融创新，形成除存贷利差之外其他的收入来源。未来的目标当然是利率市场化，但是这要受制于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近期，央行的一个课题组认为当前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已日趋成熟，建议抓住时机逐步扩大利率浮动区间，先允许部分符合标准的金融机构试行市场化定价。总结
关键词:德隆事件;金融控股;系统风险;监管反思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8-0047-03
一、德隆系事件的回顾
1986年,德隆集团前身乌鲁木齐市新产品技术开发部和天山商贸公司先后注册成立,此后10多年时间里,德隆发展成为拥有177家子孙公司和19家金融机构的巨型企业集团,其中旗下三类19家上市公司,总流通市值超过了200亿元人民币,新疆屯河、合金投资和湘火炬三家上市公司号称德隆“三驾马车”。德隆系一度被中国资本市场奉为“神明”。即便在2001年深沪大盘深度跳水以及亿安科技、ST银广夏、中科创业等一大批庄股“雪崩”的情况下,德隆系股价仍然是高高在上、屹立不倒。然而从2003年底开始,德隆发生财务危机,德隆反复质押其持有的湘火炬、合金投资和新疆屯河股份,同时德隆大股东及关联方的违规担保、资金占用和挪用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面对困境,德隆计划陆续出售旗下资产自救解困。但是,随着德隆资金黑洞的不断暴露,德隆重组上市进行资产变现的愿望落空。德隆事件对几家上市公司的影响逐步显现,银行大幅收缩对德隆贷款,致使德隆资金紧张。从2004年4月14日起,德隆系“三驾马车”开始集体“跳水”,其中合金投资连续13个交易日跌停。“三驾马车”的倒下最终压垮了德隆,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显赫一时的“德隆系”轰然倒下。德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内部原因,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但德隆“大厦”崩溃的现实,反映了我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顾现实条件过度扩张的浮躁心态,也反映了其钻金融监管漏洞的投机心理。
(一)多元化经营导致结构失调
德隆创造了许多经营理念,如产业整合、全球并购、资产共享、资产改善等等。产业整合和企业并购一直是德隆引以为豪的企业理念。德隆曾经提出:以资本运作为纽带,通过企业并购、重组,整合制造业,为制造业引进新技术、新产品,增强其核心竞争能力;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制造业市场与销售通道,积极寻求战略合作,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份额,以此重新配置资源,谋求成为中国制造业新价值的发现者和创造者,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复兴。在北京“达园会议”上,德隆确立了从“做项目”转向“做产业”的产业整合战略发展方向,打造产融结合的金融控股公司,构建资本市场――银行信贷――个人机构理财――实业股权投资的循环“资金链”,形成资本控制实业――金融整合产业的发展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德隆的这一理念可以说正是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企业所奉行的理念。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德隆曾拥有177个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包括下属关联企业)。在上市公司中,德隆虽是第一大股东,而在非上市公司中,德隆的股权比例都在51%以上,大部分超过70%,处于绝对控股地位,12个大的企业集团构成了非上市企业主体,涉及食品、流通、旅游、金融等各个行业。在产业整合理念的引领下,德隆在短短数年内一口气进入了数十个产业。这些产业包括:以天山股份为核心的水泥业;以合金股份为核心的机电业;以湘火炬为核心的汽车业;以新疆屯河为核心的农业和食品加工业;以天一实业为核心的纺织业;由明斯克航母、大西部旅游等构成的旅游业;以喜洋洋文化、JJ迪斯科广场、北京国武体育等构成的娱乐业;以新疆蛭石、罗布泊钾盐为代表的矿业;以德农农资超市为代表的零售业;以及由多家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租赁公司、城市商业银行所构成的金融服务业。此外,造纸、水电、蔗糖、酒店等行业也在德隆涉足范围之内。德隆的战线越拉越长,但是缺乏战略投资者退出的必须步骤。不计结果的扩张,粗略的对象选择收购,把高速扩张形成的庞大资产建立在高负债的基础上,注定了德隆“大厦”的脆弱性。巨大的产业群发展的资金需求是惊人的,企业的高速扩张必然要求高速的融资。而德隆选择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的多元化发展道路,德隆旗下上市公司和各类金融机构成为其最重要的融资平台。德隆试图凭借以上市公司为主体的资本市场融资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资金市场融资支撑德隆产业发展。除利用上市公司从证券市场上融资之外,德隆更多的是利用上市公司的信誉,以贷款、担保、抵押等形式从银行获取资金;德隆控制的租赁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城市商业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更是成为德隆得心应手的“提款机”。德隆内部形成了纷繁复杂的融资链条。在整个资金链条中,各种担保、委托理财、挪用等关系把旗下的上市公司、非上市企业、金融机构连接成一团,大量的资金被调配于庞大体系中,拆东墙补西墙。除了在资本市场和资金市场融资之外,德隆以高利率(价格)为诱惑,通过灰色手段进行大量短期融资,德隆社会融资的年利率高达13%以上,甚至达到18%―20%。
德隆的产融结合,曾经一度使其迅猛发展,并成为多元化经营的典范。但是其产融资本结合的发展模式和多元化经营策略的失误必然导致其资金链紧张。德隆整合的传统产业项目投资回报周期过长,与公司财务的融资周期及金融扩张操作周期之间始终存在差距,这种差距随着德隆无限制的扩张越来越大。德隆着迷于 “资本运作”的魔力,不加节制地并购、投资,求量不求质,疏于企业经营和管理,使其传统产业严重缺乏内部现金流造血功能。德隆所谓的产业整合,仅以连续的并购来实现资产规模的迅速膨胀,但企业的盈利能力极其薄弱,根本没有体现出“整合”的价值。由于实业经营的业绩无法支撑德隆的持续增长,高成本融资成为支撑德隆经营运作的唯一途径,其财务成本和管理成本直线上升,要求不断投入更大的资金维系消耗和还本付息,这样融资成本和管理成本不断吞噬着企业的现金流,带给德隆巨大的资金压力。旗下四大上市公司(新疆屯河、天山股份、湘火炬、合金投资)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借款依存度超过100%(其中新疆屯河的借款依存度高达184%),且主要为银行短期借款。而银行借款主要用于借新还旧(短期贷款和到期利息),进行新的投资扩张,覆盖新增的应收款和存货,只有一小部分真正用于生产经营。德隆经营模式循环的结果是德隆靠融资维持发展,而所谓发展只是融资的手段。德隆的国债投机、地下融资等灰色融资,既违反法律规定,又大大增加了成本。据调查,德隆系上市公司旗下产业每年大约产生6亿元利润,仅够偿还银行贷款且略为紧张,加上每年的巨额管理费用和民间拆借资金成本,德隆的现金收支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形下,用短期融资支撑长期投资项目的不同阶段的开发模式,必然使得其产业经营收益低于融资成本。
(二)德隆失败的直接原因:资金链断裂
其实早在2001年,德隆资金严重短缺就已初见端倪。在这一年,由于监管层对“庄股”提高警惕,德隆已经无法通过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在股市上融资。从股市直接融资渠道被截断后,德隆开始借助其控制的各类租赁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城市商业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并以高息融入社会资金,以保持德隆的发展。2003年底,各种宏观、微观因素将“德隆系”的流动性风险推向高点。
在问题尚未暴露之时,德隆的资金危机可以暂时被其强大的融资能力所掩盖。但2003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长局部过热问题和通货膨胀压力逐渐显现,2003年底,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转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高度重视防止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由7%提高到7.5%,此举导致金融机构一次性减少可用资金1100亿元左右。银监会也相应提出多项措施,进一步加强贷款风险管理。2003年下半年, 银监会规定商业银行必须重新要求股东自动申报关联企业及潜在关联企业入股银行的情况,以及申报从银行获得的各种形式的贷款,不符合规定的自行清理。根据银监会调查,德隆通过关联公司互保、股票抵押等方式,在整个银行系统的贷款已高达300亿。如果加上银行资金通过委托理财、证券公司三方委托贷款等渠道为德隆所用的资金,德隆占用了银行资金总额高达400亿―500亿元。银监会风险提示后,“德隆系”的资金链开始绷紧。随之而来的总体控制贷款增长的宏观调控采取的是 “一刀切”的做法,各金融机构迅速采取措施,不仅停止贷款,而且紧逼收贷。德隆资金链断裂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被推倒。德隆上市公司资金黑洞逐渐暴露出来,而德隆试图通过对所属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取得变现的计划落空。此前连续4年被工商银行评定为AAA级企业的德隆遭到银行“挤兑”,银行大幅收缩对德隆的贷款,致使其资金紧张。从2003年10月的“啤酒花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宏观经济调控开始,至2004年4月30日,德隆系公司再未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其间还向银行还款17.3亿元。
2004年3月起,围绕着德隆的质疑和央行银根收紧,终于动摇了客户的信心,针对德隆的负面舆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爆发。“德隆资金链断裂”的推测性消息不绝于耳。2004年4月开始,合金投资、新疆屯河和湘火炬等三驾马车相继跌停,数周之内流通市值蒸发156亿元之巨,德隆资金链断裂直接引发了信用危机,继而引爆债务危机,德隆系坍塌。德隆的资金链断裂,纵然有外部环境的因素,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其财务风险防范机制和内部现金流管理的缺失。
(三)公司治理缺失
2004年3月,德隆高层曾对媒体说:“德隆有一种世界通用的商业语言,其含义之一就是有完美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行业整合能力和独创的商业模式,使我们很容易和国外公司打交道,在这一过程中,也学到了国外先进的公司治理模式,所以在企业作投资决策时不会是英雄般的个人行为,而是更多体现了一种职业团队精神。”然而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德隆集团的核心平台由负责德隆的产业经营的德隆国际、负责金融的友联战略管理中心和负责行业和证券研究的中企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组成。德隆的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和实业企业的核心决策权来自其母公司――德隆国际。
德隆国际最主要的两大部门一是主要负责上市公司经营的战略部,二是负责非上市公司资产经营的投资部。德隆国际共有37位股东,德隆国际董事局共15人,其中11人来自新疆,有6人是一直跟随唐万新的元老,5人来自唐氏家族。德隆国际董事局下设德隆国际执委(主管旗下实业资产)和友联执委(友联战略管理研究中心,主管金融产业),负责对重大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德隆的股权架构是典型的亚洲家族企业治理形式,主导权集中在唐氏兄弟及创业元老手中。唐万新作为德隆第一创始人和灵魂人物,其个人决策对公司的决定举足轻重。表面上来看,公司也建立了各司其责的战略决策管理层,但实际上,德隆国际重大决策均由唐万新一个人说了算,而有关部门在处置德隆过程中也发现,整个德隆只有唐万新一人完全清楚实业和金融家底和运营状况。德隆的公司治理陷入严重的个人依赖。当然,在创业初期,德隆投资决策还是比较谨慎的,聘请了外部顾问直接为德隆的高层决策服务,即使数目较小的投资,也会由项目经理、项目人员和执委会成员组成团队,召开投资会议分析机会和风险,唐万新也会参加。然而在德隆历经5次大的危机而不倒后,唐万新个人商业决策逐步取代公司的集体决议,加上家族企业的性质,导致公司治理缺失,这对像德隆这样的大公司来说,是致命的缺陷。
德隆的失败给中国民营企业提出了问题: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协调企业经营的开放性要求与家族治理封闭性,以及如何协调以家族决策体系与外来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
二、德隆风险处置的基本过程
2004年4月,德隆风险爆发以后,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及时化解了德隆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在德隆风险处置小组的指导下,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公安部、高法院等有关部门和涉及到德隆风险的17个省市区,先后召开了20多次会议。
由人民银行牵头,在“德隆风险处置小组”的基础上,有关部门成立了工作层协调机制,及时解决和协调德隆系风险处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研究协调风险处置工作中的具体政策,以及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2004年7-8月,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形成德隆风险处置总体意见。人民银行与证监会、银监会、财政部共同制定了《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保护了中小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了社会稳定;中央政法委下发了《关于配合处置德隆集团风险问题的通知》,高法院各级采取措施,使各地擅自冻结德隆资产保全措施的局面基本得到控制;证监会会同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提出了德隆集团高风险证券公司的处置方案;银监会和人民银行指导15家主要债权银行成立了银行债权人委员会,统一提出了对德隆系企业未到期债务的处置政策。
在“德隆风险处置小组”的指导下,华融公司开展了德隆风险处置的具体工作。2004年8月,华融公司与德隆签订《资产托管协议》,全权行使德隆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权力。华融公司托管德隆是政府 “帮助化解风险”的具体行动。华融全权负责德隆系实业股权、金融机构股权以及有权处分的其他资产的处置;受托将变现实业股权和资产的资金,首先回填德隆挪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剩余资金用于清偿德隆系金融机构债务;受金融监管部门委托具体负责德隆金融机构的停业整顿、托管经营和重组工作,当重组不成必须撤消或破产时,受有关部门委托具体负责金融机构撤消或破产的清算工作。在处置过程中,华融坚持的原则是依法合规,按照公平公正和市场化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和债权人的损失。
三、德隆风险引发的金融监管思考
德隆失败说明了我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味追求产业整合,重量不重质的浮躁心理,而其在打造“类金融控股公司”进行产融结合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则暴露了其在这个思路背景下的投机心理和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上的漏洞。德隆风险处置工作尽管已经结束,但是我们必须反思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以做到未雨绸缪,亡羊补牢。
德隆系危机事件说明,必须对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风险进行严格监管,如果监管不力,一旦危机暴发,极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会对整个经济金融体系带来严重后果。
2016年10月1日，国际特别提款权篮子（SDR）迎来一位新贵：人民币来了！
SDR货币篮子相应扩大至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5种货币，人民币的权重为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居第三位。在IMF发展史上，人民币加入SDR创造了两个纪录：这是新兴经济体货币首次被纳入SDR，也是人民币第一次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数十年打拼成就的一种回报，正如我国最早提出币缘政治的学者之一、著名国际战略专家王湘穗所言：“人民币进入SDR可以被看作是世界对于我国经济影响力的一种固定化认可，而不是一次性的表扬。”
人民币“入篮”，对于中国国际地位提升，便于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升经济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能力而言都是重大利好，但与此同时，以往在相对封闭环境下的我国以人民币为核心的金融经济体系，在大门顿开的情形下，与金融帝国相互直击。从目前看来，相对于合作而言，我们恐怕更要为彼此之间的博弈更多地费些心思。
也许一个尚在成长中的战士更加自信更具有气魄。如果中国不得不与世界上积累百年的金融帝国过招，一个还不到最佳竞技状态，却长期受伤病困扰，又是初次在开放环境下冲上金融战“拳台”的选手，毫无疑问需要拿出更多勇气。何以这样讲，因为三十年来中国金融领域虽然为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同时也滋生了很多金融“蛀虫”和违法牟取暴利的“特别通道”，特别是随着不断的市场开放、信息技术普及，我们国家在金融监管领域、在相关法律机制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多漏洞和盲点，内外勾结、钱权交易、合谋骗贷等不法行为给国家和百姓造成过不小的伤害。当然，通过多年来国家的治理打击和反腐败等行动，这种局面有所改观，但离建设金融强国对合规环境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
明知山有虎却向虎山行。金融帝国的起家，可以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明体系与西方的确是两个概念，但是中国的发展却能够在长期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世界里劈波斩浪、奋勇前行。我们看看“篮子”里面除美元而外的所有币种，哪个没有被美国“剪过羊毛”？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美国妄图做空人民币做空中国经济，迟滞中国经济脚步的念头始终都没有放弃过，就连与中国内地紧密关联的金融大都会中国香港，在回归前后又多少次历经美国主导下的金融风暴。然而不论是中国内地还是中国香港，美国金融巨鳄在世界其他地方“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状态却始终没有在这两个中国人的地方发挥出来，倒是2008年那场改变历史的全球金融动荡，令美国人引火烧身。
世界金融经济体系的改良进步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也需要世界。加入SDR，是中国站在国际视野下通盘考量的结果，“入篮”后我们也必须始终站在利与害、弛与张、合与斗、破与立等对立统一、全面客观的角度上思考和行事，照应全局，规避风险，以利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良性运行、健康发展，并促使我们自己在学习中成长，在扬弃中进步。
关键词：民间借贷；成因分析；存在问题；发展对策
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资本穷国变为资本大国，民间借贷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纵观民间借贷发展史，既有过高峰，也经历过低谷。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呈活跃势头；90年代中后期，随着金融改革深化和金融监管加强，民间借贷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现阶段，民间借贷又逐渐复苏，呈现不断上升势头，尤其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区，非公有制经济较为发达，民间借贷已有了不容忽视的规模和影响。
一、民间借贷的成因分析
1.缺乏正式金融支持是民间借贷产生的根本原因
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绝大多数小企业、微小企业因其自身财务制度的不健全及社会担保体系发展滞后等原因，很难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很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一般收缩县域金融业务，小微企业资金需求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满足，致使资金链断裂，甚至面临破产，而民间借贷恰恰解决了小微企业的燃眉之急。
2.手续简便、方式灵活是民间借贷繁荣的重要原因
民营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资金需求具有季节性和风险性，正规金融机构或不能及时满足，或因风险难以控制望而却步，而民间借贷的主体多为亲友或关系紧密的客户，一般遵循“不熟不借“的规则，借贷手续相对简便，方式更为灵活，这正好填补了正规金融机构的空白。
3.低利率和窄渠道是民间借贷兴起的潜在动力
近年来，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持续增长，城乡居民普遍资金富余，但现有银行存款利率较低，且其他投资渠道狭窄，导致居民闲散资金处于负利率状态。为寻求资金保值增值，一部分资金开始转向民间借贷。
二、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1.缺乏监管，影响社会安定。民间借贷通常具有较高的利息收入，容易演变成“非法集资”，而这种“非法集资”既缺乏金融监管，又贫于法律保护，因此汇集了较高的风险系数。同时，民间借贷容易引发资金恶性循环。当资金借入者生产经营出现问题时，易形成“借新还旧”现象，影响其他机构对企业的判定，从而作出错误决策，破坏经济市场运行环境，影响社会安定。
2.期限较短，不利长期发展。民间借贷立足借贷双方的个人关系，一般只用于弥补短期资金缺口，对长期的市场变化缺乏预测，且利率偏高，绝大多数企业难以长期负担。同时，当民间借贷演化成为纯粹的资金炒作时，不仅会打击实体经济，造成产业“空心化”，还会带来资金的热钱化和资产的泡沫化，不适应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3.资金分散，难于宏观调控。民间借贷资金分散，行为隐秘，数据不一，即使作为权威机构的人民银行也只能抽样调查，不能准确掌握借贷规模、区域分布、流动特点等要素。且民间融资活动未纳入政府统计范畴，容易导致部分资金流入国家限制发展的行业、企业，弱化了宏观政策调控力度，有悖于结构调整的初衷。同时，民间借贷的利率由双方自行商定，与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相差甚大，影响了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
三、民间借贷的发展对策
1.加快法律法规建设
一方面，应构筑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有自由借贷的权利，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民间借贷关系都应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应正视民间借贷的存在性。民间借贷长期以来受到歧视，近年来虽有缓解，但仍然存在，借贷双方行为规范、债权债务关系的界定、口头协议纠纷、高息机制行为、高额利润等都需要从法律角度去保护它、约束它，承认其存在性，促使其正常、合法运作。
2.加强科学监督管理
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及时发现问题，方便决策参考。应积极搭建一个透明、快捷、诚信、高效、安全的民间借贷网络信息平台，引导借款人和放款人参与到平台中来，交流供求信息，达成资金交易。同时，应区别对待、分类管理民间借贷。一方面，对合理、合法的民间借贷给予保护，逐步将其纳入正规化的监管范围，使其在促进小微企业多元化、多渠道融资需求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高利转贷、金融传销、洗钱等犯罪行为，充分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打击，立即惩治，将犯罪扼杀在摇篮里。
3.提升金融服务质量
从民间借贷一定程度上帮助小微企业缓解资金困难的角度来看，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金融服务方面的不足。应构建多层次的信贷融资体系，为大、中、小、微企业量身定做服务模式，逐步建立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性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鼓励大型商业银行增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从而建立起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取代不正规的民间借贷。同时，金融机构对于符合贷款要求的小微企业，应简化放贷手续，尽量满足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中小微企业合理信贷需求。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民间借贷的双刃性，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其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加以引导和规范，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区域金融中心；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4-0072-02
2009年7月，国务院原则通过《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明确了大连在区域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龙头作用，并提出大连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东北亚国际物流中心和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对大连核心功能和龙头作用的发挥、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加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大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大连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优势分析
1.大连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环渤海经济圈，指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经济带，它是中国北方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经济圈已经形成了发达便捷的交通优势、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教育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密集的骨干城市群等五大优势。经济发展史表明，商业和城市的形成及发展与一定的地理区位有着重要关系。世界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多位于大型经济体的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因商业贸易而衍生出来的旺盛的金融交易需求。大连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领头军，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是显而易见的。
2.大连地区经济相对发达。2010年，大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 150亿元，增长15.2%；完成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00.8亿元，增长25.1%；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 008亿元（常规口径），增长53%；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 630亿元，增长17.8%；实际使用外资100.3亿美元，增长66.7%；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 3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120元，分别增长12%、13%；城镇登记失业率2.7%。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效益全面提高，走在全国副省级城市前列，综合经济实力大幅跃升。
3.大连具有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在大连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植下，2010年，大连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金融中心地位日益凸显。2010年，大连金融业快速增长，各项存款余额8 887.3亿元，增长23.2%；各项贷款余额6 812亿元，增长26.4%；保费收入151亿元，增长32.4%；实现证券交易额8 562.67亿元；实现期货成交量8.06亿手，成交额41.71万亿元，增长10.79%。
4.大连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在金融交易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大连注重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大连期货业发展迅速。截至2010年末，大连商品交易所开户数突破117万户，上市8个期货交易品种覆盖多个产业，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塑料期货和油脂期货市场，第二大农产品期货市场，综合实力位列全球第十。2010年，大连星海湾金融城一期工程启用，大连商品交易所完成搬迁及交易系统升级，另有61家期货、证券、银行机构入驻，金融城聚集效应开始显现。2010年，韩国友利银行、渤海银行大连分行等7家银行机构，天平保险等4家保险机构，浙商证券等9家证券期货机构共20家金融机构落户大连。另有欧力士（中国）、中国融资租赁公司2家总部，10家外资投资公司，3家金融后台中心落户大连。使大连形成了一个集银行、期货、证券等多种金融机构并生共荣的金融功能区，金融体系更加完善。
5.大连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已初具规模。大连市高度重视并积极打造世界级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已有GE金融后台服务中心，AIG担保，花旗金融软件开发、银行数据处理及技术支持中心，富达基金金融软件开发及亚太技术支持中心，日本财产保险软件开发，日本软银支付结算平台，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惠普财务结算中心等金融后台服务和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进驻。大连拥有科研工作站和科研基地12个，64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大连设有软件外包中心及软件研发中心。同时，大连还是国家软件版权保护示范城市和软件个人信息保护试点城市，在信息安全保护方面具备国内领先水平。这些都为建设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基地奠定了基础。
6.金融中心指数在东北区域位列第一。2009年，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权威研究咨询机构——综合开发研究院首次推出的“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 CFCI）公开，“中国金融中心指数”选择24个GDP在1 400亿元（2007年）以上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为样本，以金融产业绩效、金融机构实力、金融市场规模、金融生态环境等5个指标为参数，综合运用产业发展、金融发展和城市发展等理论，充分听取并借鉴大量来自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专业人士的意见，形成适用于国内金融中心竞争力评价的动态评估指标体系。
三、大连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制约因素分析
1.大连金融业总体规模偏小。目前，大连在东北地区重点城市之间的比较优势尚不明显；法人机构规模较小，难以形成市场主导，综合实力和带动作用不足。作为区域金融中心，大连不能和世界上的国际金融中心比较，但即使与上海、北京、深圳等国内金融中心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大连要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金融中心，必须提高金融竞争力，加快金融创新，扩大金融交易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