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8 17:10: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治理特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主体高度分散性、去中心性、平等性、虚拟性和开放性等特点，要求话语表达必须坚持历史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统一、话语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话语形式与话语语境相统一、感情激励与传播理性相结合等原则。同时应当从教师观念的更新、教师素质的提升、学科交叉相融等方面，提升话语表达的效力和信度。
【关键词】新媒体语境 大学思政理论教学 基本逻辑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新媒体时代悄然而至。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对当前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新媒体时代下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必要性
新媒体时代语境下，大学生突破以往的单向主体性，多渠道、多维度信息源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权威性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具有人文性、社会性、思想性、广泛性、易变性等特点，这就使得信息技术对它的影响比对其他课程的影响更为深远和广泛。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主体不再是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途径，从而降低了大学生对教育主体的依赖。
二、新媒体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内涵、特点及原则
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内涵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把体现党和国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质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等话语内容，借助一定的方法、手段、技术，转换为能满足学生现实需求和反应时代新变化的话语内容，以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的话语言说方式。
2、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特点
第一，话语表达主体高度分散化。新媒体时代下，话语表达凸显了多元性、不规范性及不稳定性等特点。因此，新媒体话语表达的多元性与传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固化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容易引起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感和逆反。第二，话语表达“去中心性”。新媒体时代下，传统结构中的话语单向表达逐渐解构，越来越向权力边缘化方向发展，这对教师的“话语霸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越来越多自媒体平台的出现，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自主选择教育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也无形中创造出了符合他们身心特点的话语体系。第三，话语表达的“平等性”。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理念形成了以单向灌输为主要手段的教学模式，处于主导地位的话语表达方式往往是控制式、劝导式和灌输式话语。而新媒体时代下，学生网络话语表达趋向于平等、独立、自由发展，直接表现为话语主体的意志表达可以通过网络形成强大的影响力，甚至产生巨大的社会性力量。由此，在新媒体语境下话语表达的“平等性”增强了学生的自主性，挑战了传统话语表达方式。
3、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原则及方法
从话语表达的角度来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最重要的原因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再是以往传统的单一的灌输教导，而是伴随着新媒体环境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冲击，选择和创造出一种既能把握、传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又能符合学生身心特点，为学生所乐于接受的话语形式，从而使学生真正从内心理解、认同、接受和传承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这就需要把握以下原则：话语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原则。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要不断进行话语创新。这一创新不是要完全放弃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话语，而是在吸取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精华的同时，结合时代新特点及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可接受程度，进行不断改造和创造性转换，使得话语表达更具有时代气息。同时，新媒体环境下话语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融入生活话语，从生活世界中寻求资源、汲取营养，有利于学生对话语的理解和接收。融入平等话语，可满足学生渴望尊重、获得平等对待的需要。话语主导权与多样化相统一原则。在当前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环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把握话语的主导权就必须坚持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以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达到凝聚、整合，统领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作用；此外，要在新媒体时代多重网络环境的影响下，结合大学生群体的身心特点，形成百花齐放式的话语系统，以达到多渠道、多视角、多层次性地传播其政治态度。在主导性和多样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减弱。话语方式与语境相统一原则。任何话语的表达必须在一定的语境下才能实现，而任何话语都有自己特定的话语环境。从语境的角度考察，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形式要灵活表达、因境致用。一旦话语脱离了它所在的现实语境，思想政治理论课将失去它的实效性。
三、新媒体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具有意识形态性强、价值导向性强、内容契合性强等特征，需要从尊重学生话语权、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加强话语表达导向、紧跟时代步伐加强延续性等方面进行策略引导，使其表达具有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平等性和正当性。同时，将新媒体时代元素c传统的教育方式相结合，更新观念，紧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主旋律，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表达，调动大学生课堂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实践性，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际教学效果和认同度，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这就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更新观念。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在新媒体时代下，要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特别是在话语表达上尽量避免严肃、刻板、官方话语、政治话语、套话。谨防师道尊严的潜意识影响，防止话语霸权。
摘要：现阶段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的行为习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促进了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出现和发展。互联网的匿名性、社会信息不对称以及网络舆情的衍生效应产生了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特点。同时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双刃剑作用、网络舆情可能引发破坏性群体事件以及科学治理网络舆情对社会环境的作用，使得治理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具有了必要性。根据公共治理理论等舆情治理理论，国外各国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如美国、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国。根据对国外治理模式的分析与总结，得到了我国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可借鉴经验并形成自己的治理模式。
关键词 ：公共事件 网络舆情 治理
一、国外治理模式及其启示
1.美国的“技术和立法先行”治理
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美国主要依托了互联网管理和应急管理体系两方面来实现。“9·11”事件以来,美国政府加强国土安全程度,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网络安全。由此可见美国对网络监管的重视程度。美国作为互联网技术最发达同时强调公民自由的地方之一，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来实现对网络环境的治理，其治理模式可以归结为“政府与社会协调监管”。
该模式的主要治理特点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互联网的相关联的立法。美国政府投入前所未有的力量建立了网战司令部，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联合美国中情局，使得政府可以合法的对美国公民的私生活进行监控。此外，美国历史上推出了许多部法律，来实现对互联网的管理。最早可以追溯到1934年《通信法》。
第二，运用技术方式实现互联网管理。其中主要的技术手段有：内容分级管理、中小学管理以及网络安全技术研究。美国的互联网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这是得到世界公认的共识。
第三，实现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相互协调。美国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中政府与社会协调管理主要体现在美国成立的许多网络行业组织，从政府和普通公民两方面来实现治理。其中，一方面美国政府既需要利用自己的强势资源，也需要结合网络行业协会所搭建的管理平台，监控网络舆情，纠正网络违法违规以及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另一方面，行业协会组织对于互联网健康管理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如宣传相关法律、推动行业规范等。
2.韩国的“实名制管理”治理
韩国对于互联网上个人信息保护、网络信息传播、互联网安全管理等方面十分重视。其特点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全力健全法制，韩国有着较为全面的互联网管理法制体系。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实现互联网的有效管理，2007年韩国颁布《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国内网站都均应要求用户在提供详细身份资料后才能申请聊天账号、网站邮箱，网站在核实其身份详细信息准确的基础上才提供账号和邮箱。”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实现互联网的实名制管理。
第二，完善治理监督机制。2011年5月，韩国谷歌被韩国检方调查，原因就是韩国谷歌公司在未经过用户许可的情况下收集并使用了公民的个人信息。网站运营商上在用户注册时就要求用户填写真实资料，这样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由于网络匿名性带来的网络谣言、网络犯罪等，大大提高了公民在互联网上的自律性。
但是，韩国的互联网“实名制管理”也存在漏洞和不足。2011年7月，韩国SK通讯的Nate和社交网站“赛我网”遭到黑客攻击，大量用户的信息泄露。此后，韩国公众和专家都认为“互联网实名制”是使网站遭到攻击和公民信息泄露的根本原因，并要求停止继续实行互联网实名制。2011年8月，韩国正式宣布废除网络实名制。
3.新加坡的“软硬兼施”治理
新加坡政府对于互联网上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和网络谣言，有着异常严厉的处置。并且形成了具有特色“软硬兼施”为治理策略的治理模式。新加坡的媒体发展管理局称，由于在互联网上并不能保证网名言论的理性，网民的言论就有可能超越了或者危害了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必须要实行网络管制。新加坡在全世界以发至精神闻名，同时也是互联网普及在广德国家之一，新加坡在互联网管理方面有着卓有成效的经验。新加坡的治理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实行软硬兼施的策略。“软策略”手段就是公民自律、社会舆论等；“硬策略”就是通过国家法律程序有效地规范公民的互联网行为。
第二，新加坡互联网管理的主要精神就是意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为首位。
第三，全面推动相关法制建设。新加坡制定的关于互联网管理的主要法律有《广播法》和《互联网操作规则》，对于新加坡的互联网管理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第四，新加坡的互联网管理还依赖于构建起了完备的行业自律体系。2001年2月颁布的《行业内容操作守则》，形成了行业自律规范的基础。明确规定了互联网行业内成员的权利义务。从而实现公民互联网行为的有效自我监管。
二、对我国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的启示
1.推动互联网相关立法
完善互联网立法努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立法和执法两个角度行动。在立法角度，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一部切合实际的互联网基本法。期间，既要有对社会经济的考虑，也不能忽视我国传统行为习惯的影响。
2.推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技术发展对于互联网治理有着举足轻重的首要作用。应从两方面推动相关技术发展。一方面是推动互联网治理的技术，如分级管理、中小学管理以及网络安全技术等等，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应该从网络舆情治理的角度发展相关技术。
3.实现互联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应借鉴美国与新加坡等过互联网治理的优秀经验，推动互联网治理主体多元化。改变政府垄断治理的状态。鼓励建立互联网相关社会组织，建立行业规范。宣传推广互联网健康使用知识，加强公民互联网行为的自律性。
参考文献
【关键词】视情教学法 独立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遭遇到了一系列的现实困难。因此,我们就需要进行大胆的创新、尝试,寻找适合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方法,以此提高思想政治课的实效性。
视情教学法
“视情教育”是由著名教育专家张巨河依据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在总结其十多年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适用于各个学科、各个年龄阶段的教育理念。“视”就是重视,“情”就是多元智能情况。“视情教育”要求把教育对象作为教育过程的中心,平等对待每一个教育对象,既要全面分析教育对象的智能、心理和生理情况,还要综合把握影响教育对象的其他因素。“视情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教育方法。
在“视情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笔者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结合实际教学工作中的经验,提出了适合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视情教学法”。这里的“视情教学法”就是以教育对象――学生为核心,通过分析教育对象的特点和围绕这一核心参与实践教学的教师、课程、学校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实情,有针对性地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最大限度地提高实践教学的效果。学生、教师、课程、学校和社会这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会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效果。具体而言,这其中主要包括学生的智能组合情况、知识结构情况、性格心理情况、兴趣爱好情况、家庭背景情况等;教师的素质结构情况、层次结构情况等;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特点和规律;学校培养人才的类型情况、办学层次和办学模式的情况以及社会需求的实际情况。“视情教学法”要求高校紧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遵循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规律,合理配置师资力量,针对不同学生群体的特点,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现状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独立学院是高校与社会力量联合举办的学院,采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由于市场主体的逐利性,独立学院特别注重节约办学成本和提高办学效益,由于投资方急于收回投资,有时候就会做出急功近利的事情。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目前不少独立学院没有形成完善的保障机制和完整的工作队伍。尤其是需要以一定经费作为保障的实践教学环节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一旦涉及到实践教学的场地、经费、教学安排、安全保障等问题,领导部门多会以实施困难为由将实践教学环节形式化、简约化甚至取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仍然难以落到实处,难以取得实效。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建设滞后、管理不到位。目前,在课程建设方面,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并没有纳入课程建设体系中,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标准等。在管理制度方面,关于实践教学的规章制度甚少,没有形成从领导、组织到实施的规范体系,缺少对实践教学的保障和监督体系。对尚处于初期发展的独立学院,自然不会投入过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探索和建设一套适合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理论体系和管理制度,从而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显得有名无实。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缺乏相应的物质保障。随着高校扩招,处于市场激烈竞争中的独立学院为了达到和提升办学标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学科建设,有限的经费来源难以满足多项支出的需要。加之独立学院办学模式的特殊性,在很多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设都被视为是政治任务和迎合评估的需要,因此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经费投入往往很少,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然缺乏相应的物质保障。于是,这就导致了目前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大多局限于课堂实践,缺少实践基地,课外实践又多出现以学生自主进行却无法考核等问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缺乏师资支持。目前,不少独立学院为了节约成本,增加收益,大量扩招,增加教学班级。这就使得原本就数量相对缺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承担更多的教学工作量。此外,与普通高等院校的教师相比,独立学院的教师缺乏足够的科研平台,但却要承担同样的科研工作量。如此一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就难有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实践教学了。同时,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本身也缺乏实践经验,由他们来指导学生的校外实践活动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视情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的运用
独立学院的领导部门要全力保障思想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独立学院的领导部门要根据学校的办学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办学经费、专业设置等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政策,尽可能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组织、队伍、经费三方面的保障。首先,在组织保障方面,实践教学要由学校党委统一领导,由教务处下达教学任务,由相关教学单位负责实施,由学工部、团委等部门配合,由人事处、教务处和相关教学单位联合考核。要建立目标责任制,做到层层有目标、人人有责任、级级有任务。其次,在队伍保障方面,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需要一支业务能力强、政治素质硬、敬业精神高、社会经验多的专门队伍。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对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培训, 组织教师进行实践教学尝试,并不断总结经验,形成具有指导性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聘请实践基地的专职人员兼任实践指导教师, 以增强指导实践的针对性。同时,也要对辅导员和学团工作者进行选拔和培训,充实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队伍中来。再次,在经费保障方面,要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专项经费,以确保校内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以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及实践指导教师能得到定期培训。
独立学院的教务部门要根据课程设置情况,科学管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独立学院的教务部门要统一组织和安排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教务部门应当建立一套完善的教学规范制度,要向相关教学部门下达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任务,要求相关教学部门根据学时和学分的要求,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制定详细的实践教学大纲、实践教学计划,制定完整的课表安排,制定科学的实践教学考核和评价标准,以做到任务到人,分工到人,责任到人,监督到人。
独立学院的教学部门要根据具体课程的特征,合理安排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主干课程既有各自的特征和教学规律,又相互联系。因此,独立学院的相关教学部门在安排实践教学时,应根据每门课程的具体特征,按照统筹兼顾,形式互补的原则,既充分展现每门课程的特色,又最大限度地发挥四门主干课程的合力。例如,根据《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深入浅出、贴近现实的特征,可安排教师带领学生,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和社区,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实践报告,并开展成果交流,从而提高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信心。
关键词：社区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01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现状及其管理研究》（10CSH037），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甘肃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对策研究》（SKQNGG12015）。
作者简介：陆春萍，女，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博士（兰州730070）。
和谐社区建设是服务型政府进行基层社会管理和改革的重要目标。政府在公共管理改革中，需要有新的方式来维系与群众的关系，也需要新的手段来实施社会管理，因此政府广泛开展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中服务社区居民生活的社会组织，除具有社会组织的非政治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特点外，还具有本地性、基层性和多元化等特征。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包括社区服务、慈善救助、文化娱乐、调解社区纠纷等。社区社会组织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提供重要的社会服务，并成为群众和政府间的桥梁。①探讨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关系，有利于促进中国社区建设，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
实施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也产生了单位制解体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国家转变了原来由单位提供社会服务的体制，开始依赖市场化机制、社会组织、家庭、个人来提供，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在承担社会服务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角色。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社区建设浪潮，引发了城市社会关系深层次的变化，为城市社会组织的重组带来了新的契机，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型城市社区组织。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居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实现社区自治。所以，随着基层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社区主体正在发生着多元变化，社区治理由原来的政府包揽向合作治理发展，因此，在基层社区层面政府与社会组织展开了广泛合作。许多城市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主要承担政府委托的工作，特别是针对社区治安稳定工作，再造了许多新型的社会组织。例如，许多城市社区建立调处社会矛盾的人民调解工作室②、和事老协会③、平安协会④等。这些再造的社会组织不具有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单纯的官办团体性质，也不是纯粹的草根社会组织，而是嵌入政府主导的治理结构中，帮助政府解决社区治理问题，政府通过资金项目支持、注册登记支持、办公场地支持等多种方式促使这类社会组织完成注册。
研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两大分析框架是市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但不管是市民社会视角还是法团主义的视角，都不能充分地解释现代中国所发生的国家和社会的进化史。这两种脉络的发展与式微正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呈现一种动态发展的时间进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呈现互动、冲突、补充、妥协、共生和合作等多种角色，国家和社会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因此，非营利组织学者提出的国家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理论，⑤对解释中国基层政府公共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代表了一种“国家在社会中”的新思路，国家赋予社会行动者更大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增权”，并不一定削弱国家管制社会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运作良好的民间组织和制度可以构成所谓的“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进行合作，能够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社区。
二、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基础
社区社会组织具有一些与政府机构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是政府与这类社会组织合作的原因之一。这类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基层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这类社会组织的诞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是政府实行社会化治理的代表。因此，在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政府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并与其形成合作关系，具体的合作模式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⑥政府在公共服务体系中充当资金提供者和监管者的角色，在具体提供服务时，政府求助于第三方机构（社会组织），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伙伴关系。简单说，就是一种由政府提供资金，由第三部门组织提供服务，这种模式体现了社会福利社会化，⑦社区关系在民间与国家的“互构”中被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再造。
一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的基础是政府对这类社会组织的信任以及社会组织本身具有的专业精神、服务的多样化和人性化、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它的中介功能。社会组织在实际行动中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在提供服务中展现的专业性和灵活性，填补了政府在提供具体服务中缺乏的空间。同时，社会组织承接了政府的委托-服务，也促使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的转换。此外，社会组织成立之初的宗旨和理念多体现了社会的公益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吸引和凝聚了有奉献精神的社会工作者，并扎根基层，有良好的群众口碑；社会组织的“以人为本”的专业化服务理念和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是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无法达到的，这些都是吸引政府与之开展合作的基础。
另一方面，许多社区社会组织也通过一系列行动策略积极向政府靠拢，寻求自身的合法化，建立关系资源，积极寻求政府的信任和认可，其扮演的往往是政府合作者的角色，而非压力集团角色。这些社区社会组织往往会在政府安排的政策框架下进行活动，但也利用国家权威或者政府行政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通过与政府保持亲密的关系寻求多样的资源支持。例如，利用非正式政治合法化身份⑧，借用国家权威或者行政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以及影响政府，同时自我克制、限制组织规模，主动配合政府行动等。⑨并且这些组织在建立之初就宣称是非党派、非政治的，以做实事、平民化、扎根基层的工作策略打消政府对其的戒备，从而获取政府的信任。还有一些社会组织为了获得合法性身份，积极向政府靠拢，因为在民政部门注册为合法的社会组织就能拥有一个合法的接受捐赠资金的银行账户，而且能获得政府委托的社区服务项目，并且还能免税，因此，这类组织也频繁、积极地开展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但这类社会组织与国家维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也损失了组织自由和独立性的增长，属于一种依附的自由。
三、政府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运作特点
中国政体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政体，公民社会是由国家来主导的，政府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倡导下创造出了各种社会组织，并主动培育这些组织与政府开展合作治理的实践。这些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发展自由度、资金等方面却受到诸多限制，运作过程呈现“准社会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对社区精英的吸纳与雇用。社区精英的特点是社会基础广泛，是一种社会化的精英群体，具有草根性。这些人生活在社区中，与社区群众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能够充分理解和表达社区群众的要求，获得群众的信任。政府对社区精英的吸纳与雇佣非常符合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策略。许多社区精英退休前是国家干部，退休后从事社区服务工作，他们在退休前已经积累了广泛的与政府打交道的社会资本，退休以后他们仍然可以凭借以前在工作中的特殊身份对现在工作的推行提供便利。政府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通过吸纳新生的社会精英并重建国家—社会的组织联系将新的社会要素容纳到体制内，能够增强体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国家在增长自身的能力成为一个能促型的国家时，需要大量值得信任的社区精英。国家提供社区治理精英的公共身份，如给予这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等，通过公共身份的授予稳定其在社区的公共责任等。而这些社区精英本身就已经在社区中有较高的威望，他们的行动能够影响和带动一大片群众。政府在基层治理中雇用社区“能人”，有利于增加自身的治理基础。
第二，政府的宣传动员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吸纳的一些关键的社区精英的知识、能力以及与民众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民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与依赖。这些精英人物是动员组织资源的关键变量和资源运作的重要因素，是对其他民众动员的最好资源。所以，政府在对其进行大力宣传的同时，给予了他们较高的个人荣誉感，这一方面能够增强他们的工作热情，另一方面能起到社会动员的目的。在社会矛盾调处中，许多优秀和模范的人民调解员成为这个行业政治宣传的代表，他们的事迹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今日说法”、“法制在线”栏目，《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网”等知名媒体被做过专题报道。政府通过主动建立一些社区社会组织，并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扩大这类社会组织的社会影响，提高其知名度，极力扶持并把它们打造成品牌，希望以此影响更多的群众。政府再造社会组织的建立是一种政府选择的结果，是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成立的相应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往往只是政府的附属物，它服务于党政管理社会的需求，通过这个组织，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的合法性资源。
第三，政府主导的“准社会化”运作机制。由国家主导的社区建设其实是国家从行政性的治理方式向社会性治理方式的转变。国家依托社会组织的民间性特点，实行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改造，使其成为国家干预社会的合法中介。政府再造社会组织正日益被编织到国家法治的框架内，与国家的正式组织网络深深地勾连在一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一种“准社会化”的状态，其目的不是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治性，而是盘活和提升国家治理资源。因此，这类政府再造社会组织对国家行政机构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但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正是在社会合法性需求的状况下产生的，它的民间性、草根性等特点，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因此这类社会组织呈现出一种“准社会化”的运作方式。政府这种治理方式的转变体现在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如在社区建设中通过国家力量把许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参与过程。政府利用社会性治理手段，委托各类法人团体进行社区建设的各类任务，如人民调解工作室、慈善机构、社工组织等，把权力下放给这些专业的法人团体，采取鼓励发展社区民间组织的态度，推动社区治理手段的进一步完善。
四、对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建议
在社区建设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基础源自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草根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政府与这类社会组织合作的原因和特点表明，政府采取的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的职能转变，同时加强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实质上并没有提高这类社会组织的社会自治性。在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实践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往往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在具体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供给模式中往往选择官办的这一类社会组织，因为政府在这种购买服务模式下，资金的使用权就从原政府部门手中流向了第三部门，加之对第三部门公共资金的使用监管制度尚不完善，所以，政府必须选择那些让自己放心和信任的社会组织。许多社区社会组织并非独自成长的社会组织，而是由作为购买者的地方政府发起和倡导成立的社会组织，虽然此类社会组织名义上是独立的法人主体，但实际上该社会组织变成了与政府行政性质类似的“次级政府”，名义上承接政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实际上的基本定位是随时接受政府下派的任务，而且对政府资金的依赖也很难发挥这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谈判能力，因而在这一过程中，这类社会组织实际上变成了政府部门的延伸，国家权力在基层社区中进一步加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是一方优于或依赖于另一方，而是相互依赖并且是平等的，政府应放权给更多履行社会服务功能的社会组织，以实现政府管理公共事物方式的重大转变。政府要开展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应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放宽社会组织注册门槛。要吸引更多的草根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注册，要从制度上彻底改革以前的双重管理的管理制度，改进政府的工作效率，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升地方治理的能力。此外，对于一些运作资金独立、筹资渠道多元化且常能获得境外资金支持的草根组织，要加强社会监督，因为这类社会组织以寻求独立为目标，避免政府的过多干预，力图突破“游戏规则”由政府制定、社会组织只能被动接受的状态，政府对这类组织应营造宽松的制度和社会环境，让其自然增长，但同时应加强社会力量的监管。
第二，扩大合作领域。对于已经和政府有良好合作基础的社会组织，政府可以扩大合作的领域，不单单是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领域，还可以扩大到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卫生健康、危机应对和灾后恢复等领域。政府出钱为民众办事要以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契约化关系为准，政府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我出钱，你就要为我办事”，要杜绝依赖和依附关系的产生。要完善捐助的免税制度和法律监控体系。同时，社会组织也需要提高自身的能力建设，完善自律机制，要做到服务的专业化、项目的科学管理和财务透明等，并要吸引更多的专业优秀人才进入该领域，以提升服务水准。
第三，基层社区政府应提高社区管理水平，形成社区多元化合作治理格局。社区建设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合作治理要发挥整体合力的作用，要同社区社会组织、公私企业、居民代表等组成社区建设推进委员会，以推动地方社区建设，促成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公私企业之间的合作，并且要鼓励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吸纳居民的意愿并积极促进多方交流。要在社区横向层面达成合作治理，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治理的新途径。其间，政府应大力培育与扶植社会组织，发挥其专业和灵活的服务功能，同时要让民众通过意见参与肯定自己在本社区的成员身份，从而增加其对社区的认同感。此外，只有让老百姓有选择服务的权利，才能促使社会组织和企业提高服务质量，推动其在竞争中发展壮大，从而构建多方合作的均衡网络，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合作的治理模式。
第四，社区建设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区自治。这也是中央政府希望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的方向。社区民间组织在增强社区凝聚力，加强社区团结，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社会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要不断促进社区服务社会化，逐步完善社区治理的组织网络，使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之间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达成合作治理模式，并且社会组织要不断地主动追求自主性成长和释放。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既要有妥协、又要有坚持，妥协要妥协得有智慧、有策略，坚持要坚持得有理性、有原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双方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建立起双向互动的权力关系。⑩保持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是提升社区自治能力的基础，也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点。
注释
①陈伟东：《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区建设———以武汉市社区建设为个案》，《江汉论坛》2005年第12期。
②陆春萍：《转型期人民调解机制社会化运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③郁建兴、金蕾：《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以杭州市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
④张小劲、李春峰：《地方治理中新型社会组织的生成与意义——以H市平安协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⑤[美]莱斯特·M.萨拉蒙著，田凯译，《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1页。
⑥王浦劬、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⑦张秀兰、徐月宾：《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目标及途径探讨》，《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⑧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关键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
［作者简介］来源（1970-），女，浙江萧山人，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会计系党支部副书记，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学生管理。（江西南昌330099）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1-0112-02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是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阵地，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普遍存在“低效”现象。因此，深入剖析造成课堂教学有效性不足的根源，探讨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具体对策，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迫切议题。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令人担忧
由于受到众多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制约，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普遍存在“低效”现象，现状着实令人担忧。笔者对省内外部分高职院校在校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学习兴趣方面，42%的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总体感觉为“一般”，“感兴趣”“非常感兴趣”的人数不到21%，“不感兴趣”“有点反感”的学生接近37%。在学习动机方面，选择“是必修课，必须应付考试，以拿到学历”的占63.6%，选择“为了提高自己思想政治理论素养”的占15.1%，选择“不清楚”“其他”的约占 21.3%。在是否经常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交流方面：“课内外经常交流”的不到5%，“课堂上有一定交流”的为16%，“偶尔交流”为28%，“不太交流”和“几乎没有交流”的学生高达51%。学生的课堂表现也很不理想。在对学生和任课教师的访谈中，大部分学生和教师承认，绝大多学生都是被动学习，课堂上“身在曹营心在汉”，看小说、玩手机、听MP3、聊天等现象大有人在。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低效”的原因分析
1.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想性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性的矛盾。从国内看，我国仍处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一元化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趋势性价值导向和自发性、盲目性和无序性，导致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一系列腐朽思想的泛滥。转型期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性，导致了、贫富差距、社会分配不公、恃强凌弱等消极现象长期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我国生产力长期落后，生产方式转型艰难，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异常艰巨。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很大的距离，追赶的路还很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短时内还没有完全显现。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想性遭遇上述种种现实性时，如果没有及时恰当的引导，在巨大的反差面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说服力难免大打“折扣”，学生也很难不“先入为主”，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和行为偏差，有的甚至会对课堂上的理论产生“逆反心理”。
2.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与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滞后性的矛盾。大学生是思想最活跃的群体，其思想动态常常随国际国内的形势而“脉动”，随社会实践中的热点、焦点问题而“起舞”。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发展性特点，从本质上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能与时俱进，及时、准确地回答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思想“困惑”，科学地解释社会实践中的“谜团”。然而，现实中，我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更新周期过长，明显滞后于实践的发展需要，无法科学回应当代大学生所面对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思想困惑。许多内容脱离实际，习惯于“宏大”叙事，局限于空洞说教，无法切中时代的主题，没能把握当代学生的思想“脉搏”，无法触及青年大学生的“灵魂”。因此，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感兴趣、学习动机不明确也就不难理解了。
3.思想政治课程实施的高要求与现实投入的低水平的矛盾。思想政治工作是最复杂、最精致的工作。学生的思想品德的形成是思想品德的知、情、意、行四要素，在教育性的活动和交往过程中，通过学生自身思想矛盾的长期斗争，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具有长期性、反复性、复杂性的特点，牵涉到内外部众多因素，需要各方面密切配合、协同行动。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条重要途径，要发挥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必须高要求、高标准地建设课程。然而，当前高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现实投入明显不足，与其所承载的任务和使命不相适应。（1）课程地位边缘化。改革开放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曾经一度是高校的“显学”，但现在课程门类和课时数量随意删减，能压就压、能少就少。课程教学及其研究组织“寄人篱下”，层级常遭“贬抑”。（2）教师队伍素质良莠不齐。当前任课教师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招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生或本科毕业生；二是由学校内部其他院系专业不对口人员转行而来或由富余人员转任；三是由学校政工干部、辅导员、军队转业干部兼任。除第一类人员专业素质相对较高外，其他人员总体上都没有受过专业化的训练。（3）教学方式单一，教学手段滞后。为降低教学成本，许多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大班集体授课，一个教学班级少则百余人，多则数百人。课堂教学“满堂灌”，教师一讲到底，缺少必要的实践教学环节。
4.高职学生整体素质偏低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本科化的矛盾。当前高职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前体制内教育的“失败者”和社会处境的“不利者”。一些家境比较好、有一定学术潜力的“落榜生”，往往选择“复读”或直接出国留学。对许多选择读高职的学生来说，实在是有太多的“无奈”。所以，许多学生在学习动机、学习兴趣、自学能力、价值观、个性品质、社会性等方面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和缺陷。然而，当前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绝大部分都是本科教材的翻版或压缩，没有照顾到高职学生学习动机、学习能力、个性特点、社会处境、未来职业领域等方面的特点。
三、提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具体建议
1.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快生产力发展，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精神文明。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严峻形势，我们应当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转”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加强权力制衡，促进民主决策，，促进社会正义和公平；要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为青少年成长营造一个清明公正、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要加强舆论引导，以大量的事实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以敏锐的眼光深入揭批西方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和虚伪本质。
2.建立制度化的教材更新机制，密切联系实际，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是课程实施之纲，是影响课程实施有效性的核心因素之一。鉴于思想政治工作时代性、动态性、发展性的特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必须密切联系社会实践，密切联系国内外形势，密切联系学生思想实际，提高教材的针对性，及时更新教学内容。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制度化的教材更新机制。这个更新机制应当包括经常性的课程开发投入机制、可持续的人员保障机制、紧跟时代的课程资源生成机制等，确保教材能制度化地得到及时有效的更新。
3.建立思想政治课教师任课资格证书制度，建设一支专业化的教学队伍。教师是影响教学质量的决定性力量。针对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任课教师素质良莠不齐的现状，应当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任课资格证书制度，对任课教师的资格条件做出除学历要求之外的硬性规定。要坚决杜绝把思想政治课教学岗位当做安置学校富余人员的“难民营”、政工干部和辅导员创利增收的“自留地”等行为，切实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队伍。
4.巩固课程地位，加大教学投入，改革教学形式，提高教学艺术。坚决反对“矮化”“弱化”“淡化”“虚化”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建立独立、稳定的学科组织和教学组织，巩固课程地位。要改革教学方式，克服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当做单纯的知识教学的倾向，防止“满堂灌”“照本宣科”，避免“上课听教条、作业抄本本、考试背条条”的现象，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建立理论考试与日常行为观察、实践锻炼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增加课堂教学的感染力和实效性。
5.改革高职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提高高职学校生源素质。高职教育是办学定位明显不同于普通本科教育的一类教育形式。因此，应当专门针对职业教育的特点，单独设计高职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提高考试效度，促进高职学校生源素质提高，为提高包括高职学校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在内的全面素质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杨聪.中国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特征及成才之路［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乡镇工作通常被形象地描述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以体现其综合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具体而言，乡镇干部所承担的事务不仅包括自上而下的上级任务（综合治理、招商引资、新农村建设等），而且包括一些突发性的事件，如禽流感、防洪、抗旱、抗雪牡龋更包括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但又细如牛毛、五花八门的琐事。
而这些琐事在外人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但对于每一位诉求者而言却是“大事”。况且，基层老百姓历来就有诉求政府的合理性观念，即“有问题、有困难，找政府”的政治文化，而在“百姓事、无小事”的国家意识形态宣传中，基层政府也负有回应老百姓合理诉求的责任，负有把“小事”、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基层的责任。
基层政府因此需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如果基层治理中的小事解决好，老百姓就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否则，就会日渐积累起“怨气”，一些“小事”就会拖成“大事”。所以，乡镇干部在基层工作中的作用就类似于一根“针”，不仅要将上面的“千条线”穿起来，而且还要对乡村社会的“小事”进行“摆平理顺”。乡镇干部也因此被称为“多面手”、复合式人才。
综上所述，乡镇干部不仅收入低、地位低，而且处于“事多、权小、利少、责大”的组织困境中。
乡镇干部是基层治理的主体，是乡镇政府运行的主要动力，在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针对乡镇干部的生存状态、工作环境和工作积极性等问题，提出有建设性的举措就显得很有意义，也很有必要。首先最为关键的举措应该是上级政府和公众要给予乡镇干部更多的信任和理解，以重塑乡镇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改善乡镇干部的公共形象。
其次要帮助乡镇干部走出“权小、利少、事多、责大”的组织困境，使乡镇干部既有能力应对自上而下的目标任务，又能积极回应民众自下而上的各类“小事”。事实上，在“权小、利少、事多、责大”的组织困境中，乡镇干部只能围绕上级的中心工作，完成上级的硬指标，几乎不关注乡村社会的“小事”，使乡镇干部离基层老百姓越来越远。
最后，乡镇政府不能仅仅建设成为规范化、标准化的科层组织，还应该与乡村社会和乡村工作的特点相适应。因为科层组织具有专业化、部门化的特点，而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问题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和琐碎性的特点，农民的许多诉求往往不是某个专业部门能对接得了的，而是需要依靠乡镇“多面手”的功能。此外，科层组织有繁文缛节、刻板僵化、相互推诿、自保自利、效率低下的毛病，这难以适应变迁中的乡村社会，更不能有效地回应基层老百姓的琐事。（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来源：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杂志，有删减）（责编：陈晖）
【关键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
高职教育占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学生同其他层次的大学生一样都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高职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提高教学的实效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突出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教学内容理论性强，不适应高职学生的特点。“高校思政课建设05方案”明确规定高职院校的思政课需要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门必修课，这2门课程与本科院校使用的是同一教材。高职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还是生源质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很多高职院校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简单压缩，没有根据高职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设置，导致教学内容理论性强，学生学习效果不佳。
（二）教学方式不够灵活，缺乏师生之间互动交流。目前许多高职院校的思政课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多数高职学生认为思政课教学教条化、书本化过强。课堂教学忽视学生的需求，重讲解轻引导、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理论说教轻心灵感受，缺少有富有成效的交流和讨论。虽然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都使用了多媒体教学手段，但从在方式上还是传统的教师系统讲授，只是把教案、部分案例转换成电子格式投影到屏幕上，这实际上还是传统讲课方式的重现，只不过是披上了现代技术手段的外衣而己。
（三）实践教学实施困难，多数实践教学流于形式。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两个基本形式，目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所占比重小，加上缺少必要的经费保证，很多高职院校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有名无实。实践教学活动需要学校有关部门的协助、配合及统一安排，可学校这一问题上的缺乏整体部署和指导，将实践教学任务交由任课教师承担，单靠教师的往往是困难重重。不少学校的实践教学因担心安全问题，实践教学完全以校园内部活动取代，使实践效果大打折扣。
（四）师资队伍建设不足，不能适应当前职教发展。据调查，部分高职院校存在专职思政课教师数量不足，教师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并且一些高职思政课教师理论功底不够厚实，缺乏实践和生活的积累，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少数教师受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政治信仰模糊，对社会主义前途表示怀疑。在师资培训上，由于缺少经费，许多教师没有机会参加培训、参与社会调研、出席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等活动，从而造成一些教师信息来源狭窄，教学和科研能力不能得到有效提高。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探究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反映出来的问题向我们表明，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包括多个层面。我们应努力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结合高职学生实际，精选教学内容。思政课的课堂教学必须从高职生实际出发，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要结合不同专业的特点，将教学丰富到学生的专业结构中去。其次，要突出高职思政课教学特色，必须增强实践教学环节。课堂实践教学可以进行专题研讨和辩论演讲等形式，除此可以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第二课堂，组织学生观看有关影视资料，指导学生社团活动，组织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就地开展社会实践，进行学校生活行为考察、社会公益活动和助人为乐活动以及社会典型人物事迹考察等社会实践活动。
（二）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实效。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来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注重把握课堂节奏，精心选择教学案例，提倡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促使课堂教学向学习型、讨论型和应用型过渡。
（三）注重职业素质培养，突出高职特色。高职教育培养的是高素质应用型、技能型的人才，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学把学生定位为即将走向生产第一线的人，要重点突出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现代企业观在要求良好的职业技能之外，对人才的勤奋、敬业、诚信、合作、创新等方面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院校应将专业培养目标贯穿于教学过程中，结合不同专业特点有所侧重，利用相关职业的内容来丰富和阐明思政课的基本原理，使学生的职业道德观念、品行符合企业与社会的要求，搭建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教学互通的平台，让学生真实感受职场岗位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求。
（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教师队伍是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的关键因素，这就需要教师具备崇高的思想素质、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明确的高职教育培养目标。可以通过精品课程建设、科研课题研究等途径，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学术水平和教学业务。完善思政课教师队伍的培训体系，采取社会考察、学术交流、学历提升等措施，培养骨干教师和学术带头人，力争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富有魅力的师资队伍。
（五）实施多元考核方式，建构发展性评价观。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应注重对学生知识、能力的综合考察，改变单一的知识性考试方式，实行多元考核方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综合考核。可以通过设计学生评价记录册，把课堂参与、课堂作业、日常行为表现、学习体会、实践报告、期末成绩等综合起来进行评价。
在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今天，做好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整个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总而言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任重道远，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摘要：对于教育来说，具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教育方法至关重要。本文重点对教育的方法进行探索，认为建构以学生为主体的双向性、开放性、探索性的教学模式，营造平等和谐的教学氛围，强化实践环节，建立科学的课程评估体系，是强化和改进政治理论教育的基本方法和根本途径。
关键词：双向交流 平等和谐 实践环节 课程评估
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指出：“一定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教育方法。——如果方法不对或不适当，也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好的方法对于认知和实践活动如同好的工具一样，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高校的政治理论教育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各种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复杂环境里，要加强和改进对青年学生的政治理论教育，充分发挥政治理论教育的育人社会功能，必须要改革传统的政治理论教育方法，努力探索和创立适合现代青年学生思想特点的教育方法和教育途径。这既是广大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政治理论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客观要求。
一、建构双向性、开发性、探索性的教学模式
课堂教学是学校政治理论教育的主要环节。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一直是实行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特点是一种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单向的、单方面的灌输，把政治理论教育过程完全看成是一种被动的理论灌输和知识传授。这种教学模式对理论的系统传授固然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生思想特点的变化，这种教学方式的弊端日益凸现。主要表现为政治理论课教学严重脱离社会实践，脱离学生思想实际，成为一种空洞的教条式的说教。教师一支粉笔，一本书，满堂灌，一言堂，根本忽视了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的主体性作用，扼杀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消磨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意识与探讨精神。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间不能产生共鸣，受教育者极容易产生排斥情绪和逆反心理，很难使政治理论教育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这样必然导致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不好、育人功能不佳的结果。这些情况说明，以教师为主体的单向灌输的传统教学模式已根本不能适应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需要，必须根据政治理论课程本身的内容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建构一种行之有效的与学生学习方法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双向交流、开放性、探索性的教学模式。
总之，以学生为主体的双向交流、开放性、探索性的教学模式，充分肯定了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供了有效的时间和空间。教师的教学活动和教学方法必须服务和服从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中心内容的需要。
二、营造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
政治理论课作为一种思想教育课程，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努力营造平等民主、亲切和谐和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使受教育者在宽松的教学环境中接受的理论和观点。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界中的师生关系一直缺乏民主。教师高高在上，处处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威信，教师的话似乎都是不能更改的真理，学生只能正面接受和理解教师的思想，而不能提出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否则，就是对老师的不尊不敬。在这种封闭、专横的状态下，难以形成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因此，必须彻底转变这种观念，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教师不能惟我独尊，居高临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扬民主作风，提倡探讨精神。要认识到教师并不是真理的化身，他们只是带领学生探索真理的领路人，在人格和真理面前，师生的地位是平等的。要提倡师生之间在理论上的相互切磋。“师生切磋，弦歌互答”，这曾经是中国大教育家孔子终身倡导并实践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在今天的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我们更应该提倡师生之间的相互切磋，共同探讨。在教学中教师要允许学生发表不同于自己的观点，对一些不同的认识和见解，师生之间可以并应当展开讨论。如果教师一时不能说服学生，要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观点。 因此，政治理论教育必须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既要立足于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事实，也要立足于当代青年学生思想异常复杂、异常活跃的事实，同时又要体现探索创新精神，要在增强政治理论教育的针对性、预见性上下工夫。
三、强化实践环节
理论联系实际，这既是的基本观点，也是强化和改进政治理论教育的根本途径和基本方法。的科学理论，它不是超然于人类社会实践之外的玄思遐想，也不是僵死的教条和冷冰的逻辑，而是深铸在人类社会实践之中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科学体系。要使广大青年学生真正掌握理论的真谛，领会理论的精神实质必须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实践。因此，必须把实践纳入教育教学体系，把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计划，并在时间、经费、组织和基地等方面给予切实的保证，这是加强和改进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环节。
四、建立科学的课程评估体系
教学方法的改变必然要求教学评估的方法随之改变。因此，改革课程评估方法是加强和改进政治理论教育的必要环节，它对政治理论教育的改革起着保证和导向作用。传统的政治理论课程评估标准主要是依据学生成绩的高低、及格率的多少以及教学文件、教学设备是否齐全。这种课程评估方法的导向作用就在于：教师为了使学生获得好的成绩，在课堂上总是尽可能地把所有的概念、原理一味地向学生灌输，而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也只得遵循着“课堂记笔记，课后对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后扔笔记”这样一种怪圈转。要根本改变这种传统的教和学的方法，必须建立适合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特点的科学的课程评估体系。
关键词：雾霾 治理 消费税 改革建议
国家委员会将PM2.5命名为细颗粒物，这些细颗粒物包括微小烟尘、硫酸盐、硝酸盐、微小有机物等，人们一般通过检测空气中的细颗粒物的浓度来潘盾空气质量，PM2.5的浓度过高时不仅会造成能见度低，还会影响人体健康。雾霾的直观判断是空气污浊，呈现出黄色、灰色与红色。雾霾的产生是由于工业发展所制造的二次污染。汽车尾气、二氧化硫、一氧化碳、餐饮油烟都是导致发生雾霾的“凶手”，但导火线却是气象原因，空气湿度较大时，空气所含的水汽量较高，遭遇静风现象后开始吸收颗粒，浮在空气中，造成空气能见度低的情况。
一、雾霾的特点与危害
雾霾受天气条件、季节气候与复杂地理条件的影响，越是发达地区，其空气污染情况便越差，灰霾是雾霾中比较特别的一种，它与英国和美国的烟雾性质不同，有关专家认为，它是一种新型的空气污染，灰霾主要是二次污染产生，灰色无味，无刺激性，大范围影响空气的能见度，但由于其属于我国特色霾种，尚未被国际接受，因此，下文中均已雾霾来统一称呼。20世纪中期，世界死于肺癌的患者逐年上升，引起了有关专家的研究，他们发现雾霾天气的时候，肺癌患者增加，于是大胆推测，雾霾是导致肺癌死亡率上升的原因，雾霾成分中有许多气溶性小粒子，可以被人体直接吸入，加重病情。关于雾霾的研究便被重视起来，其危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雾霾可以抵挡紫外线，因此，雾霾高发区孩子出现佝偻病；雾霾导致空气能见度降低，交通堵塞，严重时甚至发生交通意外；雾霾造成大气层的自我循环出现问题，增加光化学反应的机率；造成国家与社会的经济损失，由于雾霾会影响居民身体健康，造成社会劳动力缺乏，交通问题则会浪费人们时间，降低了工作效率，增加社会运行成本。
二、我国的雾霾治理现状
意识到雾霾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后，国家相关部门立刻做出反应，调查研究表明，我国一线城市的空气质量只有2%的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标准。其它城市都不同程度的遭受着污染。因此，我国相关研究人员开始积极寻找关于关于治理雾霾的方法，雾霾治理的步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降低大气污染源（节能减排、平衡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制定发展战略）；制定治理规章制度与建立人员分配机制，将责任分批落实；政府政策方面加强监管与调控。我国目前已经对大气污染排放量进行控制，对违反排放规定的个人与企业进行处罚，并修订了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应用，使得雾霾天气有一定的改善。
20世纪初英国进入工业时代后，英国伦敦便有着“雾都”之称，原因是英国居民开始使用煤炭作为日常燃料，煤炭燃烧后会产生小颗粒烟雾，配合伦敦湿润的气候便形成了雾霾，历史资料显示，雾霾发生后，英国伦敦居民在5数天内就猝死了4000多人，举国震惊。随后英国开始从颁布各项法律与政策，终于在100多年以后提高了当地的能见度。除了英国，其它西方国家有曾有过雾霾的经历，并经过不断地探索累积了许多有效地治理经验。他们分别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发展循环经济，从处理污染到防治污染（足够漫长的治理过程，人们发现没有预先防治的污染在治理的过程中更加耗时、耗力，无法达到提高社会效益的效果，因此，做好污染预防，建立防污理念，可以保证社会经济与生态经济的共赢）；调查情况与调控市场（调查污染情况，提升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建立市场调控机制，国家建立的相关法规从初创到确定与落实需要花费巨大的财力与物力，执行成本过高，因此，利用市场来进行调控是许多国家的首选）；严格监控地方政府管理，扩大参与范围（政府统一管理成本太高，且不能针对地方特点进行解决，将任务分配到地方政府上，并严格进行监控，扩大参与部门，不仅仅只让环境部门参与进来，动员全社会人们一起预防与治理污染）。
三、雾霾治理视角的消费税改革建议
消费税是一项间接税，是以消费品的转流额作为征税对象的各种税收的统称。可以选择收税对象，有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者行为的作用。其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可以根据税法规定来选择征税对象，具有可调节性；按照产品设计来确定税率；属于价内税，由消费者承担；征收环节具有单一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包括以下五种类型：对人类健康、社会秩序、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消费品；奢侈品；高耗能及高档消费品；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品；具有财政意义的产品。
雾霾属于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因素，因此，国家可以通过征收消费税来进行雾霾的治理，征收税种包括：污染产品税之车辆税；投入品税之能源税；投入品税之汽车燃料税；投入品税之燃料增值税；资源税；投入品税之二氧化硫税。征收对象可以包括：大型煤矿等产生颗粒烟雾的企业；燃烧产生有害气体的化工厂；交通运输排放有害气体的企业。
四、结束语：
本文讨论了雾霾的特点与危害，从治理雾霾的角度分析了消费税改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通过国内外关于雾霾治理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发展循环经济，调查情况与调控市场，严格监控地方政府管理，扩大参与范围才能有效的预防与治理雾霾。对治理雾霾改善环境的相关研究人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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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宇军.企业绿色转型：雾霾治理中炼油企业的案例分析[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97-102，110
关键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治理制度
1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特点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主要是指灌溉面积在0.07万hm2以下、除涝面积在0.2万hm2以下、渠道流量在1m3/s以下的农田水利设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与大中型水利设施比较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由于规模小、设施形态多样化。由于各地水资源的不同，加上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地理特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有丰富的形态，有些设施甚至可以手动自由移动。
2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治理模式分析
2.1集权治理制度
集权治理制度的背景是指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由政府部门集中资源兴建水利设施，集体组织拥有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由行政管理部门从上往下的发出治理决策。由于产权归集体所有，使用手续和管理关系简单明了，设施的维护及利用率高，且能够协调用水矛盾。随着家庭承包制的实行，集体组织关系薄弱，导致设施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主体缺失，使得设施在日益老化、失修后的同时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即使新建水利设施，也会出现质量不高，产权不清的问题。
2.2私人治理模式
私人治理制度下的水利设施的投资主体主要是设施所服务之农田的土地所有者或其经营者，这种模式下的水利设施通常是分布在地头田间的微型设施，一般都是由私人因地制宜建造的简单设施，直接作用于田间的灌溉排涝，作用范围小。除了少量的国家补助，私人治疗模式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一半由私人投资建造，产权界定分明，设施创造的直接收益能够给所有者带来利益最大化，所以对于具有稳定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设施经营者们，采用私人治理制度来对这种具有私人物品熟悉的微型设施进行管理非常合适。
2.3参与式治理模式
参与式治理模式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公共财政的扶持中，由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和水利部门主管的水利设施治理的经营管理权，移交给相对应的服务区的用水户手上，让用水户成为这些设施的主人来设施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用水户不具有所有权，只是对设施参与经营和维护。其实质就是把公共事物的治理权利从上而下不同程度的来转移，多中心治理。这种模式实现了设施的经营者与设施的利益统一，以此来调动用水户的积极性。用水户协会是非行政机构，具有互助合作性质，属于农业生产方面的非营利组织，其具有法人代表，工作内容体现出计划性、长期性和连续性的特点。由于其有一定的组织性，更容易与地方上各级政府部门沟通协调，深得广大用水户的信赖，在对外活动如筹集资金上比私人治理更具有信服力。但是由于设施的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的分离，又会一定程度的抑制农户的投资积极性，难免会受到原集体组织及各级行政单位的干预。而设施行政边界和用水户协会的管辖区边界的划分存在一定的区别，这就容易引起用水的纠纷。而农民不稳定的地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2.4自主治理制度
自主治理制度是指以上3种治理制度上发展演变出的一种新的治理制度。在一个小型水利设施的辐射范围内，由全体用水户拥有设施的所有权，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施治理决策，自主对设施进行供给、使用和维护。产权清晰，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统一，实现了责权利的三统一，避免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冲突。
3结语
总之，小型农田水利治理制度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任何治疗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必然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适用范围。本文通过比较，认为目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治理制度中的自主治理制度，能够为用水户提供更好的激励，促使其更好地供给、使用、维护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从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作者:李翠 单位: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水管总站
参考文献: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责任
为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我局根据人动及时调整了综合治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以局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并把综合治理工作纳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做到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完善日常工作机制，确保社会治安稳定。
二、加强学习教育，提高综合素质
一是认真开展了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大报告及讲话等政治理论的学习教育，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对食品药品监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组织全体工作人员深入学习了《药品管理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流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水平；三是开展了廉政、警示学习教育，观看了防腐倡廉电教片，学习了先进事迹，也加强学习了案例分析，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工作人员廉洁从政的意识。
通过学习，促进了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机关整洁文明，人人遵纪守法；树立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杜绝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未出现吃、拿、卡、要等违纪违规的现象。
三、加强监管，市场秩序
市场。全面落实日常监督检查制度，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一手抓好日常监管，一手抓好专项整治。今年，我局共检查药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86家次。共查获假劣药品、医疗器械3个品种，取缔无《药品经营许可证》销售药品3家。作出当场处罚6起，立案查处4起，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5份。有力地促进了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是大力抓好食品安全协调工作。抓住节日期间食品消费集中的特点，采取部门监管与联合执法相结合的方式，组织进行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先后组织协调经贸、农委、质监、工商、卫生、教育等部门，开展了元旦、春节、五一、端午、国庆、中秋等期间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检查了学校周边、农家乐旅游景点等重要区域，及糕点、肉制品、儿童食品等重点品种。
三是大力宣传食品药品安全知识。通过采取街头咨询、悬挂宣传标语、在电视台播放食品药品安全等宣传形式，使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政策、法律法规知识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有效地震慑了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药品行为，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县经济秩序快速有序的发展。
四、加强内部治安防范管理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和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改革，使农户成为了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的基本组织单元。然而，随着这两项改革的深化，一些新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其中尤以“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转向家庭经营以后的分散农户无组织地盲目生产和自营销售，难以与经常变化的市场供求形势相合拍，农民需要组织起来进入市场已成为各方面的一个共识。正在推行的农业产业化的使命就是在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解决“小农户”如何进入“大市场”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学者们对农产品流通问题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各种能够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经济组织及其与农户的联系机制上，其中“公司+农户”及其拓展方式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在实践中这种组织方式也被称为“订单农业”。现有的研究中，订单农业中交易关系的稳定性和针对契约不完备产生的违约与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机制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在对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机制的研究中，根据理论基础的不同，现有文献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文献主要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重点关注订单农业各种组织形态中契约的性质、类型及其对治理结果的影响；另一类文献主要借鉴了营销渠道行为理论，以社会交换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为基础，重点关注交易关系中的各种互动行为要素对治理结果的影响。根据农产品交易关系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农产品交易关系包括经济（economic）与社会（social）两个维度，它们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交易绩效。因此，上述两类研究文献实际上各自只强调了交易关系的一个方面。现实的情况是，参与农产品交易的农户和企业既不会完全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所假设的具有投机行为倾向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进行交易，也不会完全按照社会交换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所认为的具有遵循内在行为规范并追求社会结果的原则来进行交易，上述两种导向会同时存在于交易主体身上。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研究中上述两种导向该如何整合？鉴于现有文献还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解答，本文拟将营销渠道治理理论与角色理论结合，从角色理论的角度提出一个整合性研究框架，并提出一个订单农业中动态治理模型，以深化和促进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的研究。
二、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机制：多元理论视角
交易关系治理传统上被非常宽泛地定义为“组织交易的方式”，它是一个包括交易关系的开始、维持与结束过程的多维度概念。交易成本理论一般将治理定义为“为支持经济交易而设计的机制”。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最初的理论框架，治理决策被视为“市场”与“科层”之间的基本选择，前者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组织交易；而后者则通过统一的权威机构来组织交易。在交易成本理论后续的发展中，其明确地承认内部化交易的特征可以通过非产权或非完全一体化的形式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多样化的混合（hybrid）治理机制。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营销渠道治理理论吸收了社会交换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重点强化了关系中的社会要素一一社会规范（norms）的作用，从而提出了关系治理（relationalgovernance）的观点。针对我国农产品生产的特点，在非订单农业中，交易关系的治理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而在订单农业中则主要依靠契约。此外，一些研究还发现根植于中国农村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在稳定交易关系、抑制投机行为、提升交易绩效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下我们针对订单农业中广泛存在的几种治理机制进行简要的评述，而后在此基础上利用角色理论来整合现有理论。
（一）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的契约治理机制
在交易成本理论中，买卖双方之间的契约意味着一个具体的交易、双方达成的协议，以及假定在数量、质量和期限都已明确说明的情况下由价格、专用资产及其保护所构成的交换条款。交易关系中的契约机制即指通过交易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对各自应当执行功能的分工来协调交易伙伴的行为。契约体现了缔约者在某一既定时点上可以将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明确地在契约中写明并且可以据此做出详尽计划的假设，此契约可以详细地规定交易双方的义务和角色，并且具有非常强的法律效力。在交易成本理论中，学者们认为这种正式契约可以作为内部化的一种替代机制对交易关系进行治理。在订单农业中，龙头企业与农户通过签订契约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约定农产品生产与销售过程中的若干事项，从而将农户的生产、销售与龙头企业的收购、加工（或再销售）活动联结起来，达到将分散的农户组织化进入市场的目的。然而，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契约机制在治理农产品交易过程中有着先天的不足，从而导致了“违约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契约机制的有效性有赖于法律体系的保障执行，但由于农户与龙头企业实力对比的差距过于悬殊，往往使得法律保障作用弱化或失效，从而使得交易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二）社会交换与关系契约视角下的关系治理机制
虽然交易成本理论也承认“关系”的概念，并且允许交易针对不完全的契约进行调整，但这种调整的参照点是交易双方最初达成的协议，而非整个关系。因而，需要在法律契约的基础上考虑社会契约，或关系契约。Macneil融合了契约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区别于经济学视角下的短期或一次易，许多交易关系是重复发生的，他将这种重复发生的交易关系称为关系交换（relationalexchange），进而认为在长期重复性的交易关系中存在着关系契约（relationalcontract）协调着交易关系。在营销学中，这种关系契约被称为关系规范（relationalnorms），与之相应的治理机制则被称为规范机制，或关系治理（relationalgovernance）。在交易关系中，这些起到治理作用的规范指的是被交易双方所共享的对交易行为的期望，这些行为规范建立在关系双方不断互动的社会化基础之上，因而是为关系双方所共享的，是一种自我履行的关系契约。这种规范会在交易关系中形成团结的氛围，使交易关系具有充分的弹性，双方更加着眼于关系本身，而非自身短期利益。因此，关系规范是一种可以提高交易绩效的内生机制，而这种绩效提升的机制则在于其将一系列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背景中，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诉诸契约或第三方。一旦关系成员认同了这些规范，它就自发地着眼于关系本身的价值、考虑对方利益、抑制投机行为，从而促进交易绩效的提升。因此，在营销渠道治理理论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关系治理是可以替代契约机制的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
但是营销渠道治理理论的研究背景主要是B2B交易关系，这与我国订单农业中的交易关系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在订单农业中，交易一方是企业，而另一方则是农户家庭，组织性质上的差异和实力的悬殊使得建立在组织间关系层面的规范治理机制如何发挥作用成为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现有文献中关于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机制的研究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一些研究发现在不同类型的交易关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治理机制，即农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考察这种中国社会所独有的治理机制。
（三）嵌入在农村乡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治理机制
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以下简称关系）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是中国商业活动的命脉，长久以来，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也被视作是一种商业交易的治理机制。在B2B的渠道治理理论中，研究发现关系是交易关系建立与维系的基础，它可以提升交易绩效，促进交易双方的沟通与协作，还可以作为交易中冲突的解决机制和拓展交易关系的基础等。但由于关系类型与维度的复杂性，关系在协调交易关系中的作用机制也会非常复杂。关系同时包含着感情与工具的成分，现有研究认为关系作为治理机制（以下称为人际关系治理机制，guanxi-basedgovernance）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感情、人情与信任等机制实现的，但需要平衡感情、人情与利益的关系在农产品交易关系中，张闯等的案例研究发现无论是与市场机制，还是与契约机制同时出现，人际关系治理机制都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抑制交易关系中可能的投机行为、促进交易关系的稳定性，进而提升交易的绩效。而人际关系治理机制的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交易双方在持续重复的交易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友谊（感情），并通过人情法则来实现。在与朋友的交易中，隐瞒、欺骗等投机行为是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行为规范所唾弃的，一旦双方建立起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交易双方都会内在地、自发地抑制投机行为，着眼于关系本身的价值。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中，人际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传承于历史的行为规范对经济交易行为的影响更为强烈。虽然这种行为规范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为准则（如欠别人人情要还、不能背信弃义背叛朋友等）的基础上，这与组织间关系那种建立在互动基础上的行为规范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二者的作用机制却是相同的。在交易关系中，交易双方往往并不单一地依赖某一种治理机制来协调交易关系，而是同时使用多种治理机制，这被称为复合治理机制（pluralgovernance）。不同治理机制在特定的交换关系中可以产生相互补充的作用，如在由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构成的混合治理机制中，契约治理机制可以为关系治理提供一些基本的保障：在交换关系建立的最初确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并在需要的时候作为一种执行的机制；而关系治理机制则可以为双方提供一种柔性的适应机制，在不确定的交易环境中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在交易关系中使用复合治理机制比使用单一治理机制更有利于提升交易绩效。
（四）一点评论：角色理论的导入上述三种治理机制的理论基础是存在差异的，我们可以宽泛地将其归入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社会交换等理论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前者强调交易关系中的经济维度，后者则强调社会维度。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主导的研究强调交易主体是先天具有投机行为倾向并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体，认为它们具有精于算计的导向，因而强调对交易伙伴的选择、监督与激励，以及契约的设计。与之相反，以社会学理论为主导的研究则强调交易关系的社会结果（socialoutcomes），认为交易主体具有遵循社会行为规范的内在的启发式导向（heuristic0rientation），因而强调关系内的相互信任与双方共享的行为规范（来自互动行为的规范或来自社会的行为规范）。虽然上述两种观点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它们却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潜在基础假设，即它们都把交易主体看作是按照既定行为模式（精于算计或内在启发式导向）来行为的一元主体（unitaryactor）。然而，任何行为主体的行为导向都不是一元的，在不同的行为情境中，行为主体的导向是多元化的，不同的行为导向体现在行为主体多元化的角色（r01e）中。这意味着交易主体的行为导向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由于其角色是多元的，与这些角色相对应的不同行为导向也就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交易主体身上。因此，角色理论（r01etheory）将有利于深化和整合交易关系治理理论的研究，下面我们就转入对角色理论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整合性研究框架。
三、角色理论及其对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机制理论的整合
（一）角色理论与交易关系中的角色
角色理论源于戏剧学，后被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学者用来解释社会系统中的主体行为。角色是指个人在社会关系中处于特定的社会地位（position），并符合社会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角色是将一个或一群人与他们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相联系的一致性因素，因为角色决定了人的行为。在社会系统中，每个个体的角色都不是单一的，行动者在采取行动时会根据情境的需要进行角色唤起（roleevoke），根据情境条件所决定的超规则（metarules）决定所扮演的角色，进而遵循该角色的行为规则采取行动。当某个情境唤起了多种角色时，角色冲突（roleconflict）问题就出现了。因而，行动者在行为互动中，可能会不断地转换角色（roleswitching）以与互动的情境相匹配。虽然主体的角色是多元化的，但在既定的互动关系中总是有一种主导的角色（dominantolle）来主导行为主体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角色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而那些与他们进行互动的人就能够根据角色预见其行为，这就形成了角色期望（roleexpectation）。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中，某一主体感知的角色与其互动对象的角色期望是否一致决定了双方互动的效率，角色期望的一致性有助于社会互动，而角色期望的差异则会降低效率。建立在Montgomery的基础上，Heide和wathne将角色理论引入交易关系治理理论，认为交易关系中的角色分成两种：朋友（friend）和商人（businesspeople）。根据Heide和wathne的经典理论框架，尽管两种角色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交易主体身上，并且可以相互转换，但在既定的交易关系和时间框架内，交易主体倾向于选择一种主导的角色。一旦交易主体选定了某种角色，与该角色相对应的行为规范或逻辑就会引导其行为。当交易主体选择朋友角色时，他将遵循适当逻辑（logicofappropriateness）一种规则驱动（rule-driyen）的决策模式来采取行动，扮演朋友角色的交易主体倾向于按照既定的合作规范来行动，致力于建立与交易伙伴的规范性联系（nomativetie），并且通过为双方所共享的社会规范来协调交易关系，即使这样的行为会影响自身的利益也在所不惜。与之相反，当其选择了商人角色时，他将遵循结果逻辑一一一种寻求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模式来采取行动，扮演商人角色的交易主体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当收益足够大时，他甚至会采用投机手段，不惜损害交易伙伴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利益。显然，角色理论可以较好地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不同的研究导向整合到一起，交易主体在交易关系中的行为和采用的治理机制取决于其扮演的主导角色。两种角色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同时存在，当朋友角色在起主导作用时，商人角色也在同时发挥作用，只是没有主导行为主体的行为而已，反之亦然。
（二）基于角色理论的一个整合分析框架
我们根据角色理论和交易关系治理理论建立的一个整合分析框架，针对订单农业的交易特点，我们重点考虑契约和人际关系治理两种机制，我们将重点结合交易关系的特点来讨论龙头企业角色导向对交易治理机制的选择，以及对治理结果的影响。
我们将交易主体在既定交易关系中倾向于采用某种角色来行为的程度称为角色导向。显然，不同的角色导向影响着行为主体对交易关系中治理机制的选择。对于那些朋友导向更强的人来说，他在处理交易关系时更倾向于遵循朋友相处的原则，更加重视关系中的感情的培养与维系，更加重视关系中的行为规范、人情和面子法则，因而就会更加倾向于用人际关系治理机制。与之相反，那些商人角色导向更强的边界人员在处理跨组织人际关系时更倾向于公事公办的原则，因为人情法则会成为影响他们利益的负担，他们不注重关系中感情的培养与维系，一切从最大化已方利益的角度出发，从而更倾向于契约治理机制。显然，两种不同的角色导向包含着交易主体不同的行为逻辑，商人角色导向更多地体现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交易主体行为的假设；而朋友角色导向则更多地体现了社会交换等社会学理论对交易主体行为的假设。
在订单农业中，很多研究和实践都表明契约和人际关系治理机制都可能对治理结果产生积极影响，但二者作用的机制，以及发挥作用的情境特征并不相同。如契约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契约的完备性、针对不确定性要素的弹性机制，以及有效执行契约的机制；而人际关系治理机制要发挥作用的前提则在于交易双方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将交易行为嵌入在朋友关系中。而根据角色理论的观点，龙头企业的角色导向不是先天的，也不是既定的或非此即彼的，企业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境特征来选择或转换主导角色，以便于发挥治理机制最大的治理效果。
虽然农产品交易关系的情境特征是多元化的，但一些关注交易关系发展过程的研究为我们根据情境特征选择主导角色和治理机制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线索。相对于城市社会而言，中国农村社会仍具有相对封闭的特征。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农户对于外来的陌生人（陌生的企业）具有非常低度的信任和排斥。而人际间良好的信任关系的建立有赖于双方持续不断的互动与人情往来，这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显然，在良好的人际关系尚没有建立的阶段，人际关系治理机制是难以发挥作用的。因此，在双方交易关系建立的初期或早期阶段，龙头企业宜采用商人角色为其主导角色，重点通过契约机制来治理与农户的交易关系，此时双方的角色期望是一致的，都是作为商人角色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显然，如果单纯地建立在商人角色基础上，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交易行为是难以保障交易绩效的提升的，尤其是当外部环境（如市场价格波动）充满不确定性时，契约机制往往难以有效抑制投机行为、保障关系的稳定性。
因此，随着交易关系的持续，龙头企业应当不断地增强其作为朋友的角色导向，努力与农户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将农户的角色从商人转化为朋友。此时，交易关系中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机制就会更好地发挥作用，朋友关系中的人情与面子法则、义利兼顾的行为规则就会极大地强化交易双方关系的强度，令交易关系具有更强地抵抗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从而内在地增加交易关系的稳定性。当然，当人际关系治理机制发挥作用时，并不排斥契约机制同时使用，此时两种机制相互补充能够更好地提升交易绩效。当龙头企业的角色导向从商人向朋友转换时，当双方建立起了良好的人际关系时，交易关系中的角色冲突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农产品交易关系中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典型的同时包含情感和商业成份的商业朋友（businessfriend）关系，即Hwang所称的混合性关系，关系中强调感情的朋友导向（与朋友角色对应）与强调经济收益的商人导向（与商人角色对应）构成了行为逻辑内在的张力和角色冲突，这需要企业很好地处理。由于朋友关系中的情感元素对于追求经济收益的工具是非常敏感的，一旦在人际关系治理机制中失去了角色的平衡，交易关系很可能会恶化。因此，龙头企业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有更多的弹性，赋予其业务人员更多的角色自主性，让他们根据交易关系的情境特征来决定角色导向的倾向性，以更好地平衡两种导向与两种角色。
四、理论贡献、实践意义与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研究中理论基础多元化导致的理论缺乏整合的问题，本文将营销渠道治理理论与角色理论相结合，提出了一个订单农业中交易关系治理机制的整合分析框架，并根据交易关系的发展阶段提出了一个动态的治理机制模型。由于学科背景的特点，传统农产品交易治理机制的研究主要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这使得交易关系中的很多社会关系背景元素、互动行为元素难以进入分析视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营销学的角度展开了农产品交易关系中社会元素与互动行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以经济学为基础研究的不足。但随着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两种研究导向之间的差异也日益显现有待弥合。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提出了一个以角色理论为基础的整合分析框架，该框架为将以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以社会交换理论、关系契约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整合到一起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有利于拓展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深化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的研究。本文基于农产品交易关系发展过程提出的订单农业动态治理机制模型则体现了角色理论在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中应用的潜力，有利于启发后续的研究。
