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0 04:36: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法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内容摘要：方法论的自觉与合理运用是宪法学发展的基础与标志。随着宪法实践的发展，学者们以更开放的学术视野努力建立具有专业性、综合性与多样性的方法论。本文分析了宪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学术反思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宪法学方法的走向。毕业论文
关键词宪法学方法论宪法问题
一．2007年宪法学研究的基本情况毕业论文
（一）全国性学术会议毕业论文
2007年5月21日至22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和郑州大学在郑州大学共同主办了“社会转型时期建设问题国际研讨会”。会议就“转型期国家的人权保障制度”、“违宪审查制度”及“社会转型与建设”三个主题进行了研讨。2007年6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和《法学》杂志社在南京市共同主办了第三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关注了具体的宪法学范畴、概念与方法问题。2007年7月6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韩国比较公法学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主办“东亚公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就“宪法基本权利”、行政法相关问题、“违宪审查制度”、宪法学研究方法等问题深入进行了学术探讨和交流。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及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20日至21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会议围绕“宪法文本的变迁”、“宪法与民生问题”、“宪法与部门法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等问题，进行了学术探索。2007年10月26日至28日，山东大学法学院、日本九州大学法学院在日本福冈共同主办了“第三届（2007）中日公法学学术研讨会”。两国公法学学者就宪法学（人权论）、行政法学、宪法—行政法（公法学）的前沿问题等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毕业论文
（二）学术研究的基本特色毕业论文
据作者对20种法学类专业期刊、17种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10种综合性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所发表的宪法学论文的统计[①]看，截止至2007年12月初，全年共368篇左右[②]，比2006年同期同类期刊发表的202篇论文多166篇。为了分析本年度宪法学学术研究的基本特色，作者对论文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进行了统计分析，并与200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比较。通过分析，作者认为，2007年的宪法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基本特色。
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米良认为，华东政法学院的院长何某及该院副教授李某主编的《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一书，大量抄袭了他的论文内容，侵犯了其著作权。为此，米良将何某、李某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和经济损失共10万元。4月26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米良诉称，今年3月11日，他在书店购买了一本何某和李某主编的《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翻阅该书第八章时他发觉，其很多内容与自己发表的论文和编辑翻译的书的内容十分相似。于是，他把《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第八章越南法的内容，与自己论文《当代越南立法的历程》（载于《云南法学》2000年第一期），以及自己编辑和翻译出版的《越南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越南民法典》（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越南缅甸老挝先行法律选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越南程序法汇编》（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书进行核对。核对结果令米良十分惊讶，《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第八章第二、三、四、六、七节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直接抄袭他的著作而成，其他第一、五、八节中也引用了他著作的内容。《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第八章在使用米良的研究成果时，对一小部分内容进行了注释，但是绝大部分，并没有注明出处。比较严重的是，何某和李某并不是为了研究而合理地引用，而是直接抄袭。米良在《当代越南立法的历程》一文中对越南当代立法三个阶段的划分，是其经过大量的研究、探求后形成的独家观点，但是何某和李某在引用时，非但没有注明出处，第二节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抄袭米良的论文而成。另外，两被告在该书附录部分的主要参考文献中，也没有注明原告的论文和书名。
此后，《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一书又更名为《亚洲七国法律发达史》于2004年5月在台湾出版，并在香港发行。
据此，米良认为，两被告的行为，是对其作品所拥有的著作权的严重侵害，两被告的行为，给他造成了精神和经济上的损害。因此，米良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对其著作权的侵害；在国家级媒体及香港、台湾地区主流媒体上公开向其赔礼道歉；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人民币，经济损失7万元人民币。
中国法院网·王翁阳 魏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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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当代劳动法学家和经济法学家，中国劳动法学和经济法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现任中国法学会社会法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中国企协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委员会顾问、北京市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完会名誉会长。1992年被评为“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
从1952年批判“旧法观点”到1976年粉碎“”，法学研究荒芜多年。拨乱反正之后，全国众多法界人才得以重返旧业筹编该书。该书为详细介绍法学知识的重要读物，由我国法学界的泰斗张友渔屯编，上海市法学权威潘念之与北京市著名法学家王珉灿担任副主编。编委由我国著名法学家组成。包括王珉灿、王铁崖，江平、关怀、李由义、李浩培、吴建王番、吴家麟、余叔通、沈宗灵、张友渔、张国华、陈东启、陈守一、陈光中、陈体强、陈盛清、周应德、姚梅镇、钱端升、徐平、高铭喧、郭宇昭、韩德培、曾庆敏、曾昭琼、潘念之等27人，这些人员全系我国法学界的名家、老教授、老专家，全书共汇集了200余位法学家，分为法学基础理沦、’宪法、刑法、民法、经济法、诉讼法、犯罪侦察学、法医学、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分支学科，编委会自1981年开始工作，历经数十年之久才公开出版，是一部拥有21个分支、1073个条目、428幅插图、236万余字的巨著。它详细阐述了法的基本理论与历史发展、介绍了各个部门法的概况，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况的评介，是一本学习与研究法律的宝贵读物。“法学卷集全国法学家之力合作编成”，这是读书出版后，张友渔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言。
《孙国华自选集》
该自选集是孙国华教授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截止到2000年)选编，涉及法理学，特别是法理学的主要问题，如：党政关系、法党关系、法的阶级性与社会学、法的概念和本质、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和联系、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和人权、法的作用和价值、法治与依法治国，以及对当代主要法学思潮的评析等。自选集从政党关系这个我国政治法律领域的核心问题，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确立，从研究法、法治的一般原理，到结合我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法的理论，反映了我国法理学的演变、发展，书中涉及谢多有争议的理论问，内容相当丰富。
作为自选集，编入集子的某些篇目写作的时间较早，或者受当时的历史所局限，所以，有些内容或者提法在今天看来似乎已经“过时”，但正是这种保留原貌的做法，不失为是研究与理解当年法治思想发展脉络的一个绝好的素材，整体而言，本书是关于国家与法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中国法理学的基本内容与最新成果，是一本结合中国国情，学习研究法学理论必读的好书。
孙国华，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主要从事法理学研究，是全国首批统编法学教材主编之一，出版过多本法学理论教材(主编)和专著，《政法研究》和《法学研究》编委。
《劳动合同法十大热点评析》
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和实施，出版社出了很多书，但是，围绕立法争议焦点、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书并不多见，该书就是众多著述中有特色、有水平的一本。该书有三大特色：一是抓住劳动合同法的十大热点(如劳动合同书面形式、合同期限，劳务派遣)，紧扣社会各界对该法的种种质疑、责难与非议，从劳动法学的角度给予有力回击，以理论联系实际和国内外比较的方法，提出了应当积极肯定《劳动合同法》，而不是盲目地、一边倒地跟随来自企业界的反对声；二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务资料翔实，从最具影响的事件和司法案例人手，引出相关的劳动合同法理论，并把《劳动合同法》和《实施条例》的规定融入理论分析，从理论、实务和涉外的角度直指公众事件或公众行为的实质，指出社会上流行的反对《劳动合同法》的言论的软肋，并从操作层面人手，帮助企业正确看待和处理《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的挑战；三是演书是从劳动法学的角度、从中外比较的角度，提出了如何完善的思路和建议，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量和更广阔的阅读空间。
【关键词】“唐律研读会”；高明士；法学
在台湾地区，各类读书会异彩纷呈，活跃在台湾的各个角落。在众多形式的读书会中，发源于台湾大学的“唐律研读会”尤其引人注目。笔者利用在台研修期间，曾对它作了一点调查和考察，现呈奉于大家面前，以求有所裨益。
一、“唐律研读会”的历史概况
“唐律研读会”是从日本引进的一种读书方式。据召集人高明士教授介绍，这种读书方式本来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读书方式，但我们后人逐渐淡忘了这种读书方式。该研读会开始于1994年，1994至1996年是基础研究阶段，主要依个人兴趣与专长，先逐条逐字解读唐律部分条文，并以史学的观点，探讨中华法系的沿革演进，也析论既有的学术著作。1997年度研读工作暂停，各会员根据自己的研习心得，撰写可发表之研究报告，以展现并反省三年来的研讨成果。自1998学年度开始，该研读会改变过去只依个人兴趣条文解读方式，而由具有总则性质的《唐律疏议・名例律》开始，依序解读，持续至今。十余年来，唐律研读会已经陆续解读完毕唐律277条，超过唐律全部条文（502条）的二分之一。
二、“唐律研读会”的组织和成员
“唐律研读会”由台湾大学历史学系高明士教授担任召集人，联合台大、政大、师大、文大等校历史系与法律系师生进行研读，成员包含史学界、法学界教授、研究生以及大学部学生。我们从下表主要成员简介一览中可以看出这种学科的结合，从而为我们的跨学科联合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凡欲参加“唐律研读会”的专家学者或者学生，均采取自愿方式，不用交付任何会费。在每次研读会举行时，与会者需要在签到表上填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唐律研读会”是一个开放型读书会，允许外界自由地参加。
三、“唐律研读会”性质与目标
“唐律研读会”实质上是一种个人自由阅读与集体交流阅读体验相结合的读书形式。每次大家选择《唐律疏议》中相同的条文，自行阅读和查阅相关资料，然后在定期举行的研读会上彼此交流阅读体会，并鼓励和允许不同观点相互争论。其目标是：提振法制史研究风气；发扬基础研究精神；探讨以唐律为中心之历史问题，尤重唐律对其后历史的影响；历史学者与法律学者就法制史课题进行科际整合；建立以唐律为中心的中国法制史网络讨论群。
四、“唐律研读会”的活动形式
“唐律研读会”有多种活动形式，概括起来，主要有：
（1）自行阅读。会员自行读完选定的《唐律疏议》中的有关条文，并以书面形式准备好阅读心得或报告。
（2）研读会。这是“唐律研读会”活动的主要形式，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一般在”国科会人文学研究中心会议室”进行。座谈由召集人主持，记录员记录研读内容。会员在会上畅谈各自的心得体会或对所阅的条文发表评论。
（3）学术研讨会。迄今为止，该研读会共举办过五次学术研讨会，会议时间和内容分别是：第一次在1998年3月至5月间，该会成员借论文研讨会，报告各自研究成果；第二次是2001年7月19日―20日，举行“唐律研读会第一次成果发表会”，除了研读会的成员外，还邀请多位海内外专研唐律与法制史的学人共同参与研讨；第三次是2004年5月22-23日，举办“东亚教育与法制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第四次和第五次是2005年度，于4月29日举办“东亚传统家庭教育与家内秩序国际研讨会──教育与法制的探讨之一”，于6月2―3日举办“传统东亚的家礼与国法国际研讨会──教育与法制的探讨之二”。
（4）固化有关成果。自1994至2006学年度为止，“唐律研读会”已经召开逾105次研读会，其中申报”教育部顾问室”的研读成果报告书计有九本，申报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的研读成果报告书有一本，向“国科会人文学研究中心”申报者有三本；公开出版《唐律与国家社会研究》、《唐代身分法制研究──以唐律名例律为中心》、《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一）教育与政治社会》、《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二）唐律诸问题》、《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家族、教育与国法》、《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家内秩序与国法》等六部专书；有6位博士研究生以唐律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这六篇博士论文均陆续由五南书局出版，作为《中国法制史丛书》（据介绍，北京大学出版社亦已同意将《中国法制史丛书》出版简体版）。
五、“唐律研读会”的经费来源
“唐律研读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和有关单位或个人资助。1994年研读会在“教育部顾问室”资助下创立，后来由“国科会”资助继续读书活动。有关单位或个人的资助主要限于学术研讨会和出版成果，比如《唐律与国家社会研究》系由“洪瑞先生学术著作奖助出版委员会”奖助出版；第三次学术研讨会系由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及玄奘大学资助下举办；而第四、五次学术研讨会均由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资助举办。
六、结语
“唐律研读会”的累积成果，目前已经受到中国大陆地区、日本、韩国等学界的瞩目。它倡导的撰写法制史论文范围，已由研究生下移至大学部学生，成员涵盖三个世代。笔者相信这不仅对法制史研究作出贡献，同时对于提掖后进，培养扎实学风，提振研究风气，必定会有所裨益。
关键词 毕业论文模式 独立学院 法学专业 案例型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1 传统模式运行现状分析：“法学院”内毕业论文存废之争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本科毕业论文存废之争”一直受到媒体与学界关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热点话题。而《光明日报》在2012年5月7日、8日和18日分别刊载《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可不可行》、《本科毕业论文存亡不应一刀切》、《毕业论文应加强而非取消》三篇文章，则直接让这一场“存废之争”白热化。相比其他人文社科专业，法学教育天然具有学术研究性和职业技能性双重性特点，则直接导致各大高校法学院将这场“存废之争”延伸到实践。
支持者认为，“本科毕业论文的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取消，而是应该如何加强，对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地方高校，同样不例外”。①但大部分认为毕业论文制度应该坚持，但应该改良，是“对学生如何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综合训练，它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文献检索与运用、逻辑思维、动手、写作能力”。②大部分高校法学院实践中也持这种态度。取消者认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应用型人才目标定位下高校法学教育应该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视科研创新为生命的毕业论文与法律实践性和应用型培养目标相悖。悖论下毕业论文已是“人神共怒”，“与其目前这种尴尬局面，不如放弃”。③2008年底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宣布取消毕业论文，以案例分析取代毕业论文。折衷者认为，应该对待毕业论文应改变原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改革传统毕业论文模式，适应法学教育对科研创新能力和职业应用能力的双重要求。代表性模式是武汉东湖学院法学院实施的“双轨制”。
正如有学者言，孤立地争论毕业论文的“存”抑或“废”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毕业论文只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一环，任何脱离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争论都是空谈。换句话说，如果毕业论文有利于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则应该坚持加强；反之，则应该改革甚至取消。高校教育大众化趋势下，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逐渐分化。独立学院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其法学教育定位为培养法律实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相比研究性法律人才，应更重视学生法律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至于传统毕业论文模式是否可以适应独立学院法学教育的需要，笔者以为将模式放到独立学院培养目标下重新评析至关重要。
2 模式创新的必要：传统毕业论文模式评析
2.1 与培养目标不合
独立学院作为我国高等本科办学的新生力量，更多是依母体高校优质教育资源托建而成。然相比母体的法学院系“研究型”或“高端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独立学院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却存在本质的差异，更多应定位为“普通应用型”或“高端辅助类”法律人才，具体包括基层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律师助理、司法执行人员以及在公司企业等其他机构从事法律业务的人员等。显然应用型培养目标下，各独立学院法学院专业应该强调的是对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培养，即运用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非照搬母体院校模式强调学术创新能力。故视学术创新为生命的传统毕业论文模式与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不合。也正如有学者言：对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要求，说到底是对大学培养不同人才的要求，需要区别对待。不同的大学定位，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对毕业论文的要求也应有所不同。④
2.2 与重实践理念不合
毕业论文属于学术论文范畴，学术论文“不是写出来的，是做科研做出来的，不进行科学研究写出的文章不是学术论文”。⑤科研能力的培养是不能一蹴而就，“不是毕业论文写作一门课程能解决的，不是指导老师一个人能解决的”，⑥而是需要大量的“前伸性”工作，即把撰写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科研能力培养拓展并延伸到整个法学教育培养过程，在日常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应重视对学生科研理论创新能力的培养。显然这种能力培养理念，是与传统“研究型”大学“重理论”教学理念相一致的。而随着“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独立学院教学理念由传统“轻实践”转变为“重实践”已成趋势与必然。当下独立学院法学教育改革，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都重在围绕“实践性”展开，突出法学实践教学的质量决定了法学本科教育的质量。总之加强独立学院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重中之重，显然不是毕业论文所强调的科研创新能力。
2.3 与学生智力不合
独立学院生源特点是独立学院“独”特性之一，与普通高校招收的“一本”、“二本”学生相比，他们在基础知识、知识结构、综合素质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但传统毕业论文模式的目标定位上显然还是按照“一本”、“二本”的生源特点进行要求与设定，以此来指导独立学院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势必会挫伤学生的自信心，打击学生对毕业论文写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能感到力不从心。正如有学者言，“几乎所有高校都要求毕业论文具有创新性。其实“创新”别说对大学生，对我们大学生的老师一生也未必能完成几个。我们可以鼓励创新，但不能把社会对高等教育中拔尖人才的期冀当成大学本科生的基本目标。”⑦笔者以为，忽略生源特点地强调毕业论文创新，强调“教育公平”是不切实际的，毕竟不可能让所有大学生都写出有创新、有学术价值的毕业论文。
综上所述，传统毕业论文模式难以适合独立学院法学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必须对其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构建一套更强调应用型和实践性的毕业论文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3 模式创新的途径：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构建
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将学生毕业设计与法学专业学生在司法机关、律所的毕业实习结合起来，围绕实习过程中接触的经典案例，采用案例选择、文书设计、模拟审判、案例分析“四步走”模式。相比传统毕业论模式，实践性是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的灵魂。一方面，强调整个设计以具体案例为中心，要求学生从原告、被告、法官等多种角色的视野去阅读案例，并运用所学理论去分析和解决案例中发现的问题，目的性强，有效地避免脱离实际的倾向，真正起到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目的。另一方面，强调把设计与毕业实习结合，突破往常“闭门造车”，要求学生在法院（或检察院、律所）实习时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仅提高了毕业实习质量，也加强了“法律人”素质的培养。
3.1 案例选择
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强调对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考核。按照这一模式，不仅对学生实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教师的指导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案例选择是整个模式的基础，所选案例的实践与理论价值将直接决定整个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相比法学教学中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中案例选择注重专业性、典型性、现实性，以达到紧扣专业课程教学具体内容，解决教学中的重点难点，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氛围的目的，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下的案例选择考虑综合性、疑难性、不确定性三个因素，这样才有助于对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法律实务应用能力的综合考核。
其一，综合性。毕业（论文）设计是对法学专业学生四年法学知识与技能学习的整体考核。我国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先生认为，法律人才需具备三个要件：一是法律的学问；二是法律的道德；三是社会的常识。所选择的案例涉及的知识应该有一定的跨越度，可以学科之间有跨越，也可以部门法之间跨越。其二，疑难性。过分简单的案例让学生觉得容易，无法激起学生毕业设计的兴趣，也容易导致整个设计模式“走过场”；但是太难，又容易导致学生无所适从，整个模式停滞不前。所以指导老师在指导学生选择案例的时候，应该把握好“度”，合适的案例应该是能让学生经过认真思考和分析后，运用所学的法学专业知识解决案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其三，不确定性。案例的选择必须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要强调一律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正如一位美国法官所说“我们能够做出最终判决并非因为我们判决正确，相反，我们之所以判决正确，是因为我们有终审权”。案例的不确定性能为学生多重视角、多角度分析案例埋下伏笔，便于最大限度激活学生的思维并进行考核。
3.2 文书设计
法律文书被称作“看得见的正义”，以其为载体所体现的司法直接体现法律的权威。在当代，法律文书作为一种重要的精密的司法技术，日益凸显其重要性。⑧故对这一技术能力的掌握，将直接体现独立学院法学专业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独立学院对法学专业学生文书设计能力考核时，笔者以为应该强调文书设计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其一，完整性。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文书设计阶段要求学生对整个案例所涉及的诉讼文书进行设计，因此对学生设计文书进行考核的第一个要素就应该是其所设计文书是否完整。而一个案例所设计的文书是否完整，又直接取决于案例的性质与案情需要。指导老师在指导时应该把握好，也为指导老师对法律实务能力的掌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二，规范性。文书设计的规范性，一方面体现在格式规范性，不同种类的法律文书有不同的格式要求，此点较易把握；另一方面体现在文书语言规范性，此点更难把握，对学生法律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而言，文书用词规范性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考核：表意准确、质朴庄重、严谨意赅、逻辑严谨。⑨
3.3 模拟审判
通过模拟法庭进行模拟审判一直高校法学专业提高学生法律实务应用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法学实践性课程教学的重要一环节。模拟法庭被定性为高校培养“法律人”的“职业训练场”，从“法学院到法院的桥料”。但是相比模拟法庭，除了在角色分配、开庭程序等相同外，毕业设计模式下模拟审判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点上：其一，案例的二次选择性。毕业设计模式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根据自己实习的单位进行案例选择、文书设计，但对模拟审判案例进行选择时，要求指导老师在学生提供的案例进行二次选择，依据指导的人数在本组指导学生提供案例中选出一两个更典型、更能对学生法律审判实务能力考核的案例进行角色分配和审判。其二，审判的“实战性”。相比传统模拟法庭教学，更多是围绕教学需要（尤其是诉讼法教学），重视附着在“法庭审理”的“程序性”上面的“表演性”，设计模式下的模拟审判，不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整个庭审程序，还更强调对学生法律审判实务应用、应变能力的考核，故应该重视过程的“实战性”或“对抗性”，而毕业设计案例选择环节要求案例的不确定性，也为“实战”预留了空间。
3.4 案例分析
模拟审判的结束并非意味整个毕业设计的结束，还要求学生根据选择或参与的案例选择角度进行分析总结，一方面考核学生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学生更深入地学习、研究法律知识，提升法律实践技能，具备现代法律人素质。而根据选取的角度不同，案例分析可以包括评述型、分析型。
其一，评述型。这种类型要求学生从案例选择到模拟审判的整个过程自行评述总结，如案例的选择是否具有综合性、不确定性、疑难性，文书的写作是否规范、案例审判时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辩论是否有理有据、运用法律是否得当等等。肯定成果，指出不足，启发以后更深入地学习，也进一步提升了学生法律实践技能。其二，分析型。学生在围绕案例进行毕业设计时对其中的某一个问题感兴趣，然后把问题挖掘出来，结合专业深度讨论，提出观点。这一类型不仅注重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还强调观点创新，要求学生有创新思维。分析型一方面适应了对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能力“多元化”的需要，部分学生经过四年法学知识学习后具备一定理论创新能力，甚至考上了研究生，即将跨入“研究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分析型案例分析为这部分学生毕业考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对传统毕业论文模式进行改革，追求“一元化”、“一刀切”带来的弊端。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出现多层次性、多类型性、专业差异性，因此，对毕业论文的要求和形式，也应“因校制宜”、“因业制宜”。独立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决定了其毕业论文模式考核指标的“应用型”。法学专业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的提出和构建，为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做出了建议性的尝试。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厅2011年高等学校“高校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模式的改革”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XJG-11-86-11）
注释
① 巩建闽.毕业论文应加强而非取消[N].光明日报，2012-05-15：002.
②③江胜清.论“本科毕业论文存废之争”对当前地方高校本科毕业论文的影响[J].宿州学院学报，2012.27（4）：93-96.
④ 郭立场.本科毕业论文存亡不应一刀切[N].光明日报，2012-05-08：002.
⑤ 杨晓旗.论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下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关于当下本科毕业论文现状的反思[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8）：6-7.
⑥ 汪涛.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升的路径分析——以襄樊学院法学专业为例[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11（1）：118-121.
⑦ 吴凡.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改革问题探讨[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192（4）：144-146.
随着国家对法治建设的不断重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等法治理念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我国的法学教育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法学专业也成为高等教育的热门专业之一。但与此同时，法学就业率近几年来持续走低，被列为高失业风险型专业，与此强烈的反差，也不得不让我们对现阶段中国的法学教育进行反思。
一、独立院校法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独立院校产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与一般的普通高校相比较，其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主要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各行各业急需的各类应用型人才。因此，就法学专业而言，独立院校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应当是要将学生培养为应用型法律人才，但事实上，在独立学校法学教育的过程中教学的主要手段与普通院校相比较而言，基本无差别，很难实现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最终目标。从现有独立院校法学教育模式上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弊端：第一，课堂教学偏重理论，教学效果不佳。目前在全国大多数的独立院校当中，法学教育的教学方式主要是以理论教育为主，研究案例为辅。除此之外，在四年的本科学期中，部分的院校还开设了模拟法庭以及案例讨论等实践性课程。但这些课程从在整个法学学习的课程当中所占的比例甚小。理论授课以政策、法律的条文为主，采用的是“灌输式“教育模式，因此不能很好的培养学生对于法学学习的热情和对知识的渴望；另一方面，实践性课程占全部课程的比例少，学生与法律实务接触的机会少，对实践性课程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往往敷衍了事。第二，专业实习期限短，法律职业教育缺乏。这就会造成至少两个方面的不利后果：一是法学本科毕业生由于实习短，缺乏对实践部门的性质、职能、运作规则等基本知识认识，进入这些部门后很难较快适应；二是不同的法律职业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不够。由于在学生时期对不同的法律部门缺乏深入了解，不利于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之间的理解、沟通和协调。此外，受到法学本科教育价值取向的制约，一般的独立院校够舍弃了职业教育，因此毕业生职业素质相对来说较低，严重缺乏法律职业技能技巧。基于以上几点，我们说法学是一门实践的学问，隔绝社会封闭教学，忽视职业教育，很难培养出适应社会，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优秀人才。
二、独立院校教学改革——引入“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
“法律诊所”一词，由“诊所法律教育”派生而来，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法学院，是指仿效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原则上在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指导之下，将法学专业学生置于“法律诊所”中，为处于生活困境而又迫切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其法律问题，开出“处方”。法律诊所教育是一种具体的教学模式，但是与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相比较而言，具有实践性、启发性和灵活性这三个特点。所谓的实践性，就是指在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之下，教师通过指导和监督，让学生积极地参与法律程序的多个方面，因此，实践性是法律诊所教育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法律诊所教育通过真实或者虚拟的案件，让学生在案件中尝试各种角色训练，在真实或者相对真实的环境下认识法律职业，从而培养其执业能力。所谓启发性，就是指在法律诊所这种教学模式下，法学教育的根本任务由原先的重视理论教育转变为理论与实践并重；由原先的“灌输式”讲授转变为让学生在亲自经历的过程中去探索如何进行法律学习，学会如何从事法律职业工作，如何发展自己的职业技能。所谓灵活性，主要表现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既可以扮演简单的角色，同样也可以感受复杂的庭审活动。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所倡导的就是要通过各种途径给学生提供接触真实案例的机会和感受。同时法律诊所教育的内容也是非常之灵活，与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学案例经过精心设计相比较，在这种法律实务背景下所接触的案例更为真实，其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更为强烈，是对学生应变能力的一种考验。
三、独立学校法律诊所教育之探讨
从2000年3月起，法律诊所的影响力开始逐步渗入到我国的法学院，第一批法律诊所在一些高校当中落成，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全国知名的法学院校。他们凭借着雄厚的优势力量和优势条件，已经建立起不同的法律诊所。事实上，就中国目前的法学教育状况而言，引入并扩大法律诊所教育的应用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操作性，法学教育基本上是一种职业教育，法学人才的培养目标应基本上定位为应用型的，特别是对于独立院校来讲，一方面，法律诊所教学模式与其教学培养目标相吻合；另一方面独立院校的学生与普通高校相比较，在理论研究方面的能力稍显不足。因此，在中国的独立院校引入法律诊所教学模式，加大实践性环节教学十分之必要。但是在法学教学模式由传统转向法律诊所教学模式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一，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在课程的设置和经费的安排上都必须要高度重视。与一般的课堂教学相比较，法律诊所教育的教学成本是相当高的，它的发展是需要有相应的财力作为支撑。另外法学专业在课程的设置上仍需要进一步的优化，降低理论教学比例，提高实践教学环节，让学生重视实践教学。第二，法律诊所教育的教师配备需要学院的高度重视。在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下，对于教师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的经验比传统教学模式下要高得多，法律诊所教育具有综合性、灵活性、启发性等一系列的特点，因此要求教师必须要具备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以及丰富的执业经验，才能保证法律诊所教育的质量以及所提供的法律援助的效果。第三，法律诊所教育还必须具备一套科学的评估方法。该套方法要根据诊所教育的目标，有目的性的设计出对学生有效的测试方式和评价标准，在传统教师评价的基础上，还应当注重学生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
参考文献：
[1] 吕雪梅.当代中国特殊法学本科教育模式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5.
[关键词]反思；批判；法理学；法哲学视角；中国法学
我认为，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无甚意义；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质，无论选择哪条路还是确定如何走某条路，却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渊。[1]
——邓正来
引言
对于一个问题的解答，通常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直接给出问题的答案；其二是找出引发问题的根据，从缘由中寻找出路。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正是采取了第二种途径，即为中国法学缺失理想图景寻求原因。在笔者看来，这一做法对于深刻洞见问题本身颇有助益。
诚如作者所言，“这本小书是对中国法学——严格上是指中国法律哲学——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中的使命所做的一项前提性研究，更宽泛地讲，乃是对这种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身份”和未来命运的一种学术关注。”[2]
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邓先生对中国法学在1978至2004年这26年中的发展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对支配此一法学时代的四种“现代化范式”，即以张文显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部门法论者为主力的“法条主义论”，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和苏力的“本土资源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和追究，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一幅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进而无力引领中国法律朝向一种可欲的方向发展，实是因为中国法学深受着一种所谓的西文‘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与此同时，这些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由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中国法学总体的‘范式’危机。因此，作者认为，必须结束这个受‘现代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并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3]
笔者以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以中国法学是以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学理想图景”为根本问题的。是以两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中国法学因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而导致的“整体性”范式危机，以及中国法学作为知识系统在当下中国发展过程的变异结构中所具有的一种为人们所忽略的扭曲性的或固化性的支配力量(亦即邓先生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为进路的，进而展开了作者探寻理想图景的学术努力。
以下是笔者试着从法哲学的理念、逻辑起点、价值和研究路径四个视角来对先生之文所作出的浅陋的分析与感悟。
一理念——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一、法的理念
“法哲学这门科学是以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为对象。”[4]在黑格尔看来，任何事物都是由客观精神的某种特定部分即概念为其实体，并经过这一实体的现实化即定在而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概念及其定在的现实化统一，即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理念。法的理念是法的概念及其定在的统一，并形成了法哲学的研究对象。
二、理念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我们知道，概念是对事物的抽象，而理念则是对抽象的抽象，即抽象的深化。它包含着概念用其实存两个方面，就像灵魂与肉体合二为人一样。在这里，身体是具体，而灵魂则是抽象。
先生此文以其犀利的行文，深刻地批判给予法学界乃至学术界以前所未有的震撼，这种力量的背后，严然有一种强大的理念性支撑。这就是先生在反思与批判26年中国法学的基础上而洞识出的一种理念性可欲图景——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性命题，而是有着完全现实定在可能性的实存图景，当然这里的“理念”笔者作出了一种超越性的理解。
在先生看来，中国法学在过去的26年中，一直深受着一种先生所谓的西文“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故此，作为具有保证法律“具有善的品格”能力的法律哲学，在当前历史背景中，其必须对一些问题进行追问[5]。
但是，正如许多读者都予以质疑并指出的那样，先生给这一“理想图景”没有明确的界定，就连笔者自己开始接触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先生在本书结语部分自己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是这样认为的，“把‘理想图景’引入对中国法学的反思和前瞻，意味着我试图在中国法学的领域中，甚或在中国社会科学的领域中，把那个被遮蔽的、被无视的、被忽略的关于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这个重大的问题开放出来，使它彻底地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并且‘命令’（command）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思考和发言，而绝不能沦为只信奉‘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之权威的‘不思’的一大堆。再者，这进一步意味着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不思’地生活在‘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之中，也同样不能简单地、‘不思’地生活在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性质为何的社会秩序之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每一个中国法学论者而言，甚至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开始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进行思考和追究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个新法学时代的来临，至少是一个开始思考和追究我们自己的根本生活状态之正当性的时代的来临。”[6]
二逻辑起点——主体性中国
一、逻辑起点
在法哲学领域里，逻辑起点所谓基石或基石性范畴，“任何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都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基石，而理论基石的主要表现形态就是基石范畴，基石范畴是一定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因而它是一种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标志。”[7]，它应当是从最抽象，最简单而又包含以后在发展中各要素关系或者概念开始的。同时又必须与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和存在的相符合。逻辑起点的完整成立须通过以下两条路径来实现：第一，感性的具体。即由完整的表象升华为抽象，换句话说就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第二，理性的具体。即从抽象的规定出发，在思维形成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二、逻辑起点与主体性中国
笔者以为，相对于黑格尔把“占有”视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张文显教授将“权利”视为法的逻辑起点”，先生一文的逻辑起点则是“主体性中国”的自我追问和探求。不管是先生对过去20多年来中国法学的批判，还是对“理想图景”的可欲性设定，都是以此为基础来展开的。
先生曾不止一次提起这样一个问题，即处于急剧转型中的中国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秩序，或言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据此可这样认为，中国法学摆脱“现代化范式”支配的过程，也就成为中国法学为中国法律提供正当性论证，同时探寻自身发展的自治性道路。
先生曾在文中以中国加入WTO前后为例来说明“性中国”与“主体性中国”的差别所在。在整个世界结构中，只有在成为“主体性中国”的前提下，才能参与到世界游戏当中，也才有了主体性的地位，否则将永远摆脱不了受歧视的地位。拥有并不代表着拥有主体性的地位。我想，先生正是由于有着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的主体性、主人翁性的自我定位，才导致这这种探索的开始。职是之故，这种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一理念的追求，恰是以“主体性中国”为其逻辑起点的。
三价值——中国法学的人性关怀
一、法价值
我们说价值是指客体与主体人之间的特定的需要与满足的关系，它由主体、客体与实践三要素组成。相比较而言，法价值则体现了主体的人和人的结合(诸如家庭、组织团体等)和客体的法之间的要求与满足。并通过以下三环节来实现，即主体对法的要求，法对主体要求的满足以及主客体之间的连接即实践三环节。在这里，需求是法价值存在的前提，而满足则是法存在的基础。
二、价值与中国法学的人性关怀
上述表明，人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体系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没有了人的因素，则价值将是子虚乌有，空中楼阁。甚言之，法的价值一定要以体现人性为自己的责任担当。
先生在文中以“消费者权利”的个案分析来阐述中国法学研究中“中国”的缺失，其中在笔者看来凸现出了人性关怀的光芒。这种人性的价值关怀又是在先生一系列建构于现实之中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简而言之，在‘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宏大的、民主和法治，而不太可能是与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政府的品格和司法的品质；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中国‘都市化’浪潮中的城市居民的利益或中国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生成的各种新型权利，而不太可能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世界结构’下的广大中国农民或贫困者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切实权利；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大写’的人权，而不太可能是我所谓的‘活的’、日常的、无时不刻都关乎到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具体人权；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西方式的‘陌生人社会’预设下对法律的配置和普遍运用，而不太可能是中国‘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同时共存的情形下所导致的更为复杂的问题；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法律体系的逻辑和注释，而不太可能是赋予这种逻辑或注释以生命力的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所经验的现实且具体的生活。”[8]
四研究路径——反思与批判的法理学
一、研究路径
法哲学是一门充满着思辨与理性的科学，是对事物最终极的、最本质的认识和揭示。它通常表现为对法的本原、本体及本质的追问，附以价值、理念等层面上的探求。
二、研究路径与反思与批判的法理学
先生曾在不久前专门著有一本书《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9]对时下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学术界的学术研究等作了一针见血、不留情面的批判。笔者通过阅读本书获益匪浅，让自己真正领略到了所谓大师的风范。那种批判不是一般地、无关痛痒的批判，而是一种切中要害，鞭辟入里的批判。与此同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发表，更让先生以这种独道的批判力展露无一。他以一种体制中的体制外的独特眼光，以其“一人一水一世界”的心境去看待中国法学界乃至学术界的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再加上先生近二十年来的不懈努力与刻苦钻研，才为自己搭建起了一个反思的平台。这种反思具有宏观性、历史性、整体性，更有一种中国公民的一种高度社会责任感。不仅如此，先生为了确保自己特殊的研究路径，在受聘于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之际，依然不忘与张文显教授“约法三章”[10]。这固然不能与“三顾茅庐”相媲美，但是这至少表明先生执着于学术的态度。
笔者认为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法学没有对作为知识与法学本身进行深入思考，从而也就未能给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更为有效的智力支持，质言之，过去的法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缺乏或拒绝反思的法学，法学显现为一种淡漠或抛却了反思与批判的知识类型[11]。我们更多的学者都蜂涌地移植西方的法律，试图尽快在中国学术苑囿确立法学的重要地位，当然这种法律移植是很必要的。正如耶林所指出的那样：“接受外国法律制度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国家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合目的性和需要的问题。任何人都不愿意从遥远的地方拿来一件在国内已有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东西，只有傻子才会因为金鸡纳霜在自己的菜园里长出来的而拒绝服有它。”[12]就此意义而言，大概没有一个彻底的非法律移植论者。但正因为这一事实，也提示我们极有必要对法律移植及其据以为凭的前设进行认真反思。
先生之文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至少他那种反思与批判的精神给我们以警示、以醒悟。法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唯有在没有丧失反思与批判的前提下，才能成其为知识，也才具有了知识本身的一种可贵的品格。我想，只要沿着先生的这条研究路径，一如既往的前行，中国法学特别是法理学将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也会很快地变得清晰起来。
结语
笔者以为，迈向反思与批判的法理学研究，一方面将使我们可能更为有效地洞见我们前在的社会存在及其性质以及关于它的知识限度，另一方面，也将为我们提供一个认识和理解社会存在的多维视角，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更有助益的智力支持。
“当我把你从狼口里拯救出来以后，请别逼着我把你又送到虎口里去。”[13]作为一种对那些（包括笔者在内）有可能期望先生以更明确的方式阐明“中国法律理想”的回应，我想其含义是深邃的，其理由是有力的。先生“暂时”的结语，在许多人看来，或许是一种苍白无力的结语。但我认为这对于中国法学而言却是一个始端，一个起点，更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这也与邓先生一直的理论预设——任何社会科学知识都具有其增长的阶段性限度和广度上的局限——息息相关。正是因为深刻意识到各种限度与局限，邓先生不会也不曾给过彻底的结论性的判断，而更多是引导人们去思考或反思。
最后，不论先生批判得是否合适与得体，不论中国法学是否缺乏自主性，不论中国法学是否缺乏“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或许作为研究人员的我们真的应该在内心中悄悄地问自己：我们向何处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参考文献：
1、著作类：
邓正来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第1版。
邓正来著，《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法律出版社，2006年3月版。
[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张文显著，《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2、论文类：
钱大军：“中国法学研究人员向何处去”，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1月上期。
于晓艺：“中国法学之自主性寻求”，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1月上期。
王勇：“迈向知识的法理学”，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1月上期。
尾注：
[1]邓正来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第1版。这是邓正来先生在其构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时代论纲中，比照卡夫卡《在电车上》的那段名言而作出的一种宣言式论断。
[2]邓正来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第1版。自序部分第2页。
[3]邓正来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第1版，第3页。
[4][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导论部分第1页。
[5]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中国的法律哲学必须对下述基本问题进行追问：中国当下的法律制度处于何种结构之中？中国的法律制度是正当的吗？中国这个文明体于当下的世界结构中究竟需要一种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中国法律哲学评价法律制度正当与否或者评价社会秩序可欲与否的判准：究竟是根据西方达致的理想图景，还是根据中国达致的理想图景：究竟是那些抽象空洞的正义、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概念，还是它们与中国发展紧密相关的特定的具体组合？中国的法律哲学究竟应当提供什么样的理想图景？中国的法律哲学究竟应当根据什么来建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西方的经验抑或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法律哲学应当如何建构这样的理想图景？
[6]邓正来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第1版，第264页。
[7]张文显著，《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34页。
[8]邓正来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第1版，第129页。
[9]邓正来著，《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法律出版社，2006年3月版。
[10]参见《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即不接受院系和学校里任何带“长”的行政职务，不参加任何评审委员会的评定工作和仅限于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以保证自己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研究之路。张文显教授予以同意，在此基础上，其被聘为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11]苏力教授指出是：“法学研究的薄弱……无法有效回应社会生活的需要，甚至完全脱离社会生活，这也是中国法治实践欠缺的因素之一。”参见苏力著《也许正在发生》第160页，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关键词：辨异、法律文化论、文化类型学、文化研究与文化阐释、大传统与小传统
“我站在电车的末厢，我茫然不知我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城镇中、我的家庭里的步履。我甚至也不能提出我的要求：我愿意走向何方。甚至我也道不出为什么要站在这节车厢中、抓住这条皮带、任我被电车载着前行；对那些闪避电车或安宁地散步或者驻足盯看商店橱窗的人们，我也是如此。的确，没有人要我说一个所以然，但这又有何干。”——卡夫卡，《在电车上》
我认为，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无甚意义的；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质，无论选择哪条路还是确定如何走某条路，却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渊。——本文作者
人绝不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奥利弗·克伦威尔
（一）前提性说明
当我们把讨论的焦点从苏力主张的所谓“本土资源论”转向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性任务，既不是将梁治平的研究与其他论者的研究做出明确的界分——尽管这一点相当有意义，[1]也不是只关注其文章中的某些结论，而无视其间所用的方法及其意义，正如他本人所明确指出的：“最近几年里面，我听到和读到对我那些已经发表了的文字的各种评说。一位域外的评论者……说我继承了‘五四’传统，而能以冷静的学术研究作基础，全面批判传统，探索中国文化的自救之道，是成熟的‘五四’青年。这位评论者的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他显然不曾注意到上面谈到的那些微妙而富有意义的思想发展。一般的读者，只注意到我文章中的个别结论，而于其中所用方法及其意义辄不加重视，所以不能更进一步把握我思想的发展脉络，这也是我常常引以为遗憾的事情，”[2]而毋宁是探究出梁治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下半叶的不同时间段中提出的那些观点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基本的思维取向或特征，并根据这一分析而对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做出严格的、能够展开有效分析的界定。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我试图根据本文的论旨对梁治平的观点进行刻意的裁剪或切割，而实是因为这样两个相关性的事实所致。第一，我认为，梁治平在1980年代所做的“法律文化”研究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确实构成了一种具有相当独特意义的理论模式，进而对当时的整个中国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3]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下的一般论者以及梁治平本人在论说其法律文化研究及其影响的时候，通常都将他的“法律文化论”这一理论模式与他在19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下半叶的不同时间段中所做的整个研究混而视之，而事实上，梁治平在这一期间实是在三个题域中进行他的研究的：一是他有关我所谓的“法律文化论”的研究（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反映这一研究之观点的论著乃是1991年出版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和1992年出版的《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4]；二是他对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理论所做的一般性的、介绍性的研究，反映此项努力的便是他于1994年编辑出版的《法律的文化解释》论文集；三是他根据法律社会学对“清代习惯法”所做的研究，而反映这一研究的论著便是他于1996年出版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5]
第二，事实上，我们只需要把梁治平在不同时间段中所做的研究与苏力的“本土资源论”做一简单的比较，我们便能够发现他们两人在建构各自理论模式方面所具有的极其不同的特征，尤其是梁治平理论研究的特征。根据我的研究，我们可以在抽离苏力研究本身之“时间因素”的情形下，对他在不同时间段中提出的那些观点之间建构起它们本身所可能具有的一种整体的论述逻辑[6]——虽说苏力的论述中充满了种种“故作姿态”且常常互相矛盾的观点以及各种与学术讨论或论证不涉的点缀性“插入语”。但是，我们在面对梁治平的理论模式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梁治平在每个时间段中提出的观点都具有一种相对严谨、相对系统的品格——这显然是苏力的论述方式所不及的，然而他在不同时间段围绕上述三个论题所提出的各种观点之间却不仅不存在一种一以贯之的逻辑或理路，甚至还存在着种种高度的矛盾或紧张。坦率地讲，梁治平在后两个题域中做的研究与其在第一个题域中做的研究之间所存在的那些紧张或矛盾，完全有可能构成他对自己在第一个时间段所做的“法律文化”研究的极为精彩的批判和矫正，但是颇为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正视这种批判和矫正努力本身所可能具有的重要的理论意义，反而试图以一种“事后性解释”的方法在那些彼此紧张或矛盾的观点之间建构一种试图消解这种批判和矫正之意义的所谓的“一以贯之”的逻辑。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后文中详加讨论。
正是立基于对上述两个事实问题的认识——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前见”，我认为，我们必须在对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展开讨论之前，首先对他在19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下半叶的不同时间段中所提出的各种观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或紧张做一番较为详尽的分析。
（二）相关问题的建构
在我看来，梁治平有关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乃是以这样一种基本的判断为支撑的，即根据梁漱溟的观点，他认为，“法律，作为社会的有组织的暴力，或者某种专门的社会控制手段，原是所有文明共存的现象。然而正好比文明本身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一样，从属于不同文明的法律也各不相同。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和解释世界，他们评判事物的标准不同，据以行动的准则，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行为模式也大不相同。由这里，不但产生了特定的文化样式，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法的精神。”[7]显而易见，梁治平的这一基本判断又是以另外两个紧密相关的判断为前设的：首先，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基本问题乃是相同的，但是人们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却是不尽相同的。这些不同的方式便是人们所谓的文化，而从整体上讲，它们就是各种基本上不可通约的“文化式样”或“文化类型”（以下统称“文化类型”）。其次，每一种“文化类型”都体现了一种特定的有关社会的安排秩序观念，而不同的法律所反映的便是那些体现了不同安排秩序观念之“文化类型”的特质，一如梁治平本人所言，“法律只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8]
正是立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判断，梁治平有关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从中西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定之外观上或功能上的差异、类似或相同的背后，去探究它们与其各自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亦即去追究这些制度安排后面的观念形态、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等文化上的“根据”。于是，在根本上讲，梁治平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强调中西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定赖以为凭的“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在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定的“同”或“不同”之中求文化之异的路径，在我看来，确实如梁治平本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以辨异为基本路径的“文化类型学”的研究。
就此而言，我们或许也可以透过梁治平本人所提供的有关他的法律研究路径与其他论者的法律史研究方式之间的区别这个侧面，来把握他本人所宣称的 “文化类型学”研究路径的独特性。一方面，大多数其他中国论者所做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或多或少都是由“客观”的方面入手，而不是从“主观”的角度切入去关注法律的符号意义。但是梁治平法律研究的进路却正好“与之相反”，它并非不理会法律的社会功能，但是它更注重的是法律的文化意义，或者说“制度的文化性格”。所以，它总是追问法律安排（既包括内容也包括形式）后面的文化“根据”——这一点正是梁治平所宣称的法律文化分析的要义之一。另一方面，大多数其他中国论者所做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由于主要从“客现”的方面入手，所以多半趋于求同，亦即把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分配于统一的人类发展图式的各个不同阶段上，而其中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但是梁治平的法律研究却以“法律文化”相标榜，其目的就是要导入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亦即一种以辨异取代求同的路径。 [9]
“文化类型”之所以重要，在梁治平看来，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类型”包含了全部政治发展的可能性：“文化条件是先在的，决定性的，因为政治结局不可能超出文化条件所提供的范围之外。……不仅如此，新的政治主张所取之形式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别样，也根本只是因为它建基其上的文化基础是这样而非别样；”[10]另一方面则是，套用他的话来说，“不但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更因为它可以决定文明的发展方向、未来命运。”[11]具体到中国的和法律的情形而言，近代以降的法律变革，尤其是之后的法律变革，乃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是一场从术语到体系、从观念到思想的彻底变换，而“这种文明史上不可多见的现象只有以文化类型的差异来说明”。[12]由此，我们可以说，梁治平确立了一种以“辨异”中西文化类型为具体分析路径的、探寻“差异最大化” 的“文化类型学”论述原则：透过对“文化类型”的探究而阐明法律，通过对法律的具体分析而阐明“文化类型”。
就这种以“辨异”为基础的“文化类型”分析进路的使用问题而言，梁治平在1997年为《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撰写的“再版前言”中指出，“用我当时习用的说法，本书所要探究的乃是植根于特定‘文化式样’中之特定的‘法的精神’。文化式样的说法，暗示文化是在不同类型的意义上来把握的。文化类型由长期的历史经验中形成，其中，一个社会的早期经验尤其重要。文化类型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从文化内部的立场去了解一种文化。”[13]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事实上，早在梁治平于1980年代下半叶撰写的《法辨》一书中，他已经形成了以“辨异”为基础的“文化类型”分析进路。比如说，他在1987年发表的“比较法律文化的名与实”一文中指出：
从狭义法律文化概念出发，比较的基础似乎没有问题。观念、意识、价值体系、行为模式，这些往往是最富有独特性的。能够把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明白区分开来的主要是这些东西，换句话说，观念形态、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常常是区分文化类型（式样）的基础。[14]
中国古代法根本不同于罗马法，仅从形态学的角度看，两者都是发达的，差别不是量上的，而是本质的不同，因此，仅有时间的延续，量的积累，二者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这类例子极多，许多领域都有。它们所反映的，最终还是与文化类型的差异相关。[15]
当然，梁治平在其1994年编辑发表的《法律的文化解释》一书中，也同样“主张”他早年运用的“文化类型”的研究进路，因为在我看来，他在编辑该书的过程中把1986年的“法辨”一文和1988年的“礼法文化”一文同1993年“法律的文化解释”一文一起收录在该书之中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实际上，他还在讨论的过程中明确指出，“显然，‘类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所以，当我们谈论文化类型及其不可‘通约’性时，我们似乎立即陷入某种自相矛盾之中：我们只能够比较地思考和谈论文化类型，但是所谓类型的差异却意味着某种不可比性。实际上，这两个方面都是真实的，但其意义并不相同。……说得更明确些，人类面临许多基本的和共同的问题，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人们理解这些问题的立场、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并不相同。”[16]
梁治平的上述观点和做法，对于人们认识和理解他的法律研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梁治平的上述文字和做法所旨在达致的只有一个目的，即他试图告诉人们，以辨异为基本分析进路的“文化类型学”研究在他的法律研究中实是一种“一以贯之”的方法或立场，而这在更深的层面上则意味着他在 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到90年代下半叶提出的各种观点实是一种“前后一贯”的法律文化理论。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梁治平本人经由上述观点和做法而对其研究所做的描述，那么我们就必须进入那些观点和做法背后，对其间所隐含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严肃的追问。
从分析的逻辑出发，我们必须首先追问的是，以辨异为基本分析进路的“文化类型学”研究在梁治平的法律研究中，如他所解释的那样，真的是一种 “一以贯之”的方法或立场吗？[17]毋庸置疑，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够提出，完全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即梁治平由他所谓的那种以辨异为基本分析进路的 “文化类型学”出发，在《法辨》和《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两书中导向了对辨异出来的中国法律及其赖以为凭的“中国文化类型”的批判和否定，而在“法律的文化解释”一文中却导致他对辨异出来的中国法律及其赖以为凭的“中国文化类型”主张一种“同情的理解”。具体来讲，一方面，在《法辨》和《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两书中，梁治平指出，
中国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西方法则不能不是西方文化的表征。两种法律建基于不同类型的文化之上，它们在概念、结构或分类上的技术性差异，实则是有关法律的整套观念形态、价值判断和行为模式的根本对立。从总体看，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可能，所以，它们相遇、相撞之时，我们面对的，便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是国粹，或者是西化，没有其它道路可走。清末的法律改革，就是走了西化的路子。而今天的中国法，就是在这条路上走了近一个世纪的结果。在这层意义上，清末的法律改革不啻是开创中国现代法制的新纪元。[18]
虽然我们不能说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但是我们可以确证，现代社会的法律必定是西方式的。[19]
由于类型规定与世界史进程相左，传统文化面临解体的危险。这个解体大不同于西方古代文明或中世纪文明的解体，在那里，新的是从旧的当中孕育产生的，有些传统可以也应该被继承下来。这在上面讲传统时已经提到。而在中国，由于旧的类型规定与现代化的要求正相矛盾，解体就不能不彻底。[20]
另一方面，梁治平则在“法律的文化解释”一文中指出，
从类型学的立场出发，自然要反对任何以一种模式强加于历史上不同民族、文化或文明的作法。仅就这一点而言，不同类型的文化是不可比的。然而，我们又确实能够通过比较来划分文化的类型，这时，可以作为依据的不是任何一种进化法则或图式，而是人类世界的一般性，是人类生活的共同性，以及在此一般性和共同性背景之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各个特殊形态。[21]
当然，梁治平更是在1997年为《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撰写的“再版前言”中明确指出，
本书以“法律文化”相标榜，正是要导入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同中之异被强调，而且往往被认为不可通约，因为它们出于不同的文化类型，而这些类型本质上是不可通约的。这里，对文化类型的强调，不但暗示要反对比如“西方中心主义”一类文化和种族的“中心主义”，而且表明将反对现代人自以为是的 “现代中心主义”。[22]
显而易见，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还可以把上述“以辨异为基本分析进路的‘文化类型学’研究在梁治平的法律研究中真的是一种‘一以贯之’的方法或立场”这个问题，具体转换成这样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第一，梁治平在早期对中国法律赖以为凭的“中国文化类型”的批判和否定与其后来对“中国文化类型”的同情性理解之间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第二，梁治平在早期对作为“大传统”的中国国家法的批判和否定与其后来对作为 “小传统”的中国习惯法的研究之间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
（三）有关法律文化研究之问题的分析
（1）苏力对梁治平法律研究给出的解释
关于梁治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下半叶这个阶段中提出的各种观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学术界甚少有严肃的讨论[23].仅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对此做出比较全面讨论的文字乃是苏力在1997年发表的题为“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法律的文化解释》读后”一文[24].
虽说苏力这篇文字只是对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一书的评论，但是我们知道，除了“法律文化：方法还是其他”这篇代序（1994年）文字以外，《法律的文化解释》这本书还收录了梁治平在不同时间段撰写的三篇论文，即《法辨》一书中的核心论文“法辨”（1986年）、《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的核心章节“礼法文化”（1988年）以及《法律的文化解释》这本书中的核心论文“法律的文化解释”（1993年）。因此，我们可以说，苏力的这篇评论文字事实上是对梁治平在1994年以前的法学观点或者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做的一个相对整体的讨论。[25]就本文这里的讨论而言，苏力的分析大体上可以被概括为这样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苏力认为，梁治平的学术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而启动他学术感触的也许是当时的“文化热”。梁治平早期的作品，集中汇集为《法辨》一书，其中的部分文字染有这种“文化热”的影子，因为“他强调文化之差异的主观目的更多在于对中国传统法律的批判，防止由于语词翻译上的对应或制度功能上的相似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的清理。这种研究显然带有比较强烈的80年代的文化批判的色彩。特别是在‘法辨’一文和在此前后发表的其他一些文章中，我们看到这种辨异更多是以西方的概念、观念为标准进行的”。[26]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苏力紧接着却以一种比较笼统的方式指出：随着梁治平本人研究的深入，他逐步在实践中突破了当时那种轰轰烈烈的“文化热”氛围，力图对文化做出一种学术化的界定，并且最终完成了一个从作为“著述内容之标签”的法律文化研究到作为“一个学术进路和方法”的法律文化研究的转变。[27]
第二，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苏力对梁治平的研究从“作为著述内容之标签的法律文化研究到作为一个学术进路和方法的法律文化研究的转变”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相当犀利的和相当要害的，而且正是根据这一判断，苏力进一步洞见到了梁治平法律研究中极其重要的“辨异的学术进路”。因为苏力指出，从逻辑上看，梁治平的早期观点中隐含了其学术和思想发展的至少两种可能性：一是不加反省地强调差异，其结果可能是意识形态化或意蒂牢结化，以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来例证西方法治发展之正宗，而这种做法实际上将终结学术辨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另一种可能性则是，从辨异中感受到文明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从文化批判走向更为学术的比较研究，进而走向对中国文化的同情的理解。苏力对此宣称说，“梁治平走了后一条路。但这并不仅仅是他对于学术进路的‘自由’选择的结果，也不是‘瞎猫碰上死老鼠’的偶然，而是他的辨异的学术进路使这种转换有了可能，而且不显得突兀。”[28]
关键词：法学教育；实践教学；教学改革；合作探究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4-0124-03
一、我国法学专业进行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呈快速发展期。按照有关统计，2008年底，设立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634所，我国的法学教育在校人数从1970年代末期的700多人发展到现今的40万人。然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国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却没有能够形成良性的衔接。大多数高校的法学教育还停留在传统的法律职业部门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上，这种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人才需求衔接不够。当前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型法律人才的培养，要改变原先比较重视学术型法律人才的状况。在法学教研职业化的背景下，由于一般法学院的条件限制以及与司法机构之间进行教学沟通的现实困难，在校内进行实践教学就成为法学院日常教学中的一个必要选择。但是，在我国的法学教学中开展实践教学又存在着不少障碍。
二、我国法学教学中实践教学的困境
法律教育方法的选择和采用与法典有着密切联系，在以成文法典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家，法律的教育方法一般选择演绎法，课堂教学的具体方法就是由教师系统地讲授法律知识。在以不成文法典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家，一般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法学教学中采用实践教学还存在许多条件的制约。比如，我国的法学教学中有14门核心课程，这些课程由于其重要地位，其教材的选用有一定的限制，各个院校在进行这些课程的教学中也较为谨慎。这14门课程中有些与实践有着很大的联系，但教材的体例却与实践相去甚远。这些教材的套路都是（某一制度或者类似规范的）概念、特征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或者原则、理论争议等，依照这样的教材进行授课，很难与实践真正结合起来。虽然近年来很多教材也进行了改革，注重既阐述原理又插入一些案例进行分析，但是这种原理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度还不深，很多陈述都非常牵强，原理与案例彼此分离，无法对接。其他因素，如教师的考核标准以及对学生的考核指标，法学教学规模与培养能力的脱节等问题，都制约着我国大部分法学院难以真正开展实践教学。
三、我们在国际法类课程中开展实践教学的尝试
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都属于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俗称为“三国法”。围绕这些课程及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等课程，我们根据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设置了国际法务课程体系，旨在培养既具有扎实的法学基础，又具备外经贸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以适应当前浙江企业对外出口和投资的需要。从目前设立该方向的一些法学院系的课程设置来看，我们在坚持传统法学本科专业基本课程外，增加了有关外经贸知识的基本理论、应用性内容及相关岗位实践能力的教学环节，开设了《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海商法》、《国际商事仲裁法》等特色课程。
1.在理论教学中，鼓励教师积极开展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理论教学是我国法学教学的一大传统，在一定阶段内将延续存在。因此，我们在理论教学中积极开展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按规定开展集体备课、示范讲课、教学讲评外，还组织参加学校的比赛。在教学中倡导和使用“讨论式”、“互动式”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根据我校法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我们以合作探究式教学改革为指导思想，修订并完善了教学大纲，在大纲中进一步明确了理论授课和实践教学的学时分配，制订了合作探究式教学改革实施方案。根据实施方案，我们对《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等主干课程教学总体分为两个部分：理论讲授部分和课堂研讨部分。其中“理论讲授部分”的学时安排占总学时的50％，要求学生在自学阅读相关教材和参考书籍的基础上，听取教师对理论内容难点和要点的讲解，形成对课程内容的基本认识和理解。“课堂研讨部分”占总学时的50％，分成小班授课。课堂研讨部分分别采用不同的研讨方式进行，总体上要求教学研讨过程中能够实现学生从传统教学方法向自主式、合作式学习方法的转变，提高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和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并通过理论教学的深入研究、发言、讨论、问答、辩论、写作等多种方式对所学基础理论知识进行梳理和深化。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在研讨课中，我们对学生的研讨有以下要求：①知识准备。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要求学生按照教师提供的参考文献进行阅读和总结，对所讨论问题应当具有一定的知识广度和深度。学生对相关研讨主题必须进行充分的知识准备，自行检索和搜集所研讨问题涉及到的法律法规、专著，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和相应的专业知识资料。要求学生针对所研讨的问题将检索获得的文献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编辑，对相关问题的论点、论据进行总结。②逻辑思维。在研讨过程中，学生应当始终把握所讨论问题在逻辑上的推理性和严密性，应当杜绝缺乏逻辑层次关系和说理性的文档材料与讨论发言。③团队合作。在研讨学习过程中，各小组成员之间应当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对于参与小组研讨消极、缺乏贡献的成员，小组成员应当以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其进行纠正。小组合作中不应当出现部分成员缺乏参与的状况，也不允许小组之间出现恶意竞争现象。④文档记录。研讨学习的全程都应当进行适当的记录，以方便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改进与考核。按照研讨要求需要制作的记录必须规范、完整、准确。⑤纪律要求。学生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研讨课程，课程时间不得无故缺席。学生应当及时完成小组分配的任务和研讨课程的各项要求，不得在研讨过程中做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事情。学生必须服从指导教师的安排和裁定，不得提出异议。
2.积极进行实践教学内容与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我们在长期实践教学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实验课教学、社会实践活动、课外科研活动、假期社会实践等实践教学体系和实习。其中我们所进行的《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课程是我们着重打造的一个实践教学项目。①课程建设的基本情况。《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课程是法学专业实验训练模块课程之一，该课程是法学专业实验训练模块课程之一，是在学生修过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和国际贸易法等主要课程之后，在最后走向社会实践之前将法律知识转化为法律工作技能之前的一个模拟训练。本课程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国际贸易法律规则，更应该对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实务和流程有一些掌握与了解。本课程既要培养学生的法学专业基本知识，有能够参与具体对外贸易实务的复合人才。在我们已经完成的《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大纲》、《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指导手册》等物化材料中，我们都强调了国际贸易实务知识和法律实务的结合。②课程训练方式和考核标准。课程采取实务模拟训练的方式进行，并对学生训练过程中所形成的文档加以评定和考核。课程要求学生在教师安排实务训练之后，在课堂以及课后时间结成学习小组共同完成训练任务，并要求学生自行对训练过程进行记录，最终需要提交训练底稿和训练所要求的成果文档，并进行发言的讨论。训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训练介绍阶段。由教师向学生介绍对外贸易法律实务的基本知识和主要工作方法。说明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训练要求，组织学生分配训练小组。第二阶段，训练操作阶段。根据训练的具体内容，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自主完成收集相关资料、组织讨论、完成具体训练任务所要求的各类法律文本，并写出训练报告。第三阶段，训练发言和讨论。每个小组应当对训练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总结，并就这些问题与同学和老师进行讨论。最后由老师点评。课程的具体考核评分标准如下：采用百分制考核，每个学生的训练评分中有20%为学生个人表现，分为考勤和其小组对个人的评定，各占10%，剩下80%为小组成绩。对于小组的评分，有指导教师根据小组所提交的文档的完整性、专业性和合理性三个标准进行评定。
3.《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的特色。①在国际法务课程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并不是我们国际法务课程体系建设的主干理论课程，也不是针对某一门课程进行训练，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实务训练课程。在整个国际法务课程体系的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补充与辅助作用。在这个实务训练当中，需要综合运用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有关理论知识，并与具体的对外贸易实务相结合。②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是一个跨学科的实务训练。如上所述，在该训练的教学内容中，不仅有法律实务的训练，更重要的是结合国际贸易实务的相关知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训练。这不仅对学生的要求较高，也是对教师教学技能和知识范围的高要求。这门课要求教师首先掌握国际贸易实务的有关知识和实务经验，然后才能给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和讲解。因此，讲授这门训练课的老师一般应均有实务部门的工作经验，或者从事过实际的涉外律师业务，对国际贸易环节比较熟悉。③《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所针对的职业范围较为广泛，并符合浙江本地特色。由于浙江是中国的外贸大省，又拥有中国第二大港口，因此对外贸易非常发达。根据我们对浙江大学生就业形势的调查和研究，浙江大部分的行业都与对外贸易有关。这种训练对他们在从事涉外贸易的公司和生产性企业工作提供了前期的准备和训练。
4.教学效果明显提高，课程特色显著增强。我们在进行这些教学改革以来，学生对国际法类的课程授课满意度增加，学校同行与督导也都给予了积极评价。通过研讨课的设计，学生普遍提高了对国际法这门课的兴趣，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在研讨课中提问题的学生明显增多，学生发言踊跃，准备材料较为充分，学生成绩也大幅提高，不及格率大大降低。我们所设置的《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课程，为1个学分，自2007年以来已经在课程体系中开设。由于结合了浙江的实际情况，又涵盖了国际贸易实务的有关知识，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也许是因为这门课程中的知识点对他们考外贸单证员非常有用，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们所提供的知识是他们所需要的）。
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只是我们在法学专业中进行实践教学的一次尝试。我们的指导思想不仅是进行单纯的理论课教学改革，而是结合我校处于浙江这样一个外贸大省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了实践课程。这个课程不仅是单纯的法律类课程，也是一个跨学科的涵盖了国际贸易实务的实践课程，试图给学生更多的实践训练和实务知识。我们的这些尝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仍然是非常粗浅的，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学校在法学实践教学方面做出尝试，引领我国法学教学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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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波.关于中国法学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J].教育理论研究.
[4]何志鹏.我国法学实践教育之反思[J].当代法学，2010，（4）：153.
这里讨论的“法学教育”是指正规的高等法学教育，主要是指大学法学本科教育。“法律职业”又称法律行业，是法律工作的各个专业的总称，包括律师行业、法院审判工作、刑事检控工作、法律咨询工作、法律草拟工作等，所有这些法律工作总称为“法律职业”。这是广义的法律职业。狭义的法律职业指我们通常所说的律师行业。本文讨论的法律职业。
Lawyer一词准确地译法应为“法律工作者”，它包括了私人执业律师、法官、检察官，甚至还包括立法专家和大学法学院教书的法学教师。把它仅译为“律师”是不确切的，不能涵盖法律职业的全貌。
一、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系
法学教育是法律职业的基础，既是一般的高等通识教育，又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按照各国一般的作法，要从事法律职业，不管是做私人执业律师还是法官、检察官，都必须首先取得律师资格，就必须接受正规的大学法学本科教育，受过基本的法学训练，即获得一个法学本位，在英联邦国家叫做LL.B，在美国以前也叫LL.B，现在叫做J.D，这是从事一般法律职业的前提。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法律职业是一门特殊职业，就像医生职业一样要求执业者必须受过基本的大学法学本科训练，否则做律师或法官就可能出“责任事故”。第二个原因是保证从事不同的法律专业的群体即私人执业律师、政府律师、法官等有相同的教育背景，有统一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取向，这样在执行法律时才不致由于标准不一和思维方式不同而产生不公正，损害法律的正义性。可见法学教育必须与法律职业挂钩，大学法学本科课程的设置既要考虑一般的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的要求，又要考虑职业教育的要求。国外大学法学院课程的设置都有这个特点，即密切地与法律专业资格的授予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掌管律师资格授予的律师协会本身就参加了当地大学法学院课程的设置。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受过大学正规的法学本科教育，获得法学学士学位，然后再跟已执业多年的律师接受一段时间的法律职业训练和实习，即可自动取得律师牌照，而无需另作律师资格，因为这种法律职业教育已为当地律师协会所承认。反之，如果没有受过大学法学本科教育，则无论如何不能做律师，更不能做法官。
二、 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存在的问题
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自七十年代末恢复以来，取得的成绩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这里只列举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 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
1. 大学法学本科教育与律师资格的授予没有内在的必然的关系。我国律师资格的授予没有严格的职业教育要求，只要是大学本科毕业，不管什么专业都可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法律专业大专毕业的亦可），通过考试即可获得律师资格。因而在我们的律师队伍和法官队伍中有许多人没有受过大学法学本科教育。这样，我们的大学法学教育在取得法律执业资格方面与大学其他学科教育相比，就没有任何优越之处，没有自己的特点。一个学生要想做律师或法官，完全可以不进大学法学院接受正规法学训练，完全可以放心地去学工程或文学等，只要在大学毕业时，集中一段时间突击背一下律师考试的资料，通过考试即可做律师了。大学正规的法学教育也就失去了其真正的价值与意义，与其他学科相比它唯一可以说得上的优势就是传授了一些法律知识，有利于学生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然而在这方面，它并不比各种律师资格考前培训班更优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学法律院系毕业的本科生却有相当一部分不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不去从事法律工作。可见学法律的大学生有许多并没有把法学教育作为可以给自己带来一门职业技能的职业教育，而是把它视为一种普通的高等教育。如果学法律的大学生都不这么认为，那么我们很难要求一般的政府官员和民众这么看。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法律职业之门并非只有进大学法学院这一条路可以到达，甚至主要不是靠这条路乃至完全不靠这条路也同样可以跨入。
2. 法律职业界（包括律师界、法官团体等）与法学教育界联系甚少，他们很少参与法学的课程的设置，参与大学法学院的活动。也很少听说执业律师到大学法学院兼职授课。这使得大学法学教育带有很大盲目性，不能密切地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据此可见我国大学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不统一，基本上都是自立门户，很少往来，甚至互不承认。
（二） 法律职业团体各自为政
与上面提到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各个法律职业团体甩开大学正规的法学教育，自办教育，纷纷开办自己的职业学校，有些甚至经司法部特批与律师资格的授予挂起钩。例如，人民法院有自己的业余大学和法官培训中心，人民检察院有自己的检察官学院，律师协会有律师培训中心，司法部有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各种司法学校、律师函授中心，而一年前成立的中国国际律师培训中心更与律师资格的授予挂起钩来，成为国内第一所日常教育与资格授予相结合的法律学校（见1996年1月6日“中国律师报”）。如果说这些学校仅仅进行一般的专业技能训练也未尝不可，但它们事实上是代替大学法学院在进行正规的法律职业教育。上述这些情况一方面说明大学正规法学教育得不到法律职业团体的承认，因为如果要从事一般的律师工作、审判工作，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法学本科教育也应该足够了，但事实上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不能胜任这些工作，还要再接受专门的职业训练。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各种各样的法学教育极其不统一，这是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不能衔接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大学正规法学教育本身存在许多问题
1. 法学本科专业划分过细。本科教育基本上是一种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和基本职业技能的训练，如果划分专业，学生的适应面就很窄，他们将来的职业发展就很受限制。
2. 法学本科生从高中毕业中生招生，年龄偏小。美国的J.D.事实上是一种法学本科教育，但是它要求读J.D.的学生必须已经有一个非法学的大学本科学位，因而学生的年龄都较大，阅历也较为丰富。在英联邦国家，虽然没有明确要求读法律本科的学生必须有一个非法律的第一学位，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可见，国外的大学法学本科教育基本上没有法学教育，也可以说是生教育，在我们所说的“本科”层次上，在国外基本上没有法学教育，所谓“专科”法学教育更不存在。法学教育是一种“高层次”的教育，就是指它的起点高于其他学科，起点就是研究生教育，没有“本科”教育。难怪现在美国的大学法学本科学位也叫Doctor（J.D），中文有人甚至把它译为“法不博士”。学法律的学生应该年龄大一些，经验丰富一些，这样才可以应付复杂的法律事务。这看来是大家的共识。
3. 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法律工作（Lawyer），要接受两种教育，一是普通的素质教育，二是特殊的职业教育。在许多国家，由于大学法学院只招已经获得了一个非法学的学士学位的学生，因此普通的素质教育已居学生攻读第一学位时系完成，法学院的教育只是一种专门性的职业教育。然而我国的大学法学院由于是从高中生中招生的，因而要求法学院的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法律职业的教育，而且还要是一种普通的通识教育、素质教育。我国大学法律院系所承担的任务就要比国外同行大得多。国外培养一名Lawyer要七年时间即（4+3，法学院学制为3年），而我们只有四年时间。如何改革我们的大学法学教育制度，处理好素质教育与教育职业教育的关系，值得我们深思。
4. 硕士学位时间太长，培养目标不明确，把培养高级的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混在一起。国外的通例是学硕士学位（LL.M.）是一年制的，只需选择几门课程，通过即可获得该学位，而不用写论文，这种学位侧重于在本科基本训练的基础上提高实际技能，是应用型的，而不是学术型的。我国以前一年半制的生班类似于该学位，不知为何后来取消了。而学术型的法学硕士学位（Mphil in Law）一般学制是2年，只需写论文而不用学什么课程，论文答辩通过即可获得该学位。应该说国内的法学硕士学位是二者的结合。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读一个一年制的LLM在专业上进行一些提高就可以了，而不用再花费两年时间写论文，勿需在上有多高建树。把培养应用型与学术型人才混在一起是不合适的，对人才和教育资源的浪费十分巨大。
（四） 各种法律职业资格不一致
在我国，律师资格是独立的，法官、检察官也都有自己的资格标准，而这些资格之间有什么联系则很少有人顾及到，至少到还没有见到呼吁设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基本的法律职业资格的文章。
另外，律师协会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律师的行业管理现在仍停留在讨论阶段。
三、 关于改进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一些想法
（一）法学教育的不统一极大的到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
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存在的上述，以及二者互相脱节情况，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法制建设的进程，影响到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我国本来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全国只有一部宪法，只有一套法律制度。然而目前我国的法律却极不统一。这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各政法部门，即法院、检察院、司法部门、公安部门，都有事实上起立法作用的司法解释权和规章制度权，虽然这些部门之间常常可以相互协调，但仍然很容易造成司法标准的不一。而国务院各部委也都有自己规章制定权，由于部六职能重叠，同一事项往往几个部门都有管辖权，因此部门规章与行政法规、法律抵触，部门规章之间打架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普通公民和投资者来说，往往无所适从，摸不着头脑。第二个方面是地方性法规、规章与中央立法抵触以及地方性法规之间相互冲突的现象十分严重，各地司法机制很不统一，地方保护主义泛滥，甲省法院的判决很难在乙省执行，而乙省要寻求丙省司法协助，却又十分困难。我当然不是主张取消地方立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该给地方以足够的自主权。但是一定要强调全国法制的统一，最起码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以及地方立法之间要有很好的协调与沟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形成全国统一、部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要求尽快统一法制领域的各个“方面军”和各路“诸侯”。这是一个决策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教育问题。因为在目前各政法部门、各地方都自办自己的法学教育情况下，由于教学、教学材料、教育质量不同，所以学生的背景、素质、所受教育、价值观念、是非标准肯定不同，法官在法官学院受的一是一种法律教育，检察官在检察官学院受的是一种教育，律师在律师学院则受另一种法律训练，至于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学生所受教育又与他们不同，而各地方的法学教育又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很难企求没部门的法律学校毕业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可以招待全国统一的法律标准，很难企求他们有共同的法律语言。所以，统一我国的不同部门存在的各种法学教育，统一全国的法律职业资格，直接关系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也直接关系到国家法制的统一与法律的尊严。
（二）我的建议：
在此，笔者不揣冒昧地建议，由国家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全国律师协会、公安部、主要大学的法律院系共同组成一个高规格的工作小组，认真研究一下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现状，研究一下国外的成功经验，从而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发展战略方案。只有这样，才可以合情合理、合乎时势地统一全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才可以统一全国的法制，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除一切人为的“法律”障碍。
我们应增加法学教育的职业性，把法学教育不仅视为一种一般的通识教育，而且也视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应该主要去做律师，从事法律工作，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大部分不做律师。同时控制法律学校的开办，重点放在大学法学院的建设上，各司法部门开办的学校应该逐步转变为职业技能的短期培训上，而不应再提供正规的学位教育，随便发行“部门粮票”或“地方粮票”。同时，大学法学教育本身要改革，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学法学院本科课程方案，设立新的统一的大学法学本位，以此作为在全国范围内从事一切法律职业所必须的教育基础。
在把全国的法学教育统一起来后，改革我国的律师资格考试制度，把取得一个大学法律学学士学位作为报名的基本前提条件，而且这种考试主要应侧重于技能方面、能力方面和职业道德方面，不应再考过多的法律知识，因为经过四年大学法律本科训练，这应该已经解决。也许正因为我们的法学教育太过通识化，所以以前在取得律师资格方面与其他学科相比才没有任何优越之处。因此今后我们的法学教育在保留其通识性基础上，应该增加更多的职业教育成份，并逐渐与律师资格和法官资格的取得挂起钩来。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在考大学时为什么会选择法学专业呢?
徐爱国(以下简称“徐”):我考大学时,文史哲的专业热潮已经褪去,法律和经济管理成为了热门的专业。虽然当时我们普通的民众对法学和法律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但中国人永远对法律、官服、权力有一种神秘的向往。当然,也要提到当时刚颁布的刑法典,记得我拿到大学通知书之后,还找了一本刑法典单行本去读,虽然没有读出个所以然来。
记:您当年接受法学教育时存在重刑轻民的现象吗?
徐:在大学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说法:在司法机关工作的,去刑庭的比去民庭的升职机会要大,所以刑法在法学教育中受到重视也是正常的。不过到了1983年的时候,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我们当年的民法老师是马俊驹教授,他上课的时候说过,以前法律界都看不起民法,觉得民法是在处理婆婆妈妈的事情,但是法学的根基却在私法。所以在他讲授的民法总论中,他经常提到罗马法。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刑法独霸法律世界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动摇,私法开始被人们重视了。
记:您为什么选择去人大读研究生?
徐:选择读研究生根本的原因还是喜欢读书;选择北京是想去闯世界;选择人大是因我们当时听说人大“不排外”。
记:为什么读硕士会选择法律思想史专业?
徐:当时我们能够读到的法学书是很少的。就我个人而言,读的书大多都是哲学的、历史的和经济史的书。读过这些书后反观法律问题时,肯定是比较重视理论基础的问题。考研的时候,我报考的是法理学。复习的时候,要准备法理学和西方法律思想史。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我发现西方法律思想史比法理学还要深刻,还要有意思,更让人着迷,这样就喜欢上了西方法律思想史。当时,西方法律思想史在人民大学附属于法理学,在复试阶段,我才碰到了西方法律思想史我的启蒙老师吕世伦教授和谷春德教授,才确定了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方向。我对西方法律思想史如此地着迷,直到今天,我的口号还是:以西方法律思想史取代中国法理学。
记:您为什么毕业于人大后来却去了北大教书呢?
徐:到北大是机缘巧合,算是幸运吧。那个时候没有现在所谓的“本校学生不得留校”之说。我毕业那年,北大法学院有一个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教师空缺,原拟留校的学生最后去了澳门,北大的王哲教授联系了我的老师吕世伦教授,希望能推荐一个学生到北大。在我老师的眼里,我算是比较优秀的,吕老师就推荐了我。我于是到了北大,一直到今天。
大脑在极端抽象和极端具体之间穿梭,不是很有趣吗?
记:您以前写过一些人权方面的文章,是对人权问题很有兴趣吗?
徐:关心人权,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年轻人喜欢人权问题,是因为他没有得到权利,所以人权问题往往和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人权问题是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说“愤青”应该感兴趣的问题。理论研究和自己的处境是相关的,如果觉得自己权利实现不了,又想成就一番伟业,当现实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提出人权的口号。如果过了“愤青”的年纪,对于很多“不公平”现象看得平淡以后,他就不会再研究人权问题了。就自己而言,我从前写过一些关于人权的文章,但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不再那么愤世嫉俗了。
记:作为学者您怎么看待西方国家利用人权口号抨击中国的现象?
徐:现在谈论人权问题,我不会从价值评判方面去要求或者评论,而只会去认识和描述。说“西方攻击”,这里涉及价值评判,因为西方人所理解的人权和中国所理解的人权在概念上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有着政治利益和价值追求的冲突。作为学者,我觉得我们要研究所谓的人权,最好是去解构:人权作为西方国家的口号,西方人是如何理解人权的?西方的人权理论和我们的人权理论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学者应该从理论的层面上理解人权,而不是像一个17或者18世纪的革命家那样高呼“为人权而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当去争取权利,而不是高呼人权口号。
记:您是不是曾经发表过看法,认为中国现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理学?
徐:这个说法实际上涉及对中国法理学的评价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法理学?我的标准是什么呢?我是研究西方法律思想史的人,如果拿西方人的法理学去衡量中国人的法理学,那中国的法理学肯定是肤浅的和缺少学术魅力的,与西方法学理论还有很大的距离。西方法理学的丰富多彩、体系完整、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之间相生相动、法律宏观理论与法律具体制度之间契合,中国法理学基本还达不到。以西方法理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法理学,可以说,中国的法理学还徘徊于法学院的大门口。
记:造成中国法理学这个状况的原因何在,是因为发展时间短还是中国学者的问题?
徐:都有原因,找一个客观的原因来为中国学者开脱的话,那么当然是时间比较短。中国学者研究法理学,严格来说才二三十年的时间。二三十年时间所研究的成果比起西方人几百年时间研究的成果,我们肯定要差很多。另外,中国人研究法理学,多少有些误入歧途,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的积累方式都存在缺陷,这对于真正的法理学形成是不利的。中国学者的眼光和知识结构制约了研究的深度,所以中国法理学是需要重新改造的。
记:据我们了解,西方很多法理学专家的主业并不是法理学?
徐:中国人对法理学重视得有点过头,其实,法理学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它只是法学家或者律师们在主要工作之余所感兴趣的东西。西方很多学者的业余爱好是法理学,我们却把副业当成了主业来做。把业余爱好当成主业来做,而又缺乏其他的谋生手段,这样的研究持续不了太久。
记:您为什么会对英美侵权法感兴趣?
徐:原因很多。从庸俗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谋生的手段。从理论本身来看,因为思想史走入死胡同了,没法深入下去了,这就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理论永远是有争论的,永远没有确定的和唯一的答案,而追求唯一的答案是人类的本性。没办法,只好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找一个具体的制度。很偶然的机会,我就碰到了侵权法。以前,要开设英美侵权法课有难度,一般只能请国外或台湾的教授。如果有本校教师能够讲授这门课,那岂不是可喜可贺的事?从理论层面上看,西方法律思想史和侵权法刚好是理论的两个极端,思想史是法学学科中最抽象的一个分支,而侵权法却是最具体的一个分支。大脑在极端抽象和极端具体之间穿梭,不是很有趣吗?
记:您认为法律史的出路是否在于和具体的部门法结合起来?
徐:法律史的研究是无法与部门法截然分割的,现状是法律史研究处于通史研究的水平,专题法律史和部门法史研究尚未开始。通史的研究是入门的要求,它对法学教育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至少它对本科生去了解国外的基本法律状况是有帮助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有市场的需求,也有客观现实的要求,但是也要认识到,通史只是法律史的一种表达形式,法律史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如果要真正地深入,法律史研究必须从宏观走向微观,从基本的制度走向具体的制度。我相信分析性的研究高于综合性的研究,分析到一定的程度才有综合的研究,比如中国法学界看好的交叉学科的研究。不过,在我看来,中国法学的研究尚未达到交叉学科研究的程度,因为我们法学研究的分析不够深入。缺少了分析性的研究,一旦综合或者交叉,就会更加粗浅。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达到某个深度的时候,才有可能达到横向的真正的交叉研究,才有真正的学术进步。所以,我赞成深入研究部门法的历史,而不是讲法律史与部门法表面的结合。
记:您是如何找到法律史和侵权法的结合点的?
徐:这个问题是做学术的人都会碰到的问题,一个主题,研究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研究的转换。法律史无所不包,侵权法也无所不包,侵权法有自己的历史,两者的结合点早已存在,只是看你哪一天能够发现它。就研究的心路历程来说,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你会碰到绝境。要在绝境之中求生存,就要去阅读更多的材料,必须去思考。绝境、阅读、思考、焦虑,突破口自然会出现。当然,突破成功还是失败,因人而异,这是机遇。
记:您对法律研究最大心得是什么?
徐:法律是一种经世的学问,法学研究要回应中国的问题,要解决法律现实的问题。我觉得,这种说法不能说不对,只是觉得,这不是法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我认为,学术应该是一种智力游戏,是拿来“玩”的,研究是来满足人的好奇心的。就法律史来说,法律史的研究要“自救”,法律史的传统研究方式会葬送法律史。所以我倡导研究法律史的人应该深入下去,研究具体法律史,研究具体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变迁。我的本行是法律思想史,后来客串制度史,9年前开始涉足英美侵权法,现在着手研究侵权法的理论史。照这个思路延续下去,我觉得无论是对法律史还是对侵权法学都有一定的意义。
就像一个外科医生进行解剖一样,思想史解剖的是大脑,看看思想者的脑子如何构造,如何思考问题。能够在法律思想史上有一席之地的人,都是当时最聪明的人。研究他们与常人看法的差异性,可以极大地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记:很多人认为西方法律思想史是比较枯燥的,您觉得乐趣在哪里呢?
徐:如果学生觉得西方法律思想史枯燥,那绝对是老师的问题。其实,这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科,有些东西看上去是很枯燥,但是对它有感情的话则是其乐无穷的。法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世界,法律思想则更加神秘。研究西方法律思想史,类似于玩游戏、走迷宫。西方法律思想史需要我们去弄清楚人如何理解法律,因此,研究者要进入思想家的大脑,从他的角度去看待法律问题。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就像一个外科医生进行解剖一样,思想史解剖的是大脑,看看思想者的脑子如何构造,如何思考问题。能够在法律思想史上有一席之地的人,都是当时最聪明的人。研究他们与常人看法的差异性,可以极大地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记:舆论普遍认为年轻的这一代人太过浮躁,青年学者的浮躁心态会不会阻碍西方法律思想史或者法理学的发展呢?
徐:我一直要把法理学和西方法律思想史区分开来,西方法律思想史是一种历史,法理学是一种理论。历史是需要引证和考据的,我们考据的是人的思想,或者是著作,或者是论文,而法理学是可以异想天开的。所以处于浮躁期的人是可以从事法理学研究的,但是不能从事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一般来说,学习过西方法律思想史再去从事法理学研究,功底会比较扎实,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死人把活人限定死了,拿俏皮话来说,是“死人在坟墓中制约着活人”,史学的人很难有自己的看法。两者也会转化,研究法理学的人没有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功底,是可以造出很多概念的,还可能会变成法学的前沿,但是,只要再多读一点书,他也就不会再浮躁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