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8 17:10: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对金融监管的建议，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 措施 手段
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概述
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概念。金融监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监管泛指一切对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行为，从监管主体上来看，包括立法机关的监督管理、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以及金融市场参加者的自律监督管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中央银行或者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金融市场交易主体、交易活动、交易产品以及交易秩序实施的监督管理。本文所讨论的金融监管仅指狭义的金融监管。
目前，我国采用“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我国的金融监管又可以分为人民银行金融监管、银监会银行业监管、证监会证券业监管、保监会保险业监管。其中，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是指人民银行在履行《人民银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责的过程中，为使被监管对象活动符合金融法律法规及国家宏观金融政策导向，而对其活动进行监测，并对违规行为加以约束的行为。
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措施和手段必要性。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其能否有效履行职责的关键在于是否享有足够的与职责配套的金融监管措施和手段。
首先，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应赋予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措施和手段。众所周知，金融机构以追逐商业利润为主要目的，其经营活动常常会与货币政策产生矛盾，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人民银行必须拥有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措施和手段，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顺畅。人民银行在实施金融监管中获取的准确信息反馈又可以促进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如果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措施和手段不足，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就会加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就会滞后和扭曲，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甚至可能失真，从而导致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控制被弱化。
其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应赋予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措施和手段。随着金融混业经营不断发展，金融风险的传播和蔓延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机构、单一市场、单一行业，而是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必将对我国“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格局下的金融稳定形成挑战。基于此必然要赋予人民银行相关的金融监管措施和手段，用以弥补各专业监管部门的监管盲区以及对混合业务监管的协调。
最后，作为最后贷款人应赋予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措施和手段。所谓最后贷款人，是指中央银行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缺乏临时性流动资金而通过其他市场途径又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向金融机构提供临时性融资或救贷款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职责应是在最后发挥作用的，但在最后发挥作用并不是指必须到金融风险由潜在发展到彻底暴露时，人民银行才能开展行动，而是指为了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人民银行要尽可能地消灭潜在的风险，为此有必要赋予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关系金融稳定、风险集中的各类业务进行全面有效监管的措施和手段。
国外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措施和手段的改革及启示
金融危机使全球金融体系受到严重影响，危机发生后，美国、英国、欧盟、韩国纷纷提出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在不同程度上主张加强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美国经验。2010年，美国出台《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明确了美联储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职责及其核心地位，赋予美联储作为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的职责，同时也赋予其维护金融稳定的权力。扩权后的美联储将全面负责系统性风险的评估和监测，监管对象从商业银行延伸至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大型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及其他投资机构，除接受证监会监管外，还要同时接受美联储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英国经验。2011年，英国出台《新的金融监管措施：改革蓝图》白皮书，撤消金融服务局，在英格兰银行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维护金融稳定；设立由英格兰银行管辖的审慎监管局，负责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设立独立的金融行为监管局，负责消费者保护和金融市场规则监管。改革之后，英格兰银行集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于一身，全面履行金融监管职责，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欧盟经验。2009年欧盟出台《欧盟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赋予欧洲中央银行附设的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慎监管，提供系统性风险的早期预警并提出应对建议；授予欧洲中央银行特殊职责，以保障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的顺利运作；指出欧洲中央银行应该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发挥领导作用，其主要职责不仅是维护货币稳定，同时包括维护金融稳定。
韩国经验。2011年，韩国出台《韩国银行法》修订案，新增了韩国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扩大了韩国银行信息获取权，可以要求提供资料的金融机构的范畴扩展至开发机构、投资机构、储蓄机构和保险机构等；完善了紧急流动性支持手段，放宽了韩国银行贷款的条件，授权货币政策委员会可以自行扩大为韩国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有价证券的范畴，增加了关于临时资金短缺的救助的规定。
近年来，我国金融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金融领域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创新大大加快，人民银行现有的金融监管措施和手段难以完全适应高效履职的需要。应借鉴美国、英国、欧盟、韩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的相关内容，强化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措施和手段，构建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核心地位。
强化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措施和手段的立法建议
2003年修订的《人民银行法》第五章明确规定了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措施和手段。但随着2008年《三定方案》对人民银行职责作出的调整，以及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创新的日新月异，现行措施和手段存在空白、明显不足、不易操作等问题凸现，使人民银行履职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大大降低，已不能完全适应人民银行现行的履职需要，从立法层面根本地强化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措施和手段势在必行。
第一，赋予直接检查权。2003年《三定方案》规定了人民银行有权实施对运用中央银行最终支付手段机构的复查，并参与有关机构市场退出的清算或重组，以及对涉及运用中央银行最终支付手段的金融企业重组方案的论证和审查工作。但这种有限的复查权、参与权、重组方案论证和审查权，不能保证人民银行获得相关金融机构全面、动态的风险信息，使人民银行在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时独立性、主动性不足，容易形成道德风险，也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执行力。为防范道德风险，对使用人民银行资金的金融机构，人民银行作为主要债权人，应当能够行使检查监督权，确保金融机构风险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置和化解。因此，应在《人民银行法》中赋予人民银行直接检查权。
第二，删除建议检查权。建议检查权条款立法的初衷为避免重复检查，减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负担。但实践中人民银行很少使用建议检查权，因为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之间没有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人民银行提起的建议检查权在实践中难以操作落实，还为人民银行履职带来负面效应，因此建议在《人民银行法》中删除建议检查权条款。
第三，增加信息获取权。要实现对影响金融稳定事项的及时发现和预防，人民银行应当拥有对金融机构的信息获取权，以便及时发现风险；发现问题后，还要有强有力的措施和手段来保证金融机构按要求进行整改，防止风险演变到威胁整体金融安全。
第四，丰富限制性监管措施。金融机构违反审慎监管和系统性风险防范的，经人民银行负责人批准，可以区别情形，采取限制性监管措施：停止批准开办新业务；限制业务范围；暂停业务或部分业务；责令增加资本金；暂停或取消有关人员任职资格；限制资金运用的形式、比例；限制增设分支机构；责令处置有关资产、转让有关业务；责令金融控股公司拆分。
第五，细化现场检查措施和手段。借鉴《反洗钱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关于现场检查的详细规定，在《人民银行法》中细化现场检查的措施和手段，赋予人民银行现场检查的调查取证、询问、要求说明、查阅复制文件资料、封存证据、查阅业务系统等措施和手段；并细化现场检查的程序，确保现场检查程序合法、措施得当、手段充足。
关键词：区域金融监管;金融稳定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11）-0073-03
近几年，随着喀什经济社会和融资需求的快速发展，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理财公司等为主体的民间借贷机构异军突起，民间融资活动十分活跃，但由于对其监管不到位、监管职责不清晰等问题，该类机构出现超范围经营、涉嫌非法集资等现象较为严重，对辖区金融稳定产生一定影响，区域金融监管问题需进一步探讨。
一、喀什金融业发展与金融监管现状
自2010年国家确定设立喀什经济开发区后，在新一轮对口援疆、集中连片扶贫开发、“一路一带”国家战略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性发展机遇的推波助澜下，喀什地区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发展势头强劲，金融业务发展的交叉性、创新性日益加剧，对金融监管及监管协调机制带来很大挑战。
（一）正规金融发展迅速，监管机构亟待健全。2010年以来，喀什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不断增加，浦发银行、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广发银行、昆仑银行相继落户喀什，成立二级分行、支行，2015年8月，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喀什分行正式挂牌营业。至今，喀什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达到26家（含11家农村信用联社），较2010年增长24%;保险业金融机构金融机构12家，较2010年增加3家，增长34%;证券营业部新增1家至2家。在金融机构增设的拉动下，喀什金融总量不断扩张，截止2015年9月末，全地区存款达1198亿元，贷款余额达569.2亿元，分别较2010年同期增长140.6%、293.9%;保险业保费收入、证券资产总额分别较2010年同期增长144.4%、119.4%。但从喀什地区金融监管机构设置看，全地区12县市设有1个地区级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和7个县支行，1个地区级银监分局和7个县监管办事处，保监会和证监会暂未设置任何办事机构。从日常对金融业务监管情况看，人民银行、银监分局依法在自己职权范围内重点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对保险业、证券业务运行基本数据掌握尚存在困难，对其业务监管几乎空白，亟待健全、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二）民间融资较为活跃，监管出现真空、职责不清。近几年，喀什地区小贷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非融资性担保公司、投资咨询管理公司等为主体的民间借贷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快速设立。截止目前，全地区小贷公司由2010年2家增至目前33家，融资性担保公司8家，非融资性担保公司45家，投资咨询管理公司119家，农业合作社1543家，股权投资企业60家，且95%以上集中在2013-2014年间登记成立。此类机构除小贷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需要地方金融办颁发金融许可证、业务受金融办监管外，其他机构只需在当地工商部门注册办理营业执照即可挂牌营业，但暂未明确监管部门对其业务经营进行监管，监管出现真空、监管职责不清为此类机构非法经营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金融交叉创新步伐加快，分业监管对混业经营的适应性较差问题凸显。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和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混业经营逐步成为金融市场发展的主流，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涌现，在投资和融资双重需求的推动下，以银保合作、银证合作、理财业务为代表的金融交叉性业务发展迅速。2014年，喀什辖区商业银行保险保费收入11041.43万元，实现中间业务收入642.19万元，分别较2012年增长46.65%、17.9%;银证合作从无到有，实现中间业务收入15.8万元;个人理财产品销售额119.73亿元，机构理财产品销售额35.1亿元，分别较2012年增长86.79%、30.77%。一些信托公司、证券公司成为商业银行的“通道”，将银行理财资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和产业市场，以跨行业、跨市场为显著特征的交叉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新金融使银行与证券、保险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交叉，业务界限逐步模糊，部分理财产品走样为信贷替代产品，规避了银行监管，对当前的分业监管模式提出很大挑战，纯粹的分业监管已经难以有效应对新的金融机构、新的金融业务和辖内的经营方式，很难覆盖混业经营的金融风险。
二、金融监管不到位对辖区金融稳定产生的影响
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手段，良好的金融监管能够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防范道德风险金融，保护存款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反之亦然，对区域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一）非银行业金融监管不到位，加大金融风险。随着辖区金融机构综合性经营业务的发展，银证合作、银保合作及跨市场和跨行业务日趋显著，但目前喀什辖区对保险、证券行业监管不到位，保险业仅有保险业协会履行非常有限的行业自律、管理职能，证券业与人民银行签署了《银证合作备忘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限于部分基本业务数据的共享，对其业务监管涉及很少，对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运营的一些深层次风险掌握较为肤浅。尤其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作为经济发展“晴雨表”的股市震荡不稳，如果股市资金不能真正用于实体经济，容易形成泡沫，潜藏的金融风险将进一步加大。
（二）非正规金融风险暴露，扰乱正常金融秩序。由于辖区具有融资的非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薄弱，一些机构存在违规经营现象突出，出现高息“揽储”等非法集资行为，在资金的趋利性影响下，很容易吸引社会资金至民间市场，分流银行储蓄存款，致使银行存款下滑，削弱正规金融吸储能力和信贷投放能力，部分规模较小的法人金融机构甚至会面临流动性风险。同时，民间借贷资金规避了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背道而驰，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加重基层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负担。
（三）损害投资者权益，加剧社会维稳压力。在准金融、类金融活动以及非法集资活动“高收益”的诱惑下，很多客户倾其所有甚至通过银行贷款、亲友借款等方式进行“以贷转存”，赚取中间利差。但这类投资与正规金融投资相比，暂无金融监管部门对其信息披露、风险拨备计提、经营行为要求等方面进行外部约束，管理规则、市场监督缺乏;从此类机构自身看，行为底线较为缺乏，致使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投资者无法对其投资经营进行有效监督，从而损害其合法权益。但一旦出现资金断裂，社会影响面极大，甚至出现向正规金融体系传递的风险，很容易引发突发性和区域性社会稳定事件。
三、加强区域金融监管的思考
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加强各金融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需要。
（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坚持中央银行的监管核心地位。《人民银行法》和“三定”方案明确人民银行负有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维护金融稳定，需要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权力，但目前人民银行在实践中缺乏强有力的监管履职手段和丰富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某种程度上使人民银行履行维稳职能效果大打折扣。建议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进一步加强监管资源配置，完善监管手段和监管工具，赋予人民银行更多的监管职权，改变基层央行目前维护金融稳定工作“有原则、无细则，有主题、无边界，有职责、无手段”的现状，促进中央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与维护金融稳定职能相统一，有效发挥维护金融稳定职能。
（二）强化风险全覆盖原则，完善微观监管体系。在我国当前分业监管模式下，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各有明确的监管对象，各有各的监管标准和手段，但相互之间存在职责不清，面临监管重复、监管缺位、监管部门之间协调不畅等问题，建议以“风险全覆盖”为原则，完善“三会”监管职能，监管理念和监管职责应逐步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过渡，加强相互之间协调沟通，降低监管成本，避免监管重叠、监管真空，切实做到金融业务监管“无盲区、无缝隙”，适应金融业混业经营发展的监管需要。同时，“三会”要进一步完善本行业风险监测、预警和评估手段方法，根据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监管需要，定期向中央银行报送监管数据和信息，为中央银行防范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提供必要的资料支撑。
（三）深化地方监管职责，弥补金融监管薄弱环节。从目前监管市场看，“一行三会”对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进行监管，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对交易规模较小、参与者较少，交易方式较为传统的从事金融活动的其他机构或类金融活动，如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但这类机构在监管上尚未形成清晰的管理体系，存在管理职责不明、力度不足、管理效果欠佳等问题，风险事件频发且很容易向正规金融体系传染。建议政府监管部门由“办金融”逐步向“管金融”转变，树立地方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防范并重的管理理念，进一步加强业务指导，制定管理办法，强化现场、非现场检查，动态掌握其经营状况，注重发展质量，夯实地方金融基础，确保此类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减少违法违规行为产生的风险暴露以及向金融体系的传染，有益补充“一行三会”对区域性金融活动监管，实现地方经济金良性互动、互相促进目标。
（四）实现资源共享，发挥金融协调机制作用。合理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实现监管资源有效配置和提高兼顾效率的基础，也是保证金融体系安全稳定的重要环节。我国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人民银行提交的《关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工作方案的请示》，同意建立有人民银行牵头，成员单位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必要时可邀请发改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部级联席会议制度。但基层央行该机制运行不畅，央行在及时获取金融机构动静态风险信息还存在一定阻力，建议增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制度约束，明确要求各微观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及时将自身监管领域内可能影响金融稳定的信息资料及时告知人民银行，并提供专业建议和判断，切实在信息资源共享、应急预案、风险处置等方面达成良好的沟通、协作，形成监管合力，切实提高金融监管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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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on on the Reg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 Case of Kashi
WANG Xiaodong WANG Jinfen ZHANG Jie
（Kashi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Kashi Xinjiang 844000）
摘要根据“十二五”规划建议：现行金融体制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本文根据我国金融监管状况分析，提出了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必要性，并对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提出具体建议。
关键词金融体制 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协调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全球范围内金融业出现了一种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我国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也逐渐呈现出相互渗透的模糊状态。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是我国现行分业监管、混业经营的金融体制的要求。首先，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某些金融领域单纯依靠某一家监管部门已经无法实现有效监管，存在着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的潜在风险。其次，随着经济金融日益开放和金融发展步伐的加快，也提高了我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美国次贷危机表明：金融业发展水平和金融开放程度，与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金融危机和受到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关联。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经济之所以没有受到严重冲击，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金融市场较为严格的监管，同时也说明我国的金融开放程度还不是很高，金融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分业监管、综合经营的金融体制下，要发挥监管体制的功能，就必须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跨部门的监管协调与监管合作，充分发挥金融监管的合力作用。
二、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分析
1.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监管职能主要是“三会”，即“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和“中国证监会”。从目前业态发展趋势看，混业交叉经营发展比较迅速，包括产品交叉、机构交叉。因此，在原有的机构监管框架下，容易出现监管真空和多头监管现象，监管竞争和监管套利将成为我国当前监管模式的潜在风险。
2.金融监管协调存在的问题
目前，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健全法律法规问题。我国目前的法律并没有赋予任何一个监管部门有协调其它监管部门的职能。2008年的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中提到了人民银行要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统筹协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加强综合协调并推进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研究、协调解决金融运行中重大问题，但是，中国人民银行法却没有赋予人民银行综合协调的职能；二是坚持协调发展问题。2003年“一行三会”的体制形成后，我国一直试图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04年6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起草了《三方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于当年9月18日召开了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后没有下文；三是权责利的划分问题。在现行的“一行三会”体制下，各个监管部门已经形成了一套既成的职权划分体制，重新进行职责划分，势必会影响部门利益。
3．目前对系统性风险的预测
当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较小，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从银行业情况看，五大商业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革、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完善，经营效益逐步提高，资产质量明显改善；股份制商业银行加快了金融创新步伐，经营更加稳健规范，资产规模逐步扩大；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合并重组等方式，化解了历史包袱，增强了资本实力，改善了资产质量，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证券期货业发展稳健，证券期货机构的盈利能力显著提高，经营实力明显增强。保险业发展步伐加快，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保费收入稳步增长，经营效益明显好转。
三、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对策建议
1．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了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性，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宏观审慎管理主要是指监管当局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以整个金融体系为管理对象的管理模式，与微观审慎相比，更富有挑战性。要充分重视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坚持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相互协调，相互补充，保证完整和科学的金融监管全覆盖。科学的金融监管应当是通过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理性发展，从规范的角度去防范微观主体机构的风险，二者相互协调，共同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2.建立金融风险危机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实际上就是建立金融风险的危机管理体制。危机管理体制包括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现有的监管协调难以解决现有监管体制的潜在风险，更不能解决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要建立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明确监管职责，尤其是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分工。
3.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对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而言，由于与货币政策和贷款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信息的取得非常重要。为了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的更好合作，实现信息共存对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应当建立一种信息共存机制，并以相关的约束来保证信息质量的可靠性。此外，人民银行还应当根据内部资金清算数据等，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特点，防范风险于未然。
4.健全和完善监管法律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法》虽在法律层面确定了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权力，但缺乏对该权力的明确界定，在实践操作中欠缺必要的工具和手段。应当在立法和实践层面扩大人民银行的监管权限，赋予必要的政策工具，以确保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应当尽快填补相关领域监管法律法规的空白，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衍生品交易在我国已具有合法地位，但目前还缺乏衍生品的发行规定。
参考文献：
（一）现状
现阶段，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势头良好，逐渐掀起金融创新的新浪潮。目前，互联网金融企业逐渐增多，金融交易数量同比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且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纵观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主要呈现三方面的特点：首先，互联网金融中的商家“百花齐放”。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截止到2015年底，基于P2P网贷平台的企业达到1000家以上，包括京东、苏宁等电商和系列商业银行，金融教育同比2014年增长402.7%。更多人纷纷在网上进行开户，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表现。其次，基于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仅在2015年，我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金额突破9万亿元，同比2014年增长267.83%。最后，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如“余额宝”等，在金融服务领域中不断拓展延伸，支持保险、信用卡、支付结算等诸多流程。
（二）问题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法律法规相对具有滞后性、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监管合作较少、金融监管机构缺乏、监督机制不健全等方面，阻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进程。首先，在互联网金融行业快速发展条件下，应通过健全的法律规章制度加以约束，然而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不能规范互联网金融交易行为，是导致该行业风险隐患相对较多的重要原因。其次，关于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的金融创新进程虽然不断前进，但其创新能力仍然表现出不足的问题，如国家未能对金融创新项目给予大力支持、关于金融创新的人才储备力量不足等，直接阻碍我国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发展进程。再次，相关部门之间未能加强有效合作，使监管力度相对较小，或者跨国际监管能力不足等，导致互联网金融行业存在监管空白的问题，影响互联网金融发展进程。第四，由于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环境相对较为复杂，使金融监管机构相对较少，难以全面为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而服务。最后，缺乏健全的金融监管机制，不能对互联网金融交易行为发挥约束性作用，同时监管难度较大，对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不利。
二、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进程中，面临着较为复杂的环境，只有对其加强监管，才能为该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规范性作用。可见，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具有必要性。首先，能够为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加强监督和管理，使各相交易活动得以有序进行，形成良性的竞争局面，对带动国家经济平稳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条件。其次，能够规避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中的系列风险隐患问题。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开放性、虚拟性等特点，使其在实际交易活动中，存在着业务风险、技术风险、信用风险、交易风险、法律风险等诸多问题，阻碍该行业的发展进程。而在加强监管作用下，相关部门能够引导该行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达到规避风险隐患的目的。
三、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与加强金融监管的建议
现阶段，互联网金融发展势头良好，能够为人们的快速交易活动提供便利，但在该行业发展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可能对行业可持续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所以，我国相关部门有必要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合理的强化金融监管建议，如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加强监管合作、设置金融监管机构和完善监督机制等，能够为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保驾护航。
（一）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对于我国而言，在互联网金融发展中，有必要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进一步规范互联网金融环境，为其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条件。首先，对现有的金融法律法规进行有效修改，以实现相关法律的修订，如《保险法》、《证券法》等。其次，针对互联网金融行业而制定和完善《互联网金融法》，用以约束该行业的良性发展，并制定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行业规章制度。最后，国家政府部门针对互联网金融行业而推出具有针对性的规范意见，明确该行业的组织形式、监督管理、风险责任等内容。
（二）积极开展金融创新
在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应积极开展金融创新活动，加强互联网技术的有机渗透，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充足动力。首先，监管部门人员应进一步加强工作，对互联网金融活动中的风险问题进行发现和解决，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其次，国家相关部门人员应对金融创新给予大力支持，并加强科研研究，以实现金融产品创新。基于此，相关人员应将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活动有机联系，积极研发金融新产品，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进程。
（三）加强监管合作
在全球化浪潮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愈加频繁，而互联网金融跨地域、行业的交易逐渐增多，为监管工作加大难度。所以，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具有必要性。首先，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应加强合作，不仅能够确保监管工作全面开展，而且对增强监管效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次，加强国际之间的监管合作具有必要性，能够为跨国境的互联网金融交易活动进行有效监管，维护世界经济贸易活动的有序进行。
（四）设立金融监管机构
要对互联网金融行业加强监管，应设立金融监管机构，以明确监管主体，推动互联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相关部门人员应从综合角度出发，设立金融监管机构。首先，设立金融监管机构要立足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以指派专门的监管部门，全权负责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其次，以相关法律为依据，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合理设置，使监管部门人员可以积极履行自身的职责，更好开展监管工作。最后，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监管平台的构建，采用多样化的监管手法而开展监管工作。基于此，相关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而开展互联网金融监管，对提高监管效率和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五）完善监督机制
在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相关部门应积极完善监督机制，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提供重要的监管依据。首先，完善监督机制，应建立权责明确的责任与义务制度，针对监管部门人员而合理分配工作内容，使监管人员能够明确自身的监管范畴，进而更好开展监管工作。其次，在完善监管机制过程中，相关人员应加强对监管办法的创新，使监督机制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跨度相对较大，是以网络信息技术为重要依托的金融行业，因而应创设良好的互联网金融运行环境，积极创新监管办法，确保互联网金融的平稳运行。
一、美国金融改革方案
美国是多头金融监管体制的典型代表，其特点是多元化的双轨体制：联邦一级的监管机构是多元化的、联邦与各州实行两级监管。但是这种多元化的双轨体制现在却饱受非议，普遍认为这种机制监管成本过高，且效率低下，容易形成监管重叠或监管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次贷危机上正是由于这种监管不到位导致的，因此，进行金融监管改革的呼声很高。2009年6月17日，美国政府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白皮书》，拉开了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体系改革序幕。《金融监管改革白皮书》涉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投资者和消费者等多个方面。
首先，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改革措施主要强调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促进跨部门合作、扩大监管范围、提高监管标准。美国准备创建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FinancialServicesOversightCouncil），以监视系统性风险，同时促进跨部门协调合作，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由财政部长领导，还将包括联邦银行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FuturesTradingCommission)、联邦住房金融局(FederalHousingFinanceAgency)以及国家信贷联盟署(NationalCreditUnionAdministration)，这些机构都具有投票权。此外，还包括不具备投票权的国家保险和国家银行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负责监管金融市场，统一监管标准，促进金融稳定，减少系统性风险。美联储监管的范围也有可能扩大，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为主的规模较大且关联程度较深的金融控股公司，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也将被纳入美联储的监管范围。美联储将对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进行监管，这意味着美联储将有可能会成为金融改革后的系统风险监管者。但是，美联储的权力也会受到一定的约束，美联储必须通过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获得美国财政部的书面许可，才可以行使其系统风险监管权力。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改革措施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如：对金融企业设立更严格的资本金和其他标准，大型、关联性强的企业将被设置更高标准、成立全国银行监管机构，以监管所有拥有联邦执照的银行、撤销储蓄管理局及其他可能导致监管漏洞的机构，避免部分吸储机构借此规避监管、对冲基金和其他私募资本机构需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等等。
第二，强调全方位的监管。监管的缺位是次贷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这次改革强调全方位的监管。改革方案涉及强化证券化市场的监管，包括增加市场透明度，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管理，创设和发行方需在相关信贷证券化产品中承担一定风险责任。方案也强调场外场内市场监管的全覆盖，全面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场外交易，不留监管盲区。此外，还赋予美联储监督金融市场支付、结算和清算系统的权力。
第三，创建更为完善的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机制，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不受不当金融行为的损害。次贷危机的爆发体现出了对投资者与消费者保护的不足，因此，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批准创建新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onsumerFinanceProtectionAgency），以保护消费者不受金融系统中不公平、欺诈行为损害。这是一家专门负责消费者金融保护的联邦机构，对消费者和投资者金融产品及服务强化监管，促进这些产品透明、公平、合理，像信用卡、抵押贷款、个人储蓄等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都将受其监管。
第四，赋予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自。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难以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来维持金融稳定，阻止危机的蔓延。因此，改革方案赋予了美国政府处理危机所必需的政策工具，以避免政府为是否应救助困难企业或让其破产而左右为难。改革方案赋予美国政府处理发生危机的并可能带来系统风险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自。
最后，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这次金融危机使国际社会对于美国加强金融监管以及进行监管国际合作的呼声很高。改革方案也建议改革企业资本框架，强化对国际金融市场监管，对跨国企业加强合作监管，并且强化国际危机应对能力。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12月11日以223票赞成、20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2010年5月20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9票对39票的结果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参议院通过的方案主要强调从业务范围和营业规模的角度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与众议院的方案具有相同之处，同时也具有差异，这些不同主要包括：禁止银行从事自营业务、将汽车贷款监管纳入消费者保护的范围、对衍生品交易监管更为严格。参议院方案的出台意味着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010年6月25日，美国参众两院就各自版本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达成一致，将监管的范围覆盖到金融市场各方面。2010年6月30日，美国众议院以237票赞成、19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修正后的金融监管方案；2010年7月15日，美国参议院投票以60票赞成39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使其成为法律，历时近两年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基本完成。但是，从投票的结果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推进也困难重重。此外，美联储的权力过大，其它金融监管机构担心监管职能被削弱、一些金融机构反对某些可能影响其盈利空间和竞争力的条款等因素都决定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顺利推进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二、英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
英国作为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较为严重，因此，英国是积极推进金融改革的国家之一，并成为金融危机之后率先提出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国家。2009年3月19日，英国金融服务局发出了《特纳报告》，对全球金融监管提出建议。这份报告主要内容是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提高资本充足率、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等。报告指出，改革建议的总体目标是创建一个资本充裕的全球银行系统，足以抵抗任何可能到来的危机状况。报告指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五个改革目标：1.全球银行系统具备更强的资本能力，能够从流动性危机中快速恢复。2.金融监管体系以及这一体系下的部分要素，须具备平滑经济周期的能力。3.改革多边金融服务的监管、风险控制以及相关协议安排，使其不仅有效反映发起者的利益，同时也有效体现其他参与者的利益。4.控制一切对金融系统不利的有形风险，将因企业的不当操作造成的风险控制在可能的范围内。5.警惕来自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在一国和国际层面上，分别采取有效措施转移风险。这份报告提出，加强对“影子银行”、对冲基金的监管、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监管。报告还提出将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报告指出，将加强与欧盟等国在金融监管的合作，此外，报告还提出建立反周期“缓冲基金”、改革鼓励高风险投资薪酬制度、对杠杆率实施必要的监管等建议。2009年7月8日，英国财长达林了名为《改革金融市场》的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白皮书。这份白皮书的主要内容有：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CFS），负责监控金融业的风险和维持金融业的稳定，这个委员会由英格兰银行、财政部、金融服务局共同组成，由财政大臣担任主席。金融稳定委员会的目标是分析和调查英国经济金融稳定中出现的风险，并做出反应，该委员会每年定期召开次会议，讨论系统性风险的评估并考虑需要采取的行动。
政府有权在存款机构严重威胁金融稳定时对其进行国有化。采取加强市场纪律、加强监管、金融机构提前制定应对倒闭风险预案、改善证券化产品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架构四个措施来加强对全新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监控。报告还强调了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进行监管的国际合作。此后，英国提出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的职能将会由英格兰银行下辖的金融政策委员会、风险管理局以及独立的消费者保护局取代。2010年7月26日，英国对金融监管的细节进行了完善，提出将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inancialPolicyCommittee）负责监控宏观经济风险，还将成立消费者保护和市场管理局(ConsumerProtectionandMarketsAuthority)，负责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工作。英格兰银行的权力在这轮金融改革中可能会得到较大增强。
三、欧盟金融监管改革方案
欧洲的金融创新程度远低于美国，但是欧洲一些国家也投资了大量的次贷类产品，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较为严重。因此，金融监管的改革也引起了欧盟的重视。2009年6月19日，欧盟夏季首脑会议通过了欧盟提出的加强金融监管方案。这套方案提出在两个层面上建立泛欧金融监管机构。在宏观层面上，创建欧盟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ESRB)，监控系统性风险。该委员会负责识别在宏观经济发展以及金融体系发展中出现的威胁金融稳定的风险，对这些风险进行排序、预警，并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该委员会由欧洲央行行长、各国央行行长、欧盟金融监管系统的各个主席以及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代表组成。在微观层面上，创建欧盟金融监管系统(ESFS)，以通过趋同的规则来加强各国的监管，也更好地实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欧盟金融监管系统将在应对紧急事件中起到协调成员国关系以及调节成员国纠纷的作用。该系统将强化现有证券、银行、保险专门委员会的角色，以保证各国监管标准一致。这三个委员会均由成员国监管机构代表组成，分别负责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的监管协调。欧盟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将成立指导委员会，以保持和这三个新的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交流与监管合作。欧盟金融监管方案的出台难度不小，特别在泛欧金融监管机构的实际权力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010年7月5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代表就欧盟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展开讨论，未能达成任何共识，欧盟金融监管方案的推出还需时日。
四、欧美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启示
金融监管的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一是金融行业的稳定运行和安全；二是力求使货币供求均衡；三是使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得到提高。当金融监管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时，监管处于理想的均衡状态。一旦金融监管体系的均衡被打破，则表明正在运行之中的金融监管体系并非处于一种效率最优化与收益最大化的状态，金融监管的三个目标也很难实现。金融监管的均衡之所以被打破无非表明：一是以前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安排并非最优安排；二是有比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更具效率的体系存在；另一种情形则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经营体制发生变化，为适应金融经营体制的变化，必然出现金融监管体系的变化。经济金融业发生重大事件则是导致金融监管体系发生变化的重要事实依据。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金融监管体系的均衡被打破，这表明以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并非最优安排，也使世界各国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反思，追求一种比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更具效率的体系安排，这促进了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从欧美等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出以后金融监管改革有如下几种趋势：
第一，全面监管。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监管不到位造成的。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提出要消除监管的“盲区”，实现全面监管。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进行，有些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具有综合性，这有可能在监管上形成重叠或者缺失，导致一些区域可能会出现重复监管或监管空白。一些原本受监管很少的机构也会给金融稳定带来威胁，如对冲基金。“高盛事件”也表明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所蕴含的巨大风险，需要全面加强对衍生产品的监管。因此，全面监管的理念是在以后的金融监管改革中秉持的理念。
第二，建立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监控系统性风险。各个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的区域有所差别，监管规则也有所差异，这使得一些系统性的风险很难依靠某一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因此，建立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相互配合，互通信息，统一监管标准，可以较好地监控系统性风险。
关键词：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实践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9-0041-03
一、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动因与演进
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欧盟的金融监管体系备受指责，尤其是冰岛银行破产事件反映出先前跨境监管和危机下的监管合作模式存在很大缺陷。危机前的欧洲金融监管体制无法预防、控制和化解金融危机，原先以国家为基础的金融监管模式滞后于欧洲金融市场相互融合、密切关联的实际状况，其不仅在具体环节而且在与金融体系相互关系上均存在重大的漏洞，欧盟的各国监管者在合作、协调、一致性和信任方面更是存在着严重的不足。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了欧盟金融监管各国条块分割的弊端，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欧盟对于在欧洲金融市场上不断蔓延的风险缺乏全面认识，反应迟钝，等到危机爆发时，又各自为战，几乎没有统一应对的有效手段。因此，对欧盟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加强宏观审慎性管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将危机遏制于萌芽阶段成为金融危机后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2009年5月，欧盟委员会《欧洲金融监管》草案，该草案就建立新的欧洲金融监管体系提出了一个平衡、务实的设想。这一设想的核心是加强各国监管者的合作和协调，包括建立新的欧洲监管机构并首次建立一个欧洲层面的机构负责监测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2009年9月22日，欧洲议会通过欧盟金融改革法案，决定建立一系列新的欧洲监管机构（ESAs）替换之前的各种委员会以监管各类金融机构，并成立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C）负责监控和预警欧洲经济中的各种风险。2011年，欧盟三大金融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监管局、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监管局和欧洲证券与市场监管局）正式开始运转，加上此前已成立的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由金融危机催生的新欧盟金融监管体系已基本建立并开始履行职责。该新体系旨在为欧洲金融业的有序复苏提供更优良的监管环境，并避免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深度金融危机。
二、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主要框架
（一）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C）
长期以来，欧洲的宏观审慎分析是分离的，由不同国家、不同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进行，这使欧洲金融市场积累了很多风险因素，包括系统性风险。为此，欧盟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单独机构，负责对整个欧盟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它能够识别金融稳定面临的潜在风险，提前风险预警，并提出风险处置方案。这个单独的机构就是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C），新设立的ESRC负责在欧洲层面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并维护金融稳定。其主要职责是在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背景下评估欧盟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如果可以预见显著的金融风险，ESRC会提供早期预警，必要时将建议采取怎样的补救措施。ESRC提出的预警和建议是普遍性的，也可能针对某个成员国，而且将为相关应对政策提出具体时间表。ESRC还会依据建议对象的报告，负责监督其建议的落实。ESRC的构成不仅包括欧央行（ECB）行长和27个成员国的央行行长，而且包括三个欧洲监管机构主席和各国监管机构的高级代表。此外，经济与金融委员会（EFC）主席代表财政部门，作为ESRC的观察员，使得ESRC和政治当局保持信息畅通。
（二）欧洲金融监管者体系（ESFS）
2009年，欧盟理事会通过关于建立欧洲金融监管者体系（简称ESFS）的决议。ESFS由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组成，与新的欧洲监管机构一起，确保单个金融机构层面的金融稳定，并保护金融服务消费者的利益。新的欧洲监管体系一方面建立在平均分摊和相互强化的职责基础上，将各国监管与整个欧洲层面的集中监管结合起来，以促进规则统一以及监管实践和执法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则建立在伙伴关系基础上，灵活而有效，主要目的是增进各国监管者的相互信任，确保东道国监管者有合适的权力来制定有关金融稳定和消费者保护的政策，从而使跨境风险得到更有效的管理和防范。在欧盟层面上，欧洲金融监管者体系下设三个新的欧洲监管机构（即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欧洲保险和职业年金管理局（EIOPA）、欧洲证券业管理局（ESA））。其主要职能有：一是确保监管规则协调统一，包括制定在特定领域具有约束力的技术标准；二是确保欧盟规则实施的一致性；三是逐步形成统一的监管文化和一致的监管行动；四是对部分特定实体的全面监督权；五是确保各成员国对危机反应的协调一致；六是收集微观审慎监管信息。
（三）宏观监管与微观监管的协调统一
欧洲金融监管改革的目标是要确保宏观审慎监管（ESRC的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ESFS的管理）的有效性及其良性互动。只有ESRC与ESFS充分合作、加强沟通、协调行动，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之间实行有约束性的合作和信息交流程序，欧洲金融监管的新框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为识别欧盟金融体系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并确定其严重程度等级，ESRC不仅可以从ESFS那里获取微观审慎监管有关数据――尤其是大型和复杂跨国集团的数据，而且有权就特定问题直接对各国监管机构和（或）市场经营者开展特别调查。根据新的欧洲监管机构建立所适用的法规，各国监管机构需向欧洲监管机构提交必要信息。ESFE同时也需定期向ESRC提供关于所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尤其是大型和复杂跨国集团的汇总和匿名分类数据。在相互配合的层面上，欧盟将在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中成立指导委员会，建立与三个新的监管当局的信息交流与监管合作机制。对于跨国金融机构，新设立的联合监管机制将成为监管体系的核心，并在确保母国与东道国监管当局信息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特点
（一）新体系的监管层次和监管对象更加全面
一方面，欧盟的监管权限得到扩大。除了专门设置履行宏观监管职能的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外，更将欧盟层面的直接监管权限由原来仅限于证券市场，扩展至包括银行、保险、职业养老金在内的几乎整个金融服务领域。另一方面，全面加强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欧盟认为金融业应当遵循实体经济发展规律，而非脱离实际地自我膨胀。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盟开始致力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方面的改革。其不仅强化了对银行的风险约束和关于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要求，而且通过了关于加强信用评级公司权威性和监管的提案，以及为了增强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透明度的监管，欧盟委员会还通过了关于包括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在内的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欧盟监管框架指令的相关提案。
（二）欧洲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职能和地位明显加强
首先，从欧盟金融监管体系的组织机构来看，欧洲中央银行的地位举足轻重。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担任ESRC的主席，ESRC的成员还包括欧盟各国中央银行的行长、三个欧盟金融监管当局的主席和欧洲委员会的委员。其次，从欧盟金融监管体系的运作来看，欧洲中央银行将为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提供包括信息搜集分析和行政执行管理等多方面的支持，以便对欧盟整个金融系统履行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第三，欧洲中央银行与各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大大加强，因为ESRC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监测和评估需要将中央银行的宏观经济信息和监管当局的微观监管信息有机结合。
（三）欧盟层面的金融监管机构地位大大提升，并拥有一定的超国家权利
在以往的监管体系中，欧盟名义上的金融监管委员会只是负责协调成员国的金融监管政策、促进成员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合作等，并没有直接的监管权和实际的执行权。改革后的泛欧金融监管体系突破了欧盟成员国的“防线”，部分制度在设计上带有明显的超国家性质。新成立的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特殊情况下可拥有超国家权力，如对欧盟境内注册的评级机构进行直接监管，在紧急状态下可临时禁止或限制某项金融交易活动等。此外，欧盟委员会每隔三年都要提交一份评议报告，内容包括是否需要授予泛欧金融监管机构新权力，此举意味着这套体系正在为欧盟未来统一的金融监管打好基础。
四、对深化我国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一）建立中央银行主导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首先，宏观审慎管理具有宏观溢出效应，逆周期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其次，中央银行作为支付手段和金融市场即时流动性的唯一提供者决定了其在维护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可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第三，中央银行在维护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具有先天性便利条件，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所必需的分析，可以部分借助中央银行为制定货币政策而进行的经济或货币形势分析，同时中央银行拥有支付、清算、结算和信息的优势和资本则有利于发挥自身的优势作用。第四，赋予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权利同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职能的权责是对称的。
（二）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
充分重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和防范是金融危机留给人们的重要启示，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开始对传统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大规模改革，主要目的就是要预防和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宏观经济的巨大威胁。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系统性风险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明显。未来一旦经济减速或金融创新活动过度，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则有全面爆发的可能。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国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后发优势，未雨绸缪，提前设计和规划有助于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冲击的金融管理体系。
（三）构建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随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已无法有效实现混业趋势下的监管协调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管理，从而难以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此，应构建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管理。一是要强化各专业金融监管机构的内部协调合作，这是保证金融监管体系稳健运作、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基础；二是完善中央银行和各监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促进宏观与微观监管信息及时、全面的共享和交流；三是加强中央银行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授权中央银行在国际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和维护金融中发挥主导作用，防范国际金融风险溢出效应和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变化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冲击和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焦莉莉、高飞、曹颖琦，《欧盟金融监管改革有效性的微观基础》[J]，《上海金融》，2010，（11）。
[2]陈玲，《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欧盟金融体制改革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0，（10）。
关键词：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 进化博弈
1 概述
在现代金融理论中，一般认为，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的动因，金融创新又反过来促进金融监管的完善。Silber（1983）[1]提出了“约束诱导型”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动因是放松施加于金融组织的约束，当外部约束的影子价格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会爆发一轮降低约束成本的金融创新；Kane（1978，1980，1981）[2][3][4]建立了一个“斗争模型”（struggle model）来描述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两者的相互博弈、相互制衡的关系，认为创新是双方博弈的自然结果；Gart（1996）[5]论述了金融发展、金融创新与金融管制的相关关系。
国内方面，巴曙松（2003）[6]认为，金融监管应尊重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鼓励金融创新；吴桐（2010）[7]建立了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演化博弈模型，对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管进行了分析；卜亚（2011）[8] 基于学习效应与示范效应进行了银行金融创新的监管机制设计；张思颖（2012）[9]构建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互动机制进行了分析；颜雯雯（2012）[10]构建了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之间的非对称进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两者的长期动态博弈关系；宋婷婷（2012）[11]归纳了监管套利的三类路径和手法特征，考察了有效监管的关键性条件。
进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研究有限理性参与人博弈，稳定性的均衡是指博弈方群体的策略稳定性，通过博弈各方在学习和调整后达到，即使受到少量扰动仍能恢复均衡状态。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国内外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创新过度、监管不足，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表现为两者之间 “金融管制放松管制再管制再放松管制” 严格的动态博弈。在当前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创新的背景下，两者能否达到均衡是决定金融市场顺利运作与否的关键所在。
2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博弈——进化博弈论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实质上是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金融监管的主要动因是防范系统性风险和保护消费者，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金融机构为实现利润最大化，通过金融创新来规避监管约束。当金融创新危及金融体系稳定时，政府会加强监管，进而导致又一轮的金融创新，本文通过进化博弈动态模型来分析两者的相互作用过程。
2.1 模型假设前提
I 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对自身的经营活动清楚了解，而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各种经营活动，如过度创新活动并不全部了解。
II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随机的且满足有限理性。
III金融危机爆发时金融机构由于过度创新造成的损失远大于金融机构进行过度创新获得的收益。
金融监管机构的类型分为强监管（Tough Regulator，用TR表示）和弱监管（Weak Regulator，用WR表示）两种；金融机构的创新分为合规创新（Appropriate Innovation，用AI表示）和过度创新（Excessive Innovation，用EI表示）。p 为采用合规创新策略的金融机构比例， 1-p为采用过度创新策略的金融机构比例；q 为采用强监管策略的金融监管机构比例，1-q为采用弱监管策略的金融监管机构比例。
其中：当金融机构合规创新时，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获得收益分别为R1和R1*；当金融机构过度创新时，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获得收益分别为R2和R2*。C 为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强监管所产生的额外成本；S为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所造成的损失；K为金融机构过度创新所承担的风险成本和强监管下监管当局对其的处罚成本。L为金融机构过度创新所承担的风险成本和弱监管下监管当局对其的处罚成本。R1
2.2 构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进化博弈动态模型
用ERI表示金融监管机构的期望收益，强监管和弱监管时的期望收益分别记为ETR和EWR；用EFI表示金融机构的期望收益，合规创新和过度创新的期望收益分别记为EAI和EEI，则：
金融监管机构采用强监管的期望收益为：
ETR=p（R1*-C）+（1-p）（R2*-C）（1）
采用弱监管的期望收益为：
EWR=pR1*+（1-p）（R2*-S）（2）
金融监管机构的期望收益为：
ER=qETR+（1-q）EWR=q[p（R1*-C）+（1-p）（R2*-C）]+（1-q）[pR1*+（1-p）（R2*-S）] （3）
只要一个策略的期望收益高于群体的期望收益，该策略就会发展，金融监管机构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p，q）=dq/dt=q（ETR-ER）=q（1-q）（S-C-pS）（4）
金融机构采用合规创新的期望收益为：
EAI=qR1+（1-q）R1=R1（5）
采用过度创新的期望收益为：
EEI=q（R2-K）+（1-q）（R2-L）=R2-qK-L+qL（6）
金融机构的期望收益为：
EF=pEAI+（1-p）EEI=pR1+（1-p）（R2-qk-L+qL）（7）
令Q（p，q）=dp/dt=p（EEI-EF）
=p（1-p）[L+R1-R2-（L-K）q]（8）
令F（p，q）=0且Q（p，q）=0通过对方程（4）和（8）的分析可得，局部平衡点为（0，0）、（0，1）、（1，0）、（1，1）和（■，■）。根据Friedman（1991）提出的方法，均衡点的稳定性可由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得到。方程（4）和（8）组成的雅可比矩阵为：
J=（1-2p）[L+R1-R2-（L-K）q] -p（1-p）（L-K）-Sq（1-q） （1-2q）（S-C-pS）（9）
根据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分析法对上述5个局部平衡点进行稳定性分析，结果见表2。
2.3 模型进化均衡点ESS的分析
模型结果显示，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和金融机构过度创新的损失会影响金融机构过度创新的概率；而金融机构过度创新带来的超额收益又反过来影响金融监管机构选择强监管的概率。
①结果显示（1，0）为模型稳定均衡点，经过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机构长期博弈，最终金融机构将选择合规创新，金融监管机构选择弱监管。当金融机构过度创新获得的超额收益较小或因金融危机爆发遭受的损失较大时，根据自身利益，金融机构选择合规创新策略来降低自身的风险。
②结果显示（0，1）为模型稳定均衡点，经过长期博弈，金融机构将选择进行过度创新，金融监管机构则进行强监管。这种情况下，一般金融市场机制不完善，金融机构竞争激烈，自律性较低，监管机构发挥作用加强监管。面对强监管，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机构通过过度创新，降低监管约束，金融创新的出现让金融机构运营杠杆越来越高，盈利越来越高，隐含风险倍数级增加，造成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增加，此时的稳定均衡点是低效率的均衡点。
3 政策建议
本文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通过构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的进化博弈模型，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
3.1 基于学习效应和示范效应，完善金融监管处罚机制
监管机构对过度创新的处罚力度越大，对金融机构产生的震慑力也就越大，金融机构就会选择合规创新而避免选择过度创新带来的巨大损失。如果金融机构过度创新行为得不到严厉惩戒，学习效应与示范效应的作用将使其过度创新的概率不断上升，金融监管机构的信誉会不断下降，金融系统性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累积到一定程度将爆发金融危机。我国监管机构应注意监管适度问题，把握好监管的度，提高监管有效性。
3.2 引入预先承诺机制，强化金融机构自我约束意识
预先承诺机制（Pre-Commitment Approach，PCA）是美联储于1995年提出，金融机构必须向监管机构事先承诺在一定时期内的累积损失不超过一个最大限额，如果损失超过限额，监管机构就会对其处罚。将PCA应用于金融创新的监管机制之中，逐步完善事前防范机制，引导金融机构进行合规创新，避免出现过度创新的情况，降低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给予金融机构过度创新行为一定的“宽限期”，其会尽量降低金融创新程度，从而避免被监管机构处罚的风险，PCA做到了市场纪律和行政监管的有效结合。
3.3 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鼓励金融创新
证券化及其衍生品是此轮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金融创新促进了美国金融市场的繁荣，也带来了巨大的系统风险。但我国如果回避金融创新，则会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并且，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创新不足、监管过度，在保证系统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金融产品创新应大力加以鼓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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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关键词】民间借贷 金融监管 问题分析 解决办法
民间借贷又称“民间信用”或“个人信用”，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一般采用利息面议，直接成交的方式，其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民间借贷可以分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和公民与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民间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它是对金融市场的有利补充，具有灵活性和快捷性。近年来，随着国家利率政策的调整以及受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较难的影响，民间借贷更加活跃，呈现出借贷规模扩大化和借贷用途多样化的特点，其对金融业的影响也逐渐加深，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一、民间借贷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十分活跃，是广大农民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一方面是因为货币政策从紧背景下，正规银行信贷体系融资功能弱化，短期小额贷款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资金供求的失衡，许多资金相对比较富裕的个体户和中小企业主，在暂时没有新的投资意向的情况下，为了处置闲置资金，在高额利率的驱动下向一些资金匮乏的企业或个人提供高息借贷。然而，随着民间借贷之风愈演愈烈，地域分部广、贷款利息高、牵涉人数多，并且处于法律和金融监管的真空地带，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不仅会对我国的经济金融体系产生危害，还极易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
（一）民间借贷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
民间借贷作为与正规金融相互对立的金融活动，其发展和活跃必然会导致正规金融受到影响。不规范、盲目的民间借贷行为地不断发展和蔓延，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甚至整个区域的经济金融运行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加重企业负担，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导致企业资金使用的恶性循环。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普遍较高，企业高息负债后，虽然可以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但受到高息负债带来的制约，财务支出进一步增加，往往得不偿失。
2.容易造成债务纠纷，不利于社会安定。民间借贷手续简单，具有盲目性、不规范性和不稳定性，缺乏必要的金融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容易造成纠纷，而因为其涉及人员众多，一旦发生纠纷，将会对社会安定产生负面影响。
3.影响国家利率政策的实施。与正规金融机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不同，民间借贷的利率往往是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而由借贷双方自发制定的，其利率水平通常要远超银行同期利率，影响了国家利率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
（二）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分析
对民间借贷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法律法规的缺陷和金融监管的缺乏。法律方面，缺乏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统一规范的法律，导致民间借贷的合法性等基本问题无从确认，在实践中对于民间借贷的规范缺乏协调性、统一性和逻辑性，导致民间借贷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制度性风险。
金融监管方面，基层银监部门监管任务重、人员少，而民间借贷又比较隐蔽，监管起来有些力不从心。
二、金融监管存在的漏洞和问题
目前我国采用的是单线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即金融监管权集中在中央，地方没有独立的监管权利，在中央一级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多家机构共同负责的监管模式。理论上，非正式的民间借贷机构并不由银监会负责，但是这些领域却往往更容易出现问题，而一旦这些领域出现问题，就可能对正规金融机构的稳定造成影响，这就导致了民间借贷的监管缺失。在银监会设立之后，央行主要负责金融宏观调控，但为了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也保留了必要的监管职责，但是，央行对民间借贷领域的信息掌握和监管同样不够健全和完善。
另一方面，民间借贷领域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也使得这种单线多头的监管模式难以正常发挥效力。
1.民间借贷所表现的区域性、地方化色彩非常强。民间借贷近年来的发展十分活跃，由于社会传统的渊源、资金供求的失衡、信贷政策的影响、盈利思想的引动、手续便利的驱动等一系列原因，民间借贷之风愈演愈烈，导致其地域分布极其广泛，而由于我国单线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的漏洞，地方没有独立权利，中央对地方的直接影响又相对比较薄弱，导致监管模式难以满足实际情况的要求。
2.民间借贷一旦出现问题，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也具有区域性。民间借贷一旦出现问题，对地方区域的影响会造成较大冲击，但却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受到中央重视的地步，中央对于民间借贷的危害没有较为直接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监管的不足。
三、提高我国金融监管力度的建议
针对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制“单线多头”的缺陷和漏洞，应该进行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采取“双线多头”的金融管理体制，即中央和地方两级都有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权，同时，每一级又有若干机构共同行使监管职能。这种模式可以弥补现有监管体制的不足，适用于我国地域辽阔、金融机构多而且情况差别大的特点。可以采取下列举措，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引导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
1.金融机构积极筹措资金，提高服务质量。
2.制定更加完善合理的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规范。
3.切实改善投资环境，对民间富余资金进行引导，鼓励直接投资。
4.强化金融知识和法律知识宣传，规范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
5.强化利率管理，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
四、结语
总之，金融市场的发展呼唤金融监管的同步发展，从民间借贷的现状来看，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漏洞，需要找出漏洞的所在并及时加以改进，进行全面协调，需要以调整金融监管模式、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等多种手段和渠道来开展相关工作，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确保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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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混业经营,是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的相应成果。事实上,我国在分业经营的法律框架内已经实现了实质上的混业经营格局,这给我国在金融监管体制模式选择上做出调整以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客观的要求。
为了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在金融监管体制发生改变前,我国的监管机构间协调合作机制应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强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协调合作。
问题与现状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高级监管人员的缺乏尤为突出;我国的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各监管主体的职责与分工不甚明确,突出反映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上;金融监管体制透明度不高,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法律依据和监管程序不够透明。
早在2000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曾与证监会、保监会建立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但由于当时综合经营趋势尚不明显,监管协调不急迫,此时的联席会议制度还只是金融工作重大决策之前的通气会,难以发挥监管协调的实质。
2004年6月,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再度聚首,三方签订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简称“备忘录”),建立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参加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提出了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人”理念,即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应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相关机构、业务的监管,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对于产业资本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团,“备忘录”原则性地提出“在监管政策、标准和方式等方面认真研究、协调配合、加强管理”。
此外,“备忘录”还提出,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与财政部、人民银行密切合作,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金融市场的信心。应该说,“三会”之间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提供了便利,但从本质上看,这种机制只是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下,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相互沟通的权宜之计,不是具有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因此还不是制度意义上的金融监管协调的长效机制。
2003年银监会从人民银行分设以后,以往由人民银行货币政策部门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内部协调转变成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外部协调。新的监管体制下,建立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需求也更为迫切。在银监会分设后,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或者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更多的是“一事一议”的方式。比如,2004年以来,在对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和市场退出上,人民银行积极与证监会配合,妥善处置一些高风险证券机构(如南方证券、汉唐证券、闽发证券等);与银监会合作处置了金新信托、伊斯兰信托等;与银监会、证监会合作,妥善处置具有金融控股公司性质的德隆系风险。再比如,在一些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性金融业务上,由人民银行牵头,会同银监会、证监会研究制定了《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推动试点商业银行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人民银行牵头,会同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等积极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制定《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工作管理办法》等。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国务院其他有关部委之间,在涉及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上,在针对金融控股公司或交叉性金融工具这类涉及跨市场、跨行业监管的问题上,还停留在“一事一议”式的非制度化安排上。毫无疑问,这种“一事一议”式的非制度化安排与及时、果断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要求,与推动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业效率的金融改革和发展要求相去甚远。因此,银监会在报国务院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制定〈提高银行监管有效性中长期规划〉有关情况的报告》中提出,“银行监管机构与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划分不够明确。例如,在对国有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对部分交叉性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的监管,以及对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等领域,还存在模糊地带”,希望“建立银监会与国内其他相关部门的有效协调合作机制,推动国内监管机构之间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实质性合作,加强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交叉业务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统一协调监管”。
路径选择
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国家金融安全,考虑到金融混业经营趋势与分业监管的现实情况,我国监管机构间协调合作机制应当以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为首要目标。为了提高监管效率,考虑到在一些交叉领域监管机构职能边界难以界定清楚等因素,我国监管机构间协调合作机制应当以加强监管协调,降低监管成本,防止监管真空,提高监管效率为其次要目标。
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我国当前金融经营、监管体制的现实,有不同方案供选择,当前可考虑如下方案设计:
其一,设立国务院领导下的金融监管委员会。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合作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建议根据法律规定,尽快建立国务院领导下的金融监管工作协调组织,由国务院牵头,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参加,定期就金融宏观调控政策、金融监管政策和金融运行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并以国务院规章的形式确定其组成部门和工作职责。
其二,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委员会。建立国务院领导下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委员会可以从更高层次上协调解决金融运行中的问题,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防范风险。但是,如果每个行业的问题都由国务院牵头研究,不但无法提高效率,反而形成了相关部门不承担责任,大事小事都由国务院决定的局面。因此,国务院可以授权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委员会,参加单位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必要时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办等机构可以作为后补委员参加。由人民银行为主席单位,负责召集、组织各项协调合作事项,其他单位为委员单位,对于涉及其他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事项,可以提请主席单位研究解决,可以建议召开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委员会会议,委员单位应按照人民银行的要求完成有关问题的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之所以被选择为牵头单位,有着很深的制度及法律依据,其在维护金融机构稳定、建立监管机构间协调极致的天然优势、《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其的法律依据、客观所起的协调智能与角色定位等方面的客观条件,让其不可替代。
所为者何?
当前金融控股公司仍存在诸多包括制度性、高财务杠杆、不正当关联交易在内的潜在风险,这决定了我国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的工作重心应注重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产品的监管。
首先,需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协调合作。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按照此定义,尽管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尚未明确规定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但实际上已经存在着几种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第一类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控股类金融控股公司,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和平安集团等;第二类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外设立或在国内与外资合资设立投资银行,如中银国际、中金公司和工银亚洲等;第三类实业公司控股金融,如山东电力集团、海尔集团、泛海集团等。
其次,需完善相关的监管协调合作对策,这种监管需要从以下几点加以实施:完善有关跨行业、跨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法律、法规;避免出现监管真空与重复监管;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全面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加强金融市场基础建设和诚信建设。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跨行业、交叉性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新产品不断被引入。银行、证券和保险交叉经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纷纷建立全面合作关系。同时,各金融企业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的产品覆盖面,创新金融服务手段,探索发展多种理财业务,在现有分业经营政策框架内发展业务,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这些产品多是跨行业、跨市场和理财品种,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业及实体企业,涉及同业市场、国债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等不同市场。我国跨行业、跨市场金融工具发展十分迅速。
交叉性金融产品,同样存在着制度性、流动性,以及利率市场化等诸多风险,因此,对交叉性金融产品的监管协调合作对策的探究,也是金融监管的重要领域。推动金融产品和机制创新,合理引导资金流向,不断拓宽金融媒介的宽度,有利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协调发展,达到分散金融风险的目的。
（一）美国美国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实施统一监管。美国汲取危机的教训，开始强化美联储的监管职责，赋予其更多的实权，将审慎监管的职责明确授予美联储，统一、集中监管成为未来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二是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控股集团的出现使原有分业监管模式难以满足发展需要，而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是导致次贷危机蔓延成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在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三是扩大监管范围，提高监管标准。美国等西方主要经济体达成了共识，即有必要将金融创新活动纳入到严格的金融监管的范围之内，以规避类似的风险。此外，提高金融监管标准也是各个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四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作。全球金融化导致一国的金融危机随时可能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为避免类似情况出现，美国等西方主要经济体一致认为有必要切实加强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协作，尤其是信息沟通方面需要加强，这将成为应对金融危机发生的一项重要手段。
（二）欧盟欧盟的改革幅度也很大，一是设立了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负责宏观审慎监管。二是建立起欧洲金融监管体系：其一，将金融监管的内容从证券市场扩展到包括银行和保险在内的整个金融服务领域；其二，扩大和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权限，实现监管权力的适度集中；其三，统一金融监管模式，由原来的分业监管转为混业监管。进入2011年，由金融危机催生的新的欧盟金融监管体系已基本建立并开始履行职责。欧盟金融监管改革有3个突出特点。一是监管层次和监管对象更加全面。除专门设置履行宏观监管职能的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外，更将直接监管权限由原来仅限于证券市场，扩展至包括银行、保险、职业养老金在内的几乎整个金融服务领域。二是欧洲中央银行在监管体系中的职能和地位明显加强。它为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提供多方面支持，对欧盟金融系统履行宏观监管。三是欧盟层面金融监管机构地位大大提升，并拥有了一定的超国家权力。
（三）英国英国是推进金融监管改革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此前，英国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金融监管体系，由于英国此次所受到的冲击主要是外源性的，所以其改革在对现有体系进行修补与微调的同时，更多地将重点放在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以体现英国的利益诉求，巩固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四）20国（G20）集团不久前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金融监管也多次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最终文本，并要求各成员经济体两年内完成相应监管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监管标准，2019年1月1日前全面达标。由此可见，经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金融监管已跃升为全球集中关注的话题，加强监管也成为全球金融改革的大趋势。
二、此次金融危机我国金融未受直接冲击的原因
（一）发展阶段的差距长期以来，一直以市场经济及金融业高度发达而引以为自豪的西方发达国家，常常自诩处于高端发展阶段，但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却尴尬地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损失极大。而侥幸的是，与欧美相比，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仍然处于较低阶段，并未遭受较大的直接冲击。应当讲，这一方面表明我国金融监管及其有效性有了很大改善，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金融业及其市场发展的相对不足。我国虽然没有遭受到危机的直接冲击，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必然进一步提高，加强金融监管、构建金融稳定机制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金融交易手段及工具落后与欧美相比，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金融市场的活跃度相对不足；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边界清晰，不存在“影子银行体系”；衍生品市场基本不存在，金融工具结构简单，交易链条较短，我们的产品和工具还没有成熟到西方国家那样的高度和复杂度，在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上，端复杂的金融工程、过度延伸的交易链条和过分衍生的金融产品中潜藏着大量的风险。但在中国，金融风险则主要来源于贷款客户违约风险，即还是以信贷资产风险为主。
（三）监管理念差异及创新步履缓慢长期以来，许多西方国家的金融监管者热衷推崇“市场至上”的理念，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由于过分相信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和机构的自我约束能力，导致许多监管漏洞的产生。随着金融创新的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风险源游离于监管半径之外，危机一旦到来，必然遭受重创。应当说，我国的金融监管理念也是不全面的，我们的金融创新落后，对于创新的监管理念也就落后，此次未受重创只是侥幸。从长远看，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金融创新，只有以监管理念和监管机制的创新才能保障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和健康发展。必须清醒认识到，尽管由于上述原因，此次危机对我们的冲击没有发达国家大。但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我国监管体制所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严重，须引起高度重视。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理念落后，缺乏全面监管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监管主体作为国务院下属的行政部门，自成立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目前的监管工作虽然有很大改观，但仍基本上停留在行政监管阶段。所实施的基本上是限制性监管、合规性监管，风险性监管没有实质性进展。全面监管理念的缺乏势必导致在具体工作中，监管部门往往注重某一方面管理，而对风险性监管力度不足，这种状况迟早将酿成大祸。
（二）监管手段单一，监管效率不高完善的金融监管应包括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及三大手段的综合应用。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起步较晚，现阶段主要采取的仍是行政手段监管，随意性很大，监管效率不高。另外，信息披露机制非常不健全，金融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虽然我国正努力完善行业的相关立法，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法律，但未能涵盖金融业的全部，且因规定比较原则化，在监管实践中难以具体操作，金融监管效率低下。
（三）监管范围较窄，创新监管不足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给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重点主要放在传统业务上，对金融创新业务还缺乏有效监督。金融创新的监管是一个很重要但又很难解决的问题，创新会促进经济的发展，监管过于严苛会扼杀创新的动力和活力，但因为金融是一个特殊领域，创新产品也确实可能带来风险，我们的监管工作总是发现了问题再去完善和修补，永远跟在后面，这就势必会影响到监管的有效性。
（四）协调机制低效，缺乏无缝监管我国已建立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方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并规定每个季度召开一次例会，三方共享信息资源，但近年来产生的金融控股集团给监管机构提出了难题，因为金融控股集团的业务范围几乎涉及到各个行业。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就会出现监管重复或监管真空。纵使监管机构有三方联系会议制度，但这只涉及到三方信息的分享和沟通，无法真正做到对金融控股集团的有效监控和无缝监管。
（五）缺乏国际协作，联动机制薄弱当今国际金融监管以国家为主体，不同监管模式之间缺乏合作和协调。国际金融监管协作只是在银行业监管方面制定了《巴塞尔协议》，并设立了巴塞尔银行业条例监督委员会。新近的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最终文本，还有待于各成员体完成相应的工作。我国与国际金融监管协作不多,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金融出现问题极有可能波及它国，酿成全球性危机，我国也不能独善其身。
四、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议
（一）树立正确的金融监管理念做好金融监管工作，首先必须具备先进的监管理念。我们应该不断更新金融监管理念并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汲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金融监管改革经验及有关规定，关注各种不同类型的风险，在具体监管实践中，进一步突出风险性监管这一重心。理念的更新将使得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能够站在一个整体、历史的高度，体现出监管的前瞻性和宏观性，进而实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目标。另外，针对这次危机，相关国际机构聚集了各方面专家和官员，力求制定一整套金融监管的新标准和有效执行模式。可以预见，将来这些标准将会对世界金融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规则的制定，要在国际金融监管新标准的制定中发挥应有作用。
（二）建立和完善金融危机预警机制1、建立预警机制的主体架构应结合我国现行管理体制建立起高层、中层和基层三个层次的预警架构。建议设立一个权威机构作为高层系统，主要负责监测国际金融风险走势及全国范围内金融风险的监控,并对中层和基层系统实行管理；中层预警系统作为区域性系统具体负责本辖区的监测预警,对辖内各类金融机构实行监督控制和咨询服务；基层系统则是根据上级的指令,加强对辖区内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将各种信息及时反馈上去。这三个预警层次各司其职,构成一个上下呼应的网络体系，协调动作，实行垂直的风险监测预警。2、建立反应灵敏、渠道畅通的预警信息系统我国的金融监管信息体系还远未达到《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所提出的标准，这就严重影响了监管的灵敏度。建议在现有的统计体系中增加和完善描述市场总体风险和金融机构风险的指标，这会使整个市场统计指标体系更加完整，同时也为风险监测和预警提供更有力的信息支持。3、建立完善的金融预警评估模型应重视对金融风险评测模型的研究和开发，利用金融工程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人工智能技术、神经网络技术等，开发各种风险评测模型，对金融机构的各类风险进行分析和预测，有效发现潜在的风险，提高金融监管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建立更加有效的金融监管合作协调机制这里所说的合作协调机制，不仅要解决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协调，而且还包括金融监管部门与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此次金融危机对金融监管机构、中央银行、财政部等宏观调控部门都提出了新的挑战，金融监管与宏观调控作为协调整体经济平稳运行和维持金融稳定安全的两个重要手段，其合作协调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我们国家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独特制度优势，在此次危机的发生和处理过程中已经被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应总结经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
（四）完善金融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效率西方主要经济体的金融监管越来越注重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基本实现了多种监管手段的互补和统一。我国的金融监管也应朝这个方向努力。在监管手段上，由单一走向多元，即从过去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过渡到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三者之间的协调配合，优势互补，不断丰富和创新监管手段。另外，应尽快加快金融行业立法进程，弥补金融监管法律手段的缺失。在监管范围上，应将金融监管的涵盖范围有效扩展到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在内的整个金融服务领域。尤其要将金融创新活动纳入到严格的监管范围之内。在监管效率方面，应建立以网络化、电子化为特征的信息共享机制。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陆续进入和金融创新的纵深推进，我们面临着对象复杂化和范围扩大化两大现实问题，因此在监管手段上要尽快向现代化目标迈进。要加大对监管的科技投入，确保监管质量和效率。
美国金融机构监管改革的背景
本轮金融危机的根源可追溯到数十年之前。自大萧条以来没有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使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变得过度自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和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甚微,使人们对美国金融市场和企业的复苏满怀信心。资产价格的飙升,尤其是房价泡沫的出现,使金融体系信贷标准降低和杠杆比率上升的隐患得以掩盖。
即使是经验最为老道的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系统也没能跟上复杂的金融新产品的开发步伐。美国市场缺乏证券化贷款的透明度和标准,使贷款发放的条件过于宽松。随着投资者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市场纪律明显松弛。金融业薪酬实践倾向于以牺牲长期利润为代价而追求短期利润。美国家庭表面上更容易获得贷款,但这掩盖了消费者利益保护不力的问题,最终导致家庭对金融产品的不理解和偿还能力的不足。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几年,美国金融体系已经积累了严重的风险。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资本杠杆倍率处于历史高位,对短期融资的依赖日益严重。在很多情况下,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系统的缺陷使他们对表内和表外的总体风险状况并不了解。与信贷扩张相对的是房地产泡沫。金融机构将可获得短期资金视为当然,并没有制定危机时期应对流动性风险的计划。当资产价格开始下跌,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时,金融机构不得不收回贷款,紧缩对企业和个人的融资。
美国当前金融监管框架无力解决由此导致的金融危机。确信无疑的是,美国的大型、关联和高杠杆的金融机构应当接受联邦政府机构的统一监管,但事实上当前的金融监管是不充分和不统一的。
第一,对金融机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要求太低。监管当局不要求金融机构持有充足的资本来覆盖交易资产、高风险贷款和表外贷款承诺的风险,也不要求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时期增加资本以应对经济萧条时期可能遭受的损失。监管当局不要求金融机构制定应对流动性危机的方案。
第二,监管当局没有考虑到大型、关联和高杠杆金融机构破产时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冲击。
第三,将对综合经营的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责任人为分割,几家联邦监管机构分别承担监管之责。监管责任的分割和对银行法律界定的漏洞使同时涉及存款和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通过游说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监管制度。
第四,美国政府对投资银行业务的监管很不充分。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在挤兑面前很脆弱。对冲基金和其他私人资本投资工具目前完全游离在美国的金融监管框架之外。 引发本轮金融危机的原因还有很多。为了恢复金融系统和投资者的信心,实现经济的早日复苏,美国政府决定对金融机构监管进行改革。
美国金融机构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
美国财政部建议对所有金融机构实行严格和统一的监管标准,以弥补监管空白、填补监管漏洞,减少监管套利机会。主要建议如下:
成立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负责对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监管
成立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实现监管信息的共享和监管协调,对金融体系出现的风险进行识别,向美联储如何识别破产可能威胁金融体系稳定的公司提供建议。
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财政部长(担任委员会主席)、美联储主席、全国银行监理会的理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董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和联邦住房金融局的董事。
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
推进主要联邦金融监管机构监管信息的共享和在政策制定、规划设计、现场检查、报告要求及监管行动方面进行协调;
为主要联邦金融监管机构就跨领域问题的商讨组织相关论坛;
识别监管空白,为国会就金融市场发展和潜在新兴风险提交年度报告。
立法机关赋予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的权力包括从金融机构收集信息,负责就新兴风险向相关监管机构提请注意等。
新设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与已有的联邦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边界应当划清,避免责任重叠。每家金融监管机构通常拥有排它性职权来实现其职责。为了实施对金融市场稳定性构成威胁的金融业务进行监测,美国财政部建议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有权要求金融公司定期或不定期提交对其金融活动的金融稳定性威胁程度的评估报告。
对所有大型、业务相互关联的金融机构实施并表监管。
所有金融机构从规模、杠杆倍数和关联性角度考虑其破产可能对金融系统构成威胁的,都应当接受严格的并表兼管,不论其是否拥有受保险的存款机构。美国大型投资银行的突然倒闭和保险公司AIG的巨亏都是金融危机中导致金融系统不稳定的事件,这些金融机构规模大、杠杆倍数高,与金融系统其他主要参与者关联性强,但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管。
美联储应有权力和责任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并表监管。根据美国目前的法律规定,美联储负责对银行控股公司进行并表监管。随着金融危机以来公司结构的变化,美联储已经对所有主要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实施监管,因此美联储拥有充足的资源和丰富的经验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并表监管。
通过立法制定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判断标准作为美联储并表监管的主要依据。美联储在判断一家金融公司是否属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标准是这家公司破产是否会对金融系统稳定性造成威胁。这些因素包括:
公司破产将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影响;
公司规模、杠杆倍数(包括表内和表外头寸)和对短期融资的依赖程度;
公司是家庭、企业、州或地方政府主要的贷款来源,或者是金融系统流动性的提供者之一。
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标准(包括资本要求、流动性和风险管理标准)应当比其他金融公司更加严格和保守,因为他们破产可能对金融系统形成冲击。
一级金融控股公司应当遵守更高的监管标准,因为他们的潜在破产对金融系统的影响更大。但是,考虑到一级金融控股公司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如果对他们设计过高的监管标准将抑制经济和金融的长期增长。因此,美联储在咨询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的基础上制定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标准,在实现金融稳定最大化的同时使经济和金融的长期增长成本最小化。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并表监管应当扩展到其母公司和所有子公司,不管这些公司在国内还是国外。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子公司应当主要由银行监管当局进行监管,但赋予美联储通过检查获取报告的权力,并对其进行严格监管以防范系统性风险问题。金融危机显示出对所有一级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并表监管和对每家公司业务深刻理解的重要性。金融危机表明,对并表金融机构和金融稳定性的威胁可能来自任何业务线和任何分支机构,要求对单一子公司的功能监管者对识别跨领域和业务线的风险进行识别并不合理。
加强对所有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资本和其他审慎监管标准的实施。
美国财政部成立工作小组,成员包括联邦金融管理机构人员和外部专家,负责对银行、银行控股公司和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资本要求进行重新评估。
本轮金融危机暴露出现有监管资本的一系列问题。目前的监管资本规定对金融机构的表外投资公司并没有资本要求,结果金融机构从事大量结构性工具的投资、资产支持商业票据项目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咨询业务。另外,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的基础资本所包含的许多资本工具并不具备吸收损失的功能。
对监管资本的评估应当包括:
调整监管资本规则以减少其顺周期性。比如,通过要求所有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在经济繁荣时期持有充足的高质量资本从而使他们在经济萧条时期的资本充足率达到最低监管要求; 加强如下一些投资行为成本、收益及可行性的分析。这些问题包括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发行或有资本工具(可转债),购买极端事件保险对冲宏观经济风险等等;
对高风险的投资和资产提高监管资本要求,主要包括:交易头寸、股权投资、低信用等级的公司或个人贷款、高信用等级的ABS和MBS、显性或隐性的表外投资工具和非集中清算的OTC衍生品;
对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增加更简单、透明的杠杆比率以弥补监管资本要求的不足。
联邦金融监管机构应当与股东长期利益相一致的金融机构高管薪酬制度的标准和指引,避免强调短期激励威胁到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同时使薪酬委员会更具独立性。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众多,薪酬制度是其中之一,过于强调短期收益的薪酬激励使金融机构高管层大量从事高杠杆倍数的投资,因此应当使薪酬制度与股东利益、公司和金融系统的稳定相协调。
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应当对会计准则进行评估,从而使金融机构实施更具前瞻性的损失准备;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应当重新评估,从而使财务报表使用者获得公允价值信息和知晓更透明的持有投资现金流的状况。会计准则在某些方面具有顺周期性,意味着他们倾向于放大经济周期。比如,经济繁荣时期银行的贷款损失拨备会下降,因为当时的贷款损失数据较小。在决定贷款损失拨备时金融机构应当具有前瞻性,应对不同于近期历史损失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在信贷周期之前计提较高的损失拨备,从而减少会计准则的顺周期性。
银行与子公司之间的防火墙应当加强,预防银行子公司的风险向银行所在的金融安全网传染。《联邦储备法案》23A条和23B条的规定旨在保护银行与其子公司之间交易时免遭损失,规定银行与子公司交易时要受数量限制,对所进行交易提供抵押品,交易必须遵照市场条款进行,但经美联储批准银行可免受以上法律制约,于是银行与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成为监管漏洞之一。美国财政部的报告建议,监管当局应当对银行与子公司之间的OTC衍生品和证券融资交易进行严格限制,要求对关联交易提供完全的抵押品。另外,美国财政部建议将现有的对银行与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限制扩大到银行与所有它发起或提供咨询的私募投资公司。
堵塞银行监管的漏洞
成立新的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全国银行监管署(NBS),负责对联邦政府批准的银行、分支机构及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实施统一监管。本轮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即美国政府对同一金融机构存在多头监管,导致金融系统出现监管漏洞,目前多家联邦监管机构功能重叠导致金融机构通过改变审批机构享受到更宽松的监管,从而导致监管体系中出现严重的结构问题。目前美国货币监理署负责对全国性银行、分支机构和外国银行进行监管,储蓄管理局负责对全国储蓄机构和储蓄机构控股公司进行监管。美国财政部建议取销储蓄银行牌照,对所有存款机构实行统一监管,由全国银行监管署肩负起货币监理署和储蓄管理局的监管职能。
必须堵塞《银行控股公司法》在储蓄机构控股公司、工商企业贷款公司、信用卡公司、信托公司监管中存在的漏洞。《银行控股公司法》规定任何公司只要拥有一家受保险的存款机构就必须注册为银行控股公司,银行控股公司必须接受美联储的并表监管,同时需要遵守《银行控股公司法》对非银行活动的限制。然而,拥有受存款保险公司保险的储蓄机构、商业贷款公司、信用卡银行、信托公司的控股公司却不需要注册成银行控股公司。拥有储蓄机构的控股公司受到储蓄管理局的并表监管,但拥有其他存款机构(如商业贷款公司、信用卡银行、信托公司)的控股公司却不受并表监管的约束,结果像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那样的投资银行、像AIG那样的保险公司及众多金融公司、工商企业都获得了金融安全网的保护,但并不受《银行控股公司法》的制约,不需要接受并表监管,结果他们在表内业务运用了过高的杠杆倍数,在表外承担了超过资本覆盖能力的风险。
对对冲基金及其他私募资本投资公司进行监管
超过一定规模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创投基金依据《投资顾问法》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投资咨询公司应当提交其所管理的基金是否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的报告。近些年来,美国私募基金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市场力量。尽管一些从事商品衍生品交易的私募投资基金需要到商品与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登记,也有部分私募基金自愿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但美国法律通常不要求私募基金在监管机构登记。于是,在金融危机中,对冲基金的去杠杆化导致了金融市场的紧缩。由于这些基金没有在监管机构登记,因而政府缺乏全面、综合的数据对其市场行为进行评估。美国财政部建议所有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的私募投资基金应当遵守以下要求:保持交易记录;向投资者、债权人和交易对手进行信息披露;定期向监管当局报告。
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管
美国财政部建议在财政部内成立全国保险办公室,从事保险业信息搜集、开发专门技术、进行国际谈判和政策协调等工作。保险公司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家庭、企业避免遭受不可预见的损失。因而保险业是美国金融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2008年美国保险业资产规模为5.7万亿美元,从业人数达230万之众,占整个金融业的三分之一。长期以来,美国保险业主要由各州监管,结果导致监管的不统一和跨州竞争的不充分,保险业缺乏效率和产品创新不足。考虑到保险业对经济的重要性,美国财政部建议在财政部内设立全国保险办公室,负责对所有保险公司进行统一监管,并遵守以下六项原则:
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进行监管;
所有保险公司应当有充足的资本和合理的资本与负债结构;
对保险产品和业务进行有效和统一的保护;
提高州保险公司和联邦保险公司监管的统一性;
加强对保险公司及控股公司(包括从事非传统保险业务的控股公司)的并表监管;
加强国际协调。
对美国金融机构监管改革方案的评介
美国财政部提出的金融机构监管改革方案是对导致本轮金融危机的监管体制缺陷的反思,基本上反映出美国金融机构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果该方案能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金融机构改革方案的积极影响
关于并表监管。美国新金融机构监管体系方案强调银行控股公司和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并表监管,有利于克服现有功能监管的缺陷。美国财政部的金融机构监管改革方案是对现有金融机构监管体制进行重大修改,根据《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美联储作为金融控股公司伞形监管者,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综合监管,各金融监管机构按照行业监管职责要求对子公司所属业务进行功能监管,其中美联储、财政部、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银行子公司的监管,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证券子公司的监管,州保险监理署负责对保险子公司的监管。虽然美联储名义上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综合监管,实践中它侧重于对银行业的监管。美国现行的金融功能监管体制,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的监管者之间缺乏协作,使监管存在漏洞,而通过设立统一的监管机构(美联储)并对综合化经营的银行控股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并表监管,可以抑制控股公司真实财务状况隐蔽化、关联交易多样化和风险传染扩大
化等弊端对金融体系的威胁。
关于统一监管。通过对银行业和保险业实施统一监管,可克服目前多头监管的缺陷。目前由于控股公司拥有银行与储蓄机构、商业贷款公司、信用卡银行、信托公司所受的监管不同,拥有银行的控股公司受到《银行控股法》的限制,而拥有其他类型的存款机构却可以规避并表监管。美国保险业由各州的保险监理署多头监管,对于跨州、甚至是全球性的保险公司割裂的监管如同盲人摸象,而成立全国保险办公室有助于对像AIG这样的巨头进行并表统一监管。
金融机构改革方案面临的挑战
就像大萧条催生了美国金融业的分业监管改革一样,本轮金融危机也将触发美国金融业监管的大变革。但美国财政部的金融机构改革方案尚处于国会议员的激辩之中,仍面临着不少挑战。
关于监管有效性。金融机构监管改革并没有改变美国伞形功能监管的体制,难以实现对综合化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银行控股公司的有效监管。在美国金融综合化改革后第八个年头爆发金融危机,而此前的60多年美国经济没有出现过严重的衰退。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自由化改革中没有配套的监管体制改革,在混业经营时代依然沿用分业监管模式,致使金融业风险失控引发危机。本轮危机前由美联储负责对银行控股公司进行监管,而花旗和美国银行的巨额亏损暴露出美联储监管的不力,因而仅靠赋予美联储更大的监管权力,并不能阻止金融危机的重演。
近几年，我州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速度逐步减缓，业务萎缩严重。2019年，小贷公司退出行业；2020年，康定盛捷融合小贷公司退出行业。目前仅存小贷公司1家。由于两家小贷公司相续退出，2020年全州小贷行业贷款余额下降1894.6万元，仅为5085万元。
二、小贷公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缺乏良好“土壤”。我州属边远民族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相对滞后，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对经济发展支撑促进作用力不强。全州企业量少质弱，民营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小贷公司的发展缺乏市场经济的有力基础支撑。此外，我州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步伐一直较为缓慢，社会信用环境、金融法律意识、政府重视程度等方面均不够理想，客观上对小贷公司的发展较为不利。
（二）经营管理问题重重。我省地方金融组织不仅业态丰富，而且数量众多，风险隐患大。为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提出了“减量提质”工作要求，强调逐步引导经营有问题的地方金融组织退出行业，同时也加大了对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管力度。在强监管措施之下，我州小贷公司本身的质量短板问题凸显出来。2020年监管检查中，发现我州小贷公司在制度设立和执行、业务操作专业化方面存在多种问题。如对小贷公司检查中就发现存在以下一些问题：该公司未按公司《管理制度》规定将金额在2000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资产列入固定资产科目核算；未按公司《贷后管理制度》规定按月进行贷后检查工作；未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标准对资产进行分类，不良资产划分不准确，导致对应的不良资产资本金占比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不准确；存在长期展期续贷但未收息的情况；借款合同不规范，合同编号存在随意性，借款人与保证人为同一人；借款合同约定贷款方式为抵（质）押的，在贷款档案中却没有抵（质）押合同，也无抵（质）押权属证明和抵（质）押物备案资料，抵（质）押物评估价值无依据；贷款展期手续不完善，仅有借款人的展期申请书，无双方签订的展期协议和贷款展期时的内部审批资料,展期申请书上审批人与贷款审批人不一致。为此州金融工作局进行了风险提示，启动了约谈等监管程序。但由于小贷公司的问题日积月累，已很难在短时间内将问题整改到位，可能不得不对其依法进行处罚。
（三）地方支持力度不足。省内其他一些市（州）为鼓励本地民营企业发展，除落实《省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对小贷公司的支持政策外，还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支持地方金融组织发展的政策，而我州受限于财力，目前还未推出能有效支持小贷公司发展的鼓励政策，现有政策门槛高、范围窄，小贷公司“获得感”不强。（四）金融专业人才缺乏。州内小贷公司普遍存在人才缺乏的问题。原康定盛捷小贷公司一位专业经验丰富的高管因个人原因离职后，公司经营急速下滑，难以为继。小贷公司从业人员中从事贷款业务的人员不仅少，而且专业程度也不高，导致公司在经营中不能有效按照国家规定开展业务，出现了很多操作不合规问题。
三、对国家的建议
多年对小贷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管，使我们认识到地方金融组织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地方金融组织的发展基本是市场导向的，即市场需要的就发展得好，市场不需要的就会迅速衰亡。我州由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7+4”类地方金融组织中，仅有小贷、担保、典当和产权交易场所几类组织，且数量均为1家，此种情况与我州经济金融发展的现状基本相符。近几年小贷、典当行业萎缩极为明显，而担保公司由于市场的需要和政府的支持，成长得则较为迅速。市场需不需要、政府支不支持是地方金融组织生死存亡和发展的关键。
为此我们针对小贷公司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议在国家层面立法，出台《地方金融组织管理法》或《地方金融组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以小贷公司为代表的地方金融组织的法律地位，赋予其金融机构身份。同时明确其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明确其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规范其经营和业务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