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8 17:10: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不同点及其产生的文化根源
中西方的同性恋文化，在法律与民众接受度两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研究发现，西方国家的法律接受度较中国为强，而在民众态度上则为弱。在西方世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虽历经波折，但其成果却不容小觑。至2013，美国已有8个州承认同性恋婚姻。在英国，“从2014年起，同性婚姻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得到法律认可”。在西方其他国家，结果也同样乐观。“目前，加拿大、瑞士、挪威等国都已容许同性结婚。挪威最近通过的同性恋婚姻法，允许同性恋在教堂举行婚礼，可以收养儿童或者进行人工受孕”［6］。而在中国，“法律对同性恋婚姻可以说是一种规避，或者说我国法律在同性恋婚姻方面处于一种特殊的真空状态。1997年我国新《刑法》颁布将流氓罪取消后，法律对同性恋问题就再无迹可寻”。因此，同性恋合法化在中西方法律保护方面存在差异。而从民众接受度来说，即便西方法律已为同性恋者提供了更多保护，但民众以各种形式反对同性恋的新闻也屡见不鲜，如2013年法国十几万人反同性恋街头大游行。中国的反同性恋态度就相对比较和缓，除个例外，几乎很少有类似的有组织的反对活动。
之所以产生以上这种差别，主要是受中西方法律文化与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权利是西方法律文化的内容，保护权利是西方法律的一贯追求，实现正义是西方法律文化的最终目标”。在这种文化孕育下，人权与自由被充分提倡，因此西方民众在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方面就具有更强的法律意识，也成立更多的社会福利机构或服务机构，为同性恋者维权。相较于西方，中国的法律更多是“用‘义务’来强调法律的威慑作用”，并且“人治”文化已深入人心。因此，中国同性恋者为同性恋婚姻立法、保障同性恋自身合法权利的呼声就相对较弱。此外，在宗教文化方面，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西方民众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上难以接受同性恋现象，因此接受过程缓慢且充满波折。在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深远，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中庸之道”更是深入到老百姓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因此，民众更倾向于不强出头，不随便惊动他人、政府或法律。更何况古语里还有“枪打出头鸟”的说法。所以人们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是相对温和，即便有些人秉持着反同性恋的态度，但也不会公然反对或形成大范围抗议。
二、中西方同性恋观的差异体现的文化意义
通过以上探讨可知，同性恋文化在中西方社会都同样存在并且在文化繁荣的时期和地区蓬勃发展，这样的共同性源于文化演变规律中的“情（性）欲原动力律”以及中西文化互根性的特点。因此，同性恋现象与文化并非是一个部落、地区、国家或种族内的文化异类，而是人类共有的性选择现象。它无关乎一个国家或种族是否先进，也无关乎一种文化是否优秀，它只是一种情感的正常表达。因此对待同性恋文化以及对待同性恋者，一味地反对是不可取的，与看待其他任何文化一样，需辩证地看待同性恋。这样的处世待人之道不仅是尊重了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了同性恋文化和同性恋者，更是体现了自身文化的优越性。
尽管同性恋文化在中西文化中有其共同性，但其遭遇却有着较大不同。这样的不同源于中西法律与宗教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偏“理性”且讲求权利捍卫，而中国人偏“感性”且讲究履行义务。对于中国人来说，“感性”的思维方式使得人们更加注重人际交往中情感的表达，常以感情的深浅来行事，因此汉语里也常有“重义气”、“讲感情”等词来夸奖一个人的品德。讲求义务的履行则是体现了中国人的奉献心、责任心以及善良品性，而“中庸之道”更是进一步鼓励了中国人中庸谦和、不走极端的待人处世之行为。以上皆是我国华夏文明的优秀之所在。但是这种处世之道同时也使人们容易忽视对自身权利的捍卫，导致委曲求全，遇事不敢声张，更可能造成对社会不公的冷漠，导致了中国同性恋者过多默默承受着社会的异样眼光与压力，从而将情感焦点更多转向与私人的小爱，而无视了对整个同性恋大家族的维权与大爱。因此，在权衡权利与义务、捍卫自身正当权益方面，中国同性恋者应学习西方“理性”“维权”的意识，更加主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更多人真正了解与理解同性恋文化，让整个同性恋大家族能尽早在法律的保护下健康发展。
三、结语
在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同性恋文化与同性恋者的境遇有共通之处，亦有不同之处。共通之处使得不同种族的人们加深了对同性恋的了解与理解，让人们能够更加平心静气地看待异己文化；不同之处则提醒了我们时刻注意趋利避害，在了解自身文化长处之时，也能看到自身文化的不足，从而找到进步的方向，切实完善本民族文化，发展本民族文化。
作者：金丽珍单位：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刮痧》；法律文化，法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44-03
一、问题的提出
影片《刮痧》的剧情很简单，许大同与妻子简宁赴美八年，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老父亲的到来更为这个家庭平添了几分喜悦。这一切都使许大同感到他的“美国梦”正在实现，但随后的一件意外却使他从梦中惊醒，5岁的儿子丹尼斯因为肚子疼，在家的许父便用中国民间流传的刮痧疗法给丹尼斯治病，但孩子背上的道道红痕竟成了许大同虐待孩子的证据。以儿童福利局为代表的国家法律以无孔不入的覆盖面和猝不及防的速度进入了许大同一家的生活中，将丹尼斯以“免受虐待”之名与许大同夫妇隔离开来。在听证会上，中西文化的差异使许大同百口莫辩，最终失去了对儿子的监护权……随之而来的是朋友反目、送父回国、带子逃亡、夫妻分居，接踵而来的厄运将许大同抛入深渊。最终由于许大同的朋友通过自身亲历了解了刮痧是一种治疗方法，并在法庭上通过此证据为其作证，才使得这个故事有了完满结局。
影片主要围绕以许大同是否构成对儿子的虐待行为为争议焦点的案件来展开。案件的被告是在美国只待了不到10 年的深受东方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而控方律师则是地地道道、血液里浸满了西方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美国人。根据影片中案件经历的整个过程来看，反映出来的中国人与美国人法律价值观念典型地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文化体系，当事人之间内心冲突的根源和对抗方式的不同，恰好反映了中西方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
二、中西方在法律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
（一）对法的认知上的差异
在法的观念上，中国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在法律制度方面，主要有“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等立法指导思想，形成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刑律为主的法规体系。在法律意识方面，认为法律的渊源在皇帝，皇帝口含天宪，皇权至上，法自君出。法律的作用在于治民、治吏等。因此，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以为法即是刑法。而西方对法的认识主要以权利为轴心。这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的国家法肇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社会妥协的结果。所以，尽管这种法不能不因社会集团力量的消长而偏于一方，也不能不因为它是国家的强制力而具有镇压的职能，但它毕竟是用以确定和保护社会各阶层权利的重要手段，并因此获得一体遵行的效力。
（二）对程序正义认识的差异
程序正义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上找不到影子。我国古代诸法合体，诉讼法律极不发达，程序正义无从谈起。直到近些年来，程序正义的观念才被引入我国法律文化之中。在我国司法的演进过程中，过于注重实体正义，而忽视了程序正义的作用及其自身价值，重实体轻程序。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造成了对当事人权利的侵犯，从而影响了结果实现实质的正义。西方法律文化不同于中国法律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体现了西方的程序正义理念。它注重达到目的或者产生正当结果的过程、手段和方式。
（三）法治与人治的差异
中国法律文化中的法体现的完全是儒家的人治思想。儒家人治思想主张圣人之治，保持司法的神秘性，断案决狱依靠的不是客观规则，而是断案人的主观意志。它强调执法者的人格力量、品质、智慧，这成为审理案件的决定因素。西方法律文化中，法是后发制人的，并且毫无偏袒地衡量诉讼双方提出的证据，哪一方的证据充分就胜诉，哪一方的证据不足就败诉，然后用国家强制力加以处罚。法的基本法职能是裁断而不是发现。
（四）传统思想的差异
亲属伦理方面，在中国法律史中有关于“亲亲相为隐”的内容，即亲属问有互相隐瞒罪行而免于或从轻处罚的权利。而西方文化是以单个人为个体，强调个人的权利，天赋人权，一切权利与义务是社会赋予的。
价值原则方面，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把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国家是家族的扩大形态，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体的所有行为都必须以家族集体的利益为最高准则。在这种价值原则的指导下，忽视个体利益和个人权利价值，通过限制个体利益的方法来维护特定的社会整体秩序的家族集体本位观念成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而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西方法律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个人权利本位。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公民，即法律上的自然人，这种自然人有法律人格，不同的自然人在法律上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
三、造成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社会根源
法是社会的制度形式，与其他社会现象有着密切联系。在全部社会现象中，与法的联系最为直接和密切相关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刮痧》这部电影反映出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诸多差异，进一步揭示了法存在于社会之中、受各种社会现象的制约，同时也能动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律和基本方式。
（一） 政治差异
中国传统的圣人政治和西方的契约政治来自不同的文化渊源， 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体系。在古代中国， 圣人的高高在上和常人的匍匐无知形成了对比， 由此也产生了漠视常人权利的政治文化。而西方契约政治的传统来自西方自身的历史和文化， 其结果是形成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体系。
在历史上，古代中国最多只存在过较为朴实的“民本”或“人本”思想，从来没有西方政治体系中的民主思想出现。即使是在清官明君的时代，“为民做主”成为历代官员的使命，而百姓的地位也没有突显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百姓的命运掌握在帝王将相文武百官手中，百姓的愿望就集中在希望王侯们代代清明当中。这样的文化体系，体现的是集权向心的特点，个体的权利被抹煞。与儒家的圣人政治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契约政治。早在古希腊的城邦制时期就已经实现了“直接民主制”，政府官员及其首脑都是由城邦公民选举及抽签产生的。统治者的统治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 方为合法的统治， 方为合法的权力。社会契约思想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是自由平等的个体存在。自由平等的个体的发展过程与社会契约思想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没有的思想。
（二） 经济差异
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本质上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种不同经济形式的演进，是经济类型的演变在人自身发展上的反映。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是人类的农业文明时期，与典型商品经济相对应的是工业文明时期，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隶属于农业文明文化模式，西方法律文化隶属于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正是文化模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人治与西方法治的分殊。
自古以来，农业生产一直是中华民族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这种稳定、内向、封闭的生产方式导致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人从属于自然，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必然导致对群体的依赖关系。所以就个体而言，人没有任何独立和自主，依附性的活动关系又必然形成依附性的文化意识。中国在农业文明时期，群体本位的伦理文化就始终左右着意识形态的发展。这种群体本位的群体文化完全泯灭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即人的自由本性。这种伦理依附性的文化精神是中国人治传统的根源。而且，在农业文明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人们生活在狭小的熟人社会之中，往往靠伦理、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调整人们的日常行为，对于国家制定的维护君权统治的法律却没有亲近感，更无自觉的应用意识，不可能产生出信法、尚法和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
而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商品经济传统，平等主体的权利型、契约型交往，需要统一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同时也孕育了现代法治的观念。西方的工业文明更使人在对自然的关系上成为主体。市场经济的平等、自由的本性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束缚，使人在社会关系上也日益独立自主，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分裂和人与群体的分化。人的自由本性得以充分发挥，使人潜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被释放了出来，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需要法律至上的治理方式。西方法治观念是在个体与整体充分分化后又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个体与整体的合一产生的一致性在于对个体自由的充分肯定。
（三）文化差异
文化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综合现象，法是这种综合现象的一部分。法的存在及活动既受到文化的影响，又对文化产生影响。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中”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人生处世要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每个人的行为指南，接人待物，举止言谈要考虑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四、结语
由此可见，不同的民族传统及社会历史发展历程和阶段，孕育了不同的法律文化。特定群体中的人们在遇到纠纷时，是决定运用法律机制，还是决定运用法律外的其他社会机制，如社团组织、村落、家庭、宗教等，归根结底是由法律文化来决定。法律文化的特质决定了纠纷问题的性质归属。该纠纷是属于法律问题，还是属于道德、宗教、政治的问题，还是其他领域的问题。这涉及到该纠纷解决的方式、途径和机制。从表面上看，纠纷性质的划分问题是由立法规制的，实质上却是法律文化的结果。通过《刮痧》可以看出，法律的产生与社会关系密切，不同社会背景造就不同的法律制度，法律没有能力创造社会文化中没有的东西，它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相联系。由于文化的多元性必然产生法律的多元性，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对异文化的无知或文化差异必定会导致法律的冲突。并且，文化差异导致的法律冲突，能否和平、圆满地解决，关键在于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理解。认识这一点对于生活在多元文化世界里的人们至关重要，人们需要学会认识和理解异文化，否则这个世界的冲突只会越来越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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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方管理思想；文化传统；差异；启示借鉴
管理思想是一个企业的灵魂，随着管理实践而发展。管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却早已在人们的生活中存在。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过程中，都形成了各具时代特色的管理思想。
一、中国现代管理的基本特征
中国管理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坚持“儒家为体，百家为用”的前提下，衍化出较为系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以及管理诸要素之间的各种关系，从总体上表现出如下的基本特征。
（一）政治性。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无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都表现出较强的经世治国的理想和抱负，这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尽管儒家思想集中体现在对个人品德修养的煅造上，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最基本的，但修身也好，齐家也好，最终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二）伦理性。由于中国文化的类型属于早熟性的农耕文化，故其管理思想带有明显的伦理性。因为就伦理观念的形成而言，它是社会人的一种本质特征，对人的行为影响和约束作用并不低于法律等强制性的手段，相反它是靠人的观念和意识的影响而作用于行为的，具有持久性和潜在性、稳固性。
（三）辨证性。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管理方式的认识准确地把握住了事物辩证发展和运动的规律性，强调有效的管理方式必须要用系统分析的方式来把握和认识世界，权衡利弊得失。
二、西方现代管理的基本特征
西方现代管理经过了科学管理理论时期、行为主义理论时期和系统理论时期后，逐步具有了以下的基本特征。
（一）明确性。西方现代管理从“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开始，就对管理提出了明确的范围要求。人事管理的作用日渐突出，在人事功能的扩充上增加了信息沟通、激励等内容。进一步发展到系统理论时，决策的地位被突出出来，同时又加入了创新的功能，这样一方面使管理的范围不断扩大，同时也使管理的职责更加明确。
（二）科学性。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提出，其中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代替传统的方法，因此在所有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都将科学性视为管理的生命。泰勒首创“科学管理”的主要内容就是用科学的管理方法第一次把管理理论和方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法约尔将工业管理上升为一般管理，韦伯提出官僚体制的管理模式，确定了科层制的组织理论，使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得以不断地发展。
（三）规范性。现代管理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作为起始点，逐渐形成了五大基本原则，即工作计划化、分工协调化、管理标准化、组织系统化、办事效率化，使管理进入了一个规范化的时代。
三、中西方文化传统差异――造成中西方管理思想不同的原因
管理是文化的结晶，特定的管理思想是寓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中，并受特定的文化传统支配和影响，从而带有特定文化传统的特征和烙印。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可以看出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区别。
（一）对管理核心的认识上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是管理的核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民本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和核心地位。如管子“民本”的管理理念、儒家的“民本论”等。西方传统文化――重视技术化的管理，把管理的重点放在物质资料的改进和提高上。如泰罗的规范管理理论和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等。
（二）在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上
中国传统文化――在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的指导下，管理方式与手段体现如下特点：一是十分重视“人”的作用并强调要“知人善任”；二是强调“士气”的重要性；三是讲究激励的艺术。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重视管理手段的艺术化、柔性化。西方传统文化――西方把管理的核心放在对“物”的管理上，同时把人也视为物化的管理对象，所以在管理方式、方法和手段上重视采用标准化的机械管理方式。
（三）在管理目标上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协调各种组织、群体间的关系，强调整体协同，并且这种协同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最终建立“大同”世界。西方传统文化――西方管理文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以追求利润和提高自身效率为目标，以追求自我价值为动力。
四、得到的启示与借鉴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中西方思想的差异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产生和发展路径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那么，我们应该从中得到这样的启示。
（一）在竞争的指导思想上提倡双赢。在竞争各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和谐是最为有效的方法，所以，中西方管理理念应该相互渗透，中国受西方竞争意识的影响，西方受中国以和为贵、中庸之道的影响，双方都在改变自身的习惯性的思维和理念。
（二）在人的行为方面提倡树立全球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西方的管理偏重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样做，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中国的管理智慧强调，人是属于社会的，道德、人的道德观念，在其人生的长河中所树立起来的道德，对人的行为、思想和态度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时是起决定性的作用的。
（三）在组织分工的基础上，满足人的心理需要。在工作方面，西方偏重于工作职责的管理。认为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如果职贵不分明，没有明确的分工，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的。但是在新的环境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追求其心理的需要，而中国的文化，为满足人的心里需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中西方两种思想是互补且兼容的，人类不仅需要理性的思想，也同样需要一些非理性的思想，理性思想把人类带进了科学化，而非理性却给人类增添了感情的色彩，更加富有人情味，只有把两者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的进行管理，更好的为企业带来收益。
参考文献：
[1]
刘云柏.中国儒家管理思想[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否成功实现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意义。电影《刮痧》是一部集中体现中西文化价值观差异的经典之作。通过从克拉克洪和斯多特贝克提出的五大价值取向维度对电影中体现的中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进行解读，可以加深中西方的相互理解，从而有助于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电影《刮痧》；价值取向理论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的世界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发展，而且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然而，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会因为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而导致文化冲突。电影《刮痧》以中医传统疗法刮痧为线索，讲述了一个华人家庭在美国由于中西文化冲突而陷入种种困境，最后又因为文化上的交流和理解而冲出困境的故事。电影中的主人公陷入困境和冲出困境的关键点在于是否能够理解文化冲突背后的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本文旨在从克拉克洪和斯多特贝克提出的五大文化价值观取向维度浅析电影《刮痧》所反映出的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一、克拉克洪和斯多特贝克的价值取向理论
二战后，美国人类学家佛萝伦丝•克拉克洪与弗雷德•斯多特贝克在哈佛大学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对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五个不同的文化社区展开一项大规模的研究。1961年，克拉克洪根据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在《价值取向的变奏》一书中正式提出了价值取向理论。价值取向是指“复杂但确定的模式化原则，与解决普通的人类问题相联系，对人类行为和思想起着指示与导向作用”[1]。该理论认为，任何社会和个体都会面临五大维度上的价值取向，即人性取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人与人的关系取向、时间取向和活动取向。但是每个社会和个体在这五大维度上价值取向的偏好有所不同。因此，各个维度上的不同价值取向构成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五大维度上的不同价值取向可以总结如下：1.人性取向：人性本恶（Evil）、人性本善（Good）或善恶兼而有之（Mixed）；2.时间取向：过去（Past），现在（Present）或将来（Future）；3.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服从自然（Submissive）、征服自然（Mastery）、或与自然和谐共处（Harmonious）；4.人与人取向：个体主义的（Individualistic）、附属的（Collateral）或等级的（Hierarchical）；5.人类活动取向：存在（being）、成为（being-in-becoming）或做（doing）。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在以上五大维度的价值取向上都有所不同。电影《刮痧》中的诸多情节都体现了中西方在五大价值取向维度上的差异。
二、电影中反映的中西方在五大价值取向维度上的差异
电影《刮痧》是中国内地著名导演郑晓龙的代表作之一。影片的主人公徐大同在美奋斗八年之后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他将北京的老父亲接到美国同住。一天，五岁的儿子丹尼斯闹肚子，他的爷爷用了中国代际相传的传统中医疗法刮痧给丹尼斯治病。美国医院的医护人员偶然发现了丹尼斯背后的痧印而怀疑其父母有虐待孩子的嫌疑。面对着对刮痧一无所知的美国律师和法官，许大同有口难辩。法庭宣布剥夺了他对儿子的监护权，美满家庭瞬间变得支离破碎。最后，许大同的上司兼好友昆兰亲自到唐人街体验了一次刮痧疗法，才最终促使种种冲突化解，大同一家重新团聚。这个华人家庭在美国所遭遇的文化冲突因刮痧事件而最终爆发并显现出来。影片中展现出的文化冲突从本质上而言可以用克拉克洪的价值取向理论予以解析。
（一）人性价值取向
西方的法治思想和中方的德治（人治）精神上的文化冲突可以在影片中略窥一斑。在决定是否剥夺许大同对儿子监护权的重要法庭上，大同慷慨陈词动情演说，法官都几乎为之动容。但是，一旦出现不利于大同的重要证据时，法官最终还是以证据为依据做出裁决。然而许大同却在聘请律师时毫无犹豫地选择了自己的上司兼好友昆兰作为自己的辩护律师。虽然昆兰的法律专业领域和他的案子并不契合，但是他依然执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好友出于情面一定会坚定地站在自己这一边。然而，昆兰却因为坚守事实而无意间做出了对大同不利的证词。这些细节都反映出西方偏重法理的法治思想和中方偏重人情的德治（人治）精神。而西方的法治思想和中方的人治精神的根源在于中西方不同的人性价值取向。性恶论的主流思想是西方法治思想的思想基础而性善论的主导观念则是我国德治（人治）精神的思想源泉[2]。西方系统法治理论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说：“一般而言，人都是忘恩负义、诈伪轻浮、怯懦、贪婪的。当你成功时，他的一切都属于你，他的血肉、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子孙，一切都贡献给你。但是，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们就倒戈相向，落井下石”[4]。与之相反的是，中国作为儒家文化圈的代表是性善论的信仰者。民间通俗文化第一文本《三字经》的首句训言便是“人之初，性本善”。儒家文化也认为人人皆可成尧舜[5]，人自身具有自我觉悟、自我行善的可能性，人的行为可以通过教化与感化矫正。这种乐观性的人性论价值取向，使中方文化重视劝善激励机制而疏于防恶约束机制，重视德治（人治）而甚于法治[6]。影片中大同在法庭上的动情陈词和重视情面都体现出他倾向于通过以德感人而不是以理服人来赢得官司。然而，他对中西方在人性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认识不清致使他败诉并陷入困境。
（二）时间价值取向
霍尔认为美国社会是“将来型”时间观念占主导的社会[7]。“将来型”取向的社会认为变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过去的是很容易过时的，很容易被抛弃的[1]。在影片中，美国人对“美国梦”的追求就体现了他们“将来型”的时间观念。与之相反，中国则倾向于“过去型”的时间观念。“过去型”的社会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年龄和经验，崇拜祖先，喜欢引经据典，喜欢依据过往的经验指导当前的事情[1]。影片中的爷爷集中体现了中方“过去型”的时间价值取向。爷爷喜欢引经据典，运用古语来教育自己的儿孙。例如，“当面教子，背后教妻”“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等。同时，爷爷用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中医疗法给孙子治病，也体现了“过去型”的时间观念。
（三）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
在电影中，中医传统医疗方法“刮痧”是将矛盾推向的导火索，也集中体现了中西方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许大同在法庭上试图向美国的法官和庭审人员解释刮痧：“刮痧是一种传统的医疗手段，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几千年来中医认为人有七经八脉，就像无数小溪流向江河，江河又奔向大海。人的身体就像非常复杂但看不见的生命网络，如同计算机网络一样。人的气发自丹田又回到丹田，也是同样的道理。”对面这一番关于“气”和“经”的陈辞，美国法官和庭审人员无一不感到困惑，直呼“请用我们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但事实上，中医是很难用从西医的角度解释清楚的，因为中西医代表着中西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医文化赖以生成的理论基础[8]。“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要服从普遍规律；人生的理想状态是天人调谐[9]。中医治疗和养生的理念强调顺乎自然界的阴阳变化以护养调摄，顺应自然的规律，追求人体生命与自然万物整体和谐的状态[8]。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文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而与之相反，西医则体现了西方人征服和控制自然世界的基本价值观念。《圣经•创世记》中记载,上帝说：“我要照我的形象，按着我的样式造人，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爬虫牲畜。”人被看作是万物的主人，可以用理性和意志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在西方人的世界观里，人类是世界的中心[10]。人和自然是分离的，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西医在治病时主要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着眼于人体各个部分的病变，并不是从人与自然的整体统一性的思维去寻求治病的方法。电影中的美国法官和庭审人员由于无法理解这种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建立的中医文化而导致跨文化沟通的失败。
（四）人与人关系的价值取向
影片中，许大同和美国律师对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中的经典人物的不同解读反映了中西方在人与人关系的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在大同的眼中，“孙悟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英雄，是个善良有正义感的英雄，代表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然而在美国反方律师则对孙悟空这只“猴子”的道德和价值观表示怀疑：“这只猴子受托管理九千年一熟的桃园，却把桃园占为己有。当别人制止他时，他竟然毁坏了全部的桃树。一个神仙炼出了长生不老药丸。孙悟空不但吃光了全部的药丸，还掀翻了炼丹炉，砸烂了别人的车间。这么一只顽劣粗鲁的中国猴子，却被当成道德与价值的榜样！”在人与人关系的价值取向上，中国人倾向于附属性取向，注重集体意识，认为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全群体的利益[1]。在中国民间文化中，孙悟空大闹天宫，代表着百姓对强权的集体反抗意识；西天取经路上，孙悟空不顾自身安危降妖除魔，力保取经团体能顺利完成任务，是机智和勇敢的化身。对孙悟空的推崇和赞扬与中国文化中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而美国人在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价值取向上则倾向于个人主义的取向，认为个人是独一无二的独立个体，个人的目标与目的优于群体的目标与目的[1]。个人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一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之下，美国律师对西游记中描写的孙悟空肆意毁坏他人私人物品的做法感到难以理解和容忍。他刻意把西游记的这一段描写摘录出来在法庭上宣读，说明这些细节是容易引起美国人共鸣的地方。大同看到自己崇拜的英雄被他人解读成一个粗鲁暴力的形象，顿时在法庭上怒不可遏。这样的表现正好印证了反方怀疑其有虐童的嫌疑。如果大同能够理解中西方对孙悟空的不同解读，认识到这背后潜藏的价值观上的差异，或许就能更加理智地做出反应。
（五）人的活动的价值取向
在电影《刮痧》的片头中，许大同获得了电子游戏设计新星奖。他在颁奖台上作出感言：“八年前，我作为一个移民，站在街头卖画为生。但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就会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美国人。这个奖杯证明了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就是我的美国梦。”与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大同相对比的是，影片中爷爷的老友老霍在美国待了十多年，依旧打着零工。这两个人物形象都是中国人，但却代表了中西方在人的活动的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美国是社会一个强调“做”的社会，人们必须不断地做事，不断地处在动之中才有意义，才创造价值。美国人工作勤奋，并希望因为自己的成就而获得晋升、加薪以及其他方式的认可[1]。大同对美国梦的信仰表明他对西方文化在人的活动的价值取向上的认同和接纳。而中国文化则倾向于“存在”取向，提倡“以静制动”“无为而治”“以不变应万变”。老霍没有拼命工作的意愿而是将自己的业余时间在赌场上娱乐消遣，便是中国文化在人的活动的上倾向于“存在”取向的表现。
三、结语
电影《刮痧》这部电影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在五大维度上的价值观差异。正是这些价值观上的分野导致了电影中的人物陷入文化冲突的困境。然而，故事的结局却说明了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并非不可化解。在影片的结尾，大同的上司兼好友昆兰亲自到唐人街体验了一次刮痧疗法，才令他真正开始理解中方文化，将大同一家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并不要求某一方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只是要求在交际中尽量理解对方，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方面尽可能一致。如果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真正做到相互理解，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种种文化冲突便可以化解[11]。在影片的最后，大同扮成西方圣诞老人的模样顺着水管爬进自己的家中而一家团聚的画面表达了对跨文化交际中达到相互理解状态的愿望。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世界，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圈的人都能够积极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偏见并努力相互理解，“和而不同”的“大同”世界才会实现。
作者：王兰芳 钟玲 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注释：
[2]黄治东：《西方法治思想与法治制度的人性论基础探析》，前沿，2007年，第12期，第36-38页。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1页。
[4]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6页。
[5]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孟子》（上下），北京：人民文学，2005年版。
[6]肖群忠：《论中国传统人性论思想的特点与影响》，齐鲁学刊，2007年，第03期，第38-42页。
[8]尹冬青，李俊：《“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医养生文化中的积极影响》，医学与社会，2009年，第03期，第18-20页。
[9]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关键词：中西方体育文化； 文化特征；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2-0124-03
以中西体育文化差异比较为基础，研究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问题，是目前体育界运用得最多的理论和方法。本文对中西体育文化差异的相关论断和方法论提出质疑。
1 对中西体育文化特征差异的质疑
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表现在：(1)中国传统体育根源于农耕文化，西方现代竞技体育根源于工业文化，这两种文化有本质的区别；(2)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主静，以群体为本位，主张内敛，强调情感；西方体育文化主动，以个体为本位，主张竞争、强调理性，这两种文化具有明显不同的文化特征[1]。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主静，西方体育文化主动；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情感，西方体育文化强调理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强调群体，西方体育文化强调个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强调内敛，西方体育文化强调竞争，这两种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2]。如果拿目前的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进行比较，确实能体现出两种文化的差异，表现出如上特征。那是因为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阶段，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比较显著。但是如果把目前的中国传统体育与公元1350年(即西方近代史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运动改革)以前的西方体育相比，我们又会发现东西方体育文化之间存在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
1．1 中西方体育都曾是依附宗教文化的体育
在中国农业社会里，宗教的思想禁锢着人们的思维，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也依附宗教且根深蒂固。现在我们认为很多具有独立文化形态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如：“摆手舞”、“茅古斯舞”、“划龙舟”、“东巴跳”、“绕三灵”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远古只是作为该民族图腾崇拜、祭奠祖先时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仪式。而作为早期奥林匹克体育起源，克里特文明中的体育活动，如“斗牛”、“角力”、“舞蹈”、“跳跃”、“赛马”、“标枪”等体育竞技活动也同样仅仅是献祭、祈祷、涤罪等祭礼中的一种活动形式[3]。因此，现在被认为具有独立文化形态的中西方体育，在远古都是依附于宗教的一种祭祀礼仪和活动形式。
1．2 中西方体育都曾是强调群体本位的体育
中同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就是主张群体本位。在这种哲学理念和社会关系中，个人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个人依附于群体，群体主宰着个人。儒家伦理对人生的目的和任务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个人的修身只是作为手段而存在，个体只是作为群体的附属物而存在，国家的治理和天下的太平才是最终的目的。
古希腊生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国家优先于个人，个人从属于国家。亚里士多德根据希腊城邦生活的经验指出：“城邦，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这种城邦(即国家或社会)至上的集体主义原则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柏拉图主张消除私有财产制度，甚至是消灭家庭，他认为私有观念是一切争端、仇恨、贪婪的起源[6][58-6]因此，现在既具有独立文化形态，又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西方体育，在远古都是强调群体本位的体育。而那种认为中国体育文化自古强调群体本位，西方体育文化自古强调个人本位是没有依据的。
1．3 中西方体育都曾是非理性的体育
当我们对一种文化的特征进行分析时，一般把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结构、人身依附的人际关系、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缺乏理性的文化精神作为文化非理性特征的判断依据。如果我们把“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社会和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希腊一罗马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是全面的而不是个别方面。在经济方面，二者都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在社会方面，二者都呈现出等级社会的阵态，在这种等级社会中，财产和能力不是区分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血统和身份对个人来说更为重要。在政治方面，由于二者社会共同的等级结构，因此在政治方面都表现出金字塔式的官僚统治结构，每上一级都以超越的姿态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每下一级对上级都形成一种依附。在这种政治和社会结构中，二者都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教体制。在文化精神方面，柏拉图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主张人们应该把所有与自己的父亲年龄相仿的人当作自己的父亲，把所有与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儿子[6]28-37。这种主张与孔子的《礼运・大同篇》所主张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7]的毫无区别，二者都表现出情感至上、缺乏理性的文化特征。
具体到“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社会和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希腊一罗马社会的中西体育文化，不管是中国传统体育，还是西方体育都不是以提高自身运动水平、发展自身素质、提升健康水平为目的，而是作为服务于军事战争的工具或稳定社会的宗教仪式。这种依附于宗教、国家、社会的价值理念和现代社会所提倡的人性的独立，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用积极的科学的态度去面对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现在既具有独立文化形态，又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西方体育，在远古都是非理性的体育。而那种认为中国体育文化自古感性至上，西方体育文化自古理性至上是没有依据的。
1．4 中西方体育文化都曾是内敛的体育
中世纪以后的西方体育文化宣扬的是竞争，宣扬的是个性的张扬；而中世纪以前的西方体育文化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极其相似，都是一种内敛的体育文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从文化结构上理解，应该是依附于宗教、感性至上、强调群体，隶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育文化。而公元前2000年前后，早期的克里特文明的体育活动，虽然在活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甚至出现初期的竞技性倾向，但是基本浸渍在宗教文化之中，体育竞技活动只是献祭、祈祷、涤罪等祭礼中的一种活动形式。此时的体育活动以游戏主题、风俗习惯主题、宗教主题为主，诸如“站立性摔跤”、“角力”、“拳击”、“赛马”、“掷标枪”、“掷铁饼”、“跳跃”、“格斗”、“射箭”等运动形式都表现出明显的娱乐性、传承性、神秘性、神圣性等。而初期的竞技性倾向也由于公元前1600年、1500年、1400年、1380年的4次大地震和火山爆发等自然灾难及社会的变迁，发展十分缓慢。直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改革以后，西方体育文化的个性张扬、敢于竞争的文化特质才表现得十分突出。因此，现在既具有独立文化形态，又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西方体育，在远古都是特性内敛的体育。而那种认为中国体育文化自古强调内敛，西方体育文化自古强调竞争是没有依据的。
2对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论中运用方法论的质疑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通过对西方的文化没落进行分析，提出了“世界历史中的比较形态方法”的理论与方法8[3]。斯宾格勒的比较形态方法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就像田间的一棵植株一样，都有一个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老的过程[8]39。任何两种文化，不管相隔的时间多远，只要都处在生存中的同一时期，就有共同的特征。因此，各种文化只有处在相同的生存时期才能比较，否则是不能比较的[8]777。目前，许多体育学者对中西体育文化进行比较时。都是把中西体育文化当成相同的生存时期来进行比较。那么，中西体育文化是处在相同的生存时期吗?如果是，则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正确；如果不是，则由于方法论的错误，结论也就令人质疑了。
马克思[9]。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而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实际上也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文化形态理论。第一大社会就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与这一社会相适应的文化是农业文化；第二大社会就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与这一社会相适应的文化是工业文化；第三大社会就是以“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与这一社会相适应的文化是后工业文化。具体来说，农业文化就是以自然经济为其经济基础的，以集权政治为其政治结构的，以情感主义、群体本位、道德至上、天人合一等为其价值取向的一套有机的文化体系；工业文化就是以商品经济为其经济基础的，以民主政治为其政治结构的，以理性主义、个人本位、法律至上、天人相分等为其价值取向的一套有机的文化体系；而后工业文化则是对工业文化竞争的，尤其是在价值观上对工业文化形成反拨的一套文化体系，比如重新强调非理性主义、社群主义、道德责任和天人和谐等等，当然这些与农业文化中的价值取向有着本质的不同[10]。体育是一种文化，那么体育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或者说处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中，也会明显的带有特定的文化形态的特征。
【关键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法治；德治；中庸之道
一旦将理性的辉光投向幽暗而曲折的历史深处，我们不得不承认，古希腊人开创的文明样态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确处于卓尔不群且影响久远的重要地位【1】。在西方国家中，从希腊入手考察法律思想的演化过程，主要是因为古希腊的先哲们对自然现象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和研究科学的谨慎态度。对于东方大国的中国来讲，中国是有着历史悠久的历史、文化源流不断地国家，而中国的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在中国的古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柏拉图的法律思想
柏拉图的法律思想以 “正义”为核心，他认为，所谓的正义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的天性的职务” [2]。换言之，正义就是以社会分工论为基础的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各守其序、各得其所。他的正义论是以社会分工论为基础认为社会各阶层的人只有分工协作各守本分并恪守职责，才能使国家变为正义的国家。【3】柏拉图将人类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辅助者、生产者都必须固守自己的天职而不得干涉其他任何人的事务。
柏拉图在其一生中所述的观点在晚年时发生的转变，他在《理想国》所述理想国是一个行政国家，他是依靠最出色的人的自由智慧来管理的，而不是凭法治来管理的。在此他所阐述的是一种无法律国家，是一种人治。
柏拉图在晚年的著作中《法律篇》中改变他在前面所阐述的人治，改变了他轻视法治的观点，却大力地提倡实行法治。他论述道“我们应该服从那引起具有永久性质的东西，它就是理性的命令，我们称之为‘法律’。......只有那些最能遵守国家法律的人，才能被任命为最高的官职......我就称这些官吏是法律的仆人。.....我确信他们具有遵守法律的品德，这就决定国家兴衰的因素”。[4]
可以看出晚年的柏拉图对法治的重视，他的这个观点对西方的法律思想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亚里士多德把正义作为法律思想的核心，继承了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观点，注重法治，把法治当成基本的治国方略。他阐述道“自然的正义规则，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同等效力，而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接受它。惯例的正义规则起初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加以确认，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尽管在它一经确定之后，就不再是无关紧要了。” [5]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法治优于人治，人治是靠所谓的贤人来治理，但真正的贤人太少，人治往往是世袭的，如果继承者是庸才，那将给国家带来重大的危害。最好的政体是合乎中庸之道的政体，是由中产阶级主治的政体，它最有利于睁着的安定。[6]亚里士多德所述“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行正义和善德的制度。”法律“鼓励德行而禁止恶性。” [7]在他的观点中法治应优于人治同时他又推行德治。
三、先秦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的法律思想极力地推行“德治”，儒家以宣扬“性本善”的观点，因而“德治”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的。“德治”是要求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必须自身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以德来治理天下。在古代的西周时期，以“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来治理国家，使西周时期的国力昌盛，减少了百姓的剥削与压迫，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进一步是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不再因战争而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有国不敢回，有家不敢归的漂流生活。正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心有道：所欲与之聚，所恶勿施尔也”，“道之以政，齐之一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四、中西方法律思想的异同
1、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先秦儒家皆提出了治国方略，其根据皆以人性论为出发的论点。柏拉图、儒家思想以“人性善”的角度论述，而亚里士多德则以“人性恶”的观点提出治国方略。
2、三者都重视教育，教育可以使其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法律知识提高。儒家以道德教育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柏拉图则比较注重道德教育，亚里士多德则从道德与法律两个方面的教育论述。
3、亚里士多德和儒家都比较提倡“中庸之道”，亚里士多德强调国家必须把中产阶级作为统治的基础，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对于柏拉图却未提及到这一论述。
五、当今中西方的法律思想
国家不断地发展，社会不断地进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发展，法律全球化也随之出现并且进一步发展。由于中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乡土风情，从而引起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自由、民主、福利、人权、代表着西方法律文化的重要元素，由于全球化发展，法律全球化的出现，各个国家的法律借鉴，使原本西方法律思想的专属名词，也已成为了多个国家所共同的术语。西方的国家有多种治国方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美国，而中国是单一制的复合型国家，以宪法为母法从而制定各部门的法进而来管理国家的各项事务。
六、中国法律的未来展望
在当代中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法治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的共同价值，法治国家也是每一个公民所向往的国度。实现法治国家这一目标，中国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其任务是艰巨的。实行依法治国，民主与法制要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不断地进步，经济迅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是实现法治的有利的条件，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所有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坚信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将不再是一个梦想！
【参考文献】
[1]黄基泉.西方思想史略[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2]柏拉图.理想国[M].商务印书馆，1986：154.
[3]崔永东.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M].北大出版社，2004：137.
[4]李龙.西方法学著作提要[M].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23.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
《刮痧》被收录于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讲述移民许大同的父亲因为刮痧而在孩子背部留下青紫的痕迹，被美国社会误认为家暴，在美国遭遇的一场虐待儿童的司法冲突。文章从一个矛盾为引，展开了法律精神与亲情之间的矛盾对碰。本文以两者矛盾为主，从情与法方面浅析中西方文化差异。
一、 生活细节冲突
《刮痧》利用小丹尼斯的背部留下青紫的痕迹这一生活细节，导致许大同陷入虐待儿童的法律指控。这一矛盾让读者有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解读空间。不仅有中西文化差异的冲突，也有人情、亲情的诠释，这个问题一直令人深思。一场矛盾引发的社会性问题，证明了法与情首先来自于文化差异。刮痧本身是个引子，无非是让潜在的问题细节化、明白化了。
首先，法律在西方社会是一种传统制度，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方式。由于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西方社会的法律概念是站在理性与正义的逻辑之上的理性思想。许大同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八年，但骨子里仍然是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无论是对待家人还是在社交方面。为了朋友，许大同打孩子是出于对朋友的尊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打孩子现象司空见惯，只是教育孩子的一种方式，而朋友昆兰对此却十分的不理解，甚至产生了误会，产生了矛盾冲突。因为西方的法律是以尊重个体的平等权利为核心，强调法律面前的人格的平等。法律明文禁止父母打孩子，这些观念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已经根深蒂固。
反观中国，法只是一种思想，与民主法治不同，中国的法是建立在传统哲学之上，强调社会关系和人伦关系，强调价值取向，只要效法自然就功成圆满。文化意识也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点进行判断的。法也是一样，只是文化意识的体现，我们经常可以在电视剧电影中看到替天行道的口号，对恶贯满盈的人来说，人人都可以得而诛之。这与西方人权思想就产生了巨大的矛盾，西方主张任何人都没有剥夺别人生命的权利。在《刮痧》中，许大同代父受过，这在中国是“孝”的美德。因此谎称是自己给孩子刮痧，当昆兰指证他打了小丹尼斯后，他又认为朋友地出卖了他，由此可见，许大同是以道德情理为行为准则，当情与法冲突时他选择了情。而昆兰回击他所认为的中国式逻辑时也是合情合理。
其次，造成法律与亲情冲突的原因不都是文化观念。而是所谓的文化融合。如果抛开文化差异，许大同的遭遇不断升级，变成非理性的反抗，正是在反映西方法律中所包含的理性主义。一方面西方认为人权就是法律，必须保护和尊重人权。反观却发现法律的强制手段和理性主义让许大同承受着家庭破裂和失业的双重精神痛苦。这或许就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另一方面，大量的文化冲突又让读者忽视了本质问题。西方法律的理性主义到底能不能实现自由和正义公平。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迪克含冤入狱，在真凶出现时迪克仍然没有获释，这正是揭示体制上的东西完全可以束缚自由。反观《刮痧》，许大同的人生不是由文化冲突导致的，而是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证据判断。因为许大同当着朋友面打了孩子，同时许大同又是设计暴力游戏的，因此控方律师不断地引诱许大同在法庭上暴怒，以此来证明许大同实施家暴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从这点不难看出，同一个案件、不一样的律师、同样的证据都会有不同的审判结果，这正是局限西方法制自由、公平、公正的地方。
二、 人与环境的冲突
《刮痧》这本小说创作不仅情节曲折感人，还向人诠释了法律与亲情、友情的冲突，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文本极为感性的表演形式在情感方面做得尤为到位。读过《刮痧》的人都不会忘记许大同偷偷地在福利院把孩子接出来，只为了让父亲多看一眼。许大同的车在回家的路上被警察围堵，年纪不大的小丹尼斯认为这是值得兴奋的事情，与警察玩起了枪战游戏。而长时间不与孩子在一起的许大同认为这是他人生中最奢侈的享受，在孩子睡着的时候才将车子开向了警局。现实终究是冷酷的。圣诞节时最让人难忘最让人伤感的情节，许大同在圣诞夜时期盼妻儿团圆，却被告知失败。同时，在圣诞树前等待的小丹尼斯和为了亲手给孩子圣诞礼物装成圣诞老人被拒之门外的许大同，都让人的心灵为之震撼。整本书的就是许大同顺着排水管道，铤而走险的见孩子，从这里不难看出爱是无微不至的是感人肺腑的。其次，人性与法律的对碰也在人与环境中体现出来。在具有权威的强制性的法律面前，许大同是弱者。在环境的强压之下，许大同已经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没有倾诉的听众，没有言论自由，他的任何说法在法庭上都被驳回。同时，许大同本人也遭到了歧视和非议。由此可以发现，在绝对环境面前，弱者就是一个不堪一击的个体。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许大同鲁莽和不合作的越界行为，西方法律认为这是破坏法律秩序，但主观意识上是许大同的维护尊严的具体体现。鉴于此，会发现，许大同是因为不能克制情绪而越界，不是歇斯底里的无理取闹，更多的是源于亲情源于伦理道德。读者不仅钦佩许大同也同时同情许大同。此外，《刮痧》中的冷酷法律体制是通过感性的方式来表现出来的。电影《守法公民》中的主人公莱克德的妻子孩子被杀，但主犯成了污点证人而从轻处罚。影片正是在反映西方社会不健全的法律体系，这种不健全的法律体制正是限制正义的根本原因。因此，影片变成了一个支持正义的英雄正在做一件富有传奇色彩的复仇故事。《肖申克的救赎》也是一样，用个体的力量来完成一个奇迹。《刮痧》更是如此，正是面对冷酷的法律与理性逻辑之时，许大同用自己的逻辑与法律与现实针锋相对。但是与电影中的主角不同，许大同不想建设新的秩序也不想让自己变成固执文化的坚持者，许大同的反抗是建立在本能之上的，也是以文化意识为主的无意识行为。在故事的最后，许大同做了一次英雄，冒着生命危险去见自己的孩子，这不是证明法律的错误和自己的委屈，仅仅是在表现对孩子的爱是真实的，只是向小丹尼斯实现自己的诺言，这仍是出于中国式的亲情人伦的意识行为。
综上所述，《刮痧》疑问中所展现的情与法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涉及了亲情、友情还涉及到失业生活等多方面因素。通过情感文化这一切入点，重点讲述情感共性上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最后用兼容的手法表达了文化理想实现的美好愿望。大团圆的结局虽然能让读者满意，但真正感人的还是人间的真情。而文中所涉及的现实矛盾也不会因为许大同的悲惨遭遇而结束，也不能因为许大同重新回到了生活轨迹而化解，这才是《刮痧》真正令人称赞和深思的地方。
【工作单位：江苏省泗洪中学】
伦理学属于哲学的一个范畴，是一门关于道德的科学。又称道德学、道德哲学。在西方，伦理学这一概念源出希腊文，本意是“本质”、“人格”，也与“风俗”、“习惯”的意思相联系。道德现象是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中西方的伦理学在道德现象的研究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中西方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本文就以伦理学为切入点浅析西方伦理学和中国儒家思想伦理之间的矛盾。
中西方伦理学的核心
西方伦理学起源于古代希腊，在西欧和北美演变和发展的各种学说、道德观点和理论体系的总称。西方伦理学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西方古代伦理学强调个人利益、个人价值、理性。中世纪重视强调上帝意志、仁爱、禁欲和神学他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重新返回对个人价值的准求，追求个人自由。西方伦理学发展到现代其核心是对个人主义的一种推崇。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伦理从先秦孔子的仁与礼，孟子的性善论，到西汉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一直到宋明的程朱理学。总体上来看儒家伦理强调人从属于自然，从属于国家、社会与家庭。因而儒家文化历来推崇个人牺牲自己维护家庭和集体利益的道德准则，所以说儒家思想伦理的核心是集体主义思想。
中西方伦理学的矛盾表现
家庭关系。西方伦理的家庭关系强调家庭成员的平等，自由。父母不会过多的干涉子女的个人生活，特别是个人的隐私。而儒家的思想伦理则截然不同，儒家伦理强调长有尊卑。父子、母子、子女之间都有严格的道德规范。在西方家庭子女通常直呼父母和长辈的姓名，这在儒家文化中是不可思议，是对长辈的一种严重不尊重。《弟子规》中说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否则便是反了，大逆不道。而在西方伦理中却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家庭事务通常由成员集体商议，子女并不一定要绝对的服从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方法上，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家庭，父母可以严厉教训子女甚至是体罚。在电影“刮痧中”爷爷打了孙子的屁股，爸爸说打你是为了你好，这正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种特有表现，所谓“打是亲，骂是爱”，“棒下出孝子”。这种思想对于受西方伦理影响的西方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打骂怎么可能是一种爱的体现呢。
朋友关系。中西方在朋友关系上都认同互相帮助的价值观，但是仍然有很多区别。中国伦理对朋友的要求有时候甚至超过了法律。儒家伦理中必须对朋友绝对的忠诚，即使朋友的要求过分，对于中国人而言，往往都难以拒绝。电影“刮痧”中，主人公希望自己的美国朋友在法庭上作伪证替自己说话，而朋友确没有。这在主人公看来是一种出卖自己的行为，认为既然是朋友就应该去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作为深受西方伦理影响的美国朋友看来，法律精神更为重要，朋友关系并不意味着可以踩踏法律。
师生关系。西方社会的师生关系更为开放和平等，在课堂上学生可以随时提问，甚至将脚放在课桌上都被允许，课堂气氛非常自由。儒家伦理影响下的师生关系确截然相反，儒家伦理历来强调“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思想，把老师的地位推崇到很高的高度，老师和学生之间具有严格的尊卑关系。西方的课堂师生之间互动频繁，老师善于启发学生自学。而深受儒家思想的课堂，老师高高的站在讲台之上去给学生灌输知识。这种表现跟儒家历来对老师赋予是传书、授道、解惑的职责是分不开的。而西方在自由精神的影响下历来强调个人价值的发挥和实现。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西方伦理强调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在历史的沉淀积攒的一种文化。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社会更加推崇个人价值的实现，因而西方人更加重视民主与法制，人们善于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儒家思想却不同，儒家思想更加强调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儒家思想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属于一个集体，国家、民族、宗室、家庭。我们人都应该自觉去维护集体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合理利益。这种舍己利他的精神一直被儒家思想伦理所推崇。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儒家思想伦理历来强调个人父母、宗长、统治者的无条件服从。因为这些人被看做是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的代表。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交际活动；新思维
“跨文化交际”的英语名称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偶尔还见有“Tran 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说法，跨文化交际是指那些语言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不是简单的，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它含有两种或多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不同的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正是这种冲突的起源。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产生一些误解，这是由于他们对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的使用理解不清造成的。而当今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日渐增长。在交流中，人们总喜欢用自己的说话方式来解释对方的话语，这就可能对对方的话语做出不准确的推论，从而产生冲突和故障。因此学好一门外语不仅意味着掌握好它的发音，词汇和语法，同时也意味着学习与这种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也就是说理解这种语言所反映的思想、价值观、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
一、语言与文化的概念及关系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进行思维和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人类保存认识成果的载体。语言具有稳固性和民族性。文化culture的定义很多，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下过定义，曾作过统计:自1871～1951年80年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4条之多，人类学的鼻祖泰勒是现代第一个界定文化的学者，他认为: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一分子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的总成绩。
学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交流。毫无疑问，英语教学也要为这一目的服务。人类的交际不单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跨文化现象。（邓炎昌，刘润清，1989）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冠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可以说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二、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要性
随着因特网的诞生和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正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因特网上快捷便利地交换信息，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网络文化”已经形成。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正注视着中国，中外文化的建立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一切使得跨文化交际成为我们时代的突出特征。就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而言，其最终的交际能力的高低也取决于他对英美及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或者说，其交际能力应表述为跨文化交际能力。这应成为在汉语文化背景下教授英语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英语学习中对文化背景了解得越充分，越有利于把握英语语言技能。这样就给英语教师提出了一个新要求——不仅要教给学生语言点，词汇及考试技巧，更要注重英语的实用性，即要把跨文化教育列入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跨文化交际教学的主要内容
跨文化交际学的具体研究内容，可先从它的研究领域及其时空范围来分析。
跨文化交际研究涉及交际的整个领域。交际方面的主要差异包括：中西方交际行为方式的主要差异，中西方在处理主要社会关系上的差异，汉英姓名和称谓的异同比较，中西方非言语交际的主要差异，汉英中常见的成语、谚语、俚语、委婉语及禁忌语的对比。在此，笔者想就交际行为方式谈谈自己的看法，以便在英语教学中，能够潜移默化的将中西文化差异灌输给学生，以此提高学生的文化交际能力和应试理解能力。
1．在待人接物上，中西方有不同的好客表示方式和礼貌表现方式，特别是在宴请客人时。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所以中国人特别讲究饮食，请客吃饭也是重在饭菜本身：满桌丰盛，山珍海味。在中国，主人的盛情与否体现在菜的数量，价格，营养度和烹饪的技艺上。数量多，价格贵，营养价值高，烹饪精致，则表明主人非常好客，反之不然。席间，主人频频劝酒，为客人夹菜以示礼貌客气。而客人为了表示礼貌，怕麻烦主人，不断谦让。另外，当朋友在餐馆吃饭，最后买单时，如果没有特别的邀请方，那么为了表示礼貌和客气，还有面子，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抢着付账。
而在西方国家里，请客吃饭重在交际本身，宴请形式虽然相对来说较为简单，但形式却多样化，自由化。这种简单的宴请方式可能跟分餐制有关。而且他们崇尚节约，讨厌饭桌上的浪费，所以点菜也以量够为原则。主人大多以平等待人、尊重客人的意愿为原则，对待客人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尊卑鲜明。在宴请时，主人不会为客人夹菜，而是让客人自行选择，建议他们“Help yourself”、“Have a try”或“Make yourself at home.”。在接受劝酒或劝菜时，礼貌的做法是直接表示愿意或不愿意，而不会再三推辞，主人也不会勉强。朋友一起外出吃饭时，最后大家要么各自付账go Dutch，要么平摊 split the bill。
2．送礼和馈赠是世界各国通行的社交礼仪。但在什么场合下送什么礼物，如何送法，如何接受法，中西方都有一定的差异。有关礼物的话题有很多，我们只是择要而讲。中国人的礼节比较复杂，比较多，亲戚或朋友婚、丧、嫁、娶，生日聚会，走亲访友，都要赠送礼物。虽然中国有句话“礼轻情意重”，但实际上，人们也非常注重礼物的数量和其本身的价格。一般来说，礼物越贵越好，而且都是双数，而不是单数，因为双数吉利。单一的礼物容易给人造成小气的感觉。中国人最注重的是面子了，为了表示礼貌，接受方往往再三推迟后才接受，并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以表示重情不重礼。
跟中国一样在很多类似的场合下，西方国家的人之间也送礼，但他们奉行的原则是实实在在的“礼轻情意重”，避免赠送昂贵的物品，否则会使受礼者感到心情不安，或容易造成另有企图的感觉。礼物不在贵重和数量，尤其是亲手制作，通过花费自己的努力和时间准备的礼物永远是最珍贵的。受礼者会非常惊喜地接受礼物，并当场打开，表示赞赏和感谢。如果没有打开礼物而把它随意搁放，这样做是很不礼貌的。
3．称赞或恭维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但中西方在此方面的表达也有很多差异。西方国家的人更重称赞，乐意听到别人的恭维话，同时也乐意赞扬别人。但中国人不太习惯经常称赞别人，即使做起来也较委婉含蓄。当别人称赞自己时，也总是感到非常不好意思接受，虽然心里很爱听。这种做法是一种谦逊的表现，是一种美德的体现。相反，如果很高兴地接受别人的赞扬而不加以否认，那么就会被认为骄傲自大，自以为是。
4．中西方在交际时的话题也有很大差异。一般来说，中国人的隐私保护概念不如西方人强。这跟传统上中国人的集体观念强有关。一个人的事就是大家的事，大家必须互相开诚布公，人人都要互相帮助。所以，中国人聊天的话题几乎无所不包，甚至包括西方人不愿涉及的隐私方面的话题，如：房产，财产，工资，价格，年龄等。见面聊天时，问及年龄是为了能够适当称呼彼此，以示尊重。年长者或长辈在中国很受敬重，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知识渊博、阅历丰富、为社会作出许多贡献的人。
四、跨文化交际教学的方法
跨文化交际教学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主动地、自觉地吸收并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中。关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问题，可以用3个英文词语来概括：what（是什么），why(为什么)，how（该如何）。what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行为上存在有哪些差异。why是指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how是指面对这些差异，该如何沟通信息，达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同时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可以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运用英语电影、电视等资料给学生直观的感受。向学生推荐阅读体现外国文化的简易读本，以增加对英语文化的了解；邀请中外“英语通”作中外文化差异方面的专题报告，创设形式多样的语言环境，加深对文化知识的实际运用。
五、结语
语言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是英语教学内容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跨文化交际研究还有助于我们反省自身文化，将本民族文化置入世界环境中，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比，从而发现本民族文化要健康发展还需要补充什么养分。英语教师要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到：不同民族由于地理、自然环境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其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因而文化带有民族性；文化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文化是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为此，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要努力营造交流的语言环境，培养学生强烈的文化意识，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及对语言的影响，最终实现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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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 文化冲突 跨文化交际 文化负迁移
[中图分类号] G1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1-0037-02
随着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不同国家和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这一方面丰富了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也给不同文化间的人们在交流上造成了一些障碍。很多学者认为当今世界上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冲突的背后，原因不是宗教与经济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人类与文化，就好比鱼和水，鱼感受不到水，离了水却无法生存。同时文化的特征，比如群体性、民族性和地域性，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会遇到一些绊脚石，于是产生了文化冲突。而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就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互相传递信息时，由于宗教、道德、价值观、社会心理、传统习惯、风俗等方面的不同，而导致对信息的错误解码的一种现象。
一、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表现
（一）观念上的冲突
西方人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凡事都要做计划，要按照计划办事。西方人会通过对方是否守时来判断一个人的办事效率，所以和西方人进行交际时，一定要准时，否则很容易引起对方的不快。其次，和中国人喜欢传统、历史不一样，西方人的时间观是面向未来的。比如中国的广告作品里喜欢用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等来吸引顾客，这符合中国人重传统和经验的价值观。西方的广告作品里则喜欢用新颖创新的构思来吸引顾客。西方关于未来世界的科幻片和小说也非常多，这和西方人“向前看”的时间观有关。在空间观上，西方人的交际距离比中国人要小得多。交际距离包括交谈距离、心理距离等。比如西方人对身体距离的要求比中国人要大，在比较拥挤的场合，中国人习以为常，西方人却会觉得自己的个人空间受到了侵犯。同时西方人更注重隐私，一些在中国表示关爱的话语，比如“成家了吗？”“你孩子几岁了？”等在西方则被认为是禁忌。
（二）语言和非语言上的冲突
中国人崇尚谦虚，当受到表扬时，会习惯性地“贬低”自己来表示谦虚，而西方人则会更大方地用“thank you”来接受。中国人在接受对方的礼物时，为表示谦让和客套，经常习惯性说：“带礼物做什么？”这在西方是被认为不礼貌的。西方人认为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因此父母与孩子之间都直呼其名，这在中国则会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中西方在非语言行为上的冲突也非常明显：比如美国人在召唤别人时手心向上，食指来回勾动，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种侮辱性的动作。
（三）传统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对龙有一种天然的崇敬之情，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古代的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而在西方，龙却是邪恶、恐惧的象征，是圣经里魔鬼撒旦的形象。西方人喜欢狗，认为狗是人类的朋友；中国人要么把狗看作是美味佳肴，要么把狗当成是败类、奴才的代名词，因此也有了“走狗”的叫法。在西方国家的动画作品里，小老鼠是聪明、可爱的代名词；在中国，老鼠则是大坏蛋的形象，“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二、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原因分析
（一）中西核心价值观不同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让中国人相信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不能乱了纲常。地位和角色的制约使中国人形成了“满招损，谦受益”的信条。而西方社会更突显个人价值。在西方，法律凌驾于一切之上，不论地位和身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西方文化中就不存在“面子”、“人情”等概念，他们随和率真，表达问题直截了当。在价值观方面，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应该是中西方价值观差异的集中体现。中国人崇尚和谐社会，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体被认为是光荣的；而西方社会则认为个人的价值体现高于一切，他们强调个人权利、个人奋斗，重视竞争。
（二）思维模式的差异
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直觉和反思，而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更注重逻辑和分析。由于中国人重视直觉，经常凭经验和感觉来认识事物，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因此平时说话喜欢绕弯子，这往往让西方人摸不着头脑。在商务活动中，中国人也经常凭感觉办事，人情世故等甚至比合同和法律还来得重要。西方人办事讲究逻辑性，喜欢开门见山，即使有冲突，也是对事不对人。在商务活动中，法律是西方人的主要依据和法宝。如果说中国人是多元论思维，信奉中庸之道，不走极端的话，那么西方人则是二元论思维，非此即彼，非对即错，非好即坏，原因和结果永远分得那么清楚。
（三）文化的负迁移
负迁移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起干扰或抑制作用的现象。文化负迁移，就是以往掌握的母语文化知识对新的文化知识的干扰，即母语对目的语的干扰。从文化的特征上来看，文化是可以被学习的。当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种文化背景下，这种文化会潜移默化并根深蒂固地影响这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于是在接触另一种文化时其往往会以自己的文化为出发点和参照物。这种“先入之见”和“民族中心主义”会很自然地干扰跨文化交际中语言的理解和运用。交际者会习惯性地接受那些同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模式相同的部分，对相异的部分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然后又将自己的语言习惯和文化模式套入到新的语言文化中去。套不进去的地方，只能按自己原有的尺度对新东西进行改造，于是产生了一系列语言上的错误或文化上的误解。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负迁移。交际双方文化背景相差越大，文化的负迁移作用也越强，文化冲突也越频繁。
三、减少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对策
（一）培养第三种文化
在跨文化交际中，要达到不同文化的“全面融合”几乎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尝试产生“第三种文化”。在“第三种文化”下，人们会更加灵活、宽容和幽默。总理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这四个字也就成了万隆会议的指导思想，使会议取得了成功。如果大家都本着“”的思想来面对和理解对方的文化，摒弃自己固有的思维习惯和定势，有意识地让自己接纳“第三种文化”，那么适应性也会更强，文化冲突也会随之减少。
（二）加强基本的交际能力
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如同一面镜子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掌握过硬的双语知识和能力是使跨文化交际顺畅的必备条件。在跨文化交际时，如果交际者缺乏相当的语言能力，又受到母语和目的语的双重干扰，就会造成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失误，使得沟通出现一定的障碍。同时，文化能力，也就是交际者获取相关文化和交际知识的能力的培养也非常重要。它使得交流双方能在文化、习俗、思维方面建立交流的交叉区，从而减少文化冲突。
（三）克服“民族中心论”等文化偏见
在跨文化交际能力过硬的基础上，文化偏见和思维定式也会造成交际失误或文化冲突。事实上，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不仅要有跨文化交际的基本能力，更要求交际者具有情感和关系能力，达到移情的作用。当交际者的情感能力提高时，就会在交际中产生移情。移情者不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文化准则来评价别人的行为，而是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无形中也提高了交流的质量。
（四）掌握跨文化交际的惯例
在跨文化交际中，双方的文化差异还能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惯例进行弥合。它（国际惯例）独立于任何语境，是重复性、可预测的，因此当双方在某一特定情境中出现冲突时，惯例可以用作协调的一种手段。交际参与者对跨文化交际的惯例了解得越多，交际过程也会更顺畅，解决冲突的效率也会更高。
正确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合理恰当地解决由此形成的文化冲突，是人类走向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课题。我们必须探究最有效的方法和理论来对症下药，最大限度地促进各种文化的融合和和谐相处。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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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学英语教学；英语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双向浸润
一、中西方文化双向浸润的必要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二者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决定了语言教学中文化所处的重要地位。美国语言学家ClaireKramsch说过：“语言表述着、承载着，也象征着文化现实，两者密不可分。”胡文仲教授提出，学习一种语言应该同时发展两种能力：语言能力（linguisticcompe⁃tence）和社会能力（socialcompetence），即文化能力（cross-culturalcommunicativecompetence）。可见，语言学习必须包含文化的学习。然而受传统教学理念以及应试教育的影响，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忽视文化教学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些还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重语言能力、轻文化意识不少教师受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影响，过分注重语言的工具性，而忽略其人文性。具体表现在：备课时只着眼于教材中的字、词、句、篇，教学时只满足于知识点的巩固与记忆，不重视语言背后文化内涵的渗透。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说不同语言的人在交际时自然而然地以各自母语文化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指导自己的言语交际行为，结果缺乏目的语文化浸润的语言学习者虽能说出语法正确的话语，却常常表达不得体，令人费解、尴尬，或是闹出笑话，导致交际障碍和交际失误，达不到顺利交际的目的。2.重西方文化、轻中国文化还有人片面地认为，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就是指英语文化。为了避免母语文化的干扰，有些教师刻意回避汉语文化，甚至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轻视中华传统文化，以至于学生在多年的英语学习之后，仍无法正确、流利地用英语介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比如，很多学生都熟知各种西餐的英文单词，却不知道日常中餐的英文表达法。这类现象中的“重症”被学者们称之为“中国文化失语症”。3.重讲解输入、轻浸润体验文化教学的途径很多，讲授法是最简单也最常用的方法。课堂上遇到某种文化现象时，教师一般是口头讲解，或在PPT中以Tips的形式呈现。但对于小学生来说，这种教学方法过于单一，缺乏真实或模拟真实的文化体验，课堂上一带而过的语言讲解很难在小学生头脑中形成深刻印象，更不要说今后在跨文化交际中得体运用了。以上这些当前小学英语文化教学中的种种问题，值得大家正视和思考。经过多年文化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准确把握文化内涵，设计好文化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让学生浸润其中，实现中西方文化的双向浸润，势必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中西方文化双向浸润的主要内容
文化，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文化的界说，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美国人类学家克鲁勃和克拉克洪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统计了1871年到1951年80年间164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其中，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首次把文化作为中心概念提出，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将其系统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习得的能力和习惯。”《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则从外语教学的角度，对文化作了如下定义：“在外语教学中，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这与2001年版《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中的表述是基本一致的。准确把握外语教学中文化的内涵，是英语教师实施文化教学的基础。然而在“文化意识”的二级目标描述方面，新课标却有所修订。让我们对比一下其中的微妙变化：“文化意识”分级目标对比一览表从上表不难发现，2001年版课标中“文化意识”7条二级目标几乎全部着眼于“英语国家文化”，而新课标新增的“了解一些日常交际中的中外文化差异”，则打破了这一局限，提醒广大英语教师英语教学不能仅关注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还应关注中外文化差异。英语课堂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主阵地，但也不能“全盘西化”，应将中外两种文化进行适当的关联和对比，以增加跨文化的敏感性，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在各科课堂上渗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全凭老师的自觉行为，随意性较大，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笔者认为，小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可做到“三结合一归纳”，即结合新课标的文化意识二级目标，结合课内外英语教学内容，结合小学生的生活实际和认知水平；归纳出至少以下五大类的中西方文化因素，以多种途径实施双向文化浸润：1.日常交际（称谓语、问候语、赞扬语、请求语、道歉语等）；2.饮食文化（食品饮料、用餐礼仪等）；3.文体活动（休闲娱乐、体育赛事等）；4.节日文化（中西方传统节日、国际性节日、校园文化节等）；5.国家文化（首都、国旗、标志物等）。文化教学的内容分配上，低中年级一般以“日常交际”和“饮食文化”为主，高年级则侧重于“文化活动”、“节日文化”和“国家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如果学生英语学习起步早，基础好，兴趣浓，能力强，也可参考新课标文化意识五级目标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增删取舍，进一步拓展中西方文化浸润的范围，满足学生旺盛的求知欲。
三、中西方文化双向浸润的基本策略
所谓“文化浸润”，指的就是英语学科中文化教育的有效方法——浸入法，即“于无声处”教文化。教师要有意识地将文化气息自然弥散于日常教学的全过程，通过课程内外、课堂内外的各种渠道多维立体地浸润多元文化，让学生置身于文化体验之中，在了解英语文化的同时，尝试用英语表达本民族的文化，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1.加强培训研修，提升教师跨文化素养英语教师不但承担着语言教学的任务，还是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自身跨文化交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文化教学的成效。要想在英语教学中浸润中西方多元文化，教师不但应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还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较强的跨文化意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以英美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的精髓，并具备用英语准确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内化为学生的思想并服务于语言运用。英语教师可多阅读一些介绍中外文化的书籍，观看CCTV-9电视节目或中西方文化专题片，积极参加文化社团以及对外交流活动，亲身体验多元文化的熏陶与冲击，不断厚底蕴，强师能，提升教师核心素养。2.关注文化因素，拟定课堂教学多维目标课堂是实施文化浸润的主阵地。备课时，除了遵循新课程理念，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来设计三维目标之外，还应结合英语的课程性质和学科特点，将与所学材料相关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与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列入文化教学目标，关注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凸显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同频共振的现代教育理念。例如教学numbers时，可将文化目标拟订为“了解和比较中西方幸运数字和不吉利数字”；教学colors时，则可让学生“了解各种色彩在中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含义”；教学family时，可“了解中西方家庭成员的称谓语”等等，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增长文化知识，开阔文化视野，感受中外文化的丰富多样。3.通过对比融合，发挥母语文化迁移作用“二语习得和外语学习不是零起步，而是以母语为起点的。”德国的英语教学法教授Butzkamm也有一个极好的形容：“母语不是一件外衣，学习者在踏进外语教室之前可以将其脱下，弃之。”恰恰相反，它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都会随着学习者登堂入室，在不同的阶段以它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与其强行将母语置于英语课堂之外，还不如保留而合理利用。在目的语学习的过程中，目的语与母语水平的提高相得益彰，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的鉴赏能力相互促进，学习者自身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事实证明，母语表达能力出众、逻辑思维能力强、语言反应敏捷的学习者往往也拥有更好的外语表达能力。因此，教师要因势利导，努力利用母语文化的正迁移来促进英语学习。比如语音迁移（PhoneticalTransfer）。汉语拼音与为英语单词注音的国际音标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英语音标的辅音/p/、/b/、/t/、/d/、/k/、/g/、/f/、/h/、/n/、/l/、/s/、/z/等和汉语拼音的声母p、b、t、d、k、g、f、h、n、l、s、z等在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几乎完全相同；英语元音也与汉语拼音的韵母有着相似之处，都是构成音节的“主心骨”，发音都比较响亮，所以在语音教学时，可借助汉语拼音的正迁移，引导学生边听边看口型边体会两种语言的发音特点，帮助学生突破语音难关，享受自然拼读的乐趣。此外，词汇迁移（LexicalTransfer）、句法迁移（SyntacticalTransfer）、修辞迁移（RhetoricalTransfer）等，也都有利于学生在两种语言文化的对比和融合中，减少对目的语的陌生感和畏难情绪，更好地掌握英语这门语言。4.强调理解运用，改进评价的方式与内容中西方文化浸润的效果需要通过评价手段进行检验和评估。尽管语言学习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运用与交际，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但也不能无视考试，毕竟这也是一种量化测评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采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手段对学生的英语文化知识进行考查评估，会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有利于促进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中西方文化意识的培养。例如，在小学英语试题中应增加情境对话的分量，让学生通过理解整个场景和上下文，选择符合文化习惯的恰当表达，尽量减少脱离语境、机械无趣的语法题。该题的三个选项中，A和B两个选项都很具“中国特色”，句法上都没有问题，但却都不符合西方礼仪和英语表达习惯；最得体的应答应为C选项。阅读理解题更便于进行中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对比。例如学完六上Unit1Theking’snewclothes这篇童话以后，可在随堂测试中呈现《伊索寓言》中的FarmerGreedyandHisGoose，要求学生写出汉语中与之意思相近的一个成语。学生读懂全文后很快能找到答案——“杀鸡取卵”，两则寓言惊人的相似令学生感到惊喜。除书面考试以外，还可采用多种形式的过程性评价手段，如双语阅读积点卡、中西方文化知识竞赛、问卷调查、文化小达人评选等等，都有利于激励学生更多关注中西方文化。5.围绕中西文化，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课堂教学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教师应鼓励学生多途径、多角度地获取中西方文化信息。双语绘本阅读、中西文化专题的研究性学习、文化之窗小报展、中西美食汇、读者剧场等等，都是小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学生积极参与，浸润于浓郁的文化氛围，乐在其中。例如，高年级英语综合实践活动AbiteofTaizhou（“舌尖上的泰州”），让学生分组实地寻找并拍摄本地特色美食，上网查询或请教英语老师，了解它们的英文名称，制作成PPT，尝试用英语推介泰州具有传统特色的美食文化，热爱家乡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再有，可以在中年级举行英汉金句书法比赛，学生在课外收集自己喜欢的双语格言和谚语，分别用中英文书法作品进行展示，不仅规范了书写，强化了对书法艺术的审美，更浸润了文化，陶冶了情操。“外语学习者首先须树立起文化平等观和语言平等观：承认各民族文化皆具合理性。”在英语教学中实现中西方文化的双向浸润，正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需要，是培养学生积极、开放、合理的文化意识的需要。为此，教师应正视当前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渗透缺失的现象，增强自身的文化素养，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真正担负起在英语教学中浸润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重任，做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文化守望者。
【参考文献】
［1］高一虹.生产性双语现象考察［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1):59-64．
关键词：文化差异；商务英语；翻译
商务英语是在各类国际商务贸易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应用于国际商务中，这便导致商务英语的语言表现形式以及内容有别于一般英语，用语和格式具有正式性以及规范性。在商务活动中，翻译的准确性会影响到企业的形象和效益。因此在商务英语的翻译过程中需要掌握其特点以保证译文的准确性。
一、商务英语翻译特点
在国际商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务英语主要应用于各类国际商务贸易活动场合，这便给商务英语赋予了一种新的内容，在用语和格式上具有明显的正式性和规范性。例如在句式上商务英语更为复杂，行文往往采用更为标准和规范的格式，在商务合同中依照本合同相关规定，句式有相应的译文，比较固定：as provided herein。商务英语的翻译按照文本也有着固定的格式，通过固定的用语才能够保障商务交流的正式。当回复询盘时往往以“We are pleased to receive your inquiry about our”作为开头以便体现礼貌，而结尾则常用“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We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your order.”
二、文化差异的表现
1.宗教文化差异。作为西方社会生活和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宗教贯穿于西方人的习惯风俗以及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作为西方人精神世界的主宰，宗教对于英语语言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多英语中的典故都出自宗教故事中，很多格言、习语以及派生词都源于《圣经》。例如典故替罪羊（scape goat），习语良心的声音（the still mall voice）等。与此对应，在中国佛教文化也非常广泛，汉语中也有很多与宗教相关的内容。基于中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商务英语的翻译需要首先深入了解双方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避免望文生义，保证商务活动的预期效果。
2.社会文化差异。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具体表现在风俗习惯的不同上，民族属性、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等都护影响到风俗习惯。每个民族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风俗习惯并赋予风俗习惯更深刻的文化内涵，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风俗习惯的差异在商务英语中也有一定影响，例如在同一事物的表达上不同语言文化会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但在西方文化中没有任何内涵和外延。例如在中国文化中小鸟是快乐和自由的象征，“快乐的像只小鸟”，而在英语中表达为“as happy as a cow”（快乐的像母牛）。深入了解不同民族背后的风俗习惯对于商务英语翻译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
3.文化表达差异。在表达时，国人往往比较含蓄，撰写文章时善用敬辞以表谦恭。然而西方文化中，人们更加自信自尊，表达方式比较直接。类似的差别在商务英语的交流中比较明显，例如在合同的制定过程中，国人往往为体现公平，会在合同中加入“经友好协商”、“本着互利原则”等语句，然而在西方人的概念中，合同即是双方都一致同意的法律文件，不需要加入客套性的礼仪用语。例如在中国文化中数字6比较吉利，“六六大顺”，而在英文中666代表魔鬼，不可以作为商标出口。
三、商务英语翻译升级的途径
教育学的专家认为，培养合格的商务外贸人才，需要切实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实际运用语言能力，才能够更好地参与商务活动，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这就要求英语教师能够将理论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教学计划中更多地使用各种互动活动和社会实践来帮助学生学习，安排学生进入有关的外贸进出口公司进行实习学习经验，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在实践之中，并在实践中得到升华。作为实践活动的发起和指导者，教师需要协助学生设计出切实有效的学习方案，打破传统的课堂教学和教材限制，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运用语言进行交流沟通的能力。
由于商务英语专业在我国还是比较新兴的专业，从事商务英语教学的教师很多只具备普通英语的教学经验，但没有系统正规地接受过商务英语尤其是商务专业知识的培训，即使学习过有关商务专业的知识，具有教学经验和能力，但从未参加过商务实践。提高商务英语师资力量，需要加强与国外的联合办学培养师资，选送优秀教师出国进修，邀请国外权威学校来举办师资培训班，鼓励年轻教师继续在职深造，攻读更高学位，聘用高素质的外籍教师等。
由于商务文本往往涉及的领域较多，语言的跨度较大，因此不能以一套单一的标准来涵盖所有商务文体。商务文本的翻译需要具备多元化的标准，根据不同的商务文体采用不同的翻译标准，同时注重翻译原则和技巧的灵活，保证译文的准确性。充分结合中西方文化特点，将音译、意译以及直译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双方的合作。在准确理解译文含义的基础上还要更加深入探寻隐藏的文化内涵。
四、结语
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形式，商务英语意义重大，对于商务英语的翻译首先需要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才能够确保翻译的准确，完整地传达不同语言中包含的文化性信息，促进商务活动能够的顺利进行，本文着重从商务英语翻译以及特点入手，就文化差异对于商务英语翻译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探讨相关的商务英语翻译策略。在具体的商务英语工作中需要具备扎实的英语翻译理论知识，灵活运用英语翻译中的技巧，防止商务英语中的翻译失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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